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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债实行多级托管体制,其中美联储的全国债券簿记系统(NBES)负责登记托管存款类交易商的国债,存款类交易商负责登记托管客户(包括非存款类交易商和一般投资者)的国债,非存款类交易商也对自己客户的国债进行登记托管。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欧美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分析与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考察国外债券市场发展的实践,我们发现做市商制度是活跃国债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虽然也存在做市商制度,但是有行无市的困扰一直存在,形同虚设。本文重点对美国国债市场和欧洲MTS市场的做市商制度进行介绍,以期对我国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美国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
论文正文:
欧美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分析与比较
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发行第一期国债算起,美国国债市场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并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国债市场之一。截至2004年底,美国未偿还国债余额75961.44亿美元,占其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117350亿美元的64.7%.全部未偿还国债余额中,可交易国债39597.82亿美元,占52.13%,不可交易国债36363.62亿美元,占47.87%;政府机构持有国债31877.55亿美元,占41.97%,社会公众持有国债44083.89亿美元,占58.03%.
美国国债既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但由于国债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大机构为主,国债交易具有大宗交易特点,这就使国债交易集中在场外市场,场内交易量很小。200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全部上市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等)的每天交易量仅996.7万美元,年交易量为25.02亿美元。相比来说,场外市场的国债交易量则大的多,仅一级交易商的国债日均交易量就高达4276.12亿美元,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债券年交易量的171倍。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是股票的场外交易市场,也采用报价驱动的做市商交易制度,但与美国国债场外市场相比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报价信息的分散程度上。1971年,纳斯达克市场采用了NASDAQ自动报价系统,使其从传统分散的柜台交易市场发展成为集中报价、集中交易的场所。而美国国债场外市场仍保持传统的分散柜台交易市场的格局,没有集中的报价系统,是投资者、经纪商和交易商通过电话、电传和计算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无形交易网络。
美国国债实行多级托管体制,其中美联储的全国债券簿记系统(NBES)负责登记托管存款类交易商的国债,存款类交易商负责登记托管客户(包括非存款类交易商和一般投资者)的国债,非存款类交易商也对自己客户的国债进行登记托管。这种多级托管体制促进了美国国债市场的层次化发展:一是投资者和交易商之间的零售市场,二是交易商之间的批发市场。投资者进行国债交易,必须在交易商开立账户。交易商为扩大客户群,增加差价收入,会自愿进行国债双边报价,为特定区域的中小投资者或中小经纪商提供买卖服务。此外,美联储规定,由其认可的一级交易商必须对所有可交易国债进行双边报价,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并将二级市场做市好坏作为考核一级交易商的重要指标。交易商之间的交易,则主要通过交易商的经纪商(IDB)进行。每个IDB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会员,主要是一级交易商和规模较大的交易商。IDB在对会员买卖报价进行后,通过自己的信息发布系统向会员公布最优报价和数量,但不公布报价方名称。会员获得市场最优报价后,可以方便的通过IDB与其它交易商进行匿名交易。
美国国债市场受1986年《政府债券 法》和1993年《政府债券法修正案》的规范。法案授权财政部制定国债市场的相关规章制度,并对国债交易商的资本要求、大额头寸报告和交易记录等进行规定。国债交易商市场行为的监管则由对口监管部门负责,其中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联邦储备理事会(FRB)、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不同类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此外,所有国债交易商都是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的会员,接受NASD的自律管理。
为促进国债市场协调发展,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位,1992年,成立了由财政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合组成的监管办公室,负责国债市场的协同管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具体负责国债市场的日常监控工作,每天对国债交易商,特别是一级交易商的资金、债券头寸及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实时跟踪,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报告监管办公室,由监管办公室对其进行进一步调查和处理。
美国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5000多家会员中,2000多家注册为国债交易商,对美国国债进行自愿做市。交易商注册为国债交易商,必须满足《政府债券法》的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第一,流动资本(liquid capital)与风险准备(haircuts)的比例不得低于120%.流动资本指可以随时用于变现满足支付需要的净资本,风险准备包括信用风险准备和市场风险准备两部分。根据国债交易商交易对手的信用级别以及其持有债券的期限不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风险准备提取比例,国债交易商必须按比例足额提取风险准备,并实时保证流动资本高于风险准备的120%.第二,根据交易商管理客户资金账户和债券账户的不同方式,将国债交易商分为四类,其扣除风险准备后的流动资本不得低于2.5万、10万、17.5万或25万美元中的相应规定。
如果国债交易商的资本充足不符合有关规定,或存在违规行为,财政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四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管办公室将暂停或取消其国债交易商资格。国债交易商也可主动申请注销资格,除非监管部门特别声明,自提出申请60天后其国债交易商资格自动注销。国债交易商资格注销后,将不得从事与国债有关的交易业务。
1991年5月,美国财政部进行2年期国债招标时,索罗门兄弟公司通过预发行交易、远期交易及虚造客户委托投标等方式,实际控制了该期国债发行额的94%,造成市场严重扭曲。为此,1993年通过的《政府债券法修正案》,授权财政部在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国债交易商提供大额头寸报告和相关交易记录。国债交易商在持有某只债券超过20亿美元(包括其自有账户和客户账户两部分)后,必须保持相应交易记录,并做好随时提供大额头寸报告的准备。如果财政部认为某只国债过度集中、流动性降低以至影响市场效率、增加财政筹资成本时,或者为配合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财政部可要求持有某只国债头寸超过20亿美元的国债交易商向财政部和对口监管部门提供大额头寸报告和相关交易记录。
国债交易商自愿进行双边报价时,报价价差和报价数量等不受限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但由于美国国债市场是一个流动性好且高度竞争的市场,国债交易商为扩大客户群,赚取买卖差价,都会积极报价,且报价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数量规模。同时,由于二级市场做市好坏是评价一级交易商的重要指标,那些希望成为一级交易商的国债交易商会非常积极地进行做市,与一级交易商共同构成国债做市商的主体。此外,国债交易商报价还受NASD相关规则的制约,一旦报价就有法律约束力,客户点击或询价委托时,国债交易商必须按照报价或更优价格与其成交,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国债交易商做市的最大风险是存货风险,为使债券头寸快速恢复到合意水平,国债交易商除了通过调整买卖报价吸引客户委托流外,还大量通过IDB与其它交易商进行大额交易来调整存货。美国国债市场上,共有6家IDB为交易商提供中介服务,他们对会员的买卖报价进行后,通过信息发布系统向会员公布最优报价和数量,但不公布报价方名称。不同IDB的会员范围不同,有的将会员限定为一级交易商,有的则除一级交易商外,还包括一般的国债交易商,但投资者无法通过IDB获得市场最优报价,这就使得国债交易商较一般投资者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买卖报价,为国债交易商做市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造成市场信息的不透明。为此,随着国债市场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1991年,四家IDB联合市场主要交易商共同创立了实时信息发布和报价系统GOVPX,市场主要报价都通过GOVPX实时发布,一般投资者也可注册为GOVPX的会员,获取市场最优报价信息。这就使美国国债市场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并逐渐从分散报价和交易的传统柜台市场向集中报价和交易的场外市场发展。
美国发达的国债衍生产品市场也使国债交易商可以很好地管理存货。通过回购市场,国债交易商可以随时进行融资或融券,通过远期、期货等衍生产品,可以充分地对冲市场风险,这为国债交易商积极做市提供了保障。同时,美国国债清算公司GSCC为国债交易提供日终净额结算服务,减少了资金和债券的结算需求,降低了结算成本,提高了结算效率。而且,美联储还为存款类国债交易商提供日间透支便利,并收取一定的费用。透支的国债交易商当日必须还款,否则将支付非常高的惩罚性透支费。存款类国债交易商对自己的客户也有类似的日间透支便利安排,这就为国债交易结算提供了最后的资金保障。
美国国债市场上,由美联储认可的一级交易商是国债义务做市商,承担对所有可交易国债积极做市的义务,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一级交易商制度最初建立于1960年。为便利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并获取及时准确的国债市场信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国债交易商中选择了18家财务状况良好、债券业务结算量大、市场表现活跃且做市积极的机构作为一级交易商,充当公开市场操作对手。1988年,一级交易商数量最多达到46家。随后,由于金融机构兼并重组,一级交易商数量不断减少,2004年底,减少至22家。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的相关资格及义务进行了规定:首先,必须满足一定的资本充足要求。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满足《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大于8%、核心资本大于附属资本规定的前提下,核心资本绝对数不得低于1亿美元;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净资本不低于5000万美元。第二,有能力且愿意连续参加美国国债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投标,且投标价格合理。第三,定期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其现金和债券头寸及融资状况,提供及时有用的市场信息和研究报告,为其制定货币政策操作提供参考依据。第四,必须在国债二级市场积极做市,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的做市行为进行严格考核。
首先,必须保证报价合理、准确。
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投资者基础,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1992年以前,每个一级交易商与一般投资者的交易额(不包括一级交易商之间的交易额)占所有一级交易商与一般投资者交易额的比例不少于1%,这就迫使一级交易商报价要准确合理,尽量缩小价差,否则投资者不会与其进行交易。随着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1992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取消了1%的绝对比例限制,但与一般投资者的交易额仍然是考察一级交易商做市能力的主要参考指标。
第三,一级交易商的国债交易量必须与其国债承销量相匹配,大量承销国债后直接持有到期的机构只是投资者,不适合做一级交易商。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每天面向一级交易商进行证券借贷(security lending)招标,为其提供融券便利。每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其公开市场操作账户(SOMA, System Open Market Account)所持债券的种类和数量,便于一级交易商安排融券需求。具体的招标数量、投标规则、结算安排及违约处理等都有相应规定。每天中午十二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采用券券互换(bond-vs-bond)的形式进行证券借贷招标,期限1天。一般说来,一级交易商的融券需求都能通过回购市场满足,向纽联储进行证券借贷只是最后的融券保障,但这为一级交易商积极做市、合理安排存货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财政部为鼓励一级交易商做市也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1992年以前,只有一级交易商可以参加国债发行和招投标,赋予了其直接承销国债的便利。但索罗门事件发生后,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开发了新一代远程招标系统,所有投资者(包括个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债招投标。
第二,一级交易商具有优先开展新业务的权利。1985年财政部启动本息拆离(STRIPS)计划时,只有一级交易商可以参加。目前,所有国债交易商都可以从事国债的本息拆离业务。
一级交易商制度建立初期,为鼓励和发展该制度,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对其进行了严格规定,并赋予了其一定的权利。但随着国债市场不断发展完善,一些强制规定和优先权利开始逐步取消。而且,就一级交易商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关系来看,也只是单纯的交易伙伴关系,而不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1992年,纽联储郑重声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只是负责国债市场的日常监控,不负责机构监管,一级交易商的监管由对口监管部门负责。
从交易伙伴关系出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每年重新考核一次,不符合资本充足要求、国债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投标不积极、二级市场做市能力差的机构将暂停其一级交易商资格6个月,并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以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相关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一级交易商资格,且一年内不再重新受理其申请。对存在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的机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征求监管部门意见后可以永久取消其一级交易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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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6日是华盛顿“纸牌屋”里剧情紧绷的一天。这一天,美国联邦政府再次触及它的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今后拒绝提高债务上限,2011年那场几乎令美国政府停摆的财政悬崖的险情将重现。
这一次的债务上限到底有多高呢?笔者查了很多资料才发现,这一次的债务上限竟然没有预先规定具体数字,只有具体日期。原来,去年2月份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政府面临关门风险之际就债务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暂时中止债务上限的法定约束力直至今年3月15日,所以到了3月16日,债务上限的具体数值就是3月15日公共债务的债务总净值,亦即刚刚超过18万亿美元。
3月16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停火协议就失效了,由于国会拒绝这一天提升债务上限,财长杰克·卢早已致信国会,暗示他将暂停发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眼下多数州政府是共和党人控制的);财政部还可以通过一些会计手段来盘活联邦政府的资金存量,比如终止对联邦退休基金和伤残基金的投资。此外,4月15日是税收截止日,联邦政府将有一笔财政收入可解燃眉之急。根据著名投行Jefferies的首席金融经济学家沃德·麦卡锡的研报,财政部的应急措施可以一直使联邦政府运转到今年第三季度,如果运气好,坚持到第四季度也不是没可能。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悬崖危机在奥巴马任内爆发。
一般人只知道债务上限是用来约束联邦政府的债务扩张的,但实际上国会最初推出债务上限是为了更方便联邦政府举债的。1917年,国会通过《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设立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把联邦政府债券分为若干类别(如为已出现的预算赤字向公众融资,或为军费、救灾、医疗和运输等项目向财政透支),当政府发行的债券在债务上限范围内,发行这些指定类别的债券就不需要国会授权。当时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开销直线上升,债务上限的设立,给美国为战争“发债筹资”大开了方便之门。到了1939年二战战云密布之际,国会通过《公共债务法案》设立了今天这种形式的债务上限,只要是在债务上限范围内,随便什么类别的债券,联邦政府都可以发行,国会不干预。也就是说,国会通过债务上限“约定”联邦政府能欠下的债务总净额,至于联邦政府举债做什么用途,国会不再过问,这实际上是给了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和自由。
我们都知道每当有战争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赤字总是会大幅攀升,而早年两大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非常团结合作,几乎每次债务上限到期都毫无意外地被国会提高了。这个债务上限“蜜月期”一直维持到了1953年。那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要修建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系统,需要大量的经费,结果美国国会的两党争执得不可开交,第一次出现了财政悬崖那样的险情。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悬崖危机在奥巴马任内爆发,固然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怠速有很大关系,但深层原因在于奥巴马从凯恩斯主义出发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激起了民间反弹。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大的经济成就有两个,一个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简称奥巴马医保法案,另一个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前者是要求雇主和医疗保健企业增加付出,从而使更多因经济能力无法享受医保的美国人获得医保;后者是在税收体制方面更多地保护中产阶级,而显著增加超富阶层和金融企业在税收上的贡献。
奥巴马的经济思想和共和党的经济理念发生了尖锐冲突。尤其是在2011年,茶党运动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如日中天,任何共和党政客在考虑自己政治前途的时候都要回应茶党人的诉求。茶党人信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强调政府干预是邪恶的,要通过减少政府的开销和税收来控制政府规模。于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在那年准备借债务上限问题发难,迫使奥巴马削减政府开支,而且他们提议的减支方案居心不良,意在严重削弱民主党人的选民基础,奥巴马当然不答应。这样一来,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陷入僵局,导致无米下锅的民主党政府有了关门大吉的危险。
去年2月国会“暂时中止债务上限的法定约束力”,也就是说债务问题再争下去政府就要断粮关门了,于是两党决定债务上限暂且不提了,政府该花的钱花,该借的债借,等到了2015年3月15日之后再来讨论债务上限。对于债务消肿目标来说,“债务上限”成了可松可紧的橡皮筋并非好事,可让政府关门也不是解决办法,多年来累积的债务包袱,最终要靠在经济复苏中逐步增收来化解。
自去年底开始,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债务上限成了民主党政府最大的束缚,但这不妨碍奥巴马在经济上取得话语权。奥巴马刚接手白宫时,美国爆发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的家庭部门、私营经济部门、地产部门的债务杠杆都很高,要实现“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可通俗理解为降低负债率)可能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完成。但2015年的今天,美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一个亮点,经济增速冠绝G8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一致公认,美国的这一轮超级“去杠杆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奥巴马是怎么在被共和党人绊手绊脚的情况下做到的呢?
首先是联邦政府帮助债务负担沉重的家庭部门恢复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经济主要由信用消费驱动。美国的消费者信用可大致分为周转信用(revolving credit)和非周转信用(non-revolving credit)。周转信用是像信用卡那样没有固定偿还数目,且能周而复始透支的信贷机制,是美国消费者信用的最大来源。非周转信用主要是指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这样偿还后无法周而复始透支的信贷机制。根据美联储的《消费者信用报告》,目前的全美未偿还“周转信用”总额是8879亿美元左右,依然低于危机前1万亿美元的峰值。奇怪的是,周转信用萎靡不振,但消费者信贷却增势喜人,这对通胀预期、经济复苏和美股都是重大利好。而目前消费者信贷的增长主要源于非周转信用,也就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这类的信用支出。以联邦政府为债权人的全美未偿还非周转信用总额,从危机前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8698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与此同时,以商业银行为债权人的全美未偿还非周转信用总额,过去两三年在5000亿美元附近徘徊不前。目前美国消费经济的稳健增长,完全得益于联邦政府在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等方面的大力支出。美国的家庭部门本来由于债务负担要大幅削减消费开支,结果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消费开支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稳步上升。如果不是这样,美国经济很大可能会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
再者,为了给私营部门特别是地产部门降低债务杠杆,美联储在6年时间内推出了3轮量化宽松,大量购买联邦政府债券和信贷支持证券(MBS),并为资产支持债券(ABS)持有者提供再融资。截至2014年底,美联储已拥有33%的房贷支持债券,拥有超过2/3的6年期以上联邦债券。另外,为了解决美国楼市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启动了“自有房产租赁”计划(REO-to-Rent),以消除大量资不抵债、压低全国楼价的“法拍屋”。大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的超低息融资,以批发价购买法拍屋,然后把它们改造成出租屋。在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积极干预下,美国楼市已经稳步复苏起来,美国私营企业的税后利润总额也创下了史上最高纪录—2014年高达1.68万亿美元。
在外界印象中,页岩气革命、3D打印、“苹果景气”等技术革新对美国经济提振颇大,但对一个GDP达到17.4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来说,以政府金融支持发掘民间消费潜力,作用更不容小觑。面对与GDP不相上下的公共债务规模,消肿过程势必迁延日久,但美国政府对消费经济和私营部门的积极干预成效显著,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同样面临去杠杆化挑战的我国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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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浅谈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
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借贷。也就是说,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这批被称作“茶党人”的议员成了国会里面一群特立独行的人。通常来说,议会党团的领袖“管住”本党成员的办法主要有三种:控制委员会成员的分配、为选区进行特别拨款、帮助议员在下届选举募捐。可是,茶党人对传统的权力游戏并不感兴趣,既不在乎到最有权的委员会任职,也反对特别拨款的做法。他们抱着必定要削减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不但与白宫和民主党作对,也与传统的共和党领袖抬杠。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增税,要求增加上限必须伴以大规模削减支出,并且要将平衡预算作为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进入议会立法程序。
在众议院242个共和党人中,有60名茶党党团的成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共和党就失去了多数。因此议长博纳与共和党的其他议会领袖们不能不先在党内进行协调。7月19日,博纳拿出了一个名为“削减、限制、平衡法案”的议案,以234对190在下院通过。只有5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却有9个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这是个茶党人能够基本上接受的法案,提议在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之后再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提案,因为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需要众议院2/3的多数票。因此,法案一到参议院,就被民主党的多数否决了。总统也表示说,即便参院通过这个法案,他也会动用否决权。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在面临债务封顶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国会中共和民主两党在上调债务的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拉锯战。
6月23日,债务危机中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因为就是否增税的问题谈不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与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凯尔从拜登的谈判桌上甩手扬长而去,使得谈判陷入停顿。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国会的两党和白宫都拿不出一个能够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来。
截止的日子渐渐逼近,国会不能无所作为。为了整合党内的力量,博纳拿出了“削减、限制、平衡法案”,尽管明知道这个法案在参院根本无法通过。有了这样一个法案,共和党内的人在未来修改的法案中站队也有了基础。
众院6月19日通过上述法案,参院在22日表决不让其进入程序之后,奥巴马总统和博纳议长各自走到电视镜头前对人民发表讲话,将无法达成协议的责任怪罪给对方。媒体注意到,过去总统进行全国电视讲话,通常都是在协议产生之后,在那个时刻总统会看起来像是高于党派政治的领袖。而这次讲话却让公众感觉到总统无法解决问题之后在推脱责任。
博纳议长在讲过话之后,回到众院去拿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议案,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债务限制上调仍然分两步走,今年立即上调9000亿,同时削减9170亿的预算。等到明年如果国会能够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之后,再去上调1.6万亿。议案一出台,不仅民主党一致反对,茶党党团的多数成员也坚决反对。直到临近投票的7月29日中午,博纳议长仍然无法获得多数票,只好宣布暂缓表决。
为了不使努力功亏一篑,共和党的领袖们逐个去游说茶党成员,请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议案。这一议案如果通不过,博纳议长将失去与白宫谈判的基础。在傍晚临近表决之前,国会的记者们还看到共和党议会党团负责组织投票的凯文·麦卡锡逐个地到茶党成员的座位上去游说。最后,博纳的法案在29日以218对210的微弱多数通过。有22位茶党成员依旧投下了反对票。
这个好不容易才通过的法案到了参院,当晚就被拒绝了。第二天,众院拒绝了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提出的立即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的法案。不过,这两个法案给了双方以谈判的基础。
两天之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两党达成了协议。
德国首相俾斯麦有句名言:“立法和做香肠一样,那个过程最好不要看。”经过两个月的对峙后,两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就是这种做香肠式的妥协混合物。
这个协议批准将政府的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能持续至2013年,避免了在2012年选举之前再次出现同样的危机。
在增加债务的同时也必须削减支出,而削减的规模要超过增加的债务上限。在第一步增加9000亿美元之后,美国政府要准备在10年内削减9170亿美元的开支。之后,两党各派出6位议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今年感恩节(11月下旬)之前拿出方案,进一步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以抵消新的债务。届时如果拿不出方案,政府各个部门将会被平均削减开支。
国会将在今年10月至年底之间讨论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多数分析家认为可能性很小),或者特别委员会能找到更多削减预算的办法,国会在有新的需求的前提下将考虑另外增加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至8月2日下午,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这项议案,债务危机这才告一段落。
对于妥协的结果,民主党中的左派与共和党中的右派都表示极度不满意。左派不满议案非但没有给富人增税,反而计划要削减社会福利。下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好几位议员将议案称之为“撒旦的三明治”。而右派则不满削减的数额太少,政府还得以继续大笔借债。众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莱恩表示,这只是削减赤字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却改变了华盛顿流水般花钱的作风。
美国这场国债风波,引来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一个堂堂大国,政府竟然在借债这样的问题上不可开交地闹了这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解决了问题,让许多外人看起来简直是笑话。
然而,这场债务危机却反映了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作为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国会代表选民掌握着批准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国债既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当然不能放权而任由行政部门做决定。而最近几年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导致选民对国家财政的前途日渐担忧。抑制政府支出的民众情绪推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翻盘,造成了今日共和党的众议院与民主党的白宫和参议院对峙的局面。
在美国最近的事件中,人民的反抗是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制度有时虽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却是避免大动乱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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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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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日本发生9.0级超级地震的前两天,在同一地区(即仙台外海)发生了一个7.2级的大地震。现在看来,7.2级的只是前震,11日的9.0级的才是主震。
2008年9月15日的世纪金融海啸也已够大了,但要小心,它也可能只是个前震,主震还在后头。
星级债券基金经理被称为债券大王的葛洛斯(Bill Gross)最近罕见地大幅减持了他手中的债券,提高现金比例,要不就是把长债改为短债。
葛洛斯的举动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他倒是毫不保留地以3个问题讲出了他的想法与逻辑:
(1)谁买了国库券?
(2)谁正在买国库券?
(3)谁将来会买国库券?
葛洛斯的3个问题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
(1)有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股价大跌,跌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怎么办?必须想办法护盘。就是想出办法让股票有人买,不致一路跌下去。
(2)谁来买呢?谁来护盘呢?由子公司出面。子公司的钱从哪里来?向银行借。银行凭什么借钱给子公司?由母公司以资产作担保。
(3)母公司向银行做担保,银行借钱给子公司,子公司拿钱买母公司的股票,母公司股价就被“暂时”护盘护住了。
(4)接下来,就有两种可能:
a.母公司趁股价拉高时,偷偷出货,让市场中许多不知情的散户吸货,来个金蝉脱壳;
b.另一种可能,是还来不及出货,由子公司借钱护的盘就难以为继了,垮下来了,或者,散户也不上当,不跟进了。这就导致最终清盘下市。
现在,只要把美国比为母公司,债券比为股票,美国财政部比为银行,联储局比为子公司,美国政府以外的买家包括各国政府及法人基金都比为散户,就差不多了。
美国这家公司经营不善,赤字累累,不发债借钱无以度日,发债又怕没人买,因此只好由联储局自己印钞票买财政部发行理的国债了。这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除了自己印钞票来买自己的国债(护盘)之外,更希望“诱使”其他散户跟进,共襄盛举,一同护盘。
于是葛洛斯的三个问题都有了答案:
(1)谁买了国债?答案是众多散户(尤其是各国政府);
(2)谁正在买?答案是美国联储局,七成的新国债是被联储局买的,因为散户不太愿意跟进了;
(3)谁将来会买国债?指的是今后再发行的新国债谁来买?如果愿跟进的散户越来越少,那么只有以提高国债孳息才能产生更大的购买意愿,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持续膨胀的国债泡沫正在接近破灭的临界点。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关键,所谓“散户”(也就是除了美国联储局之外的其他购买者)对美国国债的兴趣与支持,除了看它的孳息外,也关注美元的价值。如果美元持续贬值,再多的孳息也难以产生购买的意愿。
最近美国犹他州众议院通过一项认可金银币成为法定货币的法案。这项法案认可居民可以自由选择用金银币或美元来支付税收及偿还债务。除犹他州,接下来还有12个州将要审议类似的法案。
联储局主席伯南克针对这种回归“金本位”的主张表示,“黄金不是万灵药”,而且他说,全球目前的黄金储量尚不足以有效支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
伯南克为什么不以有关货币发行权归属的宪政问题作为回应呢。事实上,犹他等13个州的提案看似荒诞,却也凸显了一个有关美元信心的深层次危机。美国用尽心机,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来维护美元作为全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如今却因为一再的破坏财政纪律及货币纪律,连美国自己的国民也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了——真是“祸起萧墙之内”矣。
全球债券大泡沫一旦戳破,恐怕就是世纪金融海啸真正的主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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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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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美国的债务前景究竟如何?笔者从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债务结构风险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等方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然而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为此,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关键词:债务危机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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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债务上限危机的背景。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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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主权债务危机频发,美国政府为提振经济而采取的赤字财政政策导致其陷入政府规模不断攀高和财政偿还能力下降的困境,同时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使得美国债务上限风波不断,引发人们对于债务规模适度以及债务规模管理制度如何完善的思考。发行国债会产生国债负担,国债负担超过公众承受能力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危害,因此,进行国债规模管理非常必要。国债规模管理的制度模式主要有三种,即逐年审批制度、余额上限制度和赤字控制制度。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研究应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债务安全的双重目的。本文通过研究分析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及其债务上限风波的实质问题,探寻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经验启示,寻求完善中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思路。
美国实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政府行为,防止其滥发国债以满足财政支出之需,避免因债务规模膨胀而引发债务危机。1917年美国立法确定实行国债规模的余额上限管理制度,国会为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制定不得突破的最高限额。在此限额内,发行国债无需国会批准,如果达到这一上限便要采取措施,如兑付到期公债以减少债务余额。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1961年至2010年40年间,美国债务上限上调次数达78次,近三年来也是频频上调。美国债务上限调整对其国内外财政、经济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分析,债务上限对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存在着有限的制约作用。总体上讲,债务上限能够使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债规模,但这种制约作用在近年来有所减弱,从保证债务安全的角度上讲,债务上限作用也是短暂而有限的。
为了探求债务上限调整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本文构建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模型如下:
Yt=C+ aiXi+D+μ
其中:Yt为因变量,表示美国的GDP;Xi为控制变量,X1表示财政支出,X2表示赤字额;并引入虚拟变量D,当债务总额超过债务上限时,D=1,否则,D=0;C为常数项,μ为残差项。
分两步引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下:
(1)引入控制变量X1、X2,得到模型:
Yt=5.332280X1+3.095063X2
R2=0.998 (171.26) (24.51)
(2)引入虚拟变量D,得到模型:
Yt=-180 357.6+5.325671X1+3.077598X2+
199 409.2D
R2=0.998 (-1.87) (134.53) (23.92) (2.03)
对比两个模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财政支出、赤字额以及虚拟变量D均对GDP存在着促进作用;第二,引入虚拟变量后两控制变量的系数发生了变化,虚拟变量D对财政支出与赤字对GDP的促进效应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此抑制作用不能抵销虚拟变量本身对GDP的正效应。由此可见,通过提高债务上限使得债务总量保持在债务上限之下,即债务上限的及时调整对美国经济具有正效应。
从宏观看,美国债务上限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在提高的债务上限额度内增发新债能够满足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暂时消除美债违约的风险,稳定投资者信心。短期来讲能够促进社会投资及消费规模的保持和增长,提振经济的基本面,但长期看,债务上限的提高意味着美联储将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用于消化过多的国债,加剧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占GDP比重超过100%的债务总额最终将造成美国实体经济的疲软。
其次,站在世界经济视角来审视美国债务上限的调整。短期看,美国债务上限的提高稳定了债券市场,消除了全球金融体系动荡的风险,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但其同时也增加了美元流动性溢出的可能性,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元的持续贬值还为国际热钱创造了更多的流动和套利空间,从而破坏了国际贸易、投资等国际金融秩序,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
从中国的角度分析,美国债务上限调整从外汇资产与国际贸易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的经济。首先,中国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美元资产占很大比重,美国债务上限不断提高虽然在短期内因降低了美债违约风险,保证了美元资产的安全性,避免了大额外汇损失,但长期来看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加剧美元贬值,中国外汇资产仍面临大幅缩水的危险;其次,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引起的美元持续超发和贬值会通过美元流动性的溢出效应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持有国的国际贸易,中国是美国公共债务最大的债权人,而出口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美元贬值会通过人民币升值而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出口的受挫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在美元升值压力下形成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形势,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不利地位,对内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一,上限调整暴露出美国蕴含债务危机。美国两党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为美国债务扩容,虽然能够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暂时性地缓解债务危机,但是从根本上讲,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并没有加强,同时,美国债务信用评级的下调也使国际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遭受打击。由此可见,美国债务危机虽然没有大规模爆发,但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上限调整凸显出美国财政收支结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海啸波及全球,美国GDP增速放缓,为遏制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美国开始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以振兴经济,在赤字扩大的同时,其债务上限管理制度通过不断上调债务上限来容纳赤字。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美国财政支出的绝对数以及财政赤字数额不断攀高,财政支出增长率也连年居于GDP增长率之上,财政支出的非合理性增长和国债规模持续增加逐步形成了潜藏的债务危机。美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失衡,其中福利支出占比过大,十年法案的到期导致美国财政收入减少,而大幅扩张的财政支出使得财政赤字额逐年增加,收入的缓慢增长难以适应支出的迅速增加,美国财政收支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些均是导致美国债务上限风波频现的原因。
第三,上限调整反映出美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概括而言即债务上限制度对国债规模的约束作用存在但较弱,不断扩张的政府债务倒逼债务上限频繁上调,债务上限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限制国债规模的作用,相反还成为了美国两党政治渔利的筹码。
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中国一直采取逐年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国债规模管理模式,从2006年起,中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模式转变为考核年末存量的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国债余额由中央政府历年的预算差额和全国人大会审议批准追加的年末国债余额限额两个层次构成。在此种制度模式下,每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限额作为年末考核国债存量时的上限,当年具体的国债发行情况则由财政部自行决定。具体来讲,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又依据立法机关所需审批国债的范围而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债限额管理模式,即立法机关设定国债总量不得超过的上限,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提高上限以满足政府融资需要时,财政部门需向立法机关报批后才可超额发行国债;另一种是预算差额管理模式,即每年立法机关对国债规模增量部分进行审批,而不审批国债借新还旧部分。
余额管理制度对中国国债规模管理产生了良好效果:从国债绝对规模看,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中国债务规模增长率经历了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总体趋势略有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债规模一度激增,在2006年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之后,债务增长率一直在下降,2008年的激增是由于2007年发行的2 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所致,但总体而言,2008年之后国债规模增长率开始回落,在2011年和2012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由这一趋势可见,余额管理制度对中国国债规模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债规模的增长。从国债期限结构角度看,在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后,国债期限结构更趋于合理化,短期国债的发行量显著增加,为完善中国国债市场,形成更加健全有效的国债定价机制奠定了基础。在2006年实行余额管理模式以来,国债规模增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中国当前的国债规模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短期国债的发行有所加强,国债品种期限结构的合理化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反映出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的风险也不能忽略。国债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衔接纽带,是中国政府为平衡各地经济发展而进行转移支付的有效政策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国债规模的扩大趋势仍将继续,国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所以,做好防范国债风险、保证债务安全与发挥国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样重要。
对比中美两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可发现其实质具有相同性,即均属于余额上限管理制度,均是由立法部门制定年末国债余额的最高限额,年末国债存量不得超过这一上限。其主要区别在于:其一,美国的债务上限制约的并非全部现在或未来的政府债务,还包括政府的或有和隐性负债;其二,美国的债务上限余额并不像中国只是要求年末的国债余额不能超过上限,而是要求全年的任何时期债务余额均在此限度制约之下。除此之外,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两党制的存在是其债务上限风波产生最直接的原因,两党为其各自的政治利益在债务上限谈判中总是难以达成共识,中国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每年的国债余额上限。
比较起来,中国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施行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现行余额管理制度下的短期国债仍存在期限品种不多样、发行规模占比低;第二,现行余额管理制度中对于发行短期国债的低成本和高风险之间利弊的权衡不足;第三,现行余额管理制度对或有负债的考虑不够;第四,现行余额管理制度无法化解连年积极财政政策引起的“高债务、高通胀”的不良循环。这些均是中国在继续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时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美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对于中国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的一些启示:
其一,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约束国债规模的作用,还导致政府忽视对财政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更加剧了债务危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今天,政府应当汲取美国债务上限风波的教训,在转型过程中注重经济结构的合理性,避免对消费的过度刺激,建立完善的财政收支体系,开源节流,从根源上杜绝国债规模的过分扩张。在财政政策方向的选择上,应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度”,结合经济景气的恢复水平,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避免过度刺激经济给财政造成过大压力。就国债市场而言,中国应当注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完善有效的国债规模管理制度,防范债务危机的产生。
其二,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其国债规模管理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引以为戒。在中国,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同属国务院领导,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够,这很容易造成政府偿债能力出现问题时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来替政府还债,即出现公债的货币化,引起国债规模持续扩张和通货膨胀问题。
其三,美国债务上限制度也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国债规模的非合理性扩张。实证分析显示债务上限的及时调整对美国经济具有正效应。债务上限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的融资能力,暂时消除美债违约的风险,稳定投资者信心,短期来讲能够促进社会投资及消费规模的保持和增长,提振经济的基本面。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中对于或有负债的考量也值得中国政府学习借鉴。
以上是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优点所在,在中国推行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是可以借鉴的。
中国在继续推行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
首先,增加对政府或有和隐性债务的考量。借鉴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中对或有负债考量的经验,中国在制定国债规模余额上限时,立法部门应当增加对政府或有和隐性债务的考量,如国有企业破产及资产改良可能造成的负债,增强政府面临突发事件时的融资能力,防范债务危机的产生。
其次,财政部在制定国债发行计划时,应当充分利用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的发债自由权,促进合理国债期限结构的形成。以内债为主体的中国国债在偿债货币(人民币)的发行权上所受约束较小,所以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对于限制国债规模扩张来讲意义并不太大,相比之下,中国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的意义更多在于使政府具有比国债发行额审批制度下更灵活的公债发行权力,在发行国债时调整国债期限结构,促使其进一步合理化,并注重提高国债息金的使用效益。
再次,设定合理的国债规模余额上限。在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下,政府对国债发行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有所提高,从另一角度来讲,也就是国债发行的约束性和受控程度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国债规模余额上限设置不合理,就可能导致国债规模过大而对企业债券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恶化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问题,阻碍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国债规模余额上限应做到既满足政府正常运转以及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又不能过高而导致对企业债券的挤出效应。对于这一限额的合理把握,则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财政年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多因素衡量确定,对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确定国债规模余额上限的指标体系。
最后,国债余额管理制度赋予了财政部灵活的债券发行自由权,便于财政部门进行国债期限结构的管理,凸显出国债规模管理政策链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纽带作用。中国在推行余额管理制度时,应注重发挥国债管理政策链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纽带作用。
其一,国债规模管理要注意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在发行债券时不仅考虑到政府的融资需要,还要考虑到中央银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使得国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更好地发挥纽带作用,避免出现诸如美国那样的情况,使债务上限制度成为两党政治渔利的筹码。
其二,在国债余额管理制度之下,中短期国债因其偿还期限短,既能迅速满足政府资金需要又不占用年末国债余额的优势而获得政府的垂青,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因此,国债余额管理不仅要考虑到满足政府的融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需要。
此外,还应注重国债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改进国债规模管理制度还应从国债市场本身入手,建立健全国债发行、流通、偿还等一系列环节的法律法规,完善国债规模及国债期限结构的统计工作,及时监督和改进国债发行与偿还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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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9日,日本发生9.0级超级地震的前两天,在同一地区(即仙台外海)发生了一个7.2级的大地震。现在看来,7.2级的只是前震,11日的9.0级的才是主震。
2008年9月15日的世纪金融海啸也已够大了,但要小心,它也可能只是个前震,主震还在后头。
星级债券基金经理被称为债券大王的葛洛斯(Bill Gross)最近罕见地大幅减持了他手中的债券,提高现金比例,要不就是把长债改为短债。
葛洛斯的举动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他倒是毫不保留地以3个问题讲出了他的想法与逻辑:(1)谁买了国库券?(2)谁正在买国库券?(3)谁将来会买国库券?
葛洛斯的3个问题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1)有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股价大跌,跌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怎么办?必须想办法护盘。就是想出办法让股票有人买,不致一路跌下去。(2)谁来买呢?谁来护盘呢?由子公司出面。子公司的钱从哪里来?向银行借。银行凭什么借钱给子公司?由母公司以资产作担保。(3)母公司向银行做担保,银行借钱给子公司,子公司拿钱买母公司的股票,母公司股价就被“暂时”护盘护住了。(4)接下来,就有两种可能:a.母公司趁股价拉高时,偷偷出货,让市场中许多不知情的散户吸货,来个金蝉脱壳;b.另一种可能,是还来不及出货,由子公司借钱护的盘就难以为继了,垮下来了,或者,散户也不上当,不跟进了。这就导致最终清盘下市。
现在,只要把美国比为母公司,债券比为股票,美国财政部比为银行,联储局比为子公司,美国政府以外的买家包括各国政府及法人基金都比为散户,就差不多了。
美国这家公司经营不善,赤字累累,不发债借钱无以度日,发债又怕没人买,因此只好由联储局自己印钞票买财政部发行理的国债了。这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除了自己印钞票来买自己的国债(护盘)之外,更希望“诱使”其他散户跟进,共襄盛举,一同护盘。
于是葛洛斯的三个问题都有了答案:(1)谁买了国债?答案是众多散户(尤其是各国政府);(2)谁正在买?答案是美国联储局,七成的新国债是被联储局买的,因为散户不太愿意跟进了;(3)谁将来会买国债?指的是今后再发行的新国债谁来买?如果愿跟进的散户越来越少,那么只有以提高国债孳息才能产生更大的购买意愿,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持续膨胀的国债泡沫正在接近破灭的临界点。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关键,所谓“散户”(也就是除了美国联储局之外的其他购买者)对美国国债的兴趣与支持,除了看它的孳息外,也关注美元的价值。如果美元持续贬值,再多的孳息也难以产生购买的意愿。
最近美国犹他州众议院通过一项认可金银币成为法定货币的法案。这项法案认可居民可以自由选择用金银币或美元来支付税收及偿还债务。除犹他州,接下来还有12个州将要审议类似的法案。
联储局主席伯南克针对这种回归“金本位”的主张表示,“黄金不是万灵药”,而且他说,全球目前的黄金储量尚不足以有效支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
伯南克为什么不以有关货币发行权归属的宪政问题作为回应呢。事实上,犹他等13个州的提案看似荒诞,却也凸显了一个有关美元信心的深层次危机。美国用尽心机,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来维护美元作为全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如今却因为一再的破坏财政纪律及货币纪律,连美国自己的国民也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了——真是“祸起萧墙之内”矣。
全球债券大泡沫一旦戳破,恐怕就是世纪金融海啸真正的主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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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爆发了三大危机,这就是同时爆发的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
第二,扩大了对海外美国人和美国海外企业的袭击。据《经济日报》驻美记者2003年5月16日报道,星期一深夜利雅得的恐怖主义汽车炸弹,袭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司派驻当地工作人员的住宅区。估计最后的死亡人数将高达100人以上。此次恐怖事件中受打击严重的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国防部的合同企业,在沙特进行与防务相关的商业,标志着基地组织的恐怖打击方向正向美国海外的大型企业转移,是想从最要害处伤害美国,使美驻外机构防不胜防,人人自危,迫使它们采取收缩性战略。从而打击美国的经济,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实力。
第三,美国人陷入没有尽头的恐怖时代。
每当“基地”组织发出警告时,美国政府和国民都惊恐万状,进入临战状态。甚至突然通知英法等国取消飞往美国的航班。
美国官员承认,今日的美国已进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恐怖时代。正如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10月28日载文所说的那样,“随着新的袭击事件增多,美国人开始认识到恐怖时代可能最终像生活在某个没完没了的恐怖电影之中,屏幕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突然冒出死神。就像中情局局长所说的那样,对于美国人来说,不会再有整个国家从恐怖威胁中解脱后的‘宽慰叹息’”。
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认清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美国近几年爆发了主要是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等危机,但它们涉及到经济、道德、法律、文化、政治、人权、军事等各个领域,因而是一场全面性的危机。
这场全面性危机深刻反映了美国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只要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它的独霸全球的霸权主义不变,以上各种危机必然会经常发生或长期存在。
各种危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作用。美国政府主要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争夺全球石油等资源,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带来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繁荣,为军工财团带来滚滚财源,也对经济复苏起了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战争也带来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产业结构失调、失业率居高不下、石油价上涨和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又对经济复苏起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推动了信用危机爆发,信用危机使人心惶恐,又加重了经济复苏的困难。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战争解决安全危机,实际却加重了安全危机。而且又在反恐和保障人民安全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造成了人权危机,验证了一个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本身人民也不可能自由的真理。
第二,揭开了美国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真面目。频曝信用丑闻的美国大公司,大都是实行股份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完全分离、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十分明晰、而且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企业。它们爆发了如此广泛和严重的信用危机,给企业本身和全国人民带来灾难。说明了美国鼓吹的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破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加以重新审视。
第三,美国人权“优越”论的破产。美国一向以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优越向全世界夸耀。每年都发表一份全球人权报告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现在,美国政府在反恐名义下剥夺全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几乎回到“斗篷和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美国人权优越论可以休矣!
第四,应破除“恐美症”。美帝国主义虽然是武装到牙齿的独霸全球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当它对弱小主权国家进行武装侵略时,并不能最终战胜为保卫祖国奋战而武器落后的游击队的反抗而深陷泥潭,也无力有效对付恐怖袭击保护本土与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军事能量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万能和不可战胜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真理。因此,恐美症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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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债务上限危机的背景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借贷。也就是说,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茶党:“税交得够多了”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这批被称作“茶党人”的议员成了国会里面一群特立独行的人。通常来说,议会党团的领袖“管住”本党成员的办法主要有三种:控制委员会成员的分配、为选区进行特别拨款、帮助议员在下届选举募捐。可是,茶党人对传统的权力游戏并不感兴趣,既不在乎到最有权的委员会任职,也反对特别拨款的做法。他们抱着必定要削减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不但与白宫和民主党作对,也与传统的共和党领袖抬杠。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增税,要求增加上限必须伴以大规模削减支出,并且要将平衡预算作为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进入议会立法程序。
在众议院242个共和党人中,有60名茶党党团的成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共和党就失去了多数。因此议长博纳与共和党的其他议会领袖们不能不先在党内进行协调。7月19日,博纳拿出了一个名为“削减、限制、平衡法案”的议案,以234对190在下院通过。只有5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却有9个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这是个茶党人能够基本上接受的法案,提议在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之后再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提案,因为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需要众议院2/3的多数票。因此,法案一到参议院,就被民主党的多数否决了。总统也表示说,即便参院通过这个法案,他也会动用否决权。
民主党:“要增加岁入”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拉锯战
在面临债务封顶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国会中共和民主两党在上调债务的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拉锯战。
6月23日,债务危机中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因为就是否增税的问题谈不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与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凯尔从拜登的谈判桌上甩手扬长而去,使得谈判陷入停顿。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国会的两党和白宫都拿不出一个能够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来。
截止的日子渐渐逼近,国会不能无所作为。为了整合党内的力量,博纳拿出了“削减、限制、平衡法案”,尽管明知道这个法案在参院根本无法通过。有了这样一个法案,共和党内的人在未来修改的法案中站队也有了基础。
众院6月19日通过上述法案,参院在22日表决不让其进入程序之后,奥巴马总统和博纳议长各自走到电视镜头前对人民发表讲话,将无法达成协议的责任怪罪给对方。媒体注意到,过去总统进行全国电视讲话,通常都是在协议产生之后,在那个时刻总统会看起来像是高于党派政治的领袖。而这次讲话却让公众感觉到总统无法解决问题之后在推脱责任。
博纳议长在讲过话之后,回到众院去拿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议案,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债务限制上调仍然分两步走,今年立即上调9000亿,同时削减9170亿的预算。等到明年如果国会能够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之后,再去上调1.6万亿。议案一出台,不仅民主党一致反对,茶党党团的多数成员也坚决反对。直到临近投票的7月29日中午,博纳议长仍然无法获得多数票,只好宣布暂缓表决。
为了不使努力功亏一篑,共和党的领袖们逐个去游说茶党成员,请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议案。这一议案如果通不过,博纳议长将失去与白宫谈判的基础。在傍晚临近表决之前,国会的记者们还看到共和党议会党团负责组织投票的凯文·麦卡锡逐个地到茶党成员的座位上去游说。最后,博纳的法案在29日以218对210的微弱多数通过。有22位茶党成员依旧投下了反对票。
这个好不容易才通过的法案到了参院,当晚就被拒绝了。第二天,众院拒绝了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提出的立即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的法案。不过,这两个法案给了双方以谈判的基础。
两天之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两党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妥协
德国首相俾斯麦有句名言:“立法和做香肠一样,那个过程最好不要看。”经过两个月的对峙后,两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就是这种做香肠式的妥协混合物。
这个协议批准将政府的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能持续至2013年,避免了在2012年选举之前再次出现同样的危机。
在增加债务的同时也必须削减支出,而削减的规模要超过增加的债务上限。在第一步增加9000亿美元之后,美国政府要准备在10年内削减9170亿美元的开支。之后,两党各派出6位议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今年感恩节(11月下旬)之前拿出方案,进一步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以抵消新的债务。届时如果拿不出方案,政府各个部门将会被平均削减开支。
国会将在今年10月至年底之间讨论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多数分析家认为可能性很小),或者特别委员会能找到更多削减预算的办法,国会在有新的需求的前提下将考虑另外增加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至8月2日下午,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这项议案,债务危机这才告一段落。
对于妥协的结果,民主党中的左派与共和党中的右派都表示极度不满意。左派不满议案非但没有给富人增税,反而计划要削减社会福利。下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好几位议员将议案称之为“撒旦的三明治”。而右派则不满削减的数额太少,政府还得以继续大笔借债。众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莱恩表示,这只是削减赤字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却改变了华盛顿流水般花钱的作风。
民主避免动乱
美国这场国债风波,引来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一个堂堂大国,政府竟然在借债这样的问题上不可开交地闹了这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解决了问题,让许多外人看起来简直是笑话。
然而,这场债务危机却反映了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作为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国会代表选民掌握着批准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国债既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当然不能放权而任由行政部门做决定。而最近几年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导致选民对国家财政的前途日渐担忧。抑制政府支出的民众情绪推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翻盘,造成了今日共和党的众议院与民主党的白宫和参议院对峙的局面。
从历史上看,在许多次重要的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以及1789年的法国革命——中,人民抗拒政府无度的税收与开支是大规模社会与政治不安的导火索。而在美国最近的事件中,人民的反抗是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制度有时虽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却是避免大动乱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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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爆发了三大危机,这就是同时爆发的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
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艰难的复苏
(一)此次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
根据全美经济研究局的宣告,美国二战后第10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从2001年3月开始,至11月结束。危机持续了8个月。
美国此次经济危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与以往历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主要由于实物产品生产过剩的起因不同,这次危机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泡沫危机带头引发的。曾经是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繁荣的“火车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在2001年突然泡沫破裂,爆发危机,并对整体经济走向危机起带动作用。
这种泡沫后遗症给后来的经济复苏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在上世纪末对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过度膨胀,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在复苏阶段慢慢消化扩张时期过度投资带来的恶果,因而使复苏过程十分缓慢和艰难。
第二,在加速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危机迅速演变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原本增长缓慢的欧洲迅速陷于危机,已经停滞10年的日本经济又陷于负增长,对美国经济依赖性很强的和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国家,或经济减速或陷于负增长和金融、经济危机。
一向标榜贸易自由、反对贸易壁垒的美国为了向别国转嫁危机,带头在钢铁、农产品等领域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还采取美元贬值政策,造成日元、欧元过快上升,已对该区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反过来也会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刺激经济的金融、财政措施,如连续13次降低利率、国会通过(2001年5月)11年减税1.35万亿美元法案,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旗号下发动战争,连续扩大军费支出,制造军火工业繁荣等。这些措施虽然在减轻美国经济危机强度方面可起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扩大战争带来的风险和猛增军费开支也会从负面阻碍经济复苏。
(二)美国经济复苏难
美国过去历次经济危机后的复苏,大都表现出短期内较快的增长。但此次经济复苏却大不相同。可以用缓慢、曲折、艰难六个字来形容。具体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令测评机构忧心的复苏
美国专管研究和确定经济周期的权威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直到2003年7月17日才宣布美国经济衰退在2001年11月结束,即观望了20个月后才发出衰退结束的判断。据我驻美媒体的观察分析,其主要忧虑有三:一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及持久程度令人担忧。二是企业投资长期不能恢复增长。三是失业率持续攀升并且在复苏期间越来越高。所以该局在全国经济研究报告中宣布衰退结束的同时说明:在认定经济周期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就业市场、个人收入和零售状况等四项指标中,工业生产从2000年6月达到峰值后开始不断下滑,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生产活动指数下降了7.1%,大大超过了过去几次衰退的平均值4.6%;就业市场则在2001年3月达到高峰,此后也越来越不景气,下降幅度与过去衰退时的水平相当;只有个人收入和零售状况在下跌后出现好转迹象。这就是说,该局在宣布衰退结束时指明了:第三第四两项指标是走向复苏的,而第一第二两项指标还在继续衰退中。
(2)低速增长和剧烈波动的复苏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02年第一季度的5%,降至第二季度的1.3%,升至第三季度的4%,再降至第四季度的1.4%;2003年由第一季度的1.4%升至第二季度的3.1%,再升至第三季度的8.2%,又降至第四季度的4%。这样,这两年八个季度美国GDP增长率恰好形成一幅双谷型(即W型)的剧烈波动图。这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与保罗·克鲁格曼在2002年初预测将出现双谷型衰退,在形态上颇相一致,虽然低谷没有跌至负增长,但也一再出现再度滑入衰退边缘的险情(两年间有三个季度GDP增速只在1.3%—1.4%之间)。
(3)失业型复苏
美国过去历次经济衰退后,就业往往在半年内就出现明显改善。但此次出现复苏已有两年余仍未出现实质性改善。
美国宣布衰退停止后的2001年12月失业率反从停止衰退的11月份的5.6%上升到5.8%,2003年5月再升至6.1%,为九年来的最高。6月又升至6.4%。虽然美国商务部宣布2003年第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2%,但失业率7月份仍高达6.2%,9、10两月份均为6%。美国全国实业经济学协会预测,2004年假设GDP增长4.5%,失业率也只会从现在的6%降至5.8%,还高于停止衰退时的5.6%。
衰退结束后失业率不降反升,而且持续这么长,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美国人称之为“失业型复苏”,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复苏。
(4)复苏能否持续前景难料
对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复苏持怀疑态度的,既有民间人士,也有官方人士。
在美国经济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加州大学安德逊学院2003年9月底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在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不论是美国的消费者,还是企业的投资增长,都不具备引领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力量。
纽约的经济决策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艾伦·赛奈2003年10月说,他和其他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经济已进入自我维持的复苏阶段。
2004年1月9日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哈瓦那举行的一个讨论全球问题的年度会议上表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在今年内结束。原因是目前的经济上升是靠军事支出的增加和减税来推动的,而且政府对隐约可见的赤字危险孰视无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3年12月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加快的可能性“近乎是相同的”。2004年1月9日他在国会作证时又说:未来美国经济有持续强劲增长的可能性,但危机同时存在。他还在半年一次的联邦货币报告中说:自2003年7月以来,美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变好。但同时警告说,这种前景可能会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和巨额财政赤字的担忧而无法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将出现自2001年衰退以来最快的增长,尽管一些诸如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迅速上升以及美元汇率波动这样的负面因素可能阻碍经济复苏。世界银行研究全球贸易趋势的小组负责人汉斯·蒂默说,富裕国家挥之不去的结构问题——美国的贸易和预算赤字不断增加,日本银行表现不佳——“可能引发美元破坏性下跌或其他意外的中断投资复苏的信心冲击。如果这些危险成为现实,一切乐观的预测都将泡汤”(美联社纽约2003年12月19日电)。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本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已有13个年头,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处于停滞状态,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后复苏如此艰难而且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长期衰退,这就生动地凸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性,还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新的变化。这给我们理论界提出了研究的新课题。
二、美国资本主义的信用(诚信)危机
(一)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同时爆发了信用危机使全球“标准的信用经济”的桂冠落地
美国公司的信用,一向被资本主义世界公认为最好的。
美国一直自诩拥有全球透明度最高的会计制度和最健全的公司管理制度。《纽约时报》先后载文(2002年6月30日和7月21日)说:“美国市场一直被投资者看作‘安全的港湾’。美国经济被称为标准的信用经济,以其透明度和稳定性受到赞誉。”又说,“工业化世界基本上遵循美国的模式,实际上,美国也坚持让所有其他国家学它的样子”。
但从2001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安然、世界通信等全球一流的大公司财务欺诈丑闻一批接一批地曝光,不仅使美国公司的信用桂冠落地,还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为震惊。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皮特将安然公司倒闭、安达信公司解体和世界通信公司作假与“9·11”恐怖袭击事件共同列为金融市场遭遇的四大危机。
(二)美国信用危机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据美国魏斯评级公司2002年上半年的调查,有多达1/3的美国上市公司可能有篡改盈余报告的问题。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66%的公众认为大公司的负责人在诚实与道德标准上处于“低或非常低”的水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7月3日刊文说:一份新研究发现,事实上,做假账行为可能比很多美国人想象的更普遍。
美国《政企首要情报评论》2002年10月4日刊文说:“银行公布的这些资产负债表——客气一点说——都是假造的……美国整个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那些从事衍生业务的大银行,实际上可能已经破产好几次了。”
信用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是严重的。
第一,摧毁投资者安全投资的信念。一方面,它摧毁了投资者对政府宏观监控的信念。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6月27日刊文所说:“安然公司案摧毁了所谓大型会计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为投资者创造了安全投资场所这一脆弱信念。”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投资者对公司领导层即首席执行官(CEO)的信任。美国《时代》杂志刊文说:“美国人先前诅咒本·拉登的党羽,如今却用同样的字眼诅咒一些企业的CEO。我们仿佛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交到这些CEO手上,至少在经济上如此。区区几个人居然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真是前所未有。”
第二,危及美国经济的一颗毒瘤。美国一些舆论认为,公司做假账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它将可能很快严重侵蚀美国经济肌体,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使经济大厦基石动摇。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文说:美国人目前的不安全感很深,因为一些一直稳定并值得美国人炫耀的基础已经遭到破坏。
由上可见,美国很多人认识到信用危机危害的严重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克·鲁格曼说:“也许数年之后,人们会说是安然公司而不是‘9.11’事件成了美国社会的巨大转折点。”
(三)信用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必然产物
有人认为:美国这些大公司的丑闻,归根到底是用不道德手法来赚钱以谋私利。这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没有?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各种贪污腐败的案件也是不胜枚举的。既然如此,美国大公司的丑闻为什么一定要和资本主义的兴衰连在一起呢?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不符合事实。
第一,生活在美国和西方的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公司丑闻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兴衰连在一起的。例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副主席兰德指出(2003年1月):“美国投资者正陷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信心危机。如不立加矫正,可能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拖垮。”瑞士达沃斯论坛2003年1月年会上“普遍持悲观论调,认为美国一些大公司曝出财会丑闻,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正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美联社达沃斯2003年1月23日电)〖HTK〗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6月27日在《资本主义的病变》一文中说:“安然事件是一个丑闻,但也是资本主义病变的产物。公司管理人员利用这个漏洞将公司变成了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这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但这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腐败,也是这个社会自身机能的腐败。”
第二,为什么腐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信用危机?这种必然性可从三个层面来观察:
一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性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此,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可以不择手段,投机、欺诈、贿赂、盗窃,无所不为。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时,早就作了精辟的描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作上述论述时,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的自由竞争时期,而如今的美国资本主义早已发展到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它的投机性、赌博性、泡沫性越来越强烈。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媒体都对美国资本主义冠以“赌场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等丑名,足见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为人所共见。
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崇尚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实际上不讲求道德,不计较廉耻,无诚信可言。对此,美国和西方一些名人都直言不讳。
贪婪成为社会特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贪婪成为社会特征,没有力量可以克制贪婪,那就会危及建立在投资者参与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商业周刊》2002年6月24日)
市场无道义可言。美国著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说:“市场本身没有道义可言。”(德国《明镜》周刊2002年3月25日访谈录)
自私自利的美国文化。德国施罗德认为,正是自私自利的美国企业文化导致了假账丑闻的发生。在美国,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公司管理层为了使股价不断上升,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使假账丑闻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经济参考报》2002年7月26日)
美国缺乏廉耻文化。意大利前电话公司总裁罗西认为,美国缺乏的是一种廉耻文化。在美国,一位大公司CEO犯了错,却不会被大家看作是贼。这是道义上的癌症。(《经济参考报》2003年1月18日)
三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层面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主宰政治,官商勾结,官商一体。这一特色,在美国尤为突出。这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贪婪欺诈无所顾忌,成为必然爆发信用危机的政治条件。主要表现在:
(1)金钱收买行政和立法机构。美国众议院女议员马西·卡普图尔说:“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是金钱可以收买美国国会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一法律成为导致电信业眼下丑闻的前提。世通公司曾十分卖力为这一法案进行游说。事实上,美国的商业已经收买了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英国《观察家报》2002年6月3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1月24日在《美国的问题是金钱控制政治》一文中说:“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现在已经受企业主的摆布,主要是大公司和金钱利益的摆布,不顾其他集团对政府的合法要求。”
(2)美国政府高官亦官亦商。俄罗斯《独立报》2003年4月2日刊文中说:“美国在本届政府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官员中,一半以上在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直接经济利益。战争实际上就是这些官员发财的金矿。”美联社2002年7月3日电讯说:“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当石油商人时,曾经干过与他现在面对此起彼伏的企业财务丑闻时许诺要清除的那些商业行为相同的事情。”
(3)美国政府做假账无人比得上。美联社2002年7月14日以《在应报账目方面,美国政府无人能及》为题说:“人们在对企业会计丑闻产生种种义愤的同时,忽视了一个政客们不愿承认的事实:美国公司的审计问题与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美国政府——的会计混乱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应增收入、伪造债务、预算外假账——所有这些都出现在政府的账簿上,而且其严重程度是任何大公司都不敢企及的……国会议员给家乡带去道路工程、兵工厂和大学拨款,以此赢得连任竞选,天知道还有什么。”
基于以上三个层面的剖析,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信用危机是必然的,而且会经常出现。
三、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及其遭受恐怖报复造成的安全危机
(一)美国当局回避恐怖袭击的根源问题
美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就发生多起驻外机构人员遭受恐怖袭击事件。但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人民在本土遭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标志着美国开始爆发了全面性的安全危机。
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仇恨美国人,不惜牺牲生命去袭击美国人?对美国进行恐怖袭击的根源何在?美国该不该认真地找找根源?
但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美国当政者不愿也不敢认真面对。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9月22日国际反恐大会上致开幕词时严肃指出:“世界各国领导人,如果打算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入手。”
根据笔者初步研究,认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根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强迫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生活。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二是美国帝国主义一强独大,以全球霸主自居,任意发出军事威胁和发动侵略,践踏别国主权和联合国宪章。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政治方面的原因。
三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殖民地化,使第三世界人民处于贫困屈辱地位。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经济方面的原因。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还在达沃斯论坛闭幕式(2002年1月31日)上针对恐怖主义根源问题指出:“‘9·11’恐怖事件暴露出全球权力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衡。当今的现实是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太多的人则生活在贫困或极度贫困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其中10亿多人丧失了最基本的人类尊严。”可谓一针见血!
(三)美国人安全危机加重的同时又派生出人权危机
与美国对外借反恐为名进行侵略扩张的同时,对内也在反恐和保障安全的口号下,逐渐剥夺了国内人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权。
据俄新社和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02年初,美国布什总统批准了“反恐法”。由此,强调“国民不受政府的不正当干涉及监视”的国民权利也就失去了保障。不久后,美国又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其规模之大有人认为是昔日克格勃和盖世太保做梦都想不到的。
国土安全部有权给每位美国公民设立档案——记载有关个人生活的各种材料。包括个人收支情况和所有出行记录,尤其出国记录。为此,安全部要掌握航空公司、旅行社和饭店的数据库,有权过目所有私人电子邮件;秘密要求网络公司及电话公司提供顾客信息;监听电话交谈不必通过法院批准;住宅可以被偷偷搜查和窃听,家里的东西可以随便被拿走;有关调查人员可以随意对成为他们怀疑对象的市民进行监视。报界批露布什总统秘密授权中情局不通过法院和调查就杀死恐怖活动嫌疑人,这种黑名单从起草、修改到补充全由中情局一手包办,中情局身兼侦探、法官和刽子手数职。
俄新社2003年1月25日对此评论说:“成立国土安全部的真正意图是,对全体美国公民以及外国来宾进行全面监视。这完全违背美国宪法中保护人权与自由的条款。如今美国仿佛又回到了‘斗篷与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美国正在滑向极权主义。而在不久前——卡特政府时期——中情局因制定杀害美国政敌的计划而遭严厉谴责。1981年甚至还通过相关总统法令,禁止‘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实施谋杀。如今,这一切都弃之不用了。”
日本《每日新闻》2002年7月13日评论说:
“批判反恐法的人担心,也许早晚会有一天,反恐法会让本·拉丹比摧毁世贸大楼更兴高采烈,因为反恐法破坏了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和这个‘民主的堡垒’。”
“在美国开始进行独立战争的17年前,富兰克林就警告说:‘为微不足道的暂时安全而放弃本质的自由,那就根本谈不上自由也谈不上安全’。”
我以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而且入木三分。
四、几点启示
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认清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美国近几年爆发了主要是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等危机,但它们涉及到经济、道德、法律、文化、政治、人权、军事等各个领域,因而是一场全面性的危机。
这场全面性危机深刻反映了美国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只要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它的独霸全球的霸权主义不变,以上各种危机必然会经常发生或长期存在。
各种危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作用。美国政府主要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争夺全球石油等资源,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带来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繁荣,为军工财团带来滚滚财源,也对经济复苏起了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战争也带来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产业结构失调、失业率居高不下、石油价上涨和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又对经济复苏起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推动了信用危机爆发,信用危机使人心惶恐,又加重了经济复苏的困难。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战争解决安全危机,实际却加重了安全危机。而且又在反恐和保障人民安全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造成了人权危机,验证了一个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本身人民也不可能自由的真理。
第二,揭开了美国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真面目。频曝信用丑闻的美国大公司,大都是实行股份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完全分离、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十分明晰、而且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企业。它们爆发了如此广泛和严重的信用危机,给企业本身和全国人民带来灾难。说明了美国鼓吹的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破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加以重新审视。
第三,美国人权“优越”论的破产。美国一向以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优越向全世界夸耀。每年都发表一份全球人权报告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现在,美国政府在反恐名义下剥夺全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几乎回到“斗篷和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美国人权优越论可以休矣!
第四,应破除“恐美症”。美帝国主义虽然是武装到牙齿的独霸全球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当它对弱小主权国家进行武装侵略时,并不能最终战胜为保卫祖国奋战而武器落后的游击队的反抗而深陷泥潭,也无力有效对付恐怖袭击保护本土与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军事能量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万能和不可战胜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真理。因此,恐美症是没有根据的。
200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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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海啸如狂风暴雨般席卷全世界,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及成因简介
此次金融危机最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后愈演愈烈,在金融领域迅速从局部扩散到全球,演变成为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深度蔓延与渗透,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此次金融危机产生并在全球迅速传导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过度”:一是美国市场经济的过度自由放任。表现在美国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的理性,执迷于“看不见的手”调剂经济的能力,美国消费者对经济的预期过于乐观、消费观念过于超前。二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过度投机性,特别是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原油期货等领域的过度投机背离了生产要素“价值决定价格”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引发大量泡沫经济。三是各国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于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出口需求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内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而美国的高消费、超前消费与举债消费对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拉动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一方面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体系即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一性对这些经济体构成潜在威胁,一旦美国经济出现危机、美元贬值就会迅速使潜在威胁由隐性变为显性。世界经济这一特征在全球股市上可以鲜明佐证:华尔街打个“喷嚏”,全球股市就会“感冒”。
二、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简析
(一)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首先使发达经济体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导致主要金融机构崩溃、股票市场狂泄、信贷冻结,紧接着传导至实体经济,对全球房地产、股市、制造业、世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急剧下滑:
1、发达国家生产总值2009年预计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预期从2008年的5.9%放缓至2009年4.6%;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2008年2.5%下降至0.4%~1%。
2、初级商品价格起伏动荡、暴涨暴跌。
3、世界贸易总量下降,2009年预计将缩减10%。
4、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
5、世界人均收入下降。
(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下降。自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幅开始低于两位数,驶入本轮经济周期下行区间。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蔓延,2009年首季GDP增速更是快速回落至6.1%,增幅比同期低4.5个百分点,为近二十年来新低。2009年全年预期为7.5%,比十五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要低2-3个百分点。
2、工业增速明显回落。金融危机扩散到实体经济后,工业经济遭受最直接、最严厉的冲击。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2009年2-5月按月分别为11.0%、8.3%、7.3%、8.9%,1-5月累计增长6.3%,增幅比同期低整10个百分点。
3、出口明显减弱。海关总署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出口以两位数的速度负增长,分月看,1到5月分别为-17.5%、-25.7%、-17.2%、-22.6%、-26.4%,1-5月累计为-21.8%,而去年1-5月累计为22.8%,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之深不言而喻。
4、国内部分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效益下滑。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贸易处于本轮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由此传导至其上游各相关行业,重点是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致使部分重点行业景气持续快速下行、相关企业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明显下滑甚至不堪其重、步履维艰。
(三)对煤炭行业的冲击
由于金融危机对钢铁、电力、化工、建材四大主要用煤行业的深刻影响,给煤炭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表现在:国民经济下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包括煤炭及其延伸产业如煤化工在内的能源总体需求低迷,煤炭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由相对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库存总体上升,价格深幅下跌,回款十分困难。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煤炭经济发展应着重处理好以下三方面关系
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处于国民经济重要位置的煤炭经济,应有清醒认识,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考量,以科学发展观来审时度势、统筹处理方方面面关系。
(一)煤炭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关系
本轮金融危机前,我国煤炭行业经济经历了持续近五年的高涨周期,此期间煤炭经济发展处于各行业前列,投资扩张十分迅猛,年均投资增长在30%-40%,今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仍增长36.6%;大量煤炭产能在这五年里陆续释放,年均增长2亿多吨,2008年全国煤炭产量达27.93亿吨。目前在建和规划建设的6亿吨左右煤炭产能,将在近三年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如此,在“十二五”初煤炭产量即达到2020年我国煤炭需求量35亿吨的预测值,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下已经初露端倪,今后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从当前与长远考虑,本文认为:对于煤炭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前提应是建立在良好而坚实的“生存”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之上,盲目的产能扩张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煤炭属于“不可再生”的紧缺资源,始终应遵循“有序开采、适度增量、节约利用”的原则,确定科学经济的煤炭产能,必要时采取“限产压小”措施改善因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低迷、销售不旺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目前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二)煤炭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外部市场、技术成熟度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煤炭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给包括煤炭在内的能源行业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同时给煤炭深加工与转化、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酝酿了新的机遇。近年来,煤炭行业正是基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要求与市场形势,加速煤炭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煤化工成了煤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头戏。但目前我国煤化工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更加凸现,一是部分煤化工初级产品产能过剩与市场需求不足,截止2008年底,甲醇产能已突破2000万吨/年,产量为1100万吨,开工率仅50%左右,二甲醚产能490万吨/年,产量为147万吨,开工率30%;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煤化工项目投资呈过热趋势,不少煤炭企业争相发展煤化工,且产品结构雷同,对产品未来市场需求状况缺乏科学精细的可行性分析;三是煤化工产业中仍有诸多关键性技术不成熟,从研发到应用、形成一定规模产能尚需时日。针对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更加广阔、长远的视觉统筹考虑、精心谋划,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为抓手科学安排煤炭产业链延伸与优化的路子。
(三)煤炭行业与下游行业的关系
煤炭行业作为基础性能源与化工原料行业,与国民经济各行业唇齿相依、共存共荣。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主要用煤行业景气下行、效益下滑,给煤炭行业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带来深刻影响。2008年9月以来,煤炭需求增长乏力,价格深幅下跌,煤炭企业再现销售难、回款难、现汇少、资金链不通畅的窘境。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不断渗透,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能独善其身。在此情形下,煤炭企业应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与下游行业的合作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营销策略,与长期客户结成战略同盟,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各方在产品购销、价格争议、货款结算等方面均应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实现共赢。
1发展循环经济
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要保持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必须在生产煤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利用资源,做到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向,循环经济是一种倡导资源、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强调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综合有效利用以及废弃资源的资源型转化,推崇“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原则。煤炭企业是我国资源型企业的代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高度开采,高度浪费,低度利用”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也更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约着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就成为煤炭企业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2精心经营严格管理
首先是对产品品牌要正确的认识。品牌是一项高额的、长期的战略投资,没有一系列优质的产品长期被消费者享用和市场检验,品牌形象根本无从树立,也无法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品牌就是效益,在煤炭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树立良好品牌,坚持强化煤质管理,严把煤炭质量关,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另外通过成本管理增加企业的利润。降低成本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单纯以成本的高低为标准容易形成误区。成本的变动往往与诸方面的因素相关联,成本管理不能仅仅只着眼于成本本身,而要利用成本、质量、价格、销量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企业为维系质量、调整价格、扩大市场份额等对成本的需要,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3利用国家政策
我国政府公布的今后两年总额为4万亿元的投资,按照1∶3的乘数效应,可以带动全社会总额约12万亿元的投资,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将起巨大的作用。另外,从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中可以看出,有六项措施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内需的启动,也将增加城乡居民对电力、汽车、家用电器、住房的消费需求,这也与电力、钢铁和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相关,内需的稳定增长,会使煤炭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是积极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4万亿的政府投资以及带动的全社会12万亿的总投资,将大大减缓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的措施,将扭转目前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增速快速下滑的趋势,使煤炭产业链下游行业保持平稳的增长,使煤炭行业也保持平稳增长,从而恢复煤炭行业较高的景气度。《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我国能源战略的指导方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能源开发之路,必须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汽油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也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煤炭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会出现一段时期内低谷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仍要坚持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开发战略是不改变的,那么煤炭行业回暖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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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给欧洲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欧债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
一、欧州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的主权评级,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显现。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仅仅是希腊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一些波折,更认为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国内的赤字,将调降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至此,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洲都开始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即使像比利时这样的外界认为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被发出预警,称其在未来三年中的赤字将会居高难下。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强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时,在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汇率大幅下跌。随着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降低,欧洲股市遭受重挫,整个欧元区跌入了成立以来的冰点。对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0年5月10日凌晨,达成了建立一个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识,以构建新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危机更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这些努力与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标普公司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大利高筑的债台令市场感到担忧,该国负债达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20%。这使得意大利想要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结束之前,意大利有将近380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进行展期。至此,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元区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欧洲经济版图内,西欧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欧各国。在欧盟扩容之初,其设想是期望把东欧作为新兴经济体而让其发挥作用:一方面为西欧的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向西欧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事实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普遍选择的是加速提高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对盟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制度方面,在2002年欧元代替了12个欧盟国家的货币,并作为唯一货币通行进而形成欧元区后,其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定,也为这次欧债危机留下了隐患。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一体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体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的框架,让众多的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如金融海啸),很难灵活的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能够对危机有应急作用的货币政策。例如,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不仅不能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贸易振兴经济,在国内也不能增发货币以此来减少政府的债务。加之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对《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财政的约束性条款,几乎置若罔闻,等闲视之,致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欧元区经济制度的设定,已经非常不利于欧元区内各国采用灵活的政策办法与措施,来调控指导经济的发展,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更加剧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统一的欧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以维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便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僵化,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ECB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远远不及美国(图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调整情况),甚至对比欧盟内的瑞士、挪威、英国、瑞典,注入流动性也显得相对不足(图2)。从财政方面来说,其财政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意味着ECB不可能允许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缓解各国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愈不发达国家愈难以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降低债务占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越高,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其借债的利息成本越高,这就更加提高了债务偿还和展期的难度。这些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前提。
(二)近年来欧元逐渐大幅升值,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因
1999年欧元作为通行于世界的货币开始了流通的历程。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之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与欧元诞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还多。欧元币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受到投资人非理性的追捧,这就造成欧元区各国政府相应的举债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粉饰掩盖其真实的财政状况,为希腊政府举债铺就便利通道。这就更加促使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滥性举债。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欧元又大幅贬值。其兑美元的比价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为近四年来的最低点(见图3)。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举债过度的国家难以持续借债以延缓危机。
(三)欧洲银行业超越自身能力进行信贷扩张,从而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最明显的指标是欧洲银行业的杠杆乘数(即总资产与核心资本之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银行(见图4)。尽管欧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受测的欧洲银行中,只有7家未能达标。但由于欧盟在此次测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未将至关重要的GIIPS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列入测试内容,而其最低核心资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设定也远远低于全球银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场对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蔓延的担忧。
(四)近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使得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活力
欧元区各国政府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的低增长与高失业。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就远低于美国,而失业率指标远高于美国。这就像一个人借了大量的债务,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债务,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欧州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直接地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直接涉及到欧元区的金融行业:一方面,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债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担保,因而主权信用降级损害了市场对欧洲银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国家的借款成本因财政困难而攀升。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欧洲银行间市场风险上升。这两项因素都抬高了欧洲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场对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的疑虑,因为欧元区内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公共债务的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自我终止,即使是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信用资产的CDS报价目前也居于高位。这就导致了欧洲金融行业面临着比较高的系统风险,而且一旦金融行业风险加剧,购买了大量欧元区国债的美国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欧州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了欧洲的金融行业,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通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risk-free)的标准收益率参考。所以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国内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市场,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信用评级也大幅下调,致使其融资成本极大的提高,进而推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使其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戕害。处于欧债危机中的各国政府财政恶化,迫使其融资需求大幅提高,极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非政府掌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间接地抑制民间投资,阻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欧债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15%以上,这种情形已经抑制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正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现在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的拖累,其对欧洲的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贸易额持续走低。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大为放缓。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给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一些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深陷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63亿美元,约为其核心资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24亿美元,占其核心资本的比重高达69%。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的担忧,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的联想。事实上,自2011年四月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与蔓延,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出现宽幅波动,并结束了近一年来的上涨行情,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10%以上。这预示着欧债危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经济。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未全部展现,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恐慌与忧虑,势必给投资人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消极与负面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通过金融渠道还是贸易渠道,欧债危机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阻碍。因为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与发展,如果危机进一步传导,那么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就会引发深层次的危机,其债务风险的敞口可能会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债务违约,将可能出现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遭受损失进而连环套似地违约,甚至破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困难。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欧元区的复苏会相当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这就要求我国在储备货币多元化方面必须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欧元的持续走弱,欧洲各国对外需求下降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扭转,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总之,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欧债危机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努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较为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在健康顺畅的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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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金融危机下防范商业银行会计风险的措施
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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