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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个体的心性觉解、人格提升是道德修养所要推崇的某种境界,而达此境界的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及其过程在本质上则既受制于人们生活所依的微观生存处境,更受制于人类发展所处的宏观社会形态。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谈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之传统方式的道德修养置于一个恰当的社会语境进行讨论,以给予其道德社会学的重新关注,而不是褊狭地将其嵌套在某种既定话语下进行传统式的个体道德解读。由此看来,道德修养与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尚不为学界关注但却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伦理学问题。任何企图脱离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道德修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伴随人类生活公共化与异质化的演进,原本植根于同质性社会形态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体系已欠活力,顺应现代社会异质化与公共化的转型之势,从封闭走向开放,以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中的道德修养理论,乃是笔者想要言说的重要理论旨趣。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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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经济实力强,物质财富多,更应该是社会和谐、国民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精神文明国家。可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道德状况不仅未达到这一标准,而且近年来多个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社会道德失范问题比较严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探讨转型期中国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认识运动中,有一个辩证的发展的过程,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不断深入,永恒发展。据此,社会道德从理论规范转化为社会实践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认识运行系统,并且这一系统正常运转需要具备一定要素,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实践——认识——实践的飞跃。社会道德系统有三大基本要素即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道德意识和社会道德实践[1]。社会道德系统持续运行的条件是三大要素同时存在,相互关联,连续作用,如图1所示。
图1展现了社会道德系统的循环运行机理。首先,需要在道德实践活动中总结和确立与当前社会发展要求相符合的道德规范;其次,社会主体要能真正认识和认同道德规范,并能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主动践履这种规范;再者,一方面社会主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使道德规范的现实效力得到彰显,促进主体更加主动地去认识和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另一方面道德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和深入,必然会对道德规范提出更高、更广泛的要求,从而推动道德规范的进一步完善。这样,社会道德系统就能够良性运转,如此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社会道德实践过程中的展现。
根据社会道德系统运行的一般机制和原理,我们可以分析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社会道德运行系统出现问题,原因就在于从认识到实践的运行过程中断,三大要素无法有效运转,相互割裂,甚至相互冲突,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如图2所示。
图2 揭示了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一般逻辑。一是道德实践与道德规范的关联中断,理论规范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甚至相互矛盾,造成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现实表现为无规范可循或行为与规范无法对接等;二是道德规范与主体意识的关联中断,造成“供求”矛盾,道德规范无法内化为主体意识,现实表现为对道德规范或者不甚了解、或者麻木漠然、或者拒不接受;三是主体意识与道德实践的关联中断,且相互矛盾,导致主体的认知与行为不相一致,现实表现为对待道德规范“说一套做一套”,或知而不为、或知而难为、或明知故犯。
以上分析了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一般逻辑。但这只是对现实进行超越时空的抽象简单化的分析,如只依赖这个逻辑去解释社会道德失范的根源就缺乏现实性,也不够全面。因此,针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失范问题,欲探究其根源,还需要以现实逻辑作为依据,做进一步的具体研究,搞清楚造成问题产生的真正现实原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首先需要正视社会道德问题的现实大环境和社会背景,这是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个现实大环境和社会背景就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中国的社会转型,既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也是社会结构的转型[2]。这种转型不单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还广泛体现在政治、文化和道德领域的变化上。也就是说,这种转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系统性,要充分体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道德等社会结构的整体性,以各系统协调互动为前提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体表现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威权政治体制改变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传统思想观念向现代文明思想观念过渡。人类历史的发展事实表明,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变革,反映了各个领域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转型等同于经济领域的变革,而忽视了政治和道德领域的转变,忽视了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经济体制改革成为转型最重要的特点,经济建设是政府的唯一任务,社会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经济增长,而政治、文化、道德等其他领域的转型变革则缓慢得多,甚至停滞不前,结构转型与社会变革相脱节,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就有社会道德失范问题。
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带来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道德问题的复杂性。根据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一般逻辑,可以总结出其产生原因的以下具体表现。
1. 道德规范缺失。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和结构同时存在,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形成,从而引发大量的道德失范行为。一是规范空缺。一方面,旧经济体制转向新经济体制,与旧体制相适应的一些道德规范失去了适用对象,造成旧道德规范的失效;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某些新领域,还没有形成新的与之相对应的新道德规范,这样,对于市场主体的许多经济行为,旧的规范无法制约,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未形成,从而出现“游戏已经开始,规则尚未制定”的尴尬局面。二是规范冲突。在建设新的社会道德规范过程中,旧道德规范和新道德规范同时存在、相互矛盾并产生冲突,主要表现为计划体制道德规范与市场体制道德规范、传统道德规范与现代道德规范、外来道德规范与中国道德规范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在两种道德规范并存冲突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采取损人利己、逃税、投机等违法违规行为。
2. 道德认同危机。““””十年把道德高度政治化,造就了人们特有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一时间难以改变。长期的道德政治化造就的是个人崇拜和伪理想,破坏了真正的道德理想主义,降低了道德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道德信仰危机影响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成为社会顺利转型的巨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作风败坏等行为,影响了人民公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也给党和政府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新时期倡导的道德规范出现认同危机。
3. 道德实践困境。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健全,具有公正机制的市场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或完善,导致转型期出现了许多社会不公正现象,一些人的道德理性选择显得越来越脆弱。如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引起的竞争起点不公平,权力和资本介入职业发展造成的竞争过程不公平,社会保障不统一带来的竞争结果不公平。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道德也显得无力。
一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凸显。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3]亚当·斯密创立的市场经济理论,假设每个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经济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民众的“经济人”意识开始觉醒,追求自身利益的观念在经济活动中迅速表现出来,而实践中还没有相应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加以引导。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灵活多变,传统道德规范与社会实际相脱节,日益失去对人的约束力量。
二是道德规范的实施机制不力。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追求利益的社会体制,在此社会中如果那些具有严格道德自律精神的人无法得到社会的物质或精神补偿,就会极大地影响道德的权威性和可遵循性。道德与利益紧密联系,在道德实践中,只有与主体的利益相结合,道德规范才会具有持久效力。对道德觉悟高的人,应该给予奖励和表扬;自律精神弱的人,通过使其利益受损的机制进行引导。以利益机制为基础,以奖惩机制为手段,道德规范在实践中才会真正有效,内化的道德规范才可能外化为社会主体的行为实践。但是,目前我国的这一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增加发展成本,甚至将付出惨重代价。邓小平曾经一针见血地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4]。我国的社会转型不是基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社会实践的借鉴和利用。所以,与西方市场经济的那种自然成长和发展不同,我国的社会转型之路必然会充满坎坷和易变性。因此,转型期的伦理道德,发挥其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有效的道德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转型的成功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面对社会道德失范根源的逻辑分析,以及对现实中的主要原因的具体探究,寻求针对性的对策,促使“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保障道德系统的良性运转,实现社会道德失范问题的逐步解决。主要对策就是将理论研究、有效教育和法治保障有机结合,三位一体,综合治理,如图3所示。
立足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深入进行道德规范的理论研究,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使理论与实际相符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要求。据此,可以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应该包含着三方面基本内容,即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关系,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中华传统美德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道德。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广泛性要求为基础,积极倡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先进道德。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服务于市场经济正面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形成社会主义道德的新内容,正面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认识市场经济的负面性,发挥抑制其错误倾向的道德内容。
充分发挥教育的应有作用,使道德规范真正深入人心,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心理认同。首先,在教育理念上,改变那种重“经济人”轻“道德人”的错误认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终极价值,将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其次,在教育实践上,解决道德规范与主体道德需求之间“供求不一致”的现实矛盾。一方面,重视对主体的“道德规范需求”的认知,在教育实践中将社会道德规范通过道德教育真正转化为主体自发的“道德需求”,避免出现道德规范的“供大于求”,以达到道德规范的“供求一致”目标;另一方面,拓宽社会道德教育的覆盖面,并且形式、内容和范围要与时俱进,教育手段多样化,以满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公民的道德需求,避免出现道德规范的“供小于求”,以达到道德规范的“供求一致”目标。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民道德文明素质普遍有待提高。多年的实践证明,仅靠道德说教,依赖道德自律效果式微,必须采取道德法治化治理手段,依靠道德他律促使人们在道德实践中“知行统一”。这一点可从一些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在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变过程的经验教训中得到验证。如新加坡在独立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为繁荣的现代化国家。它不仅以高速增长的经济成就令人注目,而且廉政建设和道德建设也闻名遐尔。在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道德建设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也曾很不相适应。由于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和西方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侵蚀,原有的东方传统道德观念受到挑战,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道德生活靡乱,各种失德行为有增无减,与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明显反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社会道德建设成为新加坡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被放到政府工作的显著位置,长抓不懈,并纳入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轨道,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5]。新加坡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国家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道德建设必须依靠道德法治化手段。另外,从近年来我国的道德实践来看,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对“醉酒驾车”的法治化治理,效果非常明显,这也充分证明了当代中国实行道德法治化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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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社会化,指在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下,个体将特定社会所肯定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加以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形成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过程。道德社会化对大学生的成长和今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水平和程度决定他们今后的人生轨迹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水准。因此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培养和教育是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网络越来越广泛、越来与普遍地走进人们的生活,也走进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有效利用网络资源,可以方便我们的生活、开阔我们的视野,等等。在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方面,网络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利用网络资源促进大学生的发展,同时抑制网络所带来的消极的影响因素值得教育工作者的不断研究和思考。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下的理论课程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主,课程内容比较枯燥,且大多数学生以考试通过为目标,并没有真正理解,流于形式,鲜有对其思想进行政治教育的作用影响。
网络无疑能够为大学生德育课程构建新型教育平台,使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主、深入学习。同时能够通过网络展开同学间的讨论与交流,实现每时每刻接受德育的教育目标。
通过网络,教师可以扩充丰富的教学内容,运用多种教学工具进行生动的教学过程。同时,利用网络空间储备,可以尽可能多得将一些案例和资源通过网络实现学生间的资源共享,以便他们讨论、交流,能够帮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纠正错误观点,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
网络增强了大学生探索道德问题的主动性和兴趣。他们可以从网络上获取很多有关道德的话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从而促进其对道德标准的探索和思考,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
随着世界文化的逐渐渗透,以及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植入,在网络上,文化自由的蔓延,形成多种价值取向论。对于大学生来说,坚持理性阅读网络上的各方观点是首要任务。因为一旦感情用事,极易对自身价值观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作用,使得世俗化和功利化的观念得以滋长。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而“本我”代表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比如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被允许或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言语等,容易通过网络的途径,通过网络中虚拟的身份去扮演、去实践。这样很容易使大学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迷失自己,在释放自己内心被道德压抑的欲望同时,影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准确定位和回归,从而造成负面的消极作用,比如逃避现实,迷恋网络等。
网络中的言论自由既有它特有的优势,同时也因过于自由而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因为彼此不熟悉,有些人会心怀鬼胎地制造一些反动言论而逃避责任,加之我国对网络平台的管理尚不完善,很容易对大学生的道德观的形成造成阻碍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道德社会化的形成。
网络在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形成过程中起着“双刃剑”的影响作用,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关注,趋利避害,正确利用网络独有的功能,使其为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形成实现促进作用。
对于如何在网络时代下促进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提出建议如下: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水平和程度决定他们今后的人生轨迹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水准,因此德育教育应该受到高效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德育教育不是几门理论课程就能实现的,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德育教育体系,将德育与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有效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将德育意识传给每一位学生,真正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平和思想意识水平。
面对“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大学生应从自身出发,加强自律意识,提高善恶好坏的辨识能力,有效、合力利用网络资源,坚守正确的道德底线。
相关部门应及时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将不良言行的危害降到最小,保留网络积极的方面,为德育教育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从而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起促进作用。
网络是一个广阔的平台,我们应正确加以利用,使德育教育在网络平台上真正生根发芽,成为大学生德育社会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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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保护公共财产。1958年12月13日,广州何济公制药厂的化工车间突然失火,二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向秀丽想到车间里有一些易爆物,如果不抢出来,火焰引起爆炸,整个工厂和周围群众就会遭到不堪设想的损失和死亡。于是,她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扑向正在蔓延的火焰,把易爆物安全转移出来。国家财产保住了,她却被严重烧伤,虽经抢救一个多月,仍未能脱险,在次年1月15日牺牲了。向秀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她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她的共产主义品德,成为激励人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舍己救人。2009年10月24日下午,长江大学学生在长江边发现两名少年落水,不会游泳的10多名学生手挽手组成“人梯”下水救人。两名落水少年得救,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名年仅19岁的大学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省政府决定追认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为革命烈士。
一个小女孩被碾压没人管事件。2011年10月13日在佛山一大型五金城内,一名两岁小女孩被白色面包车撞到,见撞了人,小车停了约几秒钟,仍随后继续从倒地的女孩身上辗过扬长而去!随后路过的18名路人竟地视而不见,不报警也不把女孩扶到安全地方。期间有辆白色货车车竟然还从女孩身上辗过!最后是一名捡垃圾的女士将女孩抱到路边。
老人摔倒路边后猝死的悲剧事件。2010年末福州一位八旬老人摔倒路边后猝死的悲剧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老人摔倒后,聚集了不少围观路人。一位好心女子欲上前翻看老人是否随身携带急救药物,但被人“好心”劝阻。此后再无人上前施救,直至老人生命终结。2011年9月2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第一,感恩缺失。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别人给予自己的帮助,越来越不懂感恩。例如现在较为常见的,许多受到资助的学生,对于那些社会各界资助过他们的人,感到十分的理所当然,并没有一种知恩图报的心理;大学生对于父母感恩和孝顺的意识也越来越淡。
第二,助人为乐意识的淡漠。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不再以帮助别人作为一种乐趣或义务。我们不难看到一下几种状况:公交车上不让座,看到老年人过马路不太会上前帮助,捡到别人遗失的财物不主动归还等。
第三,英雄缺失。现今的社会里人性冷漠,曾经被我们所称颂的英雄人物也越来越少。现在见义勇为者甚至抓到嫌疑人交给警察,因为怕被犯罪嫌疑人受伤赖上自己,而不愿作证,更不愿做什么见义勇为者;老人摔倒在地,路人怕被冤枉上是自己撞到的,而不敢上去掺扶,即使好心人做好事,也要报警备案或是让多人作证后才敢去帮助老人。社会“净化”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第四,灾难性捐款冷淡。在这几年中,中国灾难不断,面对灾难,我们看到了同胞们团结起来度过难关的信心以及行动。但是,我们也很痛心的看到,面对名人的捐款,许多人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而是怀疑着是否假捐或是抱怨捐款的金额和其身份地位的不协调。虽然确实有一些假捐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不能否定了所有人的爱心。而更多的人则是面对捐款,抱有事不关己的心态,认为自己没有捐款的责任与义务,而把全部的责任推向政府。以怀疑政府私吞捐款公共款,而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第五,职场冷漠。许多职场新人都在抱怨职场的冷漠,每个人都那么的无情,你有难,不帮忙就算了,更有甚者,还会对你落井下石一番,除此之外,职场新人们还会吃闭门羹,一股热情的工作劲即刻被泼冷水。而对于职场老手来说,则有另一番见解。职场如战场,冷漠似乎也成了自我保护的盾牌。
要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与社会公德的宣传普及,明辨是非,扬善抑恶,弘扬社会正气,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称颂、赞美和人们崇敬、效仿的行为。感化道德冷漠,形成积极向上的群体氛围作为社会。每一年,央视的《感动中国》不错,但是,媒体在做公益广告和宣传时应该更加注重平民化,亦需要注重宣传的多样化,在社会上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使人们在耳濡目染之下,自觉净化心灵,不做一个道德沦丧者。
必须加强对于法律的完善。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去看待社会的问题,更加不能再做“马后炮”必须在事情未发生使进行约束和管制,使其防患于未然。并且必须加强严惩,始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建造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
要提高公民的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孟子曾说,性本善。中国多年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在尊老爱幼、爱国主义等方面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在社会大浪潮的冲击下,在不良社会风气的引诱下,不少人已经开始动摇曾经的价值体系,开始出现动摇。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综上所述,“道德冷漠”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对“道德冷漠”现象的矫治,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弃绝冷漠,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营造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的温暖氛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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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是由新闻从业人员及新闻媒介机构通过采写、编辑加工而成,解决社会新闻的非道德问题,需要从社会新闻的产生源头即新闻从业人员与媒介入手。而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具体提出措施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新闻从业人员及媒介机构从思想上去肃清关于新闻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的意义,并随之建立起相应的内在联系。
新闻价值,是新闻规律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行健康的新闻工作,首先必须正确理解新闻价值。新闻价值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它蕴涵的几大重要因素中。我国新闻学者徐宝瑛在《新闻学》中指出:“同一新闻,其价值之不同,以发生及登载之时间为反比例”,“同一新闻之价值,以发生及登载之距离为反比例”,这里包含了新闻价值的及时性与接近性两大因素,与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一起,揭示了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
新闻存在于社会之中,它实现了社会中的人对信息的需求及对精神素养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中来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具备着社会性。新闻的这一特质赋予了新闻更高的使命,即实现包括人文精神在内的社会价值的共享。所谓社会共享价值是指“强调某种价值客体所包含的物质利益属性或精神利益属性给社会大多数人带来益处,满足多数人的理性的社会需要,提供一种对人的动物式情欲自觉超越的感召力。”人文精神强调了人追求真、善、美的本性,实现包含着人文精神的社会共享价值,可以充分体现高尚的社会生活与人的理性思考,并逐步构建人类的文明工程。这不仅是新闻品质的要求,也是新闻“德”的体现。
实现新闻价值与社会共享价值的统一,是社会新闻走向成熟的标志。社会新闻需要凭借新闻的制作者即新闻从业人员的劳动来完成。作为新闻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个体,其劳动包含着双重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实现新闻价值,是完成新闻作品的基本需求;而另一方面实现新闻的社会共享价值,又是实现新闻从业人员作为社会个体最基本的人的价值。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实现新闻价值与社会共享价值这两大价值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众所周知,新闻规律是新闻传媒在运作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固有规律,社会新闻的制作需要严格按照新闻规律来进行。市场规律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它代表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游戏规则”而对事物发挥着作用与反作用。这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然而当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依附于社会的新闻传媒顺理成章地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大怀抱时,新闻规律与市场规律这两种规律之间便建立起了相应的密切关系。
新闻规律属于新闻领域里的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内含着基本的新闻运作规律。李良荣教授在他的《浅谈新闻规律》一文中,对新闻规律的基本内容作了概括:“新闻要真实、迅速,(大众传媒)新闻要有新闻价值,新闻要客观。”这三条规律有效地揭示了新闻存在的本质特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需要用事实来说话,失去真实性的新闻便等于失去了新闻存在的意义,也就无所谓新闻了;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以及新闻价值的高低是新闻传媒对新闻事实进行取舍的重要凭据,新闻媒体缺少了新闻价值这个依据便不能进行有效的新闻传播;新闻的客观性对新闻信息的纯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新闻的这三条基本规律出发,形成了新闻事业特有的内在规律。新闻规律的存在使得新闻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无论处于何种经济体制及政治体制之下,新闻规律都不可避免地制约着新闻从业人员及媒介机构。社会新闻的产生同样需要以遵循新闻规律为前提,忽视了新闻内在规律的社会新闻将受到新闻规律的反作用。
尽管如此,新闻传媒在受着新闻内在规律制约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即市场规律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新闻并不仅仅以单纯传播信息的目的而存在,使新闻作为产品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流通以解决新闻传媒的生存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新闻的又一使命。市场经济赋予了市场规律特定的内容,即市场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产品的等价交换实现经济效益的膨胀。社会中的个体——消费者是推动市场发展的原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是反映市场行情的晴雨表。不同于其他物质产品的是,新闻以精神产品的形式存在于市场经济中,传播过程中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受众成为新闻产品的消费者,受众通过花钱购买报纸来完成新闻产品的消费行为,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在发行量数字的增加及由此带来的广告业务中获得经济利润。但不容忽视的是,市场规律在对新闻传媒发生作用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既然新闻媒体同时受制于市场规律与新闻规律,而这两者在共同作用于新闻传媒的同时又产生着种种矛盾,那么寻求这两者作用于新闻传媒的契合点是十分必要的。
市场规律存在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为维持市场经济的秩序及市场的有效运转而发生着作用。从上述市场规律的要义中得知消费者是推动市场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市场规律发生作用的保证。而作用于新闻媒体的新闻规律归根结底是为了凸现新闻的本质属性及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满足受众的需求是新闻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因此对新闻媒体来说,市场规律与新闻规律的契合点存在于受众对信息的需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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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和一个民族永久不衰。温家宝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救赎道德,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行政伦理,主要指的是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理论体系。正如遵守社会公德对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不可或缺,一切涉及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机关、团体或组织,其日常活动,尤其是政府公共行政的有序和高效,都离不开公共行政伦理建设。良好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在公共行政理念方面表现为良好的理想、信念、宗旨与价值观念,并具体化为“为民”、“责任”、“服务”等;社会道德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直以来都被人们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的道德建设整体都得到了发展,但也面临着转型,随着转型压力的递增,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失范状态是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现象,而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作为社会失范状态的一个方面,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
尽管文明的趋势是上升的,但是,社会道德良心已经进入了它的休眠状态。以2006年的“彭宇案”为起点,到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从苏丹红到三氯氰胺,从瘦肉精到染色馒头等关系到人民最基本吃饭的问题;再到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到2010年的冷漠人心的“小悦悦事件”等关系生命道德的问题;再到2013年的复旦大学“投毒事件”,这些都是国人道德上的缺失,没能坚守住自己诚信、良心的阵地,为了一己私利,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置之不理的结果。至此,几乎每天网络上都会爆出让人担忧的违背道德常理的相关事件,许多学者也进入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得出主要的两种观点:一是道德信仰危机;二是道德行为失范。它降低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损害了我们民族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成为今后国家发展进步的障碍。
1.教育滞后的影响。教育滞后主要表现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在学校,教育过于功利性,关注的重点更多的在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就业率,而忽视了学校的育人功能。家庭方面,很多家长忙于工作和事业忽视对孩子的德育教育,忽略了对孩子品德教育的重要性。社会方面,德育教育空白无力,没有形成主流,而且在对优良的道德行为、典型道德模范宣传不足。
2.功利主义的驱使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可以昧着良心踩在别人的身上追逐名利、践踏道德。社会正在形成一种不良的风气,由此导致人们责任心的丧失。我们已经在道德滑坡的环境里越走越深,不能正确的分析具体的情况,已经处于道德规范的迷茫期和困惑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坚持自己原有的价值观。
3.舆论导向的影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变幻时期,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价值规律,而自由而平等的交换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观日渐深入人心,人们通过交流平台自由的发表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致使舆论导向也随之发生改变。
4.自身文化素质因素的影响。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到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思想的禁锢。在这种氛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生长生为一种“服从”文化。人们在这种几千年的熏染中,逐渐成为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人们的处世之道,而“家”文化使中国人“重私德、轻公德”的思想根深蒂固。
5.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社会评价是社会的行为主体根据已有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标准,对社会某一现象或者社会事实进行评判,然后为其定义一个积极或者消极的意义。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逐渐走向多元化的阶段,人们就会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这种行为进行评价,出现相应的利弊权衡。
6.世俗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对物质和金钱、欲望的满足超越了道德伦理的价值。西方思潮在向我们不断袭来,我们在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至上的同时,忽略了传统道德的要求,在接受西方思潮的时候,并不能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既要吸取各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让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承下来,也要积极利用社会道德舆论的力量引导与完善各项制度,填补转型中制度设计的漏洞。
1.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氛围。社会上发生的很多的有关违背道德良心的事情,由此导致了人们的冷漠性。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可以从“学雷锋”做起,不吝啬我们的每一滴爱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需要帮助的人伸手双手。各行各业应在自己的岗位上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创新。
2.道德教育宣传,树立正确社会向导。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报刊等传播工具,树立典型,加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学校应该改变传统的理论教育方法,通过隐性教育法把德育内容潜移默化渗透到学生身上,并使其内化为其良好的道德素质。社会上应加大宣传力度,把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社会向导,自觉净化心灵。
3.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良好社会道德意识。社会道德问题根源于社会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各种制度、法律的完善。
4.道德教育至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爱国主义教育、法制观教育、价值观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健康人格教育等都应成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把道德教育推及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5.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积淀着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一个传统文化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我们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传统的力量从源泉上净化社会不良的风气。
6.政治文明建设并完善相关的法令法规制度。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两手抓。逐渐扩大社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还权于社会,形成自律性的公共道德规范管理约束自己。允许舆论的批评监督,逐渐扭转社会舆论和风气对违背德行为的价值颠倒的判断。
在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强化。我国社会道德失范和滑坡现象实属自然,我们只有将构建新的道德体系的任务放在时代背景下,结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运用科学的手段,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会走出道德失范和滑坡的困境,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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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传播者,它处于信息传播链条的首要环节,不仅是传播活动的发动者,也是传播内容的源头。所以传播者决定的不仅是传播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并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向与流量。纵观当今社会新闻传播者的种种表现,新闻传播伦理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加强新闻伦理道德建设已迫在眉睫,这对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新闻传播者,从广义上来说指的是:凡是和新闻生产有关的机构和人群都可以被称为新闻传播者;从狭义上来说是指:新闻机构中以采写或者采制新闻为本职工作的专业人士。每一种社会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那么对于作为职业的新闻传播者的记者具有以下几点特殊的职业特征:
首先是容易对客观实际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恩格斯曾说:从事新闻这个行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平台。通过从事新闻行业,会让人在各个方面都得到锻炼,可以充分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可以让自己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但是新闻事业因为是注重时效性的行业,所以会让人产生工作的片面性。记者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职业,每天都必须面对大量的零零碎碎的信息,而这些零碎的信息又时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非常考验职业的新闻传播者们对信息的判断、分析和报道能力,稍不注意,就很容易产生片面性和表面性。
其次,记者的工作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媒介历来都是受某种权势控制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中,记者所服务的单位一般都是隶属于一定的团体、集团、政党、阶级,所以他们更需要遵守和维护他们所隶属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政策法令、政治利益以及政治原则等,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职业的新闻传播者的新闻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倾向性。
最后,职业的新闻传播着也存在着职业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为了适应行业竞争的需要,新闻媒体内部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竞争机制,这也是导致新闻从业人员之间出现的恶性竞争的间接原因;此外,新闻从业人员同样需要满足自身的各个方面的需求,特别是改善自身的物质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赢得竞争得到生存,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的双重压力导致了其心理状态的复杂性,这些压力使得他们在进行传播活动时会产生特殊的心理状态,从而影响着他们在新闻采访报道中的行为举止。
新闻传播伦理是新闻的传播过程或传播行为所涉及的道德关系,这里所说的传播道德指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道德以及与传播行为有关的道德,是人类传播活动中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了新闻传播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同时还包括新闻传播中关于道德的观念、行为等。
从新闻媒体所具有的职业属性方面来看,新闻传播伦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社会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的传播伦理既有一般社会道德的属性,也有自己的特点。
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信息的传播常常需要集体合作,一篇新闻的报道往往是众多新闻传播者共同合作的产物,所以新闻传播伦理的传播行为是十分复杂的,它不仅包括了单个个体新闻传播者的传播伦理,还集合了台前幕后所有职业传播者对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新闻传播伦理的另一大特点是具有自觉性。新闻传播伦理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主要通过内心信念实施道德的自律而不是他律,法律是对新闻传播者行为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新闻道德伦理则是相对比较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新闻传播者在进行传播活动的时候不仅不能触犯法律,而且需要自觉实施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传播行为,遵守社会道德规范。
新闻传播伦理是人类在传播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而不是人类其他生活领域或方面的伦理。新闻传播伦理都是关于传播行为的,而人类其他行为的伦理与新闻传播伦理不相通。
新闻传播伦理缺失现象的产生,既是由人的利己属性决定的,也是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闻媒体的价值取向由取得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逐渐转变为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的状态所决定的。趋利避害,攫取利益导致的新闻伦理的失范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必然会导致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取向的倾斜,也就导致出现了各种新闻传播伦理的失范现象。
笔者认为,要解决当今社会新闻传播伦理缺失的现象要从三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加强法制建设,通过强制手段遏止新闻传播伦理缺失现象的孳生。法制是道德的延伸和保障,是道德自律、他律的有力补充。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因为社会是指以物质生产为基础而结成的人们的总体,法律的调整是指向人们的行为,是对人们行为所设立的标准,即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惩治新闻领域的失德现象,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关键之举和行之有效的长远的方略是完善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律体系。目前,我国虽然有适用的相关法律来界定新闻传播的传播权力和义务,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或传播法,所以迫切的需要一套专门约束新闻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对新闻传播中的失德和违法行为进行强制性制约和规范,维护整个社会的新闻传播秩序。
其次,加强媒体以及媒体从业者们的道德建设。在新闻伦理研究中,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准则往往被视为重中之重,因为新闻伦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职业道德的教化,所以加强新闻传播者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就显得尤其突出了。新闻媒体虽然不具有绝对一致的道德规范,但是并不缺乏共同的伦理取向,所以,要想解决当今社会新闻传播失德的现象,需要切实加强相关媒体和其媒体从业者们的道德建设,新闻传播理念是支撑整个新闻媒体传播行为的灵魂,它决定新闻媒体的传播动机,制约新闻传播的信息性质,影像新闻媒体对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社会文化的塑造,只有有了正确的新闻传播理念,才能够使竞争机制得到完善,从而形成积极健康、合理合法的竞争环境。
最后,提高新闻传播者的待遇,也是解决新闻传播伦理缺失现象的手段之一。虽然新闻媒体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存在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闻媒体同时也是一种经济的实体,因此,新闻媒体在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在以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出现新闻传播伦理缺失现象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当前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普遍较为堪忧,正如前段时间热播的韩剧《匹诺曹》中所呈现一样,一些新闻工作者常年奔波在外、生活作息时间颠倒、为抢到独家新闻而不眠不休,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取得更大的自身利益,新闻工作者们能否落实职业道德,是值得人们仔细考量的。所以,只有合理的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薪资待遇,建立健全的奖惩机制,达到公平公正、合理合法,这样才能推动新闻伦理道德建设。
当前,我国新闻失德现象极其严重,各种新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新闻传播伦理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新闻在社会上的公信力,使得大众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所以加强新闻传播伦理建设,不仅可以重塑新闻传播的公信力,还可以带来新闻传播效果以及效律的最大化,这也是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本文从新闻传播者的职业特征入手,剖析新闻失德的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探究社会转型时期的新闻传播伦理道德建构的相关对策,以期引起大众对新闻传播伦理的重视,为整个社会的新闻伦理秩序的形成提供一点有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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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斯兰教伦理准则是以《》和“圣训”为依据的,对协调社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包括: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协调穆斯林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穆斯林生存的心理定力等。
关 键 词:伊斯兰文化;伦理道德;宗教与国际关系;中东社会
伊斯兰社会秩序不仅依靠法律治理,诸多问题还需由伊斯兰伦理道德来调节。伊斯兰思想作为伊斯兰社会的主流文化,“伊斯兰教的伦理观着重阐述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以《》和‘圣训’的训诫为依据的”[1]46,对协调社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伊斯兰伦理因为穆斯林平日耳熟能详而不难理解,但实践起来却很不易。
伊斯兰倡导严格的伦理道德标准,“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形式,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2]120伊斯兰伦理道德发挥的社会作用是规范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及处理矛盾,通常包括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伊斯兰社会的协调是在法律、教律与自律的约束下,在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下进行,道德原则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宝已成为伊斯兰社会的共识。社会协调是通过协调工作,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或矛盾。“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有所节制,对他人利益有所尊重,以便使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协调一致。”[3]44伊斯兰教认为,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营造人与安拉之间和谐关系的一种延伸。伊斯兰教充分重视伦理道德修养的内涵,通过穆斯林完成伦理道德实践,致力于把人的思想和宗教修养推向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从伊斯兰伦理道德的形成到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原则,其主体都是人。“道德也是存在秩序的,道德秩序不仅可以使个人完美化,同时也有助于整肃社会风范。”[4]126一般来说,只要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协调理顺了,社会稳定就有了相对的保障和基础。
伊斯兰伦理道德属于特殊的社会价值形态,向善的宗教道德控制机制的本质是约束,它是人们以善恶评价方式进行社会调节的一种手段,也是自我完善的一种实践。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法律规范,都必须发挥其社会导向和调节功能,而这最终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遵守和无条件服从。法律在形式上可借助国家权力得以制定和实施,但若不是以人们的意志和服从为前提,其强制程度可能十分有限,甚至会软弱无力。只有把“强制”当作一种自觉和责任,并内化为义务,法律实施才能奏效。伦理道德通过舆论压力及其制度措施给予个体以道德强制,能促使外在的他律转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自我约束,从而强化人们对自己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认识,提高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因此,伊斯兰伦理道德准则是社会稳定、富有活力的黏合剂。
伊斯兰教义反复要求穆斯林心中须有坚定的宗教信仰,这会促使人们自觉保持良好的伦理道德素养,并规范自身的行为。伊斯兰伦理道德思维模式首先要维护伊斯兰教的和谐,维护伊斯兰大家庭和穆斯林兄弟间的和谐,从道德的基本理论、规范和活动等三方面做起,达到和谐的社会道德水平。伊斯兰伦理道德在处理人与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问题时起整合作用,人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受到宗教思想的指导和制约,总是在一定的道德关系中表现自己的道德行为,并不断调整个人行为。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原则,离不开行为规范的调节,伊斯兰伦理道德具有协调和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功效,譬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集体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等等。法律则不然,它没有义务负责调整这些关系,法律的特点是强制性和他律,伦理道德的特点是教育、自律和协调性的道德价值取向,他律与自律属于外表与内里的关系,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当然,法律也是保障伦理道德有效实践的有效手段。
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蒙昧时代人们奉行的价值观相比,伊斯兰教倡导的文明生活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蒙昧时代人们敬拜偶像、恃勇好斗、炫耀高贵,而伊斯兰教向社会注入一些高尚的新价值观,主要反映了宗教与伦理道德的价值。伊斯兰伦理道德是个动态系统,它来自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在调整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具有非凡作用,其协调性和功能性十分突出,如穆斯林团结互助、平等、自由、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仁慈心等。“道德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调节体系,它通过观念、习惯系统、行为和品质规范系统,理想和信念系统调整人们的行为和社会活动,使其趋向一定的利益目的。”[2]146体现伊斯兰伦理道德调节功能的有两点:一是道德水准的普遍尺度;二是道德的内容规范。
规范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文化有一套对人们社会行动起指导和限制作用的规约,凡是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就会逐步形成为一种社会原则,被民众广泛接受并实践,其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形成良好秩序和有效运转。从广义上说,道德规范首先是评价和衡量社会事务的标准,其次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人们从一出生便在家庭、学校或社会中学习规范,并逐步社会化。正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一个人逐渐成长为社会人并积累道德素养,即学会把规范要求内化为自觉的个人行动,做到行动自律。所谓社会化,也就是学会如何做人,掌握社会规范,时时规范、约束和校正自己的社会行动,正确处理和调适人际关系,使个人融入社会之中。作为规范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文化,具有支配和控制人们行动的特征,它表现在:事先有能力规范、禁止预期发生的不良行为。
伊斯兰伦理道德学说在塑造个人品德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它甚至具体规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像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像)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5]233日常生活离不开语言,伊斯兰教倡导说话和气,对语气、音调和言语都有明确的具体指导,要求穆斯林说话语言温和、音调平缓,《》指出:“有人问敬畏者说:‘你们的主曾降示什么?’他们说:‘他降示善言。’”[6]14:16:30“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6]14:16:125善言能够代表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程度,在与人交谈时首先以平等与平和的态度,出口善言,每个人都是安拉的奴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都必须相互尊重,尽关爱之责,尤其是对身份低微的人,更要注意谦虚和善,不能呵斥与粗暴。《古兰别强调对孤儿、贫民等弱势群体说话态度要和蔼,《古兰出:“析产的时候,如有亲戚、孤儿、贫民在场,你们当以一部分遗产周济他们,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言语。” [6]4:4:8“假若自己遗下幼弱的后裔,自己就会为他们而忧虑;这等人,应当也为别人的孤儿而忧虑,应当敬畏真主,应当对临终的病人说正当的话。”[6]4:4:9据文献记载,穆圣平日说话声音平和,词句真切,他的贤明、仁慈、公正和爱民等高尚品行感染着周围人,于是道德模仿、暗示和服从等其他道德影响方式潜移默化地成为穆斯林竞相效仿的对象,在促进伊斯兰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斯兰道德的社会功能通过调整人的行动得以体现,或提倡,或劝诫。伊斯兰教禁止相互嘲笑,要求相互见面应主动向他人问安或祝安,不失礼节风范。据圣门弟子讲,穆圣曾告诫人们:“人要慎言,不慎之言将使言者陷于火狱,其深度如天地东西之间的距离。言语在你说出之前由你控制,一旦说出,你被它控制,所以要看守好你的舌头。或许一句话夺去你的幸福,招致灾祸。”通读《》,明显感觉到穆圣大量使用劝导句和警世句,他告诫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要注意培养积德行善的道德品质,还要远离骄奢淫逸、以强凌弱和损人利己等恶习;他赋予道德极高的社会意义,认为道德是伊斯兰民族存在、发展和延续的基础,是人道之本质,更是人生价值所在。只有当社会道德得以加强、道德水准达到一定高度时,穆斯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才能得到改善。因此,每个人都务必独善其身,不断充实、完善自身,这样人与人才会和睦相处,个人与社会才会融洽,社会才会变得和谐有序。穆圣处理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和教诲,对穆斯林始终具有示范和教育意义,对于社会稳定有所裨益。#p#副标题#e#
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个人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受社会制约,承担其赋予的职责和使命,并在社会中活动。个人一旦脱离社会和集体,就丧失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虽无需承担义务,但也无权享有作为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社会对于个人的制约力量成为一种必然,很多时候个人需要无条件服从社会道德。道德的社会与道德的个人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如产生矛盾是可协调的,个人的道德生命只有借助于社会舞台才具生命力。换言之,社会与个体的关系表现为:社会“既制约个人又驱动个人,既超越于个人之上又蕴含于个人之中”[7]295。
伊斯兰伦理道德的运行是社会调控与个体自省、他律与自律的统一,社会的良治不只限于权利的保障和义务的实践,正确的人际关系还需维护人的尊严,关爱他人。伊斯兰教历来重视宗教的社会性,制定了规范信徒行为和互相间关系的法律,《》便是最权威的立法经典。伊斯兰道德理念在社会中的充分展现,表明信仰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两者关系的不断整合。就宗教社会性而言,由于宗教制度化的设置,往往保证并维系个人信念得以具体化和制度化,从而构成一个稳定的体系。以____为例,尽管在基督____发展史中,宗教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张力无时无刻存在,二者互相纠缠、补充和争斗,教会法的起源和发展是基督____性的要求,但同时又与此种紧张关系相伴随。[8]105针对基督____中的经验教训,伊斯兰教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看到,个体与社会之间较协调地相互发展,呈彼此互动的制度化关系,在其社会性层面上促使社会的神圣使命落实在历史和社会行动之中,同时也能够以其严格的宗教制度保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与互动。
伊斯兰伦理道德教化的作用对协调社会成员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道德是构成人内在本质的精神,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人的意志、理智和情感的有机结合。伊斯兰伦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关于“善与恶”的问题,世界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对伦理学或善理论往往在不同层次、领域和意义上使用。“概言之,一类是在世界本体意义上定位善或善理念,如柏拉图、神命论等;第二类是在人类社会秩序本体领域定位善或道德律令,如康德、黑格尔、儒家学说等;第三类是在人性品德意义定位善本质,或许这可算作人性美德本体论,如亚里士多德(在双重意义上使用伦理学)、麦金泰尔等。”[9]第三类伦理学重点关注的是人性美德,本文所阐述的伊斯兰伦理道德大都属于此类。穆圣引导的伊斯兰伦理道德,不仅覆盖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等领域,重要的是还关系到成就人性品德,同时也成就社会和国家的善治。“道德及包含于其中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规范准则、选择和判断机制,则是这个有机系统中特别重要的组成因素”[2]146,它是构成社会教化的重要因素。
伊斯兰社会追求人类道德和公正,为维护社会的整体而约束个体的行为规则。社会道德是人们实践的产物,一旦形成,其后又成为制约人们进一步活动的客观条件,成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很多时候,个人需要服从社会道德,道德的强弱与否完全取决于社会教育与个人约束程度,在不同的社会里,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如把谋杀、自杀、贪污、行贿、受贿、强奸和堕胎等行为看作是罪恶;再如家庭形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10]43人类具有的那些相通的基本价值观,恰恰证明普世性价值属于人类永恒的价值。人们需要建立一种人道主义道德关系,建立一种获得内心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求得到更多关心和浓厚的人情氛围,以自我完善的心态对待他人,并从他人那里得到同样礼遇。
伊斯兰社会伦理道德所具有的良好社会教化作用,提升了伊斯兰教的声誉。在社会实践中,宗教信念、伦理和道德最终内化为穆斯林个人的行为规范准则,从而使其社会协调功能具有实用价值。“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善恶、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3]32-33道德的定义规范了道德的本质、方面、特征、评价的手段、职能和作用。道德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个系统,包括道德意识、关系和实践活动等三方面,三者互为因果,互相联系、渗透和促进,使全部道德现象显现出有机关联、不断变化的结果。伊斯兰伦理道德体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合理性和群体性特点,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之间具有互补性,从而使社会保持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状态。社会道德的实践归根结底有赖于群体中个人道德的实践,这就要求社会道德原则上必须与个体需求和有可能达到的道德水平相符合,任何个人的道德实践总要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及道德状况的影响,人的社会属性要求个人必须遵循社会道德的要求。每个穆斯林生来就处于一种既成的伦理道德关系之中,这表现在个人、集体、社会利益之间的活动中,显示人们的动机、观念和良心,道德的行为将受到赞赏,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受到谴责。
伊斯兰伦理道德秩序不但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形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穆斯林的价值追求。他们渴望生活在有秩序的环境之中,而伦理道德规范即是这种价值追求的产物。因此,伦理道德一经产生便具有秩序理念,它作为一般的、普遍的社会调控手段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以促使社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状态。
穆斯林十分重视“两世观”,他们将在末日审判中看到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们对伦理道德秩序十分崇尚和偏爱。“道德—秩序—拯救”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内在逻辑,个人的道德实践尤受重视,在伊斯兰文化中,伦理道德通过宗教信仰获得较高的社会意义。在认知心理范畴中,由于对安拉的敬畏,人们怀着十分复杂的心理暗示,无条件地服从安拉的安排,相信安拉对敬畏者的安排:“信道而且敬畏,我必为他们而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故我因他们所作的罪恶而惩治他们了。”[6]9:7:96对不敬畏者和不行善者则惩之灾害、穷困和患难。即使是在个人独处的非道德场合,人们的一举一动也无时不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评价之中,能够免于道德约束与评价而构成私人生活空间的场合几乎不存在。
道德修养是穆斯林既改造外部客观环境、又改造自身心性的活动过程,道德修养的境界是一个涉及广泛内容的问题。“境界实际指的就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的阶梯上所处的位置,即具备的道德觉悟程度,等等。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就是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良心的标志,就是道德修养实现最终目的的标志。因此,讲道德修养,必须讲道德境界。”[11]309遵守社会公德和惩恶扬善的观念,时刻警诫人们要恪守教规是教化穆斯林民众的一项宗教功课,它能协调社会矛盾、缓解人际关系和改善社会风气。如果一个人专心做好事,不做坏事,关心和善待他人,以信仰和道德为基础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致力于做力所能及的善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被营造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融洽的社会。在良好的伦理道德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秩序井然有序,友好往来,氛围轻松,安居乐业,尽享和平与快乐。宗教的伦理道德功能尽显优势,既能调节社会矛盾,又成为养育穆斯林精神素质的摇篮。
穆斯林信徒在社会生活中进行道德实践,既要完成个人思想修养的内在超越,又要完成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塑造,因为社会生活从来都以人际关系为纽带,而个人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地位。每个人不仅要对个人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这就是伦理道德实践具有极大社会性的表现。穆斯林的道德行为,由其内在的道德素养、情感和意识所控制的,伦理道德风气的形成由社会所决定,受到生活实践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伦理道德很大程度上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当然,伊斯兰伦理道德并非永恒不变,其概念、范畴、体系结构和内容等随着时代和需求变化而不断变化。#p#副标题#e#
理想是道德的灵魂,道德秩序总是把社会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幸福、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追求崇高精神价值的超越性。尽管在不同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道德秩序,但是道德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需求决定了共同的精神理念存在,如正义、秩序、利益等。[7]7良好的伦理道德体系是论证伊斯兰教理论的佐证,可以证明伊斯兰教是崇高的、高尚的,是有益于人类生存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秩序属于利益关系的产物,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为一种道德秩序。“伊斯兰教的伦理观是以行善为中心的宗教伦理观,伦理道德问题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起着维护穆斯林的纯正信仰的作用。”[12]140生存概念应该是人的本质价值所构成,但是它存在着两难:一方面它必须面对社会生活的世俗性,另一方面它要相信宗教理论所描绘的美好的虚幻性,而这些基本信仰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出现自相矛盾。但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作为巨大的社会和精神财富,确实赢得了人心,早已内化为穆斯林的思想意识和品质、思维和习惯,滋养着穆斯林的心田和情感,纯洁优化了伊斯兰社会的生存环境,成为穆斯林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获得美好幸福生活的希望,具有精神调节的重要作用。倘若伊斯兰社会缺少伦理道德,便是一个巨大缺失,也不能构成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通过上述道德尺度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道德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就其社会性而言,它对于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伊斯兰伦理道德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延续下来,并在不断更新的基础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性,凸现了它与社会秩序的趋同性。由于它与现代法律的特性有着共同的社会对位基础,因而两者存在相当多的一致性,这恰好激发了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与法律的融合与渗透,从而也呈现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和社会现实意义。在社会生活中,每个穆斯林既要守法,更要遵守道德,守德必须先守法,守德与守法二者并重。道德心理是道德存在的深层次决定因素,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的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道德心理在存在形式上包括道德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思维和习惯等因素,但在实质内容上则表现为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正义感和幸福感等。[7]183在社会伦理道德运行机制中,蕴含于伊斯兰道德内涵中诸如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核心价值,昭示人类在进行社会治理时的理想追求和目标,成为穆斯林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重要标准,同时也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取向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生成。
伊斯兰社是以伊斯兰文化为轴心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信主独一”是伊斯兰伦理道德的定力,这种定力既是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人文化素养定力的宗旨。伊斯兰教把伦理道德纳入信仰中加以强化和实践,这种价值标准使道德观和道德行为有了特定的意义和范畴。对穆斯林而言,现世生活都须围绕宗教信仰而生存和发展,敬畏安拉构成了穆斯林生存的心理定力。
伊斯兰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体现在认主独一方面。伊斯兰伦理道德首先具有神圣性原则,即敬畏安拉,这是规范人的行为之准绳。穆斯林将这一原则规范奉为道德义务和纲纪,成为伊斯兰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精神支柱。通过日常对安拉敬畏感的培养,促成穆斯林对伊斯兰伦理道德的敬畏感,两者相辅相成。穆圣在创建伊斯兰社会时给予伊斯兰伦理道德极高的社会地位,他说:人类的幸福在于良好的道德,人类的不幸在于道德破坏。我被安拉派遣就是为了完善人类的道德。伦理道德的完善有两条路,一条是信主独一,另一条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道德意识是指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个人社会心理要素和伦理意识。道德意识首先是信念,信念突出体现在坚持维系社会规范体系和习俗。伊斯兰伦理道德与宗教理论紧密结合,伊斯兰神学理论为建构社会规范和秩序的思想理论资源,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行为必须规范在神学体系范畴之内。在伊斯兰教早期,宗教对整个社会都有较强支配作用,其社会功能和作用相当大程度上以伦理道德为基石。宗教信仰体制、礼仪制度、禁戒和惩罚都须以伊斯兰伦理道德为准绳。
伊斯兰伦理道德包括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扬善抑恶;二是平等慈悲;三是自我觉悟并在道德上提升的同时帮助他人提升道德。伊斯兰社会之所以建立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其动因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一般情况下,社会成员必须接受伦理道德的普遍准则,伦理道德目的之一在于发挥其主体性功能,以应然的方式能动安排、协调及规范穆斯林日常生活的秩序。由于道德在日常生活中大众化的广泛实践,当人们在能动地安排并规范自身行为时,这种主观自觉的道德行为就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规范性力量,它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广泛应用的有序的行为模式框架。
在社会生活中,诸如立法的依据、法的伦理蕴含、司法的道德要求、守法的基础,皆与伊斯兰道德紧密关联。换言之,法律已经延伸到更加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它必须接受伦理道德的审视、评价和批判。伊斯兰道德只有在与人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的道德行为才具有社会意义。在道德生活中,一切社会价值观念都需根据道德准则指导人们应该如何行为,很大程度上,穆斯林的伦理道德实践、思考或思想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界限早已发生互动或转换,实际上已经难以割裂。
伊斯兰神学思想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它把原本世俗的伦理道德行为与神学理论紧密结合,将人的世俗行为及其举止纳入到宗教规范下,使之具神圣的约束力。伦理道德本用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将其纳入宗教神学体系范畴,便上升为调整人与神关系的高度,它所达到的目的便是伊斯兰伦理道德应用于社会的高明之处,其奥秘全部涵盖在具有威慑力的神学体系之中。
任何社会若要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都需借助某种协调力量,伊斯兰伦理道德就扮演了这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平等、公正、道德、向善、仁慈、济贫、忠诚和关爱他人等伊斯兰思想,都是协调社会关系及矛盾的杠杆,伊斯兰信念、观念、情感亦是协调剂。良好的道德品质作为个人的心理财富,化为个体德行远远不够,必须作用于社会才具实用性价值,具有创造社会和谐的意义。由个体德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促使整个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形成一个相对有道德秩序的生存环境。
伊斯兰伦理道德对规范现实社会秩序具纲领性和指导性作用。作为一种客观化的社会要素,它不仅要求社会成员践履,而且还是统治者用来规范民众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道德规范及其原则是社会物质条件的产物,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人与人之间才能顺利交往。若要保持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维持其正常运转,必须制定一些伦理道德来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伊斯兰伦理道德不仅是一种他律,同时更是一种自律,它由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群体共存的需要,伦理规范必须要解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之间多重关系,适时调整社会结构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伊斯兰伦理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行善抑恶,伊斯兰教功修就是一个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过程,贯穿于人的生命始终,它所产生的信念和能量对稳定社会秩序明显有益。客观地说,伊斯兰教对穆斯林而言,是一个强化民族自律且约束力很强的宗教。伊斯兰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意识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以造就和谐的人文环境,同时被赋予文化精神内涵,其价值观被穆斯林广泛推崇。
人的道德优劣与否能够进行社会评价,固定化的道德规范便体现了具体尺度,并以善恶、对错、合理与否作为评价标准。一般来说,善恶之间有明确的分界,道德判断是应然的判断,道德尺度的内涵能够清楚把握,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意识也能够培养和塑造,道德实践活动就是培养和塑造的必要过程。于是,道德的意识、理想、判断和品质势必带有强烈的伊斯兰道德标准和指导性,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便体现在了社会习俗规范体系中,依靠社会舆论、习俗和内心信念的力量调节人们的行为,成为颇有裨益的社会风尚。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同样重要,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会促使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二者相得益彰,相济(意为相互有益处)提升。
整个伊斯兰社会体系建筑在伊斯兰教教义基础之上:政教合一、宗教与社会伦理道德合一、神权与世俗合一、教俗不分,于是世俗的伦理道德与宗教伦理道德并用不分,世俗中含有宗教,宗教种涵盖世俗。由此,伊斯兰伦理道德涵盖在社会生活中则是必然的了。伊斯兰伦理道德的传统思维影响着人们判断大部分事物,在现实生活中,伊斯兰伦理道德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却具有舆论强制性,这种舆论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对于规范人的行为具有无比的力量。
在伊斯兰伦理道德为社会主流意识的社会里,道德是法的精神支柱,法是道德的权力支柱。法是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的强制化、条文化及制度化的产物,而道德则是人们的自觉行动。很大程度上,穆斯林内在意志的磨练基于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层面,也基于法律和道德二者的约束力。“伦理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旨在协调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是群体共生存所必需的。”[13]67稳定的伊斯兰伦理道德秩序在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中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维持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安全。伊斯兰伦理道德属于一种持续稳定的社会构成要素,它很大程度上维系并强化了宗教的生命力并作为穆斯林生存的心理定力存在,无疑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的重要因素,能够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对社会所起到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p#副标题#e#
通过对伊斯兰伦理道德社会协调关系的梳理,我们发现它不仅在历史上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协调社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它对协调当代社会各种矛盾提供了理论支持。无论这种比较是否恰当,但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此次事件波及的中东国家众多,产生的政治震动极大,影响极为广泛,持续的时间较长,由于事件还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如何进行客观和恰如其分的评估尚需时间。
当前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剧变离不开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爆发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归根到底,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剧变主要是内部问题,内因是主要的。西亚北非社会严重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如政治上需要改革和调整;经济上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民众迫切需要解决诸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收入分配不均和高官腐败等具体问题。值得指出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国家存在的上述不和谐局面,伊斯兰伦理道德倡导的和谐观是始终不变的,它对稳定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没有发生改变。中东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需要伦理道德观的推动力,伊斯兰精神对于凝聚民众的向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东社会无论如何变化,伊斯兰价值观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民众诉求始于改善民生,症结在于政治和社会系统需要进行改革,这是一场因一系列国内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综合性政治危机。
伴随着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和战火纷飞,中东地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严峻性摆到了世人面前,美国和北约作为外部力量打着联合国安理会的旗号,将利比亚的内政问题演变为一场利比亚战争,它们以推翻卡扎菲政权为目标,并在利比亚作战,值得中东各国深刻反省。“要和平、不要战争”是西亚北非人民的呼声,对此,只能遗憾地说,如果没有外部军事势力的干预,或许中东地区会更和平。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相互平等,各国内政问题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这一国际关系原则早已是国际共识,而不能由外部力量动用军事行动手段加以解决。美国和北约发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战争,支持扶植利比亚反政府武装,这是公然干涉他国内政,不尊重利比亚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范围,属于典型的强权政治行径。
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已进入到新的十字路口,其未来发展趋势取决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虽然西亚北非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但是民众尚未做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充分准备。
[1] 王志远. 伊斯兰教百问[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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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文化有一套对人们社会行动起指导和限制作用的规约,凡是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就会逐步形成为一种社会原则,被民众广泛接受并实践,其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形成良好秩序和有效运转。从广义上说,道德规范首先是评价和衡量社会事务的标准,其次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论社会转型中伊斯兰伦理道德的社会协调作用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伊斯兰教伦理准则是以《》和“圣训”为依据的,对协调社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包括: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协调穆斯林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穆斯林生存的心理定力等。
关 键 词:伊斯兰文化;伦理道德;宗教与国际关系;中东社会
论文正文:
论社会转型中伊斯兰伦理道德的社会协调作用
伊斯兰社会秩序不仅依靠法律治理,诸多问题还需由伊斯兰伦理道德来调节。伊斯兰思想作为伊斯兰社会的主流文化,“伊斯兰教的伦理观着重阐述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以《》和‘圣训’的训诫为依据的”[1]46,对协调社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伊斯兰伦理因为穆斯林平日耳熟能详而不难理解,但实践起来却很不易。
伊斯兰倡导严格的伦理道德标准,“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形式,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2]120伊斯兰伦理道德发挥的社会作用是规范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及处理矛盾,通常包括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伊斯兰社会的协调是在法律、教律与自律的约束下,在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下进行,道德原则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宝已成为伊斯兰社会的共识。社会协调是通过协调工作,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或矛盾。“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有所节制,对他人利益有所尊重,以便使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协调一致。”[3]44伊斯兰教认为,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营造人与安拉之间和谐关系的一种延伸。伊斯兰教充分重视伦理道德修养的内涵,通过穆斯林完成伦理道德实践,致力于把人的思想和宗教修养推向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从伊斯兰伦理道德的形成到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原则,其主体都是人。“道德也是存在秩序的,道德秩序不仅可以使个人完美化,同时也有助于整肃社会风范。”[4]126一般来说,只要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协调理顺了,社会稳定就有了相对的保障和基础。
伊斯兰伦理道德属于特殊的社会价值形态,向善的宗教道德控制机制的本质是约束,它是人们以善恶评价方式进行社会调节的一种手段,也是自我完善的一种实践。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法律规范,都必须发挥其社会导向和调节功能,而这最终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遵守和无条件服从。法律在形式上可借助国家权力得以制定和实施,但若不是以人们的意志和服从为前提,其强制程度可能十分有限,甚至会软弱无力。只有把“强制”当作一种自觉和责任,并内化为义务,法律实施才能奏效。伦理道德通过舆论压力及其制度措施给予个体以道德强制,能促使外在的他律转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自我约束,从而强化人们对自己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认识,提高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因此,伊斯兰伦理道德准则是社会稳定、富有活力的黏合剂。
伊斯兰教义反复要求穆斯林心中须有坚定的宗教信仰,这会促使人们自觉保持良好的伦理道德素养,并规范自身的行为。伊斯兰伦理道德思维模式首先要维护伊斯兰教的和谐,维护伊斯兰大家庭和穆斯林兄弟间的和谐,从道德的基本理论、规范和活动等三方面做起,达到和谐的社会道德水平。伊斯兰伦理道德在处理人与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问题时起整合作用,人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受到宗教思想的指导和制约,总是在一定的道德关系中表现自己的道德行为,并不断调整个人行为。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原则,离不开行为规范的调节,伊斯兰伦理道德具有协调和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功效,譬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集体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等等。法律则不然,它没有义务负责调整这些关系,法律的特点是强制性和他律,伦理道德的特点是教育、自律和协调性的道德价值取向,他律与自律属于外表与内里的关系,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当然,法律也是保障伦理道德有效实践的有效手段。
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蒙昧时代人们奉行的价值观相比,伊斯兰教倡导的文明生活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蒙昧时代人们敬拜偶像、恃勇好斗、炫耀高贵,而伊斯兰教向社会注入一些高尚的新价值观,主要反映了宗教与伦理道德的价值。伊斯兰伦理道德是个动态系统,它来自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在调整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具有非凡作用,其协调性和功能性十分突出,如穆斯林团结互助、平等、自由、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仁慈心等。“道德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调节体系,它通过观念、习惯系统、行为和品质规范系统,理想和信念系统调整人们的行为和社会活动,使其趋向一定的利益目的。”[2]146体现伊斯兰伦理道德调节功能的有两点:一是道德水准的普遍尺度;二是道德的内容规范。
规范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文化有一套对人们社会行动起指导和限制作用的规约,凡是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就会逐步形成为一种社会原则,被民众广泛接受并实践,其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形成良好秩序和有效运转。从广义上说,道德规范首先是评价和衡量社会事务的标准,其次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人们从一出生便在家庭、学校或社会中学习规范,并逐步社会化。正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一个人逐渐成长为社会人并积累道德素养,即学会把规范要求内化为自觉的个人行动,做到行动自律。所谓社会化,也就是学会如何做人,掌握社会规范,时时规范、约束和校正自己的社会行动,正确处理和调适人际关系,使个人融入社会之中。作为规范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文化,具有支配和控制人们行动的特征,它表现在:事先有能力规范、禁止预期发生的不良行为。
伊斯兰伦理道德学说在塑造个人品德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它甚至具体规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像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像)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5]233日常生活离不开语言,伊斯兰教倡导说话和气,对语气、音调和言语都有明确的具体指导,要求穆斯林说话语言温和、音调平缓,《》指出:“有人问敬畏者说:‘你们的主曾降示什么?’他们说:‘他降示善言。’”[6]14:16:30“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6]14:16:125善言能够代表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程度,在与人交谈时首先以平等与平和的态度,出口善言,每个人都是安拉的奴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都必须相互尊重,尽关爱之责,尤其是对身份低微的人,更要注意谦虚和善,不能呵斥与粗暴。《古兰别强调对孤儿、贫民等弱势群体说话态度要和蔼,《古兰出:“析产的时候,如有亲戚、孤儿、贫民在场,你们当以一部分遗产周济他们,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言语。” [6]4:4:8“假若自己遗下幼弱的后裔,自己就会为他们而忧虑;这等人,应当也为别人的孤儿而忧虑,应当敬畏真主,应当对临终的病人说正当的话。”[6]4:4:9据文献记载,穆圣平日说话声音平和,词句真切,他的贤明、仁慈、公正和爱民等高尚品行感染着周围人,于是道德模仿、暗示和服从等其他道德影响方式潜移默化地成为穆斯林竞相效仿的对象,在促进伊斯兰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斯兰道德的社会功能通过调整人的行动得以体现,或提倡,或劝诫。伊斯兰教禁止相互嘲笑,要求相互见面应主动向他人问安或祝安,不失礼节风范。据圣门弟子讲,穆圣曾告诫人们:“人要慎言,不慎之言将使言者陷于火狱,其深度如天地东西之间的距离。言语在你说出之前由你控制,一旦说出,你被它控制,所以要看守好你的舌头。或许一句话夺去你的幸福,招致灾祸。”通读《》,明显感觉到穆圣大量使用劝导句和警世句,他告诫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要注意培养积德行善的道德品质,还要远离骄奢淫逸、以强凌弱和损人利己等恶习;他赋予道德极高的社会意义,认为道德是伊斯兰民族存在、发展和延续的基础,是人道之本质,更是人生价值所在。只有当社会道德得以加强、道德水准达到一定高度时,穆斯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才能得到改善。因此,每个人都务必独善其身,不断充实、完善自身,这样人与人才会和睦相处,个人与社会才会融洽,社会才会变得和谐有序。穆圣处理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和教诲,对穆斯林始终具有示范和教育意义,对于社会稳定有所裨益。
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个人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受社会制约,承担其赋予的职责和使命,并在社会中活动。个人一旦脱离社会和集体,就丧失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虽无需承担义务,但也无权享有作为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社会对于个人的制约力量成为一种必然,很多时候个人需要无条件服从社会道德。道德的社会与道德的个人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如产生矛盾是可协调的,个人的道德生命只有借助于社会舞台才具生命力。换言之,社会与个体的关系表现为:社会“既制约个人又驱动个人,既超越于个人之上又蕴含于个人之中”[7]295。
伊斯兰伦理道德的运行是社会调控与个体自省、他律与自律的统一,社会的良治不只限于权利的保障和义务的实践,正确的人际关系还需维护人的尊严,关爱他人。伊斯兰教历来重视宗教的社会性,制定了规范信徒行为和互相间关系的法律,《》便是最权威的立法经典。伊斯兰道德理念在社会中的充分展现,表明信仰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两者关系的不断整合。就宗教社会性而言,由于宗教制度化的设置,往往保证并维系个人信念得以具体化和制度化,从而构成一个稳定的体系。以____为例,尽管在基督____发展史中,宗教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张力无时无刻存在,二者互相纠缠、补充和争斗,教会法的起源和发展是基督____性的要求,但同时又与此种紧张关系相伴随。[8]105针对基督____中的经验教训,伊斯兰教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看到,个体与社会之间较协调地相互发展,呈彼此互动的制度化关系,在其社会性层面上促使社会的神圣使命落实在历史和社会行动之中,同时也能够以其严格的宗教制度保证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与互动。
伊斯兰伦理道德教化的作用对协调社会成员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道德是构成人内在本质的精神,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人的意志、理智和情感的有机结合。伊斯兰伦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关于“善与恶”的问题,世界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对伦理学或善理论往往在不同层次、领域和意义上使用。“概言之,一类是在世界本体意义上定位善或善理念,如柏拉图、神命论等;第二类是在人类社会秩序本体领域定位善或道德律令,如康德、黑格尔、儒家学说等;第三类是在人性品德意义定位善本质,或许这可算作人性美德本体论,如亚里士多德(在双重意义上使用伦理学)、麦金泰尔等。”[9]第三类伦理学重点关注的是人性美德,本文所阐述的伊斯兰伦理道德大都属于此类。穆圣引导的伊斯兰伦理道德,不仅覆盖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等领域,重要的是还关系到成就人性品德,同时也成就社会和国家的善治。“道德及包含于其中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规范准则、选择和判断机制,则是这个有机系统中特别重要的组成因素”[2]146,它是构成社会教化的重要因素。
伊斯兰社会追求人类道德和公正,为维护社会的整体而约束个体的行为规则。社会道德是人们实践的产物,一旦形成,其后又成为制约人们进一步活动的客观条件,成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很多时候,个人需要服从社会道德,道德的强弱与否完全取决于社会教育与个人约束程度,在不同的社会里,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如把谋杀、自杀、贪污、行贿、受贿、强奸和堕胎等行为看作是罪恶;再如家庭形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10]43人类具有的那些相通的基本价值观,恰恰证明普世性价值属于人类永恒的价值。人们需要建立一种人道主义道德关系,建立一种获得内心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求得到更多关心和浓厚的人情氛围,以自我完善的心态对待他人,并从他人那里得到同样礼遇。
伊斯兰社会伦理道德所具有的良好社会教化作用,提升了伊斯兰教的声誉。在社会实践中,宗教信念、伦理和道德最终内化为穆斯林个人的行为规范准则,从而使其社会协调功能具有实用价值。“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善恶、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3]32-33道德的定义规范了道德的本质、方面、特征、评价的手段、职能和作用。道德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个系统,包括道德意识、关系和实践活动等三方面,三者互为因果,互相联系、渗透和促进,使全部道德现象显现出有机关联、不断变化的结果。伊斯兰伦理道德体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合理性和群体性特点,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之间具有互补性,从而使社会保持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状态。社会道德的实践归根结底有赖于群体中个人道德的实践,这就要求社会道德原则上必须与个体需求和有可能达到的道德水平相符合,任何个人的道德实践总要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及道德状况的影响,人的社会属性要求个人必须遵循社会道德的要求。每个穆斯林生来就处于一种既成的伦理道德关系之中,这表现在个人、集体、社会利益之间的活动中,显示人们的动机、观念和良心,道德的行为将受到赞赏,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受到谴责。
伊斯兰伦理道德秩序不但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形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穆斯林的价值追求。他们渴望生活在有秩序的环境之中,而伦理道德规范即是这种价值追求的产物。因此,伦理道德一经产生便具有秩序理念,它作为一般的、普遍的社会调控手段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以促使社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状态。
穆斯林十分重视“两世观”,他们将在末日审判中看到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们对伦理道德秩序十分崇尚和偏爱。“道德—秩序—拯救”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内在逻辑,个人的道德实践尤受重视,在伊斯兰文化中,伦理道德通过宗教信仰获得较高的社会意义。在认知心理范畴中,由于对安拉的敬畏,人们怀着十分复杂的心理暗示,无条件地服从安拉的安排,相信安拉对敬畏者的安排:“信道而且敬畏,我必为他们而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故我因他们所作的罪恶而惩治他们了。”[6]9:7:96对不敬畏者和不行善者则惩之灾害、穷困和患难。即使是在个人独处的非道德场合,人们的一举一动也无时不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评价之中,能够免于道德约束与评价而构成私人生活空间的场合几乎不存在。
道德修养是穆斯林既改造外部客观环境、又改造自身心性的活动过程,道德修养的境界是一个涉及广泛内容的问题。“境界实际指的就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的阶梯上所处的位置,即具备的道德觉悟程度,等等。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就是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良心的标志,就是道德修养实现最终目的的标志。因此,讲道德修养,必须讲道德境界。”[11]309遵守社会公德和惩恶扬善的观念,时刻警诫人们要恪守教规是教化穆斯林民众的一项宗教功课,它能协调社会矛盾、缓解人际关系和改善社会风气。如果一个人专心做好事,不做坏事,关心和善待他人,以信仰和道德为基础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致力于做力所能及的善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被营造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融洽的社会。在良好的伦理道德环境中,人们的生活秩序井然有序,友好往来,氛围轻松,安居乐业,尽享和平与快乐。宗教的伦理道德功能尽显优势,既能调节社会矛盾,又成为养育穆斯林精神素质的摇篮。
穆斯林信徒在社会生活中进行道德实践,既要完成个人思想修养的内在超越,又要完成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塑造,因为社会生活从来都以人际关系为纽带,而个人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地位。每个人不仅要对个人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这就是伦理道德实践具有极大社会性的表现。穆斯林的道德行为,由其内在的道德素养、情感和意识所控制的,伦理道德风气的形成由社会所决定,受到生活实践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伦理道德很大程度上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当然,伊斯兰伦理道德并非永恒不变,其概念、范畴、体系结构和内容等随着时代和需求变化而不断变化。
理想是道德的灵魂,道德秩序总是把社会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幸福、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追求崇高精神价值的超越性。尽管在不同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道德秩序,但是道德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需求决定了共同的精神理念存在,如正义、秩序、利益等。[7]7良好的伦理道德体系是论证伊斯兰教理论的佐证,可以证明伊斯兰教是崇高的、高尚的,是有益于人类生存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秩序属于利益关系的产物,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为一种道德秩序。“伊斯兰教的伦理观是以行善为中心的宗教伦理观,伦理道德问题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起着维护穆斯林的纯正信仰的作用。”[12]140生存概念应该是人的本质价值所构成,但是它存在着两难:一方面它必须面对社会生活的世俗性,另一方面它要相信宗教理论所描绘的美好的虚幻性,而这些基本信仰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出现自相矛盾。但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作为巨大的社会和精神财富,确实赢得了人心,早已内化为穆斯林的思想意识和品质、思维和习惯,滋养着穆斯林的心田和情感,纯洁优化了伊斯兰社会的生存环境,成为穆斯林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获得美好幸福生活的希望,具有精神调节的重要作用。倘若伊斯兰社会缺少伦理道德,便是一个巨大缺失,也不能构成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通过上述道德尺度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道德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就其社会性而言,它对于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伊斯兰伦理道德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延续下来,并在不断更新的基础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性,凸现了它与社会秩序的趋同性。由于它与现代法律的特性有着共同的社会对位基础,因而两者存在相当多的一致性,这恰好激发了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与法律的融合与渗透,从而也呈现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和社会现实意义。在社会生活中,每个穆斯林既要守法,更要遵守道德,守德必须先守法,守德与守法二者并重。道德心理是道德存在的深层次决定因素,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的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道德心理在存在形式上包括道德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思维和习惯等因素,但在实质内容上则表现为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正义感和幸福感等。[7]183在社会伦理道德运行机制中,蕴含于伊斯兰道德内涵中诸如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核心价值,昭示人类在进行社会治理时的理想追求和目标,成为穆斯林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的重要标准,同时也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取向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生成。
伊斯兰社是以伊斯兰文化为轴心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信主独一”是伊斯兰伦理道德的定力,这种定力既是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人文化素养定力的宗旨。伊斯兰教把伦理道德纳入信仰中加以强化和实践,这种价值标准使道德观和道德行为有了特定的意义和范畴。对穆斯林而言,现世生活都须围绕宗教信仰而生存和发展,敬畏安拉构成了穆斯林生存的心理定力。
(一)伊斯兰伦理道德认知基于敬畏安拉
伊斯兰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体现在认主独一方面。伊斯兰伦理道德首先具有神圣性原则,即敬畏安拉,这是规范人的行为之准绳。穆斯林将这一原则规范奉为道德义务和纲纪,成为伊斯兰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精神支柱。通过日常对安拉敬畏感的培养,促成穆斯林对伊斯兰伦理道德的敬畏感,两者相辅相成。穆圣在创建伊斯兰社会时给予伊斯兰伦理道德极高的社会地位,他说:人类的幸福在于良好的道德,人类的不幸在于道德破坏。我被安拉派遣就是为了完善人类的道德。伦理道德的完善有两条路,一条是信主独一,另一条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道德意识是指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个人社会心理要素和伦理意识。道德意识首先是信念,信念突出体现在坚持维系社会规范体系和习俗。伊斯兰伦理道德与宗教理论紧密结合,伊斯兰神学理论为建构社会规范和秩序的思想理论资源,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行为必须规范在神学体系范畴之内。在伊斯兰教早期,宗教对整个社会都有较强支配作用,其社会功能和作用相当大程度上以伦理道德为基石。宗教信仰体制、礼仪制度、禁戒和惩罚都须以伊斯兰伦理道德为准绳。
伊斯兰伦理道德包括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扬善抑恶;二是平等慈悲;三是自我觉悟并在道德上提升的同时帮助他人提升道德。伊斯兰社会之所以建立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其动因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一般情况下,社会成员必须接受伦理道德的普遍准则,伦理道德目的之一在于发挥其主体性功能,以应然的方式能动安排、协调及规范穆斯林日常生活的秩序。由于道德在日常生活中大众化的广泛实践,当人们在能动地安排并规范自身行为时,这种主观自觉的道德行为就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规范性力量,它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广泛应用的有序的行为模式框架。
在社会生活中,诸如立法的依据、法的伦理蕴含、司法的道德要求、守法的基础,皆与伊斯兰道德紧密关联。换言之,法律已经延伸到更加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它必须接受伦理道德的审视、评价和批判。伊斯兰道德只有在与人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的道德行为才具有社会意义。在道德生活中,一切社会价值观念都需根据道德准则指导人们应该如何行为,很大程度上,穆斯林的伦理道德实践、思考或思想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界限早已发生互动或转换,实际上已经难以割裂。
伊斯兰神学思想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它把原本世俗的伦理道德行为与神学理论紧密结合,将人的世俗行为及其举止纳入到宗教规范下,使之具神圣的约束力。伦理道德本用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将其纳入宗教神学体系范畴,便上升为调整人与神关系的高度,它所达到的目的便是伊斯兰伦理道德应用于社会的高明之处,其奥秘全部涵盖在具有威慑力的神学体系之中。
(二)伊斯兰伦理道德是社会主流意识
任何社会若要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都需借助某种协调力量,伊斯兰伦理道德就扮演了这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平等、公正、道德、向善、仁慈、济贫、忠诚和关爱他人等伊斯兰思想,都是协调社会关系及矛盾的杠杆,伊斯兰信念、观念、情感亦是协调剂。良好的道德品质作为个人的心理财富,化为个体德行远远不够,必须作用于社会才具实用性价值,具有创造社会和谐的意义。由个体德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促使整个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形成一个相对有道德秩序的生存环境。
伊斯兰伦理道德对规范现实社会秩序具纲领性和指导性作用。作为一种客观化的社会要素,它不仅要求社会成员践履,而且还是统治者用来规范民众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道德规范及其原则是社会物质条件的产物,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人与人之间才能顺利交往。若要保持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维持其正常运转,必须制定一些伦理道德来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伊斯兰伦理道德不仅是一种他律,同时更是一种自律,它由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群体共存的需要,伦理规范必须要解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之间多重关系,适时调整社会结构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伊斯兰伦理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行善抑恶,伊斯兰教功修就是一个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过程,贯穿于人的生命始终,它所产生的信念和能量对稳定社会秩序明显有益。客观地说,伊斯兰教对穆斯林而言,是一个强化民族自律且约束力很强的宗教。伊斯兰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意识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以造就和谐的人文环境,同时被赋予文化精神内涵,其价值观被穆斯林广泛推崇。
人的道德优劣与否能够进行社会评价,固定化的道德规范便体现了具体尺度,并以善恶、对错、合理与否作为评价标准。一般来说,善恶之间有明确的分界,道德判断是应然的判断,道德尺度的内涵能够清楚把握,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意识也能够培养和塑造,道德实践活动就是培养和塑造的必要过程。于是,道德的意识、理想、判断和品质势必带有强烈的伊斯兰道德标准和指导性,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便体现在了社会习俗规范体系中,依靠社会舆论、习俗和内心信念的力量调节人们的行为,成为颇有裨益的社会风尚。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同样重要,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会促使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二者相得益彰,相济(意为相互有益处)提升。
整个伊斯兰社会体系建筑在伊斯兰教教义基础之上:政教合一、宗教与社会伦理道德合一、神权与世俗合一、教俗不分,于是世俗的伦理道德与宗教伦理道德并用不分,世俗中含有宗教,宗教种涵盖世俗。由此,伊斯兰伦理道德涵盖在社会生活中则是必然的了。伊斯兰伦理道德的传统思维影响着人们判断大部分事物,在现实生活中,伊斯兰伦理道德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却具有舆论强制性,这种舆论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对于规范人的行为具有无比的力量。
在伊斯兰伦理道德为社会主流意识的社会里,道德是法的精神支柱,法是道德的权力支柱。法是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的强制化、条文化及制度化的产物,而道德则是人们的自觉行动。很大程度上,穆斯林内在意志的磨练基于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层面,也基于法律和道德二者的约束力。“伦理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旨在协调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是群体共生存所必需的。”[13]67稳定的伊斯兰伦理道德秩序在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中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维持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安全。伊斯兰伦理道德属于一种持续稳定的社会构成要素,它很大程度上维系并强化了宗教的生命力并作为穆斯林生存的心理定力存在,无疑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的重要因素,能够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对社会所起到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
通过对伊斯兰伦理道德社会协调关系的梳理,我们发现它不仅在历史上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协调社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它对协调当代社会各种矛盾提供了理论支持。无论这种比较是否恰当,但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此次事件波及的中东国家众多,产生的政治震动极大,影响极为广泛,持续的时间较长,由于事件还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如何进行客观和恰如其分的评估尚需时间。
当前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剧变离不开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爆发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归根到底,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剧变主要是内部问题,内因是主要的。西亚北非社会严重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如政治上需要改革和调整;经济上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民众迫切需要解决诸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收入分配不均和高官腐败等具体问题。值得指出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国家存在的上述不和谐局面,伊斯兰伦理道德倡导的和谐观是始终不变的,它对稳定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没有发生改变。中东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需要伦理道德观的推动力,伊斯兰精神对于凝聚民众的向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东社会无论如何变化,伊斯兰价值观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民众诉求始于改善民生,症结在于政治和社会系统需要进行改革,这是一场因一系列国内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综合性政治危机。
伴随着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和战火纷飞,中东地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严峻性摆到了世人面前,美国和北约作为外部力量打着联合国安理会的旗号,将利比亚的内政问题演变为一场利比亚战争,它们以推翻卡扎菲政权为目标,并在利比亚作战,值得中东各国深刻反省。“要和平、不要战争”是西亚北非人民的呼声,对此,只能遗憾地说,如果没有外部军事势力的干预,或许中东地区会更和平。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相互平等,各国内政问题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这一国际关系原则早已是国际共识,而不能由外部力量动用军事行动手段加以解决。美国和北约发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战争,支持扶植利比亚反政府武装,这是公然干涉他国内政,不尊重利比亚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范围,属于典型的强权政治行径。
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已进入到新的十字路口,其未来发展趋势取决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虽然西亚北非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但是民众尚未做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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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约束力的失去或弱化,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具有道德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不遵守本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丢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的行为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道德失范问题的法律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及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却频繁地爆发了一系列刺痛国人良知的道德恶性事件,本文希望从个案切入,探究道德失范问题的形成原因,并从“道法合和”
的古代法律思想中寻求解决建议。
【关键词】法制; 道德失范; 法律道德化。
2011 年 10 月 13 日,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佛山南海一处五金城里被两辆面包车先后4 次碾过,7 分钟有18 人路过,却无一人伸出援手,最后被一拾荒阿婆发现,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永久离开人间。
类似事件频繁见诸报端,从围观跳楼、旁观溺水到冷眼无视凶案等等,洛阳性奴案、李阳家暴案都无不令人扼腕,无情冲击着古老礼仪之邦的文明底线。缘何在政府高层努力推动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教育,大力重构社会主义新时期核心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各种各样的道德嬗变和道德滑坡现象呢?
( 一) 道德权威弱化。
道德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事业、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的总和。道德在中国政治文明和传统法律文明形成中,一直扮演着核心角色,从早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援礼入法”、“礼法结合”再到“礼法合一”,无不突显道德在社会统治中的非凡意义,古代法律制度在“阴阳合和”的辩证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建设,逐渐形成“礼法”传统,因其神化君权、强化王权而深受封建集权统治者的欢迎,道德便成为了国人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以礼为核心,法、术为手段的统治制度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数千年的延续而融化在国人思维里。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新政权的诞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中国的政治结构、文化理念、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正不断而又茫然地走向转型与发展,道德的在社会统治中的核心地位亦逐渐边缘化,具体体现如下:
( 1) 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当前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调整,致使原有的适应那种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由于市场经济在我国确立并发展的时间尚短,与其相适应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规范仍处于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道德空场。
由于市场的开放性,拓宽了人们交往活动的范围,也瓦解了传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熟人言论在个体生活中的监督弱化,人们的道德要求容易因此放松,也正是由于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思潮、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传统秩序内产生激烈碰撞,令人们无所适从,甚至背道而驰;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了解更加理性,“自然报复”论不再成为人们约束自我的内心力量,从而一定程度瓦解了道德自律权威。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使道德的主客观环境更加复杂化,道德滑坡有着更大的可能性。
( 2)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集权的计划经济要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个体自由必须得到凸显,才能增强市场的活力,那么相应的个人利益就应由被压制变为充分尊重和合法保护,形成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实际的价值取向明显多元化。但当道德主体意识增强却又没有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进行合理规范和引导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不可避免地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矛盾。人们往往是见利忘义,只是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道德约束常常被抛之脑后。在法律、体制和道德还不足以很好地约束和引导利益主体的利益行为的情形下,在强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在个人利益在这种转型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行为必然会出现一定时期的震荡,一定程度的道德滑坡成为现实。
( 3) 博弈成本的大小。
道德观的形成是通过博弈的方式产生的。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而违反道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小。就如案例二所呈现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本应在公平基础上的博弈变得严重的不公平,博弈的作用被极大地异化,成为权力者玩弄权术的工具,这样,好的公共道德是难以树立的,只会以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取而代之,难怪人们大呼“做人难,做好人更难! ”
( 二) 法律权威尚未完全建立。
传统道德权威在社会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及博弈格局改变的冲击下已慢慢流于形式,在人们膨胀的认知欲和征服欲的引导下,社会以进步为目标,“崇尚个性”、“追逐自由”的观念甚嚣,人在追求权利的过程中是不愿意受到的约束的,致使思想意识日渐混乱、行为举止更无章法,这就需要有外在的强制性来约束和规范,这种权威就是“法”。但法更倾向于约束行为而不约束思想,即使法作为外在强制权威得以树立。但为何近代以来的中国,价值体系会全面崩溃,观念危机日重一日? 是什么原因致使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却没有使法律成为新的权威呢?
( 1) 法律在社会管理中角色不凸出: 我们现代化进程欲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以保障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和权利的实现,在这种政体之下,“人人是法律的臣仆”,法超越于政治之上,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对社会形成普遍的约束,成为权威,应突出“法律具有最高性”的原则。现阶段,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政治体制也日渐民主,但封建集权思想仍有残留之迹,权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状并未彻底消除,党政一体,三权分立也名不符实,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法律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也就难以超越于政治之上而取得权威性。
( 2) 国家法与习惯法形成冲突: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使中国形成传统综合性法律思维,讲求国家法与习惯法在文化冲突中的融合,形成“诸法和合”的格局。但近代以来,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逐渐习惯用分析的态度对待法律统一性与灵活性原则,往往认为灵活性会破坏统一性,使得广大的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法治进程举步维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这又影响到了法律权利性的树立。
( 3) 法律体系冗杂: 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立法趋细趋多,部门划分愈加分明,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立法过于强调条文的制订、法律程序也异常复杂,不用说平常百姓,就连专业法律工作者都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时候,那法律到底是法官、法学家手中的宝典,还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信条呢? 由于过于专业,令寻常百姓在诉讼面前无所适从,只得求诸相关人士,无形中增加权利保障成本,甚至衍生出腐败、欺诈等现象,令百姓“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所以令人目不暇接的法律、法规,在生活中得不到完全的落实。
( 4) 法律制度落实缺位: 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不断深化,成绩喜人,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似乎对现实的法制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这种矛盾在于,“成绩”是指立法上的,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法律体系,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 “不满”是指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强烈的“术”的意味。所谓“术”,就是对法的“灵活”掌握、“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法律规定的是一套,实践中做的又是另一套。
旧的权威已失,新的权威未生,新旧交替之际,价值观念混乱,人就像汪洋中失去舵手的小船一样失去了前行的方向,随波逐流、盲目乱撞,各种社会问题纷至沓来。现今道德沦陷状况愈演愈烈,为社会统治和社会和谐埋下不利因素,所以在法律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对现行政治体制做彻底的改选,改选成真正的权力多元、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使法律成为不受政治的束缚而成为真正的价值权威。并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重塑“法”的价值。
由于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文化的独特性,我们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的今天,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法律文化中道德的作用。
道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性的,并以阴阳和合的观念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数千年,在其引领之下,法律与道德是和合的、法律内部诸法是和合的,法律对正义的诉求既不愿受形式之限,又不愿受实质之限,形式与实质也是和合的。但在西学东渐后,道德、法律走上分析之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二者则画地为牢,各自为政,道德失范行为,法律不予过问; 法律制裁行为,道德亦不予谴责。所以国人对目前的道德危机应寄予充分的重视,欲“抚大厦于将倾”,就不要将道德、法律分开来对待。也许美丽的花园之国新加坡在应对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脱节问题的道德法律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所谓道德法律化是指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由于道德、法律都共同反映了人们对建立公平、和谐、有序的社会的追求,在调节范围上有一定的重合性,加之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使得道德法律化有了可能性。
道德法律化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我国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中,在道德规范功能弱化的现实中,道德法律化是适应社会情况发生了客观变化的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知道,法律毕竟不同于道德,道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道德法律化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或者说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时期,道德只能借助法律资源作为一种援助,但非长久之计。
理想的状况应该是符合正义和道德的法律内化到个体内心中,就是将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关怀在法律上体现出来,否则法律本身是否“合法”就会受到质疑。同时法律的基本理念必须蕴涵着普遍主义的道德考虑,法律应该接受道德的检视,从而使道德和法律统一起来,使得经济秩序和社会交往都井然有序。总之,从长远眼光看来,我们还是要从底线伦理开始培育道德,而不能放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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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虚假性、低俗性和侵权性等道德失范现象,这给新闻传播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新闻媒体道德失范问题,改善网络新闻媒体环境。促进网络媒体健康快速发展,是每一个网络新闻工作者积极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问题及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媒体网络作为互联网的一种衍生媒介,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新闻传播形式。虽然目前媒体网络能够更加方便、及时的报道相关新闻信息,然而现实中也出现了网络新闻道德缺失的现象,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恶劣影响。本文主要针对新形势下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研究,对网络新闻的特点以及网络新闻道德失范的具体表现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规范媒体网络新闻道德的对策。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于新闻的接受方式也出现了巨大变化,已经逐步从传统的媒体方式向着互联网新闻发展,这是媒体新闻行业的一次巨大变革。与传统的媒体新闻相比,互联网能够借助于不同的渠道进行传播,进一步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便利性,而且信息资源的共享也变得更加快捷。然而,互联网是一个极度开放的环境,这就极易形成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从而对整个网络新闻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所谓网络新闻,主要是从新闻的传播媒介进行区分,即通过互联网进行新闻传播,观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短时间内获得新闻信息。与传统的新闻相比,目前的网络新闻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网络新闻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与传统的新闻相比,网络新闻能够实现全天候的实时新闻更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闻传送给观众;
其二,网络新闻的传播途径非常广,内容的形式丰富。网络新闻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新闻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内容的丰富度上有了较大的创新,而且网络新闻可以通过视频、音频以及图片等形式进行全方位的传播;
其三,观众可以随时参与到网络新闻的讨论中,由于互联网的时效性和开放性,观众可以将自己对新闻的看法通过评论的形式进行反馈,从而加强了观众与新闻媒体的互动。
结合近几年来我国媒体网络新闻中道德失范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其主要表现形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报道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因素,容易造成观众对事件认识的扭曲。具体而言,一些网络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采取了先入为主的态度,对新闻进行了片面的报道,然而一旦事件公之于众,就会使得观众对网络新闻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从而产生了在观众群体中的失信。目前网络新闻片面性报道的一些常见表现有恶意炒作、子虚乌有等。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然而一些网络新闻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不惜编造和杜撰虚假新闻,这对网络新闻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二是在网络新闻中时常出现恶意诽谤和谣言。
目前网络新闻缺少法律的有效约束,因此在网络新闻中出现了谣言四起的现象,而这些诽谤信息会对受害者的名誉产生极大的损害。三是网络新闻中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网络新闻具有十分明显的虚拟性和极高的自由度,然而一些网络新闻媒体为了满足其上也需要,时常忽视其自身的社会责任,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在网络新闻中添加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同时由于一些网络新闻的从业者素质较低,使得目前网络新闻中充斥着大量的黄色、暴力等不良信息,这些不良信息对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不仅威胁着网民自身的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四是网络新闻极易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在网络新闻中,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鼓舞精神、除恶扬善,然而错误的舆论导向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由于一些网络媒体是由境外公司投资,因此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为了刻意追求网站的点击率,往往倾向于报道一些揭露性的新闻,导致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出现偏失,甚至会对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媒体网络道德失范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甚至会损害国家的形象,因此结合目前媒体网络新闻的主要特点及其道德失范的主要现象,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深化和增强政府对于媒体网络新闻的监管力度。
首先应该加强网络新闻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国家对于网络新闻传播的监管,真正实现对网络新闻的依法管理。我国相关部门从2000以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网络新闻的法律法规,这对于保证网络新闻传播的有序进行起到了保障作用。然而结合当前网络新闻媒体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这些既有法律显然是不够的,因此需要结合新形势下的实际情况对互联网新闻传播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改进目前网络新闻法律执行力不强的问题,不断推动网络新闻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而且,国家对于互联网安全的监管不应该再仅仅局限于网络黑客、暴力色情信息,还应该进一步将范围扩大至异常舆论导向等方面,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的政策。
第二,增强网络新闻编辑的社会责任感。
在对虚假网络新闻的研究中,相关专家提出了虚假新闻实质上是职业道德的缺失。目前,我国无论是传统的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因此网络新闻在新闻的时效性和丰富度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也有一些网站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传播一些刺激性的新闻吸引网民眼球,然而这些新闻的发布有着很强的随意性,这自然也为虚假新闻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然而虚假新闻的产生,其根源是网络新闻编辑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实际上,网络新闻编辑的道德水平和素质直接决定着网络新闻的质量。因此,要结合网络新闻边界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教育和道德熏陶,并且定期开展相关的业务培训,逐步提升整个网络新闻从业者的素质水平。与此同时,还要提高网络新闻编辑的从业者准入门槛,选择素质和道德水平较高的专业性人才队伍。
第三,网民应该珍惜其话语权。
在目前的网络新闻中,网民可以直接参与到对新闻事件的评论中,同时网民之间也可以相互看到评论信息,因此,网民的评论信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自身看法,还会对其他网民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这一层面来讲,网民应该努力约束自身行为,提升自身的素质,并且珍惜自己的网络话语权。目前在网络新闻中网民之间的谩骂司空见惯,而这些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对其他网民产生误导。因此,网名要自觉的对自身言论予以规范,在发表评论时要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相关部门对于一些恶意炒作和发布虚假信息的网民应该给与一定的惩处,以更好的保证整个网络新闻环境的秩序。
现代媒体网络新闻道德失范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逐步提升我国互联网新闻编辑从业者和网民的整体素质和道德水平,从而可以更好的保证我国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同时,网络新闻道德水平的提升还会在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舆论导向,有利于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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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实践过程,近些年来一直是热点问题为党内外所关注。作为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和突破口。这些都要求我们要善于把握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不断探索发展党内民主的路径。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及路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新时期,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党内民主建设至今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应从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等路径着手。
(一)概念:什么是“党内民主”?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对党内民主的实质作过这样的界定:“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
①这种观点意在强调党员的主体地位。另外,还有学者对党内民主概念的理解重在强调制度体系的建设。如颜杰峰认为,党内民主就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全体党员依照平等、多数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管理党内一切事务的制度。
②除此之外,林尚立还认为,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生活,是科学的制度和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
③通过借鉴以上有关党内民主概念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党内民主,就是全体党员在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党内一切事务的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体系。
(二)党内民主建设的现实意义
1.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党的先进性是党的本质属性,党内民主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和必然要求,没有党的先进性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建设就会失去方向和意义;另一方面,党要保持先进性,就必然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通过党内民主建设来实现党的先进性目标,没有党内民主建设,党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先进性。坚持党的先进性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统一互动的关系,统一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之中。
2.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带动人民民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党内民主建设对人民民主建设起着关键、示范和引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不断推进的党内民主建设必将带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将人民民主不断推向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程度。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党内民主建设至今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员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目前党员权利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党员实际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很难落实,相当多的党员难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本应享受和行使的对党内事务的参与权、选举权、管理权、监督权,因而导致许多党员对党的事业缺乏应有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创造力。
(二)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委全委会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和运行机制,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难以落到实处。党代会的职权经常被全委会、会或工作会议、扩大会议所取代。全委会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党的委员会不是常设的,它在闭会期间,其职权是由会行使。长期以来,全委会的职责履行得不够充分,作用不够明显,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全委会形同虚设的现象。
(三)民主集中制贯彻不彻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尚未得到充分贯彻实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主不够,集中过多。民主范围狭小,程序简单,存在圈内的几个领导拍板决定的现象。二是集体领导不够,个人专权过多。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某些主要领导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操纵一切,提交党委会集体讨论只不过是通过形式上的党委会决定使之“合法化”;三是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从私利出发作,有的则对组织或上级的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四是党内监督难、监督“一把手”难上加难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发展党内民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当前,发展党内民主应该着力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大力推进党务公开:党务公开是实现党内民主的前提条件。在具体实践中,应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明确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规范公开程序、扩大公开范围上,不断提高党务公开的质量。要着力解决目前一些党组织党务公开中存在的该公开的不公开、前期公开后期不公开、公开时避重就轻、成绩公开问题不公开、公开不公开随意性较大等问题,切实增强党务公开的实效性。④
(二)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程度,直接反映着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推进党内民主,关键是要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拓宽党员参与和了解党内事务的渠道,为党员参与民主管理和决策创造条件。通过建立党内下情上达的呈报制度和反馈制度,拓宽党员反映和表达对党组织意见的渠道,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够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使各级党组织的决策能够真正体现广大党员的意志。
(三)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根本制度,是党内民主的最重要的载体。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当前要着重做好三项工作。第一,实行党代表常任制,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相同。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有利于各级党代会代表,在参与重大决策和监督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方面发挥作用。第二,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必须每年举行一次,不得无故取消或延迟。第三,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议事规则。这是开好党的代表大会并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关键。
(四)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其有效运作,是衡量党内民主水平的重要尺度。因此,要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扩大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候选人的差额比例,实行自上而下的提名与一定范围内的党员群众民主推荐候选人相结合;要建立健全与党内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党内任期制;要引入党内竞争和竞选机制,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范围等等。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党内选举才能真正体现广大党员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
(五)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党内民主建设起着重要的保证和保障作用。当前,完善监督制度主要应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的使用以及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的条例,还要进一步实行和完善巡视制度。此外,还要加强民主监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时效。(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66.
②颜杰峰.党内民主含义考析[J].理论与改革,2009(1).
③林尚立.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与实践[J].探索与争鸣,2002(6).
④卢琼华.党内民主建设的回顾与前瞻[J],组织人事学研究,2009,10,13-16.
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及路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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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社会道德危机问题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比较令人担忧的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道德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走向富强的中国,在社会公德、道德底线上却屡屡遭到外人的诟病,使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的重要和艰难,社会道德问题已成为当下广大群众关心和热议的话题。高校作为“引领““开蒙”者,理所应当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同时高校师德建设也是社会道德建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对普遍存在的社会道德和高校师德的现状,立足保定人文状况,深入探讨造成目前现状差强人意的原因,并结合最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要求,对高校师德建设对社会道德建设的提升提出建议,以期提升整个辖区的公共道德上水平。
关键词:新常态;社会道德;高校师德建设
保定素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著名的文化古城,目前拥有16所高等院校,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如何发挥高校的优势,将师德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有机结合,促使保定在建设文明之市、道德之师上走在全国前面,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目前社会道德与高校师德现状及原因分析
1.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从“5.12”汶川地震中不顾学生安危自己先逃离的“范跑跑”,到如今不时见诸于各大网络媒体、报端的教师猥亵、殴打学生或以各种理由借口向学生及其家长索要财物等事件,这些无一不说明教师道德水准滑坡的严重程度。这些问题在没有升学压力、师生关系相对疏远的高校中更为突出。高校教师由于普遍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对自身价值的实现有较高的追求,对社会信息的接受能力、适应能力普遍强于普通大众,对社会经济变革也极为敏感,因而他们更容易受社会各种思潮的诱惑和影响。在我国对教育事业建设投入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高校教师看起来社会地位高、公众形象好,实际上福利待遇低、缺失话语权,以致很多高校教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个人及家庭的经济收入增加上,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各种开销,而难以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2.社会性欺诈、学术欺诈、弄虚作假泛滥。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作为高校重要工作的科研,对每一个教师而言,无论在个人声望还是经济收益上都更有吸引力,这就导致有的高校教师不惜弄虚作假、铤而走险、虚报成果。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制度也严重阻碍了教师个人研究兴趣的拓展、研究深度的加深和对教学工作的投入,投机取巧、论文抄袭等学术欺诈行为比比皆是,为的不过是尽快晋升,以获得更高的待遇、更多的机会。
3.教学态度不端正,对学生敷衍了事。教学质量不高,教学态度不端正是部分高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在课堂上讲一些与课程无关的内容以掩盖自己知识体系上的缺陷;在课堂上以让学生自学从网上抄袭来的多媒体课件代替讲授等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严重不足,不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谈不上“因材施教”了。这固然与部分教师个人的素质素养和价值观念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高校对新进教师把关不严、对在职教师管理松散,监督、奖惩机制也不够健全有关。高校教师是高等学校教学的主体,直接决定了我们国家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人才储备和发展潜力密切相关,很难想象教学态度不端正、对学生敷衍的老师会培养出治学严谨、有创造力的优秀人才。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三点很关键,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第三是文明人的引领。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民众缺乏公德、法治和诚信意识,是因为法治和诚信的制度不健全;至于文明人的引领,则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弥补回来的一种风尚。
二、新常态对社会道德和高校师德建设的新要求
党的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经进入新常态,从严治党作为执政党已列为我们党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新常态经济以价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惠民幸福经济,旨在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显然这与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培养目标不谋而合。新时期新经济形态也对社会道德和高校的师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以可贵的平常心坚守道德的底线。在纷繁复杂、诱惑众多的社会中,每一位普通人都应该始终保持一颗对人对事的平常心并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这就要求我们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志存高远、爱岗敬业、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工作高度负责,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始终牢记习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指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忠诚于人民的事业,将自己的思想境界化身为实际行动,坚决抵制社会上的一切不良思潮和行为,还整个社会一块净土,为我们的百姓撑起一片纯净的天空。
2.以不变的恒心提升业务素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无数成功先例表明,教育先行、人才储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至关重要的因素。高校教师更应该秉承爱国守法、教书育人的职业道德规范,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教学指导方针,遵循教育教学的规律,并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已有的知识结构,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潜心钻研教学方法,努力探索创新,持续提高专业素养、业务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
3.以博大的爱心引领学生成长。是师德的核心要求。爱护学生,尊重学生,聆听学生的需求,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我们高校育人始终要坚持的方向,也是高校教师为人师表的根基所在。
三、新常态下高校师德建设对社会道德提升渠道
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国家社会的大力支持、教师个人的不断努力、以及高校配套相应的跟进措施,同时需要结合新常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依据高校所在地区的特色、社会道德风尚和各个高校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地开展。
1.建立健全高校教育模式。从高校做起,把育人放在第一位,针对学习优秀的大学生们,建立多元的教育模式,改变把从小学中学灌输的学习成绩被当作衡量一个学生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学生,如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同样需要补修。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同样可以弥补学习成绩的不足。
1.1夯实师德建设领导责任主体。高校的党委书记是师德建设的直接负责人,高校师德建设必须要在校党委的带领下,确定师德建设的带头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院系具体落实,教师自我约束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师德建设合力。师德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党委书记担任,副组长可由校长担任,组员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学校二级党组织相应成立师德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本部门的师德建设工作,各部门间加强组织协调,切实使师德建设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1.2建立有效的师德培训教育机制。高校教师的师德培训教育机制必须建立在终身教育理念上。河北金融学院在实践中探索的师德培训机制包括对新入职教师的培训,对在岗教师的培训,通过不同层次的培训,由浅入深,明确高校教师的工作要求和师德要求,同时把师德建设与业务培训相结合,有效促进教师行为规范和教书育人观念的形成。先后制订实施了《河北金融学院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河北金融学院师德建设两年规划》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1.3积极构建先进典型正面宣传引导机制。以河北金融学院为例,2008起,每两年一届开展“河北金融学院师德标兵”评选及表彰活动,活动以树立高尚师德为基准,从教育教学、科研管理、行政后勤等不同方面,选拔师德典型,营造“严谨笃学、潜心钻研”的学术氛围,通过校园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对大力弘扬高尚师德,加强教师的师德修养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使教师在实践中接受教育。
1.4建立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师德行为的监督包括学校党委监督、行政监督、教师监督、学生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多方面多层次监督。这些监督工作可通过学校的纪检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教学主管部门、学术委员会等对教师行为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督查,并将督查情况记录档案,作为教师师德奖惩的重要依据。在监督工作中,除了要发挥各个部门的监督职能以外,最主要的是要让广大的学生及教师直接参与到监督的过程中,建立教学督导员制度、领导听课制度及学生信息反馈制度等。此外,对监督结果应该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对反馈出来的师德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并且要将反馈的结果和教师的评奖评优、晋升、聘任及奖惩等方面结合起来,为社会道德的规范提供最佳的示范蓝本。
1.5鼓励高校教师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唯物辩证法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归结为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完善高校师德建设仅有外部的良好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根本上是要从教师自身抓起,通过政治理论的强化学习、丰富多彩的形势政策教育,切实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教育引导;通过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的传帮带以及不断树立爱岗敬业的师德典范,来激发高校教师自我对职业的认同、对学生的热爱、对师德的敬畏、对信念的坚持;通过对教师思想观念的不断塑造,培养高校教师“要求学生先要求自己”的敬业精神,“改变学生先改变自己”的创新意识,以不断提高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
2.为高校师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高校师德建设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经济基础,我们不能要求高校教师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高校师德建设首先要求国家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倾斜力度,保证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政策确保教师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安心于教学、科研工作。其次,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现有的高校职称评定和奖励机制,鼓励教师扎根基层,专注于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致力于需要耐得住寂寞长期坚持才能出成果的科研项目上。再次,通过网络等各种新媒体宣传的优势,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营造“水涨船高”的良性道德建设局面,为高校师德建设打造一个积极的社会氛围。2016年开年,河北省各市开展的告别不文明行为,争做文明公民活动,提出了“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口号。把市民文明素质体现在一个城市的‘精神长相’上,持续不断地开展不文明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就是为了引导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讲文明成为社会风尚。这样社会道德与高校师德相互促进,良性的道德建设机制会越来越健全。高校师德建设是个任重道远的工程,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有了纯洁的氛围,社会就会效仿你,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参考文献:
[1]郭明俊.当前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思路探索[J].科教文汇,2015(07).
[2]方婷.对构建当前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思考[J].吉林化学工学院学报,2015(05).
[3]张超.浅析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索[J].科教文汇,2015(06).
[4]蒋茁.高校院系师德师风建设途径探析[J].理论观察,2015(07).
【摘要】新闻记者作为现代信息社会重要的社会角色,肩负着向社会及时报告事件进展及因果的重要责任。但是记者常常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突发事件,在及时客观地进行新闻报道与友爱、互助的人类道德之间,在报道与被报道者之间,在报道者与广大接受媒体信息的受众之间,蕴含着复杂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冲突。
【关键词】新闻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统一
1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道德是调整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自律性道德准则和规范,它是社会公德在新闻实践中的体现。新闻职业道德建立在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道德基础之上。因此,社会道德与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是一致的。
1.1新闻职业道德
新闻职业道德是用于调整新闻行业内外的矛盾关系,规范新闻传播职业行为的一种道德。它是以新闻职业责任为核心的一个综合价值体系,是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一般而言,新闻职业道德有两类,一类是个人提出的,一类是由某一新闻单位、某一新闻组织或团体提出的[1]。前者是存在于新闻工作者心中,是其自身所认同的内在的职业道德约束,后者是在权利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媒体机构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要求。
1.2社会道德
如果说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那么记者无疑也应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无记者作为个人,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旦代表人民,力量就显得强大,说话也有了份量。《南方周末》作为一张崇尚“理性,正义,爱心,良知”的报纸,一纸风行天下,曾旗帜鲜明扛起舆论监督的大旗,在舆论监督上声名显赫,其报道之严厉、批评之尖锐,人所共知。《南方周末》在受众中有很高的可信度。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其身后,支撑起风骨的精髓也就必然归于那些乐于、敢于深入百姓中间,反映百姓风雨疾苦的有崇高社会道德意识的新闻记者们。新闻界有句话:“先做人,再作文。”新闻工作者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把社会道德放在首位,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上如以新闻工作本身而言,是敬业;如果在道德上讲,它体现的就是记者的一种情怀民生的情结,是记者的良知本能的社会道德体现。
2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现实冲突
当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同时扮演两种或多种角色,或在执行专业任务时,面临个人利益、组织利益、社会利益与专业责任间的冲突,便会产生利益冲突问题,陷入角色忠诚度的困境,也就是“角色冲突”。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看,记者的基本职责是发现新闻,捕捉信息,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向公众传播有用的信息。改革开放后,新闻媒体不再仅仅是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开始具有了提供信息、普及知识、传达思想、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甚至有限度地评判政府政策、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同时,中国传媒行使监督、制约功能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既是政治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又承担了国家与社会“中间领域”的角色,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反映社会的要求,表达和整合社会的呼声。由此看来,新时期新闻从业人员在社会中担当着多种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耳目”、“喉舌”的意识形态角色、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和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当这三种不同“角色”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有不同的期待时,就构成了大众传媒最常见的角色冲突。无论是利益冲突还是角色冲突,都是个人或组织的专业角色和其他角色间冲突的细化。造成传媒组织及个人角色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多种角色所追求和维护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个人/商业利益和公众/社会利益。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角色冲突与道德失范问题。随之而来的社会良知与人文关怀方面的缺失已成为“四大公害”之外的另一重要问题,危及传媒的社会公信力和新闻记者的整体形象。佛山小月月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对记者职业道德的批判和思考。女童被碾压,18路人见死不救。在冷漠蔓延的同时,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和收视率,无视人文关怀,袖手旁观。人们发问:究竟记者是应当以职业活动为中心,不顾一切地抢新闻,还是应当以社会良知为行为的先导,维护新闻采访客体的人格尊严与个体利益?当天灾人祸正在发生时,记者是应该迅速报警,或者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救援,尽力避免灾难的蔓延,还是端起相机等着灾难发生,以便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甚至不顾及周围人的感觉和被采访者是否受到伤害,把镜头对准血腥和恐怖,追求报道的感官刺激?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同时也折射出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道德的缺失和新闻价值取向的偏颇。上述事件都可以看作是记者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发生冲突的典型例证。这些事例反映出同一个问题:记者在职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新闻人物、新闻事件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可、所接受。长此以往,其结果将必然导致媒介伦理与公信力的渐渐丧失。
3新闻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必须和谐统一
3.1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共同价值观
对于记者而言,忠于事实、忠于真理,真实报道是崇高的职责要求。但是作为一名记者,他首先是一名社会人,其次才是一名新闻人。应该自觉遵循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只有具备了社会责任感,他才会在一些所谓的很难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的冲突中,舍弃片面的新闻专业理念、改变对周围的一切尤其是生命麻木不仁的态度,从而寻找和参照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6]是一种和谐的新闻价值观,这种新闻价值观在技术层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既重视正面新闻,同时也重视负面新闻,强调新闻的平衡性,重视新闻的正面效果;第二,既强调新闻监督政府的作用,同时又强调新闻配合政府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求同存异,努力营造和谐的新闻舆论氛围;第三,既关注成功人士,同时又关心弱势群体,强调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不能把版面让给那些成功人士,而忘记了劳苦大众;第四,既重视社会新闻现象,同时也重视社会新闻观点,强调事件新闻与观点新闻并重,努力发掘新闻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充分体现新闻的引导价值;第五,既宣传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也关注实施的效果,尽可能地做到广纳善言,为政府献计献策;第六,既尊重司法独立,同时也强调司法监督,恪守新闻报道的分寸,在司法判决尚未生效之前,努力克制自己的报道欲望;在司法判决生效之后,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第七,既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关注民生新闻,努力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积极增加社会信息的供应量;第八,既强调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提供舒缓权利与权力之间紧张关系的渠道,努力化解分歧,尽可能地避免激化社会矛盾;第九,既强调新闻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也强调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在鼓励竞争的同时,防止不正当竞争;第十,既强调新闻信息的丰富多样性,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又尽可能地防止信息市场驳杂混乱,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3.2如何促进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
新闻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是新闻记者的左膀右臂,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两者的和谐统一:
3.2.1加强自身修养,坚持实事求是
只有传播者、新闻工作者对自身素质坚持更高要求,才能不断地进步,加强自律。另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仔细核实新闻,许多假新闻还是可以避免的。
3.2.2加强记者的职业素养和社会公德意识
素质高的记者应有敏锐的洞察力,把最有价值的新闻传播给受众,记者要把真实性放在首位,这是对新闻职业的尊重和负责。但是作为记者,还一定要以正当合理的手段获取新闻,要坚持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钱,只唯真。在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出现冲突时,作为记者一定要有人本精神,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3.2.3加强媒介的道德建设和社会监督
加强媒体的道德建设,就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协调配合。首先要提高媒体的道德自觉意识,加强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培养;构筑当代中国传播伦理学学科体系;加强媒体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加强媒体与社会的相互监督,加强大众传播立法,这也是媒体道德建设的前提和保证。
3.2.4加强政治和业务教育
要加强政治、业务素质教育,使新闻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进行自我约束,自觉地遵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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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庆,吴朝瑛.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个人操守[J].青海社会科学,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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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变化、制度控制手段的法律化等等,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都在摆脱传统模式向现代化发展,法治社会的最后形成是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转型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经济结构比重也进行了调整,传统的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的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依托传统经济结构而产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民族瑰宝的一部分,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情感,在新时代下保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对此,笔者分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民族体育文化面临的危机,并试图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寻找新的文化含义,帮助其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关键词】社会转型;民族体育文化;变迁动力
前言
我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有着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效益占经济效益中的比重下降,加上外来体育文化活动的冲击,我国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少,许多珍贵的民族体育文化由于缺乏传承和宣传,正在面临消失的危险。
1.社会转型影响民族体育文化变迁的因素
在传统社会形态中,社会变迁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行为,一次大型的灾难或者战争都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迁移,由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会发生改变。民族体育文化是基本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产生的,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改变而改变,因此社会变迁对民族体育文化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如果人们能够在社会变迁后及时改变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内涵,为其融入与新时代相符的精神特质,就能够使体育文化得以常新;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固守传统,不愿意汲取新时代和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就容易使传统体育文化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最终因为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而被淘汰。
2.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和传承的动力
2.1丰富民族节日内涵。民族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特定的民族节日都包含了人们浓厚的感情,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特定的文化意义。例如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节中人们不管身在何处都要与家人团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月饼,赏圆月;而七夕节因为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笼罩上了一层动人的爱情光辉,因此成了青年男女们谈情说爱的节日。由此可见,民族传统节日中包含着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了解了民族节日,就是了解了中华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不仅是汉族,许多少数民族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壮族的歌节等等,这些节日中体现了各民族独特的风俗人情,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当前社会由于受外来节日的冲击,许多民族节日正在消失。当代青年人更喜爱热闹而时尚的外国节日,却不屑于了解中国传统民族节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赋予传统民族节日新的含义,使其变得更加多元化和时尚,以此来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比如国家可以在大型传统民族节日中举办相应的体育文化活动,如在七夕节举办单身男女相亲活动,在中秋节举办全国圆月摄影大赛等等,通过活动的影响力来宣传传统民族节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民族节日背后的内涵和文化底蕴。除此以外,还可以设立传统民族节日研究部分,对民族节日涉及的文化背景,相关人物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帮助民族节日树立更加扎实的文化支撑。
2.2巧妙利用民族节日开展旅游业。这项措施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发展尤为有利,不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增进该民族节日的影响力,提高选宣度,还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下面笔者对于具体发展措施进行详述:首先,以少数民族旅游业为卖点的地区可以大力挖掘当地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资源,找出该节日最为传统和著名的活动,将其发扬光大,成为旅游活动的一部分。如内蒙古可在7,8月份开展草原赛马比赛,云南西双版纳可开展拨水相亲大赛,这类依据少数民族节日而形成的独特活动由于只能在当地感受,因此会受到游客的欢迎,同时主动宣传。其次,在民族节日传统活动演变成当地旅游项目的一部分后,一些时尚的元素就会主动融入传统民族节日中,甚至由于全国范围内游客的了解和参与,还会增添其他民族的一些活动元素。长期以往,民族传统节日就成为了兼容传统与时尚,具有民族性和开放性双重特点的特色民族体育文化。
2.3加快民族类高校建设。学校不仅是培养致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园地,更是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苑,当前我国专业的民族高校数量较少。发展势头不猛,导致民族体育文化类研究人才比较缺乏。为了改善目前的研究现状,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大力扶持民族类高校建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新的民族高校,在高考时对于少数民族考生给予适度的优待。在民族类高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在课堂上着力体现我国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培养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兴趣;此外,应该设立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既注重传统体育项目的练习和继承,也在文化背景上进行深入了解。民族高校的教材编写应和普通高校区别开来,其首要任务是保证教材的民族特色和传统特点,鼓励学生开展以实用为目的的实地学习研究,增加教材中实践的比例。只有民族类高校改变了现在尴尬的发展现状,才能够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和研究上提供足够的支持,才能为民族节日的变迁和革新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可以说民族类高校能否发展直接关系到民族节日未来的去向和命运。
3总结
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避免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极端的错误思想,既能够开放地汲取国外发展经验,实现取长补短,也要保留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使其推陈出新。总观全文,在社会变迁的视角下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前景有着巨大的可行性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洪,李博.关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现代体育发展,2010(2).
【摘要】文章认为分工水平的提升是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转型的关键在于利用分工促进机制。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的推进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社会知识水平与降低协调成本,从而提高分工水平,使得浙江经济从之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县域经济向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城市经济过渡。最后,文章得出“县域经济转型依靠内在的产业转型与外在的都市圈经济辐射”的启示。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外围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性服务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性服务业;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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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学锋,梁琦.分工与集聚的理论渊源[J].江苏社会科学,2007(2):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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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向个体道德转化具有必然性。这种转化过程就是个体道德的生成过程,它通过道德内化来实现。但由于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之间存在着差异,社会道德转化为个体道德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道德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走向富强的中国,在社会公德、道德底线上却屡屡遭到外人的诟病,使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的重要和艰难,社会道德问题已成为当下广大群众关心和热议的话题。高校作为“引领““开蒙”者,理所应当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同时高校师德建设也是社会道德建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对普遍存在的社会道德和高校师德的现状,立足保定人文状况,深入探讨造成目前现状差强人意的原因,并结合最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要求,对高校师德建设对社会道德建设的提升提出建议,以期提升整个辖区的公共道德上水平。
关键词:新常态;社会道德;高校师德建设
保定素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著名的文化古城,目前拥有16所高等院校,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如何发挥高校的优势,将师德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有机结合,促使保定在建设文明之市、道德之师上走在全国前面,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目前社会道德与高校师德现状及原因分析
1.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从“5.12”汶川地震中不顾学生安危自己先逃离的“范跑跑”,到如今不时见诸于各大网络媒体、报端的教师猥亵、殴打学生或以各种理由借口向学生及其家长索要财物等事件,这些无一不说明教师道德水准滑坡的严重程度。这些问题在没有升学压力、师生关系相对疏远的高校中更为突出。高校教师由于普遍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对自身价值的实现有较高的追求,对社会信息的接受能力、适应能力普遍强于普通大众,对社会经济变革也极为敏感,因而他们更容易受社会各种思潮的诱惑和影响。在我国对教育事业建设投入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高校教师看起来社会地位高、公众形象好,实际上福利待遇低、缺失话语权,以致很多高校教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个人及家庭的经济收入增加上,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各种开销,而难以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2.社会性欺诈、学术欺诈、弄虚作假泛滥。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作为高校重要工作的科研,对每一个教师而言,无论在个人声望还是经济收益上都更有吸引力,这就导致有的高校教师不惜弄虚作假、铤而走险、虚报成果。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制度也严重阻碍了教师个人研究兴趣的拓展、研究深度的加深和对教学工作的投入,投机取巧、论文抄袭等学术欺诈行为比比皆是,为的不过是尽快晋升,以获得更高的待遇、更多的机会。
3.教学态度不端正,对学生敷衍了事。教学质量不高,教学态度不端正是部分高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在课堂上讲一些与课程无关的内容以掩盖自己知识体系上的缺陷;在课堂上以让学生自学从网上抄袭来的多媒体课件代替讲授等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严重不足,不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谈不上“因材施教”了。这固然与部分教师个人的素质素养和价值观念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高校对新进教师把关不严、对在职教师管理松散,监督、奖惩机制也不够健全有关。高校教师是高等学校教学的主体,直接决定了我们国家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人才储备和发展潜力密切相关,很难想象教学态度不端正、对学生敷衍的老师会培养出治学严谨、有创造力的优秀人才。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三点很关键,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第三是文明人的引领。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民众缺乏公德、法治和诚信意识,是因为法治和诚信的制度不健全;至于文明人的引领,则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弥补回来的一种风尚。
二、新常态对社会道德和高校师德建设的新要求
党的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经进入新常态,从严治党作为执政党已列为我们党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新常态经济以价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惠民幸福经济,旨在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显然这与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培养目标不谋而合。新时期新经济形态也对社会道德和高校的师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以可贵的平常心坚守道德的底线。在纷繁复杂、诱惑众多的社会中,每一位普通人都应该始终保持一颗对人对事的平常心并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这就要求我们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志存高远、爱岗敬业、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工作高度负责,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始终牢记习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指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忠诚于人民的事业,将自己的思想境界化身为实际行动,坚决抵制社会上的一切不良思潮和行为,还整个社会一块净土,为我们的百姓撑起一片纯净的天空。
2.以不变的恒心提升业务素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无数成功先例表明,教育先行、人才储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至关重要的因素。高校教师更应该秉承爱国守法、教书育人的职业道德规范,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教学指导方针,遵循教育教学的规律,并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已有的知识结构,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潜心钻研教学方法,努力探索创新,持续提高专业素养、业务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
3.以博大的爱心引领学生成长。是师德的核心要求。爱护学生,尊重学生,聆听学生的需求,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我们高校育人始终要坚持的方向,也是高校教师为人师表的根基所在。
三、新常态下高校师德建设对社会道德提升渠道
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国家社会的大力支持、教师个人的不断努力、以及高校配套相应的跟进措施,同时需要结合新常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要求,依据高校所在地区的特色、社会道德风尚和各个高校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地开展。
1.建立健全高校教育模式。从高校做起,把育人放在第一位,针对学习优秀的大学生们,建立多元的教育模式,改变把从小学中学灌输的学习成绩被当作衡量一个学生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学生,如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同样需要补修。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同样可以弥补学习成绩的不足。
1.1夯实师德建设领导责任主体。高校的党委书记是师德建设的直接负责人,高校师德建设必须要在校党委的带领下,确定师德建设的带头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院系具体落实,教师自我约束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师德建设合力。师德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党委书记担任,副组长可由校长担任,组员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学校二级党组织相应成立师德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本部门的师德建设工作,各部门间加强组织协调,切实使师德建设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1.2建立有效的师德培训教育机制。高校教师的师德培训教育机制必须建立在终身教育理念上。河北金融学院在实践中探索的师德培训机制包括对新入职教师的培训,对在岗教师的培训,通过不同层次的培训,由浅入深,明确高校教师的工作要求和师德要求,同时把师德建设与业务培训相结合,有效促进教师行为规范和教书育人观念的形成。先后制订实施了《河北金融学院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河北金融学院师德建设两年规划》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1.3积极构建先进典型正面宣传引导机制。以河北金融学院为例,2008起,每两年一届开展“河北金融学院师德标兵”评选及表彰活动,活动以树立高尚师德为基准,从教育教学、科研管理、行政后勤等不同方面,选拔师德典型,营造“严谨笃学、潜心钻研”的学术氛围,通过校园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对大力弘扬高尚师德,加强教师的师德修养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使教师在实践中接受教育。
1.4建立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师德行为的监督包括学校党委监督、行政监督、教师监督、学生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多方面多层次监督。这些监督工作可通过学校的纪检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教学主管部门、学术委员会等对教师行为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督查,并将督查情况记录档案,作为教师师德奖惩的重要依据。在监督工作中,除了要发挥各个部门的监督职能以外,最主要的是要让广大的学生及教师直接参与到监督的过程中,建立教学督导员制度、领导听课制度及学生信息反馈制度等。此外,对监督结果应该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对反馈出来的师德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并且要将反馈的结果和教师的评奖评优、晋升、聘任及奖惩等方面结合起来,为社会道德的规范提供最佳的示范蓝本。
1.5鼓励高校教师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唯物辩证法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归结为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完善高校师德建设仅有外部的良好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根本上是要从教师自身抓起,通过政治理论的强化学习、丰富多彩的形势政策教育,切实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教育引导;通过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的传帮带以及不断树立爱岗敬业的师德典范,来激发高校教师自我对职业的认同、对学生的热爱、对师德的敬畏、对信念的坚持;通过对教师思想观念的不断塑造,培养高校教师“要求学生先要求自己”的敬业精神,“改变学生先改变自己”的创新意识,以不断提高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
2.为高校师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高校师德建设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经济基础,我们不能要求高校教师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高校师德建设首先要求国家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倾斜力度,保证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政策确保教师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安心于教学、科研工作。其次,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现有的高校职称评定和奖励机制,鼓励教师扎根基层,专注于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致力于需要耐得住寂寞长期坚持才能出成果的科研项目上。再次,通过网络等各种新媒体宣传的优势,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营造“水涨船高”的良性道德建设局面,为高校师德建设打造一个积极的社会氛围。2016年开年,河北省各市开展的告别不文明行为,争做文明公民活动,提出了“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口号。把市民文明素质体现在一个城市的‘精神长相’上,持续不断地开展不文明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就是为了引导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讲文明成为社会风尚。这样社会道德与高校师德相互促进,良性的道德建设机制会越来越健全。高校师德建设是个任重道远的工程,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有了纯洁的氛围,社会就会效仿你,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参考文献:
[1]郭明俊.当前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思路探索[J].科教文汇,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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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茁.高校院系师德师风建设途径探析[J].理论观察,2015(07).
【摘要】新闻记者作为现代信息社会重要的社会角色,肩负着向社会及时报告事件进展及因果的重要责任。但是记者常常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突发事件,在及时客观地进行新闻报道与友爱、互助的人类道德之间,在报道与被报道者之间,在报道者与广大接受媒体信息的受众之间,蕴含着复杂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冲突。
【关键词】新闻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统一
1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道德是调整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自律性道德准则和规范,它是社会公德在新闻实践中的体现。新闻职业道德建立在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道德基础之上。因此,社会道德与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是一致的。
1.1新闻职业道德
新闻职业道德是用于调整新闻行业内外的矛盾关系,规范新闻传播职业行为的一种道德。它是以新闻职业责任为核心的一个综合价值体系,是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一般而言,新闻职业道德有两类,一类是个人提出的,一类是由某一新闻单位、某一新闻组织或团体提出的[1]。前者是存在于新闻工作者心中,是其自身所认同的内在的职业道德约束,后者是在权利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媒体机构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要求。
1.2社会道德
如果说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那么记者无疑也应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无记者作为个人,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旦代表人民,力量就显得强大,说话也有了份量。《南方周末》作为一张崇尚“理性,正义,爱心,良知”的报纸,一纸风行天下,曾旗帜鲜明扛起舆论监督的大旗,在舆论监督上声名显赫,其报道之严厉、批评之尖锐,人所共知。《南方周末》在受众中有很高的可信度。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其身后,支撑起风骨的精髓也就必然归于那些乐于、敢于深入百姓中间,反映百姓风雨疾苦的有崇高社会道德意识的新闻记者们。新闻界有句话:“先做人,再作文。”新闻工作者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把社会道德放在首位,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上如以新闻工作本身而言,是敬业;如果在道德上讲,它体现的就是记者的一种情怀民生的情结,是记者的良知本能的社会道德体现。
2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现实冲突
当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同时扮演两种或多种角色,或在执行专业任务时,面临个人利益、组织利益、社会利益与专业责任间的冲突,便会产生利益冲突问题,陷入角色忠诚度的困境,也就是“角色冲突”。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看,记者的基本职责是发现新闻,捕捉信息,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向公众传播有用的信息。改革开放后,新闻媒体不再仅仅是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开始具有了提供信息、普及知识、传达思想、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甚至有限度地评判政府政策、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同时,中国传媒行使监督、制约功能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既是政治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又承担了国家与社会“中间领域”的角色,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反映社会的要求,表达和整合社会的呼声。由此看来,新时期新闻从业人员在社会中担当着多种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耳目”、“喉舌”的意识形态角色、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和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当这三种不同“角色”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有不同的期待时,就构成了大众传媒最常见的角色冲突。无论是利益冲突还是角色冲突,都是个人或组织的专业角色和其他角色间冲突的细化。造成传媒组织及个人角色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多种角色所追求和维护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个人/商业利益和公众/社会利益。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面对的角色冲突与道德失范问题。随之而来的社会良知与人文关怀方面的缺失已成为“四大公害”之外的另一重要问题,危及传媒的社会公信力和新闻记者的整体形象。佛山小月月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对记者职业道德的批判和思考。女童被碾压,18路人见死不救。在冷漠蔓延的同时,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和收视率,无视人文关怀,袖手旁观。人们发问:究竟记者是应当以职业活动为中心,不顾一切地抢新闻,还是应当以社会良知为行为的先导,维护新闻采访客体的人格尊严与个体利益?当天灾人祸正在发生时,记者是应该迅速报警,或者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救援,尽力避免灾难的蔓延,还是端起相机等着灾难发生,以便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甚至不顾及周围人的感觉和被采访者是否受到伤害,把镜头对准血腥和恐怖,追求报道的感官刺激?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同时也折射出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道德的缺失和新闻价值取向的偏颇。上述事件都可以看作是记者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发生冲突的典型例证。这些事例反映出同一个问题:记者在职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新闻人物、新闻事件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可、所接受。长此以往,其结果将必然导致媒介伦理与公信力的渐渐丧失。
3新闻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必须和谐统一
3.1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共同价值观
对于记者而言,忠于事实、忠于真理,真实报道是崇高的职责要求。但是作为一名记者,他首先是一名社会人,其次才是一名新闻人。应该自觉遵循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只有具备了社会责任感,他才会在一些所谓的很难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的冲突中,舍弃片面的新闻专业理念、改变对周围的一切尤其是生命麻木不仁的态度,从而寻找和参照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6]是一种和谐的新闻价值观,这种新闻价值观在技术层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既重视正面新闻,同时也重视负面新闻,强调新闻的平衡性,重视新闻的正面效果;第二,既强调新闻监督政府的作用,同时又强调新闻配合政府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求同存异,努力营造和谐的新闻舆论氛围;第三,既关注成功人士,同时又关心弱势群体,强调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不能把版面让给那些成功人士,而忘记了劳苦大众;第四,既重视社会新闻现象,同时也重视社会新闻观点,强调事件新闻与观点新闻并重,努力发掘新闻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充分体现新闻的引导价值;第五,既宣传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也关注实施的效果,尽可能地做到广纳善言,为政府献计献策;第六,既尊重司法独立,同时也强调司法监督,恪守新闻报道的分寸,在司法判决尚未生效之前,努力克制自己的报道欲望;在司法判决生效之后,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第七,既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关注民生新闻,努力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积极增加社会信息的供应量;第八,既强调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提供舒缓权利与权力之间紧张关系的渠道,努力化解分歧,尽可能地避免激化社会矛盾;第九,既强调新闻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也强调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在鼓励竞争的同时,防止不正当竞争;第十,既强调新闻信息的丰富多样性,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又尽可能地防止信息市场驳杂混乱,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3.2如何促进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
新闻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是新闻记者的左膀右臂,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两者的和谐统一:
3.2.1加强自身修养,坚持实事求是
只有传播者、新闻工作者对自身素质坚持更高要求,才能不断地进步,加强自律。另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仔细核实新闻,许多假新闻还是可以避免的。
3.2.2加强记者的职业素养和社会公德意识
素质高的记者应有敏锐的洞察力,把最有价值的新闻传播给受众,记者要把真实性放在首位,这是对新闻职业的尊重和负责。但是作为记者,还一定要以正当合理的手段获取新闻,要坚持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钱,只唯真。在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出现冲突时,作为记者一定要有人本精神,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3.2.3加强媒介的道德建设和社会监督
加强媒体的道德建设,就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协调配合。首先要提高媒体的道德自觉意识,加强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培养;构筑当代中国传播伦理学学科体系;加强媒体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加强媒体与社会的相互监督,加强大众传播立法,这也是媒体道德建设的前提和保证。
3.2.4加强政治和业务教育
要加强政治、业务素质教育,使新闻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进行自我约束,自觉地遵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1]藤竹晓.现代大众传播理论[M].东京:日本放送出版社,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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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陇生.新闻职业道德评议[J].新闻知识,2005,7.
[5]任庆,吴朝瑛.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个人操守[J].青海社会科学,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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