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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历史视角”其实跟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相对而言。中国视角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新。而世界历史强调的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同“世情”变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视角和世界视角构成了不可分割、相互支撑的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立初期,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是本民族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全新的阶段,是对本民族哲学思维传统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扬弃。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吸取世界各国这些的精华,提出了很多世界历史理论,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的过程,才出现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本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不断民族化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一部分。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与世界历史的惯性分不开,如果我们要想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应该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的范围中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国家与国家关系、民族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任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都必须既有本土意识,又有世界视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已经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如果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固守陈旧,把它同世界问题隔绝起来,同人类文明大趋势隔绝起来,我们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真理、脱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只有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一个更开放的系统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才能更有效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解决前进路上遇到的全球性新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巨变,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人非但不能抓住时代机遇发展自己,反而形成了封闭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关起门来搞马克思主义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领域的差距逐渐拉大,并且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发展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内涵进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如此,我国学术界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这没有错,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发展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曾经那个只强调“民族化、本土化”已经不能够涵盖时代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我们必须拓展“国情”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要与“国情“相结合,还要跟“世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反映特定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像一把双刃刀,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既需要中国政府自身的努力,还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为其提供哲学理论基础,同时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与思路。而从世界历史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使我们立足于本民族的发展,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改革开放,吸收当代哲学思潮,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益成果,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所创造的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中走向现代化,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哲学基础,为中国面向全球化的挑战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和思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特意为中国所产生的,而是为探索真理,解放全人类服务的。要想探求真理,解放全人类,就必须用全人类能够共同通话的话语系统,而不是采用那些从本质上说不可转译的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系统。而从世界历史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对人权与主权、正义与利益、多极与和谐、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有共同的语言,这样我们就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就能使马克思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并逐步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这样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创造条件。
现代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关注中国现代化建设,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教训以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民族的社会变迁都具有“世界意义”,都会影响世界并且都受到世界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中国化还要关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地加大,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代性的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而我国出现的各种发展问题,也将成为全球问题的一部分。总之,研究现代化建设问题,就必须有世界视野,就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创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也是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研究的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被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经从概念上升到实践,这导致了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机会日益增多。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利于世界各国文明相互借鉴和吸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强有力的学习和对比的参照物;另一方面,在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下,必然会出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必然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兼容并蓄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研究不能盲目陶醉于自身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应该兼容并蓄。自觉吸纳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化,勇敢地扬弃自身的局限性,在吸收的基础上再创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具备的文化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历史现象,它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既有中国特色的社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以葛兰西为代表的实践哲学,这些哲学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曲解的地方,但是毕竟它也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并且引入20世纪西方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而且他们大多生活在西方国家,耳濡目染,对马克思主义掌握颇多。他们推出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新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而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应该在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合理性的同时,明辨真伪,抛弃其歪曲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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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上,遵义会议顺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因为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逐步创立了关于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形成。革命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调集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党内主要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从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才能赢得胜利。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根本上统一了全党全军思想,凝聚了全党全军力量,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使他们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党的“二大”在列宁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开端。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只会照搬照抄,从而犯下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旗帜鲜明的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但是毛泽东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认识,反而受到了批判和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红军在战斗中节节失利,红军主力遭受巨大损失,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中央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激昂的苦难征程。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然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却奉行逃跑主义,一味退却、消极避战,多次错失歼敌良机。湘江会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由于叛徒出卖被迫中断。这次意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同志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重新考虑这个革命究竟怎么搞的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3]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顺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进行探索。长征开始后,许多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实现革命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无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解决。正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不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在长征途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对比,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逐渐为党内的多数同志所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精髓。正是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了教条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用惨痛的教训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所认同,长征用事实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地位的确立,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中的核心地位,使长征最终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准则。
其次,长征中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是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准。它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原则的成功实践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有力保障,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赢得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并为建国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从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三,长征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新发展。群众路线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反映,虽然它的提出是在长征前,但正是长征使群众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无根据地、无后方、无依托,甚至连最终目标都不确定的战略大转移中,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在民族问题上,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长征时期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不仅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使党保持旺盛而不竭的动力,也为党实现从“关门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之一。”[5]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由于时间紧迫,只是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领导机构问题和军事问题,仍然还存在着一些遗留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谈到博古时就曾经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6]
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纵观全局,把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和决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在党内实现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与此同时,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及时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性问题。
“长征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7]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在总结长征胜利以及中国革命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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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式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民主革命实践检验并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里熠熠生辉,魅力长存。他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积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基本经验,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可或缺的基本思路和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亦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与获致世界意义的完美典范。
一、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其创立者们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仅囿于书斋和学院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既定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方式,一种不断与时代现实、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批判精神。对此,恩格斯这样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些论述无疑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视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科学,而是被当成生搬硬套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现成教条。这种情况不仅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尤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和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之中,并且充当了革命战争的急先锋。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主要特点缺乏认识,同时又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自身独立自主性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抵御不住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至于使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明显存在间距,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诸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另一条是走在偏僻农村进行武装暴动的路,诸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然而,这两条道路,到底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认识到,第一条道路适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人依靠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反动统治势力集结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都非常落后,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要打破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模式,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自觉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在客观效果上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获得了自觉性、主体性与能动性。
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要么陷入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沦为“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二次革命”的理论),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左”倾冒险主义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不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急躁盲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使得红色根据地在反动派的围剿下几乎丧失殆尽。在随后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又遭受到重大损失,以至于濒临绝境。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由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红军和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才逐渐趋于一致,即一致认为要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驱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迷雾。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的指导原理”(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渐露端倪。
1939年,毛泽东在《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对“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作了理性表达,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命题。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巨大努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也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此外,在《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使用了类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实践诠释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从内容构成看无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具体运用及其成效。毛泽东借“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射,也不能不射,而是既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又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和提升。通过这个成语,毛泽东十分清楚地告诉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不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不是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硬地相结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并理性、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接起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的部分加以改造与提炼,因为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而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非一种异己的存在。毛泽东是他那个时期党内领导人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最为熟悉的理论家,他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解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既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这是被无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个客观规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前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和主要特点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所做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
二、正式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无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这是因为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仅就理论形态上而言还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倡导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毛泽东一生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没有像其他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出国留学,而是选择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他有这样的认识,要想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就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并对之做出实地调查及研究。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亲身实践,尤其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根本实质始终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关联,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李大钊曾经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表明李大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同样为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在陕北时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读了这些书之后,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容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他从中找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充分表明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并不罕见,如瞿秋白,王明等人。特别是王明,由于曾经留学苏联,经过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可谓烂熟于心、出口成章,号称“党内理论家”,但他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没有真真切切的具体理解和感受。可以说,王明是“经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实践派”的理论家,更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这也是中国革命早期所面临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无能为力,甚至给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这种状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像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信条。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做出简单阐释,而是要进行革命实践并从中取得成功经验,才有可能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主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已经初步成熟,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形成了自身完备的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范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范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或者说这是一个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结出的重要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作的《论党》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我党创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指导思想和理论。叫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七大”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进行改造和创新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有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凝结着毛泽东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它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品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而提出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革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不切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具有一定民族形式,容易被人们掌握并用于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品质,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严厉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即香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同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断发展的品质,是系统的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准确的科学定位,并且全面而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和深刻反思的结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继续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对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仍在发展。比如,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革命转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等方面,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特别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失误无疑是难免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其体系和内容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进入了新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成过程。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来看,毛泽东思想既是一个伟大成果,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源头,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又为实现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做了具体解释,回答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谓立场,就是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讲过要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工农兵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明确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地主买办的立场和少数反动分子的立场。这实质上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所谓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观点,就是运用这样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不仅没有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而且没有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所谓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协调和整体系统的方法,可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彰显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理论品格是毛泽东以一贯之的行动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三者密切联系并相互交叉。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精髓。
摘 要: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物,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创建繁荣的祖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对象、树立正确价值观、掀起群众路线”等思路。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近代思想改造 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论,然而,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强调通过对外在的人的灵魂教化达到内在的精神升华,进而达到主观伦理意志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在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1认识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针对不同的人群毛泽东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性和战略性:(1)对于剥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强迫性的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改造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强迫地主参加劳动,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身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其剥削阶级立场,使其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一员。(2)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要成功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尽管在后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左”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先进的想法。(3)对领导干部的改造则主要从反腐败展开。1951年的“三反”斗争,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都是围绕反腐败这一主题展开的,也是对领导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实践。后期的““””运动尽管也是一种体制外的解决干部问题的实践,但由于“_”的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证明了解决干部问题仅仅靠思想改造而没有制度辅佐是难以顺利实现的。(4)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对农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认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来消除农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泽东针对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国,然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灭的,因此,建国之初整个新中国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改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当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改造的目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自私自利,强调官本位,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官本位则是官僚主义的“老爷”作风,这些都违背了毛泽东“公平”“公正”的价值观。针对这些残留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处于什么岗位上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谋取私利。在当时也树立了诸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榜样。只有具备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人们重视,在近现代思想改造过程中也一直被奉为圭臬。
1.3以群众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推动方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众运动。在思想改造中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广大群众带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对各阶层人民产生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为了强化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泽东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融入到群众运动之中。借助毛泽东的“四大”,群众一方面通过批判、批斗等形式帮助改造对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过对别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众运动推动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国期初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转变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靠群众的批判、批斗运动往往会造成混淆政策标准、颠倒是非、伤害人心、践踏民权的后果,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思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整个新中国的
进步和繁荣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一个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其科学性,从灵魂深处对其认可。
2.2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时候要坚持认识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其思想的重要历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具体结论过时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进性。
2.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任何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学会传承,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3.结语
毛泽东思想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在,毛泽东思想始终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延续并发展。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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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视学习、不断加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因善于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而避免和克服了各种危机。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问题,其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指导我们的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学习思想;学习问题;学习方法;意义
什么是学习呢?其实,孔夫子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道出了学习的本质。学习是一个探索知识、寻求真理的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不停地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学习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活动也开展地如火如荼,“学习”正在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和使用的一个高频率词汇。
一、毛泽东学习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从小爱读书爱学习,在其一生的诸多论著中,阐述了不少关于学习的真知灼见。最近拜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学习和时局》等文章,感触颇深。这些文章使我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不仅在革命的军事理论方面思想深刻、认识深远,而且在学习方面也有着深刻辩证的开拓精神和总结性的思想认识。由此引发了我对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研究兴趣。
所谓学习思想,是指人们对学习的本质、学习观念、学习态度、学习原则、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多层次的思想体系。关于毛泽东学习思想的含义,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为学界所公认的概念。我认为,毛泽东学习思想是在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综合探索,总结、继承和发展了许多治学经验和优秀成果,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革命为中心和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习思想体系。在《论语》中,孔子主张学、问、思、习、行相结合,而毛泽东同志对学习思想的论述也相当广泛,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
毛泽东同志一生博览群书,从古代的传统文学到近现代文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惊人不已。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学问家。
毛泽东同志爱学习,但认为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特别重视学习方法。他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做读书笔记,读完一本书后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迹,有的是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做出的标记,有的是对书中某一观点得出的自己的见解,而且遇到好书要反反复复地读好几遍,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学习要活学活用,不能刻板教条、死记硬背。毛泽东同志说,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是讲义之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毛泽东就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一直秉持严谨的学习态度,他认为学习要踏踏实实、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不能投机取巧、半途而废、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象的说:“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是说我们学习要脚踏实地,不能徒有虚名。他认为:“知识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他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他说到做到,到晚年一直坚持学习,即使自己不能读书了,还坚持让人给他读报纸,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向我们展示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毛泽东同志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方面都有着精湛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的学习毅力和求知精神,令我们钦佩,这对于知道我们的学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我们的学习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经济建设大潮和文化多元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学习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学风等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些的问题。
(一)学习目的不明确
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知识,应补什么知识,不加选择地、毫无目标的拿来便学;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学,单纯的为了学习理论而学习;有些人学习不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祖国做贡献,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利用学到的知识技能谋取利益、危害人民。
(二)学习方法不得当
往往只注重理论的学习,学而不思,不会学以致用;不注重与实践相结合,不注重调查现状、研究历史,不会结合实际进行灵活运用,不会指导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停滞不前,不敢大胆创新;不注重知识的积累,容易一知半解,做不到持之以恒、举一反三。
(三)学习态度还不够端正
把学习看作是一种负担,看作武装自己语言、装点自己门面的需要,学习往往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失去了学习本来的意义,并没有真正地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四)学习氛围不浓厚,缺乏良好的学习风气
学习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往往是三分钟热度,想学了就多学一点,不想学了就把学习抛之脑后,做不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学习中往往囫囵吞枣,浅尝辄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学习的灵气和灵感,缺乏钻研到底的决心。 (五)一味地崇洋媚外,不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不学老祖宗几千年积淀下来优秀文化,只读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影视作品,过西方的节日,有的就只会忙于网络,走所谓的时尚。
三、我们应该如何学习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无论是科学地总结经验还是顺利地推进又好又快的发展,抑或建立学习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都需要认真地加强学习。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发掘其深远的学理和科学的方法,对我们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我们必须通过“有的放矢”的学习,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方法,才能适应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富于新活力。具体来说,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我个人认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树立长远的奋斗目标,有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知道自己学习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才能激发自己学习的动力。在学习中,要像毛泽东一样善于思考和质疑,有目标、有计划,不懂就问或反复阅读从而达到理解和消化知识的目的。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在飞速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我们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就必须把学习从单纯的求知变为生活的方式,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二)在学习方法上要坚持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课堂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要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在学习中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拓宽创新领域,切实解决学习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毛泽东学习的经验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知识也是同等重要的。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但反过来又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因此只有把书本知识融汇到社会实践中去,同时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强化自己的知识,多读、多想、多写、多问,增强自学能力,发挥学习的自主性,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在这种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和有所发明。才能提高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效果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三)要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
要使每一个人都深刻体会到学习不仅是个人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本领的重要方式,而且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传承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成功、成就、升迁等原因的85%是因为我们的态度,而仅有15%是由于我们的专门技术。要把学习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学习不能与生活割裂,只有把学习与日常工作生活融合在一起,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彻底摒弃懈怠之心、功利之念,真正把学习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学习才能自觉,才会恒久,才会有生命力。
(四)要建立良好的学习机构、体制和教育制度
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习惯成自然。并且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有“钻劲”和“挤劲”,不能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五)要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其继承与发展,对西方文化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防止西方文化渗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总之,我们一定要摆脱考试性被动的学习模式,要主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读书学习,寻找最前沿的一流的知识,并通过一些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边学边做,为解决实际问题去读书学习。我们应明确学习中最重要的不是死记硬背某些知识,而是要深入理解和认识,学习只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关键是要抓住理论的精髓,活学活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去,实现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和推动作用,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去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境界,孜孜以求、苦学不倦,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增强本领;在学习中陶冶情操、开阔胸襟、提高修养。我们要时常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学识、眼界、能力等方面的不适应保持警醒,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重视学习、热爱学习,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中补“钙”、健“脑”、充“电”,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人类若不懂学习,不会学习,一切都无从谈起。毛泽东的学习思想有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学习是人的一种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创造人人奋发学习的氛围,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精华,做到全民学习,人人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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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国化的经验与启示,对于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着极大的帮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同中国的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它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推进和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历史经验,指导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倡导和体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向人们昭示了一项伟大事业的前进进程,给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指引人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人们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指导,是中国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和经历。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 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科学体系,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既要坚持基本理论,又要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一些改变,使其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理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是一项事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败的特殊困难的事业,它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而开拓、创新和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在中国的开创和不断推进是历史的必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和科学的进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理解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并且开辟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识,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纵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漫长而又复杂,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经验和启示,今后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自身的提高,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增强国家综合势实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最初就是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而三次主要飞跃都是围绕这个主旨进行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宣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继而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邓小平理论也是基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提出的,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开辟了具有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国内外的特殊形势加深了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又一与时俱进的发展。无论马克思主义怎样被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旨是不会改变的。
〈二〉在发展和改革的同时,坚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综观历史,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立志与改变旧中国的状况,但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的正确决定,不管是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时,还是在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应当坚定不移的坚持下去。
〈三〉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都是建立在立足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现状而进行的,不管是在建国前,建国初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今天。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在立足实际的前提下得到的,也由此告诫人们一定要记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进行发展和改革。
〈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它要求在被应用的同时,不断推进和发展,科学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着眼于现实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基于科学运用其基本原理的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发展和创新,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产物。
〈五〉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具代表意义的三大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主要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但其基点是为人民服务,为保护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点和出发点。所以,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坚持为人民及其利益服务,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坚持的取得社会发展和改造的根本手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构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发展生产力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更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首位。
〈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更新对思想路线认识过程。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抛弃了解放思想和事实求是的原则,使得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倾向错误,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二代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更正党内思想错误问题,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开辟了新的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事求是思想的重现,是科学总结经验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指导实现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是大大的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它不断推进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也将继续促进中国社会以及人民生活的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今后的发展和实践中我们应当毫不犹豫的正确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将之发展和完善。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互动的必然要求和伟大成果,是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思想保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基本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涵义(什么是“化”)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用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直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毛泽东主席曾有一个非常形象地比喻。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者的关系就是箭与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和建设之“的”。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和建设之“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而言就没有用了。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理解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一方面,它们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另一方面,它们是有联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则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为什么“化”)
如果一个政党学习一个理论,不消化了或者消化不好,会怎么样?同样,这个政党肯定会出问题,甚至是带来灾难性后果,甚至为死亡。就以我们党为例。由于王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导致毛泽东等辛辛苦苦创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丢失,导致差一点就断送中国的大好前程。打个比喻,马克思主义就好比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外国女人,她嫁到了中国,丈夫叫中国共产党,公婆是全体中国人民。这个洋媳妇嫁到中国,她就要和中国相适应,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等都要中国化。否则,肯定就是不和谐,不和谐就会产生问题。产生什么问题?离婚是小事,弄不好会家破人亡。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化”成什么)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要化成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第一,民族化。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使之在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只有这样,中国老百姓才听得懂,才喜闻乐见,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从而在中国大地扎根、开花、结果。
第二,当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体现当今时代发展的具体特点和要求,去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为什么要当代化?因为当代的问题的只有当代人来解决。为什么过去的人不能解决当代的问题?因为历史局限性。什么叫历史局限性?就是谁也不不可能跳出自己所自下而上的那个历史环境。如果让我们解决200年之后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得了吗?不可能。因为到那个时候,连问题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解决。如果非要解决,只有错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现在的科学发展观都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代化的产物。
第三,具体化。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办法,用以解决中国具体的问题。
第四,理论化。就是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体系化,变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我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
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化成这样?我们不妨来个逆向思维,看看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化成这样,会是一个什么结果。第一,如果不民族化,本民族的人民就听不懂、学不会,听不懂、学不会怎么应用。第二,如果不当代化,就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我们要它何用。以前的问题已经解决,未来的问题还没有出现。第三,如果不具体化,就不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我们要它何用。第四,如果不理论化,就不方便掌握、不方便学习,结果是不方便运用。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怎么样“化”)
通过上面讲解,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不中国化不行。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瞎化、乱化、胡化行不行?当然也不行。如果瞎化会怎么样?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不化不行,瞎化也不行,化的时候有方式方法。到底应该怎样“化”才可以呢?要掌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它的理论前提。
你要消化东西,你必须先把东西吃下去。同理,你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你必须首先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对周围环境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是它的实际基础。
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你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你必须先了解清楚实际是什么?
第三,科学全面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它的实践基础。
党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一定要科学、要全面。
第四,坚持不懈地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是它的思想条件。
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反对。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它的根本原则和重要保证。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五条相互联系,互为前提,缺一不可,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其中,第一条是理论前提,第二条是实际基础,第三条是实践基础,第四条是思想条件,第五条是根本原则和重要保证。为了大家记忆方便,我对这五条进行了一下简化,简化为“五句话、十五个字”,分别是:学习理论、做好调查、总结经验、反对主观、解决问题。
实践证明,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我们的实践就会陷人盲目性,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摘 要】对于一个学习时政的当代大学生来讲,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必修课。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成为其学习了解的重点对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详细来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得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它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一直遇到了重重的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时的政党人员还未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概念。然而,自从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政党才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它是中国共产党崭新的思想武器。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逐渐与中国融合,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中国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也迎来了另一个“春天”。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与诞生
虽然当今社会发张迅速是一个高科技的新时代,但对于政治方面的研究我国的领导也是十分强调,而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与哲学的理论成就等方面均颇有研究,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由来,却着墨不多。
说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自然而然的就让人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了。曾听老师讲列宁曾在1913年3月刊载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杂志《启蒙》中,第一次明确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共有三个理论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19世纪人类创造的优秀成果基础上产生的,而它的三个理论来源分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并在文章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反动势力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它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简单了解,也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顾名思义,其实简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开始的。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我国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就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并提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用到中国实践当中去的思想。在1936年至抗日战争剧烈爆发的时期,有许许多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发起了一场文字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并且纷纷提出“中国化”的主张,而后这一主张更是不间断。直至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算正式应用于中国革命
二、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的研究的出发点和工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总是在夹缝中生存。为此党一直都在寻找可以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我国当时的状况---农民人口占多数,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过低,即使经过了社会主义大改造,也依旧摆脱不了当时现状。而此时,套用一些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理和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根本不可能实质性的解决这些问题。盲目的抄袭照搬只会让我国陷入更加深的“深渊”中,因此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必须依据当时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第一,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也不对外国经验照搬,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长补短,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实际的道路,并制定正确的方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实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革命建设更好的发展,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更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的取得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势在必行,是中国繁荣富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与联系
在我们学习过程中谈论最多和接触的最多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西方有没有马克思主义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因为两者存在的国家不同,政治不同注定两者是有区别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都叫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首先,两者存在区别。两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理论形态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示的独特魅力,它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注重学术意味。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它从人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更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除此之外,在理论视角、问题域和研究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上也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其次,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第一,从本质上来讲,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法。第二。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与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的帮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受启发。其三,从理论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诠释与理解,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几乎是同时展开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也在某些方面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依据。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论观点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普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进也是有关联的,它们两者之间的的相同点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必然现象。最后,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将面对新的挑站,因而也许两者可以互相融合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为中国解决了重重难题,同时使中国的丰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2]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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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政治委员)、张云逸、韦拔群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邓小平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始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到1929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平江、黄麻、百色等100多次武装起义。但受“中心城市论”的影响,有不少起义未能成功。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胜利,对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所取得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成功发动闻名全国的百色、龙州起义,实践和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1929年9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不接受中共的劝告,仓促反蒋(介石);当时的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为此,邓小平经过深入分析后,力排众议,强调指出,在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闹革命,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应考虑我们党在左右江山区的群众革命基础优势。10月,俞、李反蒋失败后,邓小平果断地摆脱“城市中心论”框框的影响,把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左右江山区。邓小平等把第四、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等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后,坚持把加强党掌握的正规武装改造同左右江工农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极大地调动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细致准备工作,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先后举行了闻名全国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西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局面,与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遥相呼应。邓小平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不仅与毛泽东1927年进军井冈山的伟大创举是同曲之作,而且还体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对邓小平领导左右江革命斗争实践的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不但可从1930年1月中央的肯定评价中得到佐证,“七军是仿朱毛编制,这是对的”[1]197,而且还可从邓小平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邓小平曾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听了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经验,“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2]87。
第二,邓小平创建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朱(德)、毛(泽东)路线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把广西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同湘粤边界的朱毛红军相结合,并取得当时中共中央的同意。邓小平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既体现在革命斗争区域和发展方向上的选择,又表现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工作上。如把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民族工作以及土地革命等结合起来,特别是他灵活运用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把广西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新型人民军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由于把各项斗争和建设都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拥有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正规红军近万人的为全国所瞩目的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并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百色起义“在全国政治上同样具有极伟大的意义”[3]。199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又曾称赞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4]。由此可说,邓小平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三,邓小平成功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1927年9月毛泽东等领导秋收起义,在“中心城市论”的影响下,起义部队连连受挫。对此,他果断地把起义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开辟了我们党和红军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由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更由于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强大势力,同时还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致使他的全新思想未能在当时的党内起决定作用,直到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城市中心论。
1929年9月(过去长期以来对此存在多种误说:1929年初、夏、6月、7月、8月6日,笔者近来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考证应是1929年9月)邓小平从中央到广西领导武装斗争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都指示他和广西党的组织应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1]69,即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1929年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要求:“全省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甚至批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邓小平在斗争实践中,不盲从上级指示,而是将党中央指示同广西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并借鉴毛泽东的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创造性地将广西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我们党有群众基础的左右江山区,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第一,邓小平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邓小平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既不同于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也不同于先举行武装起义受挫后向农村转移的秋收起义,还有别于依靠农民武装逐步发展成立红军的横弋起义。它是邓小平等有组织有计划地率领革命军队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同当地工农运动相结合,在分兵围歼地方豪绅团局和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后,发动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因而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壮大,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且还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内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改变旧军队成份、加强部队整训等举措,开辟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途径;二是通过必要准备、选择时机以及把正规军队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措施,创造了武装起义的新形式;三是通过统战、计划组织以及把反帝斗争与建立革命政权、土地革命与民族工作结合起来等措施,开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四是初步总结了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规则和定向、内线外线、避实击虚、发动群众等新思想。
第二,邓小平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在反对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建发展起来的,在实践斗争中又善于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各项建设有机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
一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抵制党内“左”的干扰,开展上层统战,同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重建革命统一战线后建立起来的,这一实践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正确对待中间阶级策略问题,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二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邓小平勇于探索突破党内“城市中心论”框框,果断实现革命立足点转移,将正规武装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胜利革命成果,有力地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革命动力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三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在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等族杂居地区进行的,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实践,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三,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斗争坚持反帝反封斗争相结合,为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祖国西南边疆,西南面与法属安南(越南)毗连,当年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曾给予安南人民极大鼓舞与影响。所以当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遭到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不但多次派出飞机入侵龙州领空而且还不断配合新桂系军阀军事封锁左江革命根据地。对法帝国的挑衅和侵略行径,邓小平等及时制定了反帝斗争策略。
l930年2月7日,他从上海回到龙州后,就立即加强了对反帝斗争的领导,并于当月10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2月19日,笔者经考证认定为2月10日),领导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没收了海关、领事馆和教堂的非法财产,并将法领事驱逐出境;同时还在会上宣读了《告全国民众书》,并用英、法两种文字通电全世界。龙州军民的英勇反法帝斗争,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高度关注。这样,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根据地军民把阶级性与民族性融合起来,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掀起了反帝斗争高潮,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反帝运动谱写了新篇章。
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依据根据地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杂居的特点,因地制定并实施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少数民族人民登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舞台,成功地解决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复杂民族问题,既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又为中国特色民主革命民族理论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90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并适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和措施,为做好各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1922年7月,党的二大明确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要求中央临时政府重视民族工作。各地方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实践了党的民族团结工作。
诚然,客观地说,在长征之前,由于我们党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接触不多,加之党又处在幼年时期,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都缺乏详细的了解,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尽管在党的民族纲领、政策的指引下,南方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加第一次大革命斗争,推动了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引起了我们党的关注。对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派遣了一大批干部到民族地区发动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如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军政干部到湘西组建工农革命军和创建苏区;1929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为中央代表,以及贺昌、陈豪人、张云逸等40多位干部先后来到广西成功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边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然而,由于深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致使许多民族地区的起义没有成功。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在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同时,还实施挑拨离间的分化政策,所以左右江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前夕,亟待采取民族团结政策措施,促进左右江各民族空前大团结,为壮大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和巩固革命政权贡献力量。为此,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始终坚持党为各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采取一系列体现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措施,成功地解决了根据地中的复杂民族问题,为胜利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巩固发展左右江根据地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各民族团结奋斗是百色龙州起义取得胜利之基。
还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境内聚居有少数民族的主要有左右江、琼崖、闽东、湘鄂川黔、西北等革命根据地。但除琼崖革命根据地外,其余几个聚居有少数民族的革命根据地,都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建立,且这些革命根据地内聚居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主体民族,其中人口数量较多的黎族在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畲族在闽东革命根据地中,也仅占10%和5%,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的壮族人口占85%,汉族仅占10%[2]51。显然,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谱写了一曲壮、汉、瑶、苗等各族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凯歌。
在百色起义前的1929年10月,邓小平指示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派出钟鼎、严敏、李朴等到东兰县协助韦拔群制定和颁布《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强调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对瑶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身等方面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1]94-95。尽管这一政策中仅提到瑶民,但在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是左右江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依据。在发动百色起义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在认真总结韦拔群领导的东(兰)风(山)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斗争经验,积极贯彻中央关于苏区民族工作的指示原则的基础上,又相继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如《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红七军政治部:土地革命》、《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苏区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律平等的主张,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当家作主的作用。
以上草案、政纲和条例的制定出台以及贯彻落实,使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和民族团结政策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付诸实践。应当指出的是,如前所述,在长征之前,从总的来讲,我们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因此,尽管从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民族自治”问题以来,我们党也曾在一些地方对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针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1926年1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解放苗、瑶决议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得到贯彻执行。由于江西是我国少数民族成份较少的省份,所以,红四军在1929年1月颁布的布告中,也仅提到了我们党早已提出来的“满蒙回藏,章程自定”的纲领性口号,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尽管在实践中也解决了一些民族关系问题,但真正地将其提到民族政策的执政高度并付诸实践的还极为少见。
与此同时,1928年党的六大也曾做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陈述了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各地准备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今后召开党的七大列入议事日程并写入党章中。但由于缺乏实践的经验,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党的六大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也没有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规定。在左右江特别是右江根据地中,邓小平把民族工作提高到局部执政的高度,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的规定,把过去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内容,又使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操作层面。左右江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有益探索,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在1930年3月2日的中共中央指示信中,就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对于瑶族,“我们去同化他们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的生活苦痛,宣传汉瑶平等待遇,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1]239。以上历史史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实践和丰富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理论
邓小平在组织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政策与民族政策结合起来,正确解决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土地问题。总起来讲,主要采取了以下五大措施:
第一,把开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教育与民族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结合起来。邓小平在领导红七军前委和地方党组织,通过会议决议、布告以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同时,又指派民族党员干部把左右江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工会、农会建立起来,通过这些组织中的民族党员干部把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到广大群众当中去,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促进各族人民与党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第二,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一方面及时总结了韦拔群在领导东兰农运中所提出的“严禁虐待瑶民”的主张,以及“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1]93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依据右江地区的民族特点,同韦拔群、雷经天等相继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有机地把民族政策的实施与土地革命的开展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了右江地区的各族群众为创建、保卫根据地而浴血奋战的巨大热情。
第三,教育培训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推动革命斗争的开展。在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通过办班短期培训、选送正规院校培训、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实践锻炼等途径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使一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右江地区的革命中坚力量。据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10000名红军战士。其中,在右江特委的11名委员中,有9名委是壮族;右江苏维埃第一届执委的11名执委中,有6名壮、瑶族执委,第二届执委中全部为民族干部;在团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机构领导干部中,有壮族干部108名[5]。
第四,废除民族歧视,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不仅给予少数民族人民有居住、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切实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给予少数民族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还禁止买卖婚姻,反对包办婚姻和虐待、拐卖妇女儿童,解救丫头,以保障婚姻自由权利和保护各族妇女儿童的权益,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风土人情,遵守少数民族公约,以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社会地位。 第五,在邓小平、左江特委和红八军的领导下,左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法帝斗争,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左江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民族解放斗志。
由此可说,邓小平成功地在民族地区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灵活地把民族团结与阶级性、民族性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社会动员,首次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沿边革命红色政权中,有效实施社会基层改造,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建立起新型的民族团结革命红色政权,从局部执政层面对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实践与探索,创造了一个既属于全国工农民主专政的一部分,又“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区域革命政权模式的雏形”[2]258,是我们党深入了解、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
这一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既为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后来实现民族团结理论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有益的实践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6]。这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理论的实践与探索的理论价值,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富现实价值。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不唯书、不唯上,尊重客观实际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既为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成功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资源”[7]。
1929年夏,新桂系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了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由于广西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深厚的工农运动基础,尤其是右江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仍有余少杰、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农军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所以俞、李想借助中共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多次要求中共干部到广西军政机关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于当年6月,先后派出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工作。9月又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为中共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领导广西革命全盘工作。邓小平通过成功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一方面邓小平审时度势,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制定了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的正确策略:既把俞、李与国民党右派加以区别,对之实行团结、争取、教育方针,亲自做俞、李等国民党左派要员的统战工作,与他们共同筹划反蒋、反新桂系的大事;又坚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相机发展革命进步力量。在对新桂系中的顽固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等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的同时,还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进行统战,促使俞、李等新桂系左派要员积极与中共合作。其中,李明瑞毅然与旧营垒决裂,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参加了龙州起义的领导发动工作,后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高级指挥员。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依据形势革命发展积极开展“兵运”和发动工农兵工作。在俞、李旧军队中,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等组织;加紧发动工农兵的工作,经过活动,俞作柏拨出一个营的装备武装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凤农军,大大地增强了右江农军的实力。同时,还通过训练教育,委派思想进步、接近中共的人担任教导总队的教官或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高中层军官(如徐开先、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广西教导总队主任、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大队长,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连排干部[8]47、48、50),撤换反动的旧军官等措施改造旧军队,对教导总队和第四、第五大队的改造初步成功,为后来相继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及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工农兵群众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盛行“关门主义”、“孤立主义”之风,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最不可信认的阶层。1928年党的六大不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而且还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策略。对此,当时的党中央指示邓小平要加紧与俞、李斗争,“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决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1]182。因此,邓小平在当时对俞、李进行统战工作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但却是以非凡革命胆略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之时,全国的局势及广西的政局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一边在湖北策动张发奎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一边又派特使到南宁游说俞、李共同反蒋。俞、李不听邓小平等人的劝阻,仓促同意出兵攻粤反蒋,但仅仅10天,反蒋活动便宣告失败,南宁政局一时大变,极为混乱。
在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主张打到广州去求发展;有的主张同俞、李到贵县、梧州方向发展;还有的主张在南宁直接发动武装起义。邓小平力排众议,认为以上三种主张的指导思想都是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不可取;应当考虑我们党多年来在左右江地区所建立的革命群众基础:在左右江地区,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有组织的农民16万,可号召的有20万,有武装的农军1100人[1]82,这里既有革命斗争经验,又是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是我之优势敌之劣势,应当是革命的发展方向。为此,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在俞、李攻粤反蒋失败之际,果断地把我们党所掌握的革命力量带到左右江山区,同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筹备武装起义并建立根据地,实现了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在当时把武装起义的地点放在左右江山区的决定,当时也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因为不仅1928年党的六大强调“城市中心论”,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也仍然把城市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并明确要求邓小平和广西党的组织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同时,1929年9月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因此,在当时的“城市中心论”背景下,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斗争的立足点,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以非凡革命胆略突破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框框,再一次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革命斗争中贯穿始终,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于1929年9月来到广西后,在客观分析中共广西党组织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亲共和中共广西党组织隶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政治背景,以及广西经济不发达,现代产业工人极少和民族成份多,特别左右江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情况,制定了符合广西实际情况的发展党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利用对俞、李的统战合作有利条件,迅速恢复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二是在不忽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还注意在农运、兵运中的农民和士兵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三是派雷经天、陈洪涛、严敏等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地区采取边建立、边调整、边发展、边巩固的做法,建立一支较大的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四是健全了在前委之下的各级党组织机构,纵队设纵队委,营设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等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根据地各县建立县委,或临时县委,个别县建立特别支部或总支。以上措施开创了广西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取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武装起义和创建苏区的准备工作。邓小平等率领革命队伍到达左右江地区后,鉴于农村存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甚至影响到武装起义的顺利举行。为此,邓小平与当地党组织讨论决定,不急于打出红军的旗帜,先积极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整顿自己的队伍,发动群众、扩大农军、开展工农运动,消灭左右江地区各县、乡、村的反动武装。在做好准备工作后,才相继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建立革命政权中,不搞统一模式,依据革命群众基础确定革命政权形式。在革命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普遍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革命群众基础相对较弱的左江地区则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三,实事求是地开展根据地中的其他各项建设工作。在民族工作上,将贯彻落实党的六大正确方针同广西民族特征结合起来,灵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具体的民族团结政策: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把各民族平等放在第一位,在平等对待各族人民的同时,还照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比如,基于瑶族人民受阶级压迫最深、政治地位低下且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实际,在1929年10月颁布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当然,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在实践中,又给瑶民分土地山林、免费招收瑶民子弟入学。以上符合广西实际的民族政策,为争取最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红七军是植根于右江各族人民之中的革命武装”[9]。
在给养问题上,鉴于右江革命根据地不巩固、是游击区的实际,采取特殊的禁烟政策(重税限制发展)和税款政策(实行累进税新税制)[8]174、180,既为我们党筹措了发动百色起义经费,又解决了红七军的给养问题,还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积累了经验。在土地改革中的土地分配方式上,不搞同一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地采取“共耕”、“平分”、和“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多种形式;在管理上又采取“分耕分管”、“分耕共耕”和“共耕共管”[8]164三种形式。在群众工作上,不搞强迫命令和简单化,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说服工作。
第四,依据战争实况相机转变战略方向。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攻打大城市。在北上之初,为避免内部分裂,邓小平决定暂接受中央攻打大城市指令。在征战途中,邓小平基于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力量异常强大,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多次提出放弃“攻坚”,避敌就虚,争取时间北上。在红七军主力攻坚湖南武冈县城失利后,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经过讨论放弃了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赣边。这就使得红七军经过七千里转战,保存了基本骨干,终于汇入了中央红军的序列。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实践中,把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广西特别是左右江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不少艰难复杂的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这些经验在当时还没有达到理论高度,但作为他开始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来说,他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创造性的工作作风,并非始于改革开放时期,早在左右江革命时期,就已闪耀了这一思想的光辉:实事求是地区分国民党广西阵营中的革命左派和反动派,卓有成效地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重建统一战线;实事求是地确定广西革命斗争方向,果断地把党掌握的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并把加强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当地工农武装运动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和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在党的革命旗帜下,形成了军民和壮汉瑶各族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
因此,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进一步揭示了革命力量在农村得以存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印证了红军、游击队以及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在实践上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同时,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事实事求的工作模式和思维特征,还显示出一种高扬革命主体精神的理论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对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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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执法为民是政法机关的根本宗旨。刘少奇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他的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党的群众观点的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议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及其中国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论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科学证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从当时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列宁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特别是深刻阐述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紧密地与群众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表示,他们创立科学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群众”,使批评的武器“变成物质力量”,从而实现“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尽管人民群众所包含的阶层并不相同,但人民群众一直都是历史上不同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类群体。尽管事实如此,但问题在于,在绝大多数思想家们看来,数量众多的人民群在历史中只是一群低贱的体力劳动者,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在18、19世纪的众多社会主义理论家那里,虽然他们也肯定了人民群众劳动的重要作用,但对人民群众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的悲惨境遇至多也只是抱有同情之心。
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率先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为“人民群众”正名。与过去的一切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者们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在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反对过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英雄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类社会如想存在和继续下去,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生产劳动一刻也不能停歇下来,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如此。既然生产劳动构成了人类历史存在和继续的前提,那么作为生产劳动的主体――劳动者或人民群体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
(二)在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理应成为社会历史主人的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过去一切剥削社会不公正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和他们产品的分离,即处于统治地位的,对物质产品具有支配权的所有者不是产品的生产者,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丧失了产品所有权的却是产品的生产者。马克思认为,在一个公正的、理想的社会中,劳动产品的生产者与所有者应该是统一的,产品的生产者应该也是产品的所有者。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作为劳动产品生产者的人民群体既然成为了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主人,那么他们也应该成为他们所创立的社会的主人。
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率先取得成功,成为第一个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立足于当时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列宁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第一个国家,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
(三)联系俄国的实际情况,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一般地论述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根据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列宁看来,在当时的俄国,人民群众包括了“全体被剥削的劳动者”,即不仅包括工人群众,还包括其它的广大人民。无产阶级不是一般的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最先进的部分,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党有着天然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队伍。列宁认为,尽管在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分,但是绝不能因此把它们对立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把三者统一起来,特别是列宁强调说:“无产阶级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
(四)基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前提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正是基于士兵起义、工人暴动、农民革命的形势,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迅速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在革命成功后,列宁又反复强调了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对无产阶级政党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在1918年的一次讲演中,列宁说:“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1922年,在《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一文中列宁继续强调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
(五)基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列宁深刻地阐述了人民群众与党的政策之间的关系
在列宁看来,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目标,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因为从根本上讲,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从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20世纪20年代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关于处理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光辉典范。在面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广大群众当下利益的选择时,列宁宁可让社会主义的步伐迈的慢一些,也要暂时满足人口占俄国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列宁还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脱离群众,热衷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共产党员们,认为对他们的姑息是 “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而且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新的内涵,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质。
(一)在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
总体上讲,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们提出,并在随后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灵魂。1929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首次提出“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此后群众路线变成为我党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对晋绥新闻工作者的讲话中,曾这样强调我党历来对群众路线的重视,他说:“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群众路线对我党的重要意义时曾评价说:“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正是依靠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随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新论断,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
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同志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应该说,无论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还是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都坚持和体现了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基本立场。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判断和评价它的成败与是非得失,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准,这其中就包括“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邓小平同志也把人民群众“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
(三)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面对新形势、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人民群众的新变化、新特点,对党的性质和党的任务作出了新的规定。从性质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从任务上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还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当今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步入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同志当选后,首先向社会和世界发传达出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基础的执政理念。
2013年4月19日,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决定,决定指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我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具有重要作用,要通过群众路线的教育活动,克服我党在执政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2013年6月19日,再次主持和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2013年6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启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重点对象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2014年1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批启动,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中央政治局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分别联系一个县,联系河南省兰考县。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以同志为的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全程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新成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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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既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又要通过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断创造新的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内容与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中去。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主要强调的是结合实践。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第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强调的是发展,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和时代性。
第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强调的是当代性和中国形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格和民族品格相结合,使之具有不可忽缺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用实践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旨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亦即中国是否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社会需要。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的提出和强调具有其时代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面的抉择
在中国近代“中国向何处去”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关键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有相似或近似方面的俄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当时“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走向马克思主义时的口号。在这一背景下,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并在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在全党形成共识。
(二)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召唤
新时期重新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从国内环境来讲,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面临一个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我国是在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因而面临更加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也是一个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课题。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艰辛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个时期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科学态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党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从国际上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不断结合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宝贵经验,已经形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与思维方式,其重要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勤于调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充分肯定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结合”,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之“矢”,又要认清中国实践之“的”,所以,进行系统、周密地社会调查,以取得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正确深刻的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绝对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毛泽东一直强调要调查研究,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我们党开创了使调查研究的风气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风气联系起来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二)总结经验
总结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这一结合包括理论变为实践,实践转化为理论的全过程。要使实践变为理论,需要正确地科学地总结实践经验,任何正确的理论,都是经验的科学凝结。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使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一步步达到更高的层次,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
(三)形成作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自己的理论,而且具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过程中,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特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在其中国化过程中的贯彻和发展。理论要变为实践与作风的优劣关系重大。好作风能使正确的理论得以成功实现。作风不好往往坏事,事与愿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现,总是要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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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群教育”活动是云南新一届省委结合本省实际,针对当前群众工作薄弱环节,就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促进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新举措、新形式、新尝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四群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统一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总结经验基础上,云南省委提出了以“开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为主的四群教育,深化群众路线。四群教育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深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新形式,在提出的背景、路径以及内容上都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关键词】四群教育;中国化;统一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如何更加有效地马推进克思主义大众化,事关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中国梦的实现。在四群教育走向深入之际,对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统一性进行比较,能够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境界。
(一)四群教育的背景。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出现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执行公务的公安民警被不明真相的500多名群众围攻,冲突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导致严重后果,事发后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经过4天的艰苦努力,事件处置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局势较为平稳,伤亡人员得到妥善的安置,群众情绪有效缓和,整个事态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为了认真反思孟连事件,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和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的精神,云南省委决定面向党员干部深入开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二)四群教育的内涵。群众观点教育。作为一名党的干部,理论上的正确,是政治上坚定的条件,是锐意进取的基石。广大党员干部要自始至终牢记权力市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对人民负责、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群众路线教育。要不断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党的各项工作更加体现人民群众意愿,更加受到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群众利益教育。不断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和谐发展、实现跨越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发展协调可持续,生态文明受到有效保护,人民生活殷实充足、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融入到社会发展当中,不断促进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力度。
群众工作教育。要不断深入研究是实际情况,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的创新,不畏艰险、攻坚克难,深入研究新群众工作思维方式是群众工作思维方式更加切合实际,较强群众工作制度的研究和教育,是群众工作制度化。
作为主要针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四群教育在提出的背景、开展的路径、以及内容等方面都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
(一)背景的统一性。四群教育的提出,是在云南省普洱市出现了极其恶劣的孟连事件以后,云南省委决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的。孟连事件是新时期党执政中出现的脱离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的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危害极大的行为,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结合孟连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新时期党的各级干部可能出现的脱离人民的倾向,以秦光荣为首的云南省委决定在全省实行以群众观点教育、群众路线教育、群众利益教育、群众工作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四群教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把中国革命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是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共产党才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10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大众化的任务,他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四群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思想容易出现各种偏离人民群众思想时有针对性的提出的。
(二)路径的统一性。四群教育让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一心只想为群众谋利益、踏实践行群众路线、认真做好群众工作,是一次至上而下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的教育,而落实群众观点、利益、路线的落实关键在领导干部的群众工作做得是否到位保证人民的利益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四群教育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施方案,在执行路径方面具有很强的统一性,都是通过具体的、合适的方式以实现马克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国度的生根发芽。
(三)内容的统一性。四群教育就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群众观点、群众利益、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胸中装着人民群众,一心为了人民群众,践行群众路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实现大众性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必然要求,大众化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性的无可代替的方法。就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大众化的重点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一直贯穿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
四 群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对马克思主义立场、基本方法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应用,在内容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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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刻地分析和解除当今中国的发展现状,为我们未来直到2020年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形成和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动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活力。
[关键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实践原则和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实践成果和重要理论成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坚持和不断丰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充分发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的认识导向、思想引领和方法指导作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
1.1“思想路线”概念的提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趋于自觉
实事求是思想是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在党内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的巨大损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毛泽东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论述了思想路线问题。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标志着我党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探索。
1.2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走向成熟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使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探索走向成熟。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科学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含义作了唯物而辩证的阐释,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真正被确立起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问题。我党正是在实事求是正确思想方法引导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局面: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容的创新: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突破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赋予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刻内涵,由此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深度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在探索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历史飞跃及理论构建。可以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沿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深化,都得益于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
2.1解放思想:破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认识障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包涵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基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要扫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障碍,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
的活力。解放思想遵循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反对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左”的错误思想、右的错误思想,排除各种习惯势力、主观偏见、思想僵化和盲目崇拜等的干扰,敢闯敢试,勇于突破。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在理论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第一个重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
2.2从实际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扎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核心的就是把握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色。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全面、准确、深刻把握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事实上,从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平方式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中国特殊国情作现实依据,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作基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的实践特色。
2.3与时俱进: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活力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色,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旺盛的生命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就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反之,就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理性审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导向和科学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必须不断提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新境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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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过去五年最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而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路径指导下的最新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超时空思维指引下,构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道法自然”、揭示规律、“格物致知”、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引领世界潮流、指引人类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智力、方法支撑。
通过学习一系列重要讲话、报告和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给我们以最直接的震撼和感悟,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中国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承前启后、开创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责无旁贷、毫无悬念地具有划时代意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应当拿出什么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来回应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自成完整体系。经过邓小平理论“面”的描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线”的勾勒,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点”的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线、点三要素具备,也完美地自成体系,让后来者几乎无法再续进新的内容。怎么办?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能不能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
2011年,国家将“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同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2012年,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这一系列意见、论断、指引,体现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达到一个又一个新高度、进入一重又一重新境界,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意见》出台近十年,十年磨一剑,我们应当交出一份比较圆满的答卷。
我们认为,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必将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必将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实质上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两次飞跃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理论基础、阳光雨露、光辉指针;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为哲学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不能搞文字搬家游戏,不能仅仅是对导师、领袖们的经典著作进行重新梳理,不能仅仅是对现成的理论观点、思维成果、基本结论进行逻辑调整,编纂一批批新的教材体系就算交差、完事。既然是真理体系的基础性整体性飞跃和突破,就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实现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必须通过解答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达到“既符合社会实践和民众生活的现时代迫切需求,又符合中华民族、地球人类未来发展战略需要”的目标。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广袤的宇宙视野、博大的政治胸怀、高超的战略智慧、敢于担当的真理勇气、挑战未来的雄才胆略,来进一步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反对食古不化、全面复古,反对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关门主义,淡化师承姻亲、抛弃门户之见,汇聚正智慧、凝聚正能量,团结一致向前看。
要站在太空地球村时代的高度,站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尖锐化的高度,站在夺取国际话语权的高度,站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构建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过程中,说到做到科学不分界别、学术不设禁区、思维不受禁锢、真理不套牢笼、人才不定标签、英雄不问出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一切妨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进一步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强化“两个巩固”,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智力、方法支撑。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现实课题:
(1)如何拯救全球环境生态危机、人文生态危机和中华文化信仰危机。
(2)如何构建并运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开放、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3)如何在世界思想多元化中确立主导,如何在人类文化多样化中达成共识。
(4)在西方文化霸权阴影笼罩下,如何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形而上”思维方式在现时代重新放射出真理智慧的光芒,早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从而为中国人的“三个自信”再增强一个文化自信。
(5)如何克服和避免政党信仰与民众文化灵魂之间的两张皮现象。
(6)如何强化“两个巩固”,根除腐败。
(7)如何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8)如何确保中华民族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不能引领世界潮流并指引人类未来,从而终结西方的“资本主义终结论”?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临的基础性前瞻性高端前沿课题:
(1)为什么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宇宙万物是否皆具有超时空性?认真梳理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最具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术研究价值的关键词“跨越时空”、“超越时空”,不应当被中国学术界忽略。2009年4月,同志指出:“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定格在历史上,永远不会过时。”同年10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又指出:“我们认为,文化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标志拥有超时空思维的这两个论断,实质上提出了“文化、精神在本质上是超越时空的”,这一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时代性国际性前沿高端重大课题。
(2)在人类社会和思维诞生之前,什么与存在对立统一?什么与物质对立统一?西方哲学通常把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当作对立统一的两对重要范畴。显然,在人类社会和思维诞生之前思维不可能与存在对立统一,意识不可能与物质对立统一。这一课题击中了西方哲学的智慧盲点、文化软肋。解答这一课题也会让唯心主义失去自然根基。
(3)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列宁完美解答物质的共性与个性是客观实在性之后,还没有人解答意识的共性与个性课题。
(4)意识有没有空间时间自然形态?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是什么?现行中国大中专哲学教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基本上是从苏联哲学体系引进的。苏哲体系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1],主观武断地让物质运动独占了空间和时间,把思维和意识排斥到了自己的时空观之外。依据恩格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2]的经典自然时空观,找不到思维和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就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思维和意识的存在。而实际上,思维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同于物质运动的客观存在。苏哲体系时空观与全面彻底系统完整科学正确的恩格斯经典自然时空观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矛盾和冲突。
(5)意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专家们认为,意识的本质是当代最具挑战性的基本科学问题,一旦突破将极大深化地球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引起信息与智能科学技术新的革命[3]。找到意识的空间时间自然形态,且不与物质的空间时间存在方式相冲突,是捍卫恩格斯经典自然时空观的必然要求,是揭示意识的共性和个性、本质和规律的突破口,也是揭示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宇宙万物皆具有超时空性的突破口。
(6)中国人能不能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
(7)中国人能不能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进而实现人类科技文化智慧知识体系的统一,从而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
(8)中国人能不能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
(9)中国人能不能夺取国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话语权?(10)中国人能不能率先实现人类文化精神信仰的统一?
超时空思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智慧启迪、方法指引。经过进一步探索不难发现,超时空思维具有很强的融贯性,不仅仅文化精神具有超时空性,而且宇宙万物皆具有超时空性。超时空性的本质是宇宙万物之间相对的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是万物运动的根本动力,是人类认识的起点、创新的摇篮、智慧的核心、文明的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源泉。宇宙万物的超时空性还泛指宇宙万物相对于人类社会和生命个体,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广泛性、广袤性、深邃性、多样性、复杂性、宏观性、微观性和时间上的短暂性、持续性、恒久性。超时空性是实在性与虚在性、超越性与局限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对立统一体。
人类社会的一切发现发明创造,皆源自对宇宙万物之间相对的空间差、时间差、时空差的发现、认识、创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是超越时空的科学技术,现代交通通讯是超越时空的交通通讯,离开地球人类一次又一次对时空的超越,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一切。但人类对超时空现象和规律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和水平,还没有公开的公认的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超时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超时空思维抓住了宇宙万物、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碰撞触动了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时空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总特征,点拨叩响了我们这个时代超越时空的主旋律,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生存发展持续不断超越时空的总规律、总趋势、总方向。
超时空思维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贯穿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渗透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架通高新科技和民众日常生活,是揭示宇宙奥秘、打开人类智慧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为解答上述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智慧启迪、方法指引;为中国人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为统一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地球村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超时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开启了智慧之门。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有新内涵、新高度、新境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了19世纪上半叶地球人类(西方)思想的最高成就,构成马克思主义三大直接理论来源。可见,马克思主义直接理论来源中,缺少的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这堂课。列宁主义、苏哲体系、西方哲学,均不可避免地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堂课。缺课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本原因,也是西方哲学、文化、文明应当中国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就是不但要进一步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更要进一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部对接、深度融合,为辩证唯物主义添加中华文化元素、智慧因子,为马克思主义打上中国文化烙印、智慧标签,且能进一步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解答中华民族、地球人类面临的诸多现实课题和思想困惑,更加管用。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时代化,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部对接、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没有飞机、没有宇宙飞船的时代,人类的活动足迹限制在地球生物圈以内,人类的哲学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创新重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化课题,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紧扣时代精神、时代特征、时代主旋律和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趋势、总方向,进一步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依据人类活动足迹所达到的时空领域,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代和未来,划分为五个时代:森林莽原时代(原始社会)、内陆近海时代(封建社会)、远洋新大陆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兴盛、社会主义社会诞生)、太空地球村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之后,逐渐过渡到“全民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劳动成果”的初级共产主义社会),将来地球人类超出太阳系、银河系,发现外星人之后,可能进入银河系地球人时代(实现“全人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劳动成果”的高级共产主义社会)。
以美国人登月为划时代标志,人类已经进入太空地球村时代。太空地球村时代的社会标志是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现代通讯。现代交通、现代通讯日益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民众生活方式,其本质就是不断超越时间和空间对地球人类的种种局限,让我们生存的星球变成远隔万里也可朝发夕至、远在天涯海角却也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社会信息化的本质就是以光的速度超越时空传递信息。社会信息化、信息光速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支撑、核心标志。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理论化、系统化的“太空地球村时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大众化,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揭示出的宇宙万物一般规律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民众谋生手段和发展智慧,实现地球人类文化精神信仰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人生规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由于马克思主义客观地存在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缺课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仰与灵魂两张皮现象,即政党倡导的信仰与部分党员和民众的灵魂深处的文化传统信念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
所谓信仰不仅要管思想灵魂,而且要管日常行动。之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近一百年来,仍然是政党的信仰、政府的信念,始终没有更深入地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生活信仰、人生信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从而导致社会乱象丛生、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消极腐败滋生漫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加深刻的对接、融合,没有实现政党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生活信仰、人生信仰在更高境界上达到协调一致、有机统一。
这是中华文化信仰危机的思想根源。信仰是一个民族核心层次、灵魂级别的内生力量。没有信仰、没有方向、没有原则、没有责任的民族和社会,是非常危险的民族和社会。信仰问题,信仰与灵魂两张皮现象,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面临的比消极腐败更加可怕百倍的危机和风险。通过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政党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生活信仰、人生信仰在更高层次更高境界上达到自觉的协调一致、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党性、人民性、规律性与文化精神信仰的高度同一、统一,是达到“两个巩固”的根本标志。“两个巩固”是击溃西方文化渗透伎俩的精神支柱,是挫败敌对势力政治颠覆活动、和平演变图谋的智慧神器,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法宝。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必须特别注意克服彻底复古、全盘西化两个极端主张和倾向。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彻底复古的道路走不通。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全部是内陆近海时代以前的产物,受到地域、历史时空严重局限的中华传统文化、文明,不可能让太空地球村时代的中国成长为现代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通过时代化,即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碰撞、洗礼、改造、提升,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之后,才能古为今用。我们在坚决反对彻底复古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同时,还要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道路更加危险,将有可能覆灭中华文化、中华文明。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当站在率先揭示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率先完成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终结西方的两个终结论的基础上、高度上、境界上,在拥有文化自信、自豪、自尊和尊严的精神思想状态下,俯视、透视、吸纳、借鉴西方文化、文明,更加全面彻底系统科学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的根源和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不是盲目崇拜、仰视西方文化、文明。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要始终牢记自己的文化使命,就是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新文化走向世界。西方文化、文明只有被中国人进行时代化、中国化的改造、提炼之后,才能洋为中用。这是充满哲学智慧且不丧失本民族文化灵魂的学习西方文化、文明的方式方法。
可谓发达先进的西方文明有两个致命的终结论思想。一个是资本主义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直到人类终结,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一个是哲学终结论,主张解构同一性的思维,解构、摧毁形而上学,以至于解构哲学,迎来哲学的终结,宣称哲学的使命已经被科学取代,人类不可能再产生大一统哲学。两个终结论禁锢了西方人的思维和行动,让西方人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阻滞了西方“现代”文明进程,本质上宣告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终结。西方文化、文明由于受到两个终结论的深刻影响,不可能率先达到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统一科学、统一信仰、克服两个生态危机、指引人类前进方向的智慧高度、时代高度、未来高度,根本不能算彻底的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不值得中国人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值得中国人盲目地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当作救世良方。
当马克思主义吸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思想文化的智慧力量,实现文化灵魂的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必将让中华文明在西方人如梦初醒般的惊呼声中实现弯道超车。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目标:在超时空思维智慧启迪、方法指引下,通过解答上述一系列全局性、基础性课题,完成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现代哲学思维新革命,即率先揭示宇宙万物一般规律、率先实现科学的自然统一、率先实现人类科技文化智慧知识体系的统一、率先实现辩证唯物主义文化精神信仰的统一,终结西方的“哲学终结论”和“资本主义终结论”,勇做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领头羊,夺取国际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话语权,构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道法自然”、揭示规律、“格物致知”、统一科学、捍卫真理、统一信仰、强化“两个巩固”、引领世界潮流、指引人类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语言系统和话语体系。
在超时空思维指引下,在社会实践和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广泛运用超时空新哲学、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新文化,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坚定而自豪地迈向更加自然、全面、彻底、系统的、能够保持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强国、现代文明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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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bstract: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必将掀起又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把握这一进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在蕴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关注其中的文化认同将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基本内容。
文化认同,即 “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的涵义。“认同”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后被运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指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中[1]160,它体现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一种认可态度与方式,即文化群体或成员承认内生新文化或外来异文化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2]20。
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是中国人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实践中接触、同化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更新进步。一般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有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这两种趋势;顺向认同指认同主体以原有文化为框架,用原有文化说明外来文化,逆向主体是指以外来文化为框架,用外来文化说明原有文化,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的问题,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先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和改造中国现有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3],如有学者认为借鉴“儒学”的“人伦日用”的途径,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入党、入国还要入家,进而实现两者的结合[4]。
笔者认为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都是对文化认同的静态分析,实质是从抽象角度、纯理性分析,而现实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文化或者以中国文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马克思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以中国文化理解?吸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思想领域是很难严格区分,因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所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解读下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思想方式、价值倾向、行为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言论、思维与行动,浸润、渗透甚至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会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契合、认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和认同中国文化并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并存,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学贯中西,竭力宣传西学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严复就是一边主张“西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一边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毛泽东延安时期所强调的文艺民族化问题。这样的理解也是诠释学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脱离自己所处历史语境理解,理解就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认同”上相互作用,且两者“文化差异”部分还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认同。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关注,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研究“文化认同”,较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而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发达国家,它建立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一门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注重经验积累,富含浓郁道德伦理特色,是维护中国农业宗法专制社会数千年的精神血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小农意识”等就曾以各种机会主义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点,如学者叶险明就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诠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这不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5]。而学者孙奎松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农民意识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差异”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或“右”倾。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与关注两者的“文化认同”,意义同等重要。
目前,学界已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有学者视文化认同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处,如关于美好的社会理想设计(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笔者以为这些相似点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说“五四”时期借助“大同”理念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倒不如说这反倒体现出早期传播的局限性[6]97。
又如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朱熹的“大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实质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再如,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大一统”、“家族群体”等理念相似,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建立在压抑个性、否定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整体价值追求。当然,不能说这些形似不重要,对于一种外来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让其能够立足,为进一步的被认可创造环境。
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每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都曾从形似开始,到被通俗化解读,再到最后慢慢与当时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来到中国,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其主要讲述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这些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较形似,而后通过对中国的儒学、道学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禅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形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的“貌似神异”也使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误解,如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就分不清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科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吸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文化认同,关键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以实践作为价值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以实践作为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而中国文化恰恰也则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的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重视实践,并以其来划分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差别,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学界也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物质意识二元思维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学者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甚至在《狱中札记》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认为它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差异,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的分析,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更体现在它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与途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开始就依靠实践、立足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推进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实践道路上完善发展。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了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这种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实实践的理论品格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颇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历史久远。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阐述的与“仁”相关的学说构成儒家主流思想,影响至今海内外华人。虽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一贯坚持儒学,国家交往、朝代更替、异族间的战争也曾带来文化上的动荡变化,但都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与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实践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7]28,以一种合理的、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用理智来引导、满足和节制情欲,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这种实践理性的倾向在孔子就有所体现,并随孔子的影响广为流传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征。
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溃、氏族体系彻底瓦解的时代,面对“乐崩礼坏”的现实,孔子“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孔子的思想始终体现着一种立足现实,理性看待事物的特点,如孔子在以“仁”释“礼”时,他关注到现实变化,将“礼”的血缘实质转化为“孝悌”进而落实到日常人伦,使“礼”由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内心的需求,进而成为人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切合实际的诠释促进孔子思想的传播;再如对于脱离现实的所谓鬼神之说,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表达清醒的理性精神,诸如此类思想均体现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7]28-29,这种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实践理性一直指导着国人对事物(包括思潮)的价值取舍。
尽管儒学思想在后来曾经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和发挥过,但这种根据时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贯彻其实践理性的体现。近代马克思主义被国人从各种思潮中选中,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结果,因为它能解决中国近代最大的课题――救亡图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10。因而,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刻之处,正因为注重现实实践而不拘于书本的“条条框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创造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认同”、“差异”“神似”等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文化,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思想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认同”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共有四条路径: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____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宣传的内容各有差异。在民族救亡胜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得到受实践理性影响的国人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主要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它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它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为近代以来数次救国失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希望,同时它有十月革命这一现实成功版本,对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来自苏联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中国文化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正处在“转型期”即一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一种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阐释,对已有文化进行纵深解读和挖掘,同时对异己力量排斥、压制,以达到对主流文化的巩固和定型 ;第二阶段则是表现为对原有文化的"离异",即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进而批判和扬弃既成规范,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颠覆,这就是"离异"期,也就是文化转型期。参考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一些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从西方“取经”带来的各种思潮,已冲击改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台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10]476,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创造条件。具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始,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开启了“看西方”、“学西方”和“改中国”的路径,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它穿着宗教外衣,掀起摧毁封建社会的暴力狂澜。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设想,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接着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思潮是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二波,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囊括哲学、逻辑、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对大量西方思潮进行通俗化介绍,他们揭示了中学与西学差异、“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资产阶级平等、民主的对立”[6]97 ,阐明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维新变法等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学说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播。
第三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都以进化论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过彻底革命实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经过这三波思潮的冲击,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极大盛时不断巩固的第一阶段,而是不断在“离异”中变的虚弱的第二阶段,各种新思想在中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激进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传统中汲取了养分”,“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正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之演变暗合”[11]。
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刻有深浅不同的进化论痕迹,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认为“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13; 李大钊也曾提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162。正是前期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渗透改变了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必须看清这一点。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需要全面关注,具体而完整地分析。面对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研究,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继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欣欣向荣,文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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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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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研究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于我们正确把握邓小平理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轨迹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本文侧重就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轨迹进行研究。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从中国当时的发展实际出发,思考如何实现新时期中国实际与马列主义的有效结合,由此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称此理论为邓小平理论。从1978年以来,邓小平的讲话、报告及会议决议方面均体现着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内涵。中国共产党习惯把邓小平理论划分为四部分或四阶段,即1978―1982年为提出基本理论命题的阶段;1982―1987年为形成邓小平理论基本轮廓的阶段;1987―1992年为邓小平理论逐渐成熟的阶段;1992―1997年为邓小平理论逐渐丰富及发展的阶段。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邓小平理论来直接定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本章节分别从下列三方面出发,浅析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提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思想,即鼓励某些人及某些地区先富裕起来,并由此部分人及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人及地区,由此实现共同富裕。近年来,国内贫富差距逐渐增大,并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此时应深化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的思想,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2.邓小平历来对“三农”十分关注。当前,农业的耕作方式及农民的生活水平均有较大改善,但城乡贫富差距却逐渐增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产量相当高,此乃土地集中的机械化经营管理的成效,但国外的土地私有农场制与国内的土地国家所有制不适宜,因此国内应积极实行企业化集体经营,以实现企业与农民合作经营国有土地及从土地上把农民解放出来。为此,党与政府应落实好立法与宣传工作,以使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业经营,即从土地使用权的次级转让定期分红,由此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有效应对“三农”问题。
3.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思想对处理社会矛盾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来讲,和谐社会的建设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提高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从而实现社会的稳步发展。
(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推进政治文明的发展。邓小平始终立足中国社会建设的客观实际及基本国情,对以往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由此实现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式进行有效的把握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行突出强调,从而推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2.邓小平指出信访部门是党与政府了解人民疾苦的耳朵,由此体现出邓小平对信访部门的足够重视,即为实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信访过程遭受到的阻力逐渐增大,因此传统的信访方式已难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而基于网路信访平台的虚拟路径信访方式更是成为中国信访路径的依托点。
(三)深化“四个文明”的建设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做保障。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到:要坚持两手抓,即同时抓改革开放及抓打击犯罪活动,且两手都要硬;打击犯罪活动及扫除社会丑恶现象不可手软;共产党有能力消除社会丑恶的东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奋力拼搏的同时,难免心生被淘汰的恐惧,且现实生活使某些人的内心丧失稳固的根基,因此必须加强国民对信仰的期盼。国民内心深处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而面对现今社会心理疾病的泛滥成灾,国民的信仰危机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逐步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及节约能源资源的消费模式及消费方式,由此最终形成“四个文明”的发展局面。可见,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能为建设“四个文明”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理论是围绕邓小平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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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意识形态上的、实践或方法论上的和社会发展理论上的三重意义。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三种意义具有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功能主要在于说服、教育,在实践意义上主要作为指导方法,在社会发展意义上主要承担理想和价值引领的功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内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应该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及结果的统一体,它既是一种历史进程,也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种理性自觉的精神,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是一次生成、一成不变的,而是递次生成、循环演进、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白身发展的理想状态。马克思对理想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本质规定,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限制,特别是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从而在关系、能力、素质与个性等方而所获得的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的过程和境界。人的全而发展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全而发展、社会关系的全而丰富、个性的白由发展等多方而规定性。他认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理想性劳动是一种美的创造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人的德、智、体、美都将全而地和谐地发展起来,这才是人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基于生命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提出人的全而发展的价值理想。主要从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分工等角度探讨人的全而发展的条件,同时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去透视人类社会历史,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学生为本”,以思想启迪和人格塑造为教育目标,以受教育者的内心接受为诉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受教育者的审美活动的主体地位,遮蔽受教育者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境,导致受教育者原有的由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鉴赏能力和欣赏水平,在单一、被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遭到消解或弱化,使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道德教育之前己形成的特定的“审美预期”落空或消逝。把握马克思“美的规律”观点与人的“类生命本性”观点的内在关系,审美人通过审美的心境,理性的白主性会在感性领域展现出来,按照自由的法则就能从白然的人发展成精神的人,实现从审美状态到逻辑状态和道德状态的过渡。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进一步运用原有较为完善的教育手段和有效的教育模式之外,还应将审美要素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与方式之中,力求把思想品德教育寓于美育之中,实现“以美引善”,使人在效法榜样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所以应实现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相结合,实现道德的审美化和审美的道德化。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应承担真理传播者、道德说教者和审美欣赏者三种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亦应是真、善、美二者的统一即实现人的白由而全而的发展。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审美观,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应融合审美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教育对象、过程、教育者身上都应实施审美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教育是一种关系教育,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活动的展开,既要有一定审美对象的存在作为前提,又离不开具备一定审美条件的主体,审美关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相互照应、相互统一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既作为审美主体又作为教育对象的受教育者,同时作为主体的教育者本身又是具有审美意识的对象。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化实际上是主体与对象在特定的场景下相互沟通或者是通过审美意识的融合而达到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进而超越道德自由而追求审美自由的最高的美的境界,这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谐价值取向相契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时代表征。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是伴随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界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任务是,一方而要阐明人把握世界方而、从事艺术活动的审美规律;另一方而是指导、积极促进和谐发展的新人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劳动在应然的意义上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提出“劳动创造美”,奠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基础。这一美学观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体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通过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美,培养对真、善、美的正确观念。
在审美活动中,人最终从实用功利和生存需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为物欲所役,从而实现审美教育培养人走向这种审美境界。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中既有劳动之美的心酸和享受,又有最高审美境界的达成。冯友兰总结人生四境界中最高的“天地境界”是融自然、功利、道德在内的审美境界。这些境界说在不同程度上都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所蕴含的“美在创造”的审美价值取向,即真、善、美的统一,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的价值追求也是“真、善、美”的统一,可见马克思主义美学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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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主线。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基于马克思文本的实践诠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对理论及实践创新成果的再创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三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由谁最先提出,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四大重要的理论成果,两大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它们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讲话中运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我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党中央领导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探索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1928年开始,为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1930年针对教条主义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初步探索,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思想雏形;长征胜利后发表《实践论》等著作,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发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3]
(二)邓小平理论
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飞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新时期如何建设一个思想上、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阶段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土性特征的具体显现。
在人类社会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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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界定内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准确厘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是有效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的新视角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研究学术界分歧较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实质,从而在源头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标准的生成,进而导致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各执一词,造成了差异性较大的研究现状。
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源头,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层次,并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形成诸多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争论一直不断,近期尤甚。本文拟从逻辑起点内涵的解读到典型观点的评析,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理性判定三个方面展开,以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合理解读、标准的科学判定及逻辑起点典型观点的评析借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做出合乎理性的判定。
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本前提。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内涵,就需要首先弄清逻辑起点的内涵。在正确理解逻辑起点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历史进程及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更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科学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
逻辑起点内涵的正确解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一把钥匙,逻辑起点是逻辑学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从逻辑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不多,为能够正确理解把握逻辑起点的内涵,有必要对目前哲学界对逻辑起点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学者冯振广、荣今兴根据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问题的思想,认为逻辑起点的特点有以下几点:其一,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其二,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其三,起点范畴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其四,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其五,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其六,起点范畴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四,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以上这些对于逻辑起点的概念内涵论述和特点界定,可为我们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提供重要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判定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由此可以看出,按照毛泽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创造出新的东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形成创新性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源头判定也同样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双向度的系统性整体过程。因此,还要以系统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起始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标志基点开始生成的历史现象。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历史现象(历史时期)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应强调和突出的原则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又要兼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点和理论基点的开始形成。故此,笔者认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标准有三个基本方面: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且,以这种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加符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马克思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几种典型观点及评析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拓展和逐步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界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现列举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类观点并做简要评析。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起点说及评析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王国敏教授等,王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5]此外,王国敏教授在深刻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这些起点逐一展开论述并进行判定。
笔者认为这样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更有助于全面深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问题一,很难体现逻辑起点要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问题二,如果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成立,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古巴化、越南化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判定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值得商榷。
(二)过程起点说及评析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张俊、沈艳荣等专家学者[6]。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能够清晰凸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历史脉络,但仅仅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开始形成的标准,根本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实践的起始点,况且也太宽泛。因此,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不准确。
(三)起点动态转化说及评析
学者张允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逻辑出发点,转变为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作为逻辑出发点,再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作为一个统一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逻辑出发点,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问题。”[7]可以说动态转化是这种逻辑起点判定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随着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而改变的。此观点合理之处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的特点,但却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起始性和一贯性。
(四)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历史现象起点说及评析
持此观点的徐光寿教授认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伟大实践,以及1928-1930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重大历史现象,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直接成果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8]笔者很赞同徐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起点界定的思维角度,但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井冈山时期系列历史现象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起点,很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原始的肇始点。
(五)单个历史事件起点说及评析
者是从单个历史现象作为起点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尽管在逻辑思维角度和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结果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9]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开始传入中国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持此种观点的何一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10]
叶险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1]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李大钊,认为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要把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结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赵付科、李安增[12],李彦林、王素莉[13]等。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持这种观点的有梅荣政[14]、涂小雨[15]等学者。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中共二大,持这种观点的有马乙玉[16]等学者。第六种观点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7]。此外,还有秋收起义说,井冈山时期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这类把单个历史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观点,是学术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主流观点,虽然各自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判定标准考量,感觉都有点厚此薄彼,缺乏全面性。
的理论知识(本文主要借鉴逻辑学逻辑起点内涵界定),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论实质,做出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笔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三个特点解读的基础上,借鉴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阐释,得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标准: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这三个标准既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又综合了哲学逻辑起点概念内涵的三个核心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精神实质。因此,笔者认为以这三个判定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比较理性的。
用标准之一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应该以此为原始起点。同时,既然是理论起点,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已经发生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变化,就像有的学者所说要“化”出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之一必然是创新的思想理论,这个思想理论必须是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思想,必须是贯穿于马克思中国化的历程的始终的思想。而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时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的思想火花,而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李大钊。他于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
用标准之二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革命实践的起始点。按照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因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目有两方面实践内容: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为共产党正式的成立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开始,就正式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断地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更加突出的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革命实践的发端。自此以后,革命实践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是在逐步走向成功和胜利的,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绩。
用标准之三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最先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点的历史事件――中共二大。学者汤兆云认为:“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阐述作为判别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20]。笔者认为这些“新的东西”正是毛泽东思想基点形成的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由此开始萌发。
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判定标准,结合对典型观点的评析,可以判定党的成立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传播到中共二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还是从两者的相互交织和结合的角度,以及参考逻辑起点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既不应该简单从理论上判定,也不应该单纯从实践层面判定;既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简单化,也不应该使之过于复杂化。而应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从系统整体的角度进行把握,方能理性、科学、合理。
而能够做到最先开始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体现逻辑与历史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历史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众所周知,党的正式成立是由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党的二大的系列紧密联系的历史现象(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所承载。因此,笔者同样认为能够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这一重大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的,也应该是党的成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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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质的经典诠释: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高度概括,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用于具体实践的客观必然,是以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现阶段,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需要不断进行探究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为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道路为民族文化大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为以民为本。文章主要全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理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品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党建研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九十年中逐渐强大、不断发展进步、不断带领人民创造令人瞩目的伟业,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始终贯彻科学理论为指导,并合理地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逐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社会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进一步中国化?我国领导人及共产党又要怎样进一步实现中国化?针对上述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去全面分析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马克思曾经表明:“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以下特征:(1)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时期,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突出。在该时代背景下,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284在该理论基础上,恩格斯又提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337-338他提出忠告来启示人们说:“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688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理论,随着时代进步与具体实践而不断深化、创新、拓展、完善为其主要理论品质,从而促进社会、
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领导核心,也正是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毛泽东早先在党内就反对教条主义,把教条主义称作“假马克思主义”,把紧跟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提出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就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更是清楚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步伐的这一理论”这一科学理论观点突出地强调了我国应该按照具体发展情况实践马克思主义。
解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紧跟时代步伐的这一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每一种理论都必然是历史的经验总结,都应该随着社会发展与变化不断地摄取其中的优良特点,摒弃不符合时代的特性,使理论得到更好的发展。事实证明,每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发展都是具有各自特色的道路的,都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时代背景下决定的适合自己国家且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过对于我们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如果过于刻板地坚持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意味着不考虑时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会失败。也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291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可知,中国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随之不断的使其更加丰富。
其次,三位领导都发现了一个共同问题,并且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祖宗”问题,具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原著及其基本理论。就如本文之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进行一味地按部就班,而是应该顺着时代的发展来决定适合属于自己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像面对有一定特色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内容也不应该完全相同[5]109。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创新和新的理念,他还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292马克思主义要始终坚持在这一前提下又要对其不断进行内容上的丰富,使其不断发展,谱写新篇章。
再次,三位国家领导人也都正确提出并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内容简述如下:(1)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规律性这一研究理论;(2)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针对特定时空给出了完整的结论。这一理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科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正确运用,但是并不局限于其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曾指出:“恩格斯、马克思、斯大林、列宁等人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具体的教条理论来看,应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不能只机械地学习马列主义的书面词句,应将其当作革命的科学学习,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等人思想所涉及的真实生活及革命经验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看待问题角度,以及学习他们看待问题的立场、解决问题的方法。”[6]533因此,当处在时代不断变化、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时,马克思主义中反映特定的时代的结论都应随具体变化而变化,以此满足社会发展的大需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点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特征为实践性,这是这一理论原理的科学性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其实践是无限发展着的,因此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需要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主张人们要具有批判性地对待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所有成果,在实践发展下持续发展与完善这一理论。各国共产党人需根据实践进一步探索新内容,创新理论,最大限度地为实践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最终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具体体现。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最终动力始终是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问题的真实反映,回答了上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江泽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三个代表”,这一思想为我国改革与建设阶段解决新问题、新情况提供了理论典范。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的实际,切实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坚持将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结合,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党和国家迈出了新步伐。
根据历史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设中指导作用显著,是共产党人进一步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实践成果,真正做到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引领新一代领导人及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继续进步。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不断推进包括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不断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得到更大、更辉煌的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指明方向,新一代领导人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具体内容,使其更好地为中国的良好发展服务,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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