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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
论文摘要：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实践思维、矛后思维、系统思维。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
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I‘】I¨。这说明哲学之思是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性质又如何呢?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它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分析与综合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实践思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阶段都体现着哲学思维性质的这一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起点：反思一批判性思维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批判性思维。
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反思一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评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在批判中发展，是发展的哲学，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找到1．‘物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哲学中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哲学，批判一切旧哲学，并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还在批判自身中前进，例如，青年马克思较多的使用“异化”概念，以后减尘使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苏联的革命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正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批评继承，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就是面对现实，对毛泽东思想中解放台j|『等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在批判中发展，这也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批判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进行思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本身为对象来思考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总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概栝、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哲学命题。毛泽东也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栝和总结。思格斯曾经在谈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时指出，l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和那时的自然科学的状况相适应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现代的辩证思维，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r"l”开始的。哲学是对我们周围一切|．【物的观点、看法的再思考。回答为什么、怎么会?要找出我们所要了解的1．【物的内在规律性，总得从我们所看到过的无数1．【物的现象或表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理论条件来看。它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并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进行思考，这说明它是一种|．【后的把思维作为对象的认识。从社会条件来看，是从对工人运动的分析思考，得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结论。马克思对l848年革命的总结，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理论：对l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使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阐述，得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形态等，这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哲学从中总结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能量守衡定理的提出，解决了人死后物质不灭，以及灵魂等问题。细胞学说的创立，说明生命也是物质的。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网络哲学等也是对一种思想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也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运行方式：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1．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哲学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即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和双向建构。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
首先，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实践思维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超越性存在，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
再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后开始的，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在对|．【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
2．矛盾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充满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哲学是在对立统一中的思维，总是从对立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首，其它两个规律都可以从矛盾规律中得到解释。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就是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物是联系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了矛盾，但又是互相转化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互相转化，质变和量变互相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转化，真理与谬误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互相转化。有|．【物就有矛盾，在对立统一中思维，在对立统一中认识|．【物。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又引起新的肯定。否定是|．【物联系的环节，否定是|．【物发展的环节，否定是||【物的自我否定，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具体分析|．【物的各种矛盾，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得出所要的结论。
3．系统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叶，随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产生而形成了系统思维方法。所谓系统，就是指由|．【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则是整体与要素相结合，注重整体，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要求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树立识大体、顾大局的整体观念。某些|．【情，从局部看是可行的，但从全局看未必可行。因此，要自觉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重视研究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使系统能够发挥最优整体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优化结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同时，分清研究系统的不同层次，分层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抓关键层次，发挥系统的层次功能。从开放性看，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都要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只有通过开放，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终极目标：提供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1．哲学思维的目标主要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知识
知识与思想方法彼此相通，但并不相同。知识是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思想方法是对对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人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思想方法，而且思想方法对于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入是由于思想方法的引导，才可能不断提升自我，超越现存生活，进入更高生存境界的。
思想方法的本性就在于超越、出新，也就是要去“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不如此它就不能把人带入更高境界、发挥对人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为什么会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发展的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一批判理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中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产生起就为实践服务，在实践中思维，为实践而思维。哲学在实践中产生，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但是，认识不是目的，改造世界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产生就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投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实践中产生。还在实践中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又是一种发展思维，它要求哲学不断创新。它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从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从创立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这本身就是发展的哲学。从认识上看，只有在实践中认识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思主义哲学从一产生，就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旧唯物主义的创新，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更多的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典型的创新。从体制上看，马克思主义指明了资本主义一定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邓小平理论又对体制和体制的实现形式做了区分。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创新的学说。从创立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到现在的邓小平理论，经历了无数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农村包田城市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学说，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无不是在实践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哲学，不是仅仅_E解释世界的哲学，它是为实践服务的，是为人类的解放服务的。充分发挥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为实践提供方法，指明方向，并提供对未来的预测，在实践中产生前●性的思维。主体的能动性不能仅只停留在现在，而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思考。面向未来，用发展的眼光，把眼光放在未来．寻求未来的发展．科学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挖掘人们未来的需要，这不仅仅是在解释世界，而且是在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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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机械论；目的论；哲学思维方式
论文摘要：16—18世纪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数学和物理学迅速发展的时代。而经典物理学又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代表。经典物理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物理学成为其他学科的典范。因而为物理学所信奉的机械论思维方式也深深影响着其他学科，包括生物学，甚至哲学。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开始从研究静态事物的科学转移到研究自然界的动态过程，机械物理学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学科的诞生证明了自然界本身的合目的性，它具有多层次的、能动的辩证性。在这种情形之下，西方哲学界也以独特的思辨方式对自然科学的成果作出了自己的综合和思维方式的提炼。
一、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19世纪以前的经典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新的方法论原则排除了物质现象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力量，物质世界的现象只需由自然原因来解释。霍布斯哲学是鲜明的机械论哲学。即使是持有神论观点的笛卡儿也避开目的因素来探讨自然。根据斯宾诺莎有关神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他认为涉及神的目的的说法无疑是荒诞的。休谟作为基督教之异端在生前就是出了名的，他强烈反对以终极因为设定的目的论。休谟论证了我们的知识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由人工产品有建造者推论出其他自然产品也有目的性的建造者是非法的类比。依据经验，我们无权推论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休谟认为，在经验的限度内有两个相关联的东西，则我们可以从甲推知乙。但神的知识超出经验的范围，也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我们只能假定一个被我们赋予了道德涵义的上帝。拉美特利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极端代表，他在笛卡尔将动物看作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都称为是机器了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可以用机械作用来说明。“人体组织足以说明一切”，“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霍尔巴赫也信奉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的自然因果决定论。人的一切活动在他看来都可以还原为自然因果作用。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只能受生理规律的支配。所以，到了l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里，机械论成为了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它的进步意义在于破除了因为神学的异化导致的蒙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化。
二、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
近代机械论与目的论发展到近代德国哲学那里走向了调和，这种调和是将机械论纳入到目的论，而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是目的论对机械论的扬弃，这个方向恰恰正是辩证法的方向，它首先是由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兹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来的。
文德尔班认为在近代哲学中“目的论信念不得不明确地放弃科学的方法阐述特殊现象的权利；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整体概念中，莱布尼兹、还有一部分英国的自然研究者，最后在两个敌对的原则间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均衡。”的确，作为近代经验论哲学与唯理论哲学的后期代表，从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为近代分歧思想的融合所做的努力。莱布尼兹建立的思想体系试图去调和机械论与目的论之对立，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单子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最具思辨色彩、哲学意味最浓的理论。单子无法实指，单子是精神性的。莱布尼兹甚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声称单子是隐德莱希(ente]echy意为圆满的实现、生命的原理)。而单子是多，单子无窗户，它们之间的和谐是由一个外在的上帝决定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次序是可循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机械论解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但通过莱布尼兹对单子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分析出莱布尼兹认为单纯的机械论解释是不够的。每一个单子都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实现其本性。由此可见，他反对机械论式的外在决定论。作为整体的自然则需要一个较高的理性的指引。莱布尼兹并不回避上帝：上帝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莱布尼兹将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概括为：力学导源于形而上学。(参看FrankThilly的Ahistoryofphilosophy的莱布尼兹的部分。HebryHoltandCompa—ny，October，1926．)．
如前所述，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倾向。然而，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论所坚持的是一种外在的自然目的论，仍然带有机械论的色彩。只有到了康德那里，机械性与目的性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才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质性阐明，目的论深化为内在的目的论。
三、康德的内在目的论
对康德而言，如果我们采取“反思的判断力”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设想万物不可能由盲目的偶然性产生，并假设有一个比人类更高的理性(上帝)，他具有直观的知性，能够根据机械规律解释一切，但我们却做不到。(在这种眼光看来，我们必须假定上帝那里，一切才都是必然被决定的。在上帝眼中，没有偶然。)在机械论自然观占主流的情形下，康德提出了目的论自然观。但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与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绝不是一回事。在康德看来，目的性的概念表示一种原因的主体与其结果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当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因为这样的话，目的性概念就超越于人类的理解之上，变得神秘而遥不可及。康德对于带有物活论倾向和有神论色彩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批判表明把目的性的概念直接运用来规定有机的自然世界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自然的目的性只是合乎人类主体的合目的性，只是一种主观“反思判断力”而已。
一名机械主义者不可能询问事物是为了什么但如果我们是以目的性的方式来思考，那么不去思考一个终极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康德自然目的论观点是否与牛顿力学所代表的机械性思维方式相违背呢?为此，在自然统一性问题上康德提出了有关机械论与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命题：
“命题：物质的东西的一切产生都是按照单纯机械规律而可能的。反命题：它们的有些产生按照单纯机械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在康德看来，这对表面上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这两个命题表面上看之所以矛盾是因为把这两个原则视作知性概念的规定性判断原则，而没有看到目的论原则作为主观反思性判断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机械因果性归结为规定的判断力，而把自然目的性归结为反思的判断力。所以，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目的论原则，则不仅不会与机械论原则矛盾，而且还可以当作机械论原则在使用过程中的有效补充。
况且，机械论原则贯彻到底，往往会得出一种外在的第一推动力，牛顿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与休谟一样，康德反对超自然的理陛实体，因为神学不应该插足自然哲学。当涉及有机物和作为整体的自然时，就必须在机械论之外引进目的论作为辅助原则了，从而达到对自然最为高度统一的表象。“这种表象决不表明我们对自然总体有了一个知性的概念规定，而只是用来使我们的知性与原理达到主观协调活动的一种反思判断，它表明的毋宁说是主体的人的道德性质。”康德就要为自然本身的目的论寻求自然本身的根据，从而严格地将目的论限制于人的世界。
我们看到，与浪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排斥不同，莱布尼兹、康德哲学中调和了机械论的目的论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认可和合理定位。启蒙运动之后，目的论中的终极目标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外在的客体，而是一种建立在过程中的内在的理念。这时的目的论不仅仅是在自然哲学中与机械论对立的那种思维方式或本体论模式，目的论的触角已延伸至哲学家们的整个哲学体系，目的论已成为哲学体系建构过程的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以及这种哲学体系的价值取向。在目的论思想深化的这种契机中，外在目的论与内在目的论的区分对于目的论思想本身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它深化了目的论的层次，赋予了目的论思想新的生命。如果说莱布尼兹的目的论思想基本上是外在目的论，那么康德哲学的目的论则是内在目的论。康德通过批判唯理论的外在目的论走向内在目的论，并在“人是目的”的总的原则下由内在自然目的论走向道德目的论，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道德目的论也是康德整个哲学的皈依。
众所周知，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回答了人可以知道什么；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回答了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但这两大批判的完成使得康德将自然界的必然与道德实践的自由对立起来，而这两者的统一性又不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这两者的统一却是可以设想的。“康德认为，既然人本身是自然的存在同时又是超感性的存在，是现象同时又是自在之物，这里就有了一个把两个世界结合起来的立足点。……所以康德认为，合目的性问题可能是解决自然界与自由统一的关键。”在康德看来，我们对审美经验、有机体、作为整体的自然、历史进行的判断是一种合目的性判断。这种判断力既不是通过数学性、机械性的分析而获得理论知识的知性的力量，也不足采取道德行动之无条件命令的那种理性的力量。这种判断力所主张的既不是科学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深刻洞见。但正因为我们人类具有反思性的合目的判断，可以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连接起来，我们人才成为完整的生命。所以通过判断力批判的建立，康德试图回答最后的问题：人是什么?
在知识论中我们可以对现象进行理论的把握，但理论知识只是认识，而生活除了认识之外还有着宽广的领域，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理论中。所以除了理论理性之外，还有审美和道德。在审美里，不再有那种先验的必然性的理性，这里的“理性”(仍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的东西可寻)是作为寻求一种不确定的只起调节作用的“理性概念”，只是在感性的层面提供一种不确定的“秩序”。审美判断并不是从一般到个别的依照原理的求证，而是从个别到一般的“于‘混沌’中见‘秩序’，于‘现象’中见‘本质’，于‘必然’中见‘自由”’。审美——趣味判断体现了合目的的一般原则，而当我们以审美的眼光观察自然，把自然也当作艺术作品时，就得出了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自然目的论。正如叶秀山写道的：“然则，我们如果反过来以同样的态度‘看“自然’，在那复杂纷繁的现象中，仍有某种秩序“在’，在那流逝的时间中，有那神圣持久的力量在，在那‘铁箍’一样的‘因果律’中，跳动着‘自由’的‘生命’。‘自然’本身——‘事物本身’原本也是那样‘巧夺天工’。无论那崇山峻岭·，那潺潺小溪，夏日炎炎，秋虫唧唧，无不显示自然之‘造化’，似乎在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自然’的‘机巧’与‘理性’的‘机巧’原是‘异曲同工’。”)
在康德的合目的性的视角中，自然、人类社会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部分互为因果，彼此依存。此中各物自有其内在目的，依此目的实现其内在的规定性。而人作为有理性的自然存在物，是唯一能规定自己的目的并对自然做出价值判断的存在，因而他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之所以人是最终目的，是因为它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目的作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人不依靠自然设定目的，人将自然作为手段以实现自身，人是自由的。在康德这里，当自然目的论达到它的最高观点“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时，判断力批判讨论的目的回归实践理性了，自然目的论转向道德目的论了。因为追根到底来说，自然发展的目的不是肉体性的人，而是精神性的人；只有道德的人才是自然发展的最终目的。康德的人本主义思想充分体现在道德目的论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结论性地写到：“——既然这个世界的事物作为按照其存在说都是依赖性的存在物，需要一个根据目的来行动的至上原因，所以人对于创造来说就是终极目的；因为没有这个终极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部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这样，自然的必然与道德的自由在目的论的维度中得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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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否能够正确地分析、思考并解决问题，是衡量其领导力水平的基本标准；是否具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哲学思维，是对领导艺术的更高要求。领导者的哲学思维有其自身的表现方式和特征，并在领导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领导者；哲学思维；特征；作用
领导作为一门系统科学，有其内在的规律，也凝聚着哲学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得益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善于运用哲学思维，应是领导者决策的显著特点。
一、领导者的哲学思维
领导者的哲学思维，就是领导者的理论逻辑思维，是领导活动中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辨证思维活动。
（一）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的本质是辩证思维。辩证法的本意是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当作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柏拉图则把辨证法看作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意义上将之作为形成概念、下定义和检验定义是否正确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认定辩证法为揭露自身矛盾的思维方法，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维本质界定为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辩证思维。它表现为从有限寻求无限，从暂时中寻求永恒，从相对中寻求绝对，从有条件中寻求无条件，最终形成对宇宙最高原理的把握，是在思维运动中从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是思维方法中的最高层次。
（二）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看，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如下：
1.领导要善于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即把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坚持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即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获取大量真实有效的感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矛盾分析和逻辑加工，实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目的。
2.领导要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善于全面地思考问题，又善于重点地对待问题；既善于研究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又善于找出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3.领导要坚持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目的，一切思维和实践活动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原则。
4.领导要善于客观的体现矛盾的目的性即联系性。既体现矛盾的相互依存，又体现矛盾的相互贯通，不能忽视甚至割裂矛盾相互包含、相互排斥、相互转化的微妙动态关系。具体工作中，领导者首先要突破传统思维，追求内涵的创新性，根据单位的客观条件、基础和环境，客观全面分析；看到自身与他人条件的差异是基础，不迷信权威、不拘泥于传统、不盲目从众是关键。其次，领导要超越平常规矩，追求方法的非逻辑性。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即成现实，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常规的过程，更是领导者哲学思维价值厘定的过程。它注重事物的非逻辑的、甚至反逻辑的联系。再次，领导要能打破既定模式，追求角度的灵活性。
二、领导者的哲学思维的具体要求及特征
（一）广纳百家之长，根据情况发展对治之动。
广泛吸取哲学思维指导决策的成功经验不仅指“通古”，更蕴含着“纳今”。以古鉴今，不仅是文化复归的期求，也是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近些年来，有时代主题的转化，有中心任务的转化，这些转化有效的引领了我们国家的前进和发展。实践证明，不抓住时机适时“转化”，就会贻误大局。
（二）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秉持逻辑正态。
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帮助人们科学的推断，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恩格斯说：“不应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上天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如使用演绎方法，不能只注重一般原理知识，而忽视归纳，那样就难以发现现实中的特例而犯错误。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存在了。”[2]如领导决策如果只讲综合而没有分析，则决策方案过于笼统，缺乏现实操作性，难以实施。当然，这并不否认使用分析与综合方法时，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一定问题上，两者各要有所侧重。
（三）强调哲学思维指导领导决策的自觉性，重视实践的期求。
哲学思维与领导决策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加强接运用哲学思维的自觉性，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认真学习和精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中的基本观点，如唯物论、联系与发展、对立与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认识与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意识形态等，把握哲学思维的丰富内涵。其二，熟知领导学的基本理论，掌握领导决策的程序、方法、原则与特点等。其三，积极参与决策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概括、总结哲学思维运用于领导决策的经验与方法，使哲学思维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
三、领导者哲学思维的作用
（一）哲学思维是领导者制定正确决策的思想基础
调查研究是制定领导决策方案之基。首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包括世情、国情、党情、民情、z，才能找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其次，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客观依据，才能在多个方案中准确选优，始终坚持我们党把人民群众的情绪作为决策的第一信号，对民情的调查研究对于决策方案的选择尤为重要。再次，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把握整体上的齐全性。最后，通过调查研究还能识破假象、错觉。
客观实际是确立领导决策目标之本。决策的制定要做到“三个不能，一个必须”。“三个不能”指决策目标一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二不能从外国模式出发；三不能从本本出发。“一个必须”指决策目标的制定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二）哲学思维是领导决策成功实施的思想保证
客观规律是领导决策实施的基本前提。领导决策的实施是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再好的事先设计也难以为继。
根据和条件是领导决策实施的主要依据。可能性有两个基
本因素，即根据和条件。根据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条件是指与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作用的各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可能性则是根据与条件的辩证统一，无根据就无可能性，有根据但无条件是抽象可能性，只有既有根据又有条件才是现实的可能性。离开了根据和条件就无可能性。
整体与部分相关联是领导决策实施的重要原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是部分的合成，离开整体，部分不存在，黑格尔说：“割下来的手不是手”。其二，整体与部分相互包含。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中也包含整体。其三，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的功能大于或小于部分功能简单相加之和，这取决于结构是否合理；二是整体的性质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部分的有机结合。这一思想原则，是领导决策实施中需把握的重点，
（三）哲学思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对领导决策来源和决策实施的检验以是否促进社会实践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为标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详细的调研，做到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方针，既通观全局，又洞察细节。这是领导者的当前工作任务，也是实现我们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徐桂林等，《毛泽东的哲学思维与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J〕，河北北方学院报，2008年四月
[2]芦建英，张金萍《哲学思维方法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6月
[3]武文芳，《提高领导者的创新能力》〔J〕，大庆社会科学，2008年4月。
4.孟范昆，汪寿祥《哲学思维与领导决策》〔J〕，求实，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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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1] 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在当今时代，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思维，对现代化发展的实际作用到底有多大?有多少?这大概谁也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谁也不能忽略了一种规律: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必将有力地指导伟大的实践。
如此看来哲学并非没有用，只不过是它的作用容易被人忽视而已。反思哲学被人所忽视，大体有两大原因:第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作用的特点所致。它的特点一是有远用而无近用，它的影响往往不是立竿见影式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出来。二是有大用而无小用，它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对社会的公共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对个人具体工作的影响。三是有潜用而无明用，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先是在思想意识接受，继而才转化成个人的思维方式，再影响人的具体行为方式。第二，社会环境影响所致。战争或和平时期、计划或市场经济的不同环境，对社会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更容易左右人们的思想，人们更趋浮躁，判别事物价值的标准更直接、更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被忽视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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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 *的先验分析论有三个主要部分：形而上学演绎、先验演绎和原理分析论。第二、第三部分产生了许多活跃的讨论，有解释性的讨论，也有实质性的讨论。相反，第一部分却没有引起人们多少兴趣。不少读者以为，第一部分显然是康德打算构建的东西，亦有很多读者也认为，康德的论证明摆着是失败的，因而不值得做进一步的解释。
我不打算为形而上学演绎的论证辩护。然而，我想竭力说明《批判》的这一部分内容的确包含了值得思考的重要内容。Ⅰ. 我要概括康德的论证。Ⅱ. 并评论其中的一些难点。Ⅲ. 我将讨论综合概念，试图表明形而上学演绎有助于阐明综合这一重要而又模棱两可的概念。Ⅳ. 我将简要评述形而上学演绎的中心论点。
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似乎康德的论证依赖于一个无力的逻辑理论，同时可能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逻辑观念基础上。康德认为，逻辑是一门形式严谨的学科，它“抽掉知性认识的全部内容……所处理的仅仅是思想的单纯形式”(A54/B78;又见《逻辑学讲义》导言Ⅰ，9：11—16)。康德还认为，逻辑像他所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完整的学说体系”(Bviii)，它不可能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被合理地改变。考虑到奎因和其他人惯常的攻击，② 康德对第一点的看法很可能让天真的现代读者震惊。考虑到逻辑理论的发展远远高于上个世纪，康德对第二点的看法似乎很可能因为浅薄而让人尴尬。
就第一点而言，人们可以期待有意义的争论，因为对逻辑处理固定的、纯粹形式的原则这种看法的攻击根源于彻底的经验主义，对此康德无疑会寻求反驳。然而，就第二点而言，问题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值得讨论的。康德并不接受他那个时代的非批判性的逻辑，这是事实。例如，在他本人出版过的一本逻辑著作中，他攻击了演绎(三段论)学说的四格，③ 在某些地方他批判了传统逻辑学家，因为他们只是关注定言的命题和推论，而忽略了假言的和选言的命题和推论。④ 然而，不幸的是，康德并没有坚持留意自己的看法。相反，他走向了自己坚决要求的反面，例如，他继续将定言命题视为范式命题。⑤ 但无论如何，他的逻辑理论是苍白无力的。至多，这一理论仅仅处理了命题逻辑的一个小小裂缝。它也未提供清楚的量化处理，而是限于定言命题的模糊处理。最重要的是，他的逻辑并不考虑谓词的表象杂多，又不考虑作为数学推理动力的复杂量化结构。⑥
显然，康德的逻辑理论是有限的。在形而上学演绎中就隐含了这一点，这却是不明显的。康德的中心论点是判断中有思维的基本结构，而且这些结构赋予直觉杂多的纯粹综合以统一性。逻辑理论的发展是否比简单地改变我们对那些结构的理解做了更多事情，这点并不清楚。⑦ 要更为清楚地了解这点，我们需要集中分析这一中心论点本身，而忽略康德逻辑理论子目的局限。
第二类困难并非与康德的逻辑理论，而是与他在构造其判断的逻辑功能表中对逻辑理论的运用有关。正如我们所见，康德可以宣称，他的第二个表格是系统的，只是因为他想当然认为那是他的第一个表格。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未对第一个表格背后的观念或原则提供任何解释。他只不过把表格列出来，同时只是将它建立起来，甚至同时承认这种划分“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本质的方面显得与逻辑学家们公认的划分法有所偏离”(A70—71/B96)。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批判家们，⑧ 都指责康德在这里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康德的判断功能表，像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一样，在经验性和“庞杂性”上都得到了发展。在K. 赖西(Klaus Reich)著名的以及令人钦佩的研究中，他极力反驳了这种指责。然而，他的努力尚未被人们接受。⑨
倘若康德第一个表格背后的原理是不清楚的，那么其许多细节也是不清楚的。针对“任何可能误解的辩护”康德提出了几点“意见”(A71/B96)，但他的评论通常只是导致混淆视听。例如，在解释他为什么将单称判断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目”归到量的条目之下时，康德承认，“在演绎推论(三段论)中使用判断时，单称判断可以如同全称判断来处理”(同上)。⑩ 尽管他说，如果我们视一个单称判断“为一般知识，按其与别的知识相比较时的量来估价，那么它当然就是与普适性判断有区别的……并在一般思维的一个完整子目表中应有其特殊的位置”(A71/B96—97)。他的观点大概是判断不仅仅作为一个演绎推论(三段论)的组成要素，而且有自己的正当权利，“作为一般知识”(11) 在逻辑上得到正确的对待。然而，什么是视一个判断“为一般知识”，以及为什么单称判断必须区别于全称判断，我们对此还是不清楚的。
在康德对为什么无限判断跟着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被归入质的条目下的解释中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康德指出，判断“灵魂是不死的”显然不同于否定判断“灵魂不是必死的”。然而，他坚持认为，谓词恰好包括否定词的肯定判断不应该被视作肯定判断。这种区分足够清楚了。此外，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这点适合于判断的逻辑形式，以及为什么无限判断和肯定判断、否定判断并列在一起。可惜的是，在康德要消除这一问题的努力中，他好像与自己的看法相矛盾。他承认无限判断在普遍逻辑中“正当地被归入”肯定判断(A72/B97)。然而，他坚持认为在先验逻辑中它们必须被区分开来(A71/B97)，或者在“判断中思维的一切子目的先验表”(A73/B98)中必须被区分开。这表明，判断的逻辑功能在先验逻辑内是一致的，都是处理范畴的学科。然而，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些功能又被假设在普遍逻辑内是一致的，因而提供了先验逻辑能够用来建立范畴表的“线索”。
第三类困难牵连到康德的范畴表及其与判断功能表的关系。这两个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模棱两可的。例如，为什么体现在单称判断中的思维功能与全体性范畴而非单一性范畴相关，这完全不清楚。(12) 康德除了说范畴是以一定方式加以运用的判断功能之外，几乎没有谈到一般的相互关系。在仅有的几点评论中，他的确提到范畴表的结构，而且，他只是指出范畴表内在的一些考虑，主张在每一条目下的第三个范畴“是从第二个范畴和第一个范畴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B110)。总体性或全体性，以图解的方式，被说成“不过是作为单一性的多样性”(B111)。康德认为，第三个范畴并非由于这个原因而“仅仅是派生的”，因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概念为了产生出第三个概念的联结“需要知性的一种特殊行动，而这种行动与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概念那里所实行的行动是不同的”(同上)。然而，这种“特殊的行动”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孕发范畴与判断中的思维功能的关系，这并不清楚。(13)
最后，第四类困难，既与形成康德中心论点背景的逻辑理论无关，又与他对构造两个表格理论的运用无关，而与中心论点本身有关。康德断言，思维的逻辑功能也构成概念，这些概念一定适合于感性直观中被给予的事物。这里很难了解他为什么会想到这点。
康德的论点似乎根源于两个根本性的看法。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认为，只是当事物可以在感性直观中被给予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它们的知识。他还认为，知识存在于判断中。他的观点似乎是，当我们把这两点放在一起时，我们发现我们对事物的直观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判断的逻辑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因此构成了知识的一切对象必须与之相符的基础性概念，即“一般对象的概念”(B128)，或者范畴。
乍一看来，康德的论点似乎是，倘若我们想有能力对事物做出任何判断，我们直观的事物就必须符合判断的功能。尽管如此，如果那是他的看法，那么他的论点或者是无足轻重的，或者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打算对直观中被给予的事物做出定言判断，那么我们必然能够将这些事物表现为主词，并将谓词赋予它们。但这仅仅是无足轻重地重复：我们必须能够对事物做出定言判断。这不是说，如果我们想把事物当作谓述关系的主词，那么事物就必然能够具有某些确定的范畴特征。而且，如果康德的意思是后一种主张，那么他的论点，甚至就他自己的看法而言都是荒谬的。因为这一看法表明，除了对显示范畴特征的事物外，我们不能做出任何判断。这会造成与康德逻辑是中性话题的观点——逻辑“抽掉一切知识的内容”以及“考察一般思维形式”(A55/B79)——相矛盾。这还可能暗示，我们甚至不能对我们无法直观的事物做出判断;然而，这样一类判断正是先验辩证论的主题。
似乎很直白，康德的意思是说，事物必须具有范畴特征作为一个条件——不是我们对其做出判断的条件，而是我们形成有关它们知识的条件。如他所说，范畴应用到我们直观的事物上去，因为“只有通过[表象]某物作为一个对象被认识才成为可能”(A92/B125)。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困难。即使我们假定事物具有这样的范畴特征，也很难明白为什么它们无论如何要与判断的逻辑功能相关。比如，像斯特劳森已经指出的那样，(14) 我们设想一下，一般而言，我们如果不能将一事物确认为我们在其他情况下直观到的相同事物，就无法获得有关我们所判断的那些主词的知识。再设想一下，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判断的主词确认为在时间中持续下来并以规则的方式变化的事物。为了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事物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这或许是对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这些特征与判断中思维的逻辑功能相一致，甚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这些逻辑功能的。(15)
康德的中心论点似乎相当不可信。但是，在我们抛开这一论点之前，可能我们应该更为细致地考虑他有关综合的说法。在最后的几段里，就像评论者通常做的那样，我将范畴说成是被直观的事物必须归入其下的概念。然而，康德所说的是，范畴是赋予直观的综合以统一性的概念，借此直观被带到概念上来。或许很值得去探究这一区别，以及这一区别所围绕的那个综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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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变革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变革整个近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实现对旧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其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实现思维方式转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了以往哲学家拘执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对相关哲学问题的思考限制。新思维方式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事物、现实、感性”不再“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从“抽象能动方面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变革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关键，更是源于思维方式所遵循的“道”或“理”，即思维逻辑的变革所决定。所以，从整个西方哲学思维逻辑发展的历程，来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哲学的思维逻辑，不仅有利于在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变革，而且更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
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尤其是在思辨思维盛行的柏林大学，由于结识了鲍威尔、科本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坚，并在其影响下，马克思很快接受了黑格尔的思辨思维逻辑。马克思立足于黑格尔的思辨思维逻辑，探讨了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具体指出宗教是把神看作道德的基础，把上帝看作幸福的源泉等用思辨的“人性论”武器，揭示了宗教的弊端;而且也探讨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思想最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莱茵报》时期的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问题等政治实践所产生的思想苦恼，使马克思意识到，思辨逻辑所论证到的作为国家的法，实际没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促使马克思萌发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动因。随后马克思经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不是黑格尔思辨逻辑所认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指出，市民社会才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在面对解放德国所依据的是什么时，马克思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在分析处于异化状态的问题上，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本质是有意识自由的类即人本逻辑。显然，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辨逻辑唯心主义的缺陷，并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逻辑，进而展开了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逻辑思维的批判。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但同时我们应看到，马克思在由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变为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时，并不是完全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而是用人本的逻辑进行思辨的思维、用思辨的思维进行人本的逻辑。在这种相互贯穿的逻辑中，既立足于人本逻辑分析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问题，又立足于思辨逻辑通过思辨的扬弃道路，使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回归人的真实存在状态，从而引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思想相互贯穿不同的逻辑支点蕴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内在矛盾，这就内在地促使马克思在哲学思维逻辑上进一步否定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思维。
随着马克思批判现实实践活动的深入，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已经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从而促使马克思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尤其是突破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最终确立实践的思维逻辑。这就是1845年春马克思写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马克思为制定自己新哲学的观点而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在这个具有高度浓缩、原则性的提纲中，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限制，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确立了自己新哲学的实践思维逻辑。立足于实践思维逻辑的马克思首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展开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仍然和从前的唯物主义一样，“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在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里，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然”和“人”这两个实体。而在这个世界中，由于有了人这种对象性的存在，就使自然的、也包括人的一切事物，都成为一种对人来说的对象性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由于任何对象性都是人的对象性，因而应该从人本逻辑，去看待、理解作为与人处于对象性存在的一切事物。而作为对象性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物呢?显然，费尔巴哈的回答只能是：人仅仅是脱离现实实践的直观的、感性存在的人。马克思正是抓住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抽象人的缺点，并突破其缺点确立了应“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实践思维逻辑的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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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变革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变革整个近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实现对旧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其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实现思维方式转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了以往哲学家拘执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对相关哲学问题的思考限制。新思维方式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事物、现实、感性”不再“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从“抽象能动方面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16?。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变革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关键，更是源于思维方式所遵循的“道”或“理”，即思维逻辑的变革所决定。所以，从整个西方哲学思维逻辑发展的历程，来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哲学的思维逻辑，不仅有利于在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变革，而且更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
从哲学的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中可谓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学者们把关注点集中在世界观的相关领域，总是从世界观上去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而对属于方法论研究领域的思维逻辑却很少涉足。即使有涉足也仅仅局限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形式逻辑即逻辑学的研究领域，而逻辑学领域的形式逻辑，是在承认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的前提下，对形式逻辑自身规律和规则的应用和演绎。而形式逻辑这种对自身规律和规则的非批判性，恰恰无法从哲学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的。在目前哲学界里，除了有对形式逻辑的逻辑学专门研究的人外，真正从哲学思维方式，尤其是思维逻辑视角，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这可谓是一个新的尝试和开拓。
而要从哲学的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必须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是什么问题。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在比较意义上：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关系，只有明确了这一方面，我们才能知道哲学思维逻辑在哲学中属于什么样的领域，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这也就是哲学的思维逻辑在哲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层次问题。第二方面：就是在明确了哲学的思维逻辑处于什么样的层次后，必须明确哲学的思维逻辑在这个层次中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即哲学的思维逻辑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的问题。从比较意义上的第一方面来看：哲学思维方式是指一定哲学家对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解、把握和评价方式，即是指一定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根本思维方式。而哲学思维逻辑是指一定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所遵循的“道”或“理”，即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规律和规则性。换而言之，就是说一定哲学的思维逻辑是一定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维的内在规律性，即它所遵循的“道”或“理”。由此可见，哲学思维方式是说明一种哲学思维的“所然”，而哲学思维逻辑则是说明一种哲学思维的“所以然”。显然，哲学思维方式是处于哲学方法论中的显层表现，而哲学思维逻辑则是处于哲学方法论领域中的隐层规律和规则。因此，相对于世界观领域，对于方法论领域的哲学思维逻辑的探讨，也就进展到了一个更深入的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变革以往传统哲学以及理解马克主义哲学的内在本性。
从具体意义上的第二方面来看：哲学思维逻辑，是指一定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的内在规律性和规则，即一定哲学思维方式所遵循的“道”或“理”。而这个“道”或“理”即哲学思维逻辑，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即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点。这就意味着作为构成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的根据和原则即哲学思维逻辑，对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来说，不可避免地就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所谓“隐匿性”就是说，哲学的思维逻辑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操纵者”，这就是它的“隐匿性”，即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前提。所谓“强制性”就是说，隐匿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中的思维逻辑，规范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它的“逻辑强制性”，也即是规范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方式。
而隐匿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之中并规范和制约哲学家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逻辑，其所具有的“逻辑强制性”，要求我们从思维逻辑层次上，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在批判性地反思和变革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逻辑的“逻辑强制性”过程中，创立了实践的逻辑。由此，在思维逻辑层次上，才能使我们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逻辑对“解除”以往哲学思想前提的“逻辑强制性”的变革意义;才能使我们更深入理解马克思实践逻辑在变革以往传统哲学过程中，为自觉地建构哲学思维方式构成自己的逻辑和原则即思维逻辑，从而使哲学思维逻辑在重构与解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哲学思维逻辑之间永远保持着自我批判的空间，进而实现思维逻辑层次上的跃迁，促进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所具有的方法论上的革命意义。所以，在哲学的逻辑层次上，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逻辑的变迁历程，来透视马克思是如何对其实现的变革，是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所必须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由于时代历史的发展，表征时代特点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相应地决定不同思维方式的思维逻辑也不同。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除康德的先验逻辑、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外)主要有三大思维逻辑：(1)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经验存在逻辑;(2)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形式逻辑或概念逻辑即内容与形式相分离;(3)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方式的思辨逻辑或概念逻辑即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这些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思维逻辑，后者均是对前者的扬弃，实现了逻辑层次的跃迁，从而形成由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存在逻辑(肯定)——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形式逻辑(否定)——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逻辑(否定的否定)的合规律性发展。
一是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存在逻辑。古希腊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世界本原”问题。对世界万物的多样性、产生和变化，此时主要从朴素直观的思维方式出发，按照有生必有死的常识，存在的东西一定会归于虚无。然而，生死有序、四季交替、草木枯荣的自然景象却告诉我们：万物聚合而成的自然，没有因为万物的生死变化而毁灭，而是表现为一种永恒的循环。既然如此，这说明在生死变化的万物之中，存在着某种始终不变的东西，他们称它为万物的本原。当时，哲学家们企图用水、土、气等具体元素作为本原来解释万物的多样性及其变化，他们把世界万物这些变体看成是由不变的本原所导致。但在这里，哲学家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哲学家无法很好地说明动变的变体与不变的本原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的是，赫拉克利特立足于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以动变的“火”即逻各斯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宇宙是燃烧的活火，而不是把某种确定的存在物(“火”)作为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始基”或“基质”，而是把动变的过程(“火”)本身视为本体。显然，这种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逻各斯”本体具有内在的否定性和矛盾，对于当时的哲人和世人来说，均难以理解和不敢苟同。而赫拉克利特在“感觉确定性”层次上，在表象意识的经验事实中，对变动不居现象的经验描述，只是一种经验层次的、朴素辩证法的表达方式。但问题的关键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在表象意识的经验事实中，人们都可以承认“运动”。而表象意识只能“承认”运动的现象，而不能说明和把握运动的本质。这也正是芝诺对无法用经验事实表达运动本质的“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所苦恼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而要说明运动的本质，就必须用人类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即概念的逻辑，去表达和把握运动对象的本质。正因为没有自觉到这个问题，所以，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存在逻辑，才被称为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针对朴素辩证存在逻辑的朴素性，列宁提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它”??[3]?。虽然如此，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的存在逻辑，其合理性不在于合后来的主观概念逻辑之理，而在于合客观的事实逻辑之理，即存在逻辑。即在感性的、经验的层面上，使逻辑的“真”与事实的“真”一致，从而自发地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二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形式逻辑。对于形式逻辑，人们通常称为“普通逻辑”，即指为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所理论化、系统化的逻辑学，它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思维科学。如目前逻辑学专业学习的逻辑，以及由形式逻辑所衍生的数理逻辑、符号逻辑等。这种形式逻辑的最大特点就是：研究的不是现实的存在物即世界万物，而是思维物即作为思维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及其规则、规律。而作为思维内容的世界万物，则不在这种逻辑探究的视野内。形式逻辑有三种基本规律即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就其实质而言，都要求思维的确定性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同时承认既是又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形式逻辑只要人的思维运演过程遵循一条规律——A就是A的同一律就行了，而其他逻辑规律只是这个规律的逻辑延伸和补充说明。显然，这种脱离内容的形式逻辑，对两类前提是不予讨论的。第一个前提，对形式逻辑要推理的事物本身，即已知判断和确定概念，采取“存而不论”或“置之不理”。就是说形式逻辑以承诺或设定推理事物本身的已知性、不矛盾性和确定性为前提，只要推理过程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就行。第二个前提，形式逻辑对自身的规律和规则是“存而不论”，不去追问为什么要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不去追问自身规则和规律何以能够成立的根据问题。显然，对这两种前提存而不论的必然结果，就会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处于运动、变化的存在物的过程中，使其静态化、凝固化，把存在物肢解化、割裂化，把联系的存在物非连续化、片面化，把活生生的存在物僵硬化，由之去抽取存在物的这一个和那一个互不相关联的、抽象同一的属性，在形式逻辑上用概念来进行表达，进而进行判断和推理即进行概念的逻辑思维。而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中，必然使思维所表达、反应的存在与外部的实际存在不符合、不统一的矛盾，由之会造成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思维脱离存在，犯用思维去推论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就是形式逻辑的最大特点。但是，形式逻辑也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1)人的思维的确定性是具体科学的客观要求。在具体科学中，从相对静态、同一时间、同一关系对同一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来说，是必须的。(2)人的思维的确定性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客观要求。但形式逻辑自身所具有的不矛盾性、抽象同一性和非此即彼性，造成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相对立，就使思维无法把握实际的存在以及与存在实现对立面统一。
三是黑格尔思辨思维方式的思辨逻辑。面对形式逻辑所造成的思维与存在对立的独断论，第一个对形式逻辑进行反思的是康德。但康德的先验逻辑设定的物自体与思维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实现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真正统一，而是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地对立起来了。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基础上的黑格尔，对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关系进行思辨的反思。黑格尔立足于“抽象的同一”与“具体的同一”的区别，批判形式逻辑遵循“抽象的同一”的同一律，这样的同一律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而不是真正的思维规律。他提出：同一律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A”是“A”，这就完全把思维的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一切思维所把握到的事物成了与自身无差别的、僵化的、无发展的抽象同一物。而与“抽象的同一”相区别，“具体的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是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差别的内在的发生”，由这种具有内在差别的思维把握存在实现同一所展开的思维运动的逻辑，是概念之间的自我否定的不断扬弃过程，这个过程是思维遵循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在把握存在过程中所展开的概念运动过程。显然，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概念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同一”的彻底扬弃，打破了思维把握存在所实现抽象的、无差别的统一，即概念处于僵死凝固的状态。而在具体统一中，任何思维把握存在而形成的概念，都同时既是规定又是否定，都是作为环节和中介而存在的，存在就成了概念之间不断把握的结果。这种概念的自我否定，既是对存在的虚无性的否定，又是对自身的固定性的否定，从而使思维处在以概念形式对存在的动态把握过程中。因此，黑格尔的概念逻辑在打破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形式逻辑所承诺存而不论的两个前提的变革，这对思维概念地把握存在的逻辑的历史发展和创新来说，具有解放思想和推动逻辑变革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实现了人类思维逻辑层次上的跃迁。但同时我们看到，思辨逻辑采用客观唯心主义的思辨方法，消解外部的客观对象性的存在为内部的思维主观对象性概念存在。这样，所谓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并不是主观的思维与所反映的客观的外部世界事物存在的同一，而被转化为思维自己与自己的同一。在这个意义上，无异于取消了真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黑格尔在对形式逻辑的变革过程中，同时开辟了思辨思维逻辑的道路，这种思辨思维逻辑极大地影响着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包括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实现对黑格尔思辨思维逻辑的变革是经历从刚开始的推崇思辨思维逻辑，到后来的接受费尔巴哈人本逻辑并展开对黑格尔思辨思维逻辑批判，再到最后完全确立实践逻辑，进而实现对思辨思维逻辑和人本思维逻辑的彻底变革。
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尤其是在思辨思维盛行的柏林大学，由于结识了鲍威尔、科本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坚，并在其影响下，马克思很快接受了黑格尔的思辨思维逻辑。马克思立足于黑格尔的思辨思维逻辑，探讨了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具体指出宗教是把神看作道德的基础，把上帝看作幸福的源泉等用思辨的“人性论”武器，揭示了宗教的弊端;而且也探讨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思想最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莱茵报》时期的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问题等政治实践所产生的思想苦恼，使马克思意识到，思辨逻辑所论证到的作为国家的法，实际没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促使马克思萌发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动因。随后马克思经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4]?不是黑格尔思辨逻辑所认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指出，市民社会才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在面对解放德国所依据的是什么时，马克思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2]15?;在分析处于异化状态的问题上，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本质是有意识自由的类即人本逻辑。显然，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辨逻辑唯心主义的缺陷，并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逻辑，进而展开了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逻辑思维的批判。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但同时我们应看到，马克思在由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变为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时，并不是完全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而是用人本的逻辑进行思辨的思维、用思辨的思维进行人本的逻辑。在这种相互贯穿的逻辑中，既立足于人本逻辑分析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问题，又立足于思辨逻辑通过思辨的扬弃道路，使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回归人的真实存在状态，从而引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思想相互贯穿不同的逻辑支点蕴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内在矛盾，这就内在地促使马克思在哲学思维逻辑上进一步否定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思维。
随着马克思批判现实实践活动的深入，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已经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从而促使马克思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尤其是突破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最终确立实践的思维逻辑。这就是1845年春马克思写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马克思为制定自己新哲学的观点而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在这个具有高度浓缩、原则性的提纲中，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限制，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确立了自己新哲学的实践思维逻辑。立足于实践思维逻辑的马克思首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展开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仍然和从前的唯物主义一样，“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2]16?。在费尔巴哈的人本逻辑里，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然”和“人”这两个实体。而在这个世界中，由于有了人这种对象性的存在，就使自然的、也包括人的一切事物，都成为一种对人来说的对象性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由于任何对象性都是人的对象性，因而应该从人本逻辑，去看待、理解作为与人处于对象性存在的一切事物。而作为对象性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物呢?显然，费尔巴哈的回答只能是：人仅仅是脱离现实实践的直观的、感性存在的人。马克思正是抓住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抽象人的缺点，并突破其缺点确立了应“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16?的实践思维逻辑的伟大变革。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不仅对费尔巴哈人本逻辑进行了彻底批判，而且对一切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传统哲学离开“实践的思维”，把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统一，当成“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进行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只会造成或脱离实践所生成发展的存在而“抽象地发展思维的能动性”，或脱离对象化活动的人直观地理解“存在”，这样，最终无法实现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真正统一。马克思认为，离开思维的此岸性即实践，便无法解决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对立统一，要真正地实现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对立统一，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18?。由此可见，马克思立足于实践逻辑，来解决整个传统哲学所造成的思维逻辑与存在逻辑的对立。因此，实践思维逻辑视野下的存在、思维以及思维把握存在所实现的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思维逻辑，就和以前旧哲学所理解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区别。第一，所谓的自然界、存在不再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离开来的自然界”??[5]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存在，而是由人的双重对象化实践活动所生成的、发展的、现实的、属人世界中的存在，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属人世界的实践存在。这个存在由于实践规定项、基础项和中介项的介入，在“本然”意义上已注入实践的烙印，已经不是自然界自在的存在了。第二，立足于实践逻辑的思维，是在双重对象化实践活动中、在人的历史活动过程中生成、发展的思维。因此，不能脱离实践、脱离人对属人世界存在的实践改造去理解、把握思维。而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1]306?的思维。第三，思维把握存在所实现的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思维逻辑，就是符合在双重对象化实践活动中，由实践所规定的属人存在物自身生成、发展的那个样的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符合实践存在那样的存在的逻辑，这就决定了哲学思维方式必须以实践为基点，以实践为视角、切入点、立足点和规定点，按实践的内在本性和规律进行思维，进而从实践的生成、发展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双重对象化活动的对立统一。
因此，思维符合实践规定属人存在物自身生成、发展的思维逻辑，称为实践的思维逻辑即实践逻辑??[6]?。在实践思维逻辑中，由于实践的基础项、规定项、中介项的注入，就使思维合于它的实践存在那样的存在的逻辑即实践逻辑，相对于朴素辩证的事实存在逻辑、形式逻辑和思辨逻辑来说，就具有了自身独特的基本规律。依据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逻辑及其相关思想，可以把实践逻辑的基本规律概括为：(1)实践的思维和存在同一律，思维反应存在、达到与存在的统一，是在实践中即人的历史活动过程中生成、发展的，因而是表征这种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理论观念、实践观念，均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不是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同一或思辨逻辑的思辨同一。(2)实践的对立统一律，实践逻辑的对立统一律是人对以实践为中介的，通过实践所造成自在世界与属人世界、属人世界中一切存在物对立统一的反思性概念把握的产物，而不是不属人的自在存在的自发产物。(3)实践的质量互变律：实践逻辑的质量互变律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质量互变，即由实践导致属人世界中实践存在物自为的、自觉的质量互变进程;而不是虽然是属人世界的实践存在物，但属于具体科学研究的自发的、不自觉的质量互变的自然属性，更不是自在世界中自在存在物自发的、不自觉的质量互变。(4)实践的否定之否定律，实践的否定之否定是在属人世界中实践存在物以实践为中介的否定之否定，即由实践导致的实践存在物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而不是虽然是属人世界的实践存在物，但属于具体科学研究自然本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更不是自在世界中自在存在物自发的、不自觉的否定之否定。(5)实践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律。由于现实的一切历史都是在实践的双重对象化实践活动所生成、发展而来的，因此，实践逻辑的哲学思维就应该以人类实践活动历史的开始为出发点。实践逻辑的概念的运动过程，应是对实践的历史过程反思性概念的把握和反映，并且须同实践的历史过程大体地相一致、相统一。这样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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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法治思维?简言之，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因此，法治思维需以法治概念为前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全文如下：
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也是迄今为止，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法治作为一次全会的主题被提出，由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当前国家工作的重点内容，依法治国、法治思维也就成为了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1]。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正确的主观意识，能够促进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能够促进法治国家的建立，理清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践行依法治国。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简言之，法治就是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规范和规则，那么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各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准则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更简单的来说，法治思维是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准绳，它要求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2]。
相对于法治思维，人治思维是指人们以信奉人之治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法治思维的核心，是以法律为准绳，而相对的，人治思维的核心，是以人，是以某些个人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对错，来处理国家事务。
那么由此可见，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是存在着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是根本性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信奉人治思维，还是法治思维呢?
在195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3]主席的这句话也成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此后的中国便陷入了规则难行的境遇，陷入了“人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境遇。由他亲自领导编撰的1954年《宪法》变成了一纸空文，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却维护不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权利，甚至维护不了他作为公民的个人权利，“”十年，给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给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痛苦和伤害。这也是“人治思维”取代“法治思维”给我们上的代价惨重的一课。可见，人治思维并不可靠。
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中提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经过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艰辛探索，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法治才“靠得住”，并最终把法治确定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由此，也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法治有比人治更加优越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观点和想法的改变，而对国家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它比人治更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4]。
可见，“人治思维”与“法治思维”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起源于几百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的冲突和斗争，起源于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也是几百年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根本矛盾。人治思维奉行个人主义，崇拜并且依靠个别伟人的力量，认为某些个人的意志和力量能够影响历史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而法治思维则相反，认为个人的力量和能力是不可靠的，是不足以影响历史的发展和前进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如果把国家全部的希望寄托于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那么这个人如果出现了变动，后果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法治思维崇尚依靠客观事实，要寻求一种更加可靠的，更加稳定的，更值得信任的治国理政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要制定法律，靠客观事实的力量来约束、制约人和社会的发展，所有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和轨迹，都证明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个人的主观意识是起源于物质的，它能够反作用于物质，但却不能决定物质，要想国家平稳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要想实现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成功转型，就必须确立法治思维的主导地位，就必须要依靠法治思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新的法治十六字方针，要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分别从立法部门、执法部门、司法部门以及全体民众四个方向提出了法治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部门都要懂法、守法、用法，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怎么才能够实现这样一种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状态，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形成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准则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也就是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准绳，说到底，法治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能够促进事物发展的正确的意识。只有具备了法治思维，才会主动的运用法治方式认识和解决问题，这种正确意识能够促进我们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部门懂法、守法、用法，才能彻底全面地实现依法治国，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也才能顺理成章的形成，这也正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事物的发展这一哲学原理的现实体现。
坚持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这是由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能够阻碍事物的发展这一哲学原理所决定的。能否运用法治思维来思考问题，是关系到法治中国建成，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坚持法治思维，才能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能够真正实现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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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哲学思想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常的观点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其中《矛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体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众所周知，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精髓，回顾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堪称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领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有着很高端建树，尤其是在哲学领域，毛泽东的对哲学的兴趣、研究以及成就，在世界各国领袖之中无疑是具有突出的地位的，而辩证法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自然也是我们应该重点回顾、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试通过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毛泽东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三个角度，来探讨关于毛泽东辩证法的一些内容。
关键词：毛泽东 辩证法思想 哲学思想
关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我想应当有中外两个途径。首先，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马、恩二人的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有着最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根本来源。1920年，毛泽东就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对于《共产党宣言》有这样的描述：“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思想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对于毛而言，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他影响最大。从此，毛泽东将马、恩二人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直伴随毛泽东一生。
除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对《资本论》也情有独钟，众所周知，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对此作了很好地阐述和发展。而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逻辑思维的根本规律来运用，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显然，这也对毛泽东此后的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毛泽东对恩格斯的著作也比较关注，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对他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不可或缺的影响，也是他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的文章很少有对马列主义理论原文的大量引用，但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个例外。
可见这部著作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在列宁的思想中，他读的最多的是《“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毛泽东在学习汲取了列宁思想精华的同时，积极进行自我的思想创新，创作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著作，学习、传承、丰富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对毛辩证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同样也是毛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与同类别的西方思想相比较，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在辩证方面表现得更加丰富明显，以《易经》为圭臬的逻辑辩证法一直是中国古代先贤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逻辑方法，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这种深厚的辩证法文化底蕴对自小在私塾求学、饱读诗书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实际上，毛泽东深谙孔孟老庄、荀子、墨子、朱熹、张载等人的古代辩证法，这些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十分重视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各项工作中去。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是其辩证法的实践的经典案例。除此之外，毛泽东也将其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建设中去，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矛盾分析法”、“一分为二”、“两分法、两点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谋善断、不失时机”、“留有余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抓典型”、“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 “弹钢琴”、“抓两头带中间”、“胸中有数”、“从坏处着想和向好处争取”、“区别情况”、“分类指导”、 “波浪式前进”等大量生动的方法论表述都是毛泽东辩证法实践的表现。实际上.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以及由他领导的伟大实践远比这些表述更为生动、更加丰富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客观辩证法是朦胧的、混沌的.主观辩证法使辩证法的系统逻辑化，实践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形态。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是实践的辩证法。它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实现，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高形态。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体系，是对唯物辩证法最为系统的阐述.但这种阐述不是借助于文字，而是借助于历史。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对唯物辩证法的也有着巨大的理论贡献。首先，毛泽东明确的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并且将这一对立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总结为“两个对子”，从而更加有力地开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斗争。虽然马、恩二人也曾尝试阐述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但他们二人更多的是把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论作为批驳的对象，列宁也没有能够明确的论证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而毛泽东则从世界观的角度，系统的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大理论贡献。其次，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意义，毛泽东系统地论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间的辩证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间的辩证关系，从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的关系中，阐明了这一核心规律的重要意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三，毛泽东系统论证了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原理。毛泽东提出，食物运动发展的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是根本，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指出了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依据，使得黑格尔以来的事物运动规律有了真正合理的解释。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有着丰富的来源和丰富的理论实践，而这些理论和实践，又促进和巩固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要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要求我们也要具有辩证法的意识，在实践中认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发展这一理论，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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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辩证哲学是根本前提,但辩证方法更为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辩证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由来以久的问题。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的变化呈现全方位化，人类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现代，宗教并未按以往人们的思路而归于湮灭，相反却又以种种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给社会带来了各个方面的影响。探讨宗教与在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形态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性意义。本文总结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各种观点，并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未来做了推测。 关键词：科学，宗教，关系，前景。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学界争论了几个世纪，形成了多种观点。大体说来，主要有几派代表性的观点。冲突论：认为科学与宗教存在着对立的冲突关系，水火不容，相互敌对，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而在两者的冲突中，科学总是获得胜利的。非冲突论：科学与宗教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冲突，因为两者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情，所以两者是分离的，而且进一步地，有可能形成一种和谐的功能互补关系。复杂关系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每一种单一化解释，都是对其进行的粗暴理解，因为事实上每个历史时期科学与宗教关系都是不同的。
一、冲突论
这是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两者一直处于不断冲突之中，在本质上是具有不相客性的。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宗教压迫科学和科学抛弃宗教的冲突对立行为，宗教与科学进入了长期的斗争之中。宗教对科学的压迫，已经受到人们的强烈指责，并且在科学已经完全成长起来并且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情况下，宗教已经完全处于守势。科学抛弃了宗教，两者运行在两个根本不同的轨道而各不相干。但是，这种对立造成的又是什么呢?
一说到宗教对科学的压迫我们不禁想到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对布鲁诺的火刑，如此等等，都使得科学史成了一部科学与宗教的血与火的斗争史。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托 勒密的地心说、盖伦的医学奉为不可侵犯的教条，谁要是反对这些观点，就被视为异端，就有遭火刑的危险，其中迫害布鲁诺、伽利略、塞尔维特等是几个典型案例。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其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对科学镇压是一样的。教皇遵循的原则是对持有与教会真理相悖的观点的人残酷无情，狠狠打击，明文规定使用刑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一举一动都要用《圣经》、《》等宗教法典来度量，不能越雷池半步，一旦有冲突，就冠以“异端”诛罚，这严重地束缚了科学发展的进程。当科学终于成长起来之后，“上帝死了”成为了科学时代的宣言。人们相信，在理性和启蒙的时代，已经不再需要非理性的宗教，和愚昧联姻的宗教应该从历史的舞台中彻底消失，无神论才是现代社会最明智的选择。人类社会将在科学和理性的光环中走向光明和未来。然而，事实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人们过去总认为，科学是人类幸福的使者，永远不会伤害人类，但客观现实并非这样，正如贝尔纳所说：“科学所带来的新技术引起了失业和生产过剩，导致社会动荡，诱发经济危机并很可能引发残酷的战争。”历史证明，两次世界大战几乎给整个欧洲以毁灭性的打击，科学家发明的枪炮、战舰、飞机成了杀人的工具，甚至灭绝性的细菌战和原子弹都派上了用场。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不仅没有更高的安全感，反而愈益感到科学发展潜伏着悲剧，如毁灭性的核战争，工业对臭氧层的破坏，工业“三废”对人体及生物界的污染危害，生态失衡，地球陆地沙漠化等，这些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同样，在精神方面，人们特别是大都市的人们无不受到高速度、快节奏的压力与无情竞争的纷扰，人们无不受到商品浪潮的冲击，甚至避免不了良知、人格、贞操、权力的商品化，使人们的心灵深处常常涌动一种孤独感、劳累感和失落感。正因为科学产生这些负效应和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些神学家谴责科学不讲人道，科学逐渐失去人性，甚至要关闭实验室，要以宗教拯救科学。这无疑是提醒无神论者和科学要关注宗教问题来反省科学存在的局限性。
二、非冲突论
分离论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两种不同机能，各有其特定的领域，各司其职，并行不悖。他们认为20世纪初因哲学上拒斥“形而上学”而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思潮必然导致科学与宗教神学的分离。因为这一思潮经历的否定神学语言的意义和虽肯定其意义，但却把它作为与科学的规范性的符号语言具有不同功能的两种语言来看待的两个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两者的分离给予了确 证。
单向论认为宗教可能促进科学研究，两者是单向度的推动关系。他们认为如果把科学比作人体，那么其肉体就绝大部分是古希腊的文明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就是宗教的教义.特别是____的《圣经》。科学的最初动力往往与宗教信仰有关，或是对宗教信仰对象的崇拜而求证，或是对宗教信仰的怀疑否定而求证。宗教为人们提供对自然的解释，一开始往往是臆测的，但是在求证的过程中最终需要科学技术的手段来证明其是否合理。一般来说，宗教的基本精神并不是把非理性绝对化，用信仰反对科学，而是要理性为非理性服务，以信仰奴役科学。因此，在非理性的信仰所需要和允许的范围内，理性的科学也有生存的权利和活动的自由。也就是说，宗教也会成为科学发展的一种不自觉的动力，推动它为了虚幻的世界而去认识现实的存在。
互动论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互动促进的，存在着互动机制。宗教与科学具有共同起源，它们只是一株树的分枝而已。在现代社会的科学中两者就主体层面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只有那些具有类似宇宙宗教感情的科学家才会专注并发展自己的研究与探索从而推动科技的迅猛发展。总之，宗教和科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没有宗教，科学的发展便失去了它的根本动力。同样，没有科学，宗教就套因其愚昧、无知而失去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三、复杂关系论
在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复杂、十分微妙：有时冲突，有时谐和;在冲突时期有谐和，在谐和时期有冲突;而且，这种关系是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前科学时期，科学与宗教很少发生剧烈冲突。在近代科学孕育和诞生之前的科学，也就是在哥白尼-牛顿革命或16、17世纪科学革命之前的科学(更恰当地讲是科学的萌芽)，往往被称为前科学。前科学时期包括古代和整个中世纪。在此期间，科学与宗教很少发生剧烈的冲突，大体上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在近代早期，科学与宗教大体是友善的，后来开始分道扬镳。I.G.巴伯向我们勾勒出其后几个世纪科学与宗教关系演变的脉络：“当宗教在17世纪第一次遇到近代科学的时候，这种遭遇是友善的。科学革命的创始人大多数是虔诚的__，他们认为自己在科学工作中研究的是造物主的手工作品。到了18世纪，许多科学家相信一位设计了宇宙的上帝，但是他们不再相信一位积极地涉入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人格化的上帝。到了19世纪，一些科学家对宗教表现出敌意———尽管达尔文本人坚持认为进化的过程(但非特定物种的细节)是由上帝设的。”当时，“两本书的隐喻被弗兰西斯·培根和与16、17世纪科学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广泛地使用。上帝被视为在两本书———《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中对人类讲话。第一本书是上帝言语之书，第二本书是上帝作品之书。第一本是关于创造者的，第二本是关于创造物的。一本是口头的，另一本是看得见的。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以培根所说的两本书之一开头。”
从19世纪中期起，科学与宗教出现冲突。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巨著《物种起源》。不管达尔文如何诠释，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毕竟与《圣经》宣扬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理论格格不入，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论战。关于这场论战的论著如汗牛充栋，我们无须赘述。我们只想指出，这是科学与宗教冲突的高潮，随之出现了所谓的“冲突论”。
在20世纪，科学与宗教开始显现谐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所以在20世纪出现缓和或表现谐和，主要是科学进步了、宽容了，宗教明智了、开放了———尽管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还是持极端的、僵化的观点。无论如何，科学与宗教经过两千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彼此都认识到一个并非深奥的道理：科学是以认识自然、增进自然知识为己任的，其辖域是知识;宗教是以设立价值目标、确定道德规范、慰藉人的心灵为职责的，其辖域是信仰。二者各有自己固有的活动范围，都是现今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建制，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二者完全可以汲取对方的知识和智慧以启迪自身，丰富自己，起码可以做到各得其所，各行其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四、科学与宗教关系前景展望
爱因斯坦指出：“科学无宗教则盲，宗教无科学则跛;宗教没有被科学取代，科学不能解决人类信仰的问题，同时科学也没有因神权和教权的阻拦而止步不前。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就像占星术与星星的研究，星星不会影响任何人，但占星术却影响了每一个人，然而如果考虑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星星的研究就唯其重要而不可替代。宗教与科学不是非此即彼，它们共同的未来最终是要对话而非对抗。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随着各种文化的日益交融和扩散，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升级，随着人的思想境界的提高，人格化的上帝将会淡出人们的视野，传统的宗教将会逐渐消失，新的价值坐标和人生观必定能够确立起来，并伴随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自我完善而与时俱进，日臻完备。但是，在眼下，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与宗教依然不可避免地会长期共存。
参考文献：
[1] 杨芬，试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魅力中国，2008.8:18-19.
[2] 赵丽玲，从对立到宽容：和谐视角下科学与宗教新关系诠释，理论导刊，2008.10:39-41.
[3] 李醒民，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未来前景，学术界，2014.3:15-25.
[4] 杜红燕，科学与宗教关系五论，科学与宗教，2003.4:6-9.
[5] 李醒民，科学与宗教关系演变的历史素描，理论研究，2013.12:2-9.
[6] 孙晶晶，理性与信仰的互补：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视角，哲学百家，2011.8:125-127.
摘要：科技改变历史，然而科学技术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斩断愚昧落后，另一方面也可能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本文结合自然辩证法知识浅论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进步和灾难及其形成原因，指出人类必须树立科学的自然观，谋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科学技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我们的祖先在进化时选择了发展、选择了进步开始，历史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科技每时每刻都在发展。20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的大量涌现和广泛应用，使得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也显示出新兴科技无比恢宏的发展前景。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改造着世界，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今，科学技术作为改变世界的主导力量，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了更加明显的基础性和带动性作用。这正是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福祉。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科学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正面的影响，在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也有巨大的危害性：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方程的发现，原子物理理论的发展，使人类掌握了核能技术，但也带来了广岛和长琦的核灾难，人类第一次具有了自己毁灭自己的能力;石油勘探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也带来了太多的战争;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具备了创造生命的权力，可这也带来了社会伦理的紊乱;现代工业飞速发展使得生态问题日益尖锐，非再生资源的枯竭使资源形势越来越严峻。更为严酷的是，现代科技在给人类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行为方式的改变的同时，带来的负面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承受，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生存困境，甚至不得不付出成倍的代价，才能平复那些提高和改善背后的塌陷和毁损。
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愈加受到全球的关注，在1987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可持续发展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诸多方面。因此由于研究者所站的位置不同，对可持续发展也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但在本质上，它就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普遍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发展战略。
通过对发展的终极价值的继续深入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现在面临的各种危机，实质是传统的发展模式的意义(价值)危机。因此实际上，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的终极尺度。这一理念，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当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因此，发展伦理学要求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些局部利益要服从人类利益。应当以人类的生存利益为尺度，对自己的不正当的欲望进行节制。
第二，“生存利益高于一切”。能否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平衡，是关系到人类能否可持续生存的问题。因此，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是我们人类一切行为的最高、绝对限度。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应当限制在能够保持生态环境的稳定平衡的限度以内。
第三，“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能侵犯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力”，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我们的地球不仅是现代人的，而且是后代人的。我们不仅不应当侵犯其他人的权力，而且不应当侵犯后代人的权力。
另一方面，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要从导致全球性问题的主要因素中去寻找，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前提：转变思想观念。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者、统治者和征服者，而是自然的管理者、调控者和协调者。自然的崩溃就是人类的衰亡，自然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其次，只有发展科学技术，才能预防和控制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有效的治理和恢复已遭到破坏的环境。
根本：推动社会进步。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只有相应的进行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制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途径。
保证：实现全球合作。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超越国界、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全人类有共同的利益，必须同舟共济，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保证可持续发展得以全力进行。
可持续发展，突出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它要求人类改变对自然的态度，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
一方面，科学技术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发生和发展的，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是一种推动力，导致社会系统的变迁。因此，我们必须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大力发展人文文化，使得人文文化去正确地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
结语
新时代的课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是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斗争。但新时代高速发展的科技氛围下，我们更多地应该看到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看到科技的破坏性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为维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去限制和制止科技的负面作用。我们必须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唯有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和谐的关系，就将使人类历史发生转折，社会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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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是当代哲学的基本形态，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哲学是最高级的学问，所有的教育问题只有上升到哲学层面，才能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何为地理?我为何教地理?如何教地理?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构成了地理教育哲学的主体内容。地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智慧。为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为改变学生的观念、为培养学生的思维而教、为学生的美好明天而教，这是地理教师应有的地理教学观。"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是教好地理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地理教学;哲学;思考
哲学是最高级的学问，哲学处于教育的上位，所有的教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问题。当前，开始于2001年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作为新课程有机组成部分的地理课程，也通过十余年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地理课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新课程改革提倡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中小学课堂，便会发现无论是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其实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这些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学习方式只有在开公开课、优质课时才会使用，常态课依然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教师依然是课堂的主角。假如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便会影响地理课程改革，乃至整个课程改革的成败。我们只有将地理课程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也许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作者从事中学地理教学已二十余年，二十多年来，我时常思考三个问题：何为地理?我为何教地理?如何教地理?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构成了地理教育哲学的主体内容。
一、何为地理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①。这只是从学术层面对地理这门科学所进行的解释，而对于地理教师而言，地理同时又是一门课程。所以我们也需要从教育层面认识地理这门课程，并挖掘其丰富的内涵。
(一)地理是一门科学
在“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首次提出了“地理科学”这一概念。钱学森认为应当把地理学称之为“地理科学”，并将其看做与自然、社会等科学并列的科学体系。地理科学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以及应用技术三个层次②。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层次包括理论地理学、区域地理学、部门地理学(如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等，应用理论层次包括数量地理学、城市学、生态经济学、建设地理学、应用地貌学、应用气候学等，应用技术层次包括城市规划、生态设计、环境保护、遥感技术、灾害预报、区域规划、地理制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多个层面的应用技术。与传统地理学研究对比之后便会发现，经层次划分之后的地理科学其研究领域更加宽广。从学科性质来看，地理科学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并受哲学指导;从学科理论体系来看，地理科学具有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技术不同层次的完整体系。钱学森认为，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应将地理科学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之间的桥梁科学，他起着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在五大开放的巨系统中，应将地理科学视为星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系统。此外，随着地理科学的不断发展，地理建设也已经发展成为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列的四大建设体系之一。钱学森从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理论范畴中，从哲学和人类知识体系的高度，把地理科学提升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从而使地理科学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以及实践意义。
(二)地理是一种智慧
地理学之所以被视为一门重要的科学，一方面是因为它揭示了地理环境的诸多规律，并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应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地理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独特且卓有成效的地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地理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综合性。地理环境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等圈层构成，是地球表层各种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地理学兼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第二，地域性。地理学不仅研究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空间结构，而且阐明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并致力于揭示地理事物的空间运动、空间演变的规律。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解决当代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①。地理学的综合性特点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具有综合性思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实际上是在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而组成自然环境的所有要素之间均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其中一个要素加以利用，必然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最终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环境发生变化，一个地区的环境发生变化，又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环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人类在进行森林资源开发时，不仅仅是对当地的植被施加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当地的土壤、水文、气候以及地形等其它自然要素。所以，对于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考虑到对自然环境其他要素甚至整个自然环境的影响。此外，不同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我国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不仅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的区域生态环境，使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土壤肥力下降，农业减产，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还导致黄河下游区域多年来风沙、盐碱、洪涝等自然灾害日趋严重，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影响了黄河下游区域的土地资源。此外，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们也要注意到，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还需要其他资源的配合，所以，即使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会对所需配合的其他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人们在利用铜矿制造铜时，如果要制造出一吨铜就需要有三十五吨的煤炭能源进行配合，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接近一百四十多吨的固体废弃物及其他废物，这些废弃物的排放对当地地理环境势必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所以，即使像铜矿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需要充分考虑对自然环境其他要素的影响，并及早制定相应的措施。地理学的地域性特点对于指导生产尤其农业生产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大农业(种植业、林业、渔业、牧业)生产中，必须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确定大农业产业构成。比如温带草原带适宜发展牧业，温带森林带的山区适宜发展林业，平原适宜发展种植业，如果不能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因地制宜，不仅使当地的地区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而且还会导致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恶化。同样，在生态建设中，只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比如：如果当地的气候较为湿润，可以重点考虑进行植树造林，但是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地形等自然条件来选择适生树种。在相对干旱的区域，应该以灌木植被为主，并且形成灌木、乔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搭配合理的植被结构，绝不能以单一的乔木树种为主。对于草原地区而言，其自然条件不利于树木的种植，应该结合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制定恢复草被的措施，而不能以植树造林为主。对于那些不适合于开垦的土地，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进行大规模开垦，势必会使当地水土流失加剧，土地退化，因此就应该因地制宜、退耕还林，恢复自然植被。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地理教师，需要对自身所任教的地理这门学科进行全面的审视。不仅要认识到地理是一门科学，还需要认识到地理是一种智慧。只有这样，一方面，我们才能看到地理学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及其巨大的价值，并以积极、自愿的心态进行挖掘，以最大限度发挥地理学的育人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我们也才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地理学之美，更加热爱自己所任教的这门学科，而只有真正热爱自己所任教的地理学科教师，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二、我为何教地理
“我为何教地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让我思考了20多年的问题，其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发生了多次变化。概而言之，20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知识本位”到“学科本位”再到“学生本位”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始终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因而我一直把地理教学的目标锁定在知识层面上，认为教地理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地理知识教给学生，以便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应用。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随着教书年限的增长，我发现教给学生的那些地理知识，学生过了若干年之后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又重新还给了老师，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我曾为此深感迷茫和失落。但是，每当毕业的学生回校看望我的时候，当我问到高中的地理学习对他们有没有帮助的时候，几乎所有学生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他们都说不清究竟是哪些具体的地理知识在起作用。我曾与自己十余年前的一位学生聊起他“印象最深”的一堂地理课。那堂课讲的是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他说自从上了这节课，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考虑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开始知道用整体性和差异性的观念去思考问题。虽然我所传授的地理知识，可能在多年以后这名学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在地理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观念和思维、所培养起来的某种能力等等，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对他的终身发展都会产生积极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分析，一堂看似平常的地理课，会对这名学生产生极大的价值。因此，我们在地理教学的过程中，具体的知识只是教学时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具体知识背后的东西。这也证明把地理教学的目标锁定在知识层面的教学观念是片面的、短视的，地理教学绝不是地理知识教学。我在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是没有填师范专业的，更没有填地理专业，当时的我对地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随着教学实践的深人，我对地理学科日臻钟爱，甚至时常因为自己是一名地理老师而自豪。我时常给学生讲学地理的好处，甚至一度天真地把我的地理教学目标确定为“把尽可能多的学生培养成为地理学家或地理工作者”。在和其他学科教师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也有和我类似的愿望。然而，令我失望的是，班上那些地理成绩优异的“得意门生”，进入大学之后学习地理或者与地理相关专业的人少之又少，大学毕业后从事地理专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显然，把地理教学的目标确定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地理工作者，更好地促进地理学科的发展”的“学科本位”的教学观念也值得商榷，至少是不全面的。在对“我为何教地理?”这个问题苦思冥想的过程中，头脑中时不时又会冒出另外一个似乎相反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我不教地理，我的学生又会怎样?”答案显而易见，假如我不教地理，我的学生就无法学习到地理知识，他们也就无法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同时，我的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地理而缺失用地理学的思维、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势必影响到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影响到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教育的最高目标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过一个实现自我和负责任的生活作准备。”经过20多年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我之所以教地理的理由：我之所以教地理，是因为教地理可以让我的学生获得全面的知识结构，可以让我的学生学习到地理学独特的思维方式、观念及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我对“我为何教地理?”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成为了我一直以来对地理教学的一种观念。也许学生今后会用所学到的地理知识解决一些问题，更多的时候则不会，但是我坚信，学生在地理学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等，其实在学生的工作、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
三、如何教地理
以我多年地理教学的经验来看，要回答“如何教地理?”这个问题，需要经过自身长期的摸索与总结，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并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放置于教育哲学的高度进行理性筛选，把最佳的教学理念保留下来，并沿着正确的教学方向开展地理教学。通过多年的总结，我认为“如何教地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即：“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这种概括也包含了如何教好地理的关键。地理知识作为教学范畴内的一门知识之一，同样可以把其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即外显的学术形态和内隐的教育形态。通过对这两种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显的学术形态更加具有实用性，而内隐的教育形态则具有更多的教化作用。如果把地理科学的所有知识内容比喻为一座冰山，那么它的学术形态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它的教育形态则犹如淹没在水下那浑厚的山体。对于学生来说，知识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功利价值(为实现某个目标提供方法与手段)、认知价值(用以训练心智，提高认知能力与水平)以及发展价值(陶冶情操，修炼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们构成了一组由低到高的价值层次。教学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知识价值的发挥与知识所处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当教学活动仅在知识的学术形态层面上徘徊时，知识多半只能发挥出有限的功利价值，只有深入到教育形态之后，才能使它的价值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由于知识的学术形态通常以结果的形式来呈现，而它的教育形态则蕴含于过程之中，因此，教学就必须关注过程、突出过程，坚持以过程为主线的原则。教师要尽力为学生营造一片广阔的时空，引导他们去探索知识的渊源，揭示知识的本质，进而体会地理的价值，感悟地理的美感，这才是成功的地理教学。众所周知，教材、学生和教师是地理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与这三个因素相对应，存在着知识结构、认知结构和教学结构三种结构形态和三条基本序列：与教材(知识)对应的知识序，与学生(认知)对应的认知序和与教师(教学)对应的教学序。高效课堂必定是一堂“三序合一”的课。为此，教师首先必须对教材内容进行认真分析，理清知识本身历史的、逻辑的演化脉络，并挖掘出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最终形成一条有关教学内容的“知识序”。其次，教师还要根据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分析学生的认知结构与水平，最终形成一条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和认知规律的“认知序”;最后，教师还要运用现代教学方法与手段，优化教学过程，形成一堂能够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的“教学序”。综上所述，正确的地理教学理念应该以“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为切入点和落脚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通过对地理知识的重演，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地理知识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将教学过程转变成为学生的“亚研究”、“类创造”过程，使他们在获取地理知识的同时，丰富体验，启迪心智，培育品格，培养能力，从而全面落实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
②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39.
[摘要]生存教育要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与其现实状况存在着巨大鸿沟，在教育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等问题，这使得生存教育丧失了其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施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哲学;生存问题
生存，其基础的含义是保存生命，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是指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人类的教育与生存的本能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关于生存的教育在新形势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生存教育在实践中的误读与困境
斯宾塞曾引入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1]适者生存，反之，不适者难以生存，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科学技术得以逐渐祛魅，而对“人”本身的关注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存教育在此土壤中生根发芽，它的实施能够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更融洽地相处，进而使人们个体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然而，面对当下人们对生存教育的更高需求与在实践中对生存教育误读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对生存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1.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被精准预测的突发情况，例如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袭击、战争等人为灾难，要从容面对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离不开生存教育。然而，生存教育就等同于在技术上对人们进行求生训练和安全教育等基本素质方面的指导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学校教育中可能并不缺乏生存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安全教育课等等，并且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涉及。但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实施对生存教育的理解只能是在浅层次上的。生存教育包括安全教育，但却并不仅局限于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技能的传授。开展珍惜生命、交通安全、处理意外事件等片面理解的课程，将生存教育理解为传递知识取向，忽视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它不仅缺乏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限制和窄化了生存教育的内涵，并不能体现出生存教育的全部意蕴。生存教育除了要保证维持生存的基本底线，还应该满足生存的内在意义，这是生存哲学任务讨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平凡人的基本生存，是“低限”问题;另一方面指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称为“高限”问题。[2]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层次的生存问题，还有着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扩张、科学迷信以及人们生存方式急剧变化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等危机，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寻求等更为艰难的生存问题也寄希望于借助生存教育的良方。可以说，现今生存教育的主题已经不能止步于温饱和基本安全等生存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去解决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生存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认为生存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问卷调查数据说明现在的学生大多不会洗衣、做饭、做家务[3]，并且认为生存教育就是应该“接地气”，将十字绣、剪纸等技能纳入课程之中。这些行为毋庸置疑是将生存教育当做技能技巧学习的载体，这种对生存教育的定位恰恰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其一，自理能力的确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它是否能够属于生存教育的范畴仍有待探讨，对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该是什么都往里装;其二，技能技巧的学习可以看做是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当做课外实践活动的选题，但是将其拔高而视为生存教育的主体内容是万万不可行的。实施生存教育既要避免其内容的泛化，更重要的是警惕生存教育中滋生的技术主义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盲目去追寻某种情境性的、操作化的技巧，看似热闹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却是对生存教育价值的遮蔽。生存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4]缺乏精神内涵和价值承载的生存教育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哪怕学生学了手艺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但在对个人、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让人担忧的。
3.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
生存教育现有的形式多以主题班会和主题活动进行。主题班会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知识讲座，例如“预防踩踏事件”“防溺水与自救”“交通安全”“用电安全”的等等，主题活动包括“师生共建‘生存画廊’”“生存教育主题演讲赛”“生存教育知识竞赛”等等。[5]仅从名字上看，这些活动的形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包括知识讲座、活动课程以及专题探讨等，然而这样的形式是否使生存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是否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唤醒其真实的情感呢?
第一，不管是教师讲座、学生演讲或是各类竞赛等等，生存教育的基本形式都无法避开知识传授形式。需要承认的是，生存教育的确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是这不该成为其最重要的形式。不经过学生内化的知识只是学生大脑中存储的字符和图像而已，只有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或感悟的内容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生存教育在其本质中就隐含了实践与活动的倾向，然而在学校中以活动形式开展的生存教育并不能达到其根本目标，学校和教师对生存教育活动的理解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是学生进行了演讲活动或者竞赛活动就是实施了生存教育。相反，生存教育的活动设计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维度，区别于理解知识点的表面化的活动。生存教育的活动是要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实践体验，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社会对话，甚至切实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较为新颖的生存教育形式借助了国外野外生存教育的思想，让学生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去体验，但是这种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前提之一是，所有活动都已经经过事先完善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反倒更像是大型的野外虚拟游戏，试问在这种被设计的情境中训练出来的行为和观念，是否真的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呢?
二、生存教育在理念上的澄清
解决生存教育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再考察生存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而这就要追溯到支撑生存教育发展的生存哲学。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而言，生存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状态。雅斯贝尔斯对生存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生存”作为他的哲学中心和主要对象，“被视为一切现实问题的核心”[6]，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历史性、交往，生存本身是不能表述的，只有通过这三个范畴表现出来”[7]。
1.生存教育与历史性
雅斯贝尔斯从生存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性，他认为人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正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与人类所处社会的不断自我生成建构着历史。个人的生存具有有限性，它表现在生存是一次性的，是不能代替、不可重来的，而“历史是人的生存延续，只有生存意识能体现出历史意识，也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8]。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完全客观化，主观的个人生存意识使个体不再始终处于固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持续进行内在的实践与反思。实施生存教育有必要对生存意识进行解构，求生意识与危机意识是生存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求生意识是作为自然人基本生存的要求，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它将个人的安全和存在放在首位;而危机意识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需求，是受历史延续性要求的驱动，它是个人持续追求发展的体现。求生意识从对象上看，既包括了对自我生存有意识的渴望，也包括了对他人生存无意识的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全体的生命、关注生存的价值。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既包括了对当前生存的重视，也包括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冀，认识当下客观的存在的生存危机、保持危机意识和警惕性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意识。
2.生存教育与自由
“生存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9]，内在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雅斯贝尔斯所指的拥有选择的权力和发展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个体自身所处境况进行主动的抉择，从而为生活提供一种可能的存在，自由和选择是开放的行为，它代表着主体的意向和愿望。生存自由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区分，其最低标准是指能够生存，也就是指生存教育的最低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作为自然人生存下去。这不仅包括在紧急状况下进行自我保护和提供自我救助，而且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等以维持日常存活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体格和提升身体素质是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而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则对心理健康有了相应的要求。除却这些基本要求，生存和发展关系密不可分，更高层次生存自由的目标是以社会性生存和发展需求为主，以关注人的生存自由、追求人生质量和意义为重点。学校“作为无条件的‘生存共同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它的本质不能由外部的共同属性来界定，而只能由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来说明”[10]。这就要求生存教育必须超越原有旧有知识体系，超越对技术、技艺、技能的寻求，更多关注人的发展和自由生成，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更新，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3.生存教育与交往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是对存在最本质的认识。他既认为个体是孤独而区别于他者的，又认为个体是开放而能够与他者联结的。正是这种非封闭性使得具有绝对意识的独立价值主体能通过爱与理解等进行相互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生存的应有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危机”概念，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生存的阐明使我们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一般意识，更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一个由知、情、意构成的精神”[8]。由于社会中愈发激烈的各类竞争，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危机，人们过于轻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欲望的不满足带来冲动和焦躁，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和恐慌，对他人的不理解造成冷漠和绝望。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才能走向他人、获得帮助、完成救赎。“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延续，人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必然处在与自然的互动、社会生产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各样群体、社会、国家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0]基于交往的生存能力既有对个人在社会中进行职业劳动的要求，也有对个体融入社会特定文化中的要求。生存教育中针对缺乏锻炼、缺乏挫折、依赖性强等问题，对人的培养就需要包含对个体实践能力的拓展，不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使人自身综合素质得以提高;针对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观，则应该发展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针对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套价值规范，则要夯实交流能力、增强适应能力，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身存在拥有无限可能性。
三、实施生存教育的立体化路径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生存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纠偏，将生存教育仅仅当做提高个人的自理能力或者正确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是对生存教育深刻内涵的遮蔽。生存教育不仅需要求生意识和安全教育来促进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更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存在的危机意识。生存教育应该直面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和严峻的环境危机，使个体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且有所超越，在破除个体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对解决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有着重大意义。要在真正意义上实施生存教育、触及生存教育的本质，还不可否认生存教育的价值追求。它除了让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得以保全，更是让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既有在文化上的追求，也获得选择上的自由。
1.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
在对生存教育理念进行澄清之后，则应该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生存教育的内容具体包括哪些，选择课程内容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开展以增强人们生存意识、丰富其生存知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为主要理念的生存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全面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迎接挑战、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生存教育的内容应该兼容并包，并非是让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让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安全感”，这既包括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学生对周围社会和环境的深入认识。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就学生的学习需求而言，一是需要对学生的安全“生存”进行教育，许多学校开设的防火灾、防溺水教育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与自身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和环境相处等命题。就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言，教师需要具有教学敏感性，关注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教学，完成课程的动态生成，更进一步有能力独立完成课程开发。生存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能千篇一律，还需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要有层次性，内容选择应是梯级式上升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生存教育应该达到不同的课程目标。
2.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
在学校场域中，课程仍是实施生存教育的重要手段。生存教育的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体现在对课程的设置和丰富上，建构和完善的生存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生存教育进行课程开发。(1)专门学科渗透，生存教育与学科性资源加以整合。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生存教育基本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学生的生存意识，使学生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素养;(2)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为主的体育、以培训学生道德品质为主的德育等学科能够以专业课程设置的形式进行生存教育;(3)生存教育可以通过选修课形式进行课程的拓展和开发。在选修课模式下可以使用专题性案例分析，围绕相关主题开发生存教育活动，根据社会上实时发生的生存教育相关案例，深入探究生存教育相关的知识性话题，使学生获得更新的生存常识。3.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生存自由的可选择性要求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去理解当下所处的环境。学校是个小型的社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要使学校与社会进行更有效的衔接，生存教育就应该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全力打造校园生存教育文化。开展具有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社团活动可以建构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初步使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潜在要求。并且在具有生存教育意义的社团活动中，学生能够掌握立足于社会所需的交流能力，不断进行反思。从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丰富，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另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体现在真实而丰富的实践之中。
生存教育存在于课堂内、校园内，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校有能力、有资源与社会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在实实在在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存教育相关的锻炼。生存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藩篱之内，而更应该走出校园，在落实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生存教育技能培训、生存情境相关演练、社会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融入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应对可能的生存危机所必需的意志磨炼，从而得到精神的丰裕和敢于正视挑战的决心。“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获得，不是整齐划一的教育结果，不是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娴熟，而是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的教育，这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11]现实状况使得对生存教育的探讨仍在继续，生存教育在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又在理论指导下可以重新认识实践。生存教育仍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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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哲学革命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范式，也正是这种崭新的思维范式才导致了哲学的革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卡尔·米切姆将技术哲学研究划分为人文传统及工程传统，这一划分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分别延续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及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无论从哲学发展、技术哲学学科建设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强调技术哲学研究经验基础的今天，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仍具有首要性。
[关键词]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经验转向
一、技术哲学研究
传统的划分卡尔?米切姆(CralMitcham)通过对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考察，将技术哲学研究分为人文传统与工程传统。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主体多为工程师，他们以技术为出发点，对技术进行考察与分析，由于其起点为技术，在看待其他事物时，也带有技术思维的影子。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则以人为出发点，探究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技术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如文化、政治等之间的联系。尽管米切姆的二元划分仅属一家之言，且有过于简单之嫌，但由于其概括性强，具有广泛的通约性，因此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伴随着对技术的怀疑与批判出现。在米切姆对技术哲学人文传统的划分中，主要包括了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的路易斯?芒福德、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的敖德佳及马丁?海德格尔和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的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思想。芒福德考察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考察了技术的起源，区分了综合技术与单一技术[1]56，并对单一技术这种现代技术的主要形式进行了批判。海德格尔从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出发，区分了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并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真理的形式，是展现存在的一种手段。埃吕尔认为，自己是用“与马克思研究资本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技术”[1]75，他通过区分“技术操作”与“技术现象”对技术进行分析，指出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这些技术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出于哲学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考察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由于环境污染、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倾向于认为现代技术是有害的，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一些哲学家诸如埃吕尔等认为技术是能够自主发展的独立系统，不是人类掌握技术，反过来很有可能是技术掌控人类。同时，这些技术哲学家也对如何面对技术引起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些见解，也“致力于探求人类怎样才能与技术发展一种更好的关系”[2]9-10。这种技术哲学研究在多个方面受到批判。首先，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大多对技术持有悲观态度，他们的技术思想是出于对技术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批判，因此较少关注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次，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在对技术的本质认识中赋予了技术主体性，倾向于把技术当作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自主的力量，技术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人类使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由技术本身决定。再次，在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技术被作为整体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性”[2]11。因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很少关注具体的技术，并不能对现实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
二、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当代体现
鉴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概念由荷兰技术哲学家提出并进而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中得到认可和发展。汉斯?阿卡特胡斯概括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不把技术人工物看作是先天给定的，而是试图打开黑箱，对技术的具体发展和模式展开分析。
第二，它认为技术可以从多个部分展开分析，而不是一个凝固的整体。
第三，它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3]13。菲利普?布瑞在其《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一文中指出，在经验转向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路径，分别是“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由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要求打开技术黑箱，在具体的层面考察技术，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也关注具体的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媒介技术等具体技术成为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的关注点。同时，由于受到社会建构论的影响，当代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把技术当做独立的主体或系统，而是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中的各种要素都影响技术的设计、产品的制作等。也因为如此，他们对技术的批判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态度。这种经验转向与之前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关注的中心都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此为出发点评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而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在当代的延续。具体来讲，在当代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温纳及芬伯格延续了技术哲学中的社会———政治批判传统。温纳吸收了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思想，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技术，提出了较为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芬伯格沿袭了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尤其吸收了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他对现代社会、现代性及民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当代哲学———现象学传统的技术哲学成果丰富，其中尤以唐?伊德的实用主义的技术现象学影响广泛。唐?伊德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家，沿袭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传统，同时结合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当代的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考察具体的技术，不再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持有了更合理的态度，社会建构论对当代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首要性
在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中，米切姆从历史从属性、相容性和精神延续性三个角度阐述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首要性。即使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更强调基于经验基础的研究，基于哲学反思与批判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仍具有首要性。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讲，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带来的是新的哲学视角，甚至可能开创一种新的哲学纲领;从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来看，秉承哲学批判反思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是这一学科立足的根基所在。正如吴国盛所说:“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应该始终扣住‘技术何以能够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否则，无非是把也已出现的相关话题和相关领域，一厢情愿地划到自己的领地上。”[4]同时，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以人类作为出发点，考察技术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哲学精神的根本体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是基础，“哲学”是核心，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相对于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无疑具有首要性。米切姆对两种传统的对立及分裂的风险也有所提及，同时也指出了这两种传统融合的可能性，即来自工程共同体内部的德国工程师协会中的“人与技术”委员会，以及哲学共同体内部的技术的实用主义现象学。然而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中可以看出，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之间仍然存在分裂的风险。因此，如何在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种技术哲学传统的汇通值得深思和探究。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朱春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2]菲利普?布瑞.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J].闫红秀，译.洛阳师范学院院报，2013(4):9-17.
[3]朱春艳，陈凡.在“转向”中展现自身:国外技术哲学发展状况概览[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5(2):12-17.
[4]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
摘要：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以系统研究方法提出影响艺术产生、发展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他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绘画流派、雕塑风格为依据对这些理论进行极为细致的阐释、论证，在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文学艺术中产生了重大意义。艺术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系统中每个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达到艺术的理想。
关键词：系统论;种族;环境;时代
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对系统的整体性精妙的解释。同时系统论还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丹纳将这种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艺术的研究中，他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艺术是其中的一个要素，系统中的各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同时，一件艺术品也不是孤立的，应该有联系地去理解，寻找它所从属的，从总体上去理解。
①艺术作品所从属的总体包括艺术家的所有作品，艺术家隶属的流派，与艺术家同乡的人。因此，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就要正确研究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
②系统论决定了艺术研究是处于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多位空间中，空间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研究平台。丹纳由于受孔德的证实主义影响，形成了彻底的科学精神。在他看来，“种族、时代、环境”所揭示的历史背景、文化观念、社会心理等意识形态就是文学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源泉。因而他的“三因素”并不单单指三种客观条件和现象，主要倾向成为一种具体化的抽象概念而存在。正如黑格尔把宗教、哲学、艺术看成理念或绝对精神的产物一样，丹纳认为“种族”、“环境”、“时代”是艺术理念三种基本要素。
③种族是艺术的“内部精髓”，环境是“外部影响”，时代则是内部主源下“外部影响”。每个要素的差异，都会使艺术系统产生变化。由于种族内部本能极大地差异，造就艺术创作也表现为多样性。如果研究下意大利人和一般的拉丁民族如何理解爱情、道德、宗教，再观察他们的文学、风俗、人生观，就能发现无数突出的征象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的想象力。特色是喜欢和擅长“布局”，喜欢正规、和谐与端正的形式，爱好外部的装饰，更中画意。这种想象力了解人比了解自然多。
④正是如此，意大利画派瞧不起风景画，多采用人为题材。相比较下，尼德兰绘画则更多的是风景画，注重色彩的美妙与细腻。这是因为种族内部的本能决定的。尼德兰人居住在北欧，自然环境条件差异，使他们更粗鲁，好吃，感觉和动作迟钝笨重，但他们很慎重，神经更安定，脾气更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更加注重事物的本质、真相，看轻外表。然而，希腊人精神活泼，对现实生活的重视与喜爱，对于人的力量的深刻体会，力求愉快。使得希腊雕塑追求心灵的健康和肉体的完美。环境是艺术作品的“外部影响”，其实是环境对种族长久以来生存以及特性形成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缓慢的形成过程，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种族的特性打上深深的烙印，深刻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哲学中，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从而形成艺术家身上的地理基因，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是一种具有整体的倾向性的特征。
⑤它包括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和风俗、制度等社会环境。气候、地理因素决定了一个种族的性格特征。《艺术哲学》书中以自然环境对希腊人的影响为例，希腊两种地形，一种是丘陵，一种是滨海区。崎岖的山脉，几乎没有平原，以及天然的海湾，最长的海岸线，都不适宜耕种。因此食物很少，给人吃饱肚子、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很少，但供养眼，娱乐感官的东西却很多。尽管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影响到农业生产，因而影响到饮食，但宜人的气候使希腊人在稀薄、透明、光亮的空气中长大，从小就聪明活泼，不停地发明、鉴赏、感受。他们的戏院和剧场一切都是自然包办。太阳就是剧场的灯光、闪闪发亮的海面和阳光下的山脉是布景，这些自然的景色都足以让希腊人体验豪华的审美体验。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造成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气质。丹纳认为时代是包括精神思想、社会体制与政治思想等在内的大集体，这些因素渗透在时代之中，构成供文化生长的特殊时代“精神气候”。
⑥中世纪的地狱般的生活让人们悲观抑郁、恐怖绝望、情绪激动。面对黑暗的生活，光明的天国与极乐世界的观念,对于每个受尽苦难或战战兢兢的心灵都是极好的养料。基督教顺应时代而产生，统治人心,启发艺术。哥特式建筑的形式寄托了中世纪人们的苦闷。怪异、大胆、庞大,投合了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好奇心，显示了时代精神和风俗的影响。挺拔的尖拱，彩色的玻璃窗透过奇异的光线，都是人与上天最好的交流。哥特建筑那种微妙而病态的诗意,正好反映中世纪人们强烈而又无法实现的渴望,企图在这里得到寄托。因为时代不同，古希腊人重视舞蹈与运动两个科目，崇尚肉体，其展现健康和力量。同时，古希腊人还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情绪，一种尊敬，崇拜自然力与神力的特殊方式。能够创造出如雅典卫城、希腊雕塑、诗歌等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尼德兰绘画、希腊雕塑都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以及人的思想感情、社会制度等。在“时代”因素里，丹纳认为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自发独特的感情能不受制约的表现出来;
二是周围要有与你的思想近似的感情存在。
结语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通过对不同艺术流派的研究，证明艺术作品不仅仅是现实的模仿，还是历史重要的见证物。艺术作品揭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诸多关联部分构成的系统中，把握好每个部分和整个系统的关系。丹纳以其渊博的知识，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的国家种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艺术作品以及其身后的生活。正是由于一个种族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和风俗习惯，时代精神，才产生了当时的艺术作品。当代艺术作品，正是当代艺术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当代社会生活环境的思想进行表达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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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到1949年取消教育哲学学科设置,再到1979年重开教育哲学一科,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政府论·下篇》问世以来，学界对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理论一直保持着独有的浓厚的兴趣。《政府论·下篇》中所具有的吸引力部分是源自于该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极其真实的意义上说，这种独特魅力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所赋予的。对于那些渴望挣脱暴政奴役——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洛克那看似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在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发挥的威力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从一些社会尝试移植洛克式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的结局来看，这种看似美好的制度似乎并不是在任何土壤都会开花结果。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宗教、哲学以及他的法权、人权、民权思想真正的根基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洛克的教育思想上时，才能明确给出。洛克的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出版于1706年，也就是洛克去世两年后,洛克曾打算将其作为《人类理解论》的序言，该作曾被罗德·金(LordKing)认为是洛克所有的著作中“最有用的，最具有可践行性的著作”，赫尔姆(Hallam)也曾这样说过：“我真的不能想象在一个理性能力已经得到发展的年代，竟然会有父母会没想到要把这本小册子放到小男孩的手中。”[1](PP5~6)洛克成人教育的主旨是通过揭示偏见的形成过程来引导成人进行自我启蒙，摆脱无知和偏见的束缚，获得人格的自主和独立，这种自主、独立、理性的品格正是洛克的自由政治、宽容宗教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一、洛克的“成人无知论”
从古至今，人们总会抱怨社会的堕落和罪恶，好像社会是独立于我们而自在的一个他者，事实上，社会不过是由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社会已变得罪恶和堕落，那么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成人对这种堕落和罪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洛克将成人无知的社会危害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抛弃理性而陷入的无知：这主要是针对大学教授以及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层知识分子”，从古至今，这些人是社会文化的领导者和阐释者，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这些人一旦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谄媚于自己和暴君的野心和虚荣，那么对社会的危险性将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洛克并不指望唤醒这些人的良知，而是希望通过拆穿这种“无知”的实质，让人们“自知自己的无知”，即：发现自己当初所坚信的某些信条，只不过就是这些野心家灌输给他们的某些偏见，其实，当初霍布斯提出要“净化大学”的主要动机也在于此;第二种是针对社会普通公众由于陷入自己的偏见而导致的“无知”而言的。在洛克看来，偏见来自于两个方面，“习得的偏见和自我的偏见，”[2](P27)引导人们摆脱这自我偏见，通达“不偏不倚”的中立状态，并自觉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原则进行自我启蒙，是洛克成人教育的关键部分。
二、有知者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惊讶于博学的费尔默对绝对主义暴政表现出的那种狂热的“忠诚和谄媚”，[3](PP1~2)也感慨于那些无知而狂热的众人自愿地为暴政“慷慨赴死”的可悲可笑，洛克用整个《政府论•上篇》来揭穿费尔默文过饰非背后的“野心和贪欲”。[4](P2)其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就瞥见了隐藏在诡辩家言辞中的残暴和贪婪，他的“灵魂助产术”针对的正是一个“具有暴虐灵魂组成的阶层，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教师、演说家、小说家、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潜入人们的公共生活世界的”。[5](PP153~154)洛克在费尔默《先祖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些暴虐灵魂的影子，当然，洛克并不认为费尔默是孤军奋战的，早在1660年，洛克就开始揭露费尔默之流，亦即那些自称为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暴虐之徒们如何利用所谓的“天赋观念”“天赋原则”“天赋倾向”“普遍同意”等谬论来控制俗人的灵魂，为暴政和宗教迫害者辩护。洛克深刻地意识到，一百年的战争就是这些居心叵测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挑起的，他们反复灌输给无知的信徒们所谓的天赋倾向、观念和原则，从而挑起战乱和纷争：“有的人既然装作是教师和宗匠，因此，如果他们以‘原则是不可追问的’这个原则作为一切原则的原则，那对于他们是有很大利益的。因为他们既然确立了天赋原则这样一个教条，他们的门徒一定不能不把一些原则当作天赋的而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的门徒废弃了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并且不经考察就轻易信仰那些原则了。在这种盲目信仰的情形下，他们的门徒就更易于受他们的控制，更易于受他们的利用，因为他们正是专以教训人、指导人为能事，为职司的。真的，一个人如果有权威来发布各种原则、来教授不可反驳的真理，并且使他人把他别有用心教人的原则认为是天赋的，那他在别人身上所有的权力亦是不小了”。[6](P65)洛克对“有学问的无知”状态之原因的揭示与培根在《新工具》中对陷入“四假象”[7](P21)迷雾的成人的无知的阐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相对而言，洛克的分析更加精细，洛克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所提出的“不偏不倚”和“审查原则”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进步意义。洛克希望能够用理性教育的手段来培养人们的理性能力，让他们能够学会独立判断，学会不偏不倚地思考问题，学会辨别出潜藏在一切著作中的真正意图和价值。这就是他之所以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摆脱偏见所造成的无知，是洛克对所有自认为自己“发明”了真理，并宣称他人思想为谬误和偏见的所有知识分子提出的忠告。
三、公众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这里所说的公众用洛克的话说就是那些“十有八九的常人”，[8](P1)这些人在精英主义教育家比如卢梭那里，被当作是“人类畜群”，在尼采那里，被看作是“末人”，但是在洛克看来，这些人并不是不可教的，他们并不因为处在社会分工的底层，就必然处于道德的低端，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这些人依旧可以过一种现世的自由的幸福生活，帮助这些人摆脱无知是洛克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洛克揭露了这些成人陷入无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第一，他们根本就很少推理，而是按照他人的例子行动和思考：“他们得出结论依据的只不过是一些未经反思的某一个或几个法则，这些法则无论对错，一直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心智，如果没有这些法则，他们就会完全迷惑不清，如果让它反思或者放弃这些法则，改用自己的理性，他们就会把这些格言和所有一切的真理都统统放弃，宣称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件事。如果你要试图扩大他们的思想，并尝试着教会他们一些更加理性和确定的法则，他们不仅不会理解这些法则，更不知道这些法则究竟有何用途”。[2](P21);[9](P43)第二，“用热情代替理智，让热情支配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他们“不用自己的理智，也不倾听他人的理智，仅满足于适合他人兴致、兴趣或者政党”，“他们假设如果某个首领是好人，所以，他们的信条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个宗派的意见被认为是错误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宗派所有的信条都是谬误;如果某个信条久已被人们接受，他们就会断定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如果某个观念是新的，他们就假设这个观念一定是谬误”。[2](P17)第三，懒惰：由于天性的“懒惰”，很多人可能有这个机会却缺乏这个意志“循规蹈矩地按照理性的原则，考察各种意见，直到他们作出具有最充分的证据所支撑的决定为止”。[2](P72)第四，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得势的情感”的控制。[6](P397)通过揭露产生无知的原因，来寻找摆脱无知的方法是洛克成人教育的首要任务，当将偏见从人们头脑中清除出去后，人们通过一种“不偏不倚”[2](P29)的方法，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进行思考和行事，就能成为一个理性而自由的公民。洛克乐观地论述道：“每个人都带着一块理性的试金石，如果他善于利用，就能把货真价实的黄金和表面发光的东西分辨开来，把真实和表象区别出来。这种试金石的用途和利益也就是每个人天生理性的用途和利益，是那些想当然的偏见、傲慢和臆断和心智的狭隘，才使得这种高贵才能损坏和散失”，“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本身的事，而且他还知道别人对他寄予了什么期望……如果他肯反思自己的狭隘并充分利用自己周围可以帮助的力量，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充实自己……他的心智就会得到加强，他的官能就会得到改进。”[2](P12)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这些官能和能力能带给我们的利益比想象的还要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发挥这种能力，“一旦这些能力经过练习，它能给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能力和技巧，并将我们引向完美”。[2](P14)当狂热的民众为了各自所谓的“真理和真正的信仰”而相互厮杀时，洛克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民众愚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他看来，公众的无知需要的是哲学家的帮助而不是诅咒。洛克在其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挑战了潜藏在成人心智中的所有先在权威，包括理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将人心还原为一块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白板”，试图重新构建新的理性秩序。尽管在洛克看来，成人的无知比儿童的无知更难以教导，[2](P70)但他相信对于成人的教育可以将他们从盲从和迷信的无知深渊中解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是当之无愧的“英格兰现代教育之父”。[10](P403)
四、结语
洛克的成人教育理论中隐含着一套对社会思想进行重新整体控制的控制论体系，这是他的社会控制论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进一步说，他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对成人的思想进行教育的过程，与成人学会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行事的过程，以及父母学会按照《教育漫话》中所提供的教育方法教育子女的过程，三者本质上就是洛克按照理性法则重新控制人的“同意”[3](PP169~170)的过程。而人的“同意权”正是他在《政府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政治的“合法性来源”。[3](P74)显然易见的是，洛克的这套全新的社会控制论能否奏效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将现实中无知的成人教育为按照理性法则行事的自由人。与那些将民众宣布为无知的，把自己当“神人”或者呼唤“超人”来拯救世界的精英主义教育家相比，洛克无疑是真诚而平和的。尽管洛克也真实地感受到了无知成人引发的种种暴力和迫害，但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去除人间的暴君，也能够去除心灵中的暴虐和野蛮。总之，洛克对成人无知及其危害性的揭示，不仅具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摘要]生存教育要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与其现实状况存在着巨大鸿沟，在教育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等问题，这使得生存教育丧失了其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施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哲学;生存问题
生存，其基础的含义是保存生命，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是指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人类的教育与生存的本能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关于生存的教育在新形势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生存教育在实践中的误读与困境
斯宾塞曾引入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1]适者生存，反之，不适者难以生存，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科学技术得以逐渐祛魅，而对“人”本身的关注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存教育在此土壤中生根发芽，它的实施能够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更融洽地相处，进而使人们个体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然而，面对当下人们对生存教育的更高需求与在实践中对生存教育误读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对生存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1.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被精准预测的突发情况，例如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袭击、战争等人为灾难，要从容面对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离不开生存教育。然而，生存教育就等同于在技术上对人们进行求生训练和安全教育等基本素质方面的指导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学校教育中可能并不缺乏生存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安全教育课等等，并且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涉及。但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实施对生存教育的理解只能是在浅层次上的。生存教育包括安全教育，但却并不仅局限于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技能的传授。开展珍惜生命、交通安全、处理意外事件等片面理解的课程，将生存教育理解为传递知识取向，忽视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它不仅缺乏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限制和窄化了生存教育的内涵，并不能体现出生存教育的全部意蕴。生存教育除了要保证维持生存的基本底线，还应该满足生存的内在意义，这是生存哲学任务讨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平凡人的基本生存，是“低限”问题;另一方面指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称为“高限”问题。[2]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层次的生存问题，还有着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扩张、科学迷信以及人们生存方式急剧变化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等危机，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寻求等更为艰难的生存问题也寄希望于借助生存教育的良方。可以说，现今生存教育的主题已经不能止步于温饱和基本安全等生存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去解决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生存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认为生存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问卷调查数据说明现在的学生大多不会洗衣、做饭、做家务[3]，并且认为生存教育就是应该“接地气”，将十字绣、剪纸等技能纳入课程之中。这些行为毋庸置疑是将生存教育当做技能技巧学习的载体，这种对生存教育的定位恰恰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其一，自理能力的确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它是否能够属于生存教育的范畴仍有待探讨，对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该是什么都往里装;其二，技能技巧的学习可以看做是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当做课外实践活动的选题，但是将其拔高而视为生存教育的主体内容是万万不可行的。实施生存教育既要避免其内容的泛化，更重要的是警惕生存教育中滋生的技术主义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盲目去追寻某种情境性的、操作化的技巧，看似热闹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却是对生存教育价值的遮蔽。生存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4]缺乏精神内涵和价值承载的生存教育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哪怕学生学了手艺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但在对个人、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让人担忧的。
3.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
生存教育现有的形式多以主题班会和主题活动进行。主题班会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知识讲座，例如“预防踩踏事件”“防溺水与自救”“交通安全”“用电安全”的等等，主题活动包括“师生共建‘生存画廊’”“生存教育主题演讲赛”“生存教育知识竞赛”等等。[5]仅从名字上看，这些活动的形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包括知识讲座、活动课程以及专题探讨等，然而这样的形式是否使生存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是否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唤醒其真实的情感呢?
第一，不管是教师讲座、学生演讲或是各类竞赛等等，生存教育的基本形式都无法避开知识传授形式。需要承认的是，生存教育的确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是这不该成为其最重要的形式。不经过学生内化的知识只是学生大脑中存储的字符和图像而已，只有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或感悟的内容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生存教育在其本质中就隐含了实践与活动的倾向，然而在学校中以活动形式开展的生存教育并不能达到其根本目标，学校和教师对生存教育活动的理解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是学生进行了演讲活动或者竞赛活动就是实施了生存教育。相反，生存教育的活动设计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维度，区别于理解知识点的表面化的活动。生存教育的活动是要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实践体验，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社会对话，甚至切实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较为新颖的生存教育形式借助了国外野外生存教育的思想，让学生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去体验，但是这种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前提之一是，所有活动都已经经过事先完善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反倒更像是大型的野外虚拟游戏，试问在这种被设计的情境中训练出来的行为和观念，是否真的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呢?
二、生存教育在理念上的澄清
解决生存教育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再考察生存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而这就要追溯到支撑生存教育发展的生存哲学。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而言，生存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状态。雅斯贝尔斯对生存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生存”作为他的哲学中心和主要对象，“被视为一切现实问题的核心”[6]，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历史性、交往，生存本身是不能表述的，只有通过这三个范畴表现出来”[7]。
1.生存教育与历史性
雅斯贝尔斯从生存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性，他认为人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正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与人类所处社会的不断自我生成建构着历史。个人的生存具有有限性，它表现在生存是一次性的，是不能代替、不可重来的，而“历史是人的生存延续，只有生存意识能体现出历史意识，也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8]。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完全客观化，主观的个人生存意识使个体不再始终处于固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持续进行内在的实践与反思。实施生存教育有必要对生存意识进行解构，求生意识与危机意识是生存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求生意识是作为自然人基本生存的要求，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它将个人的安全和存在放在首位;而危机意识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需求，是受历史延续性要求的驱动，它是个人持续追求发展的体现。求生意识从对象上看，既包括了对自我生存有意识的渴望，也包括了对他人生存无意识的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全体的生命、关注生存的价值。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既包括了对当前生存的重视，也包括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冀，认识当下客观的存在的生存危机、保持危机意识和警惕性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意识。
2.生存教育与自由
“生存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9]，内在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雅斯贝尔斯所指的拥有选择的权力和发展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个体自身所处境况进行主动的抉择，从而为生活提供一种可能的存在，自由和选择是开放的行为，它代表着主体的意向和愿望。生存自由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区分，其最低标准是指能够生存，也就是指生存教育的最低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作为自然人生存下去。这不仅包括在紧急状况下进行自我保护和提供自我救助，而且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等以维持日常存活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体格和提升身体素质是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而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则对心理健康有了相应的要求。除却这些基本要求，生存和发展关系密不可分，更高层次生存自由的目标是以社会性生存和发展需求为主，以关注人的生存自由、追求人生质量和意义为重点。学校“作为无条件的‘生存共同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它的本质不能由外部的共同属性来界定，而只能由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来说明”[10]。这就要求生存教育必须超越原有旧有知识体系，超越对技术、技艺、技能的寻求，更多关注人的发展和自由生成，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更新，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3.生存教育与交往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是对存在最本质的认识。他既认为个体是孤独而区别于他者的，又认为个体是开放而能够与他者联结的。正是这种非封闭性使得具有绝对意识的独立价值主体能通过爱与理解等进行相互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生存的应有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危机”概念，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生存的阐明使我们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一般意识，更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一个由知、情、意构成的精神”[8]。由于社会中愈发激烈的各类竞争，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危机，人们过于轻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欲望的不满足带来冲动和焦躁，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和恐慌，对他人的不理解造成冷漠和绝望。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才能走向他人、获得帮助、完成救赎。“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延续，人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必然处在与自然的互动、社会生产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各样群体、社会、国家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0]基于交往的生存能力既有对个人在社会中进行职业劳动的要求，也有对个体融入社会特定文化中的要求。生存教育中针对缺乏锻炼、缺乏挫折、依赖性强等问题，对人的培养就需要包含对个体实践能力的拓展，不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使人自身综合素质得以提高;针对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观，则应该发展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针对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套价值规范，则要夯实交流能力、增强适应能力，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身存在拥有无限可能性。
三、实施生存教育的立体化路径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生存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纠偏，将生存教育仅仅当做提高个人的自理能力或者正确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是对生存教育深刻内涵的遮蔽。生存教育不仅需要求生意识和安全教育来促进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更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存在的危机意识。生存教育应该直面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和严峻的环境危机，使个体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且有所超越，在破除个体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对解决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有着重大意义。要在真正意义上实施生存教育、触及生存教育的本质，还不可否认生存教育的价值追求。它除了让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得以保全，更是让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既有在文化上的追求，也获得选择上的自由。
1.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
在对生存教育理念进行澄清之后，则应该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生存教育的内容具体包括哪些，选择课程内容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开展以增强人们生存意识、丰富其生存知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为主要理念的生存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全面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迎接挑战、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生存教育的内容应该兼容并包，并非是让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让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安全感”，这既包括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学生对周围社会和环境的深入认识。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就学生的学习需求而言，一是需要对学生的安全“生存”进行教育，许多学校开设的防火灾、防溺水教育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与自身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和环境相处等命题。就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言，教师需要具有教学敏感性，关注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教学，完成课程的动态生成，更进一步有能力独立完成课程开发。生存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能千篇一律，还需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要有层次性，内容选择应是梯级式上升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生存教育应该达到不同的课程目标。
2.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
在学校场域中，课程仍是实施生存教育的重要手段。生存教育的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体现在对课程的设置和丰富上，建构和完善的生存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生存教育进行课程开发。(1)专门学科渗透，生存教育与学科性资源加以整合。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生存教育基本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学生的生存意识，使学生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素养;(2)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为主的体育、以培训学生道德品质为主的德育等学科能够以专业课程设置的形式进行生存教育;(3)生存教育可以通过选修课形式进行课程的拓展和开发。在选修课模式下可以使用专题性案例分析，围绕相关主题开发生存教育活动，根据社会上实时发生的生存教育相关案例，深入探究生存教育相关的知识性话题，使学生获得更新的生存常识。3.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生存自由的可选择性要求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去理解当下所处的环境。学校是个小型的社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要使学校与社会进行更有效的衔接，生存教育就应该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全力打造校园生存教育文化。开展具有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社团活动可以建构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初步使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潜在要求。并且在具有生存教育意义的社团活动中，学生能够掌握立足于社会所需的交流能力，不断进行反思。从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丰富，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另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体现在真实而丰富的实践之中。
生存教育存在于课堂内、校园内，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校有能力、有资源与社会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在实实在在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存教育相关的锻炼。生存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藩篱之内，而更应该走出校园，在落实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生存教育技能培训、生存情境相关演练、社会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融入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应对可能的生存危机所必需的意志磨炼，从而得到精神的丰裕和敢于正视挑战的决心。“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获得，不是整齐划一的教育结果，不是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娴熟，而是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的教育，这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11]现实状况使得对生存教育的探讨仍在继续，生存教育在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又在理论指导下可以重新认识实践。生存教育仍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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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普及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素质与文化力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阶段高校哲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学习哲学的热情不高
现阶段，很多高校的多媒体教学条件有限，开展多媒体教学的环境受到限制。即使有的学校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也不重视利用多媒体对于实例的分析，往往偏重于哲学理论的讲解上。这样，学生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哲学的理论知识，但是不通过实例的运用分析，很难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与掌握，加上哲学理论讲解的枯燥性，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有的甚至出现抵触情绪。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讲解时也不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性，还是采取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式，这样不仅不利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同时教师也不能随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不能及时调整课程安排以适应学生对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使得学生越来越觉得学习难度加大，失去对哲学课程学习的热情。
2.课程与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
高校哲学课程对于其他的课程教学来说，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地都会接触到所学的哲学思想与理论。而很多的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将实际生活和哲学教学工作有机结合，将现实生活隔离于哲学课堂教学之外。大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很多事物都有自身的认知，但是通常都没有办法用正确的哲学理论去分析与判断事物的本质，容易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而使自身价值观、人生观朝不良的方向发展。另外，如果课堂上所讲授的哲学知识和学生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体验有所出入的话，极易导致学生在思想认知方面出现认知分裂情况，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康成长。
3.对学生考核形式过于单一
通常高校对于哲学课程学习的考核包含两个部分，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平时成绩通常占有较小的比例，在30%左右，主要针对学生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课堂纪律性等表现进行评价。考试成绩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考察，很少出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因此，学生大多数都对学习哲学课程缺乏热情，学习中出现问题也很少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仅仅是在书上寻找出答案就可以了，考前进行临时性突击，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临时记忆一些知识点以帮助自己通过考试。
二、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哲学教育工作是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大学阶段，正是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发展与转变的重要时期，所以此阶段对学生的哲学教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所有的课程中，哲学课程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性最为明显。不过，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高校哲学课程在教学工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很多的教师还是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抱有应试教育的教学心态，急功近利，希望能让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取得较好的成绩，一些教师仅仅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而进行教学工作。这种现象虽然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也要求我们深入问题、寻找原因、制定措施，切实提高高校哲学教学工作的水平。在高校哲学教育教学中，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不仅不能结合时代发展，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过于程式化。很多高校所用的哲学教材虽然经过多次改版，但是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缺乏对教材内容的创新设计。高校对于哲学教育教学的课程教学时长又多有限制，致使很难充分扩展课堂内容，教学创造性发挥不出来。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几乎都是采取考试制度，试题的类型也千篇一律，都是强调对哲学概念以及知识的背诵程度，对于学生运用哲学思维的能力测试很少，很难让教育功能有效的发挥，也达不到培养学生哲学素养的目的。因此，高校进行哲学教育改革是必然的。
三、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高校哲学的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关键还是要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采取创新的教学方法与措施，以实现高校哲学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及实践都已经表明，哲学自身所蕴含的批判内涵与理论融合能力可以有效的强化我们的思想意识水平，增强获取知识的能力，扩宽我们对人文认知的范围。此外，哲学的社会性功能发挥体现出了哲学的社会作用，而社会效用发挥的关键不是从事与哲学相关工作人员数量的多寡，主要是看社会中其他行业的人员是否拥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因此，在社会中，哲学功能的发挥不但要求哲学专业人员找出哲学思想和实践效用的联系方法，还要求其他领域的人员将自身的哲学思维与方法应用到实践中来。
1.明确哲学教育的重点方向
对于高校学生哲学方面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知识的教育以及纯形而上学的方式，在高校进行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哲学思想意识以及思维方式的培养，要加强对学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的培养力度。在高校哲学教育改革中一定要重视哲学的人文效用以及社会效用，将哲学的人文精神与社会精神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特色来抓。
2.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作为新时期的教师，尤其是对于哲学教育这种比较抽象的学科，教师必须要能够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师要通过多媒体手段让学生对于哲学课程所要学习的知识有个系统、整体的了解，让学生更加明了哲学学习的目标以及所要掌握的重点。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利用多媒体手段多穿插于实例教学的内容中，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还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掌握与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哲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3.改进哲学教育教学形式
在进行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防止教条主义，对学生的教学过程中也不能一味采取传统灌输的形式。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讲授的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看作真理的布道师，而应该将自己看作和学生一样，都是哲学真理的探索者。我们只有将批判与扬弃融入到哲学教学中才能让学生创新思想、跨越束缚，这样才能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
4.考核形式要多样化
由于高校哲学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工作，在进行学生考核的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多种考核机制。教师可以采用网络的形式，通过对话、博客以及论坛等形式，按照学生的参与程度以及发表内容质量进行评价。也可以就近期所出现的社会热点现象，让学生就其中的哲学问题及自己的观点写一篇论文作为考核的一部分，检验学生运用所学的哲学知识对于实际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也可以通过社会调研以哲学的观点分析、讨论社会中的某种现象，依据学生的表现进行考核评价。
5.强化与哲学教学相关的各个环节
对于哲学教育过程来说不仅要从教学的重点与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还要重视其他与哲学教育相关环节的改革。对于所使用的教科书要加入更多能够让学生分析与讨论的历史事件，不能仅是介绍哲学知识的宣示样本。没有充分的分析与批判，学生就无法培养自主思考的能力，慢慢的使自己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降低，也大大减弱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哲学作为批判性的一个学科，必须结合实践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与哲学创新能力，这样才能使哲学教育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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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有普遍性,但中国哲学又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中国哲学的主题是 究天人之际 ,故 推天道以明人事 是中国哲学的普遍架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虚拟经济
马克思以其极其敏锐而深刻的哲学判断力，从认识论悖论入手指出了这种“客体世界观”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是人类直接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物质活动。人类只能通过实践活动中确证世界的存在。由此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唯客体”的形而上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人以生产劳动的方式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过程。而生产劳动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作用于客体之上，人与客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人需要依据自身的生命需求用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即生产劳动创造出劳动产品，而这些劳动产品是自然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是事物客体在人生命中的体现，表现为人维持生命的物质与意识的反映。因此，人以实践的方式与客观事物并存，也因为实践与客观事物相互渗透，并通过对方来表现自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得出结论：事物是普遍、内在联系的，客体就是凝固了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事物的本源是过程，主客体联系的过程，也就是矛盾的过程。一切矛盾就是过去一切联系结果与现在一切联系结果斗争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为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
1、全球经济处于普遍联系中，中国经济只有在不断的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催生新的经济能量，经济才能充满活力。而真正能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便是虚拟经济。换言之，虚拟经济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钥匙，是中国不断获得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超越在于看到了“流量”的重要性，虽然凯恩斯未能解释货币———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权力，但毕竟已经认识到流动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存量”没有“流量”的经济是一潭死水，虚拟经济在促进流动性方面则有着巨大的优势。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相当强烈。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易创造出双重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误导，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不能因为惧怕虚拟经济带来的风险性和负能量就割裂了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割裂了联系就等于割裂了中国经济发展发动机上的纽带。能量有正负之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后必然波及到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能在实践中勇敢的面对并加以解决。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害怕和回避矛盾的后果是陷入更大的矛盾。观察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经济发展就是在正负能量不断对冲的矛盾中螺旋式的前进，每次大的波动后正能量都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带动世界经济螺旋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虚拟经济本身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矛盾是动力的源泉。
2、虚拟经济非常灵活，把全社会的资金都吸纳进来，事实上，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被编织到金融网络中，即使没有投资股票证券，也难以逃脱，如社保金、医保金等，都与虚拟经济有联系。虚拟资本是系统性权力，弥漫于整个社会，形成支配全社会的金融权力，既不定型又弥漫在每个人身上。
3、应正确看待经济稳定性。经济的稳定性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通常根据一些经济指标来衡量，例如通货膨胀率，存贷款利率差、实际汇率波动指标、政府财政赤字等等。另外，人们的心理预期也是衡量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稳定是相对的，事物的稳定性恰恰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稳定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对事物的稳定无影响，不确定的范围确定确定性，这是辩证法认识对深层世界的认识，与旧唯物主义追求绝对的精确性相对立。把辩证法用于经济发展中我们就能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即风险性，应当允许并重视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波动，波动带来了风险性，但波动正是稳定的载体，波动代表机体内部新生力量的动力在突破旧势力的桎梏，是矛盾运动的表现。辩证法认为，每个层次要引起下个层次的变化，能量是不同的，所以每个层次的变化只能引起一个层次的变化，对其他层次无影响，各层次是相互绝缘的。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海啸，其破坏范围广，穿透力强让人们难以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下文将做专门阐述，总而言之，是由于没能正确对待虚拟经济造成的。
4、经济发展是个综合性过程，是在物质化社会系统整体性推进发展中同时发展的。无论是研究实体经济还虚拟经济，都不能只从经济学科角度去观察，应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三种学科综合思索。当今中国，政治哲学强调人民性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不是人民，是判断某个经济政策的重要评判标准。所以，在制定某项经济政策时，首先应把人民的利益考虑进去，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20多年，虽然问题和矛盾频现，但总体上国家和广大人民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巨大财富，国家资本不断增值，这是符合辩证法事物发展规律的。
5、提倡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忽略和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物质生产和交换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虚拟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辩证的看待两个问题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三、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虚拟经济的性质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美元再一次被抽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行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用虚拟经济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急速增殖和财富的大量累积，发达者愈达，贫困者愈贫困，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抽象。“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地球变的越来越小，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一个交织联接的网络中，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难以置身其外……各个领域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瞬息万变’通常只是一种形容，如今许多已经成为了现实。在这种形式下，任何闭关自守、试图封闭起来求发展，任何为我独尊、企图称霸天下，任何固步自封、陶醉于以往成绩，任何因循守旧、拘泥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必将被时代潮流做淘汰”。对于虚拟经济性质批判的观点，笔者对其本身并不否认。但马基雅维里早就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应当怎样，而是实际是怎样，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克思基于历史哲学高度的深刻思考，是马克思对自身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某些固守在观念中的不适时宜结论必定会被历史所淘汰，与其义愤填膺的坚守马克思所做的某些结论，不如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现实的问题，以此获得自身的利益，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谈论人性一样，任何人性的都要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考量，我们在评判一种经济形式时，也应放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国际环境中考察，是拒绝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失去话语权，用一种阿Q精神的批判来自我安慰还是接受这种新兴事物主动与世界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接，赢得话语权，参与世界资本市场蛋糕的分配，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08年的金融危机虽未大规模波及中国，但直到现在中国也不得不为发达国家“埋单”，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克罗齐指出，历史就是在善与恶之间不同转换，进化并非由恶而善的转变，而是由善而更善的转变，在这转变中，从更善那个阶段看去，恶也就是善。这里的善恶不是伦理道德维度的善恶，而是历史哲学维度的善恶。新兴的事物在起初总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冲击着人类的活动和思维方式。当今世界，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所生成的虚拟生产力和虚拟生产关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们获得财富的观念，对于虚拟经济的“善”和“恶”，即虚拟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有待人们重新认知。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虚拟经济在带来重重危机的同时，也酝酿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其洪水猛兽般的“恶”带来了世界性的灾难，但是，就是在这种“恶”中，“善”的萌芽开始发育，人们更加理性的思索虚拟经济的未来，当这匹脱缰的野马被重新拉回正确的轨道，能否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空间，历史终究会给出答案。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和批判，“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能不能既立足本国、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又具有世界眼光、加强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能不能既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有效抵御各种外来冲击，又趋利避害、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能不能既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事情、不急于求成，又高瞻远瞩、准确地把握世界的发展变化;能不能既保持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前任留下的好东西，又与时俱进、大胆进行改革创新……”这才是当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真正思考并加以实践的责任。
一、哲学的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被称为“爱智”。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智慧”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哲学这一“爱智”并不等同于人们制造或生产出某个产品。它不是某种具体知识，而是人们对于人本身、人的活动以及人所生活的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哲学产生的情况却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哲学倡导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向善的心理、高尚的情怀对待这些事物。哲学本身就是目的，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二、以人为本，提高哲学素养
众所周知，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在关注自然、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追问。因而，哲学教育应当从这个角度出发，培养受教者的哲学素养，锻炼受教者的哲学技能。
1、培养哲学精神
哲学教育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就像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从哲学的本性出发，这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理论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唯有通过这种理性思维活动，才能不断激起我们对真理的积极探索，从而推动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
2、锻炼哲学技能
哲学的学科特点与其他不同，“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句话，在哲学这里最合适不过。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可以让学习者从中体会到哲学的有用之处。再者，哲学为人们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它需要通过职业化实现其专业化。有了专门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才，才能纠正哲学非专业化的弊端，才能培养哲学的学术品位，才能推动哲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从事哲学教育的工作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应该善于研究教学的艺术，因此，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地接受再教育。
3、创设哲学教育情境
哲学教育不应当只局限于一种职业教育，而更应当是一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如果把哲学当作每个人的“终生大事”，从事哲学教育工作成为从教者的一种需要，他便会充满激情的去演绎这给他带来莫大幸福的事业，而不再是千篇一律地把哲学教材当作一般性的知识来讲授。“生活哲学化”和“哲学生活化”，将会使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在真正的哲学的殿堂里，尽情享受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感悟更多关于宇宙、关于人生及其意义的启发。
三、结束语
哲学的用处就在于它是一门改变人自身、而不是改变人的客观环境的学问。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深厚的哲学教养，他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他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转向”或者“回头”，从而逐渐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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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雕刻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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