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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纪末的清末“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虽然以前的历史学者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性,但是相比之下,却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战败看作是“洋务运动”完全破产的标志,贬低了它的历史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展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时空观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重新阐释。以这种态度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会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笔者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内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换的历史概念,只不过前者顾及表述传统、突出其历史性,后者涵纳新学、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贯通。”
“洋务运动”产生于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洋务派”自身的两重性。传统史家认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浓厚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不想对这一问题做过多的争论,只想提醒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特别浓厚的国家,像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地主可谓是凤毛麟角。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兴办洋务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期望过高。正如李时岳先生指出的:“简单的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时代,它的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的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毋庸讳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更抱着“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这种镇国内、御外侮的主观意图,洋务派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但是,也正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综观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英国、美国等欧美强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改革”。“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欧洲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改组、训练军队,至19世纪30年代,埃及已经拥有了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就是中国的东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开始了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决定在江户汤岛制造洋式枪炮,试造洋式军舰。”“在明治维新前,这样的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强藩渐次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看成是东方近代化的缩影。“这些近代兵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配备了全套机器设备,采用‘二班制’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对传统手工军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们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也说明在军事工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高潮。
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两。”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步推进,最终在投资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内江五个重点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状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福州、台湾为中心的、遥相呼应的海峡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布局,这些工业区即使在现代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探究它们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也更能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这一时期,随着与欧美列强交往的增强,洋务派对近代国际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洋务派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世界军事格局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欧美形势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就天下大事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虽然均势之格局是大国实力竞争的结果,但对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务时期的国人还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生、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国无大小无法不立。”“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警惕张皇,且同协力压强扶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贻患邻国也。”洋务时期国人对均势原则和国际格局的理解和认识,目的是寻求中国在现实国际环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应之策。在不断遭受侵略的现实处境中,利用列强之间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以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成为洋务派的共识。“尤其是在藩属问题上,以开放为手段均列强之势,被国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所谓钳制之术,“莫善于此”。虽然洋务时期的均势观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际观念,而是在历史经验、传统驭外政策与西方政治原则共同诱发下的混合观念,并且热衷于对均势制衡作用的渲染。对均势道德意义的强调,又使他们倾向于把均势作为维持国际和平、抑制战争攘夺的正义性原则。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华夷秩序观向近代世界观的演变,其积极性不容抹杀。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门户洞开,洋务运动兴起,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启动。作为它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一步走得并不坚实,并不平衡。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会明白这一步迈出的重要意义。不管怎么说,它的这一步是迈出了,不论迈出得是好还是坏,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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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在近代民族史中,研究边疆历史人物,是把握到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区域转型和政治建构这一动态过程中关键一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历史人物论文,供大家参考。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没.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讲解]: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
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叶挺囚居旧址
在恩施市老城西门外高井河西岸。叶挺(1896一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因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其同为原保定军官学校同窗,为做“转化工作”,于1942年冬,被国民党转囚于当时的湖北省府所在地恩施。故居地背靠红色砂山,面对小河与城墙,与外界隔绝,其地形极易看守。旧址为土木结构民居,中为木构架,围以土墙,正屋3间,东厢房2间,建筑面积共180平方米。原为富户李子尚产业,后为佃户刘贵金居住。叶挺因此时与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杨眉住正房,刘贵金住厢房,看守居于西室。1943年夏曾转押广西桂林,至年底再次押回恩施,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亦曾随住,直至1945年9月押往重庆。1983年,叶挺国居旧址经过维修,并扩建了纪念馆330平方米,以及将军亭、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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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关键词:蒋介石 性格 对政治生涯影响
摘要: 由于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应有固定的限制或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的。
有的学者说: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和政治实践,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因为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
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但仅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所以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应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着重于对蒋介石个人性格的探讨,而对众所周知的关于蒋介石的生平政治实践不在多费笔墨。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不论是成名之前还是之后,都饱受着生活带来的折磨,以至于形成他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首先让我们探讨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回真实的自我。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蒋介石过早的成家,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这也就造成了蒋的婚姻悲剧,从此蒋也就开始走上了逃离的道路,逃离自己的现实生活,逃离与自己没什么感情的妻子,以至于后来毛福梅遭遇日军轰炸身亡,蒋介石依然可以与日本人狼狈苟且! 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更易让从小就走在社会边缘的人走向孤僻,走向极端,他能让人在某些特殊时刻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而一旦自己发迹了,有了机会便会想方设法置仇敌于死地。这就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在遭受不断的创伤后的变态!
1921年前,戴季陶作为蒋的最好的朋友,其实很看不起蒋。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1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蒋逐渐走向影忍,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个统帅,最高指挥者,蒋也很常见的有一些与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听不进忠言逆耳,忍不了别人的批评,自以为是. 1943年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 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发出响动。”他非常偏执。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
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蒋介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 裁 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2月16日,宋美龄宋蔼龄两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
正是这样一种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他还是一个很重视内心的人,自我反省让他更加要去忍受如潮水般袭来的家庭,工作上的创痛。他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其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与生活的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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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洋务运动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洋务运动,满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开始是以军事自强为目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 三是建立控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这些看法是值得讨论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 改革 影响
洋务运动产生的性质 一直以来,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无奈下处于压迫后的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
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慈禧太后又怕改革会对满清的统治和自己的最高皇权受到影响或都说冲击,所以改革之初,受慈禧太后的影响,改革只是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 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是以维持封建上层的领导地位而实行的一次运动,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分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去以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同时,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洋务运动对外国的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控制,它们不希望中国真下富强起来。而洋务的企业依赖外国来达到“富强”“求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洋务运动的企业管理 的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有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是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大多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么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 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
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先是军事,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
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这些军事工业不但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的技术,以至于聘用外国的技术人员。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而且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等。同时,对洋枪洋炮的使用,洋务运动也建立了新式海军和陆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建立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1875年清政府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以北洋水师为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再就是工农业,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洋务运动引入了许多设备,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其中上海的机器织布厂,在开始建立是时候,就派人到美国引进了包括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的机械设备。
到后来的发扬扩大,在许多如纺织,钢铁等其他制造业,都建立丰收了机器工业企业。 还有就是新式学堂的创办,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先后共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破产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进程。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4、开源广进、人才培养
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 总结: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虽然它对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的不良影响,但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1.《曾文正公全集》作者:曾国藩 出版时间:2011年1月 出版社:中国书店
2.《李文忠公全书》 作者:李鸿章
3.《中国近代史》 作 者:方敏 马克锋 耿向东 龚书铎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10年03月
4.《现代化新论》 作者: 罗荣渠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04-01-01
【摘要】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三支海军,建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的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但是甲午战争的战败,也就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挽救大清王朝,但其对中国的近代史,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教育事业;近代化
一、 洋务运动的产生及性质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走上了新的一页。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大地上大量的倾销商品,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威胁。由于中国的海关大权被洋人所控制,所以中国丝、茶以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在下跌。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席卷南部数省,公然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清政府内外交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
为了应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由清朝统治者集团中的一部分有实权的大臣为核心,集结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能人志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办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设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培养翻译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他们在中央以奕忻、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大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却把“近代工业导入中国”,“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此期间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包括创办军事工业、创办民用工业、创建海军、办学堂、派遣留等。洋务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为第一阶段,创办军事工业阶段;70年代到90年代为第二阶段,虽然还继续创办军事工业,但重心转为创办民用工业。
一、军事方面
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威胁下,为解决燃眉之急,力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由于当时没有意识到落后在制度上找原因,以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自强御侮。洋务运动就是从军事近代化开始的。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大批军工企业,以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等,以及各省陆续建立的兰州机器局、广州机器局等,共二十一处军工厂。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
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军事工业由政府投资,朝廷委派地方大员总办,所造军火由政府无偿调用,装备海军,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属于封建官府创办的近代军事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某些技术性工作聘请专门技术人员,所以这些企业不完全等于封建官府工业。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进程,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明显倾向。
二、民用企业方面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社会,人力是主要的生产力。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我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清朝看到了西方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同时,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费来源。因此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积极倡导下,以“自强、求富”为思想口号,开始了大规模的引进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主要的民用工业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厂等。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三、创办海军
1875年清政府决定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自从,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军。
四、教育事业
洋务运动时期,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派除了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努力外,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洋务运动对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主要是创立了新式的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
1.创办学堂
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从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开始,至1896年,共创办的新式学堂20多所。这些学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自办的,另一类是外国教会办的。 新式学堂讲究教学内容是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学生先理解然后记忆、背诵,循序渐进,这比传统教育强调死记硬背、囫囵吞枣要合理、进步。他们还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制订学制,新式学堂普遍制定了分年度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教学进度不一的个别教学形式。如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规定学生入学到毕业,以五年为限。
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新式学堂出现可以说是对科举制度的致命的一击,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大进步,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2.派遣留学生
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让洋务运动的工厂摆脱雇佣洋匠的限制。除开设形式学堂外,从1872年至1886年,洋务派共组织和派遣了七批留学生,共二百余人。这是旧中国最早派出国的官费留学生。培养了不少人才,最出色的有严复、詹天佑、黄仲良、程大业和林永升等。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上各方面的作用都具有开创性。这些留学生他们一方面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国后,都以其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有就是办刊译著,这不仅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而且使改良派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洋务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
3.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各类学校的创设,留学生的派遣,逐步培养了一批懂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科技著述,培养出我国近代早期的一代甚至二代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理论方面,牛顿力学,微积分等大量的近代科学知识都被相继系统的介绍到了中国。在技术知识方面,从新式的织布机到作为原动机械的蒸汽机;从各种工作母机到新式的转炉和平炉的炼钢方法,从造船炮到电报、火车、轮船等等各种近代的技术知识,都不断的介绍和引进中国。这一切都使洋务运动成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打开了中国面向缤纷多采的世界文化之窗,它所设立的近代新式教育体系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也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
三、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1.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2.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3.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冲突。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尽管西学的流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导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封闭,使很多普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严重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四、洋务运动的破产和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变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明朝后期及清朝统治者长期以来昏睡于“天朝上国”之中,而社会中更是将科学技术列为奇淫巧计下九流之列。闭关锁国导致文化上的落后,使得中国错过工业革命的飞跃发展时期,远远落后与世界。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改变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培养出我国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而派遣的留学生日后很多是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一些领域的奠基人。
2、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遇到了经费,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开办民用企业,在政府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打破了“士农工商”的格局,以士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经济形势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3、对中国军事的影响: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从而建成了亚洲规模最为庞大的海军,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为首的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此后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
4、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思维天朝上国,四方来朝的愚昧落后的外交思维,使得中国外交正式与世界接轨。 总结: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洋务运动虽然有着种种的不足之处,但是,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也为后来的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基础,前人之失,后人之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错误观念的陋习,引进近代科技文化与教育制度。对中国日后的革命的影响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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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个民族国家都彼此联系,不断巩固和发展着相互间的交往,世界正逐渐朝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80年历史启示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华文明,有着璀璨精深的文化,尽管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却仍然源远流长,绵延至今,不曾断绝,民族精神可见一斑。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古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哲学思想百家争鸣、典籍文献浩如烟海、文学艺术高峰迭起……。泱泱华夏,万国来朝。这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骄傲自豪。然而,自上古以来,盛极必衰。当每一个王朝繁荣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的衰败。一个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也必然会迎来它的末路。
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制度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两千年足够平地拔起一座高山,也足够沧海变作桑田。在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也正在向外扩张。西方的发展使古老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生存危机。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创了列强以条约形式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恶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命运自此发生了重大转折。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40年,英国运入中国的鸦片约有40万箱,从中国掠走了4亿多银元。鸦片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而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正如林则徐上书给道光皇帝说:“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自1840年至1919年之间,清朝军队屡战屡败,大量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全都证明了林则徐的言论的正确。
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利益总是那么的动人心弦。《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了蠢蠢欲动的西方各国一个信号:昔日强大的东方帝国,如今已是日薄西山,此时不抢更待何时。于是,继《南京条约》签订后,《虎门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相继被迫签订,把中国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人民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从1840年到1919年这风云变幻的八十年,是中国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史,是反动政府的投降卖国史,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追求近代化的奋斗史。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没落,当生产力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一味的守旧排斥、活在虚幻的满足感与荣耀感里只会是没落;新制度必须要在旧制度的废墟上面才能建立起来,风云变幻的80年对我们中国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近代以来,在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救亡、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即发展为目标。无数的仁人志士,正是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执着不悔。从辛亥革命开始,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革命所颠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中国诞生。然而“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破灭,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形成,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然而反帝反封建,民主共和的思想开始涌入人民的心中,人民开始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追求。紧接着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各种西方思潮如海洋般流入中国,所以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中国人就在这样的一步步探索中,逐渐重新开眼看世界,逐渐重新挺起来了腰板。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结束,80年的历史,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儒术不在是地位尊崇,三纲五常不再束缚着人民,妇女得到了初步解放。这八十年,混合着中国人民的血与泪;这八十年,磋磨了中国人民的傲骨;这八十年,打碎了中国人的一叶障目……。同时,这八十年中无数次的失败的救亡图存告诉我们,在一定的世界格局与社会条件下,应选择适应当时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改革方法及社会制度,才能有力有效地改变中国的状况,持续发展中国。
清朝的闭关锁国令人扼腕,但是同时也给了我们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世界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不能用旧有的眼光去看待,要与时俱进,与世界一同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唐太宗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新时代的我们,应该重视这段历史,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只有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落后,我们才可以一直记住这个教训,才能真正地以历史为前车之鉴,建设好祖国的未来。
——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和人民的反抗史所得到的启示 帝国主义的炮声,惊醒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迷梦,中华民族屈辱史——中国近代史伴随着鸦片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再到1949年解放战争,无一不穿插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身影,即使是解放战争,三座大山的压迫,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近代史的后期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都畸形发展,也都是在外国列强势力下培植起来的走狗。远的不说,至今天安门还挂着孙中山的像,这足以说明各个阶层的努力,资产阶级政党,就连封建主义阶层又何尝没有做出过努力,以拯救奄奄一息的封建帝国——大清王朝,然而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总的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谁是谁非,不好决断,封建帝国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一些知识分子学了先进的西方思想回来组织同盟政党,试图挽救中国,赶走帝国主义,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黄河边上的硝 烟已随风而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耻,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的一幕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几处遗址。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并应该少用些省略号。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
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那些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 烧圆明园;从“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一定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在那段不敢回首的岁月里,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欺凌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几千也有几百,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看着那些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俯首哈腰······哪个中国人不为此而心痛?人们不会忘记抗日战争、八年抗战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的沉重灾难、给中 国人民带来的无比痛苦。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7月7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止于1945年8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在华实施“三光政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我30 万同胞就那样成为日本人刀枪下的冤魂。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拿活人做细菌实验,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杀害大量中国的民众。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恶行,每一个中国人都决不会忘记。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文化最繁荣的国家。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2500个英国兵就把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强大,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给打败了。小日本发动对华战争,诺大的国家不战而败,几个月时间便后撤几千公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都不敢轻视,而中国却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 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是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
周曾感慨过: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的时候,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深刻意义,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流血和牺牲。历史清晰地诉说着我们昔日的伤痕,但历史不是愤怒与仇视的理由。就像胡锦涛同志访日时曾说过的:“铭记历史并 不是延续仇恨。”历史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恨而是爱,是经历过痛苦与绝望之后的仁者之爱,只有用爱才会消却仇恨,才会让和平地久天长。七七事变、日本侵华、割让台湾„„这些事不仅是我们的历史,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应该牢 记它们,并让“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心中。我们并不需要去继承那些仇恨,历史的恩怨,孰是孰非,早已成为卷宗,成为时间长河中早已逝去的部分。
我们不应该在了解历史的时候,把本应对当时日本战犯的痛恨转移到了对日本和整个日本民族的反感与厌恶上。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邦的祝愿。和闰年代,我们不应淡化国防意识、泯灭爱国热情,中国的和平强盛,要靠我们不懈的努力与斗争!我们只有永记历史、开辟进取,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舒天昭晖、磅礴于东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屈的精神决不容许自己的祖国任人宰割,这时的中国,恰似一头沉睡的巨狮,正在聚积着力量,准备着山洪海啸一般的爆发! 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闭关必然落后。一个民族只有强大起来才能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只有对外开放积极进取才 能不断进步。清政府在近代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腐朽落没的封建制度不能与资本主义列强相抗衡。 我们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肩负起建设祖国的伟大任务,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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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工科大学生历史课程兴趣及其近现代史知识现状和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心理预期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理工科大学生对历史感兴趣;但对近现代史上的诸多历史问题感到困惑、对基本史实掌握不够、渴望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现代史,需要开展针对性的课程教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近代历史纲要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
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
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
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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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受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又是华夏大地的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勤劳摆脱压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尽显衰相,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在中国从贵族之间的炫耀的奢侈品变为普通百姓用来解脱贫穷与饥饿的工具时。就注定造成贫穷与诱惑的恶性循环。而曾想借此缓解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抵制鸦片那样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锁烟局,这直接加快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清朝落后的战斗器械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时,结局就注定是失败。清廷震惊,天朝形象随之垮台。之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注意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中国人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这么一步步的沦陷,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约内容修约时,清政府再次显示出封建国家的局限性。不仅未予以许可,还无缘无故的对外国船队进行袭击。这一不仅认真考虑的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差点遭遇灭国危险,还导致圆明园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遭到无情的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严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因为各方势力的矛盾而全军覆没,结束了清政府的美梦。没放在眼里的日本国竟能迫使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签订代价惨重的条约,这无疑给清政府的头狠狠地浇了盆冷水。台湾也在这一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过来。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拥有爱国热枕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变法来实现民族振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却由于行动激进,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的强烈反对,前后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在外国侵略势力一步步渗入中国时,反帝反侵略斗争也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一场斗争,却激起了帝国主义的集体侵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不仅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也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列强似乎意识到了中国此时已无力抵抗,开始依实力瓜分中国。中国几乎成为列强炫耀自己实力的大本营。即使意识到不改革就要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清政府也无法力挽狂澜,拯政权于水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第二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彻底和帝国主义决裂,也无法真正团结民众,这就注定他们无法取得本质上的胜利。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甚至妄图恢复帝制,终于引起人民不满,在护国运动中被迫取消帝制。虽然袁世凯被赶下台,但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局面,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这段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在对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要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现象,不能单纯凭借某一历史事件就判定历史上人物的性质,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个人的功过得失。而对待历史,要从是否能促进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为标准,正视历史。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展,而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并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赋,但他们往往能审时度势,把握住机会,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不朽的成就。历史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也应该把历史作为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为自己的奋斗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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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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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范畴在历史理解中的作用—卢卡奇的历史观
卢卡奇的成名著作叫《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这部著作刚刚问世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50年代以来,这部著作被“重新发现”,并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实,共产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片面地理解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有着很多重大错误的书,但它又是一部记录一位严肃马克思主义者探索成果的书。
《历史与阶级意识》包含着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而卢卡奇却并未有意识地去创建这一思潮。因此,我们在研究卢卡奇的时候,不应首先把它归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类别中,然后再寻找证明材料。而是应当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在今天的现实去阅读卢卡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的许多思考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卢卡奇的历史观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的副产品,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他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参考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以及行动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都需要具有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史”上来看待卢卡奇的历史观,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他打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册”中。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 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
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
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其中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和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但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2]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
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
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
卢卡奇认为,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历史总体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既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那么也会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当然,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我们应当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5]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相对于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具有隐蔽性的那种可能性因素。
当然,这些可能性因素仅仅针对于个别历史事件而言属于可能性的,一旦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在历史中展开,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之后,就是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辩证的扬弃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扬弃决不会停留在更高阶段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上。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的否定,只有在这种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
所以,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总体的,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他说,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历史总体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即每一次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都生成着新的特征和增加新的内容。作为历史总体本质的人与人的联系是不停地产生和再产生的。所以,历史总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常新的。这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结果。
每一项新的东西一旦被纳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成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时,就开始在自身中产生出被扬弃的趋势。因此,新的东西是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物。或者说,无数个这种中介因素按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包含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它不会被固定下来或永恒起来。相反,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是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是总体,而总体正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自我扬弃。
尽管历史的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说:“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与封建社会不同, “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
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实现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在它那里,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概念只是一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辩证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
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致与内容的统一。如上所述,历史因素的流动性是历史总体的前提,在这里,概念的变化特性使总体范畴在自身中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因为概念一旦失去固定不变的独立性,唯一的方向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意义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和具体性是完全不同的,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恰恰获得具体性。正是由于概念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带有空想性质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即在概念的联系、统一和转化中,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消除概念的抽象形式,把其本身应有的具体性归还给概念。
总体范畴的科学性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表现了出来。从总体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矛盾本质,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基础上的。根据总体范畴所提供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从而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途径。
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矛盾、差别是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动力,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属于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而又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作好准备。
总体范畴的提出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从总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每一个问题,而只有作为阶级的主体才能够提出总体的观点。
无产阶级自身就是总体,或者说是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于它,人们在理论上往往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而在现实中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这样一来,就把人变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马克思主义从阶级的立场出发看待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它把无产阶级自身与这个世界视为一体,视作总体中相互规定的总体因素。作为阶级的人是总体性的主体,它把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都看作是属人的而加以改造,而人自身的改造又有赖于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阶级的观点是历史总体观的基础,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总体范畴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才表现了出来。
在历史总体的关系中研究问题,不仅可以发现避免虚假意识的借鉴,而且能够在历史总体中正确地把握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由这种生活状况所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等 , 从而确定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和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此应当采取的正确行动,并进一步了解这些行动对历史总体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的出现使无产阶级的行动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的阶段,成为自觉地推动历史总体发展的革命实践活动。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为最终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即实现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着的历史过程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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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财政管理体制是规定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国家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职权方面的制度,它包括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文教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等.其中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主导环节.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即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 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 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 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 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 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 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
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 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 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 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 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 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 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 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 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 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 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 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 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的具体特点却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国没有象法国那么多的 包税商、收税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都是‘看不见的’(例如对某些基本产品 的货物税),或者看上去只是损害外国人(例如关税);没有国内人头税,法国商人对这 种税很反感,因此它对国内商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大部分时 间里是主要的直接税,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免交,对社会上多数人来说也是‘看不见的 ’;各种各样的税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后批准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 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
17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地参预大陆事务以防 法国称霸,英国的税赋总额不断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 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和1600万英镑。而当时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悬殊,英国为 6800万英镑,法国为16000万英镑,税赋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 此时是英国而非法国处于国家的横征暴敛之中,当时也的确有人认为“看到英国臣民缴 纳的巨额贡赋之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6](P440)但布罗代尔的看法则 相反。他认为首先法国纳税人承担的负担未必轻于英国人,因为法国人在国税之外,尚 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其次,法国税种以直接税为主,它在政治 上和行政上总是不受欢迎,而且很难增加。英国则以间接消费税为主;约占税额的70% 。这种税不太显眼,容易隐藏在价格里。而英国的民族市场比法国更开放,消费一般都 经过市场,间接税的收入就尤其可观。最后,将两国人口总数考虑在内(英法两国人口 比例为1∶3),以人口总数与国民生产总数相比便会发现另一种结果,即英国在人均收 入方面显然领先于法国。[6](P440—441)
其四,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转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不同 的影响。西、法两国的税收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教士与贵族不在纳税人之列 ,处于免税的特权地位。这种政策的产生或许有着历史传统的因素,但它的实施实质上 是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对国家、王权的抵制与反抗,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种巧妙的安排 。然而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这种政策则造成对从事贸易、商业、工业等行业人士的歧 视,从而诱导人们对从事教会、政府和军队的职业的偏好与追求;造成社会在“对政府 的财政政策的反应中逐渐形成所有权结构,只鼓励那些不受国家影响也对社会没有产出 的活动,而阻止个人去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贵族所 组成的英国国会,在其所奉行的税收政策中,是断不会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恰恰 相反,英国以税赋为核心的各种国家财政政策都是以促进工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目标 ,而后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额作为税赋,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 障和推动了对社会产出做出巨大贡献的私人所有权的不断发展。
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政府开支大幅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期限的 延长和战争费用的迅速增加。由于这种战争消耗大,花钱多,所以每一方都迫切需要“ 钱、钱,更多的钱”——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5](P97)但是当时西欧各国却没有一个 现存的体制能够使税入相应增加以应付新的高水平的开支。此外,在战争时期,国家不 仅需要更多的钱,而且需要立刻将钱筹集起来。增加赋税,使之与支出水平相等,这个 办法即使行得通,也无法解燃眉之急。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是欧洲“新 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西欧诸国为此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但很少取得成功 。[7](P482)英国也是如此,自都铎时代以来,历代国王、政府都常常被不时之需所困 ,为尽快地筹措到急需的金钱而苦恼。例如,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空怀重振先祖往昔风 采的雄图大志,先后数次遣兵欧陆远征,耗资巨大,但却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 的军费,他被迫出售刚刚从修道院手中没收来的庞大教产,[8](P181—192)结果痛失为 英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强固经济基础的重大机遇。[9](P124)伊利莎白女王,如前所述 ,节俭度日,力图维持财政平衡,但其晚年因同西班牙作战欠下一笔巨债。斯图亚特王 朝早期的两位君王在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与国会争斗不已,结果酿成全面 统治的危机。
西欧诸国在税赋之外,为筹措金钱开辟了许多途径,如以国家税赋为抵押的短期贷款 、拍卖国有土地、卖官鬻爵、以“年金”形式的长期贷款等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 国家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共开支特别是经费的需求增长太快;二 是国家的信用度太低,一方面拼命借贷,另一方面为了还债就开增新税;若仍不敷需求 就不惜宣布国家财政“破产”,拒付和延付贷款从而酿成社会紊乱。而解决这类问题的 关键在于一个国家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借贷制度,两个制度合 一方为完整的近代国家财政体系。这种借贷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 要有相当有效率的借贷机构,一个是要在金融市场维持政府的‘信用’。”
近 代第一个霸主西班牙之所以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觅得一种合理的理财之法,结果 承负了一笔相当于10年至15年的税入的巨债,每年需付的利息就大大超过了政府年总收 入的一半。[7](P496)继之而起的法国也是长期陷于巨额债务之中,难以自拔。只有17 世纪60—70年代,柯尔贝尔大力改革,大幅削减开支,减少征税,开办借贷银行,使法 国国家预算出现了难得的盈余。然而好景不长,柯尔贝尔1683年死后,路易十八便废弃 了柯氏的改革措施,回到了“那种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偿还,而不是由放债人决定何时 抽回资金的贷款”的老路,[7](P496)结果法国国家负债累累,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也 大为下降,最终使其称霸欧洲的宏图大业全然落空。而在荷兰,情形则截然不同。“荷 兰政府不仅可以以更低的利息借钱,而且可以借到更多的钱,”从而使荷兰在西班牙、 法国和英国这类大国抗争时毫不畏惧。
其原因在于荷兰政府在借钱、贷款以及发行短期 公债和债券方面完全按照商业运行方式运行,绝少拖欠违约,从而使荷兰的公共信贷享 有完全的信任。1655年,荷兰议会设立了一笔“偿债基金”,专门偿还公债和债券,但 却不受投资者欢迎,因为“含泪收回本金的那些人却不知如何处置这笔钱,不知道如何 为这笔钱再找到一个如此安全,容易生息的去处。”[7](P494)
英国政府在近代初期与西、法两国相似,长期寻找不到一种合适、合理的理财方法。 例如“英国在1688年前就借国债,但都是短期借款,利息很高。付息不按期,还本更不 准时,有时需借新债还旧债。总之,国家的信誉不佳。”[6](P430)而在1688年革命以 后,英国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公共借贷制度以应付大大增长的政府开支。荷兰这个当时 在经济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再次为此提供了一种模式。[2](P188)1693年,英国政 府与国会首次确立了采用政府长期借贷的原则。1694年4月,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120万 英镑的公债,并将认购者组成了一个被称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英格兰银行)的 股份公司。结果大获成功,在11天内公债就全部被认购一空。[7](P500)它的第一份认 股人名单是由国王和王后领衔。
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仍存在一定的怀 疑甚至反对意见,[6](P430-432)尽管“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对此给予多大的喝 彩,“但是这个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实不亚于1688年事件,因为它使公共借贷 有可能稳妥而经常地进行,从而给政府奠定了一种新的财政基础。”18世纪的一位英国 首相诺思勋爵曾把英格兰银行称为英国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 行在起作用”——亚当·斯密也写道——“而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蒸气机在起作用。” [2](P188、189)从此以后,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在英格兰银行的操作下,逐步完善,逐 步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证券、公债券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 主要投资渠道。不仅如此,英国小的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券也是情有独钟,踊跃认购。 [7](P481)“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权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 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6](P433)
近代初期英国金融体制和公共信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18世纪20年代西 欧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即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法、英两国处理这一事件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法国,政府善后处理政策不当,致 使人们对这场大崩溃所造成的浩劫一直耿耿于怀,给法国政府开辟财源带来极大的困难 ,投资者不敢再贷款给法国政府。[7](P507)而在英国,政府凭借议会的担保和英格兰 银行妥善操作,将投资者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成功地维系住政府公共信贷的信任 度。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此时的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也不愿 意政府偿还其债券,“有钱的大公司及其拥有者(即股东)最为担忧之事莫过于被迫早早 收回其本金”。[7](P509)随着时日发展,英国的国债、公债的数额愈来愈大。
据保罗 ·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293483437镑,其中借款为67 0559060镑,几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当时英国国内有一批人对此忧心忡忡,“许多英 国评论家都因为国债的规模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发抖。”[5](P102)这其中就包括诸 如笛福、大卫·休谟等人,然而他们那种“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 国家”的悲观推测未成为现实,[6](P432)相反英国再次以巨额的国债为后盾,在英、 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人包括荷兰人也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 以持久支撑,必将迅即垮台。然而事实给予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 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
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 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6](P432,434)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 “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6](P433)而法 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公共信贷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 既惊讶又畏惧,”第二届皮特政府甚至自豪地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 债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感叹道: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 作战武器,”它“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6](P433)
西方的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它金融业的变革 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 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 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 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 、庞大、有效的金融运作机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 提供了基本条件。
英国国家政权功能在近代初期所发生的转变和改善是多重的,上述以税赋和公共信贷 为核心的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 ,对16—18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政权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多有论述,如英国国会对18 世纪圈地运动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英国政府对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英国政府对以东 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殖民公司的保护和规范等等。对英国国家在近代初期社会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估,尤其是与当时西欧诸国进行对比之后所做出的基本结 论,笔者以为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拉曼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商业社会色彩较 重的荷兰是沿着将国家政府的权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在绝对主义专制色彩较 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与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及对财政的关心作为国家 经济政策的重心;而在英国,政府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从而使英国国家政权与 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7]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马克yáo@①.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4]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 ,1993.
[7]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王晋新.都铎王朝对教会地产的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J].历史研究,1991,(2).
[9]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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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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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中国化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也被称作汉化。这个过程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汉人具有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悬殊的人口优势,因而在民族融合中扮演主导角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耶律楚材在蒙元时期汉化的历史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
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汉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 课税使人名
燕京 陈时可、赵肪
宣德 刘中、刘桓
西京 周立和、王贞
太原 吕振、刘子振
平阳 杨简、高廷英
真定 王晋、贾从
东平 张瑜、王锐
北京 王德亨、侯显
平州 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 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 。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 枢密院 中书省 御史台
亲 万户府 六部 行省 殿 内 肃 行省
军 千户所 路总管府 中 察 政 察 廉
都 百户所 州府 司 院 廉 院 访
使 州 访 使
司 县 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
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元史》 中华书局
《元代简史》 邱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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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
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
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阶层。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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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大学生的一门选修课,教师与学生都应该予以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历史小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 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 “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 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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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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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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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上,遵义会议顺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因为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逐步创立了关于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形成。革命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调集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党内主要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从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才能赢得胜利。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根本上统一了全党全军思想,凝聚了全党全军力量,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使他们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党的“二大”在列宁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开端。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只会照搬照抄,从而犯下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旗帜鲜明的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但是毛泽东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认识,反而受到了批判和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红军在战斗中节节失利,红军主力遭受巨大损失,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中央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激昂的苦难征程。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然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却奉行逃跑主义,一味退却、消极避战,多次错失歼敌良机。湘江会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由于叛徒出卖被迫中断。这次意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同志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重新考虑这个革命究竟怎么搞的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3]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顺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进行探索。长征开始后,许多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实现革命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无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解决。正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不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在长征途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对比,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逐渐为党内的多数同志所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精髓。正是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了教条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用惨痛的教训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所认同,长征用事实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地位的确立,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中的核心地位,使长征最终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准则。
其次,长征中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是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准。它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原则的成功实践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有力保障,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赢得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并为建国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从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三,长征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新发展。群众路线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反映,虽然它的提出是在长征前,但正是长征使群众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无根据地、无后方、无依托,甚至连最终目标都不确定的战略大转移中,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在民族问题上,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长征时期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不仅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使党保持旺盛而不竭的动力,也为党实现从“关门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之一。”[5]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由于时间紧迫,只是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领导机构问题和军事问题,仍然还存在着一些遗留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谈到博古时就曾经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6]
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纵观全局,把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和决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在党内实现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与此同时,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及时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性问题。
“长征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7]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在总结长征胜利以及中国革命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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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版历史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指出:“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1]。还提倡“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2]。音乐导入法在历史教学中的恰当运用有助于有效的创设教学情境,营造历史氛围。对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就音乐导入法对历史课堂教学的作用进行论述。
俄国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音乐的魔力,是以使一个人对未能感觉的事有所感觉,对理解不了的事有所理解,使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很多歌曲,其歌词往往是历史的缩影,深究其创作背景,更能发现很多历史信息,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历史的智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非仅仅从责任感产生,而是从对客观事物的爱与热忱中产生的”。尤其对于中学生来说,他们的感性思维依然占主导地位,逻辑思维正在形成,学习兴趣显得尤为重要。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的讲座《民族史研究与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开发策略》[3]用歌曲《大中国》导入,谈如何认识民族与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也正生动的体现了音乐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探究式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获得结论的学习方法。“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疑问”。如在讲授《经济体制改革》时,播放歌曲《走进新时代》,并以《走进新时代》的歌词设置问题:“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播放完歌曲后便可以进行探究式学习,老师可以提出以下问题:这几句歌词提到了哪三首歌?一首歌标志一个时代,标志一代领导人,哪三代领导人?“当家做主站起来”,中国人民何时当家作主的?如何取得当家作主地位的?“改革开放富起来”,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说明?中国人民是如何以主人翁的身份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呢?“高举旗帜开创未来”,高举什么旗帜?如此一来,学生就可以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进行热烈讨论并回答,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还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探究能力。
运用与教学内容紧密关联的音乐歌曲导入新课,可以使学生运用已有经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调动学生的联想、想象等心理活动,对发展、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如著名歌手韩红演唱的《天路》,全曲抑扬顿挫,悠扬动听。在讲高中历史人教版教材必修二的第15课《交通与通讯工具的进步》一课时,就可以播放《天路》导入。“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给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描绘的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铁路——青藏铁路。播放完音乐后,教师可以针对部分歌词内容,对学生进行提问,如“巨龙”、“天路”分别指什么?(火车、青藏铁路)“给雪域高原送来安康”又是指什么?(交通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接下来,学生就会联想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火车的出现和进步,紧接着,与铁路同是陆路的公路的发展状况、水运和航天事业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顺理成章的引出来了。如此一来,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又培养、发展了历史思维能力。
可见,音乐导入法对于学生获得历史知识、形象思维能力的养成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音乐所营造的情境和氛围,有助于学生性情的陶冶和健全人格的塑造。
《映山红》、《七子之歌》、《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国》、《国际歌》等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音乐作品,仿似历史的一面镜子,以歌叙史,以优美动听的旋律、轻松的节奏传递了当时的历史信息,展现了国家发展进步的各个场景。应用于历史教学中对中学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之在音乐欣赏的愉悦中启动思维、激发想象力。类似的这些音乐作品容易感染学生的情绪,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教师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比如讲高中历史人教版教材必修一第22课《祖国统一大业》时,就可以播放一首学生耳熟能详的歌曲《七子之歌》,由此导入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进而引出香港、澳门是怎样实现回归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内容是什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为解决什么问题提出的?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台湾问题是否得以解决?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状况概述等一系列问题。在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适当的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让学生得出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夙愿这一结论。
此外,历史教学中利用音乐导入还可以使学生在愉快中学习,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运用音乐导入,还有利于更好地展示历史的魅力。把音乐歌曲适度引入中学历史教学活动,历史的魅力瞬间就被展示的淋漓尽致。
总之,适当的应用音乐导入法对于打造高效历史课堂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选取适当的音乐,值得一线中学历史教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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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的中国梦实践比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奋进的航标,也是每个中国人之心系所向。同志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述的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梦是两大历史任务的延续,而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梦的曾经。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先进的中国人都曾有过梦想,乃至有过逐梦的实践。
农民阶级的梦过于理想,流于虚幻。在近代中国亦步亦趋被强拽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仍做着农民心中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大同之梦,希冀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农民阶级也不自觉的濡染了变局下的新色彩,炮制出了 《资政新篇》,但在社会经济领域未出现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之前,单靠农民自身走不出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千年颠沛的循环,而且,农民阶级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所养成的小生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局限性往往使他们并不能明确地分清朋友与敌人的界限,社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也并不十分明朗,至少已经疏离了时代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 (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 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应。"[2]
继起的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思想的落后、愚昧与偏执。
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恫吓为主武力打压为辅的策略下,晚晴社会处在裂变和风雨飘摇中。
现实的危机促使地主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子从空疏的理学和琐屑的考据中惊醒过来,面对现实政治的衰弊,他们主张因循时势,讲求实学,力主变革,使得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和发展。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的汲求践行了这部分士子的变革心声。很遗憾,在中体西用的架构下洋务的发展始终冲决不了封建制度的樊篱,运动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深入,体制的羁绊对运动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一种桎梏,到最后竟窒息了运动的生机与活力。地主阶级匡扶社稷,挽救危局的美梦,一下子被甲午的硝烟摧的粉碎。事实证明,在保存现有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任何变革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初衷虽好,梦境虽美,但醒来后是落寂与苍凉。
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将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逐梦实践推向了深层。他们把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的仿效。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俄、日为师,追慕西方政治文明,希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危局。他们变革的疾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3]但维新知识群体的变革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根基不稳,加上寄希望于一个孱弱的皇帝,面对顽固派的反扑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曾经喧嚣一时的变法倏忽归于阒静无声,近消于无形。维新志士的这次流产变革再次昭告世人,大清王朝并不是五官四肢犹存而关窍不通的病人,而是身患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矣。与维新派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孙中山等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并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他们希望欧风美雨可以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舶来品涤荡封建制度的沉渣烂滓,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先进文明的国家。这个梦最后虽然实现了,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却并没有在国民党的手中得以实现。
满清覆亡,民国初兴,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气。不过好景不长,孙、袁的权利交替,特别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草草收场后,中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民不聊生,使得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徒有虚名,更遑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戏剧性地落在青年新贵蒋介石手中。
为解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蒋氏国民政府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以期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但蒋氏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其真正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而且其统治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4]
国民党很难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上其阶级基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不可能使代表国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农阶级受惠。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很难完成。
相比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之梦有厚实的基础、坚实的土壤,因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 "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与 "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5],并且将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相继的步骤,这两个步骤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梦的实践过程。
相较国民党重军事化控制,轻政治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军权和军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重视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这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到骨子里和血肉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意识的虔诚信仰,及把这种信仰化为现实中矻矻以求的事业,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最后实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命途多舛,苦难深重,但自强不息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与追求,民族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中国人奋进的标的。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1]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要梳理和解读好中国梦的线索,要让学生铭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1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136.
[3] 黄洪寿。 清史纪事本末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486.
[4]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57.
[5] 斯大林。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 [M]. 天津: 联合出版社,19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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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穿过历史迷乱的眼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康梁流亡国外,谭嗣同殉难。由此,中国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丧失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只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官僚极度腐败、政体腐朽不堪、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使清政府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在清末十年宪政尝试中,已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个人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写入法典。清政权的统治到底是败坏了平民百姓的胃口,何况是那些激情如火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回应是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最终酿成辛亥革命发生。二千余年帝制被掀翻,成立亚洲第一共和国。自由、民主、共和思想虽然缓慢却也极其坚定的传播。大小官僚把军人不能干政、法治和公理之类名词烂熟于心,尽管他们觉得这些词多少有些拗口。
当然,辛亥革命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战斗性的鲁迅通过不朽篇章《阿Q正传》对其做了盖棺定论:"革命党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来那个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对这次革命显然抱着不友好的印象,他把革命浓缩为一幅静物素描:静修庵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碎在地上,同时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前的一个宣德炉。
语言是种软性暴力,在表达我们思想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陷井,在扼杀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历史,还是历史通过我们的咽喉在诉说自己。当我们以为只能全盘否定历史已然状态才能前进,从而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进行无情嘲讽时,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和短视。激进的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霍尔巴赫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鲁迅的描述无疑带有某种误导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无是处,技术性的事务缺了他们还真是不行,行政体系中留任原来的官僚也可保持稳定,避免激烈的动荡,更关键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习俗。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算是公共意识的最粗浅的表现。但是,历史在无际的时空中沿着多条通道徐徐前行,我们进入的历史是鲁迅用铁锤、匕首把革命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动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赢得台上台下阵阵喝彩尖叫声。
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不灭追求,富国强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岩左冲右突,寻求一个爆发点。这当口就容不得霍尔巴赫式细水长流的咏叹调了,他们更需要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进行曲.来一个淋漓尽致和践踏一切的喷涌渲泻。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法把这一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导,避免知识精英沿不同方向作无目标的布朗运动,力矩无限,然而合力为零。无法使之成为通向宪政之路的发动机。梁启超被喻为"变色龙"。再说说孙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环,杨小凯在《中国百年经济史》中说他是"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表现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是标准的以屁股指挥脑袋。连孙中山这样被推崇备至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亦不过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毫不为过,这次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严正质疑,他们用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和宪政共和思想启蒙国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过大地。只是北洋军阀专断无能、拥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则的腐烂让他们失去信任。随后,列强步步进逼、强国道路的受挫和日本进攻中国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急剧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知识分子中荡漾开来,如一些学者所说,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是运动否定了启蒙。整个民族在上民主、个人自由和共和思想这一课上课铃声刚响,却被匆忙解散。无法避免的为民族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阴影,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面目,为以后的灾难预先埋下了伏笔,以至我们现在还是吃这个亏,在补着这一课。
1949年,低吟浅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我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徐志摩们已被无情的旋风扫到角落里,随着无数热血青年抛尸荒沟、山岗和城市后,国民党中央军变成了蒋匪帮,共匪倒成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国人还在看着一支支部队从门前跑过,拉走他们的牲畜、能走得动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抢光他们的粮食和仅有的一点积蓄。窗内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窗外是冻白的夜和摄人心魂的枪炮声,他们在静夜中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与此同时,北方的中国人却在聆听从没有过的美妙音乐。北方的中国人在狂欢,中国人向来值得庆贺的东西非常少,这次是庆贺自己的新生。已逝去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横征暴敛加重了欢乐的份量,他们欢呼一个新国度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新中国,用太阳、不朽、神圣、万岁之类的词与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欢笑是可耻的。虽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现出些许的怀疑,曹禺在话剧《日出》诅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对邪恶伸出愤怒的中指。然而,对未来他显然也不是很乐观,他借剧中陈白露的口说:"太阳会升起来,但黑夜也会留在后面"。他说太阳并不属于我们。细究起来,他表达的却不是对新社会新生政权的怀疑,只是对未来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乱罢了。
既然有智慧的人们都已识趣的闭起了嘴巴,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推脱歌功颂德的责任呢?苏格拉底的存在对任何救世主都是不合适的,于是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在浩大诗篇中对革命的伟岸和领袖的阔大作了由衷的赞美。如果你对他说,几年后,他将作为深藏在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收押拘捕,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会以胜利者的自负不屑一顾。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解放战争的胜利,时间跨度上为一百余年,百年动荡、百年苍茫,在这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九死而无悔。求富求强的路上阅尽人世沧桑。天若有情天亦老!在他们品尝了最多的荣辱欢乐,体味了最深刻的伤痛折磨,经历了鲜血淋漓和死亡纷纷后,义无返顾走上反抗暴政的道路。现实的压抑和心中激情的碰撞、上层统治的腐败和无能、保守势力的强大,却使他们只能选择以暴抗暴的方式,统治集团对革命的残酷镇压和政权更迭游戏规则的缺失使暴力更以加速度的方式加以推演,暴力意识被无限扩散、复制、膨胀,直到形成本世纪最大的图腾:革命图腾。二十世纪历史单薄纸页被革命的烈焰烤焦。本世纪最大人数的死亡,最为惨重的破坏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革命的净化和理想的纯洁;大部分人死亡的理由不是法律的惩办,而是被革命的巨轮碾碎。
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旧有政权一无是处,必须把整幢大楼全部推倒重建。为了革命的胜利和纯洁,原有的统治阶层必须被处死或放逐,他们不配享有人民的称号,新社会的光泽是不会照射到他们身上的。与此相适应,革命者眼中时间不是线性不可复的,他们相信在时空的起点有那么个辉煌的开端,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时候,它是完美无缺的,只是因为人类道德败坏,它在渐渐在变质腐化;或者相信有那么个终点,旧有的丑陋东西总是无可避免,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涤荡一切虚伪、邪恶和腐朽以达到光明的顶峰。与我们相比,西方哲人眼中的时间是线性的,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他的意思是: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旧的恶去了,新的恶也来了,河里的水变了,但只不过是换了些水,水里多了些少了些垃圾都无助于改变它作为一条流水的河的定义。我们时间是圆环状的,可以循环轮回。旧的扫荡光了,美丽新世界才可以破土动工。新建的开始就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其实,当伟人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一个诗人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许多人正跪倒,许多人尽管肉体依然强健,然而精神也已跪倒。
1969年4月1日,此时距开国已正好二十年。二十年时间在史册上只是可有可无的几页,对微不足道的个人来说,二十年里却是沧海桑田。胜利的激情已退却,新世界的阴暗面已显示无疑,民主缺失那个暗淡的光点已如洪水泛滥一样不可收拾。革命运动已一波三折,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已被消灭,我们据说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虽然有55万右派作为异已力量被揪出,但并不妨碍我们其它方面的进步,原子弹已经爆炸,卫星已经上天。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家属、好友的人悲痛已化为细微尘埃,人的记忆毕竟有限。但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还没有结束,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宣言依旧激动人心。这时,“”已进行了三年,老舍跳了太平湖,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的彭德怀元帅已被打入冷宫,经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重新定义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叛徒、内奸和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此时,全国数千万红卫兵、红小兵怀着比辛亥革命时狂热百倍的激情把一切封资修的东西捣毁,有些已冲出国界,去营救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的受苦难难的群众。
如果我们再把眼界放大一点,我们会看到退守到台湾岛的国民党的残军败将忙完了打土壕、分田地,和新加坡等地一道实现了经济上腾飞,号称"亚洲四小龙"。日本从战败恶梦中苏醒过来,经济飞速发展,美国此时已造出第一台电脑,这些在当时毫不起眼的黑旧铁件、电子管、电极等正蕴酿着世界上最伟大技术革命的到来,最终使黑格尔坚信的理性世界变成网络世界。
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着,当然我们也没闲着。在此以前,在全国除台湾(这是个叛逆的省份)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报纸上都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社论以及革命实现了"新突破、新进展"的喜报。我们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这时中共九大姗姗来迟。八大新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五年召开一次。八大在1956年召开,到1969年已整整十三年过去了。这样做的理由不是因为战争或者自然灾难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根据江青的讲法是:会议的召开应该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已经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一长串人,如果九大在“”以前开的话,这些人都将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某些人还将进入核心领导机构。
江青说得够爽快的,她抹去一切道貌岸然"阳"的修饰物,毫不讳言革命最终也是涉及权的需要,也要有动物人"阴"的私欲。当其他人唱着道德的高调,江青出格的言语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千万不可忘记,女人是编故事的行家里手,曾有人笑谈如果女人有权对自己编的故事抽税的话,每个女人都会成为百万富婆。何况,伟人已逝,死无对质。有种理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任何世代,对草根阶层来说,历史只是天上卷舒自如的暧昧云彩,我们看上去只是一团迷雾。可有人揭杆而起,用剑指着云彩说你们看,那是头狮子!我们一看,剑上还残存着热气腾腾的血滴哪。对,我们说,那不就是狮子吗?如果后来人有更粗壮的手臂和臀的人提出疑问说那哪里是狮子,分明只是小猫而已嘛,你们怎么一点眼光都没有。我们一看,果然那些云彩就是小猫而已。
中共九大代表的选取是很有特色的,出席九大的代表没有经过选举,而是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下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让我们看看当事人眼里的九大开幕式是怎样的激动人心。迟泽厚在《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回忆了那个激情似火的岁月:1969年4月1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同意不同意,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选举会议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毛泽东面带微笑说:什么人合适啊?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器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手臂,林彪高喊:通过。
温情脉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方式杜绝了机械而无人情味的民主程序,从而也就根除了民主程序安排的可能,这也许是战争时期的恶劣环境的反弹和对同志之情的弥足珍贵的自然应对。然而政治不能指望人的善,革命者亦是有欲望的人,有根深蒂固人所共有的恶。革命战争时期,"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哪"心理形成根据地的聚光灯效应,它和理想主义一道形成的道德约束使恶隐得很深。和平时期来了,就要建立一套完整有力的制度来约束权力,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然而历史的阴差阳错总是让人感叹万千,对帝国入侵的憎恨让人们对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恨之入骨,我们选择了抵制和排斥,不惜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这样,就形成了把情境逻辑中的具体应对超拔为抽象的原则,反过来指导后来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境的情况。然而当革命道德理想失去旧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时,无法挽回走向灾难。
有必要回顾一下民主的发展历程。如果以乐观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历史流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历史是宽容和自由渐次战胜暴政和专制的过程,对民主的追求更是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之中。民主的本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直接掌控国家的权力。
第二是按照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开选择来做政治决定。不过,和许多人想像的相反,在人类初级阶段,比如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称号,他们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者至少是接近于最糟糕的政体。理由简单而明了: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而穷人总是不可信的。问题还在于多数人并不总是对的,对多数人的崇拜会顺理成章演变为"少数人总是有罪",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的浪漫主义尝试是个极好例证。基于此,就有了托克维尔的"多数暴虐",以前我们知道有独夫暴政,不想多数暴虐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福楼拜说得直截了当:今后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现在人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法国大革命的惨烈经历,使有产者对大众民主闻风丧胆,群氓以民主的名义进行财产掠夺、暴民政治,让人们初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然而正如穆勒所说: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历代先贤对民主制度进行更完美的设计的安排,发展出议会民主、自由民主、宪政民主等一系列概念来抵制民主与身即来的浓浓血腥味。尤其是宪政更是从根本上控制国家的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概念,根据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发展出了现代市民社会模式,他们否认契约的一维性,坚信契约论的两元性质,即民众让渡的权力只是部分权力,不是全部。交出去的权力组成国家机器,为了秩序和种族的延续作为妥协,国家可以收税,维持治安、抵御外敌,那些留下来的权力组成社会自治。交出去的小,留下来的大,交出去的是为保护留下来的,以此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对国家如此不放心是因为国家起源于一种必要的祸害。波普尔说:国家是种必要的痛苦,它的权力不应增多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因此,国家不能给予道德化的要求,我们不能指望国家能带我们到天国去,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恶的产物,国家的道德,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一般被认为是低于一般人的道德。
五四运动启蒙的大旗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虽然一度误入迷途,当他晚年以一个罪人之身隐居于江津小城,却对政治进行了通达的考虑,以民主有着精确到位的理解。他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的某些政治现实作了尖锐的抨击,最终归结为对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实际上,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得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标准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只是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才出现斯达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克洛勃)政权制,......而这种局面的出形成,并非是由于史达林心术特别坏,而无不是凭借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秘密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我们若不是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来反对史达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达林倒了,会有无数史达林在俄国及另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达林,不是有了史达林产生了独裁制。"
此后,毛泽东作为当时最大的反对党的领袖衡估着民主的作用。在《历史的先声》一书中,毛几乎都在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诸如此类的话。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新近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回忆》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篇章论述民主的重要性,随便拉出一些题目来看看:《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论英美的民主精神》;《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进行民选吗》;《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等等。单看这些社论题目,我们能想到,对于一个即将瓦解的专制政权来说,它们是如何的心惊肉跳;对那些正浴血奋战的群众来说,它们是如何的鼓舞士气。也能想象这些篇章对内战力量参差消长起了多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积淀的不足,对满怀激情,要把这小小寰球修改成人间乐园的革命者来说,民主只是一个道具,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指示牌。一个与此近乎相同的例子是清末洋务派对科学的追求。那时人们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追求科学是为造铁轮、枪炮和电报电线,他们理解不了科学的真谛,不知道真正追求科学的人压根儿就想不到那些东西,对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只因为宇宙太浩大神秘,他充满探索欲望,这就如同爱因斯旦不屑于走上街头去看因他的理论才得以实现的核能电站。他只是看到宇宙的井然有序,有种无法描述庄严的美,是那样激动人心,以致于他在未知面前喘不过气来。
五
还应说说当时的另一件趣事,广东省博罗县是全省最有名的学"毛著"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九大的小组会上介绍了他们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叫刘少奇,"“”"前,他们把这个地主的名字当成一条罪状,狠狠的批斗:你胆大包天,凭什么和我们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得他改了名字。“”中,原来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成了"五毒俱全"的最大走资派,地主刘少奇也跟着沾边,大队党支部又把他拉出来批斗:你就是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据说经此一翻批斗,社员们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用荒诞时刻的荒诞行为是不足以解释这种事件的,地主刘少奇的经历是一段浓缩历史,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名字会让他如此狼狈,以至于连命都可能不保,他的爷爷或者父亲几十年前随意挥就给他带来的灾难也是始料不及的。地主刘少奇不知是否能挺过浩劫,如果他新时期还活着,如果法律允许,如果他具备足够商业头脑,把他的名字溶入商业的洪流,也许他现在已是亿万富翁,出入香车宝马,坐拥美女别墅。可以挥金如土,可以穷奢极欲。享受富人东山再起的荣誉,接受穷人暗淡低调的献媚。对以往受到屈辱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不再怕红色恐怖铡刀的血红阴影。不过,这样见证着历史的轮回反复和人世的兴衰悲喜,他是否会产生庄周梦蝶或者是蝶梦庄周这样的幻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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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与知识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知识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识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即西方近代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与客观把握,而非将知识、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养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所有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标签,逐出学术之门。对中国而言,接受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只是晚了一个多世纪而已,所引发的读书人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无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随着读书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读书治学渐成职业行为,知识成为客观对象,不再与人的德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分类之学取代博通之学,使得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通人”变为“专家”,而且是科学思维下的“专家”。当然,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代学者的进程。不过对“命学”而言,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程度的深化,是个越来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学者热衷西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理性层面思考的结果。但是,传统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响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感性生活实践上还是更多地认同过往的一切,这在清末读书人对待“命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解说时,已开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观念和思想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时有占卜、算卦等行为,形而下“命学”的强大魅力仍在。这方面严复之所为便是典型。在广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进化学说为民族、国家命运把脉,大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严复颇多占卜算卦之举,如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尅,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尅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严复日记中的卜卦释词,是为说明卜卦是严复生活中的常态。其所卜算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发财、升官、疾病、生死吉凶、风水、婚姻、出行等,是人们俗世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东西。其中不少是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说明卜卦也非完全是个体的私密性行为。甚至在一些释词后面严复还记下事件的结果,以示所卜之卦的灵验。
应该说,对严复这代读书人而言,日常生活与占卜算卦相连,并非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尽管知识转型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们毕竟属于过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以博通为根基的治学修身一体的教育,后来所接受的外在于他们的西学,只不过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并未能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根本影响。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层面,他们仍能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学”兼容并蓄。实际上,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西学和中国形而下的“命学”是难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与占卜算卦的生活行为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一个人将西方理性完全内化于身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外在于己的知识与思想,那么他是很难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为的。只是在严复这代人那里,对西学的认知还未达及此等程度,“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也未形成,所以他们并未自觉体认到其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对待“命学”的态度就与他们的前辈有了较大不同。已有学者作过研判,新文化运动时树起的“科学”旗帜,其内涵不仅是指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一种规范性的评价尺度,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如此的氛围和时代环境,自然对“命学”特别是狭义“命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以至于民国年间从事“命学”者也要极力向“科学”或“哲学”靠拢,如袁树珊《命谱》前有《序》言:“科学名词,吾国古所未有,由转辗迻译而来。解之者曰:‘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是之谓科学。’然则吾国专门技术,何一而非科学耶?润州袁树珊先生,以所辑《命谱》见示。余曰:‘是亦科学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学》,推演而贯通之,科学之精义,昭然予世以共见。或疑为秘闻,陋已”。“星命学为吾国哲学专科。……窃谓是书(指《命谱》)果能流传区宇,使之人手一编,久必改进国风,消弭世变,同登于人类进化之盛运,然后见哲学之明效大验也。”将袁氏“命学”比附为“科学”或“哲学”,显然是时代大潮的产物,亦有为“命学”在近代学科体系和学科分类中争正统、争地位的考量。这种考量恰恰说明“命学”已处在极为边缘的境地,正在走向衰微,不得不借助“科学”话语力争一席之地。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命学”仍为民国主流知识界所排斥,特别是形而下的狭义“命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有一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在为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作序的人当中,有一位号称信奉唯物史观者林庚白,曾自述道:“前几年我对于卜筮星相,觉着有点好玩,所以闲空的时候,常去研究研究,而且因为了一时的兴致,写了一部《人鉴》,很风行一时。当下我的朋友,有许多不以为然,他们说:‘你是相信唯物史观之一人,为甚么提倡这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后来看见《语丝周刊》,钱玄同居然骂我浑蛋”。林的朋友和钱玄同的态度,恰能代表当时知识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毕竟在经历知识转型和五四洗礼之后,已成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都更接近于西方,学术界中人大都是具有科学思维的“专家”,所秉持的西方理性、科学观念使他们无法容忍心目中非“科学”的“命学”存在。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仍给“命学”留有一席之地,如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不时有卜卦记载,这里略举几例:1937年7月28日,“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1939年3月25日,“近日心神恍惚,忧父在西安遇难。今晚尤惶扰不宁。乃用闭目开书,手指某页一句之法占卜”;1946年7月6日,“以《蒹葭楼诗》祷卜宓本年应在清华抑往武大,得句云‘义方教子恩及侄’。宓以为子指淑,侄指克强,此句似命宓回清华之意”。从这些记载来看,吴宓之卜卦,有其特点,一是此举非生活常态,往往是在时代剧变和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才占卜。如1937年7月28日的占卜,是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即将进北平的关键时刻卜吉凶;1939年忧父之卜,也是因西安遭日军轰炸、军情危急之故;1946年的占卜,则是面临关键选择,为定行止而卜。二是为自己占卜,私密性很强。从日记看,基本未见吴宓为他人卜卦的记载,这和严复大量为他人卜卦,形成鲜明对照。无论如何,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尽管吴宓对“科学主义”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顾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无法公开从事主流知识界所界定为“迷信”的卜卦活动。实际上,在吴宓这代知识分子那里,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和个人中国式感性生活实际的分离,较之清末严复那一代更为明显,内在矛盾冲突也更大,在各种有形无形因素的制约下,一些生活实践只能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这样的事实本身,就已表明中国式的“命学”不能不走下坡路。#p#分页标题#e#
总之,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总体格局下,不论就知识分类而言,还是就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而言,都对传统“命学”颇为不利。“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不同学科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命运更是不佳,在愈益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命学”的这一历程,值得今日反思者极多,本文只是大体描述一个框架,一系列相关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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