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近现代浙江文学家相关的共14个结果:
1、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1)萌芽——简单协作时期(14—16世纪):重大事件: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扩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2)兴起——工场手工业时期(17—19世纪初期):重大事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三大/革命)、欧洲封建国家改革、启蒙运动
(3)发展——蒸汽时代 (19世纪初~1870年):重大事件: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运动(美国内战、日俄改革、意德统一)、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诞生、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民族解放运动(亚洲革命风暴)
(4)成熟——电气化时代前期 (1870年—1917年):重大事件: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组织产生、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狂潮、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加剧导致一战爆发。
(5)相对稳定发展——电气化时代后期(1918~1945年):①战后初期(1918~1923),一战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
②二十年代(1923--1929),经济复苏,相对稳定繁荣
③三十年代(1929--1939),爆发世界经济大危机,法西斯上台并对外侵略扩张
④二战时期(1939--1945),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成为世界主要矛盾
(6)进一步发展——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 (1945 年~至今):①1945-1950年,西欧、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并达到战前水平,美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
②1950—197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强(西德、日本经济崛起),经济格局由美国独霸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
③1973-80年代初,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相互交织(“滞胀”阶段)
④1980初-90年代初,经济回升并增长
⑤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加强、知识经济兴起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1)形成过程:①开始形成:新航路开辟后
原因:新航路开辟后,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早期殖民扩张使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②初步形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
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工业资产阶级对外强占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和地区被沦为列强的经济附庸,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其标志是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③最终形成:二十世纪初
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强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掀起瓜分世界的高潮,世界被瓜分殆尽,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2)世界市场的作用(评价)
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并使世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②列强对世界其它地区国家的侵略、宰割,使亚非拉国王地区陷入长期落后状态,但客观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地,冲击了当地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
③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知识归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括经济体系(世界市场)、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和殖民体系三大部份。其形成可分为工场业时期(萌芽)、蒸汽机时代(初步形成)、电气时代(最终形成)三个阶段,贯穿着整个世界近代史。
3、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格局的演变
(1)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①确立原因:a、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经济实力最强;b、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
丧失原因:a、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过程中,资本家不愿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b、美德经济的迅速发展,超过英国
(2)二战后初期,美国确立了世界经济霸权地位,日本、西欧受控于美国
原因:a、美国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b、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大发横财;c、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在战争中被削弱
(3)20世纪六七十年年代以后,出现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
原因:日本、西欧经济崛起,开始冲击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美国经济实力则相对衰落(经济危机、侵越泥潭)。
(4)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形成
原因: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强
4、世界近现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四次快速发展(原因、特点、影响)
(1)第一次:19世纪中期
原因:①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②新兴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更为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特点: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影响:①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浪潮掀起,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 ②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最终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促进社会进步,工业文明逐渐取代农业文明;④三大进步潮流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相继而生。
(2)第二次:1870~1913年
原因:①第二次工业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②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世界,促进经济的发展;③欧美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④资本主义产生了垄断组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特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美德经济迅速发展,英法相对缓慢,英国丧失世界工厂地位,俄日发展较快但保留大量封建残余。
影响:①列强疯狂瓜分世界和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殖民体系最终形成;②帝国主义矛盾加深,最终引发“一战”。
(3)第三次:1923~1929年
原因:①欧美各国重视技术的革新,注重调整政策;②战胜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对殖民地进行瓜分;③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世界形势相对和平
特点:美、日发展突出,美国掌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权。德国经济重新崛起。
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最终爆发1929-1933年经济危机。
(4)第四次:20世纪50~70年代
原因:①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②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经济旧秩序,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掠夺;③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在一定时期内使世界局势相对安定;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
特点:日本、西欧发展迅速,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动摇。
影响:①70年代,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形成; ②西方大国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③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科教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5、列举世界近现代史上三种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经济思想,简要指出它们的核心内容,实践措施,并分析它们兴衰的原因。
①重商主义(非考点)
②自由主义:
核心内容: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
实践措施:资本家自由经营工厂,国家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消除关税堡垒,各地正常贸易。
兴衰原因:为各私营企业发展消除了限制,自由资本主义盛极一时,但无法调整各企业间的无政府状态
③凯恩斯主义:
核心内容:政府从信贷、投资、生产、销售各方面干预经济
实践措施: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鼓励资本家按照政府的计划进行投资。政府直接投资高风险工业,不同程度地推行国有化政策。
兴衰原因: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经营和良性发展,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6、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脉络:
(1)英国的兴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曲折与反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并通过1689年《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英国率先进入大机器时代和蒸汽时代,成为“世界工场”。与之相适应,在对外关系上实行“光荣孤立”政策。19世纪末,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下来,英德矛盾激化,为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英国调整了对外政策,与俄法协约。一战后,英国工商业衰退,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政党政治随之发生变化,殖民地独立运动高涨,国际地位下降。二战使英国削弱,以后逐渐恢复,但很快就进入了“滞胀”状态。
(2)欲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路易十四改革客观上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大革命确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中期法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国家。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割地赔款,元气大伤。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工业生产退居第三。一战中损失惨重,由战前的债权国变为债务国。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才逐渐恢复。对外竭力恢复欧洲大陆霸主地位。二战后,追随美国,由于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力量大大削弱。
(3)美国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美国独立战争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政治上建立了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主的联合专政,称霸美洲的野心也迅速暴露。19世纪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南北战争,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取得胜利,19世纪末美国工业上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则走上了海外扩张道路。美国是一个托拉斯帝国主义。一战中,美国大发横财,战后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并妄图凭借经济实力支配全世界,但遭到英法抵制。20年代,出现“柯立芝繁荣”,但这种经济繁荣是暂时的,1929年就发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减轻了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破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遏制美国法西斯势力。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对外企图称霸全世界,积极推行“冷战”政策,在美苏争霸中最终取胜。但霸主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动摇。
(4)德国三落三起:维也纳体系建立后,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中。19世纪中期,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实行“铁血政策”,通过王朝战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经济长足进展,成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野心增强,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于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战败。《凡尔赛条约》使其政治、经济、军事受到严格限制。国内爆发了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在美英等国扶植下,迅速成为经济、政治大国。为了摆脱1929年经济危机困扰,希特勒纳粹党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建立了法西斯专政。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战败投降,被英法美苏分区占领,后来形成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分裂局面。联邦德国经济发展迅速,6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80年代末,民主德国合并于联邦德国,德国再次统一。
(5)亚洲强国日本:19世纪中期,日本幕府统治面临全面危机,倒幕派推翻幕府统治。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接着,在政府扶持下产生垄断组织。日本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积极侵略朝鲜和中国,并趁一战之机暂时独霸了中国。战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继承了德国在华特权,但在华盛顿会议上却受到压抑,美日争夺远东和太平洋的矛盾斗争激烈。30年代,为了转嫁经济危机,1931年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又发动太平洋战争,使二战进一步扩大。1945年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美国庇护,战后没有受到严厉制裁。日本政府大力改革,并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订货之机大力发展经济,60年代末,日本已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6)扩张野心强烈的俄国:1689年彼得一世改革,加强了俄国经济、军事力量,为其侵略扩张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期,俄国农奴制面临严重危机,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进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于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20世纪初,列宁主义诞生,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并发动了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政权落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苏联解体。
(7)意大利:长期处于分裂状态,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撒丁王国依靠人民的力量,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接着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结成三国同盟。一战爆发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加入协约国作战。战后经济混乱,革命运动高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党在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建立了法西斯统治。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后来又伙同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二战爆发后,致力于北非扩张。1943年9月,宣布投降。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进化论是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那一派民族主义的哲学基础。严复从生存竞争和中西文化比较出发,探索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意义,以及可能性等问题,将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现代性意识的发展;从生存竞争和现代国家观念出发,严复试图构建一个多民族团结的、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来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民族国家思想;由于特别强调民智和文明在生存竞争的意义,严复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开民智”、“文明排外”等较为温和的方式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就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提供新的思路。严复这一派民族主义者的这些思想是不同于孙中山等其他民族主义者的。?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进化论、早期严复思想?
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引入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冯契先生称“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也就是说,在进化论被中国人接受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思想的理论形态和内容。这种“革命性”的转变体现在中国思想的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各大现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其中也包括了民族主义思潮。当前,人们对严复的进化论与中国各主要思潮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而对它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研究却不那么充分。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试诞生的。但实际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三民主义”产生之前,中国已经发展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它们不仅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资源,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各种理论源头。换言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却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多样性特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无疑也是有重要意义的。由于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产生之前,严复的进化论是中国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因而笔者拟以早期严复思想为例,揭示出其中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来探讨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因为,早期严复思想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严复思想,严复对进化论的引介主要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近现代思潮的影响也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主要关注那些问题呢?所谓的民族主义,通常指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试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维护其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为民族主义者的一切社会行为提供理论支撑。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观念、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利益就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因而笔者拟分析严复是如何以进化论为基础来讨论这三方面内容的。
?构建民族国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追求。所谓的民族国家,指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某一民族为了追求民族自决和自治而构建的政治实体。严格意义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没有的,民族国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组成或几个主要民族联合组成,并得到该国所有民族共同承认的政治实体。因此,民族国家就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关系。严复也是从进化论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众所周知,严复很少谈到汉族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反对所谓的排满革命,原因有四:第一,严复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强调的是人种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他指出白人“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从人种的角度看,“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人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沦于非类”。因此,从中国保种的角度来说,强调汉民族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严复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包括那些曾经统治过中原的少数民族,“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寡也”。即他们基本上被汉化了,从文化上看,他们最终与汉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根据严复的进化论,中国的生存危机,其实就是文化的危机,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落后,实际就是汉族文化的落后。因此,扬汉排满等所谓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生存危机的问题。第三,严复特别强调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国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他又指出:“《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这里的种族就是指民族。非常明显,从国家竞争与现代国家概念出发,严复关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属于某一国民的身份,而不是他从历史所获得的民族身份。第四,严复指出,排满运动者“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简言之,从逻辑上说,激进的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非常可能引起国家的分裂和内乱。这必然大大不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不利于汉民族自身的发展。因此,严复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可见,严复明确反对那种狭窄的、排外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的主张。?#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严复对民族国家的民族特性谈得较少的话,他对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却特别关注。简单地说,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是个体对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态度。严复从中西方的生存竞争开始探讨这一问题:“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而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劝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简言之,西强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民对国家认同程度方面:在中国,民众无民权,民众与君主之间是奴虏与主人的关系,因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种被迫认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众有民权,民众实际上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实际是二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国家。那么,导致这两种国家的根本差异的民权又来自于什么呢?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简言之,民权来自于自由的观念和民主的原则,并决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政府实际上就是立宪政府,严复指出其实质是:“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今世欧洲之立宪,宪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又说:“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民众才也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才真心地拥护国家的行为。可以说,严复以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的线索,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宪政主张介绍来中国,或者说,严复认为,中国只有构建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宪政国家,才能真正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才能真正以解除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
虽然严复强调个人的自由在现在国家中的意义,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生存危机的严重性,“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也就是说,要增进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还必须要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感。因此,他在遗嘱中对后人说:“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众。”但是,严复仅将此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则不是作用一种政治原则,“夫谓爱国之民,宁毁家以纾难,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国之安全。此其说是也。然是说也,出于爱国者之发心,以之自任,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至于无穷。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可以说,严复认为,民众对国家的认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国家对民权的承认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第二,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民众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虽然从具体内容上说,这两方面内容有冲突之处,但严复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性质却是作了严格区分的。
综上所述,根据进化论,严复从现代国家理念出发,以一种现代眼光看待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强调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存,并提出了建构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的主张。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现代国家的另一种理论探求。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论文关键词: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市场
论文摘要:浙江民营企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应强化国际化经营理念,根据自身的实力和特点,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与整合。以便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浙江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还要不断进行战略创新与组织创新,使其国际化战略与发展模式与时具进,不断发展,最终实现全球一体化目标。
近年,浙江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在竞争性领域逐渐占据主体地位,而且已经大量进入非竞争的垄断性和公益性部门,成为地区经济和行业发展的龙头和引擎,其在培植地方财源、扩大劳动就业、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企业不断地涌入我国,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核心竞争力就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素。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发展机遇,在享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受到国内某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进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这就是民营经济将出现数量的加速扩张和质量的全面提高。
民营企业是市场化的产物,其运作更符合市场规则。随着市场环境中的“权力污染”等问题得到治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越来越少,民营企业将获得更好的政策环境和法规环境。市场将更加开放,对民营企业在市场准人等方面的歧视、限制会取消。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世界经济发展有四大基本规律:世界经济生活国际化规律、世界经济一体化规律、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世界科技不断纵深发展的规律。浙江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要严格遵循这四大基本规律,转变自身增长方式,寻求世界市场的新增长点,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为出发点,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主动去适应经济规律,规避风险,拓宽市场,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主动实施管理和技术创新。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扩大、领域的延伸、组织架构设置的复杂化,对企业管理模式提出了科学、规范的要求,这是塑造企业经营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必须遵循“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企”战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健全创新机制,提高企业技术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不仅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生存的需要,更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发展壮大的需要。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稳步推进资本经营。现代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经营,民营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产业经营为基础,以资本经营为手段,发挥机制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效应,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加速企业外部扩张。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大为改善,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金融状况有所好转,投资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投资踊跃,已基本走出基础差、积累少的困境,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乐观。
越南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结合本国基本国情,渐进地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20多年来,越南实现并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见下图),被誉为东亚南地区的“后起之秀”和“崛起新星”,且位居“展望五国”(VISTA)之首。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以功能划分,渠道建设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术平台集成创新两个层面。[2]基础设施建设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保证所有公众都享有广播电视的视听权。新技术平台的集成创新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更高目标,满足公众对广播电视视听效果的需求。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著。自1998年开始,浙江省按照中央部署先后实施了三轮“村村通”工程,至2012年5月底,全省所有乡镇和99.9%以上行政村实现了有线电视联网,有线电视用户数达到1343万户,农村有线电视实际入户率提高到90.7%。在巩固“村村通”工程成果的基础上,浙江大力实施“户户通”工程,计划到2015年,全面完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此外,浙江省还推出了农村广播“村村响”、“广电低保”、“广电进渔船”和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至2012年底,将达到100%乡镇建立广播站,95%以上行政村(社区)建立广播室。对农村“低保户”实行有线电视入网费和收视费全免政策,使全省城乡“低保户”群众都能收听收看到有线数字广播电视节目。2012年将完成3000艘渔船卫星接收设施安装任务,完成200个乡镇广电站设施更新改造的目标任务。
数字化浪潮推动着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更新。近年来,浙江广播电视在有线网络数字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平台。截至2012年6月底,全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到97.1%,大中城市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率达到98.5%,其他城市达到90.8%。同时,积极推进有线数字电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全省农村地区整体转换完成率和双向化改造完成率分别达到66%和47%。
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等投资组建的华数数字传媒集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浙江省有线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视发展的省级主体,信息化的主平台和全国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内容应用服务的重要平台。2003年,华数率先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转换过程中推出双向互动模式,将“数字电视网、互联网、通信网”业务进行了融合,开创了跨网、跨屏、跨媒体的“全媒体”模式。2014年华数承建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通过国家广电总局验收,成为全国首家可以正式商用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同时,华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数字节目内容库,储备了数百万小时的精彩视频内容,为三网融合业务提供重要支撑。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进化论是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那一派民族主义的哲学基础。严复从生存竞争和中西文化比较出发,探索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意义,以及可能性等问题,将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现代性意识的发展;从生存竞争和现代国家观念出发,严复试图构建一个多民族团结的、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来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民族国家思想;由于特别强调民智和文明在生存竞争的意义,严复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开民智”、“文明排外”等较为温和的方式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就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提供新的思路。严复这一派民族主义者的这些思想是不同于孙中山等其他民族主义者的。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进化论、早期严复思想
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引入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冯契先生称“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①。也就是说,在进化论被中国人接受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思想的理论形态和内容。这种“革命性”的转变体现在中国思想的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各大现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其中也包括了民族主义思潮。当前,人们对严复的进化论与中国各主要思潮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而对它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研究却不那么充分。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试诞生的。但实际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三民主义”产生之前,中国已经发展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它们不仅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资源,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各种理论源头。换言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却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多样性特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无疑也是有重要意义的。由于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产生之前,严复的进化论是中国最具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因而笔者拟以早期严复思想为例,揭示出其中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来探讨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因为,早期严复思想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严复思想,严复对进化论的引介主要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近现代思潮的影响也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者主要关注那些问题呢?所谓的民族主义,通常指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试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维护其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为民族主义者的一切社会行为提供理论支撑。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观念、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利益就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因而笔者拟分析严复是如何以进化论为基础来讨论这三方面内容的。
现代性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最基本观点。它是如些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性观念,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没有出现。简单地说,现代性观念,就是人们明确认识到一个国家要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在中国,现代意识的出现是一个过程。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虽然都涉及到传统社会的转变问题,但却仍然囿于传统的“夷夏大防”而无法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归宿,因而现代性意识依然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到了严复引入西方进化论才得到基本解决。
众所周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严复指出,同生物界一样,人类社会之中也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中国处于绝对的劣势,因而中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严复还指出,“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②,“是故取客之言而详审之,则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可谓异族制中国也。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膛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此曩者所以有四千年文物傫然有不终日之叹也。” ?③,“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④简言之,传统的“夷夏”模式已经过时了,为了生存,中国必须抛弃传统文化转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
那么,中国学习西方意味着什么?是向武力的屈从,还是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富强与文明是否统一?中国能否真正地学习到西方文化,或者说能否发展出象西方一样的文化?严复又运用进化论来解答这些问题。
根据甄克思的进化论,严复指出,“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 ?⑤,“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⑥,“盖今日欧洲之列强,出宗法而入军国之社会也。”?⑦“宗法社会”相当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封建社会,“军国”或“国家”相当于人们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严复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置于人类社会进化的阶梯时,中国学习西方就意味着,中国要从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自我发展。而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如果以此反观严复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则严复的现代性意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他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⑧即使在今天看来,严复所说的中西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距,属于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
既然中西方都遵循着共同的进化原理,那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和西方不一样呢?严复指出:“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励,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华离破碎使之然也”?⑨,“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⑩简言之,竞争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欧洲由于竞争激烈而发展速度较快。而中国却由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各周边地区与中国文化的差距较大而缺少真正的竞争,因而社会发展较慢。据此,严复认为,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近代冲突,正好给中国提供了历史上所没有的竞争环境,“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11)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西方之间的竞争可以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衰落和新文化的兴起,那么,从传统文化向新文化的过渡是采取一种激进革命的方式实现,还是通过缓和的改良来进行?根据进化论,严复选择了改良的道路,主要有二个原因:第一,这是进化规律的要求,严复指出:“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12)“渐”就是历史的延续性,“顿”就飞跃或断裂。也就是说,浅演社会与深演社会之间,或者新旧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延续性的联系,新文化是从旧文化的母体中经过一段历史过程发展出来的。这就必然要求中国人选择改良的道路。并且,严复根据甄克思的进化论,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即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不完全属于传统社会,而是具有了某些性现代社会的特征。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这些现代性特征显现扩展的过程,因而严复指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13)即改良是必须的。第二,这与当前中国人的民质程度相关。严复认为:“数千载受成之民质,必不如是之速化;不速化,故寡和。寡和则勍者剋之,必相率为牺牲而后已。夫牺牲何足辞,独是天之生先觉也不易,而种之有志士也尤难,奈何使一二人倡说举事之不详,遂牵连流血以灌自由之树乎!”(14)可见,严复是坚决反对革命的。这是相当有趣的,从生存竞争和中西文化之争来说,严复的态度是相当偏激的和彻底的,但对于具体的社会变革活动,他的主张却是相当温和的。
综上所述,严复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但他却在进化论框架下,以保种图强为目的,以中西文化之争的形式,将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内容揭示出来。因而从民族主义思潮的现代意识的角度看,严复这一派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生存竞争突出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紧迫性,以文化的发展为现代化的内涵。这既不同于康有为等人所强调圣人和政治制度变革,也与孙中山等人所强调的民族革命和政权有差别。#p#副标题#e#
构建民族国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追求。所谓的民族国家,指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某一民族为了追求民族自决和自治而构建的政治实体。严格意义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没有的,民族国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组成或几个主要民族联合组成,并得到该国所有民族共同承认的政治实体。因此,民族国家就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或者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关系。严复也是从进化论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众所周知,严复很少谈到汉族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反对所谓的排满革命,原因有四:第一,严复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强调的是人种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他指出白人“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15),从人种的角度看,“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人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沦于非类”(16)。因此,从中国保种的角度来说,强调汉民族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严复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包括那些曾经统治过中原的少数民族,“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寡也”(17)。即他们基本上被汉化了,从文化上看,他们最终与汉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根据严复的进化论,中国的生存危机,其实就是文化的危机,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落后,实际就是汉族文化的落后。因此,扬汉排满等所谓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生存危机的问题。第三,严复特别强调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国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18)他又指出:“《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19)这里的种族就是指民族。非常明显,从国家竞争与现代国家概念出发,严复关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属于某一国民的身份,而不是他从历史所获得的民族身份。第四,严复指出,排满运动者“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20)简言之,从逻辑上说,激进的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非常可能引起国家的分裂和内乱。这必然大大不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不利于汉民族自身的发展。因此,严复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21)可见,严复明确反对那种狭窄的、排外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的主张。
如果说严复对民族国家的民族特性谈得较少的话,他对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却特别关注。简单地说,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是个体对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态度。严复从中西方的生存竞争开始探讨这一问题:“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而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势可恃,国法尚行,则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扬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劝为之;一旦形势既去,法所不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复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22)“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23)简言之,西强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民对国家认同程度方面:在中国,民众无民权,民众与君主之间是奴虏与主人的关系,因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种被迫认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众有民权,民众实际上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实际是二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国家。那么,导致这两种国家的根本差异的民权又来自于什么呢?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24)“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25)“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26)简言之,民权来自于自由的观念和民主的原则,并决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政府实际上就是立宪政府,严复指出其实质是:“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27)“今世欧洲之立宪,宪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28)又说:“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29)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民众才也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才真心地拥护国家的行为。可以说,严复以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的线索,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宪政主张介绍来中国,或者说,严复认为,中国只有构建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宪政国家,才能真正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才能真正以解除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
虽然严复强调个人的自由在现在国家中的意义,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生存危机的严重性,“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30)。也就是说,要增进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还必须要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感。因此,他在遗嘱中对后人说:“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众。”(31)但是,严复仅将此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则不是作用一种政治原则,“夫谓爱国之民,宁毁家以纾难,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国之安全。此其说是也。然是说也,出于爱国者之发心,以之自任,则为许国之忠,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至于无穷。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32)可以说,严复认为,民众对国家的认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国家对民权的承认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第二,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民众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虽然从具体内容上说,这两方面内容有冲突之处,但严复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性质却是作了严格区分的。
综上所述,根据进化论,严复从现代国家理念出发,以一种现代眼光看待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强调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存,并提出了建构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的主张。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现代国家的另一种理论探求。
维护民族利益是民族主义各种主张的最终归宿。它涉及到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民族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其二,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国,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各种民族主义者对民族根本利益的认定基本相同: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的独立;最终的目的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新型中国,甚至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要赶超西方。但对于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各种民族主义的主张却有很大的差异。总的来看,以进化论为依据,严复对如何维护民族利益有着独特的主张,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严复强调民力、民智和民德,特别是民智在中国救亡图存中的意义。严复的进化论中有一个十分奇特的、而又不来自西方进化论的重要观点:“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33)“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34)简言之,国家的各种实力实质是其民力、民智、民德的各种表现形式,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民力、民智、民德之间的竞争。因此,严复说:“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35)其实,民力、民智、民德本来指斯宾塞教育学中体育、智育和德育,严复将其改造为民众的身体素质、民众的科学知识涵养和民众的道德水准。这在三者之中,严复最为看重民智,他认为,“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36)。“请先思今日欧美诸邦,其国力之富厚,其实业之精进,较之吾国相去几何?次思列强进于此境者,从何时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实由何故?……必言近因,则惟格致之功胜耳。”(37)“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38)由于严复认为民力、民智增强最终也要依赖民智的提高,并且与富强直接相关的军事、农工商等实业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也需要以民智为现实的基础,因此,严复说:“根本救济,端在教育。”(39)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结论:中国应对残酷的生存危机的根本方法却是十分温和的:发展现代的、全民性的科学教育。
第二,严复反对战争。他认为:“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 (40)“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 (41)“国非富不强,兵非巧不利,欲率游牧之民,以席卷工商之国,如青吉斯、帖木斯之所为者,断断乎无此事矣!”(42)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全面的竞争,军事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竞争方式而已,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竞争中的最终胜利者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是处于更高级文明的国家。他举例说:“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法国乎?不三十年,洒耻复亡,蔚为强国。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褎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拿破仑之日为逾强也。然则战败又乌足悲哉!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 (43)因此,国人所追求的应该是国家的文明富强,而不能仅仅关注军力的发展。换言之,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仅仅在军事方面学习西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彻底地解决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战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此,严复说:“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 (44)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救亡图存的海军将领来说,严复这种反对战争的态度确实有些令人不解。但这确实与他发展中国文化的思路是一致的。#p#副标题#e#
第三,严复反对一切非理性的、盲目的排外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 (45)因为严复始终认为“若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再数百年,谓为种灭,虽未必然,而涣散沦胥,殆必不免,与欧人何涉哉!” (46)即中国的生存危机根本上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引起的,西方列强的侵入只不过将这种危机现实地展现出来而已。并且,严复还认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取决中国文明的发展程度,为此,他特地翻译了《伊索寓言》中的《鸦乘羊者》,在译文中,鸦说:“所遇者雄,则吾为雌;所遇者雌,则吾为雄。雌雄何常,视所与接者而已矣。” (47)严复感叹:“不自强者无朋,以所遭皆仇雠也。” (48)西方列强就是“鸦”。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自强:如果中国强大了,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就是朋友,生存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反之,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就是“仇雠”,中国不管怎样排外,亡国灭种的危险始终存在。而中国的富强或中国文明的发展,正如上文所说,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并与西方国家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严复说:“期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49)这就是严复“文明排外”的主张,即形式上不排外,而是通过发展文明实现国家的自治独立,达到一种实质上排外效果。应该说,严复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的主流,他所理解的排外也不是孙中山等民族主义所说的排外,他的“文明排外”主张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士代夫、义和团等试图中断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张而言的。但是,对于一个强调生存竞争和西方列强威胁的进化论者来说,“文明排外”的主张确实是相当温和的。
综上所述,以早期严复为代表的这一派民族主义者,以进化论为理论框架,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思考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赋予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一种进化论的、现代化的、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和温和改良主义的综合特征,丰富了中国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容,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①冯 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
②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
③严 复.原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12.
④严 复.救亡决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40.
⑤严 复.译〈社会通诠〉自序[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35.
⑥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23.
⑦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84.
⑧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
⑨严 复.拟上皇帝书[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65-64.
⑩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65.
(11)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7.
(12)严 复.政治讲义》第三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65.
(13)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9.
(14)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20.
(15)严 复.保种余义[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86.
(16)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1.
(17)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2.
(18)严 复.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45-1246.
(19)严 复.政治讲义》第三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60.
(20)严 复.与张元济书》第十九,《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56.
(21)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26.
(22)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1.
(23)严 复.辟韩[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6.
(24)严 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3.
(25)严 复.主客平议[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18.
(26)严 复.〈社会通诠〉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30
(27)严 复.政治讲义[M].《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1284.
(28)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50.
(29)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40.
(30)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81.
(31)严 复.遗嘱[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360.
(32)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1022-1023.
(33)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5.
(34)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8.
(35)严 复.原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4.
(36)严 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9.
(37)严 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282-283.
(38)严 复.与张元济书》第九,《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39.
(39)严 复.与熊纯如书》第五十七,《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674.
(40)严 复.拟上皇帝书[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66.
(41)严 复.原强续篇[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8.
(42)严 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982.
(43)严 复.原强[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9.
(44)严 复.原强续篇[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39.
(45)严 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151.
(46)严 复.道学外传[M].《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483.
(47)严 复.鸦乘羊者[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78.
(48)严 复.鸦乘羊者[M].《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78.
(49)严 复.与〈外交报〉主人书[M].《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561.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人们总是希望后代能够光宗耀祖、振兴家业。直到现在,每逢春节,北方同宗的男人还会相聚一次。这与在古代宗法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的宗族组织形式有关。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探浙江历代名人的名字文化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探浙江历代名人的名字文化
一、引言
“名人”首先应该是有名字的人,现在的“名字”在古时候只相当于名,古人不仅有名,还有字。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字,只有那些有文化、有地位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名字中包含着丰富的语言、历史、民族、地域文化等信息。我们以浙江97位名人(百度搜索“浙江古代名人”和“浙江近现代名人”筛选而得)的名字为对象,分析其中的一些规律并作出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名人的常见用名是笔名,如:“鲁迅”、“矛盾”,我们考察时分别记为“周树人”、“沈雁冰”。有些名人有原名,后来又改了名字,如:“郁达夫”原名“郁文”,“夏衍”原名“夏乃熙”,我们以后用名字为研究对象。有个别名人有多个名字,我们采用最常用的,如: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更名绛,后又改名炳麟。
二、单字名和双字名
单字名就是用一个字命的名,如“吴平”的“平”就是单字。双字名就是用两个字命的名,如“邵飘萍”的“飘萍”就是双字。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古代的人名中有26例为单字名,如“陈亮”、“范钦”、“高明”;30例为双字名。近现代中只有两例单字名,其余均为双字名,如“余秋雨”、“周信芳”、“范文澜”。由此可知,人名的用字向双字化发展,单名逐渐消失。我们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可以解释此种现象。
(一)社会的进步
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人们不太注重名字,随便有个称呼就是了。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下层民众,没有正式名字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即使到了近现代,我们还是会发现没有完整名字的人。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虽然是小说中的人物,但也是社会现实的反应。然而,随着民主、科学、平等的观念深入大众,人们对于名字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尤其是那些有了受教育机会的人,总是要有一个正式名字的。正是这样,有确定名字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普遍使用单字名,而我们的姓又使用的比较集中,最常见的100个姓氏总计约占汉族人口的87%。这样,势必导致大量的重名现象。
(二)人口的增加
我们看一下汉代以来,浙江人口数量的增长情况。 [2]西汉元始2年(公元2年)约有55万人。唐天宝元年(742年),人口达到436万。北宋祟宁元年(1102年),人口可能在600万人以上。明初洪武26年(1393年)有1049万人。乾隆41年(1776年),人口超过两千万。鸦片战争时期,人口为2700多万。20世纪30年代,人口达5588万。由此可以看出,浙江人口的历史发展状况。人口越来越多,为了避免重名,人们倾向于选择双字名。
为了更加形象,我们将浙江省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绘图如下:
(三)“字”的消失
在古代,名人是有“字”的,如:黄宗羲,字太冲;王羲之,字逸少。即使在近现代,也仍然有人用“字”,如周树人,字豫才。只是,[3]五四前后,“一名主义”推行,人们逐渐不再用“字”。“字”通常是有两个字组成的。以前,平辈之间通常用对方的“字”,或后加“兄”,或前加姓来称呼。而“字”的消失,将给人们在对那些单字名的平辈的称呼上带来困难,直呼其姓名,显得不够尊重;单单是叫一个名字,不符合汉语双音节的发音习惯,很不顺畅。如:沈括,直接称“沈括”,显得生分,态度傲慢。称“括”,很不舒畅。如果称呼双字名的人,单称名,不用姓,既显得亲切、友好,又在发音上顺畅。如:称戴望舒为“望舒”,称黄宾虹为“宾虹”,都是十分恰当的。因此,双字名的繁荣发展就成为一种趋势。
三、特殊用字
我们在考察人名的时候发现名字中有一些特殊的用字,有些字有着一定的意义,有些没有意义。我们归结为三类:
(一)蕴含家族、宗族思想
宗族、家族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人们总是希望后代能够光宗耀祖、振兴家业。直到现在,每逢春节,北方同宗的男人还会相聚一次。这与在古代宗法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的宗族组织形式有关。“株连九族”的惩治制度也让人们重视对同宗后代家族观念的培养。体现这一思想的字有“祖”、“宗”、“家”。如:“黄宗羲”、“吕祖谦”、“全祖望”、“朱家骅”。意在提醒其不要忘记祖宗,要有家族、宗族观念,为家族争光添彩。但是,从我们考察的语料来看,近现代使用此类字的例子已经很少了,只见到“朱家骅”一例。这可能与社会发展进步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政治渐趋民主,经济渐趋繁荣,生活渐趋富裕,人对人的依附关系逐渐减弱,宗族观念开始淡化。
(二)蕴含出生次第
出生的先后在古代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王权。在家庭内部,父母年老之后,也是由长子主管家中事务,协调各方关系。兄弟要尊重、听从兄长。名字中表示次第的有“伯”、“仲”、“叔”、“季”,这些是较为常见的。如“俞平伯”、“李叔同”、“高季琳”。此外,“赵孟睢薄ⅰ吧趁虾!薄⒅械摹懊稀币脖硎敬蔚凇!懊稀庇小芭判械谝弧钡囊馑肌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世界经济发展有四大基本规律:世界经济生活国际化规律、世界经济一体化规律、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世界科技不断纵深发展的规律。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浙江民营企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应强化国际化经营理念,根据自身的实力和特点,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与整合。以便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浙江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还要不断进行战略创新与组织创新,使其国际化战略与发展模式与时具进,不断发展,最终实现全球一体化目标。
论文关键词: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市场
论文正文:
浅析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近年,浙江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在竞争性领域逐渐占据主体地位,而且已经大量进入非竞争的垄断性和公益性部门,成为地区经济和行业发展的龙头和引擎,其在培植地方财源、扩大劳动就业、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企业不断地涌入我国,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核心竞争力就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素。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发展机遇,在享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受到国内某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浙江民营企业是最早吃螃蟹的获利者之一,凭借着浙江人独具的胆识和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竞争中分得了一杯羹。由于直接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逐步形成了能抵抗外来竞争的优势。
1.产权清晰。相对国有企业而言,这是浙江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浙江民营企业自筹资金、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使企业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经营者能够自主地运用资金、场地、设备、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掌握生产经营权,满足市场要求。
2.低成本。劳动力成本低是浙江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之一。浙江民营企业按市场经济的规律确立人事制度,力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民营企业生产经营使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顺利地由潜在变为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
3.小规模技术。浙江民营企业使用的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但往往是更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实用性技术,经过消化、吸收、改造,特别是在纺织、轻工、机电、食品等行业已经形成了相对的技术优势,并积累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经验。这些技术和经验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的最重要的比较优势。
4.灵活的市场营销优势。浙江的民营企业都是在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对市场很敏感,能适应和开拓国际市场。浙江的民营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凭着特有的毅力发展壮大,“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尽千辛万苦”的精神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1.跨国经营规模较小,防范风险能力不强。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其跨国经营是小规模和试探性的、资本不够充足,赢利能力较差,而且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缺乏名牌产品,缺乏独特而成熟的企业文化,在残酷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对跨国经营中各类风险缺乏防范承受的能力。
2.经营目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浙江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新手地位,对于跨国经营的目的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和游戏规则缺乏深人研究,对自身的竞争优势没有认真分析,没有进行明确的发展定位,也缺少完整的发展战略,导致在一些具体经营操作问题上出现失误,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损。
3.家族式管理模式难以适应跨国经营要求。由于成长历史的原因,浙江省大多数民营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据不完全统计,我省有96.6%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由最大股东担任,两者合一的占64.83%。这种既当老板又当管理者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却难以适应国际化经营的要求。
4.跨国经营人才短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中。熟知国际生产、管理和销售业务,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适应能力和公关能力以及强烈的开拓能力和敬业精神的高层次人才缺乏,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资金、技术积累和人才的不足,技术水平不高,创新能力有限,这无疑限制了浙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形成了浙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瓶颈”。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进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这就是民营经济将出现数量的加速扩张和质量的全面提高。
民营企业是市场化的产物,其运作更符合市场规则。随着市场环境中的“权力污染”等问题得到治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越来越少,民营企业将获得更好的政策环境和法规环境。市场将更加开放,对民营企业在市场准人等方面的歧视、限制会取消。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世界经济发展有四大基本规律:世界经济生活国际化规律、世界经济一体化规律、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世界科技不断纵深发展的规律。浙江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要严格遵循这四大基本规律,转变自身增长方式,寻求世界市场的新增长点,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为出发点,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主动去适应经济规律,规避风险,拓宽市场,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主动实施管理和技术创新。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扩大、领域的延伸、组织架构设置的复杂化,对企业管理模式提出了科学、规范的要求,这是塑造企业经营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必须遵循“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企”战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健全创新机制,提高企业技术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不仅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生存的需要,更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发展壮大的需要。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稳步推进资本经营。现代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经营,民营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产业经营为基础,以资本经营为手段,发挥机制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效应,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加速企业外部扩张。
在当前条件下,浙江民营企业要解决上述问题。顺利开拓国际市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长期战略规划和短期具体计划并行。根据国际市场的形势,结合企业的发展目标,对企业及产品进行重新定位、提高产品附加值,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力求做到战略明确,部署得当,功能分工合理,网络体系健全,追求全局效果,打纵横照应、协调得法的总体战。
2.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和本土化经营。根据对国际市场经营环境和国内政策条件的分析,首先要突破“国内生产、国外销售”的传统经营观念,实行“本土化”经营观念,即推行“各国设计、各国生产、各国销售”的新经营观念,以形成自身的特征。其次。要针对国际化经营的不同阶段,设计不同的经营战略。严格遵循目标市场所在国的市场规则和商业惯例,把自身的经营优势和目标市场的分析相结合,提出并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营战略。
3.寻求国际合作,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跨国并购,可以使民营企业迅速进入市场,迅速扩大产品种类,可以利用被收购企业的技术、原有的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及其营销网络和渠道,获得被并购企业市场份额和商标,资金融通更加便利。战略联盟,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取高技术和提高其国际化经营水平,通过合作研制开发高新技术,以达到引进先进技术、促进跨国经营发展的目的。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宣部理论局的相关要求,《中国近代史纲要》教材编写课题组于2013年1月启动2013年教材修订工作。,《中国近代史纲要》按照时间顺序共分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篇,具体内容包括: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汉字解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讲解的结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汉字不仅是美丽的方块符号,也是表情达意的沟通工具。尤为重要的是,汉字还是中国文化的基因。透过汉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历经沧桑的历史温度和文化气息。笔者尝试将汉字解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讲解结合起来,让青年学子了解"东方魔块"无穷魅力的同时,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从而能更好地激发其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诸多,譬如:闭关锁国、政治黑暗、腐败严重、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经济技术落后、阶级矛盾尖锐等。但笔者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思想的原因,而通过对"中国""夏"字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华夏中心主义正是我们夜郎自大的症结所在,也正是我们落后的思想根源。
甲骨文的"中"字像一道飘扬的"旗帜".古代君主有大事,如集合民庶,或召集军队,都插旗建"中"于空旷之地,人们看见"旗帜"便从四面八方趋附到"中",听达命令。所以,"忠"的本义即"插旗为中,以为标识".在古时候,只有氏族、部落的酋长、贵族,以及国君才有资格插旗建"中",而那些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只是听从命令的庶民。因此,"中"象征的是权利,地位,尊卑,秩序。故"中"者,有"中"央、居"中"之国说。
中国者,即中央之国,即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先民,以中国人自居,称东西南北诸氏族、部落为"四夷".《礼记王制》说:"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孟子说:"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夏",从金文中看,其上为"头",中间为"躯干",两侧为"手",其下为"足",实际上就是"人"形。所以,"夏"的本义是"人",但是凸显头不大、身手足齐全、体格健壮的人。《说文》讲得有道理,"夏,中国主人也".所谓"中国",即黄河流域及中原一带。所以,古代中国人也称为"华夏"[1].
通过分析,我们能够看到正是由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周围的游牧民族相比,他们很早就开始进入了礼制社会,并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中原人颇以自己的文明而自傲。由此在"人"字的基础上,又造出"夏"来显示自己是优秀民族。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与外界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很早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与周围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关系,长期以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的文化传播,所以华夏文化优于蛮夷文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滋长起来。这种骄傲伴随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积淀与日俱增,到了清朝康乾盛世时,达到了极致。这就是华夏中心主义,是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一种概念,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世界观[2].这种思想势必导致华夏独尊的文化自大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即中国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中心之国与四方蛮夷的文化等级关系,天朝上国与周围属国的藩属关系,这种中国所特有的"天下"意识,一直持续到19世纪。
世界文明的历史和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都证明,如果文化之间缺少博弈和交锋,那么其发展和演变将举步维艰抑或停滞不前。正是由于华夏中心主义思想作祟,在全球发生变局之时,天朝上国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所以中国只能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国门轻易地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可悲的是,国门洞开之后,却不知道痛定思痛,依然眛于世界大势之外,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这导致我们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改革机遇,导致落后遭挨打的悲剧接踵而至甚至绵延一个世纪之久。因此,"中国""夏"所代表的华夏中心主义,正是中国近代落后遭挨打的思想根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犯下了数次侵华罪行。它们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具体来讲,就是割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践踏中国文明。而汉字也形象地把这些侵略行径表现了出来。
"贼"的金文,左边是一只手,右边是"戈"(武器),中间是"贝"(贵重之物),表示"手持戈破贝".
本义是"破坏".这个字反映了诸国列强在侵华战争中公开抢劫中国财富,大肆破坏文物和古迹的罪恶行径。譬如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京前洗劫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他们疯狂盗抢瓷器绸缎、名贵字画、金银珠宝、文物古籍等,后纵火焚园,并将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付之一炬。参与打砸抢烧的英国军官戈登坦承:"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些自诩为"文明使者"的西方列强所表现出来的丑恶嘴脸和强盗行径,使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势力的野蛮本性暴露无遗。
"寇"的甲骨文,外面是一座大房子,里面的左边是面朝左的一个人,右边的表示一只手举着有杈的棍子打人,其本义是"盗匪".西方侵略者在历次的侵华战争中野蛮屠杀了大批华人。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仅仅四天就屠杀了中国居民2万余人。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展开了烧杀淫掠"大竞赛".
中国平民和被俘战士被集体射杀、火焚、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3].
"盗"的甲骨文,右上部是一个面朝左而立的人,张口流出了滴滴涎水;下部为"舟",上古文字中"舟"与"皿"常无区别,形容人之贪婪,见利垂涎三尺,简直口水都可要以舟载之了。《说文》:"盗,私利物也。""盗"的本义为"极欲",由此引申为"盗窃"."盗"也指"强盗".而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近代以来,为何诸多西方国家都将中国视为侵略对象,都想从中国分得一杯羹、一块肉来吃?究其原因,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经缔造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可以更好地充当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市场、廉价劳动力及廉价原料的供应基地和自由的投资场所。因此,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脚步接踵而至。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遭受了无数次侵华战争,其中大规模的异族入侵有六次。但即便如此,西方国家依然没有征服中华民族。原因在于诸国列强之间利益纠葛矛盾重重,明争暗斗相互钳制。然而究其根本,却是英勇无畏的中华民族顽强抵御了外来入侵。为何中国人民视领土如生命,寸土必争、英勇反抗?汉字之中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国家之国,与或、域为同义词,国周围的口,突出疆域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疆域即领地。而领地意识是人存在的心理基础,当人们拥有的时候,自我意识便得到了确认。因此,海德格尔哲学以人的存在来表达自我意识,这意味着领地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或"(域)的金文从戈。《说文》释义:"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国"反映了用武力保障的自由空间,这是一种国家的自我意识,而国家的自我意识便是主权意识[4].
由此可见,防卫和领地意识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拥有一定的空间---领土,拥有武力,构成主权。这即是国家的三要素:领土、居民和主权,且三者是统一的,当某一要素受到侵犯时,国民势必会拿起武器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尊严。
毛泽东曾有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国门洞开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列强侵略纷至沓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起抗争,探索出了一条又一条救亡图存之路,充分彰显了民族精神。
甲骨文的"敢"字,刻画的是一位英勇的猎人手拿猎具捕抓野猪的画面。野猪的凶猛不言而喻,这凸显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甲骨文的"毅"字,描摹的是一只野猪被猎人追捕,通过耸立自己身上的鬣鬃以示抗衡,以示临危不惧的栩栩画面。这两个字其实也形象诠释了中国人民为了扞卫民族生存的权利所进行的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三元里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首次反抗帝国列强侵略的武装斗争,昭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精神特质[5].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十四年之久,占据中国江南半壁江山,给中外统治者和侵略者沉重打击。谭嗣同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体现了为变法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6].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爱国官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动人篇章。
民族精神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和不断壮大的重要精神依托。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与象征。
回顾龙的形成历程,我们会发现龙身上代表着一种可贵的精神特质,这便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五千年之久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根本所在。而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对于实现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至关重要。复兴伟业需要万众一心、凝聚合力。"兴"字的内中乾坤,为我们生动揭秘了民族复兴之梦何以实现的根本支点和动力之源。
考察历史从中窥见,古时的中国分为很多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图腾。为了生计和领地,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斗甚至战争。而赢得胜利的部落便会把对方的图腾图案加到自己的图腾中去,以此显示自己的强大,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龙。因此,龙就是中华民族由不断冲突逐步走向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而"龙"也日益演化为一种精神的寓意象征和优秀的民族品格---团结、凝聚、包容、和谐等。纵观世界历史,诸多古代文明曾经璀璨耀眼,横跨洲际的大帝国也盛极一时,而今无不烟消云散没落在萋萋荒草和累累废墟之中。而唯独中华文明依然薪火相传,和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在。
其本质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以"龙之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兴"的甲骨文的四角是四只手,中间抬着一个很重的器物,其本义是"抬举"之义。金文又增加了一个"口"字,表示用口叫喊(一声声号子)、共同抬举之义[7].《说文解字》说:"兴,起也。……从'同',同力也。"史册在案,昭然若揭。从列强入侵到人民解放,从建国立业到改革开放,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皆为中华儿女集体智慧和共同奋斗的合力使然。毋庸置疑,由"弱"到"强"、由"衰"到"兴"的历史图景和现实境况,正是中华民族精诚团结、同心协力的伟大成果。有向心力才有凝聚力,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和创造力,这也必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2012年11月29日,带领第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参观了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陈列,并首次论述了"中国梦".他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8]36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8]39-40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力量就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保障和强大法宝。在"龙"和"兴"的释义之中不难发现,从建设兴国到复兴强国,正是有了"龙"这一民族精神的脊梁支撑,有了"兴"这种集合力量的磅礴气势,我们才能一步步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贫穷落后走向伟大复兴。汉字之妙暗藏玄机。表面上来看,貌似先人造字的偶然为之,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而论,本课程的教学改革把"对文字的解读、研析与历史风云变幻"结合起来,剖析一个个汉字,展阅一幕幕史卷,其宗旨即"透过文字看历史".
这种方法极力避免了学术性的枯燥和理论性的艰涩,以真实灵动的历史故事为线索,深入挖掘汉字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将学生引入一个由汉字所带来的既深奥精微又美丽动人的历史世界。由此,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有效增强了其学习兴致,激发了其文化自觉、爱国热情和历史使命感,有利于培育其健康人格,提升其人文素养,塑造其精神内涵,在潜移默化中使当代青年学子"牢记历史事件,拓深历史底蕴,担当历史责任",从而不断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造血发力、添砖加瓦。
[1]左民安。细说汉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28.
[2]王培元。从"立国"到"立人":爱国主义从近代到现代的演进[J].社会科学辑刊,1996(5):94-99.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211-212.
[4]罗建平。汉字原型中的政治哲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42-43.
[5]亡羊。中国古代没有爱国主义吗?---与王培元同志商榷[J].荆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31-36.
[6]周辉湘。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潮层次论[J].中州学刊,1998(3):129-132.
[7]王国安。图说汉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88-189.
[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启蒙运动通常是指在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与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以及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是同一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近现代两次启蒙运动的缺陷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启蒙的实质是作为个体的人获得“成为自己”的自由,它涉及自我与自性、个性、共性等定位坐标点的关系。如果以自性、个性、共性作为个体自我定位的三个醒目的坐标点,那么,从自性到个性再到共性,反映的是角色意识统合功能次第加强的运动态势,反之,从共性到个性再到自性,则划出了主体意识分化倾向日益明显的运动轨迹。
就此而言,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合大势至为简单明朗,虽然历经无数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表相的政权更迭和治乱循环,但角色意识代表的统合趋向和功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亘古未变,个体自我的主体意识一直没有孕育、催生的机会,这是由拒绝分化、敌视个体的文化、政治的大环境、大气候所决定的。因此,趋于分化、多元的以自性定义个体的角度几乎被挤压成边线重合的直线---一个未经开启的平面,定义的问题被置换为定位的问题,“我是谁?”的本体追问转变为自我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联系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现实,这种问题的置换既显示了文化惯性作用的强大,也受制于不得不如此的客观情境。具体而言,需要重新确认的不仅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更涉及社会、民族、国家、文化等为个体自我认同提供资源和定位坐标的对象,两种认同的调整、变化呈互动关系,后者因其数量和规模优势对前者具有更大的统摄和裹挟效应,在重要性排序上,从学理和现实两方面都明显向后者倾斜,这种倾斜有其伦理正确性、历史合理性和文化必然性。
从学理的层面而言,它反映了黑格尔“伦理总体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源于“个别与一般的一体性”.具体表现为,“一个通过认知而与自身建立关联的主体,会同时面对两个自我: 一个是作为普遍的主体,它是作为一切可以认识的对象的总体性世界的对立面; 另一个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众多实体当中的一员。如果绝对者被认为是无限的主体性( 它不断产生客体性,以使自身走出僵化,而进入绝对知识的神圣王国) ,那么,一般与个别这两个环节就只有在独白式的自我认识框架中才能被认为是得到了统一: 因此,在具体的普遍性当中,作为普遍性的主体始终优先于作为个体的主体。在伦理领域中,这一逻辑的结果则是更高层次的国家主体性优于个体的主观自由。”[1]( P. 47)从现实的层面而言,“重建新的意识结构是和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同步的。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重新确认自己不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种集体命运。”[2]( P. 1 -2)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2]( P. 2)“对现代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会涉及到自我、个人的观念,而且会涉及社会、民族、国家和自然等观念。”[2]( P. 3)也即,单数的主体在复数的主体的缠绕和包裹下,其浮出意识的水面并凸显其重要性的过程必然要经历更多曲折。从文化的层面而言,亦支持这种整体、群体对个体的置换和凌驾,而且它对人类普遍本质、意义、价值等的探寻先天薄弱,也是造成个体人格不成熟及其无权、弱势之现实境况的主因。
个人主体确立的问题遭遇置换和滞后的宿命境遇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息息相关,由于同样的深陷误区的命运,“五四”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存在重要的逻辑和历史的联系。
众所周知,中国的个人( 本位) 主义和个人( 性) 话语始于清末危机、特别是以“五四”启蒙运动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此前,个人主体作为“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处于缺席和地位模糊的状态,个人意志淹没在伦理架构、道德体系、集体荣誉感、角色规范之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套牢的工具、一个失去挣扎欲望的溺水者。
诚如汪晖所言,“个人的自我归宿感是一个现代事件”,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基本固定的“角色”和“位格”,他的归属意识非常明确,因此,很少发生“魂不知所寄,情不知所衷”的漂泊无依感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惶惑和焦虑情绪,每个具体的人的“痛苦”自觉局限于被给定的角色体系内部。个人主体的建构诉求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表征,因此,它必然与中国的现代化诸问题纠结在一起。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其动力并非首先来自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被动的、后发的、学习型的,遭受侵略的事实使这种要求表现得十分竣急,且带有无暇从容选择的盲目,大致而言,走过了一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不断深化的“师夷”之路。为谋求“制夷”之策,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种“学习型”的现代化道路带有极强的功利的特征甚至急功近利的特征。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和富国强民的主观热望使中国的主体建构重心很快由个人转向民族、国家等更大的主体,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话语支持和认同引导,建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争夺政治和文化主导权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其动员和宣传的职能。在此过程中,个体之“小我”在“大我”的支配下填补进新的等级角色,拥有新的责任和义务。正如一个美国人的观察,“在有组织的等级体制中按照规定的角色行事,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质。……在中国,个人的权利就是整个地分享群体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想为所欲为的通行证。”[3]( P. 4)可以说,这一原则并未因现代化的转型要求而失效,它积淀于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层峦叠嶂之中、至为幽深之处,深埋于群体的个体以及始终在角色意识浓重阴影下沉睡的主体意识,很难在一两次激进的急功近利目的导引的革命或运动中被彻底唤醒和拯救。
从“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中的“叛逆角色”的遭遇可知,个体从“家”中出走和逃亡的那一刻,碰到的是“国”这一“厚障壁”,个体自觉和个性解放使冲击和反叛家长制成为“五四”时期的一种社会新气象或说新时尚,但个体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合法性以及成长的社会空间和动力,民族国家作为取代宗法制社会父君之权的更大主体,成为个体皈依的沉沦之所。当鲁迅在《伤逝》中以子君之口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个人主权宣言时,正切中了主体确立“依自不依他”的要害。然而,壮怀激烈、振聋发聩的个人主体诉求迅速在“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现实境遇面前碰壁,鲁迅亦无法将子君的合理要求和生命自由向着胜利的喜剧结局进行到底。
虽然子君的悲剧被置于爱情和婚姻的叙事框架内,很多论者也习惯于从性别压迫的角度立论,但不可否认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它也属于涓生,或者说涓生的悲剧性更为深刻,因为这一悲剧标志着“启蒙”和“启蒙者”的失败。子君的“觉醒”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涓生的“启蒙”,然而,“启蒙”塑造的“新女性”子君并没有完成相对于“启蒙者”涓生的真正的自我确立和个体独立,这种“依附”既是经济的和身份的,也是人格的和精神的,正是以“( 自由之) 爱”的名义确立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分离。可以说,个体分化的不彻底、主体意识的不明确是制造类似人生和爱情悲剧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个体无以负起全部的责任,制约这种“分化”的巨大阻力仍然来自特定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建构。因此,类似子君和涓生这般以爱情的悲欢离合为表现形式的个人主体困境具有必然性和代表性。
与之类似,鲁迅的“立人”理想一方面表述为“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诉求,一方面又建立、落实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立场上,呈现出深刻的内在分歧和两难困境。“国民性”话语及其“劣根性”诊断是针对“国民”的“共性”,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理论上说,它与每个人有特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难以作笼统概述,在凹凸不平的“相关性”之上,是其作为宏大概念和宏大叙事脱离个人、凌驾个人的本性。这一宏大概念和宏大叙事是“我们”的一个分支和别名,它希冀以“改造”的路径作用于每一个具体的“我”.对个体而言,这种否定性的界定与此前已经固化的肯定性界定一样都是外铄的,是以新的“共性”改写旧的“共性”,无法抵达“个性”,更不能召唤“自性”.
所以,以反思和改造“大我”角色来实现的国民主体的建构,与西方启蒙运动所宣叙的个人主体的自由有所不同,它首先需要民族国家主体的政治主权和制度运作的支撑。于是,“立人”的迫切性让位于“立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文学革命”的个人( 性) 话语变异为“革命文学”的阶级话语,等等,便成了在文化制约和危机胁迫下顺理成章的历史选择,这种必然性与其说受制于逻辑推衍,不如说源自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和基因遗传导致的不自觉选择。现代社会的分化功能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终于被提起,却又迅速转向别样名目的统合,个体再次被许以在群体利益实现后依其在群体中的“角色”地位而拥有等级化的分享的权利。伴随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实现民族国家建立的道路,个体和社会陷入更为致密的“一体化”的深渊,直至 20 世纪八十年代重提“启蒙”话题。
关于启蒙运动在中国的曲折历程,很多学者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和创见,值得详细剖析。
周策纵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运动的相关历史有过扎实的研究,并试图给出“一个仅供参考的阐释”.关于其时的“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义”的演变趋向,他作了如下的分析: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和社会公正。……‘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这实际上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有重大改革及革命的目的。……在‘五四’时期,特别是其初期,个人解放是主流意识之一。
1915 年以后,多数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改革者开始认识到要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从陈腐的传统伦理和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所有个人都从旧的被动思考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打破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自给自足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势必会增强民族的实力。……讲到批判传统的束缚,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比循规蹈矩更为重要。……但这种个人解放的潮流并不等同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意义也与西方所提倡的有所不同。对于救国的目的来说,中国许多年轻的改革者认为个人解放和维护个人权利相差不大。‘五四’时期虽然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因此中国对个人从传统中特别是从封建大家族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需求很快就被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与国家从而建立一个强大政府的要求给抵消了。……这样,‘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股势力兴起,压倒了个人主义潮流。”[4]( P. 500 -502)在指出这一历史演变趋向和事实时,周策纵点到了中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西方的不同,但未就此深入展开论述。
刘禾曾对中国“个人主义”话语进行过谱系学的梳理,她指出,“‘五四’式的个人观念总是与民族、国家及社会的观念密不可分。”[5]( P. 115)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一种极不平衡的方式表现出来,尽显“个人”主体的不成熟和无力感,“其关键就在于‘国家’、‘种族’的思想以‘集体’的名义取消了人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从而陷入了一种人的无主的盲目状态”[2]( P. 322),自我意识的匮乏、主体的盲目状态等很容易使个人落入被动的工具化的生存方式,刘禾借对杜亚泉一篇题为《个人与国家之界说》的分析,说明了“个人”的历史功用和“个人主义”话语的历史价值。“杜亚泉的隐喻和辩证式的论述都集中呈现了一点,即,现代性所做的事情乃是在普通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毫无中介可言的关系。文章作者从维护个人的角度批评国家的绝对权威,但他的批评并不妨碍他全盘接受这种个人/国家的概念性黏结。
他对个人与国家之间辩证关系的阐发本身就是对这种概念黏结的一次再生产。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教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话语恰好扮演着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5]( P. 122)这也正是周策纵的看法,“旧伦理的解体或许多多少少把个人从家庭与宗族的纽带中分离出来,但同时也为国家、党派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对个人的控制清扫了道路。”[5]( P. 122)刘禾在将“中国‘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口号”以其认知和阅读视野为前提“置回它所处的具体历史上下文”之后,得出结论: “个人主义的话语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它与民国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大叙事之间有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像当时流行的其他话语一样,它以自身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意识形态和权力重组的重要进程。这种参与方式不能冠之以任何简单的结论( 如真/伪个人主义的结论) .个人主义并不总是构成国族主义的对立面,启蒙运动也并非是民族救亡的反面。”[5]( P. 117)但这一结论本身显然也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对“启蒙”、特别是作为“启蒙”的重要内容的关于个人主体及其自由的不同认识,会使这一结论发生价值判断上的分歧。比如,汪晖在历史描述和事实认定上,与周策纵、刘禾无甚差异,也认为“‘人及其个体性’的命题终于淹没在‘民族主义’的命题中”是“五四”启蒙运动达成的一个“现代性的后果”,但他将“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视为“‘五四’启蒙思想家抨击和否定的对象”,因此导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启蒙”是失败的、导致了“启蒙的自我瓦解”这样的价值判断。尽管持此看法,他仍然承认其历史必然性,并以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说明这种必然性有其巨大的文化背景和支持力度,即“以集体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与以个体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其特征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对抗,后者在那个时期仅仅是前者的历史衍生物,而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2]( P. 324)由此看出他们的侧重点的明显不同,刘禾从“立国”的角度肯定“五四”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积极作用,汪晖则基于“立人”立场质疑和批评因启蒙的不彻底导致的个人主体的不确立。
“五四”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体诉求迅速被阶级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和民族国家主体等宏大诉求、集体诉求所取代,既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之初特定历史际遇所决定的,更重要的,这种转向的柔顺易行也反映了历史趋势与其背后的文化基因存在协同一致性,后者发挥了深隐而巨大的惯性作用。中国文化重视群体甚于个体、群体高于个体、“大我”凌驾“小我”,是一以贯之的原则。“像个人主义一样,国族主义和‘群’的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中也占有自己针插不进的地盘。”[5]( P. 127)而且,后者常常拥有针对前者的全包含的绝对优势。对于胡适将“小我”置于“大我”之下的主张,刘禾认为是“现代主体性理论的逻辑引申”,此处的“大我”被视为“社会性的聚集和增生”,特指“有机的现代社会”,在此前提下,“把个体整合成民族国家的公民”、“现代社会的成员”才有可能性和主体合法性的保障。显然,当时的中国从国家主体的确立和社会的性质而言,都不具备“整合”的前提条件,而且,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是以“公民”的身份作为社会“有机”分子的必备要素,因此,坚持群体对个体的统摄,实际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这样的“启蒙”必然导致皈依传统的“反启蒙”效果。
诸多个人主义话语的歧义杂陈表明,“五四”启蒙运动只在否定的意义上具有“态度的同一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和怀疑”这种批评对象的高度一致几乎是其唯一的共同点,而在“启蒙”的内涵、目的、途径、方法等方面显得混乱且空洞,缺乏肯定意义上“逻辑的一致性”.
对群体利益的重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将“个人作为家族、群体、民族、国家、伦理观念的对立物,从而把个人的自由解放视为首要的任务”,总要给个体找一个皈依和从属的“大我”,“阶级”和“民族”在中国人创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过程中成为个人认同的两个重要类属“主体”,两者联手形成互补和互渗的关系。杜赞奇这样阐述“阶级”和“民族”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有必要把阶级视作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一种民族观。在中国,李大钊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像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 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家诉诸阶级――这个阶级包括整个人类或者所有被欧洲资产阶级剥削的人们。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民族主义,但其中仍然保留了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的若干动机……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民族在国内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
某个阶级的所谓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准为转移的。中国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旨在清除不受欢迎的阶级或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从而以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形象塑造中国的‘“”’时期。这里,民族的观念成为具有超国界诉求的革命语言与民族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语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种手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置入民族的语境中。30 年代后期毛泽东上升为与列宁和斯大林齐名的最高理论家的地位,以及‘中国模式’的革命运动的诞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民族特性便体现在由中国人领导的独特的阶级斗争的模式中。”
[6]( P. 10 -11)这一经由阶级认同、力量集结、暴力争权从而组建民族国家所“拯救”和建构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也即从“五四”启蒙运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文学表述上的最大特征是个人主义话语( 个性话语) 向阶级话语的转变、顺役和沉沦,“人”或“人的解放”等抽象和具体的个人主体性的诉求作为与“阶级性”对峙的“人性论”遭到批判,以“阶级”为认同标准的“人以群分”体现的是“敌我之辨”,多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人寻找和证明的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群体归属,“朋友”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远近亲疏划分出更加细化的以“我们”为中心的涟漪圈子。以阶级( 政治意识形态) 为核心的伦理架构在实质和形态上都十分接近以血缘远近为亲疏划分标准的宗法制伦理架构,几乎毫无变化的分合诉求及其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
这在文学叙事中体现为清晰的人物设置的原则,以王小波的作品为例,在《寻找无双》中,作者借用坊吏---所谓的“基层工作者”---王安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名目变动不居、实质亘古不变的二元对立原则: “创世之初,世间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是我们,一种人是奸党。到了大唐建元年间,世上还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依旧是我们,另一种依旧是奸党。……到了今天,世上仍然有两种人,一种还是我们,另一种还是奸党。
……在这个世界上,冰炭不同炉,正邪不两立。一个人不是我们,就必然是奸党。”[7]( P. 532)几乎同样的一段话出诸《我的阴阳两界》中的“李先生”之口---“自从创世之初,世界上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我们',还有一种是’他们‘.现在世界上仍 然 有 这 两 种 人,将 来 还 是 要 有 这 两 种人。”[8]( P. 390)这种“人以群分”造成的你死我活的对垒阵营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可谓其来有自、渊源颇深。它的消极作用十分复杂,一方面,对“阶级”和“党派”的上下分等、内外有别的类似传统伦理格局的狭隘认识,使前者很容易成为后者的现代“别名”,阶级的伦理秩序塑造、编排了新的不自觉、不自主、不自由的个体。进而言之,随着两个阵营、两种观点不断审时度势、分合重组,使个中成员难以持守“自我”,或是暧昧、两栖的“蝙蝠”,或是失去“自我”定义能力的“变色龙”,而且,“这两种人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互相带来灾难。”所以,只要个体面临此种“两分”的选择,便难免落入自我分裂的窠臼,如同《我的阴阳两界》中王二对小孙的存疑: “现在我才发现,她最起码不是个坚定的’我们‘,甚至将来变成’他们‘也不一定。”[8]( P. 390)同样的怀疑也发生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对其暗中充当官府“间谍”的“情人”李二娘身上。显然,与动趋无极的“变”相比,个体的可变向度十分狭隘,可供来回跳荡的无非已经设定的两个阵营、两个圈子而已。
应该说,从多元选择到二元对立,从众声喧哗到双声叫板,与其说是启蒙的结果,毋宁说是启蒙被误解和扭曲的结果,是启蒙的失败,它呈现出明显的“反启蒙”的特质。于是,历史绕了个实属必然的圈子,又回到“启蒙现代性”的起点,它的吊诡也在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一样,存在“态度的同一性”和深刻的内在分歧。关于二者的相似性,基本已成共识:
“在( 二十世纪) 80 年代,最值得重视的是 80 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 70 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 90 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90 年代以后思想界的所有分化和组合几乎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基本的脉络。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象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 90 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的渊源所在。”[9]( P. 3 -4)当“新启蒙”的倡导者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上“利益的分化”、“知识结构的分化”、“目标诉求的分化”等等歧途时,也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对人( 既指抽象意义上的类属名词“人”,也指具体的“个人”) 的主体性追求的偏移和背离。而“肯定人的主体性”曾经是“新启蒙”的起点,它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五四”启蒙运动的原初任务相接。“80年代中国的启蒙者所理解的人”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所理解的人”,具体而言,“人,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存在,充满了各种合理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人,是一个所谓’大写的人‘,人就是其目的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本体论地位,在人之上没有更高的目的。这样的人,超越于家国、阶级和各种自然社会关系,内含着普遍的人性,他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唯一需要的是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自我的本性。
这是在审美和哲学意义上的人,是被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这样的抽离,不是偶然的,正是为了突出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性,突破传统的集权体制套在人身上的各种枷锁。”[9]( P. 26)但是,80 年代以高扬主体性为核心内容的“新启蒙”运动在其任务很难说完成的情况下,迅速“解体”,个人主体的重要性再次在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让位于国家主体,由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义和集体认同日益重要”,个人获取“身份”( 包括政治身份、社会身份、职业身份等) 较之“主体性”显得更为实用和迫切,而个人主体自由的问题也相应置换为“获得合法的、平等的身份资格”.于是,对如何获取才属合法、怎样的身份设置和利益分配方能体现平等原则等等问题的不同回答,又成为划分“我们”、“你们”、“他们”等“圈子”、派别的原初依据和聚讼焦点,个人主体的确立再次被身份问题所裹挟、延宕以至于日渐模糊、趋于消解。
个人主体的困境折射出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和不彻底,也是以启蒙为发端和主要动力的现代化转型的困境,缺陷和困境的根源可追溯到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和阐释,当我们将康德所谓的“启蒙”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加以比较时,便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十分明显。换言之,正是在康德之“启蒙”的意义上,我们发现了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的“反启蒙”特征。“五四”启蒙运动的中断以及八十年代启蒙话题的重提,一方面表明中国曾经偏离甚至背离了启蒙的轨道,另一方面更说明中国在谋求人类意义上的发展和进步时最终无法绕过启蒙的阶段和任务,一切发展的前提必然倚赖启蒙的成果---“人”的确立。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开宗明义谈道: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0]( P. 23)他继而指出,“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0]( P. 23)产生“无能为力”状况的原因可归咎于两种,一是“自己”理智的薄弱,一是对运用“自己”的理智缺乏自觉导致的怯于表达和行动,两者可归结为理性思考的能力及进行理性的思考的意识和意愿。显然,康德之“启蒙”的着重点在于后者---“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0]( P. 23)因此,他大声疾呼: “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0]( P. 23)由此可知,康德的“启蒙”所追求和达成的是人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实现既有赖于主体相对于客体的理智---理性认知的能力,也有赖于自我相对于他者的运用理智进行思考作出判断的勇气。康德强调了“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启蒙唯一重要的成果。取得这样的自由,实现启蒙的目的,需要克服人性中的“懒惰”和“怯懦”,“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之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了以后( naturaliter maiorennes 由于自然方式而成熟---译注) ,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10]( P. 23)“懒惰”和“怯懦”的人大量存在表明“运用自己的理智”是一件充满艰难和危险的事情,寻求安逸、规避危险的本能使他们选择放弃和交托自己“无可避免”的“自由”,而“自由”的复归恰有赖于启蒙运动,这是一种从“保护者”那里“赎回”自由的自我启蒙,“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 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置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现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 他们自己在抛开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 人 的 本 分 就 在 于 思 想 自 身 的 那 种 精神。”[10]( P. 24 -25)从个别有独立思想的人向全体公众蔓延的“启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不是依靠爆发的集体激情和暴烈的革命洗礼能够一蹴而就的,所以,康德对此特别强调,“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 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10]( P. 25)这一提醒证诸中国的历史,显示了康德这位“启蒙哲学”“最卓越的代言人”有着怎样令人惊叹的预见性和敏识力。
“五四”启蒙运动正是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社会政治重心的“转向”,在国民“思想方式”远未产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被迫中断;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之发起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隐匿于“五四”启蒙运动的缺失和教训之中,是其复杂的“未完成”效应引发了这一“轮回”现象。其间,国人饱受新旧偏见编织的“圈套”束缚,普遍的“缺少思想”和缺乏勇气使“不成熟状态”成为一种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常态,盲从的愚众成为制造现实劫难的巨大的传导和助推力量,也是历史悲剧的最直接的受难者。但基于对十年浩劫的反思而继起的“新启蒙”运动只是在缓解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种“拯救”的角色,依然没有( 或说无法) 贯彻康德的启蒙宗旨,“不成熟状态”依然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并潜在影响、制约、主宰着社会生活的诸般表相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当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趋势覆盖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时代的最大主题时,“启蒙”的话题再次被压抑,显然,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启蒙了的时代”或“后启蒙的时代”,似乎可以将“启蒙”扔在脑后或扫入历史的尘埃,但恰恰由于我们以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心态曲解了“启蒙”的本义,过早且过于轻率地告别了“启蒙的时代”,阻断了完成“启蒙”之艰巨任务的进程,造成一些弊端和症候难以根除,在相异的时空不断上演“轮回”的悲剧。
启蒙运动在西方是现代社会发端的先声和保障,启蒙的目的---养成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崭新个体---也是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质而言之,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皆以人类( 包括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个人) 为中心,两者在根本诉求上极为一致,所以,以现代化转型替代和消解“( 新) 启蒙”的主旨任务,再次暴露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致命缺陷。
知识分子的“反启蒙”心态是导致“缺陷”的重要原因,他们“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视民众为“未成年儿童”,因此,“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判断是非,只需跟着他们行动就能成就伟大事业,推进历史的发展。”[11]
显然,这不仅不是民众“脱离”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恰是将民众置于那种“不成熟状态”.因此,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和选择直接影响着“启蒙”的结果,更决定着个人主体自由能否真正实现。
对于知识分子身份职责的反思和批判亦不可避免地围绕主体建构的问题,这在作为“自由思想家”的王小波的文学创作中有生动形象的展现,堪称以“故事”阐释“问题”和“理念”的典范。在《万寿寺》中,作者分别给“老妓女”和“小妓女”冠以“学院派”和“自由派”( “现代派”) 的命名,显然,其间蕴涵着针对二十世纪 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斗争的揶揄和讽喻。小说写道: “在唐朝,妓女这个行业分为两派。老妓女所属的那一派是学院派,严谨、认真,有很多清规戒律,努力追求着真善美。……另一派则是小妓女所属的自由 派,主 张 自 由 奔 放,回 归 自 然,率 性 而为。”[12]( P. 147)二者的“门派之争”主要表现在“老妓女”不断挑起并始终占据优势的“道德论争”,“自由派”的“小妓女”沉浸在个人生活的自由建构和优美想象中,不仅对“道德”上的输赢不以为意,而且对“论争”本身极端蔑视,但也正是这种单纯、幼稚的态度使她陷入了“老妓女”设置的“谋杀”圈套,她的生命以及“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面临致命威胁。不难发现,《万寿寺》的主人公与其创作的小说《红线盗盒》中的“小妓女”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际遇,身处“学院派”的包围中,“我”的一些“现代派”特征和“自由派”作风受到无情攻击和严密监管。显然,在《万寿寺》叙事的时空维度中,“我”与“表弟媳”属“小妓女”的“自由派”,而在“万寿寺”上班的“白衣女人”与“表弟”和“学院派”的“老妓女”有着一脉相承、并未稍减的保守和冷漠。
从“学院派”的观念、立场、态度等方面,依稀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新启蒙”中的两种倾向---“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分歧的实质在于“知识探求”和“道德实践”能否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当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事实是二者在 90 年代日益明显地分裂和分离了: “学理的探求不再拥有实践的指向,日益变成一种游离公共生活的精英知识; 而道德实践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旗帜,因其学理空疏,又无法获得知识精英的认同。”[9]( P. 21)但我们在《万寿寺》中的“学院派”---“老妓女”、“白衣女人”、“表弟”---身上,看到的却是分化之前“尊德性”和“道问学”的一种契合传统的纠结,换言之,这些人将“道德”---其主要形态是束缚人性自由的怪诞“教条”,比如“老妓女”对“小妓女”反复宣讲、要求其恪守的诸般从业箴言,“表弟”不时拿来修正“表弟媳”言行的教养准则,“白衣女人”喋喋不休地戒斥“我”不要做有违身份之事的处世原则,等等---转化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掌握或把持这一“法宝”式“资源”的所谓“学院派”,便以“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自居,并以“道德知识”
的持有人身份自傲,进而据此衡量、监管、规训一切有违于此或对之不屑的“另类”分子。“学院派”代表了中国两次启蒙运动中与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的一类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不仅找不到启蒙所蕴涵的“宽容”原则,而且他们思想和灵魂深处的好斗和“不宽容”必要上升到道德杀伐和政治惩戒的高度,热衷于把一切问题---诸如生活方式、个人习惯、人际关系、两性交往、学术争论等---都变成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以外在的“掌控”力量剥夺了卢梭所谓的每个个体生而相伴的“自由”.这鲜明地体现在“学院派”对“自由派”的一系列迫害上,“小妓女”所受的鞭打等酷刑将种种“迫害”的方式和效果具象化了。在派别斗争中,个人主体,包括各派中人,再次遭受重创,在“恶”的重力作用下,向着“反启蒙”的漩涡沉沦。
从王小波关于“学院派”和“自由派”的论争叙事,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倾向性在于后者,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王小波就是文本和现实中“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员。王小波对于“我们”和“他们”之类“派”的皈依始终持质疑和拒斥的态度,他总是站在个体的立场“运用自己的理智”对公共领域的问题发表看法,无意代表某个群体、团体、派别等发言,亦不充当他人的“保护人”,但常常对弱势群体,比如,丧失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和面临社会歧视和舆论围剿的“同性恋者”等,发出声援。王小波是一个自我启蒙了的知识分子,他身上具有萨义德所谓的( 隐喻意义上) “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 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 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13]( P. 57)显然,个人主体仍处于“不成熟状态”,改变这种状态的努力不断被群体诉求和身份认同转移,加之角色意识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和表演模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习性,寻求共性的和合意向使个性消泯、自性沉睡,自我持存和自我实现的“行动能力”和“自由空间”都极度受限,个人的主体诉求始终处于“休眠”状态,等等,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启蒙仍将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启蒙之路任重道远。
[1][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2]汪晖。 汪晖自选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美]理查德·尼斯贝特。 思维的版图[M]. 李秀霞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6.
[4][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M]. 陈永明译。 长沙: 岳麓书社,1999.
[5][美]刘禾。 跨语际实践( 修订译本) [M]. 宋伟杰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8.
[6][美]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7]王小波。 寻找无双/ /青铜时代[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王小波。 我的阴阳两界/ /黄金时代[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许纪霖,罗岗等。 启蒙的自我瓦解: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C].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0][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11]邓晓芒。 20 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再读康德《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J]. 中国文化,第二十四期。
[12]王小波。 万寿寺/ /青铜时代[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3][美]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陆建德校。 北京: 三联书店,2002.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企业营销战略是企业市场营销管理思想的综合体现,又是企业市场营销决策的基础。认为制定正确的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是研究和制定正确市场营销决策的出发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浙江民营企业营销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民营企业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要获得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企业的营销。本文对浙江民营企业的营销做了初步的研究,为更好地推动和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提出了营销策略。
关键词:民营企业营销策略
浙江省是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省统计局《关于2004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指出,在全省生产总值中,个私经济增加值为6195亿元,占55.1%,比上年上升3个百分点。个私经济已占浙江省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浙江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求生存、谋发展中学会了企业营销,运用了正确的营销策略。所谓营销,是指在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企业所进行的有关产品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旨在满足社会需求,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企业的产品、服务等市场的竞争将逐步变成营销战略的竞争,任何竞争都要通过企业的营销来体现和应对。美国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美国250家主要公司的高级人员认定,他们的第一任务是“发展、改进和执行竞争性市场营销策略”,而第二、第三任务才是控制成本和改善劳动组织。企业为实现其营销的目的和任务,应该制定一套完整、系统、有效的营销策略。营销策略就是指为实现营销管理的目的、目标和任务,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和手段。企业传统的营销策略是以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为核心的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简称4Ps。其适用条件是:存在巨大的市场、无差别的顾客和某种程度上的标准化产品;以企业为中心,企业是营销策略的出发点。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竞争已无国界,以企业为中心的传统模式的营销策略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为此,本文根据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对民营企业的营销策略进行初步探讨。
营销队伍是促进企业成长、扩大市场份额和提高获利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优秀的营销队伍能发现获取竞争优势和利润的机会。民营企业的营销队伍,最早是由农民建立的,其特点是:文化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不强、营销能力较弱,但具有勤劳、朴实、诚信、肯吃苦等优点。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健全,必须加大对营销人员的培训力度,增强现代营销意识,提高现代营销能力。从营销理念、营销策略、营销方法、营销手段等方面进行培训,大力推行“高级营销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为民营企业造就一支强有力的营销队伍。
通过培训,使营销人员有较强的领会、应变能力,能迅速处理获取的信息;有积极思考问题的能力,能提出独创性意见和建议;有了解消费者需求的能力,能判断消费者购买行为;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力,能提出并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理性分析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有很强的沟通能力,能发扬团队合作精神。
市场细分的概念是美国市场学家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 R•Smith)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是指按照消费者欲望与需求把一个总体市场划分成若干个具有共同特征的子市场过程。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求和欲望将显得越来越强烈。企业不可能采用无差异化的产品策略,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方式来有效地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为此,企业必须对现有市场进行细分,寻找补缺市场,确定目标市场,提供能满足目标市场的消费群体所需求的产品,并提供良好的服务。如浙江省著名的民营企业万向集团,由一个乡办农具厂发展到现在的跨国集团公司,与该集团发展之初选择进口汽车这一补缺市场作为目标市场是分不开的。
细分市场不能以原有产品系列来确定市场,而要从消费者的特殊需求来确定补缺市场,从而按市场需求设计产品,或从改进产品角度来确定细分化市场。通过市场细分确定生产经营方向,对企业选择目标市场、制定营销策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内、国际市场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市场细分是一种必然。这种细分不单单是在产品市场上的细分,而应该是多层面上的彻底细分,查漏补缺,实施补缺营销策略。
随着市场竞争的多元化,客户成了企业争夺市场的焦点,客户关系的管理也就成了企业营销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拓展市场过程中,必定会形成自己的客户群。要把握关键客户,建立完整的客户关系管理档案。
客户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购买或者消费关系。在企业的营销活动中,除了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外,还有企业与潜在客户、与政府行政部门、与媒体、与市场监督部门、与其他对企业的营销有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等关系。这些关系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重视和管理,就很有可能会阻碍民营企业营销活动的开展。因此,企业应当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销环境,为企业取得市场竞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在市场竞争中,顾客具有动态性,其忠诚度是变化的。要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赢得长期而稳定的市场,需要通过某些有效的方式在业务、需求等方面与顾客建立关联,形成一种互助、互求、互需的关系,把顾客与企业联系在一起,减少顾客流失的可能性。
网络营销,是指以互联网为传播手段,通过对市场的循环营销传播,达到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商家诉求的过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已经成为网民获取工作、学习、生活和商业信息的主要方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在中国大陆有1796万商业决策相关人员(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经常使用互联网;互联网已经成为已上网的商业决策相关人士寻找商业信息的主要方式。将互联网视为传播媒介已是不争的事实,其跨时空、覆盖全球、以多媒体形式双向传送信息和信息实时更新等特点,是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通过互联网,民营企业可以将产品的相关信息传递给目标消费者,使消费者能够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了解自己所需产品的产地、质量、价格和服务等信息,以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望,最终达成成交的目的。
现浙江省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建立了公司网站,或是登录了新浪等门户网站的搜索引擎。调查结果显示,搜索引擎是全国83.4%的用户得知新网站的主要途径。企业要把搜索引擎作为网络营销的核心。在使用搜索引擎进行网络营销时,要注意:首先,使自己的网站领先于竞争对手,能够最先进入消费者的视线;其次,要选好搜索引擎的门户网站。此外,还要在搜索引擎上获得前10位的排名。
民营企业要注重企业形象,设计与企业产品的商标图案相一致的企业形象图案。如“娃哈哈”集团公司,就以一个活泼可爱的儿童作为企业形象标志。企业的形象标志能使消费者看到其标志就能知道该企业的主要产品、主要品牌,为此,企业在对产品进行宣传的同时,也要十分注重企业形象的宣传。企业可以聘请名人作为企业的形象大使,借助名人的名气为企业扩大影响力,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品牌就是商标,是指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也可以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识别不同的产品或服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品牌意识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已经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品牌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企业将自己的产品与竞争者的产品区分开来,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有助于树立产品和企业形象。
民营企业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危机,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永恒的规律。民营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必须十分注重品牌效应。推进品牌战略,坚持质量为本的理念。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用优质的产品创品牌,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优质的售后服务树立企业的形象,抓住产品的功能、品质、款式、特色、包装、运送等与产品质量相关的要素,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集群营销即多家相互独立的民营企业,利用变动的市场机遇,通过信息共享、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民营企业联盟,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集群营销策略使相对弱小的民营企业,组合成相对强大的企业联盟,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减少联盟企业间的内耗,增强共同对外的市场竞争能力,有利于将加盟企业的产品推向市场、立足于市场。如温州的打火机,正是采用这一营销策略,使小小的打火机成功地走向国际市场。而我国的竹筷行业,由于未能形成企业联盟,同类企业为使本企业的产品进入日本市场,而竞向减价,最终造成企业受损,其教训十分深刻。
近几年时间,浙江省民营企业外贸出口量增长迅速。1998年,浙江民营企业外贸出口额仅为9.6亿美元,占全省总出口额的8%;到2001年则达到了54.75亿美元,出口比例迅速提高到24%。2003年,浙江省外贸出口额为416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出口额占36.5%,首次超过国有企业。到2002年底,浙江已有3944家民营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占全省外贸自营进出口权企业的48.5%。据统计,浙江省现已有6000多家民营企业通过各种形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投资区域遍布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多个行业;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已在全球建立分市场40余个,设立境外机构132个。全省有1.58万家民营企业的产品销往全球的15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值883.94亿元人民币。
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贸易与国际化的规模和速度如此之快,离不开企业自身有效的营销策略。针对当今国际竞争的现状,使民营企业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问题。针对时下盛行的绿色贸易壁垒,应当走绿色营销之路。
加入WTO后,我国市场进一步开放,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不仅来自于本国同行业的竞争,还来自于外国同类企业的竞争。针对此现状,市场营销策略将会是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占领市场、扩大市场的锐利武器,更是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市场营销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的一项单独职能,而且已经成为整个企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只有通过营销才能使顾客更加深入地了解企业的文化、企业的产品、企业的服务,进而达到让顾客接受企业产品、服务的目的。正确、有效的营销策略将使企业在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占领和扩大市场领域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1.沈应仙.新经济时代的市场营销组合及其模式.市场营销,2004(11)
2.刘纪鹏.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挑战与机遇.研究报告,2001(6)
3.王莹,韩兴宇,张霄洁.绿色营销新论.市场营销,2005(5)
4.张贵华.剖析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十大误区.市场营销,2005(5)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品牌营销简单的讲:就是把企业的产品特定形象通过某种手段深刻地映入消费者的心中。在品牌联播品牌战略专家看来,品牌营销是指企业通过利用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然后用产品的质量、文化以及独特性的宣传来创造一个牌子在用户心中的价值认可,最终形成品牌效益的营销策略和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提升浙江民企品牌营销竞争力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本文从品牌营销的内涵入手,探讨了浙江省民营企业品牌营销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浙江省民营企业品牌营销竞争力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品牌营销 浙江民企 对策
现阶段,浙江民营企业的市场营销正从产品导向时代向品牌导向时代转移,初步实现了由产品营销到品牌营销的跨越式发展。在我国民营企业峰会上揭晓的2005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榜单上,浙江省有23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前10名中,浙江企业占了5家,浙江民企品牌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一,说明浙江民企的品牌意识相对超前,品牌营销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随着企业创牌意识的不断增强和企业品牌战略的有效实施,一大批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脱颖而出。飞跃、万向、杉杉、雅戈尔、方太、帅康等一批民营企业依托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已成为行业的“排头兵”。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获得中国最高级别品牌认证。浙江现有45个全国驰名商标,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拥有著名商标数达1021件,总量实现千件的新突破,占全国省级著名商标第一位。还有200多家民营企业通过ISO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40多家获得欧洲CE认证。而且有持续大幅度上升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趋势,“走出去”已成为浙江民企的必然选择。如万向集团美国公司已成为美国三大汽车配件供应商之一,宁波西摩电器通过走出去战略赢得市场,现已成为浙江省小家电自营出口占第一位的当地著名品牌企业。在向国际市场迈进过程中,浙江企业不断改变过去各自为战、小打小闹、产品营销为主的状态,逐步呈现出组团式、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态势,以梯度推进的企业团队迈向国际市场。
品牌营销是营销的最高层次。品牌营销包含了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两方面的内容。物质层面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包括品牌命名、概念、包装、设计、产品价格、形象风格、品牌适用对象、产品品质、功能、价格等。心理层面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分析,即形象、联想和使用经验等,它其实是产品概念对应的消费群体的情感需求。目前制约民企品牌营销的最大障碍是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障碍。大部分民企缺乏正确的品牌营销意识,对品牌的认知上停留在品牌演化初期,不能准确理解品牌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企业主认知上的偏差直接导致民营企业正在经营的品牌、商标虽多但强势品牌较少,产品科技含量较低等。
现在的消费者被称为品牌消费者,品牌消费者最大的特征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个性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品牌个性是品牌形象核心,是消费者认知品牌的尺度与重心,是品牌形象中最能体现差异、最活跃激进的一部分。强势品牌都有鲜明个性,如奔驰的尊贵,浪琴的典雅,百事可乐的时尚刺激等。浙江民企在塑造品牌形象时,缺乏目标群体,缺少准确定位、内涵的产品名称,缺乏人格化,无法与消费者建立感情,形成偏好。另外,民营企业在品牌形象传播中,对品牌形象朝令夕改,或者跟随潮流,人云亦云,毫无个性。
品牌的实质其实是品质,品质的背后是技术,技术的背后是人才,人才的背后是文化。因此一个品牌实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能否实现社会、企业、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对接,是品牌营销成功的关键所在。全力维护和宣扬品牌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已成为许多国际一流品牌的共识。纵观浙江许多民营企业,没有建立有效的品牌文化开发体系,品牌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少,对品牌文化设计及推广的广度、深度不够,更缺乏对企业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定位。同时在品牌文化推介过程中重广告轻品牌营销,未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灌输品牌文化,造成品牌推介手段单一的局面。
文化赋予品牌以生命,管理技术赋予品牌以活力。品牌的发展,需要构造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浙江除了步森、方太等少数民营企业设立品牌管理机构外,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建立起公司内部专门的品牌管理组织,缺乏科学的品牌战略决策机制。公司的品牌决策活动仍然全部由公司企业主及公司的高层领导承担。缺乏对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分析,未能运用科学的决策手段和方法,在决策中还停留在由企业家说了算的品牌初级管理阶段,既在客观上排斥了优秀人才的加盟,又增添了高层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同时民营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战略管理的专业人员。
尽管企业内部有很多懂得做广告、策划、销售、市场的专家,但他们大多不具备深入的品牌战略管理理论知识,不具备品牌战略规划和管理的实际经验。对品牌决策往往比较“短视”,一般仅考虑近2-3年的战略目标,对企业长远战略目标考虑甚少。
自主品牌是建立在自主产权基础上的品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是有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民族品牌。没有自主品牌的商品很难进入国际市场。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管理基础、资金实力等方面的限制,自主研发技术投入少,模仿技术投入多,一些较大企业虽设立了自己的研发部,但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不多,没有创建自主品牌,只有选择低价销售或贴牌出口战略,赚很少的原料费和加工费,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一些质量、技术和外观设计等方面都不逊于国际知名品牌的民企产品,要销售到国际上,也选择贴牌生产。因此在国际市场上,街头巷尾都是浙江货,但用浙江品牌的却不多见。
2005年浙江省提出了促进民营经济新飞跃的指导性意见,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实施品牌战略,走品牌之路,促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这是浙江广大民营企业家的共同追求。品牌营销已成为越来越多浙江民企的普遍行为选择。
要大力培养尊重品牌,维护品牌,发展品牌的理念。浙江民企只有及时转变认知上的错误,树立正确规范的品牌营销理念,把一个以产品销售为重心的企业,转变为一个以品牌经营为主要经营理念的企业,竭尽全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势品牌,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既需要企业家的高瞻远瞩和不懈努力,又需构造更加完善的品牌营销的软环境,其中包括企业员工的品牌意识的构造,通过不断的教育、训诫和激励,激发组织成员的创造热情,组织全体成员共同推进品牌营销目标的实现。同时要从产品质量、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和企业文化等各个环节树立培育和创建品牌营销的理念,这样才能把企业的各个环节有机地整合起来,为创建品牌作贡献。
富有个性的品牌形象在企业未来竞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品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其中一个突出和鲜明的特点是著名品牌形象个性鲜明,个性在品牌的成功过程中扮演着最为关键性的作用。如万宝路,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乡村牛仔形象,从而树立起鲜明的强势品牌形象。我国民企塑造个性化品牌形象首先要遵循目标市场、目标人群、产品特点、品牌定位、广告诉求重点等原则,其次要注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时时监测内外环境的变化,如消费者意趣的变化,竞争品牌形象的变化,品牌自身资源的变化等,及时对品牌形象做出调整,以保证个性的品牌形象与时俱进。
文化是品牌的灵魂,提升品牌的文化内涵是扩大市场份额的有效途径。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品牌文化的先行。首先要改善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品牌文化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部分,品牌文化也只有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才能发挥作用。品牌文化的塑造要求以企业品牌文化理念与价值为导向,构建适合品牌开发的经营管理体制与组织机构,这是企业品牌文化开发建设得以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
浙江一些品牌文化领先的企业,已经将品牌文化放在流程里面,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管理理念,它不再是一个职能部门,而是与生产、营销、质量等形成一个个动态的项目小组,以文化为先导,解决实际流程中的问题。其次是大力提升品牌标志、品牌广告等要素的文化储量。通过对品牌名、商标图案、标志字、标准色、广告语或歌曲、叙述及它们的综合运用等方面的富有文化内涵的设计,形象具体地传述品牌的核心价值定位、个性主张,从而取得消费者的兴趣和忠诚。三是要注重品牌文化宣传上的独特新颖和文化性。品牌宣传要有个性和文化力,讲究品牌信誉,对顾客以诚相待,以品牌文化的感召力赢得顾客,以品牌文化的影响力吸引顾客,以品牌文化的诱惑力引导顾客。对外品牌文化传播中,不能过分依赖于商业广告,要通过新闻、公关等多种渠道和手段进行立体运作,推进品牌的有效传播。
品牌管理的实质是以品牌为中心、不断提升品牌资产为目标的企业营销管理机制。这种机制要围绕如何超越主要竞争品牌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而进行品牌管理运作。品牌管理首先要实施系统专业的品牌战略管理规划。要吸收或聘请专门的品牌管理和经营人才,通过专业的品牌管理,利用先进的管理经验与专业技能,前瞻性地提出品牌的中长期规划。制定包括品牌培育、品牌组合与延伸、品牌管理、品牌经营在内的品牌战略,并使品牌培育和发展战略与企业的发展战略高度融合,共同推动企业的发展。建立与企业发展协同互动的品牌管理体系,使决策更科学、管理更规范。
浙江民企要加强研发投入,持之以恒培育出自主核心技术的名牌产品,尤其是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投入,不断进行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大力开发和发展核心技术,铸造自主品牌。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尽快完成贴牌到自主研发和自主出口的转变。在国际化进程中,要根据本企业所具备的条件,制定正确的品牌营销定位策略。拥有较强竞争力和自主品牌的企业,可先难后易,即选择首先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和国家的策略。
多数企业自主品牌竞争力低,可先易后难,即首先进入非主流市场和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在技术、资金、管理和销售上具有的比较优势,更加有助于企业的提升和发展。如吉利汽车在2005年法兰克福车展和2006年北美车展上大放异彩,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拥有自主品牌,有较高的品牌附加值,并且采取先进入发展中国家,尔后再实施打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品牌营销策略。因此,民企不但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或“走上去”。“走进去”是指企业要进入主流市场销售主流产品,“走上去”是指尽快使本企业的品牌成为出口国的主流品牌,最终占领更大份额的国外市场和大幅度提升本企业品牌。
1.[美]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
2.刘迎秋,徐志祥.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社区警务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才被传入中国。此后,中国公安部门在继承自身群防群治的工作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借鉴西方国家推行社区警务建设的经验,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社区警务战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浙江瑞安市农村社区警务建设现状及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地表水环境的不断恶化严重威胁着人们饮水的安全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污水治理刻不容缓。本文介绍了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模式,分析了农村生括污水处理技术选择本文考虑对接触氧化法进行一定的改进优化,在保证其处理效果的基础上尽量降低其运行成本,使其适用于农村单户生活污水的处理。
[关键字]农村污水 处理 收集处理模式
1.1 推行社区民警专职化
瑞安市公安局进一步优化警力配置,规范警务运作,着力推动警力下沉,警务前移。以“社区民警专职化、社区警务专业化”为要求,促进派出所勤务机制的创新,规范社区警务运行模式,确保最大限度地集中社区民警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抓好社区警务工作。坚持“工作在社区、驻脚点在警务室、着眼点在群众”的原则,按照“一区一警、一区多警、多区一警”的要求推进社区民警专职化建设。对于规模较小、治安平稳的社区,实行一区一警或多区一警;对于规模较大、治安复杂的社区,实行一区多警;其他社区实行一区一警。社区民警原则上要按实有人口10000:1配置,最少配备数不少于派出所民警的三分之一。
1.2 推行社区品牌警务室的建设
各派出所主动与街道(镇)政府做好沟通,把警务室的建设列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与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同步实施。警务室原则上以新划定的社区为单位,在社区服务中心对应设置,新建警务室一般应建在社区服务中心内,但已建的警务室可以继续使用。每个警务室要求具备“有场地、有警力、有要件”和“信息采集、控案巡防、窗口服务、纠纷调解、接待群众、安防宣传”等六大功能。
1.3 推行“以外管外”创新外来人口管理方式
瑞安市公安局自2009年起就探索引进外警协管外口的做法,特别是2014年更是精心制定外警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外警队伍管理,通过聘任、挂职等多种形式引进外警人才,充分发挥外警“三乡”优势,全力打造特色“维稳、维权、维系”的“三维”警务协作模式,成效明显。一是发挥“乡情”优势,维稳作用突显。瑞安市每年涉外口非正常死亡数较多,工伤事件更是屡有发生,处理稍有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或上访事件。为此,充分发挥外警自身乡情优势,及时掌握各类涉稳内幕性信息,为快速、精准处置群体性或上访事件提供强大情报支撑。
1.4 推行“三实有”信息管理系统暨社区警务基础平台建设
为进一步落实社区民警工作职责,依托信息化手段规范社区民警日常警务工作,科学评估社区民警工作成效,瑞安市局于2013年9月份起按照“三实有”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工作总体部署,按照边建边用的指导思想,全面开展“三实有”信息管理系统民警工作日志功能模块应用。“三实有”信息管理系统暨社区警务基础工作平台建设是对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进行采集,以社区警务工作信息化、图形化管理为目标,以服务实战为出发点,以“房”和“人”要素为主线,深度整合、挖掘现有信息系统的综合应用。将基础工作涉及的人口、房屋和特业、场所等单位及案事件关联整合,形成综合性的信息链,将信息技术充分应用到社区警务各项工作中,不断提高社区警务工作信息化水平,使采集信息、录入信息和应用信息成为社区民警日常工作模式,真正实现“基础信息化、信息基础化”,提升公安机关防范、打击、管理和服务的能力。
2.1 立足社区,防范于未然
社区警务的着眼点是在下功夫预防犯罪,而不是“跟着案件转”。社区中警察的主要力量应用于与公众共同寻找、发现、分析和解决可能造成犯罪的隐患问题,并针对问题对症下药,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从而有效地把犯罪解决于“未然”之中。社区内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减少,民警便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预防犯罪的工作,也才会有更多的警力从事预防犯罪的工作,从而能进一步将治安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实现社区乃至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可见,社区警务能使警察改变“围着案件转”、只打不防的变动局面。当前,我们在“严打”的同时,要抽调足够的警力,真正重点抓好日常基础工作,加强预防,才能转被动打击为主动预防、主动出击、主动治理。
2.2 建立科学可行的绩效考核标准
考核是一根指挥棒,考核标准侧重不同,说明工作的重点不一。虽然一再强调打防并举,但目前对派出所的考核中,打击工作下具体的指标任务,而且是一年比一年高,这就造成派出所的工作单纯追求打击任务的完成,而没有充足的警力来做好社区基础工作。“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是对社区警务工作的总体目标要求,在对社区警务工作的考核都是以此为标准,应该说在重视防范工作的基础上改进了考核机制,但是在现实考核中还不够具体化,操作性不强,往往是形式上走走过场,或者为了发案不超过考核指标会有弄虚作假的成分。目前的考核标准还有待于借鉴国外的社区警务思想,体现社区警务导向,更加科学化、具体化和务实化。
2.3 建立健全“信息主导型”警务机制
一要以“四知”为要求,解决掌握情况信息的目标问题。要求社区民警对辖区的情况做到“四知”,即知情,知道辖区的敌情、社情、民情、警情是什么;知人,知道辖区有哪些重点人员、重要人士、知名人士和重点关注对象;知事,就是群众都知道的事情,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的事情,社区民警要能知道;知患,要了解掌握辖区的治安、安全等隐患,对属于自身职能范围的隐患做到即知即改,对不属于自身职能范围要及时转告。二要以“三采”为要求,解决掌握情况信息的方式问题。社区民警是情报信息采集的始端,也是应用的终端,要做好“传统式”的特定人群大采集,定点采集和高速密集采集相结合,确保流动人口、出租房、电瓶车和重点物品、重点人员等信息的鲜活性。同时,社区民警要深入辖区行业场所、企事业单位、出租房屋等重点领域,及时收集涉及稳定方面的信息和社情民意;要通过广泛物建以居(村)民干部、楼幢长、治安志愿者为主的治安信息员,及时排摸了解辖区深层次、内幕性、预警性的情报信息。
2.4 建立健全传统与现代结合型警务机制
传统手段不能丢,公安工作是专门手段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现代警务是对传统手段的发展和补充,但决不是取而代之。要坚持“传统+科技”,在加快发展现代警务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传统手段支撑,推动公安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发扬“枫桥经验”优良传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老传统”焕发“新活力”。要更加注重现代手段与传统手段优势互补,把“面对面”交流与“键对键”沟通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新形势下发动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要高度重视传统手段的应用,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老同志要言传身教,苦练“调查访问、线索排摸、阵地控制”等基本功,发扬传统优势,夯实业务基础。
社区是派出所工作的责任田,社区稳,辖区就稳。社区警务是加强派出所建设的重要基础,自全国各地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建设以来,虽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域的差异,各级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都不同,所以可以说我国的社区警务还尚处于探索之中。
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萌芽,到50至6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70至9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再到90年代末开始的学术化转型,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从单一写作模式到多样化转变的过程。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充分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以促成学术的转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历程及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萌芽、初步形成、恢复与发展以及转型四个阶段,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 通史研究 历程 特点
在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向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以特点进行探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
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宣部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在““””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教材类的通史迅速增加,为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如1991年孙继楠主持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等,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一些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编撰的音乐通史著作也随之出现,如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从多个方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颇具新意。
首先,历史观念新。在该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同时加强了对于流行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描述方面更加细致,富有个性;其次,研究视野新。在该时期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统一的风格,无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开始逐渐由单纯的课堂讲义向着全社会普及,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然后,结构布局新。在这一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针对现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突破了传统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束缚,使得相关著作的结构更加合理,层次更加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研究人员的参考和应用;最后,知识内容新。从著作的内容分析,在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不仅追求充分性和详实性,而且注重内容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许多对音乐发展存在一定贡献,但是被埋没或者遗忘的音乐家进行了挖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化治史方式向学术化治史方式的转变,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相关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