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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被动结构的几个典型方面的比较论述来分析和比较英汉被动结构。
【关键词】被动结构 英汉被动结构对比
被动结构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结构,不论是在英语表达中还是在汉语表达中,被动结构都占有其一席之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的被动结构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比较。
一、应用的广泛程度比较
在英语中被动结构用的要比在汉语中广泛,尤其是在科技英语中,被动结构的使用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同一个语境,同样的含义,英语往往用被动语态表达,汉语却习惯于用主动语态,主要原因是英文考虑的重点是事情,即受动者,而汉语考虑的重点则是人,即施动者。虽然汉语中有“被”字可用来表示被动,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执着于主语与谓语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因而一般使用主动形式。比如,我们时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我们从来不说“人不可被貌相,海水不可被斗量”,因为我们知道动作的执行者是人。而英文要说:As a person cannot be judged by his appearance , so can the sea not be measured with a bushel.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主要是因为不必说出主动者、不愿说出主动者、无从说出主动者或便于连贯上下文等原因。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是由于汉语往往将宾语提前作为说话的主题, 而在动词上暗示被动语气, 即用词汇的手段表示被动, 从而呈现为意义被动句。另外, 汉语使用结构被动句时,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施动者同时出现, 否则用主动句结构。
二、时态比较
英语被动语态有时态的变化, 是时态清晰句, 它的时态主要体现在助动词to be 的不同变化形式中。汉语是时态模糊句, 即汉语在“被”字句中, 没有特定的时态变化形式, 它的时态关系主要靠时间副词或上下文来体现。例如:
我没有被邀请, 但我还是来了。
I wasn’t invited, but I’ve come anyway.
英语时态很清楚“我”是过去(wasn’t) 没被邀请的, 但“现在”我已经来了。汉语句的时态就不如英语句那样清楚了, 只能根据句义: 既然已经来了,“没被邀请”肯定发生在过去。
三、语义含义比较
汉语中“被”是从“承受”“、遭受”的含义演变而来,因而曾经被认为是“不幸语态”(ineffective voice) ,主要用以表达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或不希望的事, 如“被捕”、“被剥削”等。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种含义已逐渐淡化,“被”字句也可用来表达主语所希望发生的事情, 如“她被评为三好学生”。尽管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被动意义仍然不使用“被”字句, 按照汉语的习惯, 如果句中无须指出施事,主动意义与被动意义又不致发生混淆, 一般就不用结构被动句,而用当然被动句。试比较:
It was done. 这件事已做了。
It was well done. 这件事做得好。
It was poorly done. 这件事做得不好/ 这件事搞坏了/ 这件事被弄坏了/ 这件事给弄糟了。
英语中,以上三个句子都可用被动句来表达,但汉语却可以用主动式,只有第三种意义才用被动句式。与汉语相比,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几乎没有情感意义上的限制,它所注重的是形式上的合乎规范。英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所表达的是对同一件事的两种看法,强调受事者,使它处于中心位置,但并不涉及说话人和当事人对整个事件的评价和受事者是否遭遇不幸。例如:
John ate three apples just now.
Those apples are eaten by John just now.
第一个句子侧重的是当事人的动作和状态,它是对“What happened to John just now ?”这一问题的回答“, 约翰刚吃了三个苹果”,而第二个句子的信息重点就发生了转移,它应该是对“What happened to those apples ?”这一问题的回答,询问的重点是苹果的状况,“苹果刚被约翰吃了”,只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事实,并不夹杂说话者的主观感情。
四、翻译上的比较
一些英语学习者在做英汉互译时,往往认为汉语中带有“被、遭、受、由”等字的句子,应该译成相应的英文被动句;而英文的被动句则应译成汉语的被动句,但实际并非如此。英汉互译时未必都与其相应的形式来表示,这是因为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模式) 不同。试比较下列句子:
Ⅰ 汉语被动句译成英语的主动句
① “把”、“将”句型译成英文的祈使句
把门关上。
不说The door is closed.
而说Close the door.
②“把”句型译成英文的SVO 结构
小王把衣服洗了。
不说The clothes have been washed by Xiao Wang.
而说Xiao Wang has washed the clothes.
③ “把”、“受”、“被”句型译为英文的其他主动句型
他应该受到责备。
不说He is to be blamed.
而说He is to blame.
Ⅱ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
① 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在汉语译文中做主语
He was fully occupied in writing letters.
他被写信充分占据了。(直译)
他忙于写信,一点空儿也没有。(意译)
②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无主语句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money.
没有钱就无法做事。
③ 英语被动句译成加主语的汉语主动句,如:“有人、大家、我们、人们??”
A woman was heard moaning after midnight.
有人听到一名女子午夜后呻吟。
④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带“希望、据报道、据推测??”等字的无主语句
It’s reported that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were seen over our town last night.
据报道,不明飞行物昨夜在我市上空出现。
⑤ 将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译作汉语译文中的宾语
He was advised by the doctor to take up golf.
医生建议他打高尔夫球。
五、结论
本文通过论述及列举实例,对英汉被动结构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与对比。英语与汉语的被动结构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作为英语学习者,只有熟悉和掌握两者的异同,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两种语言。
参考文献:
[1]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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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许多学者把消费主义当作金融危机的诱因进行反思,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反对消费主义扩大化现象,甚至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所提出的正常性刺激消费政策误解为在提倡消费主义。究竟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标准是什么?本文试图理清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着重研究消费主义内涵与特征及消费主义与正常消费的区别标准。
关键词:消费主义 正常性消费 区别
消费主义(consumerism)始于19世纪,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生产对消费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消费不仅决定着生产,而且更决定着生产循环和再生产。刺激消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促销花样手段不断翻新,使得19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步入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流价值取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遍及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西方思潮涌入,消费主义逐步开始影响我国,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论文下载。
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消费的高低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大小。然而,高消费并不一概都是消费主义,不能一概反对和限制。高消费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所产生的一种现象。由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然而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两级分化已是不争事实,社会分层因此而加剧。社会经济结构多层次化决定了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又必然表现为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的多层次化。#p#分页标题#e#
高收入阶层(这里指诚实劳动获得合法收入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高于中、低收入阶层,其消费水平自然也高于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高消费是很正常的行为。对这种高消费不仅不应当反对和限制,而且要给以鼓励和支持,积极为他们拓宽高消费的领域和空间,根据他们的需要提高各种消费的档次。有需求就可以供给,要供给就必须生产、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创新。这样做,既增加了就业,又扩大了需求。必须区分高消费与消费主义,应该把握正常消费与消费主义“度”,在适度合理消费需求引导下,符合自身消费力情况下的消费,即使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只要属于正常性消费,而不应一味地反对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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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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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现状以及贸易竞争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总体上高于日韩,但从分行业看来,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集中于设计和工艺品等传统文化创意产品,新媒体等新型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也有显著提升,贸易结构有待升级和优化。日本近年来虽然处于贸易逆差,但其贸易结构合理,视听、出版物的贸易竞争力优势明显。韩国的设计和新媒体贸易竞争力较强,贸易结构渐趋合理。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正以新兴产业的姿态高速发展着,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增加,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具市场活力和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鉴于现有文献对文化创意产业贸易研究的不足,笔者采用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建立的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方法,利用UNCTAD数据库中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建立多种贸易指标,对2003―2012年中日韩三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进行实证和比较分析,以期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UNCTAD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为:工艺品(地毯、庆祝活动、纸制品、植物制品、纱制品、其他)、视听(电影、CD、DVD)、设计(建筑、时尚、玻璃制品、内部装饰、珠宝、玩具)、表演艺术(乐器、音乐印刷品)、新媒体(数码、视频游戏)、出版(书籍、报刊、其他)和视觉艺术(古董、绘画、摄影、雕塑、其他)[1]。这种分类方式基本涵盖了各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定义,笔者为统一数据的口径,一致采用了此种分类方式。
在世界文化创意产品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同属东方文化体系的中日韩三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见表1)。
由表1可知,2003―2012年,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81.8亿美元增长到1511.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14%;进口额从29.91亿美元增长到141.9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3.66%,因此,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是文化创意产品的输出国。日本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8.32亿美元增长到77.2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96%;进口额从127.8亿美元增长到234.2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19%,因此,日本一直是贸易逆差。韩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9.67亿美元增加到57.6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9%;进口额从21.88亿美元增加到60.1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72%。尽管韩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三国中是最小的,但10年里韩国从文化创意产品贸易输出国变成了输入国,贸易逆差逐年增大。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三国中最高,从2003年的17.06%上升到2012年的31.91%,提高了14.85个百分点。2003―2008年变化幅度不大,上升幅度缓慢,从2009年以后,国际市场占有率上升速度非常快,2012年已经超过30%,可见其出口规模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即使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占有率仍然保持正增长。日韩的文化创意产品由于出口贸易总额较小,因此国际市场占有率也较低。日本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国际市场占有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2006年达到最高,为3.14%,经济危机之后由于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下滑,2012年较2007年下降1.44个百分点。韩国与日本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接近,但总体水平低于日本,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2012年较2003年下降了0.55个百分点,同日本相同的是,2006年和2007年韩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近10年中最高,但2008年起,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由表3可以看出,中国的TC指数最大,大都在0.8~0.9之间浮动,表现出比较强的贸易竞争力。日本贸易逆差的存在使其TC指数值较低,一直在-0.5左右,因此,文化创意产品总体的贸易竞争力比较弱。韩国的TC指数在2003―2006年之间基本保持在0.1~0.3之间,但从2007年以后TC指数变为负数,这是因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所致,因此,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是逐渐减弱的。
由表4可以看出,在工艺品上,中国和韩国表现出比较强的贸易竞争力,中国的TC指数从0.78上升到0.85,韩国则从0.81上升到0.82,接近于1,因此工艺品是两国的优势出口产品,日本工艺品的TC指数均小于0。在出版物上,中韩的TC指数明显高于日本,中国的TC指数从0.26上升到0.46,韩国的TC指数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日本的TC指数大多数年份都为负数,说明日本出版物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
在设计上,中国的TC指数始终保持在0.9以上,日本的TC指数都在-0.55以下,韩国的TC指数自2005年起变为负数,近年来一直保持在-0.5左右。在新媒体上,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明显高于日韩,中国的TC指数虽然呈下降趋势,从0.92下降到0.75,但依然保持较高的贸易竞争水平,日本在新媒体上劣势较明显,近几年一直浮动在-0.5上下,可见其贸易竞争力不足。在表演艺术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明显高于日韩两国,中国的TC指数浮动在0.8~0.9之间,韩国的TC指数在2003―2006年大于0,但是在2007之后变为负数,并且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在视觉艺术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水平也明显高于日韩,贸易竞争力水平非常高。在视听上,中韩两国的TC指数均小于0,说明两国的视听贸易竞争力较弱,日本的TC指数则呈现出比较高的竞争优势,虽然2003―2006年其TC指数小于0,但从2007年开始,日本视听产品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其TC指数上升趋势迅猛,贸易竞争优势明显。
总体来看,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最强,韩国次之,日本最弱。分行业来看,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集中在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等传统文化创意产品上,这类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是中国一直以来的贸易强项。日韩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差距也在逐步拉大,日本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在逐步减弱,此外,日韩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仍有很大的差距,在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上,中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由表5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RCA指数明显高于日本和韩国,可见中国文化创意产品总体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中国的RCA指数近10年来一直在2.5以上,说明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十分显著,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从波动趋势来看,中国在2006―2009年有小幅的下降趋势,从2010年起,RCA指数又有了回升,到2012年升至3.21,可见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比较优势是稳步增加的。而日本和韩国的RCA指数大部分年度均低于0.5,说明两国的文化创意产品比较优势不显著,贸易竞争力较弱。从RCA指数波动趋势来看,日本在2007年有小幅的升高,但随之却一直下降,韩国近10年来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贸易竞争力逐步降低。
由表6可知,在工艺品上,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RCA指数从3.98升至4.31,贸易竞争力很强,韩国虽然RCA指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1.25以上,而日本的RCA指数则在0.3上下浮动,贸易竞争优势不显著。在设计上,中国的RCA指数近10年来一直在3.7以上,贸易竞争比较优势非常明显,日韩则基本停留在0.5以下,尤其是韩国RCA指数一直呈下降趋势,贸易竞争力较弱。在视觉艺术上,中国则具备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RCA指数从2.79上升至3.16,贸易竞争力非常强,而日韩的RCA指数均在0.5以下,贸易竞争力非常弱。在新媒体上,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RCA指数基本稳定在3.0以上,日本则在0.8左右浮动,比较优势不显著,贸易竞争力很弱,韩国近几年新媒体贸易优势有所增加,已具有中度贸易竞争力水平。在视听上,日本的贸易竞争力明显高于中韩,RCA指数从0.29上升至1.75,呈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在表演艺术上,中日两国都具有非常显著的贸易竞争优势,RCA指数均在2.5以上,而韩国则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RCA指数从2.12下降到0.57,贸易竞争力已变得非常弱。在出版物上,中日韩三国的比较优势均不是太明显,RCA指数低于0.8,贸易竞争力较弱,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优势。
总的来说,中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最显著,贸易竞争力最强,韩国和日本的RCA指数相差不大,呈现出比较弱的贸易竞争力。从分行业来看,中国在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新媒体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日本在视听上贸易竞争力非常强,在出版物上三国均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产业内贸易指数也称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用来反映规模经济内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由表7可以看出,中国的GL指数很低,近10年来一直在0.2以下,说明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方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形成产品的单向流动,出口方式多为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日本的GL指数在0.5~0.7之间浮动,总的来说是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即在文化创意产品上,日本既有大量出口也有大量进口,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深度较大。韩国的GL指数最高,2009年为0.99,几乎是完全的产业内贸易,可见韩国在文化创意产品上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分工状态,文化创意产品通过本国的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了双向流动。
从表8可以看出,在工艺品上,日本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韩,中韩的GL指数近10年基本保持在0.2以下,日本的GL指数基本保持在0.5以上,贸易则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在设计上,韩国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日,近年来一直在0.6以上,可见韩国的设计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日韩GL指数均在0.5以下,两国的设计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视听上,中日韩三国的GL指数都比较高,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GL指数都上升得比较迅速,产业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在出版物上,三国的GL指数都在0.5以上,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日本在出版物上较中韩具有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新媒体上,中日韩三国在2007年之后GL指数均呈现上涨趋势,日韩则已经超过0.5,产业内贸易占主导,中国仍在0.5以下,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表演艺术上,日韩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国,在0.6~0.8之间浮动,产业内贸易占主导,中国GL指数在0.2以下。在视觉艺术上,日韩两国的GL指数要高于中国,2007年之后,两国的GL指数浮动在0.7~0.9之间,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而且较中国有更高的国际水平分工地位,中国的GL指数在0.1以下,几乎是完全的产业间贸易。
总的来说,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比较低的,大多数的产品GL指数均在0.5以下,说明产业间贸易多于产业内贸易,国内市场开发程度高于国际市场开发程度。日本文化创意产品中的表演艺术、出版物和视觉艺术的GL指数非常高,几乎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国际市场比较成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占有主导地位。韩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在产业内贸易上发展十分迅速,是中日韩三国中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国家,产业内贸易化程度比较高,国际市场成熟,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贸易竞争力显著提高。
通过分析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现状和贸易竞争力水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进出口额逐年增加,贸易顺差也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但进出口结构不是很合理。设计、新媒体和工艺品一直占有较高的出口比重,但是包含丰富创意元素和创新思维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仍然比较低。
第二,日本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强,贸易进出口额逐年增加,贸易结构比较合理,但贸易逆差趋势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视听、出版物和表演艺术等,注重产业链的衔接和加深,在亚洲地区的贸易竞争力处于优势地位。
第三,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政策,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逐步开拓国际市场,虽然从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但贸易结构渐趋合理化,设计、新媒体和工艺品的发展最迅速,贸易竞争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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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日本实施物质循环型社会(SMC)基本计划在实现从循环型经济到循环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伴随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垃圾围城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日本的这一富有特色的物质流量指标与努力指数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循环型社会;低碳经济;物质流动指标;努力指数。
论文正文:
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
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理念已经深深的根植于日本个人、企业和社团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之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也曾面临经济高速增长,生态快速恶化的问题。基于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日本传统社会,每年产生4.7亿吨废弃物,碳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居高不下,城市为大量的废弃物所包围,最终使得环境保护成为空谈,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为日本社会发展敲响警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72年的《自然环境保全法》、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到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实现了从公害对策管理向环境负荷管理的转变。《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在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除基本法之外还有两部综合性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再生资源促进法》以及《容器包装品的分类回收及再商品化促进法》、《特定家用电器的再商品化促进法》、《建筑废材再资源化法》等单项法。
在基本法基础上,日本政府先后提出构建循环型社会第一和第二基本计划,明确发展循环型社会操作目标和政策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凝聚了社会共识,并取得一定效果。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建立,第一基本计划中提出了物质流动指标(MaterialFlow Indicators)和努力指数(Effort Indices),并基于指标、指数的监测结果确定了具体实施目标。第二基本计划考虑了资源减少、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吸取了国际组织、产业界的意见,以2015年为目标期,增加了部分反映环境和气候变化新要求的指标,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低碳社会(Low Carbon Society),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Societyin Harmony with Nature)。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城镇化速度保持了较高水平。“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率达到10.5%,1978-200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1.1857%,即每年城镇约增加1574.6万人。200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已达到45.7%。按照2000年以来的速度,采用线性趋势外推法,2029年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70%,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人口将增加3.3亿人。由于城乡资源能源消耗存在差异,仅城镇化一项,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按照2008年数据计算,每年1574.6万人进入城市,全社会生活能耗会增加247.8万tce,全社会生活用水量增加约6.49亿立方米。在CO2排放量方面,按照世界能源署(IEA)测算,1990到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增加了170.6%,2007年CO2排放量60.7亿吨,约占全球CO2排放量的21%,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高达1.47亿吨,由于人多地少,全国范围很多地方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各种社会矛盾也相伴而生。一些地方对循环经济实施方法的理解有偏差,焚烧没有经过正确分类的垃圾,对环境造成损害,引发社会公共事件。
在此背景下,本文简述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特色指标和实施目标,并与中国相关指标、目标进行对比。对于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各地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实现从循环经济向循环型社会的整体跨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一方面要防止原材料成为废弃物,即要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减少产品向废弃物的转化,主要通过尽可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来实现。循环利用包括再使用(reuse),再生利用(reclamation)和热回收(heat recovery)。该基本法明确要求从技术和经济性综合权衡决定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处置,并要求政府制定《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计划》,采取整体和系统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
在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第二基本计划》中,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形成,依据基本法中关于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分别设计了物质流动指标和努力指数,并明确了具体的实施目标。
(一)物质流动指标及目标。
与第一基本计划相同,第二基本计划采用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三个指标分别反映社会实物流动的三个方面,根据日本经济结构变化和环境变化,补充了金属矿物生产率、和CO2减排两个指标,规定了2015年这五个指标的目标值,这些指标值均可以通过构建全社会物流图计算获得。
1、资源的生产率=GDP/自然资源输入。近年来,整体来说,日本资源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也存在新的问题,随着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新应用的需求增长,岩土资源输入显著下降了,原油和金属资源的输入量有所增加,由于这部分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约束,导致工业废弃物数量上升。在第二计划中,设定2015目标值达到42万日元/吨,达到1990年的两倍。
2、循环利用率=循环利用量/(循环利用量+资源输入量)。日本2015年目标为14%~15%,比1990年的8%提高约80%。
3、废弃物最终处理量。2004年就日本全国而言,最终处理场工业废弃物的剩余处理容量仅能维持7.7年,在大城市区仅剩下3.4年。因而,废弃物处理量成为一项关键指标,第二计划设定2015年目标为0.23亿吨,比1990年的1.1亿吨下降了80%。
4、金属矿物资源的资源生产率。即在自然资源输入中除去非金属矿物计算出的资源生产率。
设定的目标为77万日元/吨,比2000年的59万日元增加了30%。
5、CO2减排目标。用以测度循环型社会和低碳社会整合发展的实现情况。废弃物和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可以通过废弃物转换为原料燃料,废弃物发电实现。2010年在废弃物方面,预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780万吨。
除上述指标以外,第二基本计划其他指标未设定实施目标,仅用于监测变化,识别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二)努力指数及目标。
构建循环型社会不仅仅需要科技、制度和策略的更新,更重要的是生产、消费观念的转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努力指数同样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于设定实施目标的部分,二是用于监测变化情况的指数。前者测度包括减少废弃物数量、思想和行动改变、促进循环企业发展、实施个人循环利用法案四个方面。
1、减少废弃物数量。
减少市政固体废弃物数量。城市家庭和商业活动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不同的。因而,该计划有针对性的设定了三个努力指数。首先是,全社会(包括公众和商业机构)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2015年比2000年下降10%;其次,为了评价公众减少垃圾数量和参与分类收集的努力水平,设定2015年家庭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不含回收利用量)比2000年下降20%的目标;第三,对于商业活动排放的废弃物总量,则要比2000年下降20%。减少工业废弃物数量,2015年工业废弃物最终处理量,比2000年的8900万吨减少60%,比1990年减少80%。
2、思想和行动的改变。
通过调查问卷来测度构建SMC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改变。该计划的目标设定为:90%的回答者会选择倾向于减少垃圾排放,重复利用现有产品和购买绿色产品,而且有50%会采取切实的行动。调查问卷的问项充分考虑到生活方式转变,例如增加了互联网使用、自行携带购物袋等方面的内容,在问卷调研中也利用网络等媒介使得整个过程更为便利和有效。
3、促进循环企业发展。
促进绿色采购。设定目标为:50%的地方政府、上市企业(东京、大阪、名古屋证交所一板或二板市场上市企业),30%的非上市企业(非上市,而且雇员数500以上)在组织范围内实施了绿色采购。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鼓励开展ISO14001认证。拓展循环企业的市场规模。2015年循环型企业市场规模达到2000年的两倍,循环企业雇员数也在考虑范围内。
4、持续实施针对个别项目或企业类型的循环利用法案和计划。
其他指数则用来获取变动情况的量化信息,找到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方法。
(一)指标设定的法律依据。
中国没有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明确提法,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实现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实现目标,散布于中国政府各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自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还体现在《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中。
如前所述,日本推动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由一部基本法、两部综合法和六部单项法组成,除此之外由政府定期制定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
(二)物质流动指标。
2007年6月,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利用现有的数据信息基础,针对宏观层面和工业园区分别编制。宏观评价指标由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和废物处置降低指标五大部分构成。其中,资源产出率指标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与一次资源消耗量之比,为了具有可比性,这里的GDP是以不变价计算。一次资源利用效益越高,该项指标比率越高;资源消耗率指标主要描述单位产品或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可反映减量化的实现情况;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城市生活垃圾、农业秸秆等废物的资源化利用程度;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状况,体现了节约使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的要求。废物排放降低指标,主要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
由上可知,中国的循环经济指标关注重点在于循环性“经济”而非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经济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缺少对全社会的统计。在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中,尚未纳入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指标。
(三)评价体系。
基于对循环型经济的侧重,中国重视对循环经济最终成果的事后评价,尚未建立针对循环型社会主要相关群体: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参与循环型社会构建的努力程度的测度指数,缺少进行努力程度的过程控制。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指标包括对结果的评价,也包括对过程中态度、努力程度的评价。
(四)实施目标比较。
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资源产出率提高15%的目标,同时提出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2%的目标。尚未纳入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以及废弃物排放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约束性目标。同时,中国未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努力程度设定实施目标。
三、对中国构建循环型社会的借鉴意义。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属于《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规定的实现立法目标的重要手段,致力于整合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低碳社会和与环境友好三个方面。其基本计划每五年进行一次修订,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计划增加了废弃物处理方面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面临能源、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的严峻压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一发展阶段,从关注“经济”向更加关注“社会”,从发展循环型“经济”向构建循环型“社会”是应有之义。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指标体系对公民、社团、商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均给予重视,采用努力程度指标,反映各相关实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过程中的态度、努力程度。即不仅考虑结果,而且评价其努力过程。对于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具有较大的意义。通过定期修订事后评价和过程评价指标和不断付诸实践,能够形成明确的舆论导向和氛围,提高社会公众对循环型社会的认知度,增强相关群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中的责任感和参与度。
日本过程评价中所采用的一些相对灵活的量化方法值得借鉴。例如,采用调研问卷测度利益相关实体对于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态度。个人对于产品过度包装的拒绝意向,自带购物袋的比例等;对地方政府则用其为发展循环型社会制定的计划数目来测度其积极程度。对企业来说,定量指标包括了购买绿色产品的比例和环境体系认证的数量。
(三)建立完善单项法律法规。
中国虽然在《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一些环境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推进循环经济的内容,但是《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一部总纲性质的法律,条文不够全面,尤其缺乏日本类似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的实施文件和《容器包装回收利用法》、《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建筑材料回收利用法》等专门法律。
精细化管理不仅为日本企业家所擅长,其精髓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循环型社会构建方面,精细化管理既反映在计划条文规定的细致入微,又表现在实际操作中的周到考虑方面。
例如,在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中,对商业机构、个人垃圾的减排量都有明确的量化规定,要求市民把垃圾区分开并放在设计好的位置。实际生活中,日本垃圾分类细致科学,垃圾分为可燃垃圾、金属陶器及玻璃制品、可再利用资源类垃圾(塑料、纸制品等)、大型垃圾(如家电)四大类。垃圾不能擅自随意处理,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作为租房者会收到房东提供的介绍详细垃圾分类回收时间、方法的手册,每个家庭在丢弃生活垃圾前要按照要求对垃圾进行初步处理,例如,可再生的塑料瓶要清洗干净、报刊杂志要用绳子捆扎,干电池等有害垃圾必须装入不同垃圾袋与可再生垃圾分开等等。
中国关于城市居民和商业活动的垃圾排放方面的指标,尚未纳入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规划目标中去。建城2010[63]号文已明确提出:“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促进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应当把具体量化指标和实施指标纳入到规划中去。
日本在构建循环型社会方面的统计比较完善,因而其实施目标中有较多量化指标。在日本统计年鉴第24章,针对可再生容器回收情况就进行了统计,统计项目涉及无色玻璃容器、纸制容器包装、塑料包装和容器等,分别统计了期望收集数量、实际收集数量,涉及的市政当局数和人口比例,年内再商品化量和再商品化率等项目。
由于中国现有统计数据指标、统计调查方式限制,前述一些指标尚未纳入到实施目标中。中国现有的统计系统、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主要是反映经济社会活动方面的,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相对不太健全。从3R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就是资源的循环、高效和减量利用。建议在后续的循环经济统计中考虑加入其他物质流动指标,把废弃物处理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统计调查范畴,并明确物质流动的调查统计组织方法,把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在内的物质流动目标纳入循环经济专项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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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债实行多级托管体制,其中美联储的全国债券簿记系统(NBES)负责登记托管存款类交易商的国债,存款类交易商负责登记托管客户(包括非存款类交易商和一般投资者)的国债,非存款类交易商也对自己客户的国债进行登记托管。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欧美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分析与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考察国外债券市场发展的实践,我们发现做市商制度是活跃国债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虽然也存在做市商制度,但是有行无市的困扰一直存在,形同虚设。本文重点对美国国债市场和欧洲MTS市场的做市商制度进行介绍,以期对我国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美国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
论文正文:
欧美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分析与比较
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发行第一期国债算起,美国国债市场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并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国债市场之一。截至2004年底,美国未偿还国债余额75961.44亿美元,占其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117350亿美元的64.7%.全部未偿还国债余额中,可交易国债39597.82亿美元,占52.13%,不可交易国债36363.62亿美元,占47.87%;政府机构持有国债31877.55亿美元,占41.97%,社会公众持有国债44083.89亿美元,占58.03%.
美国国债既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但由于国债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大机构为主,国债交易具有大宗交易特点,这就使国债交易集中在场外市场,场内交易量很小。200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全部上市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等)的每天交易量仅996.7万美元,年交易量为25.02亿美元。相比来说,场外市场的国债交易量则大的多,仅一级交易商的国债日均交易量就高达4276.12亿美元,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债券年交易量的171倍。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是股票的场外交易市场,也采用报价驱动的做市商交易制度,但与美国国债场外市场相比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报价信息的分散程度上。1971年,纳斯达克市场采用了NASDAQ自动报价系统,使其从传统分散的柜台交易市场发展成为集中报价、集中交易的场所。而美国国债场外市场仍保持传统的分散柜台交易市场的格局,没有集中的报价系统,是投资者、经纪商和交易商通过电话、电传和计算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无形交易网络。
美国国债实行多级托管体制,其中美联储的全国债券簿记系统(NBES)负责登记托管存款类交易商的国债,存款类交易商负责登记托管客户(包括非存款类交易商和一般投资者)的国债,非存款类交易商也对自己客户的国债进行登记托管。这种多级托管体制促进了美国国债市场的层次化发展:一是投资者和交易商之间的零售市场,二是交易商之间的批发市场。投资者进行国债交易,必须在交易商开立账户。交易商为扩大客户群,增加差价收入,会自愿进行国债双边报价,为特定区域的中小投资者或中小经纪商提供买卖服务。此外,美联储规定,由其认可的一级交易商必须对所有可交易国债进行双边报价,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并将二级市场做市好坏作为考核一级交易商的重要指标。交易商之间的交易,则主要通过交易商的经纪商(IDB)进行。每个IDB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会员,主要是一级交易商和规模较大的交易商。IDB在对会员买卖报价进行后,通过自己的信息发布系统向会员公布最优报价和数量,但不公布报价方名称。会员获得市场最优报价后,可以方便的通过IDB与其它交易商进行匿名交易。
美国国债市场受1986年《政府债券 法》和1993年《政府债券法修正案》的规范。法案授权财政部制定国债市场的相关规章制度,并对国债交易商的资本要求、大额头寸报告和交易记录等进行规定。国债交易商市场行为的监管则由对口监管部门负责,其中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联邦储备理事会(FRB)、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不同类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此外,所有国债交易商都是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的会员,接受NASD的自律管理。
为促进国债市场协调发展,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位,1992年,成立了由财政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合组成的监管办公室,负责国债市场的协同管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具体负责国债市场的日常监控工作,每天对国债交易商,特别是一级交易商的资金、债券头寸及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实时跟踪,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报告监管办公室,由监管办公室对其进行进一步调查和处理。
美国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5000多家会员中,2000多家注册为国债交易商,对美国国债进行自愿做市。交易商注册为国债交易商,必须满足《政府债券法》的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第一,流动资本(liquid capital)与风险准备(haircuts)的比例不得低于120%.流动资本指可以随时用于变现满足支付需要的净资本,风险准备包括信用风险准备和市场风险准备两部分。根据国债交易商交易对手的信用级别以及其持有债券的期限不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风险准备提取比例,国债交易商必须按比例足额提取风险准备,并实时保证流动资本高于风险准备的120%.第二,根据交易商管理客户资金账户和债券账户的不同方式,将国债交易商分为四类,其扣除风险准备后的流动资本不得低于2.5万、10万、17.5万或25万美元中的相应规定。
如果国债交易商的资本充足不符合有关规定,或存在违规行为,财政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四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管办公室将暂停或取消其国债交易商资格。国债交易商也可主动申请注销资格,除非监管部门特别声明,自提出申请60天后其国债交易商资格自动注销。国债交易商资格注销后,将不得从事与国债有关的交易业务。
1991年5月,美国财政部进行2年期国债招标时,索罗门兄弟公司通过预发行交易、远期交易及虚造客户委托投标等方式,实际控制了该期国债发行额的94%,造成市场严重扭曲。为此,1993年通过的《政府债券法修正案》,授权财政部在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国债交易商提供大额头寸报告和相关交易记录。国债交易商在持有某只债券超过20亿美元(包括其自有账户和客户账户两部分)后,必须保持相应交易记录,并做好随时提供大额头寸报告的准备。如果财政部认为某只国债过度集中、流动性降低以至影响市场效率、增加财政筹资成本时,或者为配合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财政部可要求持有某只国债头寸超过20亿美元的国债交易商向财政部和对口监管部门提供大额头寸报告和相关交易记录。
国债交易商自愿进行双边报价时,报价价差和报价数量等不受限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但由于美国国债市场是一个流动性好且高度竞争的市场,国债交易商为扩大客户群,赚取买卖差价,都会积极报价,且报价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数量规模。同时,由于二级市场做市好坏是评价一级交易商的重要指标,那些希望成为一级交易商的国债交易商会非常积极地进行做市,与一级交易商共同构成国债做市商的主体。此外,国债交易商报价还受NASD相关规则的制约,一旦报价就有法律约束力,客户点击或询价委托时,国债交易商必须按照报价或更优价格与其成交,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国债交易商做市的最大风险是存货风险,为使债券头寸快速恢复到合意水平,国债交易商除了通过调整买卖报价吸引客户委托流外,还大量通过IDB与其它交易商进行大额交易来调整存货。美国国债市场上,共有6家IDB为交易商提供中介服务,他们对会员的买卖报价进行后,通过信息发布系统向会员公布最优报价和数量,但不公布报价方名称。不同IDB的会员范围不同,有的将会员限定为一级交易商,有的则除一级交易商外,还包括一般的国债交易商,但投资者无法通过IDB获得市场最优报价,这就使得国债交易商较一般投资者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买卖报价,为国债交易商做市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造成市场信息的不透明。为此,随着国债市场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1991年,四家IDB联合市场主要交易商共同创立了实时信息发布和报价系统GOVPX,市场主要报价都通过GOVPX实时发布,一般投资者也可注册为GOVPX的会员,获取市场最优报价信息。这就使美国国债市场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并逐渐从分散报价和交易的传统柜台市场向集中报价和交易的场外市场发展。
美国发达的国债衍生产品市场也使国债交易商可以很好地管理存货。通过回购市场,国债交易商可以随时进行融资或融券,通过远期、期货等衍生产品,可以充分地对冲市场风险,这为国债交易商积极做市提供了保障。同时,美国国债清算公司GSCC为国债交易提供日终净额结算服务,减少了资金和债券的结算需求,降低了结算成本,提高了结算效率。而且,美联储还为存款类国债交易商提供日间透支便利,并收取一定的费用。透支的国债交易商当日必须还款,否则将支付非常高的惩罚性透支费。存款类国债交易商对自己的客户也有类似的日间透支便利安排,这就为国债交易结算提供了最后的资金保障。
美国国债市场上,由美联储认可的一级交易商是国债义务做市商,承担对所有可交易国债积极做市的义务,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一级交易商制度最初建立于1960年。为便利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并获取及时准确的国债市场信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国债交易商中选择了18家财务状况良好、债券业务结算量大、市场表现活跃且做市积极的机构作为一级交易商,充当公开市场操作对手。1988年,一级交易商数量最多达到46家。随后,由于金融机构兼并重组,一级交易商数量不断减少,2004年底,减少至22家。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的相关资格及义务进行了规定:首先,必须满足一定的资本充足要求。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满足《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大于8%、核心资本大于附属资本规定的前提下,核心资本绝对数不得低于1亿美元;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净资本不低于5000万美元。第二,有能力且愿意连续参加美国国债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投标,且投标价格合理。第三,定期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其现金和债券头寸及融资状况,提供及时有用的市场信息和研究报告,为其制定货币政策操作提供参考依据。第四,必须在国债二级市场积极做市,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的做市行为进行严格考核。
首先,必须保证报价合理、准确。
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投资者基础,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1992年以前,每个一级交易商与一般投资者的交易额(不包括一级交易商之间的交易额)占所有一级交易商与一般投资者交易额的比例不少于1%,这就迫使一级交易商报价要准确合理,尽量缩小价差,否则投资者不会与其进行交易。随着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1992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取消了1%的绝对比例限制,但与一般投资者的交易额仍然是考察一级交易商做市能力的主要参考指标。
第三,一级交易商的国债交易量必须与其国债承销量相匹配,大量承销国债后直接持有到期的机构只是投资者,不适合做一级交易商。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每天面向一级交易商进行证券借贷(security lending)招标,为其提供融券便利。每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其公开市场操作账户(SOMA, System Open Market Account)所持债券的种类和数量,便于一级交易商安排融券需求。具体的招标数量、投标规则、结算安排及违约处理等都有相应规定。每天中午十二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采用券券互换(bond-vs-bond)的形式进行证券借贷招标,期限1天。一般说来,一级交易商的融券需求都能通过回购市场满足,向纽联储进行证券借贷只是最后的融券保障,但这为一级交易商积极做市、合理安排存货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财政部为鼓励一级交易商做市也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1992年以前,只有一级交易商可以参加国债发行和招投标,赋予了其直接承销国债的便利。但索罗门事件发生后,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开发了新一代远程招标系统,所有投资者(包括个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债招投标。
第二,一级交易商具有优先开展新业务的权利。1985年财政部启动本息拆离(STRIPS)计划时,只有一级交易商可以参加。目前,所有国债交易商都可以从事国债的本息拆离业务。
一级交易商制度建立初期,为鼓励和发展该制度,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对其进行了严格规定,并赋予了其一定的权利。但随着国债市场不断发展完善,一些强制规定和优先权利开始逐步取消。而且,就一级交易商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关系来看,也只是单纯的交易伙伴关系,而不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1992年,纽联储郑重声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只是负责国债市场的日常监控,不负责机构监管,一级交易商的监管由对口监管部门负责。
从交易伙伴关系出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每年重新考核一次,不符合资本充足要求、国债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投标不积极、二级市场做市能力差的机构将暂停其一级交易商资格6个月,并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以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相关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一级交易商资格,且一年内不再重新受理其申请。对存在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的机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征求监管部门意见后可以永久取消其一级交易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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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我国国债规模国际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论文正文】
我国国债规模国际比较分析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
(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
(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
(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
(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
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
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
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
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
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
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
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
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 ,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
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
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
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
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
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
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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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性是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如何恰当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是一体化成败的关键。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欧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潜在风险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出现了区域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趋势,而欧盟的建立便是其中的典范。同时,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金融一体化成败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透视了欧盟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并进一步阐释了欧盟财政政策的困境。最后,通过博弈论框架的分析,可以看出欧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是欧盟经济制度的巨大隐患。
关键词:欧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论文正文:
欧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潜在风险
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在人类的百年历史历经多次波折,这不仅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体现,也是人类对其以货币表示的国际信用秩序选择的历史。八十年代中期后,在以美元推动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强势区域国家不断试图摆脱美元控制,因此便出现了货币的区域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趋势。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区域体,在货币一体化领域尝试也走得最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性是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如何恰当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是一体化成败的关键。欧盟的情况则更加特殊,欧盟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较为独立。
但财政政策却分散在各成员国财政当局手中,各国之间普遍缺乏协调机制,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直是欧盟宏观调整政策的棘手问题。目前欧元区结构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缺乏财政联盟或财政一体化。二是缺乏一个最终借款人。
因此本文从欧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现状分析入手,运用博弈论框架,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风险和可能均衡解,并给出我们的政策性建议。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欧洲经济货币萌芽阶段。本阶段的启动标志为欧共体的建立,结束标志为1969年海牙首脑会议出台的 “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合作是基于功能性组织的。主要由六个国家主导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该时期的主要经济伙伴机构。1957年,六个参与国家的煤钢共同体签署了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提出了货币合作的倡议,如成员国国际收支的调节,减少成员国之间的汇率波动等。1958年,六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欧洲货币取代欧洲支付联盟协议,促进自由兑换货币的发展。
第二阶段:第一次经济、货币联盟的实施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1969年共同体的海牙首脑会议,结束的标志是1978年欧洲货币体系的诞生。首先,在共同体内部实行了“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将布雷顿体制成员对美元的浮动幅度由±1%扩大为±2.25%。其次,在1973年建立了“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其主要职责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干预,成员的外汇储备管理,帮助成员国协调收支平衡等。再者,创建新的“欧洲计算单位”。欧洲货币单位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成员国内货物贸易结算的机制,但也部分地适用于成员国的金融业务。欧洲计算单位是欧洲统一货币的萌芽。
第三阶段: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可自欧洲货币体系正式生效的1979年算起,直到1989年第二个经济、货币联盟的出台。
1973年,欧共体决定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建立欧洲货币体系。
欧洲货币体系主要包含两个要素:(1)对外部的浮动汇率系统内固定术的实施,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汇率的稳定性,使所有成员国保持相互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国家的汇率波动不超过中心汇率±2.25%。成员国以外的其他国实行联合浮动货币。(2)建立一个欧洲货币单位。在九个会员国的货币形式的“一篮子货币”,以加权平均值作为成员国货币的法定中央率的计算标准和提供国际结算方式。
第四阶段:建立经济与货币贸易联盟阶段。这一阶段从1989年《德洛尔报告》开始,到2003年3月1日,欧元现钞进入流通领域并取代成员国本币为止。
1989年《关于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对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又被提上了日程。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3年,欧盟正式取代欧洲共同体。欧盟制定统一的市场,基本上是在欧盟范围内实现了货物,资本,劳动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单一货币。
根据《马约》制定的欧盟货币一体化的时间表,1991年1月1日起由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发行单一货币欧元;从2002年1月起,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发行单一货币欧元;从2002年3月1日,成员国本国货币完全退出流通,欧盟货币一体化计划完成。
(一)欧洲的货币制度。
欧洲中央银行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由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的国家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欧洲央行和欧元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共同构成体系。只要欧元区外还存在欧盟成员国,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将与欧元体系一直共存。
欧洲中央银行具备法人身份,决策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将不具有法律地位,是执行机构。理事会由欧元区中央银行行长;共同委员会将吸收欧盟非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该组织的日常管理是执行委员会,决策机构是理事会。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一个统一的欧元区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然后交给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实施。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第一,货币政策目标。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05(1)款明确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在不与此目标相抵触的情况下,各国中央银行可以在促进就业、经济增长等方面提供支持。
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评估标的有两个,即两个支柱目标:
1.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率。欧洲央行将通货膨胀作为货币供应的政策选择的主要战略中间目标。欧洲中央银行将货币供应M3的年增长率设定为4.5%。它的统计范围包括:现金,存款本两年期存款,回购协议三个月通知存款单,货币市场基金和货币市场工具,两年期债券。
2.对未来价格风险的广泛评估。除了货币供应量,欧洲中央银行将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作为第二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分析。第二支柱的分析集中在中短期内对价格指数的影响。这些指标包括:工资,汇率,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曲线,财政政策指标。欧洲中央银行对这些指标的价格可能带来的风险评估主要集中在物价评估,金融发展评估,欧元区宏观经济预测等方面。
第二,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定。
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是基于以下基本原则:第一,以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货币政策应使按照欧洲中央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维护欧元区的物价稳定;第二,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第三,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欧洲中央银行依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的独立地位及赋予的使命自主行使其在欧元区的货币政策职能。
欧洲一体化的历程中,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始终处于平行发展的轨迹上,但是两者的推进速度并不一致。一体化的每一次重要进展,都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安排作保障。而每一次进展都与各成员国政府围绕条约进行的谈判密切相关,这些谈判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政治领域的。由于各成员国对政治领域的敏感性以及主权让渡方面的障碍,使得长期以来政治联盟的建设比经货联盟更加困难。因此,欧洲一体化采取的基本上是经济先行,带动政治的路径。
欧盟在一体化进程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管理当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政机关,也没有建立一体化财政体系。事实上,从关税同盟开始,欧盟财政政策便在协调。欧盟体系内的财政政策现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在欧盟层面的财政,即欧盟共同财政,财政收入转移到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欧盟共同体预算收入和再分配的形成,但中央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只占欧盟GDP的1%~2%;二是独立的国家预算,国家财政主权仍然在大多数成员国内部。
目前,欧盟财政政策的基本模式: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功能主要由成员国承担以保持更大的国家财政独立。这容易造成欧盟国家彼此形成混乱的局面。在财务方面,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的声音的缺失,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抵消了各国财政政策协调的初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高财政赤字将导致通货膨胀,但如果货币当局不以货币的方式来支持国家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便不会出现。这将是两种可能的结果:国家破产或财政改革。这基本上是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的博弈:不同的部门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选择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导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冲突。
对于欧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前文所述,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掌握货币政策的货币当局是欧洲中央银行。掌握财政政策的却是各成员国的财政当局。
(一)静态博弈。
由博弈的矩阵可得,我们制度A与D都是可能的均衡点。如果财政当局估计货币当局会保持强硬的态度,维持紧缩政策,所以最好也采用紧缩政策。但如果财政当局估计货币当局会让步,那就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因此对于究竟实现哪种均衡,结果是不确定的。
(二)动态博弈。
在静态博弈下,我们无法保证实现欧洲货币联盟所追求的最佳政策组合A。但在实际中,是货币当局首先决策,然后各国财政局进行决策的,因此我们引入了动态博弈框架。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定义价格稳定是欧洲货币联盟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并且将保持欧元区的价格稳定这一目标授予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同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确定了一锅加入欧元区的赤字和债务标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明知货币局的决策后,各国财政局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使得均衡A得以实现。
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角度在成立初期,该成员的财务状况获得极大地改善,欧洲货币联盟的经济决策是令人满意的。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所担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但问题是,自2001以来,在面对经济衰退,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违背了原来的承诺。使得达到了均衡B对货币联盟生产的直接威胁。
此时的货币当局又该如何选择呢?如果依然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拒绝为各国经济振兴计划融资那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均衡B状况。而且在某些特定时期,由于政治压力和一些特殊原因,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很难进行调整,此时的货币政策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现实是,欧盟只是对如果一国长时间赤字将考虑取消其成员资格这一点还有坚持,其余时候货币政策最终都还是配合了财政政策的行为,因此最后达到的均衡不是A。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和财政分权政策下必有利益冲突,这利益冲突将导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冲突。通过博弈理论框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矛盾是欧盟经济系统的一个巨大的风险。
但在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现实面前,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又是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认为调和这种矛盾似乎是不可能的。调和这种矛盾是依赖于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财政约束,而且还取决于成员国的利益相关者的自我调节。
因此我们认为其主要表现就是在经济危机时货币政策将服从财政政策利益,采取双扩张政策。但在长期仍是财政政策服从货币政策利益,以价格稳定,减少赤字,遏制通货膨胀为第一目标。
但我们同时认为,如果不能解决财政权分散化的问题,从长期看欧盟的稳定性必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①陈亚温,李双。欧元论—欧盟货币一体化始末。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②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③欧洲中央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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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以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最主要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税收与政府收费的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对税收与政府收费的比较分析全文如下:
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中,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行为的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财政实践和财政管理体制一直处在一个重新认识和不断调整的变化过程中,这必然会造成某些政府行为由于缺乏规范性的制度约束而出现随意性。特别是在经济运行机制由集中命令决策方式向分散自主决策方式转化的总体趋势诱导下,许多政府机构似乎觉得自己也可以像非政府市场主体一样去自由地追逐利益,其中过多过滥的政府收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目前这种收费已严重地侵害了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人们对此深恶痛绝,进而认为一切政府收费都是不合理的,应该全部被取消%或全部实行费改税&。然而,这种看法并不足取。实际上,税收和政府收费都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形式,由于它们各自在收入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是各有其特殊作用的,是不能够相互替代和相互混淆的。
税收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以无偿和强制的方式取得的一种收入。由于政府在税种的设计上可以对课税主体、课税客体以及课征程度等税收要素进行不同的选择和搭配,因而使得税收的内容丰富多彩,税收制度也日趋复杂。政府收费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中的一些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在向社会提供管理服务或事业服务时,以管理者或供应者的身份向被管理对象或服务的消费者收取的费用。税收与政府收费虽然都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但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从税收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1.收税机构的集中性。由于税收是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的征收,因而课税权力只能由作为社会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来享有。政府为了合法而有效地去行使这一权力,就必然要建立集中性的税务征管机构来统一收税并处理相关的税务问题。税务机构只是政府课税权力的执行机构,它所收取的税收是一种集中性的财政收入,是必须交入国库由政府进行统一安排的
公共资源,因此税收收入的多少与税务部门的利益是不相关的。
2.收税机制的无偿性。税收从其征收的过程来看完全是一种单方面的价值转移过程,纳税人的交纳是没有任何东西作为回报的。在决定向什么人课税;向什么东西课税和课多少税时,政府通常不用去考虑特定的纳税人在今后的公共支出中可能获得的受益程度因此收税是将公共服务的消费与费用的交纳相分离的。
3. 征收程度的固定性。正因为税收是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无偿的征收,为了防止这种权力的滥用,必然要求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政府征税的程度进行约束。因此政府征收的每一个税种都必须对纳税人、课税对象和征收程度以及征收方式进行明确的规定并经由立法机构审议批准以形成规范化固定化的税法。这样,尽管各国的税制都很复杂,但其征收的程度却是十分明确和固定的,税收的征纳双方都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其次,从政府收费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1.收费主体的分散性。
政府收费的主体是政府下属的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收费的依据是这些单位的具体管理职能和服务内容。这就使得政府收费的收取主体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如果在管理上又直接将其作为收费单位的支出补偿,则这类收入就会首先表现为各收费单位的收入,而与收费主体的利益直接相关,收费越多单位可支配的资金也越多。
2.收费机制的有偿性(交易性 )。
政府向什么人收费,这主要同社会成员对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的需求相关。比如,当教育要收费时,则只有那些愿意接受教育的人会为此付费。这种以社会成员个人对政府服务需求选择为前提的收费,使收费带有很强的交易性和
有偿性。这同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是不同的,也是同税收将人们对公共品的消费和对公共品的付费相分离的收入——— 支出机制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性收费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它仍然直接与交费者的行为选择相关。比如,要想进入特许行业就要交纳特许费,违反了某种法规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交纳罚款&。专项收费虽然将受益的时间与交费的时间相分离,但无论从付费的主体来看,还是从分担费用的程度来看都是直接与其今后的消费相联系的。因此,可以说政府收费更多地体现的是财政收入分担的受益原则。
3.收费订价的垄断性。
由于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事业服务单位都具有相当的垄断性,特别是行政管理机构,对社会而言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政府的行政事业服务对社会而言就必然具有垄断性特征其收费的订价通常是没有竞争的,是由政府部门单方面来确定的,消费者对于政府收费的价格也没有选择余地。
正是由于税收与政府收费的不同特点因而决定了它们各自在一国社会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和影响。
(一) 税收的作用和影响
1.为公共支出筹资。
公共支出主要是指由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国防安全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时所耗费的开支。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包括国防和外交&涉及的范围虽然十分广泛,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建立规范而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安定而公正的社会环境。因此,政府为管理而建立的各种行政部门,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政策选择来看都应具备充分的社会性和公正性,其管理提供的服务应被作为纯公共品的方式向社会供应。也就是说,行政管理性服务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应是完全平等的,而决不能以人们的支付能力大小为转移。由此可知,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决不能以收费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资金来源只能是强制、无偿和集中征收的税收。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事业服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对某些领域供应的不充分和无效率。一般来讲,凡市场能够充分有效供应的都应尽量让市场来供应,因此政府供应的事业服务就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文化、科研、基础设施等领域。既然政府提供的事业服务多是按市场原则不能充分有效提供的,因此政府事业服务的提供方式显然就只能是公共(免费)或半公共(部分免费)的。这也就决定了政府事业部门的绝大部分支出的补偿也只能依靠税收来筹资。
2.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收入活动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获取收入上,它同样可以被政府用于调节经济和改善社会状况。而后一种作用的发挥则需要更多地运用形式多样的税收来实现,需要政府调节和改善的社会经济问题越多,税收的作用就越大。比如,调整国民收入初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资源配置状态以及稳定经济等等,税收都有其独特的作用。
3.有利于规范政府的收入行为。
现代税收所特有的固定性特征,要求政府的税收活动必须置于法律的制约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如将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就可以使得政府的收入行为变得更加规范和透明,从而减少政府财政收入活动的随意性。
正是由于税收所具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征和它对政府、社会经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使它必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集中性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当然税收这一财政收入形式也有它固有的缺陷,其最大的缺陷就是税收过程所必然产生的福利与效率损失。首先是税收这种将公共品消费与公共支出的分担相分离的收入机制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其次是在政府为贯彻社会公平目标而选择量能负税的征收方式时所增加的超额税收负担;最后是政府为了实现多重目标的要求而使税制日趋复杂时,又必然不断增加征税的成本。
(二)政府收费的作用与影响
1.进行特殊的管理。
首先,一个社会为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平,必须建立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制度法规。这些制度一经确定就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当某些社会成员不遵守这些规范时,政府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就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管理和纠正,处以罚款就是经常使用的行政管理手段之一。其次,政府为了保证某些行业的经营质量和最佳规模,也会通过行政管理的方法来限制经营者的数量,控制经营者的质量(特殊的技能需要)。这种限制最终会造成这类行业的超额利润,因此通过收取特许费的方式可适应这种管理的需要。
2.抑制人们对政府供应的某些半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除了向社会供应纯公共品外,也都会向社会提供许多公共性并不充分的物品,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公路、桥梁等。当政府完全以公共产品的方式向社会供应这些物品时,这类物品常常会出现过度消费的情况,其中公费医疗中的医药品过度消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收取使用费的方式来抑制这类物品的过度消费。
3.增进社会福利、降低筹资成本。
正如前面所说,在政府为社会提供的物品与服务中,有许多并不具备充分的公共品性质。因而,人们对这些物品的需求就可以通过自愿付费的方式表达出来,即:愿意付费则表示其有消费需求。因此,从理论上讲,政府供应的物品,凡能通过收费来供应的,采用收费的方式是最能增进社会福利的,因为它将社会成员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同他们对政府支出费用的分担联系起来了,可以使政府供应物品的效用最大化,使人们在费用分担上的个人福利损失最小。同时由于收费弥补单位支出的直接性也可以减少在税收。支出机制下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成本,因此,收费方式对政府而言,也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筹资方式。
正是由于政府收费对社会经济有着上述几个方面的正面效应,因此各国财政收入中始终保持了政府收费这种形式。然而,政府收费除了能产生一定的正面效应外,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政府收费主体的分散性和订价的垄断性所造成的。由于政府收费的主体不是专门从事收入活动的税务部门而是政府下属的各行政事业单位,因此,收费收入通常被表现为单位的收入。
同时,政府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又往往在管理上将这类收入交给收费单位自收自支,这样就必然造成收费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而增加收费项目,随意制定收费标准的情况。如果国家在财政资金供应相对紧张而放松对单位收费的管理,或是默许各政府单位以收费来补充资金来源时,那么就不仅是那些在技术上可以收费的机构会向社会收费,就是那些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讲都以公共产品方式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也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行政权或垄断权强制地去向社会收费。这样的收费状态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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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词是以读音相近的字翻译外族语言而形成的单纯词,还有的是从外族(包括国外其他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借来的词。自近代以来,大量的音译词涌入中国,但大部分因为不如日源外来词好理解而消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台湾和大陆对英语音译词的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台湾和大陆对英语音译词的比较分析全文如下:
大陆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文同种,都是用汉语,因此在翻译外来词时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由于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音系统,同时台湾和大陆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原因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对于外来词的翻译也有所不同。
1.大陆在翻译时强调读音的相似性,故尽量把英语的每个音节都译出来,不仅是把英语的每个音节译为一个汉字,而且还把不构成单独音节的辅音也译成一个汉字,而台湾对音节的保留没有大陆翻译保留得多。台湾在翻译时往往舍弃英语音节中的中间或者末尾的辅音。这在造成大陆和台湾翻译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Kenya大陆译为“肯尼亚”,台湾译为“肯亚”,其中中间的辅音音位?n?被省略了; Adidas大陆译为“阿迪达斯”台湾译为“爱迪达”省略了词尾的辅音音位?s?。Beckham大陆译为“贝克汉姆”,台湾译为“贝克汉”,省略了词末辅音音位?m?。Frank大陆译为“弗兰克”,台湾译为“法兰”,省略了词末的辅音音位?k?。
2.英语的音标不同于汉语拼音中字母和字音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时由于发音习惯的问题,大陆和台湾在发音时对于发音的轻重音或者停顿也有所不同;又由于英语和汉语拼音很相似,所以大陆在翻译外来词时,受汉语拼音的影响很大。例如:在翻译人名的时候:Van Gogh大陆译为“梵高”,台湾译为“梵谷”,台湾翻译时更注重了“gh”所发的轻音Nicohs Cage大陆译为“尼古拉斯凯奇”,台湾译为“尼可拉斯凯吉”,也是在翻译“c”这个音时,由于汉语拼音的影响?k?这个音无法和“o”连读,所以大陆在翻译这个音时按照拼音的发音习惯将“k”滑向“g”这个音,故译成“古”这个音。
3.大陆和台湾在翻译外来词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和接受能力进行适当的意译。例如: Chocolate大陆译为“巧克力”,台湾译为“朱古力”,台湾在译这个词时,考虑其颜色,所以选择了“朱”这个代表颜色的字。Vitamin大陆译为“维生素”,台湾译为“维他命”,Vitamin从外国引入中国是指维系人生活的基本要素,所以大陆按照其指的功能译为“维生素”,而台湾直译为“维他命”。Hacker大陆译为“黑客”,台湾译为“骇客”,Hacker指的是黑进别人电脑的人,所以大陆常称这种人为“黑客”,台湾根据英语直译为“骇客”。
4、大陆和台湾在对待外来词翻译时,都会按照自己地域说话的方式对音译词的音节适当的加音,例如OPEC这是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的缩写,大陆译为“欧派克”,台湾译为“欧佩克”,根据汉语的发音规则,台湾面对这个缩写的时候将“e”的音转为“ei”故译成了“佩”。
台湾属于闽方言区,所以台湾对外来词进行翻译时受闽南话影响。从语音学的角度说,普通话声母24个,闽南语14个,普通话韵母38个闽南语有83个之多,普通话有4个声调闽南语有7个或8个。没有?f?,塞擦音和擦音中只有 “z”和“ch”和“s”,并把普通话里的一些“zh”和“ch”一些字读成“d”、“t”。
台湾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因曾被日本侵占几十年,后又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故汉语音译词形成其特色。这里音译词形式中多流行的是音义兼译的谐音音译词。大陆使用音译词都附加了符合汉民族审美心理的词义选择。译名直接或间接的“音义密合”皆鲜明地体现了音译词力图“汉化”外来词的努力倾向;大陆“音译词”在选用作为音译符号角色的汉字时,尽量运用那些接近原借词所指称事物或概念的形象之字眼,从而使读者由作为音译符号角色的几个汉字字面意义上,迅速把握原借词指称事物或概念的形象特征,进而联想而知原借词所指称的概念内容。
1.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而不同地区又由于文化发展的差异,形成了对外来词所用汉字的不同偏好。因此从客观上说,难免会出现发音相同或相近而所用汉字不同的音译词。例如:Margaret Thatcher英国的前首相,大陆译为“撒切尔夫人”,台湾译为“佘契尔夫人”,因为“佘”是一个姓氏,且在台湾更为常见,大陆不是很常见的一个姓氏,大陆严格遵循音译为主的原则,所以台湾为使本土更容易接受这个外国人得名字,故将译名首字冠以汉姓
2.外来词的引入,大陆和台湾在翻译过程中,会结合本土对于词的理解,翻译成更适合本土人理解的字。例如Blog大陆译为“博客”,台湾译为“部落格”,Blog指的是网上交流的一个平台,台湾人在面对这个词时,认为Blog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在网上相互交流的媒介,可以认为是一个部落,所以译为“部落格”。Hollywood大陆译为“好莱坞”,台湾译为“荷里活”,因为这是个地名,而“坞”在汉字中指的是山谷之间的平地,正是结合了Hollywood的地貌特征。
两岸外来词存在差异是历史的必然,但同时,差异的存在将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如不利于两岸交流沟通,不利于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不利于世界汉语教学,同时也不利于汉语自身的发展等。因此面对这样的差异,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来减少差异带给我们的不利影响,而对两岸外来词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将是大陆与台湾进一步加强交流与沟通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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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重创, 在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思想品德教研相关论文: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的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的分析全文如下:
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对于人类心灵和人格的影响及塑造都是巨大的。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屡有将这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的尝试。本文想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尤其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目的是想从中引申出一些对当代情境之中的道德实践的有益思考。[1]
康德曾经明确表示,关于道德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学问,一种是研究道德论证的学问,另一种是道德原则如何与经验结合的学问。前者是康德所谓的纯道德哲学,后者属经验知识,康德称之为实践人类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当然,康德主要关怀的是道德论证。而且我们看到,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原则的论证基本上独立于道德心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牵涉对人的感情方面,例如情感和喜好的哲学假定,更确切地说是刻意排除这些假定。
当然,康德的道德论证本身或许也可以说是蕴涵了对道德心理的某种预设,因为对康德来说,已经论证为合理的道德原则意味着这些道德原则就是道德主体有相应的能力去实践的原则。但即使如此,这种心理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人的情感和内在性情,而是从理性的义务概念中引申出来的“道德”心理。从康德的道德观念中,人们或许不难找到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影子。但实际上,从掌握关于道德的知识到道德实践的转化,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中间显然还隔着一条或深或浅的鸿沟。因此,对道德心理问题的深入探讨显然是有实践意义的。我们这里所讲的道德心理,主要是指促成人们将道德知识或道德原则转化成实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即情感上愿意去实践和追求某一道德、意志上有持之以恒的能力的机制,其中包括某一道德学说本身对道德心理的明确或暗示性影响。
毋庸置疑,在道德心理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中都存在丰富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心理是儒家伦理学的核心,例如孟子的性善论几乎同时承担着两个主要的化理任务——道德论证和道德实践动机(心理激励)。总体而言,儒家的性善论概念架构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上天赋予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类是特殊的情感性反应(道德论证),这些情感能力促成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使命的实现(道德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和天的因素相互作用,但儒家着力强调人的责任。
道德心理学在儒家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儒家强调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根据儒家的观点,伦理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生活,而情感的缺陷往往意味着性格的缺陷。[2]因此,儒家不仅重视情感的实践威力,即在道德实践过程中,重视行为者的动机因素,强调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乐”;而且将情感当做其有自在的道德重要性的素质来加以珍视和培值。因此,在儒家看来,离开一定的情感因素,行为就不能证明其自身的道德价值;而由于有了情感的投入,道德实践基本上不是一个内心冲突和挣扎的过程,而是内心原有的喜好的善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和发展过程。[3]这就是儒家的性善论对于道德实践的深刻意义之所在。由此可见,儒家所讲的道德心理如何有力地促成儒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
在基督教中,道德的论证源于上帝,因为上帝被认为是一切善的源头,[4]而人之所以能够实践善,最终原因是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5]因此,在基督教那里,道德论证和道德动力也是统一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亦难解难分。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部分地分享了儒家伦理学的结构性特征,即都诉诸超越性的“天”或“上帝”作为道德论证的终极资源。两者的道德心理都可归为一种目的论(teleology),儒家是为了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全实现天赋人性,以致“与天地参”;基督教则是为了实现上帝的创世计划以及上帝对每个个体的计划。不同的是,在道德实践中,儒家更独立于“天”而基督教却时刻强调上帝的主动性地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儒家和基督教都有力地推动了它们所倡导的价值理想的实践,下面我们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作为伦理体系,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几乎是一目了然的。最根本的差异是:前者是此世道德;而后者是有神论道德,其中此世的道德取决于对彼世的预设。具体而言,前者对人性较为乐观,主张“人性善”;后者对人性较为悲观,主张“人生来有罪”;前者的爱是“人更爱自己的父兄”的基于血缘的差等爱,后者的爱是“上帝爱世人”的普遍爱……不一而足。在道德心理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
1.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表现形式
儒家重人作为“类”的本质之实现,因此儒家很典型地讲“人禽之辨”[6]。换言之,在谈到人的本质特征时,儒家是从人与动物之别的角度来谈的。同是,儒家按照人的德行水平而把人分成不同层次:圣人,贤人,君子,善人,大丈夫,大人……小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道德是精英式的道德。虽然孔子曾经表达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但这是针对“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7]的君子而言的。作为一种俗世伦理,儒家坚持在人君中寻找道德完善的典范,并深信某些先王已经作为这样的典范,对大众的道德追求产生过吸引和示范作用,激励人们不断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努力达到道德完满的境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儒家确实因此而造就了许多的道德理想人格。
儒家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可珍贵的,孔子在“厩焚”时问“伤人乎不问马”的片段,也被公认为儒家重视人的价值的经典表达,[8]这一点经常被看做是儒家人道主义(或曰人文主义)优越于宗教道德“神道主义”之处,这些都难以否认。然而与此相关的是,儒家伦理所讲的“人”更多地指涉“人”的伦理身份,而较少指涉个体的独特性;而且,儒家更强调的是“自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爱”。这些主张可能暗示了:个人的独一无二性以及个人就其作为“人”而言的内在价值不具有伦理相关性或重要性。
基督教同样重视作为整体的“人”概念,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就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得到描述和关注的,所不同的是,基督教主要不是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而是从“人神之辨”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因此,基督教不将人按其德行的高低来进行划分,而是认为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分享了同样一个身份——人人有罪,无一幸免。[9]诚然,有些人的德行较高《圣经》称这类人为义人,例如《旧约》中的挪亚和约伯),但在上帝的圣洁面前,这些差别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自我谦卑、回归上帝也才是普遍适合每个人的惟一出路。这样,基督教将道德完满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都归属到超越的上帝那里。
虽然基督教重视人作为“类”的特点,但在基督教中,个人的观念似乎更明显,每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更突出。《新约》重视个人灵魂的得救,因此,对信徒而言,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救主,因而得救的成果只属于个人,不能转让给他人。[11]在基督教中,上帝造人及对各人的计划都是个别的,这被认为是上帝珍视和肯定每个人都在他面前的价值的表现。在使人产生自我肯定的心理的同时,又使个人失去以自我为中心的资格和意愿,反而效法上帝,“爱人如己”,套用康德的术语,这时的人们就好像生活在“目的王国”里。心理学告诉我们,没有正面自我形象的人,很难有爱人的能力。从基督教基本教义中所引申出的对自我和他人的肯定和尊重心理和实践威力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在近代民主和公民道德观念的兴起当中,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中对人的内在价值的重视,对个人作为理性和有良心的存在及其自我管制能力的信赖,正是公民道德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2.道德的目的
儒家是此岸世界的,为道德而道德的,既有康德的道义论色彩,即不是为了道德以外的目的而道德,又有被归结为目的论之一的品德伦理学注重品德和性格的特点,即伦理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和论证某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使整个人(包括人内心的情感和喜好)都得到修养,以整合的自我为伦理学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儒家伦理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不强调“德”与“得”之间的同步性,而是单方面地强调“德之修”的重要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因此,儒家伦理学很难说是一种幸福论,由于没有任何外在获得的暗示和鼓励,因此,在儒家那里,道德完满的难度大,因为道德的酬报就在于道德自身,儒家伦理学既不承诺今生的快乐,更不承诺来生的幸福。换言之,在儒家那里,除了自我激励以外,别无激励机制。儒家伦理学不但追求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而且由于不诉诸任何外在激励,这就需要有志于道德的人将道德看做生命和事业来追求并为此不惜一切。
基督教的伦理虽然以道义论的形式出现,但比儒家伦理更具目的论色彩。它所倡导的当然也是一种舍弃的伦理。[16]由于舍弃的论证来自上帝,而且上帝还有承诺——例如永生、心灵的安宁以及上帝的同在等等,因此,舍弃在基督教的框架里被转化成乐意的、理所当然的。换言之,基督教倡导的是一种超越性的“德一得”一致,它要求人们在价值之间进行优先次序的排列,并选择那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且舍弃以后,人不是变得一无所有,反而是在生命上越发加增。[19]虽然是超越性的“得”,即所得的可能在彼世,而且行善的目的不是为了“所得”,但这种承诺却可能使人心得到宽慰和平衡,加上上帝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示范,使得行善有可能是不计代价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并不将此世与彼世完全隔开,也不主张禁欲主义,[20]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退或灭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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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人力资源、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日益显著,并成为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人力资源强省视角的省市比较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人才现如今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全面发展的核心。建设人力资源强省已经成为我国各个省市的奋斗目标。论文首先阐述了人力资源强省的相关概念,构建出适用于人力资源强省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整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个指标数据,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运用综合评价法得出各个人力资源强省的综合排名,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分为三类,验证评价结果,使各个省市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重点的提升人力资源竞争力。
人力资源竞争力被认为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党的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并要求“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人力资源强省是人力资源强国理论在新形势下结合地区本身特点所进行的创新和发展。当前对人力资源强省内涵的确定范式基本有两种:一是把人力资源强省作为一个比较、动态的概念。即辩证地认为人力资源强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有隶属的关系;它与外省相比是相对的,与过去相比是动态的;人力资源强省具有素质高、能力强、规模大、结构优化、适应需求、流动容易、均衡成长的标准要求;具有工资福利、科技投入、人才培养、外商投资、区域形象和人才流入的高低等外在特征。二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观点。即王成利在研究中认为,一个省人力资源在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上能够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就业充分合理,并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推动力,那么该省就是人力资源强省。
本研究比较赞同人力资源强省是竞争状态中的综合能力的观点。基于此,一个较为合理、完善的人力资源强省概念至少要包括:①人力资源强省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区域经济稳固发展;②人力资源强省建设是以提升经济实力为核心,以人口素质投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任务,同时注重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③人力资源竞争力视角的人力资源强省,是一种动态的包含潜在竞争力的观点;④人力资源强省同时也是省域地区的人力资源被整合聚集、优化配置的结果。
1.1 人力资源强省指标体系建立
现有的关于人力资源强省的研究比较少,而人力资源强省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竞争力的综合表现。有关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的文献有:Ramsuoair(1998)指出人力资源竞争力是一国或地区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应该从存量和质量方面来分析其竞争状况[1]。李晓园等(2004)构架了中国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人才竞争力进行了测度[2]。李宝元(2011)等人构建了四个维度来评价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经济支柱、教育投资开发、市场的配置和健康保障的维护,用综合评估的方法对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2004-2007年的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有效的评价[3]。王成利(2011)在以山东省为例的人力资源强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提出人力资源强省是一种集合概念,它的决定因素包括数量、质量、结构和效益四个维度;其中数量体现人力资源的规模;质量体现人力资源的开发水平;结构体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益体现人力资源的利用程度[4]。李从欣,张再生(2011)将人力资源竞争力设置为12个指标进行评价分析:就业人员中本[5]。林枚等(2013)以天津市为研究对象,从总量指标、投资指标、收益指标三个角度对其人力资源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6]。王文波,赵青华(2014)将人力资源竞争力构建成4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人力资源供给数量、人力资源供给质量、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畅通的人员和岗位对接渠道和机制保障[7]。唐珂,李琨(2014)以PSR指标框架为依据,从压力-状态-响应三方面出发,指出了20个具体指标构建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体系[8]。 本研究在王成利的基础上,参考以上有关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划分,结合本论文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就从业人员数量、素质与结构、开发利用、环境竞争力及绩效彰显力五个方面构建人力资源强省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2 指标量化方法
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从影响人力资源强省的因素构成的准则层开始,对于上一层目标层即人力资源强省评价指标进行分析,结合1-9比较尺度构造判断矩阵,进行分析,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一级指标的权重,以此类推,计算二级指标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2.1 指标无纲量化方法
本研究中各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均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9]中获取(2015年才能出2014年统计年鉴,因此,该数据是最新数据),当指标值都是客观数值时,一般来说应该用均值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由于本文中的数据全部是由国家统计年鉴中得出,属于客观数据,故采取均值化法对指标进行无纲量化。
均值化法计算方法:均值化法=X/X的均值
本研究中人力资源强省评价指标中包括18个正向指标,2个反向指标(包括成人文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运用均值化法对所有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对反向指标正向化方法应为Xij=-Xij,这种线性变换不会改变指标值的分布规律,是比较好的变换方法。
2.2 建立评价模型
根据总的20个二级指标无纲量化后的数值乘以各自的权重得出单个指标的数值,根据各项指标的权重由低级到高一级计算每一层指标的数据得分。即从第三级指标数据开始,乘以相应权数,加和得到第二层指标得分;第二层指标的得分乘以相应权重相加和得出第一层指标得分;再将第一层各指标得分乘以其相应权重进行加和,得出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强省的整体得分。
F=∑?茁?(∑?琢i?Xij)
其中, ?茁为一级指标权重系数;?琢为二级指标权重系数,Xij表示第i项指标的第j个省的无量纲化后数据值。
应用这种方法计算出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得分,正向指标相加,反向指标相减。综合指数得分越高表示该省、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综合水平越强。
3.1 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排名
全国人力资源强省一级指标得分及综合指数排名如表3所示。据以上统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最高的是广东省,达2.30,在全国遥遥领先,综合指数在1.6以上有四个省,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北京;综合指数在0.9到1.5之间有11个省,分别为浙江、上海、河南、辽宁、湖北、湖南、河北、四川、福建、安徽、天津;综合指数在0.9以下的有16个省,基本为中西部城市,从地区分布上看,很明显,人力资源竞争力综合指数是从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逐渐降低的。从各个省的一级指标得分上可以针对性地分析自己的短板,重点加强弱势方面提高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
3.2 人力资源强省聚类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统计结果,运用SPSS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method),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综合指数按照相似性和差异性分成三个层次[7],如聚类图2所示,不同的城市和省份,由于其自身人力资源的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聚类的结果如表4所示,广东、江苏、北京、山东分为一类、上海、浙江、湖南等省市因其人才、经济、政策、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归为一类,剩下一些地区由于其人才匮乏、经济发展缓慢、地理位置的劣势及环境差等被归为一类,和我国目前各地区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现状基本相吻合。从区域角度来看,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其人力资源综合指数是逐渐减弱的。与此同时,证明了该指标体系科学、合理、完整并且客观地反映了各区域目前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状况[10]。
本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与聚类分析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力资源强省的状况进行评价分析,两种评价结果显示一致,基本符合现阶段的各个人力资源强省的状况。 针对本次评价结果,我们不再笼统的根据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方式来界定各个人力资源强省的竞争优势,而是综合考虑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北京市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最高。
这四个地区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均在1.6以上,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由于这类区域人口密集,人力资源数量庞大,素质与结构分布均匀,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大,强大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人力资源绩效彰显力,因此,综合的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具有明显优势。
第二类: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较高的地区。
这部分地区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在0.9-1.5之间。其中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属于东部地区,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属于中部地区。相对的除浙江省、河南省外,其余地区的人力资源数量没有明显优势,并且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一般,环境竞争力不足,虽然河南省和浙江省人力资源数量庞大,但导致这部分地区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不强的直接原因是人力资源绩效彰显力水平较低。因此,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多层次的构建人力资源培训与教育、提高大专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推动人力资源开发的产业化与市场化,加快第一二产业人力资源向第三产业转变的步伐是重中之重,以此使人力资源素质与结构分布均匀,提高技术市场成交额及发明专利数量,增强人力资源绩效。
第三类:人力资源强省较弱的地区。
人力资源强省综合指数在0.9以下的地区。其中: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江西省属于中部地区,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属于西部地区。这类区域人才匮乏,人力资源基数薄弱,人力资源素质结构分布不均匀,不太注重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环境竞争力没有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各个竞争力方面均不占优势的前提下,人力资源绩效水平低下,因此,综合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较弱。这部分地区需要增加人力资源数量,在政府鼓励、高等教育、市场资源配置及机制的保障引导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分布[11],引导人力资源从农村转向城镇,加大城镇就业人员数量,调节人力资源结构分布,同时培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加大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提高人力资源绩效彰显力,综合提高人力资源强省竞争力。
在总体的分类情况下,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表3,发现各自的弱项,找到影响其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分析相应的对策以便提高各省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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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连接点,它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而货币政策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能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定量的科学参考依据,以有效地抑制和防范通货膨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货币政策可信度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关系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论述了货币当局的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波动冲击的辩证关系。认为,在货币当局选择的是以货币总量等而非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的非通货膨胀目标制条件下,公众对其货币政策可信度必将下降,真实经济受其拖累,加大产出缺口的波动。要破除这个困境,需要改变原先货币当局自身的多目标、易变动的政策策略。确立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信任度,使经济朝着目标区方向发展。
货币政策可信度事实指货币当局言行一致。当公众相信中央银行履行其所作的承诺时,货币当局的政策对公众是具备可信度的。从公众总是理性的角度来说,可信度也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事先宣布其政策目标(例如通胀目标),公众的私人预期和该目标一致。反之,如果私人预期偏离了货币政策目标,不论这种预期是高于还是低于政策目标,货币当局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模型,通货膨胀预期会对长、短期真实利率产生影响。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仅未来的名义汇率而且当前的真实汇率都将会受到通货膨胀预期及其粘性作用影响。这在后面所要提及的产出缺口受通胀预期是否稳定的影响中得到证实。如果货币当局具有政策可信度并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并设定了适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区,当公众预期在通货膨胀目标区内,短期内的名义利率将会对短期真实利率形成可预期到的直接作用。此时,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下,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信度发挥作用,受意料外的通货膨胀出现的影响,公众会通过短期名义利率提升来补偿短期真实利率。
当货币当局公布明确的通胀目标时,公众会将对通胀的预期逐渐调整到与该目标一致。同易于变动的预期相比,货币当局的这种可信度消除了通胀紊乱的一个来源并对反映真实经济变动的产出缺口变动产生较好的改进效果。
对于通货膨胀的波动和产出缺口波动关系,O.E.Svesson的二者关系权衡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货币当局执行的是低可信度并易于变动的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货膨胀较大的波动,对应此时的货币当局设定较为宽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造成的产出缺口波动的改进就越小。反之,如果货币当局严格执行公开、透明的高可行性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时,较好地改进了产出缺口(此时对应较窄的通货膨胀目标区)。
这种货币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也可以借助经验的菲利普斯曲线来加以理论上的解释。
期中是t季节的通货膨胀率,是外在的通货膨胀冲击随机因素,则看作为t时期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主要取决于现在和历史的通货膨胀。用公式表示为:=,期中货币当局不变的通货膨胀目标,为公众在考虑通货膨胀预期时对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赋予的权重,1-是对过去通货膨胀考虑所赋予的权重。
若=0条件下,则有=,据此来确定通货膨胀预期。此时公众对通胀预期完全取决于过去通胀,即表明在=0时,公众认为货币政策缺乏可信度。故而可以作为衡量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的可信度高低的一个指标。
目前各国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不少中央银行选择了以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作为中介目标、而另外也有些中央银行则放弃了上述中介目标,而选择了以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后者即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其主要特点在于它以中央银行公开的和透明的预测通货膨胀成为该货币政策制度的标志。
通常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并非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其主要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弥补产出缺口,维持汇率稳定等。在现实中,通常会出现诸如货币当局在确定某项政策目标之后,由于国内经济一些不可控意外因素冲击;抑或由于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各国经济联系紧密性造成他国经济的不稳定会传递到本国;也可能由于相关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协调义务等原因迫使一国货币当局放弃原来的货币政策目标,转而寻求其他政策目标。毫无疑问,货币当局政策可信度在公众中大打折扣。这种政策可信度丧失反过来会为以后的政策执行产生更高的成本。
对于货币当局来讲,如果选择了向公众宣布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高可信度促使公众产生了对政策连续一致的预期,由此公众最终逐渐形成向目标靠近的通胀预期。此时如果当局受多重目标约束或者上述政策环境变迁转而选择其他目标,意味着货币当局企图利用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那么公众的理性会促使其重新确立通货膨胀预期,结果使得实际通货膨胀与原来所确立的最优通货膨胀的偏差得以产生,进而影响真实经济。破除这个困境的出路显而易见,需要改变原先货币当局自身的多目标、易变动的政策策略。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由政府来确定,而中央银行仅具有独立的操作权限。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如新西兰、加拿大、瑞典、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放弃了以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从实践结果来看,这些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国家在坏的通胀记录改变和促进透明度方面效果明显,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实施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当局所遇到的被动局面。
促进货膨胀目标制有良好的实施效果并使其达到和货币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改进作用的良性互动,一般认为除了要确定货币当局(主要是央行)的独立性这一首要条件外,应考虑目标限制条件。其包括通货膨胀目标在整个货币政策多目标中的地位以及目标区的设定。
就通货膨胀目标的地位而言,该制度最大特点就在于放弃了以多重目标的非通货膨胀制而选择以通货膨胀为优先的货币政策目标。但是由于货币当局受到政府制定一些政策目标约束,必然为通胀目标政策坚定的实施带来困难。特别在固定汇率制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必然削弱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地位。根据著名的“蒙代尔三角”原理,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同时达到。正是由于货币当局(中央银行)要维持汇率不变造成央行放弃将通货膨胀目标作为优先目标,其当然的结局就是公众丧失对货币当局的政策可信度。而在汇率目标和通胀目标可以共存的盯住汇率制,货币当局也应该让公众确信在出现汇率目标和通胀目标冲突时,货币当局会坚持其优先目标通胀目标而不是汇率目标。
货币主义学者认为在确立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信任度,使经济朝着目标区方向发展。但这里所强调通货膨胀适度目标区具体确定存在一定的困难。经过经济学家建议为达到稳定物价目标,目标区应在0~2%区间。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欧洲中央银行(ECB)设定了全球最低的通货膨胀目标区(低于2%),结果导致欧元区货币过紧,有引发通货紧缩的风险。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目标区应为2%~3%,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果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目标区要定的稍高些,比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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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经济的波动以及市场的缺陷致使在经济出现问题时市场不能自行调节,资源的使用不能够达到最优,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通常实行财政和货币两种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工具,但由于二者调控的目标、手段与功能的差异而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单独使用两种政策存在不足和缺陷,所以我们往往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和调控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模式以达到最优的宏观调控目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组合模式;IS-LM模型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定义和影响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的政策。变动税收是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货币政策是一国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或者利率)来调节总需求的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
二,从IS-LM模型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选择
目前,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第一种情况,能够迅速地拉动GDP,保增长,促就业。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要视经济问题的具体情况来定。当经济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可实行双紧组合;当经济萧条时可以把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混合使用;当经济萧条但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混合,这样是为了刺激总需求的同时又能抑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但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这种组合,一方面利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压缩总需求,另一方面,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防止衰退。
三,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
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例如:
1、当经济萧条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组合,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
2、当经济严重萧条时,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挤出效应”。
3、当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又不太严重时,可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紧缩财政压制总需求,又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财政过度紧缩而引起衰退。
4、当经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可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水平,又用紧缩性财政政策,以防止利率过分提高。
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由于我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输入性通胀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作用,宏观经济运行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在这个阶段对政策组合的协作性和严谨性要求大大提高。
(1)提高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效果,需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除决定两种政策的合理搭配外,还受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的制约。财政体制方面,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企业和地方倾斜,造成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下降,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大大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体制方面,国有银行仍没有真正摆脱行政隶属的地位,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不仅加大了银行的负担和风险,也导致银行角色和功能的模糊与紊乱,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举措难以做出灵敏的反映。
(2)宏观调控中应发挥两种政策各自优势,协调配合
在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对经济总量的控制主要是处理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关系,属于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因此,要求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而使国家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趋于弱化。但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无论是存量结构的调整还是增量结构的调整,基本都属于财政政策调整的范围,因此,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扭转过分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的趋势,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
(3)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应适应中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同时,中国的任何经济行为也要考虑世界。新的政策搭配应该在充分考虑中国经济走向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前提下科学决策制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仅要根据中国经济本身情况,而且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保持动态变化,以期达到政策最佳效果。
四、结论
货币选择新理论指出,现实世界中的资本具有不完全流动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但其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资本流动的完全程度。资本流动性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越小,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越大。在改革开放日益扩大的进程中,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因此货币政策应发挥主要的作用,而财政政策予以配合。通过货币政策所体现的资源配置,实现以资源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原则。
[摘要]经济的波动以及市场的缺陷致使在经济出现问题时市场不能自行调节,资源的使用不能够达到最优,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通常实行财政和货币两种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工具,但由于二者调控的目标、手段与功能的差异而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单独使用两种政策存在不足和缺陷,所以我们往往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和调控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模式以达到最优的宏观调控目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组合模式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模式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混合使用的政策效应
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例如:
1、当经济萧条又不太严重时,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组合,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又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
2、当经济严重萧条时,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克服“挤出效应”。
3、当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又不太严重时,可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用紧缩财政压制总需求,又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免财政过度紧缩而引起衰退。
4、当经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可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水平,又用紧缩性财政政策,以防止利率过分提高。
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在我国财政与信贷是国家从宏观上集中分配资金的两条不同的渠道,两者虽然都能对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进行调节,但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两者的不同作用。
1、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是国家集中一部分GDP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因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财政居于主导地位。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因此,财政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向上影响社会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因而财政收支的规模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和个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了。银行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对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加GDP的分配,而只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金是以有偿方式集中和使用的,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缺的调剂。这就决定了信贷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影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至于信贷收入(资金来源)虽然对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一定要通过信贷支出才能产生。
2、两者的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形成看,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支出形成的,因而财政在社会消费需求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只要在财政支出中对社会消费性支出作适当的压缩,减少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以立即见效。而银行信贷在这方面则显得无能为力。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则受到财政、信贷两方面的影响。在个人所得税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财政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是有直接影响的。而银行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现金投放的控制,间接地影响个人的消费需求。至于说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也主要是体现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上。但居民储蓄存款毕竟可以随时提取,因而这种影响的力度就不像财政那样大。再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再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根据财政、银行在运用资金上无偿与有偿的不同特点,固定资产投资理应由财政供应资金,而流动资金投资一般由银行供应资金。虽然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银行的资金运用的重点仍是保证流动资金的供应。从这里也可看出,财政在形成投资需求方面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银行的作用则主要在于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
3、两者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
在经济生活中,有时会出现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有时又会出现需求过旺、供给短缺。这种需求与供给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但从宏观经济看,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分配引起的,而财政与信贷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又是有别的。财政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力,惟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银行信贷。因此,财政的扩张和紧缩效应一定要通过信贷机制的传导才能发生。银行自身还可以直接通过信贷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来起到扩张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信贷是扩张或紧缩需求的总闸门。正是由于财政与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
二、在08年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取得的效果
(一)财政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保障民生,严格控制一般性行政开支,重点向新农村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困难地区和群众倾斜。具体措施包括继续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
(二)央行自9月16日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开始,央行又分别在10月9日、10月30日下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免征利息税及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目前已不再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加以硬约束。央行在降息的同时放松了信贷限制,提高了企业融资规模,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企业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在下调存款利率的同时免征利息税,这对储蓄的实际利率收入影响不大,有助于稳定储蓄和消费的需求。
(三)央行将继续改进流动性管理,保证市场流动性充分供应,引导货币信贷合理投放。结合国际收支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将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制定完善银行体系流动性支持应急预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指引,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根据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调整信贷投放的节奏和力度。同时将总量调整和结构优化相结合,在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加大对“三农”、就业、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要加强对信贷投向的监测指导,确保贷款投向符合信贷政策要求。
三、对我国当前两大政策配合的一些建议
由于我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输入性通胀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作用,宏观经济运行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在这个阶段对政策组合的协作性和严谨性要求大大提高。
(一)提高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效果,需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除决定两种政策的合理搭配外,还受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的制约。财政体制方面,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企业和地方倾斜,造成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下降,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大大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体制方面,国有银行仍没有真正摆脱行政隶属的地位,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不仅加大了银行的负担和风险,也导致银行角色和功能的模糊与紊乱,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举措难以做出灵敏的反映。
(二)宏观调控中应发挥两种政策各自优势,协调配合
在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对经济总量的控制主要是处理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关系,属于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因此,要求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而使国家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趋于弱化。但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无论是存量结构的调整还是增量结构的调整,基本都属于财政政策调整的范围,因此,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扭转过分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的趋势,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
(三)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应适应中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同时,中国的任何经济行为也要考虑世界。新的政策搭配应该在充分考虑中国经济走向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前提下科学决策制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仅要根据中国经济本身情况,而且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保持动态变化,以期达到政策最佳效果。
四、结论
货币选择新理论指出,现实世界中的资本具有不完全流动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但其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资本流动的完全程度。资本流动性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越小,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越大。在改革开放日益扩大的进程中,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因此货币政策应发挥主要的作用,而财政政策予以配合。通过货币政策所体现的资源配置,实现以资源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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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中国经济问题,2009.
[4]汪同三,王成璋.21世纪数量经济学.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选择和运用,以及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是 现代市场 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产业结构协调、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前提。我国正处在经济一直转轨的进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因制度变迁所显现的某些特殊性而变得尤为紧要和突出。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念
本来财政和银行都是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综合部门,应把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置于第一位。但是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而对两大政策相互关系和影响、尤其是对两大政策的相互抵触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权衡;财政和 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因此,为有效地发挥两大政策的宏观调控合力,必须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目前的各自为政到协调配合的根本转变。
(二)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
制度变迁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资金配置渠道了根本性变化,即国民收入分配由政府向 企业和个人急剧倾斜,资金配置由财政主导型转向金融主导型,金融事业空前发展和凸显。但是金融事业的过分凸显并非其自身真正发展的结果,而是财政规模萎缩和国有企业资金困难烘托而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规模不断萎缩,财力日趋困窘,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调控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如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等,其结果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劣化,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作。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
(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
绩效财政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两者的地位和特点各异,运作方式和手段便不尽相同,因此两者理应有明确的分工。而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并存。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使财政直接增支或减收,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财政挤占银行资金也日趋严重,如财政向银行的间接透支有长期化扩大化的趋势和银行承担部分本应由财政安排的国家专项储备等。(2)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3)通常,货币政策侧重总量控制,财政政策更适于结构调整。但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变化,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
国有企业体制缺陷严重阻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现代企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点,也是宏观调控成败的关键。但是,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善,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基本上不具备硬预算约束机制,对国家的依赖性较大。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但却有着强烈的投资欲望和冲动,而自有资本和财政资源又非常有限,便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致使负债居高不下;兼之企业效益不好、亏损严重、信用观念缺乏,导致偿债能力和愿望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对国有银行的多重冲击。值此情形,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都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架构
(一)规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程序和机制
设置一个能超脱财政和银行部门利益、并能从国民经济全局着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其职能在于规范程序和机制,不但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特点及配合效应选择具体的配合方式,并随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偏差,而且要及时仲裁和处理关涉各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以消除双方的摩擦。协调财政和银行的关系,使财政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相契合。
(二)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
财政货币政策总是通过国民经济和结构的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但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侧重点总是不尽相同的。
(1)货币政策侧重于效率原则,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和高效财政政策侧重于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面稳定又是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制度构架既定,则只有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税收、公债、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以利于解决失业、收入不公和公共物品受益程度差异等问题。
(2)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重塑财政要适时转换职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总需求应由银行负责供给。换言之,财政调控重点是经济结构,银行则要加强社会总求求调控,合理分工,协调动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可以放松总量调控,银行应该退出结构调整。
(三)强化 金融与振兴财政并举,以扭转目前“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
首先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调适金融的宏观调控功能,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强化财政调控职能,实现财政的振兴:
(1)提高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资金集中比重,增强宏观调控财政力和能力从根本上讲,两个比重的提高有赖于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但目前最紧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依法治税,有效征管,保证税收应收尽收;二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财政的振兴,政府分配从来都是以财政集中性分配为主渠道,政府必要的收费只占很小的比重。而我国的财权极度分散,各级政府的分配极不规范,既扰乱了分配秩序,又减损了国家财力,也弱化了财政能力。
(2) 发展政策性银行业务,建立政策性银行正常、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资金来源,使政策性银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目前应主要着力解决政策性银行筹资渠道单一、资金使用绩效欠佳的问题。政策性银行应有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可将清理整顿的财政信用资金、机关团体的央行存款、邮政储蓄和保险公司存款筹划归政策性银行,并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适度发行长期债券;同时,要注重资金使用绩效的考核的评估,实现应有经济社会目标。
(四)着力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1)国债管理政策
国债既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关节点。国债不仅有助于弥补财政赤字,舒缓财政困难,还能用以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还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基础条件。以我国实践看,尚须创造条件,以臻完善:提高央行国债资产比重;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国债市场,做到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及运行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财政发债创造良好的利率条件。
(2)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是以政府为投融资主体的金融活动,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显的金融性,客观上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又一结合部:首先,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财政意图,是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其次,财政投融资所具有的信用属性决定了它又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制于央行的宏观金融调控。市场经济中,银行和企业投资必然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使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来重,而建立财政投融资,即可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使之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在资金来源上,不仅应包括国债和财政拨款,而且应当逐步把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结余等纳入;在资金使用上,既要强调宏观意旨,也要注意资金的使用绩效与合理回收。
(3)国有企业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正向着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但由于 历史和体制等原因,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社会负担过重、政企不分、过度负债、信用紊乱等问题,使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受到影响。政府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财政和银行作为政府的综合职能部门,应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帮助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度过难关。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有些只需财政或货币政策的某一方面即能解决,而更多的是需要两大政策的协调合作,如,财政和银行要协同配合,支持企业债务重整。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是旧体制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银行和企业都应合理分担。再如,财政和银行应以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协同支持国有企业运用集团制度、公司制、股份制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从制度上构筑起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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