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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传统计划调控手段功能作用的削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两者的协调配合与灵活运用,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否稳定的必要条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简称“两大政策”)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工具,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经济运行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控,从而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回顾
一般来说,两大政策配合有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大致可总结为六个阶段。一是1979年至1992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两大政策是以“松”为主的协调搭配;二是1993年至1996年,两大政策从“双松”到“双紧”,对于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三是1997年至2004年,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四是2005年至2007年,我国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五是2008年至2010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为防止经济严重下滑,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六是2011年至今,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一)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
2004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2012年至2014分别回落到7.8%、7.7%、7.4%的年增长率,2015年一季度,增速回落至7%,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将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二)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
我国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优化,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2015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创造就业和稳定就业的主渠道,需求结构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趋于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出现了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分配改善的新趋势,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均衡性和包容性明显增强。
(三)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2015年一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4%,比工业平均增速高5个百分点;与互联网有关的新型业态继续高速扩张,网上零售额增长41%,快递业务量增长46.8%;新主体、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动力正加快孕育。
(四)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5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行政审批事项再下放或取消,提升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发展活力,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
三、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
(一)传统调控经验失灵
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刺激手段因快速的结构调整而出现效率下降。如何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如何选择政策搭配,成为摆在两大政策面前的重大问题。
(二)政策空间受到挤压
在新常态下,两大政策空间被大大压缩。财政政策方面,在7%左右的经济增长状态下,税源收缩,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至个位数,尽管在预算安排中已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降低了财政收入增长的预期,但实际增长有可能仍然低于预期,而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公共支出的刚性增长,财政支出增长随之呈现出越来越刚性化的特征,财政收支缺口形成的赤字增加。货币政策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领域的全面开放、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以及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互联网金融等的出现都对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影响。
(三)对政策搭配要求更高
新常态下既要使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又要保持财政赤字规模适当,既要使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又要使货币政策调控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这是两大政策面临的又一挑战。
四、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优化路径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两大政策要适应新常态,不断做出优化与调整:
(一)两大政策协调配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下,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二)两大政策协调配合要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管理
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合、策应货币政策时,需把现阶段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的宽松政策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合,从而在稳定经济总量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三)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必须服务于推进财税、金融等深化改革
2015年是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年。财税改革将在预算管理、转移支付、地方债务置换等诸多方面出台的新政策。金融方面将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改革、大额存单、清算市场开放等改革,都需要两大政策协调配合。
(四)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必须要提高财政预算管理和国库现金管理水平
提高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效应,必须要按照新的《预算法》加快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积极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逐步使财政性资金收付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统一管理,强化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预算管理。同时本着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科学有效的国库现金管理,这样既能减少财政资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又能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五)两大政策协调配合需要进一步强化财政和央行的协调机制
应加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机制,整合财政、央行的信息优势,从而强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力度。
一、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二)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是建议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协调金融部门优化金融产品,增加放贷额度,简化放贷程序,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度地满足民营企业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县、乡镇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将其纳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三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满足企业部分资金需求。在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的同时,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中的人才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体系,从而为民营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扶持其健康成长,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培植良好的客户群体。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相关的企业评级、项目评估、资产评估、代偿制度等配套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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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银行的政策指令是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经济过程中各中介变量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引起实际经济变量变化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检验、VAR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79-2010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区域物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虽然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上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发现,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强调单一政策和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强调组合性政策对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赖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这可能由货币政策实行之后,资金及生产要素主要流入到区域竞争优势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收益率高的东部发达区域所致。与此不同,财政政策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影响较大,缓解区域经济结构的恶化。但是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区域的效果大却短暂,无法提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故而需要产业政策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实施。另外,货币政策(M1)与各区域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对区域物价效应的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Granger检验看,财政政策(CZ)与区域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分析则表明,财政政策的实行会带来整个区域的物价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上,会通过促进生产而导致总供给移动,最终导致了物价下降7。总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要比单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应综合考虑两个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与区域物价效应上的地区差异性,从而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由于财政政策尚无法完全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故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以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力。
从紧货币政策的实行将会提高银行贷款的标准,增加企业贷款的难度。新余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大都需要银行的贷款业务作为支持,但是从紧政策的提出将会对企业的贷款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企业的贷款标准有所提高。为了更好地保障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银行会提高企业贷款的标准,一些企业由于缺少相关的条件,不能及时得到银行的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新余市的银行主要是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标准,减少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各个行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大部分银行实行了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适度从紧的贷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商业银行制订了相关的贷款标准,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的贷款客户和贷款项目。
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胀,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应该如何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更好地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管理者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
当前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新余市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新余市政府需要做出合理的政策调整更好地保障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增强金融资源的吸引力。政府应该采取适当地措施积极鼓励商业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政府还可以采取有效地措施引进外地的资金,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资金,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贷款担保。政府对于新余市的经济发展需要做出相应的项目规划,选择发展前景比较好的企业重点负责项目的建设。政府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要为企业的贷款提供一定的担保,扩大企业的担保规模,可以适当地建立一些担保机构加强民间资金的支持力度。
商业银行承担着主要的企业贷款业务,商业银行的发展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采取有效地措施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当前新余市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不同的企业对于商业银行的需要是不同的,商业银行需要增加服务的种类积极满足众多企业发展的需要。商业银行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推出各种理财业务,比如投资银行业务或者是房贷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得到上级银行的支持。上级商业银行的支持可以有效地保障商业银行的运行,同时也可以加强商业银行对于一些项目的资金支持。比如新余市一些教育贷款项目的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同时商业银行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资金保障。除了以上的措施外还需要提高金融宏观调控能力,这对于增加金融行业的效率和活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银行监管机构需要运用金融手段,支持新余市经济的发展。政府需要支持新余市的金融机构改革,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促进新余市农村合作银行的改革,尽量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一定的保障。促进新余市金融机构的改革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避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现象,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金融行业也有所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贷款数量。新余市近年来发展速度比较快,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也影响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影响了金融行业的发展,当前新余市政府和银行机构需要做出适当地调整,更好地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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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检验、VAR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79-2010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区域物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虽然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上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发现,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强调单一政策和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强调组合性政策对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赖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这可能由货币政策实行之后,资金及生产要素主要流入到区域竞争优势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收益率高的东部发达区域所致。与此不同,财政政策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影响较大,缓解区域经济结构的恶化。但是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区域的效果大却短暂,无法提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故而需要产业政策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实施。另外,货币政策(M1)与各区域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对区域物价效应的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Granger检验看,财政政策(CZ)与区域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分析则表明,财政政策的实行会带来整个区域的物价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上,会通过促进生产而导致总供给移动,最终导致了物价下降7。总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要比单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应综合考虑两个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与区域物价效应上的地区差异性,从而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由于财政政策尚无法完全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故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以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力。
一、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二)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是建议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协调金融部门优化金融产品,增加放贷额度,简化放贷程序,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度地满足民营企业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县、乡镇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将其纳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三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满足企业部分资金需求。在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的同时,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中的人才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体系,从而为民营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扶持其健康成长,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培植良好的客户群体。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相关的企业评级、项目评估、资产评估、代偿制度等配套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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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为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论文,供大家参考。
央行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及利率等变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
各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主要有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是呈负相关。
关于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之间的矛盾,可以借用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表示,失业率与物价变动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货币工资率的提高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即货币工资率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即物价不稳定。
关于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存在着争议。一般的观点是:经济增长大多伴随着物价的上涨,总需求的扩张和经济增长往往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涨,而总需求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往往会引起物价的下跌。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不是这样。
为了实现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必须有足够的、良好的货币政策工具供其操作。在长期实践中,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发展了一套系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其中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即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运用地最为广泛与主要。 由于前一段时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11年5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上调后,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21%,再创历史新高。
我在此主要谈一下存款准备金率政策。首先,先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央行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在过去四个月里先后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也是央行自去年以来第十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那么,如此频繁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我搜集了些资料,其中有很多个方面,我选了些主要影响方面。
对房地产的影响,如此会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成本。此次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表达了央行继续收缩银根的政策导向,在心理上对房地产业投资将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对股市的影响,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使货币流动性降低将对股票债券在内的资本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之前也写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是央行三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但是存款准备金政策曾被喻为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从银行整体的资金运用情况出发,部分商业银行还是会抛售流动性较好的债券,这将对债券市场造成较大影响。此外,银行投向债券市场的规模必将减少,这将影响债券市场的后期资金供给。而在准备金率调整的过程中,也不排除一些流动性欠佳的中、小型银行为了筹措资金,抛售债券,加速债券市场的下跌。
但是,在课上听老师的分析,得知,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今年银行信贷空间缩小,保持业绩增长将变得困难。考虑到整个国内银行业都以利息收入为主,连续的收紧政策将使银行的信贷增长空间变小。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意味着企业取得银行的贷款越来越难,而加息、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因通货膨胀连锁引起的工人工资的提高这一系列因素都将使企业的融资和经营成本不断提高。大批中小企业不堪重负之下,将面临倒闭的危险,因此中国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
参考文献
[1] 蒋先玲·《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高等院校国际经贸准也规划教材]《货币银行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P183-P190
[2]大家网教授·《浅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影响和意义》·
[3] 田俊荣·《存款准备金率年内第五次上调》·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2011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来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将发生变化,货币政策作用的方式和力度都将出现调整。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此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未来的宏观经济经济政策如何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发挥作用,本文愿就这些问题谈一些浅见。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鉴于这种目标设定,本年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总体上达到了预计的效果。一方面,今年一至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0.8%,相比去年7.7%的增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虽然10月份CPI已经达到了4.4%,全年3%的目标值的实现已难度很大,当然,这并不足以说明我国出现了严重通胀问题。3%本身只是人为划定的一个数值,更多是对今年货币政策宽松度的反映,因此,即便其无法实现,至少目前来看通货膨胀仍然相对温和。
但是,通货膨胀隐忧为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制约也不容小觑。至10月份底,新增信贷规模已达6.9万亿,M2货币增长率为19.38%,均突破或快突破年初所制定的信贷规模与M2的增速的目标,这些都给通胀预期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从目前M1与M2的增速差来看,我国存款的转化并不活跃,经济活跃度并不高。虽然在以宽松为导向的货币政策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个较为平稳的高速增长,但持续增长的动力并不是十分强劲。今年以来不断出现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背后原因,除了本身生产周期与环境因素等影响外,我国结构性货币供给和流动性过剩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从货币总量上来看,大量信贷投放伴随的主要是投资的增长,其投资主体依然是以政府投资和国企为主;另一方面,从货币供给结构上来看,中小企业仍然缺乏资金支持。在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的贡献率达到了58.8%,消费的贡献率仅为34.4%,相比09年而言,消费比重大幅下降。这也印证了上文对经济活跃度依旧缺乏的判断。在消费不足,国外贸易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所带来的负效应是经济运行效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缺乏持续增长动力。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是,存在一定的货币供给沉淀在实体经济之外,诱发物价上涨,尤其是经济一旦出现较为活跃的态势,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将会放大货币流动性,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因此,总的来看,近两年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的确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维持物价稳定上也并未带来过多的困扰。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单纯宽松的货币政策依然难以保证未来我国经济稳定并高效的增长,反而可能还会为以后通货膨胀管理带来一定压力,故明年经济增长实现更多需要的是不同政策的灵活搭配。而货币政策在整个政策组合体系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尤其是在我国实体经济并未完全好转的情况下,保持一个稳健谨慎的货币政策依然是有必要的。
除此之外,国外货币政策的制定也是制约我国货币政策走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更是使得我国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对冲措施来抵消国外的流动性冲击。正是基于以上两者的判断,在未来以稳健为主导的货币政策的走势上,适度缩紧当前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也就成为了必然。从近几个月加息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等一系列缩紧流动性的动作来看,通胀管理依然存在挑战。所以,今年年底是否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率主要有赖于最后两个月CPI的数据的信息反映,在调控效果微弱的情况下,继续调增也是合情合理的。
稳健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步入常态管理
事实上,央行最近选择近三年来首度加息及两周内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昭示实施两年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将不再宽松,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步入常态管理。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走向稳健”,主要是考虑到经济已经开始企稳回升,同时通胀问题日益严重,货币政策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其最大意义在于货币政策正式告别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以保增长为重中之重的危机政策开始让位于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基本要义的常态管理。量化到具体指标上,我们判断,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导向下,明年银行信贷可能会压到一个比今年还要低的量,预计6.5—7万亿。另外,货币政策的执行主要看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动性的状态,目前我国货币总量的增长还是偏高,去年M2达到30%以上,10月份M2仍为19%以上,如此高的M2说明存在投资冲动,易给价格和资产泡沫带来隐患,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使M2增长速度回落到正常空间,笔者认为15%左右是较合理的水平。
未来中国经济面临三个重要任务,即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防范通胀预期。现阶段看这三个方面任务,通胀问题尤为突出,CPI继9月份达到3.6%之后,10月份又达到4.4%的年内新高,稳定价格控制通胀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防通胀将会是明年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内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较好,未来仍需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致力于通胀预期的防范和治理的同时,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调整结构和管理通胀三者之间的平衡。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从保增长正式转为正确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范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实行常态化管理,在防止物价过快上涨的同时,切实将结构调整和民生工作提升至重要地位。“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惠民生”或为明年的经济工作主线。
稳健也意味着汇率、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的空间将不断加大
目前,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元贬值问题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当今大宗商品金融化的背景下,其价格主要以美元标价,带来的结果是主要以美元价格为参考的货币币值也将面临贬值,从而使得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上升,最终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相比之下,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则可以通过适当升值,来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虽然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
本质上,仍是以美元价格走势为导向,且上下浮动空间有限。倘若明年通胀水平管理存在困难,同时货币政策又受到一定制约,再加上输入性通货膨胀冲击,那么汇率政策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同时,我国长年的经济增长与巨额的贸易顺差,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通过汇率政策的适当变化来缓解这种压力也是有必要的。
我国也应当借此契机,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一方面,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可以扩大一定的波动范围,适度减少干预,使汇率更加灵活的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另一方面,降低美元币种权重,参考一篮子货币,提升欧元、日元等权重。最终减少我国经济政策所受到的外部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部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更灵活多变的汇率制度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一国信用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强大的经济实力、币值的稳定性与广泛的接受性。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满足这三个条件。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下还无法满足其要求。若我国采取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被动干预外汇市场,将会导致我国的货币政策无法完全独立。在长期的冲销式干预下,必然会导致经济效应扭曲,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从而不利于我国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而采取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则能够有效的解决此类问题,并且通过更为市场化的汇率机制来自动调节人民币汇率,也能够增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减少对金融风险的担忧。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较大,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同时考虑到国内外贸企业的生存状况等,过多的依赖汇率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又会有一种顾此失彼的感觉。再者,6000亿美元的QE2是在8个月分批投放,因此,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还有赖于其退出时机,这些均需要依据当时情况而定。总的来看,汇率政策在明年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会加大,但考虑到相关的制约因素等,在短期内,至少是明年,主要仍有赖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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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货币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近几年我国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其实施应该是有效的,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在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并解决,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关键词: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金融改革
正文: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对形势的关注,更加依赖于基层的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而我国货币形势与国际货币形势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一 总体: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运行总体态势良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对外贸易更趋平衡,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更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增长平稳,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前三个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32.1 万亿元,同比增长9.4%,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7%。
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综合交替使用数量和价格型工具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同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在各项措施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增长从2009年的高位逐步向常态回归,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金融运行平稳。
当前经济增长趋稳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但中国经济本身平稳增长的内在动力较强,宏观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二 背景:目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的问题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金融总体稳定,但仍需要关注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报告》称,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易导致部分行业过热和经济周期波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易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大起大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目前,中国直接融资发展较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债券市场和
股票市场的发展总体滞后,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相应的,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等形成的隐性财政赤字可能向金融体系转移,影响金融稳定。所以,金融系统受外部干预现象仍然存在。长期以来,金融系统大量地承担了企业改制的成本,在企业重组、破产的处置过程中,如果银行债权不能得到保障,就难以避免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另外,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信用约束机制不强,不讲信用及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金融稳定,甚至波及社会稳定。
三 最终目标: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2011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节奏和结构,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进外汇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在快速回升的基础上有望逐步趋向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举措,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但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国际金融环境仍不稳定。国内民间投资和内生增长动力还要强化,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艰巨,节能减排形势严峻,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不容忽视,价格形势比较复杂,通胀预期管理仍需加强。
四 人民银行的工具:当前人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一、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影响流动性供求各个因素的分析监测,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合理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
2.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应对季节性因素及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短期流动性波动,视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变化灵活搭配央行票据和短期正回购开展对冲操作,并适时增加7 天期短期正回购操作品种,不断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进一步提高对冲操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3.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
与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和流动性管理要求相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视市场利率走势变化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有效引导市场预期、改进流动性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4.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二、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交存制度
从2011 年9 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并根据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在3-6 个月内逐步实施到位。这是对存款准备金交存基数的常规性调整和制度完善。继续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根据形势变化对有关参数作了适当调整,通过把信贷增长与逆周期资本要求联系起来,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平稳增长、优化信贷结构。
三、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于7 月7 日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于稳定通胀预期、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优化资金配置、居民财富保值等也具有积极意义。
四、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
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加强和改善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防范信贷风险。
五、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2011 年8 月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五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10 月13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来华投资。
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七、继续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要求中国农业银行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服务“三农”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三农”和县域的金融服务水平。继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八、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继续加大对“热钱”流入检查和打击力度。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推进货物贸易等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
五 传导作用:当前货币政策实施后的影响
一、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高位略有回落
银行间回购、拆借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量总体增加。从期限结构看,市场交易仍主要集中于隔夜品种,回购和拆借隔夜品种的成交分别占各自总量的75.5%和84.2%,占比同比分别下降4.5 个和3.5 个百分点。交易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累计成交13.6 万亿元,同比增长202.2%。
二、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有所上移,债券发行规模明显增加
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平稳增长。从交易主体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是银行间现券市场上的净买入方,分别净买入现券4721 亿元和1641 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主要的净卖出方,分别净卖出现券4940 亿元和1422 亿元。交易所国债现券成交988 亿元,同比少成交332 亿元。
三、票据融资小幅增长,票据市场利率震荡上行
票据融资余额小幅增长,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前三个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
票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26.3%;累计贴现18.2 万亿元,同比下降5.2%。期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6.5 万亿元,同比增长23.9%;贴现余额为1.5 万亿元,同比下降5.3%。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信贷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合理控制票据融资增长。票据融资期末余额比上个季度末增加1363 亿元,比第二季度多增162 亿元。票据融资余额在各项贷款中占比为2.8%,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受货币市场利率和票据市场供求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三季度票据市场利率继续震荡上行,总体处于历史高位。
四、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股票融资有所减少
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9 月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分别收于2359 点和10292 点,比6 月末分别回落14.6%和15.0%。沪市A 股平均市盈率从6 月末的16.5 倍下降到9 月末的14.2 倍;深市从30.7 倍回落到27.0 倍。创业板指数有所下行。9 月末,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数收于791 点,比6 月末回落6.5%。
五、保险总资产继续较快增长
前三个季度,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3 万亿元;累计赔款、给付2873 亿元,同比增长27.0%。其中,财产险赔付同比增长24.1%,人身险赔付同比增长30.3%。
六、外汇市场交易活跃
人民币外汇远期和“外币对”交易规模继续快速扩张。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27667 亿美元,同比增长20.5%;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金额折合13165 亿美元,同比增长38.5%;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1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2343.0%。前三个季度“外币对”累计成交金额折合734 亿美元,同比增长63.7%。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进一步增加。
七、黄金市场运行平稳
国内黄金价格走势与国际黄金市场保持一致,整体呈震荡上升趋势。第三季度,伦敦下午定盘价最高达1895 美元每盎司,最低为1598美元每盎司,国内黄金(AU9995)最高价为每克395 元,最低价为每克322 元。9 月末,国内黄金收盘价为每克337.77 元,比6 月末上涨了7.9%。
六 不足之处:当前货币政策存在的局限性
1、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总量的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或者选择空间越来越少。整个十五计划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变。在现在宏观经济复杂情况下,跟过去是不一样了。现在是紧缩紧不得,扩张扩不得。我们总量目标是很难选择的。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同方向性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稳健的财政政策还是在扩张,国债没有任何的减少,比前几年是成倍的扩张。我们财政支出政策不惜扩大赤字,是扩张需求,是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收入。货币当局的政策和财政政策方向上产生了差别,一个在扩张,一个在紧缩,但这一种松紧搭配是是被动和无奈的需要调整。
3、从政策实施行为主体政府的行为来说产生了周期性差别。我们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公司,公司是盈利最大化,我们地方政府越来越是财政收入越大化。这就会形成一个关系,支持它发展的经济动力,第一不是财政,第二不是银行,各个地方发展速度和储蓄水平等等高度不相关。一个地方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投资的快慢取决储蓄的多少储蓄的投资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周期和反周期的博弈。
4、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在递减。递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货币流动性陷阱,我们连续降息,我们的储蓄在提高。在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显现之后,尤其对是中国老百姓其他的投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影响并不大。所以形成了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货币政策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在需求方面使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来也不错,但是人民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没有降低。中国货币政策需求的效应是有了新的限制。
七 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稳定,并且呈增长模式。而我国的货币形势也较为稳定,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特别是人民比在近两年不断地升值,这对经济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所以,货币政策虽然能够调节经济发展说存在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是无法几头兼顾的,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也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1(11).
[2] 丛明:正确认识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3] 闫庆悦: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J].济南金融,2008(3).
[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课题组:如何把握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N].中国信息报,2010-12-8.
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进行
分析,细致分析了该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怎对这些影响,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明确指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应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整,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审慎的政策,通过加息等一系列的手段来减少货币的流动性,有效控制国内通胀,以有效化解美国该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量化宽松、抑制通胀、资金、金融风险、汇率
1、 引言
2009年3月美国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分批购买了1.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相关债券,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11月3日,美国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决定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在美国实际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决定无异于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现金。该项政策将对中国带来较大影响,我们应谨慎应对。
2、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的背
景及作用
2.1政策出台背景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企业缺乏信心,无较大投资意愿,而且美国的银行业由于背上了沉重的呆帐、烂帐包袱,不敢投资,不敢贷款,导致其失业率攀升。如果美国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有可能步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低速增长,甚至于负增长的阶段,出于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2.2政策目的
美国这次推行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意图是通过扩大投资与生产,预防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
2.3政策作用
该政策释放的资金虽然可以使短期内美国的资产价格上升,具体表现在股价上升,但由于美国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这项政策最终发挥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目前美国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是有毒资产,其行为高度谨慎。尽管目前货币条件很宽松,大量资金在境内存在,但其仍认为贷款风险过高而无贷款意愿。于是发行的货币被各类基金以各种形式投资到外国。因此这笔资金在美国国内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3、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3.1导致外汇储备贬值
中国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国向市场注入6000亿美元后,客观上导致美元的贬值,稀释了我国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对于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将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该项政策极有可能会带来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导致我国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缩水,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3.2导致热钱涌入
由于资金过剩,美国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各类游资会携大量热钱涌入,引发各类经济问题:一是冲击产品市场,带来物价上涨,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二是热钱可能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会带来短期内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如不能被资产的回报或潜在回报所支撑,则一定会带来价格的迅速下降,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三是如果管理不善,热钱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出镜,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冲击。
3.3引发原材料价格上涨
如果美国的金融改革受制于政治因素裹足不前,仅靠发行货币解决经济问题,由此带来的货币过剩将会引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重大打击,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及城市化,对原材料的需求比新兴国家小,而新兴国家更加依赖原材料,因此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冲击。
3.4衍生问题
如该项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美国政府将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如处理不当,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双重冲击。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规模升值,将导致我国部分出口企业出现亏损。但短期内设备、人力等生产要素已经投资,无法撤回,必须坚持生产。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进口国则在短期内无法找出替代中国供应商的生产商或无法形成生产力,所以短期内的巨幅升值只能通过出口商把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将升值的压力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反而导致美国通胀上升,失业率攀高,消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对中美两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4、 我国的应对措施
4.1适当出售美国国债
我国所储备的美国国债券大部分与通胀不挂钩,利息率为固定值,如美国通胀达到4%以上,将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产生负回报。因此我国应在美国国债价格短期内上升的时间点适当售出部分美元储备资产,避免过多损失。
4.2息以应对通胀预期
从2010年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已企稳上升,因此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胀预期的两难选择里,控制通胀预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经济现在急需解决的任务,是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使其能够高过所公布的通胀数字,以改变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稳定物价预期,使经济避免过高通胀。2010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上调金融机构0.25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一系列动作的连续出台已经在传递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可以稳定资金,抑制通胀。
4.3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4.3.1做好金融监管工作
从调整我国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着手,减缓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做好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降低资金进出的波动幅度,尤其防范资金的大规模流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有序的将银行存款等资金逐步向外引导。
4.3.2引导资金出国投资
应有序、逐步的引导资金出国投资,以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可通过对矿山等资源型的投资减缓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4.3.3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还应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通过全面、彻底、系统的财税改革使得房地产市场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4.4妥善处理汇率争端问题
通过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大降低,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坚决不允许人民币过快地升值。而应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情况,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目标进行渐进式的、可控的调整、升值。
5、 总结
总之,我国应重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强研究,谨慎应对,有效化解由此带来的各方面冲击,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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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经济的波动以及市场的缺陷致使在经济出现问题时市场不能自行调节,资源的使用不能够达到最优,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通常实行财政和货币两种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工具,但由于二者调控的目标、手段与功能的差异而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单独使用两种政策存在不足和缺陷,所以我们往往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和调控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模式以达到最优的宏观调控目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组合模式;IS-LM模型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定义和影响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的政策。变动税收是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货币政策是一国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或者利率)来调节总需求的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
二,从IS-LM模型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选择
目前,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第一种情况,能够迅速地拉动GDP,保增长,促就业。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要视经济问题的具体情况来定。当经济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可实行双紧组合;当经济萧条时可以把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混合使用;当经济萧条但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混合,这样是为了刺激总需求的同时又能抑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但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这种组合,一方面利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压缩总需求,另一方面,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防止衰退。
三,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
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例如:
1、当经济萧条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组合,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
2、当经济严重萧条时,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挤出效应”。
3、当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又不太严重时,可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紧缩财政压制总需求,又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财政过度紧缩而引起衰退。
4、当经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可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水平,又用紧缩性财政政策,以防止利率过分提高。
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由于我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输入性通胀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作用,宏观经济运行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在这个阶段对政策组合的协作性和严谨性要求大大提高。
(1)提高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效果,需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除决定两种政策的合理搭配外,还受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的制约。财政体制方面,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企业和地方倾斜,造成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下降,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大大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体制方面,国有银行仍没有真正摆脱行政隶属的地位,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不仅加大了银行的负担和风险,也导致银行角色和功能的模糊与紊乱,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举措难以做出灵敏的反映。
(2)宏观调控中应发挥两种政策各自优势,协调配合
在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对经济总量的控制主要是处理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关系,属于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因此,要求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而使国家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趋于弱化。但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无论是存量结构的调整还是增量结构的调整,基本都属于财政政策调整的范围,因此,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扭转过分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的趋势,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
(3)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应适应中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同时,中国的任何经济行为也要考虑世界。新的政策搭配应该在充分考虑中国经济走向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前提下科学决策制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仅要根据中国经济本身情况,而且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保持动态变化,以期达到政策最佳效果。
四、结论
货币选择新理论指出,现实世界中的资本具有不完全流动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但其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资本流动的完全程度。资本流动性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越小,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越大。在改革开放日益扩大的进程中,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因此货币政策应发挥主要的作用,而财政政策予以配合。通过货币政策所体现的资源配置,实现以资源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原则。
[摘要]经济的波动以及市场的缺陷致使在经济出现问题时市场不能自行调节,资源的使用不能够达到最优,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通常实行财政和货币两种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工具,但由于二者调控的目标、手段与功能的差异而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单独使用两种政策存在不足和缺陷,所以我们往往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和调控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模式以达到最优的宏观调控目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组合模式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模式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混合使用的政策效应
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例如:
1、当经济萧条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组合,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
2、当经济严重萧条时,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挤出效应”。
3、当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又不太严重时,可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紧缩财政压制总需求,又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财政过度紧缩而引起衰退。
4、当经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可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水平,又用紧缩性财政政策,以防止利率过分提高。
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在我国财政与信贷是国家从宏观上集中分配资金的两条不同的渠道,两者虽然都能对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进行调节,但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两者的不同作用。
1、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是国家集中一部分GDP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因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财政居于主导地位。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因此,财政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向上影响社会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因而财政收支的规模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和个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了。银行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对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加GDP的分配,而只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金是以有偿方式集中和使用的,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缺的调剂。这就决定了信贷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影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至于信贷收入(资金来源)虽然对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一定要通过信贷支出才能产生。
2、两者的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形成看,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支出形成的,因而财政在社会消费需求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只要在财政支出中对社会消费性支出作适当的压缩,减少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以立即见效。而银行信贷在这方面则显得无能为力。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则受到财政、信贷两方面的影响。在个人所得税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财政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是有直接影响的。而银行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现金投放的控制,间接地影响个人的消费需求。至于说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也主要是体现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上。但居民储蓄存款毕竟可以随时提取,因而这种影响的力度就不像财政那样大。再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再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根据财政、银行在运用资金上无偿与有偿的不同特点,固定资产投资理应由财政供应资金,而流动资金投资一般由银行供应资金。虽然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银行的资金运用的重点仍是保证流动资金的供应。从这里也可看出,财政在形成投资需求方面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银行的作用则主要在于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
3、两者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
在经济生活中,有时会出现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有时又会出现需求过旺、供给短缺。这种需求与供给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但从宏观经济看,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分配引起的,而财政与信贷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又是有别的。财政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力,惟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银行信贷。因此,财政的扩张和紧缩效应一定要通过信贷机制的传导才能发生。银行自身还可以直接通过信贷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来起到扩张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信贷是扩张或紧缩需求的总闸门。正是由于财政与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
二、在08年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取得的效果
(一)财政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保障民生,严格控制一般性行政开支,重点向新农村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困难地区和群众倾斜。具体措施包括继续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
(二)央行自9月16日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开始,央行又分别在10月9日、10月30日下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免征利息税及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目前已不再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加以硬约束。央行在降息的同时放松了信贷限制,提高了企业融资规模,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企业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在下调存款利率的同时免征利息税,这对储蓄的实际利率收入影响不大,有助于稳定储蓄和消费的需求。
(三)央行将继续改进流动性管理,保证市场流动性充分供应,引导货币信贷合理投放。结合国际收支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将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制定完善银行体系流动性支持应急预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指引,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根据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调整信贷投放的节奏和力度。同时将总量调整和结构优化相结合,在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加大对“三农”、就业、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要加强对信贷投向的监测指导,确保贷款投向符合信贷政策要求。
三、对我国当前两大政策配合的一些建议
由于我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输入性通胀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作用,宏观经济运行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在这个阶段对政策组合的协作性和严谨性要求大大提高。
(一)提高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效果,需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除决定两种政策的合理搭配外,还受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的制约。财政体制方面,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企业和地方倾斜,造成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下降,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大大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体制方面,国有银行仍没有真正摆脱行政隶属的地位,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不仅加大了银行的负担和风险,也导致银行角色和功能的模糊与紊乱,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举措难以做出灵敏的反映。
(二)宏观调控中应发挥两种政策各自优势,协调配合
在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对经济总量的控制主要是处理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关系,属于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因此,要求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而使国家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趋于弱化。但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无论是存量结构的调整还是增量结构的调整,基本都属于财政政策调整的范围,因此,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扭转过分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的趋势,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
(三)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应适应中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同时,中国的任何经济行为也要考虑世界。新的政策搭配应该在充分考虑中国经济走向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前提下科学决策制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仅要根据中国经济本身情况,而且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保持动态变化,以期达到政策最佳效果。
四、结论
货币选择新理论指出,现实世界中的资本具有不完全流动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但其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资本流动的完全程度。资本流动性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越小,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越大。在改革开放日益扩大的进程中,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因此货币政策应发挥主要的作用,而财政政策予以配合。通过货币政策所体现的资源配置,实现以资源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原则。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中国经济问题,2009.
[4]汪同三,王成璋.21世纪数量经济学.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选择和运用,以及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是 现代市场 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产业结构协调、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前提。我国正处在经济一直转轨的进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因制度变迁所显现的某些特殊性而变得尤为紧要和突出。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念
本来财政和银行都是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综合部门,应把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置于第一位。但是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而对两大政策相互关系和影响、尤其是对两大政策的相互抵触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权衡;财政和 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因此,为有效地发挥两大政策的宏观调控合力,必须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目前的各自为政到协调配合的根本转变。
(二)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
制度变迁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资金配置渠道了根本性变化,即国民收入分配由政府向 企业和个人急剧倾斜,资金配置由财政主导型转向金融主导型,金融事业空前发展和凸显。但是金融事业的过分凸显并非其自身真正发展的结果,而是财政规模萎缩和国有企业资金困难烘托而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规模不断萎缩,财力日趋困窘,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调控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如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等,其结果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劣化,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作。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
(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
绩效财政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两者的地位和特点各异,运作方式和手段便不尽相同,因此两者理应有明确的分工。而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并存。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使财政直接增支或减收,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财政挤占银行资金也日趋严重,如财政向银行的间接透支有长期化扩大化的趋势和银行承担部分本应由财政安排的国家专项储备等。(2)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3)通常,货币政策侧重总量控制,财政政策更适于结构调整。但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变化,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
国有企业体制缺陷严重阻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现代企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点,也是宏观调控成败的关键。但是,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善,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基本上不具备硬预算约束机制,对国家的依赖性较大。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但却有着强烈的投资欲望和冲动,而自有资本和财政资源又非常有限,便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致使负债居高不下;兼之企业效益不好、亏损严重、信用观念缺乏,导致偿债能力和愿望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对国有银行的多重冲击。值此情形,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都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架构
(一)规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程序和机制
设置一个能超脱财政和银行部门利益、并能从国民经济全局着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其职能在于规范程序和机制,不但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特点及配合效应选择具体的配合方式,并随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偏差,而且要及时仲裁和处理关涉各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以消除双方的摩擦。协调财政和银行的关系,使财政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相契合。
(二)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
财政货币政策总是通过国民经济和结构的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但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侧重点总是不尽相同的。
(1)货币政策侧重于效率原则,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和高效财政政策侧重于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面稳定又是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制度构架既定,则只有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税收、公债、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以利于解决失业、收入不公和公共物品受益程度差异等问题。
(2)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重塑财政要适时转换职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总需求应由银行负责供给。换言之,财政调控重点是经济结构,银行则要加强社会总求求调控,合理分工,协调动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可以放松总量调控,银行应该退出结构调整。
(三)强化 金融与振兴财政并举,以扭转目前“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
首先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调适金融的宏观调控功能,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实现财政的振兴:
(1)提高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资金集中比重,增强宏观调控财政力和能力从根本上讲,两个比重的提高有赖于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但目前最紧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依法治税,有效征管,保证税收应收尽收;二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财政的振兴,政府分配从来都是以财政集中性分配为主渠道,政府必要的收费只占很小的比重。而我国的财权极度分散,各级政府的分配极不规范,既扰乱了分配秩序,又减损了国家财力,也弱化了财政能力。
(2) 发展政策性银行业务,建立政策性银行正常、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资金来源,使政策性银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目前应主要着力解决政策性银行筹资渠道单一、资金使用绩效欠佳的问题。政策性银行应有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可将清理整顿的财政信用资金、机关团体的央行存款、邮政储蓄和保险公司存款筹划归政策性银行,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适度发行长期债券;同时,要注重资金使用绩效的考核的评估,实现应有经济社会目标。
(四)着力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1)国债管理政策
国债既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关节点。国债不仅有助于弥补财政赤字,舒缓财政困难,还能用以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还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基础条件。以我国实践看,尚须创造条件,以臻完善:提高央行国债资产比重;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国债市场,做到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及运行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财政发债创造良好的利率条件。
(2)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是以政府为投融资主体的金融活动,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显的金融性,客观上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又一结合部:首先,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财政意图,是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其次,财政投融资所具有的信用属性决定了它又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制于央行的宏观金融调控。市场经济中,银行和企业投资必然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使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来重,而建立财政投融资,即可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使之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在资金来源上,不仅应包括国债和财政拨款,而且应当逐步把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结余等纳入;在资金使用上,既要强调宏观意旨,也要注意资金的使用绩效与合理回收。
(3)国有企业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正向着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但由于 历史和体制等原因,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社会负担过重、政企不分、过度负债、信用紊乱等问题,使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受到影响。政府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财政和银行作为政府的综合职能部门,应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帮助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度过难关。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有些只需财政或货币政策的某一方面即能解决,而更多的是需要两大政策的协调合作,如,财政和银行要协同配合,支持企业债务重整。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是旧体制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银行和企业都应合理分担。再如,财政和银行应以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协同支持国有企业运用集团制度、公司制、股份制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从制度上构筑起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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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给大市场营销下的定义为:为了成功地进入特定市场,在策略上必须协调地施用经济心理、政治和公共关系等手段,以取得外国或地方有关方面的合作和支持。此处所指特定的市场,主要是指壁垒森严的封闭型或保护型的市场。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和政府干预的加强,是国际、国内贸易中大市场营销存在的客观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淘宝网市场营销论文范文:基于单身经济的网络营销效应研究。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网络营销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方式,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同时,网络营销的观念和网络营销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熟知和掌握。使用网络营销理论分析了淘宝网的“光棍节”营销效应。阐述了基于单身经济的网络消费者的特点,分析了以单身群体为核心的光棍节的营销效应。在肯定光棍节网络营销效应的同时提出了在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关键词]电子商务 单身经济 网络营销; 光棍节。
“单身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西方经济学家麦肯锡提出来的,最初定义为“单身女性经济”。目前单身经济概念已经扩展到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随着社会经济网络化、全球化的发展,适婚单身男女数量的不断增加,单身经济在娱乐、社交、养老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网络营销是在虚拟市场,以网络消费者为目标群体展开营销活动。网络消费者参与主体大多数为青年男女,其向往个性化和自由的消费方式。这部分群体具有收入高、无家庭负担的经济优势,这为网络营销提供了需求源保障。单身经济下网络消费者呈现以下特点: ( 1) 网络消费者兴趣爱好广泛,以自我为中心乐于尝试新鲜事物。( 2) 这部分网络消费者拥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能够购买满足他们需求的个性化、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3) 网络消费者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掌握和获取商品的信息,理性地分析比较。网络环境下使单身群体和网络消费者特点重叠,更加有利于电商企业以单身群体为目标用户开展网络营销活动。精明的电商以此为契机,围绕这部分消费者展开营销活动,使网络营销取得了重大成就。
单身群体以其超前的思想观念和消费意识促使了单身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淘宝网的光棍节活动就是以单身群体为核心展开的一系列网络营销活动。
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以单身群体为中心,重视这部分消费者需求,使网络消费者在营销过程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而电商企业的营销策略也由传统的被动、消极地适应消费者开始向积极、主动地与消费者沟通和交流转变。
1. 电商以单身群体为中心展开网络营销活动,更容易获得眼球经济.
眼球经济也被称为注意力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注意力就是获得一种持久的财富。网络经济环境下,眼球和注意力在强大的媒体社会变成了一项经济资源,在这股强大力量的推动下,眼球经济比任何时期都要活跃。电子商务网站更需要眼球,只有点击率才是网站价值的集中体现。同时,这种点击率也成了网民和网络购物者的一种消费指向标,因为网络购物者消费心理更倾向于“大众消费”。
而电子商务企业也可以从这种消费指向标中准确地把握市场走向,从而合理地分配利用资源,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淘宝网的光棍节活动就是以单身群体为核心展开的一系列网络营销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说,单身群体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很多,负担相对较少,没有来自家庭和婚姻的经济压力,削减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淘宝网正是抓住了单身群体收入稳定,具有较强的购买力,又具有个性化需求的特点展开营销活动。这就要求电商企业善于抓住噱头和利用消费者心理进行造势,获得了包括单身群体在内的网络消费者的广泛认可。电商企业通过“半价包邮”“单身快乐,红包派不停”等活动,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引起网络消费者兴趣,获得眼球经济。
2. 淘宝网光棍节低价的促销策略,促使销售量急增.
淘宝网 2011 年首次借淘宝商城展开“光棍节”促销活动,单天销售额为 1 亿元,而 2012 年光棍节销售额达到 191 亿元。历年光棍节销售额如图 1。
电商们借用此次活动创造了一个销售历史。光棍节能够成为电商的盛宴,虽然离不开商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精明的市场策略,更取决于商家善于利用网络平台,借助网络平台而发动的网络营销活动。网络消费者虽然比较喜欢超前和新奇的商品,容易被新的消费动向和商品介绍所吸引,但是价格的作用仍然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价格降幅或者是促销活动的优惠力度超过这部分消费者的心理界限时,消费者也会改变购物原则,做出购买决策的。虽然说网络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之前会进行理性思考,对商品的质量、价格、规格进行比较,但是光棍节的促销活动也会打破其原有购物的习惯,使其产生冲动型购买行为。
3. 光棍节社会影响广,促使传统店家开拓网络销售渠道,产生联动效应.
光棍节在刺激了大量的电商销售热情的同时,也使传统店家看到了电子商务的魅力和网络销售的巨大前景,纷纷加入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其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增加销售量。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还促使其他电商平台纷纷加入促销活动,产生联动效果。京东商城、当当网、苏宁易购、国美、亚马逊、腾讯易迅网等多家电商网站都利用光棍节深远影响,纷纷利用各自平台展开促销活动,使各自的销售量急增,获得社会关注度,扩大品牌知名度。
4. 光棍节营销活动减少了广告投入,树立了电商企业的品牌形象.
淘宝网通过广告、SNS 等各种途径展开全方位整合营销推广。首先,利用病毒式营销快速传播的特点,以单身群体为中心在网络消费者之间迅速传播,利用网络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与分享进行广泛传播,使光棍节促销活动广而告之。其次,利用 SNS,以网络社群积累的人际关系网为基础,利用这部分群体具有稳定性强、粘度高、传播力度广的特点,扩大光棍节和淘宝网的知名度。网络社群成员享有发言和信息对称的权利,而且消费者更愿意相信社区成员的声音,达到口碑相传的效果。再者,利用微博营销。淘宝网利用微博聚集的人气,在天猫新浪官方微博上推出的 11. 11 网购狂欢节小专题活动达到宣传推广的效果。最后,淘宝店家主动加入营销推广活动,利用店家资源,减少广告投入。2012 年光棍节活动首次突破淘宝范围,联合天猫和聚划算两大事业群共同出击,仅天猫参与光棍节活动的店家就超过了 1 万家。入驻店家对光棍节活动有了更多预期,愿意拿出资源做当日的促销,达到借力营销效果。除了天猫商家手机发送促销广告外,商家还在自家天猫店铺采用海报进行促销,直接锁定目标人群,相比投放的范围大、覆盖面广,投放更精准。以上营销推广活动刺激了网络消费者参与的激情,同时减少了淘宝网的广告投入,降低了活动成本,树立了淘宝网电子商务企业的品牌形象。
5. 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提高了整条供应链的协同运作能力.
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并取得不菲的成绩,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提高了整条供应链协同运作能力。首先,电商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为淘宝天猫赢得了更多的销售额。在IT 系统方面,天猫推出了基于云平台的订单处理平台,提高了云商户的日订单处理效率。其次,为了保证光棍节活动顺利进行,天猫为光棍节促销活动准备了相应的流量储备,以避免页面无法打开、无法支付的情况。再者,物流方面,天猫与 EMS,顺丰、申通等国内九大物流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实现了与物流公司的信息对接,做到货品从包装到送达,全程数据都掌握在天猫手中,实现全方位的物流数据分享,帮助快递企业全面提升运营、服务及资源分配能力。
1. 单身经济群体具有不确定和不稳定的风险.
单身群体虽然充满生命力,带动了“单身经济”,但是也面临着“单身经济”带来的风险,例如这部分群体更注重自我享受,容易产生盲目购买。网络消费者容易受电商的网络促销活动的影响,产生冲动的购买行为。在冷静思考过后或者收到货品之后,发现购买行为是没有必要的,可能会把不满转嫁到商家身上,影响商家的信誉,同时也会影响商家的顾客满意度。
2. 商品促销力度大,凸显网络经济中的“柠檬效应”.
网络经济环境下买卖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柠檬效应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存在提供了先决条件,造成逆向选择,即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处于劣势的选择,使得质优价高的商品遭到淘汰,而劣质价低的产品逐渐充斥市场,导致市场萎缩或市场不存在。柠檬效应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提出。光棍节作为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淘宝网推出的网络营销活动,大部分店家都会运用低价经营策略,吸引网络消费者的眼球,刺激消费者的购买冲动,增加商品销售取得利润,反而忽视了产品的质量; 而对于少数提供高质高价的商家,他们往往会被消费者所抛弃,出现有质无量的窘态。
3. 商家的仓储、物流、客服等环节成为电商开展促销活动的瓶颈.
阿里巴巴集团没有预测到当天流量过高使电子商务系统平台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致使页面无法正常打开,影响了消费者购物体验,降低了店铺销售额。除了页面等技术问题外,光棍节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怠慢顾客的行为。例如大量订单使卖家发货速度缓慢,阿里旺旺过于繁忙,买家的咨询和沟通被怠慢,引起买家的不满。除此之外,作为电子商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流成为检验电子商务环境和质量的标准之一。淘宝网光棍节网络营销活动给物流公司带来巨大压力,除了申通、圆通、中通、汇通、韵达等五家物流公司承接淘宝网快递业务外,EMS、宅急送、顺丰也开始与淘宝、天猫达成了网购快递协作。即使是这样,光棍节当日巨大的销量还是远远超过了各大快递公司的承受力。虽然一些小型快递商家也加入了物流配送,分担“爆仓”的压力,但是有些订单还是只能推迟一周甚至一个月后才能发货。在配送的过程中除了暴力分拣大家公认的问题外,还存在配送缓慢效率低下,配送员态度恶劣等等一系列问题。显然电商企业物流质量的高低已经成为电商企业新的竞争点。
4. 光棍节活动期间网上价格体系混乱。
光棍节活动期间,除了淘宝网参加以外,聚划算和其他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加入了这次活动。各个店家对同一产品、相近相似的产品缺乏统一的定价标准,因此出现了同一品牌价格不同甚至相差甚大的情况。网络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价格混乱,消费者往往刚下订单,却发现另一家同一品牌价格更便宜。
虽然这种价格混乱的现象促生了网络比价系统的产生,但是网络比价系统只能给消费者比较价格缺乏对产品服务等增值价值的比较。许多电商通过提供增值服务跟一般店铺区别开,但是网络比价系统却把这一优势排除在比较之外,使得网络市场上“柠檬效应”现象越来越严重。
1. 鼓励网络消费者理性消费,建立合理收支规划.
光棍节活动期间,促销活动吸引了单身群体的眼球,使他们在享受低价带来的购物快感同时产生盲目购买的行为。这既降低了消费者网络购物体验,也造成了浪费。以单身群体为中心的网络消费者需要建立正确的消费观,理性对待网络促销活动,合理规划网络购买行为,理性消费。
2. 第三方平台承担起审核和监督的职责,建立良好的诚信商务交易环境.
电子商务环境中,网络消费者要与其不完全了解的卖方进行交易或者购买不熟悉的新产品,需要第三方平台或中介提供意见,因为其意见具有中立、客观的特点,更容易被网络消费者信服。其次,第三方平台作为中介机构在活动中可以提供信誉保证。
第三方平台通过发放数字证书来验证交易者的真实性和唯一性,数字证书起到了中介的信誉保证作用。
最后,第三方平台有匹配买卖双方的作用,还可以根据双方支付和索取意见使特定的买卖双方进行区域或者全球性匹配。在电子商务市场下,使匹配效率得到提高,匹配人数和匹配范围不断扩大,可以有效地缓解或者解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三方平台对商家的资信、诚信以及服务进行实时监督,发现商家的不诚信行为及时给予惩罚,减少消费者的损失,同时对其他店家给予警示。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买卖双方的信息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网络经济中的“柠檬效应”。
3. 加强协调机制,完善整个供应链协同能力.
电子商务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一个企业和一个企业的竞争,而是一条供应链和另一条供应链的竞争。电子商务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整条供应链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同运作,整合各成员的资源优势,从而提升整条供应链的竞争力。首先以阿里巴巴等大型电子商务企业为核心,为整条供应链其他企业提供平台、核心技术和交易标准等,促进系统内各种资源整合,协调各企业的联系。其次,以消费者为目标,充分认识到消费者的作用,针对用户,整合交易、搜索、社区、通讯等一系列互联网应用集合式发展。再者,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电信服务商也可以通过整个链条的优化,获取远远超过依靠自己的竞争力才可以获得的利益。例如物流企业,充分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提高业务处理自动化程度,调动基层人员工作积极性,减少基层工作强度,使他们参与企业的管理和收益,提高管理效率。金融机构提供的非现金支付方式的电子支付模式,提高支付的灵活性和便捷性。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企业可以从促进产业发展角度进一步加深银企合作程度。
4. 各个店家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关注消费者需求,加强对客户的管理.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加剧以及电子商务企业的自身特点,消费者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而消费者的选择也决定了电子商务的生存和发展。利用网络技术,掌握消费者信息,积累电商智慧,才能使电子商务企业建立真正持久的竞争优势。各个店家可以在网上建立客户反馈机制,掌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对产品的要求等,以便提供更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因此建立以消费者信息为基础的数据库,开展数据库营销就变得非常重要。围绕数据库资料以客户为中心利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与顾客建立持久关系,留住顾客,使客户满意,使客户忠诚,进而使客户不再转向其他竞争者,使得电商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服务的竞争,使客户与电商企业建立起信赖关系,达到预期的促销目的。各个店家在为消费者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诚信经商,以诚信赢得客户的信赖。
综上所述,光棍节能够成为电商盛宴,关键是电商以单身群体为中心,根据其消费心理调动单身群体的购买欲望,进而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促使电商销售量的增加,它是一次成功的网络营销活动。正是通过这种持续的、电子商务各方积极参与的,促销和宣传及时、得力的网络营销活动,吸引了网络消费者的眼球,扩大了电商企业的品牌知名度,使消费者对该项活动产生了预期,促使其销售量大幅增加,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参与活动的电商企业日益增加,使一项网络营销活动产生了联动效应,达到了网络营销的效果。虽然在活动期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随着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完善,各参与方的共同努力,必然会建立一个由政府、行业、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开放、协同、共荣的电子商务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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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和新的课程标准的实施,体育教学作为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在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体育教育与其他的学科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协调、同步合作,共同促进了学生们德、智、美、体、劳的全面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体育教育的协同效应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近年来,素质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如何培养出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也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事情了。体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教育过程中与德育、美育和智育都有着交叉,好的体育教育,离不开与这些因素的融合和接洽,所以说,要充分发挥体育教育在素质教育的作用,做好与德育、美育、智育之间的协同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引言:体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广大教育者和家长们所忽视,但是体育教育存在的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体育不但能够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大脑工作效率,还能帮助人们良好品德的培养,可以说体育带给人们的好处良多,那么,发展体育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素质教育中包含着德育、美育、智育、体育等要素,他们本身相互区分,却又紧密相连,发挥这几大要素的协同效应,是提高体育教育水平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素质教育的发展的重要任务之
(一)协同理论
要想了解体育教育的协同效应,我们首先应当熟悉“协同”这一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理论物理教授赫尔曼哈肯教授在对激光进行研究时,概括出了这样一个理论观点:不同系统中的子系统的性质虽然千差万别,但其在宏观结构上的质变行为,即由旧结构突变为新结构的机理却是类似或相同的,它们都遵循某种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协同理论的雏形。
协同效应是协同学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其含义是指在复杂的大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协同行为所带来的能量或者作用将远超子系统自身所带来的能量和作用,通过协同行为,从而使整个系统趋于统一和联合。这个原理的意思,其实就是指系统具有整体的规律性和有序性,这种特性是由各个子系统的协同作用所共同影响和产生的,这种协同的效应适用于任何一种复杂的整体系统。
(二)体育教育的协同
体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本身具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则,在这种教育体制的结构的影响下,除了其本身所必须具备的体育知识与训练方式之外,还存在着与德育、美育、智育这些教育因素的契合点,在进行体育教育时,不应当将其完全的割裂开来,应充分发挥其相互所具有的协同关系,通过使体育教育这一整体系统与其他诸如德育、美育、智育等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使体育教育乃至整个的素质教育都能被带动起来,更加完善的、快速的发展。
(一)体育与德育的协同效应
德育主要重视对人才的思想品德进行优化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点,这一教育理念贯穿于我国数千年的教育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德育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所在,其关乎未来学生的人格和思想品德的形成。但想做好德育,并非一定要拘泥于思想品德的专门教育,与体育进行协同作用,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两者本身就是联系密切的,是可以相互促进和发展的。
体育是德育实施的前提和基础,人体是承载一切知识、技能、观念、社会意识的基础,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作为思想和道德的载体,可以说,德育的前提,是以体育为物质基础的。同时,体育本身在教育过程中,也无时无刻地进行德育的渗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体育有助于学生坚忍不拔意志的形成,体育高强度的训练和对人体潜能的激发,都需要学生从心理和生理上对困难加以克服,只有坚持不懈的训练和努力,才能最终完成训练内容,在比赛中挥洒自如。第二,体育教育有利于学生进取意识的培养。我们都知道,体育本身具有竞争性,在一些体育赛事中,除了高超的体育技艺和健康的身体外,一个积极进取、求胜心切的态度也是必要的,但又因体育能力的养成是循序渐进的,只有扎扎实实地训练,稳定心态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这也有助于学生务实、不急功近利的良好品质的养成。第三,体育是一个集体化特别明显的教学科目,其很多体育项目都是需要集体的合作和团队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的,这有利于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团队观念的形成,能使其充分地认识到自身在集体中的价值,并且通过对其他人的比较,还能够更加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自己,另外,作为集体的一分子,学生又能使其组织性和纪律性得到提升,从而间接的与集体队友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体育与美育的协同效应
所谓美育,是指人们通过对事物美的感知,从而使自身的审美观得到正确地树立,然后激发人们在生活中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创造的欲望,是一种以重在培养人们心灵的情感教育。体育和美育都是素质教育下两大重要的子系统,二者相互区别,却又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二者通过协调行为,能够大大地提高各自以及整体素质教育的效率和效果。
体育有助于优美体型的形成。在体育教育中,利用正确而科学的教学方法,并且加以坚持,是能够很完美的塑造出一个健美、匀称的体型的,人体的健康的肤色、坚实的骨骼、流畅的线条以及强健的肌肉都是人体的美感的体现,这让人在拥有健康的身体的同时,还能使自身得到“美化”。这也正是“健美”一词的含义,因“健”而“美”,才是真正的人体美。
体育本身所带来的竞赛技巧和运动员的体育能力,都能为自身和观赏者带来美的视觉体验。我们刚刚提到,美育着重于对人们审美观的树立,其实这也是体育的一种教育目的。体育运动本身具有观赏性,人们通过对体育运动的观赏,能够从中获取充足的审美体验,很多体育项目都有这样的作用,比如篮球,其华丽的运球技巧、精准的投篮、激烈的对抗、让人热血沸腾的扣篮以及观众高声的欢呼,都透着一种让人不忍割舍的独特魅力;体操比赛中,则带给观众一种婀娜、柔和、灵巧、妩媚的美等等,这些运动都是美的实体表现,无不带给人们视觉的享受和审美的盛宴,是体育与美育的完美结合。
(三)体育与智育的协同效应
智力也就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对实际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的一种能力。所谓智育,也就是对于人们智力的培养和教育。简单说明,智力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表现出来的观察、记忆、想象、分析、推理等思想行为的综合表现。我们都知道,大脑是人们意识思维的载体,同样也是智力的物质承担者,一个人的智力发达与否,也与这个大脑的主人的身体健康程度息息相关。相关的研究表明,经常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脑细胞的成长和发育,并且使其富有活力,从而能够更加机敏的、准确地对机体进行协调和指挥,使得工作和学习更加的有效率。可见,体育对于人体智力的影响是巨大的,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身体能够有助于智力的发育,同样,智力对体育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运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和体育知识能够使运动员的训练效率和竞技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说,二者是紧密相连,互相作用的。这种相互关系,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体育锻炼有助于大脑的生长发育。相关研究表明,运动能够促进大脑相应中枢的发育,使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皮层的工作能力得到改善,从而使神经的灵活性和均衡性以及大脑皮层的工作能力得到综合的提升。
其次,体育有助于人体疲劳的恢复。目前,学习和工作的压力无时不困扰着人们,长时间的学习和工作往往使得人们疲劳不堪,通常来讲,持续的工作和学习超过两个小时,大脑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以至于学习工作任务不能充分的完成。有研究表示,如果在大脑过度负荷,并且感觉疲劳时,适当的体育运动有助于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所以说,体育运动对日常的工作生活还是十分有利的。
(一)科学合理的制度制定
制度的制定和推广,是体育教育协同效应发展的前提和依据。首先,教育者应当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尝试,总结出一套合理可行的教学方案,使体育能够与其他教育形式完美契合,然后以制度形式加以落实。其次,设立专门监督评估机制,对体育教育协同效应中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规避。通过定期的评估监督协同效应的效果,进行分析和研究,以确保体育的协同效应的正效应得到最优化。
(二)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同程度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重文轻体”是被广泛认识的思想,很多学校的体育设施或陈旧不堪、或长期不使用,使得体育教育变成了空谈。这要求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素质教育的真正涵义,通过加大对体育的重视,并且做好与其相匹配的协同教育,使体育的协同效应最大化,使得素质教育的目标得以贯彻和落实,真正的培养出,全面的、综合素质高的体育人才。
体育与其他几种教育形式同是素质教育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不可代替性,但是它们又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所以,如何使体育与德育、美育、智育的协同效应发挥到最大化,使人才得到综合的多面的发展,是教育者必须要研究和考虑的内容,只有将体育教育这种协同效应充分的发挥和运用,才能使我国的素质教育事业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体育教育的协同效应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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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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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论文正文]
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1.国债销售规模快速扩大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3.国债销售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1.国债销售总量与销售主体手续费收入不相匹配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2.国债销售与个人酬金间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3.国债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存在较大差异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1.建立国债发行手续费浮动匹配机制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2.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4.允许地方国库尝试现金管理操作,吸引国债持有银行竞标国库现金存款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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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不仅仅给学生带来英语能力认可和证书方面的收获,在学生进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复习的过程中,学生在自己的英语学习方面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这种提高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学生很难发觉。但是利用好考试复习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反拨效应,可以很好的提高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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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对高职英语学习的反拨效应
高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技能型操作人才,因此,其主要的教学目标为学生技能的熟练掌握。而随着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综合能力要求的提升,操作型人才英语交际能力以及读写能力的要求也日益的提高,因此高职院校在学生专业培养时将英语课程逐渐的融入其中。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是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英语水平的一个认可,高校在鼓励学生进行英语考级考证的时候除了关心学生获得证书的比率以外,还应当善于发现其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反拨作用,以此来帮助英语基础较弱的高职学生获得提高英语的最佳途径。
要想了解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反拨作用,就必须先了解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时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复习的内容,进而从这些准备的工作中,发现学生获得的英语方面的进步与提高。因此文章本节着重对于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中的准备工作做探究,以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依据。
1.1词汇量积累,语法的完善工作不断的深入。
对于B级英语应用能力的考试,其主要考察学生在大纲范围内英语词汇量及语法的应用,虽然考试涉及听力、选择、作文等多种形式,但是在考试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英语的基础。因此,高职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复习中,往往会坚持单词的背诵以及关于语法的学习,进而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词汇量以及英语基础知识的专业性。
1.2强化自己英语知识应用能力的提高。
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中,除了最基本的单词选择题,很多的考试内容都需要学生对于英语知识进行实际的应用。例如英语听力或者是英语作文的考察。因此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复习中,学生不仅仅是进行基础知识的复习,还需要通过大量的习题锻炼来提高自己实际的英语应用能力,尤其是在英语听力的准备以及英语作文写作方面的锻炼,学生的英语听、写能力在不断的强化。
1.3复习方法与考试技巧不断完善。
虽然进入高职阶段的学习后,学生的实际可支配时间变得相对充裕,但是对于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复习来说,其复习时间还是比较的紧张。因此在学生复习时,要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复习方法以及对考试方法进行不断的探索,从而获得最佳的复习效率,并且在考试的过程中以最好的答题技巧将自己的英语水平发挥出来。
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不仅仅给学生带来英语能力认可和证书方面的收获,在学生进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复习的过程中,学生在自己的英语学习方面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这种提高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学生很难发觉。但是利用好考试复习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反拨效应,可以很好的提高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提高。
2.1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增强了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主动性。
高职学生由于其学习的基础比较薄弱,并且学习的积极性不强,因此在课上的表现往往与大学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往往会关系到学生英语能力的社会认可以及其证书的数量,因此学生在报名考试后,为了能够通过考试,都会主动的进行英语考试的复习。虽然整个英语学习都只是为了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但是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的主动性得到了提高,并且很多学生都会利用课余时间加紧对于英语的学习,整个学校的英语学习氛围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2.2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加强了学生英语基础知识的积累。
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复习的过程中,由于复习内容的不断增多与深入,在英语方面基础知识的积累,例如词汇量,语法等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词汇量方面,大纲规定至少在2500词汇以上,学生为了能通过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在复习的过程中会进行大量的词汇背诵以及英语语法的训练,直至整个复习过程的结束,学生英语基础知识的积累又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3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促进学生英语学习方法的养成。
虽然学生在复习阶段进行复习方法的探究以及考试技巧的钻研都是为了应对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但是在实际的复习过程中,其反拨作用又会再次促进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改善。在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复习的过程中,学生会自主的安排自己复习的内容以及相关的时间,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学生会发现自己每天最佳的记忆时间,最佳的学习状态以及最佳的学习量。而在考试结束后,学生对于在复习过程中所采用的英语复习方法可以继续使用于英语课程的学习中,进而整个英语学习的方法也能够定型养成。
2.4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再次提高学生解题技巧。
中国不管哪个阶段的学生都需要面对多方面的考试,而考试的形式主要是笔试为主,因此在长时间的锻炼下,学生逐渐培养了自己多种解题的技巧。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作为社会类型的证书考试,使得学生在复习与参与考试的过程中又再次获得了社会考试的锻炼以及技巧的提升,从而学生在学习以及考试应对方面的能力再次获得提升。
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既是对于高职学生英语能力的一次认可,也是对于高职学生学习的一次挑战。在积极的备考复习过程中,学生除了能够获得英语技能的认可,其整个考试的过程又会发生反作用,进而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水平。通过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整个过程,学生英语学习的态度得到了改善,基础知识的积累得到了提升,英语学习的方法得到了完善,因此高职学生在整个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完成后,其英语水平以及学习能力又会再次的得到新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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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建国以来,市场形势一直是“供不应求”,连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票证供应,更有一些商品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方能享用。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极大的增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主动性,使我国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供求之间的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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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增发1000亿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
进入98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显着的变化,其集中体现就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针对这一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大胆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启动经济增长。这一重大举措显然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增发国债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使我国“软着陆”的成功化为乌有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结合增发国债时我国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以全面认识其经济影响。
早在年初,新上任的朱就提出了必须确保98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的目标。这一指标的制定是有其科学依据的,它实际上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尽快扭转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趋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缓解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增多的问题。从当时的经济形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刚刚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大多数人都认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即将展开,而且199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高达8.8%,98年8%目标的实现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然而,实际情况是98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7%左右,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也严重的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导致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
因此,分析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分析增发国债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首先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回落这一现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直接原因就是投资乏力、消费疲软、出口受阻,而导致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市场形势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是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内因。
我国自建国以来,市场形势一直是“供不应求”,连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凭票证供应,更有一些商品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方能享用。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极大的增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主动性,使我国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供求之间的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供给的增长速度超出了需求的增长速度。
这一“量”的变化逐步积累,到1998年最终体现为“质”的变化,即主要商品大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买方市场来临。不可否认,形成这样的格局是我国改革的一大成就,是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丰硕果实,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和新的起点,在长期内会起到积极的效果。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加强了企业的市场约束,促进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效率。但这一变化,在短期内却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存量上看,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大量在卖方市场期间兴建的企业,由于习惯于供不应求的市场形势,没有认真的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生产效率低下,产品成本过高。这些企业在买方市场中必然会出现产品积压严重、面临停产或破产的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多年来投资缺乏应有的效益约束,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盲目铺摊子、上项目、重复建设的情况非常严重,这类企业为数不少,它们的停产破产必然会减缓国民经济的增长。从增量上看,供大于求的市场形势也会使得企业对项目的预期利润下降,从而减弱其投资动机,投资的减少也会使得国民经济增长减缓。企业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也会增加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这就使得大多数人减少了当期消费,加剧了需求不足的状况。
分析卖方市场还必须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同西方国家的买方市场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我国买方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很强,并不是全面的产品过剩。表现在已经出现的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局面并不巩固,有些产品和服务项目的缺口仍比较大,如部分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还有一些产品则经常处于波动状态,如部分农产品;同时也有一些产品并不是绝对的供大于求,而是由于生产厂商在设计制造中没能考虑消费者的实际要求,导致消费者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比如农村市场对家用电器的需求量仍然很大,但目前的家电设计却无法适应农村的情况。因此,我国的买方市场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买方市场,在总量失衡的背后隐藏着经济结构的矛盾。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兼顾总量调整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方是适合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的明智措施。
其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也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进出口额连年高速增长。但是,我国的出口产业由于长期由政府垄断或扶持,导致产品竞争力低下,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域结构不尽合理,大量出口的是竞争力低下、种类与周边国家雷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集中于周边国家和美国。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和世界经济形势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许多周边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它们不仅直接减少了从我国的进口,还通过本国货币贬值间接的侵蚀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
亚洲以外的许多国家经济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使得我国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出口增幅大大降低。出口受阻也必然对我国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起到不良的影响,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于我国奉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出口增幅减缓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较为现实的出路是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对出口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改革,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长期内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另外,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主要是人民收入水平上升减缓: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国企职工下岗待业现象增多,职工收入水平增长缓慢,部分职工的收入水平甚至还略有下降;粮食购销体制的调整尚未到位,广大农民从农副产品调价中所获利益有限;农村乱收费现象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低下等。
我们必须把积极财政政策放在我国的经济形势这一大背景中来考虑,思考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消费和出口需求都出现疲软时增发国债的具体效应。
货币供给量大于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是导致通货膨胀的直接因素,要分析增发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也必须从分析其对货币供求的影响入手。因此,对我国目前的货币供求状况不能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其焦点在于:我国目前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
所谓通货紧缩,指的是由于货币供给量小于货币需求量,使得物价总水平下降的情况。历史上最严重的纸币通货紧缩发生于美国大萧条期间,物价水平在6年间下降了20%。导致通货紧缩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没有对暂时出现资金短缺的商业银行给予足够的支持,反而减少了基础货币投放,听任大量的银行因储户挤提而破产。
在基础货币供给减少的同时,又有大量的银行破产退出了商业银行体系,再加之仍在营业的银行出于预防挤提的目的自动提高了备付金率,导致了商业银行体系货币派生倍数降低,结果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供给不足,美国经济连年负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同当时的美国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特别是我国的物价上涨率也破天荒的出现了负数。
根据这些现象,是否就可以断定我国目前出现了通货紧缩呢?这是不妥当的,确定通货紧缩的出现必须从其本质入手,对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进行比较,判断货币供给是否确实低于货币需求。按这种思路进行分析,我认为,我国目前并不存在所谓的通货紧缩,原因很简单:货币供给并不低于货币需求。
首先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看。我国中央银行自1996年以来多次采取了扩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如取消贷款指令性计划、多次降低利率、降低法定备付金率等。取消贷款指令性计划,实际上是将在法定备付金率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放贷款的权力下放给商业银行,人民银行不再进行数量上的限制;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也是为了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量;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则更是增大商业银行体系货币派生倍数的有力杠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目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很松的,中央银行正在力图增加货币供给。
其次,从商业银行的经营实践来看,目前的货币供给也是能够满足货币需求的。今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最显着的特点就是各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都很高,6月末,国有独资银行超额备付金率为9.1%,其他商业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为16%。有人据此认为,超额备付金率过高必然使得商业银行体系的货币派生倍数下降,从而降低货币供给,无法满足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对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更深入的认识,应该看到,超额备付金率过高固然会降低货币供给,但却不一定会使货币供给低于货币需求。同时,超额备付金率过高本身就是货币需求不足的重要表现。
大萧条期间,美国商业银行也普遍出现了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情况与之是没有可比性的,主要是两种情况下导致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原因是大不相同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率之所以高,是出于预防储户挤提的需要的,而储户挤提则又正是因为货币供给不足。
由于美国当时没有由政府担保的银行保障体系,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基础货币供给,这样,每一家银行为避免破产而采取的措施——提高超额备付金率——却反而增加了它们破产的风险。也就是说,在货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提高自身超额备付金率的行为加剧了货币供给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低于同期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而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原因却与此大相径庭。从存款方面来看,是居民储蓄存款持续高速增长,这与储户挤提的货币供求背景正好相反,反映了我国当前居民的货币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
从贷款方面来看,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意向银行申请贷款,而银行也不愿意过多的发放贷款,即“惜贷”。这一现象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它的出现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当前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有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和银行的市场性和效益约束也不断增强,其经营目标日益集中到经济利益最大化上,并从这一目标出发,根据市场形势,决定自己的经营策略。
在目前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形势下,企业不愿贷款及银行惜贷,就是他们根据自身利益作出的选择:企业不愿贷款,是因为需求疲软,难以保证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盲目申请贷款可能导致损失;银行惜贷的原因也是如此,银行同样考虑到企业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很难保证贷款项目的预期收益,从而影响到贷款的还本付息,盲目发放贷款也会导致损失。这样就导致了商业银行超额备付金率过高的情况,它反映了企业部门的货币需求相对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商业银行为适应这种情况也有意识的控制了贷款规模。因此,企业的货币需求也是得到了满足的。
综合起来看,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货币需求都已得到了满足,不存在货币供不应求的情况,因而也不存在通货紧缩,目前的物价水平下降,可能用买方市场中竞争加剧来解释更为适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货币供给并不紧张的情况下,增发国债对货币供求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分别就增发国债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这一次增发的1000亿国债,是向各商业银行发行的。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认购国债,必然要以减小贷款规模为前提,因而政府取得国债收入会使货币供给量下降,政府运用国债收入进行支出时又会扩大货币供给。货币供给量在时间上表现为先降后升,在政府将全部国债收入都用于支出的情况下,下降的幅度和上升的幅度是一样的。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商业银行系统有着大量的超额备付金,商业银行也苦于这些资金没有稳妥的投向,不能够创造利润,它们在认购国债时,必定是以这些超额备付金来进行认购。商业银行以超额备付金认购国债,不需要减小自身的贷款规模,因而也不会降低货币供给量。
政府在取得国债收入之后,就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加以运用。通过政府支出,企业和个人取得了货币收入,相当于中央银行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但是,如果企业和个人把这些货币收入存入银行后,又转变为银行的超额备付金,货币供给的增加效果就会很不明显,而银行是否扩大贷款取决于银行和企业双方的决策。如果政府扩大支出后经济形势向好,投资项目的预期利润就会比较高,企业才愿意申请贷款,银行也才敢于放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次增发国债在发行时不会降低货币供给,国债收入在运用时则会增加货币供给,所以,其对货币供给必然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促进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政府运用债务收入的效果。
增发国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机制则比较复杂。由商业银行以超额备付金认购国债,对货币需求不存在任何影响。但政府用国债收入进行支出则会有效的增加货币需求。首先,政府支出本身就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会直接增加货币需求。当然,这只是政府支出作用的一个方面,政府支出扩大货币需求的效应更显着的体现在政府支出通过直接增加社会需求,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同时,通过发行国债的办法筹措资金。而且发行国债只是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的暂时转移,是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国家手中。但增发的国债最终是否能真正起到刺激有效需求,重新启动经济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债的最终投向及其经济影响。
本届政府增发的1000亿国债是向商业银行发行的。面对商业银行发行国债,政府筹资的潜力极大,而且很符合我国的现状。鉴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非盈利性资产增大的现象,对商业银行发行国债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显然会使商业银行受益。同时政府的收入也得到了增加。
九届全国人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新增的1000亿国债将用于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具体地说,这笔资金将定向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蓄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不仅可以增加直接投资,刺激国内需求,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此外还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是缩短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根本选择。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刺激国内需求。
由此可见,只要发行国债的收入在用于支出时有的放矢,投入到正确的、当前急需解决的经济项目上,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益,保证投资质量,那么这1000亿国债必然会取得可喜的经济效果。
总的来看,增发国债必然有着通货膨胀效应,但考虑到目前物价持续走低的经济现实,却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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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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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运用股票期权最早的国家,同时股票期权也是其实施最广泛的激励方式,基于税收动因的经理人股票期权的研究证据主要基于美国的制度背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税收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文摘要]
股票期权的实施某种程度上是追求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结果。税收因素因为决定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和经理人的现金收入,而影响企业授予经理人股票期权的行为,以及经理人持有行权所得股票的时间、股利政策和盈余管理等。税收的行为调节既可能促进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也可能抵消其激励作用。因此,如何协调宏观层面的税收政策制定与微观层面委托代理问题的缓解是未来应该关注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
税收;股票期权;激励效应
税收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
与现金报酬不同的是,股票期权不构成经理人现时的收入,它在纳税义务产生的时间和税收负担方面都与现金报酬存在差异。股票期权和现金报酬在会计处理和税收政策上的差异,导致企业不同的会计利润和税收利益。
长期以来,对股票期权运用于高管薪酬的动因存在两种解释:即激励动因和税收动因。基于“合约观”的股票期权激励动因,认为经理人股票期权是由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决定并授予的,其目的是解决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在时间视野、风险偏好方面的目标差异,引导经理人的行为更多地服从股东的利益;而基于税收动因的股票期权实施,其目的则是实现企业和经理人综合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是运用股票期权最早的国家,同时股票期权也是其实施最广泛的激励方式,基于税收动因的经理人股票期权的研究证据主要基于美国的制度背景。美国1950年的税收法案,针对满足规定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期权,可将出售行权所得股票的全部或部分收入按资本利得纳税。当时个人一般收入最高累进税率达到91%,而资本利得税为25%,限制性股票期权对企业抵税作用不存在差别,对个人的税收利益影响巨大。Long基于美国1950税收法案对股票期权授予行为的影响,考察股票期权的授予是出于激励动因还是税收动因,结果发现,在其考察的98个样本企业中,有39家在随后的三年内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期权,还有41家在随后的九年之内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期权,原先实施股票期权的6家企业中有5家企业改为限制性股票期权。其研究结果认为,在企业税收成本一定的条件下,经理人税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选择股票期权的内在动因。美国1969年出台的税改,逐年降低个人一般收入最高累进税率,从当年及1970年的70%降低为1971年的60%,最终降至1972年的50%。
Hire和Long研究了美国1969年的税改法案对企业授予股票期权行为的影响,在其考察的财富500强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截止1969年有86家实行合格股票期权,1969年的税改逐步使一般个人收入的最高累进税率与资本利得税率之间的差距缩小,导致合格股票期权对经理人的税收利益逐渐减少;相比之下,不合格股票期权抵税作用所带来的综合税收利益大于合格股票期权。截止到1972年,上述86家企业的94%,即总数达到81家企业,在随后的几年间从原来的合格股票期权转为不合格股票期权。美国1986年的税改使公司所得税最高累进税率高于个人一般收入的最高累进税率,资本利得税率与个人一般收入所适用的税率相等,导致公司放弃股票期权作为税前费用扣除的代价更大,同时个人从合格股票期权获得资本利得税所带来的税收利益基本消失。
这一税收利益格局的改变,直接导致授予不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远远超过授予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数量,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授予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数多于仅授予不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1993年旨在限制高管薪酬的税改法案,针对CE0及以下薪酬最高的四位高管,其薪酬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不能在企业税前抵扣,但对符合薪酬制订程序并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不受上述限制。在这一政策驱动下,随后的几年里,大量的公司改变薪酬结构,降低工资在薪酬总额中的比例,提高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而股票期权在新的税收法案下成为满足企业税前抵扣条件的最佳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税收政策,导致上世纪90年代以业绩为基础的股票期权的大量实施。
尽管税收动因无法完全解释股票期权实施和变化,但从美国历次税改法案无不伴随企业对经理人薪酬计划的调整过程来看,税收政策对经理人薪酬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股票期权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对经理人和企业税收利益权衡的结果。
股票期权被授予之后,因其涉税种类和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不同,而关及个人及企业的不同利益。个人因持有股票期权而带来的收人来源于行权所得股票实际的卖出价与行权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持有行权所得股票期间公司派发的红利所得。股票期权涉及的税种包含了个人薪金收入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红利所得税。对企业而言,股票期权作为经理人薪酬的一部分,其能否在税前扣除,直接关系到企业税后所得。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来看,股票期权涉税的三个关键时间点为:期权授予日、行权日以及行权所得股票卖出日。个人纳税义务发生在行权日和股票卖出日;对企业而言,涉税义务多发生在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和行权日。个人薪金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红利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企业和个人税后利益,影响企业与个人的行为。
(一)税收利益与行权所得股票的持有时间
经理人人力资本不可分离的特性,使经理人人力资本集中于其所就职的企业。基于分散风险的目的,经理人倾向于及时售出行权所得股票以分散其因资产集中而面临的风险。这与股东希望通过授予股票期权的方式使经理人持有公司股权而关注公司长期利益的意图存在背离。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当持有行权所得股票可以带来更大收益时,经理人则倾向于延长持股时间。Smith和Huston的研究发现,在满足合格股票期权条件下行权所获得的股票并持有满一年的比例高于不合格股票期权,且行权价与行权时的股票市场价格差别越大,经理人越倾向于延长持有行权所得股票的时间以获得合格股票期权的税收利益;此外,经理人行权后股票价格上升的幅度越大,为享有资本利得税的好处,经理人越愿意延长股票持有时间以满足合格股票期权的持有条件。
(二)税收利益与财务报告成本
在股票期权被强制要求费用化之前,股票期权成为一种对企业而言既不发生成本又不需要现金支出的激励方式而被广泛采用。对于股票期权能否作为企业税前抵扣则有不同的规定。以美国为例,个人持有合格股票期权,只须在卖出行权所得股票时以卖出价与行权价之差缴纳资本利得税,这部分资本利得收入不能作为薪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个人持有不合格股票期权,在行权时以行权价和市价之差按薪金所得纳税,个人按一般薪酬纳税的那部分收入可作为企业薪金费用在税前予以扣除。合格股票期权与不合格股票期权不同的税收待遇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不同的税收利益,其中资本利得税与个人薪金收入所得税率的差别越大(前者通常小于后者),个人持有合格股票期权的税收利益越大;个人一般薪金收入适用的所得税率与企业所得税率的差异越大,个人是否持有不合格股票期权对企业税收利益的影响也
(二)诱导经理人盈余管理的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既定薪酬契约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经理人盈余管理的动因之一。经理人股票期权收益取决于行权价与售出价之间的差额,这就决定了经理人具有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影响行权价和售出价的动机。例如,为使行权价格降低,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前的一段时间,经理人通常实施使收益下降的应计利润以降低期权授予价格。Bergstresser的研究发现,CEO报酬中来自于股票期权报酬的比例越高,以操纵性应计利润所表现的盈余管理程度越显著,在应计项目高的年份,同时伴随出现CEO高比例的行权和出售行为。中国上市公司的经理人也存在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操纵应急利润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或通过股票股利和公积金转增的方式来降低行权价格。在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下,行权价也是决定股票期权价值的重要因素,由于行权和出售两个环节的纳税义务相差甚远,这就容易导致经理人通过盈余管理或择时披露信息的手段影响其在行权时的股价升幅,让股价在未来出售时有更高的涨幅,以减轻行权环节的纳税义务,享受免征资本利得税带来的税收利益。
(三)诱导经理人降低股利支付
目前我国对个人股利收入实行10%的比例税率,而对资本利得收入免征所得税的政策,具有对经理人减少股利支付,以提高资本利得,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作用。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超额现金股利分配是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遂道挖掘的普遍方式,伴随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原来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实现方式趋于一致,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下降趋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在消除特殊的制度因素之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存在典型的代理问题,而股票期权及其相应的税收政策强化了经理人降低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加剧了外部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
此外,对于企业而言,股票期权作为薪酬费用计入利润表但不能在税前抵扣,导致企业面临高昂的财务报告成本却无税收利益可言。实证研究表明经理人具有高报利润的动机,目前股票期权会计处理规则严重影响摊销期间企业的利润,极大影响公司的股价和投资者的认同度,企业通常会权衡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利益的得失而行动,股票期权会计与税务的不对称处理,必将影响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积极性。在2006年底到2008年初的这段期间里,我国共有六家上市公司提出对原来的股票期权激励方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方案具有的共同结果是使股票期权费用大幅下降,以避免对公司会计利润产生太大的冲击。
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方式的广泛实施,某种程度上是受税收利益的驱动。对已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和个人来说,税收政策直接决定了双方的现金流入,从而影响企业股票期权授予和经理人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税收对持有股票期权的经理人行为的调节存在两面性,其既可能缓解经理人的自利行为,提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也可能加剧本已存在的代理问题,抵消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本文分析的结果表明,协调宏观层面基于调节作用的税收政策制定与微观层面委托代理问题的缓解是未来应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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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表演是有别于器乐的音乐表演艺术形式。声乐表演是指用歌声,以嗓音为主的音乐表演。声乐表演艺术是一门结合于脑力、体力、想象力、表现力的综合艺术,声乐表演艺术与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都服从于一定的审美意识,讲求美学原理。那么,就必须建立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让我们去衡量、判断某个作品的美或不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声乐表演教学中情感调控的重要性及方法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声乐表演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人们通过声乐表演表达丰富的情感变化。声乐表演的教学需要教师在情感方面良好地引导,使学生能够完美地诠释一首作品,表演者要在表演过程中对声乐作品有一个准确的情感定位以及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再度创作,使作品保存原有意味的同时加入表演者的理解,声情并茂的演唱,这有赖于声乐表演中的情感调控。
关键词:声乐表演 情感调控 教学探析
声乐表演不仅仅要把作品完整的呈现在舞台上,而且需要演唱者能够很好的把握声乐作品包含的情感。声乐表演艺术需要歌词、曲调、旋律的相互配合,相互衬托,投入真挚的情感,表现出或深刻或轻松的声乐作品主题,创造性地对声乐表演进行二次加工,调动丰富的感情去感染听众,引发听众与演唱者的情感共鸣,投入的享受声乐表演,这就要求声乐表演者要具有强大的情感调控能力。
(一)正确的情感把握推动声乐表演效果
在声乐教学中,情感的调控对解决声乐技巧具有重要的作用,声乐艺术的学科特点充满矛盾,学生就在矛盾不断出现和不断被解决的过程中,使歌唱技巧和艺术表现力得到提高和完善。声乐表演一直是一个比较感性的艺术表演形式,表演者需要具有细腻的情感体验以及丰富的感情世界。声乐表演者不能直接接触到自己的演唱构造,只能凭借其他器官的感觉和老师的指导进行声乐练习,进而学生可以通过大脑的思考对所学的各方面声乐知识进行分析、整理,形成自己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学生再进一步的对自己的演唱技巧或情感抒发进行调整。在声乐表演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断地完善演唱技巧需要深入的体验声乐作品的情感内涵,在表演过程中不仅要注意音准、音调、歌词的正确性,更要表达出声乐作品需要传达的情感,只有情感表现得恰当才能传递出声乐作品真正意义,情感调控也要掌握一个火候,情感表达的不到位或者表达的夸张都会影响声乐表演的效果。
(二)丰富的情感增加声乐表演的艺术魅力
歌唱是一门技巧性极强的学科,但具有艺术性的教学最能激发学生的歌唱激情,教师的教学要富有情感性,应具体落实在教学和艺术实践的每个环节中。在声乐表演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般会选择几首简单的具有代表意义的练习曲让学生进行演唱,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歌唱技巧、声乐的感受力等综合的声乐能力。反复的练习可以使学生在练声中养成细心体验、分析声乐作品的习惯,无论是发声技巧还是情感的表达都可以通过声乐作品完整的准确的呈现出来,在教学过程中对声乐表演作品的艺术表现也要通过情感的调控来表现。另一方面情感调控也可以很好的起到调动氛围的作用,如果是悲伤的声乐作品,就要把快乐的活泼的情感抹去,调动出与歌曲内容相吻合的悲伤的情感然后进行表演,这样就会把人带入声乐表演作品想要表达的世界里,周围的气氛也会跟着蒙上一层伤感的情绪,使听众身临其境,达到声乐的最大表现能力。
(一)情感调控的主体情绪培养
在现代声乐表演教学中学生已经成为教学的主体,是声乐表演的演唱者和情感表达的主体,学生对与情感的调控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学生需要建立良好的练习情绪,积极的进行声乐基础知识的练习,要持之以恒不能因为枯燥就半途而废。良好的学习态度就是成功的一半,在进行情感的练习掌握之前就必须先熟悉作品,巩固自身的演唱技巧和能力。其次,要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掌控能力,提升自己的自信心排除外界的干扰,在平常的声乐练习中注意内心情感的适度抒发,养成良好的演唱习惯,不要被声乐作品的情感控制,要学会控制情感,建立坚固的心理防线和坚定的意志力,时刻记住声乐表演的最终目的是完成表演,不留遗憾。比如《黄河颂》这一作品,在开始表演时需要具有坚强的情绪表达,是一个蓄势的阶段,接下来是一个情绪宣泄的过程,作品直抒胸臆表达对黄河和国家的无限热爱,演唱者也要把这种高昂的情感把握到位。
(二)声乐表演中的表演与演唱配合
发声一定要有“感”而发,最能令人赏心悦目演唱是演员“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歌唱表演,是以人声为载体将声乐、语言、情感完美结合的声乐艺术。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强调的就是声乐表演的实践能力以及表演自信的树立,要想准确地调控情感首先应该研究歌词,将歌词背熟于心然后进行理解,挖掘其中隐含的各种情感,比如《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这一部作品,从歌词可以看出表达的情感就是热爱祖国,从开始的娓娓道来逐渐加强情感的表达,“啊”字就是情感深入的连接点,把歌唱引导到了情感的高处,表现了情感调控对于声乐表演的重要意义。
一般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尽快的掌握知识和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声乐表演教学也是以完善学生的演唱技巧以及审美能力为教学目标的一门课程。声乐方面的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需要把理论知识与声乐表演实践相互配合在一起进行教学,重点指导学生在声乐表演中的情感调控能力,掌握歌唱技巧的同时加强对作品情绪的感受,情感调控是提高声乐教学质量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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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房地产的价格越来越高,房地产的调控政策问题有待解决。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问题分析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摘 要: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房地产业有了较快发展,但与此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和房价持续非理性上涨成为制约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本文浅要分析当前我国房地产业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房地产政策 宏观调控 政策问题
一、调控政策主体不明确
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明确规定,与计划、财政、金融三大调控方式有关的原国家计委(现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家经贸委员会(现与原对外经贸部合并,称“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四个部门为宏观调控部门。以上四个部门是否就拥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其它相关部门是否也拥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法律没有做进一步明确规定。2003年,国务院提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由此国土资源部也成为宏观调控的部门之一。房地产调控权的配置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形成的。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哪些国家机关享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金融及产业政策几大类,分别出台与十几个不同政策制定机关,中央宏观调控主体过于分散。如作为金融领域管理机关的人民银行则偏重于防范金融风险,出台的政策往往旨在防止房价过高出现泡沫或防止房价过度下跌而影响国内金融秩序。而建设部门作为房地产业的主管部门,则希望房地产业能保持一个高速发展水平。由于部门立场差别,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相互消弱的弊端,很难形成调控的合理,影响调控效果。再者,房地产调控权主体过多,控权力就过于分散,当发生情况,需要担当责任时,有可能发生各个部门相互推矮或者无人承担责任的现象,最后产生了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的房地产宏观调控。
二、调控政策不够全面
宏观调控政策准确性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内容的正确,二是政策范围的合理,三是政策手段的协调性。但是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却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策内容的不准确
宏观调控是市场失灵或缺陷时,政府运用经济等相关政策的一种干预手段,是对不能发挥正常作用的市场机制的及时有效的补充,以有助于市场正常运行。宏观调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替代市场机制,也不能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和管理。宏观调控应该是间接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不能直接指挥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干预经济自由。
(二)政策范围的不合理
宏观调控的范围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每一次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在每个时期都不是相同的,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范围也是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从1998年至今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温和调控期和严厉调控期两个阶段的调控目标都是抑制房价上涨。但是在该阶段政策实施之后,其效果并不明显。调控政策脱离了市场,政策范围划定不合理是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房地产市场供需失衡是导致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因此,房价问题的解决应该以“实现供需结构的相对平衡”为切入点,在着力增加住房供给数量、优化供给结构的同时也要注重加强对投资、投机需求的抑制。
(三)调控手段相对单一
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这三种调控手段的内容和方式不同,针对的对象和任务也有所不同,如经济手段,通过调整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来影响经济行为的一种宏观管理手段。主要是通过货币、财政税收、土地等经济机制来引导房地产经济的良好运转,实现房地产总供需的动态平衡。它主要是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分配。行政手段,具有强烈的政府意志,是政府采取带着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国家经济的手段。法律手段是通过规范生产经营的宏观调控,不论是制定国家计划,还是产业政策,或者实施行政干预,都必须有法律依据。
这些手段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中要根据房地产市场的不同阶段、对象、以及范围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运用,这样才可以起到积极、及时、有效的效果。一般来讲,宏观调控是以经济手段为主,法律手段为保障、行政手段为辅。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与一般市场的特殊性,涉及的土地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完全通过市场调节,需要政府的供给,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就趋于复杂化,用单一的政策和手段可能出现相互冲突和消弱调控效果。
三、调控政策程序不完善
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本性,除非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否则不会停止。行政权力扩张定律认为,在行政机关任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相应的权力才能完成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他们所掌握的权力都有无限护张的可能性。房地产调控也符合这个定律。程序的本质就是要限制权力的滥用和肆意行驶,通过承认或规定相对方充分的程序性权力,将政府权力的行驶置于相对方的监控之下,这表示掌握权力的人在拥有实体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程序义务,让权利的形式达到“最大的理性”。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关于规范政府调控市场行为的法律体系还处于缺失状态,因此政府在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时缺乏统一的程序性规则和制度。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以“规定”、“通知”、“意见”、“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其政策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效力层级较低。这些规范性文件没有相关权力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缺少了强制力、权威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且难以操作和执行。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严谨的调控程序,规范调控权主体的行为,增加其责任和义务,保障被调控者的利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前进。
《房地产业经济发展问题和对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房价也出现“新常态”的发展态势。本文针对新常态环境下近一年的房地产业现状,指出新常态背景下房地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供需不平衡、房价级差大、投资增速较快、金融风险增加、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节能减排不到位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房地产业要想平稳健康发展,应坚持优化投资结构、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缩小各地区间的房价差距、采取投资风险的防范策略、限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房地产业;新常态;经济发展;对策
一.引言
新常态是“习式热词”的其中之一;“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1]。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他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3]”。对于房地产业,步入新常态的宏观大环境是其必然趋势,在新常态下,房地产业需要面临哪些经济问题以及相关问题有何解决对策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重点。
二.新常态下近一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现状
中国指数研究院2016年发布了《2015年中国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情报》,情报中显示2015年楼市总体成交量比2014年上涨20.56%。由于国家政策的放宽,楼市已经整体平稳和回暖,热点城市的人口对住房和投资需求旺盛,并且大量的富人聚集,使得购买力更强。一线城市的楼市总成交量相比2014年上涨34%;二线城市的楼市总成交量相比2014年上涨17%;三线城市的楼市总成交量相比2014年上涨22%。一、二、三线城市的楼市总成交量均整体上涨,我国房价渡过冰封期,明显平稳回暖。根据CREI的数据显示,2015年12月份监测的主要城市累计成交面积持续上涨;环比上涨了9.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了8.63个百分点,全年累计总成交量和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20.56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全国有29个城市的房价均上涨;从同比看,全国有26个城市的房价均上涨。二线城市房价出现结构性下降,但影响不大。如乌鲁木齐在房管局数据中,房价同比下跌16%,主要由于中心房价较高的地段楼市成交量下降,而远郊房价较低的地段楼市成交量上升所致。三线房价较低的城市出现下降,未来楼市压力增加。我国很多三线城市,房价本身较全国房价偏低,人群的购买力相对较弱,价格下跌使楼市和投资者的压力增大,这些城市的发展潜力极其缺乏,未来市场发展压力巨大。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于房地产投资过热等问题,我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采取各项行政手段如限购、限价、限贷来干预房地产过热的情况,但均未取得显著效果。直到2015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房价趋于平稳,政府的政策才渐渐放宽。
三.新常态下我国房地产存在的问题
(一)供需不平衡
从住房的等级来看,中低价位的住房供不应求,中高档住宅整体价格较高,使购房者望而却步。从住宅和非住宅的比例来看,个别地段商品房的空置率较高,其中写字楼和中高档住宅占整体的8%,而我国正常范围在1%-5%之间,超出了我国应有的平衡点。从我国的购房需求看,大部分人群收入水平低,经济能力不够,因此购房能力有限,我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是经济适用房和中低价位的中小户型适用房,但市场目前还是中高档商品住宅占比重大。虽然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但是贫富差距也相差悬殊,使得大多数低收入消费者在房价被投资者抬高的时候买不起房,譬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出现经济适用房和低档房供不应求,而高档商品房则空置的现象。
(二)房价级差较大,投资增速较快
2015年以来,我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房价的平均涨幅大于15%;二线城市比如大连、重庆房价平均降幅超过8%,而天津房价的平均上涨2%,房价上涨缓慢;汕头、贵州和长春等三线城市房价均呈下降状态。城市间房价涨跌差别过大,热点城市的房价由于炒房者的炒作一直居高不下,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随国家整体的下降而下降,甚至比国家的平均值下降的还厉害,缺乏发展的空间。2015年我国对房地产业的政策放宽,在这期间房地产业完成额的年增长率逐渐升高,使投资增速有所迟缓,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同时,增速过快也会导致连锁反应:土地需求量增加、土地价格增加和配套设施的增加。
(三)房地产业的金融风险增加,管理风险的体系不完善
根据笔者对辽宁省内部分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关注和调查,发现其中大部分企业普遍缺乏对市场走向的分析预测能力的对实际风险的规避和精细化的管理,对房地产业固有的经营性风险、财务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市场性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性风险和政策性风险等风险的应对能力明显缺乏。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缺乏管理经验,忽视了对人才和能力的培养以及缺乏科学技术的投入,缺少新常态环境下对风险程序和风险概率的度量,并且面临实际风险时也缺少对风险进行防范和处理的切实有效的方法。
(四)节能减排不到位,环境问题突出
我国在全球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位列第二。能源供应持续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各项建设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2015年,我国政府更加专注环境问题,完善了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严格执法,环境的改善我们有目共睹。但是,目前我国环境问题依旧很棘手,这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房地产业是高能耗的产业,随着它的迅速发展,导致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房地产业仍然存在着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益等问题[4]。
四.新常态下促使房地产业平稳发展的对策
(一)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结构进行切实有效的优化,保证供需的基本平衡
当前,我国房地产业颇具规模,新建房屋数量往往供过于求,由于投资过热,房价依旧上涨。现阶段急需买房的群体大部分是中低收入人群,高档房屋主要是为房地产的投资者和炒房客做准备的,而中低档房屋在房地产业中占得比重远远低于高档住宅的比重,于是出现一个奇怪却又普遍的现象,中低收入的人群买不起房而投资者拥有很多套房产。这正体现了我国房地产业结构配置的不合理,必须采取有效的优化措施,保证总供给结构和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平衡。
(二)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缩小各地区房价差距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国家以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以实现房地产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整体优化的管理活动[5]。在坚持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时,也要积极履行控制房价和调节房价的职能。尊重现阶段我国房价的发展趋势,用科学的方法调整各地区之间的房价,熨平房地产周期大的波动,最好的做法是完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等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对房地产业的监管,合理调整各地区之间的房价,对热点城市和城市中心地段过高的房价实行打压,适当提升三线城市和城市郊区地段过低的房价,缩小房价间的差距,保证房地产业平稳发展。
(三)在新常态的市场环境下,采取房地产投资风险的防范策略
房地产企业可以将投资分散到不同的区域,以避免某一特定地区经济不景气对房地产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从而降低风险。或者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间间隔将房地产买卖分开也可以避免市场变化带来的损失。也可以投资种类分散,各类房地产的投资风险大小不一,收益也不尽相同,可以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整体风险。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说,购买保险是极其重要的,它是迁移或减少风险的路径之一。还可以采用联合策略让很多房地产经营企业团结起来,共同投资房地产项目,利益和风险共享共担,最大程度上发挥各自的优势,减轻独自经营所要承担的风险。
(四)限制房地产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措施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其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房地产业用于建筑生产的能源消耗占我国总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有余,不仅如此,能源浪费、耕地锐减和绿化消失等问题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善。因此要改善环境问题,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调控,更需要房地产企业采取更多措施来降低能耗减少排放。我国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发展绿色建筑,既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也能降低能耗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营造出一个和谐健康绿色的房地产企业。我国绿色建筑材料行业蕴含着巨大的待开发的潜在市场,政府需要积极发掘,投入大量的科学技术,加大宣传力度以吸纳人才,积极推动绿色建材的完善和发展,填补科技上的空白,才能使其经济效益取得最大化。
五.结语
房地产业的健康平稳发展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国计民生,房地产行业应当与时俱进,顺应我国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大力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协调发展。在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下,我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应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积极稳定国内市场,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优化我国房地产业的结构,保证供需的基本平衡;并且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投资决策和经营战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让房地产业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要严厉限制污染、改善环境,不能以破坏环境作为房地产业发展的代价。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房地产业在新常态下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常态”表述中的“新”和“常”.中国新闻网
[2]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新华网
[3]“新常态”成为治国理念的7个月之旅.亚太日报
[4]苏婷婷.我国城市房地产业相关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5]李娇.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行过程中主题行为偏差评价研究[F].重庆大学,2011.
《浅谈我国房地产现状及应对策略》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房地产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面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投资环境的日益复杂和风险加大,市场的调节机制还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加大房地产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强调控,才能更好、更快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出发,对出现的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力求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 问题 策略 现状
中国房地产业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最热门的行业之一,而且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效的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各种不利的因素和环境的制约下,房地产业作为新兴的产业之一,伴随着其迅速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国家在其发展中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各种支持,为的是促进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进而实现良性循环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的现状
(1)房地产供求总量的非均衡性
房地产供求总量上的非均衡般表现为潜在实际供给大于有效供给,总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即超额供给和超额需求同时并存,也即短缺与过剩同时存在。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商品房空置、潜在需求巨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等非均衡问题。近几年来,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旋,但效果并不明显。导致这种结果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的问题,也有我国居民对拥有住房所有权的传统观念,以及一些家庭和企业把住房作为保值增值工具的心理作用,更有政府参与房地产市场调节的不当行为的影响。近几年来,新的房地产项目不断开工,商品房供应持续增加。一方面,我国存在住宅供给数量过高、住宅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大量商品房空置的现状。而另一方面,由于房价过高,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住房,无房可住,几代同室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了大量楼盘空置的现象。目前,全国及部分地区大量的商品房积压卖不出去、空置率越来越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规模呈现加大趋势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直呈现上升的态势。土地价格由于其稀缺性和市场需求的无限性的拉动作用及其土地市场投机炒作,出现虚涨。如果把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比较下,会发现投资人大量囤积购买土地,房屋空置泡沫,房地产业出现虚长趋势,房地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的比其它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快的多,而且这虚长的趋势也越发明显。
(3)消费结构缺乏理性
在我国,大多数的消费者对房地产的发展持观望态度,他们消费心理受到炒房者和媒体舆论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越发的暴露出来。在利益的驱使下,某些非理性的因素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飞涨,投机者借此机会不断的炒高房地产价格,使其真正有需求的购房者买不起房子,出现了贫富日益加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现象。
二、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
(1)银行信贷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房地产金融信贷风险的不断加重,主要体现在一些开发商在购入土地时自有资金不足,为了获得预期的利益,只能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致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信贷的风险。
(2)经济环境因素
即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这几年的经济已经开始逐渐复苏,每次房地产市场的升温的推动力都是高速发展的经济。经济的复苏影响着人们的购房需求,从而导致房价的逐渐上涨。
(3)中、低档普通商品房有所欠缺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以住房的市场化分配代替了住房的国家分配制度,导致房价上涨过快。部分地区政府为了生产总值的提高,不惜过度促成土地交易,由于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更热哀于开发高利润的高档住宅和别墅,在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上根本没有积极性,使得本应占市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逐渐边缘化。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供给量,根本满足不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需求,这就导致商品房成了解决居民住房的基本模式。住宅结构供给的失衡,会间接导致房价的攀升,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改变房地产现状的应对策略
(1)加强政府的参与力度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使我们认识到,单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来解决土地资源稀缺、房地产价格上涨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由于市场机制自身的特点,若完全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长的周期。于是,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相应的宏观调控职能,采取定的政策和措施促使经济向最优均衡状态运行,保证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政府需要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分析和规划,严厉控制并打击故意炒地、炒房等现象的发生,更要合理利用各地域的土地资源,推出公平公正的招商开发投资政策,坚决把握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制定合理有效的房地产管理办法,打击囤地、囤房的不良现象。方面,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另方面,发挥税收引导作用,鼓励企业通过自建房、合作建房等方式打破开发商对房屋供应的垄断。
(2)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
房地产市场是个复杂的经济体系,考察个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发达,关键看房地产市场体系是否健全和完整。应当制定有效的房地产市场政策,来解决高房价与高空置率的矛盾现象,让消费者的真是需求来主导房地产市场。遵循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把握,杜绝房地产市场的房价稳定而导致房地产的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提高,为更好地贯彻房地产发展政策培育出一个良好的房地产市场体系。
(3)政策上给予相对的扶持
不断提高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中、低档住房的供给比例,努力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居民个人集资建房的可操作性还有待进步研究,但是低收入居民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国家政策的期望,让居民不再受开发商的盘剥。另外,还可以通过贫困居民住房求助活动、建设外来务工人员员工宿舍等多种方式,不断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状况。
(4)使房地产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化
综合当前对房地产市场投资的增长速度,中国房地产的投资还处于繁荣阶段,但是,从市场表现来看房地产市场则处于不成熟到成熟的国度阶段,从当前城市居民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购买力分析,只要经济形势平稳可持续的增长,不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房价就不会大起大落。
四、结语
从当前的房地产形势分析,住房销售开始得到控制,从根本上规范房地产业领域的投资现象,我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越来越完善,未来几年中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将趋于均衡,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缓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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