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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是指两种组织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由于某种抵触或对立状态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或者冲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探讨的对象是指不同组织形态的公司文化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演变过程。它包括企业内部由于工种、背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包含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因社会观念、民族区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全文如下: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Abstract: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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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威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强化了人们对科学教育价值的推崇,却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异,人文没有与科学同步发展,缺乏人文精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人文教育的失落是现代大学的严重缺陷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是重要的价值体现。坚持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合理融合起来,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创新人才,是我国高校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体现。创新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教师队伍,是实现我国大学生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大学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大学在不断发展中培养出更多充满创造精神,拥有较高人文精神和科学教育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较好的结合在一起,是现代高校教育需要重视的问题[1]。各项知识、智慧应该与行善合理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出大学生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一)人文与科学精神是大学精神文化的价值体现
的逻辑和认知的真理。其中科学精神的重要特征就是坚持公平客观的原则,崇尚思考研究,敢于探究批判。人文精神则主要是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实现解放思想和遵守文化准则。大学精神文化就是在高校发展过程中,让学生们形成具有独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团结合作心理等文化形态综合。其中大学生精神文化是一所高校不断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充分展现大学生独特的精神本质,其形成的较强的凝聚力是影响大学生综合实力的基础要素。
人文与科学精神是当前大学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价值体现。坚持真实的科学知识和和善的人文情怀,让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合理统一起来,才能够真正提高大学生的内在美,从而形成完整的大学生精神文化。因此,如果单纯强调科学文化,必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极端的思想主义,促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陷入不可发展的困境。但是,如果一味的强调人文精神,忽视了科学文化给人类发展带来的重要作用,也无法促进大学生更好的发展[2]。作为引领社会快速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的大学教育场所,只有始终坚持人文与科学教育融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好的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能。
(二)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是创新人才的重要动力
通过分析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便能够清晰的看出,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是支持他们成长的重要动力。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钱学森自幼勤奋好学,善于读书记忆。他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始终牢记为祖国增光添彩。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其中在500多页的《钱学森手稿》中,用清秀的文字,严密的数学推导公式,整齐的数据,充分展现出了他刻苦追求科学文化的精神。钱学森在科学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果,并且将这些成果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结果。其中他发现重大学科成果的过程中离不开丰富的人文知识底蕴。
(三)注重培养学生人文与科学素质是深化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
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人文情怀指导和科学教育等双重的教育手段,培养大学生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以便更好的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让大学生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让大学生不但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且能够充分应用自身的知识来改造世界。要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人,就需要大学教育工作者充分认识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在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教育部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等重要要求[3]。因此,在当前高校的教育过程中,需要将人文情怀和科学教育有效结合起来,让大学生不仅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而且还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更好的指导办学思想
为了实现人文与科学精神较好的融合在一起,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学校在日常发展过程中,应该以传授知识为主,不断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创新精神,为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老师还应该让学生学会正确面对社会和他人,让他们能够在长时间发展中形成综合性思维,有效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教育融合在一起。但是,由于在理解和行为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应该不断提高高校文化教育水平,切实有效的改善大学生的思维习惯定势。同时,还应该坚持人文与科学精神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学生融合和集成,从而不断完善大学学科教育结构。重视培养大学生勇于探索、不断研究的科学精神,从而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其学科课程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聚集点,也是实现大学教育育人目标的重要途径。大学课堂教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是实现大学人文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保障。目前,制定科学合理的大学人才培养方案有利于大学教育工作者完成制定的教育目标,同时有利于为大学生自我探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应该坚持优化学科课程设置,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创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合理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客观和理性的人文科学价值,有效促进人文和科学教育融合在一起。同时,通过开展通识教育课程,开展综合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进行文化、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有效提高教师人文和科学素养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阿尔温?托夫勒曾经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标准化,而信息技术社会的特点就是多样化和独特性。就当前大学教育来说,如何培养具备高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综合性人才,如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当前高校教师需要重视的问题。现代经济时代不仅要求高校教师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科学知识,还需要高校教师具备解决实际科学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需要高校教师拥有人文情怀和科学道德理念。同时,还要求老师在日常教育过程中重视科学的重要价值,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来传授。在传授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讲解科学文化知识,还应该突出人文内涵的传播。因此,便需要组织一支具备较高精神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素质的教师队伍。不断加强大学教师人文与科学精神内涵建设,坚持将大学教师综合素质纳入到日常培训、考核和
(四)创造良好的环境,有效提升高校精神文化品质
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校园文化建设是展示学校精神文化的重要窗口,对广大师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大学生精神内涵是对高校文化的凝聚,是高校校园文化发展的精髓所在。在现代高校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校园文化都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民族性,大肆弘扬了大学人文和科学精神文化。
在建设大学校园文化时,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大力弘扬“崇尚科学、育人为本、开放兼容”的大学精神文化,努力创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注重理想信念教育,大大提升大学生自身的精神文化品位。同时,还应该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开展人文与科学教育的主题校园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人文讲座、文化节,以及演讲、辩论等竞赛活动。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充分认识到校园精神文化这个隐形课程对大学生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促使大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正确的理想、信仰、情趣和认知意识。
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一部分西方国家已经较早的进入到法人化和自主化。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合理扩大大学教育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近几年社会的发展中,日本与韩国也在积极实行大学法人模式。为了有效提升各个大学的竞争力,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高等学校都应该积极推进大学自主自理,有效摆脱传统官僚的束缚,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大学教育的功能。但是,不管大学属于何种形态,都应该坚持将人文和科学精神有效融合在一起,有效渗透到其他各个学科中,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综合素养,以便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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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与人文二者自产生以来,就是相互伴随、互相融合,构成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本文试图应用逻辑与历史的线索,从理性、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三个角度来分析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理性精神所开出的两条向路,而科学与人文最终的融合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科学的发展与人文的变更相互关联,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关键词]科学;人文;理性;人类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g’
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人类历史和文化母体的“事物”,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关注逻辑性、实证性使得科学成为空洞的逻辑抽象,认知世界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世界相分离;科学不是工具,它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重大作用,但是不可忽视其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关注“工具理性”的同时应关注“价值理性”。拒斥意义世界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科学,不能称为科学文化。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因而两种文化有对话和交流的共同点和可能性;人类生存的丰富性使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把多样性的文化仅仅归结为一种样式。势必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环境、科学的应用必然产生出特定的人文效应,科学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世界、审美能力、伦理准则、艺术想象等人文旨趣,都参与到具体的科学活动中,这就决定了科学文化必然与人文文化相关联。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中,它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这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文化丰富多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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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与人文二者自产生以来,就是相互伴随、互相融合,构成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本文试图应用逻辑与历史的线索,从理性、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三个角度来分析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理性精神所开出的两条向路,而科学与人文最终的融合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科学的发展与人文的变更相互关联,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关键词]科学;人文;理性;人类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
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人类历史和文化母体的“事物”,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关注逻辑性、实证性使得科学成为空洞的逻辑抽象,认知世界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世界相分离;科学不是工具,它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重大作用,但是不可忽视其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关注“工具理性”的同时应关注“价值理性”。拒斥意义世界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科学,不能称为科学文化。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因而两种文化有对话和交流的共同点和可能性;人类生存的丰富性使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把多样性的文化仅仅归结为一种样式。势必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环境、科学的应用必然产生出特定的人文效应,科学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世界、审美能力、伦理准则、艺术想象等人文旨趣,都参与到具体的科学活动中,这就决定了科学文化必然与人文文化相关联。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中,它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这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文化丰富多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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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p#分页标题#e#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g’
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人类历史和文化母体的“事物”,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关注逻辑性、实证性使得科学成为空洞的逻辑抽象,认知世界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世界相分离;科学不是工具,它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重大作用,但是不可忽视其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关注“工具理性”的同时应关注“价值理性”。拒斥意义世界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科学,不能称为科学文化。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因而两种文化有对话和交流的共同点和可能性;人类生存的丰富性使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把多样性的文化仅仅归结为一种样式。势必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环境、科学的应用必然产生出特定的人文效应,科学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世界、审美能力、伦理准则、艺术想象等人文旨趣,都参与到具体的科学活动中,这就决定了科学文化必然与人文文化相关联。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中,它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这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文化丰富多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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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信息技术课程的基础性、技术性和人文性特征使其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渠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息技术教学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关乎国家的前途,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对中职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Internet的飞速发展,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网络化。世界各国的文化正在汹涌地冲击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大量的外国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志淡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减退、诚信意识淡薄,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
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等)和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传统等)。民族文化反映该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变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网络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模式,这些对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信息技术正是我们在网络文化的最前沿的阵地,如何使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识,培养民族精神,抵制网络不良因素的侵蚀,是我们信息技术课教师一直在探讨和实践的问题。因此,信息技术教育课程应该在原有的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多融入一些民族文化氛围,重视选用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课程资源,以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科整体效益,真正使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得以渗透和落实。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天朝大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有关我们民族方面的内容,我们信息技术课教师应充分发掘教学内容中类似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素材的内容,在教学设计中合理穿插传统文化教育实例,使学生在学到信息技术技能的同时,得到民族情感的熏陶,从而塑造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风貌,最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比如在讲到window操作系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国家的红旗操作系统作比较,告诉学生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电脑都是用window的系统,window操作系统可以说是我们电脑赖以依存的系统,由于我们过度依赖于window操作系统,美国通过操作系统就能监控到我们的电脑,比如国家的军事机密文件、企业的商业秘密等。这样对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我们国家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红旗”操作系统,虽然我们国家的操作系统和window相比还很落后,但是我们只要加倍努力,总有一天会赶上window的操作系统。
在硬件基础的教学上,当然离不开Intel 、AMD等知名企业,同时我们也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龙芯这几年所取得的进步,在电脑芯片上因为我们的龙芯起步晚,要赶上外国的技术,只有靠我们全中国人的智慧,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超过他们的。更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联想集团是世界上比较强大的计算机制造企业,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都是很大的,而且电脑性能稳定。在教学过也顺便建议同学们以后尽可能选用我们国家品牌的电脑。在讲到office办公软件时,教师也应该介绍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的办公软件WPS。通过对比告诉学生它们各自的优点。对于一般的办公来说其实WPS还是很好用的,信息老师在教Office外还可以教学生如何使用WPS。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使学生了解我们国家在各个信息领域所处在的水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树立起远大理想,为赶超外国先进技术而努力学习,顽强拼搏。
信息技术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将所学的信息技术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在信息技术课教学过程中开展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教学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比如在教学生学会搜索时,我们就用一些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词语来搜索。如:“壮族三月三”、炮龙节、芦笙等,这样不仅给学生学会了在网页上搜索资料,又能够了解到我们民族的一些文化传统。
在讲到“制作电子板报”时,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以家乡的人文风俗、风景、人物图片、文字说明来作为素材,制作出图文并茂的介绍家乡的宣传册。当老师布置这样的任务时,每个学生都充分挖掘自己家乡的素材,有些通过网上查找,有些通过家人、朋友收集,总之想尽办法收集到自己独特的素材,制作出独特的作品。
在制作PPT作品或者制作视频作品时,我们也都可以让学生以家乡的人文风俗、风景、人物的图片、文字、音乐、视频等来作为素材,通过信息技术的加工,变成介绍家乡优美的景点、风俗习惯等的宣传资料,这样就可以给学生加深对家乡文化的了解,甚至我们还可以通过微博上传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比如在讲到制作PPT、制作视频时,我要求学生尽量挖掘自己家乡的文化作为题材,有些在宾阳县的学生就以宾阳的“炮龙节”为主题来制作,因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一宾阳县都会举行“炮龙节”,他们很多都去看过,甚至都有拍过的图片或视频,再加上其他资料的收集,制作出具有特色的作品。
武鸣的学生以三月三对歌为主题来制作,他们在民间找到一些对歌的录像资料、图片、文字资料等。还有些同学就以家乡的剪纸作为题材,把家乡的剪纸能手的作品都拍下来,制作成PPT作品或视频作品,由于横县每年都有茉莉花节,横县籍的有些学生就以茶文化为主题制作出介绍本地生产的茶叶的PPT,还插入茉莉花这首歌作为PPT的配音。每个县的学生都有几个做得很不错的,然后把好的作品在全班上甚至全校展示出来,这样同学们都能了解到其他地方的民族风俗文化。
加深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单靠课堂上所接触的还是不够的,俗话说:“听不如看、看不如做”,也就是听说的事情不如亲眼看到的真实,看到的又不如自己亲自参与的印象深刻。况且挖掘民族素材不是一两节课就能做到的,还需要长时间地用心去体会,由于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假期学生放假回家,给学生布置一些任务。要求他们回去后用心去挖掘本民族的文化素材。比如要求学生放假回家多注意观察,发现自己身边的一些与民族文化有关的事情,并搜集自己所见所闻的能体现出本民族特点的工作、生活等图片或视频,整理后通过QQ传给老师或者开学后交给老师。由于现在很多学生都有手机,而且手机都有拍照、摄像功能,因此收集的图片、视频对学生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老师就可以制作成一个素材库,这些素材库与学生共享,平时在上课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材料马上就能找出来。比如春节回家,家乡都会搞一些活动,壮族家乡的对歌比赛、斗牛比赛、篮球比赛、农村的庙会、农村的喜丧事风俗等。
为了使得每个学生都很用心地去做这事情,干脆就给学生一个主题,比如家乡风貌、家乡奇特的风俗习惯、家乡炮龙节趣事、包粽子,家乡的小吃等等,要求学生回家后注意观察,遇到有趣的事、或能代表自己民族独特的事情拍下来,通过整理制作成一篇PPT作品或用会声会影制作成视频文件。比如包粽子,学生还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亲身体会一下怎么包粽子,粽子里面都用哪些原料来做馅,还有关于粽子的一些习俗。比如有些农村当年有家人去世,则家里一般都不包粽子,这一年春节所吃粽子都是由亲戚朋友送去的,这些都反映出民族的风俗文化。有条件的学生做好就能传给老师,家里没有条件的学生拍好素材开学后做好再上交。这样学生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信息素养,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信息技术无疑是民族文化教育的最好的最快捷的载体,利用互联网的方便快捷和信息量大的特点,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的民族文化知识。学生自己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制作出生动形象的作品,在作品的制作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参与到体验民族文化的活动中来。重视信息技术在民族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传承灿烂的民族文化,具有很大的教育实践意义。作为信息技术的教师,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教学平台,刻不容缓地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通过在信息技术课中渗透民族文化教育,使学生有民族忧患的意识,为国家的前途发奋图强、尽责尽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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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发展观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主题,发展与科学技术导向的关系问题也被提到意识日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方面的探讨尤其具有代表性,他们的科学技术导向观对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对科学技术加以合理导向有启示意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科学技术观及其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科学技术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论述,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科学技术的论点值得重视。对于科学技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二、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本文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的论述和批判出发,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分析,并阐述在当今社会应该如何看待和利用科学技术。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源于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内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异议,这些异议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并快速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它并不单纯只是理论情趣的相异所导致,而是新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的产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或文化境遇的转变促使一些理论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革命策略。[2]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作为一种极具典型意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独树一帜。
对这一观点提出论述最多的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他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明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开始相互依赖并渗透,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3]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研究尚不具备实用性和目的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相互作用没有凸显,从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不够明显。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发展成为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与工业利用逐渐合并,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4]因此他认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标志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在当代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不再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4]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前提的告吹是同步的[5];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再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所创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独立剩余价值的来源。”在这里,他撇开人的劳动,认为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创造价值,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
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且科学技术正在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在给人提供越来越多自由条件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种种强制。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以前的对抗性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技术统治取代政治统治,对抗、矛盾已经或正在消失,取代它的是整合与同化的趋势。[6]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失去其双面性,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只有肯定、丧失了对抗的单向度社会。[7]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科学、艺术和哲学都趋于同一维度和色调,人们丧失了社会批判功能,只知道肯定和维护现有秩序。
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他说:“资本主义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
[8]从广度上看,技术的合理性组织并控制了社会生产程序、个人的劳动和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扩大至广泛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工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经理和政治家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及机器上的零件,仅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连情感和理智都被操作和管理。[9]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在这里,他试图破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中性概念,进而阐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按照他的观点,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统治手段,是现代工业社会统治人的一种新形式,他说,“我们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征服了社会离心力量。”[10]
当然,马尔库塞并没有用十分悲观的态度来审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即使不能保证人类的自由,也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
然后,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他又在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对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的理解。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明确阐释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除了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外,哈贝马斯还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还履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他尤其关心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两大历史趋势:即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干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出现了韦伯系统中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吸收的过程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遗产的相互联系,出现了合法化危机。[10]他这样描述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起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11]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排斥实际问题而突出技术问题,以其外表的“中性”角色让人们忽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然而事实上,它却通过论证科技的合理性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12]由于国家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得以重新政治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重新政治化的意识对资本主义的利益构成威胁,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掩盖国家的政治性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将人与人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来使民众丧失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以实现其统治,[12]因此科学技术具有了操纵大众心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功能。
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束缚和贫穷无知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
[13]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加速了工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民众生活条件,但是它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在获得一个物化世界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
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使得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不相容,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侵犯了人文文化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所谓的个人自主与尊严。[13]科学技术在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
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角,科学技术是一个复合概念,科学和技术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一个辩证统一体,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精辟地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概括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增强,同时能够更多的创造人们所需的物质财富。
面对西方学者的论述及其批判,我们必须明确,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善恶之说,它发挥什么作用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人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科学技术起什么作用取决于支配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如霍克海默所言,科学技术陷入危机“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因此不能把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而判以原罪,应该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与此同时,彻底否定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也不可取,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当然,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也不是它自身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对它进行合理开发运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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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中华科学文化衰退的制约因素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近代中华科学文化衰退的制约因素探析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中华科学文化在古代曾经领先于世界,对于世界科学进步起者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圆满答案的问题。 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制约近代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因素。
[关键词]近代中华科学文化;衰退;制约因素。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 世纪到13 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 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 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 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淫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
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著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
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事变迁的重要征兆。科学著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著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 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著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推翻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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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我党就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我国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仍旧发挥着它往日的光辉,为推动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新型企业管理文化,对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融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新时期,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日本和美国企业的成功经验逐渐形成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并深刻的影响着众多中国企业。企业要想进步和发展,把握好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十分重要。它们二者各有优势,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企业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实现二者的融合,让它们优势互补。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能利用其传统优势给企业的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导向以及思想保证;而源起国外的企业文化建设又要求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紧随时代步伐。二者融合,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企业发展,帮助企业文化本土化,最终让企业形成特有的优势。
1.1促进企业发展
二十一世纪以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的基础上也不断革新。随着“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创造性科学论断深入人心。企业在要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思想政治工作摆到了重要地位。企业文化想健康发展,那就少不了企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相互促进、渗透,既能让企业紧随时代步伐,又独立创新,真正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更好的促进企业发展。
1.2使企业形成特有优势
我国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不可预知的强大潜力,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形成了适于自身和时代的理论和操作体系,对企业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任何事物都会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我们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于特定环境,现在也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也必须解决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同时,企业文化建设也需要我们在实践活动中积极探索,让企业文化建设理念与我国企业相互适应。
1.3促进企业文化本土化
企业文化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起源于西方。而西方发达企业的生产力、员工素质、经营的理念等都与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我国企业而言,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来已久,在政策、人心、方法等方面都在本地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有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支持,把握时下的经济走向,就能对西方传入的企业文化不断完善。最终企业就能建设成适宜于本土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发展。
探讨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现实意义,我们则需要知道如何促进二者融合。
2.1以人为本
在企业中,人是中心位置。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员工的积极性能给企业创造出不可估量的价值。企业中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既能充分调动员工的智慧和力量,促进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也可以给员工“主人翁”的责任感,保证企业经营的正确和经营目标。而正确的经营目标方针正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成功的重要体现。那么不难看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的根本。为了使人本管理与二者的融合相结合,我们可通过以下三点达到目的。其一,对于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服务企业生产、发展为目的,同时以大目标、短计划的方式开展;其二,大幅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以企业文化的基础教育、技能教育、家庭教育为改进政治工作的路径;其三则是保证员工的基本物质需求,改进企业员工的家庭生活条件,使企业文化建设有效运行,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
2.2加强党组织领导
企业党组织是工人阶级政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它肩负着调查研究,准确掌握社会关系变化和员工思想,以及确立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任务。党组织能根据党在实际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确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设想、规划以及各项制度和措施。同时,党组织可以明确二者各自的职责。这是完成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重要保证。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为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的融合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氛围。
2.3建立二者融合的保障机制
要保证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融合,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管理队伍。企业可以培养出一批能正确把握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的管理人才,通过它们来深入贯彻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发挥二者的优势,促进企业发展。第二,建立二者融合的经济保障机制。这是保证二者融合的基础。企业可以在促进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政策上加大经费投入、设施完善等,以及投入适当的宣传调研费用,还应加大对企业骨干队伍的培养。
2.4积极引导员工参与管理
企业要根据员工的需求,定期在企业内部开展满足员工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动、主题活动和娱乐活动,尽可能为所有员工提供参与和奉献的机会。同时企业还要确立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通过各种宣传途径,来帮助职工了解和掌握企业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工作任务,积极引导员工参与管理,以实现民主管理。此外企业还要适当引导员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服务、管理、经营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互相促进、互相依靠的利益共同体,进而获得广大员工的支持和拥护,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2.5培养员工学无止境、与时俱进精神
为了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要不断对企业进行改革和创新,推动职工个人价值与企业发展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这正是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融合的主要目的。在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建设学习型组织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经常会出现活动冲突、组织重叠和资源浪费的现象,这时就需要尽可能找到一个良好的结合点。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努力完善企业文化建设,使其更好的与创建学习型组织相结合,即将学习型组织的基本思想逐渐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理念之中,从而培养员工学无止境、与时俱进精神,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从本文中可以看出,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对企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促进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企业间的竞争有积极的作用。同时,本文还列举了一些有助于二者融合的对策方法,希望对业内人士有启发作用,帮助企业中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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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两个方面,互为手段,互为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医院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融合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医院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管理中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思想政治工作以医院文化作铺垫,是医院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医院文化是加强医院内部管理的一种现代管理理论,是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渠道。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论述了如何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文化建设有机融合起来。
【关键词】思想政治;医院;文化建设;融合
医院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引导医院职工思想观念、行为追求与医院确定的发展目标一致,激发医院上下齐心、奋发向上的精神。作为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医院文化是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渠道,能积极发挥提高职工凝聚力和职工精神情操的作用。医院文化对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拓展,灵活多样的方式和健康向上的内容,大大弥补了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
我们通过开展院歌、服务理念、人生格言等征集活动,提炼出了“团结进取、创新向上、超越自我”的医院精神和“精、睿、博、诚“的医院院训;围绕“对外以病人为中心,对内以员工为中心”的服务宗旨,提出了“病人至尊,服务至善、质量至优、环境至美”的服务理念,形成院有服务理念、科有服务信条、员工有服务格言的昂扬向上的氛围。
培养医院文化,倡导团队文化。举办“天使想恋爱”“超级英语”“激情与梦想”、礼仪文化节、职工运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激发职工的团队精神和心系儿医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员工与医院形成“院兴我荣、院衰我耻”的命运共同体。
医院确定了统一的标识、院徽,从形式到内容均凸显出人性化特色。确定“粉色”为医院各类标识的主色调,从院旗、院讯、画册到手提袋、口杯,从楼层科室标识到宣传栏、院服等均以此色调为标准,从理念、行为、视觉等方而形成自身的形象特色并被社会和公众所识别和接受。尽管医院的各类基础物质设施都是静物,但优美的医院环境,无不一一展示着一个医院的形象,凝聚着医院职工,激励着医院职工。
塑造外部形象,突出人文环境特色。先后改建了儿外科大楼、门诊,新建儿科急救大楼,建立色彩病区;各楼层统一安装了儿童的涂鸦作品、摆放各类盆景;拆除院墙,绿化、美化环境,安装特色雕塑,绘制各色卡通人物画,消除了广大患儿的恐惧和不适心理,使医院文化在这里得到展示和延伸。
服务形象是医院形象的内在表现形象。几年来,我们始终把服务品牌的树立与医院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在全院倡导“感动服务”,编制“感动服务手册”,明确规范了我院的服务理念、服务内涵、服务要求、量化标准及相应的奖惩条例,人手一册,适时培训,并开展服务督导,以此规范员工的服务行为。在职工中倡导“人人成为学习服务的品牌,人人成为业务技术的标兵,人人成为人格魅力的典范”,每季度评选一次“明星科室、明星个人”。大力宣扬全国知名儿科专家赵祥文教授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的感召、激励和教育作用,增强职工诚实守信观念和满意服务意识。
在门诊大厅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集分诊、导诊、咨询、健教和医患联络于一体。注重简化就诊流程,优化信息资源,开通了网上预约挂号,推行门诊白助挂号、缴费系统,住院医生电子医嘱系统和检验条码系统,实行信息化一站式服务。
以制度文化建设为保障,用制度规范行为。近年来,我们修订完善了临床、行政后勤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坚持开展“四大查房”,每月进行综合考核,实行全而质量管理奖惩月通报制度,有效的规范了职工言行,促进了各项制度的执行力度,形成了“人人在制度中,事事在管理中”的工作体系。
依据“院有品牌、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发展思路,医院狠抓人才工程,不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选派青年骨干进行“带硕”专题进修,提高进修质量;加强技术培训,建立医务人员规范化培训考核机制,积极引导医务人员学习理论,练好“内功”,提高技术水平。目前,医院各学科己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队,医疗质量和诊疗水平跨上了新台阶,开展的多项新技术、新项目,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成功救治全国第一例禽流感患儿、分离国内年龄最小的联体新生儿等高难度案例的成功事例,为医院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医院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能为医院文化建设指引失方向;医院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能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渠道。
在实际工作中,定期交流,通过吐故纳新,选拔出优秀的复合型政工干部。做到政工干部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不说外行话,不做外行事,能有效结合实际,切准思想脉搏。只有政工干部深入到义务人员中,和广大医务职工站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心理世界,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达到真正的事半功倍。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文化建设系列活动的开展,有利的促进了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带动了全院干部职工思想观念的改变。而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只有加强医院文化建设,依此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作为医院发展的根本保障,医务人员应作为我们素质工作的主要对象。重视文化建设,只有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二个代表理论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样才能够全而提升医院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医院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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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简而言之,人文,即重视人的文化。《辞海》中这样写道:“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符号是文化的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则是文化的主要内容。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科学与人文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提要: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____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____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但这个有待弘扬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动机和要求,想弘扬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特别的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这种思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因为科学之区别于非科学、科学之特别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33]。科学主义自然有强有弱,但科学方法的超(科学)范围运用是它的基本主张。按照这种定义,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弘扬科学主义。
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总结概括。由于都是从各人的私人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各各不同。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的科学方法。“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都承认,像逻辑主义那样建立一个严格的超历史的形式方法论以符合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34]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对一个想尽快进入研究前沿尽快出产研究成果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多多浸淫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氛围之中,比到处打听科学方法论更有益处。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科学方法的习得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非科学家,或者对于一个正处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来说,有没有必要把科学的方法也同时运用起来呢?弘扬科学主义的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个。“让科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广告词彰显的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然而,科学主义的实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条件的强的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科学主义的限度不仅在于它在非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能够”无条件的运用,而且在于那种“应该无限扩张”的原始动机是可疑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5]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酷爱正义,并竭尽全力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但这些同我对科学的兴趣是互不相干的。”[36] 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37]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8]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1]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 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 《雅典之夜》(Attic Nights)13.17.1,转引自D. Goicoechea, eds., 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rometheus Books,1991, p.42
[4]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 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 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 同上,第12页。
[12] 德国人J. T. Miethammer于1808年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 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r The First Century of 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94-95。
[13] 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 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 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 转引自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27
[16]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 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 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 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 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 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 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 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 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 《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 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 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 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 Ronald Barnett,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32] 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33] 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 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
[34] 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 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39]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6-17页。
[40] 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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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中西方孝文化探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 要:通过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对比分析,认为中西方孝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孝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涉及方方面面;而西方孝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却没有得到发展,内容也很单一。这些不同主要源于文化差异。?
论文关键词:家庭;孝文化;文化差异;养老模式?
中西方孝文化探析
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从新旧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这个阶段的人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庭(家族)核心制成为最直接与最佳选择。孝同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而慢慢产生。
家庭是人类由于客观的原因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方家庭产生的不同步性,中西方孝文化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最初形态的孝文化却是一样的,即善待长辈。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却成了只在文献中出现的很狭义的概念,甚至连最初的孝文化的一些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中西方孝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为了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有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先从文献的角度对中西方的孝文化进行考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国孝文化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记载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方方面面,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中华民族有着一整套关于孝的理论。中国历史上,“孝”是进入家庭观念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传说尧时,“虞舜,性至孝”,感天动地,“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文化的雏形。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至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2]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而儒家思想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同时,《孝经》还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民固有的自然的行为。“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中国孝文化对“孝”有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孝”与“顺”的一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不仅指尊敬,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弗辱”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能养”并非一般的供养,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还强调“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长上的意志。
中国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同时,中国孝文化对“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即“孝”与“不孝”是有衡量标准的。《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赵岐为其做了如下注解:“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二)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____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3]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研究《圣经》。《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_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____要求基督_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除《圣经》外,西方对孝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几乎没有,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这导致了西方的孝文化发展缓慢,但却使社会养老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
(三)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渗透并流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以“孝”而闻名,孝子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董永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性至孝,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传为佳话。但是,西方的孝文化却远没有这么发达,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中国有很多关于“孝”的谚语,如“百善孝为先,行孝当及时”、“孝顺公婆自家福,勤种天地自家谷”、“在家孝父母,强如远烧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而在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在《英汉双解英语谚语应用词典》所收录的谚语中,居然一条都没有。
中国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即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孝”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上。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父母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服从父母被视为孝顺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同,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子女侍奉父母时,对父母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规劝,若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要仍然保持恭敬,不能生气,也不能去触犯他们,虽然自己感到苦闷,也不要流露出埋怨。“孝”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持一种社会和谐,即对长者和统治秩序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服从。在西方,“孝”主要并不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之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西方的孝文化也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而其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这种尊敬也并没有导致对父母的服从,而是更多地强调独立,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
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而在西方,不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因此,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在中国,赡养的义务如同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赡养的义务则如同“接力棒”,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
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令西方人无法想像。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会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付出。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
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有很深的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欢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一生通常会搬好几次家。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付出的差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西方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子女继承的,这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甚至给自己的宠物,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
中国人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4]。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独身。在中国,由于孝文化的原因,“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当“断子绝孙”被直接翻译成“sonless”时,西方人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无法将其与贬义词联系起来。
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注重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体现在家庭中就是每个人都很看重家庭,都很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因此造就了中国丰富的孝文化。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提倡集体主义,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离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相反,由于离婚率偏高,西方的家庭相当不稳定。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因此,虽然与《论语》同时代的《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阐述,但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发展,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不同源于文化差异。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在中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DINK家庭的数目也在增加。在西方,当越来越多任感情泛滥的“少女母亲”已经成为全社会舆论焦点的时候,人们开始探讨中国极少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孝文化中子女对父母“不违”的观念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对中西方孝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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