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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是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之一,也称为“打倒军阀,除列强”。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分析打倒军阀语境下的唐继尧之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7 年的年中,为北伐战争凯歌行进的时刻,为中国历史上打倒军阀声浪最高的时刻,①也是统治中国达16 年之久的北洋军阀行将崩溃的时刻,传来了军阀唐继尧死亡的消息。唐继尧( 1883—1927 年) ,又名荣昌,字蓂赓,别号东大陆主人,云南会泽人,系民国早期云南最重要的统治者,也是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称雄数十年的滇系军阀的创建人。本文侧重利用当时刊物的时论,还原那个时代的语境,以给我们考察在那样一个代际更替的关键时间点,如此一位具有标志意义的人物离世,他是如何被世人所迅速“淡忘”,中国近代第一代军阀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提供别样视角。
唐继尧去世的消息于1927 年5 月下旬突然爆出,最初的信息比较模糊混乱。去世日期就有两种说法。《国闻周报》报道他于5 月22 日死亡。① 《真光》杂志说他于22 日下午死去。② 《东方杂志》说唐继尧的死期则比上述报道的晚一天,即5 月23 日。③ 而《兴华》杂志则有相互矛盾的报道,最初的通报是“二十三日晚子时逝世”,精确到时辰,④似乎可信度较高。但稍后文稿又出现另一种说法: “目下唐氏果于五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二时病故省寓。故一时唐宅方面车水马龙,殆不减昔日之盛云。逮至二十四日上午六时,当局所派代表马君少波业已到达唐宅,会同举行大殓,即时鸣放礼炮三十六响。逮殓毕后,记者闻诸友人,唐氏所用棺木实为李佐青家内为其太翁所备用者。至是,乃以四万二千元让与唐氏。故大殓时情状,尚为丰盛。讵唐逝世后,外边又复迭传其长子唐筱蓂亦有病笃之说。真异事也! ”将唐继尧故去的具体时间由23 日晚上挪移到了当日中午。但该文转笔引用“云南又一通信”,说是唐氏“竟于五月二十二日逝世”,还详细说明,“至五月廿二日下午十二时,唐已血枯脉断,与世长辞,死后人心称快。惟讣音尚秘而不宣,……现唐宅正雇缝工卅余人赶制细软衣服四十余套。殉葬棺木亦系赶制特种者。念五日入殓。一面电催继虞回省主丧云”。⑤ 当时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秘而不宣,更添神秘。对唐氏死期,谢本书先生根据唐继尧的四妹唐芸鹰提供的材料,认为是1927 年5 月23 日。⑥ 笔者认可此说法。可作为佐证的是当时官方的说辞,“滇省务委员会电政治分会转滇代表张西林、李子璀,称唐继尧……中西医无效,二十三日晚子时逝世,除设治丧事务所外,特电奉闻”。⑦ 除了将上述报道中关于唐继尧死亡的具体时间由中午改成晚上之外,明确指陈是23 日。
唐继尧死时年仅44 岁,正值壮年,死因一时也成了谜,变得扑朔迷离。当时有报道认为他是被人所杀: “世人终为唐危以为不速出,必死于反对者之手。果也。突于二十二日为人狙击死焉,至二十七日始发丧。死况迄不明了。”⑧但当时多数言者还是认为死于自身原因,对此又有两种说法,一是精神方面,有的说,“惟自顾品珍失败,二次返滇之后,精神大不如前”。⑨ 这是指民国十年( 1921 年) 唐继尧“为顾品珍所逐,出居香港年余,又回滇利用匪首吴学显辈以杀顾”的周折。?瑏瑠此乃唐继尧第一次下台。继后,尽管唐氏复权再起,也是苟延残喘,未几,终于彻底失势。还有的说:“报纸等时有种种刺耳的骂声。羞愤惶愧,交迫一身,因此就寂寂灭灭的死了! ”?瑏瑡这是讲舆论指责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另有的说,“今受各方刺激,忧郁怔忡,日必吐血数合,身体日萎”,竟至于死。?瑏瑢这是归于综合因素的刺激。更有的说,“近月唐氏不进饮食,且常吐血,神明内疚,回思往事,悲愤凄怆,神经错乱,前此被唐氏所害之庾思旸、罗佩金、何干臣、欧阴沂等鬼魂常出没于唐侧,家人不敢亲近,如此胡缠至五月廿二日下午十二时,唐已血枯脉断”。?瑏瑣其说生动,却归于鬼魂。唐继尧害人无数,上列的几人是有些声名者,萦绕唐的心际,自然影响他的情绪。二是肉体方面的原因,来自云南省务委员会方面报告“称唐继尧胃病复发,饮食锐减,中西医无效”。① 即唐继尧死于胃病。还有些人追溯其病因,“唐生平喜吃生鸡卵,每次多至二三十枚,少亦七八枚,始果馋吻。此留东时养成之习惯。一日同学邀宴酒家,御东洋料理,生鱼一事,为唐所不喜,而席间多此物,唐中席遁去,座中人未之觉。有顷,忽睹其施施从外来,以铜盆帽盛鸡卵数十,既就座,且吃且笑,状至乐,顷刻即尽,一座皆惊。后卒坐是得胃疾,始稍加节制”。② 半是戏谑,半是典故,也道明了某些实情———长期饮食不加节制,暴饮暴食。也有人将其犯病与时局相联系,称唐在二六政变后被赶下台,新政府准备检查唐继尧治滇时期的账目,得讯时,“唐氏正在私宅吃面。一见此案,悲感交集,即刻将面吐出,并继之以血,从此卧床不起”。③
唐继尧的死因,除精神遭受打击和疾病以外,有些刊物刨根问底,探遗搜秘,寻出某些“社会原因”。如《青白》杂志刊文列举4 条: “据说他的死,原因是为了四种: 1、省政务会议要他清算历年的账目。2、心腹军队被解散。3、台湾银行停业,唐之存款千余万元无着。4、民众怨毒。”④《兴华》杂志对此论述更为详尽,“推究死因,不外下列诸点”: 财务不清,云南省议会试图清算过往账目,引起唐氏忧虑。复辟失利,“唐氏近卫军尚有数团在省,久欲反动,趁四月二十日云南省党部选举临时执委时,第一团蔡祖德部勾结他团起事,被龙氏侦知,驰赴北较场,伪为召集蔡部官兵训话,命所部围缴枪械。唐氏闻之,愈觉孤立,权势日削,吐血愈多,身体面容大非昔比”; 二六兵变后,唐继尧被剥夺实权,唐亲信部属试图起事重新恢复其权力,被龙云挫败。舆论攻击,“滇政革后,公团言论大为自由,对于唐氏过去之恶迹屡致不满,大肆攻讦,其口号有打倒唐贼继尧等最刺目之标语。愈令唐氏难堪。有此数因,以一世称雄之联帅受此议评,其狂必矣”。⑤
其实,唐氏已驾鹤西去,外界传说其死期早一天或晚一日并无意义,死于何种病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死讯背后潜在的社情。说明时人对于死者不甚关心,连其确切的死期和死因都搞不清楚( 也无意弄清楚) 。对于唐继尧的死,实际上,当时报道的刊物不多,笔者初步检索当时全国公开发行的杂志,结果是,对这位此前赫赫声名的“东大陆主人”的死讯的报道,只有上列很少的刊物。寥寥几份报道其事的刊物对情况又多有不明,人们也没有多大兴致去查证其死亡的具体情形。《真光》杂志以“杂讯”形式刊登唐继尧的死讯,仅短短一行字: “唐继尧于五月廿二日下午逝世,所用棺木值四万两千元。”可谓“惜墨如金”,落笔还在棺木的时价上,逝主的死讯仿佛还没有其棺木价格的新闻价值高。该刊同时还刊发了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和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死讯,文字都要比唐继尧的死讯多出不少。⑥ 须知,唐继尧曾是辛亥云南重九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民国初年曾任贵州和云南都督,是护国运动的领导人和肇庆军务院的抚军长,为称雄一时的人物。但时至今日,在编者的眼光中和读者的心目中,这位过去的“西南王”并不比那两位中外文化人重要。
唐继尧之死,当局高层反应漠然,看不到云南地方当局的讣告公示,未见来自北京、武汉、南京、广州政权的表态刊布,甚至不见出自大小党派政团的慰问唁电,就连唐继尧曾长期管辖的贵州也看不到官方表态,基层民间也反应冷淡。从客观上来说,云南地处边远,与内地信息交流比较滞塞,“盖滇省僻处边陲,交通阻隔。……且消息不通,于外间形势每多隔阂”。⑦ 同时,1927 年的年中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太多了,此时的大事变有二:
一是北伐战争接近尾声,统治中国达16 年之久的北洋军阀行将土崩瓦解; 二是国共分裂,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政权对中共党人进行大屠杀,接着发生了马日事变、宁汉分裂等。以《东方杂志》为分析样本,此系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所发布的国内外信息量颇大,但该刊对唐继尧之死迟迟没有发表消息和评论。只是于1927 年7 月25 日( 唐死后两个月) ,在该刊《时事日志》栏目中刊出包含唐继尧死亡的短短两行字的简讯,“云南省务委员会总裁唐继尧病殁。胡若愚、龙云与广州方面接洽合作,唐继虞等之恢复权力运动失败”。可见其后事的寂寞! 而在该刊同卷号《时事日志》前后日所载的较重要信息有,7 月22日: 李宗仁所部占领临淮关及蚌埠; 张宗昌部败走徐州; 滇军范石生部电南京蒋介石愿意归附; 日本渔船60 艘侵入山东领海;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委员; 日本军舰两艘从上海驶往汉口,遭到两岸的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部的枪击,日舰予以还击直至两岸中国军队停火。23日: 甘肃地震,损失惨重; 唐生智部击退奉军至沙河北岸; 中国与比利时代表商谈中方收回比国在天津租界问题; 何应钦部击败孙传芳部,占领扬州; 广州特别委员会结束,选举李济深为改组后的政治分会主席; 湖南共产党人在长沙起事失败; 蒋介石表示将下令镇压武汉共产党。① 与上面引述的任何一条消息相比,权势不再的唐继尧的死,在世人眼光中的“重要性”显然要相形见绌。故《东方杂志》只报道了其死讯,而没有专门文字评论,编辑没有兴致,读者对此也不会有大的兴味。真是应了《青白》杂志的评说: “从前煊赫不可一世的唐蓂帅,现在是无声无臭的死了! ”②此时的传主唐继尧的死已经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唐继尧已经是一个淡出历史舞台的人物。斯时,人们将军阀比拟老虎,消除军阀的民谣在坊间传唱。以此而论,唐继尧已经是一只“死老虎”。
就当时有限的时论报道来看,对唐继尧的评价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政治层面,各种刊物的时评无不异口同声将唐归入军阀之列。1917 年8 月李大钊引进提出“军阀”这一名词概念后,蔚成中国社会的流行术语。③ 北伐时期,“打倒军阀”更成为动员革命的主要口号,成为革命战争的主要目标,国民党发布的《北伐宣言》宣布: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
④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示: “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统治及其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中国一切财政工业及交通机关。而肃清帝国主义所用以统治中国之工具———军阀官僚势力。”⑤而唐继尧在政治上被定性为偏居一隅的军阀,即与掌控中央的北洋军阀名目差异、本质相类的西南地方军阀,“要之唐居偏远,且不能保,益征军阀在今日诚届末日。”⑥一叶知秋,将唐继尧的死作为中国军阀末日来临的标志。更可悲的是,唐继尧不但被认为是旧军阀中的一分子,而且是一个迹近下台、了无实权的旧军阀,“云南唐继尧掌握云南政权最久,此间正月革命后,各军虽推戴唐氏为总裁。……滇政改新,胡、龙各将领以唐为西南重要人物,不欲令其如此下台,一面成全自己忠忱之名,故于改组省务委员会时推唐为总裁,……故唐在初屡欲下野而不得。”
①唐继尧不但品尝失权的痛楚,这对大权在握十数年者是难以忍受的; 而且,还要做前部下的傀儡,成预备替罪羊。署名“越”的作者发表文章,更是将唐继尧的死与诸多旧派军阀的覆灭相联系,“此外还有一位鼎鼎大名自比关、岳的吴玉帅,最近也因为四面楚歌,无计可施,逃进嵩山去做了和尚,寂寂灭灭的居然也和唐蓂帅差不多了。这两个军阀的下场,倒很是张作霖、孙传芳等前车之鉴,———或者张、孙等还不及他们。军阀、军阀! 真真何苦做军阀呢?”②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均是当时北洋军阀中的鼎足人物,在作者看来,北洋军阀与唐继尧、陆荣廷等为代表的西南军阀差不多是同时代的“旧人”,此时,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北伐军所向披靡,北洋军节节败退,唐继尧的死预示着残余旧派军阀已来日无多。
人事层面,时评认为,唐继尧腹有诗书,③胸怀大志,野心勃勃,但既被定性为军阀,则军阀所通有的人格缺陷亦难或免。其刚愎自用,为人骄横,目空一切,为非作歹,对部下不体谅宽厚,喜怒无常,“性御下猛,其以事获罪者,必传见。果一见怒骂,则斯人庆更生矣; 若气和而辞下,部下必请辞。略一旋踵,唐手一挥,枪自衣袋出,即血溅五步矣”。
④ 唐继尧统治后期,先是顾品珍的反叛,再有龙云等的兵变,除了时势使然外,也因唐继尧不能与部属和衷共济。更重要的是,唐在人脉上拥兵自重、自成一体,所作所为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所辖部属具有很强的私属性,与外界具有很强的离心力,不以国事为重,而以自身、家族和小集团利益为重,故以“滇系”军阀名目。突出表现在与民国初年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孙中山派的关系调处上。唐继尧政治活动的前期与孙中山派有过良好合作( 如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时期) ,但在后期,则以矛盾冲突为主,唐氏集团对革命党人主要是利用,以自身利益和集团利益为依归。
即以孙中山逝世前后的几年情景来看,双方的离异倾向愈益加重。“唐与中山之感情,自唐再度返滇,隔阂甚深。数年以来,中山奋身革命事业,再赴再起,唐未尝有所助力也”⑤。非但没有助力,而且屡屡形成阻力,“且中山所部范石生辈与唐仇怨颇深,几处敌对地位。历来西南团体之未能发展,北伐之未能成功,陈炯明之叛变为致命伤。唐继尧之不能随孙以合作,要亦不失为一因”⑥。在陈炯明反叛孙中山后,唐继尧更多地倾向于陈炯明,与“陈炯明且日日标榜联治,与陈炯明相提携”,明里暗里地反对孙中山,乃至公开表示拥护北京段祺瑞政府,“况段氏就职之前,唐曾有函电拥护执政府”。
⑦ 在曹锟贿选事起时,举国哗然,讨贼之声遍于四方,孙中山等为了联合唐继尧,又加上“斯时西南有识之士憬然于非团结之不足以图强,因有孔庚、但懋辛辈奔走滇粤之间,联结孙、唐感情,是时以孔、但之献议,以副元帅畀唐,中山且有正式电文,请唐就职”。唐在表面上也故作姿态,慨然表示要编成十军,“大张会师武汉之帜。不意日日言出师而迄曹锟之倒,滇省未有一兵一卒之助”,唐继尧也迟迟不就任副帅。⑧ 甚至在反对贿选时,“唐氏一面通电声讨,一面则唐氏运动副座之声遍于京沪”。而在曹锟贿选失败后,唐继尧的副元帅名头本因讨伐曹锟而来,“则讨贼告成,名义已无存在余地”。但在“中山抱病京都之际,即有唐继尧将继任国民党之传言”。甚而至于,孙中山刚刚辞世,唐继尧却“于三月十八日就副元帅之职”。
① 原来一直不走马上任,却在此时宣布就任,其中的野心毕露,“意味殊可寻释”,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唐氏虽标榜“联省自治”,实际上是在谋“并省独治”,意在滇系军阀的势力扩张。② 唐本身缺乏主义,并无信仰,多怀私利,只顾权势。根柢上说,唐继尧此类旧军人集团与孙中山革命党人有着本质区别,他们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成为同路人,但终究难以长期合作。唐继尧不是个案,而是清末民初一大批在清朝供职又参与推翻清朝的职业军人的普遍行状。无论他们是北洋军阀还是西南军阀,大抵如此。
经济层面,贪污纳贿,营私舞弊,利用政权对民资施行超经济掠夺、获取暴利也是军阀在经济上的常见行径。时评指出,唐继尧及其家族大肆搜刮,竭泽民间,事关民生,牵扯面广,一人肥而万民瘦,一家富而千家穷。当时的《银行月刊》揭露唐继尧操纵金融巧取豪夺,“云南金融自唐继尧历年搜括现金后市面流通只有钞票,但商务贸易则以购货外国,非有现金不可。而省内又复缺乏现金,其汇率遂因之提高。如滇票五元汇至香港、安南诸地只得二元,即滇票在本省名义上为一元,实则不及半元之数也”。
③ 因为云南与多国相邻,中外贸易往来频繁,所受汇率影响也较重,“盖在他省汇率之高低,尚无重大影响于民生。而云南则反是也”。造成“滇人直接间接受汇兑之苦痛者,殆难以数计”。唐继尧政权还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勾结,以为后援,使得“市面忽起恐慌,法纸骤涨,每百元须二百六七十元,港水亦升至二百四五十元,其原因则以政局变更之故”。
④ 作为一个地方军阀政权,以军事为立身之本,以军队为最大本钱,牟利的很大部分用于养军,“如前时唐继尧之购买外国军火,其损失于汇率者为数甚巨。……再来年本省货价之涨跌,恒视人心为转移,尤与汇兑行市有密切关系。若汇市低落,则货亦决难稳定。如去年金融会议后商界贪汇市之低落,争于购囤,致物积不能售,价格跌落,商店受损甚巨云”。故舆论呼吁“于数年来人民最感痛苦之汇水问题自尤当注意,盖汇兑率之变动,不但于人民于商业大有影响,而于政府当局亦有密切关系”。
⑤在唐继尧去世前,又赶上“台湾银行停业,唐氏所吸滇人脂膏,日币一千七百五十万,不无影响。又使唐氏受一大打击”。
⑥ 苦心孤诣攫取储藏的利益有可能受损,自然加重了唐的忧虑。再加上二六政变后,龙云等之所以保留唐的虚名,推举唐为省务委员会总裁,一是考虑到唐过去的地位和“留彼一面子”;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俟正式政府成立清算财政时不致负责无人”,担心唐卷取款项,一溜了之,故以虚名羁绊留人。
⑦ 随即,云南省议会通过“在三月内有清算唐氏逐顾回滇历年来之全省收支案”,大致算来,数目惊人,“计无名目报销者约在九千万,被唐氏分存外国银行。由省议会咨请省务委员会办理,省务委员会又议决呈请总裁核办”,这给唐继尧提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此前是监守自盗,当下却要自查自纠,将吞下去的钱财再吐出来。唐氏“从此卧床不起。此案搁置至今”。唐氏死后,仍有人提醒当局对唐继尧“所吮民脂,有谓需急速清回,免为外人吞没,甚属不值”。
①时论从政治倒退、人事独裁、经济贪腐诸面为唐继尧绘像,这也是时人对军阀的一般印象,凡位列军阀者,难逃这些面相。但回顾既往,也有时论对唐氏一生略加肯定者,大致说来,集中在几个时段,首先是辛亥重九起义,再是“唐于二次革命有殊勋”,特别是癸丑护国之役,“辅松坡成大业,军书旁午,尝彻夜无眠,倦极则合目片刻即能治事如常”。
② 即或是对唐继尧下台后的评价,也有来自中立者的信息,以旁观角度,言论略显中允,“滇省自唐继尧出缺后,群雄争长,兵戈相见,迄无宁日,政局变幻已非一次,同时土匪蜂起,势甚猖獗,民受其害,不堪言状。”
③乱局毕竟对民生有大影响,民众是直接受害者,在论者看来反倒不如唐继尧统治时期来得平静安宁。这或许是着眼于暂时的处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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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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