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跨文化翻译理论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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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它要传递的是说话人的意图。说话人为使听话人懂得自己的意图,总是以明示的方式表达信息; 听话人为了了解说话人的意图,必须将信息纳入无误的明示——推理模式中进行演绎推理。演绎推理的重要依据就是获取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
“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企盼(expectation)相吻合”。为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担负双重推理的责任。首先从原文字句中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即原作者企图通过这些字句传达给受体什么假设。译者应解读原文的明示信息,对其暗含意义结合语境进行推理,找出语境和信息的最佳关联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同时译者还必须了解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即原文企图传达的语境信息是否在译语中存在,如果存在,是否需要译语读者费力地调出语境,是否能达到“最佳关联”,然后译者向译语读者进行明说并表达其暗含意图。在表达过程中,译者要考虑译文读者对译者明说后暗含意图的推理。由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存在语言、文化、思维等的差异,所以认知环境不可能完全一样,译者为了使译文读者达到最佳关联,译者应对译文进行处理,以使译文读者从语境中获得最佳语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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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应用英语翻译一般以“信达雅”作为理论依据,这样翻译出来的英语存在一定的弊端,有时候甚至会曲解了本意,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出一套更加先进、更符合实际的应用英语翻译理论,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和生活的实际需要。
目前来说,应用英语广泛应用于我国的旅游业、服务业和广告业等行业。应用英语能够加强我国人民和国外友人的沟通、合作和交流。比如说,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的时候,旅游景点内的告示牌、广告牌可以帮助国外友人了解该旅游名胜,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更好的融入到中国文化氛围中去,从而更好的促进国内外交流。应用英语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推动国内产品的销售。外国友人来中国无论是旅游还是购物,通过应用英语的翻译,他们可以充分了解国内产品的功能和特性,从而使国内产品更好的销量更好。从某种意义上讲,应用英语翻译的成功不是取决于翻译内容的文采,而是与翻译内容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密切相关。翻译的文章文采再好,但是华而不实,外国友人无法真正了解原来的意思,没法融入到当地的文化氛围中去,也没法购买我们的产品,那应用英语的翻译工作就会没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传统的应用英语翻译一般讲究“信达雅”,即不但要使翻译流畅准确,还要突出翻译的文采。这种翻译理论看似比较合理,但是一般不能切合实际,不能体现真实性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翻译“老年人学不了新东西”这一段话时,我们一般会翻译成“Old people can not learn anything”,这样翻译出来显然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这更像是符合中国人习惯地翻译,外国人也许会觉得不是特别通顺,如果我们换成“Old dogs will not learn tricks”是不是会更符合外国人的习惯呀。一些专家和学者在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一般会形成了固有的翻译模式,以传统的翻译理论作为基础,这样反而会对最新应用英语翻译理论的探索造成一定的束缚。因此,我们应该切合实际,秉承体现翻译真实性、准确性的原则,对新的应用英语翻译理论进行探索,力求找到更好的应用英语翻译理论依据,为英语翻译的更进一步打下基础。
1.翻译呼唤理论对“看”的指导。所谓呼唤理论对“看”的指导就是应该对大量的英语材料进行阅读,英文材料的类型可以多种多样,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阅读。比如,如果你喜欢篮球,喜欢NBA,你可以去美国网站阅读原版的真实关于NBA的文章,这样就会在你满足自己兴趣爱好的同时,使自己的英语翻译水平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对大量的关于娱乐、体育、学习等方面的英文杂志期刊、电视节目、网络资料等内容阅读和观看之后,我们就会锻炼自己英文学习的能力,掌握接受英语信息的能力,培养自己的英语水平和英语语感。我们阅读的材料一般包括两种类型,英文原版材料和专业翻译材料,无论是哪一种都应该保证材料的真实有效。在实际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调整英文原版材料和专业翻译材料在阅读过程中所占的比例,两种材料之间相互转换,共同促进自己英文水平的提高和应用英语翻译理论经验的形成。
翻译呼唤理论对“看”的要求不仅仅是阅读,还应该包括理解。我们在阅读了大量资料的同时,还应该加深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对英语翻译的理念和看法,并把它应用于实践,看看是否真的有效。如果真的有效,那我们就在无形之中掌握了英语的学习技巧,培养了英语的语感,并对英语的写作和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翻译呼唤理论对“译”的指导。所谓翻译呼唤理论对“译”的指导就是在翻译的时候,我们要把作者的真实意愿表现出来,能够理解并表达作者的真实含义,了解作者的真实想法,而不是局限于字面意思的照搬。我们在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专业资料之后,逐渐建立了不错的语感,有了扎实的英语文字功底,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英语翻译模式。在今后的英语翻译中,我们不至于翻译的过于模式化,句子读起来更加真实具体。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英文翻译时,我们可以快速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翻译理论,从而使翻译更加快速和灵活,更能体现翻译的“人性化”。
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体现翻译的灵活性,不能太生硬,直接翻译出汉语表面的意思,因为汉语和英语的习惯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翻译“胆小如鼠”这个成语时,一般都会简单的翻译成“as timid as a hare”,但是仔细想想其实这样翻译是不太符合实际的。“胆小如鼠”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具有“胆怯、不勇敢、懦弱”的意思,而在英文中“timid”是腼腆害羞的意思,它跟胆怯懦弱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没有那么强的贬义色彩,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翻译成了“as timid as a hare”,外国人仅仅会理解成这个人像只老鼠一样腼腆害羞,而不是说明他懦弱和不勇敢。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如果翻译成“has a yellow streak”的固定词组,直接就把这个人的胆怯和懦弱体现出来了。
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应该换个角度进行思考。如果我们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去思考,多了解外国的文化和习俗,掌握一些外国的俗语和固定词组,这样会对我们的翻译起到更好的效果。
3.翻译呼唤理论对“写”的指导。所谓翻译呼唤理论对“写”的指导是指在英文翻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合到句子的英语情境,参考同类英语材料写作手法,正确的表达出作者的真实想法和内容。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实际翻译的时候不能按照汉语表面的意思去翻译成英文,这样不符合汉语的传统本意,不够贴切实际,读起来比较别扭。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追求表面意思的准确性,更要发掘深层次的意义进行翻译。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英语直译,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说有的餐馆里把菜名都翻译成英文,“Rolling donkey”指的是我国传统菜名“驴打滚”,“Glad Meatballs”意思是“四喜丸子”,这样的翻译不仅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自己人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再比如,有一些超市将小可乐直接翻译成“small may be happy”,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翻译方式在我国随处可见,外国人也会被弄得一头雾水。
因此,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无论翻译人员的水平再高、功底再好都不能依据中文字面的意思进行翻译,最好的方法就是理解了中文的意思直接就用地道的英语写出来,一定不能按照汉语为参照进行逐字翻译。
在应用英语的实际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信达雅”的翻译理论,直接按照“看、译、写”的原则进行翻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翻译的真实性和实际性,让外国友人真正明白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使应用英语翻译行业在我国更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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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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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和原文在表达上应达到等值效果,符合语言本身的要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翻译等值理论探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翻译等值理论”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翻译等值也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标。本文旨在通过对该理论的分析, 运用具体例子探讨表层直译、深层意译以及语用修辞层面的翻译等值。
〔关键词〕翻译等值;表层;深层;修辞层
[论文正文]
翻译等值理论探究
翻译“等值”或“对等”(equivalence) 作为翻译标准,是现代翻译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语言学派关注的主要思想,很多西方翻译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译论主张时,往往都离不开对翻译等值问题的探讨。“等值”是几乎所有现代理论著述中的中心术语。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我国学者对翻译等值的研究也异常活跃。翻译研究中等值概念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翻译实践。
现代第一个明确提出等值翻译理论的是前苏联语言学派代表人物费道罗夫他在《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了“翻译等值”理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隔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他坚持译文与原文之间完全可以确立确切对等的关系。而翻译等值“就是表达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并且在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等值概念本身由于其模糊性,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贝克在其代表作《换言之———翻译教程》的导言中指出“本书采用术语equiva2lence 是为了方便起见———因为绝大多数译者已经习惯这个术语,而并非因为它有任何理论地位。术语equivalence 在这里的用法还有如下限制条件:虽然等值在某种程度上通常能够实现,却受到各种各样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总是相对的”。本文在讨论翻译等值时也遵循相对等值的原则。
等值翻译理论的支持者们通常将“等值”定义为“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目标文本立即就被看作源语文本的翻译。”雅克布森在其《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有差异的等值”,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学派强调的翻译等值并非是绝对的对称,而是如弗斯指出,翻译理论中引进的等值,是使用它作为普通词汇时的模糊意义。
正如威尔斯在《翻译学- 问题与方法》中所指出,由于译者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文本的复杂性和接受者之间的差异,翻译在力求等值的同时,损失不可避免,完全等值是很难达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对等值概念的理解中应该包含着对“等值度”的考虑,尽管等值概念具有模糊性,在翻译过程中追求最高的“等值度”应该是每个译者追求的目标,由于客观或译者主观上的原因造成的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在某些方面不等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同一信息,两套不同的语言,接受者不同,却要产生基本相同的效果,这就是翻译等值的主要原则。
等值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和原文在表达上应达到等值效果,符合语言本身的要求。在英汉互译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直译,意译等方法来达到等值翻译,实现两种语言间的交流。直译与意译实质上是建立在把语言分成两个层次(语义和语符层,即深层和表层) 的基础上。强调深层语义等值是意译;强调表层语符等值是直译。但语言的客观实际是在语义层和语符层之间,还有语用层存在,即在表层深层之间有广义的修辞层存在。
修辞层是根据情境和语言意图的要求,输入言语个性特征(包括文体和风格) ,以达到实际最佳效果的层次。等值原则就是建立在把语言分成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以及修辞层面这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的。
直译,是在较低层次上的翻译,指翻译时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总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反映在语言文化里,便会出现某些契合现象。众所周知,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们总用意象手法表现爱情。
英汉两种语言中“玫瑰”代表了爱情,在翻译此类作品时,译者比较容易运用直译方法以达到翻译的等值。如英国诗人Robert Burns 的爱情诗“Red Red Rose”中两句“Till a’the seasgang dry”“And the rocks melt wi’the sun”与汉语“海枯石烂”几乎完全对等。又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Marry a cockand follows the cock ,marry a dog and follows the dog) ,原文表层意义很简单:嫁给鸡就得跟鸡过,嫁给狗就得跟狗过。可深层意义却十分丰富,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婚姻观和男尊女卑思想。原文语言诙谐幽默,可内容深刻、凝重。译文也是两句,只用了cock ,dog , marry , follow 四个实词,搭配与原文珠联璧合。以上两例便是通过直译来达到翻译等值的。
意译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意译不注意原文形式,但意译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原文随意修改。译文意译是较高层次上的翻译,一般采用句子和句子以上的翻译单位。它往往把整个句子甚至一段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翻译,而不考虑词语的对应。
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长期以来人们自然形成了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种,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勤劳和吃苦的象征。所以汉语说“力大如牛”,按照英语民族的喻体,英语则说“as strong as a horse”;汉语“老黄牛”“, 像牛一样勤劳,英语则说:“work like a horse”。再比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英语则说:“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译文用的就是意译等值法。中国受佛教影响较深,信“天”,西方受基督教影响深信“上帝”。
二者内涵不同,可在中国人心中的“天”跟西方人心中的“上帝”在语言功能上是等值的。另外,Anger is only one letter short of danger. 这个成语更象中文的“心字头上一把刀”,如若不“忍”,“心”就被“刃”了,多危险啊! 而英文也是玩的文字游戏:anger 前面只要加上个“d”就是danger ! 如果直译成”生气离危险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原句的文字游戏就体现不出来了,也就没有达到翻译等值。所以在此种情况下译者便需要通过意译使目标语的翻译尽量贴近源语的文化背景及习惯以达到翻译等值。
翻译等值论主张,当我们无法在译文语言中找到与原文完全对等的表达时,我们只能寻求译文语言中能够起大致相同作用,亦即产生大致对等语用功能的形式传达出源语信息。我们都知道,修辞一般见诸于形式,表现为符号体系,修辞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被读者体认,复制的修辞风格自然应该能够为译文读者所体认,而要体认复制的风格,它就必须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这也正是语用修辞层达到翻译等值的具体表述。
比如白如雪(as white as snow) 无法被异域文化中的读者认同和理解时,就出现了奈达所谓的“零位信息”,这时如果还按照字面直译,译文则会变得毫无意义,也就不可能指望译文读者从译文中获得什么信息或者感受了,正所谓“意之不存,味将焉附”。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或许我们可以求助于译文读者所熟知的形象表达,如‘白如霜’(如果他知道‘霜’为何物的话) ;或者寻求译入语中最为近似的习惯表达,如‘白如白鹭毛’、‘白如蘑菇’等,尽管其来源不一样,但其引申意义和喻义也许是相同或相似的;或者我们还可借助想象,寻求“对等”的表达,如可译成‘白如食盐’、‘白如面粉’等等;如果根本就找不到这类近似的形象化表达,我们或许还可以选择放弃原文中的形象,采用直白的非形象化的说法。这一主张“借鉴了接受美学,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了接受者的需求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刘宓庆,1989) ,这样语用修辞层便达到了等值。
翻译等值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它的界定、价值和作用译界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因为它涉及到了翻译的本质、评判标准、翻译的实践原则等根本问题。因此,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翻译等值的内涵,从而确定科学的翻译标准,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提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翻译等值是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翻译过程中遵循等值原则,充分利用直译、意译等方法达到表层深层以及语用修辞层面的翻译等值使译文提供给读者的信息与原文的读者所接受的信息达到最近似的自然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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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论文正文]
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
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
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 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 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 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 一词。[1] 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 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
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
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 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
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 Foeignizing translation /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 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 Baker, 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linguistics
2. (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 (adaptation) / 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
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
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1] Schleiermacher 的原语是:The translatora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47,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Bring the reader to the original text’ would correspond to requiring him to
process the translation in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thus tries to
transport [the reader] to its location, which, in all reality, is foreign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219,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2] 黑体系作者所加。
[3] 在Mona Baker 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t bad translation)
2.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 translation)
[4] 不过,Gentzler 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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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指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某个知识领域里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成为体系。它是在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形成,随实践而发展。功能翻译理论是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功能翻译理论外语翻译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只有宏观的论述,缺乏方法论,操作性不强。本文简述了功能翻译理论,详细地探讨了该理论的理论基础,并用关联理论予以论证,丰富了它的内容。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consists only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s without concrete methodology and it can not be applied to practical translating.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ccount to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probes into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makes convincing exposition of it by using relevance theory so that it enriches its content.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基础理论;阐释
Key words: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basic theory; exposition
论文正文:
论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的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对原文作者的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值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一、 功能翻译理论简述
(一)、 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著,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简述如下:
1、 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 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一个或多个自然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翻译应该是在修辞功能等值的前提下,遵守“信、达、X”规范;文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不一样,X不一样。(张梅岗,《中国科技翻译》,1994,(3);刘重德,《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周笃宝,《中国翻译》,2000,(2))
2、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修辞形式等同和功能等值的一致性,修辞是手段,是形式;功能是修辞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是内容的总和。修辞包括概念段内和句内的修辞,即语言语境的修辞,也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用语境的修辞。(《科技英语修辞》,1998)换句话说,在概念段和句子中,语义、语法和语用三者合为一体表达修辞功能。
3、 功能是靠结构(structures)来体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四种符号元素(词、词标识、词序和语调)构成。语言结构(constructions)的认知图式与其他认知领域的认知图式类似,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构成语言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主题链,或称因果键。这条因果键是命题或语言事件构成的,也是它们的概念化的参考点。(《中国翻译》,1998,(5)此文已被美国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Culture收录,网上转载。)
4、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认知图式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作用,各种普遍结构和特殊结构的认知图式越具体、越丰富,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能力就越强,是译者形成图式文本的基础。
5、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是个斡旋推理过程,因果链是逻辑推理的基本结构,利用已知信息,对非语言要素(如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修辞功能进行判断,产生正确的推时结论。(《英汉功能翻译》,1999)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方法论
我们用修辞功能等值的原则来看待翻译和翻译研究,自然有正确理解原文、翻译表达的一整套与此相应的方法论。这是功能翻译理论最突出的地方。由于功能翻译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本文只能概括一些基本的、主要的方法加以研究。
1、概念段的主题认知法
首先,把原文文本划分成概念段,研究概念段的主题思想,找出连接标志,抓住概念段的因果链(《科技英语修辞》),把握语言的功能取向和对概念段整体内容的正确理解。
2、功能分类法
根据功能分类语言学(Functional Typological Linguistics)把英语分为五大类修辞功能:描述功能、陈述功能、定义功能、分类功能和指令功能,每大类功能又划分出若干小功能,然后与汉语进行分类功能对比研究,探索译的规律。例如,英语陈述功能(陈述部分)总是放在句首,而汉语则置于句末。(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2000,(5);《中国科技翻译》,1998,(1、4))
3、图式研究法
根据图式理论,研究和比较原语和目标语的各种结构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例如,英语的SVO句、SvoO句、SVOC句和被动句等各种句子的结构图式。与目标语的结构图式比较,研究发现它们的翻译规律和方法。(张梅岗:《中国翻译》,1994,(1、5);《英汉功能翻译》1999)值得指出的是,用认知理论去研究结构图式尤为重要。请看下面两句:
(1) The policeman caused Mary to die.
(2) The policeman forced Mary to die.
这两句的结构完全是一样,只有动词的语义不同,而第一句是符合逻辑的,是正确的,第二句不符合逻辑,因而不正确。从这种SVOC结构的认知图式看,主语总是表示原因的,OC表示结果,V主要起连接作用,使之构成符合语法的句子。Force是“逼迫”之义;既然policeman已经成为“Mary to die”的原因,何需再加“逼迫”。根据认知图式理论,必须对结构的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的内部结构和语义,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句子的功能。
4、积木切分法
形象地说,语言是由积木块和子句构成(张梅岗,1994;William Croft,1998),运用语言就是摆弄“积木”,因为子句一般而言离不开积木。积木包括名词、合成名词、名词性词组、名词化结构等。除了专有名词和具体名词,积木一般都有内部结构,而且,它们的内部结构都是句子。一个句子成分的表层,表示一个句子意义的深层内容,这对翻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译出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即内在意义。
5、事件切分法
语言是由事件构成的因果网络,根据认知的基本规律和语义原则,必须把事件从因果网
络中切分出来,使之概念化。切分的基本方法是研究事件的内部结构,即时间结构和因果结构。必须分析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中国翻译》,1998,(5))事件的切分非常复杂,是翻译过程理解和表达的关键。
6、逻辑推理法
逻辑学的研究有助于译者对所译段落真正意义的确定。一切句子的存在都有其先决条件,在句子模糊不清的地方,译者不得不确定其先决条件是什么。(纽马克)
语言是个因果网络,句子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任何一个句子都具有背景信息(已知信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求得未知信息,并符合逻辑地用目标语言表达。(《中国翻译》,1995,(6);1996,(1);《上海科技翻译》,1993,(1);《英汉功能翻译》1999)
7、概念转换法
原语言表达的概念转换成目标语言表达的概念,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这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一般而言,翻译不只是概念的正确转换,还必须涉及原语的修辞环境,作者的修辞意图,即修辞功能。但是作者的意图,或语用意义是在句子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受修辞的语言环境的影响。因此,翻译还必须考虑话语的动态意义。翻译单位的择定与所译的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原语的语码的概念意义,能表达充分的语境效果,即修辞功能,“积木”则成为概念的主要载体,一般目标语言有对等语,自然成为理想的翻译转换为单位,常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原语的语码意义不能充分表达语境效果,则必须考虑整个概念段的语言环境和修辞意图,以句子或称小句(罗选民)为翻译单位,一般用意译法。
8、直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原则下,语码的语义意义能产生等值的语境效果时,应“直说还它直说,比喻还它比喻,在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保留了言语上的差异。”(冯世刚,《翻译通讯》,1982,(2)保存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特色,“不妄解原文的字句”。即用符合译语规范和习惯和对等语再现原文的全部意义。有时,归宿语言中没有的,而表达功能所必需的,即使生搬硬套出发语的词语和句型也视为正法。例如:
(1) He walked at the head of the funeral procession, and every now and then wiped away his crocodile tears with a big handkerchief.
他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还不时用一条大手绢抹去他那鳄鱼泪。
这句译文把原文作者的修辞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猫哭老鼠”,体现得淋离尽致。
(2) 你不明白,给你说也是“对牛弹琴”。
You can’t comprehend it, If I explain it, that is “to play the harp to a bull”.
虽然英语中“throw pearls before swine”也有“对牛弹琴”之义,但它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达不到原语的修辞功能。
9、意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前提下,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没有保存言语上的特色,例如不保存原文的修辞形式和民族特色,词有增减、重复、词性和句型有转换、语序有颠倒、句子有拆、有合、正说和反说互变等译法,应该视为意译。我们把改换法(省略、借用等)、变通法(意译、意译加直译、全不译等)都归为意译。因为这些方法的本质是共同的,过细区分,实用性不大,没有必要。例如:
(1) Her mother’s pride in the girl’s appearance led her to step back.
她母亲看看她女儿,非常得意,所以特地倒退了几步。(张谷若译)
(2) 他又说,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农业科学研究、教育和技术推广、人才培训和智力开发。
The money in foreign currency, he added, should be used mainly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agricultur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10、 传统继承法
中国的翻译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算起,有一千七百多年。第一篇论翻译的文章是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悠久的翻译文化传统值得继承。怎样继承,值得研究。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从宏观上作了比较详细的探索,归根结底是围绕“信、达、雅”做文章。对翻译的论述,大多是文艺翻译家们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不乏真知灼见。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后人奉为译事的楷模,视为金科玉律。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分类语言学等对翻译理论产生根本性质的影响。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在翻译的文字表达上的论述非常精辟,而且有理论依据,即建立在对比语言学基础上。由于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传统翻译理论的许多翻译表达方法如增译、省译、重译、反译、拆句、合句等都是实用的。翻译包括两方面,“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傅雷)“领悟”更重要。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理解原语言的方法和理论没有系统地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在继承的同时,必须对传统翻译理论加以检讨,才能建立符合翻译规律的理论体系。(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周笃宝;2000,(2);《上海科技翻译》2000,(2))
近年来,笔者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功能翻译理论建立在现代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分类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逻辑思维学的基础上。
理论,是指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某个知识领域里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成为体系。它是在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形成,随实践而发展。功能翻译理论是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 功能翻译理论的认知
什么是功能?“功能就是意义”(胡壮麟《外国语》1998,(3))。意义是什么呢?根据系统语义学观点和概念语义学,意义就是命题的内容。词表达最基础的概念,词构成子句,子句表示命题。命题的集合,构成了话语,成为因果链(T.Givon,1998,美国俄勒冈大学)。由此可见,功能就是命题的内容,就是意义,就是修辞产生的目的;命题是形式,是手段。换句话说,功能是命题手段所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功能是由形式来体现的,“形式指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
“内容指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内在要素的全部意义”。李奇(G. leech)教授在《语义学》(semantics)(1983年第二版)第5章论述了翻译等值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完整地表达原文的交际值(communicative value),在第2章描述了译文和原文交际值等值的七个方面的意义: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含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感情意义(affective meaning)、附带意义(reflected meaning)、词的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第2-第6又叫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
翻译,做到这七个方面的等值,就是理想的译文。意义上等值的翻译,也就是功能等值的翻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王宗炎教授早在1981年就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在作用上最适当的译法,也就是在意义上最适当的译法,”“在功能上与原文不对路,从整体看来,就不见得忠实”。(王宗炎,1981)
“形式等同”、“功能等值”,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内容总是某种形式的内容,形式总是某种内容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的内容”。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形式是由修辞功能、修辞技巧、句型结构等构成的。其中决定因素是修辞功能,因为修辞功能决定修辞技巧、句型和句子结构,甚至许多语法现象也只能从修辞功能上才能得到解释。”(《论EST的功能翻译》,1994)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功能翻译理论把概念段的语义、语法和修辞紧密结合,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突出修辞功能的重要性,功能靠形式体现,靠结构体现。功能等值的翻译首先必须突出考虑概念段内的语言语境,然后从修辞功能的角度研究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因为修辞功能受词义、句子的语法结构和语用意义的支配。句子里每个词的义值由本句的上下文所决定。根据Van Dijk的宏观理论,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意义对概念段的功能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二)、 功能翻译理论的阐释
功能等值的翻译理论,我们用关联理论也可以得到正确的阐明和解释。建立在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基础上的关联理论是一种认知语用学理论,是从语用学相关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发展的。下面我们再用关联理论来论证功能翻译理论的正确性。
关联理论的定义:关联是命题(proposition)同语境(context)集合Cl-Cn之间的关系,关联是命题的基本特征,是命题对语境的关系。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语境的集合”就是指有明确主题的概念段,关联就是这个概念段的一条意链;第二,命题本身具有关联性,是这条意链上的一小段。这一思想与功能翻译理论关于具有明确主题意义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段为概念段,且有一条主题链的思想吻合。
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强调,任何一个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最佳关联。“交际行为”是什么?就是一个语言事件在时间结构上按内部时间展开,在因果结构上扫因果逻辑展开。我们可以说,事件具有最佳的关联性。而且功能翻译思想阐述了“积木”理论,认为“积木”是组装了的语言单位,即“积木”的内容结构是个子句,关联性最佳。
关联理论还认为,关联性之间与语境蕴含意义(context implication)相关联,认为语境蕴含意义不是命题本身的产物,而是命题与语境集合相结合而产生的含义。我们的“修辞功能等值”认为,交际功能涉及语义和语,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双方交际的参考事件是语义的范畴。交际双方根据语境情景调整各自的语言,符合语用意义。就书面语言而言,根据写作目的的要求,使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描述语言事件,达到预期写作意图,实现修辞功能。翻译让原文和译文在“修辞功能”上等值,除了语言语境之外,自然还必须考虑原语言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
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进行的特殊交际形式,只要交际一方的意图为另一方所认识和理解,这就是翻译。关联理论下的翻译的“交际效度”的权重最大,其次是“信度”等其他要素。那么,“交际效度”是什么?就是交际功能,即修辞功能等值的权重最大。“因此,句法意义、修辞意义、句子的联想意义和语义学方面的意义都得服从修辞的功能意义。修辞功能的等值是最高的等值。”(《英汉功能翻译》,55页)
关联理论认为,关联与推理(inference)有着密切的关系,指出话语理解过程主要是个推理过程,其中关联判断(judgment of relevance)对于推理结论的形式起着重要作用。功能翻译理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并论证:语言是个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因果主题链。阐明怎样抓住这条链,进行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参见《因果链的研究与翻译》,《中国翻译》1998,(5);《科技英语修辞》,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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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语翻译论文:重新认识翻译理论的作用。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重新认识翻译理论的作用—对奈达翻译思想转变的反思
摘要:奈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他本人最近宣布“我的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奈达学术观点的这一变化无疑会给我们目前译学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将着重从翻译理论的作用、翻译标准及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三个角度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转变加以分析;重新阐述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及翻译理论的意义。
Abstract: Nida’s ideas on trans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His recent statement-”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will sure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reasons for Nida’s change of views on translation. It will also giv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研究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practice; descriptive study
论文正文: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
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
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
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 (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
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1. 对翻译理论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分析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 屡次强调单一的翻译准则
奈达最初的研究认为,翻译研究应“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谭载喜,1983:51)。通过描写得出的原则本身就应是开放性的。而非规范性。但在《笔谈中,奈达却一再认为别人所说的准则都是规范性的,如他说“……大多数专业译者屡屡违反理论家们定下的许多规矩……”、“……非严格遵守不可的规矩。”显然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翻译准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翻译标准本身的描写性质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描写现象范围的限制,用描写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教育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谭载喜,1991:273)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因此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奎因,参见郭建中,2000:90-98)。杨晓荣教授主张的“条件论”就是通过对翻译标准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她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文章翻译标准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每一条标准都应有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目前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其实如果将各自所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许多争论就会不攻自破。
3. 过多强调和依赖语言学的作用
《笔谈》中他讲道,“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语言学,其实不然。”首先笔者不清楚奈达先生说的“翻译好”指的是“翻译理论好”还是“翻译实践好”。不过不管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首先认识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凭语言学知识去搞翻译研究是不行的。
“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除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达从描写语言学研究转到交际理论,再到社会符号学研究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识到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局限性,所以变换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笔谈》中他仍认为其他人从事翻译理论研究非常依赖于语言学知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提出的阐释学、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多元系统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做出了较为科学、客观地分析。这足以证明人们研究翻译理论不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
1. 正确认识翻译学的结构框架及翻译理论在其中的位置
众多研究翻译学的学者几乎都谈过对其框架结构的构想。如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个部分;金堤提出的翻译学分为翻译学基础理论、翻译学本体理论、翻译学专项研究和翻译技巧研究;杨自俭主张的翻译学包含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刘宓庆的译学构想框架中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部分。范守义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用技巧”和“多视角研究”构成。威尔斯提出译学应由“普通翻译学、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描写翻译学和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翻译学”构成。(谭载喜,1991:283)再加上霍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位学者在构想译学框架时,虽然用的术语不一致,但无一例外地将理论与应用部分划分开来。
在他们看来,理论是整个结构的核心部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远离实践部分;而具体指导实践活动的属于应用部分(或是应用翻译学、翻译工程、外部系统、应用技巧、应用翻译理论)。杨自俭(2000)说过,“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应用界限模糊,常常有人将理论与应用混淆起来,看不到理论的作用,进而引出“理论无用论”的说法。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理论的抽象概括还差得很多。霍姆斯也说过,“翻译研究各分支之间缺少一个清晰的界线是阻碍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Weissbrod,1998)杨自俭(2000)说,“理论核心抽象度高,独立性强,是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为早日建成翻译学,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描写与研究。
2.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为形象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先画一个简图:
翻译实践部分
应用翻
译理论
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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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即在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理论,其中有的理论是可以直接描述并且可以通过训练习得,而有的理论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著名的翻译理论有:严复的“信达雅”、克里斯蒂娜·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ism)”、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等著名的翻译理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研究全文如下:
近年来,保定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与此同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保定企业的国际贸易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对外宣传材料的准确翻译可以为企业和产品赢得良好声誉,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的外宣翻译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外宣翻译是指企业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企业外宣材料包括凭借多种媒介,为企业和商家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各种资料。本文主要探讨保定企业外宣材料中的企业简介、产品介绍等文字资料的英译问题。
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该理论以目的论为核心,强调翻译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发生的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根据该理论,翻译行为应遵循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翻译的最高原则,它意味着翻译方法应由翻译目的决定,译者应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确定翻译策略。连贯性原则是指语内连贯,即译文须在目的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意义清晰,从而让接受者更好地理解。忠实性原则是指译文与原文间语际连贯,即译文应忠实于原文。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都从属于目的性原则。由此可见,功能翻译理论提高了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地位,突出了翻译在语言、文化、语用等层面的对等。
企业外宣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诱导型”文本的翻译行为,其预期的核心是“唤起读者的特定反应,诱发读者的特定行动”,负有传递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功能以及唤起目的语读者消费欲望的感染功能。在企业外宣翻译中,翻译策略和方法由其外宣材料英译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来决定,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对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笔者对保定部分大型企业的英文网业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分析,发现企业对外宣翻译的重视程度不一,总体翻译质量较好,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遣词造句方面
企业的英文网页中还存在诸如拼写、选词、句法、表意不清等语言错误。这些错误使得句子不够通顺,表达不够清楚,使得译文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效果。企业的英文翻译中如 果出现较多的语言错误,会使企业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中式英语的存在也给目的语读者在理解上造成了很大障碍。
如:(1)A series of ne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be used from emulsion-making to coating.(2)It will be built in three phases and planned completion in Aug.2015.(3)Good service could create valu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m the customer of high level.
2.信息处理方面
在信息处理上,有的译文没有充分考虑到目的语接收者的心理预期,对原文的相关信息没有进行适当调整、删减或补充,出现了逐字逐句的“死译”。信息处理方面的语用失误忽视了译文使用的语境,使译文起不到应有的宣传作用。
如着眼于今天的市场竞争特点,乐凯已从科研生产企业转变为高科技服务型企业,经营定位的提升赋予了乐凯和乐凯人新的价值。
With a view to the market competition today,Lucky has fin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high tech manufacturer to a high tech server. The enhancement of positioning of company granted Lucky new value.
因为英语国家的人关注的是企业的定位转型,译文中最后一句提供的信息对目的语接收者而言意义不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经营定位的提升赋予了乐凯和乐凯人新的价值”可省去不译。
3.文化交际方面
有些翻译过多强调中英企业外宣材料的对等和忠实,没充分考虑到中国和英语国家间在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英语的表达方式直接,往往开门见山,而中文的表达方式较为含蓄,且先说事实后做结论;英语国家在表达时喜欢提供实实在在的信息和实质性描述,而中国人喜欢用四字成语、平行结构、修饰词等表达情感,且多重复。如果译者不考虑这些差异,仅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译文似乎很难达到其预期的宣传目的。
如“服务为本”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乐凯人在市场经济中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奉献为先”是一种服务的精神,他要求乐凯人识大体、顾大局,为乐凯事业的长远发展勇于奉献自我。
以“服务”作为立足市场的根本,以“奉献”作为奉献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乐凯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团队。
“Service Oriented” is a brand new value,it shows Lucky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the customers; “Dedicated Prioritized” is kind of spirit to service the customers. It requires Lucky peopl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ucky and to be mindful of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Taking “Service” as a foothold in the market,“dedication” as the work guidelines,Lucky will be an invincible team in market competition.
这两段译文中,译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中西方国家在文化、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方面的差异,将中文内容甚至语言结构模式都几乎“一一对应”地进行了对等翻译。
4.时效方面
外宣翻译可以帮助国外客户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动态,因此时效性很强,但有的企业英文宣传网页内容更新不及时。
企业外宣翻译对于宣传企业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唤起目的语读者的消费欲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根据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现状,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笔者从以下两个层面探讨企业外宣翻译策略:
首先,非语言层面上,译者应努力提高其自身素养和业务水平,尽可能避免词汇、语句组织及中式英语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因为企业外宣翻译具有信息功能和感染功能,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中文源语文本的意图及译文读者的理解力和心理预期,注意分析中国和英语国家间在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其次,语言层面上,译者可以根据翻译需要及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将汉语文本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和组合,在语句组织上应遵从英语国家企业宣传材料的语言表达习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企业外宣翻译目的,译者可以灵活采用以下策略:
1.增译法
为了确保企业外宣翻译能真实有效地向目的语读者传递相关信息,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实际需求。中文宣传材料中的某些词语对国内读者而言比较熟悉,而对英语国家的人而言却很陌生,甚至不知所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有必要增加内容对该词语进行背景方面的补充说明或解释。
2.删译法
中西方国家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有很大差异。英文宣传材料行文流畅、语言简洁,注重有效信息的传递;汉语宣传材料为了烘托宣传效果,唤起读者的消费欲望,会用很多修饰语,且多重复,而这些语句似乎没有包含太多有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这些没有提供有效信息的词语或语句删去不译。
3.重组法
中英文在语句组织方式方面有很大差异。中文语句间的组织以意合为主,缺少从属连接成分,英文往往是直线式,一个主句加上多个从属句,结构上较为严谨。此外,英文企业宣传材料多使用主动句,而中文宣传材料中被动句较多。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外宣材料时,有必要对语句顺序和句子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和组合。
企业外宣翻译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外宣效果。改善企业外宣翻译现状,提高企业外宣翻译效果,译者应努力提高其素养和水平。功能翻译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翻译理论的束缚,突出了翻译行为的目的性,为企业外宣翻译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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