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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过去30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成为众矢之的。但目前的危机蔓延更突出了一个观点,即它不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而是显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理解该体系的漏损也是我们理解未来资本主义变化方向和空间的一个前提。
此次危机可以看作是传统体系漏损,以及各种矛盾积累的一种自然结果。
这里所谓的传统体系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展和成型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出现是基于它作为一个体系在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竞争和积累机制方面,它从此前着重于保护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竞争环境向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方向发展,为此它强调社会需求与投资的平衡,高增长是与投资和需求的增长同步的。而充分就业政策、政府开支的扩大,以及社会福利网络的建立和保护水平的提高都成为维持这种投资、需求与增长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和构成因素。因此人们把这样一种积累模式称之为“社会积累结构”。与这一需要相应,国家强化了它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平衡发展的调节职能,包括对经济进程的干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
其次,在国际方面,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的国际经济控制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的那种无序状态。这些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控制体系在一个时期里更加有效。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保证并推动了这种积累模式。这其中,强调利用国家促进社会的更大公平的进步主义观念和政策得到了普遍认同,并由此成为一系列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
但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它是基于战后的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需求的良性循环,而后者又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革命的创新效应、战后的重建、冷战过程中政府扩张及充分就业的实现等;作为一种控制体系,在国家层面它是建立在国家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基础上的,在国际层面它依赖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供的一种稳定经济秩序,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累计效应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战后共识都强化了该体系的创新能力。
不过这一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损,并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日益显露。投资与需求的平衡是该积累体系运转的核心,但增长的放慢会打破这种平衡,由需求扩张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开支,高工资等)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而凸显,这些转而导致投资动力的不足,进而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是这种内在矛盾积累的结果。同样,一度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由于福利国家的膨胀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国际层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1],其解体也是必然的。从根本上看,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位置的重构,而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的兴起本身是对这一传统体制漏损所暴露出的问题的一种反应。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可这种是以改变传统体系得以成功的一些要素特征为代价的,它削弱了战后积累体系中的社会积累结构,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由此社会大众无法分享经济的增长,进而导致投资与需求间的新的失衡。资本更多地流向带有更大投机性和短期性的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这可以看成是资本市场对这种失衡的一种反应,而这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强化了经济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弱化了传统的国家控制能力,而在国际范围内,新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无法遏制资本的投机性流动趋势,更无法防止和校正市场的剧烈波动。另外,新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政治政策方面的强势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变革能力。新自由主义在逻辑上是对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进程中占主导的进步主义观念意识的一种反动。
第三,在现实政策方面,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强势,各种进步主义力量虽然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应对,包括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市场的一种妥协,而不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替代,而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的反全球化立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迄今为止,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替代性纲领。资本主义由此缺少了一种变革的思想源泉和政治动力。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是造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漏损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得到有效的校正。目前危机的蔓延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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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多个领域并影响全世界,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仍深受其害。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命运,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抓住资本同劳动的对立这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历史性、两极性、辩证性、总体性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等方面,科学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1](P22)。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是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武器。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与历次经济危机相比具有不少共同点,但还是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这次危机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爆发的;其次,这次危机不仅有物质产品的过剩问题,还有虚拟金融产品的过剩即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的问题;再次,传统的危机都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而这次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最后,以往的危机都是从发展中国家爆发,而这次是从美国爆发而后影响至全世界。因此,对于这次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显然,这是停留于现象层面的一种解读,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套说辞。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透视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是一场深度的思想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自 2008 年开始,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全球金融机构接二连三破产,股市纷纷暴跌,各类企业大量破产或倒闭,数亿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全球贸易量急剧萎缩,各国实体经济先后陷入深度衰退或增速显著减缓,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十万亿美元。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资本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即劳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则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社会化与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美国华尔街一小撮金融寡头手中形成高度私有化之间的矛盾。资本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表现为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且高度集中,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了,只不过这种“过剩”,更多地是以虚拟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自由市场体系声誉扫地,过去三十多年里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受到各界质疑,与之相反,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批判却被这场危机证实是正确的。日本学者山口二郎撰文指出:“而今,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2]英国肯特大学哲学教授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在《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自由市场是具有自身异化的属性,是不可控制的、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马克思生动地比喻它‘像一个魔术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然受到严重质疑,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在内的相关理论,使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危机。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使得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由此得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那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则使资本主义社会遭受重创,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在西方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著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金融危机使《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门读物。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企业家以及宗教上层人士甚至于一些右翼人士,都开始关注并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以至于有西方媒体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德国新电影之父阿历山大·克鲁格甚至准备将《资本论》拍成电影。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网站、报刊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 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2008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五次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深入分析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并指出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等,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这场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08 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世界,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的真理性。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激化的外部表现,是由其内在矛盾演变而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趋势的阶段性反映。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化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4](P277)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p#副标题#e#
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4](P277)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资本是死劳动,要尽可能多地吸吮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活劳动才有生命,吸吮得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1](P283-284)资本的内在本性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5](P679)。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根本不顾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而无限制地扩大生产。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5](P829)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的这种逐利贪婪本性已经暴露无遗。从原始积累到殖民剥夺,再到战争掠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30)。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在资本主义逐步走向信息化、自由化、私有化、网络化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变换各种花样来达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际金融寡头手中;经济加速金融化,逐步完成由“圈地”向直接“圈钱”的演化;金融日益虚拟化、泡沫化,实体经济则极度空心化等。这一切导致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走向衰退,并持续深化发展,最终酿成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
显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断扩大生产,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资本的贪欲使得资本尽可能地增值,然而,资本越发展,就越会成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资本力图突破自身限制的尝试,反而使资本遭受更严重的崩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4](P278)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价值增值的过程。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资本愈发集中于少数资本巨头手中。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再生产,不断地进行着资本积累,资产阶级财富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的丧失,即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和劳动对立的两极性暴露无遗。同时,资本和劳动对立又具有辩证性。劳动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量的次级贷款者的出现,就是资本贪婪逐利本性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现实写照。由于是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所以,形式上就出现了实体经济空心化和虚拟经济泡沫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在于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泡沫,根源依然在于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少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克里斯·哈曼在2009年的著作《僵尸资本主义》一书中,通过详实的事实资料分析过去90年间世界经济发展轨迹与兴衰变迁,得出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论:“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6]
导致此次金融危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信贷、投资方式的变化。股份公司是当代资本主义随着生产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因其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值资本、减少企业风险而被普遍采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现代金融业的兴起,股份公司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不断变换花样,采取越来越多样化的信贷、投资方式。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这些新的投资方式不无关系。第一,美国 “非银行金融系统”迅速崛起并不受监管地扩张。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主要支柱型大企业纷纷放弃 “主业”或者“本业”,改行从事金融放贷业务。如通用电器 ( GE) 这家由爱迪生所创立的工业设备企业,2007 年,通用资本 ( GE Capital) 的利润额占到公司净收益的 45% ,通用工业 ( GE Industrial) 却仅占公司利润的5% ,而这一部分的利润主要还是在美国境外( 特别是由 “通用上海”) 实现的。第二,为了在技术上规避贷款的风险,金融化的大企业与大银行联手,以发行企业证券和股票的方式,在获得巨额高利贷利息的同时,却把贷款风险社会化了。第三,由总部设在纽约、资本匮乏、监管松散的11 家保险公司,为那些没有得到3A评级的借贷企业提供担保[7]。虽然这些新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的力量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力量,“但劳动向资本的转化终有一天会被推向顶点,社会化大生产越发展,资本积累得愈多,资本同劳动的对立就愈加剧、愈扩大”[1](P203),扩大到一定程度,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所以,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这些新的信贷、投资措施,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权宜之计。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贪婪逐利的本性不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讲是无法克服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缓解危机造成的对经济的破坏,希望通过政府救市,“规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机制,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美国改写了金融监管游戏规则,首次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体系,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权力,并出台了一系列以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刺激经济方案;日本出台了包括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福利措施在内的多项刺激经济计划;欧元区各国也采取多项财政刺激措施及产业政策;英国则主要采取以减税为特征的救助政策。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这些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社会恐慌等,但由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没有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没有改变,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因此,经济危机难以从根本上克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4](P278)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12月号刊登了萨米尔·阿明题为《抓住危机》的文章,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局部的寡头统治走向全面的寡头统治。由于这些寡头一心只想把当前经济恢复到金融崩溃前的状态,而不是做根本性变革,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可能面临长期的危机、战争和革命等浪潮[8]。#p#副标题#e#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复苏的缓慢进程,西方社会出现一股“向马克思回归”的潮流,各国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纷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解读金融危机。
国际著名左翼学者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认为,当今的金融危机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因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这是至今为止资本积累速度长期减缓的根本原因”[9]。新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除了社会主义别无选择”的判断。英国共产党罗伯特·格里菲斯( Robert Griffith)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是垄断资本家、政客及其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信用危机”,而是一场体制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危机,是被马克思称之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10]。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 Wadi’h Halabi) 认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危机,是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生产能力过剩( 或者比例失调),是人们从今天的全球性危机中所能感受到的巨大损失的根源。”[11]古巴经济学家马丁内斯( Osvaldo Martínez) 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毫无疑问是一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非正常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所在,甚至是必要因素”。
尽管这股“向马克思回归”思潮主要局限于知识界、左翼政党及少数青年人,而且也没有带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但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旺盛的生命力。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不会一帆风顺,但“回归”的潮流却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无法改变的。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让西方国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将无法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优越性。
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能够最大限度调动社会积极性、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性的一面,又有生产的盲目性和价值规律调节的滞后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浪费社会资源的消极的一面。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资本也具有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逐利性对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调动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会导致经济失衡,两极分化,造成严重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破坏性[12]。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及资本的消极性无法克服。但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就可以将市场经济的消极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加以有效调控,从而使之步入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将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很好地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对资本的逐利性加以调节和控制。即使出现危机,也能够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控,相对迅速地恢复经济。
因此,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我们应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进一步反思并完善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力度和步伐,以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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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海啸如狂风暴雨般席卷全世界,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及成因简介
此次金融危机最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后愈演愈烈,在金融领域迅速从局部扩散到全球,演变成为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深度蔓延与渗透,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此次金融危机产生并在全球迅速传导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过度”:一是美国市场经济的过度自由放任。表现在美国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的理性,执迷于“看不见的手”调剂经济的能力,美国消费者对经济的预期过于乐观、消费观念过于超前。二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过度投机性,特别是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原油期货等领域的过度投机背离了生产要素“价值决定价格”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引发大量泡沫经济。三是各国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于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出口需求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内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而美国的高消费、超前消费与举债消费对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拉动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一方面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体系即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一性对这些经济体构成潜在威胁,一旦美国经济出现危机、美元贬值就会迅速使潜在威胁由隐性变为显性。世界经济这一特征在全球股市上可以鲜明佐证:华尔街打个“喷嚏”,全球股市就会“感冒”。
二、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简析
(一)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首先使发达经济体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导致主要金融机构崩溃、股票市场狂泄、信贷冻结,紧接着传导至实体经济,对全球房地产、股市、制造业、世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急剧下滑:
1、发达国家生产总值2009年预计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预期从2008年的5.9%放缓至2009年4.6%;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2008年2.5%下降至0.4%~1%。
2、初级商品价格起伏动荡、暴涨暴跌。
3、世界贸易总量下降,2009年预计将缩减10%。
4、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
5、世界人均收入下降。
(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下降。自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幅开始低于两位数,驶入本轮经济周期下行区间。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蔓延,2009年首季GDP增速更是快速回落至6.1%,增幅比同期低4.5个百分点,为近二十年来新低。2009年全年预期为7.5%,比十五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要低2-3个百分点。
2、工业增速明显回落。金融危机扩散到实体经济后,工业经济遭受最直接、最严厉的冲击。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2009年2-5月按月分别为11.0%、8.3%、7.3%、8.9%,1-5月累计增长6.3%,增幅比同期低整10个百分点。
3、出口明显减弱。海关总署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出口以两位数的速度负增长,分月看,1到5月分别为-17.5%、-25.7%、-17.2%、-22.6%、-26.4%,1-5月累计为-21.8%,而去年1-5月累计为22.8%,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之深不言而喻。
4、国内部分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效益下滑。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贸易处于本轮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由此传导至其上游各相关行业,重点是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致使部分重点行业景气持续快速下行、相关企业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明显下滑甚至不堪其重、步履维艰。
(三)对煤炭行业的冲击
由于金融危机对钢铁、电力、化工、建材四大主要用煤行业的深刻影响,给煤炭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表现在:国民经济下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包括煤炭及其延伸产业如煤化工在内的能源总体需求低迷,煤炭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由相对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库存总体上升,价格深幅下跌,回款十分困难。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煤炭经济发展应着重处理好以下三方面关系
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处于国民经济重要位置的煤炭经济,应有清醒认识,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考量,以科学发展观来审时度势、统筹处理方方面面关系。
(一)煤炭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关系
本轮金融危机前,我国煤炭行业经济经历了持续近五年的高涨周期,此期间煤炭经济发展处于各行业前列,投资扩张十分迅猛,年均投资增长在30%-40%,今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仍增长36.6%;大量煤炭产能在这五年里陆续释放,年均增长2亿多吨,2008年全国煤炭产量达27.93亿吨。目前在建和规划建设的6亿吨左右煤炭产能,将在近三年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如此,在“十二五”初煤炭产量即达到2020年我国煤炭需求量35亿吨的预测值,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下已经初露端倪,今后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从当前与长远考虑,本文认为:对于煤炭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前提应是建立在良好而坚实的“生存”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之上,盲目的产能扩张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煤炭属于“不可再生”的紧缺资源,始终应遵循“有序开采、适度增量、节约利用”的原则,确定科学经济的煤炭产能,必要时采取“限产压小”措施改善因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低迷、销售不旺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目前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二)煤炭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外部市场、技术成熟度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煤炭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给包括煤炭在内的能源行业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同时给煤炭深加工与转化、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酝酿了新的机遇。近年来,煤炭行业正是基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要求与市场形势,加速煤炭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煤化工成了煤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头戏。但目前我国煤化工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更加凸现,一是部分煤化工初级产品产能过剩与市场需求不足,截止2008年底,甲醇产能已突破2000万吨/年,产量为1100万吨,开工率仅50%左右,二甲醚产能490万吨/年,产量为147万吨,开工率30%;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煤化工项目投资呈过热趋势,不少煤炭企业争相发展煤化工,且产品结构雷同,对产品未来市场需求状况缺乏科学精细的可行性分析;三是煤化工产业中仍有诸多关键性技术不成熟,从研发到应用、形成一定规模产能尚需时日。针对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更加广阔、长远的视觉统筹考虑、精心谋划,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为抓手科学安排煤炭产业链延伸与优化的路子。
(三)煤炭行业与下游行业的关系
煤炭行业作为基础性能源与化工原料行业,与国民经济各行业唇齿相依、共存共荣。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主要用煤行业景气下行、效益下滑,给煤炭行业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带来深刻影响。2008年9月以来,煤炭需求增长乏力,价格深幅下跌,煤炭企业再现销售难、回款难、现汇少、资金链不通畅的窘境。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不断渗透,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能独善其身。在此情形下,煤炭企业应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与下游行业的合作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营销策略,与长期客户结成战略同盟,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各方在产品购销、价格争议、货款结算等方面均应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实现共赢。
1发展循环经济
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要保持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必须在生产煤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利用资源,做到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向,循环经济是一种倡导资源、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强调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综合有效利用以及废弃资源的资源型转化,推崇“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原则。煤炭企业是我国资源型企业的代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高度开采,高度浪费,低度利用”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也更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约着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就成为煤炭企业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2精心经营严格管理
首先是对产品品牌要正确的认识。品牌是一项高额的、长期的战略投资,没有一系列优质的产品长期被消费者享用和市场检验,品牌形象根本无从树立,也无法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品牌就是效益,在煤炭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树立良好品牌,坚持强化煤质管理,严把煤炭质量关,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另外通过成本管理增加企业的利润。降低成本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单纯以成本的高低为标准容易形成误区。成本的变动往往与诸方面的因素相关联,成本管理不能仅仅只着眼于成本本身,而要利用成本、质量、价格、销量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企业为维系质量、调整价格、扩大市场份额等对成本的需要,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3利用国家政策
我国政府公布的今后两年总额为4万亿元的投资,按照1∶3的乘数效应,可以带动全社会总额约12万亿元的投资,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将起巨大的作用。另外,从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中可以看出,有六项措施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内需的启动,也将增加城乡居民对电力、汽车、家用电器、住房的消费需求,这也与电力、钢铁和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相关,内需的稳定增长,会使煤炭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是积极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4万亿的政府投资以及带动的全社会12万亿的总投资,将大大减缓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的措施,将扭转目前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增速快速下滑的趋势,使煤炭产业链下游行业保持平稳的增长,使煤炭行业也保持平稳增长,从而恢复煤炭行业较高的景气度。《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我国能源战略的指导方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能源开发之路,必须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汽油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也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煤炭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会出现一段时期内低谷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仍要坚持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开发战略是不改变的,那么煤炭行业回暖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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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金融危机下防范商业银行会计风险的措施
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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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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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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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2008年给全世界各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金融危机,到了今天,各国的经济逐渐恢复,渡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已经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而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金融衍生工具,必须要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利用好金融衍生工具的一些特点来进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当前世界经济所处的这个特殊的时期。虽然经过几年的恢复与发展,世界经济中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有了变好的趋势,但是其还没有恢复元气,不能达到经济危机爆发是所处的水平,经济复苏依然不是很稳定。这段时期正是调整世界经济的重要阶段,我们要通过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认真地反思,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其能够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并在反思中找出避免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的有效的方法。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由于危机后各国的经济恢复的程度不同,造成国际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加剧;
(2)经济危机造成我国的一些产业、区域、企业的不平衡加剧,政府为了维护复苏的成果调整了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3)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市场在内外因作用下经济波动性加剧;
(4)由于没有做好经济前景的预期,实体经济生存更加困难;
(5)为了应对危机,各国通过大印货币来救市,造成了全球性通账预期。那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要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深化企业的税务风险理念
一个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离不开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基层的员工的执行,要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就必须要深化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对于税务风险认识,提高税务风险理念。那么,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就必须要从企业的战略发展的高处出发,认识到税务风险管理对于企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在第一章总则中也明确提出“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将防范和控制税务风险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就应该时时关注我国的微观经济环境,根据国家税收制度的变化来制定企业的长远的管理决策目标,根据企业本身存在的管理特点来建立企业的税务风险内控机制。制定出一个可行性较高、吸收好的税收政策、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税务管理水平、使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税收风险防控方案。只要该方案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一定能有效帮助企业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只要企业的领导层都能十分重视企业的税务风险的防范,在工作中做好相关的引导,整个企业的税务风险的防范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一个企业除了管理层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广大的员工,他们才是企业税务风险防范的真正的主体,因此,企业要大力提倡广大员工有税务风险防范的意识,使税务风险防范意识深入人心。企业要让员工认识到企业的税务风险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只有将税务风险防范观念落实到员工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去,才能使企业更好地发展。对于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要熟悉最新的税收法律法规、能够识别、评估和应对税务风险。这就需要企业经常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以便于全面控制企业的税收风险。一个企业,只有从领导到全体员工都树立了牢固的税务风险意识,才能直接有效地避免税务风险。
二、要构建企业税务风险应对系统
所谓企业的税务风险应对系统指的是企业通过对企业的税务制度等进行分析之后,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找出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税务风险,分析这种税务风险一旦发生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一些有效的税务风险防控措施,最终,在实际应用这些措施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企业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改。要构建企业的税务风险应对系统,就要做好税务风险的处理工作、总结税务风险、修正税务风险管理系统这三个方面的工作。
三、构建企业的相关税务风险监督机制
除了要建立健全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完善企业的税务风险流程,企业还要做好对这些制度的执行和监督工作。如果说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是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那么对于这些制度的有力监督才是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弱点和找出管理重点的有效手段。因此,企业就要依据成本效益和风险导向原则来制定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监督的具体流程,在实施中有具体的监督管理岗位进行监督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改正,使得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更加合理和全面。
四、设置专门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岗位模式
有些企业的涉税事项不但过多而且比较复杂,有较大的税务风险隐患,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者管理岗位来进行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当然,企业也可以在财务部门之下设立相关的税收风险管理机构,挑选一些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比较好的财务方面的管理人员,纳税申报、发票缴销、税务自查及税务评估等涉税工作都有专门的办税人员来负责。通过与这些税务工作人员进行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法规研究、指导企业的各种涉税事项、进行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防控工作,避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造成不必要的一些纳税损失。
总结
总的来说,在当前的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作为政府的被管理者,首先要清楚政府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的一些相关的宏观导向,充分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和法规,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做到深化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理念、构建企业税务风险应对系统、做好企业的相关税务风险监督工作、设置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者岗位模式,除此之外,企业还要做好企业的信息沟通工作。税务风险管理部门要与企业的其他部门、税务机关、客户、供货商等做好及时有效的沟通,能够把握好国家的涉税信息并及时调整企业的税务工作,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防控工作。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效规避税务风险,在当前的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汪蔚青.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税务风险管理[J].首席财务官,2010,03:88-89.
[2]罗威.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暨南大学,2012.
[3]周洲.我国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4.
[4]邓茜.我国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1发展循环经济
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要保持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必须在生产煤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利用资源,做到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向,循环经济是一种倡导资源、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强调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综合有效利用以及废弃资源的资源型转化,推崇“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原则。煤炭企业是我国资源型企业的代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高度开采,高度浪费,低度利用”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也更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约着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就成为煤炭企业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2精心经营严格管理
首先是对产品品牌要正确的认识。品牌是一项高额的、长期的战略投资,没有一系列优质的产品长期被消费者享用和市场检验,品牌形象根本无从树立,也无法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品牌就是效益,在煤炭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树立良好品牌,坚持强化煤质管理,严把煤炭质量关,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另外通过成本管理增加企业的利润。降低成本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单纯以成本的高低为标准容易形成误区。成本的变动往往与诸方面的因素相关联,成本管理不能仅仅只着眼于成本本身,而要利用成本、质量、价格、销量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企业为维系质量、调整价格、扩大市场份额等对成本的需要,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3利用国家政策
我国政府公布的今后两年总额为4万亿元的投资,按照1∶3的乘数效应,可以带动全社会总额约12万亿元的投资,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将起巨大的作用。另外,从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中可以看出,有六项措施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内需的启动,也将增加城乡居民对电力、汽车、家用电器、住房的消费需求,这也与电力、钢铁和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相关,内需的稳定增长,会使煤炭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是积极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4万亿的政府投资以及带动的全社会12万亿的总投资,将大大减缓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的措施,将扭转目前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增速快速下滑的趋势,使煤炭产业链下游行业保持平稳的增长,使煤炭行业也保持平稳增长,从而恢复煤炭行业较高的景气度。《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我国能源战略的指导方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能源开发之路,必须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汽油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也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煤炭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会出现一段时期内低谷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仍要坚持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开发战略是不改变的,那么煤炭行业回暖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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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金融危机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1金融危机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以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一直是一个遥远的经济学概念。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总是按照规划与需求的模式进行,没有自由的环境,也就没有竞争,金融危机也就缺乏其产生的温床。从世界范围来看,爆发过几次大的经济危机,1932年美国经济危机,对当时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面临的第一次大的金融危机,应该退回到1998年,当时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刻,东南亚金融海啸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创,但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却是令人称道。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联系更加密切的共同体,一个国家内部财政引发的经济危机,很快便会在全球扩散,演变成一场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次金融危机影响的范围之广泛,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危机最初爆发时的预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受到了此次危机的冲击和影响。金融危机对一个国际经济的影响,最直观的就是表现在外贸型企业的生存发展上。我国已经成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大国,外贸企业在我国企业的总量中占据着重要的比重。外贸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整体经济的发展对外贸经济有着很大的依赖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开始陷入衰退的狂潮,各个国家的外贸需求递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在这种局势下,我国的外贸企业接到的订单锐减,经济下滑严重。受到这次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以及欧洲、日本一些国家,而这些国家也正是我国外贸出口最主要的地区,所以,在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内许多外贸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很多企业在严重时候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我国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进入了大踏步前进的时期,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经济发展的旺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在实现计划经济体制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起飞状态,当前我们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追赶,这种追赶式的经济发展,依旧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是,国内需求是有限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有限使得许多企业开始向外贸企业转型,危机带来的国外需求降低无疑于是对外贸企业发展的重大打击。全球市场的需求下降,直接带来的经济问题就是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虽然在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了恢复阶段,但是持续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需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金融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持续存在。
2外贸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与困境分析
金融危机对外贸企业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导致其他环节的工作受到阻碍。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其持续性的影响,使得外贸企业的财务工作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危机爆发带来了大批的坏账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许多国家原本预定的需求数量大大减少,一些外贸企业已经签订的订单不得不临时取消,特别是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迟延交付的货款在危机爆发以后变成了坏账,也就是对方缺乏偿还能力。这种现象在外贸企业特别普遍,因为在国际贸易合作中,一般都采用的是信用销售的模式,所谓信用销售,就是指在交货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才会进行付款。一些是90天,有的长达120天或者150天,对于更加偏远的拉美地区,甚至会长达360天。这意味着在交货后与收款前,还有很长的一段缓冲时间,世界经济格局的瞬息万变,在这段缓冲时间内爆发的危机就会对已经收货应当付款而没有付款企业的支付能力产生重大的影响,反映到国内企业就是应收账款变成了坏账。
2.2企业的财务面临着资产流动性风险资产流动性风险,指的是企业资产流动顺畅会受到影响。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而言,资产是支撑企业发展的基石,除了一些本身资产雄厚的企业能够满足自身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外,其他大部分企业都需要向市场或者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或者融资。通常一个企业的融资渠道是多方面的,因为只有多渠道,才能保证企业在需要资金的时候能够有选择的余地,有生存的空间。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资本市场萎缩,许多外商开始纷纷从中国撤出投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又有着严格的限制。在这几个渠道都受到影响的情形下,企业的资产流动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企业的资产可能会难以通过变现的方式获得足额的资金,难以进行一些投资性工作,由此影响企业整体的盈利水平。
2.3危机引发的汇率风险
随着我国外贸企业类型多样化以及贸易交往的多元化,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越来越多,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结算会涉及到的汇率问题也随之多元化和复杂化。当然,按照国际惯例,一般进行贸易结算都是按照美元汇率,虽然说在布雷森顿体系瓦解以后,美元的霸主地位已经受到多方质疑。也许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不再那么强势,但是依旧改变不了它是国际贸易中汇率标准的事实。大部分外贸企业货款结算,都是采用美元汇率。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这也导致了国际社会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虽然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态度比较坚决,但是从近两年的汇率情况看,人民币已经在开始进行实质上的升值。人民币升值,就是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市场表现“,钱不值钱”是最通俗的解释。人民币升值使得外贸企业的出口工作越来越困难,在当前汇率跌宕起伏的情形下,一些企业在进行结算时选择使用其他通用货币。这样虽然能够暂时的解决问题,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动的过程中,这种汇率风险是无法避免的,在特殊时刻会加剧这种风险系数,对外贸企业的收益和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
2.4利率对财务工作的影响
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较高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经济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有健全的体系。但是在我国,资本作为市场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时间有限,体系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还比较欠缺。由于资本在全球的流通,使得各国对利率的调整已经日渐趋同,套利机会越来越少。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开始纷纷寻求对策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作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必然被纳入其中。为了应对危机,各国的货币政策纷纷出台,原本已经趋同的货币利率市场形势急转而下。美国和日本推行的零利率政策,使得美元和日元的市场形势走俏,原有一些企业通过日元或者美元融资的负担加重。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人民币利率偏高,使得外贸企业进行人民币融资就不得不加重资本承担的后果,资金短缺,加重了企业发展的困难。
3完善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财务管理
金融危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是持续长远的,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外贸企业应该做出调整,加强企业应对财务危机的管理能力。完善外贸企业危机下的财务管理工作,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定位多元化的目标市场
企业市场经营工作,会对财务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外部营销工作的顺畅,会使企业整个资金链的循环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企业中探讨财务管理工作,不能够仅仅从财务方面进行分析,应该看到财务工作的上下游,多方总结。定位多元化的市场,能够帮助企业打开市场格局,才财务工作上做到“开源”。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就日益频繁。但是在交往区域上却相对集中,主要是日本、美国以及欧盟地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爆发过的多次危机来看,这些区域也正是危机最容易、最频繁爆发的地区。贸易合作伙伴的集中化,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增大,当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我国外贸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定位多元化的目标市场,帮助企业分散市场风险,减少对危机易爆发区域的经济依赖程度。
3.2加强企业信用风险控制,审慎签约,选择合适的结算方式
外贸企业在进行对外合作时,应该对对方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的评价,通过多方考核审慎的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建立适用与企业内部发展的风险评价机制,通过信用评价和规范账款收支两个方面入手。由于每一个企业的合作对象不同,所以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信用政策,建立客户的信用档案,并对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持续的跟踪,以此来作为企业是否与其进行合作,账款催收工作等的依据。在规范应收账款明细核算的基础上,财务部门应定期编制逾期应收账款明细表,及时与业务部门沟通,共同分析逾期账款形成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将应收账款回收率指标纳入相关责任人的业绩考核中。除此以外,企业应当慎重的选择自己的出口结算方式。在国际贸易中,可以使用的结算工具其实很多,例如信用证、提单、托收、保函、国际保理等都可以为进出口贸易服务,每一种工具的结算方式不同,也可能会对企业最终的收益产生影响。企业可以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和内部发展的需求,灵活的选择结算方式。
3.3加强对企业现金流的控制管理,从内部提升企业危机的应对能力
资金是维持企业运转的重要纽带,企业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现金无法满足企业经营生产的需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会使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外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要做的就是加强内部应对能力,实行稳健的财务管理战略,提升内部财务的掌控能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现金流的管理,使企业的现金处于足够流通的状态,对于大额资金的使用和流向进行严格的控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负债情况进行优化,确保对资金的控制力度。此外,要高度重视巨额债务风险和应收账款管理,梳理本企业的债权债务和担保链,密切关注客户资信和现金流量状况,提前发现风险并制订处理预案,建立应收账款催收方案和逾期定期汇报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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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国家间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相互依赖也使一些领域内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在国际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成为国际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危机下企业的生存困境
“水干了才会暴露出谁在裸泳”,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存在的问题一度暴露出来。过去,在优良的市场环境、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惠的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的很多企业起步迅速,发展喜人,但是在经营管理上、科技创新上、企业品牌上没有下功夫,与国际企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由于“经济和平年代”的掩盖一直被忽视,当金融危机出现以后,问题全出来了。
1.市场萎缩,产品销售不畅
由于国际市场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导致我国出口型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急剧萎缩,同时,金融危机后期,我国的传统出口国家如东南亚、欧美、日本等国家的消费行为以及国家政策都发生了变化,市场保护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导致未来我们队这些国家的出口将不容乐观,我国一些玩具、鞋帽、服装等产品面临着极大的销售危机。另外,由于我国在金融危机下很多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很多的工人失业,收入减低,消费能力下降,房市萧条,导致了国内的市场陷入一个较长的萧条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未来的产品销售将困难重重。
2.产品库存积压
我国企业一直以产品数量取得整体规模利润,但是由于企业市场萎缩,产品销售困难,同时市场正在调整,企业产品与市场之间的信息情况发生了变化,导致大量的产品积压。产品的积压导致了企业资金被套牢,使得企业本来在金融危机下已经捉襟见肘的资金压力更加雪上加霜。产品积压的原因一个是市场的萎缩,另一个也是企业无法适应市场新的变化造成的。
3.利润锐减
我国企业原来的利润主要来自良好的出口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我国的市场处于发展初期,机遇多、竞争少,使得企业赢得了第一桶金。但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市场少了、物价高了,但是职工的工资却在上涨,这使得企业的利润出现减少的趋势。同时,我国这些企业大部分技术含量低,出口产品附加值少,在产业链当中处于低端,利润一直单薄,在金融危机下,利润更加少。
4.财务危机
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一直处于初级阶段,一些企业的财务就是记录一下支出与收入,保管保管现金,根本谈不上什么财务监督与财务决策报告,对企业的发展起不到促进的作用。所以,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一些下游销售商与生产商的倒闭与经营困难,给企业带来的很大的资金回笼的压力,很多资金收不回来,一些已经在垫资的工程也停不下来,企业困难重重。同时,由于产品库存的压力加大,压住了一部分资金,使得公司的财务管理难上加难。
5.成本加压
金融危机以后,企业的产品生产缩减,企业设备与工人的生产能力“吃不饱”,使得设备与人力浪费严重,人力资源的成本压力加大。当前,物价上涨,企业的原材料也在上涨。同时,新的劳动法出台,对企业用工、三金、解聘等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使得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更加需要慎重行事。
二、金融危机后企业如何度过调整期
金融危机后,这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将会更加严厉,国际贸易纠纷更加复杂化。我国的国内经济竞争更加激烈,人力资源费用更加高涨,一些外资企业向世界上的低劳动力国家转移,国内市场未来的趋势不明,变化没有时间表。这一切需要我们企业认真思考这个经济调整期的新的战略策略,寻求新的发展出路。
三、经济调整前期的企业应对策略
1.加强财务管理
在企业面临严重的危机压力之下,企业最需要的是加强企业财务的管理,为企业的资金运转控制好资金,防止浪费,把有限的资金留在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地方。同时,企业财务管理要为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科学决策提供财务分析报告,使得企业度过难关。要抓住一切渠道与机会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资金,因为在金融危机下,资金就是沙漠中的泉水,是企业是救命稻草。
2.减少产品库存
危机下,销售受阻,相应的库存就会增加。库存是企业消化不良症的表现,金融危机下,企业产品积压,会带来销售的风险,带来资金的压力,使得企业的负担加重、风险加强。所以,企业要针对市场需要,根据订单进行生产,尽力不生产一些垫资产品或者一些先销售后付款的产品。及时及时调查反馈库存情况,既保证销售的需要,也要保证减少积压。
3.控制企业发展规模
在金融危机后,企业一些原来的扩展规模的计划应该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审视。因为,一方面,市场在金融危机后一定变化,绝大部分的出口与内销市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政策都会变。另一方面,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大,盲目的投资扩建耗费资金非常严重。企业应该慎重思考,企业未来的战略取向,然后在思考企业扩建问题。甚至对于一些企业来讲,还需要缩减企业的一些项目,停建一些在建项目,以留下资金防止经济调整期的延长。
4.严格控制企业成本,谨慎用工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要严格计算生产成本,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当前的竞争力,保证眼前利润的问题,也是未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需要。企业一方面要严格控制生产流程,生产线上要勒紧裤带;另一方面,企业要谨慎用工,减少人力浪费与支出,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支出。
5.争取外来资金支持
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启动了40000亿元的国家振兴经济投资计划,这项资金对于扩大内需具有积极的意义。企业应该认真研究国家政策,争取得到国家专项投资款项,或者争取银行政策性贷款的支持。这些外来资金的支持将化危机为机遇,让企业的竞争力更强。
四、金融危机后的长期发展策略
正确的企业经营战略。金融危机后,市场发生了变化,企业的战略必须进行调整与重建。企业管理层要重新审视原来的计划策略,进行重新调整,这样才能与市场发展同步。加大管理与科技创新的力度。未来的市场靠什么?我们与国际市场的差距在哪里?这都要从这两个方面去找。管理与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只有抓住这个核心长期做文章,才能让企业长期占据有利位置。打造企业发展品牌。在金融危机打击下,市场竞争是你死我活,但是我们发现死去的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知名品牌受到的影响做小。所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主要还是靠品牌来生存。有人说:可口可乐今天倒闭,一个月后换个地方就能开工,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一、基本情况及分析
㈠基本情况
我区总面积18203平方公里,辖8县一市一特区,总人口39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0万人,占总人口的89.7%;2007年底,全区耕地面积261.51万亩,人均耕地仅有0.66亩,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是一个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农业区域经济地区。
1.农业生产情况
我区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溪河密布,光热水同季,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是贵州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2008年,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63亿元,同比增长22.36%。其中:农业产值71.76亿元,同比增长15.78%;林业产值1.52亿元,同比增长16.03%;牧业产值48.70亿元,同比增长36.34%,渔业产值1.58亿元,同比增长20.6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4.01亿元,同比增长0.75%。在主要农产品产量中,油菜产量下降很大,其原因主要是年初的凌冻灾害引起的减产。
2.农民收入情况
2007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012元。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57元,同比增长22.11%;增收源来自农民务工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较快,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约为40%左右。但横向来看,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全省2880元和全国4761元的平均水平。
3.农产品市场行情情况
据铜仁市农经信息服务中心每周农副产品零售市场价格调查资料,以粮油类农产品为例,粮食没有变化,菜油价格与2008年9至10月相比,降低了30%。但从蔬菜类农产品零售价格来看,大白菜、小白菜、西红柿、青辣等大宗菜价格变动不大,但香葱、大蒜等细菜价格走低现象明显,数据时间内,大蒜价格降低了42.86%。从正大乡的走访调查情况看,水竹村种植的200多亩大蒜因批发价格由年初的1.5元/500g持续走低至调查时的0.8元/500g,农民出现惜售现象,欲视蒜苔价格再定。与数据结论相同。
4.农村劳动力情况
我区农村劳动力213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常年农村在外务工的劳动力为75.5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5.45%;其中省外就业71万人,省内就业4.5万人。在省外就业的人数中,长三角占19.45万人,珠三角占48.17万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年前全区返乡农民工已有7.85万人,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的10.4%。铜仁行署副专员童礼元认为,从铜仁地区调查情况看,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国内特别是沿海企业的关、停、减、破,导致失业而返乡;二是企业效益下降,加工业、房地产等产业萧条,工资降低,自愿辞职返乡;三是随着国家支农力度加大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吸引,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自愿返乡创业;四是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农民工提前返乡。
(二)资料分析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1.我区农业生产发展稳定,中央惠农政策落实好,成效显著。2.粮食类农产品市场价格比较稳定,油料类价格持续下降;大宗蔬菜价格比较稳定,细菜价格走低现象明显,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3.我区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有所增加,主要是国家惠农补贴的增加和多种经营收入增加;4.农村总收入水平下滑。我区是农民工大区,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区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农民的务工收入减少,直接造成我区农村经济收入大幅下滑,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受到阻碍。同时,导致总体消费下降,带动相关产业收入下滑。
上述结果,说明当前的金融危机除对我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影响我区农民收入外,对我区农业生产影响较小甚至没有影响。简单的分析,今后我区农村工作的着力点,应是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再就业。但是,若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对问题的表象观察认识的基础上,对我区农业及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害的。深究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此次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扩展和加深,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次贷使生产出来的住房卖掉了,但实际上在实体经济领域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当信用方式一旦发生了问题,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次贷危机割裂了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和消费环节间的比例关系,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其实质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
以此来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难看出,我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之所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是由于我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尚处于一个低级层次,农业生产还是在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模式上重复。加之我区商品农产品率低,农副产品市场主要是外地农产品,即便有的一点剩余农产品,区内的市场能够给予吸纳,在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农业经营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从而稳步发展。2002年铜仁地委、行署根据我区的基本区情和区内外的发展环境,提出了“强农稳区、兴工富区、旅游活区和招商引资带动、城镇经济带动、大项目带动”的发展战略,其中,“强农稳区”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做大做强我区农业,建设和发展我区现代化农业。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也给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启示。借助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投入,明确我区农业发展规划和目标,加强我区特色农业建设,提升农业生产综合能力,必将促进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使农业及农村生产结构的转型和提升。
二、对策与措施
1.继续做好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2009年要在上年较大幅度增加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补贴资金。”落实好中央有关惠农政策,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办法,保证中央有关直接补贴及时发放到农户;二是要加大对农产品价格合理化的监控力度,保障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不能像“多收了三五斗”那样,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三是要拓宽农业生产的融资渠道,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资金短缺问题,促进农业做大做强,让农民获得真真正正的实惠,并以此增加农业收入。
2.合理定位、布局我区农业。长期以来,我区农业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发展重视不够,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不力,农产品商品率低,农业生产不具特色,区内农业重复率高,农业竞争力不强,基本是属于以解决温饱和自给自足为目的的资源型、保障型农业。要发展我区农业,实现强农稳区的战略目标,我区农业必须要跳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拓宽发展思路。首先就要对我区农业合理定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构建外向型、都市型等服务型农业,提高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已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文章认为,因地制宜,稳定保障型农业,发展壮大服务型农业,并以此合理布局我区农业,是做大做强我区农业的基础。
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时,应该坚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进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着力改善农产品品种和质量,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当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推广农作物优质专用型品种。重点推广杂交油菜的种植,抓好薯类专用型品种,山野菜等名优蔬菜新品种。二是推进设施农业和制种业的发展。三是积极引导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调整、露天农业向设施农业调整、常规农业向反季节种植调整。四是把发展生态畜牧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在巩固和完善已建养殖小区和已发展养殖大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能人、协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增加养殖大户数量,扩大养殖小区规模。
4.发展特色农业,提高我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当前,我区必须在稳定发展粮油产业,大力发展生态茶产业、生态畜牧业及烤烟产业的基础上,围绕沿河白山羊、空心李,思南黄牛、皮蛋、糖大蒜,印江酸玉荷,松桃珍珠花生,德江天麻,铜仁猕猴桃、吴茱芋,江口萝卜猪、豆腐干,玉屏糯柿、大板栗等特色农产品资源,加强空心李、珍珠花生、天麻、大板栗等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结合梵净山旅游资源,开展特色农产品深度加工,实现特色农业产业升级;坚持绿色经营,组建特色农产品专业市场,实行规模化经营;加强整合,合力打造梵净山系列品牌,力争形成名牌产品,通过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经营,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5.加强农业产业化建设,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一是围绕主导产业培育农业企业。铜仁地区有优质水稻、优质油菜、肉羊、中药材、花生、冷水鱼、等农产品资源,市场前景较好,但产品附加值低,应重点培育主导产业的加工型企业,同时配套培育部分中小型的专业市场带动型、中介组织型企业,形成各有重点、相互补充、功能相对完善的企业群。二是壮大龙头企业。首先要加强水、电、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其次围绕构筑“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链条,建立“农行+农发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新模式。第三是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应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初步形成的“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十协会十基地十农户”、“公司十政府部门十农户”等各种模式的利益联结机制上,进一步理顺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农户的利益关系,着力解决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问题,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产、加、销一体化的经营格局。三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由企业文化力、学习力、创新力有机复合组成的统一体。作为铜仁地区的各企业来说,要制定并完善价值、目标、责任、学习、管理、创新、文化、保障等制度,在做好环境分析和市场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提高企业领导人的核心竞争力意识,制定核心竞争力战略规划,组建专业人才团队,培育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实现资源整合,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要以梵净山中药材、茶叶等优质资源为基础,合力打造梵净山品牌,开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经营,不断内强素质,外塑形象,逐步培育其核心竞争力。
6.采取积极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针对我区大量农民工返乡的现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一是要充分利用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农民工就业培训等政策,加大对农民工的实用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通过让农民充电后,提升其就业竞争力。二是成立专门机构,做好各类用工调查,及时发布各类用工信息,积极引导、组织农民工大规模有序转移就业。三是出台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减免税、贴息贷款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有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民工自主创业,并带动农民就业和产业经营。四是加快产业升级,重点扶持区内发展前景好的企业,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尤其是要扶持各农业龙头企业,并通过基地带动,鼓励更多的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7.实施科教兴农,推动产业升级。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在全区建立一批集生产、科研、教学、推广于一体的科技示范基地,发挥基地的辐射作用;把科技培训和扶贫工程结合起来,加大短期和中期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健全农村科普网络,改革科技推广机制,积极推进农科教向纵深发展;要把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放在科教兴农的重要位置,加大落实力度,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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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国家间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相互依赖也使一些领域内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在国际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成为国际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1金融危机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以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一直是一个遥远的经济学概念。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总是按照规划与需求的模式进行,没有自由的环境,也就没有竞争,金融危机也就缺乏其产生的温床。从世界范围来看,爆发过几次大的经济危机,1932年美国经济危机,对当时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面临的第一次大的金融危机,应该退回到1998年,当时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刻,东南亚金融海啸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创,但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却是令人称道。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联系更加密切的共同体,一个国家内部财政引发的经济危机,很快便会在全球扩散,演变成一场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次金融危机影响的范围之广泛,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危机最初爆发时的预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受到了此次危机的冲击和影响。金融危机对一个国际经济的影响,最直观的就是表现在外贸型企业的生存发展上。我国已经成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大国,外贸企业在我国企业的总量中占据着重要的比重。外贸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整体经济的发展对外贸经济有着很大的依赖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开始陷入衰退的狂潮,各个国家的外贸需求递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在这种局势下,我国的外贸企业接到的订单锐减,经济下滑严重。受到这次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以及欧洲、日本一些国家,而这些国家也正是我国外贸出口最主要的地区,所以,在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内许多外贸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很多企业在严重时候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我国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进入了大踏步前进的时期,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经济发展的旺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在实现计划经济体制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起飞状态,当前我们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追赶,这种追赶式的经济发展,依旧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是,国内需求是有限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有限使得许多企业开始向外贸企业转型,危机带来的国外需求降低无疑于是对外贸企业发展的重大打击。全球市场的需求下降,直接带来的经济问题就是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虽然在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了恢复阶段,但是持续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需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金融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持续存在。
2外贸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与困境分析
金融危机对外贸企业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导致其他环节的工作受到阻碍。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其持续性的影响,使得外贸企业的财务工作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危机爆发带来了大批的坏账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许多国家原本预定的需求数量大大减少,一些外贸企业已经签订的订单不得不临时取消,特别是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迟延交付的货款在危机爆发以后变成了坏账,也就是对方缺乏偿还能力。这种现象在外贸企业特别普遍,因为在国际贸易合作中,一般都采用的是信用销售的模式,所谓信用销售,就是指在交货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才会进行付款。一些是90天,有的长达120天或者150天,对于更加偏远的拉美地区,甚至会长达360天。这意味着在交货后与收款前,还有很长的一段缓冲时间,世界经济格局的瞬息万变,在这段缓冲时间内爆发的危机就会对已经收货应当付款而没有付款企业的支付能力产生重大的影响,反映到国内企业就是应收账款变成了坏账。
2.2企业的财务面临着资产流动性风险资产流动性风险,指的是企业资产流动顺畅会受到影响。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而言,资产是支撑企业发展的基石,除了一些本身资产雄厚的企业能够满足自身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外,其他大部分企业都需要向市场或者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或者融资。通常一个企业的融资渠道是多方面的,因为只有多渠道,才能保证企业在需要资金的时候能够有选择的余地,有生存的空间。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资本市场萎缩,许多外商开始纷纷从中国撤出投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又有着严格的限制。在这几个渠道都受到影响的情形下,企业的资产流动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企业的资产可能会难以通过变现的方式获得足额的资金,难以进行一些投资性工作,由此影响企业整体的盈利水平。
2.3危机引发的汇率风险
随着我国外贸企业类型多样化以及贸易交往的多元化,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越来越多,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结算会涉及到的汇率问题也随之多元化和复杂化。当然,按照国际惯例,一般进行贸易结算都是按照美元汇率,虽然说在布雷森顿体系瓦解以后,美元的霸主地位已经受到多方质疑。也许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不再那么强势,但是依旧改变不了它是国际贸易中汇率标准的事实。大部分外贸企业货款结算,都是采用美元汇率。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这也导致了国际社会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虽然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态度比较坚决,但是从近两年的汇率情况看,人民币已经在开始进行实质上的升值。人民币升值,就是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市场表现“,钱不值钱”是最通俗的解释。人民币升值使得外贸企业的出口工作越来越困难,在当前汇率跌宕起伏的情形下,一些企业在进行结算时选择使用其他通用货币。这样虽然能够暂时的解决问题,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动的过程中,这种汇率风险是无法避免的,在特殊时刻会加剧这种风险系数,对外贸企业的收益和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
2.4利率对财务工作的影响
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较高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经济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有健全的体系。但是在我国,资本作为市场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时间有限,体系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还比较欠缺。由于资本在全球的流通,使得各国对利率的调整已经日渐趋同,套利机会越来越少。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开始纷纷寻求对策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作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必然被纳入其中。为了应对危机,各国的货币政策纷纷出台,原本已经趋同的货币利率市场形势急转而下。美国和日本推行的零利率政策,使得美元和日元的市场形势走俏,原有一些企业通过日元或者美元融资的负担加重。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人民币利率偏高,使得外贸企业进行人民币融资就不得不加重资本承担的后果,资金短缺,加重了企业发展的困难。
3完善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财务管理
金融危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是持续长远的,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外贸企业应该做出调整,加强企业应对财务危机的管理能力。完善外贸企业危机下的财务管理工作,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定位多元化的目标市场
企业市场经营工作,会对财务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外部营销工作的顺畅,会使企业整个资金链的循环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企业中探讨财务管理工作,不能够仅仅从财务方面进行分析,应该看到财务工作的上下游,多方总结。定位多元化的市场,能够帮助企业打开市场格局,才财务工作上做到“开源”。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就日益频繁。但是在交往区域上却相对集中,主要是日本、美国以及欧盟地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爆发过的多次危机来看,这些区域也正是危机最容易、最频繁爆发的地区。贸易合作伙伴的集中化,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增大,当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我国外贸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定位多元化的目标市场,帮助企业分散市场风险,减少对危机易爆发区域的经济依赖程度。
3.2加强企业信用风险控制,审慎签约,选择合适的结算方式
外贸企业在进行对外合作时,应该对对方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的评价,通过多方考核审慎的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建立适用与企业内部发展的风险评价机制,通过信用评价和规范账款收支两个方面入手。由于每一个企业的合作对象不同,所以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信用政策,建立客户的信用档案,并对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持续的跟踪,以此来作为企业是否与其进行合作,账款催收工作等的依据。在规范应收账款明细核算的基础上,财务部门应定期编制逾期应收账款明细表,及时与业务部门沟通,共同分析逾期账款形成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将应收账款回收率指标纳入相关责任人的业绩考核中。除此以外,企业应当慎重的选择自己的出口结算方式。在国际贸易中,可以使用的结算工具其实很多,例如信用证、提单、托收、保函、国际保理等都可以为进出口贸易服务,每一种工具的结算方式不同,也可能会对企业最终的收益产生影响。企业可以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和内部发展的需求,灵活的选择结算方式。
3.3加强对企业现金流的控制管理,从内部提升企业危机的应对能力
资金是维持企业运转的重要纽带,企业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现金无法满足企业经营生产的需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会使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外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要做的就是加强内部应对能力,实行稳健的财务管理战略,提升内部财务的掌控能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现金流的管理,使企业的现金处于足够流通的状态,对于大额资金的使用和流向进行严格的控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负债情况进行优化,确保对资金的控制力度。此外,要高度重视巨额债务风险和应收账款管理,梳理本企业的债权债务和担保链,密切关注客户资信和现金流量状况,提前发现风险并制订处理预案,建立应收账款催收方案和逾期定期汇报制度等。
一、基本情况及分析
㈠基本情况
我区总面积18203平方公里,辖8县一市一特区,总人口39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0万人,占总人口的89.7%;2007年底,全区耕地面积261.51万亩,人均耕地仅有0.66亩,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是一个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农业区域经济地区。
1.农业生产情况
我区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溪河密布,光热水同季,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是贵州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2008年,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63亿元,同比增长22.36%。其中:农业产值71.76亿元,同比增长15.78%;林业产值1.52亿元,同比增长16.03%;牧业产值48.70亿元,同比增长36.34%,渔业产值1.58亿元,同比增长20.6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4.01亿元,同比增长0.75%。在主要农产品产量中,油菜产量下降很大,其原因主要是年初的凌冻灾害引起的减产。
2.农民收入情况
2007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012元。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57元,同比增长22.11%;增收源来自农民务工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较快,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约为40%左右。但横向来看,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全省2880元和全国4761元的平均水平。
3.农产品市场行情情况
据铜仁市农经信息服务中心每周农副产品零售市场价格调查资料,以粮油类农产品为例,粮食没有变化,菜油价格与2008年9至10月相比,降低了30%。但从蔬菜类农产品零售价格来看,大白菜、小白菜、西红柿、青辣等大宗菜价格变动不大,但香葱、大蒜等细菜价格走低现象明显,数据时间内,大蒜价格降低了42.86%。从正大乡的走访调查情况看,水竹村种植的200多亩大蒜因批发价格由年初的1.5元/500g持续走低至调查时的0.8元/500g,农民出现惜售现象,欲视蒜苔价格再定。与数据结论相同。
4.农村劳动力情况
我区农村劳动力213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常年农村在外务工的劳动力为75.5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5.45%;其中省外就业71万人,省内就业4.5万人。在省外就业的人数中,长三角占19.45万人,珠三角占48.17万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年前全区返乡农民工已有7.85万人,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的10.4%。铜仁行署副专员童礼元认为,从铜仁地区调查情况看,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国内特别是沿海企业的关、停、减、破,导致失业而返乡;二是企业效益下降,加工业、房地产等产业萧条,工资降低,自愿辞职返乡;三是随着国家支农力度加大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吸引,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自愿返乡创业;四是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农民工提前返乡。
(二)资料分析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1.我区农业生产发展稳定,中央惠农政策落实好,成效显著。2.粮食类农产品市场价格比较稳定,油料类价格持续下降;大宗蔬菜价格比较稳定,细菜价格走低现象明显,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3.我区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有所增加,主要是国家惠农补贴的增加和多种经营收入增加;4.农村总收入水平下滑。我区是农民工大区,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区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农民的务工收入减少,直接造成我区农村经济收入大幅下滑,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受到阻碍。同时,导致总体消费下降,带动相关产业收入下滑。
上述结果,说明当前的金融危机除对我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影响我区农民收入外,对我区农业生产影响较小甚至没有影响。简单的分析,今后我区农村工作的着力点,应是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再就业。但是,若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对问题的表象观察认识的基础上,对我区农业及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害的。深究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此次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扩展和加深,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次贷使生产出来的住房卖掉了,但实际上在实体经济领域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当信用方式一旦发生了问题,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次贷危机割裂了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和消费环节间的比例关系,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其实质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
以此来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难看出,我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之所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是由于我区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尚处于一个低级层次,农业生产还是在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模式上重复。加之我区商品农产品率低,农副产品市场主要是外地农产品,即便有的一点剩余农产品,区内的市场能够给予吸纳,在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农业经营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从而稳步发展。2002年铜仁地委、行署根据我区的基本区情和区内外的发展环境,提出了“强农稳区、兴工富区、旅游活区和招商引资带动、城镇经济带动、大项目带动”的发展战略,其中,“强农稳区”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做大做强我区农业,建设和发展我区现代化农业。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也给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启示。借助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投入,明确我区农业发展规划和目标,加强我区特色农业建设,提升农业生产综合能力,必将促进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使农业及农村生产结构的转型和提升。
二、对策与措施
1.继续做好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2009年要在上年较大幅度增加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补贴资金。”落实好中央有关惠农政策,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办法,保证中央有关直接补贴及时发放到农户;二是要加大对农产品价格合理化的监控力度,保障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不能像“多收了三五斗”那样,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三是要拓宽农业生产的融资渠道,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资金短缺问题,促进农业做大做强,让农民获得真真正正的实惠,并以此增加农业收入。
2.合理定位、布局我区农业。长期以来,我区农业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发展重视不够,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不力,农产品商品率低,农业生产不具特色,区内农业重复率高,农业竞争力不强,基本是属于以解决温饱和自给自足为目的的资源型、保障型农业。要发展我区农业,实现强农稳区的战略目标,我区农业必须要跳出传统观念的束缚,拓宽发展思路。首先就要对我区农业合理定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构建外向型、都市型等服务型农业,提高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已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文章认为,因地制宜,稳定保障型农业,发展壮大服务型农业,并以此合理布局我区农业,是做大做强我区农业的基础。
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时,应该坚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进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着力改善农产品品种和质量,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当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推广农作物优质专用型品种。重点推广杂交油菜的种植,抓好薯类专用型品种,山野菜等名优蔬菜新品种。二是推进设施农业和制种业的发展。三是积极引导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调整、露天农业向设施农业调整、常规农业向反季节种植调整。四是把发展生态畜牧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在巩固和完善已建养殖小区和已发展养殖大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能人、协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增加养殖大户数量,扩大养殖小区规模。
4.发展特色农业,提高我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当前,我区必须在稳定发展粮油产业,大力发展生态茶产业、生态畜牧业及烤烟产业的基础上,围绕沿河白山羊、空心李,思南黄牛、皮蛋、糖大蒜,印江酸玉荷,松桃珍珠花生,德江天麻,铜仁猕猴桃、吴茱芋,江口萝卜猪、豆腐干,玉屏糯柿、大板栗等特色农产品资源,加强空心李、珍珠花生、天麻、大板栗等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结合梵净山旅游资源,开展特色农产品深度加工,实现特色农业产业升级;坚持绿色经营,组建特色农产品专业市场,实行规模化经营;加强整合,合力打造梵净山系列品牌,力争形成名牌产品,通过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经营,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5.加强农业产业化建设,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一是围绕主导产业培育农业企业。铜仁地区有优质水稻、优质油菜、肉羊、中药材、花生、冷水鱼、等农产品资源,市场前景较好,但产品附加值低,应重点培育主导产业的加工型企业,同时配套培育部分中小型的专业市场带动型、中介组织型企业,形成各有重点、相互补充、功能相对完善的企业群。二是壮大龙头企业。首先要加强水、电、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其次围绕构筑“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链条,建立“农行+农发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新模式。第三是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应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初步形成的“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十协会十基地十农户”、“公司十政府部门十农户”等各种模式的利益联结机制上,进一步理顺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农户的利益关系,着力解决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问题,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产、加、销一体化的经营格局。三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由企业文化力、学习力、创新力有机复合组成的统一体。作为铜仁地区的各企业来说,要制定并完善价值、目标、责任、学习、管理、创新、文化、保障等制度,在做好环境分析和市场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提高企业领导人的核心竞争力意识,制定核心竞争力战略规划,组建专业人才团队,培育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实现资源整合,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要以梵净山中药材、茶叶等优质资源为基础,合力打造梵净山品牌,开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经营,不断内强素质,外塑形象,逐步培育其核心竞争力。
6.采取积极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针对我区大量农民工返乡的现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一是要充分利用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农民工就业培训等政策,加大对农民工的实用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通过让农民充电后,提升其就业竞争力。二是成立专门机构,做好各类用工调查,及时发布各类用工信息,积极引导、组织农民工大规模有序转移就业。三是出台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减免税、贴息贷款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有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民工自主创业,并带动农民就业和产业经营。四是加快产业升级,重点扶持区内发展前景好的企业,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尤其是要扶持各农业龙头企业,并通过基地带动,鼓励更多的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7.实施科教兴农,推动产业升级。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在全区建立一批集生产、科研、教学、推广于一体的科技示范基地,发挥基地的辐射作用;把科技培训和扶贫工程结合起来,加大短期和中期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健全农村科普网络,改革科技推广机制,积极推进农科教向纵深发展;要把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放在科教兴农的重要位置,加大落实力度,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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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上仅此于美国的两个重要经济体,受这次危机的影响严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论文,供大家参考。
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一、国际金融危机状况下的企业税务管理
(一)企业税务管理的内涵对于企业税务管理的内涵,归纳起来有如下两种观点:
1•企业在不损害国家利益、遵守国家税法的前提下,充分的利用税收法律规范,以及这些规范所提供的减免税收在内的优惠政策,并达到递延缴纳税款或少缴税款,从而实现税收成本最小化、降低税收成本的经营管理活动,这是一种合法、合理的节税行为。这种内涵,将企业的税务管理等同于企业的税务筹划。
2•企业通过税务决策、组织实施、计划、控制和创新等几种环节,为使其税收成本达到最小的管理活动。这种内涵重在税收成本最小化,但并未考虑企业纳税风险的控制。
(二)企业税务管理的必要性和意义
纳税人的企业,为实现企业的目标,有其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定实施控制与管理。如果没有良好的控制与管理,风险控制与利润增长将无从谈起,提升企业的价值也将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1•加强企业税务管理有助于降低税收成本。随着社会的发展,为满足政府公共部门以及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需要,税收不可避免地要逐年增加。企业必须将税收当作其经营的必要成本,并通过加强税务管理,有效地节税,获得最大限度的税后利润。目前,企业的税收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实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依法应缴纳的各项税金;二是税收处罚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纳税不当而征收的税收滞纳金和罚款。因此,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可以降低或节约企业的税收实体成本,也可避免税收处罚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加强企业税务管理有助于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税法观念,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国家以“宽税基,严征管”的方针进行税收征管及金税工程的实施,税法的不断完善和征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偷、逃税现象越来越少。企业更应着眼于加强税务管理,减轻税收负担。加强企业税务管理的过程,实际就是税法的学习和运用过程,有助于提高纳税意识。同时,国家税收政策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有一定的差异,税法所允许的会计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企业加强税务管理,要求管理人员不仅要熟知各项税收法规,还要熟知《会计法》、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从生产经营的全局考虑企业税务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3•加强企业税务管理有助于企业内部产品结构调整和资源合理配置。通过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可以根据国家的各项税收优惠、鼓励政策和各项税种的税率差异,进行合理投资、筹资和技术改造。当前,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应根据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和法规,如国家鼓励使用国产设备,允许在技术项目上采购国产设备价款的40%抵免新增企业所得税;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新产品的销售由财政返还一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自2009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标志着我国增值税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必将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根据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扣除方式的不同,增值税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类型。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自2009年1月1日起,全国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可以计算抵扣;购进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不得抵扣进项税;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降低为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从13%恢复到17%。从而实现了我国增值税由生产性向消费性的转变,并且统一了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给企业发展营造了公平的环境。企业在投资和技术改造上应最大程度享受税收优惠,合理的安排各项投资,并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实现企业内部产品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装备制造水平,促使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增加其产品附加值,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使企业在恶劣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得以生存与发展。从而实现行业间、产业间、企业间和企业内部产品的结构调整和资源合理配置,最终达到国民经济的总体复苏。
4•从宏观层面来讲,企业的税务管理是营造“诚信纳税、依法纳税”市场环境这项系统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诚信纳税、依法治税”宏观市场环境的出现和纳税人自身的自律管理是分不开的。如果企业都能够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并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依法纳税”,不仅全社会的依法纳税意识会大大增强,而且会进一步推动税法的日益完善,这样税收政策对全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功能和引导也必然会增强。
5•从微观层面来讲,加强企业的税务管理,有助于降低税收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有效的提升企业自身价值。社会的发展对满足政府公共部门和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需求,税收便不可避免地要逐年增加。企业必然将税收作为其经营的必要成本。通过加强税务管理来降低企业总体税收负担,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企业税务管理对策
税务管理的核心是税收筹划,而企业税务管理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税收筹划。所谓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国家税法、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筹划,选择合适的经营方式,实现税负最低。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企业更需要进行细致的税收策划,进行精细化管理,以期实现税收和企业生产经营的良好结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
(一)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
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装备水平来提高效率,并以此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可以通过改进产品的设计或配方来降低成本,或则可以通过减少浪费、提升管理来降低成本,有的企业不考虑长期利益或信用,用偷工减料的违法方式来节省成本,实践证明,这是不可取的。现今,一提到税收,有的人马上就想到是不是可以不交税收。其实,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可以利用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科学的规划选择对自身有利的纳税方案,要充分利用税法对纳税期限的规定、预缴与结算的时间差,合理处理税款,从而减少企业流动资金利息的支出。可以通过强化自身的税务管理避免或减少因税务违规而导致的税收处罚等额外负担手段来解决。在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案时,应全面衡量该方案对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避免由于选择某种方案减轻了一种税负而引起另一些税负增加,造成整体税负加重。
(二)税收优惠
税务筹划让企业在薄利竞争中得以低成本胜出,赢得宝贵的市场资源,并在经济困境中得以渡过难关,迎来美好的明天。税务筹划,理当关注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倘若企业能够灵活运用这些免税优惠政策,就可以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减少税收成本。
1•企业投资选择中的税收筹划。企业在进行投资选择时,由于地区、方向、行业和产品的不同,其税收负担就存在差异。如在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和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可获一定期限的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优惠;投资兴建高新技术企业、与外商合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兴建利用“三废”为原料的环保企业,也可获一定期限的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优惠等等。
2•企业筹资选择中的税收筹划。筹资融资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先决条件。企业的资金有借入资金和权益资金两种,权益资金具有安全性、长期性,不需要支付固定利息等优点,但要支付股息,且股息不能从税前扣除,资金成本较高;而借入资金需到期还本付息,风险较大,但利息可税前扣除,起到抵税作用,资金成本较低。加强企业筹资选择中的税务管理,就是要合理选用筹资方式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税收筹划。主要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对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费用分摊和坏账处理中的会计处理,在不同的会计年度内实现不同的所得税,从而达到延缓纳税目的,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如在遵循现行税法和财务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选择适合的存货计价方法,使发货成本最大化,以实现账面利润最少的目标;采用加速折旧法;加大当期折旧,达到延缓纳税目的;选择最有利的坏账损失核算办法减轻税收负担等等。
(三)加强内部控制,建立纳税风险管理体系
企业纳税风险是企业的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收法规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具体表现为企业涉税行为影响纳税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结果就是企业多交了税或者少交了税。企业的涉税行为大致可分为三类:税收政策遵从、纳税金额核算、纳税筹划。其中税收政策遵从就是纳什么税的问题,纳税金额核算就是纳多少税的问题,纳税筹划就是如何纳最少的税的问题。
1•控制企业纳税风险也必须统筹安排。税收成本与纳税风险一样,均离不开系统的规划和各环节的协同配合。从拟投资设立企业到生产、销售,最后进入清算,企业各个环节均有税务筹划的空间,也有不同的纳税风险。企业必须加强管理层科学决策,把企业的纳税风险纳入日常的管理,构建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
2•创造良好的内部运行机制体系。企业管理层的作用是防范企业税务风险的关键。企业管理层对经济方案进行决策,应精密地计算各项方案的代价或成本,在遵从法律前提下减少纳税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
3•注意税务公共关系处理,营造良好外部运行环境。企业应维护和建立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的渠道,在企业发生重大的经济事项时,如涉足新行业、对外投资、采用新的会计政策、资产处置等,应首先主动向税务机关征询有关的税收法律法规,听取税务机关的建议和意见。
三、加强企业税务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要坚持自觉维护税法的原则
企业在加强税务管理中,要充分了解税法,严格按税法规定办事,自觉维护税法的严肃性,不能因为企业的故意或疏忽,将加强税务管理引入偷税、逃税和不正当避税的歧途,所以不论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财务部门人员都需要了解和学习国家相关税法,并自觉维护税法的严肃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设置税务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管理人员
企业内部应设置专门税务管理机构(可设在财务部),并配备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高的管理人员,研究国家的各项税收法规,把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用好、用足,并向社会中介机构咨询,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统一筹划、统一管理,减少企业不必要的损失,将税收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较好的结合,并产生“节税效益”。
(三)做好事先预测和协调工作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多种多样,经营活动内容不同,纳税人和征税对象不同,适用的税收法律和税收政策也不同,必须在实际纳税业务发生之前,与涉及到经营活动的各个部门协调好,对各项活动进行合理安排,适用税法允许的最优纳税方案。如果企业在经济活动发生后,才考虑减轻税负,就很容易出现偷、逃税行为,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四)利用社会中介机构,争取税务部门帮助
目前,社会中介机构如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日趋成熟,企业可以聘请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税务代理或咨询,提高税务管理水平。同时,要与税务部门协调好关系,平时多进行沟通及交流,争取得到税务部门在税法执行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以充分运用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四、结论
企业税务管理工作,可以有效控制纳税风险、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有效提升企业价值。现阶段企业税务管理的重点应放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和纳税风险控制上。加强企业税务管理工作,通过税收策划,降低税收成本,将有利于以低风险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帮助企业赢得宝贵的发展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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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同宗同祖的两岸人民应携手并肩,发展两岸经贸合作应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全球经济知识化为背景,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促进两岸经济共同繁荣,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的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危机成因的多元性和危机本质的系统性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第三,金融危机在世界地缘政治层面引发深层次调整,它降低了俄格冲突的全球性战略意义,但却导致更多“全球化边缘国家”的国内动荡和危机,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金融危机使俄格冲突的影响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围之内。一方面,俄罗斯已经认识到它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已在俄国内以及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欧也认识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要对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与格鲁吉亚等同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加以区别。
第四,金融危机短期内将改变国际政治和各国政策议程的优先程序,但从中长期来看,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全球性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继续上升。最后,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中国积极负责、迅速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时艰的表现得到世界的好评,世界都期待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责任;另一方面,中国强调金融危机拉开了国际体系改革的序幕,要求增加在国际权力和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金融危机下防范商业银行会计风险的措施
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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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融危机具有易传染性,只要有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受影响的就不仅仅是本国金融市场,随着危机的恶化,世界其他国家会被慢慢波及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2008年给全世界各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金融危机,到了今天,各国的经济逐渐恢复,渡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已经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而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金融衍生工具,必须要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利用好金融衍生工具的一些特点来进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当前世界经济所处的这个特殊的时期。虽然经过几年的恢复与发展,世界经济中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有了变好的趋势,但是其还没有恢复元气,不能达到经济危机爆发是所处的水平,经济复苏依然不是很稳定。这段时期正是调整世界经济的重要阶段,我们要通过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认真地反思,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其能够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并在反思中找出避免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的有效的方法。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由于危机后各国的经济恢复的程度不同,造成国际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加剧;
(2)经济危机造成我国的一些产业、区域、企业的不平衡加剧,政府为了维护复苏的成果调整了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3)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市场在内外因作用下经济波动性加剧;
(4)由于没有做好经济前景的预期,实体经济生存更加困难;
(5)为了应对危机,各国通过大印货币来救市,造成了全球性通账预期。那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要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深化企业的税务风险理念
一个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离不开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基层的员工的执行,要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就必须要深化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对于税务风险认识,提高税务风险理念。那么,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就必须要从企业的战略发展的高处出发,认识到税务风险管理对于企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在第一章总则中也明确提出“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将防范和控制税务风险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就应该时时关注我国的微观经济环境,根据国家税收制度的变化来制定企业的长远的管理决策目标,根据企业本身存在的管理特点来建立企业的税务风险内控机制。制定出一个可行性较高、吸收好的税收政策、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税务管理水平、使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税收风险防控方案。只要该方案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一定能有效帮助企业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只要企业的领导层都能十分重视企业的税务风险的防范,在工作中做好相关的引导,整个企业的税务风险的防范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一个企业除了管理层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广大的员工,他们才是企业税务风险防范的真正的主体,因此,企业要大力提倡广大员工有税务风险防范的意识,使税务风险防范意识深入人心。企业要让员工认识到企业的税务风险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只有将税务风险防范观念落实到员工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去,才能使企业更好地发展。对于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要熟悉最新的税收法律法规、能够识别、评估和应对税务风险。这就需要企业经常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以便于全面控制企业的税收风险。一个企业,只有从领导到全体员工都树立了牢固的税务风险意识,才能直接有效地避免税务风险。
二、要构建企业税务风险应对系统
所谓企业的税务风险应对系统指的是企业通过对企业的税务制度等进行分析之后,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找出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税务风险,分析这种税务风险一旦发生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一些有效的税务风险防控措施,最终,在实际应用这些措施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企业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改。要构建企业的税务风险应对系统,就要做好税务风险的处理工作、总结税务风险、修正税务风险管理系统这三个方面的工作。
三、构建企业的相关税务风险监督机制
除了要建立健全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完善企业的税务风险流程,企业还要做好对这些制度的执行和监督工作。如果说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是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那么对于这些制度的有力监督才是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弱点和找出管理重点的有效手段。因此,企业就要依据成本效益和风险导向原则来制定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监督的具体流程,在实施中有具体的监督管理岗位进行监督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改正,使得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更加合理和全面。
四、设置专门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岗位模式
有些企业的涉税事项不但过多而且比较复杂,有较大的税务风险隐患,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者管理岗位来进行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当然,企业也可以在财务部门之下设立相关的税收风险管理机构,挑选一些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比较好的财务方面的管理人员,纳税申报、发票缴销、税务自查及税务评估等涉税工作都有专门的办税人员来负责。通过与这些税务工作人员进行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法规研究、指导企业的各种涉税事项、进行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防控工作,避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造成不必要的一些纳税损失。
总结
总的来说,在当前的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作为政府的被管理者,首先要清楚政府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的一些相关的宏观导向,充分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和法规,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做到深化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理念、构建企业税务风险应对系统、做好企业的相关税务风险监督工作、设置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者岗位模式,除此之外,企业还要做好企业的信息沟通工作。税务风险管理部门要与企业的其他部门、税务机关、客户、供货商等做好及时有效的沟通,能够把握好国家的涉税信息并及时调整企业的税务工作,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防控工作。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效规避税务风险,在当前的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汪蔚青.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税务风险管理[J].首席财务官,2010,03:88-89.
[2]罗威.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暨南大学,2012.
[3]周洲.我国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4.
[4]邓茜.我国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一)农业生产成本较高而收益低的局面依然存在
虽然农产品价格上涨较快,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上升,农业生产收益仍然太低。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统计,201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12038.7 亿斤,比上年增长 2.1%,实现 10 年连续增产。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压低了农业生产收益。据调查,安徽无为县2013 年小麦种植成本增加,收益提高,总成本约为562 元 / 亩,小麦产值 651 元 / 亩,每亩收益仅仅90 元;玉米主产品产值为 1040.70 元,总成本是926.42元,加上政策性补贴,平均每亩收益178.61元。比 2012 年的 228.98 元减少 50.37 元,减幅为22%。种粮农民全年每亩收益共计 268.61 元。
(二)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但食品安全堪忧
农业丰收保障了农产品特别是食品的市场供给,为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做出了贡献。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产品市场需求不稳,这对农民收益产生不利影响。受国际纺织品需求减少的影响,棉花消费受到极大抑制,价格下跌。由于居民购买力下降,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养殖业效益持续下滑,饲料销售不旺,粮食价格不稳。为保障农民收入的增长,国家连续调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收购中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特别是在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方面。虽然近年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也在不断改进,但是,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不但给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带来了冲击,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的形象。
(三)农产品贸易额继续增长,但逆差扩大
2012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 1757.7 亿美元,同比增 12.9%。其中,出口 632.9 亿美元,同比增 4.2%;进口 1124.8 亿美元,同比增 18.6%。贸易逆差为 491.9 亿美元,同比扩大 44.2%。农产品贸易从商品结构看,主要粮食品种出口明显减少,特别是小麦、玉米出口数量减少较多,但中国仍保持粮食净出口。从地区结构看,中国农产品出口呈现出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趋势,对传统市场的依赖程度降低,改变了以往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分散了出口市场风险。
(四)乡村民营经济稳步发展,但增速下滑
近年来,我国乡村民营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乡村民营经济发展困难增加。外部需求下降、出口订单减少,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资金短缺,人民币持续升值,造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生产下降,销售渠道不畅。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2012 年上半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 285310 亿元,同比增 9.63%,增速比上年同期放缓 1.3%;实现利润 16955 亿元,同比增 9.46%,增速比上年同期放缓 2.18%;出口交货值 23200 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 2.13%。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各地不断加大对农村服务业的支持,积极扶持采摘园、农家乐、民俗村等休闲农业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等乡村第三产业发展,为扩大农民就业范围 , 促进农民增收做出贡献。
(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2年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917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7%,比上年回落 0.7%。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27 元,同比增长 13.0%;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6778 元,同比增长 15.4%。但在 21 个省市中,有 10 个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值超过1 万元。有 17 个省的城乡收入比超过 2 倍以上。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带动下,加上扩大内需、启动农村消费政策的驱动,以及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消费不断升温。农村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作用正在加大,农村消费潜力巨大并正在被发掘出来。
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抗风险能力较差
当前,广大农民抵御自然灾害与风险的能力不强。农业保险没有起到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此外,面对重大灾情,农田基础设施的薄弱限制了农业的抗灾能力。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减产,影响了农民增收。
(二)农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虽然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由于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思想观念陈旧,农业经营思维不能与时俱进,加之可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逐渐减少,使得农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种植、养殖停留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上,种植作物仍以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种植较少。养殖业不能实现规模化、现代化。农民习惯与传统的经营模式,参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识淡薄,不愿冒风险,以至于出现一些乡村干部强制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现象。这些因素导致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农民收入难以提高。
(三)农村金融市场的落后造成生产性资金短缺
由于金融机构的嫌贫爱富,必然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缺少资金后盾,广大农村普遍又没有集体经济积累,而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毕竟有限,造成农村经济发展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
(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是城乡差距重要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滋生的产物。这种情况带来贫富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社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消费水平的差距明显,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得不到交流,农业产业化受阻,乡村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以及物流业的发展都受到制约。国家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形成,社会经济就难以协调发展。
(五)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
农村市场存在着布局和结构不合理、规模偏小、配套不全等问题。一些消费性产业尚未兴起,专业市场或批发市场相对缺乏 , 信息市场、中介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人才市场的发展较城市明显滞后。个体工商户在运输、经营、仓储设施等方面局限性较大,造成大宗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供需断层,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农村市场,相当多的农民只好买大件到城里,油盐酱醋找个体,日用百货赶大集。
三、金融危机之后农村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尽快形成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土地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仅仅靠土地又不能致富。所以,要在政府承包责任制度框架内,要么将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取得财产性收入,自己去打工取得工资性收入。所以,要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所涵盖的物权内容,使之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独立资产,进而形成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要以土地集约化经营为突破口,降低土地经营的边际成本,使农业生产实现规模经营。土地向经营大户手中集中,在客观上要求土地能够流转。同时,还应当允许土地进入农村工业用地流转。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化将为城市用地,客观上要求缩小城乡土地出让金差距,建立合理的土地资产和收益的分配机制,保护农业土地资源和农民的根本利益。
( 二 ) 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
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城镇化的重点,放开中小城市户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区域城镇化与大中小城镇体系的协调发展。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中小城市和县城政府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创造良好条件,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创业服务,解决农民工创业融资问题,放宽民间投资准入,构建政府和民间互补,在城镇化方面共同投资的新格局。积极推动城镇安居工程建设,努力实现农民工的“创业梦”、“安居梦”和“城市梦”。
(三)缩小城乡差别,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绝不是大面积拆迁、赶农民上楼。而是按照时代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升级改造,使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转变农业生产增长方式,走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道路,优化第一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促进城镇化发展。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让他们在城市扎根,成为市民。留在农村的农民要逐步发展成农场主和在农场上班的工人,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缩小城乡土地出让价差,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良性互动,形成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政策制度。
(四)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基础。据调查,一般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在 10 到20 万元之间。但农村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很不发达,正常运转难以为继,办事没钱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的难题。这主要受制于政策、土地、资金和自然资源。村级经济得不到发展,建设新农村,实现城镇化就没有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加快发展新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使之成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新的亮点。
(五)促进城市资本向农村转移
我国政府以干部包村、三支一扶、送教下乡以及支农转移支付等不同方式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广泛动员和鼓励城市资本向农村转移是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因此,很有必要为工商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搭建一个有效的平台。对于工商企业资本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应该采取财政补贴、贴息、减免税费等方式给予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事业单位对农村的纯公益事业的捐助性投入,应给予税前列支政策激励。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矿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到农村建设工业原料基地,兴办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抵扣应与一般的工业企业一样,享受公平税负。
(六)发展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经济发展提
供更多金融服务资金短缺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应当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好政策性金融支持“三农”的作用,增加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三农”的信贷投放。鼓励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建立多种形式的抵押担保机制,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加大信贷资金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可采取提供财政贴息或支持贷款担保,鼓励商业银行向农业提供贷款。建立政策性农业信贷体系,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放宽民间信贷政策,鼓励民间信贷资金投入农业。建立可分担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每次大的经济危机发生,都会使世界经济遭到重创,而且短期内难以翻转。同时,危机中又催生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农村经济应当从传统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学发展之“机”,把应对危机冲击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大范围实施农业产业调整。我们有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党的坚强领导,农村经济必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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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海啸如狂风暴雨般席卷全世界,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方面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危机下企业的生存困境
“水干了才会暴露出谁在裸泳”,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存在的问题一度暴露出来。过去,在优良的市场环境、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惠的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的很多企业起步迅速,发展喜人,但是在经营管理上、科技创新上、企业品牌上没有下功夫,与国际企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由于“经济和平年代”的掩盖一直被忽视,当金融危机出现以后,问题全出来了。
1.市场萎缩,产品销售不畅
由于国际市场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导致我国出口型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急剧萎缩,同时,金融危机后期,我国的传统出口国家如东南亚、欧美、日本等国家的消费行为以及国家政策都发生了变化,市场保护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导致未来我们队这些国家的出口将不容乐观,我国一些玩具、鞋帽、服装等产品面临着极大的销售危机。另外,由于我国在金融危机下很多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很多的工人失业,收入减低,消费能力下降,房市萧条,导致了国内的市场陷入一个较长的萧条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未来的产品销售将困难重重。
2.产品库存积压
我国企业一直以产品数量取得整体规模利润,但是由于企业市场萎缩,产品销售困难,同时市场正在调整,企业产品与市场之间的信息情况发生了变化,导致大量的产品积压。产品的积压导致了企业资金被套牢,使得企业本来在金融危机下已经捉襟见肘的资金压力更加雪上加霜。产品积压的原因一个是市场的萎缩,另一个也是企业无法适应市场新的变化造成的。
3.利润锐减
我国企业原来的利润主要来自良好的出口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我国的市场处于发展初期,机遇多、竞争少,使得企业赢得了第一桶金。但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市场少了、物价高了,但是职工的工资却在上涨,这使得企业的利润出现减少的趋势。同时,我国这些企业大部分技术含量低,出口产品附加值少,在产业链当中处于低端,利润一直单薄,在金融危机下,利润更加少。
4.财务危机
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一直处于初级阶段,一些企业的财务就是记录一下支出与收入,保管保管现金,根本谈不上什么财务监督与财务决策报告,对企业的发展起不到促进的作用。所以,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一些下游销售商与生产商的倒闭与经营困难,给企业带来的很大的资金回笼的压力,很多资金收不回来,一些已经在垫资的工程也停不下来,企业困难重重。同时,由于产品库存的压力加大,压住了一部分资金,使得公司的财务管理难上加难。
5.成本加压
金融危机以后,企业的产品生产缩减,企业设备与工人的生产能力“吃不饱”,使得设备与人力浪费严重,人力资源的成本压力加大。当前,物价上涨,企业的原材料也在上涨。同时,新的劳动法出台,对企业用工、三金、解聘等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使得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更加需要慎重行事。
二、金融危机后企业如何度过调整期
金融危机后,这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将会更加严厉,国际贸易纠纷更加复杂化。我国的国内经济竞争更加激烈,人力资源费用更加高涨,一些外资企业向世界上的低劳动力国家转移,国内市场未来的趋势不明,变化没有时间表。这一切需要我们企业认真思考这个经济调整期的新的战略策略,寻求新的发展出路。
三、经济调整前期的企业应对策略
1.加强财务管理
在企业面临严重的危机压力之下,企业最需要的是加强企业财务的管理,为企业的资金运转控制好资金,防止浪费,把有限的资金留在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地方。同时,企业财务管理要为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科学决策提供财务分析报告,使得企业度过难关。要抓住一切渠道与机会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资金,因为在金融危机下,资金就是沙漠中的泉水,是企业是救命稻草。
2.减少产品库存
危机下,销售受阻,相应的库存就会增加。库存是企业消化不良症的表现,金融危机下,企业产品积压,会带来销售的风险,带来资金的压力,使得企业的负担加重、风险加强。所以,企业要针对市场需要,根据订单进行生产,尽力不生产一些垫资产品或者一些先销售后付款的产品。及时及时调查反馈库存情况,既保证销售的需要,也要保证减少积压。
3.控制企业发展规模
在金融危机后,企业一些原来的扩展规模的计划应该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审视。因为,一方面,市场在金融危机后一定变化,绝大部分的出口与内销市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政策都会变。另一方面,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大,盲目的投资扩建耗费资金非常严重。企业应该慎重思考,企业未来的战略取向,然后在思考企业扩建问题。甚至对于一些企业来讲,还需要缩减企业的一些项目,停建一些在建项目,以留下资金防止经济调整期的延长。
4.严格控制企业成本,谨慎用工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要严格计算生产成本,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当前的竞争力,保证眼前利润的问题,也是未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需要。企业一方面要严格控制生产流程,生产线上要勒紧裤带;另一方面,企业要谨慎用工,减少人力浪费与支出,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支出。
5.争取外来资金支持
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启动了40000亿元的国家振兴经济投资计划,这项资金对于扩大内需具有积极的意义。企业应该认真研究国家政策,争取得到国家专项投资款项,或者争取银行政策性贷款的支持。这些外来资金的支持将化危机为机遇,让企业的竞争力更强。
四、金融危机后的长期发展策略
正确的企业经营战略。金融危机后,市场发生了变化,企业的战略必须进行调整与重建。企业管理层要重新审视原来的计划策略,进行重新调整,这样才能与市场发展同步。加大管理与科技创新的力度。未来的市场靠什么?我们与国际市场的差距在哪里?这都要从这两个方面去找。管理与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只有抓住这个核心长期做文章,才能让企业长期占据有利位置。打造企业发展品牌。在金融危机打击下,市场竞争是你死我活,但是我们发现死去的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知名品牌受到的影响做小。所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主要还是靠品牌来生存。有人说:可口可乐今天倒闭,一个月后换个地方就能开工,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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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也叫行政职能,是指行政主体作为国家管理的执法机关,在依法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它体现这公共行政活动的基本内容和方向,是公共行政本质的反应。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金融危机视角下政府的职能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持续多年的大衰退,是美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认识美国社会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来,关于金融危机的回顾和总结大多关注于华尔街和金融体系,而对于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似乎只有政府内部的少数官员在深刻反思。当年的财政部长鲍尔森(Hank Paulson)在2010年写了名为《千钧一发》(Onthe Brink)的回忆录,记叙了这一段经历。但他在2009年总统换届后就离职了,所以故事只有前半段。而另一位政府方面的主角,就是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金融危机爆发时,他正好在“台风中心”,是纽约联邦储蓄银行主席。随后,他担任了2009年至2013年的财政部长。可以说盖特纳在整个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恢复阶段都是美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主导者之一。他在2014年初出版的自传《压力测试》(《Stress Test:Reflection on Financial Crisis》)是这个过程中政府运作更完整的记录。
在《压力测试》这本书中,作者记叙了 2008 年以来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几件大事 :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遏制,消除恐慌的压力测试,欧盟诸国财政危机,美国的经济刺激,金融法规改革以及围绕赤字与国债限额的两党争斗。贯穿全书的主要立场,就是政府在这些经济非常时期起着关键作用。没有政府的发力,自由市场就不能从危机中恢复。
盖特纳对于遏制金融危机过程的记载相当全面和专业。他反复强调一条主线 :消除市场恐慌,恢复投资者信心是整个金融系统稳定与恢复的关键,也是政府运作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这个考量压倒其他(如政府支出与赤字,救助肇事者引起的道德风险等)。而这个任务只有政府能够担当。
虽然因为观念和法律限制,政府救援曾有重大失败和失误(例如未能阻止雷曼崩溃而威胁到其他几家投资银行的安全,在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过程中让债权人受到损失因而影响到其他银行债权人的信心等),但总的来说政府的应对是成功的。通过金融救援(TARP 法案)对大金融机构注入资本以及进行公开的压力测试确认各个银行的健康程度,政府成功地重建了市场信心,制止了资金逃离。虽然美国是金融危机的“震中”和最重的灾区,但美国的金融运作与整体经济的恢复速度都高于欧洲。
尽管如此,对于政府救援的批评还是此起彼伏。盖特纳的书也因此花了很多篇幅进行辩护。这些辩论的焦点是在道德上怎样看待这样的事实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而直接的受益人是肇事者,同时他们还享受着优厚的工资、奖金,甚至被撤职时还有“黄金降落伞”.这样的事听起来非常不公平。盖特纳指出,接受救援的金融机构的股东们几乎丧失了所有资本,而且政府无权改变以前已经签订的待遇合同。不管怎样,这本书显然不能终止这种争论。
其实关于政府的角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上面讨论的是一个“理想政府”应该起的作用。但现实中的政府却远非“理想”.盖特纳和鲍尔森的书都包含了关于政府运作的痛苦体验--他们的行动受到种种法律的限制和各方面公众的质疑。
但问题是,虽然可以讨论改进政治制度的种种方法,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弊端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存在。民主政体在执政效率方面有本质性的弱势(相对于公司管理体制而言),而在现代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下,民主政体如何适应和改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美国的政治体系本来就是按低效、稳定的目标设计的,其用意是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有效地管理社会行政事务。盖特纳们看来满足于用“华盛顿”的种种缺陷来解释政府干预过程的失败和问题。言下之意政府干预本身没有错。错的,需要改进的,是目前的政治运作方式。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增强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的能力?在盖特纳看来,关键是政府的权限 :财权和行政干预权。在财权上,他希望政府有实际上无限的财力,可以为任何债务提供保证(而且不让债权人受到损失),或为任何金融机构注入足够资本。而行政干预权,则是允许政府接管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并将其“有序地解散”,力求不引起市场混乱。
其实,政府要发挥作用,除了法定的权力以外还有“软实力”,也就是对于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这在鲍尔森的回忆录中有更详细的记叙。在这种过程中,政府的影响力不仅是财力和权力,还有很多其他方面。首先,政府在金融界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护市场稳定,所以它在撮合双赢交易方面比较令人信服。其次,银行现在和今后仰仗政府的地方肯定不少,在危急时刻谁也不敢随便与政府顶牛,所以政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也不容小觑。在说服银行接受财务救助 TARP 条件时,鲍尔森和盖特纳就曾公然以“秋后算账”来威胁。最后,政府还可以用少量资金为风险最高的资产提供担保,为交易扫除最后障碍。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需要在权力和财力意义上的“大政府”,但需要善于利用影响力,促成双赢合作的“聪明政府”.
比起应对危机,更重要的是防止下一次危机的产生。这就要改革金融体制,堵上已经发现的漏洞。对于这个问题,盖特纳的思考也是以政府为中心的。除了通过权力和财力的增加而提升政府的抗灾能力外,他还提出了建立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定期进行压力测试,提高银行和交易商资本储备标准等法规上的改革措施。但是他对如何发展和增强有利于稳定的市场机制毫无考虑。而离开了市场机制,政府主导的改革必然是笨拙、僵硬的,很可能带来副作用。
盖特纳在谈论财政问题时还是保持了学者风范。他基本做到言之有据,对于相反的事实和观点予以承认和讨论。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他也的确表现专业,做出了“亮丽”的贡献。在书中他谈到很多权衡和考量,例如怎样由政府注资支持银行,同时避免政府成为大股东而造成“国有化”.但在谈论更宏观的经济问题时,他就显示了相当的局限性。对于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经济衰退,盖特纳唯一的理解似乎就是放贷冻结和市场恐慌引起1所以解决办法就是政府大量撒钱和联储放宽银根的刺激。但事实上,这次经济衰退中,美国面临着很多更基本的挑战,包括制造业持续衰退,贸易赤字剧增,贫富差别扩大等。这些都不在盖特纳的视野之内。当然,他的职务是财政部长,这些问题也许不是他考虑的事。但他书中叙述的是整个总统经济团队的活动,而对这方面的讨论没有任何提及,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盖特纳的书给我一个启示 :也许提升政府效能的一个途径是在行政分支中区分“政治”和“专业”部分。“政治”部分负责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政策法规,通过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和平时的国会咨询、听证、法案等对全体选民负责。而“专业”部分则有更大的自主权,来提高行政效率。“专业”部分的负责人应该不是基于政治立场和党派而是基于专业能力来委任,目前政府中已有“专业”部分,如联储会合一些执法机构,但还可以再扩大到财政、国防中的一些职能。
问题是谁来制衡这些机构呢?从盖特纳的书来看,目前财政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基本上靠政府内的团队,没有咨询政府外专家的机制。这方面的改革既有赖于政府运作更加开放,也有赖于政府外的专业人士更积极,更负责地关心政事,参与政府决策和运作。
以上谈到的盖特纳和鲍尔森的两本回忆录,加上前国防部长盖兹的回忆录《职责》,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些作者都是不情愿地被“招募”进政府工作,不停地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找平衡。他们对自己的使命充满热忱,但厌恶国会政治。盖特纳还多次抱怨不了解情况却对他们这些“专家”横加指责的公众舆论。尽管都是一面之词,但这几本书相互参照,也许对我们了解政府的能力和局限,了解政府官员的心态和决策过程有帮助。
在“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讨论中,盖特纳以他自己的经历提供了有趣的思考内容。在面对危机时,一个强有力、反应迅速的政府介入往往能起到独特的、关键性的作用。可是民主体制强调制衡、问责,在行政效率方面不占优势。同时,我们从他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专业工作者参与制定全国性政策的流程时,不仅有知识结构方面的缺失,也有个性和专业训练上的不适应。所以,在我们比较大、小政府的优劣时,要看的不是抽象的政府,而是由实际的人和实际的政治体制组成的政府。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认识现实的政府操作,从而更好地决定政府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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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至灭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其自身矛盾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结果。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中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和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实物的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最终找出其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和影响因素,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五、结语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就要用新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讲,还需要在现实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在现阶段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时代主题不断变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内部矛盾的发展,它终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并为新的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一、希法亭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阐述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开宗明义“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始于配第而至马克思达到其最高形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导致‘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讲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的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希法亭把垄断取代自由竞争和金融资本的形成看作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他通过对信用、股份公司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结合”的结论,垄断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也使资本变成金融资本,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因素。
信用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希法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想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部,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由此,它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银行仅仅是信用中介时,他只关心企业的暂时状况和支付能力,而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它们之间“就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银行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顺应企业的要求。
作为金融资本得以产生的重要杠杆之一的股份制度,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法亭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创业利润”的概念,对股份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股票在发行时通常标有一定的票面额,即股票的票面值,而票面值的总数一般表明投入股份公司生产活动的实际资本量。但是,股票在市场上出售时,它的价格总是围绕着票面值波动,而且往往是高于票面值。希法亭认为,那种高于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不是“欺诈”,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范畴”,即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股票两次资本化的产物,即股票继产业资本化之后又借贷资本化的结果。股票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但由于它是获得股息的凭证,所以便成为虚拟资本,也具有价值。假设交易所不存在,那么股票只是代表并等于实际投入的企业资本,是带来相当于平均利润的股息的虚拟产业资本,但由于交易所的存在,股票进一步成为可以通过出售而收回的虚拟借贷资本。
作为借贷资本,股票必须按平均利息率规律运动,即成为带来利息的资本。于是,原先按平均利润率规律运动时,股息中的企业主收入部分,便进一步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超过股票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即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由于这个差额通常由股份公司的创业者在发行股票时占有,表现为创业活动的盈利,所以叫作创业利润。但实际上,创业利润并不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利息,而是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这样一种特殊的虚拟资本。
希法亭进一步提出,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得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银行资本更积极地渗入工业企业,以占有企业股票的方式与产业资本发生资本的结合,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得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优势地位,往往不仅掌握了股票发行权,还垄断了新股份公司的创业活动。因此可以说,“金融资本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希法亭认为垄断的出现,加速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的进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集中,卡特尔化的本身也助长了银行的联合;卡特尔化也在银行和产业之间造成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他论述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企业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度上成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个规定为后来列宁制订科学的金融资本范畴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希法亭没有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基本的特征,对金融资本的阐述和定义也没有把垄断摆在首要地位。
摘 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从16世纪产生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世纪之久。尤其二战以后,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已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生存而且空前发展,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肯定其积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两个必然”的坚定认识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1]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私有规模不断壮大,社会化程度提高,他们的矛盾也会加深。这就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处于一种量的积累或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发展状态,这表明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指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结合是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又不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产的资本家,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市场上找到那些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回来,投入到生产中而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基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掩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掩盖下的内容和结果则是不平等交换。工人并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4]
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本质的弊端,但其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进步作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工业资本家战胜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过程,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上曾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会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第二,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消除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见解,确立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新观念,科学文化的光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黑暗时代。第三,资产阶级创立并开拓了国际市场,它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为了开拓世界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原料基地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抨击和谴责。但同时又辩证的看到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又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西方进步文明,尽管这对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第四,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造成了经济的集中,进而又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应该理性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社会形态都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成就必然为下一个社会形态所继承和借鉴,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后,要采取多种方式继承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物化的生产力,充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反映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一昧祛除。其中,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资产阶级用科学反对封建的迷信,并第一次引起了人类科学观念的更新,人类对客观世界产生了飞跃性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科学上的革命也引起了技术上的革命。另外,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共和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确实比封建专制度进步很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保留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
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后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具有明显加速度的发展的趋势。可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彻底用尽,那么我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很快灭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过快过慢的发生着变化,正如量变引起质变,这种改变最终会达到极限,旧的社会形态灭亡,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产生,资本主义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着生产关系,即当代资本主义正一步一步迈向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为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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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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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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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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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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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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