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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与新技术革命实例统属于当代科技革命范畴,其主要包括以化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为重点的科学革命,以及以现代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与微电子信息技术、激光光纤超导技术等应用技术学科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1]。在当代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人类经济与精神面貌日益改善的进程中,人类-科技-自然协调发展模式将成为新时代亟待展现的主题,科学技术与人类及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将成为当代科技革命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当代食品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相悖的伪应用技术不断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被淘汰。在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食品及副产物精深加工技术、天然食品添加剂加工技术、功能活性因子活力保护与保持技术等方面,可以深刻体现出科技革命和科技新思潮演变对食品科学技术良性循环发展的支撑作用。食品科学是在农学、园艺学及生物化学等多种学科方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复杂、应用性强的工科专业,多学科知识的积淀与创新造就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研究平台,食品科学领域的发展时刻展现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推演成果。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与揭露不断提醒建立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性。首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需针对本区域食品加工企业产品生产类型进行细致统计与分析,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及现代分析技术建立品质控制的检测方法及感官鉴评方法,做到监管方法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尽可能避免采用非特殊现象实施评价而造成的食品监管的盲目性,如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粮油食品的可燃问题等;其次,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建立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副产物精深加工等问题,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对区域龙头企业的扶持办法,如抓住本区域食品加工技术的瓶颈问题,扶持建立特色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介服务机构及产学研创新联盟体系,实现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与现代食品加工企业的有效对接,高效发展区域优势食品加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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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科学创新理论及研究开发的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理论及创新思维方法相吻合。科技革命可以看作食品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食品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现代科技革命对传统的食品加工产业的加工方法、检测标准、检测手段、质量控制预警体系乃至食品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提供了新颖的技术研究平台,为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食品科学技术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促进科技革命的进程。
关键词:食品科学当代科技革命创新发展
所有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与新技术革命实例统属于当代科技革命范畴,其主要包括以化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为重点的科学革命,以及以现代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与微电子信息技术、激光光纤超导技术等应用技术学科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1]。在当代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人类经济与精神面貌日益改善的进程中,人类-科技-自然协调发展模式将成为新时代亟待展现的主题,科学技术与人类及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将成为当代科技革命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当代食品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相悖的伪应用技术不断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被淘汰。在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食品及副产物精深加工技术、天然食品添加剂加工技术、功能活性因子活力保护与保持技术等方面,可以深刻体现出科技革命和科技新思潮演变对食品科学技术良性循环发展的支撑作用[2]。食品科学是在农学、园艺学及生物化学等多种学科方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复杂、应用性强的工科专业,多学科知识的积淀与创新造就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研究平台,食品科学领域的发展时刻展现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推演成果。
我国食品学科发展历史悠久,自1902中央大学创办农产与制造学科开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萌芽期(1902—1952)、发展初期(1952—1978)、发展期(1978—90年代中期)及快速发展期(90年代中—)四个阶段,可以说我国食品学科的发展受到过战争因素的洗礼,经历过““””的停滞不前,而今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下,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食品科学技术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3]。目前我国的食品学科本着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已发展成科技含量较高,学科方向系统性强的朝阳学科,如果没有当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推动力,就不会有今天食品科学技术长足、完善的发展,因此科技革命是食品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人们对食品科学认识程度的提高和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种植与养殖、规模化加工,并通过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兽药、激素及初级食品添加剂等以促进农畜产品生产与加工的增值,在提高食品数量安全,满足国民温饱的同时,严重忽视了食品质量安全对消费者造成的潜在危害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随着食品科学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诸如农药残留超标、重金属污染、微生物繁殖及各类添加剂肆意使用等问题已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安全、营养、便捷、风味”的饮食理念成为食品科学领域改革与完善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食品科学专业通过充实完善及科学发展,引领食品加工企业良性循环发展。作为任何一名食品专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必须牢记“每一份良心创就每一块食品”。
当代科技革命使整个科学方法和科学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食品加工模式上,由单纯的传统加工模式转变为“方便-安全-营养”的现代加工模式。现代食品加工的创新理论与高新技术在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越来越显示出其勃勃生机。但是由于科技条件及科技成果应用的局限性,目前对于某些食品加工过程中品质劣变的机理与控制技术的研究欠缺,相关现象的追溯与解释过于模糊,食品加工产业所涉及的各类标准与规程尚待优化集成。这些都给食品生产者在处理具体的质量问题时带来模棱两可、无所适从的困惑。但这些并不能否定我国食品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正因为食品科学领域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抓住当代科技革命所赋予科技发展的机遇。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发展食品科学技术的对策思路是:坚持以食品加工开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立足绿色食品的主体地位,积极引进现代产业化高新科学技术(包括食品加工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弥补特色食品、功能性食品开发及安全检测等方面的不足。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食品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4]。食品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学术繁荣都是通过吸收当时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进行创新实现的,要实施食品技术科研成果与食品加工企业的示范和推广的有机结合,坚决反对食品加工企业、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两张皮的局面。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与揭露不断提醒建立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性。首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需针对本区域食品加工企业产品生产类型进行细致统计与分析,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及现代分析技术建立品质控制的检测方法及感官鉴评方法,做到监管方法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尽可能避免采用非特殊现象实施评价而造成的食品监管的盲目性,如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粮油食品的可燃问题等;其次,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建立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副产物精深加工等问题,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对区域龙头企业的扶持办法,如抓住本区域食品加工技术的瓶颈问题,扶持建立特色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介服务机构及产学研创新联盟体系,实现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与现代食品加工企业的有效对接,高效发展区域优势食品加工产业。
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将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该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的成果,可为确立我国食品科学技术发展重点提供科学性的依据。能源危机、气候环境污染及食品资源短缺问题日渐突出,创新型食品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是节能减排,提高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的综合利用程度,并明确提出加快把食品生物技术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基于对生物产业发展前景以及新世纪新科技革命战略机遇的判断,也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原有食品加工方法、检测手段、质量控制预警体系乃至食品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完善,符合当代科技革命阶段性发展目标。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已明确科学理论的发展与革命往往会引领应用技术的革命,从而导致应用技术的创新变革,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6]。食品学科的发展史同样表明,虽然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着食品学科发展的进程,但是科学技术进步仍然是其直接动力来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食品检测技术是食品安全科学发展的核心标志,也是一个国家食品质量监管与控制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食品安全检测领域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攻关研究,在精密检测仪器设计、食品安全预警模型构建及不安全因子协同评估等方面成果显著,并基于单元技术成果集成,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预警系统。突破检测技术壁垒将成为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生产的关键,新科技革命已经带动了智能芯片技术及计算机控制技术的持续发展,通过自主研发与引进改造相结合的创新模式,研究制定了系列适应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高新检测方法与标准,提升与完善了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技术体系及食品质量监控体系,产品国际市场接受力度大大提高,如通过技术创新与集成,我国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浓缩苹果汁生产及质量控制标准(GB/T18963-2012),有效推动了我国果汁加工业的技术进步;再者,酶联免疫及蛋白质组学等分析技术的发展亦显著提升了食品不安全因子检测和食品毒理学评估的水平。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技术的进步及科学性革命是食品科学发展的直接动力来源之一。
当代生物技术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发展迅速,在推动并促进生物技术从传统技术研究领域转化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同时,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利用分子克隆、DNA重组、细胞融合及活力保持等技术可以对食品加工过程和食品品质进行改良,并且通过分子标记等技术,可实现危害或功效作用机制的有效评价,更为准确地实现构效关系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可获得优质传统发酵制品中的特征性表达基因,有力克服了传统培养与分离方法对不可培养微生物的失效性。由此可见,生物技术的进步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食品科学的变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食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带给了国民富足且多彩的饮食享受,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其中食品加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健康问题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将当今科技革命带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理念嫁接于我国食品加工业,不断提高加工型食品的市场接受力度,是每位食品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人员值得思考的问题。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即是科技与知识频繁更新的时代,努力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和方法是食品科技人员,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食品研发人员与食品加工具体操作人员知识层面严重脱节是目前食品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食品加工操作人员自行对加工工序简化与调整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产品生产有章不遵、品质难以保障。同时众多食品企业研发机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较为滞后,单凭嗜好性为评价指标的勾兑或调配方式成了某些食品企业研发部门开发产品的主要形式,涉及食品营养协调、质量安全评估及食品重组性能的研究较少。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学术讲座及学术交流可成为食品加工企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和方法的主要方式。
创新意识是科学研究的源泉,依据“安全、营养、健康、便捷”的创新原则,实施产品升级是食品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食品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是,重复性跟踪研究较多,产业化应用技术成果较少,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如在人工合成抗氧化剂和防腐剂的安全性受到普遍质疑的今天,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开发天然的具有抗氧化及防腐性能的食品添加剂或应用产品,将开启食品加工业的新纪元。总之,从意识形态及创新体制等多方面对食品加工业进行彻底变革,才能真正营造食品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一方面,目前食品科技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实验室科研数据与企业生产放大的差距较大,个别科研人员缺乏团队精神,科学研究不够严谨,研究结果可信度与可靠性较低;另一方面,我国一些食品企业产品开发与科技更新意识淡薄,忽略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附加值,甚至形成了企业与科研机构独立行事、互不信任的局面。以企业为技术示范基地进行科学技术成果实践验证,或开展校企联合攻关,是食品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
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积极总结食品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及新挑战,时刻围绕特定时期的重大科学问题及技术瓶颈进行不断创新,才能有效应对新时期科技革命的更大挑战,正确处理各时期人们饮食、营养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科技革命赋予食品科学发展的根本使命。
[1]赵建军.世界新科技革命与自主创新[J].理论视野,2006,(6):30-31.
[2]夏道宗,王慧铭,等.现代科技革命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及其伦理学思考[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6):710-711.
[3]章海风,路新国,等.现代科技革命对餐桌安全的影响[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12):12-13.
[4]曹孝斌,张建.现代科技革命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J].中国西部科技,2009,8(2):23-25.
[5]李会平.餐桌上的科技[J].创新科技,2008,(2):8-13.
[6]孙长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47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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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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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资本主义
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1787年费城制宪结束,北美革命暂告段落。不出两年,法国革命突然爆发,如闪电撕裂大地。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上接受的那些历史叙事,似乎也能支持她们的“姊妹”关联:法国革命的导火索王室财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发生;《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很象《独立宣言》的姊妹篇;领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就本书而言,作者苏姗-邓恩(Susan Dunn)也沿用了这一“姊妹革命”的说法,却以她的副标题“阳光与闪电”,划开了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家族联系。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大量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使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或意外的画卷。
1789年的三级会议相当于英国的国会,但在法国已经有160多年没有召开。路易16敕令开会,只想据此分摊国库亏空。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括他在内的法兰西民族已经遗忘了这一会议如何召开,如各等级代表人数,选举方式,以及会议辩论程序。他只是说了一句要开会,而且是三级会议,后面的事情则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红衣主教布里安在他解职前的一个月,提出了一个宪政发展史上十分善意但也可能是最为离奇的想法。他力主法王邀请法国所有的“学者”,就三级会议如何召开进行一场智力竞赛:会议规模该大该小?三个等级合厅议事,还是分别集会?在权利方面他们是否应该平等一致?布里安显然很开明,他想起了法王遗忘的东西,却和法王一样,忘记了更重要的东西:法兰西是个阴性民族,以文学和妇女时装而不是制度能力领先欧洲,文人多,学者少,思想界基本由文学评论转型而成。此前路易14将全国的贵族大户迁居凡尔赛,以芭蕾、沙龙等浮华消费耗损他们的财富,消磨他们的斗志,捎带着产生了这一时期的法国文人阶层。后者活跃于宫廷前后、沙龙内外,习惯于上流贵妇的衣香鬓影,灵感离不开性感,才情与爱情齐飞,有时为法王怨恨,有时为王后宠护。他们离宫廷近,自认已窥得国家奥秘,如稿纸画板,可以揩出一片空白,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距离政治甚远,始终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圈外。不远不近,欲迎还拒,常使文人把剧场栏杆拍遍,为满腔热忱不能宣泄而愤懑。布里安建议一出,这个阶层的灵感与才情、怨恨与愤懑如井喷般爆发,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法王案头堆起总数达2,500种的政治小册子,这个热爱? ?に?丈跤诔??芾淼哪昵嗳肆⒖瘫缓坪频吹吹恼?紊杓蒲兔涣恕U饩褪撬?那叭渭孀娓嘎芬?5临终时有所预感,却又撒手不管的“洪水滔天”。
壅溃之后,首先冲毁的是闸门本身。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这一点,只要回顾大革命前夕一个细节,奥地利来的王后如何撒着娇逼法王同意把“费加罗的婚礼”搬到宫廷扮演,大致能窥破一二。法兰西确有“悲惨世界”,却是双重的:专制加轻浮,在它的对立面复制出暴烈加放纵,恰如一个苛严的父权家庭一旦松弛,通常能在长子的嚎叫中看到父亲的背影;专制要为它本身封闭太久付出政治利息,还要在历史数轴的相反方向──当它想改变统治时,要为被统治者即债权人也已经复制了它的暴戾性格,付出加一倍的利息。
《陈情表》(The Cahiers De Doleances)是应国王的要求,对国家的状况进行评述而撰写,并印行60,000册。托克威尔事后爬梳这一大宗史料,编完一栏有关民众不满的主题,不禁目瞪口呆:“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面临着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他发现,政治自由的完全缺失,使得文人对政治事务“不仅陌生,而且盲目”;一些人在进行管理,老态龙钟,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关于政体的理论,高谈阔论,政体领域与观念领域分离行进;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象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架构。文人们当然选择后者。
文人之轻狂当然应归咎宫廷之轻浮,一如文人之盲目应归咎制度之封闭。法国启蒙运动的正面价值,史载甚详,至今尚得其惠,而这一运动与文人的性格联系,则较少触及。这一民族从路易14建立凡尔赛宫以来,精神上就不太平衡。文人从宫廷弄臣而来,至此变异,当然有锋芒,却离不开舞台气,从批判到逃避,瞬间可变,批判时投以意图伦理,逃避时缩回犬儒游戏;这一阶层也是教士之后裔,与后者一起承担教民、化民、牧民之职,不自觉中也承袭后者政教合一之血脉。至新时期,虽与神权王国的政教合一发生冲突,却不知政教分离之民间依托,一旦社会还俗回归人性,新教士则叶公好龙,立刻呼唤人间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会之上,而不是与其它阶层平列,亦为法兰西独有胜景。社会以文人为导师,以文人浪漫为前引,而不是以实业、法律乃至技术为动力,以契约精神和程序建制为重心,此一现象,除同属拉丁语系的南欧诸国,在英伦、北美则甚少发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列。
文人反抗当然有积极意义,难能可贵,却很难产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贴地步行,形势松动,一跃而入无政府主义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揽月;进入政治实践,则在反抗中复制对方,在革命中再拥戴一个国王,可下五洋捉鳖。王权制度被改造之前,他们时常在这两件事之间周而复始:要么是带球越界,以文学飞腿狂踢政治之“门”,空许一个乌托邦,这时叫“文学启蒙”;要么是被强行清场,于是退缩到场外玩一段圈子里的击鼓传花,鼓停处,总有奇花暗放,这时叫“巴黎纯文学”。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药。文人凸起通常标识社会患有炎症,却因其红热而具艺术性之外观。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革命,若革命来不及发生,其吟唱载入史册,或为艺术之瑰宝,或为抗议之结晶,所谓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诺民主,第二天扑杀反对者,第三天就变得比专制还要专制。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光明的尽情讴歌,翻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为法兰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为对人性的无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乌托邦代替人间制度规范,而不承认人性另有幽暗一面,当应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一旦发现人性并不纯然是至善,则号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当人性拒绝改造,则立刻翻出与人性为敌,对人性无情镇压的狰狞一面。大革命对人性的这一内在矛盾,前一面表现为初起时一飞冲天,1789年8月4日一个晚上就宣布废除此前沿袭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权;后一面则表现为对人性的恐惧与镇压,1792年至1793年,一年内有17,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
近代自然科学与文艺复兴同时代出现,却与人文诗性从一开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阳中心说既挑战教会地球中心说,也威胁文人们的人类中心说,不仅激怒教皇、教士,同时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学在近代的活动,对教会禁欲不利,对诗性解放也同样不利。教会禁欲,曰“救赎”,以神写创世记,以神救赎人;文人纵欲,曰“解放”,以人代神,还是继写创世记,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赎”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与文人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恰为自然科学所颠覆。后者对人类中心与人性的自然描述,扩展至英伦,发生苏格兰启蒙活动之低调性格。霍布斯之政治学说从几何力学而不是诗性人学推测人性不可轻信,掌权者人性更不可轻信,“权力之扩张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权力扩张时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体运动”,由此发生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其思脉与其说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诗性一路,不如说接近哥白尼、牛顿几何物理一路。
霍布斯也研究人,琢磨人,但开宗明言17世纪是几何的世纪,对比利牛斯山那一侧倡言该世纪是“人的发现”,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维坦》从几何公理推理权力运作,与其说是人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人为题的几何逻辑练习簿。同样是两国近代政治学开山祖,霍布斯与卢梭的差别,是冰与火的区别,几何与美学的差别,逻辑与诗意的差别,恶始善终与善始恶终的差别。前者或许消极,不敢谈人间天堂,不“救赎”,不“解放”,不“改造”,却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狱;后者冲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却先走一段人改人,吓死人,也杀死人的地狱路径。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而史家至今称法国为“启蒙运动”,不以类似概念称英伦与北国,也是无意,无意中留下的间隙,却比有意刻画更能透露历史消息。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就启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美国“无”,英国“有”前一半,无后一半,法国则是二者兼备,“大而化之”。这三个数量级,是对比三个民族革命成败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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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严整的体系:思想现代化是其灵魂,管理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是其双轮和两翼,而政经现代化则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由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众长之和的集成有高低之分,从而使现代化具有多种层次。一般地说,“集大成”可称之为专业现代化。相应地,“集小成”可称之为基础现代化。而介于二者之间的“集中成”,可称之为专业基础现代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全文如下:
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认识的问题。
自从中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无情地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这个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意见纷呈,争论不休,不时掀起波澜。
阵阵喧闹已渐远去,唯有问题兀自留下。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国人若不对这个关系到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交上自己的答卷,将何以向祖先交待、向历史交待、向世界交待!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因此之故,在历次文化讨论(更确切地说是现代化讨论)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最近杜维明教授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已将讨论推进了一步,很有启发性。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这个命题入手,对有关问题略加省察,庶几可为引玉之砖乎?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只是对现代化概念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发生于西方,蔓延于全球,目前仍在进行的现代化。
现代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所属于的那个时代称作现代。所以,在广义上,任何一种文化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化的过程,都是现代化过程。
如果可以把人类文化分为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两个方面的话,那么,不管那一方面的更新,只要发展到足以促成新旧范式的转化,都可看作现代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即知识系统的现代化往往引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同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也往往引起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现代化也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这个过程是由人类的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造成的。由于世界是异常复杂的,加之每个个体和社会的经验、知识构成、环境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个体和社会也不可能揭开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体会世界的不同方面。当它们的认识和体会所得社会化,并足以改变某一文化范式时,现代化就发生了。
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当然不是说用新的因素去完全代替和更换旧的因素,而是用新的因素去补充和更新旧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所谓现代化,就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
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从发生机制看,学者们一般把现代化分为自发型(indigenous)外源型(exogenous)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在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新质,并且新质的发展导致了社会范式的转化。后者指当另一社会将这种新质引入本社会,并导致本社会范式的转化。
就狭义的现代化而言,的确可分为这两种类型。但如果考虑到广义的现代化,我想应该再加上第三种类型,即文化融合型。
有时,虽然从总体上看,文化并没有产生新质,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社会的文化发生融合,从而导致相关社会范式的更新,这也是一种现代化。所谓文化融合,意味着某一社会吸收了其他社会的文化,而所吸收的文化对于本社会来说是新的,足以改变本社会范式的更新。所以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文化融合型现代化。在历史上这种例证不胜枚举,而各种由民族融合造成的民族文化融合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外源型现代化也是一种文化融合,只不过它所引入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文化而已。
从范围和规模看,现代化可分为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
地区性现代化指发生在世界某一地区的现代化,如上文提到的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希腊化文明的形成。中国早期华夏文化对四夷文化的渗透、同化也是一种地区性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始于西周初年的分封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才算大致完成。当时华夏文化较为发达,四夷文化相对落后,因而对于四夷地区来说,这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从文化史的角度,可把这一时期称为华夏化时代。
在历史上,世界性的现代化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第二次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时代。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过去的看法是,它是以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的出现为典范的。不过,最近犹太思想家鄂尔堪纳对这一提法作了修正。他认为,第二序思想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突破。所谓反思能力,即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1]。第三次就是下文将专门讨论的狭义现代化[2]。
从涉及的领域看,现代化可分为全方位的和局部的两种形态。前者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三次世界性现代化就属这种情况。后者只涉及人类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如古代中国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主要是思想领域的事情。
所有广义的现代化都可以为狭义的现代化提供借鉴。这正是我们探讨广义现代化的原因。
最近一个时期,现代性这个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似乎在寻找现代性的确切含义。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文化特征或特性,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形成与实现的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现代性也不断实现、不断变化。而某种典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便呈现为现代化的某个阶段。
就是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内涵是在不断更新的,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因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当新的现代性形成以后,以往的现代性就退居次要地位,甚至逐渐进入传统领域,逐渐转变为新传统,尽管这种新传统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旧传统。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二者固然有所不同。然而,现代性与传统性是完全对立的吗?
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人们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现代性当然不同于传统性,因而二者当然是对立的。
这是一种错觉。
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是血肉相连、难舍难分的。就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而言,一方面,新的知识系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要以传统知识系统为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已有的知识被以不同方式运用到新的知识系统中,在新的知识系统中复活了。因而,在现代性中我们总可发现传统的影子。
就价值系统而言,我以为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基本价值就已经确立。在其后各个时期的价值系统的转型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但是,传统的价值观被运用到新的价值体系中,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不是经常注意到这种现象吗?许多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东西,一查古典,原来早已有之。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总要回过头来从轴心文明中汲收智慧,就是这个缘故。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把人类那个辉煌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统都可以直接运用到现代化中,它们往往要改头换面,采用现代的形式,即所谓新瓶装旧酒。有些传统,还需要加以改造,才能重新被运用到传统中。
就这样,传统性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为现代性。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即化传统为现代的过程。所以,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我们毋宁说,现代性就是传统性。人们之所以将二者对立起来,主要由于这种传统性被遮上了一层现代的面纱。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这种关系,我们从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新质的产生或引进。这些新质好象现代化的酵母,在旧的文化系统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变动、调整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就传统而言,有些方面被摒弃,也有些方面以新的形式凸现出来,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令新质相形见绌。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再生了、复兴了。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现代性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那些因素。准此,那些引起现代化的新质固然是现代性,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因素同样是现代性。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现代性中包含着传统性,而传统性中亦孕含着现代性。这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关系。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在文化各个层面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又导致各个文化层面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知识系统产生了更多的新质,所以它的发展模式是多变的、跳跃的;相反,价值系统,特别是其实质内容,则继承了更多的旧有因素,所以它的发展表现出更明显的恒常性和稳定性。
如果按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文化分类法,也许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精神文化在轴心时代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此后,它的发展虽然时有起伏,但一直没有达到轴心时代的高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繁荣程度是绝后的。相反,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更新的,高潮迭起,且一浪高过一浪,当它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后,又会被另一个高度所取代。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现代的物质文化繁荣的程度是空前的,但不可以说它是绝后的。至于制度文化的发展,则介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
对于外源型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知识本身就具有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知识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系统,它是一种文化的本质,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所以,价值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一件相当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同理,物质文化之间的引进与融合最为容易,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难。
从现代化的结果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如何呢?
自发型现代化,其新旧因素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新质是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面,在新的社会范式中,许多传统的东西以种种方式被保存下来。
在外源型现代化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所铸造的新的社会范式中,新旧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千差万别的。旧文化被完全同化者有之。如先秦鲁国本属东夷故地,后成为周公的封地。周公之子在鲁国推行全盘华夏化的政策,“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世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从而使这一地区全盘华夏化了。新旧因素平分秋色者有之,如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始于亚历山大时代持续到____时代之初的希腊化文明就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混血儿。当时希腊文明是一种较发达的文明,上述地区将希腊文明与当地文明融合起来,改变了其文明范式,形成一种希腊化文明。对于当地来说,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化过程。已有文化对新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同化,然后纳入自己体系者有之,如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吸收。如此等等。
当然,在这千差万别中,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说,越是深厚、强壮、发达的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其在新的文化范式中就占越大的比例,并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至于若干种文化势均力敌,那么它们之间的引进与融合,将立足于本社会的文化去吸收、引进其他文化。也就是说,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本社会的文化,仍为主导性文化。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较为弱小、落后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将被较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同化掉。也就是说,那种弱小、落后的文化将面临失去自我的境地。反之,一种较为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则会吸收和同化其他弱小、落后的或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文化的价值系统。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新旧文化的因素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主导文化对从属文化中与自己秉性发生冲突的部分进行同化。
那么,如何理解狭义现代化即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它是如何演变的?又将往什么方向发展?
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而言,我们仍可以说,现代化就是由新质的产生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调整。
在三次世界性现代化中,前两次是各个文明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性的,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世界意义。但是这第三次不仅具有世界意义,而且是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这场现代化事实上是和世界秩序的变动、调整交织在一起的。
亨廷顿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主要由七个或八个文明构成,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3]。尽管如此划分世界文明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我也不同意将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但是亨廷顿教授把文明作为世界新秩序基本单位的见解,的确是极有眼力的。
我想,文明也正是我们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单位。
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
由于这场现代化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广泛性等原因,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们往往是交叉进行的。
西方是这场现代化的发源地,并且现在仍处在现代化的最前沿(对于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场自发型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最早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些学者主张现代化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持后一种观点学者的头脑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已经进入传统领域。
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则西方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即文艺复兴时代,其现代性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文学艺术领域的风格与精神,而人文主义是其基本特征[4]。第二期为工业化时代,其现代性当然是工业文明。第三期即当代,或可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如何理解其现代性? 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现代性包括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三项内容。我想,工业文明仍应为现代性之一,只是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已。
这三个时期的现代性同西方传统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生”。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使这一古老传统“再生”。工业文明虽然起初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更新与创造,但仍离不开已往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于西方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我们仍可从西方传统中找到其根源。
亨廷顿教授曾把现代化之前的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八条: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5]。看来,在三项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遗产。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等遗产。正如亨氏所说,西方传统文明中的各种代议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6]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马克斯·韦伯早已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作过精彩论述。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市场经济与西方传统中的商业文明恐怕也不无关系。
可见,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的传统性;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传统的现代化。
不过,西方现阶段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有人说,世界(主要指西方)将进入“后现代化”时代。我不赞成这个提法,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
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含若干发展阶段。当这整个变革过程结束以后,即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持续稳定的态式以后,现代化才算完成,才会出现后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现在并没有迹象表明,现代化过程即将结束,或现代化即将完成。因此,所谓“后现代化”,那不过是现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不过是新的现代性实现的过程。
那么,新的现代化阶段和新的现代性将是什么呢?
我以为,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这个问题,只有置之于更广泛的现代化背景中才可以看得清楚。
当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问题要复杂得多。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来说,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属外源型现代化。
当现代化的浪潮无情地冲击着这些古老的土地的时候,人们往往为两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困扰着,一个是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思考着,争辩着,甚至斗争着,由此形成了种种观点。
关于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普遍的看法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但是到晚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二者区分开来。例如亨廷顿教授在阐述了古典遗产、个人主义等八条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后指出:“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至于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他总结出三个模式:“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7]亨氏尽管把西化和现代化毫不含糊地区别开来,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提供出二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我的意见是,把二者完全区分开来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我不赞成西方文明的那些主要特征“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的观点。如上文所述,西方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现代性就是其传统性。换言之,一些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既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也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西方现代化之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全部过滤掉,仅就其现代性中的纯粹新质而言,在发生学上,它仍然是西方的。因此,西方以外社会的现代化,只要是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化过程。
不过,尽管这种西化就是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其他文明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即西化过程,仅仅是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
当这个阶段结束以后,甚至在这个阶段进行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实质上说,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那便将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传统。事实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成立,那就是一些弱小文化完全为西方的现代化所同化,实行全盘西化,从而失去自我。对于一种较为强壮的文化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毫无疑问,世界各大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它们发源于不同的地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以至亨廷顿教授说:“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8]因此,任何一种大的文明都不可能被其他文明完全同化或吞并(我以为在亨氏所列的八个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四个是最基本的,其他四个都可并入这四个文明中)。
由于各个文明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各个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的根据,也是其他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由于各文明都有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或者用亨廷顿的话说,“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所以,各个文明对其他文明文化的吸收,是立足于本文明的。它吸收其他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不是认同其他文明,取消自我。这就是说,各种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价值系统仍然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
然而,既要保持传统,又要吸收其他文化,进行现代化,这是可能的吗?
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吸收西方的知识系统,并不困难,因为那些东西拿来可用,一般不需刻意改造。
价值系统和引进和吸收要复杂得多。价值系统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具有排他性,同样具有互补性。所以,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同样是必要的。
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行。一是对于西方的价值观,相容的部分可直接拿来,不相容而有必要吸收的部分,则需要一番改造功夫。二是,对于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现代相容的部分,可直接继承,虽有冲突但有必要继承的部分,则需加以整理,使之适合现代的形式。由于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故传统价值系统的基本内容会保留下来的。
事实上,这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如上所述,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来说,这一工作早已进行。而其他文明似乎刚从欧风美雨中觉醒,对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
照理说,世界现代化进程由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即西方以外的社会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转入各自传统的现代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一转折被政治因素严重干扰了。一开始西方就是用船坚炮利打开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大门的,后来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这严重阻碍了各文明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次迟到的转折。
对于各文明的现代化来说,第一阶段,即吸收西方现代化阶段或西化阶段,是一种外部引进型现代化过程;而第二阶段,即传统的现代化阶段,则是一种自发型现代化过程。当然,后一过程是由前一过程引起的。
当各大文明的传统充分现代化以后,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引进、相互吸收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望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这种普世的现代性,是由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构成的。这便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四阶段。
尽管西方文明最早进行现代化,其知识系统也明显比其他文明发达,但这不意味着它在总体上是一个比其他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存在吸收其他文明文化的问题。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他文明尤其中华文明正可弥补西方现代化的不足。
向其他文明学习,从中吸取新的智慧,是西方文明健康发展之道。很有可能,这正是西方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的正确方向。这个转折,意味着西方现代化由自发型转向外源型(对于引进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而言)或文化融合型(对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古老文化而言)。
这就是说,在新的时期,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将把目标转向其他文明中那些古老的、尚未经受现代化洗礼的传统。
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不过,当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都进入公共领域并形成普世的现代性以后,各个文明仍会保持各自的地方色彩,其情形类似于儒道之于中国文化。儒道分别产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本属地方文化,但随着文化的融合,它们都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至今仍保持着各自的地方色彩。
以上所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入侵其他文明之前,各个文明之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西方的入侵,标志着各个文明现代化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一体化的开始。在世界化过程中,西方凭借其最早现代化的优势,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当时的现代化,便意味着西化。当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认同自我,回归传统,从而走出西方的阴影,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现象就是亨廷顿教授无可奈何地发出的“西方的衰落”的悲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转折吻合了。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的是,不管是世界现代化,还是世界新秩序,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奈何不得。
可见,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正是世界秩序在一体化中调整的过程。
学者们业已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潮流,这就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进行。实际的情况是,经济的和科技的全球化与价值理念的地方化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是西方的现代化与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综合反映。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了。
如所周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西、体、用四个范畴而展开的,并形成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和全盘西化派等主要观点。
中体西用为洋务派所倡导,认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9]。所以,不必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只需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补己之不足。在中西或新旧关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种现代化是十分有限的和片面的,只适合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其是其非,且留下文分解。
全盘西化是五四时期一批热血青年提出的。此派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主张在全盘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豪言壮语大家耳熟能详,兹不赘述。
西体中用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用以概括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李先生本人力主此说,并为之“新释”[10],成为此派在新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近代,西体中用派是作为中体西用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针对后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拒斥,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其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11]这就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即“立宪法、开国会”、“三权鼎立”是本,其他都是末。
对于中西体用的关系,严复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2]严复进一步指出,如果“西艺”是指科学技术,“则西艺实西政之本。”[13]
李泽厚先生自称,他的中体西用论,“从历史说,则可看作是对康有为改良思想更为明确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更为明确’,是对‘西体中用’中的‘体’,我作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新解释。”
我体会,李先生的“体”大概有三层含义。一是“把‘体’说成社会存在”:“‘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他的一个小标题“‘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对此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确。
第二层含义是导致这个“体”发生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大工业:“现代化首先是这个‘体’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因为由它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整个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和因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规定这个‘体’。所以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们属于‘体’的范畴。”“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化。我提出的‘西体’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层含义是西学:“如果承认根本的‘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如果承认现代大工业和科技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本体’和实质”;那么,生长在这个‘体’上的自我意识或‘本体意识’(或‘心理本体’)的理论形态,即产生、维系、推动这个‘体’的存在的‘学’,它就应该为‘主’,为‘本’,为‘体’。这当然是近代的‘西学’,而非传统的‘中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李先生一方面说包括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学”“不能够作为‘体’”,另一方面又把显然属于“学”的范畴的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似乎有一点逻辑混乱。
李先生对“中用”的解释也是全新的:“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看来,“用”即西学之“用”或中学之被“用”。
在这种西体中用的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占有什么地位呢?严复从体用一如的观点出发,主张从“体”到“用”都学习西方,用西学代替中学。康有为虽然没有从正面否定传统,甚至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但其实质与严氏无异。
在这一点上,李先生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用”是关键。“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
可想而知,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如果“中学”被“西学”所“改换”,那等于说,中国传统只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在新的文化结构中,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完全失去了主体性。
这等于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给消解了。对于这一点,李先生也没有掩饰:“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一个庞然大物,首先必需分析它、解构它,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继承和建设”。然而,依这种西体中用的模式去解构,中国传统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想,不过几块残砖断瓦而已,谈何继承与建设!
因此,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说而提出的,但其实质,与全盘西化派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露骨的方式推翻传统,一个以温和的手段消解传统;一个欲将传统杀得片甲不留,一个欲在被解构的传统废墟中捡得几块残砖断瓦;一个激进,一个渐进。如此而已。因此,所谓西体中用派,确切地说,就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存在一个西化阶段,所以在特定时期,西化主张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确会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象西化派,包括激进的西化派和温和的西化派所坚持的那样,把全盘西化当作现代化的总方针,那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谈语词问题。李先生对“体”、“用”的新解,新则新矣,义则未达。
在汉语语汇中,尽管人们对“体”、“用”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体”、“用”都是名词,前者为事物根源性的、主要的部分,后者为事物派生性的、次要的部分;二者相对而立,相互依存。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而李先生只把“体”当作名词,把“用”释作动词“运用”、“应用”,这就完取消了“体”、“用”的对应性,完全消解了二者作为一对范畴的意义。
所以,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说而提出的,但我实在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针对”性。洋务派的“体”、“用”是从汉语语汇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参见下文),而李先生的“体”、“用”是他自己生硬制造出来的,和汉语语汇中的“体”、“用”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一心想“改换”传统文化“遗传基因”的李先生,连“体”、“用”这对传统范畴的基本意义也“改换”了,其“改换”不可谓不彻底。
除了语词问题外,在思想上李先生的第一个失误是他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
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是衣食住行、经济形式、科学技术,还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前者。在这一点上,李先生更接近于严复而与康有为有异(康氏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本,严氏主张“西艺实西政之本”)。他说:“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
所谓社会存在,说到底,是人的存在。这也正是李先生讨论社会存在问题的出发点。
李先生把社会存在、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把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也就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这也就是‘西体’。”
由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到底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答复。或许这种分界线本来就有若干种,而不是唯一的。我想,如果依此来界定“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那就一定要抓住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这样,问题非得上升到人性论的高度才可以讨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确是由猿过渡到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人性论的范畴,那显然是过于肤浅了;而如果因之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则是危险的,甚至可能导致本末倒置、混淆是非。
我很赞赏根据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来推究人类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思路。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孟子的论述最精彩、最有代表性。李先生说:“我以为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这还是张之洞那一套,我是极不赞成的。······我认为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李先生不赞成此种看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无可厚非;但如说“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作为一种知识,不可不辨。
衣食住行归根结蒂属于生理本能的范畴,李泽厚先生以之为“体”的“根本”。孟子是怎么看生理本能的呢?针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论断,孟子连续反问道:“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如果只把生理本能当作人性,那么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针对告子的“食色性也”之论,孟子也作出了同样的反驳(《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意思是说,生理本能是人和动物的共同特征,不能据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就象不能根据白色把白羽、白雪和白玉三种事物区别开来一样。所以,生理本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不能把它当作人性。
那么,什么是足以判别人禽的人的根本特性即人性呢?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从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指仁义礼智之端绪,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这在孟子看来,就是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性;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即仁义礼智,即人的精神生活。
然而,人毕竟也是一种动物,毕竟也有生理本能。精神生活和生理本能在人这种存在中的地位各是如何呢?孟子提出了其著名的“大体”、“小全”之说。赵岐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孟子章句》)朱子曰:“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孟子章句集注》)综之,“大体”即心,即精神生活;“小体”即感官,即生理本能。
孟子认为,“大体”和“小体”的功能是不同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耳目等感官不会“思”,故为物所蒙蔽,并会被物引向歧途。心是会“思”的。心之“思”的对象是什么?即“思则得之”的“之”字指什么?“思”是孟子的一个特殊的哲学概念,其对象就是仁义礼智,也就是人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应该如何处理“大体”和“小体”的关系呢?既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所以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 (《孟子·告子上》)
孟子进一步认为,对“大体”、“小体”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层次:“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这些见解都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时下那些腰缠万贯而心灵空虚的人们,不就是“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吗?不就是“养小以失大”吗?
因此,“四端”、仁义礼智、精神生活,就是人之为人从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就是“体”。这表明,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正是原始儒学的精髓。
不过,李泽厚先生声称,他对“体”的新解已经在孔孟原典中找到了根据:“孔子很注意发展经济,讲‘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宋明理学所特别推祟的孟子,也讲‘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即第一位的问题是吃饭。孟子说‘盍反其本’,这个‘本’乃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等。”李先生不要忘了,孔孟的这些话都是关于政治的(孔子回答“子贡问政”、孟子回答齐宣王的政策咨询),其“本”为政事之“本”,而非人之为人的“本”,亦非“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孟子的学说,把衣食住行作为“体”、“本”,不但没有抓住人的根本特征,反而泯灭了人禽之别。这大概是以人禽之别为出发点的李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所以,在各种社会存在中,衣食住行只是基本的,而不是根本的,更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
由这种对“体”、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李先生作出的第二个错误判断是:一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长在其上的观念形态、政治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带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我们在引进现代西方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全面实行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并以之“改换”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这也正是所有西化派的基本立场,不管激进的全盘西化派,还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严复体用一如,以西学代替中学的主张不正是如此吗?其他如陈序经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14],“中国事实上是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15]。胡适也说:“一方面学习科学,一方面恢复我国固有文化,……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16]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特别引用了李大钊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根据:“他(指孔丘)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17]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产生的过程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这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开来。
世界本来就孕含着无限的潜在的知识和价值。因其无限,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由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只能发现这个潜在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某个部分,并由此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文化。
诚然,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为什么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经济形式呢?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人们总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自然环境就是一种必然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潜在世界是无限的,人们发现它的哪一侧面或哪一部分又往往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各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形式,而一定的经济形式又决定了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发生过程看,一定的经济形式同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潜在世界也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只是由于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才使某些社会发现了它的某些侧面或某些部分,而另一些社会发现了它的另一些侧面或另一些部分。所以,各个社会所发现的知识与价值,本来就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它们也必然潜在地适用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既是民族的、时代的,又是超民族、超时代的。时下人们常常重复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真理:越是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其奥妙就在这里。
所谓“潜在地”是说各种已被发现的知识与价值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各个社会在采用其他社会的文化时,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各取所需。
因此,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那些已经形成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完全可以分离的;人们在引进某一文化体系的某一部分时,完全不必连同其整个体系一起引进。这就是说,当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不但适应其所由来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可适应其他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我们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地看待。如果可以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若干由浅入深的层面的话,愈往深层,所受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就会愈小。这个道理已在上文强调过了。
其实,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时,也是如此。有人说,由于儒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我们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其不合理因素。诚然,就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看,它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个思想体系的各种因素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例如,仁和礼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也就是说,在孔子思想中,仁学和礼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和荀子就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又是可以分开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尚可分开,何况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
这种论断并非象牙塔里的抽象演绎,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例证!当年我们在引进印度佛教的时候,并没有连同引进它所由生的印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东亚四小龙在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根除反而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的传统;……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亨廷顿教授在经过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论:“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程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8]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接着,李先生自然地得出了第三个错误判断,即存在着“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现代化与传统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尖锐的冲突和不断的交锋,真是千头万绪。”这也是所有西化论者的一个基本立场。
关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相互包容、难舍难分的关系,上文已有所讨论,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先生由“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推导出前现代与所谓“后现代”的对立。李先生说:“例如,对待自然,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或重视人回到自然怀抱,现代化则重点致力于征服自然,改变环境;前者重视精神的自由享受,后者首先着力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对待社会,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重视财富平均,社会福利,而现代则主要是个人竞争、优胜劣败。对待人际关系,前后现代都追求心理温暖,现代则基本是原子式的异化的个人。对待人生,在前后现代,伦理和审美占重要地位,人本身即目的、超功利、轻理性,否认科学能解决人生问题;现代则突出工具理性,关注于目的、功利、前景和合理主义,人自身常常成了手段。在思维方式上,前后现代均重直觉、顿悟和个体经验,现代则重逻辑、理智。在前后现代,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几乎无分轩轾。现代则是明星、天才、领袖、名家、奇理斯玛(Charisma)的世界。”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前现代和“后现代”都强调精神生活,更具有人文色彩;而现代更重视物质生活,更具有功利色彩。李先生是怎样看待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这种相似性的呢?他说:“所有这些描述,是非常粗陋和简单化了的。之所以作这种描述是想指出,尽管前现代与后现代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根本实质上是不相同、不相通的。现代与后现代尽管在表面上有些不同,在实质上却更为相通和接近。”为什么?李先生答道:“因为现代和后现代基本上建筑在同一类型的社会存在的‘本体’之上,即大工业生产之上,与前现代建立在农业小生产自然经济基地的‘本体’上根本不同。”
原来还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在作祟!上文我们已经说明衣食住行之类包括大工业生产和农业小生产不是“本体”,所以李先生在这里的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本文的观点,衣食住行之类固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后,人的精神生活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因素的制约。子不云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贤我,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一个遥远岁月,物质生活极为贫乏,而哲人庄子却在那里“逍遥游”;两千多年以后,美国已“走向后现代化社会”,物质生活异常丰富,而哲人李泽厚也时常在那里享受“后现代”的恩惠。两者有什么“根本不同”呢?至少我绝不认为前者的精神生活质量比后者有丝毫逊色!
如此看来,历史就不需发展、社会就不必现代化吗?非也!非也!李先生说:“我不同意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人们在这不同文化里的生活和幸福也是不能区分高下优劣的。这样,就甚至可以推论根本不必现代化。”对此,我深表赞同。
那么,如何看待社会的发展呢?按照本文的看法,由于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模式不同,所以至少从轴心期以后,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的发展,其次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最后才是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个规律仍然适应于我们时代的现代化。所以,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物质文化,其次在于制度文化,而不在于精神文化。
当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有助于精神生活。但是,由于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物质生活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这正如李先生所说:“除了物质生活,人各有其不同的精神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也推动、影响、制约物质文明的发展,影响着物质文明所采取的具体途径。”这种“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的“精神需要”之实现,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这正是我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分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是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他“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认为“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但是西体中用说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其他西化派的思想根源。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并且一些学者已经不再把它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或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了。
在以上诸说之外,傅伟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解释道:“此辞的真意是,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炉。”[19]
傅先生大概混淆了中西文化的体用和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用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诚然,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是,中西文化融合,并不是两种文化系统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并不是中体与西体相加,中用与西用相加。实际情况是,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体用关系,它必然会打破和取代过去的体用关系。文化融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根本原则的。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体,相对而言,其他东西,不管本来是体还是用,统统都属于用的范畴。
这个根本原则、这个体,就是我们进行文化融合和现代化的立足点。既然是立足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要么立足于中国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要么立足于西方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而不可能既立足于前者,又立足于后者。因而,“中西互为体用论”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所谓“本位”,也就是立足点,也就是体。傅先生一面讲“中本互为体用”,一面又强调“中国本位”,却没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如此看来,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设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误入歧途。
迷途知反。
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实质上是由吸收西方现代化引起的一次文化整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从全球现代化的趋势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一是引进西方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的阶段。二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由一种地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全世界广泛认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吸收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一切优秀成分,以完善自己的现代化。
依此,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远未完成,第二阶段亦未真正开始。所以,目前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现代化,二是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同时进行。
方针是什么?许多人认为,“体”、“用”这对范畴是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连提出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先生也说自己是不得已而用之。他“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理论、主张、看法以及语词,我也就不会提出和使用‘西体中用’。”
但愚见以为,“体”、“用”虽然古老,但不陈旧,更谈不上过时,它们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以之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尤其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允当的。我甚至认为“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针和宗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套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关键在于解释”。所以,我也想尝试着对“中体西用”作一番新解。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体用这对概念“含义模糊,缺乏严格的定义或规范”。严北溟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体用”条下有三条义项,我觉得归纳的很好。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20]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之体用即属体用第三义。严复批评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21]这是以体用的第一义攻第三义,不足为据。
且严氏有所不知。洋务派的体用,非指西学之体用,亦非中学之体用,而是中国现代化之体用、中国新文化之体用。也就是说,其体用实“即一物而言之也”,此“一物”就是中国现代化或中国新文化,因而洋务派本来没有违背体用一如的原则。严复此误,或为一时疏忽,但后世学者不假思索便随声附和,以至谬种流传,不亦悲夫!
我仍然沿用洋务派对体用的用法。
事实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相对的。我以为,根据上文对人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理解,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体用可作三层解释。其一,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文化为体,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社会存在为用;其二,在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为体,知识系统为用;其三,在价值系统中,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质为体,其具体内容或构成为用。
不幸得很,按照这种解释,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所谓社会存在,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也不能当作“体”。看来,是李泽厚先生把事情搞颠倒了。
按照这种解释,洋务派中体西用说之局限性的思维方式根源也显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对体用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二层面,即以价值系统为体,以知识系统为用。体作为根本原则当然是不能变的,故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可变;而知识系统作为具体方法是可变的,故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知识可以吸收。这就是洋务派的逻辑。
应该如何用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呢?由于知识系统的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易于实行的。关键在于价值系统。所以必须超越以上对体用解释的第二层面,超越洋务派,而将问题深入到第三层面,深入到价值系统内部。
就这个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不能变;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具体内容为用,是可变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人文精神。说详本书《绪论》第一部分《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和第×部分《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只有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是不可动摇的,其它都是用,都是可以改造的。
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中国文化最高层面的体仍为体,这是立足点。用包括两类,一是中国文化的其他部分,二是被引进的西方文化。就后一类而言,不管它在西方文化中本来是用的部分,还是体的部分,都转化为中国现代化之用。换言之,中学有体的部分,有用的部分,而西学只能是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正是中学中之用的部分与作为用的西学之间的融合。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现代化中,这种中体西用的模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印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何尝不是印体西用?同样,西方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吸收又何尝不是西体中用(当然不同于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西体印用?
其实,对于文化发展的这个基本规律,古人早有明察。尽管当时还没有运用体用范畴进行分析,但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其核心部分是永恒不变的,其边缘部分是可变的。
先来看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家孔子的意见吧。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已不仅仅指礼仪制度,而是泛指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孔子认为,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因”即不变的部分,也有“损益”即可变的部分。正因为“礼”中有永恒不变的部分,所以,就这部分而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哪是“因”的部分、哪是“损益”的部分呢?《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看来,关键在于内在精神。这就是“礼之本”,这就是人文精神,也就是“因”的部分。自然,那些“玉帛”、“钟鼓”等外在的礼仪制度,是非本质的部分,是可以“损益”的部分。孔子还进一步认为,对于礼仪制度的“损益”也要根据“礼”的内在精神:“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帽由麻改纯,不违背礼的内在精神,且较节省,故孔子接受这种改革;但由“拜下”改为“拜上”,则“泰也”,违背礼的内在精神,故孔子反对这种改造,坚持传统。
对于这种历史观,《礼记·大传》表述得更加清楚:“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亲亲”等是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本,是体,故“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而“立权、度、量”等属制度文化,“异器械”等属物质文化层面,这些都是末、是用,故“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古人常常将人文精神归结为“道”。尽管人们对“道”的理解不同,但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道”是不可以改变的,以至董仲舒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论断。唐代韩愈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其“道统”之“道”,非客观之“道”,而是关于“道”的思想学说。所以他说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不是说孟子死后就不存在道了,而是指关于“道”的思想学说中绝了。
遗憾的是,这些深邃的思想被洋务派的政治家们忽视了,否则他们不会把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排除在改革方案之外的。至于今人一方面把这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东西当作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毒素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一方面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尤其可悲。呜乎哀哉!
所以,我主张不仅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而且也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所谓全方位,并不是说要将传统文化抛弃,全部换上西方文化,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作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个过程,是用西方文化“充实”、“改进”中国文化,而不是象李先生说的那样“改换”中国文化。所谓全方位,也不是说引进全部西方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引进,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西方价值被引进中国以后,会逐渐地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同化,这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会被西方文化所渗透。不过,不同的文化层面所受渗透程度是不同的,愈往深层,所受渗透的程度就越轻。至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本特征,是体中之体。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中国对佛教的引进和吸收,这件事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刻了!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首先归根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具体地讲,就是儒学的缺陷和危机。余敦康教授曾经指出,从汉代开始,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以致在心性之学的研究上毫无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于孔孟儒学中的许多关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也失传了。但是,一旦礼法名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追求外在事功的道路被堵塞,迫使人们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支柱,儒学这才真正显露危机。同佛教的那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之学相比,不仅汉唐经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连孔孟儒学也相开见绌[22]。
佛教之在中国兴起,还要归因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23]
这个中国化过程,意味着民族本位是万万不可丢掉的。陈先生接着说:“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当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包括对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吸收,当以此为鉴。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先生在发出上述精辟见解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提醒世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应该如何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呢?
固然,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趋势而言,目前的主流仍然是西化,而其他各大文明传统的现代化刚刚揭开序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所讨论的现代性仍然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例如,为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即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无一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形成的。然而,按照笔者的看法,西方以外的各大文明传统也必将象西方文明传统那样完成现代化,并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也必象西方的现代性那样,由一种地方知识转化为普世知识。
无疑,基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但我想,首先应该搞清我们的传统是什么,祖先留下来哪些遗产。亨廷顿教授曾经把西方文化的传统(当然是优秀传统)列了一个清单,我们也可以这样作。
我尝试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遗产列了十七条,不一定恰当。它们是:
1,人文精神。说详上文。
2,德性学说。本书绪论指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形成于殷周之际。正是由于殷周之际的宗教批判运动,导致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巨大差异。就道德观念而言,中国人认为道德的根据是人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德性。而西方人却认为,道德的根据是外在的上帝或外在的理念。这也是中西人性论的差别。
3,自由观念。现在人们一谈起自由,便想到西方,殊不知中国早就有别具一格的自由观念。说详第三卷第五篇第一章。
4,哲学人生。西方的人生价值主要寄托于上帝,寄托于宗教。自从周初的宗教批判以后,中国的人生价值,就主要寄托于自性、寄托于哲学。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人生观,即对人生抱着哲学的态度。过去儿童入学,首先要读四书,而四书是儒家哲学的最重要的典籍,它们必对中国人的人生观发生深刻影响。
5,实用理性。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很妙。
6,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极高的审美气质,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
7,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个人主义,主要就人与人之间、就社会立论。与此不同,中国的个人主义就人的内在心性立论。它充分地肯定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心性,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
8,集体主义。
9,伦理情怀。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决定了血缘的稳定性,而这又最导致了传统的价值系统弥漫着伦理气息,使中国文化很有人情味。
10,民族意识。统一的汉民族意识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它不仅促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华帝国最终保持统一。而且也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直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因素。
11,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向自觉而觉人,以自己的良知去唤醒社会的良知。他们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12,学术思想。中国古代学术昌盛,高潮迭起,辉煌灿烂。不管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都可以这样说。其中最突出者有二,即人文领域的哲学和科技领域的中医学。它们必将在现代社会重放光彩。
13,文学艺术。这也是中国古代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毕加索曾经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国艺术是最杰出的,我想这不是溢美之辞。
14,古代汉语。主要指它的书面语。不掌握这种书面语,就休想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真正进入传统。方块汉字不但是汉族各方言共同的书写形式,而且为其他少数民族广泛运用,甚至被引进到其他国家。这种文字与直觉思维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15,德治思想。
16,民本思想。
17,文官政治。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管理系统的先进性和民主性。看来,这个传统目前在逐渐恢复。
凡此种种,都应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应该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它们大抵是中华文明中永恒的、不可革除的部分,大抵是具有普遍意义并可以转化为普世的现代性的部分。
传统的现代化大概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我注六经,即对传统进行现代解释;二是六经注我,即将传统纳入新的思想体系。
按照这种中体西用模式所形成的文化会不会是一种大杂烩、大拼盘呢?这种顾虑是可以消除的。
首先,如果认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的主要遗产,就不难发现,其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它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新的文化范式中和谐共处,并逐渐互相同化。
中西文明固然有很大不同。但是,不同并不仅仅意味着冲突,它还意味着互补。过去的研究者往往片面地夸大冲突而忽视互补,并导致一系列的误解。这种偏差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时候了。马克斯·韦伯说从儒教和道教中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他进一步推论儒道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过于武断了,现有东亚的经济奇迹为证。韦伯的败笔就在于错把互补当冲突。
其次,中体西用不是将两种事物简单地相加,而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师们引进佛学,并发展出理学这种新范式,仍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启发。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已隐隐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一番痛苦的磨难与调整,就要以新的风姿展现它的价值、它的博大与精深!
我在重新解释中体西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我的新释尚可备一说的话,那么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关于中、西、体、用问题讨论的轨迹,正好构成一个马鞍形。
这就是说,一个本来正确的方针,由于提出者的片面理解和时人的情绪化等因素,被一步步地偏离了;而当事情发展到极端,又开始一步一步地回归。真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原路返回,而是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唯其如此,这个轨迹才是马鞍形的。
这个马鞍形的意蕴何止于此!它不正是中国国际地位失落而后提高的过程吗?不正是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而后恢复的经历吗?……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能孤立地看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李泽厚先生奉为“西体中用”派之典范的康有为,最终归于“中体西用”。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推崇:“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24]他甚至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认为“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25]在他看来,“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所以“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26]于是,他对自己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27]这些观念与洋务派并无二致。
如何看待康有为由改良主张向“中体西用”回归呢?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倒退、这是随落。这种评价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化了。君不见,康氏的结论是他在游历欧洲各国达十一年之久,并对中西作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鄙人于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辩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28]所以,这种回归固然不完全正确,但必有其深层的、理性的根据。
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向传统回归的,何止康氏一人、又何止改良派!毋庸讳言,有些鼎鼎大名的激进派人物不是也和康有为一样最终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吗?这个奇妙的现象恰与上述那个马鞍形不谋而合,怎能不令人反省、发人深思呢?
[1]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36页。
[2]由猿到人的进化或许也可看作一次世界性现代化过程,其特征有直立行走、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但这一过程只具有生物学和文化发生学的意义,而不具有文明性质。
[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3页。
[4]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文艺复兴精神”不仅改变了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改变了包括政治、经济、教等各方面。现在多数学者不再认同这一看法。参阅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09—810页。
[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63页。
[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2页。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3页。
[8]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页。
[9] 张之洞:《劝学篇·自序》。
[10] 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原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再说“西体中用”》,原载《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引李说,皆见二文。
[11]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12]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3]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4] 陈序经:《再谈“全盘西化”》。
[15]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
[16]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
[17]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页。
[19]傅伟勋:《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后记》,见刘志琴编《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20] 严北溟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49-350页。
[2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22] 余敦康:《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2页。
[2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24]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25]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26]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27] 康有为:《国会叹》。
[28]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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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农业是城市行政辖区内的市区外围地区,以提供蔬菜、副食品满足城市居民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农业。一般大、中城市都有近郊和远郊区之分,而其农业生产也有近郊农业和远郊农业之别。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以来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以来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 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北京史研究大多限于从社会近代化的角度探讨北京城中的人、事、物,很少关注京郊农村。农业经济史研究多以华北作为大经济区来考察,也并未体察到城郊农村与其他农村的区别。通过阅读民国时期大量针对北平郊区的高校调查,笔者发现北平郊区独具特色,郊区农业在城市辐射之下,具有与其他地区农业不同的特征,即"郊区型农业".
郊区型农业也称城郊农业。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早已开始"urbanagriculture"的研究,国内学者多将其译为"都市农业",它不仅包括城郊农业,也包括市区内零星分布的农业。国内学界对都市农业概念的起源,以及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两个概念的异同仍存在争论。[3]
20世纪80年代初,郊区型农业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4]并很快受到政府重视。1984年,配合实施"菜篮子工程"建设,万里副在中央农业会议上正式提出郊区型农业概念,强调"大城市郊区要发展'郊区型'农业,可以少种粮食甚至不种粮食".[5](P49)随后,郊区型农业进入实践阶段。此概念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将郊区型农业的特点归纳如下:①为城市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设施。②服务于城市的生态环保特性。③农产品商品化。④农业产业化集约经营。⑤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模式。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农业形态相对独立,既区别于乡村地区的一般农业,又在各大中城市的郊区具有共同性,是农业现代化的先导。
目前官民均很重视的"郊区型农业",往往被史学同仁忽视。
难道中国历史上没有郊区型农业吗?如果有的话,这种农业形态的存在状况如何?近代以来的变化趋势怎样?这样的变化趋势是怎样造成的?它给后人留下什么启示?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从民国京郊民众的角度,解读农业三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分析郊区型农业的特征;再通过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等大环境的分析,明晰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都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北京郊区农业为满足北京城的需求,形成了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较高的耕作模式。例如,"秧畦"或称"洞子菜",[8](P43-44)即今日所谓的温室种植,向北京提供菜蔬;华北少有的水田,向北京提供稻米;此外,还有各色果园、花卉种植等。本文所关注的北京西北郊主要以蔬菜和水稻的种植为特色。园田出产各类蔬菜;"秧畦"是更专业化的园田,在冬春之际为生产反季节蔬菜育苗。耕种园地需要大量施肥,受运输条件限制。农人赶着大车去北京城门卖菜、买肥或拉黑土,如若一天之内不能打来回,人畜便需要在外住宿,成本过大,所以距离城市20多里以内的农村才有经营较大园田的。[9]
水田主要种植水稻,受地表径流影响较大。西郊得益于三山五园,玉泉山水引入京城,引水道两旁就是京郊水田的主要分布区,距北京城不到20里。本文分别考察园田和水田的耕种成本和收益,并与普通旱田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这两种耕地类型的特点。
1、园田:
"一亩园十亩田"京郊园田在明清时期已有发展。当时北京城内外有很多规模不等的官、私菜园,"蔬菜的温室栽培技术在清代北京仍很时兴".[10](P305)民国以后,官产逐渐私有,但郊区的园地种植仍然普遍,菜蔬多销往广安门菜市。
园田是旱地的一种,但种植的作物和方法均与种庄稼的旱地有别,园田的投资成本、收获多寡也与普通旱地不同。冉村处于颐和园以西,属于西郊蔬菜种植最发达的四季青蔬菜种植区,是种植"秧畦"较著名的村落,下面即以冉村为例说明园田与普通旱地的区别。
就地价比较,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冉村园地的价格多出旱地价格1/3,之后涨到了旱地价格的2-3倍。1937年每亩上等园地值80元,每亩上等旱地60元;1941年物价上涨后,每亩上等园地值350-400元,每亩旱地150-200元。[8](P34)[11](P70)再看人工。一般每人能耕种旱地20亩,而仅能管6亩园地或2亩秧畦。农民口头有"一亩园十亩田"的说法。因此,种菜的村子吸引了许多"从山东河南一带迁来的"长短工。[11](P23)就工资而言,从1929年[12](P11)、1939年[11](P57)和1941年[8](P52)对农工工资的调查来看,无论物价涨跌,园地工人的工价总要高过旱地工人近一倍。园地还需要诸如瓜长班、韭菜把式等特殊技能的工人,其半年的工资就已经高过旱地长工一年的工价。[11](P57)综合农工数量和工资,普通旱地、园地、秧畦所需人工成本之比大致为1∶5∶20.
园田的肥料也比旱地用得多。旱地肥料多是农人自己制造之牲畜粪和灰土肥,园田则需要大量大粪,除村民自己制造外,多是从北京城门各粪厂或兵营购买。大粪的价格,例如1939年为每百斤1元左右。旱地每亩约用七八元肥料,园地约30多元,秧畦每畦就要约20元的肥料。[8](P47).按照"每一亩地普通可以打上六七个畦"计算,[8](P44)一亩秧畦大约需要120-140元的肥料。此外,城市里的黑土用大车运回来就是好的肥料。[11](P52)而且园田耕种"多施肥料得多浇水,不然庄稼长不好,是两重的劳力".[8](P47)可见,旱地、园地、秧畦的肥料施用比例大致为1∶4∶17.
综上所述,园地经营所需成本远远高于旱地。除去土地成本,每亩园田的投入比旱地多出约4倍。若耕种秧畦则成本更高,几乎达到普通旱地经营的10倍。所以园田经营除了受土壤质量、与城市距离以及灌溉水源的限制外,也受到资本投入的限制。因而当时"不及十亩地的人家差不多是种菜园,二十亩的人家,菜园和旱地各半,正二月的'秧畦'只是地多人的买卖,地少的没有这许多本钱".[8](P22)再看收获。据1941年调查,"园地百余元,旱地数十元","平常秧畦每亩能获利六七百元,除人工资本外还有三百元上下".[8](P30、41)园地种植蔬菜,每年最少有三期收获,能赚到400元左右。秧畦是在冬春季节采用"大棚"育苗,出产的蔬菜比普通的要贵20倍。
天暖之后种秧畦的农户再继续种园田,每年能获利1000元左右。普通旱地在京郊多实行两年三熟的轮作制度:"1.第一二年种玉米,小麦,晚玉米;第三四年种高粱糜子。2.第一二年种玉米小麦,麦碴白薯,第三四年种谷子棉花。3.第一二年种糜子,谷子,第三四年种高粱,麦子,萝卜。4.第一二年种高粱,大麦,晚玉米,第三四年种棉花,豆子。这些种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只知道不如此便'不行'."[13](P36)笔者采用1940年的亩产量和1941年8月农作物的市价,以第一种轮作方式对普通旱地的亩产进行计算,如表1:
亩产量数据采用孔祥莹。某村大农与小农农业经营之比较[D].燕京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0,页12.1石=10斗=100升=180市斤。其中,孔祥莹的小麦和玉米亩产数据与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J].近代史研究,1996(1)。)研究所得的华北农作物亩产数据相类。但是,孔祥莹缺少晚玉米的亩产数据,一般晚玉米的产量略低于玉米,此处晚玉米产量仍采用玉米产量计算。
市价数据采用廖泰初。一个城郊的村落社区[Z].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1941,页64.廖泰初的资料缺少糜子的市场价格,由于高粱和糜子都是旱季作物,笔者在第三、四年的轮种中,均采用高粱的数据。孔祥莹调查之高粱亩产较1935年杨汝南和陈聚科等人调查的高粱亩产0.69石和0.91石要少。然而,1941年高粱价格畸高,平常年份高粱的价格应当不及玉米和小麦的价格。两相抵消,高粱每亩所得银元数当与寻常年份相类。参见杨汝南。北平西郊六十四村社会概况调查[C]//.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289;陈聚科等人。前八家村社会经济概况调查[J].清华周刊,1935(43.1),页45.
综上,旱地每亩年收入为35.937元,园地每亩年收入400元左右,秧畦每亩年收入1000元上下。普通旱地与园地、秧畦的收入比例大致为1∶10∶30.园田,特别是秧畦,投入、产出均高于普通旱田。园田专业性强,是高度商品化的农业,具有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规模化的特点。
2、水田:
远近驰名的"京西稻"京郊地区的水田自清代中期开始由官府开发,[14](P294-301)集中在昆明湖下游,主要种植水稻,西郊的"京西稻"远近驰名。[15]水田还产慈菇、荸荠、菱角、莲藕等作物。种稻最著名的是六郎庄,"耕地中大部都是水田,旱地的农作物如玉蜀黍、高粱几种只是种在土阜矮丘等地方,为玉泉水和洋井水所灌溉不到的".[16](P15)水田地价由灌溉水道的上下游而定。西郊六郎庄"悉当昆明湖吐口,所谓'上水田'是也。水在湖中蒸晒已久,水性较温,不惟宜于禾稼,冬令亦不甚冻。下流各地名为'下水田',水性即冷,且时有缺水积水之患".[17]洋井也能灌溉水田,但是当地农民认为"洋井的水较凉,同时水质也不佳。因此不但影响收获较晚,而且减了庄稼的成色".[16](P29)1934年调查的昆明湖下游水田价格,每亩上等水田值120-200元不等,平均157元;每亩中等水田值100-160元不等,平均118元;每亩下等水田价格在80-120元之间,平均90元。[17]
相较于园地和普通旱地,水田的地价为园田的2-3倍,比起普通旱地而言则更是3-6倍有余。耕种水田还需要大量人工和肥料。平均需肥量旱地与水田之比为1∶3.4,人工费为1∶5.[17]故而,农人称"水田要肥料,资本大,而且时间花得多".[18](P19)对人工的大量需求也吸引了外乡人来此谋生,以山东的较多,时人称之为"山东客".他们依着津浦铁路方便的交通,常常是整年都在市郊,春节则回乡过年。[16](P72)水田的收获也更多、更稳定。据1934年所调查之成本占收获的百分比,水田为88%,旱田是173%.[17](P33)很明显旱地赔累不堪,水田却仍有收入。该年是郊区水灾较重的年份,低洼的旱地出现了多次播种而颗粒无收的局面。该数据"纯为计算上的数字,非农民即赔出如许的金钱在成本项内,所需或为自己的肥料,自己的人工,种子则买者尤少;但为计算计,却不能一一按买价核算".[17](P31)由于水田水的来源主要靠泉水、河水与洋井水,因此"从未因雨量大小而形成旱涝之灾",种水田的农户并不很关注每年的雨量。[16](P27)水田的亩产量较旱田高,按上等田的亩产量,玉米多为每亩一石,水稻则近三石。[19](P282-283)稻米的售价也高于玉米等旱地作物,如1924年、1925年的平均市价,玉米每斗0.7元,稻米则为1元。[20]
水稻每亩的进款比老玉米多不止4倍。[21](P70-71、98、155)综上,西郊的水田,其发端是为供给城市需求。由于对环境和基础设施有较高的要求,若要开发新的水田需要较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经营起来也较普通旱田需要更多的劳力和肥料。但是,水田防灾抗灾能力强,是高投入高回报的农业类型。
总之,受城区大市场影响,北平郊区形成了种植菜蔬、水稻等商品化较高的农业类型,并非如华北其他农村一般以出售小麦或棉花等作物为主。[19](P296-305),[22](P50-51)这种农业经营模式是一种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农业,是农民创收的途径之一,在人多地少的郊区还能解决人地矛盾。
对于农业,土地的数量、肥瘠直接影响到其他生产要素的运用和农产品的种类、数量,因而考察京郊农户土地所有情况、租佃关系很有必要。所谓自耕农,即农户耕种自有土地,没有租佃行为。半自耕农指的是农民除了耕种自有土地外,还租种其他人的土地。就市郊总体而论,自耕农占了绝对多数。[23](P26)若按照农村距离城市的远近不同进行细分,则离城越近半自耕农越多。根据李树青对距北京城40里以内的农村所作的调查,"各村农家,以半自耕农为最多,占46%,为平郊农村特点之一。佃户次之,30%.自耕农较少,19.6%……地主亦以距北平稍远的地方为多,如东小口,回龙观,东北旺,太舟坞及白家疃等村。可见,近郊地主,均居在北平城内也".[17](P22)"城里的地主即使卖地,也一总转移到另外一个城里的人".[16](P99)因此,地主离乡的情况不会因个别家庭的变化而改变。其他调查中的西郊水磨[20]、炸货屋子[17](P48)、挂甲屯[24](第一部P29-30、第二部P104),[25](P91)等村也是由于地主的离乡导致半自耕农、佃农较多,这些村均距离北京城十里左右。这一特殊性的形成与北京的城乡交流有莫大的关系。费孝通认为:"只有当城乡金融关系密切的时候才出现不在村地主。"[26](P28)明清时期江南就已有不在村地主,这是商业化与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表征。[27]
在商业化发展相对迟缓的北方,不在村地主尚不多见。这一现象与中国人的土地观念密切相关。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农人们对农田工作有明显的喜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放弃农耕。[28](P28-29)但是,商业带来的都市浮华浸染着郊区农村。土地在郊区农人心中是资产,并非亲自耕种不可。"能下地而不下地不但表示有钱,更表示有闲".[16](P69)有闲之人可以出外谋仕进,谋商业利益。更何况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清朝时京郊就有公田,民国之后很多土地又被军阀、政客、商人所占,因此不在村地主更多。
就小自耕农而言,一方面市郊多实行小家庭制,每户人口不多,[29](P479-483)析产分家必然导致土地分割得零碎,专靠自有土地的产出无法维持日用。另一方面,郊区人多地少,地价较高,不易购置地产。郊区的地租也高,民间地租大抵是一季收获量的一半左右,获利不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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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的中国梦实践比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奋进的航标,也是每个中国人之心系所向。同志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述的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梦是两大历史任务的延续,而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梦的曾经。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先进的中国人都曾有过梦想,乃至有过逐梦的实践。
农民阶级的梦过于理想,流于虚幻。在近代中国亦步亦趋被强拽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仍做着农民心中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大同之梦,希冀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农民阶级也不自觉的濡染了变局下的新色彩,炮制出了 《资政新篇》,但在社会经济领域未出现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之前,单靠农民自身走不出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千年颠沛的循环,而且,农民阶级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所养成的小生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局限性往往使他们并不能明确地分清朋友与敌人的界限,社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也并不十分明朗,至少已经疏离了时代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 (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 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应。"[2]
继起的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思想的落后、愚昧与偏执。
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恫吓为主武力打压为辅的策略下,晚晴社会处在裂变和风雨飘摇中。
现实的危机促使地主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子从空疏的理学和琐屑的考据中惊醒过来,面对现实政治的衰弊,他们主张因循时势,讲求实学,力主变革,使得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和发展。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的汲求践行了这部分士子的变革心声。很遗憾,在中体西用的架构下洋务的发展始终冲决不了封建制度的樊篱,运动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深入,体制的羁绊对运动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一种桎梏,到最后竟窒息了运动的生机与活力。地主阶级匡扶社稷,挽救危局的美梦,一下子被甲午的硝烟摧的粉碎。事实证明,在保存现有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任何变革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初衷虽好,梦境虽美,但醒来后是落寂与苍凉。
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将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逐梦实践推向了深层。他们把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的仿效。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俄、日为师,追慕西方政治文明,希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危局。他们变革的疾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3]但维新知识群体的变革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根基不稳,加上寄希望于一个孱弱的皇帝,面对顽固派的反扑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曾经喧嚣一时的变法倏忽归于阒静无声,近消于无形。维新志士的这次流产变革再次昭告世人,大清王朝并不是五官四肢犹存而关窍不通的病人,而是身患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矣。与维新派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孙中山等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并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他们希望欧风美雨可以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舶来品涤荡封建制度的沉渣烂滓,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先进文明的国家。这个梦最后虽然实现了,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却并没有在国民党的手中得以实现。
满清覆亡,民国初兴,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气。不过好景不长,孙、袁的权利交替,特别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草草收场后,中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民不聊生,使得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徒有虚名,更遑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戏剧性地落在青年新贵蒋介石手中。
为解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蒋氏国民政府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以期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但蒋氏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其真正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而且其统治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4]
国民党很难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上其阶级基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不可能使代表国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农阶级受惠。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很难完成。
相比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之梦有厚实的基础、坚实的土壤,因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 "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与 "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5],并且将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相继的步骤,这两个步骤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梦的实践过程。
相较国民党重军事化控制,轻政治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军权和军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重视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这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到骨子里和血肉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意识的虔诚信仰,及把这种信仰化为现实中矻矻以求的事业,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最后实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命途多舛,苦难深重,但自强不息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与追求,民族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中国人奋进的标的。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1]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要梳理和解读好中国梦的线索,要让学生铭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1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136.
[3] 黄洪寿。 清史纪事本末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486.
[4]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57.
[5] 斯大林。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 [M]. 天津: 联合出版社,19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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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
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
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阶层。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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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农民阶级为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高峰,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得不仓促地走上历史舞台,勇敢地领导了救亡运动——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些斗争都没有避免失败的结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迫下,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也只有冲垮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封建主义专制和国家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辛亥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又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提出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
两大时期为:
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
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
6个阶段为: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
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
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
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
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
从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
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破产了。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帐。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首先从辛亥歌名的历史意义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2,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3,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4,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其次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来看可以分为三点
1.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2.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3.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爆发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 。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 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 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传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总结: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败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先驱者所留下的不能泯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辛亥革命将会作为一颗明亮璀璨的明珠永远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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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的近代中国,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新的秩序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革命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排除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另外,如何评价革命和改良,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对于革命,改良的得与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关键词:近代中国;革命;改良;论战;民主革命;封建清王朝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走资本主义道路,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论战中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有三个方面。
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 改良派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 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他们指出,那些 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等言论,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 ;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双方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也展开了争论。 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认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是“现社会一
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革命派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 革命派认为土地应由全民所享有,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他们轻信列强不会干涉中国革命;他们并不想发动群众从根本上废除广大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首先,我认为,不管是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地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近代开启以来,中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身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遭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内的腐朽势力愈益抬头,并与侵略势力结成联盟,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只有改变现状,奋发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革命与改良就成了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改良应该是首选之法。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
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所以它们也不会真正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不甘心在改革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或延缓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点及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因此,革命形势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革命者人为造成的,而是由中国近代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
维新变法与洋务运动相比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但是它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使之必然会失败。经过前后两次的改革,说明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许可能比较的勉强。但后来的清统治者实行的“新政”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纵使是清王朝为挽救自己的统治所做的无用改革,依旧不能改变清朝的统治结束的结局。
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也没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和了解到,当时的根本病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相适应。改良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力的与生产关系的适应。他只能做到在一定范围内调解,但是当时社会,在调和的作用下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是,改良也有它积极的意义。在那个时期,有很多新的思维渗透到当时的社会当中。为后期的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而革命则是彻底的打碎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和部分封建文化,但不是全部的,很多封建残留的腐朽文化至今还有。但是革命也是有弊的。就是在跟命中我国丧失了很多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净化文化,使之没有很好的传承。以至于中国像在国美的思想根基的混乱。以至受外来文化腐蚀的程度如此之大,都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其实看待两者的地位作用,都不能太片面的否定全部或肯定全部。要实事求是且辩证的看待。改良造成了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更新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根基.革命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让民主思想更深入人心,没有改良就不可能革命,要革命就应先改良,改良为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历史证明,在旧的中国社会里,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那时的国家从根本上是腐朽的,尤其是在其统治阶级中的腐败最为严重!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同样不会成功,因为他们都试图保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这对当时倍受压迫、但已经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人民来讲,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同时,清王朝为其自身考虑,也不会接受其他阶级浸透于他的统治之中;在和平的方式下,洋人们同样不会接受一个“不听话”的统治阶级!所以,那时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历史告诉我们,妥协是没有用的,相信腐朽的清王朝和一心想要把整个中国做为他们众多殖民地之一的列强们是可笑的.所以,真正为我们带来现在美好生活的,正是溶入中国人血脉里的革命精神!
这说明,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派出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
另外一点,伟人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尊重人民的选择和现状。近代中国是需要革命的,试想当年,饿殍千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和平改良已经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历史的实践也向我们指出,只有暴力革命的道路才会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从实质上改变生产关系、推动当时的社会向前发展的目的。
太平天国运动 民主革命 农民战争
民主革命,即“以反封建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太平天国运动是以反封建为目的的革命吗?纵观太平天国的历史,恐怕不然。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它可以看作是农民阶级反抗清政府压迫的起义,但在定都天京后,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其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倒不如说它是在构建一个新的封建王朝。
一、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废除封建经济关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天朝田亩制度》 ,提出了按人口的多寡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首先,这种类似于井田制的改革方案,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商业,取消城市只是把生产力禁锢在封建时代的水平上”,它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其次,“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可见,《天朝田亩制度》的经济根源与其经济主张是相悖的。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只能是农民阶级脱离实际的空想,根本无法实施。不久,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洪秀全宣布农民必须照旧交粮纳税,事实上承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天京事变后,洪仁玕辗转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提出开办学校、报纸等效仿西方的改革措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可惜困于当时的条件,也未能付诸实施。
二、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突显了封建等级关系
太平天国自永安建制开始封王拜相,直至这个农民政权的灭亡,册封的王达到2700多个。“它为了维护王和家族的既得利益,还非常讲究王爵的等级制,所以即使后期广封王爵,裂土分疆,仍是据家族宗族血缘圈、准血缘圈来划定尊卑高下的”。太平天国不仅王爵是世袭的,所有的职官也是父子世袭,这实际上就是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翻版。
“每年颁布的《太平礼制》,就是强化世袭制、等级制的天国法律,它再现了嫡长子的合法继承地位。”太平天国政权为强化等级制度,从玺印、朝仪、衣冠、仪卫舆马、称呼等方面着手,设计出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如“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以次递减,至两司马轿夫四人而止。”对称呼的规定更是细致具体、繁琐无聊,如:“贵岳母与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等职,譬如,七千岁贵岳母见九千岁贵岳母,则称东贵亲嫂;又譬如,七千岁贵岳母会六千岁五千岁贵岳终,则称北贵亲婶、翼贵亲婶,如此则为嫂婶相称也。国岳母与九千岁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贵岳母会见八千岁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长次,同称亲家嫂、亲家婶也。”看上去虽眼花缭乱,但体现的是等级差别。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农民领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比之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网罗人才,太平天国起义不久就开始了开科取士,并且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或许是自身多次应举不中的原因,洪秀全将3年一次的乡试改为一年4次京试,此举可谓惊人。考试的内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四书五经变为上帝教教义。“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最为失策,它几乎拒绝了所有知识分子”,考试内容的改革成为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原因。虽然是对科举制的改革,但这种“新科举”完全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即使体现了“参考权平等”的原则,那也只不过是政治的点缀而已。太平天国宣扬“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帘一家”“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的平等思想。但事实上,官员上下级之间是不平等的,男女之间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在强调男权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太平天国家族宗族圈里的政治女性,也只是天王和诸王等高级官员的属员,如东王府的女丞相,女营的女军帅、女师帅,在官阶前冠以女字,本身就是一种性别不平等,何况,天国女官没有独立的主体人格。”平等对太平天国而言,只是自欺欺人的幻局。
三、拜上帝会只是太平天国的工具
洪秀全起义的动机,据说是源于马礼逊所著的《新约圣书》 。在接触了____思想之后,洪秀全加入了朱九畴创立的上帝会,而上帝会是一个图谋反清复明的组织。后来,洪秀全就以拜上帝教的名义来组织农民。“太平天国的宗教,既不是纯粹的天主教,也不是纯粹的耶稣教,各取其所长,更羼以中国的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然而,这个新宗教是能为洪秀全所用的宗教。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主要是利用宗教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洪秀全称耶和华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诡称自己为上帝的次子,从而确立了洪秀全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同时,拜上帝会也沦为天平天国领袖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杨秀清和洪秀全之间就多次上演“借尸还魂”的闹剧。
为了维护自己所炮制的宗教,他们甚至对中国的一些民俗加以否定。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洪秀全“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洪秀全之所以横扫一切的“神”,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神”。洪秀全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否定。后期,洪秀全看到拜上帝教不足以支撑其政权,于是则要求“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即蒙真圣主御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可见,拜上帝教实在只是个牢笼愚民的工具罢了,而蕴含其中的西方民主精神早已被舍弃。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虽然提出了一些反封建的主张,但较多的是对封建制度的延续。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更趋向于旧式农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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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革命策略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①,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②。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总理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总理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③。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⑤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作者分别为线状书局第一编辑部主任,克莱姆森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注释
①②③④蒋介石:“致国民会议开幕词”,见《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纪事》转引自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2、573页。
⑤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4页。
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83~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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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因此,必须坚持创新、跨跃、持续、高效的原则,推动军事高科技健康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军事高科技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军事高科技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所以当今军事高科技对未来战争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一什么是军事高技术;二高技术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三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对策。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因此必须坚持创新、跨越、持续、高效的原则,推动军事高科技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情军情,科学确定我国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必须面向战场市场,不断开阔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战斗力、经济安全、健康发展、坚持创新
前言
所谓军事高技术,是指高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它是军事和高技术两大领域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新型结构体系,军事高技术对武器装备,作战理论、作战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
一、什么是军事高技术
军事高技术包括两个层次,即军事基础高技术和军事应用高技术。
军事高技术的构成:军用微电子技术,军用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军事信息技术、军用光电子技术、军用核技术、军用航天技术、军用海洋技术、军用生物技术、军用新材料技术、军用定向能技术。军事高技术是高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多高技术中为了满足国防现代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部分新技术群。尽管军事高技术和民用高技术之闻并存在截然的分界线,但人们还是喜欢把高技术分成军事高技术和民用高技术两类,在高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军事高技术往往一起带头作用。
20世纪60年代历来,高新技术发展的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冲击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高技术对未来的影响
(1)对武器装备的影响:①提高了武器的杀伤效能;②提高了武器装备的生存能力;③提高了武器系统的综合作战能力和自动化水平;④提高了武器装备的全天时;⑤提高了武器装备的可靠性与可维修性;⑥促使新型武器系统的诞生.⑵对作战理论影响:①改变了空间观;②改变了集中观;③改变了对时空对的传统认识。⑶对作战方式的影响:高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将改变的新面貌,一起作战方式的变革。⑷对作战指挥影响:由于战争手段的高技术化使军队的侦察能力、预警能力、机动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突击能力大为提高,使战争具有突然性、立体性、协调性,使战争规模扩大、强度高、节奏快,作战方向和立场态势瞬息万变。所以战争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赢得战争的胜利,建立现代化的指挥系统提高效率,高效能的指挥取决于及时而准确的情报,安全而通畅的联络,以及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例如:利比亚为了报复美国的袭击向驻在意大利沿海的美国发射32枚“飞毛腿”导弹,1988年春天,两伊战争中出现了导弹“袭城战”等,从而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写下了使用高科技战兵器实施战役的新的一页。
三、打赢高技术局势战争的对策
1、正确认识高技术武器装备:要正确认识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优长与局限,要正确认识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2、要有选择地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的要求和坑内,制定并实施了有选择性地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方针对策。如:美国为了给其军队提高5种“未来联合作战能”,现主要有选择地方展19项技术,重要研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数学化装备等几种武器装备。
3、研究探索高技术调教下的作战方法:要注意以劣胜优战法的研究,要在打击敌方弱点上寻找对策,要注意从技术角度想问题。
今天我们学习了军事理论课我局的做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已经把繁荣中国的大旗扛在肩上,把祖国的重担扛在肩上,把未来的希望扛在肩上。我们大学生学习军事理论课的目的就是学习国防军队知识,增加爱国主义情感,时刻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窥视我们取得伟大成就,消灭社会主义中国,但学完军事理论课我
坚信,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以上内容纯属个人观点,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老师指正。谢谢!
参考文献:[1]《军事理论学教程》,吴温暖、匡壁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四版
军事高技术包括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六大领域。
随着电子技术和太空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空间从传统的陆海空领域延伸到太空,电子电磁等高科技领域。而武器装备则从传统的机械化朝着信息化,智能化,电气化和电子集成化,超视距的战争装备方向发展。同时现代战争环境也对武器装备提出更高的作战要求。要求武器装备能在复杂电磁干扰的环境下能正常工作,并且能对敌方进行有效的反击。
而在这不再是短兵相接的时代,掌握敌方的军事动向即掌握着整场的节奏。 武器再强大,打不中也无法对敌人产生伤害。而且掌握敌方的军事动向,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破坏对方的通讯能力。由此看来,信息化是军事高技术的重要环节。
信息化武器的性能包括:1.具有多兵种信息共享能力,包括多通道信息获取能力。由此衍生的是各种无
人机、无人传感器的快速发展。
2.具有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即可以指挥其他兵种或配合作战。
3.具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既可以显示友军目标的位置,也能正确识别敌军位置 。
尽管信息技术很重要,但也不说明其他领域的技术比不上信息技术。因为无论是那种技术,都有着相同的特点。 1、高智力。
高技术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它的发展必须依靠创造性的智力劳动,依靠富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体现了高智力的特性。
2、高投资。高技术的研究开发需要昂贵的设备和较长的研制周期,因而研制过程需要耗费巨额资金。据统计,目前,一般高技术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占其产品销售额的比例高达10-30%,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投资又比研究开发投资高出5-20倍,形成高技术产业后的设备更新投资还会越来越大。
3、高竞争。
高技术的时效性决定了谁先掌握技术、谁先开发出产品并抢先投放市场或用于战场,谁就能获得优势,占据主动。为此,世界军事强国和大国都制定了高技术发展计划,试图在世界高技术发展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4、高风险。
高技术竞争的失败,对企业而言,就意味着投资的失败;对国家而言,意味着国家利益将要受到损害。此外,高技术研究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甚至要以生命作为代价。
5、高效益。
高技术产品是高附加值产品,其形态是知识的物化形式,所以其价值远远超过所消耗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价值。
6、高渗透。
高技术本身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技术辐射性或渗透性,隐含着巨大的技术潜力,不仅可以用于新兴产业的创立,而且可以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成为经济、国防、科学、技术、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驱动力。
纵观我国军工产业,由于我国的军事基础工业底子比较薄,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跨越发达国家发展武器装备的一个或二三个历史阶段缩小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军事装备水平就要通过引进吸收消化的基础上再创新发展自己的装备技术。但如果没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即使引进了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会因为国内的基础差而无法实现消化、吸收,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谈不上“跃迁式”发展。武器装备也是这样,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以在国内雄厚的军事技术基础上研制,也可以从国外引进,经过消化、吸收,转化为本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跃迁式”发展建立在本国军事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不能指望“买”来的“跃迁式”发展。
所以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我国应当全面建设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体系 。坚持走自主研发为主,适当有选择性引进为辅的道路。结合我国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和长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政策,我们不需要与搞外国军备竞赛,我们的武器装备只要满足于自身防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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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军事高科技在军事领域产业化,能推动军队建设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国民经济领域内产业化,有助于建立新兴的知识型经济。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军事高科技战争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军事高科技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所以当今军事高科技对未来战争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一什么是军事高技术;二高技术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三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对策。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因此必须坚持创新、跨越、持续、高效的原则,推动军事高科技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情军情,科学确定我国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必须面向战场市场,不断开阔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有效途径。
21世纪武器装备进入到信息化时代,走向信息化、网络化、精确化、隐身化、立体化、无人化等。信息战武器、电子战武器、隐身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将成为军事大国21世纪占优势的主导武器装备。可见,在现代军事战争中,科学技术已成为主导力量。
关键词:战斗力、经济安全、健康发展、坚持创新
前言
所谓军事高技术,是指高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它是军事和高技术两大领域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新型结构体系,军事高技术对武器装备,作战理论、作战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
一、什么是军事高技术
军事高技术包括两个层次,即军事基础高技术和军事应用高技术。
军事高技术的构成:军用微电子技术,军用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军事信息技术、军用光电子技术、军用核技术、军用航天技术、军用海洋技术、军用生物技术、军用新材料技术、军用定向能技术。军事高技术是高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多高技术中为了满足国防现代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部分新技术群。尽管军事高技术和民用高技术之闻并存在截然的分界线,但人们还是喜欢把高技术分成军事高技术和民用高技术两类,在高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军事高技术往往一起带头作用。
20世纪60年代历来,高新技术发展的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冲击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高技术对国防建设的影响
一、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
目前工业经济发达国家对军事高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大多首先考量的是尽快使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快速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提升兵器的毁伤力,使军队在质量上保持优势,以增强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可以说军事技术水平的优劣,时时刻刻影响着武器装备的战技水平。
当代社会以精确制导技术、航天技术、侦查与监视技术、伪装隐身技术、夜视技术、指挥自动化——C4ISR、电子对抗技术、核生化武器技术为军事技能的重点考察对象。而这8项技术的发展无一不依靠兵器性能的拓展,毁伤能力的提高,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的增强,机动范围的扩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的完善,多兵种的联合与适应,传统与现代化的互补等作战功能的快速发展,而这一系列的发展又依赖于军事高技术的发展。
据了解,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共投掷各类弹药2.2万余枚,其中精确制导弹药1.3万多枚,使用比例由海湾战争的9%、科索沃战争的35%大幅上升到此次战争的60%,并创造了一次打击任务在20分钟内投掷100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历史纪录。高新技术战争已经成为战争的一种发展趋势。而由此,高新技术对国防的决定性巨大。
所以说,只有在军事高技术的引领下,在全国军民创新浪潮中,形形色色的新兵器不断问世,才能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夯实物质基础。
二、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军事高技术具有高智力、高创新性。现在军事技术中的每一项技术,无一不是当今时代各项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相互交叉融合创新的结果,是不同学科众多科技人员指挥的结晶。
而无论是过去的战争还是现代的高科技战争,人与武器这两项因素中,人的素质的作用始终是决定性的。军事高技术的应用靠军工人员去实践,兵器的高战技性能靠有素质的军人去发挥,不同环境下的战略战术靠军队分析决策与实施。凡此种种表明,21世纪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对军人的素质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军事高技术中每项新技术的问世以及其成功的军事应用,必须有极具战略性的眼光,善于战略决策的政治家支持和领导,又需要有富有献身精神,敢于且善于攀登军事技术高峰的专家和学者,还要有甘当公仆及具有高校企业管理才能的管理人员。
所以说,在当代——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应多层次有重点地培养磨练兵不断提高完善军人的素质。在精神,科技及人文社会知识,专业技能和自学创新能力,对新时期的军人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之时,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更有助于培养这样的一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三、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国防战略战术的创新
中国自古以来,以战略战术的多变性而著称,三十六计享誉天下。我们由此看到,只有科学得当的战略战术,才能指导现代军事斗争的实践。成功的军事斗争实践经验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现代军事战术的完善与创新。
随着战争技术含量特别是高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各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各国军事技术发展差距现代战争日益拉大,甚至出现技战术上的代差。强的一方更加重视发展自己的战略战术优势,弱的一方也力争从战术外寻找出路。因而,战略战术的得当成为了各国所力争的一块儿宝地。
而军事高技术及现代兵器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对军队的组织结构,兵器的优化配备,作战方式的抉择,后勤保障的要求,作战指挥方式方法的转变,军事理论的完善发展提供了机遇又提供了挑战,各国无不充分利用军事高技术兵器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应用之动力,积极进行国防战略的变革,以争取在军事观念转变的引领下,使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战争形式、作战思想、部队结构、指挥方法、后勤体制、军备发展、军人素质、军工产业、国防建设诸多方面有新的进步与突破。
所以说,高新军事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我军主动适应并驾驭新时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
当今世界并非风平浪静,在一极独霸多极制衡力量尚未形成的今天,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必须依靠军事高技术建设强大的国防综合实力,以在快速发展变化且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目的。
三、打赢高技术局势战争的对策
1、正确认识高技术武器装备:要正确认识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优长与局限,要正确认识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2、要有选择地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的要求和坑内,制定并实施了有选择性地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方针对策。如:美国为了给其军队提高5种“未来联合作战能”,现主要有选择地方展19项技术,重要研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数学化装备等几种武器装备。
3、研究探索高技术调教下的作战方法:要注意以劣胜优战法的研究,要在打击敌方弱点上寻找对策,要注意从技术角度想问题。
一、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导致作战样式更加多样化
(一)武器装备发生质的飞跃
高技术用于战争,已经促使作战手段所依赖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战争。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的总趋势是:
在核武器方面,核大国的战略力量虽然将可能有大量裁减,但“四位一体”的构成形式仍将保持和加强,而且武器系统本身将应用
高技术获得质变色彩的全面更新。战役战术核武器将向高性能。远射程、机动灵活和多用途发展。
在生化武器方面,虽然有国际条约的限制,但生化武器作为一种低成本大规模杀伤兵器仍有扩散的趋势,而且已研制出高效、速杀、能穿透防护器材和渗透皮肤、难防、难消、难治的新型战剂和二元武器。 在常规武器方面,坦克和反坦克、空袭和防空、压制和反压制、舰艇和反舰艇等基本常规武器及其弹药,虽然还将是高低档搭配、新老并用,但高技术常规武器不仅品种多样、射(航)程更远、威力更大、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好、防护力更强,而且在向全自动化、制导化、智能化和隐形化发展。许多高技术常规武器,如一些精确制导武器、纵深大面积多目标打击武器及其子母弹药系统,已具备了与小型战术核武器相比拟的毁伤威力。激光和微波束等定向能武器、电磁炮和非核拦截弹等动能武器、智能坦克和飞行器以及军用机器人等一些新原理武器装备的研制将取得较大突破,并开始陆续投入战场。
在战场侦察、通信、指挥、控制技术装备方面,地面、海上、空中和星载目标获取和跟踪系统的改进,将获得全天候、全时辰、全球覆盖的侦察、监视和预警能力;导航星全球定位系统投入使用,将大大提高导航定位的精度和速度;通信将向手段多样化、大容量、小巧灵便、快速、准确、保密性强、抗干扰和网络化发展;电子战武器装备向软硬杀伤相结合、通用化、多功能一体化和新手段发展,使电子 战成为一种作战手段,运用于战争的全过程。
(二)作战样式更加多样化
由于武器装备将获得上述变革性发展,所以运用它们可以进行各种样式的战争,这就导致了作战样式的多样化。从战争样式来说,美国将未来战争按高、中、低强度划分为核战争、大规模常规战争、小规模常规战争和低强度战争等四种;前苏联按使用武器类型分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按规模大小分为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和小规模军事事件;北约国家则分为常规战争、战区核战争、战略核战争等三种。
今天我们学习了军事理论课我局的做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已经把繁荣中国的大旗扛在肩上,把祖国的重担扛在肩上,把未来的希望扛在肩上。我们大学生学习军事理论课的目的就是学习国防军队知识,增加爱国主义情感,时刻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窥视我们取得伟大成就,消灭社会主义中国,但学完军事理论课我坚信,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总而言之,军事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正在引发一次新的军事革命。将会出现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军事武器装备、军事理论、战争形态及部队结构。在当前出现的军事革命中,科学技术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它在给各国带来更强的作战能力的同时,它也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威胁,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及由它而引发出来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不能让它成为破坏人类和平的夙敌,要应用得当。同时面对这一世界潮流,我军也必须有所作为,提高我军的总体知识水平。 高科技对现代军事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时间,提高了作战效率,再者作战空域也空前扩大,甚至把作战空间拓展到太空中。在军事装备上,高科技不但提高了装备的性能,另武器的精确度大幅度提高,而且武器装备不断向体积小、多功能发展。高科技下的军事武器装备打击程度更高,毁灭性程度更大。在作战能力不断加强的同时,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几率更大,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说是高科技引发了某些战争。因此,我们要客观对待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军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尽量避免战争的爆发。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1]《军事理论学教程》,吴温暖、匡壁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四版
《军事理论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阿富汗战争” 百度百科词条
1. 王保存著:《世界新军事变革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安著:《军队管理规律研究》[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张召忠著:《打赢信息化战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4. 周家法著:《新军事变革与部队管理》M],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在这短短的几节军事理论课上,被老师提及最多的是海湾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高技术战争,它的爆发把人类战争模式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地。从此,各国都意识到高技术给战争带来的益处并大力发展本国的高技术。高技术战争的出现,迫使从事战争的人们重新看待一些传统的观念、理论和原则,重新衡量以前的战略、政策和一些具体做法。
要讲高技术战争首先就要讲高技术这种技术,正是由于这种技术存在才能叫高技术战争。就像军事老师上课讲的一样,高技术是一种人才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风险密集、信息密集、产业密集、竞争性和渗透性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前沿科学技术。
一、高技术战争:交战双方至少有一方大量使用高技术武器和相应的战略战术进行的战争,称为高技术战争。高技术战争的以上特征,对军事上的影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它要求国家战略、国防经济、国防科技和军品生产、军事思想、战争样式和作战方式、军队建设和管理、战争准备、战略战术、后方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深刻的改革。
交战双方至少有一方大量使用高技术武器和相应的战略战术进行的战争,称为高技术战争。应用高技术研制的新武器和改造的现有武器,称为高技术武器,例如,在军事课上播放的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隐身飞机、先进的C(U3)I系统、航天系统、反导系统、电子战系统、夜视器材等。高技术武器命中精度高、
射(航)程远、反应速度快、机动性好、可靠性高,对战争的战略战术和 结局将产生重大影响。海湾战争是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雏型,从中可以看出高技术战争的某些特点。传统的战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攻城略地为主要目的。现在可以利用高技术武器从远距离打击敌国的指挥中心、交通枢纽、电力设施、工业中心等经济基础设施,摧毁其中50%,将使对方的经济、军事、社会活动陷于混乱或停顿。这就是所谓“打击基础设施战略”,又称“瘫痪战略”,用不着占领敌国领土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
二、高技术战争的特点:
战争可控性强(从达成战争的目的和手段看, 高技术战争具有较强的可控性特点);战场空间广阔(从战争的领域、范围看, 高技术战争具有战场空间空前广阔的特点);系统对抗突出(从战争的表现形式看,高技术战争具有系统对抗的特点);作战方式多样化(从作战手段发展变化看,高技术战争具有作战方式多样化的特点);指挥控制自动化(从作战力量的运用的效看,高技术战争具有指挥控制自动化的特点);战争消耗巨大(从对后勤保障的要求看,高技术战争具有消耗巨大的特点)。
三、高技术战争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一)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从保卫国家的安全角度来说,仅仅考虑核威胁、核保护战略已远远不够了。航天战略(或宇宙战略)将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高技术水平是这个国家威慑力量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的安全除了有赖于必要的常规武器、核武器外,更加有赖于高技术武器。
(二)对国防经济的影响
高技术的发展,对国防经济要求很高,国家要以相当的经费来支持高技术武器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很多军事高技术与国家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如用于外层空间的一些武器和设备,对开发宇宙资源和地球资源大有益处。开始,需要国家经济投资,但不久就可受益,反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高技术战争的基础是高技术,发展高技术仅仅用有限的国防经费是不够的,需要有国防经济整个系统来支撑。而且光有钱还不是唯一的条件,国防技术人才和国防技术设施要与高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为了发展高技术,需要动员整个国家的尖端技术力量,而不单纯是军事技术力量。经费和技术,是发展高技术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三)对战争样式和作战方式的影响
高技术武器用于战争,使战争的样式和作战方式有了很大发展。除了已经出现的用高技术手段进行的军事冲突和小型局部战争之外,还将有可能出现如外层空间的军事冲突和小型战争,以及星球大战和世界性高技术战争等等新的战争样式。这些新的战争样式,反映了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影响着战争的规模和结局。对于核武器,美苏等国正在从高技术中寻找防御的积极手段。现在已有不少人相信,运用高技术武器就可以有效地抗击核武器。因而,风靡一时的核威胁战略将受到挑战。高技术战争发动的方式和进行的方式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远战可能多于近战,导弹战可能多于枪炮战,电子战可能充斥整个战场。作战双方利用智能武器和借助现代指挥工具进行的斗争将日益突出出来。
(四)对军队编制装备的影响
高技术战争将影响军队的组成、编制和装备。如将增加新的军种和兵种——天军、深海部队、机器人部队、飞行器分队等。军兵种的比例也将发生变化,天军、空军的比例将逐渐增大,陆军的比例将缩减。海军中深海潜艇的比例也将加大。军队人员的知识结构,必须要与高技术的装备水平相适应。军队的文化水平将大大提高,工程科技人员的比例将增大。军队人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强的体魄,娴熟的军事技能,能吃苦耐劳,克服困难,坚韧不拔,具有献身精神。军队有良好的训练水平和科学的管理水平。
(五)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作战空间增大,从几万米高空扩大到几百公里的外层空间。由于远程火器增多,部队机动速度加快,作战部队的任务纵深大大地加大了。作战行动的突然性增大杀伤破坏程度空前残酷。电磁频谱的斗争更加激烈。在高技术作战中,发现目标是第一位的。包括侦察卫星在内的众多的探测器对战场目标的发现并不难。由于作战双方采取的伪装、隐形、隐蔽、设置假情报、发射假信号等手段,发现的目标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如何在发现目标之后识别真假是个复杂的问题。打击目标是继发现识别目标后的积极行动。占领或保护目标一般是作战的目的,这是继火力打击以后的行动,往往是歼灭敌方有生力量的结果。就一般的进攻(或防御)作战行动来说,占领(或保护)目标是衡量完成作战任务的标志之一。有利的地形如制高点、战役战术要点,仍是兵家必争之地。
(六)对指挥的影响
由于卫星技术和其它遥感遥测技术广泛使用于军队指挥系统,获取战略情报和战场情报已不是十分困难的事;由于电子计算机成为军队指挥的重要工具,大大提高了对信息的储存、处理能力;而使用激光通信、光纤通信、传真通信和数据通信等手段,通信的可靠性和适时性提高了。自动化的指挥控制系统使军队指挥既快速又准确,尤其运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可以提出决策建议和行动方案供指挥员选择参考,作出最佳抉择。以高技术为支撑的 C3I 系统,可供战略指挥(全国、全球、甚至外层空间)使用,也可供战役、战斗指挥使用,甚至单舰、单机、单车、单兵都可使用。这就要求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既是军事专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熟悉自动化指挥程序和具有运用指挥设备的知识与能力。
(七)对后方保障的影响
高技术战争的极大消耗量对后勤保障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供应补给量与消耗量要成正比,要以极大的供应量来保障高技术战争的极大消耗量。假设消耗量为 N ,那末供应量应大于 N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争的持续进行,如果供应量小于消耗量,那就要影响战争的进行,甚至发生粮尽弹绝的危险情况。
由于高技术战争使前方后方的界限更趋淡薄,为了组织后方的有效保障,必须注意组织对后方机构的有效防御,防止空中袭击、远程武器袭击及空降兵袭击、敌方迂回穿插部队的袭击等。因此,后方地域必须组织防空、防炮、防导弹以及对地面和对外层空间的防御。这样,才能可靠而有效地组织后方保障。
四.高技术战争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倾向:
高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战争诸要素渗透,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战争的技术构成,使战争的能量大大增强。高技术武器装备已成为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和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努力增加国防实力,提高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水平,一旦战争爆发,就可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增强我军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物质基础,切实提高我军的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必须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千方百计把武器装备搞上去。
21世纪初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将呈现出力量集成化、战场数字化、指挥网络化、打击精确化、保障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其作战方式将从过去以陆地为主、侧重对敌实施地面作战,发展为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上来。从其他作战方式发展到联合作战,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规律。加快建立和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步伐,实现顺畅高效的统一指挥。与此同时,要加强各项保障建设,创造实施联合作战的物质技术条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使武器装备、作战指挥和作战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制信息权将成为战场争夺的焦点。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信息战在高技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加强军队的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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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技是军事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对军事理论的发展必然产生由低向高、由点向面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军事科技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导致了现代战争军事技术日益走向技术化,军事高技术在现代战争中有着重大影响。而高技术的发展让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军事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军事力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1世纪的战争形式将会是什么样的呢?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作战,全维作战,立体空间作战,信息战争,机器人战士,智能战争......新论颇多。冷静观察,这场军事革命狂飙的重心是信息战,实质是推动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变。信息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军事专家们预言:21世纪的战争将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信息战。
什么是信息战?所谓信息战,便是在信息空间里,为争夺制信息权而进行的军事斗争。未来信息战是一种不对称的、“软、硬”杀伤手段相结合的战争形式。攻击的目标从传统的以军事目标为主,转变为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主要目标;所采用的信息攻击手段,如:电子干扰、电子压制、各种类型的电脑病毒等手段,以其无形的“软杀伤”特点,更令对手防不胜防。信息战的目的也从传统的攻城掠地、杀伤敌人有生力量转变为削弱、压制敌人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传输能力,迫使敌军陷于“看不见,听不到,走不动,打不着”的困境!
电子战,亦称电子对抗,是利用电磁能和定向能以控制电磁频谱或用电磁频谱攻击敌方的任何军事行动。随着电子战技术、装备和战术的发展,电子战的内涵不断扩展,囊括内容也越来越多。根据作战目的,电子战分为电子攻击、电子支援、电子防护三部分;根据电子战的形式,电子战分为无线电通信对抗、雷达对抗和外层空间的电子对抗。
通信对抗的目的是削弱、破坏敌方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正常发挥。通信干扰是无线电通信对抗的核心部分,是通信对抗领域最积极、最富有进攻性的一个方面。通信干扰分为压制性干扰和欺骗性干扰,压制性干扰又分为瞄准式干扰、阻塞式与半瞄准式干扰,其中最常用的是瞄准式干扰。
阻塞式干扰虽然能耗较大,同时可能对己方通讯产生干扰,但覆盖范围广,在不清楚敌方通信准确频率的情况下可能会有新的应用,甚至于设想中的全频带阻塞干扰,有可能彻底使敌方通信瘫痪。虽然己方通信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但在电子干扰处于劣势时,未尝不是将双方技术拉平的一种方法。
雷达对抗,是利用电子干扰、电子欺骗和反辐射导弹攻击等软、硬杀伤手段,扰乱或阻断敌方雷达对己方目标的探测和追踪,同时保障己方雷达的作战行动。自从雷达在二战期间被广泛使用起,世界雷达对抗技术便一直在彼此斗争、发展。主要组成部分有雷达侦察和雷达干扰,以及反侦察、反干扰。雷达干扰又分为有源干扰和无源干扰。箔条等无源干扰器材价格便宜,适应性强,现在仍然有使用。 电子反干扰技术始终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电子干扰和反干扰始终在进行较量,此起彼伏的发展着。掌握最先进的对抗技术,提高电子干扰和反干扰能力,是我们国家在信息战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方面。
对电子干扰的思考
现代电子战中,围绕C3I系统的对抗将使作战干扰与反干扰的斗争更加激烈。C3I系统和C4ISR系统已经成为军队的灵魂,干扰自动化指挥系统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任务,同时也有很多避免干扰的技术。在这一领域获得对抗的胜利,将使军队获得精确制导武器对抗的先机,减少武器、人员损失,在整体作战方面取得优势。这便是现代电子战的重要因素——技术领先。
自从二战出现电子干扰以来,在不同的战争中,不同的国家在电子战中各领风骚,但最领先的干扰技术基本上由发达国家掌握。从电子战的战争了历史可看出,谁取得了技术领先,便往往能攻其不备,取得有利的局势。军事乃国家大事,而电子对抗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许许多多的现代战例表明,只有掌握最先进的电子对抗技术,才能避免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局势。
复杂电磁环境对卫勤保障的影响
1.卫勤保障范围扩大 传统意义的战场上,主要是金戈铁马的较量,是面对面的厮杀,当时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战伤和疾病的防治。而且由于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尽管火线的战伤救治救护和疾病的防治都很迫切,但优良的卫勤保障却只能远离战场。火线上大批伤员的救治多由技术水平较低、使用设备比较简单的卫生人员来进行。后方医院即使有再好的条件,再高明的技术也难以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未来战场上的军人要面对来自物理极限、环境和地理极限、体能极限、武器系统以及心理耐受力等诸方面的挑战。战场军人的健康不仅受到武器系统直接损伤和间接损伤的威胁,而且受到疾病、心理、战场环境等多种危害因素的威胁。由此可见,未来复杂电磁环境战场军人所面临的环境比以往战争更要严酷。卫勤保障将尽可能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减少危害因素对人军人的威胁,同时也将尽可能的运用高新技术手段使受威胁的军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2 卫勤保障效能增强 “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发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1]。技术进步与作战方式的关系如此,技术进步对卫勤保障方式的影响也不例外。当有更多的高新技术注入,有更多高新技术含量的设备、工具用于卫勤保障,必将使其保障能力得到大大加强。同时,由于高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工作模式的转变,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应用,卫勤保障的各个领域才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实现预期的目标。 3 卫勤指挥水平提高 战时卫勤保障的医疗后送组织、卫勤力量的调度、伤员流疏导、各种运力的使用都需要掌握大量有关的信息,这是完成卫勤指挥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我军过去由于通信手段落后,卫勤指挥很难得到必要的信息,主要靠的是按计划的惯性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卫勤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现代战争由于大量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使得战场可视化性大大提高,卫勤指挥员可以实时地了解战场情况,掌握进行决策的各种必要信息,实施更为科学的卫勤组织指挥。 4 卫勤理论飞速发展 卫勤理论特别是伤病员后送理论是卫生勤务的核心理论[2]。它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生产技术发展、作战模式变化和军事医学技术发展而逐步发展的。未来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战争将是非线性部署、非线性作战、非线性保障的新模式,非线性战场伤员流的特征,一是全方位分布,战术地域、战役后方、战略后方都有可能发生伤员;二是伤员分布不均匀,部分地区伤员数量多、救治任务重,部分地区伤员数量少、救治任务轻。卫勤保障将强调三军联勤,军民结合,点与网结合,伴随保障与机动保障相结合的新分级救治体制。
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作战对卫勤保障的要求
要提高卫勤组织指挥的时效性 未来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作战,情况复杂多变,战斗力极易被削弱,对卫勤指挥要求很高,加之,未来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环境恶劣,对卫勤指挥的要求将会更高,因此做好参战兵种卫生联勤保障工作,必须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部署、统一指挥。一是建立联合卫勤指挥机构。在战役后方指挥所建立卫勤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参战各部队卫勤保障工作。二是完善联合卫勤指挥网络。高原高寒地区作战信息传递十分困难,要做到卫勤指挥通畅,必须改善通信及指挥条件,建立一套完善的远程医疗系统和指挥网络,并保证上下级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和信息传递通畅。三是完善机动卫勤保障方案。结合作战地区实际情况,周密设想和考虑作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制定一套操作性、针对性强的作战卫勤保障规定、方案和预案。
一、 内容摘要
国防科技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
二、 论文内容
众所周知,宋朝从诞生到灭亡一直生活在北方蛮族的阴影当中,与北方蛮族军队是屡战屡败,最后竟然灭亡于源自大漠的蒙元手中,因此给国人留下了屈辱的回忆。因此不少人将其归罪于宋太祖制订的重文轻武政策。但真是这样吗?
个人认为,宋朝军队对外战争处于劣势最终没能挽救宋朝被北方游牧蛮族蒙古灭亡的厄运,未能实现宋太祖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夙愿,固然是宋朝的军事体制的问题,但与宋朝落后的科技有更大的关系。应该说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宋朝以前的王朝和宋朝以后的王朝都难望其项背,但是其科技水平着实让人不敢恭维,这直接间接地影响军队战斗力外,还在无形之中增大了北方蛮族的成本优势。
那么国防科技与军事直接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军事上的需要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
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因此国防科技便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科学学创始人丁·贝尔纳所认为的:“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需要更加急迫。各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都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这里如实地指出了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研制武器装备,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动力和主要任务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调整了军事战略,压缩了军费开
支,军事需求从原先既追求武器装备的数量又重视其质量转向主要追求其高质量,国防科技也因此而进入注重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新时期,即进入了“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能研制出什么武器”的新时期。
(二)、国防科技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影响
军事上的需要导致国防科技的发展,而国防科技发展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必须不断研制出新型武器装备,因而必然对武器装备,即对军事技术手段产生重大影响。总体上看,直接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的国防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决定性的。这集中表现在:使武器装备的原理和种类不断多样化、结构逐渐复杂化、性能日益得到提高。现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对武器装备性能的影响是全面的,而且使其性能改进的范围之广、程度之高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所研制的一代又一代的新式武器和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实践证明,为一种武器所提供的高技术含量越多,其性能越好,战斗效能就越高。
(三)、国防科技的重大突破导致军事上的变革
国防科技发展可为军事或战争的需要提供必不可少的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国防科技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即战术技术性能得到极大提高的新技术或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往往会导致军事领域发生变革,或发生军事革命。这种变革涉及军事理论或军事学说的各个方面,而且接照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观点,军事理论的变革主要体现为作战方式的变革和军队编制构成的变革。 现在已可以断言,随着国防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以计算机病毒等为手段的攻击计算机互联网络、通信系统、金融系统的信息战,以及用各种“软杀伤”武器或“硬杀伤”武器摧毁C3I系统的指挥控制战即将成为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崭新作战方式。
(四)、科技进步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和动力
江泽民同志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洞察国际战略格局和科学技术激烈竞争的态势,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高度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高屋建瓴而又精辟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实践之一,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建立在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先进生产力,是先进战斗力的坚实支撑。只有大力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高新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并导致了全球范围的军事变革,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技术革命,已经引起军队作战理论、作战手段、组织编制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武器装备呈现出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趋势;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出现了新的特征,军队的信息战、网络战能力空前提高,数字化部队建设已开始成为发达国家军队建设的重点,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把发展军事高科技作为抢占新世纪战略制高点的关键,形成了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竞争新态势。科技强军战略思想是江主江泽民同志总结我军多年来改革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客观分析当今世界军事发展大势提出的重要思想。军队质量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科技优势在军队质量建设和军事斗争中是其他优势所不能替代的。
(五)、提高军队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承担起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责。
实现跨世纪国防科技情报发展战略目标,关键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高水平的跨世纪情报人才。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栋梁。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门类齐全、专业配套、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和学科带头人,这是国防科技情报面临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人才培养要根据国防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才资源开发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军队领导干部队伍,是推进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和夺取未来军事斗争主动权的战略举措。认真抓好高中级干部队伍的建设,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培养一大批适应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适应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合格指挥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必须增强军队领导干部的现代科技意识。军事领域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战争的样式、作战的方式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军队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不增强现代科技意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就不能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不能组织有效的协同,就很难把握瞬息万变的战机,就会陷入被动。因此,军队领导干部要自觉地用高科技知识武装头脑,力求掌握更多更先进的现代科技知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化军队的指挥员。
必须抓住学习和实践这两个重要环节。学习和实践是我党我军培养提高干部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军的干部队伍朝着知识化、专业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异常迅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学习科学知识,带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带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带头在工作中运用科学方法;要自觉站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列,学会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观察分析问题,指导开展工作。军队各级干部要善于在实践锻炼中创造性地学习,善于借鉴外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切实担当起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三、结论
随着国防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日益现代化、高技术化,军队的组织编制将进一步从数量规模型转变为质量效能型,从人力密集型转变为科技密集型。国防科技完全是在军事或国防的需要的推动下不断获得发展的。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的国防科技都将在军事需求的不断推动下,继续不断地获得发展,并随着军事需求的高技术化而日益走向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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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技园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社会职能的重要延伸,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科技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依赖度日趋提高。农业高校作为农业科技和农业科研人才的集合体,是支撑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主体。为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生态文明等,农业高校正积极主动日益提高其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服务社会,努力为建成高水平的农业类大学而努力。正如南京农业大学秉承百年优良办学传统,在2011年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制定实施“1235发展战略”,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和青年教师,积极推进科研组织创新,优化资源统筹配置,发展势头良好,综合实力稳步上升。同时,农业类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培养创新性人才和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创新的重任。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在推进大学建设与提升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发现教学是立校之本,科研才是强校之路。不管是社会外部要求,还是自身内在需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工作成为最有效的战略抓手,提高科技管理水平,构建适应农业类大学发展的科技管理体制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农业类大学科技创新、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因此,现通过调研、论证,开展一场“科技创新大讨论”,共同研讨制约发展的瓶颈和破解发展难题的路径,谋划新一轮学校发展的新突破、新跨越。
1方案设计
1.1指导思想与目标
围绕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建设目标,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精神为指导,以明晰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过程中学校科技工作的总体思路为重点,以完善与研究大学建设相适应的学校科技管理体制为抓手,以“更新观念、完善制度、优化资源、提升能力”为目标,充分尊重和调动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形成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体系;进一步整合和优化学校科技资源,形成有利于构筑大平台、组织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和培育大成果的人文、制度和政策环境,全面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1.2主题与内容
大讨论的主题是进一步认识科技创新在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实现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与提升的路径和举措。主要内容包括创新理念和创新精神的培育、科技创新队伍和条件建设,尤其要加强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实施科技创新要靠人,要建设一支符合研究型大学需要、富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教师队伍。同时,加强创新型校园文化建设,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开展科技创新大讨论,作为开展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一个阶段,其基本内容包括:总结回顾过去的科技工作;分析找出科技工作的不足;明确今后科技工作该怎么做,如何把科技创新工作做得更好。
1.3实施步骤
创新大讨论主要分3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动员部署,学校正式发文启动科技创新大讨论活动,并以分级动员形式部署科技创新大讨论工作。同时邀请部委领导和兄弟高校领导来校作报告,介绍高校面临的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指导科技大讨论工作。第二阶段是讨论交流,围绕科技创新大讨论主题,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校、本学院科研工作实际,与国内外有相同学科的高校对比,按照建设研究型大学和研究型学院的要求,以外出调研与内部座谈相结合,把握学校、学院目前科技工作现状,找出制约学校、学院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措施;探讨学校、学院向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学院转型过程中科技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谋划学院、学科的科研交叉领域和科研新的增长点,提出发展思路、发展规划、保障措施。讨论交流分为3个层次进行:各学院组织座谈讨论,大学科组专题研讨,相关产业链内相关学科交叉研讨。通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交流,各学院、各部门形成总结报告,并在全校大会进行交流。第三阶段是总结提升,学校根据科技创新大讨论取得的成果,制定、修订相关管理制度、科技政策,将科技创新大讨论达成的共识物化为科技管理文件,逐步形成有利于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为搭建大平台、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及培育大成果提供基础保障,进一步推动学校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2实践成效
1)以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学校工作主线,是在新形势下适应国家和学校发展需要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对加快推进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型大学建设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切实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对学校整体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
2)清晰地认识到学校自身科技工作存在的差距与不足,增强学校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发展意识、机遇意识和使命感、危机感、责任感。学校提出“重点突破”的战略思想,符合南京农业大学实际,也符合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要求。
3)人才、平台、团队是提升学校创新能力的三要素,对学校发展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应成为学校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重中之重。通过重点投入、政策导向和体制制度创新,使这些群体和平台能加快出人才、出成果,同时培养出一大批创新能力突出、学术思想活跃、发展潜质明显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4)切实加强制度创新,逐步建立与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学校管理政策和制度体系。制度创新是关键,是落脚点,科技创新,制度先行。制度创新既包括科技管理制度创新,也包括学校其他管理政策和制度创新,要形成“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管理政策和制度。
5)科技创新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学校应营造良好的、长期的、宽松的科研环境,不能盲目追求短、平、快,要让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教师能潜心自己的研究。学校要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弘扬和倡导科研过程中年轻人尊重老同志,老同志爱护、提携年轻人的风气。各个学科要选好德才兼备的学科带头人,使其成为团结和调动其他教师的核心力量,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团队。
3思考建议
3.1加强顶层设计,实现重点突破以人才、平台和团队建设为抓手
选好主攻方向,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人文社科基地等平台建设不同层次的创新团队建设,以及在拔尖人才培养引进方面做好整体规划,集中优势资源,通过前期投入和政策引导,争取有重大突破。
3.2凝练研究方向,争取大项目,产出大成果
围绕当前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需求,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获得一批高水平、有影响的标志性成果。积极加强前期策划和主动设计,选择和凝练若干重大研究方向,加强先期培育,加快形成优势和特色,提早确定重大项目和重大成果的培育方向和培育对象,为争取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做好战略储备。
3.3加快研究型学院建设,促进学科交叉创新
各学院要结合实际,加强科技战略研究,制订并明确学院科技发展规划、目标和具体措施,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围绕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以产业链为导向,积极推进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科学科的交叉,推进种植业、养殖业内部学科以及与加工、工程学科间的交叉,通过有效组织和政策引导,组建新型创新组织,凝聚新的研究团队,创新协作机制,培育新的创新领域和研究方向。
3.4按照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重在激励和方便管理的原则核定和计算科研工作量
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学校拟增加若干科研工作量核定到各学院,由学院按经费和业绩分配给教师。同时,拿出部分工作量统筹使用,作为院科研秘书、科辅和青年教师的工作量补贴。
3.5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促进学校对外科技服务持续发展
拟对学校横向项目管理办法和经费支出比例进行调整,即研究类项目的管理费与纵向课题相同,转让类项目适当增加课题组的绩效支出。3.6提高科技平台共享水平和使用效率创新管理政策和管理方式,实行服务型管理和全方位有偿开放,促进平台资源共享,提高使用效率。加强平台专职实验技术人员的引进和培训,建立一支责任心强、实验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实验技术人才队伍。设立平台开放运行专项基金,对实行开放共享的平台基地在测试费、维修费和开发费上给予适当补贴。
一、地方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动力
1.地方大学科技园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协同创新动力
与其他高新技术园区不同的是,地方大学科技园依托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的性质。一方面,大学的教师、科研人员依托科技园的平台进行科学实验;另一方面,企业依托大学进行重要的科学技术开发,这两方面都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帮助。创新人才是协同创新的主体,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创新人才才能为协同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
2.地方大学科技园以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协同创新动力
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大学科技园发展的立足之本,地处经济发达之地,大学科技园就能较快地发展;如果处于经济落后地区,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建设就比较慢。地方的科技发展特色也是地方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的根本动力所在。如肇庆学院的果树研究就是依托于当地四会市果农柑橘种植的实际,创新发展技术,进而开展果树栽培技术输出。如肇庆学院的中巴软件园是依托于肇庆市政府的一个合作项目。该软件园落户在肇庆学院科技园。有了地方经济发展建设的基础,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大学科技园就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二、地方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机制
1.依托于地方大学协同创新,将企业安置在科技园为促进协同创新,将实验室、研发机构设在大学内,由大学提供技术创新,企业在科技园内负责成果的转化、上市。为吸引更多的企业到科技园落户就要大力开展大学的协同创新,使大学的科研活动更加活跃。企业的一项成果源于大学,就更能加强企业与大学的联系。如根据“2011计划”,肇庆学院与业界优秀企业合作,成立肇庆学院一品园林协同创新中心、肇庆学院郎迪景观建造协同创新中心、肇庆学院绿健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肇庆学院恒兴水产科技协同创新中心、肇庆学院逸舒制药协同创新中心、肇庆学院-皓明精细化工协同创新科研基地。通过与这些企业协同创新,下一步准备吸引企业落户肇庆学院科技园。
2.形成协同创新产业链,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协同创新不是孤立的,要形成产业链,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产业链的形成需要园区有集成创新的规模,能够给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的经济支持、孵化补给。如肇庆学院中巴软件园属于肇庆学院科技园的一部分,它形成产、供、销完整的一条产业链,能够吸引一批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企业落户。通过形成产业链,促进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最后促进集成创新。
3.引进天使投资,促进协同创新与资本企业的合作也是目前大学科技园的一种协同创新。大学科技园中的企业往往是尚在成长的企业。通过引进天使投资,促使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企业步入正轨。资本企业能够给科技园的企业带来资本和管理理念。一些资本企业会向注资企业派驻管理人员,加强企业的管理,促进技术的研发,开拓市场前景。有了资本支持,中小企业能够从困境中走出来,大企业能够获得新的发展。
4.地方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促进创业地方大学科技园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地方大学科技园既是管理者又是联络员,既是平台的搭建者又是孵化器。地方大学科技园中的企业大部分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科技园搭建好协同创新平台,做好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很高涨,但是往往不能付诸于行动,这就需要大学搭建平台,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地方大学科技园对大学生创业活动进行扶持,将有创新潜力的企业优先发展,调动资源,运用协同创新促进创业。
三、地方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功能
1.地方大学科技园有自主创新的协作平台的功能自主创新是所有创新形式中最重要的创新。通过自己开发技术,获得专利权,成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是许多企业梦寐以求的。但是,自主创新往往不可能一家完成,多需要有多家企业协作完成,而地方大学科技园就提供了这样自主创新的协作平台。提出一个设想,由园区中的企业共同攻关,获得多学科的技术支持。依托于地方大学较为强大的师资力量,大学科技园调动高校的人才资源,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服务。如肇庆学院成立的广东林产化学工程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就是依托于肇庆学院较为优良的化工研究传统,与广东华林化工有限公司合作,专注从事化工研究。该中心落户于肇庆学院科技园。
2.地方大学科技园有科技育人的试验场的功能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著名的科技公司思科有一句名言:TECHNOLOGYISEVERYTHING(技术就是一切)。在地方大学科技园,将科技育人的功能重视和开发出来非常重要。尤其是工科学生,平时如果不接触工程实践,到工作中很难发挥能力。肇庆学院非常重视科技园的科技育人功能,将学生的工程实训与公司的科技开发工作结合起来,形成科技育人的试验场。如与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肇庆学院移动软件实践中心;与拓胜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肇庆学院信息系统实践中心;与凌阳爱普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肇庆学院嵌入式培训中心;与智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肇庆学院无线信息传输实践中心;与云龙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肇庆学院网络数据处理实践中心;与中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肇庆学院网络技术实践中心。这些实践中心都落户在肇庆学院中巴软件园,既能起到科技创新试验场的作用又能起到科技育人的作用。
3.地方大学科技园有管理创新的服务区的功能从管理创新的角度,通过协同创新,地方大学科技园能为企业提供较为完备的服务。第一,地方大学科技园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作为企业办公、实验的区域,一些大学科技园发展办公租赁服务,也获得了不菲的收益。第二,地方大学科技园为所在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有了好的创业政策,企业在科技园中能够获得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同等的政策,对于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来说这是很难得的。第三,地方大学科技园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支持。地方大学的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到科技园就业,形成“自产自销”的良性循环。另外,大学的教授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就近获得技术支持。
4.地方大学科技园有创新创业的孵化器的功能企业创新创业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寻求发展的一种创新创业行为。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开拓,地方大学科技园可以为企业提供创新创业的孵化器。孵化器是大学科技园的核心功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科技园区就为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支持政策,孵化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要重视科技园区的科技孵化功能,如肇庆学院在科技园成立了大学生创业街,并制订完善的政策,促进大学生的创业。在中巴软件园开设学生创业实践平台,为学生的创业创造条件。
四、地方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对策建议
1.地方大学科技园要加强建立科学的协同创新体系科技园可以作为地方大学协同创新的一个窗口,发挥重要的协同创新功能。科技园是地方大学进行产学研结合的优秀平台,要加强建立科学的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大学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协同创新。
2.地方大学科技园要加强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是当今社会非常缺乏的。依托强大的企业体系,地方大学科技园有条件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地方大学科技园要通过在学校和企业创造条件,制订相应政策,为高校和企业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3.地方大学科技园要加强金融创新服务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匮乏。通过金融创新服务,企业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技术。现在,金融投资领域非常活跃,地方大学科技园要善于牵线搭桥,为园区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为企业提供财力支持。
4.地方大学科技园要集成创新,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大学科研成果需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在大学科技园区中成立企业,进行产品的销售。要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就要做好市场开发,对市场前景进行预测,将产品推向市场。要利用科技园的大平台集成创新,积极将科技成果转化。5.要加强地方大学科技园协同创新的育人功能地方大学科技园是地方大学的一部分,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地方大学科技园要发挥其协同创新的育人功能,将企业与大学的人才培养相结合,使科技园中的企业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实习实训基地,使学生能够就近实习实训,锻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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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十多年大学科技园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大学科技园已逐渐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技术创新的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的基地、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和培育的基地,高新技术产业辐射催化的基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科技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高校实施创业教育是时代的要求,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深化高校改革的重要举措。香港科技大学创业教育成果受到全国以及世界的关注,其目标明确、内容丰富、结构优化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功不可没。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创业教育课程目标、内容、结构,总结其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实施的经验,对我国其他高校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香港科技大学;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21世纪以来,创业的浪潮逐渐席卷全球,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高效开展创业教育成为我国高校的历史使命和必然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科大”)非常重视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受到国际的普遍认可。科大创业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完善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科学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是实施创业教育的载体和保障。课程体系积极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合理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及课程实施的支撑。
一、合理明确的课程目标
创业教育课程指学校有计划地把学生培养成开创性人才的一切活动的总和,是一系列结构科学的学科课程、活动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等课程形式的有机统一。课程目标是选择课程内容,运用教学方法、实施课程评价的基础和依据。科大的创业课程总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并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具体包括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丰富创业知识与提高创业实践技能,其中,重点突出丰富学生的创业知识和提高创业技能。科大创业课程目标的制定与学校的发展理念和香港地区的经济状况一致。科大的使命和目标含有对国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让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全面体验大学生活,包括:在所选学科方面,获得特别优良的训练;在通识教育方面,加强创新和思维能力。此外,香港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8%,企业家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创业氛围浓厚。因此,加强学生的创业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科大为学生提供丰富灵活的高质量创业课程,课程目标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创业、就业需求为中心,以创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点,最终指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符合学校的理念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切合实际,合理明确,彰显了创业教育目标的前瞻性与创业教育的社会价值。
二、理实并重的课程内容
创业教育课程内容是开展创业教育的核心要素。科大依据明确的创业教育课程目标,在课程内容上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大学生的需求,做到了理实并重、融入专业。创业理论课程是指教学计划要求的系统传授创业理论知识的课程。创业实践课程是指将获得的创业理论应用于创业竞赛、实际操作等创业活动中的课程。创业理论课程为学生创业实践打下理论基础。科大的创业理论课程主要是由商学院、跨学院联合提供。课程内容既包括创业必需的基础经济类知识,如宏观经济学、金融服务运营管理、会计准则等课程,也有与创业直接相关的知识,如创业与小企业研究、创新机会识别等。实践课程主要是由创业中心组织的丰富有实效的创业课程。包括“创办你自己的企业”系列创业研讨会、创新创业训练营、科大一百万美元创业大赛、星期五梦想家等,在这里,学生与企业家之间、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都会产生思维的碰撞与交流,点燃学生的创业激情,传授学生创业所需的实用性知识和技能。其次,科大的创业科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为学生提供创业实际操作的平台,让学生在真实的创业环境中提升创业能力。此外,科大的商科和理工科是学校的优势专业,为实现工程与科技产业化,必须开发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融合的创业课程。为此,商学院与工学院共同开发了创业的选修课,供全校学生选学。如主要针对工学院学生的创业课程包括创新管理与科技创业,IT创业、工程商业发展、工程管理等。此外,工学院开设了科技领先与创业的主修专业,工学院与商学院联合开设工程与商业管理结合的专业课程。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课程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在创业过程中依托专业优势,实现创业梦想。
三、科学优化的课程结构
科大的创业课程结构科学,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互补充,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相互渗透,有机结合,从而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科大的创业课程类型主要有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如工学院开设的技术与创业专业的必修课,为学生提供与专业相结合的创业教育课程,满足具有强烈创业意愿学生的学习要求。选修课主要是商学院与工学院共同提供的创业课程,满足所有对创业感兴趣的学生需求。科大学生在进入学校的第二年确定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中都设有与创业教育相关的课程,学生完全按照特长、意愿和需求选择创业课程,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学分要求上,必修课的学分要求高于选修课。学科课程即讲授创业知识的理论课程,通过学科课程系统奠定学生的创业理论基础,并在学科课程的教学中穿插创业活动。在课外进行的活动课程包括为期一周的创新、创业训练营,在训练营中,正在创业的年轻企业家和准备创业的预备企业家将学习到创业必需的知识与技能,并在可行的商业计划中塑造商业理念。定期举办不同创业主题的研讨会,邀请成功创业的企业家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传授创业经验,讲解创业知识,解除学生的困惑,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历时半年的科大“一百万美元创业大赛”,要求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参加,并在紧张有趣的活动中渗透学科理论的指导,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如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团队协作能力等。
四、多元互动的课程实施
科大的创业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生动,注重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将创业理论与实际更好地结合。科大根据创业教育的特点,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灵活采取多种教学方式。科大的创业教育课堂会不定期邀请创业成功的校友、企业家及创业领域的专家走进课堂,他们在授课中注重使用生动形象的案例,结合创业经验。在与专家、企业家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提出自己的困惑,将自己具备的创业知识与实际的创业实践相联系,丰富学生理论的同时使学生了解到真实的创业过程。科大的创业教育摒弃了只在课堂传授理论的形式,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教师在授课中也能依据自己讲授的内容组织学生撰写创业计划书、合作讨论、开展实践调查等。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同伴的交流合作,培养了学生与人交流的能力、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学生在与教师和同伴思维的碰撞中完善自己的观点,企业家也可以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有价值的创意和想法。灵活多元互动的教学方式能够帮助学生打开思路,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创业中必需的合作能力、交流能力、思维能力等。
五、启示
经过不断的探索,科大已经建构起了相对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满足了不同基础、不同专业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精神的人才,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受到了广泛认可。其目标明确、内容丰富、结构优化、多元互动的课程体系的顺利运行离不开学校先进的发展理念、各学院学生指导中心对学生全方位的指导,创业中心组织有效的活动、创业孵化基地以及校友、社会等各种资源的保障与支持。内地高校应借鉴科大的经验,依据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确立学校创业课程目标,在课程选择上给予学生高度的灵活性和充分的指导,建立专门服务于创业课程体系构建的团队或机构,整合校友、政府、社会等各种资源,为学生提供内容丰富、结构科学的课程体系,以此实现创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创业人才、深化学校创业教育教学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价值与使命。
参考文献:
[1]黄兆信,郭丽莹.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核心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12,(19).
[2]闫守轩,降杰.香港科技大学创业教育的实施及启示[J].中国高等教育,2013,(22).
摘要:近几年,绥中县设施农业发展迅速,随之开展了各种设施农业科技培训。本文主要是针对绥中县设施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及种植品种、规模、技术培训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对设施农业培训的建议。
关键词:设施农业;科技培训;农民;改进措施
设施农业即保护地栽培,是指具有相应设施,能在局部范围改善环境因素,为动植物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从而进行高效生产的现代农业。设施农业在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绥中县基本情况
1.1全县种植业基本情况
全县的种植面积为159万亩,其中耕地面积为91万亩,果园面积68万亩,设施农业面积14万亩,设施农业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16%。设施蔬菜产量为126万吨,产值16亿元,设施水果产量为0.1375万吨产值为1.315亿元,设施花卉为0.06万亩,产值为0.072亿元。
1.2农村劳动力情况
农村劳动力人数为28.6万人,其中从事家庭经营的劳动力人数为20.2万人,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数为15.6万人,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的人数为9.4万人,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为75392人,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为51689人。
1.3设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品种、产量及产值
绥中县生产经营的设施蔬菜主要有:黄瓜,种植面积约为10万亩,产量为55.7万吨,产值8.4亿元;茄子,种植面积约为5万亩,产量为28.5万吨,产值3.2亿元;辣椒,种植面积约为4.15万亩,产量为13.7万吨,产值1.8亿元;菜豆,种植面积约为1.8万亩,产量为4.5万吨,产值0.7亿元;番茄,种植面积约为0.9万亩,产量为3.6万吨,产值0.4亿元;其他种植面积7.5万亩,产量13.6万吨,产值1.36亿元。生产经营的设施水果主要有蓝莓、葡萄和桃,种植面积0.19万亩,产值1.315亿元;生产经营的设施花卉主要是百合花,种植面积约为0.06万亩,产量为360万支,产值为0.072亿元。
2设施农业的发展情况
近年来,县政府十分重视设施农业建设,把设施蔬菜生产作为优先发展项目,专门出台了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的政策及相关文件。县政府“六项工程”、“四项工程”、“三项工程”都把发展设施农业作为主要内容,整合全县农业培训机构和支农资金,加大对设施农业的扶持力度;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新建、扩建的设施农业基地作为重点支持项目;把用于设施农业的新型农机具列入农机购置补贴范畴。保证支农资金向设施农业倾斜,促进了全县设施农业的蓬勃发展。截至2014年底,全县种植业设施农业已达到14.25万亩,而且近两年新增的主要是高效日光温室,涌现了一批工厂化育苗基地。2009年~2013年全县对设施小区办电支持资金就达到1800万元,新建高效日光温室2600个,新建育苗基地7个,占地1000亩。
3设施农业的培训情况
为了保证设施农业顺利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近年来,绥中县农发局针对设施农业发展情况,编写了全县设施农业技术培训计划,组织专、兼职教师,编写了培训教材;对基层技术员和农业大户进行了单独培训;对设施农业的从业人员进行产前、产中、产后的专项培训和技术指导。培训重点是加强田间技术指导,做好跟踪服务。根据农民需要,在培训过程中,培训机构还专门聘请了农业高等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专家授课。同时收集和整理农产品市场信息及农资市场信息,对农民产品销售和对农资的购买提供帮助。
4设施农业培训存在的问题
4.1农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工作任务重
2013年全县农村劳动力总数为28.6万人,从事家庭经营的有20.2万人,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的有9.4万人。绥中县现在有农业技术人员150人,农业技术人员与设施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1∶626,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与设施农业发展相比明显偏低。
4.2农民基本素质低,参培积极性不高
全县设施农业生产经营仍以家庭为主,绝大多数农户的经营理念、思维方式、种养习惯均停留在最初的传统模式上。大多以追求短期效益、眼前利益为目标,农户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想扩大规模,又受到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方面的制约。
4.3从业人员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
目前从事设施农业的劳动力年龄老化,多以女性为主,文化程度偏低。全县农村现有从业劳动力以41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员为主。占农业从业人员总量的80%以上。而这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
5对设施农业科技培训的改进措施
设施农业大部分农户以分散种植为主,农民管理参差不齐,经济效益不等。在种植过程中,由于技术管理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强化农业科技培训。围绕设施农业建设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科技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提高农民的现代文明意识和竞争意识,用知识和技术实现农业增产增收。不受从业人员数量和地域的限制,对于新发展的设施农业乡村根据需要开展培训,给予支持。增加培训经费投入,将培训分为定期培训和常年的不定期培训,不受培训次数限制。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载体实施科技培训,扩大科技培训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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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技园是一类特殊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它主要依托于一所或多所研究型大学而建立,它聚集了大学丰富的知识、人才、信息和科研成果等资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科技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企业可以充分的在营销过程中与科技发展密切结合,将会实现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小微型企业来说,科技的合理使用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营销策略,做出仔细的分析研究,并针对一些突出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科技型小微企业;营销策略;分析研究
所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是指一些新型的、依靠互联网科技或者是商业资源发展起来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都较依赖资金和技术,对于经济的抵抗能力较弱,所以说解决目前中小企业的问题已经势在必行。只有解决了中小型企业的营销问题,才可以更好地将企业的产品与市场密切结合起来,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资金的流通,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本文将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营销现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初期的营销困境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营销策略等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来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营销现状
对于目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讲,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十分巨大的优势。根据数据调查显示,中小型企业虽然数量较多,但是竞争优势不大,例如在企业的营销资金上,中小型企业并不具备和大型企业一争高下的优势,这样就使得竞争力远远不如大型企业;而且除此之外,中小企业的科技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对一些新技术的研发与使用方面还有点提高。这样的发展现状就使得中小企业的营销现状出现了很多问题,接下来就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初期的营销困境
1.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资金不足
首先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在创业初期由于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营销策略的宣传,这样一来就会使得营销效果大打折扣。因为,在科技时代其实所谓的营销无非就是借助于一些先进的媒体手段来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包装和宣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了资金的支持,那么就会使整个营销过程难以进行,即便是再好的营销策略也会付之东流。而且缺乏了资金的支持,在整个营销策略的制定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系列的细节问题,因为资金的不充足而受到严重的影响。例如,在进行广告宣传的时候,如果资金充足的话就会选择最适合的代言人来进行产品打造,但是如果资金不充足的话也许就会选择不用代言人。试想,在企业进行营销管理宣传的时候,如果缺乏了代言人的设计环节,那么就会使得企业营销策略失去了原有的效力。所以说,必须要合理地解决目前中小企业营销资金不足的问题。
2.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营销创新能力
企业的营销方式关系着企业的产品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宣传,并且关系着新产品的市场占有额,只有通过创新型的营销方式和手段,才可以更好地促进科技型中小型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最近的调查中显示,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只是一味的采取传统的营销模式,这样一来就很少可以起到吸引客户的目的,最后难以实现企业发展的要求。要知道创新是关系着一个企业营销方案是否可以成功吸引顾客的关键,如果营销设计方案和执行方式缺乏创新性,只会让整个营销的过程过于简单、平常化,不会对扩展市场有任何的实质性发展。那么对于中小型企业营销能力缺乏的现状,必须要从营销的各个环节进行改进,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减少营销过程中的问题。而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营销的各个环节中不断的提高创新能力,来解决目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营销创新能力的问题。
3.科技型中小企业抗营销风险能力较弱
而且在最近的调查中发现,科技型的中小型企业还存在着,抗营销风险能力较弱的问题。因为中小型企业的资金流来源并不是十分的多元,这样一来就使得科技型的中小型企业营销风险较大,而且如果一旦市场出现不稳定状况,就会对企业营销的设计以及执行造成严重的影响。例如,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市场的需求就会有所下降,那么这样一来如果中小型企业在前期的投入较多,那么就很难收回营销成本,甚至还会严重影响企业的资金配置和使用,不利于企业的资金循环与发展,从而大大降低了中小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给中小型企业带来无法预期的损失。而且在营销风险出现的时候,中小企业往往很难及时的给与解决措施,致使企业丧失了最佳拯救营销风险的时机,从而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营销风险等级。
4.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人才缺失问题严重
最后,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开拓市场的关键是营销,而营销的关键却是营销人才,只有高水平和专业性的营销人才,才可以更好地去制定营销策略,实现营销的成功,促进企业与市场的进一步结合。但是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企业的营销方案并不是十分的切合市场的需求,这个问题就充分体现了企业的营销策略并不科学,体现出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人才缺失问题的严重性。当今社会的生产发展以及科技的使用和传播,都必须要依靠高技术的人才,而营销活动的开展也必须要具备专业、而且经验丰富的营销人才,否则只会浪费企业的资源,却达不到预期的市场效果。除此之外,企业在进行招聘的时候,沿用了传统的学历为主的招聘方式,这样很难选择出具有高创新性、丰富创意性的人才。所以说,要想更好地改变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人才缺失的问题,必须要从改变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人才的应聘机制入手,进一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营销策略
1.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投资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营销成功开展,离不开营销策略的顺利执行,首先就要加大对营销方面的投资,面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投资缺乏的问题,首先企业可以拓宽自身的融资渠道。通过开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来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例如可以通过开展节约型项目来吸引国家的优惠政策的支持资金。还可以通过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来增加营销的投入资金;除此之外,科技型中小企业还必须要合理分配企业内部的资金流向。对于营销方面的投入资金必须要紧密的联系市场需求走向,来保证营销的顺利开展,并且给与足够的资金支持,尽量避免营销开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资金不充足而受到严重的影响。通过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的引进与分配两方面来促进营销投资的合理发展,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2.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创新能力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营销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在营销创新能力方面给予极大的关注。首先,在营销方案的设计上,必须要密切结合当下的市场流行动态,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促进营销方案的开展。在进行营销方案设计的时候,营销人员必须要紧密地联系市场,营销人员必须要仅仅抓住当下的流行元素来融入到营销策略的设计当中去,例如当下较为流行的一种私人订制的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就可以借助着一个营销点,来加入到产品营销元素中,来增加对企业产品的营销热点,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欢迎度;除此之外,在营销方案具体执行的时候,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大部分都是互联网企业,这样一来就可以很好地去借助于互联网科技,例如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在各个软件客户端上进行推广,包括微信平台、微博平台以及淘宝平台等等,这样既可以借助平台的客户群来进行营销宣传,又可以区别于传统的营销策略和方式,提高了营销的创新性。通过以上的策略分析,可以看出营销策略的创新性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要提高营销人员的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3.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抗营销风险能力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营销风险也是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必须要加以重点关注的内容。为了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抗营销风险能力,首先企业收集和分析市场营销数据。简单来说,就是对以往的市场数据进行搜集,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整理,之后经过专业的市场风险评估,找出市场营销的风险点,这样就可以根据这个风险点进行营销策略的制定和设计;其次,加强企业市场分析能力。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仅仅拥有历史数据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要与当下的市场实际相结合,找准产品与市场的结合点,这样再去制定营销方案,就可以是整个营销计划顺利开展;最后,还可以建立营销风险预警机制。一旦发觉企业的营销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必须要制定出一个科学的解决策略,这就需要在营销方案出现严重问题之前就已经可以很好的察觉出来,这个时候营销风险预警机制的设立就非常必要了。简单来说,就是企业设置专业的市场监测部门,对企业的营销方案实施进行跟踪调查,然后分析营销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的反馈结果,来及时地发现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4.完善企业招聘机制,引进营销型人才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营销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引进专业并且经验丰富的营销人员。首先,要不断完善企业的用人招聘机制,改变以往以学历为尊的招聘方式,转变成以能力和创意为主的招聘机制。因为对于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来说,它往往更加需要具有实践经验以及丰富创意的人才,这样才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出更加科学、先进的营销策略;除此之外,在企业招聘的过程中,不仅仅包括对应聘人员的选择,还包括对应聘成功人员的培训,所以在进行招聘之后,还要聘请专业的培训专家对新入职的营销人员进行培训,进一步培养营销人员的素质,提高他们的营销水平和营销创新力。而且企业还要不断加强与其科技型性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开阔企业营销人员的营销视野,促进营销方案的创新与营销能力的提高。所以说,对于目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营销问题,必须要从源头入手加以解决,只要解决了营销人才的问题,就可以很好地保证营销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将会严重影响中小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且结合实际给出了初步的解决策略,希望可以更好地解决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营销问题,促进中小型企业的长远发展。
作者:李娜 王淑芹 李玉红 单位: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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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使命赋予了农业科技创新更高的时代要求,但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却存在诸多制约农业发展的问题。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保定市需要建立典型农村,提高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加农业科研经费,最终实现农业乃至农村的新发展。
关键词:保定;农业;科技创新
一、保定市农业科技创新的背景
2011年,“种业新政”正式发布,首次明确了在农业科技创新中企业的主体性地位,农业企业在这一创新体系中会起到将应用型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中,科技成果和技术推广严重脱节。为解决这些问题,农业科技企业的主体地位我们要重视起来,采取奖励性措施调动他们投身科研和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在资金方面给与更足够的支持,在科研课题申报上给与更多机会。
二、保定市农业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一)企业的产业化程度偏低
农业科技企业通常是依靠某一种产品或某一项技术,开发出市场,而后带动一系列的相关企业,成为联系生产和市场的中间环节,一方面拉动农业生产,一方面开发市场。农业部门还可以享受到加工,流通领域的利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扎实了农业基础,从总体上来看,保定市的农业科技企业水平是有待提高的,大多数企业只是单纯的生产或者经营,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关联程度低,难以形成类似集团式的生产经营统一体。[1]
(二)农业科技体制缺乏活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推动农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彰显。一方面,保定市专门农业科研机构的设置已不再适应当代要求,机构重复设置,课题重复研究,使得农业科研机构要取得突破性进展面临很大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科研机构研究的侧重点和新时期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相适应,供需结构脱节。
(三)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果,农业专利数量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农业科技创新的力度仍然欠缺,高水平、高质量的农业创新成果依然较少,尤其是在喷灌技术、农药化肥的适用上,缺乏合理布局。保定市在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主要来自农业局、各县农业指导部门以及高校研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对农业科研的投入不足,高水平的农业创新成果不足,尤其是针对当地气候条件,农业部门不能及时传达农业信息,教授农民先进的农业技术试验,喷灌技术落后,水资源浪费严重,对于农业的投入集中在农药化肥的使用,污染严重。同时,各部分创新意识不足,等靠国家的补助、技术支援,不能有效吸纳人才,行政壁垒严重。
三、关于促进保定市农业科技创新的对策
为了有效开展农业科技研究,必须要对科技研究充分重视,政府要足够认识要农业在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保定要结合当地温带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少雨的特性,因地制宜,加强本土化农业科技的基础性研究,组织各部分协调攻关重大科研项目,重视先进农业技术的适用。
(一)创建“典型农村”,建设高级特色农村
典型农村是指以某种农产品和服务为主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的举措,主要指将农业产物(植物、水果、花鸟等)以及当地农村特色相结合,发展现代农村,将生产、服务、农家乐等一体化设置布局,实现农业新功能,再创新价值,布局新职能,实现农村的全面化发展。为有效建设高级特色农村,政府要专门建立农业创新职能部门,为农民提供优惠贷款,现在土地自由流转,增加农业投入,实现高校农业研究实用化,鼓励农业的种植。
(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各组成部分相互结合,合理构建,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主要的动力。保定市要根据农业合理布局,主要调研乡村土壤的现实情况,气候条件的变化,进行基础性研究。同时,保定市政府要根据现实需要,将国家适用的农业技术进行广泛推广,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最后,要实现农业新发展,将技术转化为农业成果,实现农业的现代价值,根据市场变化,调节农作物的种植、生产。[2]
(三)增加农业科研投入
第四次科技革命围绕生物工程等主题展开,为了我国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赶上发达国家,保定市必须根据区位优劣势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农业地位的巩固,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改变农业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问题,增加农业的投入。不仅增加农业科技的引进投入,还有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情况,增加技术适用的投入,付诸于实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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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创业机制的健全,大学创业系统日臻完善。大学科技园在那些科研实力雄厚的大学基础上,将大学中的综合治理资源优势与其他的社会资源优势进行了紧密的结合,成功的将高校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成果、培养创新型创业人才、为产学研的紧密结合提供了发展的平台。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技术创新的载体、产学研结合的一环,在科技创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系统学的视角来分析研究高校在科技园创新系统的关系,掌握高校对这一系统的主要作用与位,了解高校发挥作用的规律及渠道,对加快科技创业人才队伍开发,推进区域科技创业活动,提升区域科技创业整体层次、优化区域科技创业人才系统功能,加快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科学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高校在大学科技园创新系统中的地位
大学科技园的产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我国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高校产学研相结合的产物,它为社会创业提供服务、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平台。大学科技园创新系统是依托主办高校的配套设施、智力资源、创新体系等将各种优势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系统。本文主要讨论的高校是指研究型大学。
因为研究型大学是指那些“提供全面的学士学位计划,致力于研究生到博士生的教育,把研究放在首位”的大学。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与我国的不断探索中可以明确,研究型大学主要是以知识创新的传播、在生产中的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科技的科研成果与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高层次的精英人才为主要目标,在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站在社会职能的角度,所谓研究型大学主要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的大学;站在组织目标的高度来看,研究型大学主要是以“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的大学。站在办学的水平来看,研究型大学主要是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
很多国外学者如亨利?埃茨科威兹教授(Etzkow it z H,1999)、伯顿?克拉克(Clark B,2003)等,将具有创新研究成果的研究型称之为创业型大学。与传统的对研究型大学的定义相比,国外学者所指的这种研究型大学团队研究意识更强、获取资源的能力更强、更能够有效的实现知识的转移运作。这种大学的最直接目标就是为了更加全面的推进本国或地区竞争力的提升,因此这类大学与各型企业、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例如美国的MIT、Stanford University,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大学。
对于我国来说,创业型大学是一个新的大学发展形式,与传统的高等教育相比,创业型大学在传播知识的基础上以生产与应用作为中心、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作为主要目标、具有确定自身战略发展方向的自主性、在主动寻求组织创新的同时与政府、企业等进行密切合作、使高等教育中的教学与研究更加关注实际问题,并为高校的发展不断拓宽资金来源的新型大学。
2 研究型大学在科技园创新系统中的地位
研究型大学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焦点,政府与各产业对其予以高度的关注与期待,由于存在着大学、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利益互惠原则,“与企业、大学和政府部门网络组成三螺旋创新空间”,研究型大学逐渐拜托了区域经济创新的边缘者地位,向着区域经济创新的主体地位迈进。
1)政府对研究型大学有更多的期待。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在高校中的角色定位逐渐由“供给者”转变为“协助者”,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真正成为“服务者”的角色。21世纪的到来,带领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各种疾病的困扰、不断爆发的自然灾害、不但恶化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增加的科技创新成本、世界局部战役的频繁爆发等因素的发生,使得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但是,在面对不但严峻的财政问题、不断变化的公众需求增长等问题时,政府总是要求大学能够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例如:环境污染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社区建设问题、贫困问题等,政府希望通过研究性大学的存在来切实改变或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2)产业界对研究型大学有更高的期待。
随着现代企业竞争压力的增加,各企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已经由过去的单纯的技术培训转变为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虽然很多大型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但是在关系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上的关键性技术的创新与研究越来越依靠那些研究型大学。很多大型企业在开拓发展的最前沿交叉领域与具有企业特色的优势领域中,越来越希望得到研究型大学的支持。研究型大学中那些具有需求导向的基础性研究将为企业的发展与技术的更新带来超乎想象得利润,而这些技术上的革新与发展是身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但变化的企业所无法完成的。
3)研究型大学-企业-政府,三者存在“互惠”的可能。
研究型大学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双赢的利益关系。一方面,企业对研究型大学进行资助,扩展了大学的研究活动项目;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的获得知识生产与知识资本的同时获取利润。当然,研究型大学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政府和企业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不仅使政府从中获利,也是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信任。创业型大学作为科技园创新系统中知识生产中的源泉,一旦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必定会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完成知识资源向资本的转化。 但是,如果创业研究型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不存在,那么很难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创新体系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创新体系缺乏知识创新的动力源泉。反之,如果只是一些一般性的大学提供的知识创新,也很难在推动区域经济创新能力的提升中起到积极地作用。因此,综上所述,只有那些具有知识创新、能够将知识尽可能多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研究型大学不仅能够成为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主体,更能够与企业、政府共同成为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3 高校在大学科技园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分析
1)孕育者。随着毛线精神与实用主义的引导,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从成立之初就孕育着学术创业的精神。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研究型大学大规模地向创业型大学转化,创业型大学必须肩负两个使命: ①训练未来的企业家在建立自己未来事业的同时还必须具有创新精神;②必须以企业化的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其中,通过科技园、孵化器作用帮助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成就自己的事业。高校成了科技创业人才诞生的孕育者。
2)发动者。创业型大学作为一种新的大学组织和功能形式正在向全世界扩展,他的创业创新教育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各种与创业相关的项目、组织机构通过在大学校内与校外之间的信息沟通,使得企业资金能够有效的与技术人才的创新项目进行有机的结合,形成一个创业的核心区域,这就是各种创业活动集中进行的地点。大学将自己的科技创新直接转化为科技成果,因此,研究型大学是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的生产者。
3)促进者。研究型大学等教育机构或组织拥有具备一定的科学技能与知识创新的科技创业人员,并能够为企业的投资创业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还能为企业的管理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例如:在南非、我国的台湾、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大学研究成果研发的新产品或新企业。可见,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自己的创新与研发优势,在理论研究、信技术研究、产品研发、建设实验室、培养高科技人才等方面与科技创业的企业进行良好的合作,使得创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从而为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提供保障。
4)连接者。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围绕大学建立了研究中心、孵化器、高科技园区等,通过培养人才,供给创业人才,推动创业及生态系统建立。大学及研究机构是直接把科技创新的各要素转化为科技成果的生态种群,是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的生产者。
5)协同者。种群的定义分析,科技园创新系统中所有科技创业人才构成人才种群,所有的政府、科技园区、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可以分别形成政府、科技园区、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的种群。根据这些种群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就形成了区域科技创业人才生态系统的群落。高校是区域创新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与政府、中介机构、新创企业的协同作用构成创业群落。
4 高校与大学科技园创新要素的关系
1)高校与科技创业人才的关系。
著名学者蔡莉等早在2007年就对研究性大学赋予了精准的定义,他们认为:研究型大学的实质是将科技创新中的各要素直接转化为科技成果,同时,研究型大学更是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培育科技人才的创造者、生产者。研究型大学是科研所的高等院校、科技创新的企业共同组成的生态群体。一方面,科研机构在充分利用自身的创业商业为本区域的创业者提供创业科研成果的同时更增加了本区域的投资创业几率。另一方面,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又为创业者提供了拥有一定技能的科技创业人才,当然,大学还可以为企业的管理提供各种服务与支持。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有机结合所拥有的研发创新优势,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上、高新科技人才的培养上都能与企业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增强了企业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之间的转化能力。大学/科研机构因其具有的深度知识和分析能力,以及独立的和专业化的沟通技巧,使得它们在创业生态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促进信任和建立社会资本;通过培养人才,供给创业人才,推动创业及创新系统建立。
2)高校与企业的关系。
作为社会中的两个不同机构,大学与企业各自拥有自己的职能特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不能否认,一方面,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切实解决了大学办学经费不足、国家投资有限的问题,并提高了大学的办学效益,但是,如果企业与大学之间无法把握好“度”,不仅会影响到大学的发展还将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目前很多大学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企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学忽视了正常的教育与科研,很多大学的创造性逐渐走向枯竭,在学术上也逐渐向实用性转变,很多大学已经在无形中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我们提倡大学与企业之间应该保持适度的距离,这与大学推动科学发展的前提是不矛盾的。
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盟,迫使大学走出校门、迈向经济社会,这不仅拓展了大学的传统职能,更延伸了大学的社会义务,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的社会边缘性地位。
3)高校与政府的关系。
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矛盾的、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一直以来就是困扰世界各国大学的主要问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例如:在科研方面,大学正承担起越来越多的政府大型项目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那些具有公益性的、见效慢的应用型研究,政府总是将这些研究委托给大学来完成。可见,此时的大学已经成为政府进行改革与提高管理效能的工具,而大学中学者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凭借自己的学术力量将自己的主张延伸到政府,从而对政府的决策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有的学者成为政治家直接参与到政府的决策管理中。对于这种关系的演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理顺双方的权责范围与关系,努力在大学与政府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和谐共存的关系,找到相互之间的平衡点,实现“政府宏观适度控制”、“大学积极有限自治”的推进模式。
4)与科技中介组织的关系。
科技中介机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调配科技资源,整合各类专业知识,在市场各主体之间、要素市场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帮助科技人才创业,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机构。科技中介结构的建立能够很好的协调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如今世界各国都在采用这种方法来保证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增强相互关系的有效方法。一方面,中介机构成为高校的代言人,替高校向政府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的推手,帮助政府将适当形式的责任施加到高校。这一特殊机构的存在不仅保证了高校教育学术的自主权,更确保了政府对高校的有效管理。这主要是由于中介机构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首先,中介机构的组成人员不仅有政府成员还包括高校的教授、社会其他方面的代表。其次,中介机构时游离于高校与政府之外的组织机构,可以使中介机构站在公正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并对政府与高校的组织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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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档案管理能够实现对科技文件的鉴别和筛选,从而使比较零落的文件系统化和规范化,对于充分发挥科技档案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科技档案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分析了新常态下农业科技档案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创新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服务方式以及加强档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的归档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档案利用价值,从而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科技档案;新常态;创新;管理;问题;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科研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入,现代农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成为发展新趋势,农业科技档案也呈现出新特点,需要归档的有价值的科研材料呈爆发式增长,档案载体多样化,传统的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服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飞速发展的科研需求。农业科技档案管理需要积极适应新常态,运用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增强责任意识,突出创新驱动,构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新体系,切实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服务。
1新常态下农业科技档案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1.1管理理念保守,不利于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
农业科研单位长期受传统观念影响,工作重心放在科研上,对档案管理不够重视,档案意识普遍不强,科技档案管理封闭狭隘、重藏轻用,存在“为保管而保管”“看摊守库”等旧观念,使得科技档案的作用未能发挥出来,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档案管理部门往往属于单位的边缘部门,专职档案管理人员缺乏,兼职档案人员往往身兼数职,根本无暇在档案管理上寻求创新,墨守成规,周而复始,对档案管理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科研工作和社会发展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主动对档案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
1.2管理模式陈旧,跟不上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步伐
目前,大部分科研院所仍延续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管理模式,难以实现对重点科研课题档案质量的全面控制[1]。档案管理部门只发挥了存储功能,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本单位的科研档案的收集,二者的作用相分离,未形成系统性。但是随着协同创新机制的推进,协同合作的项目越来越多,而且农业科研工作周期较长、空间跨度大,期间会形成多种载体的档案材料,材料往往分散在课题组成员中,他们主动上交档案材料的意识又比较弱,在档案收集上存在一定难度。档案管理人员与课题组之间的沟通也不够积极,对课题(项目)的研究进展情况、科研人员的活动情况、会议材料等的收集,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和同步性,档案收集的被动,造成档案材料归档的不及时、不完整、不规范。因此,传统收集材料的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科研档案管理的发展需求。
1.3管理手段落后,无法满足现代化档案管理的发展需求
传统的档案资料使用纸质记载,存储量大,存放空间较大,信息量大且检索不便。现阶段,随着电算化的普及,新型载体档案尤其是电子文件所占比重将不断上升[2]。以信息化、数字化为管理手段在档案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进程相对缓慢,数字化应用只停留在档案立卷目录的检索上,很多科研单位的档案管理手段还以传统的手工方式对档案进行编辑与检索处理,检索方法单一、速度慢、准确率低,无法满足档案资源共享、深化利用等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1.4服务方式被动,阻碍了农业科技档案的有效利用
随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模式的不断发展,科研课题由单一研究内容向大的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科研需要大量的、综合性的科技信息作支撑。多年来,农业科研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多为兼职人员,缺乏对档案管理的系统性与专业性认识,档案编研开发工作开展甚少,科技档案信息的匮乏直接影响到科技档案的利用。另外,档案信息检索传递方式也远不能满足现代科技档案的利用需求。档案服务大多为“坐等服务”,有人来查阅就提供档案,没人查阅就存放库房,完全是自我封闭动式服务管理,缺乏主动性,阻碍了农业科技档案的有效利用。
2新常态下创新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对策
2.1创新管理理念,提升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水平
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首先需要一个有创意的思想理念[3]。要破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定式,需要档案管理工作者创新管理思维和观念,培养现代化档案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效率。同时,不断总结新经验与方法,实现理论与科技手段上的创新,从而落实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时代性发展思路[4]。档案管理工作者要充分发挥档案工作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创新服务理念与服务意识,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发展。
2.2创新管理模式,实现农业科技档案协同管理
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核心就是重点凝练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和重点研发任务,共同立项和组织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重点项目,将个体、分散的科研力量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强联合科技攻关。随着这种科研模式的不断推进,科技创新资源进一步整合共享,科研档案的管理模式也应随之调整和创新。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在落实原来的“三纳入”“四同步”的基础上,也要实现科研档案的协同管理,实现科研档案管理各要素的最优配置和整体部署,形成“三位一体,统一规范,各司其职,资源共享,互相促进,协同高效”的科研档案协同管理模式,使各科研项目组、科研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部门密切协作,对科研档案管理工作的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5]。项目立项后,科研管理部门可以采用预立卷方式,以项目(课题)组为单位,在科研任务书中添加档案归档时间、内容等项目[6],由项目负责人明确专员收集科研项目过程中形成的材料,科研管理部门实时对档案材料收集情况进行指导和检查,当项目结题后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确认后,将档案材料统一送至科研管理部门把关,然后正式立卷装订,再交至档案部门归档保管利用。这样档案管理渗透到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使科研项目材料的形成和积累、整理和归档都处于受控状态,确保归档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同时,将科技档案是否齐全作为验收和评奖的必备条件,提高科技人员的归档意识,让档案管理部门参与到科研项目管理中来。
2.3创新管理手段,加强农业科技档案信息化建设
除了做好纸质档案的管理以外,要加强农业科技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信息化建设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是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研发或者购置适合本单位的科研档案管理系统,构建档案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要具备适应多种文件的存储格式,支持实时浏览、网络检索等功能,能够实现搜集整理、数据存储、检索浏览、借阅管理、权限控制、数据输入(输出)及格式转换的控制与管理,这样变耗时耗力的手工操作为高效便捷的信息化处理。建立网络系统,共享科研信息资源,把工作需要的各种资料、研究成果等科研信息资源组织起来,如按内容构建文件、专利证书、科研奖励证书、科研项目等档案信息资源模块,构建科研档案信息化共享平台。做好网上管理、传播并提供服务,可大大缩短信息资料的处理、报送、传递时间。
2.4创新服务方式,提供农业科技档案多渠道服务
新常态下农业科技档案工作中心已由“保管”向“服务”方向转变,服务方式必须要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单一性服务向多元化服务转变。因此,在工作中要创新服务机制,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才能推进科研档案工作事业的发展[7]。农业科技档案人员要熟悉档案管理业务,研究农业科学领域需求档案的规律,了解课题研究所需档案的服务要求,从而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顺利进行[8]。档案人员应把握信息需求的动向,不能局限于查阅过去的资料服务现在的科研工作,要认真开展科技档案编研工作,充分挖掘科技档案的潜在价值,扩大服务范围,积极为农业生产、科学研究、科研成果推广等提供多渠道服务。同时,建立快捷、实用的查询检索系统,满足农业科技人员对技术档案的需求[9]。
3结语
新常态下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需要广大农业科技档案工作者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发展,档案工作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型劳动,而是一项复杂的、创新型的知识劳动。档案工作的新常态,需要档案部门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就要求档案工作的水平越来越高[10]。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复合型的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人才队伍尤为重要。必须要重视对农业科技档案专职(兼职)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农业科技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掌握档案管理业务知识,还要了解农业科技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提高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促进农业科技档案事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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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霍苗苗.新常态下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建设的必要性[J].兰台内外,2015(1):69.
在林业科学技术研究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数据、声像等各种形式载体的文件材料,通过对这些文件材料的整理、归档,便形成了林业科技档案。林业科技档案承载着林业科研和林业工作的发展历程,贮藏着丰富的林业科技信息资源,是林业科研工作的宝贵财富,是推动绿色崛起的技术支撑,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收集、整理、编目、保管、统计、利用林业科技档案对推动林业科技发展至关重要。
1林业科技档案的主要特点
1.1专业性
科技档案与其他档案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它产生、形成于科技活动中,而科技活动是分专业进行的,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专业性的特点是实现科技档案管理的重要依据之一[1]。林业科技档案除了具备科技档案的共性外,还有其自身的专业特点。以咸宁林科院为例,在对竹类、杉木、油料作物等方面的研究时,归档材料就含有调查记录表、观察记录表、施工记录表等大量的专业调查数据;如潜山森林公园规划建设工程项目就包括建筑施工图、工程预算书等归档材料,涉及建筑、水利等多个方面、多个专业的内容。
1.2成套性
林业科技项目在立项、审批、调查研究、规划设计、工程施工、竣工验收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成套性的特点,即围绕着一个独立的科研项目或课题形成,每一项都是相互关联,密切联系,记录了完整的科研项目活动。
1.3阶段性
由于有的林业科研项目周期长,可以根据项目需要,采取按阶段归档的方法,即按照科研准备、研究试验、总结鉴定验收、成果和奖励申报、推广应用五个阶段进行归档,每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就可以将该阶段形成的科研文件整理归档,补充到该科研项目档案中去,这样的方法既利于收集、整理,又科学、有序。
1.4保密性
林业科技档案是广大林业科技人员在科学试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是科技工作者辛勤付出、不懈努力的成果,反映了林业建设真实记录,在某些方面具有专属性和独创性,属于国家和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范畴,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要加强对科技人员和科技档案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定期研究和审查林业科技档案的内容,适当调整保密范围和密级,确保林业科技档案与科技资源的安全。
2林业科技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2.1档案管理模式传统
林业科技档案是林业生产活动的记录和凭证,又是林业生产活动必要的参考和依据,在林业生产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2],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模式的影响,林业科技档案信息化管理不够。从档案保存方面看,纸质多于磁质、磁质多于光质、光质多于声像,档案管理现代化水平低,很多林业科技单位只是简单地把档案信息要素录入计算机,在查询、借阅、管理、利用上缺乏技术支撑,严重影响科技档案管理水平。
2.2科技人员存档意识淡薄
部分科技人员对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意识淡薄,只重视科学实践活动和科技成果论文的发表,轻视档案资料的收集,没有认识到林业科技档案是林业科技项目建设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项目验收的重要依据,有的人上交档案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够主动配合档案管理人员工作,往往是等到检查验收时临时抱佛脚,致使档案管理难以顺利开展。
2.3管理人员专业水平不强
档案的信息化管理给新形势下的档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部分林业科技单位,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身兼数职,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学习更多专业知识或进行专门培训以此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特别是有的档案管理人员没有直接参与到科研活动或科技项目具体过程中,对科研项目本身缺乏基本了解和认知,仅凭个人经验进行分类,导致归档不完整、不准确、不系统,严重影响了林业科技档案收集质量。
2.4档案管理规范化程度不高
有的林业科研单位对林业科技档案管理认识不足,对科技档案资源运用不够,存在重视不够、措施不到位、规范化建设投入少等问题,致使档案管理水平层次低。
2.5档案管理体系不完善
尽管很多林业单位设立了专职或兼职档案管理人员,但管理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缺少专业的林业科技档案管理制度,存在着林业档案统一管理难、归档立卷难、资料查阅难“三难”问题。比如在林业科技档案统一管理方面,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林业档案规章制度,各类林业资料往往没有统一由林业科技档案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管理,造成林业科技档案不健全、不完全、不集中问题。
3林业科技档案管理的基本规范
3.1明确归档范围
林业科技档案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必须保证林业科技档案整理的规范化程度,切实遵循林业科技档案以课题成套进行归档的特点。一般按照科研准备、研究试验、总结鉴定验收、成果和奖励申报、推广应用五个阶段组织收集资料归档。具体包括:科研课题审批文件、任务书、委托书、开题报告、技术考察及调研报告、课题论证报告、科研课题研究计划和协议书、合同;各种载体的重要原始记录;各种检验分析报告、实验报告,专利申请的有关文件;设计文件、图纸、重要的往来技术文件、课题鉴定申请书、工作总结、科研报告、论文、专著、参加人员名单、技术鉴定材料;科研投资情况、决算材料、科研成果和奖励、申报材料及审批材料、获奖证书、推广应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证明;推广应用方案,技术转让合同,协议书,成果推广应用中形成的技术文件及工作总结,成果宣传报道等等。
3.2确定归档时间
归档时间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归档文件的质量,决定着归档工作能否正常进行。归档时间应根据林业科技活动的规律和科技文件的形成特点来确定。对于周期较长的林业科研项目,一般采取按阶段归档的方法,即按照科研准备、研究试验、总结鉴定验收、成果和奖励申报、推广应用五个阶段进行归档,每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就将该阶段形成的科研文件整理归档,补充到该科研项目档案中去。对于活动周期不太长的林业科研项目,可在该项目结束后进行归档。此外,有的林业科研项目不仅周期长,而且由若干子项目、子课题组成,这些子项目、子课题一般相对独立,可在每个子项结束后对该子项进行归档。为便于记忆简易分为:按阶段归档;在一项科技活动结束后归档;按子项归档;按年度归档;随时归档。
3.3划定保管期限
林业科技档案的保管期限一般分为永久、定期两种,定期一般分为30年、10年。划分原则为:凡是具有长远利用价值的应该永久保存;凡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利用价值的可以定期30年保存;凡是在较短时期内,具有利用价值的可以定期10年保存;凡是介于相邻两种保管期限之间的档案,其保存期限一律从长。
3.4注重日常管理
在林业科技档案中新技术、新品种、知识产权和种质资源都具有非常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作为存储这些信息的载体—林业科技档案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关键。因此,在日常管理中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等法律规章,建立健全档案保管、保密、利用、统计、移交和档案人员岗位责任制等等,以严格的制度管人管事。
4强化林业科技档案管理的对策措施
4.1强化认识
作为林业工作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林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是林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林业科技进步的必要资源;是发展林业经济、创造林业效益的基础工作。特别是基层科研单位领导,要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将所需经费列入单位年度财政经费预算,加大资金投入,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配备必要的硬件设施设备,建立利于档案内网在线查询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另外,林业科技档案工作专业性强,档案管理人员要强化认识,与时俱进,除了学习档案专业基础知识外,还需要补充林业科技专业知识,不断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同时,有关单位应及时组织档案管理人员参加林业专业知识的学习培训,抓好专业技术教育。只有这样,林业科技档案管理才会科学、规范、有序,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才会得到有效提高,档案开发利用才会便捷有效。
4.2完善制度
林业科技档案的开发利用,离不开档案管理制度的保障,相关林业科技单位应以国家有关档案管理制度为依据,结合本单位实际,按照林业科技档案管理规范和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从根本上提高林业科技档案管理正规化建设水平。
4.3加强应用
林业科技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的潜在价值,服务于现代林业建设与林业科技发展,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林业科技单位要善于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率、提高档案管理科学化程度、提高工作效率。林业科研人员要主动挖掘本地区林业科技发展特点,善于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科技档案信息,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深入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将实用的致富信息送到林农手中,为林业生产提供可靠依据。档案管理人员要根据科学研究的实际,围绕特定课题及时地、连续地向科研人员提供对口径的各种档案文献资料,直到课题完成,通过课题跟踪服务,使研究者及时获得攻克难关的资料,避免重复劳动,充分发挥好服务保障作用,使课题研究人员不断充实、修正、完善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4.4实现信息化管理
档案信息化建设是目前林业科技档案管理必须采取的重要举措,各单位要把科技档案信息化建设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统筹规划,使档案信息化建设与单位信息化建设同步协调发展。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要紧跟社会发展潮流,从收集完整齐全、真实可靠的档案信息着手,积极应用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多媒体技术,将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应用到林业科技档案管理之中,从档案的收集、分类、编目、存贮、查询、借阅、归档等环节实施一体化管理。
4.5建设相对稳定的档案管理队伍
林业科技档案工作连续性强,档案管理人员的频繁调动,无疑将影响到档案工作的连续性,因此,从维护档案工作的长远利益考虑,必须抓紧抓实做好档案管理人员的稳定工作,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充分调动从事档案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要根据林业科技工作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有专业知识,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充实档案队伍,安排相对固定的人员管理林业科技档案,以保证档案管理工作的延续性,从而促进林业科技档案工作的持续稳定发展。
4.6完善档案管理体系
在科研项目过程中,由于项目周期长,涉及的部门广、参与的人员多,因此,为确保归档材料系统、完整、准确,就必须逐步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体系,并在科研业务部门指定一名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的科技人员担任兼职档案管理员,加强日常档案的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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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加速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强科技引导与示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农学科技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阐述了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技术的支持力度,保障食物安全;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发展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和智能化种养,全面升级农业产业。
关健词:现代农业;科技;创新
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健全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完善农业技术补贴制度,促进先进适用技术到田到户。建好现代农业示范区,推进粮食高产创建和标准化创建。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
1加快现代农业发展,迫切需要农业科技创新
目前,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的关键时期,建设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当前,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但也必须清醒意识到,丰城市现代农业发展处于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更加依靠科技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
1.1保障食物安全迫切需要科技
近几年来,丰城市粮食生产虽然年年有所增产,但农业基础设施差,抗风险能力弱$比较效益偏低等问题依然存在。未来随着国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居民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将会持续增加,保证粮食安全问题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解决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需矛盾,确保粮食安全,必须最终依靠科技创新,充分挖掘品种潜力,尽快突破农业生产中的重大技术瓶颈,大幅度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2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迫切需要农业科技
近年来,农药残留$添加剂$防腐剂问题屡禁不止;此外,还有一些转基因食品等由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新问题。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总体要求,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发展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和智能化种养,全面升级农业产业。
1.3确保生态安全迫切需要科技
目前,丰城市农业发展面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高,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污染物无害化处理能力低等问题,再加上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剧,资源环境对农业发展的约束日益加重。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急需加强资源环境领域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技术,加快开发清洁生产集成技术,建立实现.低耗$高效$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面对需求刚性增加,资源日益紧缺的严峻形势,农业发展只有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才能确保粮食安全,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只有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才能改善生产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现代农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任务。
2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迫切需要若干重大举措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要明确农业科技创新方向,突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依靠科技创新$科技推广和农民培训.三轮/驱动,发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双轨/运行作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
2.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的历史任务艰巨。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改进现有的科技管理制度,完善项目申报$经费分配和过程管理办法,突出农业科研的公益性特征,探索新的科研组织模式和有效资助方式,形成有利于农业科研基础研究和公益研究健康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
2.2着力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需求,以夺取农业科技制高点$增强科技发展后劲,提高农业竞争力为目标,全面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2.3强化公益性农技机构改革,创新农技推广机制
强化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职能定位,积极推行.三权归县/,明确职能任务,合理设置机构,科学核定编制,理顺管理体制,完善改革配套措施,提高工资待遇,全面建立岗位责任制度。
2.4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按照农业科技用人规律和基本需求,构建农业科研人才培养基地,加快构建$科学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建立一套适应农业科技创新要求的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的机制和制度,加大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力度。
分析了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必要性,指出其制约因素,并提出对策,以期促进农业科技的创新与推广。
1.制约因素
1.1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的手段不完善,人才缺乏
在农副产品日趋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形势下,农户增收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农民引进新技术仅凭一些简单的听、看和有限的光盘资料,手段不够完善,发挥不出好的效果。农民又比较因循守旧,接受新技术新事物的能力有限,所以新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达不到快速的目的。只有发挥乡镇级农业技术推广的作用,建立一些试验田、示范基地,在农技推广技术人员的正确指导下,有目的直观地向农民展示必要的效果,农民才会体会到更多的收获,才能大面积的推广使用农业新技术。农技推广工作是一门科学,需要人才作支撑。目前,基层农技人员的文化程度偏低。由于一些乡镇人员编制少,还有部分其他非农技人员顶替农技人员,占农技人员的编制,严重降低了农技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农技队伍中接收继续教育的人数也在逐年下降,尽管他们通过多年基层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时代,知识面与知识结构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存在知识“老化”现象。
1.2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机构不健全
目前,乡镇机构改革后,人员得到了精简,农技站机构已不存在,人员也合并到了乡镇机关。这样不仅使县级农业部门对乡镇农技业务难于管理,而且有的地方政事不分,把农技人员当行政人员使用,农技站人员在业务上没有自主权,技术干部做行政事务的多,搞业务技术的少,直接影响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一方面,乡镇农技人员合并到乡镇机构,机构不存在;另一方面,村级农技员多年前就已取缔,导致农技推广网点解散,农技推广工作“棚架”。
2.具体措施
2.1加强农业技术引进力度,促进现有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2.1.1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
2.1.2以农产品商业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工厂化农业发展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核心,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进行工程化开发。如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发挥龙头企业、近农产业等企业的作用,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2.2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2.2.1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等农业院校、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远程教学等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2.2.2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2.2.3加强对农技人员的培训,特别要注重鼓励他们到各类院校深造,进行知识更新,以适应现代发展的需要。
2.2.4加强基层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基层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投入,鼓励大学生、研究生到基层第一线工作,加强农村技术员的培养,逐步形成上下贯通的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网络格局,解决好农技推广工作在基层“棚架”问题。
2.3加快农业科教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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