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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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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会展一线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2004年商务部《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的出台,为外商进入中国展览市场开展业务铺平了道路。国外会展巨头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本文研究了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背景,分析了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几种主要模式,阐述了采用这些模式的战略背景以及这些模式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外资 会展业 引进模式 发展趋势 影响。
论文正文: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
2008年后中国会展的专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主要表现在管理运营更加完善、会展人才培养更趋多元化、出国参展与国内办展同步进行。但必须看到中国会展业与外国会展业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会展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国外会展业的管理主要依靠行业自律机制和自律规范,政府的介入一般体现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国际大型展会的协助招揽上。我国的会展管理体制是“多头审批制”。这种计划经济形成的展会审批制、展览公司资格认定制,不能与市场接轨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2)展览场馆和设施相对落后。全国展览馆总面积在100万平米左右,展场面积超过10万平米的大型展馆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几家,与国际知名展馆相比,国内场馆举办特大型展览、会议难度较大。与之相配套的展馆设施如餐饮、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相对于国外也有很大差距,网络信息技术在展馆中的应用还不普遍,制约了国内展览水平的提高。
(3)专业性和服务管理水平的差异。国内许多展会因专业性差,定位不清晰,致使参展商和参展观众寥寥,同时,缺乏规范的服务标准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是导致国内展会管理水平较低的主因。
(4)缺乏专业会展人才。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专业会展人才培养机制,致使中国会展业发展后劲不足。
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国内一线会展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国际展览巨头国际市场纷争白热化,亚洲市场成为了他们争夺的重要市场。尤其是在2004年1月,中国颁布了《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后,中国会展市场的大门正式向外国投资者打开。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境内以多种形式投资会议展览公司。在2004年9月27日意大利里米尼举行的全球展览业协会(UFI)会议上,欧美会展强国“进军中国市场”成为了普遍共识。2005年以后,外资会展大规模地杀进中国。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经验、技术和管理理念,为中国会展业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对中国会展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纵观十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主要有这样几种模式,不同模式的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影响也有诸多差异。
3.1 外资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咨询机构或代理机构。
此种形式是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准备和过渡阶段,多被2004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展览巨头广泛使用或被近年来刚开始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公司采用。
3.2 外资直接投资参与展览场馆的建设。
1999年初,由德国汉诺威、慕尼黑、杜塞尔多夫三家展览公司组成的德国展览集团直接投资参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的场馆建设。中外方控股各50%。中方的股权以土地形式表现,外方的50%股权以由德方现金投入方式实现。外资公司的注资弥补了中国的展览业的基础建设资金不足,也为中国的展览场馆管理提供了经验。当然,展馆的管理权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合作中,德国三家公司在展馆管理方面取得了主动权,拥有50年的展馆管理权。这样在展馆场地使用上,中外展览公司之间如何协调就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
3.3 国外展会品牌移植、联合办展。
外国会展公司将国际品牌会展项目移植到中国,扩大其品牌知名度,使外资在占领中国展览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外资公司在中国移植品牌展会的最迅速、便捷的方式是联合办展,即与中国政府或行业协会有关的中资公司合作办展。最先将品牌展览移植到中国的是德国汉诺威公司,2004年,德国科隆公司把五金、家具、摄影和童装等几个领域的展会移植到了中国。2005年8月,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与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签订自2006年开始,长期在中国联合主办“中国国际五金展”(CIHS)协议。汉诺威非常著名的信息与通信博览会(Cebit),现在以“亚洲信息与通信博览会”的名称在上海举行。
3.4 外资与中资建立合资展览公司。
2000年初,意大利展览业巨头博洛尼亚展览集团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组建合资展览公司——上海博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2005年2月,锦江国际集团与世界排名第二旅游集团——日本株式会社JTB签约合资成立会展公司,此举标志着中国和日本两大旅游“航母”将携手开拓中国会展市场。2005年8月,英国励展博览集团出资获得中国医药集团下属国药展览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份,成立了国药励展展览公司。与中资公司联合办展或建立合资展览公司的模式在外资公司中具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展会都是由政府主导或是拥有“二级政府”身份的行业协会主办。这类展览会在中国的展览行业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外资选择和行业协会或实力雄厚的政府相关公司合作,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办展批文,另一方面,外资公司可以利用中方的资金、基础设施和国内的营销网络等资源,更为便利地开展招商和招展工作,从而降低成本,攫取最大经济效益。
3.5 外资成立独资公司。
暨2004年初商务部《规定》出台后,11月21日,由香港建发国际集团全额投资的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70万美元,总投资额100万美元。同年11月,日本最大的会展机构,康格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的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国独资会展公司。据悉,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选择独资公司的方式,是担心合资的方式可能会和中国的会展公司在经营理念等方面产生差距。
国外展览公司成立独资公司,单独举办展览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加剧了国内会展行业的竞争,加快中国会展业国际化的步伐。商务部出台的《规定》中的条款如“在境内外举办展览、会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按国家其他规定,对于外资企业来华展览和出国展览的项目审批以及其他管理方面还有较大的限制。所以很多外资公司对于以独资公司的进场方式采取了谨慎保守态度。
3.6 收购或并购中国展览公司。
2006年以来,很多外资会展企业在华业务重点已经倾向于通过资本运作,收购或者并购国内有一定资质的展览企业或者有一定品牌影响的国内展览项目。1997年CMP公司并购上海博华展览公司;2005年全球第一大展览公司Reed 并购中国国药展览;2007年法兰克福公司与广州光亚展览公司在项目合作两年后正式进入并购。
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外资展览公司国内展览企业“大鱼吃小鱼”的趋势,对中国目前尚处于稚弱的成长阶段的展览产业来说,将使其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加速了国内会展行业优胜劣汰的步伐。中国在2003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涵盖了一般竞争法中关于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的并购垄断。但是品牌并购和传统国有展会品牌的价值评估等仍是外资并购中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很多国有展览会的品牌无形资产是在政府长期扶持和投资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展览会举办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展览会品牌并购过程中,会涉及到评估国有品牌价值、确保国家利益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进入中国的外资展览公司毫无置疑是一个帮助者。它们带来了成功的展览理念、管理模式、销售网络,帮助中国的展览业开发市场,树立品牌,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会展业的发展。同时,外资注入中国展览市场也对中国会展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必须审慎应对,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会展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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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分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我国的人均GDP是根据我国国家总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的,这样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增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对象对增多,结果可能会有所降低。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我国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面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颇为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社会的生产发展、社会分配以及社会消费水平等都具有产生了影响。另外,如今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一,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企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方面成为薄弱性环节,不能够进行更新换代,在工作方法上的创新意识比较薄弱,会对现代化的企业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其二,在城市中,到了退休年纪的人部分可以享受退休待遇,生活能够得到保障[2]。但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村子里的老人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发展,使得农村人口急剧流失,留下来的都是老人或者儿童。村里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没有所依靠的对象,对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三,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3]。人口老龄化,随之带来的医学设施、生活必须品、社会公共设施等都会产生一定的支出,我国的经济迎来了挑战,对于财政的分配和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在社会生产的技能方面,工作时间久的员工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通过自身的经验和阅历,掌握了娴熟的工作技能,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提高生产质量,对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具有积极性的影响。
其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企业的人才在面临着更新换代,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专业技巧不熟悉,很难独自开展工作,这时企业可以通过老员工带领新员工的方法,让新人进行长时间的学习与实践,学习老员工的经验和技巧,为培养新型的工作人才提供重要条件。
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会使得员工为企业的工作时间延长,退休时间延后。在企业工作的时间长,能够保持高效的工作效率,熟练工作技巧,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3年有关部门对于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进行了评估,发现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也在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产生,能够让老员工的资历不断加深,工作技巧不断积累,有利于企业的运营。
2.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积极方面,人口老龄化刺激了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间接的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经济循环发展的作用。如今,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看见很多老年人的保健品,而且价格都很高,子女为了体现自己的孝顺,对于保健品的采购量逐年上升,刺激了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像我们经常从广告上看到的脑白金、黄金搭档、善存等都是知名的营养品,近几年,像这样的营养品消费市场越发的火爆。
市面上凡是与老年人有关的商品价格不菲,宣传重在展现儿女的孝心,刺激了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由于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长,在医学领域的支出会越来越大,刺激了医学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于老年人来说,健康尤为重要,要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由于身体不适就医等方面都会花费不小的生活支出,促进了医学经济的发展。在消极方面,如今,我国的老年人的收入都不算很高,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是成正比的,除了儿女为老年人买的老年用品外,老年人自身可能会因收入水平而影响消费水平,遏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分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分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我国的人均GDP是根据我国国家总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的,这样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增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对象对增多,结果可能会有所降低。苏子和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的年轻人纷纷迁移到城市发展,老人和儿童被留在农村,对于老人而言,缺乏一定的劳动能力,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影响。
但是进行社会分配时,要用国民生产总量去除以国民的总人数得出的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至2050年,老年人口增长的比例要高于少儿人口下降的比例,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我国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以此来减小儿童的增长比例,严格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缓解人口基数过大的现象,有效的平衡社会分配现象。虽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但是可以相对的降低儿童数量的增长率,使得我国的人口数量维持一定的平衡,提高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动力。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导致我国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老龄化现象的严重也促进了我国消费水平的增长,刺激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总行和国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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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全文如下:
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例如,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个人所持的态度,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
人们往往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抱有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产生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而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干群之间冲突程度、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冲突程度、劳资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等,都与人们的认同阶层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整个社会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时候,贫困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贫困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感知,因而客观的贫困群体会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普遍处于小康生活状态时,认同阶层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指标。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认同于哪个社会阶层,就会从那个社会阶层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目前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应当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
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即便是将我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我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我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我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我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这个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于一般国际发展经验的曲线,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在特殊因素和一些新因素的影响下,继续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我国的特殊因素包括,非技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等;新因素则包括,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快速提升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收入的影响,以及信息成本快速降低导致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变化和中等管理阶层重新分化。
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我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现象,潜藏着一种发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人们在利益格局变动中所处位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冲突倾向,从利益的损失到实际的冲突行动之间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根据统计分析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会趋于严重。
因此,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另外,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适当的补偿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也是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4、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
调查中发现,“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者都认为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迅速致贫”者的社会冲突心理,认为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者更易于形成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但通过深入研究可发现:“迅速致富”(“在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者也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
造成生活快速富裕的人群也有较强社会冲突意识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尽管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有好处这一观点,但多数人都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满,希望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更加适度合理;在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富裕阶层也对自身财富的安全产生担忧。其次是因为人们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调查结果显示,最高层人员中有35.4%的人不同意多征有钱人的税帮助穷人,还有13.6%持无所谓的态度,两者相加约有一半的社会高层人员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其中,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有55.4%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共识。按照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认同阶层这两种不同分层标准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人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人员中,约有70%左右的人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
城市公众产生改革开放中干部获益最多这种看法,与不同职业群体实际收入状况的比较结果并不一致。公众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下海”已不再是“发财”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公务员成为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比较完备的职业;二是某些官员中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城市面临着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是失业下岗问题,占被调查者的70.4%;二是腐败问题,占被调查者的54.7%。这项调查结果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多数城市公众都认为,当前我国劳资冲突的问题比较严重。其中有两个比较醒目的结果:一是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问题感受最强烈。调查者在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四种类型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时,认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冲突最为严重的人数最多,这与我国私营企业用工和管理制度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证等现实原因有关。二是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判断对其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最为显著。分析表明,对“国企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的判断,是影响人们对整体社会冲突感受的最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国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人们对国企劳动关系冲突的心理承受程度比其它类型企业要低。
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人们对劳资冲突看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符合常识判断的因素,如职业地位较低、收入水平较低、自我认同阶层较低的人群以及近年来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人群,都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比较严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容易忽略的新因素,如教育水平较高者、年龄较轻者和居住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人群,对劳资冲突问题更为敏感。
人们对劳资冲突强度的判断越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就越低,他们越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并对整体社会冲突程度作出较高的判断,在实际的行为倾向上,他们也越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冲突行为来处理矛盾和纠纷。随着人们教育素质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劳资冲突问题将更加关注;而在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损害劳工利益,从而导致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有效地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将是保持未来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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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为了培育良好的性格品质、开发智力潜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激发内在动力、维护心理健康、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即育性、启智、强能、激力、健心、导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全文如下:
1.1不成熟性与可塑性
现代的大学生理论知识比较丰富,但社会实践知识比较匮乏,对社会的复杂与生活的艰辛估计不足,其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对社会适应性差,常常表现出情绪化、极端化、人格障碍等不成熟的心理健康现象,这表现出大学生心理不成熟现象。但是大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校期间我们高调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人生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能使大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在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当面对挫折,能用一个正确的姿态去解决问题,表现其非常成熟的一面。
1.2多样性和复杂性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适应性,情感问题,人际交往问题、就业问题,每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尤其对一些985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心理根本承受不了,必须加强正确的心理疏导,情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1.3矛盾性与困惑性
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和网络、视频等现代传媒而产生现代功利性的价值观和网络价值观,必将对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观念产生较大的冲击,这就要求大学生有较深刻的辨析能力,否则大学生在心理抉择的过程中很可能迷失方向,产生矛盾和困惑的心理。是‘见义勇为’还是‘见死不救’,社会上道德价值观这种格外引人关注而又无休止的争论,存在于当代大学生中。”
1.4不稳定性和易变性
大学生的年龄是一个不成熟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具有很高的心气,一旦受到挫折,心理会产生很大影响,不能正确解决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其心理健康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会很快解决其问题,心理会更加阳光。
2.1国家与社会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宣传
(1)加强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体,互联网、文艺作品等大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大学生都要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树立正面典型。对一些社会雷锋精神等要积极宣传,树立一批正面典型,比如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等等。对这些正面典型案例,有条件让其宣讲团到学校给学生宣讲,在心灵深处理解。
2.2高校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互动
(1)转变观念,高度重视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就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今后高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把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共同教育学生。(2)创新两者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大,传播媒体及互联网等为我们更新两者结合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及提高教育效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注重培养两者结合的高素质教育人才。在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同时,要注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让二者同等重要,培养出社会认可的高素质人才。
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取向指明了方向,同时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使二者同等重要地位,现在社会也需要二者结合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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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工作的复杂性和影响班主任工作因素的多样性决定了班主任的工作方法是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统一。班主任工作方法必须根据班主任工作的具体任务、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对多样的方法灵活加以选择和运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班主任管理风格对影响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班主任管理风格是指班主任在对班级进行管理时,其所特有的个性化管理行为,而这种特有的个性化管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高中生日后的行为与发展。也正因如此,如何寻求适合的班级管理风格对促进高中生的健康成长则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现今高中生在高中生、成长中,极易受到外界影响而造成问题行为,不利于其身心发展的同时,也给班主任的教育教学工作加大了难度。所以,加强对班主任管理风格与高中生问题行为之间的分析,寻找出最适合的班级管理技巧与班级管理风格,解决高中生的问题行为,则早已成为现今班主任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高中生在整个成长期阶段极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产生问题行为,而造成这些问题行为的关键则在于以下几点因素:第一,家庭因素。家庭可以说其是在高中生成长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高中生问题行为的产生都是由家庭环境造成的。第二,学校因素。学校作为高中生日间活动的主要场所,其周边的环境能够直接对高中生行为产生影响,以至于造成高中生的行为偏差。第三,社会因素。社会对高中生的影响属于在生活中的潜移默化影响,因为高中生在成长期中,其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在不断的完善,极易受到外界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对事物的错误判断。可以说这些都是造成高中生问题行为的主要因素。
而高中生的问题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外倾向问题;第二,内倾向问题。外倾向问题是指那些可以被看到的过失,包括打架、旷课、逃学等等行为。内倾向问题则是指那些高中生的隐秘心理、不良性格等。
高中生的问题行为对高中生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不利的影响。也正因如此,如何解决高中生的问题行为则成为近些年来的教学关键。而通过研究发现,班主任的管理风格对高中生的问题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适合的管理风格能够约束高中生问题行为,促进高中生身心的良好发展,建立健康的心态。尤其是班主任的管理风格,还会在班级内部形成一种文化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高中生的行为,修正高中生的行为,从而解决高中生的问题行为。
目前常见的班主任管理风格主要有:民主风格与专制风格,两种。通过抽样调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班主任使用民主管理风格时,高中生极易出现外倾向问题,特别是对于低年级的高中生以及男同学而言很难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因为民主风格主要是以鼓励、教育为主,而和外倾向的高中生讲道理是很难控制住其外倾行为的。而使用强制风格,虽然可以很好的控制高中生的外倾向问题,遏制高中生的逃课行为,但是极易造成高中生的焦略、自卑情绪,从而增加内倾向问题。
因此,可以说班主任管理风格对高中生的问题行为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民主管理风格对高年级高中生和女同学有着较好的控制,不利于对低年级学生与男同学的约束。而强制性管理风格对低年级高中生和男同学有着很好的控制,不利于对高年级高中生的约束。但无论是单独运用哪一种管理风格,其在管理效果上都是单一而不全面的,无法切实解决高中生的问题行为。所以,在班级管理中,仅凭单一的管理风格对高中生进行教育、管理肯定是不够的。而是应该根据班级的实际环境,每个高中生的实际情况,采取多元化相结合的管理风格,并对所使用的管理风格不断的完善,改变,衡量利弊,在实际管理中不断的总结与反思,从而在经验融合中,整理出适合的管理风格。
3.1多组织班级活动,培养高中生的团队意识
学校是一个大家庭,教师则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家长。教师不仅应该教授高中生学习知识,还必须要教会高中生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也是降低因学校因素影响而导致高中生问题行为的一条重要途径。而经常开展班级活动,让高中生能够多沟通、多合作、多配合,势必能够在这种融洽的环境下,让高中生学会相互帮助,和谐共处,从而在降低学习压力的同时,减少因物质攀比等因素造成的高中生问题行为,使所有的高中生都能够充满活力的面对校园生活。
3.2加强对班级干部的培养
班级干部作为班主任最得力的助手,其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与高中生进行沟通、交流,从而及时发现高中生的心理变化,掌握高中生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班级干部普遍是由班级所有同学通过民主选举推举出来的。因此,许多班级干部在高中生之间较有威信,也深受高中生们的喜爱,这对做好班级管理而言有着极大的帮助。
所以,班主任在日常班级管理中,首先,应该着重开展对班级干部的培养,定期给班级干部开会,对发生在高中生们中的问题进行集中解决,并且细心的教导班级干部的实际工作,及时指导与纠正其工作中的失误,从而不断提高班级干部的个人能力。其次,班主任应该将自己手上的班级管理权力放一部分出来给班级干部,使班级干部真正能够得到实权做事,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得到高中生们的拥戴。同时,让所有的高中生对班级干部进行监督,使其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不至偏颇,从而更好的为高中生们服务,及时帮助班主任解决高中生的问题行为。
综上所述,本文笔者对班主任管理风格对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影响进行粗浅的探讨,也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高中生的问题行为多数是在高中生的家庭与学校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结果。而班主任作为高中生的直接领导者,更应该做好高中生的管理,将民主风格与专制风格相结合,充分发挥各个管理风格的不同优势,充分掌握高中生的心理变化,从而引导高中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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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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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美化”问题的特征和影响
至今,学界关于 “拉美化”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在自身学术背景下对其定义做出了相当全面的概括,这里就不加赘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发现诸多问题。[4]从历史上看,多数拉美国家自19世纪取得独立后,便开始发展民族经济。
20世纪30年代后,多数拉美国家开始走上了依靠进口替代本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通过大量举债从而迅速发展起来。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为5.4%.这一时间段,外资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整个拉美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虽然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了1500美元,但由于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单纯依靠外资而忽视本国工业化发展的拉美各国开始纷纷爆发债务危机,因而80年代也被称为拉美 “失去的十年”.进入90年代,拉美各国又都采取各种改革,主要的政策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初经济有所好转但后期起伏较大。就巴西而言,在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大起大落的境地。在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虽然国民收入有所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外债累累等问题。进入21世纪,巴西政府积极进行改革,并试图通过加入国际合作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由经济发展不稳定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暴露,且一直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问题:
1.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
整个拉美国家的基尼指数一直保持在0.5~0.6之间,这比世界各国平均指数0.4要高出很多。另外,少部分的富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这一现象至今在拉美国家中普遍存在,成为社会的顽疾。
2.政治上的动荡
拉美地区是一个历史上军事政变频繁的地区,近几十年来发生过一百多次军人哗变事件。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很多拉美国家都经历了从军政府统治到推翻军政府开始组建民选政府这一过程。动荡的政治使得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3.社会治安的混乱
动荡的政治局面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的混乱。拉美国家枪支泛滥,其地区的自杀率和绑架率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每年拉美地区由于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1 680亿 美 元,占 到 其 地 区 生 产 总 值的15.0%.
4.环境污染严重
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和民众缺乏一定的环保意识以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的缺失,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拉美地区每年减少森林面积大约为590万公顷,这个数据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造成的例如疾病、自然灾害等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同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拉美上空,驱之不散。
(二)社会分层理论
西方国家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不仅分析社会的发展,更能指导着社会的前进。拉美等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社会分层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社会变迁的维度,也是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始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着名学者戴维波普诺教授[7]认为,社会分层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西方对社会分层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真正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当属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二者对社会分层的本质、社会分层的原因以及划分标准的阐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马克思[8]认为,阶级现象的产生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9]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则集中于阶级、身份群体、政党这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这种“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也即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划分不同层级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差异导致拉美国家大多处于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数很少,却拥有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越往下层社会阶层越低,人数却越多,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少,由此也体现出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一巨大的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较大的动荡。社会的动荡不安带来了拉美国家经济的频繁波动。由此也折射出社会分层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的来说,“拉美化”还无法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定义,一般来说是将拉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为其中。但是不管概念如何,在整个拉美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其经济总量在拉美位列第一,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金砖四国”之一。研究拉美化以及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发展等问题,把巴西作为一个观察对象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一)经济波动幅度较大
巴西的现代化发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据统计,1931~1950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4.6%左右,高于其他主要的拉美国家。自1951年起,巴西进入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6.8%的年增长率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持续了30年之久。其中,1968年~1973年间,巴西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1.2%.但时间进入1980年之后,由于受到国际油价疯涨等外部因素以及巴西国内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内部因素共同影响,1981年开始,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外债也迅速增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飙升,最高达到43.1%之多。[10]
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有所复苏,但是通货膨胀率却又一直居高不下。
1994年,巴西开始实施着名的 “雷亚尔计划”,对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单从通货膨胀率上看,1993当年为289.0%,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回落到了9.1%.进入21世纪,2003年~2008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7%,人均GDP也上升到了8298美元。
2008年之后,受到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巴西经济开始了 “过山车”似的发展,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以至于到了今年,出现了前文所介绍的1.5%的增长预期。[11]从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巴西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够稳定,尤其在拉美地区陷入拉美陷阱的时间里,巴西的经济也如同陷入了泥潭中一般。
(二)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巴西民族主要由最初的印第安人、葡萄牙人和非洲人混血组成。这就决定了巴西传统文化就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兼具印第安文化、葡萄牙文化和非洲文化特点的巴西文化热情又不失厚重。桑巴舞,狂欢节,足球, “黑人文学”等都深深的影响着整个世界。其中,非洲文化对于巴西文化起到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主要以废除奴隶制为题材或以黑人、混血儿为主人公的 “黑人文学”作品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高度。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欧美强势文化的入侵以及巴西自身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传统的巴西文化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巴西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大对于文化市场的投资力度,但无奈于经济形势。据巴西 《伯南布哥日报》2006年11月22日报道,巴西文化产业的产值仅占GDP的5.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0%.而整个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文化产值只占全球文化产值的4.0%.[12]可以说,振兴巴西的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
(三)复杂的政治局势
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上主要以权威主义统治为主,坚决镇压反对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及经济发展。1985年,军政府还权于民,巴西步入了现代民主化进程。一直以来,巴西实行的是多党制和联邦制,导致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政治僵局频繁出现。虽然巴西总统有着广泛的权力,但是却不得不考虑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近年来,巴西政府在腐败问题、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及通货膨胀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大多收效甚微。在民主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巴西社会,政治稳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提高成为人民的期许。
(四)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严重
从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能看出拉美化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首先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大量涌入中心城市,被称为都市化趋势;二是随着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区,造成大面积贫民窟的存在,被称为边缘化趋势。这两个问题不断发展,最后衍生的问题就是边缘地带很难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福利,导致与中心城市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心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失业率高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而广大的边缘地带居民长期经受着贫困,疾病,犯罪等问题的困扰,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一直制约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巴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两极分化最快速的时期。
1979年~1990年期间,巴西的基尼指数由0.493提高到了0.535,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一期间几乎翻了一番。[13]进入新世纪,巴西政府做过许多尝试,但都没能改变两极分化的难题。最后,过多依赖外部投资,导致巴西社会的稳定性差。由于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了 “外资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使得自身对于本国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大幅度减少,经常发生由外部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在一个不稳定的前提下发展。
可以说拉美化不仅在经济方面给了巴西一个惨痛的打击,更是深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整个巴西社会笼罩在一种阴霾的大环境下。这就如同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所见是一样的,足球场内,群星闪耀精彩不断;而场外各种绑架,凶杀等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充满矛盾的巴西社会也许就像巴西的足球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任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出现,这是客观规律。马克思对发展做哲学定义时就曾总结过,发展是具有普遍性、曲折性、过程性和规律性这四个特点。[14]如何看待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就 “拉美化”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拉美化”不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拉美化”这一问题能否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一个过程?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从“拉美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例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等而简单地将一个社会定义为 “拉美化”.因为 “拉美化”具有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背景。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拉美国家大1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加上历史上拉美国家大多属于殖民地,本土经济文化遭受冲击严重。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军政府又统治了较长时期,导致权力缺少制约,腐败现象严重,民主长期缺席。推行民主和改革后,又受到了全球化大环境的冲击,导致出现了以上列举的问题。
(二)如何避免 “拉美化”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时,怎样避免类似于“拉美化”问题的出现?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各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怎样面对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了各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会简单地存在一条各国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结合拉美地区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避免出现 “拉美化”问题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发展道路;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市场和法律的地位;三是不能忽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扩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四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自身市场。
(三)“拉美化”对我国发展启示
由于同为发展中大国,又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巴西的发展问题常常被我国学者拿来同我国的发展对比。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 “拉美化”问题对于我国的发展有何警示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自那时起,中国是否陷入了 “拉美陷阱”就一直被人反复讨论。前文已经阐明过, “拉美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地域和时间限定。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所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 “拉美化”问题,但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合我们对于巴西发展道路的回顾和讨论,可以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我国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能生搬硬套。这里的具体国情,需要大量的实践和调研来得出,而不是纸上谈兵。二是我国要继续突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社会收入分配新机制,缩小两极分化。四是健全法律体系,“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五是扩大本土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让本土市场在竞争中增强创造力和竞争力。此外,对于环境的保护,加大反腐力度,保持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发展等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总之,“拉美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在面临类似于 “拉美化”这样的发展问题出现时,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要正视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躲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科学地将 “拉美化”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运用于实践中,对于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发展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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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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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为例,利用灰色理论的GM(1,1)预测模型对湖北省2014-206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未来47年湖北省老龄化程度将逐渐加深,到2060年老龄化系数将达25.56%。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7个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结果发现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等有较强的关联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小。最后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和关联度分析,对湖北省老龄化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GM(1,1)模型;灰色关联度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1 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 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0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1-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1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洌�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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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在农村人口占较大比例的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更加重要,但是目前学前教育的现状还存在一些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问题及其应对策略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教育形式有极大差异,农村和城市发展已经严重脱节。当前农村在经济、教育、文化这些方面都相对落后,同时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多数,根据不完全统计有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儿童身处农村。所以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时我国目前推行普及学前教育。而普及农村的学前教育更是重中之重,这也成为了当下的难点以及重点。
学前教育是指针对小学以前的孩子的一个基本教育。这样的教育可以在最初给孩子一个引导,让孩子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智力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孩子将来的学习生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现下我国农村的孩子也是渴求这样的发展,为了上优质幼儿园,家长千方百计让想让孩子在起跑线略胜一筹。在同样的年级,城里的孩子琴棋书画,而农村的孩子只能在疯耍。年轻的家长非常着急,所以为了拉下两边的差距,建立农村学前教育的体制非常重要。
学前教育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垫脚石,是因为它在国名教育体系中承担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是人生发展的基础性教育,它对与早期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对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低龄儿童在农村中的教育发展直接影响到了教育文化的发展,也关系到了一个国家的兴亡。
大量数据显示,孩子在六岁以前正是一张白纸,他需要很好的引导这时候能够形成早期的性格、态度、习惯、情感,对今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的学前教育非常受到重视,并且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体制。但相对的来说,农村的体制就很不完善,农村儿童得不到很好的学前教育。
就目前的国家国情形势下,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更是要从基础做起。学前教具占得比例更是相当的重。所以抓好农村学前教育是现在教育中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证实这一情况,我们对某市的幼儿园做了一个调查。普遍农村幼儿园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一)现有的教育机构不完善
于学前教育并不属于国家的衣服驾驭范畴,所以国家对这类教育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因此幼儿园的建设大多是根据当地的一个经济情况来建立的。这就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主要如下:
(二)幼儿因数量覆盖面不够
根据一系列数据显示,目前学前教育机构虽然很多,但是分布在乡镇农村的幼儿园非常少,而且大多数都是一些非正规幼儿园。甚至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幼儿园,这根本满足不了如今正在增加的人数,也不能满足就近上幼儿园的需求[3]。
(三)幼儿园大多数是民办学校
从办幼儿园的类型来看,大多数幼儿园属于民办而非政府。由于民办幼儿园居多,所以会造成一个收费不合理。而收费合理化的幼儿园且这类大多数分布在城镇政府附近。而很多幼儿园会因为附近的小学的撤离继而办不下去,这就会造就一批没有经过任何审批,注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幼稚园产生,这些幼儿园大多都没有经过有效的管制和治理。
1农村的教育意识较为薄弱
我们所了解的学前教育其实很大部分来白于家庭教育,在儿童成长的过程最初的领路人是来白于父母,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白己的孩子。在农村,很多农民并不了解这个模式,采取对孩子不管教的态度,低龄儿童正处于一个好奇宝宝的阶段,如果这段时间接受了不好的教育就会对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好的影响。
2.幼儿园经费缺乏
这么多年来,学前教育经费一直都没有列入财政预算。这就让学前教育阶段起到至关作用的幼儿园面临了一些列大问题,很多幼儿园靠着低廉收费在艰难地运转着。所以这导致很多幼儿园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办不下去。
3.幼儿园师资力量不足,基础设备不完全
据长期的一些数据显示,在农村的幼儿园中。很多幼儿园教师其实都是没有编制的,仅仅有少数部分教师拥有编制。在编制教师中也有很多教师根本没有评过职称。而没在编制的幼儿园教师工资收入都来自于幼儿园学生的学费上,或者当地的政府,如果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发达。这部分的补助要稍微多一些。所以很多幼儿园为了解决教师工资问题不得不依靠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员,因此带来了很大问题,学前教育质量不高。同时因为聘请不了教师,造成幼儿园的教师队伍出现更大的空缺。此外因为得不到保障,幼儿园教师的人才流动率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幼儿园教师的精神可嘉,但是他们具有的自身素质的确不高。这对于刚刚接受教育的孩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另外这些老师很多都得不到家长的认可,所以导致很大部分幼儿园其实都是在家长的压力下生存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夹缝中生存。
针对上诉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首先我们要推行政府建立幼儿园,同时国家应该对很多优秀的民办幼儿园进行资金补助,帮助他们承担一些办学经费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多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都存在一个不足的局而,国家为了减少财政支出一直都是实行两条腿政策。虽然鼓励社会多修幼儿园,在城市这些地方是能够承担的,但是相对落后的农村,这样的方法实现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单纯依靠公民自己来建立幼儿园,难度的确太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国家出而办理一些幼儿园。对于农村办理的好的幼儿园应该实行鼓励政策,包括对其经费的补助。而对于那些办理的相对较差的幼儿园我们应该推行一个改良政策,分派专业的人员进行辅导,培训。同时针对农村幼儿园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应该推行点线而的政策,开始建立幼儿园示范点,同时也可以将城市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建立起;联系,建立互政策,使先进化的幼儿园带动农村化的幼儿园。
2.由于目前存在农村家长对学前教育的概念很模糊,国家政府方而应该定期召开一些会议,对家长进行一些思想上的教育。让他们快速的意识到学前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办展板,发海报,让学前教育深入家长的心。同时幼儿园方而应该召集那些有小孩子的家长定期去幼儿园做一个思想倡导,让家长与幼儿园的交流更多,这样家长能够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幼儿园方而也能了解到家长方而的一些要求,而根据家长的要求改良白身的方案,制定出一个符合家长和孩子需要的教育方式。这样一举两得方法非常适合农村现行的学前教育制度。
3.政府应该将幼儿园的部分经费纳入公共教育事业支出,对农村的幼儿园的办学和修建都投入一部分经费。同时幼儿园方而可以拉入一些赞助商,比如像希望工程这种志愿协会来缓解自身资金缺乏的现状。而不是等着学生的学费决这部分问题,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4.建立一支以公办教师为主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幼儿园的师资力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因此我们要根据幼儿园的发展制定相应的编制标准组织一批教师,为幼儿园配套定制,并努力录取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化教师。可以从大学学前专业里而选取,也可以从一些小学教师中抽取一些比较热爱幼儿教育事业的老师。同时可以将原本没有编制的优秀的幼儿园教师进行一个编制,这样不断提高幼儿教师的素质。同时需要我们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批制度,对于幼儿教师上岗进行考核并实行实名制管理。建立幼儿教师保障机制,让幼儿教师与普通教师有同等的教育,并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在幼儿教师的保障问题上尽量避免因教师频繁的流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对于偏远的地区我们可以从高校中召集志愿者来教导幼儿园学生,高校学生普遍素质较高这是一笔现成的资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拿来比喻学前教育是再恰当不过了。学前教育是教育的奠基石,对于每个人都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一个人以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着学前教育的影响。所以重视学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目前的农村学前教育。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还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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