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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在坚持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硬核的同时,不断修正新古典理论的保护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制度经济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在大力发展工业来促进国民经济的提高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雾霾、温室效应这些污染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排污收费是一项重要环境保护制度,是从经济学角度制定出来的、典型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法律制度,因此本文将试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排污收费制度。
一、排污收费制度概述
排污收费,又称为征收排污费,是根据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污染者,应当按照环境保护部门依法核定的污染物排放的种类和数量,向法律授权的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一定费用的行为规范。①排污收费是一项重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污染者承担环境污染对社会损害的经济责任,使得“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促进污染者积极治理环境污染,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我国排污收费的征收主要有:污水、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超标、废气、危险废物和噪声超标排污费五项。排污费由负责污染物排放核定工作的环保部门征收,根据排污费征收标准和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与数量,环保部门确定排污者应当缴纳的排污费数额并向排污者送达排污费缴纳通知单。所有收缴的排污费,都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主要用于:重点污染源防治,区域性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示范、应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项目。
二、对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外部性实质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差额问题,这种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决策行为产生的结果,没有全部被该经济主体承担。如果行为产生的收益全部或部分被他人占有,则产生的外部性是正外部性;反之,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全部或部分被他人承担,这时产生的外部性是负外部性。克服“外部不经济性”的基本途径是使负外部性内部化,即通过确立一定的制度使经济主体决策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之间重新具有一致性,排污收费是实现“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治理环境污染的一项重要制度。例如,我国现在严重的雾霾,主要是由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组成,是一种典型的大气污染。产生雾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气资源的使用费未加入到污染者的生产成本中,污染者出于生产效益与利润的考虑,无约束的开发、利用,不仅浪费了大气资源,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大气环境,没有排污者会主动限制自己使用大气资源或改善大气资源状态。经济主体都把利润作为自己的追求,每个排污者都肆无忌惮的往大气中排放污染物,由于外部成本顺利转嫁到社会,排污者便会丧失保护环境、减少排污、治理污染的自我约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由此可以看出,利用环境资源从事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具有典型的外在性,即外部性,并且属于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造成这种外部不经济性的经济责任,即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过程。环境污染者要么建立治污设备、及时治理污染,要么缴纳排污费继续排污。还是拿雾霾来说,污染者建立治理大气污染设备的费用和缴纳的大气排污费都会核算到生产成本中,出于对生产效益与利润的追求,污染者会对建立大气污染治理设备所需要的费用和缴纳的排污费做一个对比,如果建立治污设备的费用高于排污费时,就会选择缴纳排污费继续排污;反之,需要缴纳的排污费高于建立治污设备的费用,就会选择建立治污设备,治理污染。
三、对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评析
从以上对排污收费制度的探究,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制定出来的排污收费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条成功的环境管理经验,激励了我们对生态环的保护。排污收费制度是典型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法律制度,使污染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无疑会促使企业建立治污设备,并积极投入使用到生产过程中,最终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排污收费制度不仅体现了我国环境法受益者负担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经济学和法律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发挥了法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制作用。虽然,排污收费制度的确立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一定的效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其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主要存在收费标准的制定复杂、难度大,收费标准明显偏低,信息不真实性,排污费据实收缴难度大等问题。
四、结论
综上所述,确立排污费制度,对我们的生态保护具有积极作用,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我们在看到排污收费制度带来的效益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排污收费制度本身也存在的一些缺陷和实施过程中的难度。这些问题的出现,势必要求我们要继续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加大惩治污染的力度,真正地做到“开发者养护,污染者治理”,使我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地使用。
1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①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缺乏明确的职责
纵观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企业虽然引进了不少优秀的管理人才,但是,由于各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难以实现很好的沟通与合作,导致出现管理问题时各个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管理职责的不明确,并且在企业内部企业经营者更多的是将管理重点放在生产经营环节中,而对经济管理工作则忽视,相关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大多形同虚设,各岗位也没有制定明确的责任制,这样不但影响了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和质量,也抑制了部分积极上进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最终导致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部门出现管理混乱现象。
②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松散
当前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松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单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直线式管理方式可以有效地执行相关管理命令,提高生产效率,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管理组织结构对于企业来说是弊大于利的,很容易造成人浮于事、机构重叠的问题;二是,经济管理组织结构中领导层次的缺失。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经营者“一把抓”造成的,但什么事情都由经营者管理注定会导致管理上的漏洞,而这种漏洞无疑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不好影响;三是,企业各部门之间的隔阂比较大,这种隔阂会严重影响到企业内部的交流合作,造成矛盾的增加,进而影响企业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利益的提高。
③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开展。就目前而言,很多企业至今仍旧在使用传统的管理制度,而这种管理制度毫无疑问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要了。没有一个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就无法保证企业内部分工明确,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资源利用率不高,生产效率不高,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2解决现代企业经济管理问题的方法
①实现经济管理理念的更新
管理理念是实现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思想基础,也是引导具体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管理层管理理念的更新是十分重要的。要尽快的转变传统守旧的管理理念,树立最新的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理念,在企业内部广泛的宣传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同时,积极引入危机管理意识和战略意识,也有利于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针和目标的制定中形成科学的管理观念和全局观念。
②构建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
现代企业作为社会主要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过程中,不但要解决企业内部现有制度问题,更要为企业的发展和生产注入新的活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因此,构建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必须坚持全面分析、综合考虑的原则,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在原有的经济管理制度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其更能够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
③优化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
经济管理体系是企业经营的组织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必须依靠经济管理体系,例如,当领导确定企业的发展模式和方向之后,接下来就要依靠经济管理体系通过各部门的具体实施来进行经济活动,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构建经济管理体系的重要性,而对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优化时,应该具有一种超前的意识和长远目光,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结合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存在诸多特点的同时,采用分解评审和分层次优化的方法,然后将各个方面评审的结果进行综合,以辩证的手段使经济管理体系得到系统性优化。
④调整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方式
笔者已经论述过粗放型的经济管理方式,以及无法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了,因此,调整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方式也是一件重要事情,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经济管理方式由粗放型向着集约型转变可以更好的实现企业和现代经济环境的接轨与融合。同时,集约型管理方式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较高、经济效益较高,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大力推广。
3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价值,企业的管理者应该从内心上接受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理念,并将其应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环节中。相比于以往企业管理模式来说,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更加的复杂和多样性,对此,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管理人才的引进和使用,更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管理创新氛围,积极的吸收员工优秀的管理思想,进而健全企业的管理制度、优化企业的管理组织、调整企业的经济管理方式,面对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应及时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提高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促进现代企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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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制度经济学的内容繁杂、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多元、学习和研究者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和理解,因此,进一步理清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一般理论框架,对于制度经济学的完善和创新很有必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制度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有赖于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提高。这应建立在国有企业实施了正确的产权改革的基础之上。通过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归属以及权责利边界、调整产权布局结构、推动产权交易市场日趋发展和成熟,增强国有企业自身的活力和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关键词] 产权 国有企业 市场经济
一、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产权内涵
产权这一概念,既是一个古老的范畴,更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就没有间断过对它的研究。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产权”都被当作已经存在的条件被排除于正统经济学以外。虽然所谓正统的经济学承认“产权”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从而关于“产权”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科斯为代表的一批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他们的产权理论,引起不小的轰动,产权问题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那么,产权究竟是什么呢?制度经济学家又是如何定义它的呢?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是:“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所下的定义是:“产权是一个社会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可以看出,以上两种定义是从权利的可选择性和权利的实施来定义产权的。另一位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产权,同时,他十分强调产权的功能和作用,他指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鼻祖科斯则是从产权的社会属性的角度定义产权的。科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利用的是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力。”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的产权定义则丰富和发展了科斯的产权定义,他们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的行为规范,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对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可以描述的,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一定义,深刻揭示了产权这一范畴,是因主体的一定的行为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对于科斯揭示的产权的行为性含义,该定义说明了产权主体行为的社会属性:这种关系不是单纯的人与物的关系,而是基于占有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诺斯则是从强调产权的排他性来定义产权的,他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权利。”施瓦茨的产权定义是:“产权不仅仅是对有形物的所有权,同时还包括人们有权决定行使市场投票方式的权利,行使行政特许权,履行契约的权利以及专利和著作权。”
以上这些关于产权的定义说明,对产权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点,应该用全面的、联系的、抽象的思维来审视产权。产权是多种权利的集合,这些权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产权。所以,应该将其理解为一整套权利束。这一权利束的内容包括:
(1)产权确定了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相互利益关系的一整套行为规则。(2)一个完整的产权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每一种权利还可以进一步细分。(3)产权并不是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简单相加,而是产权范畴包括的各项权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对分布形态和产权内部各种权利之间的界限以及它们相互制约的关系。(4)产权不仅包括对有形物的权利,还包括对无形物的权利。(5)产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还是一个涉及到法律、社会道德等层面的综合范畴。
二、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次是提出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第二次是进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第三次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以说,只有第三次提出的关于产权改革的思想,才是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为什么接触问题的实质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走这么长的路呢?关键是我们长期以来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一直没有触及产权这个核心内容。因为一牵涉到产权问题,马上就会联系到所有制问题,更会联系到姓“资”姓“社”的问题。但是客观经济规律发生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按照规律办事情,必然会遭受损失。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传统的所有制理论,一般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是公有制企业,更是公有制的最高实现形式,国家独占产权绝对不能触动和削弱。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局限于具体层面的改革。从解放之初的调整行政隶属关系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放权让利,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营机制转换、猛抓科学管理,都没有触及到产权层面。2000年后,国家认识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出台了很多有助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从那时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阶段,是一个质的飞跃。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次会议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触动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
三、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根本
总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要解决产权问题,因为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其他的所有企业制度都是建立在产权制度上,应该说,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关系企业运营绩效的好坏。
为什么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要把产权置于基础地位,而着重强调?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给了我们一些有意义的启示。关于产权制度的效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就是产权制度的效率。不同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产权决定绩效。一个经济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或在同一时段的不同空间范围,可能存在效率悬殊的产权制度。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实际绩效,不仅取决于其经济资源禀赋条件,也极大地依赖于其制度禀赋。”“张五常认为,社会的进步在于人们有可能认识和选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制度和安排。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优劣,要看其产权制度是否合理,以交易费用的高低为标准。交易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决定一个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发展还是停滞。”
正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的那样,产权制度的优劣决定了经济绩效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组织结构的效率、决定了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决定了权责利关系的配置,等等。
总的说来,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产权改革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或者叫做中心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绝对不可能绕开产权改革这一本质问题。与其回避问题多走弯路,何不昂首挺胸坦然面对?
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具体途径
1.坚持市场化原则。这里谈到的市场化原则,是指以市场为配制产权的基本手段的产权配置方式,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决定来配置产权。从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市场作为配制资源的基础,已经在整个经济领域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具体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上,却差强人意。原因就是我们对经济规律的把握还不透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将制度(也包括产权)
看作是上层建筑,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事实上,产权也是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既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配置产权的基本作用。
2.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允许鼓励不同投资主体、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让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形成一种利益相互交织的局面,从而增加企业活力。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形成多种利益主体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企业治理机制,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减少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交易成本。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壮大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和领域,提高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降低国有资本的投资风险,进一步促进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3.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讲到产权主体多元化、产权主体独立化、产权主体资本化,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它的实践途径。要实现以上三个改革措施,自然而然地就会引出产权交易的市场化这个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要想以较小的“交易成本”促进产权改革,市场是最佳的选择。虽然市场会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具有自动配置资源、引导资源向经济效益较好处流动的功能,从而实现产权配置的较高的经济效益。
4.国有企业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条是针对依然存在的国企政企不分的问题提出的。政企不分,是几十年来一直困扰国企改革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是独立的主体,一直受政府的控制。可以提出这样一条改革思路:使国有企业成为具有在法律上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政府不得对企业的日常经营事务进行干预,政府的有关部门如国资委只负责对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监督和审查。真正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保证企业的活力和自主性。
5.国有企业的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都可以作为经营性要素加以对待。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进行增产评估,争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这一点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产权观念的革新。以前,产权仅仅是被理解为所有权,一谈到国企产权问题,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国家所有权直至国家所有制上去。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客观的经济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现在,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应该拓展。产权,除了所有权之外,还应该包括收益权,如果不理解到并将其应用,那就叫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情,会让国有资产遭受隐性的损失。
6.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贯彻的力度。任何改革的成功实施,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同样也需要较好的外部条件,这就是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针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律法规,既要有宏观层面上的、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法规,也要有微观层面上的法律法规。这里的法律法规必须注意要有实践上的操作性、目标上的针对性、内容上的时效性。
7.必须立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目的是使国有企业提高经营效率、提高经济效益、维护好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地位、维护好企业职工的福利、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做到这些,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资。只有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自身有实力,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目标才能实现。
总体说来,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进入产权改革阶段,事实上,这些年来也是这么做的。只要实现了着实有效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一定会迸发出强大的活力,更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显现出其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页
[2]A.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3]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4]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23页
[5]E.G.菲吕博腾、S.配杰威齐:“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6]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66页
[7]转引自李会明:产权效率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广奇: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比较分析。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1(2)
[9]吴易风:关于非国有化、民营化和私有化。当代经济研究,1999(10)
[10]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6)
[11]陈国恒: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10-22:(1-2)
[13]李炳炎: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搜狐财经,2004(11)
摘 要: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政府和高校的一个难题。文章通过对当前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行分析,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 就业 现状 原因 对策 制度均衡
高等教育大众化全面推进以来,大学生就业渐入困境。自从高等院校扩招后,我国大学生就业率日趋下降,就业问题日趋严峻,因而受到社会、高校、学生及家长的普遍关注。表面层次看,就业问题是大学生就业观念落后、用人单位选人条件苛刻等因素造成的,但从多维视角和发展观的思维审视就业问题,不难看出制度问题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
一、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状
自1999年开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正式向社会大规模的扩招。据统计,2002年入学率达到了15%,2003-2007年分别达到了17%、19%、22%、25%、26.78%。这一方面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国家建设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短期急剧增加,接踵而来的就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280万,比2003年增加68万,增幅32%。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积累下来的毕业生,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以及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学生就业现状异常严峻。
二、形成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制度根源
(一)、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
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双向关系 ,它既研究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制度和制度集 ,又研究这些制度和制度集实施后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的规则。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就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包括习惯、内化规则、礼貌和习俗、正式化规则等。外在制度是靠政治行动和必要的惩罚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之上的各种规则 ,这些规则形成了一个层级结构 ,其中 ,最高层级的规则统率着所有低级规则。程序性规则是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黏合剂 ,把两者结合为一体。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必须以内在制度为基础 ,如果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相互冲突 ,则外在制度的执行成本会急剧增加 ,其功能也会削弱 ,也可能导致社会的无序化。也就是说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 ,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因此 ,所有层级的外在制度都应恰当地符合内在制度 ,以便确保这些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影响 ,建立并增进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机制
1、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内在机制。精英意识的长期驻存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内在制度根源。大学生就业观念和择业方式属于制度的非正式规则,陈旧的就业观念和择业方式是大学生在长期的学习、交往中无意识地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国的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 ,为了培养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各类人才 ,大学重点培养具有精英意识的高素质人才 ,作为稀缺资源 ,他们在走出校门之后理所当然的受到社会的优待 ,生活在大城市 ,工作在大单位 ,地位高、待遇好、环境优越 ,受人景仰。在那个时代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 ”,不但大学生的人生发生了“质变 ”,而且为家族增添荣耀。长期以来 ,此现象逐步沉淀为一种精英意识 ,并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近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 ,大学生也实现了由社会精英向一般劳动者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是一个急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很多社会成员还没有适应这一转变。精英意识的存在影响着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基本定位 ,多数毕业生不肯屈尊低就 ,他们只将眼光放在大城市、大公司和经济发达地区。这不仅妨碍了大学生的正常就业,也导致了人才供需的严重失衡 ,真正需要人才的地方无人问津 ,而需要找工作的毕业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可以说 ,长期沉积而成的精英意识是阻碍大学生就业最大制度障碍。
2、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外在机制。
2.1 现行户籍制度度。户籍制度本来是指户籍管理制度 ,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民户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 ,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范围 ,而与粮油供应、劳动就业、福利保障、义务教育等等具体社会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而衍生出了固化公民先天身份、控制人口自由迁移等附属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的户籍制度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具体表现为:户籍制度固化了劳动者的社会身份,损害了一些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权,阻碍了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形成了劳动就业过程中的城市垄断、区域垄断和行业垄断。对大学毕业生而言,现行户籍制度是大学生就业面临的重要的体制性障碍,如非国有单位使用大学生仍然有进人和户口指标的限制,大学毕业生派遣时间的限制问题,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跨省市流动的限制使得大学生从西部落后地区或农村转入东部发达地区或城市需要付出高昂的职业转换成本,比如工作的再搜寻成本、违约金成本、试用期工资低等。
2.2 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是形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又一个重要外在制度。它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城乡就业者劳动收入的差异。这种差异明显地表现在城乡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实际收入上。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形成了城乡就业者实际收入的巨大差异,让那些在农村小城市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小企业基层单位工作的毕业生难以接受。因此,在这样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大学毕业生就更愿意留在城市就业了。
2.3 高校教育体制落后于市场需求。首先,当前大学生就业已经市场化,而大学的专业设置和调整并不是以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领域的需要为依据,导致高校人才培养具有较大的盲目性。专业及课程设置盲目,专业划分过细,趋同现象严重,致使部分专业点过多过滥,远远超出了社会需求。其次,高校轻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求职技能的培养。社会需要的是实用型人才,而我国大学教育存在着偏重传授理论知识,轻视技能培训,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脱节,从而导致应届大学毕业生知识应用率较低,不能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此外,目前我国大学教育的就业指导工作相当薄弱,多数高校的就业指导仅停留在求职技巧和就业政策的指导上,缺乏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其结果则导致毕业生无法解决大学知识与就业现实的冲突,求职过程中处处碰壁。
三、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难题的政策建议
.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制度,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现有制度变迁。在变迁方式上,内在制度的变迁是一种根据经验的、分散化的、渐进的试错过程,只有当认可的人越来越多,新的内在制度才会达成共识。外在制度变迁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快速的过程,政府可以通过外在制度的创新,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因此,推动制度变迁,寻求新的制度均衡,保证社会成员平等权利和均等机会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的关键。
(一)、建立健全的政策体系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制度支持
1. 加大统筹发展力度缩小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相同条件的大学毕业生 ,在工作过程中应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是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明显的差别 ,再加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 ,在事实上就形成了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差异。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力度 ,尽快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差别 ,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地位和平等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 ,都应当有大致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 ,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但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得人自出生以来就带有身份差别 ———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行业差别等 ,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要想使大学毕业生在公平公正的劳动力市场中自由竞争,实现劳动力配置的最优效率,就必须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保障。如果真正放宽户籍制度,改革僵化的用人制度,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必定会有更多的大学生选择灵活就业方式,从而减少自愿性失业。
3.规范收入分配制度。政府应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分配秩序 ,缩小因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而带来的收入差异 ,使同等条件的毕业生能够获得同等的劳动收益。当前的重点是加强制度建设 ,如推动劳动合同立法 ,完善用工制度 ,推行平等协商制度 ,推行集体合同制度 ,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支付制度 ,加强劳动保障争议的调解 ,确保劳动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为大学生就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变更传统的就业观念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内在制度保证
1.大学毕业生要树立只要是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和收入即为就业的观念,应该改变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观念。不要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是服务业等工作就是让人瞧不起的,只有当国家干部、进大企业才算是就业。许多大学生只把眼睛盯在大城市、大单位、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岗位,导致大家一窝蜂地挤往少数地区、少数部门、少数单位和职位,使得这些单位和职位竞争过于激烈,造成就业难的假象。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各地各行业的人才缺口还是很大的。广大的农村地区、边远地区、西部地区对大学生需求量还是非常大,可供大学生施展个人才能的空间也很广阔。大学生只要放下架子,降低期望值,给自己准确定位,改变自己的就业取向,找到适当的就业岗位并不难。
2.大学毕业生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立业的观念,走一条面对现实、降低起点、先融入社会再寻求发展的道路。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毕业生只要有单位接收,就应该先就业,首先融入社会,脚踏实地地锻炼自己。工作一段时间后,如果单位不适合自己发展,可以重新选择职业。只有树立新的择业观,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3.大学生应该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能力。目前,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是能力与素质的较量,大学生要把握就业的主动权,就必须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与素质的全面提高。在现代就业体制下,用人单位在进人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条件要求也更加苛刻,除了要求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外,还要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和敬业精神,特别青睐有专长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努力培养自己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培养健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为参与竞争奠定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系统工程,国家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也应该注重调整社会政策和保障政策,为大学生就业创造更广阔的空间,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平台,营造良好的就业机制。与此同时,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更新观念,积极实践,准确定位,发扬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才能在广阔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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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不容忽视和令人激动的领域,但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范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新制度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37年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已形成比较系统的体系。它的出现冲击着传统经济的均衡理论,为经济现象提供新。目前,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成为经济增长中不可磨灭的一员。有理由认为,交易费用对经济的均衡产生了巨大作用。本文将分析交易费用下的市场及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
关键字:交易费用 市场均衡 内在成本 循环 通胀
1937年科斯提出交易费用后,迅速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增长点。它的出现,为传统西方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交易费用,又被译为交易成本,那么这种交易成本与普通成本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 交易费用与商品成本
在一般经济学中将劳动成本、原材料成本、折旧等计入产品成本中,这些成本具有一个普遍特性,就是物化于产品之中,他们构成商品的内在价值。如果将一头猪比作商品,那么给猪的饲料等促进猪健康生长的就是内在成本。而交易成本有什么不同呢?它形成于商品之外,不构成商品的内在价值,它的意义在于促进商品的更好的交易。就像注水的猪一样,那么注水的成本及随后可能带来的被查处罚金就可看成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就像润滑剂一样,使交易很顺滑的进行着。可以想象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的话,交易将陷入混沌,整个市场将混乱。比如,当没有罚金的存在,可想而知,卖方将胡作非为。但交易费用也有坏的一面,下文中将有所论述。
如果商品只具有内在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又是必须的,那么很难推动通缩以及市场失衡的。因为对于一个商品,如果价格偏离价值很远或很近,那么势必会由市场调节向均衡点恢复。但如果加入了交易费用,这种外在的附加值就极有可能使市场又偏离均衡点,一般而言,会使商品价格虚高,从而催生通胀预期。 近年来,中国物价飞涨,明显的产生了巨大的通胀压力。探索背后的原因,供求失衡并不被大众广泛接受,更主要的来自于物流费、中间商等费用。不得不说,交易费用一方面预示着市场更细分化、更自由化。另一方面,交易费用也是主张市场失衡的因素之一。
二、 交易费用的分类
一般的交易费用可分为市场交易费用、经理交易费用、政治交易费用。而市场交易费用就是科斯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时所包含的。但这些交易费用中又
有着千丝万缕,他们有共同的地方,由此可以形成更明了的分类。
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哪些属于交易费用呢?一个企业进行一次买卖,除去前期备货的成本,这些内在成本外,还有运输、贷款、签订合同、公关等成本。这些非内在的成本及交易成本。又如在政治选举中,这种选举费用及一种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接收方及候选人会保证当选后给助资者某种回报,这种回报即相当于一定的商品。所有的这些成本有些是明的,但有些只能暗中进行。由此交易费用既有显隐之分。
显性成本一方面是明着进行的,另一方面它是可计量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公众获知的。而隐性的成本只能暗中进行,且不可公开,这种成本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沉默的成本,极有可能不能收回任何利益,是没有保障的。而且隐形成本一般具有不平等性,它具有黑暗的本质,过多的隐性成本将使市场不平等性加强,陷入混乱之中。
另外,从功能上区分的话,有可将交易费用分为贷款利息及促进商品买卖的成本。促进商品买卖的成本包括了广告、公关、运输、签订合同、讨价还价的成本。这两种交易成本又有着一个显著的区别,即贷款成本受市场利率影响,不是博弈的结果,更不是人为的,是不可自行控制的。而促进商品买卖的费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在金融化加深的今天,贷款融资已成为企业生存生产的一种必要工具,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交易费用的高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交易成本的公式:
CD =C+X*I,
其中C*为促进商品交易的交易费用,X为贷款额,I为市场利率。
*
三、交易费用的界限
在古典经济学中,没有交易费用的假设下,市场均衡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供求均衡点及市场均衡点。那么加入交易费用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很明显,从长期来说,市场会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因为卖方即厂商付出了交易费用,获取了必要的市场信息及充足的供货能力,卖方可以就新的需求进行生产。从而在交易费用下达到新的均衡,也就是说交易费用不会没有界限。
那么作为卖方,如何去衡量交易费用的均衡点呢?
先假设原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此时均衡价格为P*,均衡数量为Q*,平均成本为C*,供给函数为PS=a’+b’Q,需求函数为PD=a-bQ,其中系数都为正数。
短期来看,当加入交易费用后,厂商供给不会变,将维持在Q*,而买方需求将变为(a-P*-CD)/b,而交易费用的接受者将产生新需求CDr,其中r为交易费用接受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在短期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性,卖方没法做出正确的需求预测,所以供给量不变。另一方面,短期内厂商目标在于开拓市场,对于利润只求不亏本,所以短期内就有以下公式:
W=(P+CD)*[(a-P-CD)/b+CDr]—(C+CD)*[(a-P)/b]>0 (1)****
W为利润,
从而可得,(a-P*-CD)/b+CDr≦(a-P)/b (2)
2***2*****(1-rb)CD+(P-rbP)CD+P+C-Pa-CP<0 (3)
可得,r≤1/b 也就是说,短期内交易费用接受者的消费倾向不能太高,否则商场会供不应求。
另外又可得, y1<CD<y2,其中y1 y2分别为(3)的两个根。
由此可以看出短期内交易成本是有上限的,超过上限卖方就会亏损,而交易费用过小,新增的利润又无法填补失去原需求的那部分利润,厂商一样会亏损。另外,短期内需求量的不可求知会导致供给不足或者供给过多,而后一种情况就要求新增交易费用的需求量产生的利润能填补,否则厂商会因为商品积压造成损失。
下面来看下长期的情况。长期来看,卖方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长期情况下,厂商能得到最充足的信息,做出最好的生产计划,一定能满足所有的消费哦需求。因此,长期下我们就要求加入交易费用后的利润不能少于原均衡状态下的利润。如果利润减少了,那么必然交易费用过大了。
原均衡状态下的利润为W=(P*-C)*Q=(P-C)*(a-P)/b,
******在加入交易费用后,商品、 价格就变为P*+∑CD,原消费者的需求变为: Q=(a-P-∑CD)/b,
那么新均衡下的利润为W=(P-C)*[(a-P-∑CD)/b+∑CDr],其中交易费
*****用是递减的,也就是说越往后期,短期交易费用越小。由此可以得到:W
即(P********≥W, -C)*[(a-P-∑CD)/b+∑CDr]≥(P-C)*Q=(P-C)*(a-P)/b, *
可得 r≥1/b 。也就是说长期内只要交易费用接受者的消费倾向足够高,那么交易费用的增加某种程度上来说会增加厂商利润。但是前提是厂商不会损失所有的原消费者以及最后一期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加入交易费用后的边际成本。由此有下面的式子:a-P*-∑CD>0,即∑CD<a-P* 以及d(C*+CD)/dQ≤dW/dQ。 可见在长期来说,交易费用也应该有个合理的上限。另外在到达新的市场均衡点之前,边际利润的降低速度必须不大于加入交易费用后边际成本的增加速度,换句话说就是交易费用的降低速度不应小于新增利润的降低速度。
从上面的分析可得,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说,交易费用都必须有个合理的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这其中,我们还不能忽略交易费用接受者的消费倾向的大小,它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交易费用下厂商的利润增长。
短期内交易费用主要是一些公关、流通、仓储、备货等的成本,这些成本通过技术革新,高效的管理,健全的服务体系是可以大幅度减小的。在短期均衡的状态下,越小的交易费用表明市场越高效,服务越健全。而长期的交易费用出了短期费用的内容,更大的部分来自于还本付息及信息的更新费用。在这里面厂商无法直接控制的就是利息的支出,这构成了一种交易费用下的隐性风险,这是长期交易费用不能太高的另一个原因。否则,厂商将面临现金流短缺的困境。厂商应该合理的借贷,并加强管理及技术的创新改革。另外,厂商得有风险意识,不只是市场风险,更多的是交易费用下的隐性风险。
四、交易费用下均衡的循环
上面分析了交易费用的界限问题,从而我们可以知道交易费用也是有均衡点的,过大过小的交易费用必将破坏市场的均衡,导致厂商的损失。而这个均衡点是如何确定的呢?
交易费用的加入也是通过影响价格及需求量来影响均衡点的。前期内,由于厂商无法短期内获取足够的信息量来支持生产计划,又或许短期内厂商无法马上调整产量,所以在短期内厂商出于风险及力不能及的原因,只能按原计划来产出,而这个量很大可能是偏离均衡点的。随着交易的进行,信息量越来越充足,厂商的生产调控力加强,厂商就会不断分析信息,不断调整产量,直到可见的利润最大化的状态。但当厂商找到那个点的时候,新的信息又会出现,新的利润增长点又会出现,厂商又得像个刚进市场的卖方继续付出交易费用搜索信息,重新调整产量,这个过程又是前期的一个重复,又会到达增加交易费用下的新均衡点。这种重复将一直进行下去,循环往复,没有尽头。但正如前面所说交易费用不能无限大,那这种往复不就不能持续进行了吗?应该说在固定的市场技术环境下,交易费用会有个终结点,但随着市场技术的提高,交易费用就会因此降低,新的交易循环继续进行,交易费用又会有新的增加。这种技术发展下的循环的前提条件是新技术发展导致的交易费用的降低比率的大于新循环导致交易费用增加的比率。这样交易循环持续进行。
即 ∑CD*i≤∑CD*i’,i为交易费用因新循环而增加的比率,i’为交易费用因技术发展而减少的比率。
五、交易费用的深刻影响
如上所述,交易费用下的均衡循环将因技术的发展而逐步进行,这种持续的循环的前提在于i≤i’ ,但是不是每次技术的革新都能带来交易费用的大幅度的降低的,或者说市场的不完全开放性可能导致新技术传递的滞后,那么新技术带来的交易费用的降低就可能不那么显著了,从而交易费用将虚增到超出新均衡的状态,这时,新循环带给厂商的是利润的损失,而市场因此失衡,将会导致通胀的发生。
交易费用的产生源自分工的产生,更多的分工,更多的交易环节,更多的交易费用。而分工的目的在于提高生产率,生产率的提升又是有界限的,所以为了保证利润的增长,必须控制交易费用的大小,不能超过了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利润。 交易费用本质就是一种外在的附加值,它不具有商品内在的价值体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起润滑剂的功效。所以如果在现有市场技术环境下交易费用超过了技术所允许的限额 那么必然导致价格的虚高,造成通胀的压力。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相当高。在中国是44%,美国为50%-60%,而在香港更是达到80%。可以看到在虚拟化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交易费用越高,均衡循环越快,导致通胀及经济泡沫化的压力就越大。就如香港,如果交易费用增长1%,那么GDP就将虚增0.8%,可见交易费用带来的通胀的压力。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压力与日俱增,探究其原因,供求的失衡是不具说服力的。而更大的影响来自于交易成本,显然这种交易成本的增加超过了技术环境下的界限。具推测,在美国经理费用及市场交易费用占到最终消费价格的50%-57%,这还不包括暗中的交易费用及利息成本。这种高比例的交易成本显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虚拟的成本及通胀压力,而美国也只是在高失业率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的支撑下苟延残喘。
有理由相信交易费用的循环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周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交易费用虚高后导致的经济停滞及后来的衰退将带来新的技术革新,新的循环由此开始。而这种经济危机的循环往复站在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市场是不完全通畅的,信息也是不充分完全可知的。必然的,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不断向新均衡靠近,但每次靠近后又会发现新的均衡在等着我们。我们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找到均衡点,从而每次的偏离或许就带来了经济的危机,因为交易费用的比重太高了。接下去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去寻找新均衡,发展新技术来压减交易费用。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又可以说我们的市场没有均衡,因为信息不完全可知,市场不完全开放。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为这种循环的过程埋下了一颗颗地雷,一不小心,就是触及到了。
六、总述
市场引入交易费用是为了更好的去交易,但人类是有限理性的,我们总在暗中探索着,我们总在不停的循环着。但庆幸的是在交易费用的提动下,我们的循环是螺旋上升的,我们因此也在进步着。
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革除交易费用的存在,我们应该去合理的运用交易费用带来的便利。去废除一些不合理的交易费用,而去规范那些应该存在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带来了什么?是值得深思的。不仅仅是更多的成本,技术的革新、社会的发展、公平的环境。。。。。。或许都是它带来的。我们应该加强市场建设,加强透明度及自由度,以便让交易费用更好的来促进交易的进行。
参考文献
[1] 《新制度经济学》 张卫东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四版)高鸿业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市场的逻辑》 张维迎 著
[4] 《产业链阴谋》 郎咸平 著
本文是本人亲手所作,所有内容都是先写草稿,再打入电脑。本文的内容都是我平时所读所想,上面的参考文献也只是思想上的启迪。由于临近期末,时间不多,无法把想法里个清楚,然后细致的写下来。所以不管是文字描述,还是数学模型的表述都显的简略苍白。
望吉敏老师认真阅读后提出建议。如果文章的论述内容具有研究意义,我会继续深入探究,完善想法及数学模型。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把想法写成论文,肯定很不合格,望老师多多指导。
摘要
环境污染及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由环境资源固有的外部性导致的。使外部性内在化有两种手段:庇古手段与科斯手段。科斯定理论证了明确界定环境资源产权并允许自由交易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是环境资源产权理论的依据。实践中,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采用了排污权交易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进一步证明了环境资源产权理论的可操作性。当然,环境
资源产权制度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最后,分析现阶段实际情况,提出建议以完善我国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
关键词 环境资源 产权 科斯定理 排污权 交易公地悲剧、产权制度的诞生
引言
古往今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其实就是开发各种资源并使之为人类服务的过程。而环境资源便是其中使用最广泛也最重要的一项。环境资源为地球上一切生命所共有,在被人们使用、享受时,没有明确的边界或归属。因此,一方面,面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保护环境,从而使自己尽可能大的享受环境资源带来的福利;另一方面,在逐利行为的驱使下,个人或企业并未将对环境的损害作为成本进行核算,肆意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侵害问题。某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向大气或水体排污排废, 或为谋取短期效益毁林垦荒,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引发自然灾害。过度利用环境资源、肆意排污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而这些成本却并非由排
污者承担。近年暴发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五十年不遇要社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抵御灾害,而先前污染环境所取得的收益,相比灾害中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界定环境产权,保护环境资源迫在眉睫。
一、产权理论概述
现代产权理论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科斯定理”,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在1966年出版的《价格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这是正统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以马克思对产权的定义为指导,全面深刻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研究科斯产权理论(主要是"科斯第二定理")的实质和特点。科斯在其诺贝尔奖获奖演说词《论生产的结构》中对“科斯定理”是这样概括的:“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当事人各方之间的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的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种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因此“我的结论是,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费用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效率配置。因此,产权的界定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对市场的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讲,科斯定理是产权经济学创建和发展的基础,为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
二、产权不明晰带来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问题
美国学者哈丁在其论文《公共地的悲剧》中这样描述:在一片公用的草原上,牧民被允许把自己的私有牲畜在草原上放牧。每个牧民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会尽可能地增加牲畜的数量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因此带给草原的损害却由大家来承担。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牧场会退化,直至消失。这个“公共地悲剧”可以很好地来描述经济学中所讲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指私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在公共地悲剧中,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多出的部分由社会来承担,即经济的负外部性。现实中,环境污染问题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外部性的例子。在缺乏相应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一个工厂为了私利会使其不顾污染地进行生产,因为排放的空间是共有的。亚里士多德说:“许多人公用的东西总是被关心的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的东西关系都大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自然资源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我国环境污染产生的重要的制度原因。长期以来,自然资源的公有产权归属模糊。虽然《宪法》第九条规定了“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我国立法中存在资源的集体所有,但在实际中却被国家所有权吸收,有名无实),但在实际中,这种抽象静态的“公有权”缺乏可操作性,在地方上蜕变成了地方所有,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缺乏配套的环境管理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造成监督乏力,资源被破坏性地开发和利用,甚至变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自然资源被低效率地配置和使用,进而造成环境的浪费和严重污染,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恶果显现得尤为明显。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人们认识到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已经对生存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向自然环境排放的废弃物几乎超过环境容量的极限及人类健康所能忍受的程度。而造成这种现象有着以下几种原因:
1.产权界定程度不够。
即在公有化前提下,产权所属并不明确,经济活动中双方并不能有效的经由谈判达成契约,实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同时制度已无法对产权归属不清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权利保护。从而造成了不利的外部性问题。即我们平时看到的公共物品,人人随意侵占。因为我们不需要在获得公共物品——无明确产权归属的资源时,通过交易获得使用的权利。根据科斯定理,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产权界定是对资源的使用进行选择和排他性权利的分配,而不是对资源可能的使用施加人为的或强制的限制。同时,如果“交易费用是可以忽略的”,只要初始的产权界定清晰,无论将权利赋予哪一方,双方之间都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契约,解决上述不利的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2.产权归属不明确。
从产权的眼光看,当这个空间、这个产权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你会非常爱惜它;相反,越是公共的空间或财产,就越是没人去“自愿”爱惜,去管理保养。既然人的本性如此,我们可从中得出一个更一般的结论:每个社会应该让财产、土地的私人所有程度达到最高,尽量让每块土地、每份财产都有明确的个人所有者,亦即有明确的爱惜它的人。相反,如果让几乎所有的财产与土地都公有,那等于是让所有财产都像那些公共过道一样,任人糟踏但却没人心痛,环境再怎么被破坏也不会是任何个人的事。从全世界的情况看,越是国有成份所占比例高的国家,对环境破坏的程度似乎就越高,当年的苏联、东欧还有拉美一些国家就是如此。
三、解决环境的外部性问题的途径
1.庇古税
庇古侧重于以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环境资源生产与消费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庇古提出了著名的修正性税,即税收-津贴办法。一方面,政府对产生的负外部性按一定比例向行动一方征税,将外部边际成本通过政府的征税加入厂商的私人边际成本,于是,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作用下,厂商从自身利益出发,会主动调整产量达到社会效率最大化,因此,征税限制了环境资源消费中负外部性的产生。另一方面,政府给予产生正外部性的厂商以相当于正外部性价值的补贴, 从而鼓励其将产量扩大到对社会最有效的水平。庇古指出,政府实行的这些特殊鼓励和限制,是克服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偏离的有效手段。政府干预能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这种税收-津贴办法也是现在绝大多数国家治理污染时正在采用的方法。
2. 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对我国的环境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他告诉了我们产权的重要性。产权具有两大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所谓激励功能,是指产权的排他性可以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得以独自享有基于对物的占有、使用和处分而产生的收益。所谓约束功能,是指其他主体必须尊重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不得侵犯其劳动成果和资产收益,这也是产权的排他性的必然结果。尤其对环境这样外部性非常强的产品,产权的约束功能更是不可缺失的。
四.环境资源产权化的必要性
环境污染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关键就在于产权的约束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长期以来,在我国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中,国家固守着“纯正”的公有制,而忽视了对产权的理解和运用,缺乏高效率的资源管理体制,所有权的行使被异化。法律没有明确中央、地方政府、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所有权实际上被架空,其本应具有的排他性分散,而变成了非排他性。虽然国家为了维护资源的公有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我国的环境治理现状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现行管理体制的失败。因此必须从产权制度入手改革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使对资源关心的重点由国家向“大家”转变。产权经济学认为,一切市场交易都是权利的交易。权利应具有排他性和可让渡性。这是资源进行流转进而达到最优配置的前提条件。产权交易应当是市场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讲,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市场不完善造成的,由市场失灵导致环境恶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中,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所有权在目前的指导思想和体制束缚下是不可能进行市场交易的。但关于资源使用权的流转规定却同样是非常严格的,目前我国仅存在土地的使用权和采矿权等极少数可以转让的使用,而大多数的使用权是被禁止流转或限制的。即使是可以转让的这些使用权,由于对资源价值的片面理解和缺乏配套的监管机制,造成了对使用权的滥用,资源被过度开采,严重地削弱了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关于环境资源产权的市场交易制度,是进行我国环境治理的中心环节。
产权的界定以及交易是需要成本的。产权的界定,特别是环境资源产权的初次界定不仅需要成本,而且有时候对界定成本、界定技术的要求非常高。由私人通过谈判来进行权利的交易的成本和费用是非常高昂的,这会阻止产权交易的进行。因此必须寻找一个界定成本和费用较低的方式来代替市场主体的私人谈判行为。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行政命令的成本同样也是很高的。科斯告诉我们,国家可以以较少的成本,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产权进行界定。法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强制性,及基于环境价值的特殊性,因此,由法律对环境资源产权进行界定是一种最佳的发放式。对于环境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如何通过法律来设计产权,既实现了效率的价值,又能保护环境,做到可持续发展。科斯定理关于产权的界定是对我国环境问题最大的启迪。
五、我国资源产权的现状及建设
1.我国产权制度现状
根据我国的宪法,我国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国家设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类国有资源主管部门作为代理人,负责具体的生产、管理并将国有资源的使用权分配给个人或团体。对于集体资源,一般由公众推举的代表负责资源的管理,然后大家在一定的组织规程下共同开发使用。在两种所有制中,开发利用资源所获得的收益由国家或集体在全体所有者之间根据各自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资源均不能随意买卖。从表面上看,不仅资源的所有权是明晰的,而且使用权和收益权也是明晰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显得更为突出。
(1)国有资源的产权虚置或弱化造成社会利益冲突加剧。国家是资源的所有者,政府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这就使得环境资源的所有权、行政权和经营权混淆。同时,层层代理的管理机制使国家所有的资源转变为部门、地方所有,使国有资源的产权虚置或弱化。这种现象不仅使国有资源收益流失,而且还造成了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
(2)由政府分配环境资源容易导致权力寻租。
将分配许可证、配额、执照、授权书、特许经营证等的权力交给政府,可能同时为寻租行为创造了条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可能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稀缺以牟利。由于缺乏制衡机制、管理目标定位不明(特别是以部门的目标替代社会的目标),各级政府部门有可能作为利益追逐者,而不是全民资产的管理者对环境资源实施公共管理。特别是,由于这些部门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又必须维系正常运作,常常出现“既要办公事又要养活自己,以创收维持活动资金”的现象。 自然资本“富聚”拉大贫富差距。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社会上许多强势集团以其手中掌握的资源,比其他团体占有了更多的环境资源并攫取了超额的利润,如煤老板“一夜暴富”等。这种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即为自然资本的“富聚”。导致自然资本“富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以低成本占有自然资本为前提的。一方面,价格不能有效地反映社会成本,如前文中提到的超额排污的罚款低于其实际造成的社会损失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产权界定的模糊,很难依据所有权关系来规制相关主体的行为,导致环境管理的失效和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如前文所述)。最终的结果是:公益品的生产和提供不足,公害品过剩。
2.产权制度的建设
我们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核心在于建立公开、 公平的界定机制,确保资源环境产权界定公平合理。
(1)实现产权的多样化。虽然我国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只有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但可以先将一部分可分割的普通自然资源划归厂商或个体所有,以实现产权的多样化。对于那些战略性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和难以分割的生存资源则应注重将环境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等进行合理的分割。我国在土地、林场、草场、水域等资源的使用权方面实行的承包制使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而近几年开始尝试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也使环境容量资源使用权的分离成为可能。这些权能的分离为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可能性,当然,真正能促使资源合理利用的是资源的可交易性可以适当地借鉴。
(2)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一方面,减少政府涉足的领域,尽可能进行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在政府管制领域,尽量推行阳光政策,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特别是在产权界定和产权配置方面,做到公平合理,既要防止权力寻租,又要保证产权界定、配置、交易过程的公平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一夜暴富”。
(3)实现环境资源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市场化。
首先,要明确界定产权。对自然资源使用权的获得,根据自然资源的不同性质和用途,规定不同的费用和获得途径。其次,完善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大力加强法制,保证政府对环境资源的有效控制和监督,避免由产权垄断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允许跨行业、跨区域交易,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同时有利于形成交易市场的规模经济和效应。当然,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在完善环境资源产权法律法规的同时进行限制性的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并由此逐步过渡到厂商之间的自由产权交易,最终,建立完善的国家调控下的环境资源产权市场,实现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
结语 长期以来,环境资源被看做是一种外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共物品,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它仅仅适用于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不超过其承载限度的情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长, 环境提供的资源及环境对污染的承载能力(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逐渐凸显。然而,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环境资源产权化是环境管理网链中的重要环节,但它不是万能的、自发的、独立的。它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现阶段我国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国有资源的产权虚置或弱化造成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由政府分配环境资源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自然资本“富聚”拉大贫富差距。由此,可以提出相应的建议:实现产权的多样化;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实现环境资源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市场化。
总之,只有推行环境资源产权化,合理界定产权,建立完善的市场调节机制,才能充分利用、同时保护有限的环境资源。在这个基础上, 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才真正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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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吕普生.公共物品属性界定方式分析——对经典界定方式的反思与扩展[J].学术界,2011(5).
[3] 卢现祥.环境、外部性与产权[J].经济评论,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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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听证会制度,是政府定价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时,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价格听证制度的经济效益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价格听证制度的经济效益分析全文如下:
【关键词】价格听证 ,公共决策 ,垄断,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的主要商品是通过市场来定价,市场定价的商品占到 95.3%,剩下不到5% 的商品由政府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而这不到 5% 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大多是电、水、气、教育、公交等项目。因此,建立透明、民主、公平的定调价机制至关重要,实行听证制度是实现公共决策的必然要求。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它可以追溯至英国法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法的“正当法律程序”规定,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利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根据我国《价格法》规定,价格听证制度是指政府在关于公共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的制定和调整,应当邀请相关主体参加听证会,对价格的调整进行论证,为政府价格决策提供依据的制度。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价格的决策权在各级政府物价部门。价格听证是政府征求意见的一种方式,是为了辅助政府更好的决策,价格听证并不具有最终的决策权。
价格听证与政府传统定价方式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价格听证具有公开性和公正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外,听证会应当公开进行”,“听证过程需受到监督”,这样政府的定价需要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传统定价方式是直接的政府定价,不需要通知利益相关人,他们没有知情权,也没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和条件。价格听证建立了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
第二,价格听证确立了科学的价格决策论证机制。价格听证要求,政府在进行价格决策时,必须召集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各方对定价方案进行共同论证,体现了公平和效率。传统定价方式是政府单方定价,主要依据依市场供需关系情况和经济发展状况定价。
第三,价格听证突显了市场意识和消费者观念。价格听证要求政府进行价格决策时必须以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而促使企业走向市场,贴近消费者。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具体价格听证目录虽不一样,但都是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另外,根据《听证办法》及《国家计委价格听证目录》的有关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或调整价格时,如认为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确有必要的,也可以按照定价目录规定的权限组织听证。
传统定价方式政府进行价格决策的出发点是企业的效益和该项价格决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没有过多地考虑微观情形,对于群众的利益考虑得不够充分。可见,价格听证制度比传统的定价方式更贴近民众的切实需要,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首先,价格听证有利于发挥价格的宏观调控功能,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主要反映了政府与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价格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引起交换双方利益关系的转换,从而影响市场和社会的相对稳定。所以价格是一切经济利益关系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微观经济运行的基础,也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虽然价格机制的运行离不开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环境,但由于市场机制调节存在着自发性、滞后性等特点,价格机制自发调节存在不足,本身无法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控制垄断价格。
世界各国制定法律准许政府对市场价格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调控。可见,在价格方面制定法律是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价格听证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其次,价格听证有利于抑制企业垄断行为,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价格本身可以有效调节市场供求的平衡,协调市场主体做出理性决策,实现社会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某些特殊的商品如铁路票价等却无法由市场自发形成,因为这些商品的提供者往往是市场的垄断者。垄断的基本原因是进入障碍:其他企业不能进入市场与其竞争,因而垄断者能在市场上保持惟一的卖者的地位,在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的利润大于边际成本。在竞争市场上,卖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即价格是在市场的竞争中形成的,卖者只能接受它,而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垄断者得到的超额利润正是消费者受到的利益损失——经济学家将其称为消费者剩余减少。而且,由于垄断者往往把价格抬得过高,会抑制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从而减少社会总福利,用经济学术语说,这是垄断造成的一种“无谓损失”。
垄断者的这种价格政策会使市场机制失去调节作用,因为消费者在被迫接受并不合意的市场价格时减少了商品的需求量,垄断者的行为是利用自己的市场权力对消费者进行盘剥,造成市场的低效率。商品的交易量减少了,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社会经济遭受损失。这时,只有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对垄断行为进行干预,管制这些商品的价格。
政府定价行为属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非市场决策行为。“非市场决策与市场决策的一项重要区别是 :对市场决策而言,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基本上拥有同等的决策权力来改变市场行为。对于非市场决策而言,政府拥有更多影响市场行为的能力。”垄断企业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必然要用各种方法影响政府的决策结果。
经济学中把利益集团或者个人通过影响公共选择的决策谋取利益的行为称为寻租。
寻租行为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垄断者为了保持垄断地位的支出(包括行贿政府官员在内的非法支出);二是政府对这类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三是这种行为引起的第三方行为的扭曲。寻租行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使每个人都希望用非正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会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因此,必须建立公开、民主的程序来约束政府的非市场决策行为,以杜绝寻租现象的发生。
公共选择的主体,也就是政府的根本任务是 :“公共选择中行为与公众的愿望相一致”。政府能否实现这一根本任务呢?众多周知,政治学对人的假设是“人能够放弃个人的私利而全身心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而经济学对人的假设是“经济人”,“经济人”的特点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行动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很难想象,一个在经济领域自私自利的人显然不能在政治领域内摇身一变,成为大公无私的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所以失去监督的政府是不可靠的,单靠政府自身是无法完全有效地进行公共选择的。从而,政府也不可能在没有监督下自觉地抵制寻租行为。因此,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价格听证会是改进政府对垄断程度较高行业的管制,从而提高社会总福利的一种重要方法。
让价格决策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促进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化和规范化。
第三,价格听证可以敦促经营者提高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现在有些公用事业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很多行业还实行专营,市场进入门槛很高,这就使它们不能够自我完善,不断地获取垄断利益,将收入用在了非生产领域,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使得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质次价高,不能进行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趋势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主管部门采用科学的定价方式,虽然从短期来看没有保护垄断公用事业企业的利益,减少了它们的利润 ;但从长期来看,这样做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能够使企业与消费者实现双赢,增加双方的经济利益。
第四,价格听证协调了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多方代表与调定价,政府反复从不同的角度、立场论证,突显了物价部门作为“裁判员”的地位。通过价格听证,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使民众理解调定价的合理性,最终形成的价格更容易让企业和广大民众接受,客观上起到了减少价格调整震荡的效果。价格听证对政府价格政策的合理制定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对于协调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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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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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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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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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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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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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基金市场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在不断的增加,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证券基金市场的发展尚处于新型市场阶段,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从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保证投资者权益的基础上,促进我国证券基金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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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作为衡量财富的一杆标尺,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投资基金制度中有一种典型的关系,即:委托—代理,基金投资人将其投资的项目委托于基金管理人来代理证券的投资,从基金的发展过程中来看,代理人往往会对市场行情的发展拥有一个更为透彻的了解,他能准确的了解到市场行情的变化,因此委托人更多的倾向于将所投资项目交予代理人。在投资者与代理人关系形成之后,就产生了一定的选择性和风险性。
(一)逆向选择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对称,这就使得逆向选择应运而生。基金投资者在对基金管理人的选择中,更多的倾向于业务水平较高、诚实信用度高且能熟悉洞察市场动向的管理人员。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基金管理人员总会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道德品质,往往会刻意的隐瞒自己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如果投资者在对管理人员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其自我推荐,那么一些夸大其词而专业知识水平较低的管理人员就会被选择,从而就产生了逆向选择的问题,如何能更好的克服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一些困扰,就必须在寻求外部信息的基础上来对管理人员进行一个正面且客观的评价。
(二)基金管理人员的选择
选择在基金管理领域及相关领域接受过专业教育及管理的人员,教育是一种传递知识,培养能力的方式,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才能促进能力的提高,同样教育也能提高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基金管理人员在接受高程度的教育时,就能轻松的完成相关学业,从而降低教育的成本。道德水平同样也是体现基金管理人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基金管理人员既要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文化水平,还有拥有诚信的道德品质,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下,管理人员要将勤奋作为一块敲门砖,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好的业绩。将基金管理人员之间的业绩进行比较,是在当期按的基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中最为高效且客观的一种系统评估,基金管理人员作为利益的共同体,不仅对市场的公正评判起到一定的作用,还能使投资者在对基金管理人员的选择过程中减少成本的运用。
只有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健全证券投资市场的管理制度,才能有效的保证证券基金投资市场的稳定快速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在理睬以及规模化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不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理论上来说,证券投资基金在投资回报上来对于个人投资更具明显优势,在较高利润和回报下,证券投资仅仅更加促进了投资者对于投资的积极性。
证券投资基金及其管理公司作为一种为了他人而用他人钱的机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与不完整以及法律、制度以及市场竞争条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员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而为自身争取利益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体系的约束,代理人就很难拥有足够的自制能力在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前提下为自身及所在机构谋取更多的利益。
证券基金市场在我国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后,其在规模和资源配置方面也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但是在证券市场上一些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违规行为的损害,因此加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证券基金市场发展的重中之重,以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市场基本原则,维护好证券基金市场的良好口碑和声誉,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保持证券投资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证券基金市场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在不断的增加,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证券基金市场的发展尚处于新型市场阶段,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从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保证投资者权益的基础上,促进我国证券基金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稳定发展。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西方发到国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以银行为基础,这种金融体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及个人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更多的集中于国家。由于证券基金市场的一些限制性因素,使得个人投资很难直接与市场相接洽,这种规模和形式使得专家理财与专业化理财行业的需求增大,通过对证券基金的投资,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保护投资者权益为中心的制度研究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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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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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从经济全球化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 ,到国家垄断( 20 世纪初至80 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 ,美国约占27%。[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
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 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
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
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 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 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 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 [ 4 ]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
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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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简论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内容提要】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他整个经济思想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国特色,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标志。而且,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摘 要 题】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
【关 键 词】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简论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毛泽东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毛泽东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
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毛泽东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毛泽东,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其后,毛泽东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毛泽东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13]虽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毛泽东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
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毛泽东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毛泽东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毛泽东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毛泽东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15][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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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会会议上的讲话.
[13]周恩来.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05.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1061.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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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进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人们世世代代的绵延不绝的实践活动所推动并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实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从事着生产劳动实践的现实的人却被完全异化,使其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异化。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三重维度及其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三重维度及其启示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这段论述,突出强调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同时也是对当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的回应,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到如何认识和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问题。
当然,认识和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有多重标准或参照系,但是其中必有一个是根本性的。马恩分别从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维度、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维度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得出: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从根本上讲就是看它是否尊重和有助于人类那种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否促进了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才是能够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最理想的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2]100也就是说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的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观念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而使用的一种形式,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其中“抽象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学者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的出发点。
而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的狭隘眼界,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众多违反“人类本性”的社会现实,用现实的普遍性化解了抽象的普遍性,克服了哲学意义上从抽象的人出发无法做到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局限性。
1.现实的人的实践是马恩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起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和立足点,也是他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分界线。马克思从社会制度根源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的实践出发,扬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所理解的“抽象的人”,以及主客体理论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质,克服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
只有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实践中去理解和体会现实世界、现实社会制度的合理与否,才能真正明白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人遭受压迫和苦难产生的原因不是在于人与神的地位颠倒,而是源于现实社会中制度与思想的东西的错乱和颠倒。[4]15-16因此只有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3]4不断揭露、批判、终结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让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人摆脱锁链,拥有真正的自由和价值。
2.实践着的现实的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进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人们世世代代的绵延不绝的实践活动所推动并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实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从事着生产劳动实践的现实的人却被完全异化,使其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异化。
这种异化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扬弃人的异化和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在于工人的政治解放运动,即开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以达到人的全面复归和彻底解放。
但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 504即现实的人的实践。而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动物没有自己的主观世界,人的活动都是在一定意识、目的的指导下。实践虽然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它又超越了主观认识的范围,是一种变革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性实践活动。正因为实践既包含着主观的因素、又具有客观性,因而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把主观认识变成客观实际,把思想、理论在现实中实现出来。
然而“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320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就是能够实现消灭旧制度和创造新社会、建立新制度“思想”的可以使用的“实践力量的人”。
人们的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思想实践等,它们最终都会落根在是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上。社会制度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制度的更替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
固然,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社会制度的进步当然包括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正如“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一样,[2]775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领域产生的比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也并不能以此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因为好的社会制度不但包括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好的社会制度还必须包括合理的生产关系、进步的社会价值观念等,也就是说:
1.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衡量生产关系的优劣。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
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36但是马克思看到:“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580显然历史上曾起过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把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自觉地用于人民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没有提供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没有体现出尊重社会成员自主的、创造的个性,而是无情地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用更加“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275总之,在表象光亮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一边是产品的完美、物质财富的丰富;一边是人的畸形、人性的贫乏。
其背后两极分化(包括国内的国际的两极分化)和人性异化的致命缺陷注定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摆脱不了被否定、被炸毁的结局。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2.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衡量价值观念的好坏。
好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更要能够给人们提供丰富的文化知识、优美的心灵、高尚的志趣,远大的理想和健全人格,而这些正是无法简单地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和实现的。
虽然“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6]109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相互之间物质、能量、情感、信息等方面的联系和交往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但是资产阶级一方面像地质变革创造地球表层一样为新世界创造着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34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5]34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产力多么发达、物质财富多么富裕,都是注定要被否定的制度。因为它违背了人类应当“了解自己本身,是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计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8]250所以“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人的全面发展,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作为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存在于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之中。马恩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深深地植根于对人类发展的历史、当时的现实和人类本质这三个方面的洞察,从而使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得了科学的形态,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到尊重和实现。
1.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决定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趋向。
面对有据可考、有史可查的人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是在认识和解决与生俱来的人自身的生存需要时形成了社会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人类诞生之初面对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靠个体单独行动不行,必须联合行动,而要使联合行动达到目的,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联合方式即社会。社会一产生就把本来平等的各成员按其天赋能力或机遇划分成不同类型的有差别的存在。由于社会“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2]78社会制度应运而生。
从此,人类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促使人类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着的改造自然的需要而去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推动着整个人类不断探索摆脱构成社会制度后越发不能忍受的不平等乃至剥削和欺压而重建适合自己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一方面是展示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一方面又应当是推动和有利于他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从而使相互作用着的不同个人的活动都朝着各自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人类活动这种具有超动物性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同于靠大自然的赐予满足需要的动物,而是用人类的创造性的活动来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任何束缚和不尊重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都注定是被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命运就是如此,它把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完全地、彻底地钉在了“对物的依赖”这根“耻辱柱”上,不过资产阶级不自觉地锻造着“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2.人类全面发展的状况直接检验着社会进步的程度。
社会是有生机的、进步的,还是滞颓的、退步的,不在于别的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怎么评价,也不在于该制度下的某些人的自我评价,而在于在该社会制度中生活的现实的人的感觉和他们的发展状况。因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的发展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这就是说,无数的个人组成了社会;无数人的全面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一切能够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都是好制度;而一切有碍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无论一定的人们怎样论证它的美好,都注定是要被否定的制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自它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以后,便形成了一种被他称为“异化”的现象,尤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闲暇时间,时间就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532个人享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也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展能力和展示个性的空间。
然而,这一时间即人发展的空间却被资本无情地剥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变成了人性畸形和异化的残酷现实,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一个这样的联合体所代替,“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那里,“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0] 85从而真正实现“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10] 516真正实现“早晨钓鱼、中午打猎、晚上搞批判的批判”[2] 85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人类既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尊严的存在物,社会自身的一切观念和行动都应当有助于促进而不是剥夺他们的自主性、扼杀他们的创造性;人类又是一个诸个体向着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的存在物,社会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应当围绕着提供而不是破坏这种环境和条件而进行。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比较发达,物质生活水平也比较高、它的经济制度也比较健全,但是它根本没有把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自觉地用于推动劳动人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没有提供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没有体现出尊重社会成员那种自主、创造的个性。可见,马恩非常主张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这一思想对当今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制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决策、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魅力和优越性、积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马恩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评价并不否认生产力标准的正确性,“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即得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5]43每个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现状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然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从最终意义上讲的,是从历史本体论而非历史价值论意义上讲的,从价值论上看,首先,发展生产力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更幸福生活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旨归;其次,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地恰当地反映社会制度的优劣,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不仅要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要能够建构一个合理的生产关系、进步的文化观念以及人性完善和给人带来可持续的幸福,假如缺乏后者,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的因素毕竟是生产力中最根本的因素。如果片面地把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制度的唯一尺度,就可能会用社会制度的手段把人们的事业和精力局限于生产、效率、效益上,从而忽视更重要的方面,如社会成员的发展、对未来的关切。其实,多年来由于盲目追求单纯的物质生活,以物障目,经济决定论、资本本位论导致社会上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等种种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面进步、和谐统一的基本要求,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显然,这些后果与片面地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检验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不无关系。
2.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决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魅力彰显。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里,国家的真正职能并不仅仅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更在于从一开始就把尊重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高社会管理的自觉程度和协调程度,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和现实方针,正如“物质的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的空虚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完整统一,人们的精神状态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协调一致,这样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摆脱贫穷;
相反,违背这一指针的资本主义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物质财富多么充裕,也必然会走向真正的贫穷,即“人”的贫穷。所以只有“物质不贫乏”和“精神不空虚”的社会主义,才是能尊重和有助于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能促进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不仅应该是享有丰裕物质生活的一代新人,更应该是文化知识丰富、心灵优美、精神志趣高尚、具有远大理想的一代新人。
由此可见,当今我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正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魅力和优越性的科学决策,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顺应。
总之,概览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为了发展自己,选择了社会的形式;人类根据发展自己的不同阶段,建立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人类选择社会形式,是他的权利和性质。这就给社会赋予了极大的权力,从而也规定了它的权力的性质。
所以,社会上的任何一种发展、运动和活动,归根到底归因于人类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最终构成了社会制度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人类发展的复杂多样性引出了社会制度的复杂多样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制度,马恩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维度来分析社会制度的优和劣,一方面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也为当代中国制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魅力、积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给予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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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共同治理就是要超越国界,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民族国家通过主权转让,制度创新,共享聚合的主权,建立跨国性的协调机制,以共同的价值理念为指导,追求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安全和一定的共同目标。而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治理就是要使国家利益区域化,使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集体安全紧密结合,这是欧盟共同治理的主要动力、主要行动目标,也是欧盟共同治理得以持续推进发展的基本可靠的保证和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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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创新性地构建了欧洲区域共治这一政治经济体制模式,这种体制是对传统主权国家经典模式的超越。然而,发端于希腊的欧债危机却使欧洲经济陷入泥淖,从2009年绵延至今,欧洲各国仍未对恢复经济增长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本文试以欧债危机为例,分析欧盟区域经济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关键词:欧元区;欧债危机;欧元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浅析欧盟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矛盾——以欧债危机为例
从2009年希腊率先爆发债务危机以来,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也接连出现财政问题。这是自欧元区成立以来,欧元所面临的最严重一次考验。在这场波及数国的危机中,欧元区先天性的制度缺陷又被重新提及,欧元的前景也愈加令人担忧不被看好。对这场危机成因细加分析,不难发现,虽然欧元区各国经济情况迥异,但欧元区内主权债务危机集中爆发却也暴露出因变量中的共性问题,特别是欧元区制度安排的固有弊端。本文拟将欧债危机作为分析案例,讨论欧盟经济治理的弊端和缺陷。
2009年10月,希腊新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的财政赤字,随即引发市场恐慌。同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投资者在抛售希腊国债的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2011年6月,意大利政府债务问题使危机再度升级。这场危机不像美国次贷危机那样一开始就来势汹汹,但在其缓慢进展的过程中,随着产生危机国家的增多与问题的不断浮现,加之评级机构不时的评级下调行为,目前已经成为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重要事件。政府失职、过度举债、制度缺陷等问题的累积效应最终导致了这场危机的爆发。在欧元区17国中,以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等五个国家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
当前,欧债危机已经严重阻碍了欧洲经济复苏的脚步,债务危机显现出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的态势。法国现有AAA评级存在下调可能,德国2011年11月23日发行总值约6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结果仅有39亿欧元被市场投资者认购,德国央行被迫买下其余部分,此次拍卖是欧元问世以来德国最不成功的一次国债发售。德国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其长期国债一直是资本市场热捧的优质资产,此次遭受冷遇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
区域共同治理就是要超越国界,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民族国家通过主权转让,制度创新,共享聚合的主权,建立跨国性的协调机制,以共同的价值理念为指导,追求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安全和一定的共同目标。而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治理就是要使国家利益区域化,使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集体安全紧密结合,这是欧盟共同治理的主要动力、主要行动目标,也是欧盟共同治理得以持续推进发展的基本可靠的保证和坚实基础。
由于欧盟自身的政治架构与其成员国国内政治的不同,它是一个“多层面治理”的独特制度。
首先,治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它不再单纯地由国家来引导,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更加明显,一切具有社会政治、经济及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为体均参与其中。
其次,这个进程中的国家与非国家角色的关系是多中心的和非等级的,而且是相互依存的。
第三,治理的关键职能在于实现社会及政治生活的规则化,而不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其目的是为了在现有框架内实现决策的民主化,而不是为了改变现有的决策规则。换句话说,欧盟治理是与传统的国家中心的、命令和控制的、重新分配的和意识形态的政体与政治进程完全对立的。
欧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政治经济组织,从其前身欧共体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其政治、经济、司法、外交等各方面的整合程度日渐完善。欧盟的特殊性在于,它既非一个实体的主权国家,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这种特殊政体的性质,决定了欧盟治理具有区别于传统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一般区域性国际组织运作的明显特征,即欧盟实行的是跨国区域共同治理。欧盟实行区域共同治理的基础与核心是主权转让、主权汇合和共享主权。欧盟治理就是成员国行使共享汇合了的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赋予了欧盟为实现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所需要的有效行动能力,欧盟成了成员国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集体代表。
这种新型治理方式的优点是可以解决单凭一个国家无法解决的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问题。将国家治理和跨国区域共治相结合的欧盟治理模式,预示着欧洲正在告别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纯国家主权结构的国际体系,正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步向多国联合共同治理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转变。
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从煤钢联营开始,先后建立了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包括商品、资本、人员、服务四大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已初具规模,直至1999年欧洲建立起经济与货币联盟,发行统一货币欧元,2002年欧元区各国货币退出流通市场。欧盟采取的这种共同治理的运作模式,具体到金融领域则体现为建立欧洲中央银行 (为了适应欧元发行流通而设立的金融机构)。欧洲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维护货币的稳定”,具体工作包括管理利率、欧元的储备和发行,以及制定欧元区内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独立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府之外,其最大的显著特点是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它只接受欧盟领导机构的命令,各国政府无权干涉其日常运作。欧洲中央银行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行与管理流通于多国的超国家货币的中央银行。自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发行后,已经有17个欧洲国家将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
最优货币区 (Optimal Currency Areas,OCA) 理论又称最适度货币区理论,1961年由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Mundel)l 最先提出,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它是指达到经济金融上某些条件的国家或者地区,相互之间建立联系紧密的货币制度,如固定汇率制度,甚至使用统一货币的区域。
“最优”是指在货币区内成员间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而货币区是封闭的,其成员国和货币区以外的国家不发生经济联系。蒙代尔认为,要素的充分流动是最优货币区的评判标准,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有效调节货币区结构失衡。最佳货币区不是按国家边界划定的,而是由地理区域限定的。他认为,生产要素流动性与汇率的弹性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需求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所造成的国际收支调整要求,既可以通过两国汇率调整,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在两国间的移动来解决。在他看来,生产要素流动性越高的国家之间,越适宜于组成货币区;而与国外生产要素市场隔绝越大的国家,则越适宜于组成单独的货币区,实行浮动汇率制。
简单地说,当货物、劳动力和资本在某几个地区能够自由流动,而与其他地区之间不能自由流动时,那么能够自由流动的几个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
据此我们可以总结为:货币联盟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1)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名义汇率是固定的。
(2) 具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作为成员国汇率确定的共同基础。
(3) 主导货币与成员国货币间具有充分的可自由兑换性。
(4) 存在着一个负责协调和监管的超国家的权力机构。
(5) 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主权受到削弱,其中包括发钞权。
最优货币区是一个理论概念,而货币区则是现实概念。对于欧洲经济联盟而言,欧洲货币联盟的现实条件远没有达到最优货币区理论所设定的标准。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欧元区国家共同使用欧元,并且欧元是该区域内唯一的流通货币,各国原有货币停止流通。欧元区内的货币统一性使得各国货币间的兑换汇率也随之消失。但由于欧元区各国经济结构,主导产业差异巨大,根据国际分工间的比较优势规律,这些国家的经济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
1.欧元区各国政治整合程度严重滞后。
欧洲国家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将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发展成货币联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刻。这个整合过程引来称赞和夸奖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与欧洲国家政治合作程度相比,经济一体化速度明显过快,欧洲区域经济整合程度远远大于政治整合程度。货币联盟的历史证明政治联盟带来了货币联盟,并保证货币联盟的成功运行。这意味着欧洲货币联盟能否成功,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不少学者都将欧元区目前的问题,归咎于该组织只是一个单纯的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而政治问题其实是欧洲货币联盟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前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过程举步维艰,其中充斥着各成员国间无数的争斗与妥协。面临经济危机,欧洲政治联盟的治理能力则更显单薄,部分成员国并无意愿牺牲自己利益去帮助他国。在目前欧盟所搭建起的这样一个松散政治框架内,各国政府无法达成妥协,协商出强有力的解决措施,而仅仅依赖一个单纯的货币联盟并不能够阻止危机发生以及化解危机。
欧洲政治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原因有三:
首先,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必然涉及国家主权完整性,要求各国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欧盟,这对于每一个成员国政府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一旦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欧盟的整体利益相悖,欧洲政治联盟便面临分裂的危险。
第二,现行的欧盟委员会和议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多方协商的形式和平台,并不具有独立的裁决权,其决议内容对成员国来说也无强制性。而欧盟27个成员国的利益差异巨大,彼此间矛盾重重,这导致欧盟一体化缔造出的政治组织形式大于意义,缺乏基本的约束力。
第三,从目前欧盟现实的政治一体化实践来看,英法德等大国基本主导了欧洲政治联盟的发展走向,其他小国缺乏话语权,政治组织内纪律松散协调困难,作为政治联盟所起到的协调各方利益作用实在有限。
2.欧元区各国财税政策不统一。
除美国次贷危机这个外部因素外,欧债危机的内部因素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对这一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中,最为严重的缺陷则在于欧元区各国货币统一,但财税不统一。一旦出现问题或危机,这些国家政府将无法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当前,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设计机制为:欧洲央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执行和国债的发行由各国自行做主,并不统一,而欧盟也仅仅是规定加入欧元的各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必须低于3%的底线,其目的在于确保各国国债具有欧元的担保功能,维护欧元的价值稳定。
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调控背景下,财政政策成为了欧元区各国唯一可以用来缓解经济危机的政策工具,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各国的财政风险。一国的财政政策目的是合理配置资源,实现收入公平分配,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欧元区各国利用财政政策来摆脱困境的结果便是损害了欧元国的集体利益。这种欧元区各国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却各行其是的做法,是此次欧债危机大规模爆发的制度性原因。
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与此对应,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包括动用财政结余、增加税收、增发货币、发行公债等。对于缺少利率和汇率两个政策工具的欧元区国家来说,只能纷纷采取激进的财政政策来保障经济增长。对于即使在经济较好的年份也需举债度日的这些国家来说一旦遇到经济发展减缓甚至衰退,其低财政盈余就更难以支撑宽松的财政政策,此时,政府只能加大有关杠杆使用的力度,这样一来财政赤字就更加严重了。
为了保持欧元的稳定、防止欧洲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被各国的财政政策所损害,欧洲货币联盟制定出严格的财政纪律来规范各国的财政政策。 《稳定与增长公约》 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水平不得高于当年GDP的3%,还明确提出国内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得高于60%的指导性指标。按照规定,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从1999年欧元区成立至今,欧元区内大部分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曾超过3%,德国与法国更是率先违规,但2003年11月欧盟财长们拒绝欧委会的提议,决定暂缓制裁德法,使该公约的信誉受到极大损害。
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欧洲各国相继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欧盟27个成员国中已有24个成员国财政赤字状况超标,仅有爱沙尼亚、瑞典和卢森堡符合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周期不同,当个别国家出现经济困难时,欧洲政治联盟合作程度低,各国普遍缺乏合作意愿,其他成员国不愿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帮助其渡过难关。而出现债务问题的国家被迫采取的激进财政政策必然有违欧洲货币联盟的集体利益。就本次危机而言,希腊等落后成员国的生产率水平与欧元所代表的欧元区平均生产率水平差距较大,这导致其本身业已严重的高失业率等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而相关国家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所能依赖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 (国内的个别地区出现类似问题尚可能获得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最终结果是严重的财政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凸现出来,并逐步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
欧元汇聚了欧洲政治家几十年来致力于欧洲统一的艰辛和努力。然而随着欧元汇率的一再下跌,其内在的基本矛盾也日益受到世人关注。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经济结构多种多样,很难用统一的货币政策来协调各国的财政手段。虽然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对一系列的国民经济运行指标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 《趋同条款》 包括利率指标、汇率指标、通货膨胀指标,以及赤字、债务指标,但各国实际上在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开放度、生产效率和工资成本等方面差别很大,加之各国的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也不尽相同,这种非协调性反映在货币上,导致了欧元的疲软。
货币政策缺乏灵活性是欧元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成员国都将货币自主权交给欧元中央银行之后,他们在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时便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就会出现当欧洲央行收紧银根时,对经济过热的爱尔兰等国家来说是利好举措,而对于赤字日益上升的法国、德国来说却雪上加霜的矛盾现象。无法满足所有成员国要求的欧洲央行,只能顾此失彼。目前为解决该问题出台的所有方案,全部以“留在欧元区内”为前提,这些方案难免会成本高、障碍多、执行困难、效率低下。
当前的危机表明,欧洲货币联盟目前存在显著缺陷,进行根本性改革后才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机制。欧元区建立后,欧洲央行没有及时创设一套确保欧元区成员国遵守财政纪律的机制,也没有建立为出现财政危机的国家提供救助的机制。欧元区作为一个一体化程度非常高的区域经济组织,尽管对入盟国加入欧元区时的财政状况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入盟后欧元区对各国财政状况的监管缺失却直接导致了此次危机爆发。并且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许多应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被欧元区各国松散不一的财政制度所限制。成员国执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却有着独立的财政政策,加之欧元区各国只为自己图利,政治领导人不愿得罪选民,这些经济总量不同、经济结构迥异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形形色色的欧洲各国,只能让欧元区经济分化日益严重。虽然欧元区自欧债危机以来一再试图加大各国经济、财政政策的协调,但收效甚微。现在摆在欧洲各国领导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推出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欧元区统一、集中的财政体系以及更加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等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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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必然会有管理,经济与管理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式各样的经济管理方法油然而生,把握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是管理企业致胜的法宝。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管理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世界金融危机的范围广,影响之广,以致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使得我国大部分的企业陷入竞争市场激烈等的难题中,企业在面临这些巨大的挑战的时候,要从自身开始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性改革。如何化解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如何坚定发展信心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挑战,如何变革创新发展模式,是当期中国企业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概述
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这次危机使得全球的经济再一次地进入低迷时期,而后金融危机时代指的就是这次的经济低迷到下一次经济回归正常这之间的一段时期。自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出现之后,全世界各国之间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将损失和危害降到最低。经过全世界的不懈努力才及时遏制住了经济的不断下滑。后金融危机时代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在经济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对我国经济方面的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继金融危机之后的又一个影响范围极广,世界经济损失极大的一个时期,对中国的经济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中国在经济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面临着急速下降的趋势,每个季度都有所下降,而从我国的出口情况来看,我国的出口总额也在急速的下降中。这样我国的经济情况就处在一个十分不好的情况下,这使得中国的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的企业的生存也出现了问题。而要顺利地度过后金融危机时代,克服种种难关,就需要企业对自身的经济管理进行创新改革,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率,让企业得以顺利健康地发展。
三、企业经济管理的现状
当前的企业管理是粗放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导致了其企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资源利用率低以及材料与能源消耗高等现象。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逐步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得市场竞争的主体逐步变为了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建立起全新的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体制,建设新的企业经济管理体制。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的几点建议
1.更新管理观念。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观念就是它的核心,观念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所以要适时地根据全球的发展来更新发展观念,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就体现在观念你的更新等方面,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企业员工,企业领导的观念的更新是最重要的,这就可以更好地管理企业的内部环境。更新的观念包括危机处理,战略意识,将这些观念引入到企业员工和领导的观念意识当中,这样可以让企业的领导在制定发展计划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考虑到时代的新形势,让企业达到全面的科学发展,这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非常大。
2.企业经营策略的创新。
一个企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企业运作经营起来,所以经营策略对一个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必须将以前传统老旧的经营结构,经营观念摒弃一边,而要在经营结构中加入虚拟化,柔性化的策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经营结构。企业之间的联盟也要有所创新,将自身的企业与其相关的企业联合在一起,将各种的经营手段,技术等相互结合,做起“同盟者”,共同进步。创新企业的品牌,创新品牌就是将企业的品牌做大做强,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建立高水品的生产线,提高企业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品牌辨识度。这样的创新可以让企业更好的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带来的各种方面的难题。
3.提高企业预算管理的意识。
财务预算是一个企业必须要做的工作,而一个完善的企业财务预算结构则是一个企业正常运作和长久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也应该建立一个健全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结构,使得企业的发展避免行贿受贿,建设清廉的企业环境,同时健全的企业财务预算结构还可以预算企业即将面临的风险,让企业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推动企业经济的顺利发展。
4.人力资源的优化。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的发展十分令人忧虑,因此许多企业都会采取裁员等的方式来减少企业的开支,而让企业能在后金融危机的浪潮中生存下来。但是这样的方法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而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应该采取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企业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特长进行合理的岗位分工,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特长,为企业做出贡献,但是还要考虑团体的重要性,提高每个员工的专业技能,知识素养以及团体的素质,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中分地利用企业中的人力资源,达到人力资源利用最大化,这无疑有利于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浪潮中稳定地发展下去。
五、结语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企业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创新性地改革,包括企业管理观念的创新,经营策略的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等,才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度过种种难关。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脚步不断加快,贸易壁垒逐渐被打破,这给我国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传统的管理模式效率低、灵活性差,难以跟上时代的潮流,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无论是企业自身还是社会发展,都呼唤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以期提升企业综合实力。而经济管理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握企业发展的命脉所在,转变经济管理模式,创新管理理念,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实行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
经济管理能在企业管理中占据战略地位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涉及范围极广,包括企业生产、销售、经营、售后服务等各项资金收支活动,同时也涵盖企业融资、投资、成本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是一项复杂、整体的管理工作,可为实行企业的战略发展奠定基础。
(一)企业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
以往我国的企业经济增长大都是粗犷模式,能源、资源耗费大,且大多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与环保节能意识的逐步增强,我国经济已经迈上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前进的道路。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若想实现更好地发展,必须强化经济管理理念,创新经济管理制度,紧跟市场经济发展潮流。
(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
企业的经济管理涵盖了诸多与员工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项目,强化经济管理、寻找到有效的切入点,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有利于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充分调动,促使员工自觉挖掘自身潜能,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企业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企业综合效益。
(三)企业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市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具备敏锐的市场感知力与驾驭市场的能力,企业管理人员唯有转变思维模式,更新知识结构,加快经济管理创新脚步,方能适应时代发展。
二、当前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企业管理理念落后
管理理念是指导企业各项活动的思想,是一个企业实现长久发展的立身之本,优秀的管理理念方能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管理理念落后却是我国企业的通病,受传统管理观念的桎梏,许多企业领导未能意识到管理变革的重要意义,意识不到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存在时效性,满足于现状,不愿寻求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想寻求变革、具备先进管理理念的企业规模通常较小,缺乏具体实践经验,未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又难以承担失败的风险,最终只能浅尝辄止,未能实现真正地管理模式转变。
(二)企业经济管理组织落后
由于意识的薄弱,我国企业管理制度大多还是守旧的模式,以短期目标为发展重心,未能从长远角度考虑企业的未来。部分企业虽然设立相应管理部门,制定规章制度,但并不能贯彻落实,职能部门敷衍工作现象严重,业绩考核流于形式,发挥不了管理制度的真实功效。企业的管理组织模式也一直处于守旧的状态中,不注重提升企业产品标准、生产工艺,不注意优化生产流程,未能与市场同步;而企业各职能部门间经常出现交叉现象,职责分配不明确,人员配置不够合理,有时同样的工作多个部门重复性劳动,有时工作无人执行,部门间矛盾深化,信息交流存在困难,不仅严重制约了企业生产效率,也会对领导决策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导致企业战略出现偏差与失误。
(三)企业管理内部控制不足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愈来愈多的企业将工作重心放在外部控制上,力求掌握主动权,把握市场先机。但在实际企业活动中,也有相当比例的经济纠纷来自于企业内部,不少决策失误、经营出错都是因为内控工作不足,暴露了企业内部控制的缺陷。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层协调经济行为、控制经济活动的有效手段,是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得以顺畅执行的有力保障,若不摆正内部控制的位置,不重视其工作,将会造成企业内部发展失调的现象,大幅增加企业风险,会对企业进一步发展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
(四)企业创新意识薄弱
企业的管理层人员综合素质还有待提升,部分企业经济管理人员思想观念落后,试图以财务审计代替企业的内部控制,以偏概全,未能从专业的视角去实现企业经济管理需求。而受一直以来的传统管理体制束缚,大部分企业基层员工创新意识薄弱,绝大多数员工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只知道埋头工作,不能认真地思考任务的意义,未能在工作前做好规划,执行任务过程中投入很多精力与时间,却走了不少弯路,工作效率较低,员工自身难以跟上企业发展的节奏,企业整体又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节奏,企业生产工艺落后,生产水平较低,将会严重阻碍企业效益的提升。
(五)传统粗放型管理模式的局限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粗放型经营管理模式,许多企业只知道增加投入,以追加投资的方式盲目换取企业规模的扩大,却不注重企业实际内部管理状况与产品市场需求,这种冲动的外延式管理模式只会耗损企业的元气,增加企业各方风险,严重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企业走向灭亡。
三、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强化与创新策略
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应首先从内部入手,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欲对外有竞争力,必须保证内容统一高效。只有企业内部管理科学化、规范化了,企业才能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带来的种种挑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强化与创新措施可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理念创新,增强经济管理意识。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是企业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之路上的首要阻碍,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若想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充分意识到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与迫切性,树立适应时代潮流、市场变化的新思想,更新企业理念。企业领导应注重自身学习,积极参与最新管理理念的相关培训,通过不断地吸取先进知识与经验丰富自我,适当借鉴优秀管理变革实例,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企业领导可以自身为榜样激励员工,培养员工创新意识与终身学习意识,增强企业集约化经营。二是战略创新,把握经济管理方向。当今市场多变,企业的战略制定亦不能一劳永逸,必须紧跟变化,及时调整,把握好经济管理的大方向。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应具备大局观念与前瞻眼光,这不仅是对企业领导提出的挑战,也是对每一名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企业员工提出的要求。企业的战略创新需从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两方面入手,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层次性、情境决定性、竞争性和渐变性。在每次规模化的企业行动前,首先应制定明确的战略规划,包括长期规划与短期目标,而在实施过程中,每当内外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时,都应对战略方针进行及时调整,应注重战略评价工作,通过科学的审视发现存在的缺陷,不断修正,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三是组织创新,调整创新组织结构。新形势、新理念、新战略需要新的组织结构,首先,可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这是一种以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实现人力资源紧密配置的企业组织结构,基于员工的上进心理,有利于缩短上下级距离、密切领导与员工关系,可大幅加快信息纵向流动速度、减少信息失真,有利于复杂问题的高效解决。其次,建立柔性化的组织结构,在现在信息急剧膨胀、信息高速共享的环境下,传统古板、僵硬的组织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企业需要一种可连续做出临时调整的组织架构,即柔性化结构,通过以创新理念为宗旨,强调员工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共同承担风险的方式,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使其自觉提升工作标准,以简洁灵活的组织结构抢占先机,适应现代市场发展需求。四是人本创新,贯彻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人才的竞争力水平,为此,企业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员工的情感管理,促使员工形成归属感。企业领导者应该将自己与员工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理解、尊重、关心员工,形成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与和谐的企业氛围,密切内部交流,悉心听取员工对于企业各项制度的反馈意见,让整个企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而不断努力。在人才引进方面,企业应打破地域观念,大范围搜寻高素质专业人才,加大创新型人才与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引入力度,源源不断地为企业注入发展活力,创造适宜的发展空间,充分挖掘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可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与员工自身发展需要采取新颖的激励制度,合理分配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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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加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致使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地位日益凸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建筑工程经济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这样就带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其中工程管理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影响建筑工程管理的因素有很多,这样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才能提升工程的效益,促使建筑行业不断的向前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建筑工程管理影响因素分析与应对策略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建筑工程;管理;影响因素;应对策略
一、前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加剧,建筑企业要向稳定健康的发展,就一定要做好工程管理工作,但是在管理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就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建筑工程的效益,确保工程的顺利开展。
二、影响我国建筑工程管理的因素
(一)建筑工程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针对建筑工程的管理工作,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短,这样就促使建筑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并且还要很多环节的管理工作没有规范性,针对这样的现状,有一些部门不知道怎样去管理。同时因为没有相对严格的管理体制,这样就促使很多工作得不到落实,从而就降低了管理的效率,也导致很多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
(二)对工程核算的重视程度不够
现阶段,在进行建筑工程管理的时候,核算经常被忽视,许多建筑企业在开展管理工作的时候,它们认为只主要重视施工进度和水平,这样就促使核算质量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从而就促使核算的结果不够准确。
(三)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1、目前很多建筑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决策人员在进行工程管理的时候,因为很多基层管理人员的能力不够,并且素质水平比较低,这样就造成工程管理很难得到实施,也不能够科学有顺序的开展,从而就严重影响了管理的质量。
2、对于建筑工程而言,作为监理人员起着监督、控制等重要作用,但是有一些监理人员没有很强的责任性,这样奇偶造成很多施工单位在施工的时候出现了采用劣质的材料充当优质的材料,以及偷工减料现象的出现,从而就不能有效的发挥监理的作用。
3、施工人员是施工的主体,其对于施工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现在很多施工人员的职业素质不高、服从企业的意识不够强烈,从而就严重影响了建筑工程管理。
(四)具有多方的矛盾性针对建筑工程,其是由业主、监理、设计以及施工单位等共同完成的,但是由于利益的关系,在开展工程管理工作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矛盾,倘若不对这些矛盾进行认真的处理,就会严重影响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三、提高我国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有效策略
(一)优化管理机制
对于建筑工程而言,在优化管理机制的时候,其一,全面性,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各个参加工程建设单位的利益,这样就能保证管理机制更加的完善和健全,同时还要采用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和规范,加强各个参与单位的合作,从而才能对工程进行更好的管理。其二,有效性,对于建筑工程管理中,制定的制度的标准一定要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特征,并且还要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从而才能确保管理机制的有效性,也能够有效的避免管理机制出现虚拟设置的情况。
(二)加强监管部门的管理
1、在进行建筑工程审批的时候,要对其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没有效果的审批程序。同时还要对转化职能引起关注,从而才能保证监督和服务共同存在和发展。
2、作为监管部门,对于机构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一定要及时的对其进行调整,兵器还要对各个部门的职责进行充分的落实。
3、必须要强化加监管部门有关人员的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工程监管的质量。
(三)重视工程核算,有效控制建设成本
在建筑工程管理中,核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不断的健全和完善核算管理体系,并且还要及时做好工程的转资处理工作。
(四)提高管理人员、被管理对象的综合素质
对于建筑工程,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想保证工程管理的质量,一定要不断的提升管理人员和管理对象的综合素质,首先作为有关单位要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对影响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且采取相应的对策提升它的综合素质,从而才能确保建筑工程管理的质量。
(五)积极协调管理中各方矛盾
在进行建筑工程管理的时候,首先作为有关的单位在管理之前要制定相关的规定明确各个参与工程建设方的责任、权利以及义务,这样才能减少今后的矛盾。然后作为有关单位要根据自身的责任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并且还要做好自身的工作,以及与有关单位的配合,从而才能有效的保证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各个单位应该尽量多的组织员工一起学习,或者开展联谊活动,这样就能够很大程度的增强单位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就能够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最后,各个单位要保持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协调工作事宜,调动好够工作的氛围,也确保各个单位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从而就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发生的原因,继而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减少矛盾。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进行建筑工程管理的时候,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但是目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促使管理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一定要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并且对其进行改善,从而就能够确保建筑工程的管理质量,促使工程的顺利开展和实施。
参考文献:
[1]韩业俊,刘世鹏.浅谈建筑工程管理的有效途径[J].企业文化,2014,12:115-116.
[2]鲁强.建筑工程管理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城市地理,2014,20:56.
一、引言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是所有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企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强经济管理。而就目前我国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整体来看,由于其建设工期较长,涉及因素多,且工序复杂,其经济管理也相对较为复杂,加之,许多建设工程企业并未认识到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经济管理缺乏实施力度,并未的得到全面贯彻,导致建设工程经济管理混乱的局面,严重制约着我国建设工程企业发展。
二、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内容及作用
1.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
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内容主要包括:财务预算、经营预算、筹资越算、资本预算、技术经济管理、施工过程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建设质量管理、预算决策、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由于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涉及内容较多,其管理相对较为困难。
2.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主要作用。
在建筑企业经营发展中,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主要肩负着建筑企业的资源考核与分配,并对一些非财务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促进企业经营规范化发展,最终实现建设企业既定目标。另外,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也是一种成本管理,通过实施经济管理手段,对建设企业项目成本进行合理的控制管理,并为企业经营发展赢取最大利益,因此,提高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建筑行业步入高速化发展时期,其经济管理质量受到了各行各业的关注,而随着建筑工程规模不断扩大,施工技术逐渐提高,建筑工程经济管理难度也日渐增大,原有的传统经济管理观念,已不适用于现代建筑工程发展环境,因此,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改革势在必行。
1.缺乏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
在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中,工程定额主要是由各级工程主管部门根据工程建设当地情况进行颁发,但由于各地区情况不一,工程定额要求也不一致,当执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无法对问题进行直接处理,严重影响管理工作的协调性,而当把具体情况对上进进行反应后在处理,工程建设进度受到延误,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目标。
2.缺乏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意识。
在目前我国建筑工程行业中,大多数领导管理人员并未认识到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缺乏成本控制管理意识,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提高施工技术质量即可提高建筑工程整体建设质量,而工程资金主要是由工程预算中直接拨款下来,与建筑工程质量并无直接关系,致使许多领导人员在管理过程中仅重视工程质量,忽略了经济管理,导致工程建设经济管理风险加大。
3.招标工程清单与施工图纸不符。
在建筑行业中,许多工程为加快施工进度,在建筑工程设计阶段就开始进行招标工作,但由于设计阶段方案不完善,难以估计实际工作量,到后期施工时,实际工作量与招标工程清单不符,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也给建筑工程施工带来更大风险,后期施工不能有序进行,漏洞百出,严重影响建筑工程整体建设质量。
4.工程质量加大经济管理难度。
工程质量是影响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主要因素。在通常情况下,实际施工过程中均有较大风险,如停工、返修、保修、索赔等问题,都会增加建筑工程花费,要想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就必须增加建筑工程经济成本,而一部分建设企业为节约建设经济成本,忽略了质量管理,导致建设工程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
5.成本管理意识差。
在建设施工前,企业应先进行成本调查,才能更好的进行经济管理,而许多建设单位在建设前,仅重眼前利益,忽略了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没有提前进行市场调查,后在施工中,受各种因素影响,增加大量的无效成本。
四、提升我国建筑工程经济管理质量的可行性措施
1.加强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可以说是整个项目建设的核心,因此,要想做好建筑工程经济管理,首先应加强成本管理,做好成本预算工作。在成本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应现对项目建设施工设计标准及工艺进行全面的了解,对建筑工程施工配置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并制定明确的成本控制目标和详细计划,在后期施工中,将其全面落实到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中,严格按照项目成本预算执行。
2.提高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意识。
建筑企业领导应认识到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成立专门的工程经济管理部门,并建立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同时,企业中其他部门应密切配合经济管理部门,有计划的制定管理目标、管理计划及考核标准,将预算执行力度与员工自身利益相挂钩,制定完善的奖惩制度,加强经济管理监督工作,提升员工工作责任心,从而确保工程施工进度,有效提升工程质量。
3.加强合同管理。
在制定招标合同前,建筑企业应先对市场经济发展做一个全面的调研,详细了解相关建筑材料价格,聘请专业技能强,且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招标合同的制定,并成立专门的监督审计小组,对合同中的款项进行反复审核,以防止出现合同漏洞,造成建设双方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签订合同时,要在双方平等、认同的基础上签订,签订前,双方人员应仔细阅读合同中的各个款项,如有疑问,应及时提出,以防止合同款项与实际施工情况出现偏差。
4.完善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体系。
健全的管理制度是提升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建设企业应不断完善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体系,选拔专业的经济管理人才,成立专门的经济管理组织,对各种行政支出进行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所有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办事,对于工作中表现优异的员工应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对于工作中表现不好的员工应给予一定的惩罚,从而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员工办事效率,最终提升建筑工程经济管理质量。
5.提高投标水平。
在投标前,建筑企业应先对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工程夜店、施工技术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并结合以上方面,对整个工程成本及风险进行相应的测算与评估,再根据测算评估结果合理的制定报价,如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施工与施工图纸不符的地方,应及时与设计单位联系,双方进行协商后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五、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而要想推动建设工程企业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建设工程经济管理,因此,各建设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不断完善工程经济管理制度,并将各项管理制度,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使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朝着科学化、规范化道路发展,才能有效促进建筑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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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变化,要想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保有应有的地位,就应当对现今采用的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完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管理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农村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也对促进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也使农村经济管理遇到层层阻碍。因此,必须要加强信息化手段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一、当前农村信息化管理现状分析
(一)信息化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
目前,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在农民合作社、企业经营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但是由于每位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信息化管理方法的要求也多有不同,通过分析和总结当前我国农村信息化管理现状不难发现,信息技术服务手段在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和应用,虽然也有一些地区采用了信息化的管理手段,但是由于使用者缺乏相应的信息技术知识,也为信息化管理手段的推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局限。
(二)信息化手段应用成本过高
农村经济管理方式相比与企业管理有很大的区别,信息化管理方法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才能确保信息化管理手段的顺利实施,获得预想的管理效果。但是对于一些农村地区来讲,很多居民对于信息化管理手段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难以接受计算机网络的使用成本。虽然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网络技术的建设和使用,还是难以得到农村居民的接受和认可。另外,也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较为落后,认为上网和电话的收费不合理,所以对于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动态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也有一部分居民虽然非常认可信息化管理手段的应用,但是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承担建设成本,造成一些农村居民常常无法及时的获取准确的网络信息。同时,网络体系的建立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还要做好后期的维护工作,不断搜集和开发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软件,从而有效避免信息资源和硬件设备浪费现象的产生,也使得农民能够获得最及时,新颖的、丰富的农业信息。如果农民无法得到及时的得到和应用农业信息,会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失去实际价值,也造成农民逐渐忽视农业信息的接收和应用,信息化手手段应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会之逐渐降低,使得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遇到层层阻碍。
(三)缺乏专业的信息化管理人才
在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很多管理者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水平都有待提升,很多挂历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都比较低,对信息化管理手段的了解也少之又少,缺乏信息化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大部分的管理人员还停留在基本农业信息的发布和搜集层面,难以开展较为复杂的管理工作,以及高级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发布,使得一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常常难以及时的获得重要的农业信息,同时也使农村信息化管理质量和效率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提升。
(四)实用性较差,缺乏信息传播渠道。
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所以也难以熟练和灵活的掌握与应用信息技术。当前,很多年轻的农村居民大多都选择了外出打工,而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重任就落到了老一辈的居民身上,但是由于年龄问题,这些居民在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都比较差,也无法对信息化管理手段的相关内容和技术有透彻的理解和掌握。因此,难以使信息服务技术在农村经济管理中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也无法取得预想的应用效果。另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也使得农村经济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形势,农村居民的需求也随之在不断提高,但是目前很多农村地区的信息传播渠道都没有得到及时的优化和拓宽,严重影响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效果。当前农村地区对于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和政策,大多居民一般都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形式去获取,但是对于如何开发农村市场,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等都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二、信息化手段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对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在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信息化手段的建立和运用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其不仅涉及到不同阶层的政府部门,还影响着各国行业和地区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各地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在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积极的领导农民将信息化手段科学的应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帮助其建立基础的网络设施,以及农业网站和经济管理系统。同时还要时刻关注农村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并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给予一些适当的指导和帮助,让农民能够科学合理的利用信息技术,也使基础网络设施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使用效果,有效避免信息资源和网络设施浪费现象的产生。
(二)加强农村信息化技术服务
在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不断加强信息技术服务,并尽量将农业推广站和地方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其在农村建设拓展过程中,发挥最大限度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将当前的农村信息资源进行科学整合,逐渐引导农民将信息化手段应用到经济管理过程中,不断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认识到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还要根据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计划,从而使农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得到有效的保障。另外,还要对农民开展相应的培训工作,引导其树立起正确的应用意识,为农民讲解相应的农业知识和信息应用技术,使其文化水平和实践应用能力得到充分的培养和锻炼,也使其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和掌握中。对于农村经济管理者也要对其进行定期培训,使其管理理念得到及时的更新,促进其管理思维得到不断的拓宽。从而使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能够得到不但的优化和提高,促进农村经济管理质量和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三)建立经济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
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对于信息技术服务的认识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在信息化管理手段应用的初级阶段,农民对它的认识,以及其具有的功能和带来的效益了解的往往很少,对此,政府应该在当地建立起经济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不断的为农民展示信息化管理手段在经济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效果,并鼓励农民积极的参与到实际管理过程中,让农民真实的体验到信息化管理手段带来的经济效益,从而使信息化管理手段能够得到更多农民的接受和认可,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同时,对于农村经济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不断的引进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不仅要要求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还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其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创新出更多新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手段,促进农村经济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取得更好的成果。
(四)加强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提升信息传播效果
农村经济管理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其与各个行业和部门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农业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对农村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农村经济的信息化刮管理,应该充分了解和掌握农村基层信息,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纳和整理,结合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总结出农村经济的发展需求。同时,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还应该加强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借鉴私人企业在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建立起更加完善的农村经济刮管理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信息化管理质量和效率得到不断提升,使农村经济发展能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信息化手段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不仅对增强管理质量和效率,以及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农村经济管理者要深入分析探究目前的经济管理现状,总结出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将信息化手段科学合理的应用到管理过程中,不断提升农民对信息化管理手段的认识,同时还要创新出更加新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手段,从而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进行,世界经济开始逐渐进入新的发展高潮,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据相关数据统计,1999至2005年全球建筑市场的年均增长速度平均约为5.2%。根据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的预测,全球建筑市场未来几年将保持5.1%的年均增长率。在如此活跃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建筑承包领域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建筑事业的蓬勃发展,工程项目的相关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地进行完善并使之与工程项目的发展相适应。EPC总承包模式的应运而生不仅能是工程项目的整体管理更加趋于科学合理化,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为实现承包商的经济效益而有效控制成本以及优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因此在今后的工程项目承包方面采用EPC总承包模式可谓是明智之选。
一、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概述
EPC总承包模式是当下国际以及我国建筑承包领域普遍所采用的一种工程项目承包方式,其在我国的建筑市场中受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EPC即由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组合而成,分别是指设计、采购和施工。具体而言,EPC总承包模式主要是指负责项目工程的建设单位作为业主将自己所负责的工程发包给总承包商并且由总承包商对整个项目工程的方案设计、施工采购等事项进行管理并对项目工程的造价、质量、安全以及进度等进行全面负责,最后直接将建设完成的并且符合工程合同规定标准的竣工工程交由建设单位验收的项目工程承包模式。与以前较为传统的工程承包模式对比而言,EPC总承包模式将工程的整体设计以及优化完全交由总承包商进行,此举可以使总承包商在施工的过程中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不断对施工方案进行改善和优化而无需经过繁杂的请示手续,有利于施工效率的提高,而且此种模式有利于项目工程整体运行的顺畅性,使得施工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进而有效的控制造价并进行合理的进度安排,此外EPC总承包模式使得工程质量出现问题之后的法律追责变得更加清晰,有利于及时确定法律纠纷的参与主体并及时息诉。
二、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经济管理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1.工程项目造价管理的有效途径
总承包商作为工程项目的主体施工单位,其除了要保证工程的质量之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这取决于项目工程的造价控制。然而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多种多样,施工材料的选取、机械设备的购买、施工人员的安置、突发状况的解决、工期的合理控制等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工程造价产生影响,如果上述因素难以得到合理解决,那么承包单位的施工成本就会明显上升,甚至难以实现成本回收。因此在对工程项目进行造价管理的过程中,承包商首先应该对施工方案作出合理设计并对施工的阶段进行细致划分,在每个阶段确定好要完成的工作量以及实现的施工进度,而且在施工过程中要对施工材料进行严格把关和控制,避免出现不合理的浪费。同时对材料的价格进行核查以免相关采购人员弄虚作假,而且在编制造价方案的时候要进行整体考虑,对每一项费用支出尽量控制在施工方案所预先设定的支出范围之内。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变更情况要及时进行变通并对更改后的成本核算进行再次计算,以免出现大额度的不合理支出。
2.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有效途径
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问题是当下社会较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在实际的施工进程中,如果工程的质量得不到保障,那么工程就是去了建设的意义,因此工程的质量问题应成为承包单位以及建设单位关注的重点环节。每一位施工人员都应将工程质量放在首位,相关负责人要将施工的各个阶段安排专门的负责人对施工材料的质量以及施工人员的态度进行检查和监督,防止偷工减料以及工作散漫的现象出现。同时承包单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责任意识的教育,严格要求施工者必须遵守设计方案和施工标准,对于不合格材料要及时更换,对于不合格施工人员要进行及时培训和惩戒,对施工的质量监督要定期组织并完善相关的责任机制。
3.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有效途径
当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之间签订的合同过于简单或者不符合标准的时候,会由于协调困难而出现施工工期延长的情形,不仅影响工程进度,而且也会增加建设成本。因此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施工的顺利进行,在建设单位与总承包商进行项目工程合同签订的时候必须要严格按照国家以及法律规定的格式进行,对于各自负责的内容以及责任承担的范围要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既能在施工过程中对相关问题尽快进行协调,也使得出现问题之后能准确及时追责。
4.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有效途径
安全事故不仅会影响施工的整体进度,影响工程的质量和造价,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因此总承包商在日常的施工活动中应强化各环节的安全管理问题,集中组织安全教育,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并健全相关的安全管理机制,对于违规操作的人员给与必要的惩罚。除此之外,对于施工现场的各个环节也要随时进行安全检查,对于材料的放置位置进行明确规定,对施工结束后的夜间巡视进行合理安排,对相关设施的安全操作标准严格遵循,对相关技术人员的资格进行核实验证。总之施工现场的活动必须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三、结束语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的建设单位面临着十分激烈的竞争,为了使建设单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有生机且更加具有竞争力,国家和政府理应对其相关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进行改革并增加对其的政策倾向。就目前而言,EPC作为一种具有优势的承包模式应该受到关注和普及,因此在今后的建设承包工程中应多采取上述模式,并对工程在造价、安全、质量、合同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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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业经济发展效益,而作为农业经济管理的前驱,政府在农业经济管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领导和推动农业经济管理建设是当前农业发展中的重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现状
(一)专业定位模糊,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高职教育课程体系应以职业能力、岗位需求为核心,而目前高职院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设置核心课程时,普遍没有深入企业调研,缺乏对各农业企业管理、营销等岗位及岗位群的深入剖析,不了解实际企业管理工作的工作任务和岗位技能。由此导致专业定位比较模糊,课程设置特别是核心课程设置的主观性强,主观地认定应学习哪些知识和掌握哪些技能,课程设置明显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课程设置仍然没有摆脱“学科体系”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比较晚,一开始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早期的高职教育都是以学科本位为主要特征,就是强调学科的独立性与重要性,注重在校教育与课堂教学,教学内容严重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现在很多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模式,课程设置大多沿用传统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的三段式结构,强调知识结构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注重理论学习,轻视学生技能的培养。这就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适应性与创造性,与企业的用人需求完全脱节,从而导致学生很难就业。
二、基于现代农业的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构建
(一)专业核心课程构建思路
首先,针对本专业毕业生的首次就业岗位(群),分析对应的工作领域(业务范围);其次,由工作领域分析各工作领域包含的工作任务(行动领域);第三,通过对行动领域的分级、归纳、整理、排序,得到本专业典型的基本工作任务(基本行动领域);第四,通过对基本工作任务的工作过程进行分析,得出毕业生应具备的职业能力(知识和专业技能),这是开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主干课程体系的基本依据;最后,按照职业能力形成的逻辑关系,从简单到复杂、从专项到综合,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要求,开发本专业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主干课程体系。
(二)基于现代农业的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构建
1.课程设置。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生的规格与质量标准,通过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和职业能力分析,按照职业能力形成的逻辑关系,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建构的专业课程体系包括以下几部分:公共学习领域:入学教育、毕业教育、安全法制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财经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体育、形势与政策、经济数学。专业基础课学习领域:现代农业基础、经济学基础、公共关系、消费行为分析、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核心课学习领域:农村统计、管理技能训练、农村财务管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产品营销与策划。实践课程学习领域:商务礼仪与形象设计、市场调查与分析、农业投资项目管理、农产品网络营销、沙盘对抗、顶岗实习。拓展课程学习领域: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农业政策法规、现代推销技术、沟通技巧、逻辑思维与口才训练。
2.专业核心课程分析。农村统计这门课程能让学生理解统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统计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技能;会简单统计农业企业的一些原始资料;能熟练地撰写统计报告。本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市场调查与预测、农产品营销策划等专业课程的基础。管理能力训练是经济管理专业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能使学生正确理解管理的概念,掌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初步具有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管理素质,为以后学习其他专业管理课程打下基础。农村财务管理课程是经管专业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与实训,使学生了解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目标、基本内容、方法体系及影响因素,掌握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投资价值的计算和应用方法,为筹资决策、投资与资产运用决策和资金分配决策奠定坚实基础。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设置对于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能力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让学生形成农业企业战略管理能力、生产管理能力、质量管理能力、营销管理能力与财务管理能力等。本课程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支撑,对于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形成农业职业经理人的经营与管理两个顶层关键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农产品营销策划掌握营销管理的基本理论,具备营销调研与预测、营销策划与执行、公共关系与谈判的能力,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各类营销策划能力,具有市场调查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数据分析的能力。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重庆市示范建设专业,通过三年示范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在重庆经济管理方面的行业号召力,转变学生传统观念和意识,突破体制及政策障碍,搭建农业院校学生和农业企业及农村基层的畅通的就业渠道,将本专业打造成为重庆现代农业企业基层管理和营销人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乡镇村社等农村基层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在西南地区领先的示范专业。
一、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突破
(一)县域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还在深化
现在,县域农业经济的形势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县域农业经济容易受到市场供求的影响,因此,这就对县域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更加完善的要求,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方针还在不断深化。
(二)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
1.现在,县域传统农业的规模在缩小,农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所以,县域农业经济管理应该确保能够运用在每个环节中,从而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在流通环节应该加强农产品的质量检查,确保食品安全。
2.人们进入了知识时代,人们在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而且,农业是自然和经济共同的产物,所以,农业经济与环境是密切联系的,所以,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农业是关键,现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农业经济管理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3.现在,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农业也实现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农产品具有特殊性,所以,县域在进行农业贸易的时候,应该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4.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中,呈现出了土地报酬下降的形势,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成本不会减少,而且会随着积累越来越多,这对农业经济管理产生了一定的问题,现在,人们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很多新的管理方法会应用到农业经济管理中,这对处于递减规律的农业经济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二、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相关政策分析
(一)县域农业经济管理应该突出特点
现在,农业经济面临着压力,随着市场经济和国际化经济的发展,县域农业经济管理存在着单一化的问题,而且,我国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的发展方面,考虑农业经济发展的可行性,使农业经济能够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县域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应该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而且运用针对农业发展问题的对策,突出有特点的管理方案,从而能够使农业经济管理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二)强化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团队建设,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能力
在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对相关学科的改革,从而建立一个高标准的管理队伍,从而能够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特色化,这样的团队成员可以由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构成,从而能够实现知识的迁移,从而能够实现农业经济的合理化管理,能够在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分清主次,按照流程管理,而且,在进行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不断完善理论,在实践中对农业经济管理理论进行扩充。
三、结语
现在,经济实现了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都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因此,这对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农业经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发展国际市场时一定要慎重,现在,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在扩大,县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逐渐朝着国际化的趋势发展,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领域扩展到食品学科,县域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还在深化,通过对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应该通过突出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特点,强化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团队建设,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能力,从而实现县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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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必须注重经济管理的现代化,研究现代经济管理的特性,把握经济管理的发展新趋势,实现我国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管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得到提升,尤其在前几年“三农”战略目标提出之后,农村经济成为了国家与社会所关注的重点内容。其中在农村工作中最为主要的内容便是经济管理,只有保证农村经济管理越好,才能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序性。但是从实际发展角度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在整体运行过程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针对性的进行分析与解决,以此推动农村经济的有序发展。
关键词:农村经济;管理;问题;对策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村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场所,自古以来,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受到国家政府的关注与重视。“三农”口号提出之后,农村、农业、农民成为了发展的重点,农业经济问题也备受关注,尤其是党中央提出“一免三补”政策之后,我国农村经济成为了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本文中笔者着重分析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措施。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认识,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思想制度的制约与影响,传统的管理理念在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仍旧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现状不容乐观。另外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甚至有很多农村基层管理人员认为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对经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在农村经济管理活动中缺乏积极性,处理事情多为应付。此外,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比如像农村财务、农民负担等,这些工作在开展的时候需要国家的政策,但是农村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少,导致诸多土地承包合同所引起的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阻碍整个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农村债务比较沉重
在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最为现实的问题便是债务沉重,如果农村债务则会对整个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产生影响。由于受到诸多外界因素与内在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农村财政收入比较低,甚至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或者很多农村基层单位还出现新债与借债的现象。各种类型的债务活动致使整个村级管理部门的经费比较紧张,无法将农村基层管理者的工作热情进行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则会对农村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三)农村土地规模过小,农民收益过低
在当前农村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比如像部分丘陵地区,如今所采取的经营国民以零散为主,这种地区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作业,从而出现劳动强度大,劳动收益小的现象,这不仅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还会影响农民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在近几年我国扶农、支农口号的提出之后,农民都不愿意将土地转让给承包者,这样一来,则无法扩大农村经营的规模,并且也会逐渐形成“农业大国、经济小市”的发展局面,导致农民受益过低。
二、解决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重视农村经济管理,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近几年,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提升中,各种农村政策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这一类政策呈现出经常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繁荣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领导人员缺乏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认识,导致农村经济管理现状不容乐观。针对这种现象,需要加强当代农业领导人员的认识,要让农村领导人员清楚的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另外,还要积极完善各项法律法规,针对当前农村经济管理的现状,制定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的执法责任制度,或者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制定相应的法规,从而保证国家政策的有效落实。
(二)对农村债务进行合理处理
为进一步保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发展,利用精简机构、费用包干等方法减少农村资金的指出。为了避免出现新的经费或者债务,还要实现对村级集体经济的管理,建立完善的审批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还需要针对发展需求建设工程,保证管理费用的具体化以及精细化,还要对农村经费支出进行预算与评估,避免出现浪费现象,还能节约公共管理经费。此外,还要采取激励政策,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制定一个科学的激励机制,实现考核工作,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积极建设农村经济管理队伍
要想真正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需要建设农村经济管理队伍,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道德素养,对这一类人群进行培训与教育,将工作中所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行解决。另外,还要积极建立完整的工作体系,对在职人员进行合理编排,提高农村经济管理队伍的权威性以及全面性,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争取让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之中发挥出自己的热情,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发展的越来越好。
(四)积极增加资金投入
在发展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时候,需要以高标准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加以重视,我国政府部门还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给予经费的补贴。比如像偏远贫困地区,需要给予资金、设备上的支持,鼓励大型机械产品进行作业,将传统格局下农业收益少的局面进行打破,还要给予当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制定特殊的工作要求,争取以经济管理工作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是保障农村经济活动的基础,并且也是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因素。积极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能够实现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在本文中笔者从多个角度探析当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其中要组建一批高素质的农村经济管理人员,要从农村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多个方面出发,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只有如此,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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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卜艳.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1,07:373+376
[摘要]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之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柱,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基本的社会生活资料,还能大力推动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可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农村经济管理;农业发展;管理水平
农村经济发展作为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农业的发展主要是指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但由于我国在农业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惠农资金和技术的缺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使其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文章针对当前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具体措施进行了阐述。
1农村经济管理
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指针对农村经济、政策、计划、土地、统计、审计、生产体制、农业承包、发展、扶贫、分配、产业化、销售、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二轮土地承包、土地纠纷合同仲裁、农民负担、农业保险等诸多方面的管理。
2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职责
2.1农村财务管理工作
2.2农林项目管理
2.3研究指导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指导农业产业化
2.4各类农经统计报表的编报工作
2.5相关项目申报工作
2.6撰写农经材料和信息
2.7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神,对农村经济收支、农民收入以及农民负担情况进行监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有关政策,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2.8管理土地承包、耕地、荒山使用权流转和承包合同管理等工作2.9有关农村、农业、农民各类来信来访调处工作。
3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
3.1只有大力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从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信念,才能保证农业的整体发展不受影响。
3.2农村经济管理是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即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过程,又是人与人结合的过程,因而决定着经济管理的双重重要性。
4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农业的发展缺乏主动性
由于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导致农业的发展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农村经济管理局面很难打开,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但在很多地方却没有得到具体的落实。
4.2农业的相关知识缺乏
由于我国目前对于农业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各级管理部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对于农业的相关法律意识淡薄,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的进行。
4.3缺少专业的管理人员
目前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思想保守,缺乏专业知识,管理观念落后,不能充分认识农业经济发展必须向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大大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管理。
4.4农村资金管理不规范
目前我国财务管理的实施主要是由村干部负责完成,但是由于多年来农村承包土地没有合理的合同规范,而且目前农村的财务还不能做到所有的财务活动都公开透明,导致承包租金无法及时回收,集体财产得不到保障,也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5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具体措施
5.1宣传农村经济管理的理念
现阶段我国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才能更好的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了更好的加快实施这一任务,高质量的发展农村经济,相关部门就应该对负责各项工作的部门以及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认识,只有充分的学习才能更深入的了解。
5.2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要想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实施农村规模经济和产业价值链条的延伸,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及大型企业,建设优势产业生物链,并将其拓展延伸,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农业建设的步伐。
5.3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养
针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他们对农村经济业务知识、理论以及科学技术等综合业务水平的了解,完善业务范围,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培训,特别是针对金融财务管理以及心理咨询方面的知识,必须做到全面了解,才能更加有效的针对性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更加有效的提升农村经济管理。
5.4提升应急处理能力
突发事件作为农村比较常发生的事件之一,作为农村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能够及时拥有及时解决危机的能力,积极听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不偏不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实施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农村经济民主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
5.5扩展农民增收渠道
加快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是关键要素之一,只有农业发展的条件得到充分改善,才能加快更新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步伐,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5.6提供服务指导以及资金扶持
成立专门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与各乡镇、各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设立、规范运作进行全程跟踪服务。研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奖励办法,积极推荐评审市、区、国家级示范社;鼓励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产品质量认证以及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并给予相应奖励;对合作社及其社员贷款发展农业产业项目建设,并符合相关条件的,给予贷款贴息等。只有加快农村发展,才能有效的发展农村经济管理。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不仅需要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加强整体团队的专业素养以及综合素质,还应有健全的法律法规相配合,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惠农政策的大力实施,从而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该站农村经济管理的步伐,快速有效的推荐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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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卫敬;现代农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浅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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