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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态文明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
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1],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盛行于世,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如1953-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1956年,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因而是不公正的[2],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从生态文明角度看,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3],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4];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如美国学者指出的:“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5]。
可以说,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但究其深层原因,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诸如: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据统计:占世界不足1/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3,制造了4/5的垃圾和污染物,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既利用了他国资源,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从社会制度上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若干资源濒临枯竭;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往往可能不予理睬,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这包括:盲目藐视大自然,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余谋昌.生态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48.
[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
[4]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0.
[5]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
[6]白屯.生态时代:伟大的转变考验伟大的人类[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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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概念不是时下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必然性、形式、特征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全面、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就是说,所谓垄断资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达到极限的资本。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从理论上推断垄断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敏锐地发现当时所出现的垄断组织萌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保证这种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家之间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就是最早的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晚年沿着这一思路,更多地关注垄断资本形式问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进而到垄断的形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工商业关系的分析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垄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拉法格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一个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精髓的人。他在1903年就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文中以美国为典型,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基本特征。拉法格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型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为其筹集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拉法格没有明确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他已经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要旨在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拉法格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是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垄断的否定,而金融垄断则是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否定之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以当时德国的银行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探讨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原因、途径、运行规律及银行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公司等。通过考察,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的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密切结合起来,将“现代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清楚地指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希法亭认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而把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希法亭已经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以及建构在金融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对前人研究成果合理吸收、辩证扬弃、科学把握的结果。在金融资本概念界定上,列宁虽然较多受到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的影响,借鉴了他的一些观点,但不是照搬移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给以科学改造。他不同意希法亭给“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而这一重要因素恰恰是希法亭所忽略的。列宁进一步分析认为,构成金融资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积聚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指出,随着银行的集中,大工业更加依赖少数大银行,同时大产业资本家为不被银行控制,也开始向银行渗透,因此,“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列宁认为,垄断资本有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形式是短期的价格协定,一般的形式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而典型形式或最高形式是金融资本。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亦即帝国主义时代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准确把握了金融资本关系从国内垄断向国外垄断扩张的特征。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一经形成,就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因此,“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做了准确概括。关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即金融垄断资本的“过渡性”,如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列宁在科学分析和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中,尤其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给予重点论证,并且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与特征,既指出金融资本的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变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口”,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表明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帝国主义战争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领土瓜分不均所导致的,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则是基于对金融垄断资本主轴分析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疑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取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学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十月革命作为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实践是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中展开的一个过程,是在全球化浪潮激荡、砥砺运行中产生的社会制度效应。
因此,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就其内核来说是科学的,列宁在金融垄断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建构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基本结论也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是当今指导认识和把握新时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和规律的理论依据。当然,肯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说列宁当时所作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绝对真理。恰恰说明,随着时代发展,不仅需要对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加以拓宽,也需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发展其帝国主义理论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这是因为:一是二战以后,尤其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银行一统金融业的局面已被打破;二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其他行业如商业、运输业、公用业及信息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金融自由化、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尤其是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运用,一个规模空前、真正的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并迅速发展。#p#分页标题#e#
那么,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如何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精神,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反映时代特征,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变化的现实呢?
金融垄断资本属于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的一种形态,是资本运动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垄断资本,特别是非金融垄断资本,如果我们把列宁关于“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称为
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话,那么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则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拓宽为:金融垄断资本是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非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还可以由金融业垄断资本和非金融业垄断资本平行组成。这种业已拓宽了的金融垄断资本的新概念既是对列宁时代金融资本概念合理内核的继承,又是一个“时代超越”。
金融垄断资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与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总称,既是列宁所指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通过银行与企业的相互渗透和参与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或垄断组织,也包括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基础上深化拓展,即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权势资本。狭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指能够产生收益的金融资产,包括债务工具、权益工具及其衍生的金融工具等具体形式。
金融资本是历史范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金融资本的发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区别在于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因此,金融产品是虚拟产品,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进的最高形态,垄断是其本质特征,表现为生息性、运动性和国际性等特性。金融资本概念的形成、深化拓展,或者说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转化,揭示了垄断资本的实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
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实质,体现在金融垄断资本作为极大的权势资本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上。金融垄断资本概念不仅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引起集中和垄断,各种垄断资本必然融合为金融资本,而且还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涵盖了国家垄断资本或国家垄断财团在战后的崛起,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或国际垄断财团在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发展的新趋势,这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金融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强化的过程。
因此,金融垄断资本概念、范畴的进一步厘定和拓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金融资本理论的继承、深化、丰富和发展,也为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新发展提供了进一步认识的理论武器。同时,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金融垄断资本不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金融垄断资本属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和演进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金融垄断资本。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属于制度范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形式,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阶段内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金融垄断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除了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制度本质属性相同外,还表现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不同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点。因此,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有内在联系,但不能等同。
那么,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是否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呢?我们把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考量,从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中可以更进一步的把握。经济全球化包含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等诸多方面,其中资本(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这无论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素的结构来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无限追求自身的价值增值,而且通过不断运动,尤其是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得以实现其自身价值增值的最大化,资本演进扩张的最高实现形式就是金融资本,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史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不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或者说,金融垄断资本作为资本运动的最高形态包括从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演进,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经济全球化各个构成要素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先导,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条件,而资本(金融)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灵魂。因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现代金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必然也是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到更高层面则演化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以金融垄断资本要素为主导的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发展的,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达到最高程度的集中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金融垄断资本的内涵会愈加丰富,金融全球化的特征会更加凸显,但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等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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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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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相比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现象有很重要的帮助,本文简要论述一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1.产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洋务运动的诱导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于19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产生。
2.初步发展:19世纪末,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向全球的侵略扩张。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和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它们纷纷争做中国的债主,抢夺筑路权,开采矿山和竞相建厂。列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商品输出仍在扩大。
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支付巨额赔款,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于是民间出现了办厂的热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初步发展。
3.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政策,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暂时放宽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相对减少,他们的工业也因战争需要而转为战争服务,减少了某些轻工业品的生产,不仅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让出了部分中国国内市场,也为中国民族工业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4.曲折发展: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推出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民族工业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很快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努力,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民族工业出现较快发展。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经济掠夺和国民政府即官僚资本的压制,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
5.日趋萎缩: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加紧对华侵略,国民政府出卖国家利益。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工业。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这些因素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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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多个领域并影响全世界,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仍深受其害。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命运,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抓住资本同劳动的对立这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历史性、两极性、辩证性、总体性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等方面,科学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1](P22)。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是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武器。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与历次经济危机相比具有不少共同点,但还是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这次危机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爆发的;其次,这次危机不仅有物质产品的过剩问题,还有虚拟金融产品的过剩即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的问题;再次,传统的危机都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而这次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最后,以往的危机都是从发展中国家爆发,而这次是从美国爆发而后影响至全世界。因此,对于这次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显然,这是停留于现象层面的一种解读,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套说辞。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透视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是一场深度的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自 2008 年开始,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全球金融机构接二连三破产,股市纷纷暴跌,各类企业大量破产或倒闭,数亿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全球贸易量急剧萎缩,各国实体经济先后陷入深度衰退或增速显著减缓,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十万亿美元。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资本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即劳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则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社会化与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美国华尔街一小撮金融寡头手中形成高度私有化之间的矛盾。资本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表现为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且高度集中,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了,只不过这种“过剩”,更多地是以虚拟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自由市场体系声誉扫地,过去三十多年里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受到各界质疑,与之相反,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却被这场危机证实是正确的。日本学者山口二郎撰文指出:“而今,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2]英国肯特大学哲学教授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在《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自由市场是具有自身异化的属性,是不可控制的、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马克思生动地比喻它‘像一个魔术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然受到严重质疑,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在内的相关理论,使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危机。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使得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由此得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那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则使资本主义社会遭受重创,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在西方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著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金融危机使《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门读物。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企业家以及宗教上层人士甚至于一些右翼人士,都开始关注并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以至于有西方媒体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德国新电影之父阿历山大·克鲁格甚至准备将《资本论》拍成电影。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网站、报刊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 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2008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五次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深入分析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并指出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等,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这场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08 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世界,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的真理性。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激化的外部表现,是由其内在矛盾演变而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趋势的阶段性反映。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化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4](P277)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p#副标题#e#
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4](P277)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资本是死劳动,要尽可能多地吸吮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活劳动才有生命,吸吮得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1](P283-284)资本的内在本性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5](P679)。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根本不顾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而无限制地扩大生产。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5](P829)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的这种逐利贪婪本性已经暴露无遗。从原始积累到殖民剥夺,再到战争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30)。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在资本主义逐步走向信息化、自由化、私有化、网络化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变换各种花样来达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际金融寡头手中;经济加速金融化,逐步完成由“圈地”向直接“圈钱”的演化;金融日益虚拟化、泡沫化,实体经济则极度空心化等。这一切导致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走向衰退,并持续深化发展,最终酿成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
显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断扩大生产,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资本的贪欲使得资本尽可能地增值,然而,资本越发展,就越会成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资本力图突破自身限制的尝试,反而使资本遭受更严重的崩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4](P278)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价值增值的过程。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资本愈发集中于少数资本巨头手中。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再生产,不断地进行着资本积累,资产阶级财富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的丧失,即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和劳动对立的两极性暴露无遗。同时,资本和劳动对立又具有辩证性。劳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量的次级贷款者的出现,就是资本贪婪逐利本性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现实写照。由于是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所以,形式上就出现了实体经济空心化和虚拟经济泡沫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在于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泡沫,根源依然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少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克里斯·哈曼在2009年的著作《僵尸资本主义》一书中,通过详实的事实资料分析过去90年间世界经济发展轨迹与兴衰变迁,得出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论:“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6]
导致此次金融危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信贷、投资方式的变化。股份公司是当代资本主义随着生产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因其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值资本、减少企业风险而被普遍采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现代金融业的兴起,股份公司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不断变换花样,采取越来越多样化的信贷、投资方式。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这些新的投资方式不无关系。第一,美国 “非银行金融系统”迅速崛起并不受监管地扩张。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主要支柱型大企业纷纷放弃 “主业”或者“本业”,改行从事金融放贷业务。如通用电器 ( GE) 这家由爱迪生所创立的工业设备企业,2007 年,通用资本 ( GE Capital) 的利润额占到公司净收益的 45% ,通用工业 ( GE Industrial) 却仅占公司利润的5% ,而这一部分的利润主要还是在美国境外( 特别是由 “通用上海”) 实现的。第二,为了在技术上规避贷款的风险,金融化的大企业与大银行联手,以发行企业证券和股票的方式,在获得巨额高利贷利息的同时,却把贷款风险社会化了。第三,由总部设在纽约、资本匮乏、监管松散的11 家保险公司,为那些没有得到3A评级的借贷企业提供担保[7]。虽然这些新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的力量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力量,“但劳动向资本的转化终有一天会被推向顶点,社会化大生产越发展,资本积累得愈多,资本同劳动的对立就愈加剧、愈扩大”[1](P203),扩大到一定程度,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所以,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这些新的信贷、投资措施,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权宜之计。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不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讲是无法克服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缓解危机造成的对经济的破坏,希望通过政府救市,“规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机制,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美国改写了金融监管游戏规则,首次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体系,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力,并出台了一系列以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刺激经济方案;日本出台了包括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福利措施在内的多项刺激经济计划;欧元区各国也采取多项财政刺激措施及产业政策;英国则主要采取以减税为特征的救助政策。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这些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社会恐慌等,但由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没有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没有改变,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因此,经济危机难以从根本上克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4](P278)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12月号刊登了萨米尔·阿明题为《抓住危机》的文章,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局部的寡头统治走向全面的寡头统治。由于这些寡头一心只想把当前经济恢复到金融崩溃前的状态,而不是做根本性变革,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可能面临长期的危机、战争和革命等浪潮[8]。#p#副标题#e#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复苏的缓慢进程,西方社会出现一股“向马克思回归”的潮流,各国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纷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解读金融危机。
国际著名左翼学者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认为,当今的金融危机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因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这是至今为止资本积累速度长期减缓的根本原因”[9]。新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除了社会主义别无选择”的判断。英国共产党罗伯特·格里菲斯( Robert Griffith)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垄断资本家、政客及其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信用危机”,而是一场体制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危机,是被马克思称之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10]。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 Wadi’h Halabi) 认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危机,是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生产能力过剩( 或者比例失调),是人们从今天的全球性危机中所能感受到的巨大损失的根源。”[11]古巴经济学家马丁内斯( Osvaldo Martínez) 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毫无疑问是一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非正常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所在,甚至是必要因素”。
尽管这股“向马克思回归”思潮主要局限于知识界、左翼政党及少数青年人,而且也没有带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但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旺盛的生命力。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不会一帆风顺,但“回归”的潮流却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无法改变的。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让西方国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将无法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优越性。
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能够最大限度调动社会积极性、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性的一面,又有生产的盲目性和价值规律调节的滞后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浪费社会资源的消极的一面。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资本也具有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逐利性对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调动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会导致经济失衡,两极分化,造成严重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破坏性[12]。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及资本的消极性无法克服。但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就可以将市场经济的消极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加以有效调控,从而使之步入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将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很好地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对资本的逐利性加以调节和控制。即使出现危机,也能够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控,相对迅速地恢复经济。
因此,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我们应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进一步反思并完善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力度和步伐,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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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确早稻适合湖北省秋种(翻秋)的品种特性,选择12个早稻品种,并以2个晚稻品种作为对照,考察早稻秋种齐穗期、产量构成及其与早稻自身特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7月8日以前播种应选用两优287和金优402;7月8~18日播种应选用金早47或两优287;7月23日及以后不宜再进行早稻翻秋种植。荣优9号、湘早籼24以及晚稻五丰优T025在预设的播期产量均较低,不宜作为湖北省抗灾补救品种。早稻正常生育期与秋种产量呈负相关。播期越早应选择穗粒数较多、分蘖能力较强的品种,反之选择穗粒数较少的品种。早稻秋种应优先选择生育期较短的品种,同时还应采取适当的栽培措施促进水稻后期灌浆。
关键词:早稻;秋种;产量形成;生育期;相关因素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省份之一,尤以旱涝灾害最为严重。受夏季风影响,每年4~10月均可能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尤其是6~7月,降水频繁、雨量集中、暴雨多,是湖北省汛期降水的主要特点[1],而此阶段往往又是湖北省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湖北省水稻生长季的降水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为强降水发生频率增加[2,3],对水稻生产的影响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给水稻生长、产量等带来直接影响[4,5],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水稻病虫害的流行等次生灾害[6]。
2011年,全省农作物受灾达438.08万hm2,以水稻、小麦、油菜受灾为主,影响最大。尤其是干旱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全省受灾面积达298.79万hm2,成灾面积130.13万hm2,绝收面积2.17万hm2,暴雨致灾63.91万hm2,低温冻害致灾67.71万hm2。但相对于2010年受灾程度较轻,全省种植业灾害损失达到90.8亿元。
为尽可能弥补自然灾害所致损失,生产上采用将当年收获的早稻种子作晚稻种,即“翻秋”的栽培方式,作为灾后晚稻缺种的补救措施。但早稻品种感温性强,作倒种春种植时,前期气温高,营养生长期会明显缩短,影响产量;如播种过迟,出穗开花期又容易遭受低温影响,增加不实率,甚至失收。为明确不同早稻品种秋种在湖北省的生态适应性,本试验以12个不同基因型和生态型早稻品种生育进程和产量构成特征为评价指标进行研究,旨在为湖北省水稻抗灾栽培提供技术参考。
参试品种共14个,其品种名及特征特性具体见表1。以晚稻品种五丰优T025和淦鑫688作对照。
试验于2011年7~11月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进行。试验田土壤有机质25.82 g/kg,pH 7.57,碱解氮102.33 mg/kg,速效磷12.19 mg/kg,速效钾160.83 mg/kg,土壤肥力中等。试验田交通方便,排灌条件完善。各品种分5个时期播种,播种时期分别为7月8、13、18、23、28日。播种方式为点播,每穴2粒种子,行距25 cm,株距14 cm。各品种随机排列,小区面积4 m2,3次重复。
水稻成熟后,每品种按平均有效穗数取10株植株进行考种,主要考察有效穗数、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等指标。另外于田间调查水稻株高,原则是选定中间行,连续测定15株,所得平均数据即为品种株高。同时每小区按平均分蘖选取3株测定水稻干物质量。
数据采用Excel整理,并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除品种淦鑫688在各播期均不能正常抽穗外,其余品种在预设播期均能正常齐穗,但齐穗时期差别较大(表2)。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中嘉育948齐穗时期最早(8月24日),其次是湘早籼24和两优287(8月28日),其他大部分品种均在9月3日才齐穗。播期为7月13日时,各品种的齐穗期差异较小,其中陆两优996、湘早籼24、嘉育948、两优287品种齐穗较早,其他均晚4 d齐穗。播期为7月18日时,与早稻品种相比,晚稻五丰优T025齐穗时期较晚。播期为7月28日时,各品种中仅嘉育948在10月份以前抽穗,其余均较晚,受后期光温条件影响不能充分灌浆。
由表3可见,同一品种在不同播期的产量不同。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中产量达到最高的有6个,播期为7月13日时有2个,播期为7月18日时有4个,播期为7月23日时有1个,播期为7月28日时各品种产量均最低。嘉早309、淦鑫203、陵两优268、嘉育948、金优402和两优287在7月8日播种可达到最高产量,推迟播种则产量降低;金早47和五丰优T025在7月13日播种产量最高;中嘉早17和中早39在7月18日播种产量最高;湘早籼24则在7月23日播种才能达到最高产量。
在同一播种时期,不同品种产量差异显著。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两优287,其次为金优402;播期为7月13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金早47;播期为7月18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中嘉早17。与早熟晚稻(五丰优T025)比较,早稻翻秋产量均较高,各品种在7月28日播种产量均极低,失去了种植的意义。另外一个参试晚稻品种淦鑫688即使在7月8日播种也无法正常抽穗,基本上没有产量(表3中未列)。
从产量上看,在7月8日以前播种,应选用两优287和金优402;7月8~13日播种应选用金早47或两优287;7月18日左右播种选用中嘉早17或两优287;7月23日左右播种则选用金早47和陵两优268;7月28日以后各水稻品种产量均较低,不宜进行翻秋种植。荣优9号、湘早籼24以及早熟晚稻五丰优T025在现有几个播种时期产量均较低,不宜作为湖北省抗灾补救品种。
由图1可见,正常生育期(表1)与水稻秋种产量呈负相关,即生育期越长,则秋种产量越低。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的生育期与秋种产量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P<0.05,n=13)。
由表4可见,播期为7月8日、13日时,各水稻品种产量与单株有效穗数和每穗总粒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而与千粒重和结实率相关性不显著;播期为7月18日时,各水稻品种产量与4个产量构成因素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播期为7月18日及以后,各水稻品种产量与千粒重和结实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其中结实率与产量的相关性随播期的推迟而增加;7月23日、28日播种的各水稻品种产量与每穗总粒数呈弱负相关。
早稻秋种是弥补洪涝灾害稻田损失的重要措施之一,引用适宜本地区气候特点的早稻品种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嘉早309、淦鑫203、陵两优268、嘉育948、金优402和两优287受播期推迟产量减少,这些品种受生长高温的影响不大,而对低温较为敏感。中嘉早17、中早39、陆两优996、荣优9号以及湘早籼24对营养生长时高温比较敏感,7月13日以前播种齐穗期相对其他品种较迟,而在7月18日以后播种则齐穗期相对较早。湖北省6~7月份易发生涝灾,此时温度一般维持在30~35 ℃的高温[1]。由于早稻品种感温性强[7],因此早稻秋种栽培要特别强调适期播种,严格做到短秧龄移栽,尽可能充分利用后期的光温条件进行有效灌浆。
7月23日播种,早稻秋种产量较低,至7月28日播种,很多品种接近绝收。因此,灾年早稻翻秋在湖北省应控制在7月23日以前。
早稻不同播种时期的水稻品种翻秋产量与正常生育期呈负相关,说明自身生育期较短的品种更有利于翻秋种植时取得较高的产量。王文俊[8]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同时他建议采用陈种子以进一步缩短生育期。播期对翻秋产量的影响反映在产量构成因素。在7月28日播种,水稻产量与单株有效穗数相关性不显著,而在这之前播种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说明7月28日后播种的水稻受光温条件影响,自身分蘖能力下降,品种分蘖力对产量影响较小,反之在此之前则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在7月28日以前播种筛选翻秋早稻品种时应选择分蘖能力较强的品种。在7月23日及以后播种,水稻品种与产量每穗总粒数呈弱负相关(不显著),而与千粒重和结实率极显著相关,可见如需在7月23日及以后播种,不宜选择大穗型的品种。同时在栽培措施上应该重施基肥,适当加大栽插密度,争取单位面积上形成较多的穗数,以弥补穗部经济性状的不足。
[1] 黄建武.湖北省旱涝灾害的基本特征与成因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11(5):484-489.
[2] 刘可群,陈正洪,张礼平,等.湖北省近45年降水气候变化及其对旱涝的影响[J].气象,2007,33(11):58-64
[3] 江志红,丁裕国,陈威霖.21世纪中国极端降水事件预估[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7,3(4):63-66.
[4] 蔺万煌,孙福增,彭克勤,等.洪涝胁迫对水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1997,23(1):50-56.
[5] 李永华,高阳华,张建平,等.气候波动对重庆水稻产量的影响和对策[J].中国农业气象,2008,29(1):23-27.
[6] 许 红,刘 敏,苏清实.暴雨和洪灾对湖北稻区稻白叶枯病发生流行影响的研究[J].湖北植保,2001(4):11-13.
[7] 杨文钰,屠乃美.作物栽培学各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0-11.
[8] 王文俊.早熟早稻“4023”秋种救灾情况及问题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199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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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内流动的污水中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和有机质,受范德华力、静电力的相互作用,在氢键、偶极矩、色散力等理化作用力的控制下,部分个体与管壁接触,进而发生粘附。但这些粘附个体仍作布朗运动,在水流冲击下很容易解除粘附,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可逆粘附状态。发生可逆性粘附的微生物和有机质都来源于污水中的悬浮性物质,因而水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及其生理状态决定可逆性粘附的发生速度和发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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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管渠内壁生物膜的形成及其特性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城市污水系统主要是由污水收集系统(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厂)两部分组成,而且它们各自的功能划分十分明确,下水道管网的主要功能是收集与输送污水,而污水厂的主要功能则是净化污水。
实际上,城市污水系统对污水的净化并不是在污水到达污水处理厂时才开始的,从污水进入污水管网的那一刻起,污水系统对污水的净化就已经开始了,污水管网对于污水处理厂来说,其作用不仅仅只是一个“供应站”,它同时也扮演了一个巨大的中间反应器的角色,对一些排水管道内壁生物膜的大量测试表明:原污水中和下水道管内壁已存在着大量高活性的微生物,管道中的生物不断发生着细菌增殖、适应及选择等生物过程,从而在污水输运过程中诱导出活性很强的微生物群落。
大量研究表明:排水管渠内表面已存在着大量微生物,其生物群落组成类似于超高负荷曝气池中的生物群落。特别是在有氧条件下,污水在管道内流行过程中,污水中的微生物几乎能够附着到所有与污水接触的固体表面,这些附生微生物往往包埋在浓稠的细胞外化合物基质中,构成一个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称之为下水道生物膜。这层生物膜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污水中的有机物质,而且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
下水道生物膜的出现与时间密切相关,不同水质的下水道中生物膜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及其表现出来的群落特征相差很大。据此,将下水道生物膜的形成演化划分为以下五个连续的阶段。
① 附生介质(生物膜载体)表面性质的改变
不同材料的污水管道与原污水接触后,水中各种物质,如各种细菌微生物、蛋白质、聚多糖等可能通过疏水作用、表面化合反应等作用吸附到下水道管网内壁,吸附速率取决于水中有机物质的含量、水流特征等。
发生吸附的有机物对管壁的表面粗糙度影响不大,但它们改变了管道的表面电荷和疏水性等表面特征,同时提供了细菌等微生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为它们发生粘附创造了有利条件。
② 微生物的可逆性粘附
在下水道内流动的污水中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和有机质,受范德华力、静电力的相互作用,在氢键、偶极矩、色散力等理化作用力的控制下,部分个体与管壁接触,进而发生粘附。但这些粘附个体仍作布朗运动,在水流冲击下很容易解除粘附,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可逆粘附状态。发生可逆性粘附的微生物和有机质都来源于污水中的悬浮性物质,因而水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及其生理状态决定可逆性粘附的发生速度和发生程度。
③ 微生物不可逆粘附
发生可逆性粘附后,有些粘附个体分泌大量具有粘合作用的细胞外化合物,它们将微生物、有机质和下水道管壁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粘附具有不可逆性。微生物发生不可逆粘附是附生生物膜发育过程中的关键阶段。这些经受住下水道内较高流速水力冲刷的微生物逐渐形成为结构复杂的生物膜。
④ 表面微群落、生物膜的形成
在下水道生物膜形成初期,下水道附生微生物斑块状散布在管道内壁上。由于数量少,加上流动水体源源不断的“运送”各种营养物质,微生物间不存在对营养物质和空间上的竞争,因而分裂增生速度快,形成的菌落或细胞群体连接成片,相对均匀地覆盖在管道内壁。随着细菌微生物的继续粘附及粘附个体的不断增生,下水道内管壁生物群落逐渐复杂化。物种组成上,粘附生物种类增加,甚至在水中有机质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原生动物也出现在膜表层;在结构上,管壁生物群落逐渐向外伸展,由突出的二维平面变为垂直的三维立体,发育良好时还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
⑤ 生物膜的脱落和扩散
在膜的增长期内,当微生物的粘附速度超过微生物的降解速度时,粘附管壁生物量就不断增加。但当膜生长到一定厚度后,由于较大的阻力而阻止了基质,尤其是溶解氧向其纵深的扩散传递,当生物膜超过一定厚度后,其内部将出现厌氧区。结果膜深处的出现缺氧状况,厌氧区的出现容易造成NH4+、CH4、H2S及有机酸的积累,若这些物质不能够及时向外传递,将逐渐影响生物膜的活性和在载体表面的附着程度,甚至导致生物膜的异常脱落。从而引起膜大块脱落,这种现象在营养丰富的环境中非常普遍。
水力冲刷也是引起生物膜脱落的重要原因。生物膜外层结构较为疏松,在向外伸展的过程中,水流不断地将其冲走,这同样使得下水道生物膜不能无限制地增厚。细菌和微生物在粘附后发生各种各样的生理变化,尤其分泌的细胞外化合物的性质和数量发生变化以及细胞外酶的积累会破坏生物膜的稳定性。
下水道生物膜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系统。受生长时间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其结构和组成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物和物理特征也随之改变。
近年来,一些学者用共焦激光扫描显微镜(CSLM)下水道生物膜的三维结构,取得较好效果。
下水道生物膜的厚度及表面平整状况与水流强度有关。①在坡度较大、水流流速大的下水道管段,生物膜结构致密且均匀性好,生物膜的厚度不大,表面平整;②在坡度较小、水流平缓的下水道管段,下水道生物膜结构疏松且较大程度地向外垂直伸展,表面凹凸不平,表现出极强的异质性。这主要是各类丝状微生物伸入水流中获得营养物质和氧气而充分生长的结果。
下水道生物膜的密度随水流速度增加而增大,这可能与强水流对附生物种的选择以及膜内水分被水流挤压出来等因素有关。Hoehn和Ray发现,在膜生长期生物膜的密度较大,到达临界厚度后相对稳定在一个低值。此外,不同深度处的膜的密度也不一样,充分反映出生物膜空间结构的复杂性。
下水道生物膜的生物活性
对下水道生物膜的细菌进行种群密度和酶活性测定,是一种描述下水道生物群落活性的有效而实用方法,据此可以用生物学方法有效证明下水道内污水水处理过程和效果。
形成下水道生物膜的细菌微生物分泌细胞外聚合物的能力很强,细菌细胞常被厚厚的粘质外鞘包裹。在由这些细菌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中,细菌占一小部分,而以各种细胞外化合物构成为主体。大量研究表明:下水道生物膜的生物量呈“S”形增长,即在生长初期,生物膜的生物量很小,随着时间延长,生物量逐渐积累并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一些学者通过测定下水道生物膜的ATP、蛋白质和脂肪含量 、电子传递、氧在生物膜内的分布、同位素示踪、同化营养基质的能力,结果发现:附生在下水道生物膜内的微生物通常表现出比悬浮个体更高的代谢和酶活性,生长繁殖速度和呼吸速率等都呈增强趋势。生物膜内部,藻类、细菌和真菌等自养和异养微生物在空间上紧邻,彼此相互交换代谢产物,尤其藻类分泌的可溶性有机物为异养细菌等利用,引起微生物增生。
下水道生物膜是固定形式的膜系统,经对下水道生物膜的种群密度和生物活性的研究,发现其表现出来的性质与超高负荷活性污泥系统中的细菌活性相近,例如酪酶、M-和p-葡萄糖昔酶以及磷酸酶在基质转化方面,各种酶活性表现出相似的趋势。然而,L-丙氨酸-氨肤酶在高负荷活性污泥中却显示出极高的基质转化率。但是下水道生物膜细菌种群密度却比在二级废水处理厂高负异养菌数目高出一个数量级。下水道生物膜中有发达的真核生物机体存在,例如粘土霉菌、各种原生动物和后生动物。多年来,人们广泛应用这种生物膜系统去除碳和氮。Lemmer发现下水道生物膜所显示的种群密度和生物活性都是高活性的生物群落,它们的异养活性可与高负荷活性污泥相比甚至超出它们。并且与悬浮性微生物有机体相比,那些附着在生物膜上的微生物能够更好地抵抗如重金属之类的毒性物质。
由于城市污水管道的管径大,管道长,污水在其中有相当长的滞留时间,而下水道中污染物质降解主要是通过管壁上附着的下水道生物膜来完成。
如果能够通过采用适当的技术措施增加管道内的微生物量和溶解氧的浓度,将使直接利用下水道管渠空间处理污水成为可能。
例如在我国的广大山地城镇地区,生活污水水量小、分布面广,污水排放零散,不利于污水的集中处理,而目前对这些污水进行处理所需的技术和资金都很缺乏,可以通过大力开发下水道管渠处理城市污水的简易、高效、低能耗工艺,以较少的投资削减较大量的污染负荷。另一方面,对于地形复杂和污染源分散的广大经济尚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如果利用下水道管渠空间处理污水,将有利于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有效地控制水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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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流动性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社会对其控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导致犯罪现象的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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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及其预防策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导致社会的流动程度加强,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涌向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有利于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同时由于社会管理的不完善,加之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较强,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却日趋严重,给社会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进而为防控此类犯罪提出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犯罪在近些来一直呈高发态势,其产生的背景是:人口的流动基本上都是自发进行的,缺乏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因此流动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社会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强有力地管制,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犯罪行为就更加难以避免了。诱发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社会因素
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流动性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社会对其控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导致犯罪现象的频繁发生。目前,社会管理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基础管理不完善。流动人口的日常管理主要依赖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在警力配置上是按照常住人口来分配的,并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这一因素,再加上警力不足的问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大多流于形式,一年来通常就进行两三次的突击工作,以此达到清理整顿的目的。这显然不能掌握有关流动人口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流窜作案提供了缓冲条件。其次,户籍管理部门的工作不到位。流动人口虽然事实上已是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但由于城市户籍制度的身份限制,他们不能取得当地户籍,这就要求流动人口的现居地和户籍所在地的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区域合作,落实好身份信息。
但长期以来,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必要联系,彼此工作脱节,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个人信息档案制度,对外来人口的真实信息难以达到完全掌握的程度,为犯罪提供了“温床”。流动人口作案后,因其在当地信息的模糊性,致使案件取证难,侦破难,最后不了了之,姑息了犯罪行为。最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由于没有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在身份和待遇上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他们的择业范围狭窄,工资待遇低,福利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也因户籍的不同而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别,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福利保障上,如就业政策、失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甚至受到歧视和排挤。现实中,流动人口多从事劳动工作,一旦失业,便失去了经济来源,生存条件受到极大挑战。这些都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一些人往往把无奈和怨气化为心理抵制,盲目的发泄,进行违法犯罪行为。
(二)经济因素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经济上的不平等是诱发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涌向城市是为了谋求一份收入较好的工作,以改善自己现有的生存状况,但由于他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许多人找不到工资高的工作,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做的底层的脏、累、重的体力劳动,如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其劳动所得也只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稳定工作而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但城市居民的工作却相对稳定,薪酬较高。面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性,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消极情绪,企图通过不正当的途径甚至犯罪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其次,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大,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地位难以得到保障,成为导致犯罪的重要因素。[1]城市的繁荣发展,财富的高度集中,与流动人口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对比,心理上的落差,使他们把谦卑平和的心态抛在脑后,不再用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疯狂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三)文化因素
文化背景的冲突及自身文化水平的不足,使流动人口很难完全适应城市文化,并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形成了朴素简单的文化价值观,当他们进入城市后,会与城市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强烈冲突。他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因而会处于矛盾和困惑的状态,在判断是非曲直和美丑善恶时思想错位,导致越位走偏,再加上语言、行为、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与城市居民相差较大,心理上容易产生自卑感,精神文化生活也极度空虚,在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时,容易失去理智,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阶层文化的冲突,许多城市居民在享受流动人口涌入带来的各种生活便利的同时,内心却对这些外来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这使他们产生一定的挫败感,又由于与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反差,价值观发生扭曲变位,为寻求城市归属感,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行为。
(四)个体因素
心理失衡和法制观念淡薄是流动人口犯罪个体因素的主要表现。犯罪学家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所以研究犯罪的最终途径是研究罪犯的犯罪心理。”[2]梦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心理失衡的原因之一。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大多是抱着到城市淘金的目的来的,由于受教育程度等自身素质的原因和经济转型的影响,他们找到的工作往往不尽人意,不仅条件差、工资低,而且还出现老板拖欠薪酬的现象。面对城市居民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城市里的种种诱惑,驱使一部分人用非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愿望,从轻微的违法行为上升到严重的犯罪行为。城乡居民社会待遇不平等是心理失衡的又一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状态,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救济,在社保等方面不如城市居民,感到不公平,不被认同,产生了“仇富”、“仇官”的不健康心理。长期远居他乡,顾及社会舆论的心理负担又较小,一旦与人产生矛盾,很容易引发犯罪。此外,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淡薄,甚至少数人根本不懂法,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将要造成的严重性后果,不清楚自己应负的法律责任,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暴力行为去“自救”,伤人害己。
二、犯罪的预防政策
(一)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
立法上,不妨在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中,增设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流动人口外出务工时,必须向当地的基层组织报告,由基层组织核实身份信息,在确认无误后开具外出证明,加盖公章,并进行备案,为降低劳务输出的风险做好前期工作。在流动人口流入某地后,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持外出证明到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信息登记,办理居留证,以确保对外来人口的属地管理。二是规定出租屋主有将登记的流动人口信息在一定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汇报的义务。流动人口来到他乡,出租屋是其生活场所,督促屋主严格遵守和执行对住宿人员的登记报告制度,能够有效掌握流动人口的状况,实现信息之间的对接联系。若屋主不积极履行此项,给予警告甚至罚款,以起到惩戒作用。三是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雇佣无居留证、工作证或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否则对单位负责人施以行政处罚。
实践中,首先,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主管部门之间要相互联系,利用互联网技术确保流动人口信息的共享,以便于对流动人口的查询。其次,公安机关要扩充警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对无正当职业的人员、有前科的人员重点监查。再次,整合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一起监督管理流动人口,对于可疑人员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做到早发现早预防,保障社会的安定。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并完善社会保障措施
我国实行二元的户籍制度,即农村城市两类户口,使得城乡居民在待遇上有所不同。不妨打破这种传统的做法,参照国际经济法中有关纳税人的规定,建立流动的、平等的户籍制度,即只要外来人口在当地有稳定的收入,就有资格办理暂住证或常住证,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权利,待遇和保障。这能排除城市居民的排外,歧视思想,使流动人口感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犯罪的可能性。
流动人口是社会保障机制中的缺失者,完善社会保障措施要求城市做好就业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工作,如成立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帮流动人口找到工作,免费对失业的流动人员进行各种劳动技能培训,加大再上岗的可能性,同时推行为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等切实保障他们利益的措施、开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3]只有强化了上述种种保障,才能消除流动人口与这个城市的隔阂感,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在经济方面,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许多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生活,开始向城市涌动。因此,要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就必须使农村富起来,加快农村的经济建设。一是改革农村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减轻农民的负担;二是大力扶持小城镇的建设,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的第三产业,不仅创造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就地解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降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犯罪现象也自然减少。
(四)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
流动人口综合素质的低下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素质强化。首先,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各地要积极施行有关流动人员的培训教育计划,通过建立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等方式,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劳动技能,从而降低与城市居民在工资上的巨大差距。其次,加强文化教育。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道德水准和心理承受能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基础知识教育、科学知识教育,会使他们的道德素养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从而用自己内心的标准去判断是非曲直,坚定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最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流动人口大都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工作的单位要定期开展普法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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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和完善是科学技术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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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展现人的存在本质的一种方式, 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从科学技术的本质出发,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就应当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尺度,为人类造福。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协调;关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综合协调人、自然和科技的关系;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科学技术 价值基准 以人为本
科学技术的本质、价值基准及其人文价值目标
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产生差异的根源在于对科学技术本质的不同认识。马克思、萨尔顿、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论述表明,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展现人的存在本质的一种方式, 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与自然之和谐统一正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的表现。
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从科学技术的本质出发,以人为中心,从人的立场和视域出发,科学技术才有价值和意义。所以,以人为本,以人为尺度,为人类造福,应当成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这个价值基准既体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目的性,又表明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内在要求与价值方向。只有正确认识和展示科学技术的本质, 重构以人为尺度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才能规范科学技术向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本质展现的方向发展。
1.1 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科技的任何现实运用,必然与人有关,因而,科技在现实中应用价值的人文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科学技术的人文属性要求,要求人类在进行科学探索、科学实验、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一定要对人类社会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把人文精神始终贯穿于科学活动的全部过程,要注重从人性和人文关怀的角度, 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实行社会控制,避免科技活动中负面影响的产生,以保证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人文关怀的实质是以人为本,强调要尊重人,充分肯定人的价值, 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应是决定科学技术取舍选择、发展方向的最终依据。要力求把科技发展控制在有利于人文关怀的范围内,以尽量减少其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1.2 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承袭了科学技术的本质
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了科技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技不仅要力求还原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去实现人的意志,把自然对象从“自在存在”改变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属人存在”,科技活动的全过程始终应贯穿着人文精神。爱因斯坦在1931年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说:“如果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
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的话对人们应该有重要的启发,科学的兴衰与人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须要突出人文关怀,在科学的视野中重视科技活动及其成就对于人的利弊、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机才会被科学技术所克服,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克服各种危机的可靠保证。
1.3 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符合科技与人之间互渗互促关系的要求
科技与人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一方面,人类正是借助于科学技术,使自己从动物界中走了出来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科技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由人类创造和应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回顾历史,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步,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而归根结底要以科技的革命性进展为前提。科技革命引发的知识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的理性力量、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从而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
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高科技的兴起, 科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越来越大,人类对它的依赖性就会增强,科技的负面效应也会突出,因此,强调科技与人之间互渗互促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技术价值基准,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人文价值的引导, 对科技的功用和发展方向做出合乎人文精神的规定, 使得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达成和谐统一,对真善美的追求实现有效的沟通,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科学技术最大限度的服务于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目标。
1.4 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坚持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人是社会的主体,在社会活动实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永恒的主题。所以,在高科技时代更应以人为本,提倡科技人文精神,在崇尚、尊重科学,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 实现人的价值,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实现相一致。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这应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2 、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目标
2.1 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
康德在其目的论哲学中明确提出:“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能够形成目的概念的存在者,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康德提出的人不依赖于他物而成为目的的思想,对于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技与人的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科学技术价值的实现主体是人类自身,科学技术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自然界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的生物的地方。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树立发展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科技发展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一崇高目标联系起来,严格把握科技运用的伦理尺度和伦理范围,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和恶用。要把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归结到人的生活本身,从人们的“美好生活”的高度来审视科技进步,科技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们幸福地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科技, 科技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提升,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中应包含与人类最佳结合的内容,使得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达成和谐统一,使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保持协调。
2.2 关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和完善是科学技术的终极目标。社会的发展应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科技进步应与社会协调发展相平衡。现代科学技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从而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人口的过快增长、粮食供应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使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主体的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只有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科学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主体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关注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从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考察,衡量科技进步与否的标准,无疑在于科技是否朝着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2.3 综合协调人、自然和科技的关系
人类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要改造自然界,但同时应积极地适应自然界,把改造和适应自然界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自然环境可以承受人类的改造活动,从而将改造活动限制在对生态环境危害最小的合理范围内。人类通过科学来认识自然,但人类不能成为科学技术及其丰硕物质成果的奴隶;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应用理应更多地服务于恢复人的价值、人格、尊严、个性和自信心。科学技术是调节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人类在自觉地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必须要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注意科技进步的生态化趋势,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4 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作为主体的活动,必定会受到人们自身的信仰、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身处的时空条件的影响,必定渗透着某种价值判断与选择,也就是说必定带有主体性。科学技术的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人类价值观念的危机。现代技术之所以成为威胁人类的恶魔,其实是对技术本质的误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错误的科学技术观和对科学技术的误用。如果回到根基上来看问题,科学技术的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化、金钱化、客观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就会盛行,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欲望, 不可避免地会向人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大肆攫取,在经济活动中就会丧失人文理性, 造成文明的畸型。
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出:“我们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 。如果人的行为是合理的,人们能够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危机和负面价值也就会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创造精神文明,唤醒其内在的人性觉悟,使人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看待人类自己,更科学地揭示客观规律,更合理地改造世界。依赖科学和理性,对客观规律和人性有正确的认识,促使人的行为合理化,既合乎规律又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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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进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人们世世代代的绵延不绝的实践活动所推动并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实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从事着生产劳动实践的现实的人却被完全异化,使其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异化。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三重维度及其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三重维度及其启示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1]这段论述,突出强调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同时也是对当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的回应,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到如何认识和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问题。
当然,认识和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有多重标准或参照系,但是其中必有一个是根本性的。马恩分别从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维度、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维度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得出: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从根本上讲就是看它是否尊重和有助于人类那种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否促进了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才是能够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最理想的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2]100也就是说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的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观念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而使用的一种形式,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其中“抽象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学者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的出发点。
而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的狭隘眼界,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众多违反“人类本性”的社会现实,用现实的普遍性化解了抽象的普遍性,克服了哲学意义上从抽象的人出发无法做到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局限性。
1.现实的人的实践是马恩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起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和立足点,也是他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分界线。马克思从社会制度根源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的实践出发,扬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所理解的“抽象的人”,以及主客体理论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质,克服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
只有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实践中去理解和体会现实世界、现实社会制度的合理与否,才能真正明白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人遭受压迫和苦难产生的原因不是在于人与神的地位颠倒,而是源于现实社会中制度与思想的东西的错乱和颠倒。[4]15-16因此只有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3]4不断揭露、批判、终结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让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人摆脱锁链,拥有真正的自由和价值。
2.实践着的现实的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进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无一不是由人们世世代代的绵延不绝的实践活动所推动并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实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从事着生产劳动实践的现实的人却被完全异化,使其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异化。
这种异化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扬弃人的异化和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在于工人的政治解放运动,即开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以达到人的全面复归和彻底解放。
但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 504即现实的人的实践。而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动物没有自己的主观世界,人的活动都是在一定意识、目的的指导下。实践虽然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它又超越了主观认识的范围,是一种变革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性实践活动。正因为实践既包含着主观的因素、又具有客观性,因而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把主观认识变成客观实际,把思想、理论在现实中实现出来。
然而“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320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就是能够实现消灭旧制度和创造新社会、建立新制度“思想”的可以使用的“实践力量的人”。
人们的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思想实践等,它们最终都会落根在是束缚还是解放生产力上。社会制度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制度的更替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
固然,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社会制度的进步当然包括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正如“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一样,[2]775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领域产生的比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也并不能以此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因为好的社会制度不但包括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好的社会制度还必须包括合理的生产关系、进步的社会价值观念等,也就是说:
1.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衡量生产关系的优劣。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
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36但是马克思看到:“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580显然历史上曾起过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把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自觉地用于人民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没有提供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没有体现出尊重社会成员自主的、创造的个性,而是无情地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用更加“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275总之,在表象光亮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一边是产品的完美、物质财富的丰富;一边是人的畸形、人性的贫乏。
其背后两极分化(包括国内的国际的两极分化)和人性异化的致命缺陷注定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摆脱不了被否定、被炸毁的结局。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2.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衡量价值观念的好坏。
好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更要能够给人们提供丰富的文化知识、优美的心灵、高尚的志趣,远大的理想和健全人格,而这些正是无法简单地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和实现的。
虽然“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6]109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相互之间物质、能量、情感、信息等方面的联系和交往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但是资产阶级一方面像地质变革创造地球表层一样为新世界创造着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34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5]34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产力多么发达、物质财富多么富裕,都是注定要被否定的制度。因为它违背了人类应当“了解自己本身,是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计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8]250所以“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人的全面发展,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作为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存在于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之中。马恩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深深地植根于对人类发展的历史、当时的现实和人类本质这三个方面的洞察,从而使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得了科学的形态,即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到尊重和实现。
1.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决定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趋向。
面对有据可考、有史可查的人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是在认识和解决与生俱来的人自身的生存需要时形成了社会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人类诞生之初面对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靠个体单独行动不行,必须联合行动,而要使联合行动达到目的,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联合方式即社会。社会一产生就把本来平等的各成员按其天赋能力或机遇划分成不同类型的有差别的存在。由于社会“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2]78社会制度应运而生。
从此,人类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促使人类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着的改造自然的需要而去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推动着整个人类不断探索摆脱构成社会制度后越发不能忍受的不平等乃至剥削和欺压而重建适合自己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一方面是展示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一方面又应当是推动和有利于他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从而使相互作用着的不同个人的活动都朝着各自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人类活动这种具有超动物性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同于靠大自然的赐予满足需要的动物,而是用人类的创造性的活动来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任何束缚和不尊重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都注定是被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命运就是如此,它把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完全地、彻底地钉在了“对物的依赖”这根“耻辱柱”上,不过资产阶级不自觉地锻造着“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2.人类全面发展的状况直接检验着社会进步的程度。
社会是有生机的、进步的,还是滞颓的、退步的,不在于别的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怎么评价,也不在于该制度下的某些人的自我评价,而在于在该社会制度中生活的现实的人的感觉和他们的发展状况。因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的发展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这就是说,无数的个人组成了社会;无数人的全面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一切能够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都是好制度;而一切有碍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无论一定的人们怎样论证它的美好,都注定是要被否定的制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自它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以后,便形成了一种被他称为“异化”的现象,尤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闲暇时间,时间就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532个人享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也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展能力和展示个性的空间。
然而,这一时间即人发展的空间却被资本无情地剥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变成了人性畸形和异化的残酷现实,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一个这样的联合体所代替,“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那里,“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0] 85从而真正实现“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10] 516真正实现“早晨钓鱼、中午打猎、晚上搞批判的批判”[2] 85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人类既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尊严的存在物,社会自身的一切观念和行动都应当有助于促进而不是剥夺他们的自主性、扼杀他们的创造性;人类又是一个诸个体向着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的存在物,社会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应当围绕着提供而不是破坏这种环境和条件而进行。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比较发达,物质生活水平也比较高、它的经济制度也比较健全,但是它根本没有把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自觉地用于推动劳动人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没有提供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没有体现出尊重社会成员那种自主、创造的个性。可见,马恩非常主张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这一思想对当今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制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决策、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魅力和优越性、积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马恩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评价并不否认生产力标准的正确性,“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即得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5]43每个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现状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然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从最终意义上讲的,是从历史本体论而非历史价值论意义上讲的,从价值论上看,首先,发展生产力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更幸福生活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旨归;其次,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地恰当地反映社会制度的优劣,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不仅要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要能够建构一个合理的生产关系、进步的文化观念以及人性完善和给人带来可持续的幸福,假如缺乏后者,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的因素毕竟是生产力中最根本的因素。如果片面地把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制度的唯一尺度,就可能会用社会制度的手段把人们的事业和精力局限于生产、效率、效益上,从而忽视更重要的方面,如社会成员的发展、对未来的关切。其实,多年来由于盲目追求单纯的物质生活,以物障目,经济决定论、资本本位论导致社会上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等种种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面进步、和谐统一的基本要求,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显然,这些后果与片面地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检验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不无关系。
2.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决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魅力彰显。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里,国家的真正职能并不仅仅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更在于从一开始就把尊重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高社会管理的自觉程度和协调程度,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和现实方针,正如“物质的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的空虚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完整统一,人们的精神状态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协调一致,这样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摆脱贫穷;
相反,违背这一指针的资本主义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物质财富多么充裕,也必然会走向真正的贫穷,即“人”的贫穷。所以只有“物质不贫乏”和“精神不空虚”的社会主义,才是能尊重和有助于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能促进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不仅应该是享有丰裕物质生活的一代新人,更应该是文化知识丰富、心灵优美、精神志趣高尚、具有远大理想的一代新人。
由此可见,当今我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正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魅力和优越性的科学决策,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顺应。
总之,概览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为了发展自己,选择了社会的形式;人类根据发展自己的不同阶段,建立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人类选择社会形式,是他的权利和性质。这就给社会赋予了极大的权力,从而也规定了它的权力的性质。
所以,社会上的任何一种发展、运动和活动,归根到底归因于人类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最终构成了社会制度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人类发展的复杂多样性引出了社会制度的复杂多样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制度,马恩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维度来分析社会制度的优和劣,一方面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也为当代中国制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魅力、积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给予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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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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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 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 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 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 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 生态文明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非生态化影响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 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 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按马克思的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 ,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 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 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 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 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 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 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 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 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
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 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 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 的发展模式, 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 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 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 盛行于世, 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 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 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 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 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 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 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 如1953 - 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
1956年, 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 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 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 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 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 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 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 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 因而是不公正的[ 2 ] , 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 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 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 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 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 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 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 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 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 从生态文明角度看, 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 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 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 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 , 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 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 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 ; 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 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 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 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 如美国学者指出的: “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 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可以说, 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 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 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 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 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 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 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 但究其深层原因, 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 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 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 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 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 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 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 诸如: 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 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 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 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 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
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 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 据统计: 占世界不足1 /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 /3, 制造了4 /5 的垃圾和污染物, 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 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 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 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 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 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 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 既利用了他国资源, 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 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 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 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 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 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 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
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 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 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 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 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 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 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 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 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 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 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 从社会制度上看, 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 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 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 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 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 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 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 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 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 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 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 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 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 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 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
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 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 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 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若干资源濒临枯竭; 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 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 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 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 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 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 往往可能不予理睬, 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 “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 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 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 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 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 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 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 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 这包括: 盲目藐视大自然, 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 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 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 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 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 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 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 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 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 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 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 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 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 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 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 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 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 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 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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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离不开邓演达本人的生活和革命实践。文章遵循其思想发展规律,以时间为序,认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考中国应该往哪里去,怎么样去的结果。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向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
他说:“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1 ]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2 ] 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大体可以作如下梳理:
一
第一阶段,自1895 年邓演达出生至1925 年底这30 年时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邓演达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特殊的家庭出身铸就了邓演达自小就有忠贞报国,不负先人遗愿的大志。
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会吟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首客家儿歌。他了解农民的疾苦,从小就与农民接触,对农民很有感情。“在鹿颈村周遭,有钱的地主与佃户是分区居住的,界线分明,穷人没有地位,亦没有生活保障,抬不起头做人,连住的地方都不可造次,备受歧视。年少的邓演达自小目睹人世间的这种不平等,心中便也就深藏有不平之气, 势必有一天, 要冲勇而去”[3 ]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二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
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去”[3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
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
[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
“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邓演达在1929 年6 月30 日和1929 年8 月8 日两封致丘哲的信中都谈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
他说“, 国内局势现在更加明白,只先有资本主义型的发展,才有可能,这个发展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中俄事件自然是蒋介石的一种俾斯麦式的策落,这个策落能否有效,要看日本的态度,多少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相当影响的。”[15 ]邓演达所推行的革命是要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在这一思想的统领下,邓演达于1929 年10 月发表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宣言中说到“没收一切官僚军阀政客及参加反革命的豪绅地主买办等的财产充公,废止一切厘金杂税,由人民会议重新规定合法税率”等目前行动纲领。
方述在《邓演达归国后的秘密生活》中谈到:邓演达在起草修改新组织的政治理论纲领时说,“发展国家资本,以储备社会主义之条件”,顺便说依据就是流传于国际国内的“政治主张”。我们从邓演达的书信著作中不难发现,尤其是在他参观考察了欧洲一些国家后认识到,以中国现实的条件不足以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忽视了这一点定然会延长中国的革命。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也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1930 年9 月1日邓演达在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系统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从此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以此为指导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四阶段,从1930 年9 月到1931 年11 月邓演达遇害,这是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邓演达从各个方面和在各个不同场合宣传他的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更好地、尽快地实现这一主张。这是中国革命赋予他的使命。
1930年9 月1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到哪里去?》的结尾喊道“立即实现‘耕者有其田’! 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16 ] 1930 年9 月15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中写道,“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由人民行使政权;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 要有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对内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问题彻底的解决,与发展国民经济。”[17 ]在说明中国将来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时,邓演达指出,“他一方面是否定紧束而支离的封建经济,一方面又要转到一个新的集体的国家经济, 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去”[18 ] 。
很显然这个新的国家经济就是邓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邓演达在不断证明不断找寻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行得通的,他一次又一次分析中国局势,用他的话说“, 现在的中国局势,已显明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19 ] 。1931年在他自己所著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里呼吁:“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 解决耕地问题! 发展国家资本!”[20 ]从
一定意义上说,邓演达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合理分析国际局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思考的产物。1931 年在他的《现实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里解释道“, 国民经济———或国家经济———的继续发展及‘合理化’,为欧美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循依的道途;特别是落后的东方国家及其他农业国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国家,更因为国民生活要求底昂进,必然会从今后形成提高各国国民经济底机能与活力,以参加及提高国际的经济生活。
因此国民经济,还是最近将来的经济生活底核心”[21 ] 。可以判断,这里的国民经济、国家经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为了解决中国问题,邓演达努力探索,不断深化思考自己已有的想法:由国民会议行使权力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按耕地农有的原则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抓紧制定经济政策发展经济;还探讨了中国发展领域内的市场问题。邓演达说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改造小农经济,清厘除治高利贷经济,有限制地发展私人工商业,实现土地社会化。
这些内容可以从1931 年6 月25 日邓演达的《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中得到答案。被捕入狱后的邓演达仍没有忘记和狱友交流有关学习、生活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当然也在继续着他的相关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反过来又为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土壤。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经济思想行为和政治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而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入和建树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与指导意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我们从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总之,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和其政治革命活动紧密相连,随着邓演达对中国革命逐渐深入的认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主张和观点已基本确立。
[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57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 页.
[3] 谭元亨, 李景秋. 邓演达[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 页.
[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 页.
[5]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 页.
[6]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 —14 页.
[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 页.
[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6 页.
[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80 页.
[10]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 页.
[11]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 页.
[12]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页.
[13]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 98页.
[1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34 页.
[15]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9 ,132 页.
[16]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67 页.
[1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3 ,375 页.
[1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9 页.
[1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26 页.
[20]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9 页.
[2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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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由物质组成,化学则是人类用以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它是一门历史悠久而又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成就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化学中存在着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两种变化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世界化学研究中心之形成及其转移的透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考察了世界化学研究中心的确立及其因由,以大量的史实分析了英、法、德、美四国近现代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对科学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阐明了世界化学研究中心转移的历史背景及对我国现代化学事业发展的启迪。
关键词:化学研究中心 转移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是西欧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近代化学孕育、确立和繁荣时期。200多年中,世界化学中心发生了三次转移。考察转移的历史背景,探究这些国家化学研究领先地位的确立及其因由,对现代化学及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化学开始的标志是17世纪波义耳提出了元素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化学作为独立学术的研究价值。自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的化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如布拉克、普里斯特列、卡文迪许的气体研究、戴维的电化学研究、道尔顿的原子论等都堪称划时代的成果。
1642年,英国最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前提。在国外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借助科学力量发展物质生产,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方法,大力提倡自然科学,为英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技术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①
教育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因。“一个国家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才能成为科技中心,科技中心往往在教育高峰期到来,教育兴隆期越长,科技兴隆期就越长。”② 16世纪末17世纪初,培根、洛克等人的教育思想确立了英国教育中心的地位,17—18世纪,英国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改制,在牛津和剑桥的基础上,对一些老院校如1597年建校的格列普学院加以改革,增设了新的系科和专业,将物理、化学等作为主要课程。还在英格兰建立了北安普敦高等专门学院、惠灵顿学院、曼彻斯特学院等;在苏格兰建立了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普里斯特列曾任教于惠灵顿学院;道尔顿曾在曼彻斯特学院讲授化学;布拉克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并留校任教,后又担任爱丁堡大学化学教授。布拉克是一位杰出的化学教育家,在当时化学教育的起步探索阶段,他提倡化学教育与化学进展保持密切联系,使学生能及时触摸到化学发展的时代脉膊,并投入到研究中;他还提倡演示实验,使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很多著名化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美国第一位化学教授拉什、氮气的制取者卢瑟福等。
科研组织形式对科学发展起到了最有效的推动作用。17世纪初,英国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医生、牧师等就常常聚会,交流科学观点。而当社会生产提出的课题远远超出个人能力时,这种智力上的切磋和学术上的交流更显得日益重要,聚会也就变得经常化和制度化,从而导致了科学学会的出现。最初是“无形学院”。1662年英王正式恩准将“无形学院”命名为“皇家学会”,这表明科学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公认。皇家学会的化学家定期作学术报告、演示实验、收集资料并出版《哲学会刊》,还建立了委员会指导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化学研究和化学教育的发展。18世纪中叶,伯明翰成立了“月社”,由于化学家普里斯特列、布拉克等人的参与,化学成为主要课题,扩大了化学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化学知识在英国的传播。
当时英国的科学普及特别受到重视,政府建立了职业技术学校,成立了各种学术团体,人们以f.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为动力,倡导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科学、学习科学成为时尚,不少王公贵族建立了私人实验室。这种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无疑对化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8世纪后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神学思想的再度兴起以及科学教育制度不健全,使英国失去了教育中心的地位,加之政府没有给予科学活动以资助和组织,皇家学会也仅是官方认可的群众性组织,终因经费短缺和充斥了一些游手好闲的纨裤子弟而几乎成了社交俱乐部。英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化学中心的地位。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世界化学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法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拉瓦锡的辉煌业绩和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拉瓦锡创建了燃烧氧化学说和科学的元素观,完成了化学领域上一次重大革命。同时法国出现了孚克劳、贝托雷、盖.吕萨克、杜马、罗朗、日拉尔、路布兰等一大批优秀化学家,使法国的化学研究突飞猛进,取代了英国化学中心的地位。
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彻底解放了法国的科学,全面系统地引进和整理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近代科技成果,为法国科学的腾飞形定了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达兰贝尔等,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极力提倡研究和普及自然科学。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比100多年前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加彻底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制度,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条件。
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为了迎头赶上处于科技领先地位的英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教育体制改革措施。施行“一留学二办学”的方针,一方面派遣大批留学生到英国等地深造;一方面建立各种以智育为中心的新型学校,在招生条件、考试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改革,聘请国内外一流化学家任教、建立精良的实验室。如1794年创立的第一所“巴黎多种工艺学校”,聘请著名化学家蒙日担任校长、由孚克劳讲授普通化学、贝托雷讲授有机化学、德莫沃讲授矿物化学、沙亚塔尔讲授植物化学……著名化学家盖.吕萨克、泰纳尔、杜隆、佩蒂等都是该校的学生。
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二个正式建立的国家科学院,化学是最早被承认的学科之一。科学院由王室支付经费,院士们共同完成皇室交付的课题,是世界上第一批专业科学家。同时,科学院肩负着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双重职责,形成了教育研究紧密结合、配套互补的建制系统。教育部门以教育为目标并举科研,研究机构以科学为中心兼顾教育。著名化学家承担基础化学教育任务,化学教育家首先是优秀的化学家,学生在学习中研究,在科研中学习,师生教学相长。“正是科学组织上的优势使一些院士在18世纪成为发明创造、技术鉴定及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方面的著名权威。从而使巴黎科学院在18世纪中期取代英国皇家学会成为领导科学发展的组织。”③
大革命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新兴资产阶级粗暴镇压了大批科学家如化学家拉瓦锡,但他们很快认识到科学对巩固大革命成果的作用,从“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转向积极倡导科学,重用和爱惜人才。选拔了许多科学家担任政府军政要职,如任命卡诺为陆军部长,孚克劳为帝国政府教育部长等。拿破仑还广设科学奖,鼓励创造发明,并允许科学家保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甚至在英、法交恶期间还亲自给在电化学方面屡立奇功的英国化学家戴维颁奖。智能型的用人政策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科学职业和科学教育在法国的社会地位,有力地促进了化学的发展。
法国积极吸收和继承外邦的最新成果和先进经验,并慷慨地将先进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传播到欧洲各地。政府制定了专利法,诚请外国知名学者到法国从事科研工作。这不仅为法国的科学提供了新动力,也使欧洲各国的科学和教育受到了法国中心的有效辐射,形成了法国科学全面开放的局面。
19世纪30年代,拿破仑战争的失败给法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再者,拿破仑期间,法国政府加强了对教育和科研组织的控制,导致“科学家远离社会生活,固守传统的研究模式,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赶上科学潮流,致使法国科学推动了德国科学中那股来自积极应用的动力。”④另外,法国科学组织高度集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的专横,使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受到排挤,这也是法国化学领先地位易手他人的原因之一。
19世纪20年代以后,德国的化学研究逐渐超过法国,在理论和应用研究两方面得以高度繁荣。其最先崛起的是有机化学。如:李比希改进了有机物元素分析法、提出了有机化学中的“基团”理论、阐明酸的性质,使他在当时有机化学理论方面享有最高权威的地位。维勒一生有众多发明,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尿素的人工合成,它打破了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界限,开辟了有机合成的新天地。李比希和维勒的成就开创了德国化学的新纪元,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在世界化学研究中的地位。自1850到 1920年,德国化学逐步走向鼎盛。如本生、迈尔对无机化学的贡献;凯库勒、肖莱马、费歇尔、格美林、霍夫曼、拜耳对有机理论和有机合成的贡献;克劳胥斯、赫姆霍斯、奥斯特瓦尔德、能斯特等对物理化学的贡献;哈伯、波恩开创了化工技术新领域等。从1901年诺贝尔化学奖开始授予到1920年,共有18人获奖,其中德国化学家占8名,英国2名,法国4名,美国1名。
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就实行了强制初等教育,1860年,德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高达97%,成为19世纪后期文盲率最低的国家,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普通中学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在高等学校中,贯彻基础教育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19世纪20年代,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方式,首创了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向学生开放实验室的先例,形成了实验—教育—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大大培养了学生实际研究能力。受其影响,化学家维勒在哥廷根、本生在海德堡、霍夫曼在波恩都建立了类似的实验室。当时德国的化学家几乎都是教育家,与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相比,德国化学家们对教育的热心和投入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他们培养出的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独一无二的。
德国的科研条件优越、学术氛围宽松,注重不拘一格降人才。如:21岁的李比希大学没毕业就被任命为吉森大学的副教授,吉森大学还按他的要求,建立了教学实验室。维勒留学归国不久,柏林工业专科学校就为他建立了一所实验室,使他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完成了铝、铍、钇的发现和尿素的合成。良好的软环境、硬环境不仅对德国的化学家是极大的激励,对外国化学家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荷兰化学家范霍夫因科研条件优越而移居德国,后来他由于对化学平衡与温度的关系的研究和发现溶液渗透压定律而获得1901年化学诺贝尔奖。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早年提出了电离理论,在自己的祖国倍受冷遇,被称为“奇谈怪论”,但在德国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因此他曾多次到德国从事研究工作,并由此而获得1903年化学诺贝尔奖。
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循环加速机是德国化学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化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度是最高的。德国的大学生、博士生们纷纷到化工厂谋职、著名教授也被工厂聘为顾问,他们不仅用理论指导生产,而且将化工生产中的课题带回实验室训练学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先后建立了巴登苯胺纯碱公司、拜耳染料公司、赫希斯特染料公司等六家大型化工企业,这些企业不惜重金创办研究所、高薪聘请化学家担任领导,因而科研硕果累累。1886——1900年德国仅在染料技术上的专利就达948项,染料、酸、碱等基本化工原料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其中染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同时,德国的医药、化肥、钢铁、炸药等化学工业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德国化学中心的形成,无疑还受益于其优秀浓厚的哲学氛围。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中,这一时期德国哲学不仅在世界的本源问题对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方法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更加显示出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肖莱马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从事化学研究的思想指南的第一人,因而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被称为有机化学奠基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虽是战败国,但整个化学研究队伍没有太大的损失,从1921—1945年,共有25名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德国占10名,虽然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它在数字上都占绝对优势,但希特勒上台后,疯狂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造成大批优秀科学家流亡国外,严重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后劲。二战以后,1946—1960年间,共有21名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德国3人,美国9人,英国6人,号称“头号获奖大国”的德国失去了这一殊荣,也表明世界化学研究中心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近代化学的产生与发展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体制、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辩证关系。现代世界化学中心一直在美国,我们期望21世纪中国能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科技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①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
② 姜国钧:“论教育中心转移与科技中心转移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2
③ w.f.bynum.e.j.browne.roy porter: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
④ 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佳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⑤ 原 光雄:《近代化学的奠基者》,黄静译,科学再版社,1986.
⑥ 山冈望:《化学史传》,廖正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
⑦ 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⑧ 刘家绪:《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⑨ 樊亢等:《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一),人民出版社1980.
⑩ 曹孚:《外国教育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⑾ 刘知新:《化学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⑿ 纪素珍等:《中外科技史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⒀ 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组:《欧洲哲学史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⒁ 林学俊:“从科学中心转移看科研组织形式的演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4
⒂ 陈青川:“近代德国化学研究领先地位的确立及其原因”,《大学化学》,1999.2
⒃ 何法信:《化学史纲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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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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