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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邓小平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握历史发展趋向,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等一系列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标志着邓小平可持续发展观的初步形成。这一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为当代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而且指导我国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 可持续发展观 全面协调 环境保护
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系统、协调的发展观。认真研究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有助于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这里就学术界的近期研究述要如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坚持邓小平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实现了对邓小平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在社会发展的主题目标确定上,把发展提升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使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共产党执政的目标相一致,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概念,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联系得更加紧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涵;在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上,明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相统一,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上,提出以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社会发展的模式和途径上,提出“跨越式”的发展模式,提升了信息化对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在跨世纪的征途中,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跨越式的发展战略。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的超常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估计国内外形势作出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我们必须以邓小平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努力探索一条能使我国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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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尤以煤炭资源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方的过程中,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成为了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能源,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煤炭能源的地位目前不可替代。但是子啊市场需求急剧加大,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暴露除了很多问题,本文就从这些问题着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然后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善目前的煤炭经济局面。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各类矿产资源均出现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矿产资源逐渐呈现出枯竭的状况,而这一问题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关注。目前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科学合理开发的大前提下, 不断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寻求一种保证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资源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非常严峻。在我国煤炭资源在所有矿产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开发以来便成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导者国民的经济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一惊人的速度前进的同时是以牺牲矿产资源作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料显示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供求平衡,煤炭资源开采量也随之加大,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的开采利用率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也日趋增加,与之相应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因为石油天然气的缘故而缩减,反而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由此观之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类资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报告显示,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明显,导致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经过仔细的查访和分析发现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势必要占用土地资源,在对农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现象;②在准备工作就绪之后,进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时会将地下大范围内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机械不断的挖掘,可能会在山体等下形成四通八达的“隧道”,而这些隧道会影响当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严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开采原煤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机械设备,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工业废水和大量的参杂有煤的污水,水质中不仅仅有煤尘还混合有毒性比较大的化学物质,在流经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动物引用,均会发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别是某些乡镇或者地区的煤矿才开单位,没有对水资源进行净化处理,或者水资源净化系统比较落后,均不能完全实现除尘去毒处理,直接影响生物生长和生态平衡。④污染物处理系统功能落户。调查显示我国的大部分煤炭企业没有完整的污染物处理系统,很多煤矿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限制、追求高额的经济效益等原因根本没有污染净化系统,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采煤工艺落后。我国的采煤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综采采煤工艺、普通机械采煤工艺和爆破采煤工艺。由于就技术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煤矿企业主要的业务是原煤的开采和生产,而且在没有技术作为支持的前提下更谈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经济的生产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资源浪费较大煤矿工人的综合素质低下,高级技术型人才严重匮乏,所以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3)内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经济飞速发展,政府和相关部门缺乏对煤炭经济管理的经验,因此在煤炭资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某些煤炭的经营者在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开始铤而走险经常利用非法手段实施圈地活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本来可以通过整体全面开发的矿产资源在利益的驱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个小份分成不同的开发负责人,因此机械设备不同、生产技术的区别等均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煤炭的开采方面不能按照相关规定规范的使用适当的方式,一味的寻求眼前利益进行乱采和滥挖破坏了矿藏资源的整体性规划。作为政府和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却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导致该种事件和现象层出不穷,种种原因都导致煤炭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1)完善煤矿经济管理体制。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引导煤炭经济进行可持续发展:①建立严格的煤炭经济交易法律法规,规范煤炭市场行为,加大煤炭经济发展的监控力度,保证煤炭经济发展的公平性;②在煤炭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引进比较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③完善煤炭企业的福利制度,为煤炭经济管理的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力量;④合理的降低煤炭企业的税收成本,促使其提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济投入;⑤对于那些非法开采的小型煤矿企业应该强令关闭,将煤炭的开采权交由有实力的煤矿企业,从而保证开采的有效率,降低资源的浪费。(2)积极转变现有的发展方式。在煤炭经济不断发展的未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到煤炭资源的地位,摈弃传统的发展方式,不断调整煤炭经济的发展方向,积极的转变成现代化发展方式,并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具有可持续从发展的措施,为煤炭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3)构建煤炭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在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因此作为政府应该起到倡导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尽量以最小的资金投入、最低的环境破坏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做好煤炭资源在开采和利用过程中的废弃物分排放处理工作,降低对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作为煤炭企业应该致力于研究新型高科技采煤工艺技术,联合电力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煤炭供应产业链,减少浪费降低污染,提升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4)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作为煤炭企业所在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和煤炭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大煤炭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改善原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地方由于煤炭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政府部门应该联合企业对当地的居民进行经济补偿,同时加大环境治理资金的投入,快速回复当地的生态平衡,尽量降低环境对于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煤炭资源掌握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因此一定要坚决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只有立足于此,深入研究目前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分析、认真研究、不断的加大科研力度、改善管理机制、不断创新才能实现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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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青少年这个概念在犯罪学中一般是指已满6周岁而不满11周岁的人。这个概念包含“青年”和“少年”两个年龄段的人群,横跨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两个年龄区域。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述评与展望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我国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述评与展望全文如下:
摘 要: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近十几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文章主要从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纬度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 影响因素; 个体因素; 家庭因素; 社会因素。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始终处于高发状态,青少年的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 以上。[1]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十五”期间青少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少年发展趋势报告》,“十五”期间我国青少年犯罪增加 68%,未来 5 年会进一步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第一次失足青少年的年龄呈下降趋势,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
犯罪类型不断增多,从以往集中于暴力犯罪、性犯罪和财产犯罪,逐渐增多到网络犯罪、贩卖毒品、拐卖人口等新的犯罪,手段从单一性向多样性方向发展。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重视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本文主要对近十几年来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影响因素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发现其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国内对影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研究表明,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家庭教育、学校环境、社会影响等外部因素,也包括犯罪青少年的人格、情绪等内部因素,在同样容易导致犯罪的环境中,不同个体是否发生犯罪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2]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环境因素对青少年发生犯罪行为的影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因素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最重要因素,环境因素也必须通过个体因素才能对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产生影响。
2. 1 青少年犯罪的个体因素。
2. 1. 1 人格特质。
许多研究都认为,犯罪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导致犯罪的人格特征。艾森克的犯罪理论指出,犯罪人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守法公民相比较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存在着一种犯罪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会有实施犯罪的倾向。[3]在研究青少年犯罪与人格的关系中,我国主要是采用各种人格问卷对犯罪青少年的人格进行测量或评估,发现其人格特征。这些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通常具有偏执、孤僻、喜欢干奇特的事且不顾危险的人格特质,他们的心理问题较普通人严重,犯罪行为及心理问题的产生均与他们不健全的人格密切相关。[1]。
我国廖坚等人对 405 名男性青少年犯人格特征的调查发现,他们犯罪的人格障碍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4]邓芸菁、窦刚、张锋对云南少管所的 379 名13 ~ 15 岁的男性少年犯的调查发现,少年犯的基本人格特征是行为外向、情绪易变、自我防卫低,尤以外向特征最为明显。他们还对少年盗窃犯、少年抢劫犯和数罪并罚等少年犯的主要人格特征进行了比较,发现他们都具有高外倾型、高神经质和低掩饰性; 少年强奸犯的主要人格特征是低神经质和高外倾性; 少年伤害犯的主要人格特征是高外倾性。[5]刘桂兰等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青海少管所男性犯人的测查发现,犯罪青少年的人格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出高精神质和高神经质,低自我防卫,低掩饰性。[6]由此可见,犯罪青少年的人格特征的确与普通青少年不一样。
2. 1. 2 情绪特征。
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发展的不稳定时期,他们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他们对外界刺激反应敏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其心理具有半成熟、半幼稚性的特征。[7]他们渴望家长、学校和社会能给予他们成人式的信任和尊重,但遇事比较冲动,情绪化,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美国精神病学家、少年犯罪研究的著名学者 Healy 和 Bronner 认为,情绪障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主要原因。[8]国内一些研究证实,违法犯罪青少年具有情绪不稳定性的特征,他们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所受到的挫折和困难进行片面而偏激的评价,使消极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心理也长期承受着较多的焦虑、压抑和恐惧,一旦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有可能导致极端行为或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国李慧民等对犯罪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情绪性与 SCL - 90 的变量的所有因子均呈高度正相关,结果表明,情绪不良和精神病质可增加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产生,可能直接导致犯罪行为。[9]林云鹏、王晞对犯罪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犯罪青少年在情绪稳定性上与常模比较有很显著的差异,他们情绪极不稳定,控制情绪能力弱,这样就容易导致他们在面对一些情况时容易失去理智,采用极端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10]邵阳等人采用儿童青少年状态 - 特质愤怒表达问卷对 62 名暴力犯罪者,55 名非暴力犯罪者和100 名普通高中生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暴力犯罪者的愤怒情绪水平较高,并且在愤怒情绪的表达和控制方面存在缺陷。[11]这些研究都说明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对于他们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2. 2 青少年犯罪的环境因素。
2. 2. 1 家庭因素。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场所,对青少年的影响最大。随着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青少年与家庭因素关系的研究,由最初的研究家庭结构变量,如家庭的完整性、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发展到研究家庭的功能变量,如家庭气氛、亲子依恋、亲子沟通、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监控等。[12]研究表明,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家庭结构残缺有密切关系。一项对 2000 多名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违法犯罪青少年中父母离异、分居、再婚、丧偶占 24. 1%。
另一项研究显示,单亲家庭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最明显。但也有学者指出,导致青少年产生犯罪行为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家庭结构破裂,而是由于家庭结构破裂导致的家庭功能的缺损,如家庭气氛紧张,没有形成良好的亲子依恋,亲子沟通不顺等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一些研究发现,亲子依恋质量与青少年犯罪行为呈负相关,亲子依恋可以作为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
13]而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并不一定会导致家庭功能的缺损,家庭结构完整但充斥着家庭冲突和问题也会导致家庭功能的缺损,研究者认为是这种心理上的不完整而非形态上的不完整在起作用。[14]胡宁等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与青少年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即家庭功能发挥越好,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就会表现越少。[15]冯维等对守法少年与犯罪少年家庭功能的比较研究发现,犯罪少年的家庭功能整体发挥显著不良,包括沟通不良,父母角色功能发挥不良,家庭行为控制方式不良以及情感介入功能差等方面。[16]。
在家庭成员行为变量上,大量研究发现,家庭教育不良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春市对在校学生犯罪情况的调查表明,有 49% 学生是因为家庭关系紧张、家庭教育放任自流、缺乏管教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父母混乱、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导致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
最近的研究认为,只有青少年能认识到的有效的教养方式才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冯维等人采用父母养育方式问卷调查发现,犯罪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表现出过少的情感温暖与理解,过多的拒绝、惩罚、干涉,存在极端化倾向和双亲教育有严重分歧的缺陷。[17]刘桂兰等人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犯罪组的家庭矛盾性、控制性因素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常模组,而在家庭亲密度,家庭融洽氛围,娱乐活动方面明显低于常模组,不良家庭因素导致了青少年发展的异常。[6]另外,父母的监控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有很重要的作用,子女越习惯于征求父母对其行为的意见,就越有可能在准备进行违法行为时考虑父母的意见,从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18]。
2. 2. 2 学校因素。
目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并没有具体涉及学校是如何对青少年犯罪产生影响的,多数研究只是阐述和论证了学校对青少年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心理的动荡十分剧烈,学校作为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如果过于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只抓升学率,而忽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法制教育,必然会导致学生的发展受到消极影响。据调查,有 80%的犯罪青少年是学习成绩不好、有劣迹的学生,有近50% 的犯罪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些犯罪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也极其淡薄,甚至直到被公安机关抓捕后,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同伴关系也是学校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同伴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尤其在青少年时期,同伴的影响比父母影响更大。研究发现,低同伴接纳是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学业差是导致低同伴接纳的重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在学校被同伴拒绝的学生比有良好同伴关系的学生更容易辍学及参与不良行为活动或犯罪,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早期也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19]这些青少年可能会逃避正常的同伴,转而到社会上寻求有着共同特征的不良同伴,以寻求安慰和支持,而建立了一种劣质同伴关系。有调查显示,在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中,大部分是结交了不良朋友,沾染上不良行为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大量研究也表明,亲密朋友的协同犯罪是预测青少年犯罪的有力因素之一,据黑龙江省公安厅研究室对哈尔滨少管所 700 名在押犯调查显示,青少年团伙犯罪占88. 23% 。这说明了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重要影响。
2. 2. 3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是指社会不良风气和社会不良文化对青少年思想行为的影响。目前我国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之风蔓延,社会规范管理失控,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充斥着大量渲染色情、暴力、凶杀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对于心理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可能会直接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20]一些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大部分热衷于网络暴力游戏,喜欢暴力电影,他们的行为也受到了这些暴力内容的影响,更加具有暴力倾向。目前我国在对传媒的监控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并不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色情、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
根据上述的研究综述,我们发现,虽然我国对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缺少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针对性策略,不能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
3. 1 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
目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研究停留在描述性和经验总结的研究水平,研究的深度和高度都不够。虽然一些研究采用了定量的方法,但这些研究多采用调查法,集中在研究青少年个性及家庭因素的影响上,对学校、社会是如何具体对青少年犯罪产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很多只是从教育或预防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必须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全面考察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必须加强对学校和社会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找出其根本原因。另外,在研究时,不仅要关注和研究城市中的犯罪青少年,也应该关注和研究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犯罪青少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青少年犯罪成因的共性与差异性,为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研究思路。
3. 2 加强多学科研究,深入考察青少年犯罪的多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对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的研究往往是单一的研究视角。我们认为,既然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应该从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家庭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现代科学的研究总趋势是提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提倡多元的研究视角,这样才能开阔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拓展研究的深度,有助于形成新的理论范式,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研究的效度,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在研究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时候必须关注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和研究的科学性,才能更好的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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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年来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界的一场伟大变革,这场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思想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新文化运动都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发生在 20 世纪初,但是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研究和讨论的热情丝毫未减,且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本文主要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性质、意义等方面,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旨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任何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孤立存在,忽视对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的研究,就难以深入理解事件全貌,把握事件发展的规律,从而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是这场运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有学者认为,一方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贵族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为这场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另一方面,清末,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创办了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有异于传统士大夫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为这场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受众群体。[1]
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不仅可以追本溯源,还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对于全面、客观的评价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夯实了思想文化基础。
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所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点,冲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2]
辛亥革命不仅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还从思想上启发了民众,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思想界出现混乱,为这场运动的发生提供了现实需要。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许多人对民主革命的理想产生动摇,而一些人企图诋毁民主共和,伺机宣传封建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为了冲破思想的禁锢,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3]
为了改变中国思想界混乱的局势,一些先进人士开始探讨从文化领域解放思想,巩固辛亥革命的果实。
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力量是在晚清民初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与晚清民初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4]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正因为参加了早期革命活动,认清历次革命的失败都是因为没有从思想层面加以彻底的变革,因此,彼此逐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新的进步力量,从而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
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戊戌维新运动,但直到西洋留学生参加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才进入了全盛时期。[5]
还有学者认为,《新青年》的发行象征着这场运动的开始; 而这场运动结束的标志则是 20和30 年代的两场争论。[6]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学界对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更未准确把握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是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始终没有形成比较一致观点的主要原因。而对这场运动起止时间的界定关系到能否正确把握和客观评价它,因此,对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与外延,学界需作出相对统一的界定,这是准确把握这场运动起止时间的必要条件之一。
20 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还是发生了袁张复辟的闹剧。时代的变迁推动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思想解放的进程,使他们明白了只有冲破封建思想的枷锁才能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总之,学界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历史背景的分析,各有侧重,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对今后学者进一步探讨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缘由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如果忽视对这场运动兴起的经济基础研究,则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它兴起的历史原因。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这场运动兴起背后经济基础的探究。
( 一)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事件,总结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为当今的文化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参考,是学界一直关注的中心。
早期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首先,早期新文化运动宣传了民主与科学思想,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其次,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潮,而这一新思潮激发了民族主义,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最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改革,为五四爱国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培养了一批领导者和骨干分子。[7]
这场运动始于 1915 年,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一场“中国式”的思想启蒙运动,早期新文化运动有异于后期五四运动,但是作为同一场运动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一方面,早期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产生准备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是对早期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发展。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它所主张的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语言文字,是精神领域的生产工具,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是精神领域生产工具的变革,必然推进精神领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8]
文言文难以被底层民众理解,不利于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无疑将促进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传播,为推动文化下移创造前提,从而为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变动和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人的解放”事业的伟大进程。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首次发现了“人”,使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赋予中国的解放斗争以新的内容。[9]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的解放”,使长期处于封建思想压迫下的人们首次发现了作为独立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为此后的社会变革运动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新文化运动使青年毛泽东逐渐走向成熟。这场运动对年轻时的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青年毛泽东的觉醒,使他实现了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向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最终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0]
虽然新文化运动使毛泽东逐渐走向成熟,但他对新文化运动仍然做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很多领导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非对错过于绝对,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近代中国价值观重建中,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民主”“科学”“平等”“社会主义”等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新价值观成为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党的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尽管时代赋予了“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但是其基本含义仍然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相一致。因此,加强对这场运动的研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
( 二)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作为一场发生在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也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学界对其狭隘性也有所研究。
早期新文化运动只注重理论研究忽视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有学者认为,早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割裂开来,导致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出现分化,削弱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力和变革社会的能力。[14]
早期新文化运动延续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工作,但是两者存在着根本上的区别。戊戌维新运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启蒙民众,而是为其政治改良目标服务的。但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最初目的是启蒙民众,这与戊戌维新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陈独秀曾指出: “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5]
新文化运动首次提出了启蒙民众的时代主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伟大变革。但是,将启蒙民众的文化运动与改造社会的变革运动完全分裂则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界关于早期新文化运动这一局限性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尚未深入研究这一局限性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改革具有怎样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这场运动偏离了最初目标。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潜埋着政治的因素,而到了五四时期,挽救民族危亡的主题又再一次压到了思想启蒙的主题。[16]
新文化运动最初的目的是从思想文化上启蒙群众,唤醒民众的觉醒,可是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主题不得不让位于挽救民族危亡的_运动。
但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使人们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文化心理结构,如果不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变革,这种旧的思想文化观念还是会以各种形式复辟,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出现了激进主义与泛政治化倾向。有学者认为,激进主义的产生极大影响了这场运动的发展,并给中国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由于泛政治化的盛行,抹杀了人的个性,显示出对人性与人格太缺乏应有的尊重。”[17]
虽然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具有一定的过激性,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封建势力强大,社会思想混乱,民众的主体意识不强,长期被封建思想所束缚,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只有采取一种激进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才能达到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实现变革社会的目的。
主要倡导者关系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因而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对其主要倡导者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全貌。
( 一)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尽管梁启超最有影响力的戊戌变法时期已经过去,但其在文化界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与新文化运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持一分为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梁启超一方面认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注青年、支持青年的运动,肯定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另一方面,他又反对这场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彻底批判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同时,他主张反省现代性。[18]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无疑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场运动中,梁启超起到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既反对盲目的夜郎自大,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19]
这一观点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是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思想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 二) 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率先将青年群体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有学者指出,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初始,就对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1.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0]
使得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批青年,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培养了新生力量,也因此改变了一批中国青年的命运。[21]
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的重心指向青年,使得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以往的政治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赋予了这场运动以新的活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党的以后,关于青年,发表了多次讲话,指出,青年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力量,只有当青年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人,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22]
宣传民主与科学,批判尊孔复古的逆流。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以民主与科学为理论武器,以《新青年》为载体,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求从根本上消除封建专制主义对民众的压迫,以开启民智,确立国人主人翁的地位。[23]
其实,在对青年的六条要求中,已包含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4]
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同时,陈独秀还对孔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将孔教与帝制复辟联系在一起,通过批判封建帝制来反对孔教。陈独秀认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 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25]
辛亥革命只是打破了封建帝制的外壳,但是封建专制主义仍然束缚着人们,而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的孔教,对启蒙民众,促进人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陈独秀的伦理革命思想在近代中国伦理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取代中国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为政治革命奠定了前提和基础。[26]
陈独秀也曾指出,“吾敢断言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7]
( 三) 胡适与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的旗帜,虽然五四以后,由于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以胡适为主导的文学革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作为“首举义旗的先锋”,胡适最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是白话新诗的提倡与创作。[28]
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动摇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使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学术界关于胡适在文学革命中重要作用的研究十分繁多,但主要集中在文学革命是什么和怎样开展的,对文学革命兴起的原因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缺乏对胡适个人经历在文学革命兴起中作用的研究。
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进程中,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以胡适为主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继承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中西文化的思考,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29]
胡适是第一个对“整理国故”的内涵做出较为完整解释的人,他把这场运动的精神实质归结为“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判断是非对错。[30]
整理国故运动主张对传统文化加以梳理,为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且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事业,进一步促进思想的解放。
( 四) 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强烈抨击了尊孔复古的逆流。李大钊认为,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和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31]并且指出,他并非抨击孔子本身,而是批判作为历代君王实行专制政治的灵魂的孔子。[32]李大钊有力地批判了孔教,并且将批判孔子本身与批判“被”作为实行专制统治工具的孔子区分开来,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不仅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还抨击了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
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材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33]
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迅速接受并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挽救民族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启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因此,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也是学术界一直持续关注的话题。近年来,由于“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关注,反思新文化运动也因此成为学者思考的问题之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启蒙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对其进行批评和反思是很自然,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新文化运动在开创中国历史新局面中的作用,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是当代中国进行文化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纵观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发现,宏观叙述较多,个案研究相对不足。因此,从微观层面加强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丰富新文化运动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后学界努力的方向。
[1]吴汉全。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历史缘由的社会解读[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 2) .
[2]王杨。 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J]. 今日中国论坛,2013( 17) .
[3]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1187,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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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平一。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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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新的显学,目前研究热点和关注重心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与规律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关于现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和规律研究还存在意识形态的痕迹,政治命题与学术命题混同,历史研究力度不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以来专家学者普遍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在其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和理论结果进行简要综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也在不断的发展,本文即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几个问题进行综述。
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42年,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提过,“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用的了。”
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同时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是相互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被采纳,而中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比如毛泽东说过,“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革命实践的飞跃,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在此赞同第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是发展,因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需要发展才能更好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创新的经验和方式方法进行系统化、完整化、理论化,这样的结果就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争论比较大,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主要有:传入之日说,中共成立说,李大钊说,中共二大说,八七会议说和《反对本本主义说》等六种说法。
卢培琪、王立胜认为,马克思传入中国的那天就是开始中国化进程的起点。郭德宏则认为真正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需要它,才开始的进程。马乙玉提出应该是开始于中共二大,因为中共二大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它们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并且具有中华民族形式和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方针、政策。林华娣认为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中国化的起点。全燕黎、马启明则认为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其确立的标志,因为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的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而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故笔者所持观点是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时。虽然党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不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但正由于有了这些宝贵的经验,才能吸取教训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化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这些理论成果,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表述。
大多数学者比较赞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王良虎就赞同这个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观点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前是普遍认可的。也有学者认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四个理论成果。
还有的学者从中国社会的主要性质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角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为中国特色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研究成果,中国特色民主主义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本人比较赞同这种划分,因为这一表述的概括性和科学性比较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深化,这个理论体系也将不断地发展,更加焕发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感染力。
综上所述,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每位学者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在查阅文献时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其中有的也是笔者易犯的错误,比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不够明确,在写文章时会出现概念模糊的情况,写的内容可能就不是想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比性的文章比较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多,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对比文章很少。通过对比可以给人鲜明的形象和强烈的感受,这样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会会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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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民生理论的指导。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深入发掘马克思的民生思想资源,以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学者们围绕着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基本特征、丰富意蕴,以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当代价值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公平观的论文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没有留下社会公平专著,也没有将公平观作为整体阐述。学者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提炼出马克思公平观,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马克思公平观的形成、主要内容、国内研究方向以及马克思公平观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作用等方面,对国内关于马克思公平观的论文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整理。
[关键词]马克思;公平;马克思公平观
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随着人们对公平权利的重视,实现公平成为我国的一项紧迫任务。研究公平理论成为一种热潮。本文拟通过分析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公平观的论文研究成果,明确研究方向,使其具有更高的价值。
(一)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概念的界定
在相关论文成果中,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内容大多仅指马克思本人或又涵盖了恩格斯的公平观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还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后来被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1〕
(二)马克思公平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公平观的形成是受到了社会环境和前人思想的影响。江胜珍认为,马克思公平观的理论基础包括古典公平思想、自由主义公平思想、黑格尔法哲学、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它们对马克思公平观影响很大。黑格尔法哲学使马克思公平观意识到个体差异;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又为马克思公平观带来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空想社会主义让马克思认识到公平不能只停滞在理论层面,要揭露不公的本质来实践公平。〔2〕
(三) 马克思公平观的发展阶段
刘亚伟将马克思公平观走向成熟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1840年代到1850年代后期、1850年代后期到1870年代、1870年代后。第一时期,《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反映出马克思将公平滞留在抽象和超越历史的范畴;第二时期,马克思开始研究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第三时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本质,说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关系,提出了公平的存在基础、特点和实现途径。〔3〕
屈胜喜从批判的视角概括了马克思公平思想发展脉络。他指出,从批判的对象来看,马克思公平思想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对不公平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资产阶级“虚伪的公平”的批判和对小资产阶级公平观的批判。它们的划分节点是《莱茵报》时期及以前、19世纪70年代。〔4〕
马恩认为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关于马克思公平观的主要内容,学者意见基本一致。一是社会公平作为道德和法的观念,决定于现存的经济关系,它的性质和内容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二是社会公平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恩格斯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5〕就是说,公平观念遵循了历史发展规律。伴随着时间、地点、主体的变化,公平的标准也在变化。三是只有到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真正的公平才能彻底实现。社会公平实现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公平在于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共同占有,没有阶级,也没有等价交换。〔6〕真正的公平应该出现这样一个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这正是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依据《哥达纲领批判》,陈学明补充了上述对马克思公平观的概括。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是进步的,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由于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实践”存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连“形式上的公平”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他认为,“事实上的平等”还应把个体差异考虑在内。〔7〕
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平观。马恩的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内含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描述中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主义公平,社会主义公平只是形式公平,而且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公平观。〔8〕
(一)马克思公平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实现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马克思公平观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研究甚少。江玉安系统梳理了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公平观、注重公平的执政思想和重要举措。他们从注重分配公平发展到打造全方位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可以说继承并超越了马克思公平观。
公平观念既是经济关系保守与否的表现,又对经济关系具有能动作用。马克思公平观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是涵盖了几乎人类所有领域。〔9〕我们应将马克思公平观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广泛的社会公平。
(二) 运用马克思公平观认识和解决公平问题
1.如何理解马克思公平观
马俊峰更看重马克思公正观基本向度和方法论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应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公正问题;回归历史背景和语境,准确把握马克思对社会公正的精神实质;把握好科学与价值向度的辩证统一,对社会公正做出合理理解。在此过程中,辩证思维是必不可少的。〔10〕
2.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
公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适应。李纪才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的公平只能是较低层次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虽然有了极大提高,但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这就决定了只能有差别地稳步推进公平。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既不能盲目追求高层次公平,也不能无视严重的贫富差距。公平又与社会制度和价值追求密不可分。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还要同时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建设和体系保障。〔11〕 3.认识和解决严重的两极分化
有学者提出,抱着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心态而无视建国后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事实,导致了放任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不公现象的蔓延。陈学明则认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模式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形式上的公平”原则、政治特权和垄断因素,导致不但不能完全实现“形式公平”,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程度。〔12〕
对于如何消除严重的两极分化,陈学明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公平观,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一是从根源上削弱占有他人劳动的客观基础,巩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解决特权参与和垄断问题,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和“实践”的统一。二是应从注重过程公平逐步转移到注重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借鉴西方市场主义者的措施,结合实际,实现“事实上的公平”。〔12〕有学者补充,要引导与防范相结合,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同时完善相关法律规章。
国内学者从抽象的方法论意义和具体指导出发,探讨用马克思公平观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徐建文从马克思公平观方法论的视角回答了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他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公平奠定基础,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公平具有阶级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正观必须坚持广大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必须努力消除阶层差别,协调阶层关系,实现全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要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的形式公正,也要通过制度实现实质公正,还要保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正,使全体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3〕
谭贵全从具体指导出发,提倡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来树立公平的理念;要贯彻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全方位地看待社会公平问题;要坚持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同时,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政府职能转变。〔14〕也有学者补充,要发展先进文化,努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为社会主义公平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11〕
综观上述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公平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内容、方法论意义及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具体指导作用等方面。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于马克思公平观概念的界定不明确。有的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并称为马克思公平观。还有不少学者将马克思或马恩的公平观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这些都缺乏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二是在研究马克思公平观发展脉络时,学者一般只是研究从思想萌芽至发展成熟,极少有人对马克思公平观成熟以后被发展的状况进行梳理。三是这些研究仅仅涉及了马克思公平观作为科学和价值向度对解决我国社会公平问题的有益性,而几乎未提及它的应用局限性。四是在对我国社会建设意义的研究中,学者提出的马克思公平观的指导作用有些泛泛而谈,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公平观的精神实质,有些则是根据原理论生搬硬套,缺乏灵活性。
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我国而言,研究马克思公平观具有非常高的现实价值。当下的研究重点应放在马克思公平观的应用价值上,重点解决它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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