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贾樟柯的文章相关的共8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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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亦作“论箸”,即是指议论性著作。清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其为学者分别邪正,讲求指归,由俗儒之讲章而推而溯之,至于程朱之所论著。”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著类文章写作的相关结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著类文章写作结构全文如下:
多年来中外文期刊对论著文章的结构已形成了通用模式,正文内容主要由引言(Introduction)、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结果(Result)和(and)讨论(Discussion)等部分组成,英文简称为IMRAD。此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根据其具体情况改动,如临床研究时可将“材料和方法”改为“临床资料”。现分别介绍如下:
读者在决定是否阅读此文时,首先要看文题。因此文题应该具有吸引力,能准确概括论文内容,提纲要领,点明主题,做到文题与内容相符。
总的要求是简明、醒目、有吸引力、紧扣文章内容。文题在15个汉字以内为宜。因为标题太长,记起来费劲,念起来吃力。如果标题实在太长而又不能省略,可通过副标题方式处理。但标题简短也要适度,太短而令人费解同样是不可取。
此外,要避免题目空洞和笼统,如“计算和检索”的标题就太大,令人摸不着边际。当前的趋势是,文题不加冗长套语,如“初步探讨”、“……的观察”,“一些想法”等一类词完全可以省略。学术性研究论文中应少用疑问性标题,如“有无……”、“何时……”、“如何……”等。
文题只是文章的标签,并非具体内容,因而一般不需用完整的句子,不包含主语、谓语、宾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文题多用名词、名词词组或动名词表达,如“药物依赖的治疗及预防”。文题中避免使用非标准化缩略语。
论文作者对内容负责,又作为文献检索中的作者索引供读者查询和联系。
作者署名不宜过多。作者应是:(1)参与选题和设计、资料分析和解释者;(2)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3)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在学术界进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集体署名的文章必须明确负责的关键人物,其他有贡献者可以列入文章最后的致谢部分,作者中如有外国人,应征得本人同意。人名后一般不注明学衔职称。
论著类文章写作的结构
论文摘要是论文的缩影,是全文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使读者和编辑审稿人一目了然,从而大大节省了他们的阅读时间,能在最短时间内让读者决定是否值得进一步详读全文;对审稿人来说,这是取舍该稿、是否录用的第一步。
在50年代以前的科技文章中尚无摘要的内容,由于其后科学突飞猛进,期刊激增,人们形容为“信息量爆炸”,各类期刊全世界以每10年25%的速度递增,每年出版的科技论文在400万篇以上,为了大大节省编辑部和读者的宝贵时间,60年代国外首先提出科技论文应附摘要,《中华医学杂志》(CMJ)英文版1972年也提出要求附摘要。80年代加拿大温哥华一个研究小组进一步提出结构式摘要,即要求有摘要的四要素(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要求摘要写法分成四部分,分别冠以要素的标题,使读者无需查阅正文即可基本了解实质性内容。
论文摘要又称文摘,必须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字数在250个汉字左右。摘要又分报道性(informative)和陈述性(indicative)两种。前者又称资料性(信息性)摘要,它具备四要素,能指明文章的实质内容。后者又称指示性摘要,指明文献主题范围,多用于实验性或技术性较强的论文,着眼于“目的”要素,摘要应概括论文的主要论点、分析过程和结论。
总之,文摘是全文的精华,不可加进解释和评论。用词精炼,结构严谨,采用第三人称写法,避免使用非通用的缩略语,不用疑问句和感叹句。没有图表中内容,不能出现文中的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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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一个以电影民工身份自称的导演,所拍的电影轰动了世界影坛,让世界对中国电影有了新的认识。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后起之秀,以其独特的纪实美学风格步入影坛,并在国际各大影展上获奖无数,是很有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一位新生代导演。通过对贾樟柯的纪实性美学电影创作风格研究可以发现,他始终将镜头对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底层人物,客观地记录着他们的日常生活,通过生活琐事来揭示出他们的情感与内心世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贾樟柯的精神切片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贾樟柯的电影中有他标志性的、挥之不散的独特气味,混杂着上世纪县城中的尘土与当代中国翻转的欲望。他把自己投射在电影中,有着对故旧的怀恋和对当下的慨叹。
那是北京一个普通小区的一套单元房,光线有些暗淡,空间也不算宽敞,如果没有一堆散乱堆放的胶片,和挤在一处的一座座奖杯,没人会把这里与导演工作室联系在一起。
贾樟柯坐在一堆杂书中间,显得有点疲惫,他点起一根雪茄提神。他抽着雪茄,聊起自己的电影和生活,言谈中夹杂大量文学色彩颇浓重的词汇。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手指细白,带着点墨水的痕迹,有点弱不禁风又书生气十足,但一颗心里却全是酷烈的想象。
两年前,贾樟柯去美国华盛顿的朋友家探访。那一家人在孩子上小学期间移民美国,母亲原来是大学教师,英文很好,但父亲的外语却不好,为了让孩子尽快融入美国社会,父母就积极鼓励孩子讲英文,逐渐发展到基本丢弃了母语。后来父母二人因故离婚,父子二人之间的交流只能依靠谷歌翻译。
“看到那个场面,我真的是五味杂陈。”贾樟柯说。
“你知道语言所牵扯的乡情是不一样的,能想象到吗?那个孩子,在前些年,他六七岁的时候,还在汾阳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父母拉着他在跑,而几年之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了不会说中文的少年。”他顿了顿,又说,“牵扯了乡情之后,那种震撼更让人心酸。”
关乎乡情,不只渗透在电影里。在如今太原城某个隐匿的角落里,躲藏着一家小小的面馆,它的老板是贾樟柯,那里是贾樟柯与旧时朋友与同学聚会的“秘密基地”。他不时回到山西,在面馆里和旧友们进行“纯爷们儿”式的聚会,吹牛,八卦,聊国际政治和国家领导人。按照妻子赵涛的讲述,贾樟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话题,永远是关于过去的鸡毛蒜皮,“比如上学时候,老师骂了谁,谁和谁又打了一架,基本都是聊了大半辈子的事,每年又再接着聊好几遍。”
如今的贾樟柯似乎有意把生活劈成两半,一半是电影,意味着工作和事业;而另一半则属于家乡与故友。最近几年,他养成了一个喜欢回乡参加红白喜事的习惯,用贾樟柯自己的话形容“这让我感觉自己还在真实地活着。”
在早年完成关于汾阳的“故乡三部曲”之后,贾樟柯用了很多时光,在他的电影版图中勾画出了一块大大的疆域,山西、重庆、上海、湖南、广东,甚至阿拉木图和澳大利亚,都在他的影像中先后被跨越呈现。
贾樟柯身上一直具有着“书生气与江湖气”相互混杂的气息。关于贾樟柯身上的书生气,来源于他的父亲,一个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的老人,谦和儒雅,“他有智慧,但绝不卖弄。”朋友回忆。父亲在世时甚少评价贾樟柯的电影,只在看完《站台》后,淡淡说了一句:你要是在五八年,肯定是个右派。
而贾樟柯身上的江湖气则或多或少是因为撞上了大时代的缘故。与父亲那代人压抑隐忍的个性不同,1970年代生人的贾樟柯不仅见证了大革命风暴的遗迹,还一步步见证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1990年代的经商热潮。旧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新世界的规矩却仿佛尚未建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唱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边在气味复杂的录像厅看港片,一边在课余时间做买卖赚钱,心里怀揣着懵懂又壮怀激烈的梦想,大把大把地挥霍青春。
关于贾樟柯的电影,国际主流电影评论界曾有这样一句流传颇广的评价:在中国,有贾樟柯这样一个叙述者,能够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在发生些什么。
看上去,这仿佛是一句针对西方观众的广告语;而传回国内,它又拥有了一个更为醒目的译笔:在贾樟柯的电影里,读懂中国。
虽然贾樟柯并不承认自己有“讲述中国”的义务与责任,但他也承认自己对各种突发新闻事件的关注,以及在作品中流露出“与现代社会快速的互动性”。
但事实上,贾樟柯的“中国叙事”显然并非停留在对于当代中国的解读之上,剔除掉那些与现实保持极高敏感度的故事与事件,人们甚至可以在贾樟柯的影像中,隐隐看出一个幽深浮动着的、对于旧时代中国传统的想象。
在他那座位于北京市区西北方、夹杂在一片居民楼中、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工作室里,戛纳金马车奖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奖杯被随意放置在一个款式陈旧的玻璃金属搁架上。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则摆放了一座关公塑像,香炉里却并没有青烟缭绕。而在客厅隔壁的书房里,则堆放着大批杂书,贾樟柯经常在那里抽雪茄,读他收集的清末民初的山西地方县志。
贾樟柯喜欢的中国电影是《马路天使》与《小城之春》,《马路天使》是因为里面流露出的活泼而灵动的市井表达,而《小城之春》则是因为“喜欢里面的人物,在他们身上看得到旧时中国人的‘礼’”。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贾樟柯是个工作狂,他紧紧抓住任何一次闪烁的灵感和直觉,以强烈的意志和严格的控制来完成每一部电影。除了和山西老同学的定期聚会,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与《红楼梦》相比,贾樟柯更喜欢的中国古典小说是《水浒传》,但并不是因为少年时代暴力往事的残留,而是因为一个林冲夜奔的故事,在茫茫暗夜大雪纷飞中奔逃的末路英雄的身影,始终在贾樟柯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关于他的电影《山河故人》的结局,当时贾樟柯突然觉得,那个时刻,需要有一个青春时代的回响继续传回来,于是《珍重》的歌声响起,“一方面是孤老的忧伤,一方面,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也应该还具有着不灭的生命力,而把这两点融合在一起,应该是五味杂陈的。”
而他每次一想到这一幕,就会感觉到一点“愉悦的忧伤”。
“这算是一种生命的救赎吗?”
“我的电影里永远不会有救赎。” 贾樟柯以他少有的肯定语气强调。
他依旧是那个在大雪纷飞的茫茫暗夜中夜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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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作为我国新生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无论在影片拍摄技法的运用,还是在电影主旨的构架上,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固有的小镇情节、对城市边缘人的关注、严整的纪实风格等,这些都构建形成了贾樟柯电影的特殊标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贾樟柯电影中的“边缘人”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边缘小人物是贾樟柯电影主要塑造的对象。本文结合《小武》等贾樟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对贾樟柯电影中边缘人的进行一个归纳并找出其共性特征,从而进一步探讨贾樟柯边缘人独特的塑造手法,并分析贾樟柯边缘人电影产生的原因,表现其电影独特的边缘人视角。
关键词:贾樟柯;边缘人;塑造手法;记录真实
边缘人指游离于社会主流意识之外的群体,多为底层弱势,生存环境恶劣,生活压力大,相对来说,他们的生活较少被关注。从“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到《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天注定》,贾樟柯的电影一直以平行记录的方式关注着这群人的生存状态,让我们看到这些底层边缘人的最真实一面。
一类是在改变中不断失去的边缘人。在《小武》中,小武一步步失去了友情、亲情、爱情;在《三峡好人》中寻找丈夫的沈红失去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库区移民们远走他乡失去了自己的故乡;《站台》中,一群满怀希望的青年人出城走穴落寞返城失去了自己的理想;《任逍遥》中,斌斌和小济选择假装抢劫银行,失去了自由和未来。贾樟柯曾说过“我想考察传统经验、传统价值在这个多变的社会里面要经历什么。变,就意味着有些东西要崩溃,它可能是这个时代不需要的,被这个社会淘汰的,挤在角落的东西。我想考察这种劣势的群体或者劣势的道德,我想拍一个中国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所丢失的东西”[1],这是对普通人的一种人文关怀和现实记录的视角。
另一类是非典型性边缘人。贾樟柯对传统边缘人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在电影中,传统意义上的边缘人形象在主流社会意识中是被异化的,脱离生活的,比如《古惑仔》式的黑帮形象,管虎的《头发乱了》里摇滚式的青春叛逆青年等。但贾樟柯电影中的边缘人是平行视角下的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被异化,与电影中的环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天注定》中的三儿,在为母亲贺寿磕头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儿子,在妻子面前就是从外地“打工”归来的丈夫,在儿子面前他是威严的父亲,只有他的枪在提醒我们他是一个“只有听到枪声才不会无聊”的“杀手”,这里的三儿没有凶神恶煞的外表,只是一个普通人的形象。这种陌生化了的边缘人形象更能让我们在摈弃传统观念的影响后探索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茫然与漂泊。
首先是契合的场景的运用。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与人物融为一体的场景也为人物的塑造增色不少。在《任逍遥》中比较多的一个场景就是废弃的客运站,斌斌约要去北京念大学的女友在这里见面,将自己借高利贷买的一部手机送给了她,女友骑着车在空旷的候车厅转了两圈见斌斌没有要一起走的意思就离开了这个废弃的车站,而斌斌默默的坐在车站里,仿佛和车站融为一体。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和女友之间“哪儿还有什么以后”,所以电影中他一个人孤独的坐在同样被废弃了没有以后的旧车站,让人深刻体会到这个少年的孤独与迷茫。《小武》中嘈杂的声音和朴实拥挤的小城街道也凸显了人物所处环境的真实。契合的场景让电影中的边缘人物更加真实自然。
其次是电影的散文化的结构和开放式的结局。从《小山回家》开始,贾樟柯电影在情节上就没有太注重连贯与曲折,电影多是日常生活琐事的片段所组成。比如《三峡好人》就用“烟、糖、酒、茶”将电影划分为四个分段,分别来描述韩三明和沈红在三峡库区的寻亲之旅,然后通过二人同时看到的飞碟和经过的相似的场景将二人联系在同一时空当中。这种散文化的结构消融了电影所特有的戏剧性,同时也将人们对外部冲突的关注转向对人物行为及内心的关注。边缘人物多不善于用语言开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散文化的结构更有利于为他们制造多一些的注视。贾樟柯电影中多为开放式的结局,《小山》中,小山在寻找回乡同伴受挫之后在路边摊理去了一头长发,也许他是下定决心独自返乡了,也许他决定重新开始;《小武》中,电影在小武铐在电线杆被群众围观时结束;《世界》中,赵小桃和太生躺在冰冷的雪地上,用一句“我们死了吗?不,我们才刚刚开始”结束整个电影,这种开放式结局能够引起人们对电影的各种猜测,同时也是对小人物命运的猜测,也能引起人们对于边缘人的思考。
一种原因是来自于生活中积累的原型积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风格上都有某些共性,他们多是底层叙事,关注时事,关注时事大背景中的小人物,他们的小人物身上都会透出相同的迷茫与失落,如王小帅的《青红》、娄烨的《浮城谜事》。我们要从原型角度来探讨一下这种普遍的迷茫和失落。关于原型,荣格曾经提到:“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原始意象(原型)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者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结。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并因而是他们的典型基本形式。”[2]我们要结合贾樟柯导演的个人经历与成长的时代背景来分析这种“心理体验的沉淀”。贾樟柯成长于于山西省汾阳县,年少时不愿规矩读书,和一些很早就辍学的社会青年在街头消磨了一段时间可以说当年的他也是边缘人中的一员。他的电影很多角色的创作原型就来源于他曾经的玩伴,如《小武》的原型就是他儿时的一位好友“毛驴儿”,这位好友后来也因为偷窃入狱。这种成长经历让贾樟柯对边缘人物有了很直观的理解。
另一种原因是导演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新现实主义是二战后在意大利电影和文学领域出现的流派,以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和面临的现实为艺术纲领。新现实主义对贾樟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武》和新现实主义著名导演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The bicycle thief)和法国导演布勒松的《扒手》(Pickpocket)都有着同样的叙述视角,在拍摄中也深受“新浪潮之父”巴赞的理论的影响,多借用镜头和场面调度来展现出最真实的自然的美。在《三峡好人》中长镜头指向移民拆迁留下的断壁残垣,一种失去感破败感油然而生。在《世界》的开头,长镜头跟随着借创可贴的小桃将整个演出后台展现在我们面前,营造出一种极为嘈杂但又很真实的氛围。新现实主义式的创作手法也让贾樟柯的电影形成了敢于直面现实记录“当下”的纪实性风格,他的“故乡三部曲”均以汾阳小城为背景,边缘小人物穿梭于嘈杂的环境之中,画面不浪漫,但最能体现“当下”的中国。
随着《世界》和《山河故人》的上映,贾樟柯的电影逐渐回到国内观众的视野中。在适应商业化票房市场的同时,贾樟柯依然坚持着记录现实,关注小人物的人文情怀,但社会普通大众对于贾樟柯电影的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当这种人文情怀被更多的人认识时,电影才能彰显其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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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教育之基,一方面是指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指家庭教育是生命成长的基础,对人一生的发展都起到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家庭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家庭教育是儿童所接受的最基础的教育。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够提高其学业成绩,促进其学校融合。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进行家校合作,提升流动儿童的家庭文化资本,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是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有效途径
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我国处于6-14周岁的流动儿童已达1472万,比2005年增加了347万。流动儿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尽管在接受学校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家庭教育是基础性教育,尤其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如何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
流动儿童是伴随着家庭融入城市的,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只能在家庭中寻找安慰与鼓励。家庭教育包括家庭气氛、家长素质、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正向作用,这对于儿童的思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提高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
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其教育理念往往也比较落后。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往往寄托于学校,自身责任意识不高,并且往往会忽略了对孩子学习的鼓励。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对其赞美、鼓励;同时对于孩子的不足,也会采取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使其进行改正,增加孩子的自信心。积极自信的孩子也往往会在学校中积极表现,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
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融入城市的水平高低与其家庭教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融入城市的水平越高,其家庭教育的质量就越高,反之亦然[1]。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家长的城市融入水平,还能够促进儿童的城市融入水平,进而提高流动儿童的自信心,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
二、提高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在于更新家长的教育理念,改善家长的教育方式。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进行指导,不仅能够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促进流动儿童家长的发展,还能够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保障流动儿童享受全面、平等的教育。有效地指导家庭教育,首先可以从建立家长学校入手,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切实保障家长学校的实际落实与运行,保证活动开展的质量和数量;其次需要教师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流动儿童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最后可以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使家长在活动过程中真正体会教育的意义。
(二)进行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是指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2]。家校合作能够使家庭和学校之间取长补短,在运作过程中,发现并解决双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流动儿童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教育。有效进行家校合作,需要家庭和学校双方投入,促使家校合作制度化、常规化。从双方主体来看,学校应该将家校合作常规化,使家长把家校合作看作是学校的常规性工作,使其习惯性地参与进来;学校应使家校合作制度化,使教师把家校合作看作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家长应敞开心扉、积极配合,使家校合作有序展开。
(三)提升家庭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是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与无形资产。从家庭教育的意义上来讲,家庭文化资本包括家庭的文化氛围、家长的教育方式、家庭的书籍、音像、绘画、父母的文凭、职业资格等。布迪厄非常重视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学术成就的作用,他认为“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型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3]。家庭文化资本对流动儿童尤为重要,提升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能够直接增加流动儿童的文化自信。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首先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流动儿童家长的城市化提供平台,尤其在就业方面,应该保证他们公平就业,帮助他们谋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间接地增加流动儿童家长的文化资本;其次,流动儿童家长也应自身付出努力,平时多看书看报,学习更多、更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积累、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
(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流动家庭在城市属于外来者,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低估的。面对流动家庭在教育中的困境,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社会支持体系为流动家庭提供服务与帮助,使其感受到城市的社会关怀,增加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促进流动家庭的社会融合,进而促进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流动儿童家庭构建社会支持体系,首先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发挥统筹、引导的作用,制定政策文件,为社会支持体系的存在提供保障。其次需要社区和其他社会志愿力量发挥行动的作用,携手为流动家庭提供具体帮助。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不仅关乎流动儿童这一特定群体的健康成长,受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关系着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提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及家庭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我们付出耐心和时间,共同为流动儿童的成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广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常州市为例[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4(5):6-20.
[2]马忠虎.家校合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52.
[3](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摘要〕小学生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在内容上按照从“供养”到“养育”分层递进,共七个维度,即“间接支持、家校联系、教育规划、学业辅导、陪伴互动、教育约束、生活照料”。通过对上海市某公办小学1~5年级的382位父亲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父亲供养者角色明显,父亲参与结构性缺失;父亲参与柔性不足现象较多存在于父子关系中;工作是父亲参与的关键性阻碍因素;父亲对孩子学校教育世界的关注不够。改进家庭教育中的父亲参与,要推进父亲参与的社会支持政策,还要加强父亲专题性家庭教育指导。
〔关键词〕家庭教育;父亲参与;家校联系
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嬗变、母亲就业的普遍增加、家庭生活的丰富,父亲的角色和职责被重新定义,父亲参与家庭育儿的价值在国内外被一些研究所证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也被社会广泛呼吁。然而,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现代社会中“父亲缺席”“父爱缺失”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深入了解上海市小学阶段父亲参与的实际情况,为学校开展专项家庭教育指导提供依据,笔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自编父亲参与问卷,对随机抽取的上海市中心城区某普通公办小学1~5年级的382位父亲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父亲参与”的理论背景及调查设计
根据国外研究,父亲参与家庭教育主要由“父亲参与”概念来指代。“父亲参与”概念大致有如下几种内涵划分:Lamb等归纳出父亲参与的三个层面分别是投入/互动性、易接近/可得性、责任性;Hawkins等则提出了更为广泛、丰富和深刻的9个侧面,即提供经济支持、对孩子母亲的支持、管教和培养责任感、鼓励学业成就、给予表扬和情感支持、与孩子交流或聊天、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给孩子读书、鼓励孩子发展才能,涵盖了认知、情感、道德以及直接和间接的参与方式。Amato发展了基于父亲身份资源定向的“五角星”模型,即父亲通过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间接参与方式对孩子加以影响。在上述国外概念研究的基础上,本次研究根据小学生教养内容和特点,结合上海本土文化,将小学生父亲参与内容按照“供养”到“养育”分层递进,共七个维度,即“间接支持、家校联系、教育规划、学业辅导、陪伴互动、教育约束、生活照料”。其中“间接支持”指父亲主要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给孩子母亲以鼓励和情感支持,而涉及亲子关系的“陪伴互动”维度又细分为“教育陪伴、互动交流、情感支持”三内容,从陪伴孩子参加各种教育活动,到了解孩子各方面情况,再到给予孩子情绪关注,在关注孩子情感方面层层递进。在问卷设计上,每个内容维度均结合上海父母育儿的实际情况,设置了四道行为情境题,让参与调查的父亲根据自己过去一年中的经历,作出0~6分的自我赋分评价(0表示“很差”,6表示“非常好”,数字越大表示评价程度越高)。
二、调查内容与主要结果
1.父亲参与“家校联系”最差,给予“间接支持”最好
,“情感支持”水平较高第一,在总体七维度的参与上,我们将每个维度获得的“平均数”除以“项目数”得到“项目平均数”,该分数高低反映的是父亲参与水平的高低。项目平均数分数越高,则表明父亲参与程度越高。父亲参与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分别为间接支持、教育规划、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最高的是间接支持,最低的是家校联系。第二,在“陪伴互动”这一核心内容维度上,父亲参与也有不同的内容侧重,如表2所示,从低到高的排列顺序分别是教育陪伴、互动交流和情感支持。
2.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整体表现好,低收入父亲“陪伴互动”强
父亲参与一定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本次调查以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两个客观因素作为参照,分析学历和收入的高低在父亲参与各维度上的差异体现。第一,父亲的文化程度是影响父亲参与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大学专科为划分界限,即“大学专科以下”为文化程度较低,而“大学专科及以上”为文化程度高,将文化程度高低的两类父亲群体进行父亲参与内容七维度的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五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在“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教育规划和家校联系”这五个方面,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表现远远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同样,在“陪伴互动”三维度内容中,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在“教育陪伴”和“互动交流”方面大大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第二,本研究将月收入>=5000的父亲归入高收入群体,反之不及5000月薪的则为低收入群体。将这两类父亲群体在参与内容七维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仅在“陪伴互动”和“间接支持”这两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且均是收入低的父亲比收入高的父亲表现优异。而在“陪伴互动”的三维度上,两类父亲群体没有显著性差异。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次随机的父亲参与调查,笔者在大众对父亲缺席现象有普遍感知和认同的基础上,根据数据提炼出一些上海市小学生父亲参与的倾向性问题。
1.父亲供养者角色明显,父亲参与结构性缺失
本次调查发现,父亲参与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分别为间接支持、教育规划、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这与人们的常识、研究者的经验判断基本一致,即父亲在对孩子的直接生活照顾、有关学业的学习辅导、日常的亲子互动等内容缺席较多,日常照顾仍然是母亲的传统职责范围。上海小学生父亲基本扮演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供养者”角色,他们为孩子、为家庭而努力打拼,认真工作,并大多践行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将教育孩子自动归为母亲的职责范围。其实,自然性别差异是先天给予的,而社会性别差异是通过文化理念、家长认同、社会引导和同伴互动等方面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研究证据显示,父亲和母亲一样具有抚育性,可以像其配偶一样做很多“母亲”的行为,也可以和母亲一样参与许多照顾孩子的活动。国外有研究者提出,父职行为从性别角色化向去性别角色化发展,父亲也是孩子的照顾者。[1]因此,若一味苛责父亲不参与家庭教育是有失偏颇的,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存在的是结构性缺失问题,尤其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三个方面。未来,促使父亲从“供养者”角色转变为“养育者”角色,需要父亲自身的积极投入以及全社会良好氛围的营造。
2.父亲是规范者,“远其子”现象多存于父子关系中
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而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一样,也是永远不会消失且深远影响子女一生的重要家庭关系。父亲参与的“陪伴互动”维度是体现父子关系的重要指标。调查发现,父亲在“陪伴互动”方面的参与,排在“教育规划”和“教育约束”之后。相比日常生活过程中的陪伴和互动,父亲更愿意给孩子做好人生发展的领航者,给孩子制定各种教育规则,当孩子犯错时来管教和惩戒孩子。而涉及到情感交流部分,父亲的参与度明显下降,有22.0%的父亲很少“拥抱、亲吻孩子”(“很少”和“较少”比例相加,以下同),而有超过三成的父亲不会对孩子说“我爱你”。尽管随着时代发展,奶爸、猫爸较之以往有增多趋势,但大多数父亲还是习惯与子女保持一定的距离。父亲参与“远其子”、柔性不足的这一特点和传统文化中父母的家庭职责和角色分工不无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一般是“严父慈母”的角色,对孩子严格要求,不苟言笑,大多是传统父亲。母亲是“温暖”和“亲近”的,而父亲则是“冷酷”和“遥远”的。其实,大爱无形,大爱无音,父亲的爱是非常深沉的。更深入的调查往往会发现并不是母亲比父亲投入了更多的爱,而是父母传递爱的方式是不同的。母亲可能倾向于通过讲述和感情来直接向儿童表达爱,而父亲可能倾向于通过可靠的服务和工作来显示对孩子的爱。[2]可见,父亲们不是不爱,一方面是他们常常羞于表达,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特殊的爱的表达方式。
3.父亲参与需要意识和行动,工作是关键性阻碍因素
父亲参与是父亲作为教养者,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养行动的综合体。它既需要父亲有参与的正确理念和日常意识,也需要父亲在实际的生活中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家庭教育过程中去。本次调查显示,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表现在五个参与维度上远远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对父职意义的积极认同并内化为行动。由于接受了更长时间的文化教育,他们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更容易认同父亲和母亲一样具有家庭育儿的亲职角色,同时在实际行动中,会更具有自我学习力,不断完善自我、积极参与,比文化程度低的父亲们表现得更优异。而另一个有趣的调查数据则是,在“陪伴互动”和“间接支持”这两个维度,收入低的父亲比收入高的父亲参与表现优异,他们给予孩子的陪伴更多,给予孩子母亲的支持更多。这有力地证明了父亲对工作的过多投入是造成自身与孩子疏远的重要原因。父亲的高收入,来源于自身的文化资本和辛勤的工作投入。国外研究表明,工作压力越大的父亲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较多,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越少。可见,即便有参与的理念,但在事业、工作占据大部分日常生活的前提下,父亲参与的时间和空间会不断受到挤压,不仅陪伴孩子、陪伴家庭的时间无形压缩,而且父亲也容易将工作职场上的压力传染、转移给家庭和孩子。
4.父亲对孩子学校教育世界的关注不够,缺席现象较严重
鼓励学业、关注生活是国内外父亲参与的重要内涵。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本次调查将连接孩子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家校联系”作为家长参与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存在结构性缺失问题,在家校联系方面参与度是七维度中得分最低的。具体而言,很少“参加学校家长会”的父亲超过四成,占到总数的40.3%;能够“了解学校各项活动及进展情况”的父亲只占到总数的35.5%;能够“与孩子的老师交流/通话,了解孩子在校表现”的父亲不到三成,比例为27.0%;而能够“作为家委会成员或家长代表,经常为学校出力、出谋”的父亲比例最低,仅有6.7%。随着父亲参与学校教育内容层级上的深入,父亲们的参与度是逐层降低的。根据相关研究调查,“参与意愿”和“自身时间”是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最关键的限制性因素。[3]结合父亲自身特点,由此推断,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之所以在家校联系这一内容维度上参与度最低,与父亲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有极大的关系。主观上,传统性别角色意识较强的父亲,会认为关注孩子的学业、了解孩子的在校生活情况是妻子更多承担的家庭职责;客观上,工作花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分身乏术、精力不济的情况下,被动忽略乃至主动放弃参与学校教育的活动。此外,由于上海的小学以女性教师为主,[4]客观的学校环境中的性别失衡,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父亲与教师的日常沟通与交流。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是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教育问题,对本次调查反映出的小学生父亲参与的一些倾向性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和学校要给予高度重视并采用各种措施鼓励父亲参与。政府应有相应的政策、制度保障,鼓励和支持父亲参与。学校应针对父亲缺失问题,多多开展相关的家庭教育指导,提升父亲参与的意识,改进自己的参与行为。
参考文献:
[1]张亮,徐安琪.父亲参与研究:态度、贡献与效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
[2]皮卡哈特.怎样做个体贴的父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3]郁琴芳.家校合作中校长与家长的认知差异———基于上海市146所公办学校的调查[J].上海教育科研,2014,(5).
[4]许沁.小学教师普遍“男少女多”职业成就感是留人关键[N].解放日报,20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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