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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态文明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
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1],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盛行于世,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如1953-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1956年,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因而是不公正的[2],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从生态文明角度看,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3],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4];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如美国学者指出的:“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5]。
可以说,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但究其深层原因,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诸如: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据统计:占世界不足1/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3,制造了4/5的垃圾和污染物,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既利用了他国资源,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从社会制度上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若干资源濒临枯竭;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往往可能不予理睬,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这包括:盲目藐视大自然,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余谋昌.生态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48.
[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
[4]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0.
[5]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
[6]白屯.生态时代:伟大的转变考验伟大的人类[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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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内涵和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国家垄断(20世纪初至80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美国约占27%。[3]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4]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6]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经济全球化大潮与中国对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
[3]赵汇,吴涛.透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J].学术界,2005(6):157~163
[4]郭伟伟.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研究述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2):42~47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8
[6]李其庆.经济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J].科学社会主义,2003(1):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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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中央党校举办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界近十年来第一次研讨会——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高层论坛。会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学科体系定位尚不清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等不甚明确,组织基础严重萎缩。[1]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有过深刻的论述,但从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大战略角度而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科学系统认知确乎成了制约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的瓶颈。笔者认为,近代世界的发展是一个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商品经济阶段包括两种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两者在商品经济阶段是并行共存的关系,并非相互替代关系——当然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痼疾必将被共产主义取代,不过其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第三阶段发展,而社会主义同样会被共产主义取代。
第一,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并行于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有助于深刻认识资本动力系统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近现代世界中,有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未意识到自身正处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阶段,或者意识到却未能充分认识到资本动力系统对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愈益拉大。这说明深刻认识资本动力系统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是广大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
第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并行于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更新对资本主义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主要方式的认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长期着重于论证资本主义与时代发展的不相适应,强调资本主义已经到达晚期阶段。显然,资本主义短命论忽视其在商品经济阶段发展的长期性,忽视其肯定性发展仍将长期推动现当代世界的发展。相反,资本主义在商品经济阶段的长期存在论则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拉近了社会主义对其学习、借鉴的距离。
第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并行于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有助于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商品经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行论认同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原理,它注重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分属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共产主义在商品经济阶段出现的不可能性。强调资本主义对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发展的长期的推动作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属商品经济阶段并与资本主义并行,共同推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从理论上说明了发展商品经济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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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随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西方经济学历经200余年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新古典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期间,也产生了以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诸多经济学流派。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畴一般包括应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并为2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理论及政策支持。近年来,经济学数理化倾向日益突出,试图运用严格的数学推导与计算精确描述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方向并提出应对经济问题的方针政策。但是,我们还应意识到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范畴,同样包含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具有更强的社会科学价值。经济学中所蕴藏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涉及到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等多种学科。因此,笔者认为研究西方经济学以及总结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应充分挖掘其内在的人文价值及精神动力,从而进一步探究经济规律产生的源动力、修正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传递更具人文关怀、人文精神的经济学伦理体系。
古希腊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及哲学理念的思想家,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财富积累”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把财富分为精神财富、身体财富、物质财富三个层次,身体财富和物质财富的获取都是为了最终获得精神财富,而精神财富主要包含对知识的获取与道德力量的提升。反对不择手段、采取卑劣行径获取物质或身体财富,并强调获取物质或身体财富不是终极目标,而是获取节制、勤劳、公平、正义等精神财富的手段,因此获取物质及身体财富的手段必须是符合社会正义并且不侵犯他人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追求生活资料的满足及货值增加是发展经济的两种动力,并提出在满足生活资料的基础上而过于追求货值增加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非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因主要可以归结为满足生活必须及追求终极精神价值,强调了精神价值及道德因素的重要性。重商主义时期则彻底颠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价值观,追求货币财富的增加则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唯一宗旨,强调只有通过积累以贵金属计价的货币财富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完全放弃了精神道德财富的追求。因此对金银货币的狂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产生了强大的对外扩张倾向。
古典经济学阶段经济发展的价值起源主要以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衍生出来。亚当·斯密认为商品是财富的重要表征、而商品又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因此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获得财富及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商品也具有使用价值及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凝结了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价值则体现了购买他人劳动的能力。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对财富和价值进行区分,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所凝结的劳动的难易程度,随着技术水平、生产力的发展,相同财富的增加往往远大于相同价值的增加。古典经济学后期的经济学家把财富及价值的增加看成了动态发展的过程,认为财富增加需要经历生产、分配、消费等各个阶段才能达到;同时,除劳动之外的其他要素诸如资本、土地等要素也被认为是价值增加的源动力。
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从19世纪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直接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对价值本质的理解和判断。边际效用价值论者认为,价值与财富的本质已经不再是基于客观物质基础的一切表征,例如劳动、资本,土地等各个要素,而是基于人类主观感受的效用,而效用又是商品能够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类欲望及商品满足人类欲望能力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商品满足人类某种主观感受与评价的能力的大小。而这种效用具有非常强的主观色彩及个人色彩,并且是产生价值的源泉和必要条件。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更加多元化及功利化的特性,边际效用价值论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类主观欲望的合理性,并认为是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从而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类获取物质财富和物质满足的欲望,使人类社会商品种类和数量都出现了狂飙式增长,并基本摆脱了道德精神力量对欲望无限膨胀的束缚。
现代经济学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知识技能的掌握能力空前提升。凝结在商品上的知识、科技含量不断增加。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逐渐从商品本身的价值转移到商品增值的源动力上面。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促使商品价值增长的根本动力已经从劳动、资本、土地等基本要素转移到知识及科技进步上。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提升成为价值增加的源泉,不仅如此,知识传播途径的更新与发展也成为社会财富增加的巨大动力。互联网经济条件下,知识传播速度已出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人类社会逐步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这导致社会财富在急剧增加的基础上,人类享有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则投入到对自身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更新上。
通过梳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价值理论的发展脉络,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总结出很强的功利主义、物质至上主义色彩。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学界应深刻分析西方经济学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源动力,充分挖掘我国经济发展的精神价值、人文追求,避免我国经济学界出现过度功利化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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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__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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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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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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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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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从经济全球化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 ,到国家垄断( 20 世纪初至80 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 ,美国约占27%。[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
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 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
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
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 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 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 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 [ 4 ]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
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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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 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 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 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 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 生态文明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非生态化影响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 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 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按马克思的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 ,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 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 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 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 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 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 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 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 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
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 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 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 的发展模式, 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 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 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 盛行于世, 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 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 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 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 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 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 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 如1953 - 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
1956年, 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 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 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 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 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 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 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 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 因而是不公正的[ 2 ] , 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 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 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 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 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 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 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 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 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 从生态文明角度看, 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 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 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 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 , 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 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 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 ; 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 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 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 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 如美国学者指出的: “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 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可以说, 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 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 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 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 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 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 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 但究其深层原因, 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 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 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 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 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 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 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 诸如: 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 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 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 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 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
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 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 据统计: 占世界不足1 /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 /3, 制造了4 /5 的垃圾和污染物, 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 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 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 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 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 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 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 既利用了他国资源, 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 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 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 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 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 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 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
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 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 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 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 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 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 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 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 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 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 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 从社会制度上看, 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 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 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 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 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 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 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 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 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 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 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 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 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 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 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
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 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 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 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若干资源濒临枯竭; 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 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 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 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 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 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 往往可能不予理睬, 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 “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 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 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 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 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 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 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 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 这包括: 盲目藐视大自然, 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 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 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 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 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 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 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 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 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 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 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 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 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 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 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 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 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 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 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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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简论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内容提要】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他整个经济思想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国特色,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标志。而且,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摘 要 题】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
【关 键 词】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简论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毛泽东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毛泽东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
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毛泽东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毛泽东,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其后,毛泽东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毛泽东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13]虽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毛泽东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
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毛泽东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毛泽东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毛泽东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毛泽东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15][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1255,1314.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会会议上的讲话.
[13]周恩来.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05.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1061.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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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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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必须注重经济管理的现代化,研究现代经济管理的特性,把握经济管理的发展新趋势,实现我国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管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得到提升,尤其在前几年“三农”战略目标提出之后,农村经济成为了国家与社会所关注的重点内容。其中在农村工作中最为主要的内容便是经济管理,只有保证农村经济管理越好,才能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序性。但是从实际发展角度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在整体运行过程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针对性的进行分析与解决,以此推动农村经济的有序发展。
关键词:农村经济;管理;问题;对策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村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场所,自古以来,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受到国家政府的关注与重视。“三农”口号提出之后,农村、农业、农民成为了发展的重点,农业经济问题也备受关注,尤其是党中央提出“一免三补”政策之后,我国农村经济成为了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本文中笔者着重分析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措施。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认识,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思想制度的制约与影响,传统的管理理念在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仍旧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现状不容乐观。另外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甚至有很多农村基层管理人员认为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对经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在农村经济管理活动中缺乏积极性,处理事情多为应付。此外,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比如像农村财务、农民负担等,这些工作在开展的时候需要国家的政策,但是农村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少,导致诸多土地承包合同所引起的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阻碍整个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农村债务比较沉重
在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最为现实的问题便是债务沉重,如果农村债务则会对整个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产生影响。由于受到诸多外界因素与内在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农村财政收入比较低,甚至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或者很多农村基层单位还出现新债与借债的现象。各种类型的债务活动致使整个村级管理部门的经费比较紧张,无法将农村基层管理者的工作热情进行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则会对农村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三)农村土地规模过小,农民收益过低
在当前农村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比如像部分丘陵地区,如今所采取的经营国民以零散为主,这种地区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作业,从而出现劳动强度大,劳动收益小的现象,这不仅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还会影响农民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在近几年我国扶农、支农口号的提出之后,农民都不愿意将土地转让给承包者,这样一来,则无法扩大农村经营的规模,并且也会逐渐形成“农业大国、经济小市”的发展局面,导致农民受益过低。
二、解决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重视农村经济管理,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近几年,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提升中,各种农村政策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这一类政策呈现出经常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繁荣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领导人员缺乏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认识,导致农村经济管理现状不容乐观。针对这种现象,需要加强当代农业领导人员的认识,要让农村领导人员清楚的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另外,还要积极完善各项法律法规,针对当前农村经济管理的现状,制定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的执法责任制度,或者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制定相应的法规,从而保证国家政策的有效落实。
(二)对农村债务进行合理处理
为进一步保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发展,利用精简机构、费用包干等方法减少农村资金的指出。为了避免出现新的经费或者债务,还要实现对村级集体经济的管理,建立完善的审批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还需要针对发展需求建设工程,保证管理费用的具体化以及精细化,还要对农村经费支出进行预算与评估,避免出现浪费现象,还能节约公共管理经费。此外,还要采取激励政策,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制定一个科学的激励机制,实现考核工作,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积极建设农村经济管理队伍
要想真正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需要建设农村经济管理队伍,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道德素养,对这一类人群进行培训与教育,将工作中所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行解决。另外,还要积极建立完整的工作体系,对在职人员进行合理编排,提高农村经济管理队伍的权威性以及全面性,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争取让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之中发挥出自己的热情,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发展的越来越好。
(四)积极增加资金投入
在发展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时候,需要以高标准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加以重视,我国政府部门还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给予经费的补贴。比如像偏远贫困地区,需要给予资金、设备上的支持,鼓励大型机械产品进行作业,将传统格局下农业收益少的局面进行打破,还要给予当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制定特殊的工作要求,争取以经济管理工作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是保障农村经济活动的基础,并且也是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因素。积极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能够实现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在本文中笔者从多个角度探析当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其中要组建一批高素质的农村经济管理人员,要从农村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多个方面出发,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只有如此,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陆洪彩.农村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企业研究,2013,14:156-157
[2]管明旺.试论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山西农经,2014,05:37-38+41
[3]张凤岐.简议农村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14,36:178+180
[4]王立军.农村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国农业信息,2015,09:100
[5]卜艳.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1,07:373+376
[摘要]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之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柱,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基本的社会生活资料,还能大力推动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可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农村经济管理;农业发展;管理水平
农村经济发展作为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农业的发展主要是指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但由于我国在农业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惠农资金和技术的缺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使其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文章针对当前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具体措施进行了阐述。
1农村经济管理
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指针对农村经济、政策、计划、土地、统计、审计、生产体制、农业承包、发展、扶贫、分配、产业化、销售、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二轮土地承包、土地纠纷合同仲裁、农民负担、农业保险等诸多方面的管理。
2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职责
2.1农村财务管理工作
2.2农林项目管理
2.3研究指导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指导农业产业化
2.4各类农经统计报表的编报工作
2.5相关项目申报工作
2.6撰写农经材料和信息
2.7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神,对农村经济收支、农民收入以及农民负担情况进行监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有关政策,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2.8管理土地承包、耕地、荒山使用权流转和承包合同管理等工作2.9有关农村、农业、农民各类来信来访调处工作。
3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
3.1只有大力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从而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信念,才能保证农业的整体发展不受影响。
3.2农村经济管理是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即是人与自然结合的过程,又是人与人结合的过程,因而决定着经济管理的双重重要性。
4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农业的发展缺乏主动性
由于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导致农业的发展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农村经济管理局面很难打开,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但在很多地方却没有得到具体的落实。
4.2农业的相关知识缺乏
由于我国目前对于农业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各级管理部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对于农业的相关法律意识淡薄,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的进行。
4.3缺少专业的管理人员
目前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思想保守,缺乏专业知识,管理观念落后,不能充分认识农业经济发展必须向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大大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管理。
4.4农村资金管理不规范
目前我国财务管理的实施主要是由村干部负责完成,但是由于多年来农村承包土地没有合理的合同规范,而且目前农村的财务还不能做到所有的财务活动都公开透明,导致承包租金无法及时回收,集体财产得不到保障,也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5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具体措施
5.1宣传农村经济管理的理念
现阶段我国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才能更好的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了更好的加快实施这一任务,高质量的发展农村经济,相关部门就应该对负责各项工作的部门以及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的认识,只有充分的学习才能更深入的了解。
5.2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要想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实施农村规模经济和产业价值链条的延伸,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及大型企业,建设优势产业生物链,并将其拓展延伸,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农业建设的步伐。
5.3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养
针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他们对农村经济业务知识、理论以及科学技术等综合业务水平的了解,完善业务范围,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培训,特别是针对金融财务管理以及心理咨询方面的知识,必须做到全面了解,才能更加有效的针对性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更加有效的提升农村经济管理。
5.4提升应急处理能力
突发事件作为农村比较常发生的事件之一,作为农村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能够及时拥有及时解决危机的能力,积极听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不偏不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实施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农村经济民主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
5.5扩展农民增收渠道
加快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是关键要素之一,只有农业发展的条件得到充分改善,才能加快更新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步伐,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5.6提供服务指导以及资金扶持
成立专门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与各乡镇、各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设立、规范运作进行全程跟踪服务。研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奖励办法,积极推荐评审市、区、国家级示范社;鼓励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产品质量认证以及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并给予相应奖励;对合作社及其社员贷款发展农业产业项目建设,并符合相关条件的,给予贷款贴息等。只有加快农村发展,才能有效的发展农村经济管理。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不仅需要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加强整体团队的专业素养以及综合素质,还应有健全的法律法规相配合,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惠农政策的大力实施,从而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该站农村经济管理的步伐,快速有效的推荐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韩忠;探讨加强农村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J];经营管理者;2013年21期
[2]武卫敬;现代农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浅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02期
[3]孙辉;浅析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路[J];中国农业信息;2012年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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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必然会有管理,经济与管理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式各样的经济管理方法油然而生,把握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是管理企业致胜的法宝。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管理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世界金融危机的范围广,影响之广,以致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使得我国大部分的企业陷入竞争市场激烈等的难题中,企业在面临这些巨大的挑战的时候,要从自身开始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性改革。如何化解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如何坚定发展信心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挑战,如何变革创新发展模式,是当期中国企业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概述
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这次危机使得全球的经济再一次地进入低迷时期,而后金融危机时代指的就是这次的经济低迷到下一次经济回归正常这之间的一段时期。自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出现之后,全世界各国之间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将损失和危害降到最低。经过全世界的不懈努力才及时遏制住了经济的不断下滑。后金融危机时代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在经济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对我国经济方面的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继金融危机之后的又一个影响范围极广,世界经济损失极大的一个时期,对中国的经济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中国在经济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面临着急速下降的趋势,每个季度都有所下降,而从我国的出口情况来看,我国的出口总额也在急速的下降中。这样我国的经济情况就处在一个十分不好的情况下,这使得中国的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的企业的生存也出现了问题。而要顺利地度过后金融危机时代,克服种种难关,就需要企业对自身的经济管理进行创新改革,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率,让企业得以顺利健康地发展。
三、企业经济管理的现状
当前的企业管理是粗放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导致了其企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资源利用率低以及材料与能源消耗高等现象。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逐步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得市场竞争的主体逐步变为了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建立起全新的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体制,建设新的企业经济管理体制。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的几点建议
1.更新管理观念。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观念就是它的核心,观念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所以要适时地根据全球的发展来更新发展观念,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就体现在观念你的更新等方面,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企业员工,企业领导的观念的更新是最重要的,这就可以更好地管理企业的内部环境。更新的观念包括危机处理,战略意识,将这些观念引入到企业员工和领导的观念意识当中,这样可以让企业的领导在制定发展计划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考虑到时代的新形势,让企业达到全面的科学发展,这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非常大。
2.企业经营策略的创新。
一个企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企业运作经营起来,所以经营策略对一个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必须将以前传统老旧的经营结构,经营观念摒弃一边,而要在经营结构中加入虚拟化,柔性化的策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经营结构。企业之间的联盟也要有所创新,将自身的企业与其相关的企业联合在一起,将各种的经营手段,技术等相互结合,做起“同盟者”,共同进步。创新企业的品牌,创新品牌就是将企业的品牌做大做强,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建立高水品的生产线,提高企业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品牌辨识度。这样的创新可以让企业更好的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带来的各种方面的难题。
3.提高企业预算管理的意识。
财务预算是一个企业必须要做的工作,而一个完善的企业财务预算结构则是一个企业正常运作和长久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也应该建立一个健全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结构,使得企业的发展避免行贿受贿,建设清廉的企业环境,同时健全的企业财务预算结构还可以预算企业即将面临的风险,让企业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推动企业经济的顺利发展。
4.人力资源的优化。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的发展十分令人忧虑,因此许多企业都会采取裁员等的方式来减少企业的开支,而让企业能在后金融危机的浪潮中生存下来。但是这样的方法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而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应该采取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企业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特长进行合理的岗位分工,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特长,为企业做出贡献,但是还要考虑团体的重要性,提高每个员工的专业技能,知识素养以及团体的素质,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中分地利用企业中的人力资源,达到人力资源利用最大化,这无疑有利于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浪潮中稳定地发展下去。
五、结语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企业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创新性地改革,包括企业管理观念的创新,经营策略的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等,才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度过种种难关。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脚步不断加快,贸易壁垒逐渐被打破,这给我国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传统的管理模式效率低、灵活性差,难以跟上时代的潮流,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无论是企业自身还是社会发展,都呼唤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以期提升企业综合实力。而经济管理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握企业发展的命脉所在,转变经济管理模式,创新管理理念,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实行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
经济管理能在企业管理中占据战略地位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涉及范围极广,包括企业生产、销售、经营、售后服务等各项资金收支活动,同时也涵盖企业融资、投资、成本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是一项复杂、整体的管理工作,可为实行企业的战略发展奠定基础。
(一)企业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
以往我国的企业经济增长大都是粗犷模式,能源、资源耗费大,且大多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与环保节能意识的逐步增强,我国经济已经迈上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前进的道路。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若想实现更好地发展,必须强化经济管理理念,创新经济管理制度,紧跟市场经济发展潮流。
(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
企业的经济管理涵盖了诸多与员工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项目,强化经济管理、寻找到有效的切入点,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有利于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充分调动,促使员工自觉挖掘自身潜能,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企业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企业综合效益。
(三)企业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市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具备敏锐的市场感知力与驾驭市场的能力,企业管理人员唯有转变思维模式,更新知识结构,加快经济管理创新脚步,方能适应时代发展。
二、当前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企业管理理念落后
管理理念是指导企业各项活动的思想,是一个企业实现长久发展的立身之本,优秀的管理理念方能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管理理念落后却是我国企业的通病,受传统管理观念的桎梏,许多企业领导未能意识到管理变革的重要意义,意识不到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存在时效性,满足于现状,不愿寻求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想寻求变革、具备先进管理理念的企业规模通常较小,缺乏具体实践经验,未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又难以承担失败的风险,最终只能浅尝辄止,未能实现真正地管理模式转变。
(二)企业经济管理组织落后
由于意识的薄弱,我国企业管理制度大多还是守旧的模式,以短期目标为发展重心,未能从长远角度考虑企业的未来。部分企业虽然设立相应管理部门,制定规章制度,但并不能贯彻落实,职能部门敷衍工作现象严重,业绩考核流于形式,发挥不了管理制度的真实功效。企业的管理组织模式也一直处于守旧的状态中,不注重提升企业产品标准、生产工艺,不注意优化生产流程,未能与市场同步;而企业各职能部门间经常出现交叉现象,职责分配不明确,人员配置不够合理,有时同样的工作多个部门重复性劳动,有时工作无人执行,部门间矛盾深化,信息交流存在困难,不仅严重制约了企业生产效率,也会对领导决策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导致企业战略出现偏差与失误。
(三)企业管理内部控制不足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愈来愈多的企业将工作重心放在外部控制上,力求掌握主动权,把握市场先机。但在实际企业活动中,也有相当比例的经济纠纷来自于企业内部,不少决策失误、经营出错都是因为内控工作不足,暴露了企业内部控制的缺陷。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层协调经济行为、控制经济活动的有效手段,是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得以顺畅执行的有力保障,若不摆正内部控制的位置,不重视其工作,将会造成企业内部发展失调的现象,大幅增加企业风险,会对企业进一步发展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
(四)企业创新意识薄弱
企业的管理层人员综合素质还有待提升,部分企业经济管理人员思想观念落后,试图以财务审计代替企业的内部控制,以偏概全,未能从专业的视角去实现企业经济管理需求。而受一直以来的传统管理体制束缚,大部分企业基层员工创新意识薄弱,绝大多数员工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只知道埋头工作,不能认真地思考任务的意义,未能在工作前做好规划,执行任务过程中投入很多精力与时间,却走了不少弯路,工作效率较低,员工自身难以跟上企业发展的节奏,企业整体又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节奏,企业生产工艺落后,生产水平较低,将会严重阻碍企业效益的提升。
(五)传统粗放型管理模式的局限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粗放型经营管理模式,许多企业只知道增加投入,以追加投资的方式盲目换取企业规模的扩大,却不注重企业实际内部管理状况与产品市场需求,这种冲动的外延式管理模式只会耗损企业的元气,增加企业各方风险,严重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企业走向灭亡。
三、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强化与创新策略
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应首先从内部入手,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欲对外有竞争力,必须保证内容统一高效。只有企业内部管理科学化、规范化了,企业才能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带来的种种挑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强化与创新措施可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理念创新,增强经济管理意识。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是企业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之路上的首要阻碍,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若想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充分意识到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与迫切性,树立适应时代潮流、市场变化的新思想,更新企业理念。企业领导应注重自身学习,积极参与最新管理理念的相关培训,通过不断地吸取先进知识与经验丰富自我,适当借鉴优秀管理变革实例,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企业领导可以自身为榜样激励员工,培养员工创新意识与终身学习意识,增强企业集约化经营。二是战略创新,把握经济管理方向。当今市场多变,企业的战略制定亦不能一劳永逸,必须紧跟变化,及时调整,把握好经济管理的大方向。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应具备大局观念与前瞻眼光,这不仅是对企业领导提出的挑战,也是对每一名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企业员工提出的要求。企业的战略创新需从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两方面入手,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层次性、情境决定性、竞争性和渐变性。在每次规模化的企业行动前,首先应制定明确的战略规划,包括长期规划与短期目标,而在实施过程中,每当内外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时,都应对战略方针进行及时调整,应注重战略评价工作,通过科学的审视发现存在的缺陷,不断修正,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三是组织创新,调整创新组织结构。新形势、新理念、新战略需要新的组织结构,首先,可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这是一种以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实现人力资源紧密配置的企业组织结构,基于员工的上进心理,有利于缩短上下级距离、密切领导与员工关系,可大幅加快信息纵向流动速度、减少信息失真,有利于复杂问题的高效解决。其次,建立柔性化的组织结构,在现在信息急剧膨胀、信息高速共享的环境下,传统古板、僵硬的组织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企业需要一种可连续做出临时调整的组织架构,即柔性化结构,通过以创新理念为宗旨,强调员工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共同承担风险的方式,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使其自觉提升工作标准,以简洁灵活的组织结构抢占先机,适应现代市场发展需求。四是人本创新,贯彻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人才的竞争力水平,为此,企业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员工的情感管理,促使员工形成归属感。企业领导者应该将自己与员工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理解、尊重、关心员工,形成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与和谐的企业氛围,密切内部交流,悉心听取员工对于企业各项制度的反馈意见,让整个企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而不断努力。在人才引进方面,企业应打破地域观念,大范围搜寻高素质专业人才,加大创新型人才与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引入力度,源源不断地为企业注入发展活力,创造适宜的发展空间,充分挖掘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可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与员工自身发展需要采取新颖的激励制度,合理分配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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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变化,要想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保有应有的地位,就应当对现今采用的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完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管理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农村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也对促进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也使农村经济管理遇到层层阻碍。因此,必须要加强信息化手段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一、当前农村信息化管理现状分析
(一)信息化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
目前,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在农民合作社、企业经营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但是由于每位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信息化管理方法的要求也多有不同,通过分析和总结当前我国农村信息化管理现状不难发现,信息技术服务手段在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和应用,虽然也有一些地区采用了信息化的管理手段,但是由于使用者缺乏相应的信息技术知识,也为信息化管理手段的推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局限。
(二)信息化手段应用成本过高
农村经济管理方式相比与企业管理有很大的区别,信息化管理方法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才能确保信息化管理手段的顺利实施,获得预想的管理效果。但是对于一些农村地区来讲,很多居民对于信息化管理手段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难以接受计算机网络的使用成本。虽然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网络技术的建设和使用,还是难以得到农村居民的接受和认可。另外,也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较为落后,认为上网和电话的收费不合理,所以对于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动态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也有一部分居民虽然非常认可信息化管理手段的应用,但是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承担建设成本,造成一些农村居民常常无法及时的获取准确的网络信息。同时,网络体系的建立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还要做好后期的维护工作,不断搜集和开发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软件,从而有效避免信息资源和硬件设备浪费现象的产生,也使得农民能够获得最及时,新颖的、丰富的农业信息。如果农民无法得到及时的得到和应用农业信息,会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失去实际价值,也造成农民逐渐忽视农业信息的接收和应用,信息化手手段应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会之逐渐降低,使得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遇到层层阻碍。
(三)缺乏专业的信息化管理人才
在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很多管理者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水平都有待提升,很多挂历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都比较低,对信息化管理手段的了解也少之又少,缺乏信息化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大部分的管理人员还停留在基本农业信息的发布和搜集层面,难以开展较为复杂的管理工作,以及高级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发布,使得一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常常难以及时的获得重要的农业信息,同时也使农村信息化管理质量和效率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提升。
(四)实用性较差,缺乏信息传播渠道。
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所以也难以熟练和灵活的掌握与应用信息技术。当前,很多年轻的农村居民大多都选择了外出打工,而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重任就落到了老一辈的居民身上,但是由于年龄问题,这些居民在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都比较差,也无法对信息化管理手段的相关内容和技术有透彻的理解和掌握。因此,难以使信息服务技术在农村经济管理中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也无法取得预想的应用效果。另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也使得农村经济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形势,农村居民的需求也随之在不断提高,但是目前很多农村地区的信息传播渠道都没有得到及时的优化和拓宽,严重影响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效果。当前农村地区对于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和政策,大多居民一般都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形式去获取,但是对于如何开发农村市场,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等都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二、信息化手段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对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在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信息化手段的建立和运用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其不仅涉及到不同阶层的政府部门,还影响着各国行业和地区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各地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在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积极的领导农民将信息化手段科学的应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帮助其建立基础的网络设施,以及农业网站和经济管理系统。同时还要时刻关注农村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并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给予一些适当的指导和帮助,让农民能够科学合理的利用信息技术,也使基础网络设施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使用效果,有效避免信息资源和网络设施浪费现象的产生。
(二)加强农村信息化技术服务
在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不断加强信息技术服务,并尽量将农业推广站和地方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其在农村建设拓展过程中,发挥最大限度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将当前的农村信息资源进行科学整合,逐渐引导农民将信息化手段应用到经济管理过程中,不断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认识到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还要根据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计划,从而使农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得到有效的保障。另外,还要对农民开展相应的培训工作,引导其树立起正确的应用意识,为农民讲解相应的农业知识和信息应用技术,使其文化水平和实践应用能力得到充分的培养和锻炼,也使其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和掌握中。对于农村经济管理者也要对其进行定期培训,使其管理理念得到及时的更新,促进其管理思维得到不断的拓宽。从而使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能够得到不但的优化和提高,促进农村经济管理质量和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三)建立经济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
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对于信息技术服务的认识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在信息化管理手段应用的初级阶段,农民对它的认识,以及其具有的功能和带来的效益了解的往往很少,对此,政府应该在当地建立起经济信息化管理示范基地,不断的为农民展示信息化管理手段在经济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效果,并鼓励农民积极的参与到实际管理过程中,让农民真实的体验到信息化管理手段带来的经济效益,从而使信息化管理手段能够得到更多农民的接受和认可,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同时,对于农村经济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不断的引进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不仅要要求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还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其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创新出更多新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手段,促进农村经济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取得更好的成果。
(四)加强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提升信息传播效果
农村经济管理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其与各个行业和部门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农业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对农村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农村经济的信息化刮管理,应该充分了解和掌握农村基层信息,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纳和整理,结合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总结出农村经济的发展需求。同时,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还应该加强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借鉴私人企业在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建立起更加完善的农村经济刮管理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信息化管理质量和效率得到不断提升,使农村经济发展能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信息化手段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不仅对增强管理质量和效率,以及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农村经济管理者要深入分析探究目前的经济管理现状,总结出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将信息化手段科学合理的应用到管理过程中,不断提升农民对信息化管理手段的认识,同时还要创新出更加新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手段,从而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进行,世界经济开始逐渐进入新的发展高潮,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据相关数据统计,1999至2005年全球建筑市场的年均增长速度平均约为5.2%。根据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的预测,全球建筑市场未来几年将保持5.1%的年均增长率。在如此活跃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建筑承包领域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建筑事业的蓬勃发展,工程项目的相关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地进行完善并使之与工程项目的发展相适应。EPC总承包模式的应运而生不仅能是工程项目的整体管理更加趋于科学合理化,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为实现承包商的经济效益而有效控制成本以及优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因此在今后的工程项目承包方面采用EPC总承包模式可谓是明智之选。
一、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概述
EPC总承包模式是当下国际以及我国建筑承包领域普遍所采用的一种工程项目承包方式,其在我国的建筑市场中受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EPC即由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组合而成,分别是指设计、采购和施工。具体而言,EPC总承包模式主要是指负责项目工程的建设单位作为业主将自己所负责的工程发包给总承包商并且由总承包商对整个项目工程的方案设计、施工采购等事项进行管理并对项目工程的造价、质量、安全以及进度等进行全面负责,最后直接将建设完成的并且符合工程合同规定标准的竣工工程交由建设单位验收的项目工程承包模式。与以前较为传统的工程承包模式对比而言,EPC总承包模式将工程的整体设计以及优化完全交由总承包商进行,此举可以使总承包商在施工的过程中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不断对施工方案进行改善和优化而无需经过繁杂的请示手续,有利于施工效率的提高,而且此种模式有利于项目工程整体运行的顺畅性,使得施工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进而有效的控制造价并进行合理的进度安排,此外EPC总承包模式使得工程质量出现问题之后的法律追责变得更加清晰,有利于及时确定法律纠纷的参与主体并及时息诉。
二、工程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建筑经济管理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1.工程项目造价管理的有效途径
总承包商作为工程项目的主体施工单位,其除了要保证工程的质量之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这取决于项目工程的造价控制。然而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多种多样,施工材料的选取、机械设备的购买、施工人员的安置、突发状况的解决、工期的合理控制等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工程造价产生影响,如果上述因素难以得到合理解决,那么承包单位的施工成本就会明显上升,甚至难以实现成本回收。因此在对工程项目进行造价管理的过程中,承包商首先应该对施工方案作出合理设计并对施工的阶段进行细致划分,在每个阶段确定好要完成的工作量以及实现的施工进度,而且在施工过程中要对施工材料进行严格把关和控制,避免出现不合理的浪费。同时对材料的价格进行核查以免相关采购人员弄虚作假,而且在编制造价方案的时候要进行整体考虑,对每一项费用支出尽量控制在施工方案所预先设定的支出范围之内。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变更情况要及时进行变通并对更改后的成本核算进行再次计算,以免出现大额度的不合理支出。
2.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有效途径
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问题是当下社会较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在实际的施工进程中,如果工程的质量得不到保障,那么工程就是去了建设的意义,因此工程的质量问题应成为承包单位以及建设单位关注的重点环节。每一位施工人员都应将工程质量放在首位,相关负责人要将施工的各个阶段安排专门的负责人对施工材料的质量以及施工人员的态度进行检查和监督,防止偷工减料以及工作散漫的现象出现。同时承包单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责任意识的教育,严格要求施工者必须遵守设计方案和施工标准,对于不合格材料要及时更换,对于不合格施工人员要进行及时培训和惩戒,对施工的质量监督要定期组织并完善相关的责任机制。
3.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有效途径
当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之间签订的合同过于简单或者不符合标准的时候,会由于协调困难而出现施工工期延长的情形,不仅影响工程进度,而且也会增加建设成本。因此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施工的顺利进行,在建设单位与总承包商进行项目工程合同签订的时候必须要严格按照国家以及法律规定的格式进行,对于各自负责的内容以及责任承担的范围要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既能在施工过程中对相关问题尽快进行协调,也使得出现问题之后能准确及时追责。
4.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有效途径
安全事故不仅会影响施工的整体进度,影响工程的质量和造价,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因此总承包商在日常的施工活动中应强化各环节的安全管理问题,集中组织安全教育,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并健全相关的安全管理机制,对于违规操作的人员给与必要的惩罚。除此之外,对于施工现场的各个环节也要随时进行安全检查,对于材料的放置位置进行明确规定,对施工结束后的夜间巡视进行合理安排,对相关设施的安全操作标准严格遵循,对相关技术人员的资格进行核实验证。总之施工现场的活动必须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三、结束语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的建设单位面临着十分激烈的竞争,为了使建设单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有生机且更加具有竞争力,国家和政府理应对其相关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进行改革并增加对其的政策倾向。就目前而言,EPC作为一种具有优势的承包模式应该受到关注和普及,因此在今后的建设承包工程中应多采取上述模式,并对工程在造价、安全、质量、合同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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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业经济发展效益,而作为农业经济管理的前驱,政府在农业经济管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领导和推动农业经济管理建设是当前农业发展中的重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现状
(一)专业定位模糊,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高职教育课程体系应以职业能力、岗位需求为核心,而目前高职院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设置核心课程时,普遍没有深入企业调研,缺乏对各农业企业管理、营销等岗位及岗位群的深入剖析,不了解实际企业管理工作的工作任务和岗位技能。由此导致专业定位比较模糊,课程设置特别是核心课程设置的主观性强,主观地认定应学习哪些知识和掌握哪些技能,课程设置明显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课程设置仍然没有摆脱“学科体系”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比较晚,一开始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早期的高职教育都是以学科本位为主要特征,就是强调学科的独立性与重要性,注重在校教育与课堂教学,教学内容严重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现在很多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模式,课程设置大多沿用传统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的三段式结构,强调知识结构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注重理论学习,轻视学生技能的培养。这就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适应性与创造性,与企业的用人需求完全脱节,从而导致学生很难就业。
二、基于现代农业的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构建
(一)专业核心课程构建思路
首先,针对本专业毕业生的首次就业岗位(群),分析对应的工作领域(业务范围);其次,由工作领域分析各工作领域包含的工作任务(行动领域);第三,通过对行动领域的分级、归纳、整理、排序,得到本专业典型的基本工作任务(基本行动领域);第四,通过对基本工作任务的工作过程进行分析,得出毕业生应具备的职业能力(知识和专业技能),这是开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主干课程体系的基本依据;最后,按照职业能力形成的逻辑关系,从简单到复杂、从专项到综合,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要求,开发本专业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主干课程体系。
(二)基于现代农业的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构建
1.课程设置。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生的规格与质量标准,通过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和职业能力分析,按照职业能力形成的逻辑关系,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建构的专业课程体系包括以下几部分:公共学习领域:入学教育、毕业教育、安全法制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财经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体育、形势与政策、经济数学。专业基础课学习领域:现代农业基础、经济学基础、公共关系、消费行为分析、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核心课学习领域:农村统计、管理技能训练、农村财务管理、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产品营销与策划。实践课程学习领域:商务礼仪与形象设计、市场调查与分析、农业投资项目管理、农产品网络营销、沙盘对抗、顶岗实习。拓展课程学习领域: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农业政策法规、现代推销技术、沟通技巧、逻辑思维与口才训练。
2.专业核心课程分析。农村统计这门课程能让学生理解统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统计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技能;会简单统计农业企业的一些原始资料;能熟练地撰写统计报告。本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市场调查与预测、农产品营销策划等专业课程的基础。管理能力训练是经济管理专业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能使学生正确理解管理的概念,掌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初步具有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管理素质,为以后学习其他专业管理课程打下基础。农村财务管理课程是经管专业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与实训,使学生了解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目标、基本内容、方法体系及影响因素,掌握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投资价值的计算和应用方法,为筹资决策、投资与资产运用决策和资金分配决策奠定坚实基础。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设置对于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能力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让学生形成农业企业战略管理能力、生产管理能力、质量管理能力、营销管理能力与财务管理能力等。本课程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支撑,对于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形成农业职业经理人的经营与管理两个顶层关键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农产品营销策划掌握营销管理的基本理论,具备营销调研与预测、营销策划与执行、公共关系与谈判的能力,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各类营销策划能力,具有市场调查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数据分析的能力。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重庆市示范建设专业,通过三年示范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在重庆经济管理方面的行业号召力,转变学生传统观念和意识,突破体制及政策障碍,搭建农业院校学生和农业企业及农村基层的畅通的就业渠道,将本专业打造成为重庆现代农业企业基层管理和营销人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乡镇村社等农村基层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在西南地区领先的示范专业。
一、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突破
(一)县域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还在深化
现在,县域农业经济的形势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县域农业经济容易受到市场供求的影响,因此,这就对县域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更加完善的要求,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方针还在不断深化。
(二)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
1.现在,县域传统农业的规模在缩小,农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所以,县域农业经济管理应该确保能够运用在每个环节中,从而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在流通环节应该加强农产品的质量检查,确保食品安全。
2.人们进入了知识时代,人们在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而且,农业是自然和经济共同的产物,所以,农业经济与环境是密切联系的,所以,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农业是关键,现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农业经济管理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3.现在,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农业也实现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农产品具有特殊性,所以,县域在进行农业贸易的时候,应该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4.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中,呈现出了土地报酬下降的形势,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成本不会减少,而且会随着积累越来越多,这对农业经济管理产生了一定的问题,现在,人们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很多新的管理方法会应用到农业经济管理中,这对处于递减规律的农业经济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二、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相关政策分析
(一)县域农业经济管理应该突出特点
现在,农业经济面临着压力,随着市场经济和国际化经济的发展,县域农业经济管理存在着单一化的问题,而且,我国的三农问题比较突出,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的发展方面,考虑农业经济发展的可行性,使农业经济能够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县域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应该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而且运用针对农业发展问题的对策,突出有特点的管理方案,从而能够使农业经济管理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二)强化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团队建设,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能力
在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对相关学科的改革,从而建立一个高标准的管理队伍,从而能够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特色化,这样的团队成员可以由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构成,从而能够实现知识的迁移,从而能够实现农业经济的合理化管理,能够在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分清主次,按照流程管理,而且,在进行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不断完善理论,在实践中对农业经济管理理论进行扩充。
三、结语
现在,经济实现了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都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因此,这对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农业经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发展国际市场时一定要慎重,现在,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在扩大,县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逐渐朝着国际化的趋势发展,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领域扩展到食品学科,县域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还在深化,通过对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应该通过突出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特点,强化县域农业经济管理的团队建设,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能力,从而实现县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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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加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致使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地位日益凸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建筑工程经济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这样就带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其中工程管理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影响建筑工程管理的因素有很多,这样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才能提升工程的效益,促使建筑行业不断的向前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建筑工程管理影响因素分析与应对策略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建筑工程;管理;影响因素;应对策略
一、前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加剧,建筑企业要向稳定健康的发展,就一定要做好工程管理工作,但是在管理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就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建筑工程的效益,确保工程的顺利开展。
二、影响我国建筑工程管理的因素
(一)建筑工程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针对建筑工程的管理工作,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短,这样就促使建筑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并且还要很多环节的管理工作没有规范性,针对这样的现状,有一些部门不知道怎样去管理。同时因为没有相对严格的管理体制,这样就促使很多工作得不到落实,从而就降低了管理的效率,也导致很多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
(二)对工程核算的重视程度不够
现阶段,在进行建筑工程管理的时候,核算经常被忽视,许多建筑企业在开展管理工作的时候,它们认为只主要重视施工进度和水平,这样就促使核算质量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从而就促使核算的结果不够准确。
(三)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1、目前很多建筑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决策人员在进行工程管理的时候,因为很多基层管理人员的能力不够,并且素质水平比较低,这样就造成工程管理很难得到实施,也不能够科学有顺序的开展,从而就严重影响了管理的质量。
2、对于建筑工程而言,作为监理人员起着监督、控制等重要作用,但是有一些监理人员没有很强的责任性,这样奇偶造成很多施工单位在施工的时候出现了采用劣质的材料充当优质的材料,以及偷工减料现象的出现,从而就不能有效的发挥监理的作用。
3、施工人员是施工的主体,其对于施工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现在很多施工人员的职业素质不高、服从企业的意识不够强烈,从而就严重影响了建筑工程管理。
(四)具有多方的矛盾性针对建筑工程,其是由业主、监理、设计以及施工单位等共同完成的,但是由于利益的关系,在开展工程管理工作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矛盾,倘若不对这些矛盾进行认真的处理,就会严重影响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三、提高我国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有效策略
(一)优化管理机制
对于建筑工程而言,在优化管理机制的时候,其一,全面性,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各个参加工程建设单位的利益,这样就能保证管理机制更加的完善和健全,同时还要采用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和规范,加强各个参与单位的合作,从而才能对工程进行更好的管理。其二,有效性,对于建筑工程管理中,制定的制度的标准一定要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特征,并且还要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从而才能确保管理机制的有效性,也能够有效的避免管理机制出现虚拟设置的情况。
(二)加强监管部门的管理
1、在进行建筑工程审批的时候,要对其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没有效果的审批程序。同时还要对转化职能引起关注,从而才能保证监督和服务共同存在和发展。
2、作为监管部门,对于机构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一定要及时的对其进行调整,兵器还要对各个部门的职责进行充分的落实。
3、必须要强化加监管部门有关人员的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工程监管的质量。
(三)重视工程核算,有效控制建设成本
在建筑工程管理中,核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不断的健全和完善核算管理体系,并且还要及时做好工程的转资处理工作。
(四)提高管理人员、被管理对象的综合素质
对于建筑工程,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想保证工程管理的质量,一定要不断的提升管理人员和管理对象的综合素质,首先作为有关单位要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对影响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且采取相应的对策提升它的综合素质,从而才能确保建筑工程管理的质量。
(五)积极协调管理中各方矛盾
在进行建筑工程管理的时候,首先作为有关的单位在管理之前要制定相关的规定明确各个参与工程建设方的责任、权利以及义务,这样才能减少今后的矛盾。然后作为有关单位要根据自身的责任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并且还要做好自身的工作,以及与有关单位的配合,从而才能有效的保证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各个单位应该尽量多的组织员工一起学习,或者开展联谊活动,这样就能够很大程度的增强单位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就能够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最后,各个单位要保持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协调工作事宜,调动好够工作的氛围,也确保各个单位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从而就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发生的原因,继而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减少矛盾。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进行建筑工程管理的时候,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但是目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促使管理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一定要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并且对其进行改善,从而就能够确保建筑工程的管理质量,促使工程的顺利开展和实施。
参考文献:
[1]韩业俊,刘世鹏.浅谈建筑工程管理的有效途径[J].企业文化,2014,12:115-116.
[2]鲁强.建筑工程管理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城市地理,2014,20:56.
一、引言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是所有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企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强经济管理。而就目前我国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整体来看,由于其建设工期较长,涉及因素多,且工序复杂,其经济管理也相对较为复杂,加之,许多建设工程企业并未认识到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经济管理缺乏实施力度,并未的得到全面贯彻,导致建设工程经济管理混乱的局面,严重制约着我国建设工程企业发展。
二、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内容及作用
1.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
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内容主要包括:财务预算、经营预算、筹资越算、资本预算、技术经济管理、施工过程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建设质量管理、预算决策、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由于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涉及内容较多,其管理相对较为困难。
2.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主要作用。
在建筑企业经营发展中,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主要肩负着建筑企业的资源考核与分配,并对一些非财务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促进企业经营规范化发展,最终实现建设企业既定目标。另外,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也是一种成本管理,通过实施经济管理手段,对建设企业项目成本进行合理的控制管理,并为企业经营发展赢取最大利益,因此,提高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建筑行业步入高速化发展时期,其经济管理质量受到了各行各业的关注,而随着建筑工程规模不断扩大,施工技术逐渐提高,建筑工程经济管理难度也日渐增大,原有的传统经济管理观念,已不适用于现代建筑工程发展环境,因此,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改革势在必行。
1.缺乏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
在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中,工程定额主要是由各级工程主管部门根据工程建设当地情况进行颁发,但由于各地区情况不一,工程定额要求也不一致,当执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无法对问题进行直接处理,严重影响管理工作的协调性,而当把具体情况对上进进行反应后在处理,工程建设进度受到延误,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建设目标。
2.缺乏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意识。
在目前我国建筑工程行业中,大多数领导管理人员并未认识到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缺乏成本控制管理意识,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提高施工技术质量即可提高建筑工程整体建设质量,而工程资金主要是由工程预算中直接拨款下来,与建筑工程质量并无直接关系,致使许多领导人员在管理过程中仅重视工程质量,忽略了经济管理,导致工程建设经济管理风险加大。
3.招标工程清单与施工图纸不符。
在建筑行业中,许多工程为加快施工进度,在建筑工程设计阶段就开始进行招标工作,但由于设计阶段方案不完善,难以估计实际工作量,到后期施工时,实际工作量与招标工程清单不符,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建筑工程经济管理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也给建筑工程施工带来更大风险,后期施工不能有序进行,漏洞百出,严重影响建筑工程整体建设质量。
4.工程质量加大经济管理难度。
工程质量是影响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主要因素。在通常情况下,实际施工过程中均有较大风险,如停工、返修、保修、索赔等问题,都会增加建筑工程花费,要想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就必须增加建筑工程经济成本,而一部分建设企业为节约建设经济成本,忽略了质量管理,导致建设工程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
5.成本管理意识差。
在建设施工前,企业应先进行成本调查,才能更好的进行经济管理,而许多建设单位在建设前,仅重眼前利益,忽略了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没有提前进行市场调查,后在施工中,受各种因素影响,增加大量的无效成本。
四、提升我国建筑工程经济管理质量的可行性措施
1.加强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可以说是整个项目建设的核心,因此,要想做好建筑工程经济管理,首先应加强成本管理,做好成本预算工作。在成本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应现对项目建设施工设计标准及工艺进行全面的了解,对建筑工程施工配置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并制定明确的成本控制目标和详细计划,在后期施工中,将其全面落实到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中,严格按照项目成本预算执行。
2.提高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意识。
建筑企业领导应认识到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成立专门的工程经济管理部门,并建立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同时,企业中其他部门应密切配合经济管理部门,有计划的制定管理目标、管理计划及考核标准,将预算执行力度与员工自身利益相挂钩,制定完善的奖惩制度,加强经济管理监督工作,提升员工工作责任心,从而确保工程施工进度,有效提升工程质量。
3.加强合同管理。
在制定招标合同前,建筑企业应先对市场经济发展做一个全面的调研,详细了解相关建筑材料价格,聘请专业技能强,且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招标合同的制定,并成立专门的监督审计小组,对合同中的款项进行反复审核,以防止出现合同漏洞,造成建设双方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签订合同时,要在双方平等、认同的基础上签订,签订前,双方人员应仔细阅读合同中的各个款项,如有疑问,应及时提出,以防止合同款项与实际施工情况出现偏差。
4.完善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体系。
健全的管理制度是提升建筑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建设企业应不断完善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体系,选拔专业的经济管理人才,成立专门的经济管理组织,对各种行政支出进行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所有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办事,对于工作中表现优异的员工应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对于工作中表现不好的员工应给予一定的惩罚,从而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员工办事效率,最终提升建筑工程经济管理质量。
5.提高投标水平。
在投标前,建筑企业应先对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工程夜店、施工技术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并结合以上方面,对整个工程成本及风险进行相应的测算与评估,再根据测算评估结果合理的制定报价,如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施工与施工图纸不符的地方,应及时与设计单位联系,双方进行协商后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五、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而要想推动建设工程企业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建设工程经济管理,因此,各建设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工程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不断完善工程经济管理制度,并将各项管理制度,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使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朝着科学化、规范化道路发展,才能有效促进建筑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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