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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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平均利润率趋近于零,中小企业只有创新才能取得竞争优势。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从来都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美国高新技术企业75%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但与此同时,由于技术创新面临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模仿者的跟进以及技术扩散所产生的外部利益,中小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市场供给不足。为了增加供给,新企业所得税法大幅度地调整了税收优惠政策,明确地把中小企业和技术创新型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但税收政策工具在实施过程中有时候会无效甚至出现设计者不期望出现的结果,即逆向调节问题,需要谨慎地予以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政策调整。
就收益实质而言,亏损结转属于纳税人应有的权利;但是就税法权力而言,亏损结转又可以被视为税收优惠。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可见,我国税法对企业亏损补偿采取的是后转制。根据后转制,纳税人前期亏损可以抵消后期所得(以五年期为限,且不可中断计时),但纳税人前期所得不得抵消后期亏损;换言之,解缴入库的税款是不可以退库的。可见,亏损后转的政策效应取决于企业收益的稳定性、时间效力和强度。亏损后转是税法授予纳税人的一项普适权,并不是专门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所独有的高风险性,该政策工具对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特殊意义。由于收益的单一性和高风险性,创新型中小企业所得税税基不稳,收益波动大,不规则性强,亏损不能抵补的风险大。因此,仅就该政策工具而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要高于一般企业,会对其技术创新产生负激励效应。不仅如此,亏损后转还有可能导致其他税收政策工具失效,如出于纳税成本考虑,企业通常会理性地控制正、负纳税义务状态,刻意地安排研发支出时间,使前期出现亏损,后期出现盈利,而不管这种安排是否符合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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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成果只有进入了实际的应用阶段,形成了产业化,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积极的财税政策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措施,可以有效地促使自主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促进新技术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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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政策
论文摘要: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意义重大,但光靠企业自身的努力远远不够,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更是如此,因此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除了企业自身的积极主动之外,还需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本文通过对安徽中小企业实际情况的分析,结合现行的财税政策,提出促进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措施。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在本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更是如此。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小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99%以上,并且创造了我国GDP的60%以上份额,上缴国家税收占到总税收收入的50%,在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中,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到75%,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低迷的情形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必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尤其是在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方面提供相应的财税政策支持就显得很有必要。安徽作为中部地区一个不太发达的农业大省,也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在促进安徽经济发展,吸纳安徽富余劳动力和人才就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在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面临许多困境,急需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以便在促进安徽经济在中部经济中的率先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现实意义
中小企业作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市场繁荣、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随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来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面临着能否生存的风险,特别是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弱。目前,受世界性经济萧条大环境的影响,我国部分省份已经出现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倒闭破产的现象,部分企业勉强维持生存。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必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根据安徽省中小企业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9月,安徽中小企业数量达到了14.6万户,其中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为7,913户,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都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够、核心竞争力不强、融资难、贷款难等许多难题,严重制约了安徽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安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小企业经济总量不大,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发展速度较慢;二是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层次方面档次低、能耗高、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综合竞争力较弱,缺乏核心竞争力;三是中小企业实力较弱,资本积累不足。目前安徽中小企业平均负债率大概在60%左右,少数企业甚至超过100%,严重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以粗放经营为主,资源消耗过大,非物质要素对企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行促进安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评析
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构架。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多次强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自主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具体到安徽而言,从目前的财税政策来看,虽然安徽在鼓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方面也有些相应的财税激励措施,但是与其他国家、国内发达省份系统全面的财税政策与措施相比,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以下就目前安徽中小企业能够享受的财税政策做一简要分析:
(一)2006年8月29日,为深入贯彻全国和安徽省科技大会精神,落实安徽省委、安徽省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要求,推进《安徽省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及2020年远景展望》的实施,安徽省科技厅、发改委、经委、财政厅、国资委、总工会决定联合实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安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安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实施方案中,在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方面,缺乏切实可行的、可操作的相关细则和实施办法。
(二)2008年2月25日,为落实《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安徽省财政厅出台了关于财政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带动作用;同时,要建立以财政科技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财政科技投入体系,建立财政支持创业风险投资的机制,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此外,要加大对民营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落实民营科技企业与国有企业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的同等待遇。这些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财税政策的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2009年2月2日,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等文件精神,安徽省科技厅、发改委、经委、财政厅、国资委、总工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的意见》,要求国家和安徽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有关政策在创新型企业先试先行,并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自主创新财税政策实施办法,贯彻落实国家和安徽省关于企业研发费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企业加速研究开发仪器设备折旧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支持企业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政策等等,把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落到实处。但是,目前我们还未看到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行办法。因此,结合安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适时提出促进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促进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
当前安徽中小企业的发展既面临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又面临自身资金、技术薄弱、发展势头受限的被动局面。改变这种现状,增强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动力,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
(一)真正建立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投入机制。各级政府要将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不得随意变动和挪用,力争到2010年,全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占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例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省级应用技术研发经费要力争高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地方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财政要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投入力度,多种方式鼓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
(二)真正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两税合并后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增加了部分费用的扣除;2008年11月和2008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相应的实施细则,修订后的部分税收条款减轻了企业的税负,但我们应当清楚地了解到,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带有适用对象的普遍性,所以对于促进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方面意义不大。要想真正推动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必须在税收政策的实施方面加大对扶持对象的税收优惠力度,只有在这种差别待遇的税收优惠政策下,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积极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目前,可以考虑在中小企业的所得税计算方面加大费用扣除力度,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减少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在增值税和营业税方面,增加扣除,缩小税基,减少应纳税额,减轻企业税负,做到让利于企业,增强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积极性。
(三)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所在,实施创新的主体显然是企业富有创新积极性的人才,因此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要出台支持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支持教育人才培训与科技人才需求的共享对接、建立有力于激励自主创新的人才奖励制度,为提升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人才支持。
参考文献:
[1]周平.我省13万中小企业遭遇“钱荒”[N].安徽市场报,2008.9.5.
[2]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财政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若干意见.财教(2008)144号.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3]关于印发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意见的通知.科策(2009)12号.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4]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财政支持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财预(2008)153号.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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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还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都是促进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为了世界整体竞技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各国扩大国际贸易范围,技术本身就是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而国际贸易的开展使世界可以分享技术提高整体社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积极开展本国的技术创新,为节约稀缺的技术资源,分享资源作出努力。国际贸易的开展基于共赢的理念,达到了世界共享资源,提升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最后,对我国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要兼顾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利益,同时要充分考虑本国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国情,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大程度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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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根据统计上海市有89%的试点企业在改革后税赋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何应对“营改增”带来的好处,享受结构性减税,如何享受出口服务零税率和免税的优惠,如何应对增值税下的纳税申报、会计核算的挑战,无疑让众多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的企业翘首企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了研究"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本文不仅结合具体事例,从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同时还从"营改增"政策解读、"营改增"政策的好处、"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进一步要求等三个方面深入对"影响"的研究.
所谓“营改增”,其实就是部分属于营业税的科目由以前缴纳营业税转变成缴纳增值税,对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目前,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具有划时代意义。实行营改增不仅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避免重复征税、完善税制,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推动三次产业融合、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的运营发展能力;此外,营改增还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目前,增值税已经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成为中国税收的主要税种之。营业税是指对在国境以内提供应税劳务、无形资产转让或不动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取得的营业额征缴的一种税。这两种税对我国经济发展、商品流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增值税对应第二产业,营业税对应第三产业。由于营业税实行全额征收、重复课税,因此对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引.年,基本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06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面临着外需萎缩的困境。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结束,我国为实现经济转型,实行了消费型增值税取代生产性增值税的改革,持续了15年之久。这些为三大产业的均衡发展打下了基础。
2011年,通过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开始,“营改增”试点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领域拉开。至此,在货物劳务税收领域吹响了税制改革的号角。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当年年底,国务院扩大了“营改增”试点的范围。截至2013年8月1日,“营改增”已在全国得到推底国务院在同年12月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厂“营改增”的范围内,至此交通运输业已全部施行“营改增”税制改革。此外,自2014年明1日起,电信业也纳左“营改增”的试点范围。
概括地说,“营改增”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好处:首先,第三产业可以将进项税额在税前抵扣,这将是助推第三产业升级发展的最有力措施。其次,减轻消费者的纳税负担,“营改增”后,商品和服务的整体税负下降。最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三大产业的平衡发展铺平道路。有数据显示,如果“营改增”在全国推行,预计每年将实现结构性减税1000元以上,带动GDP增长0.5%左右。
第一,“营改增”最大的作用在于减少了重复纳税,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降低税负压力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并非是单纯的“只减不增”,而是“有增有减”,这就必然影响到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变动,当然“营改增”的最终目的肯定是让税负整体减小规模纳税人成为“营改增”的最大受益者,税负下降非常明显。但进项税额抵扣规模对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影响很大。
尽管“营改增”实施以后,能够抵扣由于外购服务和产品所包含税款,起到减税的效果,但由于服务与外购产品的价值和比例不一,减税程度呈现出较大差异。税负的最终变化情况,取决于减税、增税效应叠加起来所产生的净效应。
第二,税务申报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营改增”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申报程序相对简单,但对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申报程序变得较为繁琐,需要把当月所开发票全部记入发票IC卡,并通过将发票数据上报税务部门,读入电脑以此作为计算税额的依据,抄税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一般抄税后才能进行报税,而且过程完结后才能开具下个月发票,相当于一个月的开出销项税结清下。抄税和报税是税务操作的两个流程,统称为抄报税。纳税人为了能够最终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需要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和进一步核对。如果未进行认证或与主管税务机关的核对数据不一致,都将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第三,发票使用的变化“营改增”后,税收征管部门由地方税收征管部门转变为国家税收征管部门,并且“营改增”后发票的管理更为严格。原先开具营业税制下服务业发票的研发、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现在需要开具增值税制下的发票。如果企业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他们既可以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又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要符合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然而,如果企业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那么就只能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了。作为小规模纳税人,若对方单位要求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小规模纳税人就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由主管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作为小规模纳税人,遇到需要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殊情况,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专用发票。
通过对“营改增”政策的解读,以及分析该政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些规范企业财务管理的建议。合理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规避风险和损失,希望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3.1充分利用优惠措施
随着“营改增”改革的全面推进,各服务业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做好各项应对准备,为了能切实降低企业的税负,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营改增”新政策的优惠措施,如进项税抵扣等优势,使收入进一步扩大,给企业增加更多的流动资金,并为企业创新服务提供持久性的活力和动力。企业应加强税务的筹划与管理。
3.2规范税务业务和制度
“营改增”实施后,企业需变更会计核算科目,需分别核算增值税进项税和销项税,会计核算变得复杂,而且财务报账需对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财务工作量增大。企业熟练掌握应用“营改增”政策,合理筹划税务业务、建立健全税务制度,无疑将使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各方面的发展。
3.3加强监督管理
与营业税相比,增值税发票因为涉及销项税、进项税等各种抵扣问题,因此对财务人员的要求有所提高,在很多方面也需要加强监督管理,完善增值税财务巨作机制。
3.4严格会计核算
在缴纳营业税时,只需对营业税统计和缴纳部分进行会计核算。而营改增之后,在业务开展各个环节都可能涉及增值税相关的业务核算。而在实际工作中还会涉及价外税,要将已纳税收入按规定换算为未计税收入。总之,在会计核算上将会趋于规范,工作量和复杂程度将会有所增加。因此需要做好会计核算、基础管理工作。
3.5规范合同审批
服务业企业在进行业务开展时,不可避免地要签订大量的研发、咨询等服务合同,对该类活动进行一系列的约定和规范。做到合同内容规范、准确,符合合同法,严格纳税,并且能够充分感受合同的优惠政策。规范合同审批,促进企业各项业务的发展。
目前,“营改增”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各行各业实施,这对服务业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营改增”政策实施后,该类企业的财务管理会有一定的变化,税务申报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会计核算方法也相应改变。但是同时带来一定的优惠政策,服务业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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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都占较大比重。中小企业不仅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旺盛的创新活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动力。
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化,在与大企业的激烈竞争中,中小企业却暴露出明显的弱势。由于遭遇了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和从紧货币政策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目前正面临困难。据官方统计数据,2008年上半年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资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但融资难却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先天性问题。在各种融资方式中,银行信贷是重要的资金来源,由于中小企业有天生的劣势,即一方面,中小企业尽管有些资产总额较大,但负债率高,因此企业拥有处置权利的自有资产少;另一方面,企业拥有的资产往往不符合银行对变现能力、保值能力的偏好,抵押率不高,所以。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通常不愿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融资难已成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为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中央财政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新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小型微利企业按照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以及近期提高纺织业等企业的出口退税税率。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企业感到税负较重,而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的贡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府应该施展组合拳: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中小企业行业种类繁杂,行业门类齐全、所有制形式多样化,投资规模小,资金人员少,竞争力、抗风险度差,个别企业的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往往重经营、重效益,忽视对企业财务的重视程度,忽视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研究和运用。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将加大支持力度,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种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进行补贴,即财政贴息的方式,另外一种是通过政府投资公司直接投资中小企业。
近年来,财政部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六项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中央财政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
中央政府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施展组合拳,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措施。逐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中央财政自2006年起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门支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开展,逐步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损失补偿机制。财政部相关统计显示,2006~2007年,中央财政共安排2.38亿元,支持了266家担保机构。2006年开展的中小企业担保业务总额约700亿元,占全国担保机构担保业务总额的22%。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1.88亿元支持的188家担保机构,约占全国担保机构总户数的5%。
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将安排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此外,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对其从事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
财税政策对担保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增强了担保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地激励了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的积极性,促进了担保行业的规范发展。同时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信用度,扩大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在财税政策上出台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非常及时的。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有一些减免税优惠政策,如企业所得税政策、福利企业政策、乡镇企业政策、新办企业政策、技术企业政策、贫困地区政策、鼓励综合利用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促进再就业的政策。这些优惠政策虽然不都是专为中小企业制定的,但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小企业。这些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总体来看,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比较零散,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现行的税收政策在实际上还存在对中小企业不公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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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mgemem,NPM)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盛行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同时也是近年来指导西方等国家行政改革的主体思想之一。其由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构成。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在于:强调要优先发挥经济的的价值、强调市场机能的重要性、强调要大规模的使用企业管理哲学与技术、强调要形成以顾客为导向的行政风格。
新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新理念,要求企业转变以往单调死板的管理模式,寻求新的适合市场需求的管理理念与机制为企业注入活力。而新公共管理体制恰恰迎合了市场下的企业改革需求。
全球化使得各国企业无法避免地参与到国际竞争舞台当中,与诸多外国、跨国公司在同一平台上展开角逐和竞争。显然,企业面临的压力比以往更大,因此,他们就必须面向市场,以市场的需要和客户的要求为导向,对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决策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达到降低生产投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实现服务强有力的竞争的目的。新公共管理引入市场机制的理念,符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进而能够通过对企业管理体制的完善提高企业的竞争水平,这符合企业当前和长远利益的要求。
信息技术的变革也对企业管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新月异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得信息无需通过传统介质就可以进行传播和储存,大量的中间管理层次就可以被裁减,企业本身具备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就可以变“扁”变“瘦”,这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组织机构扁平化。新公共管理蕴含的内涵能够为企业实现机构扁平化提供充实的理论依据,用该理论来指导实践,完成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变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空洞概念,而是切切实实的能够实现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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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时期,金融工具的创新是企业经营管理应当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企业财务管理处在深化发展的新时代,企业更需充分积极地应用金融工具。本文首先金融工具创新对企业财务管理的进行了概述,得出借助金融工具的创新,可以减少或规避企业在融资中的财务风险,为企业的筹资提供了更为有效灵活的方法,增加资金收益率,减少了筹资成本,达到了化解企业财务风险、提升融资水平并推进企业资金流动的目的。
关键词:金融工具 创新 财务管理
金融工具为企业解决财务管理问题提供了新途径,是提高财务收益、规避金融风险的主要手段。金融工具的创新包含了货币和资本市场工具的创新、支付和结算工具的创新、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等,对企业财务管理中财务活动的投资、筹资、分配、营运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金融债券、银行卡、企国库券、业债券、指数期货、股票、外汇期权和期货、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的创新对企业的筹资、融资、改革等意义重大。
金融工具的创新指的是金融业突破传统经营的方式和范围在新的金融运新机制中所创造的新型金融工具。
金融创新主要是企业追求利润机会,通过重新组合各种金融要素,创造起新的“生产函数”,进行包括各种支付清算手段、金融工具、金融监管与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的时候,也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使得原有的金融监管措施与制度失效、提升金融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的概念是指金融领域,通过创新性的改变和重新组合,引进或创造新事物的各种要素的范围。狭义的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务创新,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拓展银行成立的条件,取缔或放缓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的监管,取缔或放缓控制外汇和利率控制,允诺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实行业务交叉等金融管制后,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相互竞争,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交易工具和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创新是金融业务的发展的主要趋势,由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形成的金融国际市场中金融工具创新的浪潮影响至今。金融工具逐渐从较单一的现金、存款、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变化成多变化、多目的、多形式以及体系化的种类构成。仅仅以美国、日本为主推出的创新金融工具多达数百。
金融工具创新的用途之一即是规避风险,可以经过创新的金融工具,要建立一个新的金融工具和产品,以达到合理避税对冲风险规避海外市场的监管,并打开海外目标市场的目的。同时创新的金融工具也有保险的作用,通过锁定风险的最高水平与最低收入,来保留对公司未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在保险和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创新的形式,重新配置的资产配置和分散投资组合的风险和回报,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掉期互换是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的比较优势思想的例子。企业通过金融的比较优势,达到双赢或共赢的财务活动。
同时,金融工具创新还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创新金融工具,可以通过公司证券的规定的特别条款及条件,建立它的信号显示机制,完善信息分布结构,这样可以强化企业的信息传递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三、金融工具创新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企业的融资,其债券和普通股是主要类型,通过债券契约的创新创新的权益性工具的条款、债务权益转换创新的金融工具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资本结构的问题。利用金融创新的融资,使企业显着提高其融资能力和灵活地调整其资本结构调整,有利于企业对资金链的管理。
企业在金融投资方面,可以利用金融创新对不同的投资组合进行设计,配合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放大收益或风险厌恶。在强大的流动性和低风险的短期投资工具中,回购协议,是一个很好的金融创新。企业可以进行日常滚动隔夜回购操作,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在投资实物的领域,企业可以配合期货或期权等衍生工具达成套期保值,降低库存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在该领域的项目投资,企业还可以与衍生工具,以减少长期投资、递延决策的不确定性。
现代企业不仅要面对市场风险,但同时也暴露出信贷风险,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的不断开拓和完善,信用风险变得更加复杂、市场风险逐步国际化,在使用创新金融工具管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中具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企业通过外汇期货、相互交流、商品互换和商品期货、远期汇率协议对外汇风险和市场价格对冲交易以降低现金流的波动,以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关于信用风险,企业可以采取新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和手段,如信贷掉期,来对部分应收账款保险、信用风险等进行转移,风险事件发生时,通过保险赔偿来弥补其损失。
在以全球为核心内容的企业财务管理中,企业财务管理和财务风险管理的目标是有针对性的对金融创新进行研究,采取相应的财务战略,进而优化企业的财务管理。
企业融资的各种方式,渠道是非常广泛的、多种多样,在不同的渠道融资具有不同的风险和成本。随着不断创新的金融工具和发展的国际金融,企业的融资形式也愈加多样。企业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创新对其融资进行管理。第一,建立金融财团融资。通过发展长期的较大规模的企业,加速资本积累来增加银行的资金,以赚取利息,这样不仅减少了公司的利润,同时也影响资金周转效率。在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大型企业均建立相应的企业金融机构,形成财团、创办银行,实现企业在特定范围内筹集资金的目的,这种自我滚动融资的投资方式,以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带来了高利润率。第二,使用认股权融资。固定数目的股票期权是指购买股票指定的价格。这些债券有一定的权益及负债行业特征,是为了引进一个更广泛的投资组合的投资者、财务人员来扩大企业收益,以至于降低其资本成本产生的混合,股票期权也能带来额外的资金,行使价往往高于10-30%的股票市场的债券发行日期价格。
首先,要掌握和熟悉与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为重点,以转变经济通过金融工具的风险。一般类型的债券、股票、票据及其他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较多,据Lucian在2010年中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企业的金融创新工具中,对付外汇风险应用较多的是远期和约外汇,更多关于利率的风险是利率交换,有关商品的价格风险是商品期权和商品期货,关于权益风险的则主要是相对应的场外交易期权。由此,风险管理和金融工具之间的确切关系是创新的金融产品,伴着种种衍生性金融工具的产生和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外汇远期合同、利率与货币互换、期权、期货、指数交易等数不胜数,所以企业财务经理应掌握和了解这些金融创新产品,以满足业务的需求。
其次,适当的金融工具的使用范围内的创新。每一个创新的金融工具,当给企业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会伴随着风险,包括财务风险。如果突然了许多超越自我控制的范围内从事企业自身的风险交易业务,在金融创新的复杂程度超出它能够处理的能力,存在的问题,在企业金融产品的交易中日积月累,不得不做高风险交易,最终导致破产。因此基于其承载能力的企业,要在适当范围内的金融工具创新中的应用,权衡利益和风险一站式的创新金融工具,以优化企业财务管理。
再次,企业应加强流动性管理,重视资金管理的内部转换。通过股息、特许权使用费、原有的投资、进口和出口货物的贷款和金融中介管理调回,引导内部资金转移。资金的合理配置,使企业能够有效地和快速地实现控制系统的所有基金和全球基金和储备的使用最优化的状态。
最后,企业在应用金融工具创新时,应当坚持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渗透的政策,同时对银行和企业的发展。经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从银行信贷和资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各大银行的支持,这个行业和金融的结合,有力地防范金融风险的业务风险,并加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总而言之,运用金融工具创新对财务管理进行优化,分析金融工具创新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是一个新时代的现代企业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有制定的研究领域和其发展的客观性。但是我国进行金融工具创新的时间不长,累积的经验还很少,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加强创新金融工具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1]唐颖.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在企业的运用及启示[J]. 现代商业.2011(11)
[2]张信才.试论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面临内控风险的管理[J]. 现代商业. 2012(32)
[3]俞荣海,邱靖.浅议衍生金融工具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J]. 新会计. 2010(12)
[4]杨荣彦,卢爽.基于金融工具准则分析企业盈余管理新途径[J].财会月刊.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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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运行效率决定并购交易的效率。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企业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依赖自然资源为开采、加工对象的资源型企业的企业,在东部发达省份环境管制日益严格、所在地资源耗竭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迫于竞争激烈、成本上涨、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布局等多重压力之下,资源型企业正在通过生存空间的转移来完成其战略性升级的目标。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对资源型企业的迁入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甚至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这些政策对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各地区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理论最早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学者关注的是当时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的迁移现象。随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也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国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多是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企业迁移的动因[3-6]、影响因素[7-10]、决策过程[11-15]以及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企业迁移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动机、模式等方面。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产业转移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
从企业迁移视角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但成果还比较少。徐敏燕、黄祖辉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无标度网络性出发,研究了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迁移的效应,认为企业外迁有利于突破内部的强联系,加强外向关联,化解风险[29]。李存芳等运用组织行为学和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从决策偏好,法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成本,经济区位,政策引力,民众素质7个因素研究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认为只有区位成本最终表现为负的影响,其他因素都为正的影响[30]。刘颖、周沂、贺灿飞基于32 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了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内部因素。
对资源型企业而言,无论是原区位的管制政策还是目标区位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迁移决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见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
2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的迁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竞争力的获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借鉴E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学者的研究,将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分为四大类: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时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见表1)。
表1中的政策因素下共有七个二级指标,包括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
(1)环境管制:政府通过制定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来控制、最优收费水平来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苛刻的环境管制政策阻碍一些企业的进入,迫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郊区或欠发达的地区。
(2)行政效率: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机关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为企业办理合理的事项。对于迁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小些;而对于迁入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3)土地优惠:为了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的迁入,政府给予减征或分期缴纳土地使用费,鼓励和引导客商以租赁等形式使用区内企业闲置的厂区、厂房等 。土地优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4)税收优惠:免征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给予技术和研发费用的支持。税收优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5)政府配套设施:政府配套设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政府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的倾斜,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一批相关或配套企业跟随迁入。
(6)信贷支持: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厂房所需的资金,企业搬迁过程中要支付高额的运输费、损失迁走期间的销售额,并且伴随大批员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对企业搬迁的补偿,和企业、银行三方建立保证金制度,放松信贷条件但并不降低风险,为企业迁移解决资金衔接的困难。
(7)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制定标准使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获得认证,竞争力更强,销售业绩更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企业在区域间占据一席之地,分享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在当地稳定发展,迁移倾向越小。
3数据收集与模型分析
3.1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本次研究对象为江苏徐州、湖北武汉、湖南新晃、贵州铜仁等地的资源型企业,样本点跨越了东中西三个区域,数据真实且代表性较强。源型企业的有效问卷数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业企业43家,纺织业和羽毛绒制品业企业15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3家,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制造、砼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属矿采加工业31家,有色金属开采加工企业17家。
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同时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将定性指标量化,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企业迁移意愿调查以及企业迁移效果,涉及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因素,区位、内部以及外部因素。
对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使用加权方法,得出综合性衡量指标,权重为二级因素的列总和占全部总和的比例,分别用情感、政策、经济、战略表示四个综合性指标。
当各政策因素对企业具有影响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当企业做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1;当企业不作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0。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国家分类标准,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级,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分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别用0和1表示。企业年龄分为两级,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别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经济、情感、政策、战略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共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做logit回归,观察这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概率的影响情况,再引入政府政策的各个二级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三个一级指标和两个企业属性指标的情况下,各个政策二级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3.2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总样本容量为124个。表2给出了这四大因素和企业年龄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资源型企业迁移样本中,未发生迁移行为和发生迁移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约为66.1%和33.9%。企业年龄中,10年以下的企业占比71.8%,10年以上的占比28.2%。小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占比分别约为29.8%和70.2%。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企业本身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的占比分别约为31.5%、79.0%、37.9%、21.8%、40.3%、45.2%和61.3%(见表3)。
3.3参数估计
对各变量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迁移行为,第一个模型中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将战略、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第二个模型将战略、情感、经济、企业规模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政策因素的各个二级指标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分别记为
①对模型做初步回归时,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且方差来源为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三个变量,故将三个变量的交叉变量引入模型。另外,cook距离和残差显示出样本存在六个异常观测值,删除异常值后实际使用样本容量为118个。
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情况下,模型1中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均通过了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5)。这说明作为综合性指标的政策、经济和情感因素确实对企业迁移行为发生了影响。其中,政策和情感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因素则为一个阻碍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度大于情感因素,分别约会导致企业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增加8倍和6倍。经济因素之所以成为企业迁移的阻碍因素,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着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消费群体,市场辐射力强大,企业愿意留在原地,保持市场份额,有利于未来发展。而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虽然在原材料、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上可能具有优势,但是信息与技术、交通物流成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落后于企业原所在地,因而成为阻碍企业迁移的障碍性因素。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因素有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影响企业发生迁移行为的最显著因素,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为阻碍因素,行政效率因素低的地区企业发生迁入行为的概率只约为行政效率高的地区的6.8%。
3.4模型检验与预测
对模型系数的整体显著性、模型适宜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进行检验(见表5)。卡方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估计的参数整体是显著的。
表6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通过判决系数R方的两个指标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好于模型1,说明控制经济、战略和情感因素和企业年龄、规模的情况下,政策因素整体上对企业迁移行为有良好的解释。
表7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模型都是适宜做Logit回归的。
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VIF和容差统计量,一般认为,VIF大于10时,容差接近于0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才是一个
严重问题,而结果如表7所示,VIF均小于10,容差指标均远大于0,两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表9。使用Levene方差齐性检验,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Levene统计量的值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
表10给出了两个模型的预测情况,模型1对被解释变量已迁移行为的预测准确率为70.7%,对未迁移行为的预测率为66.3%。模型2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7.8%和63.2%。两个模型预测效果均较好,回归结果可靠。
4结论与启示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受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大于战略与情感因素,而经济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中具有阻碍作用。而在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各地政府应在考虑影响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基础上,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应针对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程度的不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而鼓励和引导企业合理迁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仅靠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使得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迁入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营造创业、壮业、强业、乐业的环境与氛围,吸引包括资源型企业在内的更多类型企业主动来投资创业。
另外,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会造成污染的空间转移,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资源型企业迁移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否则,中西部地区难免会重新走上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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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为企业解决财务管理问题提供了新途径,是提高财务收益、规避金融风险的主要手段。金融工具的创新包含了货币和资本市场工具的创新、支付和结算工具的创新、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等,对企业财务管理中财务活动的投资、筹资、分配、营运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金融债券、银行卡、企国库券、业债券、指数期货、股票、外汇期权和期货、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的创新对企业的筹资、融资、改革等意义重大。
在以全球为核心内容的企业财务管理中,企业财务管理和财务风险管理的目标是有针对性的对金融创新进行研究,采取相应的财务战略,进而优化企业的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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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时期,金融工具的创新是企业经营管理应当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企业财务管理处在深化发展的新时代,企业更需充分积极地应用金融工具。本文首先金融工具创新对企业财务管理的进行了概述,得出借助金融工具的创新,可以减少或规避企业在融资中的财务风险,为企业的筹资提供了更为有效灵活的方法,增加资金收益率,减少了筹资成本,达到了化解企业财务风险、提升融资水平并推进企业资金流动的目的。
关键词:金融工具 创新 财务管理
金融工具为企业解决财务管理问题提供了新途径,是提高财务收益、规避金融风险的主要手段。金融工具的创新包含了货币和资本市场工具的创新、支付和结算工具的创新、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等,对企业财务管理中财务活动的投资、筹资、分配、营运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金融债券、银行卡、企国库券、业债券、指数期货、股票、外汇期权和期货、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的创新对企业的筹资、融资、改革等意义重大。
在以全球为核心内容的企业财务管理中,企业财务管理和财务风险管理的目标是有针对性的对金融创新进行研究,采取相应的财务战略,进而优化企业的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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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小企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催生产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后危机时代,随着投资经营环境和出口环境的不断恶化,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如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并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发达国家(地区)中小企业财税支持政策大都经历了从放任到保护再到促进这三个阶段。由于各国(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市场体系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它们的中小企业财税支持体系也有所不同,但其最终目的是基本一致的,即努力营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向中小企业提供财政资金援助和税收减免等,以帮助中小企业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利地位。一般来说,中小企业财税政策主要遵循以下两种思路,即自由竞争思路与政府干预思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地区)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它们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对企业运营的干预比较有限,因此它们在财税政策方面遵循的是自由竞争思路;而日本、韩国等为促进本国(地区)经济发展,政府对企业运营的干预较多,实行的是政府干预较强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它们在财税政策方面遵循的是政府干预思路。而我国无论是从地域还是从文化等方面来看,与日本、韩国等非常相似,因此,我国可考虑借鉴发达国家(地区)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等在中小企业财税政策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小企业财税政策,如进一步降低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率,使尽可能多的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能够享受低档税率的照顾。此外,还要及时清理对中小企业的不合理收费,使其享有与大型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甚至是超国民待遇。中小企业相关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细化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的实施办法,确保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的政策能够得到落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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