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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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资本主义

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1787年费城制宪结束，北美革命暂告段落。不出两年，法国革命突然爆发，如闪电撕裂大地。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上接受的那些历史叙事，似乎也能支持她们的“姊妹”关联：法国革命的导火索王室财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发生;《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很象《独立宣言》的姊妹篇;领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就本书而言，作者苏姗-邓恩(Susan Dunn)也沿用了这一“姊妹革命”的说法，却以她的副标题“阳光与闪电”，划开了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家族联系。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大量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使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或意外的画卷。

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

1789年的三级会议相当于英国的国会，但在法国已经有160多年没有召开。路易16敕令开会，只想据此分摊国库亏空。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括他在内的法兰西民族已经遗忘了这一会议如何召开，如各等级代表人数，选举方式，以及会议辩论程序。他只是说了一句要开会，而且是三级会议，后面的事情则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红衣主教布里安在他解职前的一个月，提出了一个宪政发展史上十分善意但也可能是最为离奇的想法。他力主法王邀请法国所有的“学者”，就三级会议如何召开进行一场智力竞赛：会议规模该大该小?三个等级合厅议事，还是分别集会?在权利方面他们是否应该平等一致?布里安显然很开明，他想起了法王遗忘的东西，却和法王一样，忘记了更重要的东西：法兰西是个阴性民族，以文学和妇女时装而不是制度能力领先欧洲，文人多，学者少，思想界基本由文学评论转型而成。此前路易14将全国的贵族大户迁居凡尔赛，以芭蕾、沙龙等浮华消费耗损他们的财富，消磨他们的斗志，捎带着产生了这一时期的法国文人阶层。后者活跃于宫廷前后、沙龙内外，习惯于上流贵妇的衣香鬓影，灵感离不开性感，才情与爱情齐飞，有时为法王怨恨，有时为王后宠护。他们离宫廷近，自认已窥得国家奥秘，如稿纸画板，可以揩出一片空白，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距离政治甚远，始终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圈外。不远不近，欲迎还拒，常使文人把剧场栏杆拍遍，为满腔热忱不能宣泄而愤懑。布里安建议一出，这个阶层的灵感与才情、怨恨与愤懑如井喷般爆发，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法王案头堆起总数达2,500种的政治小册子，这个热爱? ?に?丈跤诔??芾淼哪昵嗳肆⒖瘫缓坪频吹吹恼?紊杓蒲兔涣恕U饩褪撬?那叭渭孀娓嘎芬?5临终时有所预感，却又撒手不管的“洪水滔天”。

壅溃之后，首先冲毁的是闸门本身。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这一点，只要回顾大革命前夕一个细节，奥地利来的王后如何撒着娇逼法王同意把“费加罗的婚礼”搬到宫廷扮演，大致能窥破一二。法兰西确有“悲惨世界”，却是双重的：专制加轻浮，在它的对立面复制出暴烈加放纵，恰如一个苛严的父权家庭一旦松弛，通常能在长子的嚎叫中看到父亲的背影;专制要为它本身封闭太久付出政治利息，还要在历史数轴的相反方向──当它想改变统治时，要为被统治者即债权人也已经复制了它的暴戾性格，付出加一倍的利息。

《陈情表》(The Cahiers De Doleances)是应国王的要求，对国家的状况进行评述而撰写，并印行60,000册。托克威尔事后爬梳这一大宗史料，编完一栏有关民众不满的主题，不禁目瞪口呆：“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面临着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他发现，政治自由的完全缺失，使得文人对政治事务“不仅陌生，而且盲目”;一些人在进行管理，老态龙钟，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关于政体的理论，高谈阔论，政体领域与观念领域分离行进;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象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架构。文人们当然选择后者。

文人之轻狂当然应归咎宫廷之轻浮，一如文人之盲目应归咎制度之封闭。法国启蒙运动的正面价值，史载甚详，至今尚得其惠，而这一运动与文人的性格联系，则较少触及。这一民族从路易14建立凡尔赛宫以来，精神上就不太平衡。文人从宫廷弄臣而来，至此变异，当然有锋芒，却离不开舞台气，从批判到逃避，瞬间可变，批判时投以意图伦理，逃避时缩回犬儒游戏;这一阶层也是教士之后裔，与后者一起承担教民、化民、牧民之职，不自觉中也承袭后者政教合一之血脉。至新时期，虽与神权王国的政教合一发生冲突，却不知政教分离之民间依托，一旦社会还俗回归人性，新教士则叶公好龙，立刻呼唤人间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会之上，而不是与其它阶层平列，亦为法兰西独有胜景。社会以文人为导师，以文人浪漫为前引，而不是以实业、法律乃至技术为动力，以契约精神和程序建制为重心，此一现象，除同属拉丁语系的南欧诸国，在英伦、北美则甚少发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列。

文人反抗当然有积极意义，难能可贵，却很难产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贴地步行，形势松动，一跃而入无政府主义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揽月;进入政治实践，则在反抗中复制对方，在革命中再拥戴一个国王，可下五洋捉鳖。王权制度被改造之前，他们时常在这两件事之间周而复始：要么是带球越界，以文学飞腿狂踢政治之“门”，空许一个乌托邦，这时叫“文学启蒙”;要么是被强行清场，于是退缩到场外玩一段圈子里的击鼓传花，鼓停处，总有奇花暗放，这时叫“巴黎纯文学”。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药。文人凸起通常标识社会患有炎症，却因其红热而具艺术性之外观。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革命，若革命来不及发生，其吟唱载入史册，或为艺术之瑰宝，或为抗议之结晶，所谓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诺民主，第二天扑杀反对者，第三天就变得比专制还要专制。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光明的尽情讴歌，翻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为法兰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为对人性的无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乌托邦代替人间制度规范，而不承认人性另有幽暗一面，当应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一旦发现人性并不纯然是至善，则号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当人性拒绝改造，则立刻翻出与人性为敌，对人性无情镇压的狰狞一面。大革命对人性的这一内在矛盾，前一面表现为初起时一飞冲天，1789年8月4日一个晚上就宣布废除此前沿袭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权;后一面则表现为对人性的恐惧与镇压，1792年至1793年，一年内有17,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

霍布斯与卢梭：几何与美学的差别

近代自然科学与文艺复兴同时代出现，却与人文诗性从一开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阳中心说既挑战教会地球中心说，也威胁文人们的人类中心说，不仅激怒教皇、教士，同时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学在近代的活动，对教会禁欲不利，对诗性解放也同样不利。教会禁欲，曰“救赎”，以神写创世记，以神救赎人;文人纵欲，曰“解放”，以人代神，还是继写创世记，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赎”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与文人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恰为自然科学所颠覆。后者对人类中心与人性的自然描述，扩展至英伦，发生苏格兰启蒙活动之低调性格。霍布斯之政治学说从几何力学而不是诗性人学推测人性不可轻信，掌权者人性更不可轻信，“权力之扩张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权力扩张时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体运动”，由此发生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其思脉与其说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诗性一路，不如说接近哥白尼、牛顿几何物理一路。

霍布斯也研究人，琢磨人，但开宗明言17世纪是几何的世纪，对比利牛斯山那一侧倡言该世纪是“人的发现”，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维坦》从几何公理推理权力运作，与其说是人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人为题的几何逻辑练习簿。同样是两国近代政治学开山祖，霍布斯与卢梭的差别，是冰与火的区别，几何与美学的差别，逻辑与诗意的差别，恶始善终与善始恶终的差别。前者或许消极，不敢谈人间天堂，不“救赎”，不“解放”，不“改造”，却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狱;后者冲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却先走一段人改人，吓死人，也杀死人的地狱路径。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而史家至今称法国为“启蒙运动”，不以类似概念称英伦与北国，也是无意，无意中留下的间隙，却比有意刻画更能透露历史消息。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就启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美国“无”，英国“有”前一半，无后一半，法国则是二者兼备，“大而化之”。这三个数量级，是对比三个民族革命成败的诸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的矛盾在全球展开和深化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外化为多种形式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三、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国内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和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向全球扩展。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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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的世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人类学视角

西敏司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教授。其著作《甜与权力》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阐释了糖在建构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历史中的地位，以糖为媒介，将宗主国与殖民地串联起来，银行家、企业家、消费者、种植园主、奴隶在此间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整体。

一、糖的世界

人类学家视角下的物是特别的。前有马林诺夫斯基“发现”西太平洋上航海者的“库拉圈”贸易、莫斯论礼物之馈赠，以佐证物的交换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和社区共同体所共享的一套文化体系相关。后有玛丽?道格拉斯从洁净与危险的角度，探讨物可食用与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了西敏司这里，“糖”似乎暂时脱离了具体事项，转而与资本主义历史这一大的面向相关。

1、作为权利象征的糖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最初的糖是一种舶来品。作为陌生物质的糖为人们所使用之时，糖就进入了业已存在社会情景之中，并被情景化。嵌于生产关系的原本依附性控制，从权力导向上看，掌握糖的话语群是资本主义宗主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掠夺原料、抢夺市场、争夺地盘为目的的殖民活动，殖民地因此被卷入世界市场，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受甜味巨大需求的刺激，地中海地区制糖业、大西洋诸岛以及稍后的新兴世界制糖业兴起，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际支配的新兴殖民地种植园在蔗糖生产中逐渐占据了大头，糖逐渐成为“旅行的食物”中重要的一员。

当欧洲人对蔗糖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时，蔗糖逐渐变成了一种由欧洲强国来经营其提炼和供给的粗加工品。15世纪以后，重视蔗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日趋明显，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

在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宗主国内，糖的获取以及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被垄断于资本主义各国上层阶级，享用糖的权利被牢牢捆绑在上层阶级的餐桌上。糖被认为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是权力、声望、名誉的代表物。糖因此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2、糖的庶民化

糖的庶民化体现了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化，顺延和广延贯穿其中。蔗糖的顺延是指将糖转化为某种非同寻常、冠冕堂皇以及意味深长之事物的实践，蔗糖的外延则是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为达到发掘内在意义的目的，西敏司在该书中揭示了英国蔗糖使用史的两个基本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来，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大约从1850年以来，糖的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为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

生产的扩大化、经济实力对身份权利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糖的庶民化。在西敏司看来，奢侈品转型的风潮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发和意志涌现的缩影，赋予意义的权利总是伴随着决定“可得到之物”的权利，其特权由消费者转移到了销售者。

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糖消费的“庶民化”产生于英国境内，但它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又跟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糖与工业化、现代化

现代社会对能源的有效利用有着迫切的需求，蔗糖生产的高效率、蔗糖自身的高热量和甜味为糖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精炼糖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个象征。它渗透在一种又一种的烹调方式里，带来的是西方化、现代化或是开化。蔗糖的庶民化、大众化与生产技术的工业化互相影响，两者共同将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向现代化，工业化的程度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生活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生活也即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范式

二战后兴起的依附理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述当代发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张和自身的加强仅是前者扩张――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

依附状况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这样一种总局面。西敏司通过研究糖的世界，所得资本主义早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与此类似。

此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以及社区对这种变量的承受能力或适应性，人类学家重点关注西方对东方、外部对内部的冲击所引起的变迁材料就够了，对依附力量的能动性研究不足。《甜与权力》在此方面亦未能免俗。

虽然西敏司也提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对强势地位的宗主国的威胁，“虽然殖民地依然是重要的利润资源，然而贸易开放以及对甜菜糖工艺的掌握(温带农业抢占了原本是热带农业所盘踞的地头，这既是第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在后来却帮助了宗主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家们，帮助他们制衡了来自殖民地种植园主阶层的政治挑战”

。然而在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特别是蔗糖市场形成的问题上，西敏司不免显得有些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殖民地只能是宗主国的附庸，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中没有能动性，未能看到殖民地所掌握的“弱者的武器”。但笔者认为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多重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中，殖民地内部奴隶对西方经济巨擘代理人――种植园主的能动反抗为西敏司在上述主体互动关系中所忽略。

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对马拉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在武力弹压和经济关联的影响下，底层农民会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呆卖傻、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斯科特认为，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事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策略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农民以大量的反抗与不合作行动的形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笔者认为来自殖民地内部最底层的这些非暴力的反抗，将如“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宗主国，因此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构成时，弱势地位的殖民地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三、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就二战时的社会情况，从种族、民族主义、优生学、犯罪学、文化的稳定性、教育、现代生活与原始文化等方面论述过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结合《甜与权力》来看，西敏司也品读出了现代生活的隐藏文本。

1、人类学的微视角

《甜与权力》一书被誉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其以小见大、以物见史的写作方式更是王冠之钻。西敏司以一种新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模式，并没有到某一田野点居住下来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写下该地区的人和物形成一部民族志，而是以糖的生产者、消费者、生产地区、消费地区以及糖本身为对象，写下了一部关于糖的“民族志”。欲将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象征和解释的人类学方法在本书中多得运用。切入点虽小，但人类学的历史、象征、解释的内涵使得“微眼看世界”成为可能。

2、选择的权力

现代生活标榜自由，社会在渲染、甚至普通民众也深信不疑的是，自己手中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选择的权力，似乎是市场体系制造的表象。我们只能在市场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一旦商家不再供给，我们则别无选择要么使用替代品，要么放弃使用，而替代品又是由商家提供的。

另一方面，现代人在生活中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攻势影响，广告在提升产品知名度和攫取消费者对商品的“注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消费的，是幕后的他者所引导的。

“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那奇特而难以察觉的对人们掌握自己所食之权利的蚕食――随着另吃糖的人成为大众化食物制品的消费者，而不是自己掌握如何用它来烹调;那些各式各样力图确保消费在固定轨道之上运转，进而保证食品工业的利润能够得以维持的力量;那些充满自相矛盾的，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所有这些已经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利。”

选择食物的过程都渗透着市场的控制力，其他方面的现代日常生活亦然。现代生活的便捷化、快速化看似丰富了民众生活，资本主义工业化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本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解放自由的目的。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要求高效化，个体反倒是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四、结语

从糖这样一件细微的事物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世界，西敏司带领我们见证了糖是如何缩影了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型。物、历史、与对应的意义生成总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场景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中，从对西方现代性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入手，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甜蜜的悲哀”――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利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困境所造成的道德上的束缚与无法自我解脱的藩篱。将资本主义之外作为他者，脱去他者的道德意义，西方人类学家尚无法做到这点，而在非西方世界的人类学家却正逢其时。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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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一、论争的经过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二、论争的要点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三、论争的历史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论文：《浅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至灭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其自身矛盾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结果。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中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和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实物的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最终找出其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和影响因素，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五、结语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就要用新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讲，还需要在现实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在现阶段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时代主题不断变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内部矛盾的发展，它终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并为新的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论文：《试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核心》

一、希法亭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阐述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开宗明义“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始于配第而至马克思达到其最高形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导致‘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讲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的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希法亭把垄断取代自由竞争和金融资本的形成看作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他通过对信用、股份公司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结合”的结论，垄断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也使资本变成金融资本，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因素。

信用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希法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想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部，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由此，它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银行仅仅是信用中介时，他只关心企业的暂时状况和支付能力，而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它们之间“就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银行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顺应企业的要求。

作为金融资本得以产生的重要杠杆之一的股份制度，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法亭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创业利润”的概念，对股份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股票在发行时通常标有一定的票面额，即股票的票面值，而票面值的总数一般表明投入股份公司生产活动的实际资本量。但是，股票在市场上出售时，它的价格总是围绕着票面值波动，而且往往是高于票面值。希法亭认为，那种高于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不是“欺诈”，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范畴”，即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股票两次资本化的产物，即股票继产业资本化之后又借贷资本化的结果。股票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但由于它是获得股息的凭证，所以便成为虚拟资本，也具有价值。假设交易所不存在，那么股票只是代表并等于实际投入的企业资本，是带来相当于平均利润的股息的虚拟产业资本，但由于交易所的存在，股票进一步成为可以通过出售而收回的虚拟借贷资本。

作为借贷资本，股票必须按平均利息率规律运动，即成为带来利息的资本。于是，原先按平均利润率规律运动时，股息中的企业主收入部分，便进一步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超过股票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即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由于这个差额通常由股份公司的创业者在发行股票时占有，表现为创业活动的盈利，所以叫作创业利润。但实际上，创业利润并不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利息，而是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这样一种特殊的虚拟资本。

希法亭进一步提出，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得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银行资本更积极地渗入工业企业，以占有企业股票的方式与产业资本发生资本的结合，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得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优势地位，往往不仅掌握了股票发行权，还垄断了新股份公司的创业活动。因此可以说，“金融资本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希法亭认为垄断的出现，加速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的进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集中，卡特尔化的本身也助长了银行的联合;卡特尔化也在银行和产业之间造成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他论述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企业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度上成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个规定为后来列宁制订科学的金融资本范畴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希法亭没有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基本的特征，对金融资本的阐述和定义也没有把垄断摆在首要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论文：《浅谈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摘 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从16世纪产生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世纪之久。尤其二战以后，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已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生存而且空前发展，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肯定其积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两个必然”的坚定认识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1]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私有规模不断壮大，社会化程度提高，他们的矛盾也会加深。这就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处于一种量的积累或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发展状态，这表明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指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结合是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又不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产的资本家，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市场上找到那些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回来，投入到生产中而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基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掩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掩盖下的内容和结果则是不平等交换。工人并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4]

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本质的弊端，但其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进步作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工业资本家战胜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过程，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上曾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会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第二，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消除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见解，确立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新观念，科学文化的光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黑暗时代。第三，资产阶级创立并开拓了国际市场，它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为了开拓世界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原料基地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抨击和谴责。但同时又辩证的看到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又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西方进步文明，尽管这对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第四，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造成了经济的集中，进而又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应该理性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社会形态都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成就必然为下一个社会形态所继承和借鉴，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后，要采取多种方式继承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物化的生产力，充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反映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一昧祛除。其中，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资产阶级用科学反对封建的迷信，并第一次引起了人类科学观念的更新，人类对客观世界产生了飞跃性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科学上的革命也引起了技术上的革命。另外，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共和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确实比封建专制度进步很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保留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

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后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具有明显加速度的发展的趋势。可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彻底用尽，那么我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很快灭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过快过慢的发生着变化，正如量变引起质变，这种改变最终会达到极限，旧的社会形态灭亡，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产生，资本主义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着生产关系，即当代资本主义正一步一步迈向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为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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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乃基于其侵略剥削的本质，同时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利用在发展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霸权和国际政治经济的旧秩序，继续力图在变化中维护资本主义的全球主导地位。并且旧秩序在当代仍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发生遗传因素的作用。

一、首先，被夸大的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世界所有问题

美国的繁荣就是债务支持下的繁荣，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之一，就是用国债来支持繁荣。美国的经济管理考虑的前景很短，人们提到季度报告、经常关注这些报告中的业绩和各种夸大其词[1]。资本主义制度和理论不是万能钥匙，对美国好的事情，对欧洲、日本或者第三世界国家也并不一定是绝对好的事情。学科本土化的唯一路径，是将学科理论体系与民族的相关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适合(契合)民族的解释力、分析力[2]。

同样，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首要是需要清楚了解什么是自己民族的利益，此外，还必须对同伴、朋友、盟友的民族利益作出让步和协调。新的形式只是给在动荡空间里造成的空白的一个华而不实的壳子。就像近代中国精英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将移植来的西方人本主义简单移植到中国社会之中，填补混乱之中的价值真空一样，华而不实甚至贻害无穷。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存在着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发展趋势

哈拉尔认为“旧资本主义”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企业主说了算的“独裁主义”。“新资本主义”则以服务社会为目的，雇员、工会、甚至顾客和客户参与决策和管理。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彼此取长补短，可使各自的经济顺利发展[3]。高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

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熊彼特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价值结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文明―不平等和家庭财产的文明”[4]。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价值结构，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个关键程序、一个价格和分配体系。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领袖都认为，经济和大规模生产是建设美好未来的关键。当时的中产阶级，也许会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和维尔纳?冯?西门子一起打下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基础，并把通用公司打造成庞大的公司帝国的拉特瑙等资本家只是拒绝接受它的某些纲领[5]。 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大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之间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在米歇尔?阿尔贝尔看来，二者之间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他们能融合在一起，必将成为二十世纪的几大法宝之一[6]。

三、资本主义是可以被替代的

宣称资本主义“无可替代”(TINA)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资本主义现有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创新增长是有活力的;自由和民主是和谐的[7]。但事实并非如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效率问题是任何社会的首要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他就不可能期待有多大的创新性增长。理所当然，如果有人还在挨饿，那么自由、平等和民主就只是些空洞的概念[8]。事实证明，当前资本主义没有解决好上面三个无可替代中的方面。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资本主义目前没有解决自身任务的条件，因而它所提出的秩序，只是一个努力改观过程中的形式;又由于其自身的巨大矛盾性，达不到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必定需要一个替代的产物。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繁荣背后的种种严重危机和异化现象，深刻的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断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其真理性和有效性。并且强调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思维定势，去设想人类的未来[10]。

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心论题是，尽管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瓦解和崩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伦理的基础上也得不到辩护，但实际上，资本主义还存在这某种替代的方案，他们可以承诺更高的效率、更合理的增长以及更多的平等、民主和富有意义的工作。即“经济民主”。它是一种带有非集中化投资计划和车间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11]。

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目前所享有的霸权地位，或者更准确地说，垄断地位，与它的本质(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是绝对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太强大了，以至于竞争已不复存在[12]。资本主义本身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削弱。政府课采取干预措施，实现收入的平等化，并采取措施以确保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毁灭资本主义正是这些政策本身。因此，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13]。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E?威斯考伯特认为，施韦卡特在《超越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到处导致道德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灾难进行了分析，同时描述出一个现实的、合理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经济民主――给人以鼓舞和希望。“是卡尔?马克思著作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后继者”。(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F蒙利)[14]。资本主义具有变动性，其消极因素是难以克服的，因而也是可以替代的和可超越的。

四、资本主义新变化阻碍不了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的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批判，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没有提供“未来的菜谱”[15]。因此要靠自己找到本国发展的办法，发展中国家并不会在一朝一夕立刻变成发达国家。

任何社会的现代化都只能是其本身的现代化，即在其传统社会之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化[16]。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培养了人们贪婪的动机和政府的手段，已经危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有关发展的困境。

因此，确立可持续性发展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当前发展研究的核心[17]。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 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小结】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变化，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在全球的推行以及它最近爆发的经济危机，论证着它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命运。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变化调整，总是在维护资本主义自身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它的侵略性本质注定了其危机的存在。发展中国家要警惕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渗透、演变和入侵，区别对待，有借鉴的吸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搞好本国的现代化建设。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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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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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震荡和危机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但不排除其本质上的腐朽,而且在更宽阔的背景上加深着这种腐朽。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甚至取得快速发展,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关键词: 资本主义;新变化;本质;腐朽; 垂死

论文正文：

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还在我们上中学时,就耳熟能详这样一个论断:资本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时的概念里,资本主义就像是一个恶魔,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没有多少年的活头了。

其实,不仅是革命导师对资本主义有过临近生命的终点的预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相反它却顽强地活在世间。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一个春风得意的时代。

为什么早在一百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而今资本主义依然健在,甚至出现了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的政治表现呢? 这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革命导师的著名论断难道已经“过时”了? 那么,与过去相比,资本主义究竟出现了那些新变化呢? 今天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 8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仿佛巨大的羽翼,把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在“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2 /3左右。第三产业的领头雁是高科技产业,而雁头就是信息产业。与此相随,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战后,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再仅有商业银行,而且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进一步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金融资本,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新型公司异军突起。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联翩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四)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市场的“无形之手”能够对经济活动起调节作用,不需要外力干预就可以保持运转。然而, 1929年爆发的以股票市场大崩溃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亿万富翁们的美梦。从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有形之手”即政府调剂和干预经济活动的作用就越来越大。随着国家的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五)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扩大资本输出,进行不等价交换,甚至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以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第三世界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无偿利用巨额世界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以上各种因素,或互为补充、或互相交叉、或互为因果,织成了一件新的资本主义的斑斓彩衣。应当说,它比以往的任何一件衣衫都要宽大一些,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某些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制度,有较强的调节自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从生产关系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加大了对经济调控的力度;从社会关系来看,特别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对阶级关系的调整、化解阶级矛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二战以后,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劳资矛盾没有发生。这就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有较强的自我革新和调节的能力。

(二)新科技革命是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动因

20世纪中后期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始于40年代美国,随后扩展到英、法、德、日等国家,至今仍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世界,并正在向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进。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直接刺激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大增长,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出现了诸多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变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从总体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

(三)不断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延缓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缓,其原因是资本主义不断进行改革:

1、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求,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社会管理职能。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干预调控,同时借助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手段,将相当大的利润为政府所掌握,为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相对平衡和稳定。

2、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四)在两种制度的对抗和竞争中,注意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形成了“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计划经济,福利措施,民主制度等。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注入到资本主义的肌体中,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

(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席卷了全世界,但它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力量雄厚,高技术产业水平高,它们的跨国公司在各地生产和全球市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它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着支配作用,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则基本上由它们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样,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两极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方,以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两极格局。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得了巨额利润。正是凭借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得到巨大的利益,给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势头。

三、新变化掩盖下的腐朽本质

追根溯源,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产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一个先天的病灶———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由此产生的危机只可缓解不可根治,而且“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付出比这种发展沉重得多的社会代价。

(一)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垄断,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垄断资本之为垄断资本,就是因为它在竞争中凭借实力称王称霸。贪婪和专制,决定了垄断资本对待技术进步的二重性:技术进步有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投资开发和利用;技术进步不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毫不含糊地加以阻碍或扼杀。但是技术进步与利润收益往往存在着矛盾: 一方面,进行技术开发需要投资,而技术投资是存在风险的。垄断资本为了减少风险,常常推迟开发,让别人先走一步,然后或进行模仿,或以低价收购别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必然要使部分现有设备失去使用价值甚至全部报废。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设备更新和产品更新投资的情况下,垄断资本才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否则,它就会弃之如敝屣。如果某项新的发明创造对垄断资本的利益构成威胁,其命运便更加悲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资本之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小,而阻碍作用将越来越大。

(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食利资本主义”的膨胀

当年列宁论证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战后,这个食利者阶层并未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所收敛,反而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愈发膨胀。这批巨富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和企业管理交给雇佣的经理,自己则躲进豪宅,剪息票、收红利,从事商业金融投机,成为地地道道的“过剩人口”或“多余的人”一个社会要供养这样一批饕餮之徒,又是怎样的不幸和悲哀!

(三)财富的增长,导致贫穷、失业和无家可归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资本的积累,贫穷和失业也在发展、增加和积累,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增长所获得的成果并未在各个阶层中得到充分享受。尽管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届届都在高喊“充分就业”,但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失业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致命点。一位法国学者说得更为坦率:失业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不找到解决办法,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自行瓦解。这绝非危言耸听。

(四)垄断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政治上的腐败

经济上的专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随着垄断资本向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张,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华丽外衣纷纷落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彻底暴露了它作为垄断资本贴身婢女的本来面目。垄断资本用金钱操纵选举,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已是路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一百年来,美国的这一“传统”非但未见消磨,反而愈益发扬光大。20世纪末的美国总统选举,公民投票率不足一半。为了表达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沮丧,有人甚至在互联网上出售他们的选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官场,更是一团糟糕:政治丑闻司空见惯,贪污贿赂是家常便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几乎个个涉嫌腐败。有西方记者形容说:“不要看表面现象,那是爬满蛀虫的烂苹果! ”

(五)繁荣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

以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为物质基础,以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为驱力,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弥漫着疯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风气。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越来越多的寄生性、腐朽性行业,如侦探业、保镖业、大赌场、贩卖枪支毒品、黄色出版物、诲淫诲盗的“娱乐业”和货真价实的卖淫业等等,遍布欧美大陆,成为西方一道极为浓重的风景线。这种腐败的风气不仅盛行于中上层社会,而且腐蚀到底层的广大劳动者。与此同时,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就业竞争又给广大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使他们的精神、脑力和体力处于崩溃状态。

(六)帝国主义进行资本扩张的结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灾难

在帝国主义那里,扩张资本是目的,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手段。雄厚的资本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供了强大后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为资本扩张开辟了道路。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对发展中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构成了荼毒、宰割和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它们凭借其强大的垄断地位,主导经济全球化,通过造市、撤资、引发抛售等手段,以“自由经济”和“公平交易”为掩护,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战以来,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一天也不曾安分过。挑动宗教纠纷、民族矛盾,支持民族分裂,制造地区冲突,发动局部战争,整个世界到处都有这只罪恶的黑手。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后,它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给垄断资本集团带来了滚滚财源,却把被侵略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了火海和苦海———百业凋零、万家离散、民不聊生、环境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陷阱。近年来,金融风暴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横扫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亚洲大陆。风暴过处,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失业人群猛增,第三世界的经济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罪魁祸首就是帝国主义。战后50多年来,它们一直以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和平演变、文化殖民、政治颠覆、军事威胁为手段,诱迫发展中国家落入它们的陷阱。

(七)国际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穷奢极欲,严重破坏
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 ,消耗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 ,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每年却消耗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 ,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分别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0倍。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消费,整个地球将不堪重负,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内被消耗殆尽。

资本主义于上,败坏人类祖先遗泽;于今,殃及百姓生灵;于后,贻害万代无穷,资本主义的罪孽罄竹难书! 这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新变化的资本主义,就是以“人性”、“人道”、“人权”自诩的资本主义。

毋庸置疑的结论就是:不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的新变化,都终究不能阻挡它日益腐朽的趋势。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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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离不开邓演达本人的生活和革命实践。文章遵循其思想发展规律,以时间为序,认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论文正文:

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考中国应该往哪里去,怎么样去的结果。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向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

他说:“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1 ]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2 ] 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大体可以作如下梳理:

一

第一阶段,自1895 年邓演达出生至1925 年底这30 年时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邓演达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特殊的家庭出身铸就了邓演达自小就有忠贞报国,不负先人遗愿的大志。

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会吟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首客家儿歌。他了解农民的疾苦,从小就与农民接触,对农民很有感情。“在鹿颈村周遭,有钱的地主与佃户是分区居住的,界线分明,穷人没有地位,亦没有生活保障,抬不起头做人,连住的地方都不可造次,备受歧视。年少的邓演达自小目睹人世间的这种不平等,心中便也就深藏有不平之气, 势必有一天, 要冲勇而去”[3 ]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二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

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去”[3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二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

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

[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

“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

三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邓演达在1929 年6 月30 日和1929 年8 月8 日两封致丘哲的信中都谈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

他说“, 国内局势现在更加明白,只先有资本主义型的发展,才有可能,这个发展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中俄事件自然是蒋介石的一种俾斯麦式的策落,这个策落能否有效,要看日本的态度,多少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相当影响的。”[15 ]邓演达所推行的革命是要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在这一思想的统领下,邓演达于1929 年10 月发表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宣言中说到“没收一切官僚军阀政客及参加反革命的豪绅地主买办等的财产充公,废止一切厘金杂税,由人民会议重新规定合法税率”等目前行动纲领。

方述在《邓演达归国后的秘密生活》中谈到:邓演达在起草修改新组织的政治理论纲领时说,“发展国家资本,以储备社会主义之条件”,顺便说依据就是流传于国际国内的“政治主张”。我们从邓演达的书信著作中不难发现,尤其是在他参观考察了欧洲一些国家后认识到,以中国现实的条件不足以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忽视了这一点定然会延长中国的革命。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也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1930 年9 月1日邓演达在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系统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从此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以此为指导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四

第四阶段,从1930 年9 月到1931 年11 月邓演达遇害,这是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邓演达从各个方面和在各个不同场合宣传他的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更好地、尽快地实现这一主张。这是中国革命赋予他的使命。

1930年9 月1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到哪里去?》的结尾喊道“立即实现‘耕者有其田’! 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16 ] 1930 年9 月15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中写道,“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由人民行使政权;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 要有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对内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问题彻底的解决,与发展国民经济。”[17 ]在说明中国将来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时,邓演达指出,“他一方面是否定紧束而支离的封建经济,一方面又要转到一个新的集体的国家经济, 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去”[18 ] 。

很显然这个新的国家经济就是邓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邓演达在不断证明不断找寻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行得通的,他一次又一次分析中国局势,用他的话说“, 现在的中国局势,已显明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19 ] 。1931年在他自己所著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里呼吁:“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 解决耕地问题! 发展国家资本!”[20 ]从

一定意义上说,邓演达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合理分析国际局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思考的产物。1931 年在他的《现实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里解释道“, 国民经济———或国家经济———的继续发展及‘合理化’,为欧美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循依的道途;特别是落后的东方国家及其他农业国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国家,更因为国民生活要求底昂进,必然会从今后形成提高各国国民经济底机能与活力,以参加及提高国际的经济生活。

因此国民经济,还是最近将来的经济生活底核心”[21 ] 。可以判断,这里的国民经济、国家经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为了解决中国问题,邓演达努力探索,不断深化思考自己已有的想法:由国民会议行使权力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按耕地农有的原则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抓紧制定经济政策发展经济;还探讨了中国发展领域内的市场问题。邓演达说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改造小农经济,清厘除治高利贷经济,有限制地发展私人工商业,实现土地社会化。

这些内容可以从1931 年6 月25 日邓演达的《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中得到答案。被捕入狱后的邓演达仍没有忘记和狱友交流有关学习、生活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当然也在继续着他的相关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反过来又为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土壤。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经济思想行为和政治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而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入和建树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与指导意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我们从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总之,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和其政治革命活动紧密相连,随着邓演达对中国革命逐渐深入的认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主张和观点已基本确立。

参考文献:

[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57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 页.

[3] 谭元亨, 李景秋. 邓演达[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 页.

[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 页.

[5]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 页.

[6]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 —14 页.

[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 页.

[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6 页.

[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80 页.

[10]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 页.

[11]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 页.

[12]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页.

[13]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 98页.

[1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34 页.

[15]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9 ,132 页.

[16]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67 页.

[1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3 ,375 页.

[1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9 页.

[1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26 页.

[20]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9 页.

[2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58 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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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综述

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定位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

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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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6]姜鲁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2).

[7]庞仁芝.在斗争、合作、竞争中把握好二者关系[N].解放军报，2000-8-16.

[8]肖一然.福利制度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N].解放军报，2000-8-16.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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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劳动者的私有财产被侵吞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新矛盾的根源是企业经营的专制性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解决矛盾需要企业治理民主化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如果是真心诚意要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就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向“资本”拥有者全面倾斜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必须摆脱专制体制向权力倾斜，以权谋私，专制弄权的黑暗。中国可以强化和进一步规范人大和政协的参政，立法，审议政府计划和预算的议会职能，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定期改选的常任职务。通过立法保障和明确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和区别，使当选代表能够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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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贬值和借鉴

民主选举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即使制定了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规，如果执政当局没有经过全体选民公开，公平，自由投票选举的认可和授权，它就不具有治理国家和代表选民的合法性。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地球村的共识。然而，如何组织选民的投票选举?却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极易被国内外各种势力操控，被各种突发事件误导，被经济利益交换，甚至被恶言诽谤，流言蜚语的负面宣战策略，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和悲情作秀干扰的过程。

政治宣言的冠冕堂皇，无法掩饰政客们台下政治交易和经济利益搏弈时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和穷凶极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本身就是立足于金钱万能，权贵政治和精英治国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当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普世价值时，在一连串老牌和新转型的所谓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总统和负责人选举活动中，却赤裸裸地上演了金钱政治，意识形态议题炒作，负面选举攻坚战，利用和制造突发事件影响中间选民，外国势力干预和幕后操盘，买通和煽动民众以选举不公为名，不顾法纪包围政府搞抢班夺权等等手段，使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泄了底，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贬值。

从中国台湾民进党政客所打的以意识形态挂帅，撕裂族群，鼓动民粹，戴红帽子，打黑棍子的负面选战策略，到疑云重重的319枪击案，两颗子弹助选，使民主选举蒙尘。美国破记录的重金出击总统选举，轻政治和经济业绩和施政理念，重个人好恶和意识形态，____原教势力的抬头，利用意识形态分裂选民，不择手段的负面选战，使美国的民主政治楷模光环尽失。

再到乌克兰总统选举，反对派发动支持者包围政府，强行私自宣誓就职总统大位的所谓“橘色革命”政变闹剧和难辨真假的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中毒”事件炒作。有美国和欧盟的撑腰和“中毒”事件赢得的同情分，尤先科在总统重选中获胜是可以预计的。尤先科如果再次失败，事情就没有个完。现在，原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拒绝承认失败。如果俄国强硬一些，亚努科维奇也来一个依法泡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场乌克兰的大选还有得闹的。

根据《联合早报》2004年12月11日转载《千龙新闻网》报道，美国小布什政府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65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自称是在全球构筑民主体制项目，宣称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金通过卡内基财团等组织提供给乌克兰政党，并承认其中部分钱被用来培训那些反对亲俄政府候选人的组织或个人)，使外国势力委派特工潜入，金钱收买和幕后操控一个国家的“民主选举”的所谓“民主输出”丑陋伎俩，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加上先前发生的格鲁吉亚的所谓“天鹅绒革命”，使人们不得不认清，美国政府的“民主输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冷战思维的继续。人们必须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对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所在。

本人曾经在许多篇文章中强调过，代表了工业社会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相对于代表了农业社会文明的专制体制的优越性。简而言之，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条：

(1)采用依法治国，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取代了专制体制由家天下，统治集团高度集权，专制弄权，奴役百姓的人治社会和封建体制。政府，议会和司法都在媒体的监督下各司其职，提高了操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缓和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

(2)采用尊重人权和让选民行使公民权力的民主选举方式，取代了在专制体制下统治执政权力的世袭制和统治集团内部的黑箱作业，私下传授和交易的独裁专制。各级政府首脑和议员都必须经过选民一人一票的公开选举产生，获得合法授权。

(3)采用公开竞选各级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开启了公开，合法，可以各述政见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斗争场所，规范统治权力按照选举结果和平移交的方式，终止了农业社会阶级之间的暴力抗争，不得不发动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来达到推翻封建皇朝，实现轮回更替的血腥方式。

(4)采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不同利益社团代表和不同政见者取得表达政见和发泄不满情绪的合法管道，达到凝聚社会正义和公信力的文明方式，取代了在专制体制下言论管制，压制不同政见，有权就有一切，无法无天的野蛮统治。

然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同时存在着以下四点显而易见的重大缺陷和问题：

(1)从最早期原始资本的掠夺性积累，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到推行炮舰政策，用武力疯狂掠夺世界资源和抢占世界市场，到处建立起殖民地，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再到利用资本输出，建立跨国公司，世界性的垄断企业和财团，保持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因此，资本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虽然经过最近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节和不断改良，资本拥有者及其代表人物逐渐收敛起了他们的狰狞面目，换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和伪善面目，然而并没有改变了他们的凶残本质和磨灭了他们的贪婪本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说到底只是一种立足于金钱万能，权贵政治和精英治国，有利于巩固其既得利益分配格局基础之上的“有限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包括所有政府的规划和决策，议会的立法和决议，以及法律，甚至媒体，全部都不得不跪倒在资本面前，利益向资本的所有者倾斜。

(2)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离，分权制衡造成了权力的多中心。

随着权力的此消彼长，相互牵制，推诿，使得行政效率低下。正如杜鲁门曾经很讽刺地说过，政府有效率之日，就是政府独裁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希特勒政府和日本天皇名下的日本政府，为了争夺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国家利益”，走向了法西斯独裁和军国主义就是前车之鉴。已经连任了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有共和党已经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后援，如果继续以“战时总统”为幌子，努力扩大总统权限，利用宗教情绪，鼓吹“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煽动民粹，实行单边主义，变本加利地扩充军备，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美国走向独裁和军国主义之日也将为期不远了。

(3)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比金钱，比家世，比人脉，比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关系和比背后交易手段的嘉年华会，只是一种圈内人的游戏。选民一人一票的选择权只是当各参选政党，财团和利益集团确定了他们的代言人，圈定人选后的无奈选择。因此，金钱政治虽然要比黑箱政治好看，亮丽得多，但是两者均非民主政治的本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只是走向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已。

(4)资本主义的选举过程很容易受选举操盘手所操控，被舆论造势和突发事件所误导，被流氓政客的贿选和煽动民粹所左右，被外国势力公开和秘密的干预，金钱收买而变质，失去了由选民自主决定，自由选择其代表人物的民主选举本意。如当年的德国，希特勒就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靠煽动民粹和制造国会纵火案，误导选民而上台的。近一年来所见识到的中国台湾“”式的“民主选举”，美国式重金，重意识形态和负面的总统大选和最近发生的乌克兰总统选举“橘色革命”政变闹剧，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选举案例，至少有以下六点是可以考虑被作为在中国开展民主选举所借鉴的：

(1)商定议会席次代表的公平分配。

如果是真心诚意要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就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向“资本”拥有者全面倾斜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必须摆脱专制体制向权力倾斜，以权谋私，专制弄权的黑暗。中国可以强化和进一步规范人大和政协的参政，立法，审议政府计划和预算的议会职能，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定期改选的常任职务。通过立法保障和明确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和区别，使当选代表能够尽职，尽责。

政协如果作为一个比人大更偏重于政治协商，技术操作和法律层面把关的机构，政协委员需要附带比人民代表更高的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平要求。作为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该支持社会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各种群众社团的形成和开展活动。在工会，农会，商会，各种社团和政党能够依法注册成立，独立地开展正常活动的前提下，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需要按照不同时期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话语权和制衡表决权的相对平衡，通过协商实行地区，行业和民族的公平配额制。

(2)规范候选人的提名和被确认过程。

议员候选人的提名必须要达到不低于法定当选人必须选票数额的一定百分比，由选民签名(附上身份证号码)推荐提名。推荐提名的花名册由计算机存档，交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审核。国家主席候选人由代表相当数量选民的各政党单独，或社团联合提名推荐产生。候选人的被确认过程，由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审查其履历，推荐政党和社团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和推荐人提名的花名册有否弄虚作假?通过公安部门审查候选人有否犯罪记录?经征求选举法律顾问小组的意见，审核反对者所揭发和举报候选人的问题性质和是否违法?随后作出裁决，确认其候选人资格，或撤销其候选人资格。

(3)规范竞选纲领和施政方案的公共政策和民生议题范围。

通过立法禁止人身攻击的负面竞选和煽动民粹，分裂族群的造势活动。凡蓄意采用，或客观上严重影响选情(由前后民调急剧变化判断)的各种突发事件和制造意外事端者，经法律顾问小组鉴定，选举委员会裁决，选举将被中止推迟，或该候选人将被中止参选，或剥夺候选人资格。

(4)选举经费控制。

要摆脱资本主义民主选举过程中，受到财团和利益集团直接和间接掌控的金钱政治，利益交换和杜绝贿选。所有涉及选举的经费，包括政府财政的选举费用拨款，个人和商团的捐款，必须统一由中立的选举委员会管理，经营，协调和公平使用。由选举委员会设制临时的选举电视频道，编辑选举专刊，号外特刊和其他宣传印刷材料，确定选举专用集会，宣传，造势，拜票的场地和路线。违规和违法者将被剥夺候选人资格，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5)统一和规范选举过程。

参照以往惯例，由选举委员会与候选人协商安排竞选过程，包括制作介绍候选人的电视录像，公平分配各种竞选电视广告时间，等量分配平面媒体宣传材料费用和现场直播政策辩论节目，通过抽签，轮流，提供公平，机会对等的选举集会，造势，拜票和宣传活动。严格禁止外国势力以任何形式公开和秘密地干预选举，若经查证，有确凿证据显示某候选人与国外势力勾结，私自接受包括竞选策略指导，金钱和内外呼应的政治和舆论支持在内的各种援助。经法律顾问小组鉴定，选举委员会裁决，该候选人将被剥夺参选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6)统一规范媒体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准则。

在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大前提下，在选举过程中要求媒体工作者自律，守法，自觉遵守媒体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准则。媒体报道选举新闻要遵照选举委员会的统一规范，遵守对所有候选人公平和对等的原则。为了避免和纠正资本主义民主选举中，候选人普遍被负面攻击得灰头土脸的现象，可以考虑由选举委员会对候选人的负面新闻适当控制的做法，即规定负面新闻经媒体的调查和证实后，只允许在提名过程中，候选人资格被选举委员会正式确认之前报道。

候选人资格一旦被确定，媒体过后如果再获得对候选人的检举和揭发材料，就不得公开报道，并有义务提供给选举委员会继续作调查，审核和裁决候选人资格所需。媒体将在选举委员会法律顾问小组和监察部门依法监督下，不做负面选举的推手，不做分裂族群，煽动民粹的传声筒。

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论文：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全文如下：

摘 要：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寻找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是徒劳无功的，反本质主义消解划界问题的做法也有欠妥当。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边界，我们必须从本质主义走向建构论，把边界当作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种边界是相对的，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它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科学划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和政治问题。

关键词：科学划界;本质主义;情境化;建构论

论文正文：

一，引言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划界(demarcation of scien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比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哲学家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也就是说必须给出科学的本质定义，然后再把此定义作为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20世纪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都试图这样做。然而，费耶阿本德以及罗蒂等人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科学不仅处于发展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因此，他们试图消解划界问题。然而，不管是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还是对边界的消解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的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1]在科学教育、政府决策、临床医学以及科研经费的资助等实践场合，相关的群体必须回答“何谓科学”，科学的边界正是在这些地方性的情境中得到勾画的，它是这些群体的地方性建构的结果。因此，为了理解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被定义的，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事实上是如何被区分开来的，我们有必要从本质主义的规范性划界走向建构论。

二，本质主义划界及其消解

在20世纪早期，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提出了“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实证主义把分析的目光投向了语言系统。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是一系列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有意义的命题集合，那么何谓“有意义”呢?为此，逻辑实证主义制定了两条标准，首先是符合逻辑和句法，其次是经验证实。一个命题要有意义首先要符合句法，词汇的混乱堆积当然无法获得意义，其次，诸命题之间要逻辑自洽，违反逻辑当然是不允许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命题必须能够被还原成观察命题从而得到经验的证实，无法被还原成观察命题的语句是无意义的，包含无法得到经验证实的词汇的命题也是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因此，“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

但是，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标准无法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既宽又窄：过宽是因为它无法把占星术等知识形式与科学划分开来，占星术的某些结论也是可证实的;过窄是因为它把某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了，比如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等等。所以，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可证伪性标准：“应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3]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科学从问题开始，为了解决问题，科学家们提出大胆的猜想(假设)。但是猜想仅仅是猜想，还不足以构成知识。为了不断地逼近真理，科学家们必须用经验来证伪那些猜想，从而不断地剔除错误，走向更高的精确性和真理性。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免于批判，没有什么能够躲避经验的证伪。那些从逻辑上无法得到经验证伪的命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在波普尔那里，可证伪性成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但是，波普尔的划界标准依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也无法为科学划界提供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不充分的，因为占星术的某些命题虽然不是科学但可以证伪;它是不必要的，因为生物学的进化理论虽然无法被直接证伪但它依然是科学。在波普尔之后，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意识到了科学划界的困难，所以划界标准不断被弱化。萨迦特(P. Thagard)和邦格(J. Bunge)不认同上述本质主义的划界思想，认为此种做法过于苛刻，从实践上说是失败的。他们试图从逻辑、心理学、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提出多元的划界标准，邦格(J. Bunge)甚至给出了由12个变量组成的划界标准。[4]但是，所有这些划界标准都是有问题的，众多标准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划界问题是多么棘手。

在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看来，寻找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徒劳的，因为科学没有本质。费耶阿本德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表达的观点推向了极端，提出了“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传统的思想家们总是试图为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辩护，所以中立性实验、观察或者理性方法成为科学的救命稻草。但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甚至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不变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就像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测量仪器可以测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环境如何的思想一样是不现实的。”[5]与库恩一样，他也否认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者经验等等。这样，科学的权威就再也无法得到辩护了，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和进步等概念成了空中楼阁。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划界问题被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不利于知识的进步”，“断言‘科学以外无知识’只不过是又一个最便宜不过的童话”。[6]

罗蒂同样取消了科学划界问题。在罗蒂看来，科学划界试图把科学当作是宗教的替代品，从而把科学当作是文明的坚实基础。在传统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表象，正确的方法和程序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但是，在对实在论和“镜式”知识论作出批判之后，罗蒂发现无论是方法论还是中立的实在、概念框架都无法为科学奠基。因此，他提倡用“连带性”(sodality)替代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性”，连带性存在于特定的人类共同体之中，是共同体的人之间经由对话达成的一致和共识。这样，科学就从实在走向了主体间性，从认识论走向了解释学。一旦把科学置于对话和共同体之内，科学与人文科学、艺术之间的对立就有可能被取消，科学与其他文化部门的分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

三，走向建构论

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找到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从而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辩护，而反本质主义者则试图消解科学的边界，否认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权威性。但是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本质主义者无法找到科学的权威来源，无论是恰当的方法论、理性程序、经验验证等等都是行不通的，这突出表现在科学划界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上。其次，反本质主义消解科学边界的做法无法解释科学的权威性。在当代，科学无疑是知识权威的主要源泉，任何知识主张只有把自己标注成“科学的”才能够活动权威性。反本质主义否认科学的权威显然不妥。最后，无论是本质主义者还是反本质主义者都是站在知识论的规范性立场上来谈论科学划界问题的。他们把自己当作是科学的立法者，一方说科学应该有边界，另一方说科学无所谓边界。但是有无边界的问题不是哲学家所能够决定的，它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具有重大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7]科学边界的实践意义提醒我们要把目光从哲学的层面转移到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层面，但是应该采取何种进路呢?

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不满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他们试图从库恩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寻找灵感，试图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以及科学知识本身，这样的进路一般被称为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其核心的知识论立场一般被称为建构论。以往的科学哲学从规范性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科学，认为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表象，表象的精确性一方面受经验观察的证实或者证伪，另一方面受制于理性的逻辑方法。科学知识的发现过程则被当作是社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发现的情境”与“辩护的情境”的分离。

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专注于科学制度和科学的规范结构，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知识这个内核，而以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则把科学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从而否认了社会要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但是，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开端的社会建构论则一反传统，它试图弥合“发现”与“辩护”的鸿沟，实现科学的“情境化”(contexualization of science)。科学的情境化意味着，任何科学知识和科学语句都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条件来抽象地加以研究。科学知识和事实是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被生产和辩护的，离开利益、权力、价值观等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就无从理解科学，无从把握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建构论那里，知识论与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融为一体了。

在建构论者看来，实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科学也不是对实在的客观表象。如果说实在无法为科学知识辩护的话，那么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是如何得到辩护的呢?答案只能在情境条件中寻找，权力、利益、价值观、修辞等社会文化要素为特定情境中的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所以，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只能是情境化的、地方性的。那种无情境的、凌驾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上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只能是一种幻觉。既然科学知识的内涵和意义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获得，那么由此必然得出，意义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为什么走错了方向，因为为一个处于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情境依赖性的东西划定一个永恒的边界是非常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可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科学的边界也是社会建构的，科学自身为何同样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权威以及边界。[8]

四，作为社会建构的科学边界

建构论无疑为我们考察科学边界问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进路。如果说科学知识是在实验室中被建构出来的，那么科学在实验室和专业共同体之外的形象和权威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托马斯•基恩(Thomas F. Gieryn)主张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9]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无法找到科学的永恒本质可以为科学辩护，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在实验室之外的形象、边界和权威可以由科学的本质来加以说明，它们同样要用建构论加以解释。哪些主张具有知识权威因而是科学的?谁称得上是科学家?科学与宗教和巫术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项目应该得到资助?这些问题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得到回答。在这些情境中，相关的群体基于自己的目标、立场和利益而塑造着科学的形象，勾画着科学的边界，建构着科学的权威。

从建构论的角度研究科学的边界还要求我们转换自己的角色，从科学边界的立法者变成建构过程的描述者和记录者，要把目光投向所有在特定的情境中参与边界建构的参与者身上。哲学家无法决定“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要由相关的社会群体来回答：科学家、政府官员、普通大众、决策者、激进资助者等等。基恩提出的划界-活动(boundary-work)概念恰当地说明了建构论的研究对象。所谓划界-活动就是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把某些主张看作是科学而否认其他主张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当人们相互争夺科学的认知权威(以及可信性、声望、权力以及物质资源，这需要占据特权地位)，或者使其合法化，或者对其提出挑战的时候，划界-活动就会出现”。[10]那么，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性是如何在地方性的情境中通过相关群体的划界-活动而被建构出来的呢?我们不妨通过案例来加以说明。[11]

17世纪6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与托马斯•霍布斯之争不仅仅是实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其实质是对真正的、权威的知识的描述：何谓真正的、合法的知识?知识是如何被生产的?谁生产了这种知识?它的目的为何?这场争论是划界-活动的典型案例，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不同的知识图景，其中每个群体都赋予自己的主张和实践以权威性和合法性，而拒绝其他群体的权威性。

在波义耳之前，实验方法往往与传统的炼金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波义耳试图用实验方法来改造传统的自然哲学，并把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科学寻找的是事实，实验得出的结果是否是事实有赖于集体见证(科学共同体和观察者共同体的认同)。那些超越于实验和集体见证之外的知识都是不合法的，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比如形而上学、宗教、个人体验等等。但是在霍布斯看来，确定的科学知识要以理性演绎为基础，科学寻求的不是事实，而是因果解释。这种逻辑演绎的强制力量并不在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而恰恰在于它们的约定性质和反事实的性质：当人们从约定的定义出发，理性地演绎出必然的解释时，知识就变成确定的了，反之就无所谓知识。

我们不能认为波义耳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的观点更符合科学的“本质”，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本质主义的老路上去了。我们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看看波义耳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战胜霍布斯。正如《利维坦与气泵》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旨在考察实验成为权威性知识之基础的历史条件。波义耳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的科学划界更好地满足了一些人的利益和需要，而这些人和群体的力量最终压倒了霍布斯。波义耳的集体见证保证了绅士阶层的利益和权威性。

在波义耳那里，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见证都是有效的，只有特定的群体才能生产可靠的知识，比如具有绅士身份的皇家学会的会员。波义耳对知识的规定还更好地满足了复辟时期的英格兰的当权者的需要。王朝复辟时期的危机清楚地表明，保证社会秩序是多么重要。在霍布斯看来，秩序的问题就是知识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利维坦式的知识演绎模型来构造一种统一性和秩序。但是在波义耳看来，霍布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理性无法保证共和的统一性，况且利维坦式的专制还会导致查理一世式的暴政。波义耳的划界方案正好借予“专制与极端个人主义之间”，这既避免了专制暴政，又避免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和事实的集体见证)，所以他的方案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恰好一致，从而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

最终，波义耳的划界-活动获得了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不是永恒的。波义耳的划界标准在其它情境中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它具有解释的可塑性，所以不能决定以后的科学边界标划在何处。总之，研究科学的边界问题不能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划界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地考察划界-活动中所包含的权力、利益、价值观以及社会和文化需要。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科学边界的历史可变性和情境依赖性。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12]但是科学的权威并不是先天的，也无法用科学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和辩护。正如自然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一样，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本身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以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边界的建构是一个修辞过程，而不是逻辑过程。在地方性的情境中，不同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主张具有科学性，就必须回答何为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援引各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并把它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主张区分开来。他们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主张争夺权威性，从而把他人的主张斥为非科学的，以剥夺他人的“知识权威”。所以从建构论的角度说，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是相关的群体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是群体之间争夺权威、资源、权力和声望的结果。

科学边界只能是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因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部分依赖于特定的实践关怀而非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定义。我们需要在人们的实际决策和选择的情境中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13]这意味着建构出来的边界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随着情境和时间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使得科学边界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来，历史上的科学边界无法决定当下的科学划界，当下的科学划界也无法决定以后科学边界的划定。所以，科学的边界永远处于不停的重构当中，当某一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受到威胁时，或者当某个人的科学合法资格受到质疑时，划界-活动就出现了。任何划界-活动都时对科学边界的重构，这样的重构无法由任何既定的科学形象所决定，也无法为科学的任何本质特征所决定，重构的结果取决于各方的资源占有、修辞技巧等各种要素。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边界是地方性情境的建构结果，这样的建构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之间的边界是相对的呢?是否意味着关于科学的定义是随意的呢?是否意味着科学边界的建构“怎么都行”呢?在否定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之后，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本质来反对相对主义。这样，不可避免的是，科学的边界具有相对性，它相对于特定的情境。但是，建构并非是任意的，它要受到一系列情境条件的约束。先前的边界在何处?在从事划界-活动中相关群体可资利用的资源有多少?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为何?所有这些要素都决定了科学边界的建构。虽然对科学的解释和理解具有可塑性，但是解释的可塑性并非意味着任何解释都是允许的。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就科学的边界问题进行商讨，各方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手段来说服对方，当共识达成的时候，科学的边界就被建构起来了。虽然这条边界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然而它对此情境中的相关群体而言无疑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1] Thomas F. Gieryn. Boundary 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792-793.

[2] 石里克. 意义与证实[A]. 洪谦主编. 逻辑实证主义[C].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9.

[3] 波普尔. 科学知识进化论[M]. 北京: 三联书店，1987. 28.

[4] 陈健. 科学划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第8章.

[5] 费耶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105.

[6] 费耶阿本德. 反对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266。

[7] 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9.

[8] Thomas F. Gieryn. Cultual Boundaries of Science[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viii.

[9] Thomas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A]. Sheila Jasanoff et al(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C].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440.

[10] Thomas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A]. Sheila Jasanoff et al(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C].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405.

[11] 此案例参见Steven Shapin,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M]. NJ: Princeton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防灾减灾日的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元素，雨后天晴的彩虹韵意着美好、未来和希望，伞的弧形形象代表着保护、呵护之意，两个人代表着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两人相握之手与下面的两个人的腿共同构成一个“众”字，寓意大家携手，众志成城，共同防灾减灾。整个标识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防洪减灾本质属性与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防洪减灾本质属性与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全文如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由于人类活动的失控和气象异常等原因，近年来，我国的洪涝灾害频繁发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虽然我国制定了防洪规划，但随着生态和环境的不断恶化，洪水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仍在不断增长。因此，需要对防洪减灾的对策进行进一步探讨，对以往发生的洪灾进行认真思考，总结经验，寻求防洪减灾对策的发展和创新。

1 对洪水和洪涝灾害的基本认识

洪水产生的决定因素包括气象、地形和地质条件等，而洪涝灾害的产生则是因人类社会活动而造成的。在安徽安庆地区，主要包括中山、低山、丘陵和平原等地貌，属于亚热爱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和无霜期长等特点。由于该地区处于中低纬度，冷、暖气团活动和交锋频繁，降水的年际年内变化大，加之地形复杂，常有旱、涝、风、雹等气象灾害出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安庆地区处于长江下游平原，支流甚为发育，这些河流区域是洪水宣泄、滞蓄和泥沙堆积的场所，是河流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空间。而随着农业发展，不断对河流冲积平原进行开发和利用，争夺水资源的存在空间，该行为与河流洪水宣泄出路之间形成了矛盾，这是洪水灾害的基本成因。

2 防洪减灾的本质属性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防洪减灾的根本办法是解决人类发展的行为活动与流洪水宣泄出路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人与洪水和谐相处。在发展过程中，应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控制，做到适可而止，不能使洪水无路可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遵循洪水发生和演进的规律，合理安排洪水的宣泄处理和滞蓄场所。

3 防洪减灾的思考和建议

3.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含义为：一切活动均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人应处于主导地位。河流生命在自然演变过程中有其特有的自然规律，这是一个长周期的缓慢变化过程。但人类的活动会在短周期内使河流产生急剧的变化，加速河流的演变。人类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对河流的部分功能进行干预和改造，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河流的一些基本功能，比如洪水的宣泄能力等一旦消失，河流会“死亡”。虽然人们已提倡“回归自然”，但无法完全停止人类对河流的一切干预作用，因此，应对人类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确保河流保留基本功能，人类对河流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在保持河流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进行。

3.2 发挥主观能动性

人与洪水和谐相处并不是人类任由洪水自然宣泄，而是在其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在确保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同时，科学、合理地安排洪水的宣泄出路和滞蓄场所。人与洪水和谐相处的前提是人与洪水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当遇到常遇和较大的洪水灾害时，人们可采取措施抵御，并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当遇到特大洪水和非常情况时，人们可躲避，以减少损失。虽然河流的生存状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仍可保持基本性能和回旋的余地，因此，应尽量降低突发灾害和毁灭性灾害的发生概率。

3.3 把握减灾工程的内涵和核心

防护减灾基本采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防护减灾的工程措施是指约束和限制河流自然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措施。工程措施的应用应确保到达一定的防洪标准，同时，必须保质保量和灵活运用;非工程措施是指约束和限制人类侵占洪水生存空间的不良行为的措施，非工程措施的应用可科学、合理地实施水情调度运用方案，还可化解洪水风险，限制人为灾害的发生。因此，应建立完善的水情预报、工情灾情监测调查和评估体系，建立完善的法规政策及其实施办法，从而对危害洪水生存空间的不良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控制。

3.4 向全面洪水管理为中心的转变

目前，随着温度效益的增强和地表水文下垫面的变化，洪水径流的产流和汇流等自然规律均发生了变化。在安徽安庆地区，由于河流中、上游闸坝水库大量增加，河道洪水演进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会对防洪减灾造成不利的影响，使洪水灾害的自然规律产生变化。虽然已采取的一些措施降低了洪水灾害的影响，但当地居民仍遭受着洪水的侵害。洪灾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已逐步演变成全流域、全社会的责任，因此，防洪减灾工作的重点应是改进国家投入机制，提高其公益属性，并增强管理费用的投入。

4 防洪减灾工作的设想

笔者对防洪减灾工作的设想有以下5 点：

①对于安庆地区的长江下游平原地区，应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各项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薄弱环节，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弥补，从而建立一套高质量、完整的防洪减灾体系，以提高防洪减灾的效益。落实超标准洪水滞蓄宣泄出路，根据非常情况制订相应的临时处理措施，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毁灭性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②对于在安庆地区可能出现的山地丘陵区超强暴雨引起的地质灾害，应探索科学、合理的防御措施。对于常遇的地质灾害，应采取可行性的工程措施。当进行各种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时，选址时应选择避开滑坡体的位置，同时，应确保其结构具有抗风能力。对于难以抗御的超强地质灾害，应采取躲避灾害的预防措施。由此可见，事先应建立灾害监测系统，对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③加强城市防洪排水建设。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地面各类交通管网设施不断增加，且不断向地下发展，因此，应加强城市的地表排水能力，从而防止地表水侵入地下。对于地下水的开采，应采用科学、合理的措施，以有效控制地下水位。

④研究洪水与河道内滩地圣体系统、河道外沼泽、湿地的关系，从而利用洪水以对这些地区进行保护。

⑤对洪水进行资源化处理，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同时，通过蓄、泄、滞、引等措施对洪水进行资源化利用，这样不仅可减轻洪水压力，还可促进洪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起到恢复生态环境、确保水资源等目的。

5 结束语

目前，各类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尤其是洪涝灾害几乎每年都会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采取有效的防洪规划措施是我国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结合笔者对防洪本质的理解，分析了以往的防洪减灾工作，总结了可行的防洪涝经验，以寻求防洪减灾对策的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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