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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后,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动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全球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前言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疑对我国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这使我国内部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方面本身固有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为此,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进而及时寻找出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这三方面上。所以,这里就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1.投资问题。拿投资来说,我国的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世纪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作为我们的产业重点的制造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出口受阻,其结果必是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的投资需求以政府公共投资及其派生的引致性投资为主,市场性投资需求仍然没有恢复,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在政府投资计划完成后,投资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回升的稳定性还存在一些不稳固的因素。可以说,这些使我国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了。
2.消费问题。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高低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医疗、教育、住房、商品物价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内消费的不足会使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目前在我们的制造业大国里,显然消费水平是不足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的老顾客们大大减少了对我们商品的进口,加之我们自身的消费又不足,这时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出来了,商品积压,生产萎缩,以至一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产能过剩带来的后果势必是资源消耗、贷款剧增,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下滑。可以说,在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大的内需对于我们能否抵抗住经济危机的波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在这方面必须加强重视程度。
3.出口问题。出口问题,它一定程度上牵涉了我国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没有掌握专利和技术,在人民币升值与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下我们并没有权利提高销售价格。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一来,我国制造业的出口量必定是锐减,我国制造业受到巨大打击。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产业制造业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是无法实现平稳发展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综合上述,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相互影响,导致我国经济无法实现平稳发展。所以,下面就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进行探索和思考,积极的尝试解决,以此来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稳定国内发展。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
1.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恢复我国经济元气。恶化的投资环境使大家都把钱紧紧握在手里,不敢拿出来投资了。这样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经济恢复元气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开辟其他的国际潜力市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广东就已经提出在粤澳港的区域基础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为我们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出口渠道。此外,政府直接出手扶持制造业,鼓励制造业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积极措施。
2.实现有力、公平的金融监管,使我国经济走向正常发展轨道。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大量的住房抵押债券在全世界泛滥。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离开严格的监管,各种违规现象就会发生,违规的操作一定会打破市场的平衡。所以,强化金融监管十分重要。我们要杜绝一切非法资金流动污染市场,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有需要的企业,这样我国经济才能正常发展。此外,也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金融信用体系,促进市场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并实现经济、人口、环境间的和谐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可持续力。
3.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是极为关键的。我们应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减少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这对于提高我们百姓的消费水平,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出口阻碍对我们制造业的打击也减轻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就会更加畅通、更加合理。另外,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还要提升产业结构。尤其是面对现在的状况,提升产业结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项策略主要针对我国的制造业。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保护好我们的专利,掌握定价权,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回升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此缓解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重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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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在广义上一般被定义为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危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生产和再生产发生困难、无法进行,经济运行处于混乱和衰退甚至萧条状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善
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大讨论中,人们经常说得一句话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国家可以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可以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如果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尤其是激活8亿农民的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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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的波动也逐渐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国内经济的格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善
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大讨论中,人们经常说得一句话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国家可以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可以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如果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尤其是激活8亿农民的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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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它的频繁发生对社会产生严重冲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危机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前言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疑对我国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这使我国内部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方面本身固有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为此,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进而及时寻找出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这三方面上。所以,这里就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1.投资问题。拿投资来说,我国的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世纪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作为我们的产业重点的制造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出口受阻,其结果必是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的投资需求以政府公共投资及其派生的引致性投资为主,市场性投资需求仍然没有恢复,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在政府投资计划完成后,投资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回升的稳定性还存在一些不稳固的因素。可以说,这些使我国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了。
2.消费问题。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高低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医疗、教育、住房、商品物价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内消费的不足会使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目前在我们的制造业大国里,显然消费水平是不足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的老顾客们大大减少了对我们商品的进口,加之我们自身的消费又不足,这时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出来了,商品积压,生产萎缩,以至一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产能过剩带来的后果势必是资源消耗、贷款剧增,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下滑。可以说,在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大的内需对于我们能否抵抗住经济危机的波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在这方面必须加强重视程度。
3.出口问题。出口问题,它一定程度上牵涉了我国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没有掌握专利和技术,在人民币升值与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下我们并没有权利提高销售价格。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一来,我国制造业的出口量必定是锐减,我国制造业受到巨大打击。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产业制造业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是无法实现平稳发展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综合上述,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相互影响,导致我国经济无法实现平稳发展。所以,下面就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进行探索和思考,积极的尝试解决,以此来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稳定国内发展。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
1.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恢复我国经济元气。恶化的投资环境使大家都把钱紧紧握在手里,不敢拿出来投资了。这样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经济恢复元气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开辟其他的国际潜力市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广东就已经提出在粤澳港的区域基础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为我们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出口渠道。此外,政府直接出手扶持制造业,鼓励制造业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积极措施。
2.实现有力、公平的金融监管,使我国经济走向正常发展轨道。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大量的住房抵押债券在全世界泛滥。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离开严格的监管,各种违规现象就会发生,违规的操作一定会打破市场的平衡。所以,强化金融监管十分重要。我们要杜绝一切非法资金流动污染市场,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有需要的企业,这样我国经济才能正常发展。此外,也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金融信用体系,促进市场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并实现经济、人口、环境间的和谐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可持续力。
3.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是极为关键的。我们应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减少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这对于提高我们百姓的消费水平,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出口阻碍对我们制造业的打击也减轻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就会更加畅通、更加合理。另外,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还要提升产业结构。尤其是面对现在的状况,提升产业结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项策略主要针对我国的制造业。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保护好我们的专利,掌握定价权,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回升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此缓解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重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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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在广义上一般被定义为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危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生产和再生产发生困难、无法进行,经济运行处于混乱和衰退甚至萧条状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危机大学生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善
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大讨论中,人们经常说得一句话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国家可以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可以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如果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尤其是激活8亿农民的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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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它的频繁发生对社会产生严重冲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危机毕业生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前言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疑对我国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这使我国内部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方面本身固有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为此,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进而及时寻找出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这三方面上。所以,这里就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1.投资问题。拿投资来说,我国的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世纪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作为我们的产业重点的制造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出口受阻,其结果必是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的投资需求以政府公共投资及其派生的引致性投资为主,市场性投资需求仍然没有恢复,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在政府投资计划完成后,投资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回升的稳定性还存在一些不稳固的因素。可以说,这些使我国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了。
2.消费问题。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高低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医疗、教育、住房、商品物价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内消费的不足会使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目前在我们的制造业大国里,显然消费水平是不足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的老顾客们大大减少了对我们商品的进口,加之我们自身的消费又不足,这时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出来了,商品积压,生产萎缩,以至一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产能过剩带来的后果势必是资源消耗、贷款剧增,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下滑。可以说,在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大的内需对于我们能否抵抗住经济危机的波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在这方面必须加强重视程度。
3.出口问题。出口问题,它一定程度上牵涉了我国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没有掌握专利和技术,在人民币升值与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下我们并没有权利提高销售价格。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一来,我国制造业的出口量必定是锐减,我国制造业受到巨大打击。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产业制造业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是无法实现平稳发展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综合上述,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相互影响,导致我国经济无法实现平稳发展。所以,下面就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进行探索和思考,积极的尝试解决,以此来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稳定国内发展。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
1.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恢复我国经济元气。恶化的投资环境使大家都把钱紧紧握在手里,不敢拿出来投资了。这样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经济恢复元气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开辟其他的国际潜力市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广东就已经提出在粤澳港的区域基础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为我们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出口渠道。此外,政府直接出手扶持制造业,鼓励制造业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积极措施。
2.实现有力、公平的金融监管,使我国经济走向正常发展轨道。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大量的住房抵押债券在全世界泛滥。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离开严格的监管,各种违规现象就会发生,违规的操作一定会打破市场的平衡。所以,强化金融监管十分重要。我们要杜绝一切非法资金流动污染市场,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有需要的企业,这样我国经济才能正常发展。此外,也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金融信用体系,促进市场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并实现经济、人口、环境间的和谐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可持续力。
3.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是极为关键的。我们应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减少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这对于提高我们百姓的消费水平,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出口阻碍对我们制造业的打击也减轻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就会更加畅通、更加合理。另外,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还要提升产业结构。尤其是面对现在的状况,提升产业结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项策略主要针对我国的制造业。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保护好我们的专利,掌握定价权,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回升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此缓解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重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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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至灭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其自身矛盾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结果。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中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和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实物的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最终找出其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和影响因素,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五、结语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就要用新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讲,还需要在现实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在现阶段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时代主题不断变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内部矛盾的发展,它终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并为新的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一、希法亭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阐述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开宗明义“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始于配第而至马克思达到其最高形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导致‘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讲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的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希法亭把垄断取代自由竞争和金融资本的形成看作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他通过对信用、股份公司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结合”的结论,垄断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也使资本变成金融资本,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因素。
信用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希法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想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部,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由此,它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银行仅仅是信用中介时,他只关心企业的暂时状况和支付能力,而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它们之间“就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银行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顺应企业的要求。
作为金融资本得以产生的重要杠杆之一的股份制度,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法亭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创业利润”的概念,对股份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股票在发行时通常标有一定的票面额,即股票的票面值,而票面值的总数一般表明投入股份公司生产活动的实际资本量。但是,股票在市场上出售时,它的价格总是围绕着票面值波动,而且往往是高于票面值。希法亭认为,那种高于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不是“欺诈”,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范畴”,即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股票两次资本化的产物,即股票继产业资本化之后又借贷资本化的结果。股票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但由于它是获得股息的凭证,所以便成为虚拟资本,也具有价值。假设交易所不存在,那么股票只是代表并等于实际投入的企业资本,是带来相当于平均利润的股息的虚拟产业资本,但由于交易所的存在,股票进一步成为可以通过出售而收回的虚拟借贷资本。
作为借贷资本,股票必须按平均利息率规律运动,即成为带来利息的资本。于是,原先按平均利润率规律运动时,股息中的企业主收入部分,便进一步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超过股票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即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由于这个差额通常由股份公司的创业者在发行股票时占有,表现为创业活动的盈利,所以叫作创业利润。但实际上,创业利润并不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利息,而是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这样一种特殊的虚拟资本。
希法亭进一步提出,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得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银行资本更积极地渗入工业企业,以占有企业股票的方式与产业资本发生资本的结合,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得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优势地位,往往不仅掌握了股票发行权,还垄断了新股份公司的创业活动。因此可以说,“金融资本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希法亭认为垄断的出现,加速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的进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集中,卡特尔化的本身也助长了银行的联合;卡特尔化也在银行和产业之间造成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他论述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企业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度上成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个规定为后来列宁制订科学的金融资本范畴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希法亭没有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基本的特征,对金融资本的阐述和定义也没有把垄断摆在首要地位。
摘 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从16世纪产生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世纪之久。尤其二战以后,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已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生存而且空前发展,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肯定其积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两个必然”的坚定认识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1]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私有规模不断壮大,社会化程度提高,他们的矛盾也会加深。这就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处于一种量的积累或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发展状态,这表明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指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结合是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又不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产的资本家,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市场上找到那些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回来,投入到生产中而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基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掩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掩盖下的内容和结果则是不平等交换。工人并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4]
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本质的弊端,但其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进步作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工业资本家战胜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过程,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上曾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会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第二,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消除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见解,确立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新观念,科学文化的光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黑暗时代。第三,资产阶级创立并开拓了国际市场,它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为了开拓世界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原料基地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抨击和谴责。但同时又辩证的看到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又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西方进步文明,尽管这对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第四,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造成了经济的集中,进而又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应该理性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社会形态都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成就必然为下一个社会形态所继承和借鉴,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后,要采取多种方式继承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物化的生产力,充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反映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一昧祛除。其中,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资产阶级用科学反对封建的迷信,并第一次引起了人类科学观念的更新,人类对客观世界产生了飞跃性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科学上的革命也引起了技术上的革命。另外,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共和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确实比封建专制度进步很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保留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
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后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具有明显加速度的发展的趋势。可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彻底用尽,那么我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很快灭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过快过慢的发生着变化,正如量变引起质变,这种改变最终会达到极限,旧的社会形态灭亡,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产生,资本主义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着生产关系,即当代资本主义正一步一步迈向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为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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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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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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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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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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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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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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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当中赔偿义务人(肇事者、保险公司)给予受害者的赔偿所包含的项目,主要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受害人因伤致残的,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交通事故引发的伤亡待遇问题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交通事故的涵义和特征,接着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问题进行了界定,主要讲述了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的认定及赔偿问题。并且提出了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待遇之间的差别,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交通事故赔偿的建议。
关键词:交通事故,赔偿,工伤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机动车造成的人身伤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及时有效地救济受害者,一些相应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应运而生。本文就处理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法律依据、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原则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一些分析与探讨,并提出完善我国交通事故的伤亡赔偿制度的建议,希望对明确和澄清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一些分歧和维漏能有所帮助。
2.1 交通事故的涵义
广义的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1]”。狭义的道路交通事故,是指与机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本文所称道路交通事故是指狭义的道路交通事故,即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运行的过程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事故。
2.2 交通事故的特征
根据交通事故的定义,交通事故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道路交通事故是机动车辆之间、机动车辆与机动车辆以外的其他道路使用人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
(二)道路交通事故是机动车辆在道路上发生的事故。
机动车辆只有在道路上发生的事故,才能构成道路交通事故。这里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公共道路和公共场所。
(三)道路交通事故是机动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机动车辆只有在运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故,才能构成道路交通事故。
(四)道路交通事故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事故。只有发生了损害后果,才能产生赔偿责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道路交通事故都能产生赔偿责任。只有在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了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赔偿责任。
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待遇进行探讨,首先要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进行明
确的定位,本文主要针对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待遇进行探讨。
关于交通事故中的工伤的认定问题,原劳动部《关于司机工伤认定问题的复
函》中规定,司机驾驶车辆执行本单位正常工作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本人伤亡的,应当认为是工伤;如果属于犯罪行为、自杀、自伤行为、酗酒行为所造成的或蓄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不要能够认定为工伤。
根据上述规定,要认定为工伤,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司机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第二,必须存在身体受到伤害的事实,这种伤害仅限于负伤、致残或死亡等物质性的人身权力所遭受的伤害;第三,司机受到的伤害必须是在工作范围相关的工作过程中或者与工作关系有关的情形下发生的;第四,司机的交通肇事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也不构成其他犯罪,而且交通事故也不是司机因自杀、酗酒原因造成的。
4.1 交通事故中的工伤赔偿
交通事故中造成工伤,就存在着工伤的赔偿问题。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肇事人因机动车发生事故而对他人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补偿对方损失的民事责任,该责任的实质是一种债务关系。
4.1.1 交通事故工伤赔偿的范围
1、人身损害赔偿
道路交通人身损害是对生命有机体的侵袭或者破坏,它直接引起肉体组织的破坏、生理机能的毁坏或者功能的紊乱,并可能同时造成被害人肉体痛苦或者心理痛苦。对此种损害的救济,首先是治疗和康复,因治疗、康复等支出费用的,则造成第二位的损害,即财产损失。因此,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中,人身损害赔偿实质上也是财产损失的赔偿 [2]。
2、财产损害赔偿
财产损害,是指侵权行为侵害财产权,使财产的客体遭到破坏,其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贬损、减少或者完全丧失,或者破坏了财产权人对财产权客体的支配关系,使财产权人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失,从而,导致权利人拥有的财产价值的减少和可得财产利益的丧失。财产上损害,是指一切财产上不利之变动,包括财产的积极减少和消极的不增加[3]。
3、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相对于财产损害而言,指没有直接财产内容或者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损害。对于交通事故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采定额化标准,一次性给付的赔偿方式。
交通事故引发的伤亡待遇问题探讨论文
4.1.2 交通事故工伤赔偿的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
全部赔偿原则指的是侵权行为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应当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就是赔偿以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
2、过失相抵原则
过失相抵,是在损害赔偿之债中,由于与有过失的成立,而减少加害人赔偿责任的规则。所谓“过失相抵”,并非指赔偿权利人之过失与赔偿义务人之过失相抵消,实质是就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过失两相较量,以定责任之有无及其范围,而非两者互相抵消。
3、损益相抵原则
损益相抵,亦称损益同销,是指赔偿权利人基于发生损害的同一原因受有利益者,应由损害额内扣除利益,而由赔偿义务人就差额予以赔偿的确定赔偿责任范围的规则。
4.2 交通事故中的赔偿与用人单位工伤待遇的区别
4.2.1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待遇区别
交通事故赔偿是指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4]。而工伤待遇是指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两者获得侵害赔偿和享受工伤待遇无论从法律关系、法律性质以及法律效益、立法趋势等都应归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不应混为一谈。因此,受侵害人应该获得工伤和交通事故的双重赔偿。
4.2.2交通事故和工伤双重赔偿的合理性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责任人为第三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是属于私法领域规定的赔偿。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也可以说,遭受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职工或者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向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和《条例》的规定,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请求权,补偿责任人是劳动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承担的是社会工伤保险责任,是属于公法领域规定的赔偿。一属公法领域,另一属私法领域,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因此,在因交通事故造成工伤后,《工伤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所以,工伤职工当然有权同时选择两种救济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2.3工伤待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也是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5]”。由此可见,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是国家法律强制规定,是社会保障机构或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是受害人基于劳动者的身份,依法所应享受的权利。如果职工发生事故并依法认定为工伤的,作为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保险待遇,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减少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
消灭道路交通事故不能拿行人开刀,更不能让行人与机动车去“博弈”,而只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完善道路交通状况,健全交通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强化机动车驾驶员的责任,提高行人自我保护意识,全社会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一)完善道路交通状况,提供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近年来,我国的道路交通设施及安全管理设施虽然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漏洞,构成道路交通安全问题隐患,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道路的原因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道路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路的设计不合理,路面状况差;二是安全标志设置不合理。
如何改善交通路面状况,怎样消除汽车在运行中因道路问题而带来的危险,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需要社会许多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而在我们改进过程中不妨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与技术。对于一些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应当上升到法律、法规的水平而加以规定。
(二)完善法律、法规,消除立法冲突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结束了以前行政法规超越法律的不合理现象,对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更加合理。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仍有很多地方规定不明确,需要完善。
有关保险理赔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未确定,所以在实际的诉讼中很多把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诉讼都以失败告终。正因为如此,有的受害人在肇事者无力赔偿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政府告上了法院。
《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的相关条款亦存在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存在着不少法律适用上的“漏洞”。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于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应当是赔偿在前,司法机关处理在后。而保险公司通常是根据公安机关处理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及调节协议或法院的调解、判决来确定理赔的金额,这样一来就成了司法机关处理在前,保险理赔在后,二者程序截然相反。再次,《保险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但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保险公司在承担第三者责任保险后,却无法向过错的第三者行使追偿权,这明显也是不合理的。
法律在赔偿范围、标准上规定的不同,显然导致了对受害人保护程度的不同,
从而反映了不同法律对受害人赔偿的不公。对于损害赔偿,我国合同法采取抽象概括的形式,仅仅提出了违约损害赔偿的原则和范围为直接财产损失和可预期利益的损失,且可预期利益损失尚受可预见规则的限制,没有具体规定赔偿范围项目,致使在违约人身损害赔偿方面,法院及仲裁机构依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裁决,导致同样的情形常常出现不同的裁决结果,受害人的人身权益往往得不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消灭道路交通事只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完善道路交通状况,健全交通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强化机动车驾驶员的责任,提高行人自我保护意识,全社会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综上所述,在交通事故中发生伤亡事件后,工伤职工在获得侵权责任人的赔偿后,仍有权依据《工伤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在此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相关规定,明确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在获得侵害人的赔偿后仍然有权享受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
[1] 宋友发.《中国侵权行为认定和赔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 曾世雄.《损害赔偿原理》,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19、
124-125页。
[3] 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661页。
[4] 蒋利玮.《道路交通事故索赔指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5] 梁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及归责原则》,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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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离不开邓演达本人的生活和革命实践。文章遵循其思想发展规律,以时间为序,认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考中国应该往哪里去,怎么样去的结果。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向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
他说:“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1 ]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2 ] 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大体可以作如下梳理:
一
第一阶段,自1895 年邓演达出生至1925 年底这30 年时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邓演达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特殊的家庭出身铸就了邓演达自小就有忠贞报国,不负先人遗愿的大志。
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会吟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首客家儿歌。他了解农民的疾苦,从小就与农民接触,对农民很有感情。“在鹿颈村周遭,有钱的地主与佃户是分区居住的,界线分明,穷人没有地位,亦没有生活保障,抬不起头做人,连住的地方都不可造次,备受歧视。年少的邓演达自小目睹人世间的这种不平等,心中便也就深藏有不平之气, 势必有一天, 要冲勇而去”[3 ]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二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
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去”[3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
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
[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
“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邓演达在1929 年6 月30 日和1929 年8 月8 日两封致丘哲的信中都谈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
他说“, 国内局势现在更加明白,只先有资本主义型的发展,才有可能,这个发展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中俄事件自然是蒋介石的一种俾斯麦式的策落,这个策落能否有效,要看日本的态度,多少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相当影响的。”[15 ]邓演达所推行的革命是要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在这一思想的统领下,邓演达于1929 年10 月发表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宣言中说到“没收一切官僚军阀政客及参加反革命的豪绅地主买办等的财产充公,废止一切厘金杂税,由人民会议重新规定合法税率”等目前行动纲领。
方述在《邓演达归国后的秘密生活》中谈到:邓演达在起草修改新组织的政治理论纲领时说,“发展国家资本,以储备社会主义之条件”,顺便说依据就是流传于国际国内的“政治主张”。我们从邓演达的书信著作中不难发现,尤其是在他参观考察了欧洲一些国家后认识到,以中国现实的条件不足以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忽视了这一点定然会延长中国的革命。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也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1930 年9 月1日邓演达在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系统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从此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以此为指导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四阶段,从1930 年9 月到1931 年11 月邓演达遇害,这是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邓演达从各个方面和在各个不同场合宣传他的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更好地、尽快地实现这一主张。这是中国革命赋予他的使命。
1930年9 月1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到哪里去?》的结尾喊道“立即实现‘耕者有其田’! 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16 ] 1930 年9 月15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中写道,“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由人民行使政权;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 要有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对内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问题彻底的解决,与发展国民经济。”[17 ]在说明中国将来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时,邓演达指出,“他一方面是否定紧束而支离的封建经济,一方面又要转到一个新的集体的国家经济, 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去”[18 ] 。
很显然这个新的国家经济就是邓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邓演达在不断证明不断找寻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行得通的,他一次又一次分析中国局势,用他的话说“, 现在的中国局势,已显明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19 ] 。1931年在他自己所著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里呼吁:“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 解决耕地问题! 发展国家资本!”[20 ]从
一定意义上说,邓演达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合理分析国际局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思考的产物。1931 年在他的《现实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里解释道“, 国民经济———或国家经济———的继续发展及‘合理化’,为欧美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循依的道途;特别是落后的东方国家及其他农业国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国家,更因为国民生活要求底昂进,必然会从今后形成提高各国国民经济底机能与活力,以参加及提高国际的经济生活。
因此国民经济,还是最近将来的经济生活底核心”[21 ] 。可以判断,这里的国民经济、国家经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为了解决中国问题,邓演达努力探索,不断深化思考自己已有的想法:由国民会议行使权力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按耕地农有的原则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抓紧制定经济政策发展经济;还探讨了中国发展领域内的市场问题。邓演达说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改造小农经济,清厘除治高利贷经济,有限制地发展私人工商业,实现土地社会化。
这些内容可以从1931 年6 月25 日邓演达的《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中得到答案。被捕入狱后的邓演达仍没有忘记和狱友交流有关学习、生活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当然也在继续着他的相关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反过来又为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土壤。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经济思想行为和政治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而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入和建树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与指导意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我们从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总之,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和其政治革命活动紧密相连,随着邓演达对中国革命逐渐深入的认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主张和观点已基本确立。
[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57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 页.
[3] 谭元亨, 李景秋. 邓演达[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 页.
[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 页.
[5]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 页.
[6]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 —14 页.
[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 页.
[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6 页.
[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80 页.
[10]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 页.
[11]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 页.
[12]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页.
[13]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 98页.
[1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34 页.
[15]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9 ,132 页.
[16]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67 页.
[1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3 ,375 页.
[1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9 页.
[1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26 页.
[20]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9 页.
[2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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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真心诚意要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就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向“资本”拥有者全面倾斜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必须摆脱专制体制向权力倾斜,以权谋私,专制弄权的黑暗。中国可以强化和进一步规范人大和政协的参政,立法,审议政府计划和预算的议会职能,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定期改选的常任职务。通过立法保障和明确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和区别,使当选代表能够尽职,尽责。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贬值和借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贬值和借鉴
民主选举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即使制定了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规,如果执政当局没有经过全体选民公开,公平,自由投票选举的认可和授权,它就不具有治理国家和代表选民的合法性。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地球村的共识。然而,如何组织选民的投票选举?却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极易被国内外各种势力操控,被各种突发事件误导,被经济利益交换,甚至被恶言诽谤,流言蜚语的负面宣战策略,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和悲情作秀干扰的过程。
政治宣言的冠冕堂皇,无法掩饰政客们台下政治交易和经济利益搏弈时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和穷凶极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本身就是立足于金钱万能,权贵政治和精英治国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当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普世价值时,在一连串老牌和新转型的所谓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总统和负责人选举活动中,却赤裸裸地上演了金钱政治,意识形态议题炒作,负面选举攻坚战,利用和制造突发事件影响中间选民,外国势力干预和幕后操盘,买通和煽动民众以选举不公为名,不顾法纪包围政府搞抢班夺权等等手段,使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泄了底,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贬值。
从中国台湾民进党政客所打的以意识形态挂帅,撕裂族群,鼓动民粹,戴红帽子,打黑棍子的负面选战策略,到疑云重重的319枪击案,两颗子弹助选,使民主选举蒙尘。美国破记录的重金出击总统选举,轻政治和经济业绩和施政理念,重个人好恶和意识形态,____原教势力的抬头,利用意识形态分裂选民,不择手段的负面选战,使美国的民主政治楷模光环尽失。
再到乌克兰总统选举,反对派发动支持者包围政府,强行私自宣誓就职总统大位的所谓“橘色革命”政变闹剧和难辨真假的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中毒”事件炒作。有美国和欧盟的撑腰和“中毒”事件赢得的同情分,尤先科在总统重选中获胜是可以预计的。尤先科如果再次失败,事情就没有个完。现在,原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拒绝承认失败。如果俄国强硬一些,亚努科维奇也来一个依法泡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场乌克兰的大选还有得闹的。
根据《联合早报》2004年12月11日转载《千龙新闻网》报道,美国小布什政府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65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自称是在全球构筑民主体制项目,宣称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金通过卡内基财团等组织提供给乌克兰政党,并承认其中部分钱被用来培训那些反对亲俄政府候选人的组织或个人),使外国势力委派特工潜入,金钱收买和幕后操控一个国家的“民主选举”的所谓“民主输出”丑陋伎俩,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加上先前发生的格鲁吉亚的所谓“天鹅绒革命”,使人们不得不认清,美国政府的“民主输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冷战思维的继续。人们必须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对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所在。
本人曾经在许多篇文章中强调过,代表了工业社会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相对于代表了农业社会文明的专制体制的优越性。简而言之,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条:
(1)采用依法治国,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取代了专制体制由家天下,统治集团高度集权,专制弄权,奴役百姓的人治社会和封建体制。政府,议会和司法都在媒体的监督下各司其职,提高了操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缓和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
(2)采用尊重人权和让选民行使公民权力的民主选举方式,取代了在专制体制下统治执政权力的世袭制和统治集团内部的黑箱作业,私下传授和交易的独裁专制。各级政府首脑和议员都必须经过选民一人一票的公开选举产生,获得合法授权。
(3)采用公开竞选各级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开启了公开,合法,可以各述政见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斗争场所,规范统治权力按照选举结果和平移交的方式,终止了农业社会阶级之间的暴力抗争,不得不发动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来达到推翻封建皇朝,实现轮回更替的血腥方式。
(4)采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不同利益社团代表和不同政见者取得表达政见和发泄不满情绪的合法管道,达到凝聚社会正义和公信力的文明方式,取代了在专制体制下言论管制,压制不同政见,有权就有一切,无法无天的野蛮统治。
然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同时存在着以下四点显而易见的重大缺陷和问题:
(1)从最早期原始资本的掠夺性积累,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到推行炮舰政策,用武力疯狂掠夺世界资源和抢占世界市场,到处建立起殖民地,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再到利用资本输出,建立跨国公司,世界性的垄断企业和财团,保持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因此,资本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虽然经过最近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节和不断改良,资本拥有者及其代表人物逐渐收敛起了他们的狰狞面目,换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和伪善面目,然而并没有改变了他们的凶残本质和磨灭了他们的贪婪本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说到底只是一种立足于金钱万能,权贵政治和精英治国,有利于巩固其既得利益分配格局基础之上的“有限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包括所有政府的规划和决策,议会的立法和决议,以及法律,甚至媒体,全部都不得不跪倒在资本面前,利益向资本的所有者倾斜。
(2)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离,分权制衡造成了权力的多中心。
随着权力的此消彼长,相互牵制,推诿,使得行政效率低下。正如杜鲁门曾经很讽刺地说过,政府有效率之日,就是政府独裁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希特勒政府和日本天皇名下的日本政府,为了争夺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国家利益”,走向了法西斯独裁和军国主义就是前车之鉴。已经连任了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有共和党已经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后援,如果继续以“战时总统”为幌子,努力扩大总统权限,利用宗教情绪,鼓吹“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煽动民粹,实行单边主义,变本加利地扩充军备,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美国走向独裁和军国主义之日也将为期不远了。
(3)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比金钱,比家世,比人脉,比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关系和比背后交易手段的嘉年华会,只是一种圈内人的游戏。选民一人一票的选择权只是当各参选政党,财团和利益集团确定了他们的代言人,圈定人选后的无奈选择。因此,金钱政治虽然要比黑箱政治好看,亮丽得多,但是两者均非民主政治的本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只是走向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已。
(4)资本主义的选举过程很容易受选举操盘手所操控,被舆论造势和突发事件所误导,被流氓政客的贿选和煽动民粹所左右,被外国势力公开和秘密的干预,金钱收买而变质,失去了由选民自主决定,自由选择其代表人物的民主选举本意。如当年的德国,希特勒就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靠煽动民粹和制造国会纵火案,误导选民而上台的。近一年来所见识到的中国台湾“”式的“民主选举”,美国式重金,重意识形态和负面的总统大选和最近发生的乌克兰总统选举“橘色革命”政变闹剧,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选举案例,至少有以下六点是可以考虑被作为在中国开展民主选举所借鉴的:
(1)商定议会席次代表的公平分配。
如果是真心诚意要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就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向“资本”拥有者全面倾斜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必须摆脱专制体制向权力倾斜,以权谋私,专制弄权的黑暗。中国可以强化和进一步规范人大和政协的参政,立法,审议政府计划和预算的议会职能,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定期改选的常任职务。通过立法保障和明确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和区别,使当选代表能够尽职,尽责。
政协如果作为一个比人大更偏重于政治协商,技术操作和法律层面把关的机构,政协委员需要附带比人民代表更高的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平要求。作为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该支持社会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各种群众社团的形成和开展活动。在工会,农会,商会,各种社团和政党能够依法注册成立,独立地开展正常活动的前提下,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需要按照不同时期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话语权和制衡表决权的相对平衡,通过协商实行地区,行业和民族的公平配额制。
(2)规范候选人的提名和被确认过程。
议员候选人的提名必须要达到不低于法定当选人必须选票数额的一定百分比,由选民签名(附上身份证号码)推荐提名。推荐提名的花名册由计算机存档,交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审核。国家主席候选人由代表相当数量选民的各政党单独,或社团联合提名推荐产生。候选人的被确认过程,由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审查其履历,推荐政党和社团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和推荐人提名的花名册有否弄虚作假?通过公安部门审查候选人有否犯罪记录?经征求选举法律顾问小组的意见,审核反对者所揭发和举报候选人的问题性质和是否违法?随后作出裁决,确认其候选人资格,或撤销其候选人资格。
(3)规范竞选纲领和施政方案的公共政策和民生议题范围。
通过立法禁止人身攻击的负面竞选和煽动民粹,分裂族群的造势活动。凡蓄意采用,或客观上严重影响选情(由前后民调急剧变化判断)的各种突发事件和制造意外事端者,经法律顾问小组鉴定,选举委员会裁决,选举将被中止推迟,或该候选人将被中止参选,或剥夺候选人资格。
(4)选举经费控制。
要摆脱资本主义民主选举过程中,受到财团和利益集团直接和间接掌控的金钱政治,利益交换和杜绝贿选。所有涉及选举的经费,包括政府财政的选举费用拨款,个人和商团的捐款,必须统一由中立的选举委员会管理,经营,协调和公平使用。由选举委员会设制临时的选举电视频道,编辑选举专刊,号外特刊和其他宣传印刷材料,确定选举专用集会,宣传,造势,拜票的场地和路线。违规和违法者将被剥夺候选人资格,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5)统一和规范选举过程。
参照以往惯例,由选举委员会与候选人协商安排竞选过程,包括制作介绍候选人的电视录像,公平分配各种竞选电视广告时间,等量分配平面媒体宣传材料费用和现场直播政策辩论节目,通过抽签,轮流,提供公平,机会对等的选举集会,造势,拜票和宣传活动。严格禁止外国势力以任何形式公开和秘密地干预选举,若经查证,有确凿证据显示某候选人与国外势力勾结,私自接受包括竞选策略指导,金钱和内外呼应的政治和舆论支持在内的各种援助。经法律顾问小组鉴定,选举委员会裁决,该候选人将被剥夺参选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6)统一规范媒体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准则。
在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大前提下,在选举过程中要求媒体工作者自律,守法,自觉遵守媒体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准则。媒体报道选举新闻要遵照选举委员会的统一规范,遵守对所有候选人公平和对等的原则。为了避免和纠正资本主义民主选举中,候选人普遍被负面攻击得灰头土脸的现象,可以考虑由选举委员会对候选人的负面新闻适当控制的做法,即规定负面新闻经媒体的调查和证实后,只允许在提名过程中,候选人资格被选举委员会正式确认之前报道。
候选人资格一旦被确定,媒体过后如果再获得对候选人的检举和揭发材料,就不得公开报道,并有义务提供给选举委员会继续作调查,审核和裁决候选人资格所需。媒体将在选举委员会法律顾问小组和监察部门依法监督下,不做负面选举的推手,不做分裂族群,煽动民粹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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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业监管缺失乱象:未来中国速递业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但无论怎样,在新的市场环境下, 邮政依靠政府保护、规范市场的行为将不复存在,它必须和其他企业一样都要在 WTO 的框架下进行公平竞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夺命快递引发的快递业监管缺失乱象剖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前我国快递业发展迅速,快递行业不仅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也成为了电子商务实物配送的主要途径,但快递业存在速度慢、服务质量低、索赔难等问题。文中通过对夺命快递事件的回顾,研究了快递业的各种乱象,提出了加强政府监管,引导企业注重可持续发展、引入快递专业人才等办法来提高快递业整体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关键词】快递;监管;缺失;管理。
2013 年 11 月 28 日,山东潍坊居民刘兴亮在收到网购的一双鞋子几小时后出现了呕吐、腹痛等症状,29 日抢救无效死亡,据医院诊断,刘先生死于有毒化学液体氟乙酸甲酯中毒。经刑警大队鉴定,认为死因是由于网购的鞋子包装袋上含有氟乙酸甲酯这种致命的毒物。而在这起事件中,负责快递的物流公司是圆通公司,其加盟网点,湖北沙洋运通物流有限公司因违规快递的有毒化学品氟乙酸甲酯泄漏,导致物流过程中 9 人中毒,1 人死亡!“夺命快递”不亚于快递业的一次强地震,以生命的代价给整个快递业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随着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快递业随之增长迅猛。最近 5年我国快递业年均增长率高达 27%,市场规模已经排名世界第三,但在快递业务增长迅猛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出现了许多问题。在 2012 年底发布的国内首份《网购快递满意度监测》也显示,目前网购快递的服务整体满意度仅为39.8%。2013 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投诉排行榜上,网络购物和快递分列前两位,国内快递业由于缺乏监管乱象丛生。
2.1 客户私人信息泄露。
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快递客户的包裹都是由快递员亲自上门揽收与派送的。快递客户的信息填写较为详细,快递公司或快递人员掌握大量消费者个人信息,为了经济利益,出现快递单号泄漏的现象不乏少数[1]
。近年来,媒体不止一次曝光过包括申通、圆通、中通在内的多家快递公司单号被泄露且非法出售的事件,此类事件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个人安全,此外,由于信息泄露导致骗子利用这些信息诈骗消费者的情况时有发生。
2.2 快递人员良莠不齐。
当前我国从事快递业的人员中,70%都只有初中文化,快递人员受教育程度偏低,员工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动性较大,企业没有对员工进行专业培训也不愿意投入资金建立专门的培训机制。目前快递企业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缺乏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愿花费成本引入高素质人才。快递人员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而企业对于快递人员的待遇偏低,员工无法建立归宿感。
2.3 快递操作不规范。
在快递操作中,时常出现野蛮装卸和暴力分拣的现象,车辆运送来的各类包裹,在卸车的时候经常被随意抛扔。如果不是航空邮件,不会有任何安检和抽检,就直接卸到传送带上。曾有记者暗访发现在申通深圳分公司的操作现场,分拣工人会时不时从传送带上跨过,快件甚至被工人从传输线上跳下来时踩瘪,分拣工人们还经常会互相扔着邮件打闹。
客户物品丢失损坏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至,一些快递公司工作人员私自把一些由于标签脱落或外包装损坏的包裹变卖,还有监守自盗的情况发生在各个快递公司[2]。
2.4 快递物品检验不严格。
目前对于个人或者单位寄送物品的检验,基本上都是通过接收货物的快递员来完成,大多数快递员仅凭肉眼查看或者口头简单提醒运送方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初检工作,还有的快递员甚至看都不看寄送的物品,直接接收。物品到达临时仓库后,快递公司极少使用专门设备进行检验,导致我国今年来屡次发生快递伤人事件,尤其以 2013 年圆通的夺命快递事件影响最大,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企业形象一落千丈。
2.5 保障理赔机制缺乏。
快递乱象,源于法律制度的滞后。2008 年我国颁布了《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办法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需要,如今快递行业默认的理赔机制是:如果投诉人没有保价,快递公司就以该公司快递费3~8倍的标准赔偿投诉人,而这笔费用通常与货物的本身价值相差甚远。通常,受到损失的消费者都对此类处理结果非常不满意[3]。消费者在遇到快递物品发生货损货差情况后,索赔过程既漫长而又困难重重,快递方会百般推诿,经常到最后不了了之,消费者虽不甘却有无可奈何,只能默认。
2.6 企业管理混乱。
我国快递大多是民营企业,除了顺丰外,其余快递公司如圆通、中通等为了扩大规模大多采取加盟形式,总部对各加盟公司的管理控制力度较小,加盟体系相当于无数个利益体,总部的协调和管控能力都不够完善。总部只能称得上是一个松散的管理机构,主要根据运单的数量向地方网点和加盟商收取费用,对于旗下加盟商以及快递员及其服务的监管,更是有心无力。
我国快递行业如今乱象丛生,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
首先缺乏明确的立法。我国 2008 年颁布了快递管理办法,但是关于诸多细则并没有在该办法中予以体现。2013 年颁布新的管理办法后,有效的补充完善了 2008 年的不足,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新的问题,无法让快递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有法可依。其次,立法的执行力度差。虽然国家有明确的法律来约束快递行业的不规范行为,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众多企业不按照规定来执行的现象,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导致快递行业事故频出。有法可依变成了有法不依!再次,监管缺失。快递业存在的严重问题是谁来对其进行监管,如何有效监管,而不是发生问题后各部门互相推诿,最终损害的都是消费者的利益!当前已经有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快递业,可是谁来监督法律的具体执行,谁来有效监控快递业务过程?快递业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4.1 完善快递监管。
①各省市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或部门对各快递公司进行业务监管。此工作应该由专门的部门和专人负责完成,监管范围涉及到快递公司成立,具体业务操作,送达后的索赔等方面。可以实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查,一旦发现有违规现象,即按照相关条例进行严肃整顿处理,并及时在行业内通报。如有发生人员伤亡等严重事故,应该立即取消该公司的营运资格并向社会公众通报。政府要提高快递公司的准入门槛,坚决避免几辆车、几个临时人员就组建快递公司的现象发生。
②企业应该购置专业的检验设备,由专人负责检验快递物品的安全性。快递员在上门取件时应该及时对客户所寄送的物品进行初次检验,若发现违规物品应坚决拒绝,坚决杜绝为了牟利而寄送危险品和违寄品。快件到达公司后再由专人专门设备进行二次检验,若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物品予以退回并追查寄件人责任。企业也可以采用视频的方法来对操作过程进行监控,并可以不定期向公众开放,让消费者也参与监督,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信心。
③对寄件方实行管理。除了政府和企业加强监管之外,公安部门还要针对寄件方实行寄送物品的严格管理,对于寄件方应该实行实名登记制,以备查验和进行后续相关事件的处理。这将会对一些明知违规却仍然寄送危险品禁运品的个人或单位产生震慑!
4.2 统一快递行业服务标准。
快递业要成立行业协会,统一该行业的服务标准。这个标准包括,快递具体业务流程操作,从取件、填单、入库、派件等一系列流程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化的操作规范。企业建立专门培训机制,对员工进行专业培训,从言行举止等各个方面都进行认真细致的训练。行业协会可以对每家快递公司从各方面进行考核并进行评级,评级后向社会公布,以供大家选择参考。这对于快递公司来说是一种有效震慑,评级结果直接影响到企业形象,也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业务量。
4.3 培养专业快递人才。
当前各高校均开设了物流管理专业,企业可以建立校企合作机制,与相关高校成立订单培养的模式,专门为企业培养和输送快递人才。可以采取在校内由企业投入资源建立快递平台,设立企业快递班,把订单班和校中厂的形式相结合,既为学校培养人才,又为企业自身培养高素质工作人员,如此一来极大地刺激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企业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
4.4 健全快递法律法规。
我国快递业已有 30 多年的发展历史,产业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2013 年 3 月 1 日我国开始废除 2008 年出台的快递法规,实施新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了许多以前没有涉及到的快递细则,诸如野蛮分拣、无着包裹的处理、无报价货物的处理、货损的处理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4]!但是该办法的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政府要加强法律监管,企业要自觉遵守法规的要求,真正将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政府还应该针对快递从业人员、快递理赔等方面也出台更细的法规,才能让快递业有法可依,促进快递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4.5 加强企业管理。
快递企业内部改革势在必行。企业要加大直营比例,改变原有的混乱加盟商体制,从经济、业务流程、理赔机制等各方面对直营公司进行统一有序的规范管理。同时,企业要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加强软硬件方面的资金投入和建设,加强信息化技术水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武装企业。企业还要具备应对 “爆仓”、“货物丢失”、“物品损坏”的应急方案,积极拓展业务的发展[5]。
[1] 钱莹.电子商务背景下快递业的信息泄漏问题及对策探究[J].电子技术研发,2013,(7):27-29.
[2] 张伟龙.快递公司乱象凸显监管缺位[J]. 中国质量万里行,2013,(2):6-9.
[3] 叶宇昆.我国快递纠纷理赔机制实证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3,(8):143-145.
[4] 韩波勇.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J].行业管理,2013,(2):64-66.
[5] 李海英.浅谈快递业经营管理新措施 [J].物流管理,2013,(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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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震荡和危机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但不排除其本质上的腐朽,而且在更宽阔的背景上加深着这种腐朽。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甚至取得快速发展,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关键词: 资本主义;新变化;本质;腐朽; 垂死
论文正文:
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还在我们上中学时,就耳熟能详这样一个论断:资本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时的概念里,资本主义就像是一个恶魔,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没有多少年的活头了。
其实,不仅是革命导师对资本主义有过临近生命的终点的预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相反它却顽强地活在世间。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一个春风得意的时代。
为什么早在一百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而今资本主义依然健在,甚至出现了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的政治表现呢? 这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革命导师的著名论断难道已经“过时”了? 那么,与过去相比,资本主义究竟出现了那些新变化呢? 今天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 8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仿佛巨大的羽翼,把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在“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2 /3左右。第三产业的领头雁是高科技产业,而雁头就是信息产业。与此相随,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战后,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再仅有商业银行,而且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进一步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金融资本,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新型公司异军突起。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联翩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四)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市场的“无形之手”能够对经济活动起调节作用,不需要外力干预就可以保持运转。然而, 1929年爆发的以股票市场大崩溃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亿万富翁们的美梦。从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有形之手”即政府调剂和干预经济活动的作用就越来越大。随着国家的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五)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扩大资本输出,进行不等价交换,甚至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以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第三世界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无偿利用巨额世界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以上各种因素,或互为补充、或互相交叉、或互为因果,织成了一件新的资本主义的斑斓彩衣。应当说,它比以往的任何一件衣衫都要宽大一些,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某些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制度,有较强的调节自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从生产关系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加大了对经济调控的力度;从社会关系来看,特别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对阶级关系的调整、化解阶级矛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二战以后,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劳资矛盾没有发生。这就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有较强的自我革新和调节的能力。
(二)新科技革命是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动因
20世纪中后期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始于40年代美国,随后扩展到英、法、德、日等国家,至今仍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世界,并正在向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进。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直接刺激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大增长,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出现了诸多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变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从总体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
(三)不断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延缓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缓,其原因是资本主义不断进行改革:
1、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求,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社会管理职能。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干预调控,同时借助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手段,将相当大的利润为政府所掌握,为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相对平衡和稳定。
2、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四)在两种制度的对抗和竞争中,注意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形成了“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计划经济,福利措施,民主制度等。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注入到资本主义的肌体中,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
(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席卷了全世界,但它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力量雄厚,高技术产业水平高,它们的跨国公司在各地生产和全球市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它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着支配作用,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则基本上由它们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样,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两极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方,以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两极格局。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得了巨额利润。正是凭借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得到巨大的利益,给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势头。
追根溯源,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产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一个先天的病灶———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由此产生的危机只可缓解不可根治,而且“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付出比这种发展沉重得多的社会代价。
(一)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垄断,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垄断资本之为垄断资本,就是因为它在竞争中凭借实力称王称霸。贪婪和专制,决定了垄断资本对待技术进步的二重性:技术进步有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投资开发和利用;技术进步不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毫不含糊地加以阻碍或扼杀。但是技术进步与利润收益往往存在着矛盾: 一方面,进行技术开发需要投资,而技术投资是存在风险的。垄断资本为了减少风险,常常推迟开发,让别人先走一步,然后或进行模仿,或以低价收购别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必然要使部分现有设备失去使用价值甚至全部报废。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设备更新和产品更新投资的情况下,垄断资本才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否则,它就会弃之如敝屣。如果某项新的发明创造对垄断资本的利益构成威胁,其命运便更加悲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资本之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小,而阻碍作用将越来越大。
(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食利资本主义”的膨胀
当年列宁论证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战后,这个食利者阶层并未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所收敛,反而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愈发膨胀。这批巨富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和企业管理交给雇佣的经理,自己则躲进豪宅,剪息票、收红利,从事商业金融投机,成为地地道道的“过剩人口”或“多余的人”一个社会要供养这样一批饕餮之徒,又是怎样的不幸和悲哀!
(三)财富的增长,导致贫穷、失业和无家可归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资本的积累,贫穷和失业也在发展、增加和积累,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增长所获得的成果并未在各个阶层中得到充分享受。尽管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届届都在高喊“充分就业”,但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失业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致命点。一位法国学者说得更为坦率:失业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不找到解决办法,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自行瓦解。这绝非危言耸听。
(四)垄断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政治上的腐败
经济上的专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随着垄断资本向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张,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华丽外衣纷纷落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彻底暴露了它作为垄断资本贴身婢女的本来面目。垄断资本用金钱操纵选举,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已是路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一百年来,美国的这一“传统”非但未见消磨,反而愈益发扬光大。20世纪末的美国总统选举,公民投票率不足一半。为了表达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沮丧,有人甚至在互联网上出售他们的选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官场,更是一团糟糕:政治丑闻司空见惯,贪污贿赂是家常便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几乎个个涉嫌腐败。有西方记者形容说:“不要看表面现象,那是爬满蛀虫的烂苹果! ”
(五)繁荣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
以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为物质基础,以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为驱力,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弥漫着疯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风气。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越来越多的寄生性、腐朽性行业,如侦探业、保镖业、大赌场、贩卖枪支毒品、黄色出版物、诲淫诲盗的“娱乐业”和货真价实的卖淫业等等,遍布欧美大陆,成为西方一道极为浓重的风景线。这种腐败的风气不仅盛行于中上层社会,而且腐蚀到底层的广大劳动者。与此同时,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就业竞争又给广大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使他们的精神、脑力和体力处于崩溃状态。
(六)帝国主义进行资本扩张的结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灾难
在帝国主义那里,扩张资本是目的,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手段。雄厚的资本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供了强大后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为资本扩张开辟了道路。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对发展中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构成了荼毒、宰割和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它们凭借其强大的垄断地位,主导经济全球化,通过造市、撤资、引发抛售等手段,以“自由经济”和“公平交易”为掩护,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战以来,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一天也不曾安分过。挑动宗教纠纷、民族矛盾,支持民族分裂,制造地区冲突,发动局部战争,整个世界到处都有这只罪恶的黑手。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后,它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给垄断资本集团带来了滚滚财源,却把被侵略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了火海和苦海———百业凋零、万家离散、民不聊生、环境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陷阱。近年来,金融风暴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横扫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亚洲大陆。风暴过处,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失业人群猛增,第三世界的经济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罪魁祸首就是帝国主义。战后50多年来,它们一直以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和平演变、文化殖民、政治颠覆、军事威胁为手段,诱迫发展中国家落入它们的陷阱。
(七)国际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穷奢极欲,严重破坏
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 ,消耗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 ,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每年却消耗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 ,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分别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0倍。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消费,整个地球将不堪重负,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内被消耗殆尽。
资本主义于上,败坏人类祖先遗泽;于今,殃及百姓生灵;于后,贻害万代无穷,资本主义的罪孽罄竹难书! 这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新变化的资本主义,就是以“人性”、“人道”、“人权”自诩的资本主义。
毋庸置疑的结论就是:不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的新变化,都终究不能阻挡它日益腐朽的趋势。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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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大学组织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理念和以效率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了整个公共部门,在“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的推动下,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与研发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流向高等教育系统的资金逐渐减少,西方学者将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概括为“学术资本主义”。伴随组织变革的推动,高校教师越来越像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员涉足市场化的商业活动,从以知识为目的的学者、以专业理想为志向的学人转向了以买卖系统知识获取经济利益的资本家。内在角色的转换与外在角色的期待将高校教师置于一个陌生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术职业环境中,大学教师时常陷入迷茫、无奈、痛苦、纠结的内心矛盾之中。
角色冲突是指发生在角色扮演者所扮演的同一个角色内部的矛盾,这种冲突是由角色本身包含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大学教师角色冲突是指大学教师在扮演教育者、研究者和服务者等角色时的内心冲突。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大学与市场的界限日益模糊,大学组织在社会服务的职能上衍生了创业的职能,大学教师作为学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教师参与社会服务职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大学教师在积极履行原有教书育人的本职角色时又增加了新的期待角色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教师角色演变的历史与大学社会职能的拓展是一个协同发展的过程。
传统的学者角色是以学科专业为中心的“学术人”,努力追求以学问为乐趣的境界,以学术为志向,以做学问为生存方式。在学者向创业者的角色转变中,学者身份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是与社会资本进行交换的“符号资本”。从校外看,他们类似于产业中的技术研究人员和小企业资本家的角色;从校内看,他们不过是知识生产车间和专业化生产岗位上的一名普通雇员,他们热衷于参与市场活动,以知识为资本在市场上寻找项目和资金时,学术商业化倾向和短期利益倾向明显,物质上的刺激成为大学科研人员的最大动力,他们寻找商机、展示专长并进行资本运作和适度的商业冒险。他们积极地从事商业经济活动,包括教学顾问、企业顾问等职业。
大学教师是一项学术性的职业,每一个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要关注自己的学术志向,超越纯粹实用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旨趣,在学术共同体内,通过成果的发表得到同行的认可以便获得学术声誉和学术职衔,他们希望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享有高度的专业自主权,大学教师理想的角色是以学术为生命、以学术为志向,其内在逻辑要求教师具有安贫乐道的献身精神。然而伴随着学术职业环境的外部变化,学者的学术环境和生存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外部问责、绩效和战略管理等企业管理的理念引入大学管理后,大学尽管可以为教师抵制或缓解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一定压力,但大学面对社会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教师对自我角色进行重构。
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校教师追求的是高深学问的客观性,以闲逸的好奇为旨趣,因此要摆脱一切价值的判断,强调“学术的客观性”和“价值自由”;而政治论哲学则认为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它还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因此大学不能摆脱价值判断,它强调“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高深知识是高校教师工作的对象,同时也是知识加工的原材料,而高深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的共同要素,“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大学里出现的新的知识流(new circuits of knowledge),即知识成为需要被转换成产品、过程或服务的原材料,在校内外都有了更广泛的流动。由于技术理性至上和工具理性至上使然,高校教师关注的是知识如何转化为知识资本,如何发挥知识在实际社会领域中的应用价值,强调知识成果的公开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高校教师更高的科研生产力是衡量知识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绝对量化指标。两种迥异知识哲学主张需要教师扮演的角色很难达到内在的统一,高校教师的角色冲突就凸显出来。
学术资本主义对传统高校教师的角色认知造成了冲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角色冲突呢?笔者梳理归纳出以下原因。
面对政府拨款的相对减少,大学积极地寻求自身的变革以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是高等教育摆脱现实困境的抉择,如何发挥大学在社会中的引领作用是高校关注的焦点,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盼和问责机制的建立是外部驱动因素,学校间竞争的加剧和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服务购买者意识的增强,相关企业为了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要求学术资本化后的科研人员保守相关的商业秘密,通过专利申请实现知识的私有化来排挤竞争对手扩大市场的份额。
高校教师群体是以知识的传播、知识的探索、知识的生成为工作对象,以学术为志向的群体。当前我国大学老师在教师评价过程中引入了分类评价,把大学老师分为教学型、科研型以及教学与科研兼备型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员进行考核。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大多数大学都是以追求行政效率为出发点,形成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机制。美国学者Campbell和Slaughter 在文章中解释说,从事经济研究的大学教师很快就能积累学术成果的数量、收入和威望,而其他学科的教师只能投入教学,从而越发没有时间从事科研和创造成果。高校教师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也愿意改变行为和角色来寻求外部经费和科研资源,以此获得成功、收益和声誉,主动或是被动地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市场联系紧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应用研究”,相对而言教学活动在大学中处于不利地位。
克拉克通过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组织的心脏是各门学科和事业单位之间形成的相互交织的矩阵”。大学被看作是可转让知识的主要来源,完整的科学知识被人为地划分为互不相通与交融的学科门类,学科之间的藩篱不断强化,此时的知识分子由于知识的分化越来越商业化、功利化、市场化和有机化,围绕学科建制组成的基层学术组织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往往是有限的和理性的。缺乏在“大科学”时代以问题、项目为导向的跨学科、协同式研究的意识,条块分割的学术组织之间沟通的制度成本很高,学术心脏地带难以被激活,专业分工的细化,导致了大学教师把自己的视域仅仅局限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不同学科门类间的限制性及封闭性日益彰显。
如何解决大学教师的角色冲突,通过自我角色的调适减轻学术资本主义浪潮对大学老师传统角色定位所带来的角色冲突,重塑大学教师的角色认知是必要的和紧迫的。
大学首先需要回归教书育人的本位功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为大学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宽松的学术文化环境,充分赋予基层学术组织人员对学术事务的自主权,加强教授治学的作风建设。
大学老师应该加强对自我多重角色的认知能力,增强自我的角色意识,现代的大学教师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的学者,开始和社会、政府打交道,形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态度。教师的“成绩不再被限定为首先通过出版而获得;相反它至少是部分地由市场及市场性的活动的成功来衡量”,高校教师不得不离开学生、实验室、教室,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新的知识并开拓市场,对于自身的角色地位、角色行为规范有一个正确而清晰的认识,理解与体验其自身的角色扮演,从而形成稳定而深层的角色观念是大学教师角色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教师的知识和技术支持,政府部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要大学教师的智力资源,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大学教师智力资本的参与。
随着大学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学对大学教师评价偏向于学术活动能否带来市场价值,用获取项目和资金数量和质量的多少来评价大学老师,这迫使大学老师离开自己熟悉的教学和学术领域。高校应该意识到,大学教师首先是以教师的角色而存在的。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捍卫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原则而不被市场化活动左右,维护大学在引领社会发展中的良好形象,担负起社会的批判者、社会的良心、道德的楷模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担负起为社会服务的角色。不同的学者在获取资源、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资深学者更容易把自己的知识、技术、名声转化为商业利益,而年轻学者为了得到现行体制的承认,增强自己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话语权,为职称、终身制等目标而付出巨大努力。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足以支持其从事学术资本活动,他们直接从市场上获取的资金支持和科研资源有限。美国学者Stuart和Ding在研究“学术资本主义”行为在科学家的社区的传播路径的时候,指出创业和商业的机会往往是最先眷顾资深的、有名望的科学家。因为这些科学家的名声对他们工业领域的伙伴最有吸引力,也因为这些科学家已经功成名就,而不需要顾及别人的反对或批评。
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浪潮,我们在守望传统大学理念的同时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组织的变迁,大学教师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学者变成创业者的角色转变,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每个人都要面临选择,如何在角色转变的矛盾和冲突中,在重构自身的角色身份时获得在学术资本主义环境下的生存之道,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既能维护大学的基本使命,又能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这是每一个大学教师进行自我身份角色的定位时应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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