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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动及当代西方思潮的涌入导致了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如何积极应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认真研究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对挑战的措施,对于提高我们的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全球化
一、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概况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其实质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学术文化观点和实践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相互制约的总和或总体特征。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指产生于西方社会,发生于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思潮。它派系庞杂、学说众多,首先就学科领域而言,社会思潮可表现为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等。具体到各个领域,诸如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属于政治思潮;诸如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货币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属于经济思潮;诸如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抽象主义等属于文化思潮;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属于哲学思潮。当然这种区分也只是大致性的并非绝对化的,有些社会思潮同时涉及多个领域的内容,像全球化思潮既包括经济全球化,也包含了文化全球化,同时又涉及一系列政治问题。各种思潮内部还存在许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而且又都有其符合社会心理的情感内容,在社会的某一层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各自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思潮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又有如下共同的特性。
第一,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l9世纪末2O世纪初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流派——意志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引发出以无意识、泛性论等非理性的“欲”为主要特征的弗洛依德主义,以及以个人的情绪体验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影响到以社会批判为核心,鼓吹“爱欲解放”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影响又从哲学波及到众多其他领域、文化形态史观、宗教社会等也有浓厚的非理性倾向。
第二,相对主义的流行。相对主义最先冲击的是科学上的绝对主义,主要依据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从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开始的。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相对主义思潮,目前正深层次地影响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
第三,人本主义倾向明显。西方社会人性异化的事实乃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普遍关注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给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性的解放等等“属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在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看来,思想家们不应关注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成果,而应力图关心现代人的困境、痛苦、恐惧和迷惘的现实。
第四,注重全球问题,关注人类未来发展。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世界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它既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前景,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许多全球性问题。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产生了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从全球角度探究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并探讨新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体现了理论的超前性、预测性。
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总是着眼于传统的历史经验,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总是注重现实的实践活动和利益得失,那么,在步人信息化社会时,人们更注重从现实中把握未来,从未来规则中发展现实。
二、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
社会思潮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深深地融人国际社会,庞杂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了消极作用。例如,存在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流传,曾导致不少人不恰当地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制约。这种思潮也就一度成为“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的理论基础。在我国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观点曾成为一些人丢弃社会道德理想,把自我与社会对立起来的理论依据。它早在上世纪2O—3O年代就传人我国,80年代又会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我国广泛流传,以至继“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又形成一股“尼采热”。尼采及其先驱叔本华的某些观点曾成为我国一度蔓延的悲观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心态的理论依据之一。在前些年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热潮中,有些人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精华,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出现。所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对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正确地引导,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理地传播,做到批判与借鉴有机结合。
首先,应当追踪有关思潮,特别注意在改革开放环境下西方思潮的冲击,深人分析和评判其本质。事实表明,社会思潮是动态的,常常可以跨越地界、国界,跨越世纪,影响极大。特别要明确的是,对我国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许多西方思潮,尽管它们在产生之时对其社会环境而言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西方社会制度与我国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流向我国以后则往往变成祸水。况且,有些进入我国的社会思潮本来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已不再时髦。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盲目追随,除了给人的思想造成混乱之外,别无他用。这方面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应当认真吸取。以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情况为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社会文化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本来,如果及早有意识地分析研究可能由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后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必然被大大限制,甚至未必能形成气候。应当承认,当时介绍和出版的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和文艺方法有影响的思潮,对于刚刚步人改革开放时期的人们来说,有开阔眼界、促进学术的作用。其中的某些观点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即使如此,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反应的本性也并没有改变,仍然不能掩盖其很大的消极作用。可惜的是,长期封闭导致的信息饥渴使人们疏于分析和防范,忽视了中国的背景和特点,对帝国主义推行其价值观的意图即和平演变的阴谋没有足够的分析。结果,西方思潮很快便在中国泛滥成灾。于是,许多人人生观倾斜,价值观缺失,道德观沦丧。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也是我们在分析思潮时必须记取的。
其次,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社会矛盾有关方面的相应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社会思潮得以形成和流传,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思潮起初作为一种思想观点或口号,当然要由少数人或某个人倡导。但是,至于能不能形成规模,则是由其是否与某些人的利益有关了。事情往往是这样,先是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然后是某些群体感到危机,而某些观点和口号恰恰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因而,看起来是眼花缭乱的社会思潮,实际上却是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涌动所导致的现象。因此,把握了社会矛盾的运动特别是社会矛盾双方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性质,便可以提高防范思潮的针对性。比如,社会思潮向对立面转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作为绝对主义表现形式的个人崇拜思潮盛极之后,继之而起的则是怀疑一切的相对主义思潮。极“左”路线践踏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改革开放之后,乘机而人的西方所谓人道主义哲学正中一些人的下怀,并孕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了解了社会思潮相互转换的规律,就要注意,在反对一种错误思潮的时候,不应忘记可能导致的另一种思潮,并注意在其未形成广泛影响时,及早因势利导,努力将其引向正确轨道或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最后,分析西方社会思潮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学说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了解。例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为我们送来了新技术革命的信息,通过这些思潮的理论学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新技术革命给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了解到许多我们以前不甚了解的事实、数据和议论,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抓住有利机会,迎接挑战,发展我国经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有关材料,这个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失之偏颇,它鼓吹的“阶级同化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情况,如在工业文明地区劳动阶级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却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很有参考价值。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也都为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提供了线索。
三、中国应对西方社会思潮挑战的对策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社会生活中变动着的精神之流,不断渗透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层面。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积极应对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我们不但要认真地去分析吸收,还要勇于面对,主动出击。
第一,积极投身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保障中国话语权。随着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步伐的加快和与国际交流的加深,国际上各种立场和观点的社会文化思潮都会很快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影响到国内的方方面面。像国内十余年来激烈而又持久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其理论基础和思想出发点都来源于国际思潮中的新左派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大都奉哈贝马斯或哈耶克等人为圭臬,其思想也仅是对他们观点与理想的中国化表述。当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主要是欧美的声音,还缺少中国的表白。我们不仅不能远离全球化的运动而“放弃”话语权,更要勇敢地主张、捍卫和实施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我们还处在思潮的“引进”阶段,很容易在话语权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受制于人。我们应当成为社会思潮的输出者,勇敢地站在时代思潮和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要积极勇敢地参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要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不能成为“被表述”的对象。
第二,未雨绸缪,迎接社会思潮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会越来越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潮、组织与行动关注的主要对象。可以想见,当年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抗议船对澳大利亚的抗争行为,今后我们也有可能受到这样的组织和类似行动的影响。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一旦在一段时间被他们“盯上”、或在某件事上被他们“缠住”乃至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如何争得国际主流舆论的同情和理解?这不仅是具体的行为结果,也是政府的国际形象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国际舆论与民意对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态度认同问题。我国传统外交是“重政府、轻议会”,现在决不能再走上“重政府议会、轻民间思潮”的道路。由于这些思潮和运动对西方各国政府的超然独立性,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仅靠传统“外交”是无济于事的;对其回避、绕开或置若罔闻也是不可能的。与其主动交往、增加了解、建立友谊,以未雨绸缪,把矛盾减到最小,把不利降到最低才是根本之道。因为,能否正确处理这种思潮的实践化,对于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吸收优秀时代思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理论已较多地在中国被介绍、引人,正确了解、研究它们才能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有分析地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又抵制消极或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机械地移植、嫁接西方文化会导致本土文化停滞、断裂。我国的新文化建设,应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审视“中外古今”的气概,继承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融冶合理的外来文化成果,在“综合创新”中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要重视硬件,即重视资金、资源、技术等这样一些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还要重视软件,即重视思想层面的内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学说部分,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是现代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广泛吸取,其中当然少不了吸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理论学说中的合理因素。
四、结语
总而言之,研究当代西方思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必须克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态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对当代西方思潮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开展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接触西方理论原著的人越来越多,对当代西方思潮进行科学分析,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但也有少数人走向另一极端,对西方思潮持全盘肯定态度,不加分析地接受其观点。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必须认真克服的。
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认清其理论根本性错误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问题、新观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当代西方思潮,批判与借鉴结合,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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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 革命 与 近代化 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中国近代历史纲要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受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又是华夏大地的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勤劳摆脱压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尽显衰相,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在中国从贵族之间的炫耀的奢侈品变为普通百姓用来解脱贫穷与饥饿的工具时。就注定造成贫穷与诱惑的恶性循环。而曾想借此缓解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抵制鸦片那样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锁烟局,这直接加快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清朝落后的战斗器械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时,结局就注定是失败。清廷震惊,天朝形象随之垮台。之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注意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中国人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这么一步步的沦陷,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约内容修约时,清政府再次显示出封建国家的局限性。不仅未予以许可,还无缘无故的对外国船队进行袭击。这一不仅认真考虑的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差点遭遇灭国危险,还导致圆明园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遭到无情的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严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因为各方势力的矛盾而全军覆没,结束了清政府的美梦。没放在眼里的日本国竟能迫使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签订代价惨重的条约,这无疑给清政府的头狠狠地浇了盆冷水。台湾也在这一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过来。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拥有爱国热枕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变法来实现民族振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却由于行动激进,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的强烈反对,前后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在外国侵略势力一步步渗入中国时,反帝反侵略斗争也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一场斗争,却激起了帝国主义的集体侵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不仅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也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列强似乎意识到了中国此时已无力抵抗,开始依实力瓜分中国。中国几乎成为列强炫耀自己实力的大本营。即使意识到不改革就要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清政府也无法力挽狂澜,拯政权于水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第二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彻底和帝国主义决裂,也无法真正团结民众,这就注定他们无法取得本质上的胜利。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甚至妄图恢复帝制,终于引起人民不满,在护国运动中被迫取消帝制。虽然袁世凯被赶下台,但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局面,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这段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在对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要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现象,不能单纯凭借某一历史事件就判定历史上人物的性质,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个人的功过得失。而对待历史,要从是否能促进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为标准,正视历史。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展,而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并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赋,但他们往往能审时度势,把握住机会,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不朽的成就。历史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也应该把历史作为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为自己的奋斗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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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正面影响: 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也有消极影响: 大学生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和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等。
【关键词】社会变革; 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2006年7月12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作出论断: 目前,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围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 各项改革在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风险性却在加大, 改革在各领域有序展开的同时, 也使得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 直接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取向以及他们的政治行为方式。由此可见, 要使大学生们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 以实现其政治社会化顺利进行, 必须关注中国社会改革的大背景。
有鉴于此, 我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必须有科学的认识。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定涵义。
变革是对事物的改变和革新。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就出现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 表现出来的是一场维护新制度的革命, 但仍然处于农业社会、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真正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变革则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场变革使我国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 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 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体制等等, 也都处在这种转变之中。
从哲学的角度讲, 变革就是对旧事物的辨证否定和扬弃。邓小平曾指出: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说的社会变革是社会的改革, 而不是改变社会性质的革命。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它来自于社会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运动, 来自于社会普遍而强烈的变革要求, 自觉地对社会的某些部分或环节所做的改善, 它是依靠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力量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即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们生活的现代化和人们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它是一个不断把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为我所用的过程, 因此, 社会变革是个全面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社会变革的内容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体制的变革, 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变革。
2.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
第一, 社会经济变革,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江泽民同志强调,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社会经济变革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使得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在总体上形成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这样的所有制结构,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这也是当代我国社会变革的突出特点。物质利益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 也是人们为之努力工作, 追求卓越的强烈的内驱力,它体现在人们对物的占有形式、程度、范围、多寡等多方面, 是社会要素系统的内在结构的调整。
社会经济变革必然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社会关系是一种看不见的“网”, 它不像物质利益那样是以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然而, 恰恰是社会的本质属性所在。人的本质, 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 换言之, 有怎样的社会关系, 便会产生怎样的人。市场经济它体现并要求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生产与交换关系, 因为市场经济必然伴随自由竞争, 而竞争需要个人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当代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他们政治人格的内涵应该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即独立性、公平竞争观念、自由意识等, 因而, 社会经济变革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成为大学生政治人格形成的主要前提。
第二, 社会政治变革, 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社会政治变革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变革而言,政治变革是以经济变革为先导的。因为社会政治变革是由社会经济和利益的变化和发展而演绎开来的, 社会经济变革引起利益关系、利益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促进了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要求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涉及到诸如法令法律的修改、政治组织和制度的改革、行政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 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 以及认识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而且也涉及到人们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等。在今天的中国, 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与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步提高, 政治参与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 关心国家政策, 请愿示威、与政府要员对话、积极参加选举活动等。
当代大学生从他们出生后, 就无可选择地被置于社会变革之中,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社会政治变革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个性的发展水平与趋向。
第三, 社会主体观念形态的更新。
观念意识是一种客观实在, 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一种精神动力。这种观念意识产生于现实社会, 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同时, 它又是指导和激励人们从事某种活动, 参与某种实践的重要思想根据。社会变革使得社会主体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大学生无论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处于生命进程中的高峰期, 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 反对保守, 大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以及他们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在改革中呈现多元化和实用化趋势。”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着重大影响, 其中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影响。
第一,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与改革, 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政治就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在全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政治的制约, 也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各方面的影响。我国的社会政治变革主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而使我国的政治体制向高度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中国,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着政治目标的价值内涵,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传承社会主导政治文化, 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人, 即拥有一种稳定的政治心理、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 形成政治思想, 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和产生一定的政治行为, 从社会人成为政治人。
社会主义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 “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想、政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大学生政治行为的内驱力, 是大学生政治心理的沉积, 主要指大学生对政治事件、政治活动等的一种心理感受和好恶倾向。良性的政治情感表现为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集体的热爱。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 当代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方式声讨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再如大学生对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腐败问题深恶痛绝。大学生政治情感的表现比其他公民更为强烈, 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 政治情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现象, 它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行为,是政治教育和政治影响的结果, 他们的政治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改革的进程, 紧紧维系着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命运, 改革每前进一步, 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就前进一步, 因此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论/文/网LunWenData/Com]
第二,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性质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其发展水平归根到底则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不仅政治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而且作为政治制度基础的经济制度、经济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 给社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使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既对大学生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外部的物质技术条件, 又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要求。
因此,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必然随之而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促进了他们政治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首先, 大学生思想解放, 富有政治上的开拓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长期禁锢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被打破, 使大学生们拓宽了视野, 他们比以前的大学生思想更为解放, 很少受到传统观念或传统思维模式的羁绊, 富有开拓精神。例如:
1997年满怀欣喜欢庆香港回归, 洗雪百年耻辱;1998年为数百万军民抗洪救灾的事迹所感动, 大学生们纷纷捐款捐物、参与抗洪; 1999年为50年国庆兴高采烈, 喜迎澳门回归; 而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 大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 有组织的上街游行, 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 2001年大学生欣喜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 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令大学生感到欢欣鼓舞; 2003年大学生同全国人民一道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战胜了非典病魔, 同时为我国首次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2004年我国奥运健儿在雅典再创佳绩, 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历史最佳成绩,大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向奥运健儿学习, 为国争光;2006年我国再次成功发射航天飞船, 扬了国威,大学生为此感到精神振奋。大学生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关注充分表明了大学生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意识的积极高涨, 也体现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
其次, 大学生坚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到2004 年的26 年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 亿美元增长到16494 亿美元, 年均增长914%, 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正不断增强。大学生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和辉煌的业绩中, 切身体会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才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1999年对云南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213%的学生认为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719%的学生认为我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对上海市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总体上看大学生们的政治思想走势同社会发展步法比较协调, 政治观念上, 呈乐观上进的态势。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
再次, 大学生政治主体意识增强。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 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个人与国家身份关系的旧观念。“改革的实践以生活及其利益者以最简洁、最有力的杠杆, 直接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当代大学生在自由开放、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学会审视社会, 认识自我, 能以个人主体的身份面对生活。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直接积极结果就是大学生们的自主性空前增强, 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 要求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至上原则, 因此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治化要求也空前迫切。
最后, 大学生竞争意识增强, 政治实践能力提高。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也处处体现着竞争: 大学生们积极要求入党,竞选当学生干部, 学校里的比赛一个接着一个,参加者比比皆是等。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与此同时, 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极为关注, 他们积极参加竞争就是为了争得一席锻炼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以期自我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对自我价值主体地位的确认, 已成为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大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愿望已渐趋强烈, 政治实践能力也随之提高,更趋于理性与务实化。
2. 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
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党和国家希望通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将我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给大学生, 使之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利益群体分配的差距拉大, 价值观念多元化, 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反差, 使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和困惑大为增多。大学校园内提倡的高水平政治道德规范与社会上低水准的政治道德行为的反差, 理想教育的完善与社会现实的反差, 自身思想政治道德认识的崇高与实际实践行为的平庸和无奈的反差使得大学生们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 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又不够重视, 甚至一些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大学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虽然在认识上不断提高, 但仍然存在不少模糊认识, 比如: 有一些学生对‘社会主义最终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问题表示‘不同意’或‘说不清’。”再如: 对长春工业大学2002、2003、2004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表明: 大学生在面对个人利益和前途的选择上,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知行不统一。一个学生在调查问卷中写道: “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 腐败、下岗、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分化等等问题,让我深深地陷入疑虑中, 我找不到自己可以信赖的精神支柱。”理论上的认识不清, 加之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实践机会不多等原因, 表明他们在内化主导文化过程中出现了障碍, 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大学生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 但有功利化倾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大学生成长的宏观历史背景, 缘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西方思潮的冲击, 使得一部分政治观不坚定的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色彩。
一些大学生把“有用”与否作为政治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依据, 如一些大学生把教科书按照“有用”与否分成两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则常被打入“无用”者之列, “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要求入党的动机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长’。”凡此种种, 都是政治价值取向中功利主义的表现。
第三,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
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是政治觉悟的组成部分和鲜明反映, 是个体对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使命的认识、情感和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关心国家大事、顾全整体利益、追求光明进步、乐于奉献自己的人, 就是强烈政治责任感的表现, 他们恪守坚定的信念, 为着远大的理想而矢志不渝地奋斗。相反, 那种囿于个人狭小天地,只要权利不讲义务, 就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一些大学生在发展目标上, 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 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和诚信观念; 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 在生活上超现实享受, 不珍惜父母家人的劳动, 没有家庭责任感; 在个人感情上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没有道义责任感; 还有一些大学生不刻苦学习, 盛行抄袭作弊之风, 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 假文凭、假证书屡见不鲜, 就连助学贷款的偿还也存在恶意拖欠甚至不还的现象,这些问题从不同侧面暴露了大学生缺乏责任意识。
大学生在承受了较大的经济差距压力的同时又面临严峻的就业竞争, 面对激烈的竞争, 诚信观念上的失范, 也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严重地阻碍着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影响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
第四, 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大学生自身特点以及在内化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障碍、政治价值观的功利性、政治责任感不强等原因, 使得他们的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多数学生带有政治理想化心理, 他们感受敏锐, 想象丰富, 甚至充满幻想, 在政治理想化心理驱使下, 幻想大于现实, 理论超前实践, 牢骚胜过满意, 因而对社会现实, 常常带有挑剔的目光。也有一些学生带有政治狂热心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先锋作用历来为社会所公认,但是他们的政治热情的极端化便是政治狂热, 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盲目, 这种状况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政治逆反心理也是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 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况: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宣传, 有的学生越是“不买帐”,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批判,有的学生越是同情被批判者或趋同某种思想观点,这种逆反政治心理如果不加以疏导, 可能会出现反政治社会化。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回避, 在社会变革中, 大学生们更多地追逐经济利益, 认为政治是“假、大、空”的东西,或是认为政治参与活动得不偿失, 不追求政治进步, 一样可以成就学业, 以致一些大学生会有政治回避心理。大学生出现的政治理想化心理、政治狂热心理、政治逆反心理和政治回避心理体现了大学生政治心理发展的不平衡, 都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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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拉美是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看,拉美国家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的引进外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巴西“拉美化”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20届足球世界杯落下帷幕已近一年,在享受完这场足球盛宴后,人们不禁开始考虑这场盛宴给巴西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研究的 “拉美化”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 “拉美化”这一概念一般用来描述拉美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各种问题,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调。关于 “拉美化”问题,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做出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研究成果颇丰。学者程凯[1]认为,“拉美现象”可以理解为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而这个阶段一般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学者金城[2]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 “拉美化”问题的实质,他认为由于拉美国家选择了“外资主导型”发展道路,在获得阶段性快速发展的同时,丧失了对于本国经济和资源的控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学者崔效辉[3]则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 “拉美现象”,即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不合理的金字塔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数很少的主导型阶层分享殆尽,而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结构失衡的现象被称为 “拉美现象”.这些研究为认识和思考 “拉美现象”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理论依据。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 “拉美化”问题,现拟在结合历史资料,以社会学视角分析巴西近三十年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社会分层理论进一步理解 “拉美化”问题,探讨 “拉美化”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拉美化”问题的特征和影响
至今,学界关于 “拉美化”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在自身学术背景下对其定义做出了相当全面的概括,这里就不加赘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发现诸多问题。[4]从历史上看,多数拉美国家自19世纪取得独立后,便开始发展民族经济。
20世纪30年代后,多数拉美国家开始走上了依靠进口替代本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通过大量举债从而迅速发展起来。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为5.4%.这一时间段,外资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整个拉美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虽然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了1500美元,但由于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单纯依靠外资而忽视本国工业化发展的拉美各国开始纷纷爆发债务危机,因而80年代也被称为拉美 “失去的十年”.进入90年代,拉美各国又都采取各种改革,主要的政策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初经济有所好转但后期起伏较大。就巴西而言,在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大起大落的境地。在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虽然国民收入有所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外债累累等问题。进入21世纪,巴西政府积极进行改革,并试图通过加入国际合作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由经济发展不稳定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暴露,且一直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问题:
1.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
整个拉美国家的基尼指数一直保持在0.5~0.6之间,这比世界各国平均指数0.4要高出很多。另外,少部分的富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这一现象至今在拉美国家中普遍存在,成为社会的顽疾。
2.政治上的动荡
拉美地区是一个历史上军事政变频繁的地区,近几十年来发生过一百多次军人哗变事件。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很多拉美国家都经历了从军政府统治到推翻军政府开始组建民选政府这一过程。动荡的政治使得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3.社会治安的混乱
动荡的政治局面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的混乱。拉美国家枪支泛滥,其地区的自杀率和绑架率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每年拉美地区由于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1 680亿 美 元,占 到 其 地 区 生 产 总 值的15.0%.
4.环境污染严重
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和民众缺乏一定的环保意识以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的缺失,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拉美地区每年减少森林面积大约为590万公顷,这个数据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造成的例如疾病、自然灾害等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同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拉美上空,驱之不散。
(二)社会分层理论
西方国家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不仅分析社会的发展,更能指导着社会的前进。拉美等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社会分层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社会变迁的维度,也是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始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着名学者戴维波普诺教授[7]认为,社会分层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西方对社会分层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真正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当属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二者对社会分层的本质、社会分层的原因以及划分标准的阐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马克思[8]认为,阶级现象的产生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9]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则集中于阶级、身份群体、政党这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这种“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也即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划分不同层级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差异导致拉美国家大多处于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数很少,却拥有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越往下层社会阶层越低,人数却越多,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少,由此也体现出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一巨大的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较大的动荡。社会的动荡不安带来了拉美国家经济的频繁波动。由此也折射出社会分层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的来说,“拉美化”还无法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定义,一般来说是将拉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为其中。但是不管概念如何,在整个拉美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其经济总量在拉美位列第一,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金砖四国”之一。研究拉美化以及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发展等问题,把巴西作为一个观察对象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一)经济波动幅度较大
巴西的现代化发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据统计,1931~1950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4.6%左右,高于其他主要的拉美国家。自1951年起,巴西进入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6.8%的年增长率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持续了30年之久。其中,1968年~1973年间,巴西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1.2%.但时间进入1980年之后,由于受到国际油价疯涨等外部因素以及巴西国内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内部因素共同影响,1981年开始,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外债也迅速增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飙升,最高达到43.1%之多。[10]
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有所复苏,但是通货膨胀率却又一直居高不下。
1994年,巴西开始实施着名的 “雷亚尔计划”,对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单从通货膨胀率上看,1993当年为289.0%,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回落到了9.1%.进入21世纪,2003年~2008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7%,人均GDP也上升到了8298美元。
2008年之后,受到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巴西经济开始了 “过山车”似的发展,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以至于到了今年,出现了前文所介绍的1.5%的增长预期。[11]从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巴西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够稳定,尤其在拉美地区陷入拉美陷阱的时间里,巴西的经济也如同陷入了泥潭中一般。
(二)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巴西民族主要由最初的印第安人、葡萄牙人和非洲人混血组成。这就决定了巴西传统文化就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兼具印第安文化、葡萄牙文化和非洲文化特点的巴西文化热情又不失厚重。桑巴舞,狂欢节,足球, “黑人文学”等都深深的影响着整个世界。其中,非洲文化对于巴西文化起到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主要以废除奴隶制为题材或以黑人、混血儿为主人公的 “黑人文学”作品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高度。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欧美强势文化的入侵以及巴西自身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传统的巴西文化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巴西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大对于文化市场的投资力度,但无奈于经济形势。据巴西 《伯南布哥日报》2006年11月22日报道,巴西文化产业的产值仅占GDP的5.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0%.而整个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文化产值只占全球文化产值的4.0%.[12]可以说,振兴巴西的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
(三)复杂的政治局势
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上主要以权威主义统治为主,坚决镇压反对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及经济发展。1985年,军政府还权于民,巴西步入了现代民主化进程。一直以来,巴西实行的是多党制和联邦制,导致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政治僵局频繁出现。虽然巴西总统有着广泛的权力,但是却不得不考虑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近年来,巴西政府在腐败问题、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及通货膨胀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大多收效甚微。在民主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巴西社会,政治稳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提高成为人民的期许。
(四)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严重
从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能看出拉美化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首先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大量涌入中心城市,被称为都市化趋势;二是随着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区,造成大面积贫民窟的存在,被称为边缘化趋势。这两个问题不断发展,最后衍生的问题就是边缘地带很难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福利,导致与中心城市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心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失业率高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而广大的边缘地带居民长期经受着贫困,疾病,犯罪等问题的困扰,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一直制约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巴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两极分化最快速的时期。
1979年~1990年期间,巴西的基尼指数由0.493提高到了0.535,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一期间几乎翻了一番。[13]进入新世纪,巴西政府做过许多尝试,但都没能改变两极分化的难题。最后,过多依赖外部投资,导致巴西社会的稳定性差。由于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了 “外资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使得自身对于本国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大幅度减少,经常发生由外部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在一个不稳定的前提下发展。
可以说拉美化不仅在经济方面给了巴西一个惨痛的打击,更是深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整个巴西社会笼罩在一种阴霾的大环境下。这就如同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所见是一样的,足球场内,群星闪耀精彩不断;而场外各种绑架,凶杀等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充满矛盾的巴西社会也许就像巴西的足球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任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出现,这是客观规律。马克思对发展做哲学定义时就曾总结过,发展是具有普遍性、曲折性、过程性和规律性这四个特点。[14]如何看待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就 “拉美化”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拉美化”不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拉美化”这一问题能否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一个过程?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从“拉美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例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等而简单地将一个社会定义为 “拉美化”.因为 “拉美化”具有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背景。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拉美国家大1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加上历史上拉美国家大多属于殖民地,本土经济文化遭受冲击严重。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军政府又统治了较长时期,导致权力缺少制约,腐败现象严重,民主长期缺席。推行民主和改革后,又受到了全球化大环境的冲击,导致出现了以上列举的问题。
(二)如何避免 “拉美化”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时,怎样避免类似于“拉美化”问题的出现?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各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怎样面对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了各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会简单地存在一条各国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结合拉美地区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避免出现 “拉美化”问题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发展道路;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市场和法律的地位;三是不能忽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扩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四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自身市场。
(三)“拉美化”对我国发展启示
由于同为发展中大国,又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巴西的发展问题常常被我国学者拿来同我国的发展对比。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 “拉美化”问题对于我国的发展有何警示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自那时起,中国是否陷入了 “拉美陷阱”就一直被人反复讨论。前文已经阐明过, “拉美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地域和时间限定。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所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 “拉美化”问题,但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合我们对于巴西发展道路的回顾和讨论,可以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我国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能生搬硬套。这里的具体国情,需要大量的实践和调研来得出,而不是纸上谈兵。二是我国要继续突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社会收入分配新机制,缩小两极分化。四是健全法律体系,“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五是扩大本土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让本土市场在竞争中增强创造力和竞争力。此外,对于环境的保护,加大反腐力度,保持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发展等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总之,“拉美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在面临类似于 “拉美化”这样的发展问题出现时,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要正视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躲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科学地将 “拉美化”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运用于实践中,对于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发展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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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大学生的一门选修课,教师与学生都应该予以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历史小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 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 “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 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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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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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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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经历了几次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使得我国国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改革开放后30多年,也是社会思想活跃时期,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巨大变迁都对人们的精神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大学生是当代社会思潮最直接的受众与传播者。
大学生在学校接受教师的教育是有局限性的,无外乎书本知识和课外实践,而当代社会思潮中具有与大学教学不同的思想道德观,这种思想道德观是非常具有实践性的,它能帮助大学生拓宽思维视野,让大学生形成较为成熟的价值观,充分了解毕业后即将踏入一个怎样的社会。尽管这种价值观不一定全是正确的,但是却对大学生有不容小觑的教育意义。如果在大学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这个优点,也不失为是引领大学生形成良好思想道德中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当代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可以与大学生思想道德形成互补关系。当前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也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然而,大学生学习到的思想只是皮毛,茫然的形成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这样茫然的观念无法满足大学生面对现实生活的需求,这时就需要有一种健康向上的社会思潮来与大学生现有的思想道德互补,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大学思想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大学生道德观的改进和发展,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当代社会思潮具有一定的理论行和合理性,虽然社会思潮是一种社会上自发形成的自由意识观念,但它并不是人们所想的简单的思想潮流。当代社会思潮存在着缺陷和漏洞,正是这种缺陷和漏洞可以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反面教材,提供研究教育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反面经验,在教学上少走弯路。
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当代社会思潮会夹杂一些不利因素,大学生接触到这些不利因素容易形成亚健康,对学校展开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产生严重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不利因素削弱了我国主导思想对大学生的引领作用,主导思想在大学生中失去了主导力,给学校日常教育工作带来隐患。
大学是一个“小型社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性的社会思潮有很强的调动能力,随时调动大学生的思想激情,煽动大学生的思想情绪,激发大学生对青春的热情,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这一点来引起大学生过激的群体行为到达自己的犯罪违法目的。
要想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产生有利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就要深入了解当代社会思潮以便更好的利用社会思潮。客观了解当代社会思潮的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准确甄别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思潮。加强大学生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坚定不移的将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不被迷惑、不被麻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学生和学校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学校是大学生日常活动的一个场所,学习环境很容易影响大学生学习接受效果,因此,学校必须为大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将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融入校园文化生活中,使大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组织学生参观爱国基地,结合国情提升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正面影响。
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理论指导实践,将自己的所学在实践中加深理解。体验生活,切身感受理想生活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差别。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活动的亲身探索摒弃各种错误的思想道德观念,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大学生还应该增强自身的实践经验与社会阅历,对当代社会思潮有明确的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学习有利于自己成长成才的社会思潮。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大学思想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了解、分析和深入研究当代社会思潮,发挥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积极作用,把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大学生思想道德的主心骨,建设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鼓励大学生投入社会活动、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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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的中国梦实践比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奋进的航标,也是每个中国人之心系所向。同志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述的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梦是两大历史任务的延续,而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梦的曾经。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先进的中国人都曾有过梦想,乃至有过逐梦的实践。
农民阶级的梦过于理想,流于虚幻。在近代中国亦步亦趋被强拽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仍做着农民心中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大同之梦,希冀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农民阶级也不自觉的濡染了变局下的新色彩,炮制出了 《资政新篇》,但在社会经济领域未出现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之前,单靠农民自身走不出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千年颠沛的循环,而且,农民阶级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所养成的小生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局限性往往使他们并不能明确地分清朋友与敌人的界限,社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也并不十分明朗,至少已经疏离了时代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 (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 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应。"[2]
继起的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思想的落后、愚昧与偏执。
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恫吓为主武力打压为辅的策略下,晚晴社会处在裂变和风雨飘摇中。
现实的危机促使地主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子从空疏的理学和琐屑的考据中惊醒过来,面对现实政治的衰弊,他们主张因循时势,讲求实学,力主变革,使得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和发展。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的汲求践行了这部分士子的变革心声。很遗憾,在中体西用的架构下洋务的发展始终冲决不了封建制度的樊篱,运动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深入,体制的羁绊对运动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一种桎梏,到最后竟窒息了运动的生机与活力。地主阶级匡扶社稷,挽救危局的美梦,一下子被甲午的硝烟摧的粉碎。事实证明,在保存现有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任何变革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初衷虽好,梦境虽美,但醒来后是落寂与苍凉。
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将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逐梦实践推向了深层。他们把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的仿效。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俄、日为师,追慕西方政治文明,希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危局。他们变革的疾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3]但维新知识群体的变革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根基不稳,加上寄希望于一个孱弱的皇帝,面对顽固派的反扑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曾经喧嚣一时的变法倏忽归于阒静无声,近消于无形。维新志士的这次流产变革再次昭告世人,大清王朝并不是五官四肢犹存而关窍不通的病人,而是身患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矣。与维新派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孙中山等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并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他们希望欧风美雨可以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舶来品涤荡封建制度的沉渣烂滓,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先进文明的国家。这个梦最后虽然实现了,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却并没有在国民党的手中得以实现。
满清覆亡,民国初兴,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气。不过好景不长,孙、袁的权利交替,特别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草草收场后,中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民不聊生,使得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徒有虚名,更遑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戏剧性地落在青年新贵蒋介石手中。
为解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蒋氏国民政府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以期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但蒋氏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其真正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而且其统治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4]
国民党很难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上其阶级基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不可能使代表国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农阶级受惠。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很难完成。
相比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之梦有厚实的基础、坚实的土壤,因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 "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与 "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5],并且将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相继的步骤,这两个步骤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梦的实践过程。
相较国民党重军事化控制,轻政治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军权和军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重视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这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到骨子里和血肉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意识的虔诚信仰,及把这种信仰化为现实中矻矻以求的事业,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最后实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命途多舛,苦难深重,但自强不息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与追求,民族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中国人奋进的标的。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1]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要梳理和解读好中国梦的线索,要让学生铭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1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136.
[3] 黄洪寿。 清史纪事本末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486.
[4]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57.
[5] 斯大林。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 [M]. 天津: 联合出版社,19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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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内涵是对逻辑起点的表象化和具体化,是逻辑起点的逻辑发展和向现实层面的过渡。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就必须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内核,向现实层面逻辑推进,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即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保持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还可以从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得到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从这一概念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确实包含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包含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而分析和探讨必须要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在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因此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就必然地兼顾其他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谈一谈中国特色这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不过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与别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而具有的较为优秀的方面。中国特色,首先反映了中国国情,但绝不是简单的国情。建立在国情基础上所形成的首先是特点,而非特色,只有相对于其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相对于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所具备的更为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中国模式经验的总结上,一个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的借鉴上。中国模式的先进性方面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先进性与优秀性并不是一个事物本身所具备的性质,是比较才能产生的,而比较如果不是在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间又怎么会成为可能呢?中国模式的优秀性,就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而言的;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也是同其他国家传统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的。显然,离开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不对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是无法发现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的。中国特色的“特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有所作为,才能够保持和发展我们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前途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行阐释说明。
现在我们谈一谈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主体性的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表征的是一个人与世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结束,也永远没有尽头。[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中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运动过程,而且这个运动过程是没有参照系的,是包含着主体性的客观自然过程;另一层含义是指一个有参照系的可以自我时时进行调节的过程。这个参照系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这是因为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讲就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趋近,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趋近,是带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趋近。正如马克思所讲,发达国家所显示的不过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情景,这个未来情景的实现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的现代化所关涉的并不是优、劣、好、坏等一些价值范畴,而是先进和落后等客观的非价值范畴。因此它所保证的只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样的客观的非价值范畴方面。而涉及价值范畴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仅仅依靠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来给予保证。
所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解放和发展依靠人民,我们的发展和解放是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方面,首先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包含着一种论述发展的价值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必然会有探寻社会主义的价值何在的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关于社会主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两制共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不可能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性,而必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性,并且带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主要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务实于国情,务实于世情,这样才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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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正确地认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对史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对社会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在史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多有喜悦和激情,然而也时有困惑和茫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史学思潮、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史学思潮、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 全文如下:
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学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探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对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⑤]《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1-142页。
[⑥]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第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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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p#副标题#e#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p#副标题#e#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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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民族主义可以提供强大的凝聚力,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倡导理性的爱国主义,促进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族主义;国家构建;爱国主义;爱国教育
1 民族主义的概念
1.1 民族主义的含义:民族主义是民族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对共同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认同,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努力保持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情感和思想体系。它包含着独立、统一、自由和发展的观念;追求民族外部独立性和内部凝聚性。①具体而言,民族主义应该包括3个层次:1、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心理意识,即本族体的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心理认同、价值忠诚和情感归属。民族主义在这种层次上主要表现为对本族体的共同历史、共同的居住地、共同祖先、共同文化(包括宗教)、风俗习惯等的心理认同。2、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纲领,它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层面的最高层次,它往往表现为政治精英及其政治团体(如政党)所追求的实现民族利益的政治纲领。3、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实践运动,表现为历史上的或正在进行中的,以实现从不同程度的自治到建立民族国家等不同层次目标的社会政治实践。
1.2 关于民族主义的分类:
1.2.1 从民族与国家结合的关系对民族主义进行分类,可将民族主义分为国家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是某个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的思想、情绪、态度,或推行的运动和行为。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的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运动。
1.2.2 从民族主义内容及利益取向的侧重点不同对民族主义进行分类,可将民族主义分为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虽然这种划分方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任何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形态都不会单独地表现为其政治、文化和经济取向,而都是经济、文化和政治取向的结合物。但为了加深对民主主义的研究和认识,这仍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区别: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就是命运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首先,爱国主义可以和理性的、包容的民族主义统一起来,都是人们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忠诚,这既是一种情感,又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改变自己国家面貌,捍卫自己国家主权,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奋斗的结合体。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曾多次等同于爱国主义,例如20世纪中期各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革命运动,那时的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发展的精神支柱,它与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次,在某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水火不容的。例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其他国家出现的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们不仅不能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团结,甚至会阻碍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导致国家混乱。因此,当代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爱国主义。
2 冷战后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冷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了民族主义浪潮泛起的多发地带,许多国家纷纷独立。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多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构建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2.1 积极影响: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国家、本民族文化的一种高度的价值肯定。在民族国家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被普遍认为是民族共同体唯一合理有效的存在形式,而民族主义则往往被奉为建立民族国家的至尊信条。“许多民族国家的开创者都是把民族主义作为思想工具,以民族和国家前途这类崇尚的口号进行动员,唤起和激励本民族的成员为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而做出尽可能大的物质和精神奉献,从而把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化为祈求国家权利的运动,整合民族群体,构建民族国家。”②当前在我国,民族主义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并造就一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促进国家繁荣昌盛所必需的客观要求。纵观世界历史,当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和利益受到威胁时,只有民族主义才能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维护国家利益的统一完整体。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许多弱小的民族正是凭借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摆脱了殖民统治,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我国近现代的一切革命当中,正是基于对中华民族兴衰的忧患意识,激励着一大批中国的仁人志士为着这一共同的目标不懈的抗争和努力,并最终在20世纪中期建立了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崛起。
2.2 消极影响:然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很大。由于民族主义并不是在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下形成的,其理论基础存在很大的缺陷。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是一种对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国家整体最高价值的绝对肯定,那么这就必然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其他民族的价值认同,甚至是全盘否定,因此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表现出排外性和歧视性。鉴于民族主义历来反对多元文化,独尊本民族文化,排斥外民族的普遍价值,这很容易给专制统治提供其理论和文化基础,使其转变为专制主义和极端主义。此外,民族主义还大力崇尚民族至上论的观点,民族不再是一个个体单元,而变成为一个政治体,它诉诸于国家主权独立和地方区域自治,为了达到这个最高目的,该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从属于这一总体目标并为之而奋斗。由此看来,民族主义内在的理论缺陷决定了它的时代局限性,也就是在一定时期下,它还是一种崇尚和平与发展的社会思潮,其显示出一定的凝聚力,但在各种变动因素的互相作用下,它会随着时间的加长蜕变,变得越加难以控制,给国家的内政外交将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情绪化的口号变为国家对内与对外政策的政治理论基础,那么依靠民族主义本能的热情就会轻易点燃人们心中的压抑了很久的激情,在内外压力共同作用下将很容易爆发出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民族主义导致了冷战后部分国家的逆裁军倾向,部分国家出现了扩充军备的逆动,地区霸权主义大有重新抬头之势。民族主义也易于滋长狭隘心理、排外情绪和极端民族情绪,产生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容易对现行多民族国家主权造成威胁,也影响了地区和国际的安全和稳定。
由此可见,当前民族主义思潮有利有弊。不管其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都必须正确地去引导它健康地发展,取长补短,让其在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凝聚力量。
3 正确引导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3.1 加强宣传教育:当前我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出一种极为情绪化的形式,迫于西方政治宣传,加上历史的问题,有时在与邻国尤其是日本发生摩擦时,国人往往不加控制,表现出一些过激的行为,例如上街游行阻断交通、砸坏日本商店大门和日本汽车等,这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更严重的是这给我国对外政策的实施,国际上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带来很坏的影响。现今国内的民族主义拥护者们很少了解国际政治,一味地强调国家应在对外政策中采用强硬手段,甚至不惜爆发局部性冲突,但实际情况却是不可能通过强硬手段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争端问题。由此可见,加强对广大民众的宣传教育已刻不容缓,让民众能清醒地看到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和长远性,看到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避免片面孤立的看待争端问题,这样才能使国人面对国际间争议时不被误导,能够正确做出合理合法的行为,保证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
3.2 进行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产生于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它又本能地给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造就了一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因此,新形势下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其目的就在于让国人了解历史,“以史为鉴”,增进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促进各民族团结发展,防止外敌入侵和和平演变,同时也增强对极端民族主义煽动言论的抵制力。面对冷战后兴起的民族分离主义这种威胁,中国加强对各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尤为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应该重新解释、塑造和建构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以一种更大范围的公民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来稀释和缓解狭隘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和维持超民族的国家认同,培养各民族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3.3 采取灵活的方式对待民族主义: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对国际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不满,呈现出一定情绪化和非理性的排外性,尤其是网络上的民族主义,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其显示出危险的极端倾向。因此国家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引导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采取灵活的方式对待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摒弃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提倡理性的爱国主义,并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政府也应当因势利导、广开言路,将当前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潮营造成真正理性、科学的爱国主义思想。
3.4 构建健康向上的民族主义:健康向上的民族主义的意义体现在:首先,民族主义应该建立在“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所崇尚的是一种包容大度的,可以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的意识形态,并倡导每位公民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深深地植根于内心之中并将其转化为永恒的、切实的行动,自觉避免和反对各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其次,建立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包容性,其宗旨应是对外开放的,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积极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并努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绝不是狭隘的目空一切,仇视外来文化。在当今全球经济化与信息化时代下,国际间的交流日趋频繁,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国家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师人之长,才能日益强大起来,从而达到捍卫本民族尊严的目的。
注释:
① 马瑞英.《民族主义:概念与现实》.(载《陕西师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140页
② 吴功荣.《民族主义:国际政治舞台的一柄双刃剑》.(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0期,第20页
参考文献
[1] 《马克斯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2]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3] 国家民委、中央文献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版
[4]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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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与知识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知识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识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即西方近代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与客观把握,而非将知识、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养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所有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标签,逐出学术之门。对中国而言,接受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只是晚了一个多世纪而已,所引发的读书人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无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随着读书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读书治学渐成职业行为,知识成为客观对象,不再与人的德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分类之学取代博通之学,使得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通人”变为“专家”,而且是科学思维下的“专家”。当然,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代学者的进程。不过对“命学”而言,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程度的深化,是个越来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学者热衷西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理性层面思考的结果。但是,传统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响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感性生活实践上还是更多地认同过往的一切,这在清末读书人对待“命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解说时,已开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观念和思想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时有占卜、算卦等行为,形而下“命学”的强大魅力仍在。这方面严复之所为便是典型。在广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进化学说为民族、国家命运把脉,大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严复颇多占卜算卦之举,如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尅,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尅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严复日记中的卜卦释词,是为说明卜卦是严复生活中的常态。其所卜算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发财、升官、疾病、生死吉凶、风水、婚姻、出行等,是人们俗世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东西。其中不少是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说明卜卦也非完全是个体的私密性行为。甚至在一些释词后面严复还记下事件的结果,以示所卜之卦的灵验。
应该说,对严复这代读书人而言,日常生活与占卜算卦相连,并非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尽管知识转型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们毕竟属于过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以博通为根基的治学修身一体的教育,后来所接受的外在于他们的西学,只不过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并未能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根本影响。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层面,他们仍能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学”兼容并蓄。实际上,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西学和中国形而下的“命学”是难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与占卜算卦的生活行为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一个人将西方理性完全内化于身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外在于己的知识与思想,那么他是很难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为的。只是在严复这代人那里,对西学的认知还未达及此等程度,“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也未形成,所以他们并未自觉体认到其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对待“命学”的态度就与他们的前辈有了较大不同。已有学者作过研判,新文化运动时树起的“科学”旗帜,其内涵不仅是指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一种规范性的评价尺度,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如此的氛围和时代环境,自然对“命学”特别是狭义“命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以至于民国年间从事“命学”者也要极力向“科学”或“哲学”靠拢,如袁树珊《命谱》前有《序》言:“科学名词,吾国古所未有,由转辗迻译而来。解之者曰:‘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是之谓科学。’然则吾国专门技术,何一而非科学耶?润州袁树珊先生,以所辑《命谱》见示。余曰:‘是亦科学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学》,推演而贯通之,科学之精义,昭然予世以共见。或疑为秘闻,陋已”。“星命学为吾国哲学专科。……窃谓是书(指《命谱》)果能流传区宇,使之人手一编,久必改进国风,消弭世变,同登于人类进化之盛运,然后见哲学之明效大验也。”将袁氏“命学”比附为“科学”或“哲学”,显然是时代大潮的产物,亦有为“命学”在近代学科体系和学科分类中争正统、争地位的考量。这种考量恰恰说明“命学”已处在极为边缘的境地,正在走向衰微,不得不借助“科学”话语力争一席之地。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命学”仍为民国主流知识界所排斥,特别是形而下的狭义“命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有一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在为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作序的人当中,有一位号称信奉唯物史观者林庚白,曾自述道:“前几年我对于卜筮星相,觉着有点好玩,所以闲空的时候,常去研究研究,而且因为了一时的兴致,写了一部《人鉴》,很风行一时。当下我的朋友,有许多不以为然,他们说:‘你是相信唯物史观之一人,为甚么提倡这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后来看见《语丝周刊》,钱玄同居然骂我浑蛋”。林的朋友和钱玄同的态度,恰能代表当时知识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毕竟在经历知识转型和五四洗礼之后,已成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都更接近于西方,学术界中人大都是具有科学思维的“专家”,所秉持的西方理性、科学观念使他们无法容忍心目中非“科学”的“命学”存在。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仍给“命学”留有一席之地,如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不时有卜卦记载,这里略举几例:1937年7月28日,“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1939年3月25日,“近日心神恍惚,忧父在西安遇难。今晚尤惶扰不宁。乃用闭目开书,手指某页一句之法占卜”;1946年7月6日,“以《蒹葭楼诗》祷卜宓本年应在清华抑往武大,得句云‘义方教子恩及侄’。宓以为子指淑,侄指克强,此句似命宓回清华之意”。从这些记载来看,吴宓之卜卦,有其特点,一是此举非生活常态,往往是在时代剧变和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才占卜。如1937年7月28日的占卜,是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即将进北平的关键时刻卜吉凶;1939年忧父之卜,也是因西安遭日军轰炸、军情危急之故;1946年的占卜,则是面临关键选择,为定行止而卜。二是为自己占卜,私密性很强。从日记看,基本未见吴宓为他人卜卦的记载,这和严复大量为他人卜卦,形成鲜明对照。无论如何,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尽管吴宓对“科学主义”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顾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无法公开从事主流知识界所界定为“迷信”的卜卦活动。实际上,在吴宓这代知识分子那里,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和个人中国式感性生活实际的分离,较之清末严复那一代更为明显,内在矛盾冲突也更大,在各种有形无形因素的制约下,一些生活实践只能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这样的事实本身,就已表明中国式的“命学”不能不走下坡路。#p#分页标题#e#
总之,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总体格局下,不论就知识分类而言,还是就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而言,都对传统“命学”颇为不利。“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不同学科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命运更是不佳,在愈益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命学”的这一历程,值得今日反思者极多,本文只是大体描述一个框架,一系列相关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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