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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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seeking,
Chilly and quiet,
Desolate, painful and miserable. (杨宪益,戴乃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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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是他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 而交际翻译则重在读者的理解和反应。纽马克认为,在翻译中具体采用哪一种翻译方法还必须考虑不同的文本类型。而影片名作为电影的灵魂,它的具体译法关乎到电影的成功。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为电影片名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那么对一个特定的影片名到底是采用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成为这篇文章的焦点。本文以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具体实例分析得出,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电影类型来确定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同时还要兼顾电影片名翻译的信息、文化、商业和审美价值原则。
当我们既想保留原片名的字面意思, 又想发挥其深层次的意义, 以达到形似神似的效果,可以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结合起来, 使观众既能从译名上感受到影片的内容,又能体会到原名的艺术美感。如:The Waterloo Bridge 片中的 Waterloo Bridge 是男女主人公相遇, 生死别离的地方, 又极易让人想到拿破仑兵败的滑铁卢。为了避免歧异, 译者对桥Bridge一词采用了语义翻译进行保留, 舍弃易为人误解的滑铁卢。根据其内容, 变通借用蓝桥会的民间传说, 加上“魂断”二字,《魂断蓝桥》既保留了原名的基本样式, 又形象贴切地表达了原作内容, 同时也避免了歧义。再如Ghost的最佳译名为《人鬼情未了》, 既保留了原文内容, 又让人联想到了男女主人公生离死别, 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样的佳译还有: Speed 译为《生死时速》, The Piano译为钢琴别恋, Runaway Bride 译为《落跑新娘》等。
以上小编介绍了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主要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文本类型说,和电影片名翻译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通过举例分析,笔者得出结论:在翻译影片名时,译者应在片名类型的基础上,例如影片侧重表达功能,还是信息功能,根据电影内容侧重点的不同,确定使用语义翻译、交际翻译,或是两种方法相结合。同时也应充分照顾到影片名翻译应遵循的原则,既要突显出影片的文艺性,也要考虑电影的商业价值,这样才能充分吸引观众,得到认可。随着电影业的飞速发展,和翻译理论的不断完善,影片名翻译的标准也会有所改变,没有一种翻译方法是绝对的,完美的,还有待译者们探索,不断丰富影片名翻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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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语言、跨文化翻译交际活动中会存在如下一些现象:(1) 语言自身的不完备性而呈现出歧义、模糊、指向的不确定等现象 ; (2)语言使用的语境性导致说话人/作者可能省缺某些词汇或结构或蓄意使用带有含糊性、指称不确定的词汇或结构,(3)不同语言或语码之间的差异致使原语和译语之间出现不对等、甚至不存在的词汇或结构; ( 4)不同语言或语码之间的社交文化差异致使原语和译语之间出现不同的信息表达形式,甚至出现词语的“文化空缺”, 类似现象会带来如下结果:(1)某一词语、结构在特定语境中所表达的交际信息偏离其字面意义、编码意义或原型特征; (2)在用目的语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过程中,原文信息的亏损在所难免。总之,会使交际信息(即语境信息)和语言形式(原语或译语)之间出现“断点” 或空缺,说话人/ 作者和听话人/读者之间难以形成认知上的相互照应,自然容易出现理解困难,也容易产生不解、甚至误解。(冉永平, 2005: 347),这势必要求对词语或结构的语义信息和其在使用中的语境信息之间的信息差进行语用搭桥, 以弥合语言编码信息和说话人/ 作者的交际信息之间的“断点” 或空缺:首先,译者在话语理解时需进行以语境为基础的推理,意义选择与调整,其次,译者必须根据他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的评估,动态地进行译语的选择、调整与顺应,类似的语用信息加工属于语用充实过程,语用充实过程的基础为语境,以上信息充实、调整与顺应也被称作为“语境补缺” (冉永平, 2006: 347)。
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有些信息是说话人明示表达出来的,有些信息是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明示表达的显性信息,结合语境推断出来的(Sperber , D. & D. Wilson , 1986/1995: 54-64)。语用推理就是语用者运用一定的知识和策略,推导话语与语境的关联,并解读由此产生的语境含义的过程。(何自然,1998:)
翻译也是一种语言交际行为,完全有理由被视为一种明示-推理过程,不同之处仅在于翻译行为包含两个明示-推理过程,在第一个明示-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第二个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中,译者根据自己对原语篇、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把握,根据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张新红 何自然,2001 :289)。
在商务翻译这一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中,第一个明示—推理过程指的就是商务合作的一方将其建议,接受或否定意图向对方进行明示表征,商务英语译者调用可及的语境假设对商务合作的一方明示的话语信息进行加工理解的过程;第二个明示—推理过程指的则是商务英语译者将商务合作的一方所明示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向目的语商务文本的使用者进行明示、目的语读者据此进行加工处理的语用认知过程。
在商务翻译这一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中离不开语境的作用,翻译中语境决定语义,语义依赖语境的互动关系首先体现在对原文含义的理解除依据语言本身所提供的信息(即言内信息)外,很大程度上依赖原文所提供的语境(言外信息),(白世俊 ,2001),其次,大脑中的语境知识具有补缺作用,具有激活,筛选大脑中相应的语言形式的功能,决定形式的可接受性(王初明,2003 ,2006)。译者必须在忠实原文作者的基础上力求使译文切合译入语境,取得与原文相同的意义效果,取得翻译语用等效。
根据关联理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体,是一系列存在于人大脑中的假设,所以语境也称为认知语境,其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认知语境概念认为理解话语要看语境,而语境同样要在语用的一般原则下形成假设,通过心理认知过程,形成新的语境,根据关联理论, 构建语境是以寻找最佳关联为指针的。当说话人发出话语后, 听话人会将该话语及所表达的假设当作一种给定的直接语境,即初始语境。 如果在这一语境中不能找到最佳关联, 听话人就需要不断地扩充语境, 直至获得最佳关联,从而揭示话语明说的内容和暗含的内容,使交际得以成功(Sperber & Wilson, 1986 /1995: 15)。
语用充实源自由关联原则触发的、与关联原则相一致的语境假设,而语境假设的选择受制于由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这两个标准来评估的可及性程度。语用充实不仅由关联原则触发并要受制于此原则,只有与最佳关联原则相符的语用充实才能确保听话人找到具有最佳可及性、能够产生可接受的语境效果的语用充实(张新红,2008)。语用充实既可能在商务翻译第一次明示—推理过程中发生,也可能出现在商务翻译第二次明示—推理过程中。译者首先会选择可及性程度较高的语境假设对相关商务信息输入进行各种语用充实操作,此为第一次语用充实。准确把握了某方当事人合作意图之后,译者就面临着用目的语进行重新表达这项任务,这时,需要进行第二次语用充实。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商业文化背景的人的消费心理及文化价值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遵循不同的语言、商业规则,译者需要确保他在对译文读者进行明示时所选择的语义表征迁就于目的语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阅读期待和语用习惯。他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认知能力进行评估,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以便确定哪些信息对译文读者来说可及性强,哪些信息他们生疏、陌生, 需要为他们加以充实和补遗,以便对传递的语境信息进行有效的控制。
商务翻译中语用充实的最终目标应确保 “动态等值”翻译标准的实现,应努力使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译者在话语理解时进行以语境条件为基础的意义选择与调整,找出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同时强调译语形式的恰当性、适宜性与可接受性,等效翻译强调语言信息在交际转换过程中的动态对等,而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形式上的对等。语用等效指原作和译作在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两个层面上所达到的等值效果(何自然, 1996:185—186)。因而,语用充实也就包括语用语言信息和社交语用信息等两方面的信息加工(Thoma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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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它要传递的是说话人的意图。说话人为使听话人懂得自己的意图,总是以明示的方式表达信息; 听话人为了了解说话人的意图,必须将信息纳入无误的明示——推理模式中进行演绎推理。演绎推理的重要依据就是获取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
“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企盼(expectation)相吻合”。为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担负双重推理的责任。首先从原文字句中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即原作者企图通过这些字句传达给受体什么假设。译者应解读原文的明示信息,对其暗含意义结合语境进行推理,找出语境和信息的最佳关联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同时译者还必须了解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即原文企图传达的语境信息是否在译语中存在,如果存在,是否需要译语读者费力地调出语境,是否能达到“最佳关联”,然后译者向译语读者进行明说并表达其暗含意图。在表达过程中,译者要考虑译文读者对译者明说后暗含意图的推理。由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存在语言、文化、思维等的差异,所以认知环境不可能完全一样,译者为了使译文读者达到最佳关联,译者应对译文进行处理,以使译文读者从语境中获得最佳语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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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国与各国之间也有着很多的贸易往来,但是原有的英语知识教育已经远远的跟不上了时代发展的需求,现代化需求的英语人才是要能够和英语国家的人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如果英语教育仍然以基础知识和单词语法等来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想必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社会所需求的英语人才了。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跨文化英语教育进行一些探讨。
在和西方人交流时候,不仅要极为注重其隐私的谈话,还应意识到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中国人将谦虚作为其优良的传统美德,认为自谦是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但是即使我们这样认为,也不能将思想强加于外国人身上,如果硬性的以自己的主观意识作为交流的重点,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至会导致更大的矛盾以及冲突,因为西方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做好的就要正确的对待别人的夸赞,以一句谢谢作为回应即可,如果表现的过分谦虚,则会被认为是虚伪的,可见在英语交际中更要注重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英语交流中,各国之间有着非常多的文化差异性,以上两点仅是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差异上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的文化差异需要了解,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更应注重跨文化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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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论文正文]
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
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
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 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 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 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 一词。[1] 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 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
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
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 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
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 Foeignizing translation /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 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 Baker, 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linguistics
2. (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 (adaptation) / 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
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
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1] Schleiermacher 的原语是:The translatora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47,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Bring the reader to the original text’ would correspond to requiring him to
process the translation in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thus tries to
transport [the reader] to its location, which, in all reality, is foreign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219,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2] 黑体系作者所加。
[3] 在Mona Baker 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t bad translation)
2.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 translation)
[4] 不过,Gentzler 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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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即在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理论,其中有的理论是可以直接描述并且可以通过训练习得,而有的理论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著名的翻译理论有:严复的“信达雅”、克里斯蒂娜·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ism)”、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等著名的翻译理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研究全文如下:
近年来,保定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与此同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保定企业的国际贸易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对外宣传材料的准确翻译可以为企业和产品赢得良好声誉,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的外宣翻译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外宣翻译是指企业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企业外宣材料包括凭借多种媒介,为企业和商家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各种资料。本文主要探讨保定企业外宣材料中的企业简介、产品介绍等文字资料的英译问题。
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该理论以目的论为核心,强调翻译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发生的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根据该理论,翻译行为应遵循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翻译的最高原则,它意味着翻译方法应由翻译目的决定,译者应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确定翻译策略。连贯性原则是指语内连贯,即译文须在目的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意义清晰,从而让接受者更好地理解。忠实性原则是指译文与原文间语际连贯,即译文应忠实于原文。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都从属于目的性原则。由此可见,功能翻译理论提高了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地位,突出了翻译在语言、文化、语用等层面的对等。
企业外宣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诱导型”文本的翻译行为,其预期的核心是“唤起读者的特定反应,诱发读者的特定行动”,负有传递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功能以及唤起目的语读者消费欲望的感染功能。在企业外宣翻译中,翻译策略和方法由其外宣材料英译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来决定,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对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笔者对保定部分大型企业的英文网业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分析,发现企业对外宣翻译的重视程度不一,总体翻译质量较好,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遣词造句方面
企业的英文网页中还存在诸如拼写、选词、句法、表意不清等语言错误。这些错误使得句子不够通顺,表达不够清楚,使得译文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效果。企业的英文翻译中如 果出现较多的语言错误,会使企业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中式英语的存在也给目的语读者在理解上造成了很大障碍。
如:(1)A series of ne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be used from emulsion-making to coating.(2)It will be built in three phases and planned completion in Aug.2015.(3)Good service could create valu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m the customer of high level.
2.信息处理方面
在信息处理上,有的译文没有充分考虑到目的语接收者的心理预期,对原文的相关信息没有进行适当调整、删减或补充,出现了逐字逐句的“死译”。信息处理方面的语用失误忽视了译文使用的语境,使译文起不到应有的宣传作用。
如着眼于今天的市场竞争特点,乐凯已从科研生产企业转变为高科技服务型企业,经营定位的提升赋予了乐凯和乐凯人新的价值。
With a view to the market competition today,Lucky has fin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high tech manufacturer to a high tech server. The enhancement of positioning of company granted Lucky new value.
因为英语国家的人关注的是企业的定位转型,译文中最后一句提供的信息对目的语接收者而言意义不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经营定位的提升赋予了乐凯和乐凯人新的价值”可省去不译。
3.文化交际方面
有些翻译过多强调中英企业外宣材料的对等和忠实,没充分考虑到中国和英语国家间在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英语的表达方式直接,往往开门见山,而中文的表达方式较为含蓄,且先说事实后做结论;英语国家在表达时喜欢提供实实在在的信息和实质性描述,而中国人喜欢用四字成语、平行结构、修饰词等表达情感,且多重复。如果译者不考虑这些差异,仅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译文似乎很难达到其预期的宣传目的。
如“服务为本”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乐凯人在市场经济中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奉献为先”是一种服务的精神,他要求乐凯人识大体、顾大局,为乐凯事业的长远发展勇于奉献自我。
以“服务”作为立足市场的根本,以“奉献”作为奉献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乐凯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团队。
“Service Oriented” is a brand new value,it shows Lucky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the customers; “Dedicated Prioritized” is kind of spirit to service the customers. It requires Lucky peopl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ucky and to be mindful of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Taking “Service” as a foothold in the market,“dedication” as the work guidelines,Lucky will be an invincible team in market competition.
这两段译文中,译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中西方国家在文化、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方面的差异,将中文内容甚至语言结构模式都几乎“一一对应”地进行了对等翻译。
4.时效方面
外宣翻译可以帮助国外客户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动态,因此时效性很强,但有的企业英文宣传网页内容更新不及时。
企业外宣翻译对于宣传企业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唤起目的语读者的消费欲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根据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现状,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笔者从以下两个层面探讨企业外宣翻译策略:
首先,非语言层面上,译者应努力提高其自身素养和业务水平,尽可能避免词汇、语句组织及中式英语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因为企业外宣翻译具有信息功能和感染功能,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中文源语文本的意图及译文读者的理解力和心理预期,注意分析中国和英语国家间在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其次,语言层面上,译者可以根据翻译需要及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将汉语文本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和组合,在语句组织上应遵从英语国家企业宣传材料的语言表达习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企业外宣翻译目的,译者可以灵活采用以下策略:
1.增译法
为了确保企业外宣翻译能真实有效地向目的语读者传递相关信息,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实际需求。中文宣传材料中的某些词语对国内读者而言比较熟悉,而对英语国家的人而言却很陌生,甚至不知所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有必要增加内容对该词语进行背景方面的补充说明或解释。
2.删译法
中西方国家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有很大差异。英文宣传材料行文流畅、语言简洁,注重有效信息的传递;汉语宣传材料为了烘托宣传效果,唤起读者的消费欲望,会用很多修饰语,且多重复,而这些语句似乎没有包含太多有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这些没有提供有效信息的词语或语句删去不译。
3.重组法
中英文在语句组织方式方面有很大差异。中文语句间的组织以意合为主,缺少从属连接成分,英文往往是直线式,一个主句加上多个从属句,结构上较为严谨。此外,英文企业宣传材料多使用主动句,而中文宣传材料中被动句较多。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外宣材料时,有必要对语句顺序和句子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和组合。
企业外宣翻译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外宣效果。改善企业外宣翻译现状,提高企业外宣翻译效果,译者应努力提高其素养和水平。功能翻译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翻译理论的束缚,突出了翻译行为的目的性,为企业外宣翻译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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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这就对中文旅游文本的翻译产生了巨大需求。因此,对旅游文本翻译中的主要难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其英译现状却不容乐观,问题比比皆是,既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又阻碍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提高旅游资料的英译质量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跨文化视角探析三亚旅游文本的英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三亚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吸引众多国外游客。本文从跨文化角度,对三亚旅游英语文本的文化信息进行探析,以期提高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推动旅游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增强文化沟通和理解以及推动三亚旅游国际化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本;英译;三亚;跨文化视角
国际旅游的发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这一胜地。胡文仲在《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曾说:“国外游客和我们之间的接触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旅游文本的英译是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沟通。其目的除传播基本信息外,更要吸引游客注意力,理解景点丰富内涵,诱发其对目的地文化、民族风情、旅游产品的兴趣,刺激其购买旅游产品的愿望。所以,从跨文化视角探析旅游文本的英译成为一项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三亚旅游景点内容上涵盖了滨海旅游、宗教文化、民族风情、舞台艺术等。若将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传播给世界各国的游客,了解旅游资源中所蕴含的中西文化差异必不可少。
如:“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三亚市都举办盛大的中国(三亚)龙抬头祭祀南海文化民俗庆典。龙抬头被译为“Dragon Raising Head”Ceremony。中国文化背景下,龙是海神的象征,有强大的能力并且庇护人民。而其英译让外国游客费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龙具有贬义色彩,是魔鬼撒旦的象征。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用追加注释的方法则更为妥帖,即 “Dragon Raising Head” Ceremony-a memorial ceremony for sea god-dragon,which is a symbol of power in China,足以体现出译本的跨文化意识。
(一)景点名称的翻译
景点名称的翻译可分为直译、异译、音译或交叉进行。英译的过程中,选择何种译法,传达出丰富的文化信息,取决于译者是否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如:“天涯海角”,直译为Tianya Haijiao或意译为 The End of The Earth 都会让外国游客费解,爱情地久天长的寓意却未能传达。若译为 “Tianya Haijiao-which means remote place and symbolize love o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rever”,相对就能尽量展现出“天涯海角”的丰富人文精神内涵。
(二)民俗节日的翻译
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海南黎苗族同胞隆重庆祝“三月三”这一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节日。很多国外游客穿起民族服饰、跳起竹竿舞,感受黎苗人民的热情。英文简介如下:
On Lunar March 3,Hainan Li & Miao would flock together to wish for double harvest in Shanlan rice plantation and hunting. Nowadays,large-scale ethnic events would be held in Sanya city,mainly launching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port games and other featured activiteis.
没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游客很难理解“三月三”的涵义。因此,在介绍三月三名称时,用副标题更为妥帖,即Lunar March 3―A Traditional Festival for celebrating harvest and expressing love for Li & Miao minority. 内容简介紧贴习俗活动,文化内容,采用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英语行文风格娓娓道来。足以体现译本中跨文化交际意识。
(三)大型文化演出的翻译
三亚海棠湾著名大型文化演出《海棠?秀》将一个流传于三亚海棠湾的古老爱情传说以国际流行的“秀”的形式搬上舞台,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其部分英文简介如下:
“Spiral Show” tells a tale about ancient love in Haitang Bay,Sanya. A’ming,an archaeologist,first discovered nautilus,an ancient sacred weapon. ……here lies 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at is played out every night in Sanya.
这段简介概述了《海棠?秀》的故事梗概及历史来由。采用插入语,解释说明的表达方式,以及“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等英文惯有的行文习惯和相类似英语文化背景的表述,大大提高文本翻译的接受性(acceptability),提高与国外游客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国际旅游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旅游从业人员的高度敏感的跨文化意识对于高效的跨文化交流尤为重要。因此,旅游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充分理解源语言符号,而且要从跨文化的角度破译源语非语言符号―文化的内涵,才能将三亚旅游事业推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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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翻译是一门十分专业的英语学问,随着我国向国际化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快,对于英语翻译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英语翻译专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英语中宗教(relig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ligae,其本意是使紧紧联结。这种词源上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由某种教义或道德准则而使信徒们联结起来,使人们对神圣信仰、义务和崇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文化在人类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西方,宗教几乎渗透在社会传统、文学、艺术甚至日常生活等等各个领域中。而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的主要力量,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可以说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它。比如说,人在出生后首先会受洗;结婚时会在教堂举行婚礼;离世后,会接受牧师的祷告。在西方各种节日中,最盛大的要数圣诞节了,而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诞辰。在文学领域里,宗教影响更不计其数。例如米尔顿的《失乐园》、但丁的《神曲》等等。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巨著应该是《圣经》了。它里面不仅涵盖了宗教观点,而且它为西方政治、法律、教育、文学及文化提供了基本框架。在现代英语语言中,仍然充斥着许多与宗教有关的习惯搭配及用法。这也是英语学习者及译者需要掌握西方宗教文化的原因。这里,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分析英汉翻译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1.人物
在英语国家,许多人都以宗教典著当中的人物起名,特别是《圣经》当中有许多人物,像犹大,诺亚,夏娃等等,他们每个人物背后都有与之相关的故事,每个性格千差万别,这些人名伴随着他们的故事被人们传诵,久而久之也被赋予了一些除了标识姓名之外的比喻和象征的意义。其数量直达和使用频率之高,使得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随意的一句话竟源于圣经。译者在遇到这些翻译时,必须对上下文进行仔细推敲,以决定是使用直译还是意译。例如:ThatjokeyoutoldusisasoldasAdam,butIstillthinkitsfunny.你给我们讲的那个笑话简直老掉了牙,不过我认为还是很有趣的。这句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圣经人物亚当(Adam),据圣经记载,他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类,而夏娃是第一个女人,他们曾一起在上帝创造的花园—伊甸园中生活,由于夏娃偷食了禁果,他们两个均得到上帝不同方式的惩罚。亚当和夏娃可以说是人类的始祖了,因此“亚当”这个专有名词便蕴涵了新的意义:指古老或陈旧的事物或人。因此,如果对此了解不深,直译其人名,便会曲解原文意思,使意义模糊不清。
2.数字
基督教中有许多富有特殊含义的数字。作为英语学习者或翻译者,对其所隐藏的深刻文化内涵绝不能忽略。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数字“13”了,可以说它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一大禁忌。这背后又隐藏着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据说耶稣与其13个门徒的最后一顿晚餐上,犹大,也就是其第十三个门徒背叛了耶稣,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因此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们相信十三是一个会带来厄运的数字。日常生活中,英美人就像回避“4”一样地回避“13”这个数字。所以楼层号没有13,请客绝不能有13人,飞机、火车、剧院等没有第13排13座,每月的第13日都不宜进行庆典的喜庆活动。另外一个在基督教世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数字是“7”。基督教认为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人类,有七种美德,人的一生被分为七个生长时期,主祷文也分为七个部分,这是一个神圣的数字,甚至连七的倍数也被认为是神圣的。因此,它便经常用来表示规范或调解人类行为以及宗教仪式。比如七宗罪、神的七大礼物、神的七大圣礼,每个教条背后都蕴涵着其价值观及传统习俗。请看下面一则错译的例子:Heistheseventhsonofaseventhsoninthefamily.他是家里第七子的第七子。很显然,这样的翻译意义不明,让人看了一头雾水。由于数字“7”在基督教中的神圣地位,句中表示此人是“theseventhsonofaseventhson”,当然不会只是表面意义上的第七个儿子了。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此人在家里地位的重要性,因此把这个短语译成“非常显要的后代”比较恰当。
3.动物
我们常见到的关于动物的英语习语很多,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引申意义来源于英语世界的宗教文化。而对于那些不了解宗教文化便想当然的翻译与之相关的句子,便会闹出笑话。请看下面的句子:Thewomaninchargeoftheaccountsdepartmentisanabsolutedragon!在中国文化中,龙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动物,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我们常以龙的精神来代表中华民族,在中国,关于龙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正面意义的,比如说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飞凤舞等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龙在《圣经》中确是一个十足的恶魔或者凶猛的生物,它是一个违背上帝而被教民视作是彻头彻尾的反面形象。因此,龙这个生物,在西方世界绝不是像在中国一样受欢迎。倘若拥有了此类宗教文化的知识背景,这个句子应该被合理地译为“会计科那个女科长是个十足的母夜叉!”又如:Iwasmadethescapegoat,butitwastheotherswhostartedthefire.是别人放的火,让我背了黑锅。这个句子中的“scapegoat”就是来源于基督教。“替罪羊”的故事说的是:上帝耶和华想考验亚伯拉罕对他是否忠诚,要他把爱子以撒献为火祭的供品,亚伯拉罕就在高山上用石头砌起了祭坛,把吓得魂不附体的以撒绑了起来,放在准备点火的木柴上,然后举起尖刀朝着以撒刺去———正在此刻,耶和华派天使急速拉住了他的手腕———亚伯拉罕就把附近一只迷了路,角被荆棘挂住的山羊捉来,代替以撒做了火祭。于是人们就用“替罪羊”来比喻代人受罪的人。
4.典故及习语
英语中许多的典故与习语均来自《圣经》,这些表达方式不仅盛行于文学作品中,也在政治、哲学、科技等领域中有所表现,可以说是渗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请看下面例句:HisdreamofgoingabroadbecamethetowerofBabel,forhedidn'tpassTOEFL,andmoneyisalsoaproblem.他的出国梦是很难实现了,因为他没有考过托福,而且还没有钱。句中“巴别塔(Babel)”来自旧约•创世纪,据说在大洪水过后,诺亚方舟上幸存的人们想要修建一座能够通天从而见到上帝的塔,上帝因他们的狂妄自大盛怒,于是混淆了他们的语言,使得他们无法交流从而阻碍了他们修建巴别塔的计划。所以“巴别塔”这个词语可以理解成“痴心妄想”或是“某种引起障碍或混淆的事物”。试想,如果不知道这样的宗教故事,我们很难正确理解句子的意思,更别提忠实流畅的翻译了。这种由于不知道宗教背景知识而造成的意义理解错误真的是值得译者注意的问题。还有很多习语,比如“奋勇追敌,不畏强暴”(beardthelion),“对牛弹琴”(castpearlsbeforeswine)。仔细学习这些习语,你会发现它们都是来自宗教故事的引申。试想,一个译者如果对这些宗教因素不加以认真学习和充分了解,大量误译错译定会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译者不仅语言知识有充分把握,更要对其文化背景知识有深刻了解认识,这样才能保证译作的忠实与流畅。
以上所分析的宗教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只是九牛一毛,但足以看出翻译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英语这种包含了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的语言,势必会给英语学习者与译者造成一定障碍。某种程度上,译者不仅是两种语言的桥梁,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传递的纽带。因此,在翻译工作中,不能只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将语言和文化有效地联系起来,在学好语言知识的同时,谙熟其负载的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差异的意识,才能更有效地体现并传达语言,实现跨文化交际。
在建构主义看来,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而是意义建构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伙伴或合作者。学生的角色则变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知识构建的过程,是在一定情况下,针对无法满足需求的知识进行质疑、探求、构建和协商的过程(蒋学清,丁研2012)。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包括了支架教学(ScaffoldingInstruction),抛锚式教学(AnchoredInstruction)及随机进入教学(RandomAccessInstruction)。本文主要探讨支架理论。
支架式教学是从建筑行业借用了一个术语所作的隐喻,支架(Scaffolding)或脚手架一词原先来源于建筑行业,指高处作业的辅助支撑架,是施工现场为工人作业并解决垂直和水平运输而搭设的各种支架。这里用来比喻在教育活动中,学生可以凭借由父母、教师、同学以及他人提供的辅助物完成原本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一旦学生能独立完成某种任务,这种辅助物就像建筑竣工后的支架,会被逐步撤离。这些由社会、学校和家庭提供给学生,用来促进学生心理发展的各种辅助物,就被称为支架。支架式教学法的定义也很多。一个比较有影响、流行的定义源自于欧共体“远距离教育与训练项目”(DGXⅢ)的有关文件。支架式教学被定义为“支架式教学应当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解提供一种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为此,事先要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这种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目的的教学方法。
“支架”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的表述了学习者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教师所提供的帮助,相当于为学生所搭建的概念框以构建知识。这些概念框架能够帮助学习者不断更新已有知识,并达到更高的知识水平。概念框(见图1)是教师根据学习者现有能力水平和未来能力培养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通过情境教学,组织引导学生进行一系列课堂学习活动,从而通过使学习者在该情境中主动学习来覆盖整个框架区域,最终实现预期的培养目标的抽象工具。建构主义的这种支架式教学模式很适合大学英语教学,尤其是学生科技英语翻译能力的培养。
支架式教学法整合下的理工类大学生入职前科技英语翻译能力培养模式
理工类大学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关涉一些科技方面的内容翻译。比如,目前国内很多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以及数控机床设备等产品都从国外进口,因而需要毕业生具备对产品手册英文介绍或说明的文本翻译能力,但现实情况是很多毕业生缺乏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翻译时往往曲解或误解了文献资料的原意,这不仅影响了理解,给单位造成了业务损失,而目也有损于单位形象。在全球化背景下,理工类大学基于培养目标,务必重新认识和评估科技英语翻译能力对即将迈入职场的毕业生的重要作用,切实提高翻译教学的地位。在抓好听、说、读、写等方面的同时,将教学工作的重点放在学生输出型技能———即科技翻译能力的培养上。笔者这里使用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中第一册第单元,精读主讲课文题为TheBattleAgainstAIDS(与绝症的斗争)。这个主题与现实贴合度高,是当下热点内容。本课的教学目标结合翻译能力的培养则被确立为:1)了解掌握有关疾病的相关词汇和句型;2)了解相关绝症的预防、控制和治疗;3)读懂sectionB相关文章;4)能用英文进行此类绝症防治方面的报告;5)能制作英文海报宣传疾病防控。教师需要围绕学习主题和教学目标,按照支架式教学的基本环节对授课过程进行了如下设计:
1.Pre-translating:引导探索,搭建脚手架根据入职前学生的语言水平和之前学习已有的知识框架,教师首先要设计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利用以前所学知识,帮助他们内化新信息,不断建构新知识,从而逐步向下一阶段的学习目标迈进,以期满足学生对入职前科技英语相关翻译知识的需求。根据教学目标,笔者在这个环节设计了三个活动。要求教学对象独立或组队完成,以达成引导对象自行探索的目的。第一:将全班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4-5人,要求学生分工合作,课前上网或在图书馆寻找疾病相关资料,总结常用词汇,并加以掌握。词汇是翻译的基础,必须为学生建立一个相关的词汇库,才可以确保学生在翻译时有词可用。第二:让学生撰写一份绝症研究报告,留待课上翻译用;第三:请学生结合课程在线网站收听材料,通过音频资料,让学生了解探讨疾病诊治常用句型以及地道的英文表达法,并加以记录。通过上述三个活动,令教学对象在课前对陌生的学习内容有所了解,降低学习畏难情绪,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作为学习主体自行探索,发现问题。这里主要是学生对此种疾病不太熟悉,再有就是医学上一些专业性强的词汇可能不知道中文对应翻译法。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下一个环节去解决。
2.While-translating:进入情境,活动探索情境化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情境化的。即学习总是与一定的情境相关联的。语言学习尤其如此。情境化学习理论坚持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应当置于一个真实度很高的情境中;二是学习需要社会交互与合作。教师应该把学生引导到与学习目标现关联的模拟真实情境之中。这就要求教师将传统的教学设计改变为设计情境化的学习环境,按照预设学习目标,将学习内容安排在情境化的真实的学习活动中,让学生通过参与真实的问题求解等实践活动而获得更有效的学习,更能体验入职后的真实情景。关于情境的构建,教师首先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由于多媒体教学手段具有集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特点,故而可以利用多媒体为相关词汇和句型的学习和教学提供语言使用和交际的具体的情景语境。使枯燥、静态的语言知识点变成有趣、立体和动态的生活场景。在教学中,一些学生较难掌握的翻译难点,例如英语长句的拆分和汉语短句的合并,都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制作简单的动画或播放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情景短片,再现实际的交际场景,再配以巧妙的课堂设计,让学生在模拟的情景语境中去反复体会地道语言表达法,并总结翻译规律。教师还要充分利用合作学习构建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解决问题。在本课教学中,笔者组织学生组成2人伙伴小组,针对教师给出的开放式问题用英文进行讨论,这样的模拟情境可以促使学生一起从事学习活动,共同完成教师分配的学习任务。学生在活动中将预先掌握的词汇和句型加以应用,并强化记忆。在进入情境这一环节中,教师必须让入职前的学生明确学习任务和目标。学生为完成任务,必须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探索学习:1)借助工具书等手段读懂课文的关键信息;2)精读本课课文,结合教师的问题理解文章并从中获得指导和启发;3)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为教师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当然,在学生活动探索的过程中,教师不能置身事外,而应适当加以引导和提示,对学生每一步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避免学习内容偏离主题,帮助学生沿概念框架逐步攀升。
3.Post-translating:适当指导,善加评价,拆卸脚手架支架式教学法就是围绕学习目标主题,为学习者提供概念框架,然后引导学习者进入选定的问题情境中,让其独立探索和发现,独立解决,然后通过小组合作学习,使学生自己在概念框架中就象脚手架一样不断攀升,并最终通过支架把学习的任务逐渐由教师转移给入职前的学生,最后撤去支架。科技翻译能力培养的前两个环节主要是由学习主体—学生所完成的,要求学生主体采取合作学习的模式去探索并完成老师设计的学习任务。第三个环节涉及到效果评价则是需要教师发挥指导者的角色,对学生的学习活动善加评价。一般说来支架式教学法的效果评价包括三个内容:1)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价;2)对协作学习所作贡献的评价;3)是否完成了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本课的效果评价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学生上交的翻译作业;二是课后的网上交流平台上请学生自我评价并留言。对于学生的翻译,教师要采取学生互评与教师评分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自己找问题,找亮点。哪里语言不到位,哪里翻译得准确地道;再结合教师评改,这对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会起到很大作用。而课后的网上交流更是使用最新的信息交流手段,令教师了解到学生的感想,对新的教学法的体会,对未来职场所需知识的构建,以及对未来教学的调整方向。
结论
因此,理工类大学的大学英语教学要适应学校的培养目标,要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同时还要针对即将毕业入职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将培养学生的科技翻译能力融于日常英语教学当中,对发展信息交流,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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