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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教学: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能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所学东西。学习为了什么?开阔思维,学而致用,提升境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高效课堂教学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中历史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缩影,我们可以通过对高中历史的学习了解历史大事件,历史课堂是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反思历史问题的课堂。但是,就现在看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了效率的提高。
首先,课堂乏味无趣,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太多。历史便是事实,在许多学生的想象中,那就是死记硬背能解决的事儿,对历史课完全没有兴趣,课上也无精打采,整堂课程下来没有一点收获,老师也会被这样的氛围影响,上课也没有激情和心思,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直至跌至冰点。整个高中历史教学就等于形同虚设,没有实现教育部开设课堂的目的。
其次,历史课本文字居多,不利于学生联想。不管是新课改还是老教材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几乎都是一大段的文字描述,学生们会更加觉得学习历史就和背书是一样的,在追求个性化的年轻人看来这就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没有必要花费一大把时间去背一些对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利益的课文。就算是学也是比较被动的,没有把自己融入到整个历史中。这就是全文字课本给学生带来的直观感受。
具体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表现,本文就略举一二,针对新课改的高中历史高效教学课堂,我们应该采取很多的方法来改善这样的情况,接下来就来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建议。
在以往的教学模式中,课堂上老师讲解内容,然后布置课后作业,但这似乎是教师方面的行为,不一定代表学生,学与不学还是学生掌握的,老师也没办法了解清楚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的学生根本就不适应这样的教育方式,学生只能是被动的接受教育。被动教育所带来的除了乏味以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可能在短期内会有计较好的效果,但是路远知马力,时间就是最好的验证。有主动才有积极性,主动学习所达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它能长时间的保持学习的力度,学习成绩的起伏才能平衡。那么想要保持积极性,在各方面都需要做出努力。
学校方面,老师们可以通过趣味课堂的形式把历史知识融入进来,利用讲故事的方式传递知识,《百家讲坛》类的历史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个节目如此火爆不仅仅是与它的内容比较受大家欢迎,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主讲者的讲述风格很受大家喜欢。总之,采用合理的方式提升积极性是学校正在面临的一大难题。家庭方面,家长在培养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上可以起到引导作用,在课余时间,带孩子们去参观历史博物馆,翻阅历史书籍,多问孩子们为什么,希望他们能用讲故事的形式把已经看到的知识复述出来,提高孩子们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这对培养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有些很大的引导作用。
学生在自己学习的时候才能知道什么知识是已经掌握了,哪一个知识点才是自己的短板。学生自主学习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筛选,既节省了时间,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传统的教学就是把书本上系统的东西一五一十的讲解,内容比较繁琐,而且学生们听着也没什么兴趣,也就没有什么效果,由此看出,对历史事件而言,并不是都需要学生们掌握的,老师有责任选择比较有代表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的事件进行详解,这何尝不是对学生的一种减压方式,也是在新课改下更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历史课堂上,老师切记不要把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通通讲解,只需要抓住历史主脉,对历史有转折或者重大意义的事件详细讲解,这样既让学生们了解了历史的大纲内容,又能够抓住重点,而且给老师和学生都减轻了很多的负担,这是一个行而有效的好办法,也是之前一直都在使用的,在新课改下的历史课堂也可以延续这种方式提高效率。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那么在教学方式上也应当利用信息化技术平台,其好处在于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学生可以更方便快捷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内容。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一个老师在一天之内重复的讲解课程三到四次,对老师来说既乏味又疲惫。有了新媒体的支持,教师可以根据终端的使用来控制教学的内容,改变了传统的言传身教。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对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有着积极推进作用。学生可以自行通过网络的平台,针对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历史重大事件,观看相关文字描述或者视频资料,通过多方面的熏陶便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把历史知识掌握。
新媒体学习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在未来的教育中应当大力倡导,体现学习的自由和广阔性。同时也为老师的“言传身教”寻找到一条科学合理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老师的压力,在新媒体的帮助下,学生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撼动了老师的地位和权威,网络的自由性也给知识的可靠性拉响了警钟。老师更多的任务便是对学生进行引导,筛选优质信息,纠正错误观点,更好的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而努力。
我们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利用反转教学模式。反转教学在社会的推动下,已经由构想变成了现实,虽然反转教学有如此多的好处,但是也难免会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反转教学的教本资料不够完整,学生的自觉性不对得到保证,影响了学校老师的地位等等。这些弊端的紧迫性和发展的必要性都要求反转教学势在必行,而且要健康发展。然而我觉得利大于弊,只要学生们的兴趣培养起来了,以上的问题都将不是问题。
首先应该创建教学视频。应明确学生必须掌握的目标,以及视频最终需要表现的内容,在不少于大纲要求范围的前提下,可以灵动性地增加一些扩散知识,丰富课堂内容。其次,收集和创建视频,应考虑不同教师和班级的差异。并且在制作过程中应考虑学生的想法,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再者就是组织课堂活动。教学内容在课外传递给学生后,课堂内更需要高质量的学习活动,让学生有机会在具体环境中应用所学内容。这包括学生创建内容,独立解决问题,开展探究式活动,实施基于项目的学习等。
其次,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寻找和使用更加优质的学习内容,在课外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平台,大力挖掘各种有用信息,待自习以后,再在课堂上与教师和同学们互动,巩固学习内容。目前在网络上得到教育资源的方式很多,各大教育机构网站、学校的公开课、论坛等。老师就需要引导学生们正确使用网络资源,使其得到充分利用。
然后,结合现实,学以致用。在新媒体等平台学习课程以后,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富有趣味的活动。比如知识问答等比赛,在竞争中提升能力。就地理知识而言,需要记忆和联想的事情很多,学生们更应该学会举一反三,逐步巩固学习内容。结合当下发生的事件,与历史事件相对比,在对此中总结知识,在对比中掌握历史事件要点,在潜移默化中就把历史知识学到脑海中去。
最后,加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学校做好相应的指导。在反转课堂教学被使用以后,老师没有时间去一一监督,这样的话就把责任更多的推向了家长。百密总有一疏,我们不能把主动权交给家长或者学校,应该由学生自己控制,因为光靠别人的监督才能学习的学生不会有好的成绩,这就要求学生要有足够的积极主动性,把学习作为自己的一项日常任务。同时学校还应该指导学生用怎样的方法去学习,避免学生出现盲目的情况。
现阶段的反转课堂教学还在初步阶段,需要些时间才能逐步完善,继而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未来的反转课堂教学中,网络必然会成为学习的主要载体。在新媒体的支持下,高中地历史必然会拥有一个新的高度,对地历史知识的传播及其他课程的知识都有助力的作用。
本文的主题是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我首先针对历史教学列出了几个问题,课堂乏味无趣,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太多;历史课本文字居多,不利于学生联想。而后有给出了几条建议增加历史课堂的效率,调动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改变被动教育的局面;针对性教学,摒弃笼统教学;新媒体支持,改变“言传身教”;运用反转教学模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希望这些建议对大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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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历史教师为了达到应试考试的标准,将教科书中的历史知识原封不动地传授给学生,讲完之后就是做大量的习题,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失去了主观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的教学成果低效化了,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地引用历史插图来丰富教学的内容,提高教学的效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透析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低效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透析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低效化”全文如下:
在现阶段的初中教学的过程中,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的主要教学模式,同时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若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创造能力,就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初中的历史教学在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全面地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加强我国的素质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及解决办法的分析,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一)教师的教学方法严重制约着学生的发展
由于教师在学生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教师的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情况。但在现阶段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受传统教学因素的影响,单一的传授着教科书中的知识,局限了学生的思维模式,而对于书本上的重点内容更是要求死记硬背,让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内容更加失去了色彩,学生们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产生了厌烦的心理,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失去了信心。而在学生历史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受课堂要求的限制,失去了主动学习的能力,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得到激发,最终导致学生将历史课视为休息课,并不注重历史课程的学习与探究。
(二)传统的教学模式严重制约着学生的学习
在现阶段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历史教师为了达到应试考试的标准,将教科书中的历史知识原封不动地传授给学生,讲完之后就是做大量的习题,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失去了主观能动性。而教师在教学中的主要特点就是,按照教学大纲的指引进行教学,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二节《贞观之治》的课程时,教师会明晰几点内容,贞观之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发生的时间、主要讲述了什么内容等问题。这种教学的框架很稳定,每一节课程的引导都可以通过这种模式的建立引导学生学习,久而久之,学生逐渐失去了新鲜的感觉,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失去了兴趣,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影响着课堂效率的提高。
(三)教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虽然我国的教育模式在不断的改革,一些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学生的主体性。所以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设计了多种多样的活动环节,无论学生对于活动内容是否满意,对学习效果的提高是否有效并没有充分的考虑,着重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但是,这种目的性极强的教学模式并没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课程模式的建立过程中没有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充分的思考。而在活动展开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听从教师的安排,有组织地进行讨论、发言,这种教学的创新,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学生的发展现状,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形无实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出现最终会导致学生盲目跟从,不能形成自己的思维能力,从而导致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率大大降低。
(一)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建设
教师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在整个的教育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的教育的改革过程中首先要提高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有专业的基础知识,及时转变教学方式,提高自身的素质。其次,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明确教学目标,完善之前的教学计划,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案,从而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最后,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地了解历史的背景,为学生拓展历史知识,激发学会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的了解历史的发展。只有教师将教学方式视为一种艺术形式,投入自己的情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激发民族意识,提高历史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改变历史课堂教学的“低效化”的教育模式。
(二)利用教学插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地引用历史插图来丰富教学的内容,提高教学的效率。在新课程改革之后的历史教材中,存在着大量的历史插图,其主要目的就是能够激发学生对历史事件学习的兴趣,帮助学生理解一些较难的历史事件,从而使学生形成一种形象化的思维模式。教师可以充分的结合历史插图讲解历史知识,在一些历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如果只是单一的学习历史知识,学生在学习时会感到枯燥乏味,失去学习的兴趣,但是,若有历史的插图相结合,在教师讲解完历史事件之后,学生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历史知识,在降低历史知识学习的难度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一种良好的思维模式,从而提高了历史课堂的学习效率。
(三)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现阶段的教学过程中,若要提高初中历史教学课堂的学习效率,就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在初中历史的教材中,大多数的历史事件都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单凭教师的口头讲述很难提高学生的学习激情。因此,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的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教师在历史事件的讲述过程中,可以充分的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通过幻灯片的播放让学生有种身临其将的感觉,使学生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学习形成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节的《鸦片战争》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当时人们在鸦片战争中所受的伤害,让学生们记住这一时代的背景,激发学生们的爱国情怀,从而加深学生们的印象,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初中历史的教学过程中,造成历史课堂学习效率低的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历史教学的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使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教材中的插图引导教学,培养学生形象化的思维模式,不断地推进教学的改革,让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产生以及发展的过程充满学习的兴趣,为学生的学习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因此,在历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要统一教学的思想,深化改革的最终目的,让学生对历史的学习产生一定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从而为提高初中历史课堂的学习效率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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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是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转变,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就是传统学习方式的“被动性、依赖性、统一性、虚拟性、认同性”向现代学习方式的“主动性、独立性、独特性、体验性与问题性”转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初中历史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的反思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对初中历史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的反思全文如下:
[摘要]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以来,我们围绕新理念、新课标认真组织教学,历史课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作者外出听课学习、深入全旗一线教师的课堂,对教学中如何处理好新课程改革与传统教学的关系,三维目标中知识目标与过程方法、情感态度目标的关系,教学方法多样化与突出重点的关系、学生主体地位与教师主导作用的关系、教学手段现代化与教学现代化的关系、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与课改的关系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初中; 历史; 课程改革; 教学; 反思
新课程改革以来,广大历史教师根据新理念、新课标组织教学,课堂教学呈现出可喜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在45分钟的课堂里常常是欢声笑语、高潮迭起,似乎我们的历史课堂已经走进了新课程的最佳状态。但是,认真审视一下目前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有些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是肤浅的,突出的表现是重现象不重本质、重形式不重实质,致使课堂中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下面,是我对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的一些粗浅认识,期望大家能提出更多宝贵的想法,以便在今后的历史教学中共勉,为2009年即将进入新课程的高中课堂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新课程在推广和实践过程中,给人一种把传统教学“推倒重来”的感觉,在处理新课改与传统教学关系时,存在一种“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的思维倾向,应该引起重视。我认为应处理好新课改与传统教学的两个辩证关系:
一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与新课程要求相适应的教学改革不能脱离“历史”,要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进行改革。目前我们在新课程实验中需要思考和梳理的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优秀教学传统思想和做法有哪些? 传统教学中有哪些思想和做法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培养人才要求的实际? 在推进新课程实验进程中,我们要如何继承和改进传统的教学思想和做法? 新课程要求教学实施与时俱进,改革、发展、创新。但发展什么?
目前哪些方面首先要发展? 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教学实施改革、发展、创新的成败呢? 我认为要服务于每一位学生成人成才全面发展的大目标,改革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围绕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性、主动性,用课程新理念反思传统教学中的不足,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着力点。
二是理论前瞻性和现实操作性的关系。新课标理论的前瞻性与历史现实环境局限的矛盾,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广大师生深入进行新课程研究实践的主要障碍。在目前大环境下,我们不能空谈观念更新,而应该实事求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的各种研究成果,融合新课程理念,踏踏实实研究历史教学法,并自觉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解决实际操作性的问题,我们在教学中,要在新理念指导下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反思,逐步把新理念转化为个人教学行为习惯。
历史新课程从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的特点出发,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基本的历史知识包含重要的历史史实和基本历史线索两部分。一些老师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了后两者。对历史教学任务的理解从课堂设计和教学过程上看,有一些教师忽略对具体知识的传授,表现为在课堂上少讲或不讲新知识,或是上课一开始就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这样一来,学生缺乏对历史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缺乏对历史的具体感受,因而很难积极地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甚至很难展开讨论。教师这样安排,可能是认为应当让学生来建构新知识,或是认为讲多了就会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学生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识,教学的活动难以深入,使得学生和教师都处于尴尬的被动状态。
我们知道,历史教学的任务包括很多方面,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表述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历史教学的目标无论怎样划分,都是整体目标的具体体现,都不应该忽视某一个方面。而且,正是由于历史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才使得历史教育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知识是基础,是依托,是载体,是学生发展的双翅,学生只有在掌握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具体的历史知识的同时,才能形成历史学习的初步能力,才能真正学会学习,才会产生爱国主义情感、正义感、社会责任感以及正确的生活态度、做人态度和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学生不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一切活动都难以展开,一切能力也都难以形成,思想、品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生成也会成为空泛之谈。所以,现在要注意避免对教学目标整体把握上的失缺,要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历史教学的任务。
第一,在知识传授方面,一是在贯彻整体知识结构的教学方面,教师应注意从总体上把握教材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脉络,尤其还要重视对内容的深广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规定,便于有的放矢地教学;二是要重视学生知识结构的转化,即将教材的基本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认知结构和学习能力。
第二,在学生的智能培养方面,要想使智能培养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应从进一步改进课堂教学入手,具体说:一是教师应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阅读教材、思考问题,并进行思辨的讨论;二是教师讲授的侧重点应从历史过程为中心转向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为中心;三是历史教学要联系实际,要谈古论今,发挥历史的明理、鉴今、育人的作用。
第三,在思想教育方面,总体看在历史课堂上落实不够是个普遍现象,当然学科的思想教育的阵地作用也就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的内容笼统地讲,在中国史教学中要着重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自尊心及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在世界史教学中主要是审美观、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相比之下,中国史的思想教育要好于世界史部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应试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历史教师应引以为戒,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予以重视和进一步地落实。
历史课程标准提倡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在课堂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为了给学生学习历史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老师们积极探索多种教学形式,改变过去那种严格按照教学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的状况,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但是,有些活动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只是一种点缀。例如,历史剧是学生非常喜欢的形式,但是教师在设计这些活动、指导学生编演时没有充分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学生可以从中了解些什么,有时候表演的过程中学生们嘻嘻哈哈,内容简单、形式单一。表演过后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至于剧中表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表演只是起到了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
而对教学内容重点的把握,一堂课的时间有限,需要选定重点的内容,组织重点的活动,而重点活动是应该围绕着重点内容来设计的。但现在有些教师在课堂上不是围绕着重点内容展开教学,而是舍本求末,追逐形式,或是就一些枝节性的问题组织讨论;或是对重点的内容轻描淡写,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的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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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将政府的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整合,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优化重组,跨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限制,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广乾博士)在信息时代,电子政务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迫切需要发展电子政务。电子政务服务是一个复杂系统, 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用户、服务内容、服务过程、信息源。
1、电子政务与地方中小企业的双向沟通模式:电子政务的核心是将传统的政府办公模式转变为政府办公的信息化,通过政府与企业、社会公众关系链接方式的变化实现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变化,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企业社会公众提供便捷的服务。电子政务与地方经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电子政务的双方渠道的畅通与否的影响。以中小企业对于电子政务供求情况来看电子政务的实施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
双向沟通的模式技术支持层面:要求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完整的“一站、两网、四库”。即政府的门户网站;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以及人口基础信息库、企业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宏观经济数据库。由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电子政务的技术支撑层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影响到电子政务的发展。
2.1政务内网的建设优于政务外网的建设。从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来看,信息化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基础,我国信息化的过程要求“政府先行,带动信息化的发展”政务内网的建设是政府信息化的关键,所以从发展历程来看,政务内网的建设先于政务外网。
门户网站是政务内网的一部分,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搜索到各种类型的门户网站,其显示的服务类型和服务功能比较齐全,而政务外网尤其是企业网站的建立落后于政务内网,以中国中小企业河北网为例,通过门户网站搜索到中小企业中随机抽取的103企业中,大多数中小企业无独立的网站,采用通用网站的有59家占到总数的57%,而拥有并在通用网址上发布电子邮箱的企业仅有25家,占总数的不足25%。
以河北省旅游网作为门户网站来研究其对于河北省的中小旅游企业的服务内容和功能,如表1所示:
通过上述表格可以分析河北旅游网作为河北省旅游企业的门户网站之一,设定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齐全,从信息的提供到企业与旅游行政部门的网络业务处理,几乎囊括了旅游企业简单服务到网络办公的详细流程。但是双向沟通的效果不明显,以导游年审培训和考核为例,企业可以通过电子政务完成一部分的业务,例如培训指示下载,培训试题的上传,但是磁卡的办理任需要旅游行政部门和企业面对面的业务流程。在其提供的服务项目中,有些项目无实际服务内容,如旅游统计。
信息库的建设和完善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基本要求。政府和企业的双向沟通能否顺利进行对于信息库的技术要求严格,在电子政府必备的“四库”中,人口基础信息库和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建设得比较完善,并得到及时的更新、企业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和宏观经济数据库在许多门户网站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政府建立门户网站处于全面性的考虑,涉及的内容和服务项目齐全,但是支撑该服务项目的基础信息库的建设影响到政务的具体实施。以河北旅游网的旅行社信息库为例,该信息库包含的205家旅行社中,81%的旅行社打开链接显示无任何内容19%的旅行社仅有简单的内容介绍,可以搜寻到联系方式的更是寥寥无几。
3.1从服务内容来看,中小企业以获取静态信息为主。静态信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传统的政务流程相比其优势表现在:(1)改变了原有的市场范围,引起供求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可以将市场拓展到国际范围。(2)为中小企业节约成本,
3.2双向互动的服务功能不够完善,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沟通;从服务的类型看,政务信息平台的主要服务类型表现为三种形式:事务服务形式,如网上税收、网上银行;信息服务,如行业数据库查询检索、带有咨询性质的附加服务、网上贸易、网上订票等;功能服务,如网络教育、网上政府采购。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以河北旅游网为例,分析其面向中小企业的事务服务,没有提供用于企业交易环节的网上银行和网上税收的服务项目,也即企业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存在着信息供给无法使用或者供给与需求不协调的情况。例如,关于行业查询的服务,通过该项查询并不能找到企业和政府所需要的信息。
门户网站在建立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双向互动的服务功能,设有双向互动的服务项目,例如网络教育,但是由于缺乏面对面的针对性、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沟通的效果不佳,再加上网络营销中恶意欺骗行为的存在,导致双向沟通的有效性大大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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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哲学,亦称“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学说。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西方价值哲学的历史沿革和主要派别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价值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问题,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构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生活中的美丑与好坏问题就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范畴。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视野下,哲学家多在美学和伦理学的名义下进行研究与分析,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这种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相对模糊,研究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不高。随着近代伦理学和美学的不断发展成熟,价值论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研究方法更为先进,研究过程更为严密,研究思路更为清晰明确,价值论已经初现端倪。
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以经验论知识为基础,就事实与价值的标准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区分,他认为“是”与“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概念,其本质风格也存在差异,同时在进行认知研究时,研究者无法根据前者的合理性去推导后者。休谟的这种价值区分标准得到了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的一致肯定。同时,康德在进行价值研究时,立足于二元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具体理论,提出了“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事实”两个概念。在他看来,事实的知识属于经验世界范畴,而价值的知识则属于先验世界的范畴,同时价值的知识是出于先验的理性领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知识。而德国哲学家洛采继承了这种划分理论,并将其扩展至世界的划分当中,划分了世界的具体领域。他认为世界是由事实的领域、普遍规律的领域以及价值的领域组成。
其中,普遍规律的领域又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即一些规律都是因果作用的产物;价值的领域包括善、美、神圣思想以及其各自体现的意义。在这三个构成领域当中,价值的领域居于首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其他两个领域的发展。同时,其他两个领域所包含的内容是价值领域实现其最终发展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洛采首次将价值论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首位,这是价值论发展的一次里程碑,具有标志性意义,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洛采在西方被称为价值哲学之父,他直接影响了西方价值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价值哲学作为一种全新哲学被人们认识和了解则起源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新价值哲学。文德尔班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价值哲学的基础上,立足具体的研究实际,逐步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论框架。它将传统伦理学、美学、哲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机融合,提出了具有包含性的统一范畴,有利于价值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同时,价值哲学的产生也是哲学在面对危机所采取的自救行动。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其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视角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过渡期的不稳定性和冲突性。在这一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已经逐渐解体,传统的启蒙思想和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被人们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在这一阶段大行其道,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和推崇。
同时,伴随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瓦解,哲学研究变得杂乱无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无法有效明确。文德尔班认为哲学研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需要优秀的哲学家去拯救。此外,哲学家在研究时,忽略了哲学本身的中心任务,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有效整顿哲学研究,保证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文德尔班对世界进行了重新划分与归类,它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其中,事实世界是科学研究和其他门类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而价值世界则是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焕发出其生机和活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其学生李凯尔德在继承其哲学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将价值范畴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范畴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标志着价值哲学的创立与形成。
随着西方价值哲学的不断发展成熟,各派哲学家立足于其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并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各派别虽然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价值论,即主观价值论、客观价值论、过程价值论。
其中,主观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文德尔班、美国的培里、奥地利的迈农、实用主义理论的先驱詹姆斯等。他们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以主体需求为出发点,要求其研究必须符合主体的情感意志和道德追求,并根据其兴趣所在去理解和阐释价值的本质构成。
美国的培里是新实在哲学的代表者,他同样认可主观价值论观点,要求将价值或善作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进行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研究。他还认为价值是欲望依附性的一种本质表现与外在特征。在他看来,价值是兴趣的集中反映,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只要看它能够引起人的兴趣即可。一般地,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就越能引起人的兴趣,而无法引起人兴趣的事物自然也就不具有价值。
杜威是实用主义价值论的代表,他认为价值是必然存在的,但要想对其直接定义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价值定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反省就必然会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缺乏经验的研究者常常会将评价与定义混为一谈,从而无法准确定义价值。因此,为进一步明确价值的基本内涵,做到科学准确地定义,研究者必须根据事情的最终结果和内在性质进行定义和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实际效果,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体现。 萨特是存在主义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要求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应该将价值与存在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性研究,深入研究和把握价值与存在的内在关系,认识即存在。他认为自我存在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必须不断完善和整合,更好地追求其意识存在。他的存在主义价值论是由人的价值选择所决定的,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在价值发展中的作用。
现象学的价值论是由胡塞尔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追求哲学科学性和绝对性的唯心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与欧洲的大陆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要求采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将更好地解决价值论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舍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现象学的价值论,他承认价值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将这种客观性提升到超验性层面上来,学说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痕迹。
西方价值论虽然就价值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科学详尽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价值论哲学的方方面面,但其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价值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价值研究就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发展,后代研究者的研究也只是在先人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改造。对西方价值论研究而言,主观价值论一直是其主流发展趋势,他更强调对主体情感、兴趣、欲望的分析与研究。在王玉教授看来,西方的价值论实质上是对价值问题的自发性看法,缺乏有效整理和科学引导,他在其《百年价值哲学的反思》中提出“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崇拜自发性。
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所谓价值自发,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认识价值的本质,在理论上陷于混乱,缺乏远大的价值追求。”西方这种研究的自发性来源于其哲学研究的传统,它过分强调人在研究中的作用,而忽略了研究实际的重要性,没有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被人为地放大了,不利于其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进行价值观研究时,人的主体作用固然可以有效地推动研究活动的发展,但绝不是决定其研究结果的主因。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客观研究实际出发,严格遵守研究规则,减少人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我国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可以借鉴和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研究成果,同时也必须坚持实证主义研究原则,保证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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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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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范畴在历史理解中的作用—卢卡奇的历史观
卢卡奇的成名著作叫《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这部著作刚刚问世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50年代以来,这部著作被“重新发现”,并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实,共产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片面地理解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有着很多重大错误的书,但它又是一部记录一位严肃马克思主义者探索成果的书。
《历史与阶级意识》包含着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而卢卡奇却并未有意识地去创建这一思潮。因此,我们在研究卢卡奇的时候,不应首先把它归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类别中,然后再寻找证明材料。而是应当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在今天的现实去阅读卢卡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的许多思考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卢卡奇的历史观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的副产品,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他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参考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以及行动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都需要具有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史”上来看待卢卡奇的历史观,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他打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册”中。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 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
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
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其中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和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但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2]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
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
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
卢卡奇认为,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历史总体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既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那么也会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当然,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我们应当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5]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相对于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具有隐蔽性的那种可能性因素。
当然,这些可能性因素仅仅针对于个别历史事件而言属于可能性的,一旦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在历史中展开,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之后,就是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辩证的扬弃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扬弃决不会停留在更高阶段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上。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的否定,只有在这种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
所以,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总体的,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他说,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历史总体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即每一次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都生成着新的特征和增加新的内容。作为历史总体本质的人与人的联系是不停地产生和再产生的。所以,历史总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常新的。这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结果。
每一项新的东西一旦被纳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成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时,就开始在自身中产生出被扬弃的趋势。因此,新的东西是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物。或者说,无数个这种中介因素按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包含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它不会被固定下来或永恒起来。相反,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是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是总体,而总体正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自我扬弃。
尽管历史的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说:“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与封建社会不同, “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
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实现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在它那里,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概念只是一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辩证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
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致与内容的统一。如上所述,历史因素的流动性是历史总体的前提,在这里,概念的变化特性使总体范畴在自身中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因为概念一旦失去固定不变的独立性,唯一的方向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意义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和具体性是完全不同的,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恰恰获得具体性。正是由于概念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带有空想性质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即在概念的联系、统一和转化中,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消除概念的抽象形式,把其本身应有的具体性归还给概念。
总体范畴的科学性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表现了出来。从总体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矛盾本质,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基础上的。根据总体范畴所提供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从而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途径。
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矛盾、差别是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动力,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属于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而又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作好准备。
总体范畴的提出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从总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每一个问题,而只有作为阶级的主体才能够提出总体的观点。
无产阶级自身就是总体,或者说是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于它,人们在理论上往往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而在现实中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这样一来,就把人变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马克思主义从阶级的立场出发看待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它把无产阶级自身与这个世界视为一体,视作总体中相互规定的总体因素。作为阶级的人是总体性的主体,它把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都看作是属人的而加以改造,而人自身的改造又有赖于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阶级的观点是历史总体观的基础,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总体范畴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才表现了出来。
在历史总体的关系中研究问题,不仅可以发现避免虚假意识的借鉴,而且能够在历史总体中正确地把握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由这种生活状况所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等 , 从而确定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和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此应当采取的正确行动,并进一步了解这些行动对历史总体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的出现使无产阶级的行动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的阶段,成为自觉地推动历史总体发展的革命实践活动。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为最终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即实现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着的历史过程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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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 疑 是点燃学生探索的火种,是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指路明灯,是他们积极思考问题,努力探索质疑的具体表现。学生质疑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突破教学重点的有效方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是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起点。学生积极提问,既可以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又能在发问的基础上探讨问题的答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索的精神,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历史课堂教学 质疑能力
俗话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可见,质疑能力是学生探索未知领域、促进自主学习的重要动力。然而,形成质疑习惯和能力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持续性过程,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关注。如何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种方法:
历史教学与其他科目一样,有着一套“流程”。如在学习历史事件时,教师通常分成“三步走”,即背景、过程、评价。所以,笔者一般要求学生在上新课之前,要适当地预习教学内容,先理清历史事件的这“三步”。在整理历史事件要素时,学生肯定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这样一来,学生就会带着疑问来到课堂,学习起来也会更加专注。
其实,学生在预习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大多数都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如《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是学生能概述郑和下西洋的史实、简述闭关锁国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历史影响。在上课前,笔者收集和总结了学生课前预习时产生的疑问,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①郑和下西洋的条件有哪些?②明成祖为什么要派郑和下西洋?而不派其他人呢?郑和有什么能力?③什么是闭关锁国?④闭关锁国有哪些表现?当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这一课时,不仅能达成《历史课程标准》提出的要求,还能更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大幅提高学习效率。
教师对学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要想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教师自身就应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良好的批判精神和质疑能力,并能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做出示范。如在教学《鸦片战争的烽烟》时,为了重点突出事件的背景、经过、结果,笔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①《南京条约》中赔款内容造成了什么影响?②开放通商口岸,给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③割让香港岛,给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④“协定关税”造成了什么影响?学生通过探究条约内容分别造成的影响,最终得出“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结论。在随后教学“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笔者就让学生提问,锻炼学生的质疑能力。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如果要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教师需要做好铺垫,即创设质疑的课堂情境。如笔者曾经聆听过一位优秀历史教师的公开课,内容是有关中国古代先进的科技成就。在课堂中,教师提到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学生陶醉于中国古代先进文化的赞美中时,他却提出了这样一则材料:“中华民族一直都以‘四大发明’为傲,但‘四大发明’的概念却是由外国人提出的。
17世纪,英国哲学家佛兰西斯?培根率先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抗战期间,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加入了‘造纸术’这一发明,才使其变成了‘四大发明’。”当这段材料摆在学生面前时,无疑对他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四大发明’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这时,教师又适时地提出问题:“如果让你来选择,你会把哪些科技成就纳入伟大的发明呢?”这一下子,教室里开始沸腾了,有的学生说司母戊鼎,有的学生说青铜编钟,还有的学生说棉纺织技术等。通过这种方法,学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质疑,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质疑能力。
古人云:“学源于思,思源于疑。”只有学会质疑,学生才能够独立思考和钻研,才能真正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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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从矛盾开始就是从问题开始.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在教学中可设计一个学生不易回答的悬念或者一个有趣的故事,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起到启示诱导的作用。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高中数学课堂教学实践总结--设疑的作用相关数学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高中数学课堂教学实践总结--设疑的作用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根据课堂情况、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教学内容的不同,适时地提出经过精心设计、目的明确的问题,这对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和学好数学有很大的作用.笔者在近几年的教育教学研究活动中,听过许多学科的课堂教学,经常会看到一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很快使学生带着一种高涨的、激动的和欣悦的心情从事学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就高中数学教学设疑谈谈自己的浅见.
教学从矛盾开始就是从问题开始.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在教学中可设计一个学生不易回答的悬念或者一个有趣的故事,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起到启示诱导的作用.如在教授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时,有位教师先讲了一个数学小故事:德国的“数学王子”高斯,在小学读书时,老师出了一道算术题:1+2+3+……+100=?,老师刚读完题目,高斯就在他的小黑板上写出了答案:5050,其他同学还在一个数一个数的挨个相加呢.那么,高斯是用什么方法做得这么快呢?这时学生出现惊疑,产生一种强烈的探究反响.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等差数列的求和方法--倒序相加法…….
教材中有些内容是枯燥乏味,艰涩难懂的.如数列的极限概念及无穷等比数列各项和的概念比较抽象,是难点.如对于 =1这一等式,有些同学学完了数列的极限这一节后仍表怀疑.
为此,一位教师在教学中插入了一段“关于分牛传说的析疑”的故事:传说古代印度有一位老人,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把19头牛分给三个儿子.老大分总数的1/2,老二分总数的1/4,老三分总数的1/5.按印度的教规,牛被视为神灵,不能宰杀,只能整头分,先人的遗嘱更必须无条件遵从.老人死后,三兄弟为分牛一事而绞尽脑汁,却计无所出,最后决定诉诸官府.官府一筹莫展,便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一推了之.
邻村智叟知道了,说:“这好办!我有一头牛借给你们.这样,总共就有20头牛.老大分1/2可得10头;老二分1/4可得5头;老三分1/5可得4头.你等三人共分去19头牛,剩下的一头牛再还我!”真是妙极了!不过,后来人们在钦佩之余总带有一丝怀疑.老大似乎只该分9.5头,最后他怎么竟得了10头呢?学生很感兴趣,……老师经过分析使问题转化为学生所学的无穷等比
一堂好课也应设“矛盾”而终,使其完而未完,意味无穷.在一堂课结束时,根据知识的系统,承上启下地提出新的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新旧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可以激发起学生新的求知欲望,为下一节课的教学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我国章回小说就常用这种妙趣夺人的心理设计,每当故事发展到高潮,事物的矛盾冲突激化到顶点的时候,当读者急切地盼望故事的结局时,作者便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迫使读者不得不继续读下去!课堂何尝不是如此,一堂好课不是讲完了就完了,而是词已尽意无穷.
当然,教师提出的问题必须转化为学生自己思维的矛盾.只有把客观矛盾转化为学生自身的思维矛盾,才能产生激疑效应.
数形结合的思想在数学中的应用
高中数学四大数学思想:函数与方程、分类讨论、数形结合、转化与化归。数学中两大研究对象“数”与 “形”的矛盾统一是数学发展的内在因素,数形结合是贯穿于数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条主线,并且使数学在实践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和深入。华罗庚说:“数少形时不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道出了数形结合的辩证关系,它包含“以形助数”和“以数解形”两个方面。利用它可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它兼有数的严谨与形的直观之长,是优化解题过程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种基本的数学方法。
数形结合是中学数学中重要的思想方法,每年高考中都有一定量的考题采用此法解决,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数形结合的思想主要用于思路分析、化简运算及推理的过程,以求快速准确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数形结合在解题中的运用
作为解题方法,“数形结合”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对“形”的问题,引入坐标系或寻找其数量关系式,用“数”的分析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对于数量间的关系问题,分析其几何意义,借助形的直观来解。
“数”中思“形”
画图不准确,忽视考虑图形的整体性,如等价性原则中的例题所示。
在使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时,出现的问题不局限做草图,所以在应用数形结合法解题时应注意三个问题:
1.要彻底明白一些概念和运算的几何意义,以及曲线与方程的对应关系
2.通过坐标系做好“数”与“形”之间的转化
3.正确确定变量的取值范围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探讨,我们初步领略了数形结合在解题中的美妙所在了。数形结合思想在数学解题中的应用很广泛,渗透在学习新知识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需要平时多注意数形结合的应用,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提高数学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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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中国化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也被称作汉化。这个过程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汉人具有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悬殊的人口优势,因而在民族融合中扮演主导角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耶律楚材在蒙元时期汉化的历史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
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汉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 课税使人名
燕京 陈时可、赵肪
宣德 刘中、刘桓
西京 周立和、王贞
太原 吕振、刘子振
平阳 杨简、高廷英
真定 王晋、贾从
东平 张瑜、王锐
北京 王德亨、侯显
平州 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 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 。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 枢密院 中书省 御史台
亲 万户府 六部 行省 殿 内 肃 行省
军 千户所 路总管府 中 察 政 察 廉
都 百户所 州府 司 院 廉 院 访
使 州 访 使
司 县 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
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元史》 中华书局
《元代简史》 邱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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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只有不断地改变教法,转变观念,实现师生之间角色的互换,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的目的。
关键词:课前预习动手操作质疑问难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这种提法由来已久,无可厚非。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教的目的是为了不用教,学的主渠道是课堂,因此我们有必要也应该把目光投向课堂的教与学这个焦点问题上来。过去的课堂教学是以教师的教为主,而今的课堂教学是以学生的学为主。要变课堂为学堂,变被动地接受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学生是课堂的“主角”,教师必须当好课堂学习过程的“名导演”。在“主导”与“主体”的大接轨中,教师必须尽快地从思想上、从行动上接轨,找准自己在课堂中的位置,扮演好“主导”这个角色,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保证、主体意识得到增强,让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发挥。这就是素质教育赋予“教”与“学”的新内涵,在此,我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粗浅做法:
一、抓好课前预习,引导学生自学
课前预习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摸索知识的方法,是独立获得知识的有效手段。学生能否课前预习,对上课突出知识重点、难点精讲多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有很大作用。这对于刚刚步入中学的初一学生来说,预习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领悟学习的过程,教师必须引导学生预习,出示预习提纲
预习提纲一定要做到:1.扣紧课本;2.找准要点;3.符合实际。学生一旦养成了良好的预习习惯和自学能力,就找到了学习数学的途径,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如在学平面图形的折叠与立体图形的展开一节内容时,我就出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要学习这节内容?哪些平面图形能折叠?能折叠成什么样的立体图形?哪些立体图形能展开?能展成什么样的平面图形?以正方体为例加以说明。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这节内容,感到既新鲜又有趣、既充实又快乐。当然,学生也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节内容,而且还掌握得挺好。这样做,比起教师强迫性提问、讲解好得多。学生也由一个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一个主动探索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消除了学生学习上的依赖心理。
二、动手操作,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感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就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许多数学问题,只有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才能深刻理解、记忆牢固。要让学生在动手中练做、在动脑中练思,这样学生才能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如在教学正方体的11种平面展开图时,我就让学生自己展开。由于每个同学的裁剪方向不同,得到的形状就不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边观察边操作,边口述边分析推理,学生的思维逐步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在动手动脑中理清了思维过程,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操作能力和分析推理能力。同时,学生也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学习的主人。
三、质疑问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疑则不进。在课堂上学生充分质疑问难,是教师信任学生、尊重学生自主学习的表现。一个教师不但要把“释疑”作为天职,还要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以求最后弄懂。学生通过预习后会有一些似懂非懂的疑难问题,教师应当让学生充分质疑问难,把提问的权利交还给学生。他们提出的问题有的是针对课本的,有的是针对老师讲解时的小小错误,有的则是联系了课外知识后提出的。这些学生上课时会质疑问难,下课了还会跑到你身边问个究竟,也许学生提的问题质量不一定高,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值得鼓励的。
如教学用相同的正多边形拼地板时,利用多媒体技术,在大屏幕上出示四幅图:第一、二幅图分别是由正方形、正六边形铺成的地面;第三、四幅图是由正五边形、正八边形组成的图形。学生由趣生疑,我就及时引导:看着这四幅图,你们想知道什么?学生争先恐后地说:想知道这四幅图分别是有由哪些正多边形组成的;想知道为什么前两种正多边形可以铺满地面,而后两种则不行;想知道当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时,多边形能够铺满地面;想知道除了以上两种正多边形可以铺满地面外,还有哪些正多边形可以铺满地面……这样,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学习的状态,积极思考,主动探究。这时的教师应真正地起主导作用,适时点拨、充分肯定积极参与质疑问难的同学,鼓励他们再接再厉,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这样,全体学生都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质疑问难中来,发挥了主体作用。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在教学中不断地改变教法,确定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地位,积极创造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学习氛围,结合时代的特点,深化教育改革,不断改进课堂教学方法,真正做到学生的积极参与,才能取得较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也才能培养出新时代高素质的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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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上,遵义会议顺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因为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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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逐步创立了关于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形成。革命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调集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党内主要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从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才能赢得胜利。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根本上统一了全党全军思想,凝聚了全党全军力量,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使他们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党的“二大”在列宁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开端。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只会照搬照抄,从而犯下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旗帜鲜明的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但是毛泽东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认识,反而受到了批判和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红军在战斗中节节失利,红军主力遭受巨大损失,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中央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激昂的苦难征程。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然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却奉行逃跑主义,一味退却、消极避战,多次错失歼敌良机。湘江会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由于叛徒出卖被迫中断。这次意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同志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重新考虑这个革命究竟怎么搞的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3]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顺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进行探索。长征开始后,许多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实现革命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无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解决。正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不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在长征途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对比,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逐渐为党内的多数同志所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精髓。正是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了教条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用惨痛的教训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所认同,长征用事实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地位的确立,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中的核心地位,使长征最终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准则。
其次,长征中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是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准。它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原则的成功实践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有力保障,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赢得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并为建国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从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三,长征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新发展。群众路线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反映,虽然它的提出是在长征前,但正是长征使群众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无根据地、无后方、无依托,甚至连最终目标都不确定的战略大转移中,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在民族问题上,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长征时期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不仅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使党保持旺盛而不竭的动力,也为党实现从“关门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之一。”[5]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由于时间紧迫,只是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领导机构问题和军事问题,仍然还存在着一些遗留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谈到博古时就曾经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6]
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纵观全局,把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和决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在党内实现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与此同时,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及时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性问题。
“长征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7]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在总结长征胜利以及中国革命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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