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相关的共8个结果:
其一,从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因为研究晚清的历史,可以看到,15世纪以后,欧洲开始了现代化浪潮,到20世纪初,全球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如何进行工业化是个大问题。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在强调“中体西用”,即维持封建统治不变的情况下,运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工业化尝试的失败,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西方是通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清政府采取的发展方式有问题,“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政策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薄弱。真正能使中国近代迅速工业化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因为民族资本代表了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二是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是不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清政府的腐败注定其官僚体制无法担当领导近代化的责任。正如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所说,晚清时期,“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只要封建统治存在,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迅速工业化,国家就不能富强。
其二,要把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学术界以前用革命史“两条线”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局限性。新时期开始用现代化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有新的审视,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前一种研究范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变更学说,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社会形态变更中的作用。后一种研究范式更多是从强调了生产力变化来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从而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我们只有从世界近代史角度,从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把辛亥革命放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下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才能使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个合理的定位。
其三,不能把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局限于民国初年。关于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延续时间,过去学术界有四种看法:第一,辛亥革命似乎只留下了一块“民国”的招牌,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重大作用;第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即为北洋军阀所取得,因此,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局限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至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三,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不限于民国初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相当影响;第四,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为止”。这四种看法各有其合理性,但仍然有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为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后来,虽然被北洋军阀接过了政权,但是辛亥革命的余绪仍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等各政治派别和团体分歧重重,但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相对一致,能够达成共识。振兴实业、实业救国、实业建国等口号表达的观念和愿望,已成为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并形成了比较广泛的“振兴实业”思潮。并且,日本同为封建落后国家,由于较早实行以民间企业为中心的政策,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资产阶级政权很快建立,很快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而辛亥革命是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很难使中国赶上世界发展步伐。抗日战争是辛亥革命成果的总检验,是辛亥革命这种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真正验证。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对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其四,判断辛亥革命对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标准有三:一是要看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是否比晚清有所减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号召国民参加建设,振兴实业;辞去总统后,仍然坚决主张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最重要之政策。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存在仅91天,但是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和保护工商业的规章措施,鼓励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仍然继续振兴实业方针。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条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先后担任工商、农林和农商总长期间,即1912年8月—1913年7月和1913年9月—1915年9月这段时间,北洋政府在对清末法规延续及修改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新订与颁布了大量经济法规则例,继清末新政中国近代经济立法的第一次高潮后,形成近代中国经济立法的第二次高潮。这些政策法令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逐步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允许一般商人开办实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所唤起的民主精神和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资产阶级地位是否提高。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吸收一些资产阶级人物参与组阁,革命党人仍然掌握着一些省份的地方政权,在中央也保有一定实力。三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否有所发展。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往往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而忽略了辛亥革命的作用。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期间,是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时期,在一次大战到20世纪20年代间,是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辛亥革命使资产阶级“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推动,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1]454。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1912年为1 504家,1913年为1 378家,1914年为1 123家[1]454。在大战期间,1913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就有41.3家,1916至1919年,平均每年达124.6家 [2]284。特别是中小资本获得较多发展,如自1914至1924年的10年间,上海民族机器工厂从91家增加到284家(绝大部分是小厂)[3]。1914—1925年间,“每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年平均名义投资额相当于政治和国家财政尚未稳定的1840—1911年间的11倍”[4]11。
其五,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时期。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照样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一是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条件。二是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贯彻了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采取措施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民党统一国家以后,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实行了诸多财经举措。据有关专家统计,抗战之前国民党政府制定和颁布了200多项经济法规,其时间较为集中在1928—1933年间。这一大规模经济立法活动与上述近代经济立法的第二次高潮相比,不仅法规数量上约多了一倍,而且涉及范围扩大,内容也有很大改变,法规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第三次经济立法高潮。这些法规和政策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对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给予鼓励和扶助,对民营工矿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1929年颁布了近代中国首部通行全国的《工厂法》,1930年公布了《矿业法》和
《矿业法施行细则》,1932年颁行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还先后颁布《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工业奖励法》等,奖励和扶持民营工业企业,提倡企业改良和采用先进工艺,增强竞争能力。三是按照孙中山权能分治思想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发挥了现代化的领导能力。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有实现工业化的愿望,还做了大量改善环境的基础工作,排除了大量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障碍。比如,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提高了关税;采取了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裁撤了厘金,开办了统税;发行了法币,取消了银两在流通领域的货币功能等,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四是抗战爆发前10年,中国工业发展达到了民国建立以来的高峰。这主要表现在工业投资总量的增长方面。其中,国有工业的投资增长远低于私营工业投资增长的速度。“中国居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扩张。据章长基(John Chang)所编制的工业产出指数,1912—1934年间中国工业产出年增长率为10%”[4]11。有专家指出,说抗战前10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处于破产半破产的状况是不正确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一直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而是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即1927—1930年有发展;1931—1935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发展停滞;1936—1937年又获得再发展。整个过程是发展—停滞—再发展的过程”[2]478。193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局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也应该看到,抗战前10年,国民党提出的一系列发展国有工业的计划有很大部分没有得到实现。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水平不高。即使是发展最好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达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工业化的主干,钢铁、电力、煤炭、冶金、机械、化学工业的基础都非常落后,它们在1933年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极小。整个现代部门和现代制造业所占比重分别只有7%和2.2%,几乎完全被占比重60%的农业部门所遮蔽了[4]11。也就是说,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比较,民族工业还有相对落后的一面。抗日战争前我国近代民族工业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有专家指出,在1933年全国国民收入中,61%来自农业,仅9.1%来自制造业[5]59-61;而制造业收入中,27%属于工厂所得,即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为工厂总产值的3倍[5]135。“其工业生产也低于八百万人口的比利时。”[6]“其发展水平远不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30年代的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不发达国家中亦落于印度之后。”[7]更加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的工业化大大落后于日本。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垄断资本阶段,拥有发达的工业。拥有强大工业支撑的日本很快就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而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政府、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扫除封建生产关系、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发挥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功能等方面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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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人教版历史课本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功绩时指出: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新课标岳麓版必修(1)第65面也如此表述。无疑,辛亥革命确实使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观念等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但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真的能深入人心吗?我认为值得探讨。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封建的儒学思想。让我们看一下1913年《时报》上的一则材料:“这是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份考卷,应考的有300多人,都是中小学生,考卷中要求考生列举自己崇拜的人物,统计的结果是:崇拜孔子的157人,孟子的61人,孙文的17人,颜渊的11人,诸葛亮、范文正的8人,岳飞的7人,王守仁、黎元洪的6人,华盛顿等的4人,程德全3人,苏轼等的2人,苏秦、张仪……各一人,此外23人则无崇拜者也。”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中小学生普遍尊崇儒学,对于没有文化知识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状况我们便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民主共和思想只是开始被民众接受。
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败亡,通常被论者当作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佐证。笔者认为,这两次短命闹剧的匆匆收场,与其说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倒不如归功于部分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政治精英奋起抗争。正如当时一位同盟会员所言:“革命告成之后,全国灵觉为之震荡,然大都属于上流人士,而氓之蚩依然浑噩相安。中国由专制政治骤跃为共和政治,自表面观乏,虽若神速可喜;而自里面观之,前后陟断,习惯、根据悉受变动,人情未定,党见难齐,调和统一,待时尚多。”“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千百年来占人口90%以上的普通百姓远离政治,他们关心的是柴米油盐,交租纳赋,生儿育女。至于统治者是皇帝还是总统,是宣统皇帝还是洪宪皇帝他们并无多大兴趣。
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的政治使命,却没有来得及完成本应由它完成的、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文化使命,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文化易帜”的任务只能留待后来者、继承人。
五四运动前夕,面对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思潮,《新青年》不怕犯下“‘得罪社会’的‘滔天大罪’”,大声疾呼“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庄严宣告:“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如果认定辛亥革命就已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揭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岂非无的放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辛亥革命前封建思想未受到彻底批判,仍束缚着民众的头脑。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它还是披着儒学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革命派在宣传革命思想批判改良主义的时候,并没有从正面去触动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搞专制独裁的政治野心的暴露有一个过程,而且北洋军阀为维持自己的统治, 继续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大搞复古尊孔,强迫全国各学校“尊孔读经”。在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等组织,它们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织成了一张封建思想的罗网。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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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引发了波澜壮阔的亚洲革命风暴,在众多亚洲国家里,首先在中国出现了“世界风暴的新源泉”,这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统治,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闸门,带来了中国国家政治结构近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大变动。
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辛亥革命意味着政治文化上的根本性转变,造成了传统政治制度与传统思想文化的解体,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应运而生。
1、推动社会启蒙的深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观念和意识转变的闸门。马克思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 [3]中华民国建立后,人民对种种事物均冠以“新”字,以显示其有别于旧时代、旧社会。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例,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等,促进了实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实业的发展、近代产业工人的增加、新式教育的提倡与实行,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更和社会启蒙的深化。
2、确立新的“合法性模式”。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概念。辛亥革命前,中国行的是神权政治。革命后,除了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祭过天,国家元首已经取消了这种活动,中国政治已基本上脱离了神权政治的影响。[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这么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主权在民的权利合法性原则在此被肯定。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辛亥革命导致了强权和军阀统治,从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传统的合法性与军事强权合法性结合的企图,但是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短暂统治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任何合法性如不能与现代化的政治相结合,其统治也不可能比较长久地发挥有效作用。
3、对现代法治精神的诉求。辛亥革命意味着中国政治统治由过去的“人治”开始向“法治”的根本性转变。辛亥革命中有关政权组织和权力分配的规定等都有明显的权力制衡关系。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体现了对现代法治精神的强烈诉求。辛亥革命开创了“宪政之治”的新传统。“宪政之治”正是中国知识精英全力以赴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表征。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参议院自开院到结束,一年又两个月通过法律55种,而后正式国会的召开,重在立宪,这正是以一种新观念新法统替代儒家圣王传统。
4、促进社会心理的变更。在共和政治的倡导下,民权弥张,民意弥达,于是平等自由之风起矣。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辛亥革命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更新,过去传统社会中的那些日常行为模式,由新行为所代替。革命革除了缠足恶习,天足在民国元年以后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改变了称谓,以官职、先生和君替代了老爷、大人之称,其时代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它显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于封建主义不平等的否定。并且,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用“西服”来代替长袍马褂,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辛亥革命不仅改革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而且改革了传统的服装、称谓、礼节等社会习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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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增添光彩
—— 观《辛亥革命》有感
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中国在国门洞开和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和社会风尚,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洋务派开办军事和民用工业 ,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维新变法的浪潮。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的近代化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艰难起步,曲折推进。
以上,是我对电影《辛亥革命》的剧情总结。在这部电影中,香港影视巨星成龙以他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黄兴这一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英雄将领的形象,影片完美的展现和回顾了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当然,这段历史少不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提出的“三民主义”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在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的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完全意义上的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激励了中国人民为争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的奋斗。
同学们,我们现在繁荣富强的祖国是靠多少人,用多少汗水甚至鲜血换来的啊!我们要感谢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的一任任领导人,是他们的正确领导,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一步步走向成功,他们兢兢业业,深受人民爱戴。
观看了《辛亥革民》这部影片后,你一定对中国近代化历程有了初步认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呢?这就需要我们先从认识社区发展状况入手,调查本社区工厂、学校、文化、交通等某一方面的情况,了解其历史,考察其现状,实实在在地感受社会的不断进步。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公民的我们,更要时刻关注国家大事,给国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就比如说,最近最热门的话题“钓一渔一岛”事件,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维护国家尊严,坚持抵制日货。在此同时,我们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利共赢。
还记得周恩来总理说过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让我们现在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为国家栋梁,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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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满旧指推翻清朝统治。起源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到1911年这个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全文如下:
“排满”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文化的传入下,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受到严重的威胁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中国特定的国情。
首先,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的歧视政策是产生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哪里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哪里就有民族反抗。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清朝从过关以来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结果。
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主要表现为清朝入关时所实行的政策:剃发,易服,圈地,投充。
1,剃发
清朝在入关以前,当清朝的统治者占领辽东地区时,就强迫当地的汉人剃发梳辨,改从满俗。清朝入关后,清廷更连下剃发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强行剃发之制,但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依然很激烈,而剃发更是招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族人民的传统风俗,是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强迫剃发,实际上就是要灭族,这个是对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而当时的清廷在全国立足未稳,为了缓和一下各地人民的反抗情绪,清廷不得不暂时停止剃发令的推行,但是随着全国各地反抗清廷势力的扑灭,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基本上确定。
1645年6月15日,清廷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惜发巧辞争辩者,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1)在州郡的檄文中,更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2)的话。此种残暴的剃发令一出,立刻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人们为“为了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来的悲愤和战斗的勇气,甚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3)。各地的反剃发的斗争最终都为清廷以残酷的镇压所压制,其中由以嘉定和江阴的斗争为烈。
2,易服
清朝入关后,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 1645年7月9日,清廷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4)强迫各族人民改易满服,这个是清朝民族压迫的又一表现。
3,圈地
清朝入关后,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曾三下圈地令,以残暴的手段圈占普通百姓的土地,圈地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年)首颁圈地令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颁布停圈令,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波及的地区极为广泛,除了直隶省外,各地驻防八旗,如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宁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清朝统治者通过圈占的手段究竟掠夺了多少土地,难以做出确切的统计,根据各种不同资料的计算,总共约在十六万余倾至而是万余倾之间,数字之巨,实为惊人。民族压迫的程度可见惨重。
4,投充
迫使各地百姓投充到旗下为奴,这个又是清朝初年的一个严重的民族压迫,满族的封建主为了扩大劳动人手,凭借着权势,强迫大量的民人投充为奴。
清朝的民族歧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另外,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
2,满族不准许通婚,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
3,满族人只能为职业的军人,不准许从事生产活动,满族人的生活全靠政府财政供应。
4,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
清朝从入关就开始就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歧视和压迫清廷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对各族人民 实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猜疑和压迫政策。处处提防,歧视,压迫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人,而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是对这样的民族政策的反抗。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义愤,列举了清政府“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其次,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卖国是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提出的根本原因。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在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朝政府更是和列强签定了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帝国主义的势力深入中国的广大城乡,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统治,清朝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为了保住小朝廷,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公能奉行“量中华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大国之惠于后日。”(5)的卖国投降政策,彻底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成为了“洋人朝廷”,其在中国统治的正统依据已经不存在。因此,历史赋予了辛亥革命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挽救中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
在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来又有之大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以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强烈的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和政治行动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
最后,各国亡国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传播和中国固有的华夷观念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两大理论来源。近代爱国者从本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都特别关注世界各个国家的亡国惨史的研究和介绍,力图以此为鉴,告诫国人,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他们大声地疾呼中国“正处在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这些都对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提出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而“排满”革命的“光复旧物”的思想,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辩”。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跟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就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而其根源于传统的“春秋大义”,陈天华的“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呐喊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华夷思想。
1,从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与时代特征入手,可以区分为传统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两种。
传统的民族主义渊源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宋朝以后,中原屡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故华夷之防的思想日益发达。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依据传统的夷夏观,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视为最优,而鄙视西方人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鄙视他邦为“未闻礼仪之风,仁者教化”的禽兽之国,这种从传统的夷夏观中延续下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可以称之为华夏中心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尤以法国大革命为其形成的最主要的标志,他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看法极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而我国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则产生于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2,从民族主义作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心理所体认的范围入手,可以区分为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排满”民族主义,和以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众多的民族命运的共同体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民族主义这样的两种民族主义。
用梁启超的说法就是“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一文中提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所谓的“小民族主义”指的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提倡的“排满”民族主义,而“大民族主义”是指国内各个民族联合起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入侵。
3,从民族主义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或民族主义认同情结所采纳的不同符号入手,又可以把民族主义区分为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等方面。
族类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或者是种族为认同的符号,强调本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有明显的排斥他族的倾向,强调从来源,血统或者是种族上区分民族,如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里要求“厘清种族”即属于族类民族主义的范畴,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也具有族类民族主义的某些特征。政治民族主义以国家政权,政治主体为认同的符号,强调政府唯一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基本目标是建立民族主权国家。“排满”民族主义提倡推翻满族所建立的清政府,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强调汉族应该在政权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其实也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特征。而中华民族的提法也可以归纳为政治民族主义的范畴,孙中山晚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可以归为此类。经济民族主义以提倡经济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为主要的内容,近代以来的“实业救国”是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文化民族主义是以传统的文化中仍被认为优异的部分即所谓的“国粹”为该民族主义的认同对象,所放映的是一种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和各种礼仪制度高于优于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民族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4,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其他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入手,或依其对传统,对外来的东西的不同取向态度和排斥情绪的强度,可以区分为革命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
激进民族主义激烈反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发扬传统。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主张推翻清朝的统治即有革命民族主义的因素在内,同时有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又吸收了很多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是革命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的相互结合体。
“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和它的学理,并不为中国人所固有,最初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据说,“民族主义”一词最先是在15世纪出现于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的词典》。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大体产生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而盛行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在传播和阐述的过程中,又发展出近代中国自己的显著特色。
有趣的是,中国最早提出“民族主义”一词的,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7)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时他也写道:“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和政策之烦扰错杂,以属应该不暇。”(8)这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来历说得清楚。
梁启超明确地宣传“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在他1901年为《清议报》第94,95期册所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提出问题的着眼点,同样是要回答:在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列强的侵略,求得中国的生存。他是这样描写一百年来世界大势变的趋势:“今日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之时代也。”“专就欧州而论之,则民族主义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他旗帜鲜明地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认为:“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所以行也”。“今欧美列强皆侠其方刚之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知他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国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极汲汲或者也。”
但是,梁启超对民族主义中的“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的那类内容不能不有相当大的顾虑,因为他存在一种危险,可以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这使他感到恐惧不安。特别是当革命派人士借鼓吹民族主张“排满”时,他们的顾虑就更大了。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辛亥革命正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倡导“排满”民族主义。
这就造成了一种和奇特的现象:最早在中国提出“民族主义”的立宪派人士,后来却是越来越不愿意谈民族主义,其实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来维护或者是改善清政府的统治,根本点还是在于要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后来辛亥革命党却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掀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清浪潮,“民族主义”在清朝最末的十几年里几乎成了“排满”民族主义的同义词,他们放弃或者是不愿意谈论“民族主义”也是在所难免的。
会党在清朝末年的反清浪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孙中山的最早的革命行动就是从联络会党开始,而会党的“反清复明”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地一向着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
1, 会党的“反清复明”的思想
清朝入关之初,由于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一开始便受到很强烈的反抗,其抵抗之烈,场面之悲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历历在籍。带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日见巩固,各地的反清战争相继失败,大部分的汉族知识分子以感到神州陆沉,天下沦亡,回天无力,所谓“故君日逝,故友以亡,吾将安归,敬俯首阳”,或遁迹山林,或逃禅为僧,或佯狂病颠,后著书立说,以表达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敌视。而其中的著书立说更是成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立身的方式,但是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亦巩固,对这些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的打击也就日亦惨烈,大兴文字狱,严酷地屠戮大批的知识分子,因此,有清一代,要想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表达亡国之痛,屠戮之惨已是不可能,因此一些有“民族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便通过将下层社会和江湖上一些无家可归者聚集起来,结成社团,“把民族主义思想发到那种团体中生存。”“民族主义能够流传下来,三百年而不绝,全赖会党之力。”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是这样明确记载会党的历史:“洪门者,创设于明朝的遗老,起于康熙年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身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之忠烈死亡怠尽,二三遗老,见大势以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6)会党的思想中最鲜明的就是其“反清复明”,有清一代,会党起事多以此为口号,而辛亥革命对其思想进行改造,去除其“复明”的主张,吸收其“反清”的合理成分。李大钊在其著作《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对此是这样介绍“他(孙中山)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传下来的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宗法的会党的性质而入国民革命的正规。”(10)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下层社会”就是指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会党。
2,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大打上会党的“反清复明“思想的烙印。
孙中山幼年其实生活的香山县,就是会党活动活跃的地方,清朝初年就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五色邦”在这里进行反满活动,此后,香山会党曾“四次兴师大举反满“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香山孙氏家庭,也具有浓厚的反满意识,踞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介绍:“其家先人,在清朝从无人应举觅官者” (7),其先世族人中早就有人参加过反满活动,孙中山第十一世代先祖孙鼎标曾参加过“反清复明”起义。在如此的氛围中,年幼的孙中山“热枕种族观念,志愿非常”,据陈剑安提供的资料表明,孙中山很小之时不仅喜欢听反满的故事,还萌发过效法会党的意向。
1855年以趋成熟的孙中山曾表示:“欲推翻满清复回汉家山河”,这显然受了会党的“反清复明”的影响,而首先响应孙中山“排满”民族主义的是会党,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这得力于三合会首领邓荫南的帮助,其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排满”口号很清楚地打上会党的“反清复明”的烙印。兴中会的其他重要骨干如陈少白,尤列,程奎光,朱贵全,谢赞泰都是会党分子,要时人的话就是“孙逸仙的左右,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
1895年的广州之役,1900年的惠州之役,1903年的广州起义和同一时期的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都是以会党为起义的主力。随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盟书所用的年号——“天运”也是来源于会党,根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记载:“同盟会盟书所用‘天运’年号,在当日各同志宣誓时皆不知此年号之出处。。。。。。以余所知,则‘天运’二字实为洪门三合会之年号。。。。。。以洪门文告所用”天运“二字,富有种族上之意义,遂开始采用,。。。。。。所举之理由有二:‘(一)语云,胡人无百年之运,满族占据华夏将三百年,其应以告终,此后即为汉族中兴之运,天运二字既汉兴满亡之表示,其意义极为深远。(二)明亡后,中国秘密会堂,如天地会,哥老会,三合诸会,均沿用此年号,由来已久’,此足证明天运二字实为洪门历代人士所用之传统年号,同盟会特袭用耳。” (8)在辛亥革命中起着非常大作用的新军其实也多是会党中人。
胡汉民在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条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9)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有来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性的层面,一是感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主要用与知识水平较高之中等社会,其做法大抵是把西方传的民族主义理论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结合在一起,《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 派的激烈论战的大快文章,都可以列出此类。但是下曾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是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民众而言,要想让他们明了“排满”民族主义之道理,使他们拥护“排满”革命,只有通过感性的文章,感性的宣传方可以收到效果。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候,动员社会群众最为简便而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样的情绪煽动的能够在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感情的倾注往往胜与理性的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更易于流传。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点作为反对革命的杨宽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他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10)因此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宣扬中国“亡国论”,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之中国。
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自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经亡国,现在要恢复汉人国家,就必须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具体,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11)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满人本是塞外东胡,是异种,异族,本不该入主中原。满州未建国前为中国的“羁靡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的国籍,满族既不是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为一般意义上的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为异族所灭。另一革命鼓动家说的更为露骨:“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上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距吾之主权也,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所以章太炎在1920年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中说的更为坦率和露骨“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次直截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拒法理。”(12)因此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2,“刨清人种”,鼓吹满汉不同种,满族乃异族。
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革命必刨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有,必内有所结,而外有所排”,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州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同时革命党人为增加汉族内部的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大力黄帝轩辕氏为汉人之鼻祖,为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刘师培发表的《黄帝纪年论》中就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因此“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13)用以否认满族在中国统治,使满族的君主年号流于空文。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和《黄帝书》的出版,天才革命鼓动家陈天华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洋溢地歌唱黄帝“始祖公公”。
3,鼓吹清朝“暴政”和民族压迫和歧视,详尽地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
如孙中山所言的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这样控诉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 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的火力最集中,影响也最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州檄》,《普告汉人檄》,《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和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镶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以“排满”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产生的,革命派要推翻当时的君主专制,而当时的君主和皇室又是数百年前以武力入主中原并曾对汉人大肆屠杀的满人,为了减轻革命的阻力,他们当然不会放弃煽动汉人仇满情绪这一有力的手段,他们也很清楚“排满”其实只是推翻君主专制的宣传口号,因此尽管辛亥革命是在“排满”民族主义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尽管汉人在人数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是在各省举行的武装起义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的民族仇杀,更不用说什么种族清洗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从属于民族主义革命的范畴,孙中山早在1906年即以明确地宣告:革命派之所以主张“排满”,是因为“满州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州的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来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他分做两次来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14)即令是曾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章太炎,也并非狂热的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者,他向人们解释:“是故排满州者,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起士卒也”,并不是要排斥甚至杀害一般的满族百姓,“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州所窃拒,人所共知,不须别有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 (15)正是因为如此,“排满”民族主义才能赢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的民众的人体,辛亥革命才会胜利,才不至于导向悲惨的民族仇杀和民族绝灭。
但是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却有着不可否认的缺陷,第一就是源远流长的大汉族主义和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因为辛亥革命的建国理论是十八行省,这必然要放弃其他民族的土地。第二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也是导致其革命不失败的原因因为辛亥革命时的一个心理弱点就是“排满等于革命”,满族的统治被斥为异族统治,因此要挽救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结束满人在中国的同志,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带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创立了“三民主义”,但当时加入革命组织的大多数人,所觉悟到的主要是“排满”民族主义和“种族革命”,而对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所知极少,还远未达到对其内容的真正理解,因此,因此一般的民众都因为“排满”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把满人敢下了台,挂上共和的招牌,让汉人当上大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在当时因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就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能够自然跟上。” (16)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先是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硬塞给有“地方资望”的汉人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的位置流给为“中外所重”的汉族大吏袁世凯。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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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年来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界的一场伟大变革,这场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思想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新文化运动都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发生在 20 世纪初,但是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研究和讨论的热情丝毫未减,且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本文主要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性质、意义等方面,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旨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任何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孤立存在,忽视对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的研究,就难以深入理解事件全貌,把握事件发展的规律,从而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是这场运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有学者认为,一方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贵族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为这场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另一方面,清末,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创办了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有异于传统士大夫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为这场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受众群体。[1]
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不仅可以追本溯源,还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对于全面、客观的评价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夯实了思想文化基础。
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所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点,冲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2]
辛亥革命不仅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还从思想上启发了民众,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思想界出现混乱,为这场运动的发生提供了现实需要。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许多人对民主革命的理想产生动摇,而一些人企图诋毁民主共和,伺机宣传封建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为了冲破思想的禁锢,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3]
为了改变中国思想界混乱的局势,一些先进人士开始探讨从文化领域解放思想,巩固辛亥革命的果实。
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力量是在晚清民初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与晚清民初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4]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正因为参加了早期革命活动,认清历次革命的失败都是因为没有从思想层面加以彻底的变革,因此,彼此逐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新的进步力量,从而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
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戊戌维新运动,但直到西洋留学生参加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才进入了全盛时期。[5]
还有学者认为,《新青年》的发行象征着这场运动的开始; 而这场运动结束的标志则是 20和30 年代的两场争论。[6]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学界对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更未准确把握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是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始终没有形成比较一致观点的主要原因。而对这场运动起止时间的界定关系到能否正确把握和客观评价它,因此,对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与外延,学界需作出相对统一的界定,这是准确把握这场运动起止时间的必要条件之一。
20 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还是发生了袁张复辟的闹剧。时代的变迁推动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思想解放的进程,使他们明白了只有冲破封建思想的枷锁才能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总之,学界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历史背景的分析,各有侧重,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对今后学者进一步探讨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缘由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如果忽视对这场运动兴起的经济基础研究,则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它兴起的历史原因。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这场运动兴起背后经济基础的探究。
( 一)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事件,总结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为当今的文化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参考,是学界一直关注的中心。
早期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首先,早期新文化运动宣传了民主与科学思想,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其次,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潮,而这一新思潮激发了民族主义,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最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改革,为五四爱国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培养了一批领导者和骨干分子。[7]
这场运动始于 1915 年,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一场“中国式”的思想启蒙运动,早期新文化运动有异于后期五四运动,但是作为同一场运动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一方面,早期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产生准备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是对早期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发展。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它所主张的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语言文字,是精神领域的生产工具,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是精神领域生产工具的变革,必然推进精神领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8]
文言文难以被底层民众理解,不利于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无疑将促进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传播,为推动文化下移创造前提,从而为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变动和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人的解放”事业的伟大进程。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首次发现了“人”,使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赋予中国的解放斗争以新的内容。[9]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人的解放”,使长期处于封建思想压迫下的人们首次发现了作为独立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为此后的社会变革运动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新文化运动使青年毛泽东逐渐走向成熟。这场运动对年轻时的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青年毛泽东的觉醒,使他实现了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向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最终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0]
虽然新文化运动使毛泽东逐渐走向成熟,但他对新文化运动仍然做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很多领导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非对错过于绝对,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近代中国价值观重建中,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民主”“科学”“平等”“社会主义”等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新价值观成为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党的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尽管时代赋予了“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但是其基本含义仍然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相一致。因此,加强对这场运动的研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
( 二)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作为一场发生在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也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学界对其狭隘性也有所研究。
早期新文化运动只注重理论研究忽视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有学者认为,早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割裂开来,导致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出现分化,削弱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力和变革社会的能力。[14]
早期新文化运动延续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工作,但是两者存在着根本上的区别。戊戌维新运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启蒙民众,而是为其政治改良目标服务的。但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最初目的是启蒙民众,这与戊戌维新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陈独秀曾指出: “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5]
新文化运动首次提出了启蒙民众的时代主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伟大变革。但是,将启蒙民众的文化运动与改造社会的变革运动完全分裂则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界关于早期新文化运动这一局限性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尚未深入研究这一局限性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改革具有怎样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这场运动偏离了最初目标。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潜埋着政治的因素,而到了五四时期,挽救民族危亡的主题又再一次压到了思想启蒙的主题。[16]
新文化运动最初的目的是从思想文化上启蒙群众,唤醒民众的觉醒,可是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主题不得不让位于挽救民族危亡的_运动。
但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使人们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文化心理结构,如果不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变革,这种旧的思想文化观念还是会以各种形式复辟,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出现了激进主义与泛政治化倾向。有学者认为,激进主义的产生极大影响了这场运动的发展,并给中国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由于泛政治化的盛行,抹杀了人的个性,显示出对人性与人格太缺乏应有的尊重。”[17]
虽然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具有一定的过激性,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封建势力强大,社会思想混乱,民众的主体意识不强,长期被封建思想所束缚,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只有采取一种激进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才能达到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实现变革社会的目的。
主要倡导者关系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因而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对其主要倡导者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全貌。
( 一)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尽管梁启超最有影响力的戊戌变法时期已经过去,但其在文化界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与新文化运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持一分为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梁启超一方面认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注青年、支持青年的运动,肯定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另一方面,他又反对这场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彻底批判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同时,他主张反省现代性。[18]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无疑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场运动中,梁启超起到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既反对盲目的夜郎自大,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19]
这一观点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是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思想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 二) 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率先将青年群体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有学者指出,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初始,就对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1.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0]
使得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批青年,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培养了新生力量,也因此改变了一批中国青年的命运。[21]
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的重心指向青年,使得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以往的政治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赋予了这场运动以新的活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党的以后,关于青年,发表了多次讲话,指出,青年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力量,只有当青年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人,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22]
宣传民主与科学,批判尊孔复古的逆流。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以民主与科学为理论武器,以《新青年》为载体,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求从根本上消除封建专制主义对民众的压迫,以开启民智,确立国人主人翁的地位。[23]
其实,在对青年的六条要求中,已包含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4]
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同时,陈独秀还对孔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将孔教与帝制复辟联系在一起,通过批判封建帝制来反对孔教。陈独秀认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 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25]
辛亥革命只是打破了封建帝制的外壳,但是封建专制主义仍然束缚着人们,而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的孔教,对启蒙民众,促进人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陈独秀的伦理革命思想在近代中国伦理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取代中国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为政治革命奠定了前提和基础。[26]
陈独秀也曾指出,“吾敢断言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7]
( 三) 胡适与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的旗帜,虽然五四以后,由于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以胡适为主导的文学革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作为“首举义旗的先锋”,胡适最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是白话新诗的提倡与创作。[28]
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动摇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使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学术界关于胡适在文学革命中重要作用的研究十分繁多,但主要集中在文学革命是什么和怎样开展的,对文学革命兴起的原因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缺乏对胡适个人经历在文学革命兴起中作用的研究。
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进程中,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以胡适为主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继承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中西文化的思考,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29]
胡适是第一个对“整理国故”的内涵做出较为完整解释的人,他把这场运动的精神实质归结为“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判断是非对错。[30]
整理国故运动主张对传统文化加以梳理,为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且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事业,进一步促进思想的解放。
( 四) 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强烈抨击了尊孔复古的逆流。李大钊认为,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和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31]并且指出,他并非抨击孔子本身,而是批判作为历代君王实行专制政治的灵魂的孔子。[32]李大钊有力地批判了孔教,并且将批判孔子本身与批判“被”作为实行专制统治工具的孔子区分开来,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不仅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还抨击了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
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材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33]
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迅速接受并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挽救民族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启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因此,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也是学术界一直持续关注的话题。近年来,由于“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关注,反思新文化运动也因此成为学者思考的问题之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启蒙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对其进行批评和反思是很自然,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新文化运动在开创中国历史新局面中的作用,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是当代中国进行文化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纵观学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发现,宏观叙述较多,个案研究相对不足。因此,从微观层面加强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丰富新文化运动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后学界努力的方向。
[1]吴汉全。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历史缘由的社会解读[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 2) .
[2]王杨。 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J]. 今日中国论坛,2013( 17) .
[3]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1187,1188.
[4]陈万雄。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55 -62.
[5]伍启元。 中国新文化运动概况[M]. 合肥: 黄山书社,2008:6 -9.
[6]周策纵。 五四运动: 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1.
[7]彭平一。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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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
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
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阶层。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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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农民阶级为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高峰,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得不仓促地走上历史舞台,勇敢地领导了救亡运动——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些斗争都没有避免失败的结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迫下,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也只有冲垮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封建主义专制和国家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辛亥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又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提出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
两大时期为:
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
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
6个阶段为: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
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
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
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
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
从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
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破产了。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帐。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首先从辛亥歌名的历史意义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2,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3,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4,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其次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来看可以分为三点
1.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2.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3.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爆发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 。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 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 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传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总结: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败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先驱者所留下的不能泯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辛亥革命将会作为一颗明亮璀璨的明珠永远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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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闻一:《泣血惊魂:辛亥革命新津侯宝斋》,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29、152、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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