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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概念不是时下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必然性、形式、特征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全面、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就是说,所谓垄断资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达到极限的资本。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从理论上推断垄断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敏锐地发现当时所出现的垄断组织萌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保证这种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家之间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就是最早的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晚年沿着这一思路,更多地关注垄断资本形式问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进而到垄断的形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工商业关系的分析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垄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拉法格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一个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精髓的人。他在1903年就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文中以美国为典型,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基本特征。拉法格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型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为其筹集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拉法格没有明确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他已经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要旨在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拉法格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是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垄断的否定,而金融垄断则是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否定之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以当时德国的银行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探讨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原因、途径、运行规律及银行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公司等。通过考察,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的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密切结合起来,将“现代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清楚地指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希法亭认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而把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希法亭已经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以及建构在金融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对前人研究成果合理吸收、辩证扬弃、科学把握的结果。在金融资本概念界定上,列宁虽然较多受到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的影响,借鉴了他的一些观点,但不是照搬移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给以科学改造。他不同意希法亭给“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而这一重要因素恰恰是希法亭所忽略的。列宁进一步分析认为,构成金融资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积聚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指出,随着银行的集中,大工业更加依赖少数大银行,同时大产业资本家为不被银行控制,也开始向银行渗透,因此,“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列宁认为,垄断资本有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形式是短期的价格协定,一般的形式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而典型形式或最高形式是金融资本。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亦即帝国主义时代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准确把握了金融资本关系从国内垄断向国外垄断扩张的特征。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一经形成,就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因此,“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做了准确概括。关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即金融垄断资本的“过渡性”,如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列宁在科学分析和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中,尤其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给予重点论证,并且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与特征,既指出金融资本的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变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口”,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表明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帝国主义战争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领土瓜分不均所导致的,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则是基于对金融垄断资本主轴分析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疑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取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学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十月革命作为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实践是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中展开的一个过程,是在全球化浪潮激荡、砥砺运行中产生的社会制度效应。
因此,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就其内核来说是科学的,列宁在金融垄断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建构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基本结论也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是当今指导认识和把握新时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和规律的理论依据。当然,肯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说列宁当时所作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绝对真理。恰恰说明,随着时代发展,不仅需要对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加以拓宽,也需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发展其帝国主义理论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这是因为:一是二战以后,尤其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银行一统金融业的局面已被打破;二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其他行业如商业、运输业、公用业及信息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金融自由化、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尤其是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运用,一个规模空前、真正的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并迅速发展。#p#分页标题#e#
那么,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如何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精神,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反映时代特征,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变化的现实呢?
金融垄断资本属于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的一种形态,是资本运动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垄断资本,特别是非金融垄断资本,如果我们把列宁关于“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称为
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话,那么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则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拓宽为:金融垄断资本是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非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还可以由金融业垄断资本和非金融业垄断资本平行组成。这种业已拓宽了的金融垄断资本的新概念既是对列宁时代金融资本概念合理内核的继承,又是一个“时代超越”。
金融垄断资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与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总称,既是列宁所指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通过银行与企业的相互渗透和参与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或垄断组织,也包括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基础上深化拓展,即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权势资本。狭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指能够产生收益的金融资产,包括债务工具、权益工具及其衍生的金融工具等具体形式。
金融资本是历史范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金融资本的发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区别在于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因此,金融产品是虚拟产品,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进的最高形态,垄断是其本质特征,表现为生息性、运动性和国际性等特性。金融资本概念的形成、深化拓展,或者说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转化,揭示了垄断资本的实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
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实质,体现在金融垄断资本作为极大的权势资本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上。金融垄断资本概念不仅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引起集中和垄断,各种垄断资本必然融合为金融资本,而且还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涵盖了国家垄断资本或国家垄断财团在战后的崛起,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或国际垄断财团在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发展的新趋势,这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金融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强化的过程。
因此,金融垄断资本概念、范畴的进一步厘定和拓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金融资本理论的继承、深化、丰富和发展,也为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新发展提供了进一步认识的理论武器。同时,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金融垄断资本不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金融垄断资本属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和演进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金融垄断资本。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属于制度范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形式,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阶段内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金融垄断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除了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制度本质属性相同外,还表现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不同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点。因此,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有内在联系,但不能等同。
那么,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是否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呢?我们把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考量,从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中可以更进一步的把握。经济全球化包含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等诸多方面,其中资本(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这无论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素的结构来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无限追求自身的价值增值,而且通过不断运动,尤其是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得以实现其自身价值增值的最大化,资本演进扩张的最高实现形式就是金融资本,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史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不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或者说,金融垄断资本作为资本运动的最高形态包括从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演进,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经济全球化各个构成要素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先导,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条件,而资本(金融)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灵魂。因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现代金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必然也是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到更高层面则演化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以金融垄断资本要素为主导的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发展的,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达到最高程度的集中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金融垄断资本的内涵会愈加丰富,金融全球化的特征会更加凸显,但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等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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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相比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现象有很重要的帮助,本文简要论述一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1.产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洋务运动的诱导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于19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产生。
2.初步发展:19世纪末,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向全球的侵略扩张。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和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它们纷纷争做中国的债主,抢夺筑路权,开采矿山和竞相建厂。列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商品输出仍在扩大。
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支付巨额赔款,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于是民间出现了办厂的热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初步发展。
3.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政策,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暂时放宽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相对减少,他们的工业也因战争需要而转为战争服务,减少了某些轻工业品的生产,不仅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让出了部分中国国内市场,也为中国民族工业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4.曲折发展: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推出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民族工业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很快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努力,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民族工业出现较快发展。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经济掠夺和国民政府即官僚资本的压制,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
5.日趋萎缩: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加紧对华侵略,国民政府出卖国家利益。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工业。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这些因素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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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之中国古代祆教美术遗存,乃出于南北朝至隋唐两代之间、分布于古陆路丝绸之路沿途及河西走廊一代的土葬墓之中。从上述图式中可以看出一些祆教美术图式的特征:
(一)人物形象特征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出现最多的大部分普通人物,为深目高鼻的粟特人(高加索人种),短发,身着胡服。二是出现不多的突厥人,一般为蓄长发骑马的形象。三是出现较多的祭司形象,多是人首鸟身的长者。四是带有头光的神祇,这些神祇几乎都是深目高鼻的西域形象。还有一类我们强称之为“人物”的是一些动物形象的善恶二神的化身,比如狗、鱼马兽、骆驼是善神的化身,狮子是恶神的化身.
(二)配饰与细节特征
1、连珠纹。在各种配饰和细节中,连珠纹是出现最多的一种纹饰,这个图式是可以作为确定粟特人(古波斯后裔)身份的依据之一。因为这个纹饰在与佛教文化的交流中曾出现过很多变体,所以在这里只能结合其他证据以确认其粟特身份.
2、日月王冠:日月王冠并不是古代中国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东渐之前并不存在,但是却可以在同时期的波斯银币和萨珊银盘上得到佐证。3、豪摩树。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豪摩树是制造“白豪摩”的原料,而白豪摩是所有神圣的复生者享用的饮品。所以,豪摩树也是可以确认其祆教特征的依据之一.
(三)图式内容特征在众多的祆教美术图式中,表现的多是赛祆祭祀、善恶二神的斗争、狩猎宴饮场面、或行进或休憩的胡商等内容,这些内容中一类是源于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是对墓主生前身后生活的一种纪念和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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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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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会展一线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2004年商务部《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的出台,为外商进入中国展览市场开展业务铺平了道路。国外会展巨头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本文研究了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背景,分析了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几种主要模式,阐述了采用这些模式的战略背景以及这些模式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外资 会展业 引进模式 发展趋势 影响。
论文正文: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
2008年后中国会展的专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主要表现在管理运营更加完善、会展人才培养更趋多元化、出国参展与国内办展同步进行。但必须看到中国会展业与外国会展业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会展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国外会展业的管理主要依靠行业自律机制和自律规范,政府的介入一般体现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国际大型展会的协助招揽上。我国的会展管理体制是“多头审批制”。这种计划经济形成的展会审批制、展览公司资格认定制,不能与市场接轨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2)展览场馆和设施相对落后。全国展览馆总面积在100万平米左右,展场面积超过10万平米的大型展馆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几家,与国际知名展馆相比,国内场馆举办特大型展览、会议难度较大。与之相配套的展馆设施如餐饮、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相对于国外也有很大差距,网络信息技术在展馆中的应用还不普遍,制约了国内展览水平的提高。
(3)专业性和服务管理水平的差异。国内许多展会因专业性差,定位不清晰,致使参展商和参展观众寥寥,同时,缺乏规范的服务标准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是导致国内展会管理水平较低的主因。
(4)缺乏专业会展人才。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专业会展人才培养机制,致使中国会展业发展后劲不足。
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国内一线会展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国际展览巨头国际市场纷争白热化,亚洲市场成为了他们争夺的重要市场。尤其是在2004年1月,中国颁布了《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后,中国会展市场的大门正式向外国投资者打开。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境内以多种形式投资会议展览公司。在2004年9月27日意大利里米尼举行的全球展览业协会(UFI)会议上,欧美会展强国“进军中国市场”成为了普遍共识。2005年以后,外资会展大规模地杀进中国。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经验、技术和管理理念,为中国会展业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对中国会展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纵观十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主要有这样几种模式,不同模式的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影响也有诸多差异。
3.1 外资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咨询机构或代理机构。
此种形式是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准备和过渡阶段,多被2004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展览巨头广泛使用或被近年来刚开始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公司采用。
3.2 外资直接投资参与展览场馆的建设。
1999年初,由德国汉诺威、慕尼黑、杜塞尔多夫三家展览公司组成的德国展览集团直接投资参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的场馆建设。中外方控股各50%。中方的股权以土地形式表现,外方的50%股权以由德方现金投入方式实现。外资公司的注资弥补了中国的展览业的基础建设资金不足,也为中国的展览场馆管理提供了经验。当然,展馆的管理权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合作中,德国三家公司在展馆管理方面取得了主动权,拥有50年的展馆管理权。这样在展馆场地使用上,中外展览公司之间如何协调就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
3.3 国外展会品牌移植、联合办展。
外国会展公司将国际品牌会展项目移植到中国,扩大其品牌知名度,使外资在占领中国展览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外资公司在中国移植品牌展会的最迅速、便捷的方式是联合办展,即与中国政府或行业协会有关的中资公司合作办展。最先将品牌展览移植到中国的是德国汉诺威公司,2004年,德国科隆公司把五金、家具、摄影和童装等几个领域的展会移植到了中国。2005年8月,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与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签订自2006年开始,长期在中国联合主办“中国国际五金展”(CIHS)协议。汉诺威非常著名的信息与通信博览会(Cebit),现在以“亚洲信息与通信博览会”的名称在上海举行。
3.4 外资与中资建立合资展览公司。
2000年初,意大利展览业巨头博洛尼亚展览集团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组建合资展览公司——上海博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2005年2月,锦江国际集团与世界排名第二旅游集团——日本株式会社JTB签约合资成立会展公司,此举标志着中国和日本两大旅游“航母”将携手开拓中国会展市场。2005年8月,英国励展博览集团出资获得中国医药集团下属国药展览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份,成立了国药励展展览公司。与中资公司联合办展或建立合资展览公司的模式在外资公司中具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展会都是由政府主导或是拥有“二级政府”身份的行业协会主办。这类展览会在中国的展览行业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外资选择和行业协会或实力雄厚的政府相关公司合作,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办展批文,另一方面,外资公司可以利用中方的资金、基础设施和国内的营销网络等资源,更为便利地开展招商和招展工作,从而降低成本,攫取最大经济效益。
3.5 外资成立独资公司。
暨2004年初商务部《规定》出台后,11月21日,由香港建发国际集团全额投资的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70万美元,总投资额100万美元。同年11月,日本最大的会展机构,康格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的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国独资会展公司。据悉,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选择独资公司的方式,是担心合资的方式可能会和中国的会展公司在经营理念等方面产生差距。
国外展览公司成立独资公司,单独举办展览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加剧了国内会展行业的竞争,加快中国会展业国际化的步伐。商务部出台的《规定》中的条款如“在境内外举办展览、会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按国家其他规定,对于外资企业来华展览和出国展览的项目审批以及其他管理方面还有较大的限制。所以很多外资公司对于以独资公司的进场方式采取了谨慎保守态度。
3.6 收购或并购中国展览公司。
2006年以来,很多外资会展企业在华业务重点已经倾向于通过资本运作,收购或者并购国内有一定资质的展览企业或者有一定品牌影响的国内展览项目。1997年CMP公司并购上海博华展览公司;2005年全球第一大展览公司Reed 并购中国国药展览;2007年法兰克福公司与广州光亚展览公司在项目合作两年后正式进入并购。
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外资展览公司国内展览企业“大鱼吃小鱼”的趋势,对中国目前尚处于稚弱的成长阶段的展览产业来说,将使其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加速了国内会展行业优胜劣汰的步伐。中国在2003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涵盖了一般竞争法中关于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的并购垄断。但是品牌并购和传统国有展会品牌的价值评估等仍是外资并购中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很多国有展览会的品牌无形资产是在政府长期扶持和投资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展览会举办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展览会品牌并购过程中,会涉及到评估国有品牌价值、确保国家利益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进入中国的外资展览公司毫无置疑是一个帮助者。它们带来了成功的展览理念、管理模式、销售网络,帮助中国的展览业开发市场,树立品牌,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会展业的发展。同时,外资注入中国展览市场也对中国会展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必须审慎应对,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会展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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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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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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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 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 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 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 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 生态文明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非生态化影响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 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 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按马克思的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 ,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 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 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 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 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 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 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 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 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
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 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 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 的发展模式, 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 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 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 盛行于世, 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 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 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 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 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 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 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 如1953 - 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
1956年, 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 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 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 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 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 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 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 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 因而是不公正的[ 2 ] , 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 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 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 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 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 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 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 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 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 从生态文明角度看, 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 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 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 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 , 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 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 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 ; 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 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 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 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 如美国学者指出的: “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 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可以说, 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 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 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 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 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 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 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 但究其深层原因, 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 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 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 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 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 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 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 诸如: 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 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 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 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 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
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 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 据统计: 占世界不足1 /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 /3, 制造了4 /5 的垃圾和污染物, 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 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 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 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 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 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 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 既利用了他国资源, 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 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 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 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 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 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 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
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 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 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 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 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 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 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 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 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 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 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 从社会制度上看, 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 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 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 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 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 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 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 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 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 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 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 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 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 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 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
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 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 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 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若干资源濒临枯竭; 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 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 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 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 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 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 往往可能不予理睬, 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 “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 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 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 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 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 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 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 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 这包括: 盲目藐视大自然, 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 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 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 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 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 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 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 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 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 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 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 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 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 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 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 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 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 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 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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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算会计理论的全部还没有完全呈现于人们面前,但是,从已有的大量会计电算化的实践经验中,我们已经看见了整个理论体系的轮廊与大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电算会计体系及其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电算会计体系及其特征全文如下:
摘要:电算会计是以会计和计算机两门学科为基础,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这门学科目前还正在高速发展之中,其理论的全部还没有完全呈现于人们面前,但是,从已有的大量会计电算化的实践经验中,我们已经看见了整个理论体系的轮廊与大概。
关键词:电算会计;管理型;支持型
电算会计由三大支柱组成:事先辅助决策的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事中控制的管理型电算会计;事后核算的核算型电算会计。在这三大部分中,核算型电算会计是管理型电算会计和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系统的基础,它向这两个系统提供原始的、来自企业具体业务以及来自经济事项的最原始数据,管理型电算会计又是会计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它把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得出的会计决策信息细化成管理会计的若干个具体目标,而且把决策执行的结果信息反馈给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
管理型电算会计又会把自己管理目标与核算型电算会计结合起来,控制住核算层系统中不该发生的会计事项,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管理型电算会计还是对核算型电算会计的归纳和总结,而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又是对管理型电算会计的归纳和总结,这也符合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哲学规律。
核算型电算会计的会计目标与手工会计的会计目标没什么差异,因为它主要是作为手工帐务的代劳工具,而它的使用对象是会计人员,它主要运用了财务会计的核算方法、原理及计算机知识,而它的功能主要是完成事后核算。
管理型电算会计的会计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人、财、物和供、产、销以及其它经营进行全面管理。它的使用对象不仅包含了会计人员,而且还包含企业管理者乃至企业的最高层领导,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更主要的是面向企业的高层领导。管理型电算会计不仅使用了财务会计的核算方法和原理,而且运用了管理会计的方法和原理,以及决策科学的思想、技术、方法原理,将业务处理中的核算型电算会计上升至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管理型电算会计。
管理型电算会计有如下功能:分析功能、控制功能、预算功能。分析功能包括对各种财务报表和预算报表的比较、结构、比率、绝对数趋势、定基、环比等多项分析。预算功能:管理型电算会计提供从一般科目到投资、筹资、资本支出、销售收入、成本乃至现金流量的全面预算。控制功能包括通过保本点、固定成本、变动成本、预计流动比率、预计投资报酬率等计算控制,通过预算报表与实际中执行的反馈结果进行控制。总结到一点,管理型电算会计的功能就是事中管理与控制。
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的会计目标是提供会计上的非结构化决策问题的支持环境,且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全过程提供支持。非结构化是指规律完全没被人们掌握的问题,如某些突发事件。与此相反,规律完全被人们所掌握的问题是结构化问题,而有部分规律被人们掌握的问题则是半结构化问题。结构化问题与非结构化问题是划分管理型电算会计与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的标志。管理型电算会计解决结构化决策问题,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解决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问题。决策支持型会计对会计决策过程提供全过程的支持是指它不仅支持做决定的活动,而且还支持做决定前的情报活动,做决定前的思考活动(设计方案、选择方案),当然还支持做决定后的决策实施活动,因此,它支持决策的全过程。
支持是指它提供一种有丰富数据基础的形象化决策支持人机对话环境,从而让决策者在这个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由于这类决策规律没完全被人们所掌握,因此,它不能由计算机完成,只能由人去完成,但计算机能提供支持。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的使用对象是企业的总会计师、总经济师与企业总裁,直接为他们进行财务方面的战略型决策提供支持。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既运用了会计理论和方法,又运用了数量经济学、模糊数学、控制论和模型技术。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几点:为财务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提供模型支持;提供方法支持;提供知识支持。
提供数据支持指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可以提供反映资金、销售、成本和利润状况的数据,也可以提供反映内部管理和外部金融商品市场的数据。提供模型支持指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提供了预测模型、筹资决策模型、投资决策模型、销售利润决策模型、成本决策模型、最优库存决策模型等等,这些模型可以产生供决策者选择的决策方案。提供方法支持指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提供量本利分析法、决策树法、全部成本分析法、变动成本分析法、运筹学方法、仿真模拟法、蒙特卡洛法以及其它经济数学方法,为决策者提供方法上的支持。提供知识支持指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能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方面的概念原理,而且还具备推理机制,能对决策提供知识上的支持。总之,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对从事前开始的整个决策过程提供支持。
电算会计是信息经济中的会计这三大支柱在一个企业中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而是有一个大环境、大气候,这就是企业的信息化进程。当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时,电算会计处于它的低层--核算层。伴随着企业的信息化进程的提高,电算会计逐渐成熟起来,逐渐变为核算层和管理层,最终变为核算层和管理层再加决策支持层。所以,现在有许多人埋怨我国电算会计低水平重复开发现象严重,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国企业目前普遍信息化程度较低,电算会计的低水平是由这一点决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一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里,已经运用了核算型和管理型软件,而在一些信息化程度相当高的大中型企业中,已经运用了完全成熟的电算会计。所以,电算会计是信息经济中的会计。如果不把电算会计放到信息经济这个大背景中考察,看到的电算会计必然是支离破碎的。
即然电算会计是信息经济中的会计,那么,它在企业的整个信息系统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是电算会计在企业信息系统中的定位问题。电算会计分别是相应企业信息系统的子系统,具体来说就是: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是企业决策支持系统的子系统;管理型电算会计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子系统;核算型电算会计是企业业务处理系统的子系统。决策支持型电算会计从财会的角度对企业决策提供支持,管理型电算会计对企业财务进行管理,而核算型电算会计对企业的各种业务活动进行记录、反映、分类与汇总。
电算会计是管理、决策和战略会计众所周知,在没有管理会计的时候,只有核算会计,会计只充当提供经济信息的角色。但当有了管理会计后,会计的管理职能便出现了,但管理会计中复杂而多变的数字计算、统计处理,使得管理会计的推广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决策会计与战略会计更是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这导致了这些会计方法的使用只在极少数人中流行,这些会计的功能也只在极少数企业中才显露得出来,这严重阻碍了决策战略会计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
此外,管理、决策和战略会计还需要大量的、及时的数据信息,而在一个信息化程度很低的企业里,这样既及时、又可靠的信息是很难得到的,而在一个信息化程度很高的企业里,这些信息却很容易得到。对于电算会计来讲,运算复杂的数学公式、收集和处理大量的数据是轻而易举的事。此外,它并不需要操作人员有很高深的数学知识,只需要会操作即可运行管理决策战略会计中的复杂计算,这样就使管理、决策和战略型会计随着电算会计软件的普及而普及开来。电算会计采用局域网和广域网及因特网技术,从采购、供应、生产、销售环节实时收集各种各样的原始数据,及时处理和反馈车间、科室以及班组一层的信息和业绩并及时反馈给生产经营管理第一线,改进第一线管理水平和提高基层经营业绩。不仅如此,它还能通过实时收集一些特殊的数据,并及时按管理的要求处理,再用处理得到的信息去控制整个经营过程。
由上可以得出,电算会计跟传统会计相比,尤其加强了事中控制与事前决策两项功能,从而使得会计比往日对企业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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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市场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媒介,以离散的、无中心的、多元网状的立体结构和运作模式为特征,信息瞬间形成、即时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人机界面构成的交易组织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网络市场及其特征与功能全文如下:
摘要: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化的市场时代。网络营销是每一个商家的必然选择。网络市场在经过了3个阶段的演变后,将会有较大发展。它具有无店铺经营的若干基本特征,具有发展公共关系等多种功能。
关键词:网络 市场 发展 特征 功能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网络市场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Internet上的网络市场是今天和未来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就网上供给而言,最关键、最现实的事情是向客户提供一个充满魄力的、特色的、交互式反馈信息的网页。
1.1网络市场演变的阶段
从网络市场交易的方式和范围看,网络市场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者内部的网络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工业界内部为缩短业务流程时间和降低交易成本,所采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所形成的网络市场。第二阶段是国内的或全球的生产者网络市场和消费者网络市场。其基本特征是企业在Internet上建立一个站点,将企业的产品信息发布在网上,供所有客户浏览,或销售数字化产品,或通过网上产品信息的发布来推动实体化商品的销售;如果从市场交易方式的角度讲,这一阶段也可称为“在线浏览、离线交易”的网络市场阶段。第三阶段是信息化、数字化、电子化的网络市场。这是网络市场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特征是虽然网络市场的范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网络市场交易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在线浏览、离线交易”演变成了“在线浏览、在线交易”,这一阶段的最终到来取决于以电子货币及电子货币支付系统的开发、应用、标准化及其安全性、可靠性。
第一阶段,生产者内部网络市场阶段。60年代末,西欧和北美的一些大企业用电子方式进行数据、表格等信息的交换,两个贸易伙伴之间依靠计算机直接通信传递具有特定内容的商业文件,这就是所谓的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后来,一些工业集团开发出用于采购、运输和财务应用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仅限于工业界内的贸易,如生产企业的EDI系统,收到订单后,会自动进行处理,检查订单是否符合要求,向订货方发出确认报文,通知企业内部管理系统安排生产,向零配件供应商订购零配件,向交通运输部门预定货运集装箱,到海关、商检部门办理出口手续,通知银行结算并开EDI发票,从而使整个订货、生产、销售过程贯穿起来,从而形成生产者内部网络市场的雏形。
70年代以来,美国认可标准委员会陆续制定了许多有关EDI的美国国家标准。80年代,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工程技术和辅助制造系统的广泛应用,使工程师、设计师和技术员得以通过公司内部通讯网传送设计图纸、技术说明和文件。当时,由于Internet还没有普及,大多数企业,甚至使用EDI的企业也没有意识到该网络的威力,仍然主要依赖传真和电话方式与其它企业进行联络和沟通。由于EDI在传送过程中不需要再输入,因而出错率几乎为零,大大节约了时间和经费(可节约企业采购成本的5%~10%)。1996年美国公司通过EDI方式的企业贸易额达5000亿美元(包括通过EDI方式采购,但经其它方式支付的活动),1997年全球企业通过EDI方式的商品劳务贸易总额为1620亿美元(只包括经电子方式完成从购买到支付全过程的贸易活动)。
1996年2月,我国外经部成立了国际贸易EDI中心,即现在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CIECC)。借助于中国电信公用网,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实现了与联合国全球贸易网等国际商务网络的联结,并在全国33个城市开通了节点(连网点)。这种先进、高效的贸易方式很快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外贸与进出口企业的加入。目前已有86000多家企业加入电子商用网这一最新交易场,包括一些名牌企业如青岛双星、广东华宝、科龙、上海华高、杉杉集团、国成塑料、雅戈尔集团,还有中国包装进出口公司、中国五太进出口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等50多家企业加入,其运营情况良好。
第二阶段,国内的、全球的生产者网络市场和消费者网络市场。企业用Internet对国内的或全球的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其发展的前提是家庭个人电脑(PC)的普及,升高“假象购物商品区”的商业空间魅力,同时利用信用卡连线来清算,以加速“假象购物”的进展。目前,应用互联网络的邮购,其最大特征是消费者的主动性,选择主动权掌握在买方的手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推销方法,即演变为消费者的“个人行销”导向。“在线浏览、离线交易”阶段是我国和全球现阶段主要的网络交易方式,其基本特征是用户通过互联网络浏览网上商品,将感兴趣的商品放入网络上的“购物篮”,确定购买的物品之后,根据“购物篮”所载内容自动生成订单,网络企业会通过电话与顾客确认此份订单及顾客的身份、送货地址等资料,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货到顾客指定的地点,顾客收货时付款交易。目前,我国政府正积极地推动这种电子交易方式在我国的发展。1998年11月12日,北京成立了电子商务工程领导小组,这标志着基于互联网络(Internet)的电子商务在北京正式实施,其工程业务模式由四部分组成:企业间的网上交易、持卡用户与商户间的网上购物、网上检索、导购及促销活动,企业或商户的财务管理以及供应链等网上企业管理。这表明网络营销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第三阶段,“在线浏览、在线交易”阶段,这是网络市场发展的最高境界,网络不再仅仅被用来进行信息发布,而是实现在线交易。这一阶段到来的前提条件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过程、交易过程、支付过程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其中最关键的是支付过程的电子化即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电子支付系统的标准化及其可靠性和安全性。
1.2网络市场的现状
目前,从网络市场交易的主体看,网络市场可以分为企业对消费者、企业对企业、国际性交易3种类型,企业对消费者的网上营销基本上等同于商业电子化的零售商务,企业对企业的网络营销是指企业使用Internet向供应商订货、签约、接受发票和付款(包括电子资金转移、信用卡、银行托收等)以及商贸中其他问题如索赔、商品发送管理和运输跟踪等。国际性的网络营销是不同国家之间,企业对企业或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互联网的发展,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向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为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网络营销技术开辟了广阔前景。
具体说来,从网上交易的业务看,有6种类型:
(1)企业间从事购销、人事管理、存货管理、处理与顾客关系等,在当今美国此类业务的营业额约为60亿美元,且发展速度很快;
(2)有形商品销售:先在网上做成交易,然后送货上门,如书籍、花卉、汽车、服装等;
(3)通过数字通讯在网上销售数字化的商品和服务,使顾客直接得到视听等享受,目前主要销售的是音乐、电影、游戏等产品;
(4)银行、股票、保险等金融业务,目前全美约有330万个金融交易帐户,估计在未来3年内每年的增长速度将达到61%,本世纪末达到1.4亿美元;网上股票交易额在1997年第二和第四季度之间暴涨了1.5倍,当年网上股民完成的交易额占全美股票交易额的17%,是前两年的2倍以上;
(5)广告业务,美国去年网络广告收入约为10亿美元,估计2002年将达到77亿美元,超过整个媒体广告收入7%的年增长速度;
(6)交通、通讯、卫生服务、教育等业务。
1.3网络市场的发展趋势
随着Internet、WWW的迅速发展,集计算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网络营销已对传统的贸易方式形成巨大冲击,并以其快捷、方便、高效率和高效益的显著优势成为21世纪国际、国内贸易的主要方式;不久的将来,一个全新的、无接触的、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时代即将到来,它终将取代现有的实体化的市场时代。
首先,因特网技术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企业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电子网络已加速普及。
实现网络营销的基础设施的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已基本成熟。网景公司总裁克拉克说:“Internet即是人人都在寻找的信息高速公路”,“它将彻底改造产业结构,包括广播、出版、金融、购物、娱乐,乃至电子消费业……这是一场深刻的变化”。目前,全球的大企业乃至中小企业都在快速地推进自身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这具体表现为Intranet即企业内部网的广泛应用;根据Microsoft Company(微软公司)的估计,全球50%~80%的大企业都准备在20世纪末完成自身的信息化建设。企业内部网的采用,将使企业的内部结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生产系统的智能化、组织管理过程的信息化、业务流程的精简化、数据信息交换的敏捷化等等。
另外,PC电脑的价格一降再降,进入家庭的速度每年以10倍的速度剧增。现在个人电脑的价格还在下滑,比尔.盖茨说:过去的创新主要是在一定的个人电脑价格下增强功能,现在的创新还要降低价格;今天一台称职的电脑,价格不到1000美元,且更低的价格正在打开市场;如果以10年的时间范围来看,未来电脑的价格将和普通型的电视差不多;事实上,电视和电脑的分离是多余的,因为届时,即使是有线电视系统提供的选台器,都会有处理器,它比现在更贵的个人电脑的功能还强大。个人电脑在家庭中普及或现有的家用电器的信息化、网络化,是新的“电子空间市场时代”到来的基础。上述分析意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乃至休闲和娱乐都将走向电子化、信息化和网络化。
其次,全球各国政府和社会乃至个人对加快信息化建设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采取了各种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性的措施。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41%的家庭拥有了个人电脑,大约47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5%)使用因特网;劳动力中,有信息专家3.1万人;有7个提供学习信息技术的机构和6个研究与开发中心。近17年来,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几乎实现了计算机化,商业部门计算机化的程度更高。新加坡政府于1996年8月公布了《电子商务初始化方案》;1998年7月政府颁布实施《电子交易法》,为新加坡的企业开展网络营销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政府从90年代初以来,也十分重视信息化建设。据《PCWEEK》对上海706个单位的调查表明,有86.1%的单位认为当地政府对信息化建设非常重视;12.5%的单位认为一般重视,只有1.8%的认为很不重视。我国政府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主要表现为,相继实施了金桥、金卡、金关等一系列金字号工程。我国已建成中国电子商务网,该网在全国建立了33个城市网络节点,实现了与外经贸部的内部网、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海关总署、中国银行、欧盟、澳大利亚及联合国全球贸易中心等机构的数据专线互联,为我国外贸企业进入国际网络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国政府为推动全社会特别是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把1999年定为政府上网年,并实现政府采购的公开化、网络化,其目的一是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二是通过这一举措来推动企业和社会的信息化建设。目前,我国约有60万国际互联网的个人用户,在北京、上海、深圳,已有近50家互联网络服务供应商,成千上万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开始通过专门的电子贸易网址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再次,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使世界经济逐步迈向“无国界”的新经济时代,世界级的商家领袖们如比尔.盖茨等,把这一新的经济时代描述为“无摩擦的经济时代”、“无接触的经济时代”、“数字神经系统的经济时代”、“企业把触角伸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经济时代”等等。电子商务即网络营销是推动这一新的经济时代到来的最有力的手段和机制。如今,电子商务的网络营销理念席卷全球,众多的企业已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最佳途径是发展电子商务;从Internet、Intranet到WWW等概念的提出,从IBM的E-business(电子商务)到北大方正E-government(电子管理)等解决方案的出现,都标志着现代企业力图通过电子商务把自己的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通过网络营销以10倍的速度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成为网络市场竞争的赢家。
又次,全球消费者的网络购物观念和网际生活方式正在快速地形成。
因特尔公司总裁安德鲁.葛洛夫说:“目前,美国整整一代年轻人都是在计算机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将计算机视为当然之物;对他们来说用鼠标指点屏幕就和他们父母摁击电视机开关一样的平常,他们使用计算机格外的舒畅,而计算机的死机对他们而言就和冬日清晨他们父母无法开动汽车时具有的感受一样:耸耸肩,咕噜几声而已。接着就重新启动计算机”。这表明在计算机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过网络生活,利用Internet来工作、学习、以至通过网络这一新方法来购物,由开始的兴奋到最后的离不开。随着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和网络通讯的发展,家用计算机将具备可视化能力,可视网络营销会提供一个“虚拟现实”的多媒体环境,让人们在网上购物的过程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生动的动画、视频图象,配合文字和声音等多媒体信息,使消费者挑选商品时有一个近似真实的感觉。消费者生活方式和购物方式的新变化为商家的网络营销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商机。运用网络邮购,其最大特征是消费主动性掌握在买方的消费者手中。因此,根本上改变了网络上零售商向顾客推销的方法,也就是变为消费者主导的个性化消费。
最后,“电子空间市场”(E-Marketspace)已成为诱人的、高利润的投资方向。
IBM1996年10月11日正式开通“世界大道”(WorldAvenue),“世界大道”是构筑在国际Internet上的一个网络购物环境,在这个网络购物环境中,IBM提供最新的网络、数据库和技术,使零售商能够利用Internet确立自己的虚拟电子商场,使消费者通过Intetnet选购他们所喜爱的商品。IBM的WorldAvenue向零售商提供了一条迅速找到他们客户的通道。如世界第一电子零售商——家庭购物网(HomeshoppingNetwork)已达到10亿美元的销售额,其网络连到6500万个家庭,顾客通过网络重复购物的次数相当可观。又如,日本的一家百货公司通过网络上开设的“假象百货公司”,向全国各地推销其名牌产品,开业仅18个月,营业额剧增60%,利润增加两成。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将以开放型和网络型为导向,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21世纪,将是一个全新的、无接触的、网络化的市场时代,网络营销将是每一个商家的必然选择。
2.1网络市场的基本特征
随着互联网络及万维网的盛行,利用无国界、无区域界限的Internet来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成为买卖通路的新选择,Internet上的网络市场成为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从市场运作的机制看,网络市场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2.1.1无店铺的经营方式
运作于网络市场上的是虚拟商店,它不需要店面、装潢、摆放的货品和服务人员等,它使用的媒体为互联网络。如1995年10月“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curityFirstNetworkBank)在美国诞生,这家银行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营业厅就是首页画面,所有的交易都通过互联网络进行;员工只有10人,1996年存款金额达到1400万美元,估计1999年存款金额将达到4亿美元。
2.1.2无存货的经营形式
WWW上的商店可以接到顾客订单后,再向制造的厂家订货,而无须将商品陈列出来以供顾客选择,只需在网页上打出货物菜单以供选择。这样一来,店家不会因为存货而增加其成本,其售价比一般的商店要低,这有利于增加网络商家和“电子空间市场”的魅力和竞争力。
2.1.3成本低廉的竞争策略
网络市场上的虚拟商店,其成本主要涉及自设Web站成本、软硬件费用,网络使用费,以及以后的维持费用。它通常比普通商店经常性的成本要低得多,这是因为普通商店需要昂贵的店面租金、装潢费用、水电费、营业税及人事管理费用等等。Cisco在其Internet网站中建立了一套专用的电子商务订货系统,销售商与客户能够通过此系统直接向Cisco公司订货。此套订货系统的优点不仅能够提高订货的准确率,避免多次往返修改订单的麻烦;最重要的是缩短了出货时间,降低了销售成本。据统计,电子商务的成功应用使Cisco每年在内部管理上能够节省数亿美元的费用。EDI的广泛使用及其标准化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走向无纸贸易。在无纸贸易的情况下,企业可将购物订单过程的成本缩减80%以上。在美国,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一年要发出或接受订单在10万张以上,大企业则在40万张左右。因此,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采用无纸交易就意味着节省少则数百万美元,多则上千万美元的成本。
2.1.4无时间限制的全天候经营
虚拟商店不需要雇佣经营服务人员,可不受劳动法的限制,也可摆脱因员工疲倦或缺乏训练而引起顾客反感所带来的麻烦,而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的持续营业,这对于平时工作繁忙、无暇购物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2.1.5无国界、无区域界限的经营范围
联机网络创造了一个即时全球社区,它消除了同其它国家客户做生意的时间和地域障碍。面对提供无限商机的互联网,国内的企业可以加入网络行业,开展全球性营销活动。如浙江省海宁市皮革服装城加入了计算机互联网络跻于通向世界的信息高速公路,很快就尝到了甜头。信息把男女皮大衣、皮茄克等17种商品的式样和价格信息输入互联网,不到两小时,就分别收到英国“威斯菲尔德有限公司”等十多家海外客商发来的电子邮件和传真,表示了订货意向。服装城通过网上交易仅半年时间,就吸引了美国、意大利、日本、丹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00多个客户,仅仅一家雪豹集团就实现外贸供货额1亿多元。
2.1.6精简化的营销环节
顾客不必等经理回复电话,可以自行查询信息。各户所需资讯可及时更新,企业和买家可快速交换信息,网上营销使你在市场中快人一步,迅速传递出信息。今天的顾客需求不断增加,对欲购商品资料的了解,对产品本身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售后服务。于是精明的营销人员能够借助联机通信所固有的互动功能,鼓励顾客参与产品更新换代让他们选择颜色、装运方式、自行下定单。在定制、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为满足顾客的特殊要求,让他们参与越多,售出产品的机会就越大。总之,网络市场具有传统的实体化市场所不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正是网络市场的优势。
2.2网络市场的功能
网络公司利用网络市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利用它实现公司多元化的目标价值链:树立先锋形象、发展公共关系、与投资者保持良好关系、选择最合格的顾客群体、与客户及时的在线交流、让客户记住公司的网络通道。
2.2.1树立公司先锋形象
利用互联网(Internet)改善公司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先锋的、高科技型的公司,是现代企业开拓网络市场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在网络市场竞争中,作为一个拥有实力可以在竞争中制胜的公司,必须率先进入WWW系统,以先入为主的资格去迎合普通计算机使用者的需求,满足他们追求个性化产品及服务的欲望;先锋者形象赋予公司一种财力充足、不断创新的表象,这是公司最稀缺的、最珍贵的无形资产。如北京城乡华懋商厦是京城较早开设网上商城的零售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张女士认为公司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网上商城来扩大知名度,使公司时刻站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前沿阵地,成为网上行销的先锋;公司的先锋者形象对于提高公司的人力资本的效用有着巨大的作用,它对于想成为先锋成员的雇员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也有利于公司在网上公开招聘第一流的人才,使公司的人力资源更加雄厚。一个顽强的、机敏的、能力值高的、热情值高的员工队伍,将大大增强公司在网络市场和现实市场这双重市场上的开拓力。
2.2.2发展公共关系
网络公司必须在网络空间的公共关系网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具体的作法上,一是公司可以在电子广告栏目中描述公司发展的历史、公司的目标价值、公司的管理队伍、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对社区发展的贡献,以提高公司的社会知名度;二是公司能够利用多媒体技术(如图片、文件、音像、数字等)提供一种更为独特的服务,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咨询信息,使访问者主动地进入你的网址,并进一步详细地阅读所有新近的资料。对于访问者来说,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是令人兴奋的事,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越多,访问的次数也越多,访问的频率也随之提高,被访问的网络公司在访问者心目中知名度也随之提高,访问者对被访问的网络公司的忠诚度也随之增强。总之,网络公司通过不断地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咨询信息来吸引访问者的注意力,来提高访问者对网络公司的忠诚程度。
2.2.3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关系
对于现代公司来讲,与投资者关系的好坏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公司可以利用WWW网址来建立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信息沟通的渠道,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降低投资者对公司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心,提高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用度,保持长期的、双向的合作关系。
2.2.4选择最合格的顾客群体
对于一个网络公司来讲,选择最合格的顾客群体是公司实现网络营销战略的关键。公司通过WWW网,可以大大地缩小销售的范围,而以特色的产品和特色的服务来选择最合格的、最忠实的目标顾客群体,从而实现优良的客户服务。例如在纽约有一家专营珠宝的在线零售商——JewelryWeb,其站点出售几乎所有种类的珠宝首饰,从K金饰物、白金首饰到珠宝与银器。该公司的顾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用顾客,大多为女性,年龄在35~55岁之间,她们通常会再次光顾JewelryWeb;另一类是礼品顾客,多为男性,年龄大约在30~45岁。JewelryWeb的总裁认为,该公司成功的秘决首先在于选择了最合格的顾客群体;其次在于优良的客户服务,这种服务是一对一式的,在顾客收到货品之后,公司通常会发出电子邮件来询问顾客是否满意;其三在于保证产品的质量和随时保持有新的商品供顾客挑选。
2.2.5与客户及时的在线交流
公司的WWW网址中包括了许多可以填写的表格,以解答顾客的疑问并进行有效的建议。它们就象电子邮件,沟通公司与客户。同时顾客也可以向公司的网址发来他们的忠告与建议,供公司及其他所有客户阅读。通过这种方式,公司可以同所有的顾客共同分享有关产品的有效信息。在线上,公司可以与顾客更为自由地进行信息往来,并允许目标顾客发出更多的反馈意见。第一件产品的发展、定位和提高全依赖于那些聪明的、有经验的顾客们的往来信息,这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更重要的是,顾客在网络上完成互动,如果他觉得很满意,就会与好朋友分享。
2.2.6让客户记住您的网络通道产品销售中的宣传效应告诉我们,应尽可能地使我们的名字醒目地出现于人们面前。产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越深,人们越有可能记住他们,进而考虑、信任,并最终买下。一些设计很好的网址能使自己的通信管道深深地嵌入人们的记忆之中。
总之,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利用网络市场来实现企业的目标价值链是现在和未来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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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当代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当代启示全文如下:
民国年间,国内民间外交团体不断兴起并进入鼎盛时期,1919年2月16日,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严修等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1]
最引人注目;1921年11月11日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1932年3月,由南京国民政府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成立国民外交协会。[2]学界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研究相对较少,《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略》(熊斌、但唐军,2013)一文中系统论述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组织架构、属性以及主要活动;朱蓉蓉在《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中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也有涉及。已有研究多侧重于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组织架构,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背景较少。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外交的发展和抗战大环境出发,充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内容,并分析其意义,强调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当前外交的借鉴作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体现了抗战期间国民思想的进步和民族观念的更新;作为一个外交团体,它有别于政府官方外交,有其特殊的性质。近代中国外交经历了不少失败,丧权辱国的耻辱让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国民外交逐渐趋于活跃,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于抗日战争期间顺势成立。
(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背景"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3]在西方民权思想的传播下,民族民权意识萌发,国民外交开始产生。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外交的影响力,有人提出:"政府即属无用,而有国民以监督其后,亦不致贻误多方。"[4]《外交报》1909年9月刊登一篇题为《论国民外交与官僚外交之别》的文章,已经显示国民外交与旧式的官僚外交、秘密外交是相对立的;外交的主体是政府,监视政府外交,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后援[5]."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民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国民外交的概念这时己普遍为人所接受,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许多'专业性'的国民外交团体。"[6]
五四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拒签《对德和约》有非常大的影响,此外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都取得了不错的外交成果。国民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如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属于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没有保障,"其方式仅限于示威游行,其意见亦乏合法之地位,政府可以不予理会。"[7]《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略》中引用王立诚理解的国民外交内涵,认为国民外交是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影响政府对外关系的决策。
此定义将国民外交立足于外交运动。国民外交是指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各国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谋求国家发展,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对外交涉和交流[8].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辅助力量和后方支持。国民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危机促生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9],更多民众关注外交,参加外交活动,注重以国民外交促进政府外交。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拥有相对成熟的国民外交背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还有一个时代环境: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公开采取了团结抗日的政策。国民党争取各国援助,发动民间团体,最大程度上取得国际盟军和西方社会在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当时有人指出:"现在我们展开了全面抗战,应该迅速地发动我们的国民外交,派遣大批国民使节,前往世界各国从事抗日的宣传,使国际人士皆知日本侵华的阴谋,作国际和平正义的呼吁。"[10]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为取得国际间广大同情,除由政府执行外交方针外,有待国民外交的促进。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日背景下,需要更多民间外交团体的力量时成立并立即投入活动中。1937年12月27日下午3时借汉口青年会邀集各界领袖举行国际宣传座谈会,经决议筹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938年1月1日下午3时举行第一次会员成立大会。[11]6此时政府树立权威,国内空前团结抗战。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性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别于一般的纯民间团体,因抗战背景,与政府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半官方的性质。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利于全面了解协会的活动及其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民间团体。首先,从协会组织结构和主要人员分析,其主席团成员为陈铭枢、陈立夫及名誉主席孙科、何应钦、王宠惠等均为国民政府重要军政高官,蔡元培、宋庆龄、李宗仁在国民政府有着重要影响力,其均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骨干人物。但是参与的会员来自各界人士,组成人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浓厚官方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政府外交"之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
其次,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用于职员津贴、印刷、招待,所有的活动经费开销甚大。除协会自身的微薄收入,陈立夫主席个人名义定期补助,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运作给予经济上定期补助,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按时将经费开展上报社会部,由社会部审核,如1940年3月19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将二月份经费收支情形概况表及计算书送审至社会部鉴核在案[12]16.由此可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部分经费来源于国民政府并需国民政府审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于经费不符预算,恳请增拨补助费多次呈涵致中央宣传部和社会部。后因蒋介石在补助团体一项核减甚多,为符合预算,暂停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津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940年2月份经费收支概况表收入项部分如下:收行政院补助费洋叁百元;收外交部补助费洋肆百元;收社会部补助费洋壹百元;收陈立夫主席补助费贰百元;收外交部王部长补助英文小册印刷费五百元;收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补助湘北胜利印刷费壹千元。[12]12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经费来源于个人捐助和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资金支持,更突显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半官方的性质。
再次,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联合一切反侵略之民族与国家共同奋斗,以促进世界和平保障正义并发扬中国文化为宗旨,积极维护与各国关系,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招待各国使节,需要经国民政府批准,如社会部批复国民外交会欢宴各国使节的各项事项及有关文书[13].可见,协会需将外交招待活动上报。
在任周奈豪为海外理事一事中,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恳请社会部赐予核准;还有社会部等阻挠钱俊瑞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名义赴海外宣传的文书[14],不难发现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直接涉及海外的部分活动需获得经国民政府的同意和安排,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国民政府管制;但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又有一定的自由进行活动,包括电函书信、广播和讲习班等。所以,民间性和官方性两者皆具备。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对外传播中国军民积极抗日的精神,揭开日本的丑陋面目,还原真相;对内协助国民政府从事宣传,培养民众外交意识,团结同胞。
(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开展的活动
抗战期间,"全国人民故不能人人去外交,但外交当局却不可不以人民之公意为外交进行之立足点"[15].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进行外交以民意为基础,作为半官方的外交团体,其活动由国民政府引导,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配合政府抗日政策,作为政府外交的合理补充。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主要以舆论为立足点,使得国内国外联动。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主要有:
1、.派遣代表团出使,招待外宾
为了向各国政府及国际团体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获取最大的支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多次派遣国民代表团出使。为答谢缅甸访华团访华,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缅甸访问团",共41人,为时两个月的访问。通过讲演、话剧歌咏和抗战画展等契机,联络在缅甸的友邦人士,加深他们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对中国极度的同情及支援。
同时鼓励在缅华侨,为祖国抗战捐输。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曾向政府分析国际环境,发出请求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至美苏的建议书,以求造成两国舆论,在1939年11月中旬,协会会议决定:"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访问美苏大城市,作大规模之民众宣传。"[16]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会务状况表工作状况的第五条:自抗战以来,各国人士多来华参观抗战情形,本会为连络感情,不使为敌方蒙蔽起见,故常以茶会方式招待外宾,报告我国如何抗战之一切实际状况,俾使国际间明了真象。[11]8英国全国职工会代表团来华访问[17],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参与接待,争取大国援助,维护友好关系,把握与别国的交流机会。1938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借海军青年会送别美国大使馆参事裴克。陈铭枢强调请美国深切了解中国,援助中国。裴克表示回国后,"极愿向各方呼吁,并将中国之抗战实况报告当局,使其尽量予中国以援助"[18].由于出访及接待外宾,需向国民政府审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这方面的活动相对较少,但并不影响其活动质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抓住每次与外宾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通过各种形式招待外宾,宣传抗战形势并寻求帮助。
2、充分利用通讯工具,加大对外宣传
信件、电函、电话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使用的主要通讯方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发动各国、各团体及与国际友人之间的通讯,布置世界通讯网。通讯宣传较其他宣传方法规模最宏大,收益最广。至1938年6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收到各方供给之地址,连同海外各团体之地址,共有十万八千余处,平均每日发信百余封,从3月13日至5月8日止寄往国外函件,美国1265件、英国873件、德国626件、法国607件以及其它各国706件.[19]158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发出大量电函,迭接国外来函,对中国抗战给予勉励,并为中国募捐以及送宣传品。通过发送大量电函,一方面揭露日本侵华暴行,争取国际同情,如代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拟致世界各国回教团体请一致制裁暴日函[11]36,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抗日目标;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抗日立场和应对措施。1938年4月,电英国总工会,工党国会党团,工党执行委员会对该会联席会议决议谴责日寇,抵制日货,并主张联合各国采共同行动,以制日本案表示敬意。[19]1611938年10月30日,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请制裁日寇,停止以军火、汽油、钢铁等物供给日本。11月28日,电世界反侵略大会,请各反侵略团体一致加强援华反日工作,以谋世界和平之早日实现。12月12日,函美大总统及国务卿,请其立即停止对日一切经济往来。[11]35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通讯工作中,积极宣传,积极与他国联系,表明抗日态度与立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1939年后,美国联合飞机厂,不再出售飞机给日本。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利用当时的通讯工具如信函、电话,主动向外国领导人和团体,请求经济、军事等方面制裁日本,为削弱日本的战斗力,寻得国际声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纵观以上通讯类活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经历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简单的书信、电函的方式,简洁明了表达中国的抗战立场,收获了国际方面的积极响应。
3、刊印外文宣传册,开展广播工作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搜集有关我国军民抗战事实,国民政府领导及专家言论和国民政府抗战政策,翻译成大量外文,刊印大量期刊和宣传册向外国人士宣传日本暴行和中国遭遇,增加了外国舆论对中国的认识和同情。为了更好发挥外文宣传册的作用,"派员赴难民收容所和伤兵医院搜集各种材料,预备印英文小册,对外国宣传敌军暴行"[20].其中刊印有:美国高伯兰先生广播演辞中日抗战之观察;汪精卫先生广播演辞中日战争与世界关系等。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编辑英文稿小册外,并将原稿寄国外各大报发表,如:中国空军及其空前之胜利、中日空战过去与现在、中国兵士攻击日本机械化部队英勇战斗记等。[19]
146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不仅从文字宣传,也透过广播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的立场,积极获取国际的支持。广播讲演便利迅速,又能普及听众。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汉口时,从1938年1月1日起,聘请国内外名流及学者,每晚八时半轮流以各国语言,分别讲述抗战与国际间各种重要问题,以及我军英勇抗敌的精神,使得世界人士对中国抗战有深切之了解。
后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汉迁移渝,广播工作继续进行。方振武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当天,通过广播英语讲演日本与世界和平。[19]
150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通过宣传册子、广播演讲,把抗战场面最大程度真实呈现给国内外民众,将战争的残酷与我国爱好和平的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虽缺乏和国际人士的直接交流与互动,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这些积极活动促进了国际对抗战的认知,为赢得舆论支持奠定了基础。
4、联合个人及社会团体,培养国民外交意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在国内各大城市组织分会。1938年6月为止,湖南已经成立分会,国内其他各地如重庆、广州等处均也着手筹备。国外,由尤永增、翁秀民、邝炳舜三先生负责筹备旧金山分会;李平衡、朱学范、王礼锡负责筹备欧洲分会。[19]143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国内外分会六十余处。1940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浙江分会正式成立于金华。[21]
这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人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为唤起国际的同情与援助,陈铭枢主席呈涵至社会部长希望全国各民众团体加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为团体会员。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通令所属团体一律加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劳动学社、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纷纷加入,多方联合开展外交工作,也保证了国内关系的团结稳定及促进国民外交意识的宣传。
因国民及外交协会会员缺乏一定的外交知识,为集思广益,共同研究,促进社会人士普遍注意基本知识,国际问题讲习班因此开办[22].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定期招收学员,邀请对国际政治外交各专题素有研究之学者,专家担任本班讲师,以国际政治、日本问题、中国外交政策、外交行政与技术等课程为主进行针对性、专业性教学。国际问题讲习班成为了学员学习外交知识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座谈会工作开展地井井有条,旨在唤醒会员觉悟及提高外交认知与能力。1929年1月19日第一次座谈会,王礼锡先生主讲"世界大战与援华运动",后有邵力子,周鲠生、张忠绂、董承光、谢贻徵、胡秋原五先生主讲,讲题为"英美合作对日制裁".座谈会主题紧紧围绕当时的战局和国际关系,使得国民、会员对外交有了更充分全面地认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不仅发展会员,也致力于民众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和外交知识的培养。尽管国际问题讲习班没有系统、完善的学习外交知识,受众并不广泛,但依旧是提高民众外交知识的主要方法,并有可操作性,也取得一定成效。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努力争取西方各国援华制日,对外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为更好地进行外交活动,同时也积极进行对内活动,壮大协会规模,唤醒民众意识,团结国民,实现一致抗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作用可分为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
1、护形象,寻援助,促和平的国际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宣传军民英勇抗敌,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展现的是一个健康、完整的国家的形象,不屈服于武力暴力的欺压,奋勇抗敌,军民一心,政民一体的民族形象[19]144,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中国形象。抗战初期,西方国家表面保持中立态度,实则对日本更有利,国民政府官方外交进退两难,收效颇微,1936-1938年王正廷任驻美大使,未能获得美国对华的一分贷款。其后任胡适,也仅仅从美国获得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23].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对外活动,利用各方资源,努力联系他国政府、团体及民众,获取同情心并激发其正义感,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为中国正声。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海外分会和所有人士一致努力后,促进了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物质援助和精神援助,严厉谴责日本违背人道主义的恶行的步伐。
《国民外交月报》曾刊文表示:美国"不只应供给飞机与军械援华,更应派多量远征军往华协助作战。"[24]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在浙江分会成立时,李立民发表国民外交的基本精神与决策的讲演中强调: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25].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揭露日本的罪行,辅助政府外交为积极抗日作出贡献。
2、壮规模,唤意识,促团结的国内作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致力会员和分会的发展,作为半官方的社会团体,拥有较多资源,吸收会员。一定量的会员,保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日常工作和工作效果,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从自身规模出发,不断拓展各地分会,确保总会宗旨和任务目标落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本身就意味着国民爱国热情高涨和民族意识觉醒,积极参政。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成为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重要的活动目的,普及国际外交、政治知识,鼓励国民积极参与。随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达到一定的高度,对国际外交形势普遍有一定的认识。当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关键性的作用就是促进国内政民团结、民民团结,保证国家凝聚力,实现一致对外。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不仅宣传日本罪恶的所作所为,还要致力于民族团结工作。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努力下,举国上下,国民政府、各类团体、普通国民之间都高度相互信任,团结一致,一致抗日,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支持力量。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战期间,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跃时期的思想理念和积极活动,对于当下我国民众外交意识培养及我国外交活动依然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的全民外交意识政府外交有其独一无二的官方性和权威性,体现国家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看法与态度,顾全大局。在全球化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外关系全面发展,民间外交的形式应当趋向于多样性、开放性。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政府外交为指导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对我国民众的的外交意识有所启发。始终坚持政府外交的指导地位,丰富民间外交的内容与形式,结合团体、个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一定的对外作用。
积极发展有中国代表性的团体和先进个人,开展与他国的交流与学习,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帮助发展中国家某些领域的发展,保持友好关系。如今,更多的国人拥有走出去的机会,积极展示中国形象和维护中国形象,这也是民间外交的一种特别形式。
面对走进来的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以礼相待,以民间活动促进政府外交,政府外交引导民间外交,两者有效结合。
(二)外交内政并重的处理原则无论时候,外交内政的平稳都有重大意义,既保持国际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又要顾及民众利益,保持民族团结。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针对抗战,明确外交主线,确保内政稳定,由内而外,有计划、有目的、有目标开展活动。内外并重,依然可以作为我国处理外交内政的重要原则。从内稳定人心,利用榜样典型,合法团体,培养民族意识及参政意识,提高公民政治修养,引导民众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对外坚守外交准则,保持友好态度,促进世界和平,坚定国家正确立场不动摇,主动担当国际责任。只有内外平衡,内外并重,国家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实现真正的复兴。
本文为"红色文化"专栏文章。"红色文化"专栏由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和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稿,旨在通过红色文化研究,凝聚队伍,拓展空间,提升认识,同时深化红色文化资政育人,为文化强校强省强国建设作出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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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是美术用语。在写生过程中,画具有对形体称特征的物体时,为了把该物体形体结和结构关系画准,所虚设的一条中轴线。尤其是画 人物头像,“中线”显得更为重要。中线把人的头部分成左右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形体和解剖结构是完全对称的。有了中线,可以避免把形体划歪;可以把握不同角度头部形体透视的变化;可以掌握不同动态的头部的结构特点。当然,“中线”对于静物的造型也是很重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漫谈美术中线的作用及其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线条在美术作品创作中线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艺术家们常常运用简单的线条来勾勒出心灵的契合点,进而清晰的传达出作品的创作意图。在现代美术创作中,线条依然深受艺术家们的认可与喜爱,创新挖掘线条的审美特征与作用以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提升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
线条是美术领域中的一种表现语言与表现方式,艺术家们往往运用不同的线条来勾勒形态各异的艺术形象,以突显出美术作品的简洁性与朴实性。虽然中西方存在着社会形态、审美文化的差异,但对于线条美却有着相同的认识,艺术家们积极发挥“线”在美术创作中多样性的表现张力与广阔的意趣空间等作用,以线条的力度美、意象美等审美特征来营造美术作品的意境,进而增强美术作品的艺术渲染与张力。
(一)散发多样性的表现张力
线在美术创作中充当着一种表现工具,一种形象化的表现形式,是点与面之间不可缺少的过渡工具,发挥着其本质的艺术作用与表现张力。艺术家们为了尽可能多的挖掘线条的艺术表现张力,常常采用人工表现方法与手法来灵活变化线条的表现形式,进而赋予线条人工的气韵,使得美术画作能够在“线”的作用下更加富于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意趣。总体来说,美术中“线”的作用之一在于其散发多样性的表现张力,而这种表现张力也脱离不了人工创作意识的牵引。艺术家们以或柔或刚、或拉或提等创作手法来运用线这一表现工具,以极具审美性的线条来勾勒出心中的理想意境,以线条美来丰富画作的整体意境,创作出具有强烈表现张力的美术作品。
(二)营造广阔的意趣空间
线作为一种视觉上的表现形式,具有简单、多变的表现特征,艺术表现形态丰富多样,能够满足艺术家营造广阔意趣空间的创作需求。不同的线条可以表现不同的视觉效果,营造不同的视觉意趣,如直线给人一种正规、严肃的视觉感受,而斜线、曲线则给人一种动态、多变的视觉感受,流畅的线条给人以愉快感,而断断续续的线条则给人以压抑感等等。虽然在美术创作中,画作的空间还可以通过色彩、块面等表现方式来区分体现,但若是缺少了线条这一辅助工具的衬托,画作的空间感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缺失理想中的审美性。尽管线条本身的表现方式较为简单、朴实,不过若将线条与色彩、块面等表现形式有机结合时,则更易于营造出丰富多样的画面意境。于是乎,营造广阔的意趣空间是“线”在美术创作中又一大作用,利于增强美术作品多变、绚丽的视觉审美力。
(一)力度美
力度美是美术中“线”的一大审美特征,在中西方美术创作中,其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来体现作品中线条的力度美。西方艺术家在最初的美术创作时期,常常将线条这一元素运用在雕塑艺术上,因雕塑讲究立体性,所以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线条的力度,从而以恰到好处的线条来雕刻出作品的块面,以达到光与影的最佳视觉效果。而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中,线条的力度美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而易见,线条力度美在山水画创作中为作品添加了气势上的审美表现张力。
在山水画家用笔创作的过程中,笔的着力与勾勒都会影响线条的表现与审美,或浓或淡、或细或粗、或刚或柔的线条取决于用笔的力度、速度与笔墨含量,而线的韧性与审美性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此外,山水画家所掌握的“折钗股”绘画基本功也会影响着线条的力度美,圆润、饱和的线条转折才利于山水画呈现出自然的审美性。线条的表现方式简洁、清晰,艺术家们可以通过不同力度的线条来突显作品的审美性。
(二)意象美
如上所述,线条在美术创作中具有营造广阔意趣空间的艺术作用,线条那丰富多变的艺术形态可以为美术作品渲染更为抽象性的意象审美感觉。在艺术家的眼中线条已超越了绘画元素的普通意义,而是一种承载艺术家丰富想象与情感的表现体,从而为艺术家勾勒极具意象美的画作奠定创作基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往往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他们擅长将生活中的具体物象进行线条的抽象化提炼,而后根据创作需求对这些抽象化的线条元素进行再创造,充分的利用抽象线条来勾勒出心中的感性意境,以呈现出画作内容丰富的意象美。线条意象美的审美特征最可贵的地方就表现于此,线条的意象化表现形式往往反映了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思想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艺术家的创作意向以及创作风格,而具有意象美的作品更易于得到欣赏者的注意与共鸣。
线条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成为美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丰富美术作品审美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线条所具有的力度美与意象美两大审美特征,以及线条在美术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多样性表现张力、广阔性意趣空间的艺术作用。这利于艺术家们更加熟练的运用线条,并积极发挥线条的最大化功能,从而创作出更多极具张力与意趣性的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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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专注于将旧的制度和价值系统击垮并摧毁,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和战略构想,这部分类似中国古代兵家和纵横家的领域,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及其创新思维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创新是毛泽东构建其思想理论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
要创立者,所以能不断创新,与其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创新思维具有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以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为基本方式,以调查研究为实践基础。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也不迷信“本本”。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毛泽东说 “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
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795-79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172.109-110.16.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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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是指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的四大部分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所有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并应履行其义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内讨论决定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员有权了解和直接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及其重要特征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要不要党内民主,怎样发展党内民主”,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实际,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且开展积极的探索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党内民主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经验基础上,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内外社会历史条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党内民主思想,把党内民主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由千百万党员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自觉自愿结成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同盟,因而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一致地共同奋斗。
1.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探索党内民主问题。恩格斯在1845年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p644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经验时,恩格斯称这个“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党的章程交由各支部讨论并由党的代表大会审查通过,党内生活的“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2]p200马、恩倡导党内民主并且通过党章的形式作出规定,主要包括:(一)党在性质上是完全民主的,党内是平等的;(二)实行民主选举,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党的各级机构;(三)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党的一切重大问题;(四)实行民主决策,由集体审议和决定重大问题;(五)实行民主监督,党员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他们选出的代表。[3]p4-7
2.列宁进一步深化党内民主的认识。“列宁对于党内民主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是他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出发,把党内民主概念发展为‘民主集中制’,并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制度,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民主理论。”[4]p232
首先,深刻揭示党内民主的本质。他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领导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_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5]p191他还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6]p249
其次,明确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一是选举,“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7]p212。二是讨论,“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争论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6]p249。三是集体领导,“不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不能作任何答复”[8]p368,“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9]p139等。四是公开性,“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度是可笑的”[10]p131。五是平等,认为平等是民主的基石,没有平等就不会有民主。六是监督等。列宁多次提到了“全体党员”,强调党内生活的主体是“全体党员”,深刻揭示了党内民主的价值,为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提供遵循的理念、准则和目的。这些认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诚如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11]p347
3.毛泽东丰富和实践党内民主。自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民主写在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了党内民主的基本框架。
首先,突出党内民主的地位。他曾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也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因此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他强调:“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12]p528他还指出:“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12]p529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党内民主建设,他强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13]p297他还指出:“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众团结。”“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13]p391
其次,探索实践党内民主的方法:一、就民主的教育,他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2]p529二、就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13]p291他强调:“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13]p295他主张,“设党的常任代表”,“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14]p54三、就正确的党内斗争,他强调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党内斗争,正确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和犯错误的同志。
(二)苏共及欧洲政党党内民主的经验及教训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步入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民主化浪潮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也深受其影响。
1.苏共及其他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失败与反思。列宁逝世之后,他所期待、所设想的党内民主并没有得以实现,而代之以斯大林式的高度集权建党模式,他把所有不同意见者,如托洛茨基等人作为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在党内实行权力高度集中,搞个人独断专行,搞等级制度;民主选举在党内形同虚设,各级干部都由上级机关推荐、委派、委任;党的代表大会制和定期会议制度都被破坏,党内事务不需讨论,而是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党内民主遭受到极度破坏。正如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5]p333
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国家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失败原因,越共党内民主的经验做法,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丧失的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就如何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时,邓小平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求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5]p319
2.西方社会主义政党民主思想的借鉴。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分析总结过去党的组织建设存在的机构失灵、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理论性的反思,提出党的建设必须体现出现代化、民主化、分权化、组织功能分散化特点,不断地实行改革:一是在党内引进直接民主,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树立党的领袖权威,提高党内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二是以媒体为导向,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把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当作党的建设目标之一。三是实现由“管理型”执政到“治理型”执政的转变。
面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邓小平指出:“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对于英、法、意等国共产党引进直接民主,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树立党的领袖权威,提高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等做法,他在同意大利共产党贝林格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15]p319
3.西方国家执政党民主执政的影响。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党,是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化变迁的产物,是议会斗争的产物。它们通过选举选拔党内重要官员及本党国家公职候选人;通过各种途径监督制约党内权力行使;主张保障党员的决策和人事权利;实行党内民主管理的制度化;同时注意协调党与其他权力主体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增强党协调社会的能力。
针对西方国家执政党,特别是英、美等国家的政党民主,邓小平指出:“我们并不反对西方这样搞”,但“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他还指出:“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民主“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条件、有秩序地进行”。[16]p220、195、196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斯大林建党模式的影响,一个时期在党内出现过家长制作风。邓小平指出:“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他还指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15]p329进而强调:“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11]p302“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15]p330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作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15]p330。
针对改革开放以前的党内民主,邓小平还指出:“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15]p330正是由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的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在其他社会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终于导致十年““””。在这场浩劫中,邓小平深刻体验到党内民主的脆弱性。他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所以,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15]p144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民主的理念并成为全党的共识,使得这两次会议充满民主气氛,突出表现就是陈云提出解决““””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的提议,本不是原定讨论内容,但却获得了与会同志的强烈响应。会议深入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特别是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实行得好发扬得充分,我们党就强大就有战斗力;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遭到破坏,我们党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二、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的主要内涵
邓小平凭借着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创新精神,就如何实行党内民主进行深刻思考,并且积极实践,形成了党内民主思想。
在每个历史关口,我们党总是以民主为突破口。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时,邓小平就是沿用这个逻辑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为消除““””的遗毒,改变““””之后长达两年的工作徘徊局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邓小平提出要勇于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发扬党内民主。他指出:“解放思想,开放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强调:“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15]p144他还指出:“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他特别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15]p168
为营造充满活力的政治局面,邓小平强调指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民主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15]p142
为破除思想僵化,让党员独立思考,他指出:“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15]p144这实际上就把党员的言论、行为权利提高到党性的高度,从而为发展党内民主、解放思想问题创造了条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主张“创造民主的条件”[15]p144,营造宽松的民主氛围,充分保障党员和社会公民的民主权利,积极为其创造发表意见,开展批语,提出建议的条件,并保障不受任何打击和报复,主张“三不主义”[15]p144。
邓小平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5]p168因而,他强调:“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5]p176
第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他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个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15]p322
第二,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他强调:“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5]p208党的十二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主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第三,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邓小平强调:“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16]p242他还提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民主问题。”[15]p175
为保证党内民主健康发展,邓小平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15]p146
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5]p333
他强调:“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5]p348
他还提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5]p359他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5]p176他强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15]p187、257
三、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的重要特征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物,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邓小平党内民主思想具有鲜明的规律性特征。
通过分析看到,它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现实实践性,始终体现了务实精神。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时刻关注党内民主建设的成败得失及其突发性问题,并适时将实践升华。通过科学总结,他指出造成我们党内民主不足和脆弱的原因,既有小农社会封建传统因素,又受整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不健全影响;既有思想上没有高度重视,又有实践方面做得不够且犯过错误;既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有关,更与我们共产党人探索中的偏差紧密相联。他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把党内民主、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紧密配合,不断实践探索,使党内民主思想获得勃勃生机,给党内民主的实践赋予指导。
2.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分析和评价党的领导人党内民主的建树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15]p45他又指出:“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15]p347他认为,“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15]p345他强调:“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15]p297他认为,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应有不同的要求标准的认识,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的认识等,也是求真务实的具体表现。
3.走渐进发展之路。邓小平反对民主上搞跃进,反对追求形式上的民主。他指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15]p168他认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上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在实行的时候“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16]p177。
4.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他主张发展民主必须有利于现代化,有利于改革开放。离开集中的指导,离开党的领导,离开实际,抽象地空谈民主,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强调:“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5]p358
在党内民主思想中,唯物辩证法运用得十分娴熟,主要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1.坚持全面、辩证的观点。就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相统一问题,他指出:“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议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15]p235,“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16]p111;他还强调:“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我不是说不要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15]p329;不仅从思想上进行“软件”培育,而且又抓住制度这个“硬件”不放松;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2.善于抓主要矛盾。贯彻执行党内民主集中,他主张于不同时机要有所侧重,在决策时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在执行过程中更强调步调一致;在和平环境、正常情况下,强调民主多一些;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个人专断、集权时,应更多注意发扬民主;在党内出现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倾向时,应更多地强调集中。在党内民主的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上,思想教育是前提和基础,但制度更为关键和根本。就良好的政治局面,主张首先在党内造成,等等思想体现辩证法,赋予党内民主的可行性和高效性。
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5]p143虽然,在邓小平的党内民主实践中,蕴含创新思维。
1.党内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毛泽东曾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15]p208把党内民主看作“调动积极性”的手段、“让群众讲话的方法”,这种认识误导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邓小平在总结这种教训时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他认为,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人民民主,这就是说党内民主是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它是一种目标取向,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手段和手法。
2.要“小民主”不要“大民主”。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提出:“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他还提出:“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15]p273““””结束以后,邓小平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5]p144。“领导人的度量要大一点。要能容人,要能听得进反面意见,要能用平等态度待人,要能更谦虚谨慎,等等。”[11]p309
3.开辟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路。他强调:“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5]p321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5]p333根据这个科学判断,他指出:“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15]p372他还特别提出,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主要内容和基本标准之一。这些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理论的创造性成果,对于推进党内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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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独有的精神现象,在其进入学术研究视阈之前就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认知和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是科学建构和规范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题的研究领域的逻辑起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文章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同时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从而得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它的本质是一个总体观念概念的总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有阶级性、隐蔽性和实践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经济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
(一)观念的上层建筑。
19世纪,“意识形态”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他将意识形态理解是与一定经济基础所适合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这个理论包括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主要有哲学、艺术、经济、政治、法律思想、道德等形式。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指的是“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一直存在,意识就始终都是这种产物”。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二)虚假的体系。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本质出发深刻地揭露了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意识。马克思指出:“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像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与此同时,伟大的恩格斯也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就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掩蔽自身与社会经济事实进行联系的客观过程。
(三)统治阶级的工具。
马克思在其理论中又阐述了意识形态其实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一种思想理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因此可以认为,意识形态是属于每一个社会形态中统治阶级的理论思想。统治阶级施行某种仪式形态其本质目的就是促进资产阶级自身利益,使得阶级压迫得以延续下去。这里要说明一点,“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一)阶级性。
前文已经提出,意识形态是属于某个社会阶级集团的对于社会关系的观点,为自身的集团利益以及群体本身的社会利益做理论基础。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流地位的始终是属于统治阶级的。马克思认为,不管在哪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要占领主要地位的,同时其思想也起到维护统治的精神力量,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统治阶级支配着社会中的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对于一部分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思想,必然会受到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控制作用。此外,随着统治阶级内部对于精神劳动以及物质分工的逐步出现,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部分研究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他们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往往会编出大量的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甚至将这类思想边做成为谋取生存的基本手段。可以说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精神产物,就是意识形态,它的本质以及倾向都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
(二)隐蔽性。
因为马克思是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使得他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总体上是一个持否定性的,他认为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特征是用神秘的方法来扭曲现实的东西。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和现实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模糊的、隐藏的关系。总之,意识形态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最根本目的是努力将本应该解释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而隐蔽起来,从而为统治阶级服务,巩固自身统治地位。
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长治久安的统治状态,意识形态一直在自觉或是不自觉地隐藏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相,而且如果有一个新的新阶级想要推翻旧统治阶级,也会把自己的利益说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然后再将其描述成为一个整体性的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在一个新阶级进行革命时,他们也总是代表全社会,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活动,同时出现的新思想、口号和观念,而这些东西总是有着普遍性,这其实就是对这个阶级本身利益的隐藏。
(三)实践性。
本质上来看,意识形态带有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因此人们才愿意在主观上接受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在努力提高对于意识形态认同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学说、社会理想以及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于实践,形成于实践,并且也是发展自实践。马克思注意的产生及发展都是以社会实践为根本依托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阐述的: “共产党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并且按照实践这一客观存在的标准,来不断修正。根据具体实践的需求,不断完善及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会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也不会是僵化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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