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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发展的产物,代表一种语言研究范式,是多种认知语言理论的统称。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即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把语言认知作为人的整体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来把握。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语义;语法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语言的认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包括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篇章分析等。1989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l990年创刊的《认知语言学》杂志,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此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非常迅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范畴化”(categorization)可以说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种认知活动,是指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对外界事物进行分类或归类,使无序的世界变成有序的、分等级的范畴体系。这个过程(即范畴化的过程)就是认知,或者说是认知的第一个环节。范畴化使人类从千差万别万事万物中看到相似性,并据此将可分辨差异的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类别,从而形成概念。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完成更复杂的认知活动,包括判断和推理。认知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和范畴的过程,它是一种以主客互动为出发点对外界事物进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1]。正如Lakoff所言:“没有范畴化的能力,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外界或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2]
范畴化的现象很早便引起哲学家的注意,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系统论述了自己对范畴的观点,经典范畴观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对传统的经典范畴观提出了大量的反证。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家族相似”[3]的概念。维氏认为, 无法用一种共同的属性来描述一个范畴中的全体成员,只是在成员与成员之间存在部分的相似性,并以这种相似性的交织联结成范畴的整体;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开放的;范畴内的各个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维氏的“家族相似说”否认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本质, 向经典范畴观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起,“家族相似说”被引入语义范畴研究。触发了哲学界、心理学界、语言学界对范畴化问题的重新审核。语言学家Labov和Rosch先后发表了他们对自然范畴的试验研究结果,把具有“家族相似”的这些自然范畴称为“原型范畴”[4-6]。一事物是否属于该范畴, 不是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成员所有的共同特性, 而是看它与其原型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范畴化研究的巨大发展成为认知语言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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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认知生成语言学
论文摘 要:生成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乔姆斯基始终把语法看作是语言的基础,始终遵守句法是独立于语义的,句法研究不应以语义为基础,形式必须独立于意义之外进行描述。认知语言学以语义为中心,将语义等同于概念化,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一个认知结构。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才具有生成性,认为词法、句法不是自主的,是受功能、语义和语用因素支配和制约的。
认知语言学家对意义的研究也是沿着内在论方向进行的,与乔姆斯基一样都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语义必须按照心理现象来描写。认知语言学家的一个重要口号是“Meanings are in the head(意义在人们的头脑里)”,这一观点就明确表明他们对语义的基本态度也是基于内在论的,与乔氏的内指性有某些共识。
认知语言学的最基本观点是:在世界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语言形式是体验、认知、语义、语用等多种外在因素促动的结果;同时还认为意义是基于体验和认知的心理现象,不能脱离人们的身体特征和生理机制、神经系统。对于意义的看法,他们还有一个口号:“Meanings are on the embodied basis(意义基于体验)”。语言的语义是一个从语言表达到某些心理实体的映射。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语言不是自治的而是基于体验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语义虽是存在于头脑之中,但其根源不是天赋的,而是来源于身体经验,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在推理过程中人的生理构造、身体经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知语言学还认为,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的内部,而是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和文本的理解。意义取决于理解,产生于解释者主体与文本之间的辨证关系。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人类这一最重要的认知特点正是他们与乔姆斯基理论在意义内在论上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认知语言学说虽与乔姆斯基理论都研究心智,表面上看同属内在论,但对于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根本性分歧。尽管两者都持语义内在论,但认知语言学家与乔姆斯基所主张的先天的和自治的内在论存在巨大差异。前者的最基本观点是:在世界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语言形式是体验、认知、语义、语用等多种外在因素促动的结果;同时还认为意义是基于体验和认知的心理现象,不能脱离人们的身体特征和生理机制、神经系统。乔姆斯基那种先天的、自治的内在论正是认知语言学批判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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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出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英汉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英汉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极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
不光如此,英汉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 “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了“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
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它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而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句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
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 will meet at the courtyard gate at 7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in order to visit our 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
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的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无论什么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交流的目的。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在中国与国际各领域接轨日益加速的时代,为使翻译学得以更好的发展,在注意到中西语言文化思维差异性的同时,必须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西译论体系间的双向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以达到中西译学的交融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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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主义认为,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实体和范畴,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获取意义。这样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是客观现实的映射。客观主义这还将人的心理活动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隐喻、借代、主观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应该进入人的概念领域(realm of concepts)。总之,客观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虽然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约,人的思维和推理是大脑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间的关系运算,是绝对抽象的,无形体的(disembodied)。他们错误地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截然分开,认为理性、思维、观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环境的制约,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超验的,不依赖认识主体的身体经验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对“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范畴、意义、思维和推理与以前不同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m)的观点。他们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或简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这里的经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向图式。
经验主义认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embodied),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
(2)思维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为那些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向的结果,这种想象力也不是脱离形体的,因为隐喻、转喻和意向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
(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意义与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
(4)思维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学习和记忆的认知过程依靠完型结构,而不是抽象符号的机械运算。
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里,意义被视为是最关键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词语(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作为生物体的特殊身体构造决定了有些经验是先于概念的产生就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概念之先结构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基本层次结构,一为意向图式结构。认知模式与这两种概念之先结构相映衬,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种映衬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还认为,我们通过理想认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来构建知识,ICMs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向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代投射建立起来。在那些没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结构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们通过隐喻借来此种结构。这样一来,隐喻就为我们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径。经验主义因此特别重视隐喻对人类认知体系和语言形成的作用,因为隐喻将理性(reason)和想象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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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语言的认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包括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篇章分析等。1989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l990年创刊的《认知语言学》杂志,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此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非常迅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框架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词义及句法结构意义的一种方法。Fillmore指出:“框架语义学提供观察词语的一种特别方式,同时也努力描写一种语言新词的产生和已有词语里新意义的增加,或将一段文章中各部分的意义组合到一起,从而形成整篇文章的意义所需要遵循的原则”[11]。在框架语义学中,词义是用框架来描写的,框架是一种概念系统或认知结构,要理解词语的意义,就必须先具备概念结构即语义框架的知识。“一个“框架”作为在对语言意义的描写中起作用的一个概念, 是跟一些激活性语境相一致的一个结构化的范畴系统”[11]。以Fillmore着名的“商业交易”框架为例。这一框架涉及的概念包括: 拥有、给予、交易、钱。这样一个场景图式中的元素包括:钱、商品、买方、卖方。其他元素还包括:价格、时间、找钱等。根据这些概念, 我们就可以对一系列词语的意义、用法及语法结构进行对比描写。例如,英语中的buy, sell, spend, cost, charge, price等等。如果我们把商业交易框架与其他框架进一步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描述和解释像tip, bribe, fee, honorarium, taxes, tuition这样的词语。由此可见, 框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结构。语言框架为词义的存在和使用提供了背景和动因。要理解词义必须将其放置于人们的经验与社会文化的习俗框架中,理解人们的经验与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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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字母词的出现丰富了现代汉语语言词汇系统,便于中西跨文化交际,但另一方面字母词的出现也是语言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它破坏了现代汉语文字系统的纯洁性。本文探讨现代汉语字母词现象,并指出现代汉语字母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渡阶段,跨文化与跨语言交际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为了克服在跨文化交际起步阶段用汉字单纯音译外来语词的缺陷,人们用汉字音意兼译外来语词。如把Beatles译成“披头士”会让人联想起乐手们演奏乐曲时长发飘散的潇洒形象;把coca-cola译成“可口可乐”会让人向往这种饮料的美昧,可口可乐之所以行销中国,其原因也在于此;把TOEFL译成“托福”,把意欲留学美国的中国学子的祈福心态描绘得活灵活现。其它经典的音意兼译佳作还有shampoo(香波),Benz(奔驰),Canon(佳能),talking show(脱口秀),Sumicidin(速灭杀丁),Broadway(百老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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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的不同,决定了它们所表达的相同事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然而,由于语言之间的相通性、相融性,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相同事物之间又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必然的共同性。英、汉姓名的异同就是其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其中所蕴涵的深远的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回味与咀嚼的。本文就英汉姓名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方法进行粗浅探讨。
姓名的翻译要遵循两个原则:“名从主人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名从主人原则”是指在翻译姓名时,要以该姓名所在国语言的发音为准,而不管该姓名是直接从原文译出的,还是从其他文字转译的。换言之,就是译哪个国家的姓名就要以哪个国家的音为准。如Skolovski“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而不译作“斯科路夫斯基”(英语发音)。“约定俗成原则”是指有些姓名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已经有了固定的译法,就应该继续使用下去,即使有的不够妥帖,甚至错了,但因多年来已为人们所公认和熟悉,这样的译名也该继续沿用,无须另定译名。如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正确的汉译名应是“乔治·伯纳·萧”,但过去该作家的名字一直被译作“萧伯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汉名,我们也只有错误地沿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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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认知活动和过程。文化翻译是再创造的过程,是译者对原著的认知活动。从认知过程来看,认知语言学关注创造性以及体验性,这一理论认为,认知过程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结果。同时,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离开文化背景的翻译很难取得成功。因此在翻译教学中要切实加强文化意识培养,充分认识到认知语言学对文化翻译教学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是对大脑中相关语言机制进行研究的学科。认知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80年代到90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变成为当前新兴的主流语言学流派之一。通常情况下,学者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方面,这三派的相关学者也被看成是英语国家在认知语言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1)从转换生成学派中分裂出来的部分生成语义学家,例如Lakoff以及Langacker等人。(2)从功能或认知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相关学者,例如Dirven以及Taylor等,这些学者认为利用较为普遍的认知方法对语言的功能以及形式进行研究,能够使得人们对语言表达中的认知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3)对认知进行研究的相关人类学家、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主要包括了Gibbs、Johnson以及Putnam等学者。国内知名学者王寅对国内外知名的认知语言学家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如下定义: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学科,强调通过自我认知以及身体经验、借助知识结构以及认知方式等,合理地解释隐藏在语言事实中的认知规律。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是在现实体验的形势下,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凭借自身所参与的多种互动,在对原文本进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在译作中将原作者所刻画的现实世界以及认知世界反映出来。认知语言学十分注重体验以及认知所发挥的制约性作用,关注作者、文本、译者以及读者间存在的多重互动关系,期待达到“翻译的和谐性”以及“解释的合理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从事翻译活动的相关认知主体之间互动性的影响。好的翻译虽然存在着译者的积极创作活动,但必须坚持“创而有度”,在创作过程中不能过分发挥,所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应该是“追求平衡”的。可见,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能够为翻译教学带来更好的启迪。
认知语言学的经验主义认知观通常将语言能力看成是人们所具备的认知能力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语言结构而言,它和人类的主体经验以及概念知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使用者在描写或陈述事物的过程中通常不简单地限定于客观陈述,通常会用更加自然、丰富的意义来描述它们。比如,人们在描述早餐的过程中,不仅会说自己在早餐时间吃什么,而且还会描述早餐的样式、味道等,这些内容都是人们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他们能够很好地体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经历多种现象,而且还会在这些方面储备数量巨大的经验以及思维概念,也就是语境。在认知语言学中,通常将属于某种既定领域的所有语境或认知体现叫作认知模型,而且还提出了与大多数认知模型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和人们生活以及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不断整合的模型,这种复杂的完形结构被称为文化模型。文化模型对人们的认知模型(Ungerer F,SchmidH.J.2001)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中国人的早餐(breakfast)为例,它是和馒头、米粥以及咸菜等等这些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我国人民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型。但是,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在“早餐”方面“breakfast”并不会和这些事物联系起来,而是会想到面包、牛奶等食物和饮料,这是英国人在早餐方面的“文化模型”。相似的案例也适应在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可能不会存在丝毫和中国春节相关联的概念,这是因为,庆祝春节不是美国人的文化,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认识,这也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认知模型。然而,在这些美国人和中国人试图通过交流来理解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过程中,他极有可能会套用相似的认知模型,如庆祝圣诞节这种认知模型,试图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庆祝春节的情况, 这也是不同的文化模型之间的碰撞。
在文化翻译教学的问题上,这个课题显得颇为复杂,不但牵涉到诸多理论问题,而且还具有较强实际操作意味。文化模型理论能够科学合理地指导译者站在认知语言层面开展翻译教学。当前很多语言哲学家都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看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假如没有文化承载语言的相关意义,语言将徒具形式。要使使得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和体会词意,就要深入分析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例如,commonplace,它的汉语意思是“平平常常的”,假如运用common-or-arden variety来代替commonplace,就能够看出它承载着英国的相关文化信息;假如运用garden-variety来替代这个词语,它能够体现出美国文化的相关信息。所以,不管是翻译理论教学,还是翻译实务教学,都要高度重视译入语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翻译理论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开设和跨文化以及文化密切相关的课程,教授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翻译技能,而且还要让学生从文化层面认识文化翻译,这样才能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以及体味源语言作品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的翻译水平。
在翻译教学中,要以认知语言学中的文化模型理论为依托,这样能够使教师向学生呈现的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案例更加形象和具体,而不会显得空洞无味,能够让学生通过文化翻译教学,更好地掌握语言知识点,理解翻译实质意义。翻译中存在着“不可译性”以及“可译性”,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其中,难以把握的概念是“不可译性”它们一般都具有较为特殊的异质性,在语音以及文字方面有着自己的结构性特征,内容涵盖音、形、义(意义)、意(意象和意境)等许多方面。从这些文化翻译内容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过程来看,这些“丧失”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如果运用文化模型理论来解释它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翻译现象。运用文化模型理论有助于教师更好地指导学生,从而让学生准确地理解翻译理论,准确地判断翻译内容的文化特征。
学习了文化模型理论后,学生就能够很好地认识到,绝对“忠于原文”仅仅是一种翻译的理想状况,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信”以及“忠”的尺度。从翻译过程来看,“意义对意义”被看成是较为笼统的翻译,就算“等值”转换,也不能完全和原著相吻合。以英语中的语势(force)为例,可以用叠字来获得相应的语势,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声形美,但英语没有叠字,因此不能获得相应的语势。例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这一句中,“风萧萧”是名传千古的绝句,假如将其翻译为“the wind blew and blew”,读者就会觉得笨拙、拗口,不能获得较好的翻译效果;假如将其翻译为“the wind blew desolately”,也只能认为“基本达意”。通常情况下,语势都是在独特的意境及巧妙的遣词造句中形成的,更能体现文化意义以及含蕴,但要想达到“等效”翻译的效果,却比较困难。
把认知语言学引入翻译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好地通过认知过程的变化,掌握翻译技能,成为更出色的翻译家。文化是语言得以持续发展的稳步动力和基础,因此,教师有责任让学生理解、把握以及运用“认知——体验——再现”规律,提高自己的文化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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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相对地都会关注语言内容推理过程中的机制牵引功效,但是始终保留不同侧重点介入规则,其中前者主要将一系列和语言推理流程相关的内容视为概念激活支撑单元,比较注重在激活概念架构期间认知机制单元的控制实效。而关联理论会全面解析语用、认知原则背景下情境理解的功效,整体上忽视概念、激活媒介交接细节。系统地讲,尽管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关注点各有偏重,但是始终存在共同点,关联特征为后期语言理解过程和认知深度彰显提供较为坚实的支撑跳板。
笔者主要联合关联理论内部推导规则进行特定语句明确意义和隐藏内涵加以合理区分,其间也会兼顾语言学针对隐喻、转喻之间转交的特殊调试手段。
1.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对于隐喻、转喻处理上保留合理的互补特性,而在关联理论架构内部,两者通常被视为一类夸张修辞方式,尽管此类叙述方式保留一定程度的独特效应,但是有关不足问题表现为:关联理论对于隐喻、转喻心理机制控制功用有所忽视;再就是在内涵揭示和人文情感深度探测期间保留强弱对待原则。总体上来看,对于人类具体思维习惯和修辞现象差异结果产生全面忽视。
2.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在语言格式推理方面保留合理互补特性,实际上关联理论在处理明确、隐藏含义概念区分工作上可以选择将两类要素功用联合,特别是在试验人员语言逻辑形式探析蓝图比较完善前提条件下,可以进一步明确通过指称锁定,借由歧义拆解和内涵丰富获得更为精准的答案。而指称锁定手段主要是建立在初始假设图式综合发展基础上,进行隐喻、转喻异质化概念作用加以拓展而形成的假设图示。其中隐喻、转喻修辞模式在明确义获取上发挥高质量引导功效。
1.结合固定特性分析基础扩展,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之中,隐喻手法会在不同认知结构中加以延展映射,为了进一步确保相关解释条件的完整性,研究人员开始选用推土机行为和做事模式进行罗伯特行为做事规则解析。其实就是经过个体内在心理作用控制下,提供丰富形式的和语境相互适应的不明晰的意义。分析人员会从中挖掘一系列可能认知领域之间映射关系,不是简单的关联原则所能完全覆盖的,而其所能做的便是将我们核心注意力适当引导到建立此类联系的必要性机理结构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员必须清晰认证映射关系下怎样建立和挖掘和预期交际效果相对应的语境关联操作认知模式,有关此类细节长期被关联理论所忽视。
2.透过关联理论审视,一旦说两类命题形式之间保留一定程度的相似特性,分析人员就可从中选取一类命题形式进行另一类具有命题形式的表征描述,话语的解释用法和描写性用法保留较大区别形式,毕竟话语描写用法实际映射出的是真实状态下的命题形式。而转喻则是解释性用法架构的一类舒展途径,经过全新名字引出后,可以针对实际所指物质加以多元化表达,其中充分夹杂现存词语指称的系统设定经验。例如:She is the apple of his eyes.其中“the apple”并没有真正的指向某个具体存在的指称物,而是在解释其含义。换句话说,就是某种特定的语境下指称某种特定的人或物。其中指称词语表现出来的阐释性功能就是说话者概念表征中的“暗示”。我们可以看到,在隐喻的认知机制下,隐喻词语的基本交际功能事先已经被决定了,而在不同语境中也可有其明确意义。通过明确义,在特定语境中又产生了隐含意义。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的一致性程度是由关联原则规约的。实质上我们可以清晰界定,涉及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始终将关注点投射在中心议题语用推理流程细节之上,结合认知语言学角度解析,有关人类核心认知模式的隐喻、转喻模式,在话语内涵解释种始终发挥着重要牵引功效。总而言之,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语言推理活动中保留的互补特性,为后期话语系统化理解研究范围拓展提供合理动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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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务英语是一种为商务活动提供服务的英语变体。随着国际商务交往的频繁,对外劳务合同和承包、国际金融活动等,都需要运用英语。在这所有的活动中运用的英语即商务英语。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商务英语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了解商务英语有利于英语的学习与翻译。笔者从研究商务英语语言特点入手,分析商务英语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商务英语 翻译技巧 语言特点
商务英语是具备行业特点,以国际商务为基础,是在国际合作交流过程中所运用的英语。国际贸易活动的频发,使得商务英语成为了一种职业型语言。而中国高等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课程,为社会培养国际型商业人才,他们不仅要掌握相应的英语修辞手法以及语法特征等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翻译技巧。
商务英语是具备专门功能的一种英语,也是为国际商务活动服务的专业学科。此外,商务英语是在句法结构、基本语法以及词汇等基础上,具备独特表现内容与语言现象的一种英语。
(1)大量使用礼貌语。商务英语中,尤其是商务信函中,大量使用礼貌语。商务社交内容是以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为主,所以在商务英语中要大量使用礼貌语。
(2)时态与修辞的运用有限。在商务英语的使用过程中,因为语篇的主题过于严肃,借喻、夸张、拟人、明喻等修饰手法较少使用。和文学作品不同,商务英语的时态运用有限,通常情况下使用的是过去时态、进行时态、将来时态以及现在时态等。
(3)陈述明确、具体。在利用商务英语陈述事物的过程中,要求做到明确、笼统抽象、具体。例如:在商务英语中禁止使用像“We wish to confirm our telex dispatched yesterday.”这种概念含糊的句子,而应使用“We confirm our telex of May 4th 2014.”这种表达清晰明了的句子。
(1)在商务英语中,一些常见词汇有着特殊的含义。如:“promotion”的本意是“晋升、提升”,但是在商务英语中的意思是“促销”;“clain”的本意为“声称”,但是在商务英语中的意思是“索赔”;“offer”的本意为“提供,提出”,但是在商务英语中的意思是“报价”;“balance”的本意为“平衡、均衡”,但是在商务英语中的意思是“结欠、余额”。
(2)大量的商务术语,专业性强。例如:“accommodation notes”的意思是“通融票据”;“date draft”的意思是“定期汇票”;“balance sheet”的意思是“资产负债表”;“bank draft”的意思是“银行汇票”;“bill of exchange”的意思是“汇票”“bad check”的意思是“空头支票”;“bill of lading”的意思是“提单”等。这些都是商务术语,具备了极强的专业性。
(3)大量使用缩略语。商务活动的频繁开展,商务交往过程中为了节约人力资源与时间资源等,使得在商务活动中大量使用缩略语。如“A/C”即为“Account”,是“账号”的意思;“A/P”即为“Authority to Purchase”,意思是“委托购买”;“B/L”即为“bill oflading”,意思是“提单”;“L/C”即为“letter of credit”,意思是“信用证”。
商务英语的句子较为复杂,文体比较正式,句式较为规范,特别是合同、投标文件以及招标文件更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因为商务英语在语言表述上更重视的是句法的正确性,强调客观事实,因此大量使用长句、难句,句子结构更加复杂,且大量运用被动语态与从句等。
商务英语是一种涵盖文化背景、商务知识、交际技巧、语言等诸多因素的语言,其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深入研究商务英语的语言特征,有利于深化对商务英语的功能以及本质的认识,掌握翻译技巧。
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遵守相应的翻译原则,确保译文的严谨、客观、完整,还要遵循相关的翻译原则。其一,在翻译单词和句子的过程中,保证阅读者能够准确理解译文,确保译文的意思和原文意思相同,保证翻译的专业与严谨,从而防止传递错误的消息。商务英语是在商务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语句,翻译商务英语的过程中要密切结合专业知识与英语语言,深入了解国际贸易的相关术语,掌握商务英语的翻译技巧和基本原则,并充分认识不同行业的文化背景知识。
人们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也并相同。在翻译商务英语的过程中,要求充分注意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差异,还能够运用合理的词汇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实际意思。例如:“peacock”,在中国象征的是鲜艳、美丽的色彩,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在英国,“peacock”被视为“猥亵、污秽之鸟”,象征着给人带来厄运。在英语民族中,“play the peacock”指的是“炫耀自己”;“proud as a peacock”的意思是“非常高傲”;这些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正式场合下,并不能使用这种词语。
此外,在商务英语的翻译过程中,在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同时,还需要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对商务英语的表达方式以及语言特征等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运用专业的英语知识和翻译技巧,完整、正确地表达译文的信息。
因为商务英语涉及到诸多的国际活动。和普通的英语翻译相比,商务英语具有专业性特征,因此,在翻译商务英语的过程中要符合有关行业的要求。商务英语的运用和行业额的环境背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商务英语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要认真了解行业的相关知识,掌握行业的语言特色、表达方式以及文化习俗等,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断出现各种新词。所以我们要彻底掌握专业知识,了解商务的专业知识,明确新词的使用技巧。
在普通英语中常用的词语,在商务英语中有着特殊的含义。所以其具备了单一释义的语言特征,是一种专业术语,该专业术语要和国际通用的汉语译文相对应。因此,在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要符合专业术语的对等要求。例如:作为普通词汇,“enquiry”的意思是“查询、调查、询问”,在商务英语中是“询盘”的意思。这些是商务英语的专业术语,其具有国际通用性特点。如果将这些专业术语作为普通词汇进行翻译,将会违背商务英语的翻译原则。
在翻译商务英语词汇的过程中,要对该词汇的意思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适当减译、增译;然后完整、正确地翻译译文。尤其是在商务术语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要准确掌握术语的意思。汉语结构和英语结构并不相同,因此,将商务英语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要求减少词汇或是增加词汇,以此保障能够准确表述原文的意思,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译文。此外,在翻译商务英语的过程中,要注意表达方式与词的不同,灵活利用翻译技巧,确保表述的完善、准确。
商务英语是为商务活动服务的一种语言,其具有特殊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商务英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掌握商务英语所具有的语言特征,并准确理解句法特征以及词汇特征,根据商务英语的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原则,准确、完整进行翻译,确保译文的标准化,以此达到实用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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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家新.从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谈商务英语阅读课教学法的改革[J].考试周刊,2011,09(10):156-157.
[3]王敏.广告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3(15):200-201.
[4]刘君武.商务英语广告的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15):134-135.
[5]任振涛.谈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8(25):4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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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慧剑.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对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12(02):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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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全文如下:
〔摘要〕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语的阅读之间尽管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要素,但阅读过程却差异很大。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是否存在着两个平行发挥作用的认知过程,或着是否存在着对两种语言的处理都适应的策略。本文将着力探讨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的异同之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语言文化内容或背景知识认知体系,形式上的(或字面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
〔关键词〕文化差异;认知体系;处理策略
阅读能力是第二语言学习中公认的最稳定、最持久的模式。换言之,学习者虽然可以运用刚学得的技能,但更多地是运用现有的能力水平去理解文本。无论是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的语境中,阅读都包含读者、文本和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等内容,尽管母语的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国语阅读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重要基本因素,但是其阅读过程差异很大。引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有没有两个并行发挥作用的认识过程,或着有没有同时适应两种语言的处理策略。尽管人们有这些兴趣点,但是由于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与母语的阅读相关意义不大,前者甚至被一些人简单地视为后者的自然派生,对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经常被排除在外。
例如,第二语言的阅读时常被视为用母语进行同样任务的一个较慢的版本而已。这种理解意味着第二语言任务无非是以一种行为模式取代另一种行为模式。我们不仅要明确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过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还有许多不同因素在起作用,大量复杂的变量使对这两种语言的处理差异很大。因为大量的复杂变量使母语的阅读过程基本上难以观察,所以教师们在课堂上需要努力了解学生的阅读行为并能够帮助他们理解那些行为。
既然这些因素会影响第二语言语境中的阅读,教师就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其读者的文化、语言和教育背景等。本文将探讨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尤其是在文化因素方面:内容(即背景知识)认知体系(schema),形式(即文章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包含大量文学知识,而此处又不可能完全谈到,但本人仍希望本文的讨论能为读者提供了解这一领域的一个视角。
认知体系的类型让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认知体系的概含。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库克认为“大脑在文本中的关键词短语或语境的刺激下会激活一种知识的认知体系”。Widdowson和Cook都对schema的认知特点加以强调,认为认知是使我们把正在吸收的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其中已知信息含有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从日常知识到很专业的知识,以及语言结构知识和文本形式等语言知识。除了使我们能够更节省地组织信息和知识以外,认知体系还能使我们能够预测口语和书面语是否会持续下去。文本的第一部分可激活一个认知体系,即唤醒一个尚未被下面的内容确认或否认的认知体系,对认知体系理论的研究大大地促进了对阅读理解机制的了解和利用。
研究者们已经证实了若干类型的认知体系。其中内容认知体系是读者对文化背景或对世界的了解,它为读者提供了文化比较的基础。形式认知体系,通常被称为文本认知体系,是指书面文本的组织形式和修辞结构,包括各种不同文体类型和体裁的知识,不同文本的组织形式、语言结构、词汇、语法、及正式或非正式文体等。形式认知体系涉及的是语篇层次,而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则包含单词识别所需要的解码特征及其在句子中的组织形式。第一语言读者能通过反复的例句,把本不是他们自身语言结构的词纳入某种语言模式或猜出其含义。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形成基本上遵循同样的模式。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认知体系在理解母语文本及第二语言文本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推定,读者无论以母语还是第二语言阅读,只要熟悉文本的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就能对文本有较多的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第二语言读者不具备这种知识,那他就可能因认知的障碍而理解甚少。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内容认知体系,或者说背景知识方面文化取向也是影响第二语言或外语阅读的重要因素。Johnson(1982)等都曾对此进行过阐述。但许多研究这种认知体系的作用或背景知识的方法都只不过是Carrell1987年试验的变化而已。接受这次实验的有28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24名来自拉美的信奉天主教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英语都处于中上等水平,并参加了中西部某所大学组织的英语强化训练。实验要求每人读两篇文章,一篇关于伊斯兰教,一篇关于天主教。每篇文章的修辞格式或者组织严谨,或者不为人熟悉。读完文章后,每人要做一项选择题,并默写出文章内容。
对他们的回忆方法及理解成绩的分析表明,认知体系明显影响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他们对所阅读的文本越熟悉,文章与其民族的文化特征越相似,阅读内容就越容易得到理解和记忆。进一步研究表明,读者的内容认知体系要比他们的形式认知体系对理解和记忆的影响大得多。如前所述,在Carrel的研究中,当接受试验者对文本的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很熟悉时,记忆的就最多。但若只熟悉两者之一,因内容不熟悉而造成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Steffensen和Joag-Dev在1984年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实验。他们选用两篇用英语写成的描写婚礼的文章,一篇描写美国人的婚礼,另一篇描写印度(次大陆)的婚礼。然后让一些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印度学生和把英语作为母语的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描写的内容。研究发现,对关于本民族文化的那篇文章的理解比另一篇要精确得多。尽管有学生声称语言本身容易理解,但不熟悉异域文化的都是记忆起来比较困难的重要原因。
Johnson(1981)则以英语水平中等的46名伊朗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研究了文章的文化渊源对其阅读理解的影响。每个学生读两篇文章,分别源于伊朗和美国民间传说的英语小故事。一半学生阅读未经改编过的,另一半学生阅读改编过的。测试的方式是选择题,目的是检验其理解程度。同时还让另外19名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文章内容,以作比较。结果显示,故事的文化来源要比文本的句法或语义的复杂性对理解的影响远远大得多。在另一项研究中,Johnson(1982)对学生回忆一篇有关万圣节的文章的情况进行了比较。72名拥有大学水平的学生阅读了关于万圣节主题的一段文章。从受试者近期对习俗的经验来看,其中既有不为他们熟悉的也有熟悉的。
一些受试者琢磨了文本中的一些不熟悉的词。对礼仪的回忆结果显示,此前的文化经验使读者对理解关于万圣节这种熟悉的信息有所准备。然而直接面对不熟悉的词汇却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阅读理解产生多大影响。Kang(1992)也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研究,检查了第二语言读者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从第二语言文本中过滤信息的能力。韩国学过高级英语的大学毕业生阅读了故事并回答了相关问题。一份评价其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口头礼仪试验表明,其文化特定认知体系和推理方法会对文本理解产生影响。尽管对于文化如何构成背景知识从而影响阅读等问题的变量和因素尚未完全明了,但是关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和内容认知体系对阅读理解的整体作用的共识却已经形成。
许多研究已经探讨了与阅读理解相关的文本认知体系的作用,其中大多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先让参与试验者阅读文本,然后让他们主要以书写的方式回忆所得信息。其中包括识别文本固有的结构(如说明文中的比较和对比,问题与答案,普通版本与书内插入空白页的故事等)、研究者对所回忆的信息中如介词的数量和故事各部分的时间顺序等特殊变量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文本结构会对理解和回忆产生影响。一些研究也显示,在对所提供的文本结构的回忆质量方面,不同的语言群体也可能会存在差(Carrell,1984)。比如Carrel的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对含有比较结构的说明文的记忆最好,对描述性和问题答案型的文章的记忆稍差些,最差的是对前因后果型的文章的记忆;亚洲人对问题答案型和前因后果型的文本记忆最好,最差的是比较结构或描述性文本。然而只有经过对语言背景与文本结构的相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后,这些结果才会有参考价值。即使不考虑上述研究结果,了解文本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显著差异对促进文化交流也具有重大意义。
Stone(1985)曾做过研究,旨在探讨在进行英语文本阅读时,与西班牙语不同的英语模式是否会对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的理解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为此一些具有英语普通五级水平的读者被随意地分别安排到最初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小组里。他为此设计了九个故事,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似、中等相似和不同。测试方式包括复述文本内容和做阅读理解题。结果表明,在复述测试中,对那些与学生的最初语言完全不同的故事的阅读成绩最差,随着语言模式相似程度的降低,口头阅读错误也在相应地增多。这些结果支持着这样一个论点,即那些与读者所预期的语言模式相违背的文本可以对阅读理解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过去几年里,对比修辞学开始出现,它的核心研究领域是第一语言的语篇规约和修辞结构对第二语言的使用,以及认知和文化方面的语义转移数量、尤其是与写作相关的转移数量的影响。对比修辞学的目标,在于识别第二语言作者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参照第一语言的修辞策略来解释他们。很明显,文本结构中的修辞差异能够导致阅读障碍。写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比如:美国学生经常批评法国作家的文章太抽象和过于理论化,缺乏美国文章传统中的具体细节和修辞模式;汉语文章经常被描述为冗长罗嗦、修饰过多,在西方人看来缺乏衔接性;而日本人的作品则以文本组织形式多异而著名。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从具体到一般这种谋篇方式,即把一般性结论置于段末。(Connor,1996)此外,在本族语与目的语的写作体系和修辞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成为影响阅读的另一重要因素。
正字法体系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些语言可能有很多象征符号字,而另一些语言却可能数量有限。例如:汉字书法是一个与英语完全不同的书写体系,它由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组成,具有强烈的美学因素。阿拉伯语也有一个书写和阅读都是从右向左独特做法。这些写作体系中的种种差异都可能给第二语言读者造成困难。毫无疑问,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学生将会面对这些第一语言学者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总之,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必须对学生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相关材料的结构予以详细说明,使学生明确其文本和语言的文化框架发展趋势。Connor(1996)在对该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后认为,本族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类型可能会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干扰。
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两种语境下的阅读都需要了解内容、形式以及语言等认知体系。同时阅读也是读者和文本之间通过互动确立意义的过程,即读者运用思维活动从文本中构建文本的意义。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阅读策略或阅读技巧。成功的第一和第二语言读者能够有意或无意地采取特定的行为来提高对文本的理解效果。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从下到上的策略他们都会适时采用。
Goodman(1996)认为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会同时完成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预测即将出现的信息,验证和确认预测,等等。这种阅读过程是一个从不断输入的文本中连续不断地取样的过程。读者不是逐字地进行,而是借助背景知识和预测、确认等各种策略来理解文本。一个人达到这种程度时,一般可能会说;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阅读可以是相似的。尽管如此,正如以上研究所示,第二语言阅读实质上与第一语言阅读差异是很大的.
第二语言是指“语言学习的历时性,任何在本族语之后获得的语言”(Stern,1983,P,12)。该定义所说的本族语的含义是一个已经牢固发展起来了的本族语。而第二语言则意味着该语言很可能并不在本国内说。此外,第二语言可以包含一个在句法、语音、语义和修辞上与目标语明显不同的语言基础。如上所述,认知体系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很大。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如果对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知识内容认知体系不熟悉,或不具备第一语言读者所具备的语言学基础,就会在文本中遇到困难。
这些困难的大小由两种语言间的差异而定。如果一个第二语言学生的本族语与目标语的句法结构差别很大,就需要一个较高层次的认知重建过程。(Segelowitz1986),Grabe(1991)也指出,学生开始第二语言阅读时的知识基础与他们开始第一语言阅读时不同。例如:第一语言读者在进行实际阅读前已经拥有了充足的词汇基础,认识了几千个词汇和本族语的一些语法知识。而第二语言阅读者并没有这些优势。另外,第二语言读者虽然可以拥有语言技巧,但他们时常不具备细致的社会文化技巧。这时常意味着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并不具备以纯正而特定的文化去理解文本的能力,是一种与内容认知体系缺乏相关的观点。阅读的结果理解,就建立在语言数据之上。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就可以得出双语言读者的特征。双语言阅读即一个人能够用两种语言进行阅读,能够并且成功地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理解能力、阅读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和相关语言的语言环境的判定等。
例如:一个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读者就意味着他能够成功地用这两种语言阅读,能够借助以下一些阅读行为增加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效果。该读者习惯于读前先浏览,借助标题、副标题、图表等语境线索,边读边寻找并格外注意重要信息,努力把文本中的要点联系起来以求对理解全文,激活并运用以前学过的关于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的知识来解释文本,重新考虑和修正那些建立在文本内容之上,关于文本意义的假说,尝试者根据文本进一步推出新结论。
确定未明白的词义,检查对文本信息的理解是否正确,进而归纳全文的主要观点。该读者还可以运用一些策略如:释义、重复、做笔记、总结、自问等来记忆文本,搞清楚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识别文本结构;在对文本的理解不能顺利进行下去时,及时改变阅读策略。
最后,该读者还可评估文本的质量,读完一部分后进行反思和信息加工,并对所获得知识使用给以预测和设计。尽管以上所列内容并不一定全面,排序也不一定合理,但却实实在在地对一个成功的双语读者的种种特征提供了一个描述。这类读者进行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时都通常使用这些阅读策略和做法。
此外,不管文本、语言或正字法等情况如何,双语者都能培养起对付不同语系和文本的策略和结构,所以双语读者多灵活而博学,熟悉许多适应每一种语言环境的技巧和策略,因而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都与其他阅读无异。
总之,文本着力探讨了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之处。在思考文化差异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认知结构的作用及其与第一、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关系。当然,还有许多本文未提及的造成两种语言阅读差异的其他因素,但愿本文的讲座能够有助于解释文化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用。
在了解两种过程相似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不同语言的学生对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相似的。读者,尤其是第二语言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相似性,教师们应当经常询问他们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使学生自己也能够从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经历中找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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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担任着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在体现人文精神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言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的优良传统
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1重视实证和归纳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1.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1.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2文字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对策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2.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2.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
2.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
2.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一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二
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学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三
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
四
中文系本科教学的变革要求主要来自于科技发展带来信息传播手段的变革。中文系本科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一百年前,语言文字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笔墨纸张与口说,今天除了口说之外,更多依靠的是多媒体,同时,多学科融合让写作和文字处理越来越远离笔墨书写,因而中文系本科教学必须进行课程调整和改革。在阅读形式上,已经从纸质载体文献一统天下局面变为多种物质载体文献并存的态势。从发展趋势看,纸质文献载体必然逐渐退出,数字多媒体载体必将成为主流。文献阅读的变化必然带来书写的变化。目前书写工具已经完成从笔墨到电脑键盘的转变;现在仅仅会敲键盘已经难以适应当代书写要求:必须会使用多种软件,会制作博客、开通“微博”,挑选“模块”,插入各种“效果”:声音的、图像的……一句话,你的作品必须首先吸引住眼球,然后才会被点击。点击率高低成为作品影响力的唯一标识;不然,即使你的作品文字内容优秀,写作技巧高超,均会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汪洋中而默默无闻。国内大部分中文系的培养体系依然停留在铅与火的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核心课程的设置都是以纸质文献载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正在消失。这是我国所有中文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中文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需要能说能写、具有相当涵养的“文化人”;因此能说能写是中文系毕业生作为工具人性的首要标志。中文的写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应用文写作;一类是文学写作。前者属于工具职能;后者属于自由天性。前者需要努力,后者需要天分。当然天分不可以制造,但可以开发。前者培养文秘人员,后者培养作家。那么,我们有理由将中文系人才培养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实用写作人员;一类是培养自由写作人才。全国中文系毕业生不可能都当作家,因此前者是中文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后者才是“精英教育”。实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之路,北大中文系中文信息处理专业已经走在前列,各类非综合性大学也做了探索。由于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非综合性大学的各自优势又是明显的,只要把握好学科融合的力度,培养出具有在局部领域“通才”的文秘人员是可能的。根据这方面社会需求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应当着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要加强引入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力度,第二是培养类似于兼通文学与管理学、文学与经济学等方面的师资队伍,我们有必要改革管理思路,根据各大学的专业优势,将优势专业的相关课程融入汉语言文学教学体系。第三,要跟踪当代多媒体制作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相关课程,让学生掌握现代办公系统操作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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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市场营销专业认知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三年培养期内,第1、2、3、4学期为基本职业能力培养阶段,在校内完成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其中在第1、2、3学期将进行公共基础课、两门专业基础课:计算机基本操作、经济法及三门专业核心课程:柜台销售、营销销售、团队销售的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开展校外实践活动,如进企业参观,参加企业一日营销活动等,同时也请企业实践专家参与课堂教学,为学生介绍企业文化、岗位要求、个人成长故事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认识了解热爱营销职业。第4学期在完成第四门专业核心课程:店面管理的同时,将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专长和实际能力,有选择的开设一些针对性强的专业课程,如金融营销、房产营销、化妆品营销、汽车营销等供学生选择,或开展一些相关的专题市场调查、营销策划、产品推广、社团协会活动等,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岗位适应性,促使学生提升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入了解所学专业,并做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明确目标,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建立校内实践与校外实习相结合的模式,加强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使学生建立学习即工作,工作是学习的理念,不仅能就业,并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规划。同时,在校内积极探索实践“校中厂”的实训基地建设模式,根据市场营销专业特征,倡导建立校园超市,校园格子铺。由师生共同管理,采用市场机制运作,学生可以通过POS机、条码打印机等进行商品信息管理、销售、商品编码等实训和顶岗实习;在配套建设的仓储中心,学生可以进行入库、保管、出库、理货、装卸和搬运等实训和顶岗实习;相辅的校园格子铺,可以对学生的自主创业、营销策划、经营管理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在运营过程中,不仅提高学生的实习实训能力,同时也促进提高教师的实战能力,丰富教学经验。第5学期为综合职业能力培养阶段,主要在校外实训基地完成。以企业为主导,由企业经理、一线营销骨干人员和校内骨干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结合企业员工岗前培训内容,使学生熟练掌握营销工作流程,并灵活运用综合职业技能,实现由学生到营销职业人的顺利转变,为学生的预就业顶岗实习、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第6学期为预就业顶岗实习阶段。校外顶岗实习是目前校企合作的重要形式。学校可以依托行业协会企业,广泛拓展顶岗实习岗位,同时有针对性地选择技术业务相对稳定的单位作为紧密型实习基地,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在完成企业综合实训的基础上,可根据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完全顶岗,为就业奠定基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双赢”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任何业务单位都没有义务接受毕业生的实习任务,更没有义务来保证毕业生实习质量。因此,要调动实习单位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必须充分分析实习单位的实际需求,选择既能满足单位实际需求,又能锻炼学生能力的项目。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由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带队,参与社会、企业、商家实际的市场运作,由此,不仅达到了提高学生的目的,也使他们在实战中熟悉了工作,树立的自信心,增强了社会适应能力。在学生校外实习过程中,将由班主任、专业教师、校外导师共同组建校企双元顶岗实习管理机构,对学生校外实习表现进行考核,并结合学生实习报告,评定学生成绩。在培养期内,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能力为本位,质量为核心,强化职业素质教育”的原则,注重综合素质养成教育,通过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及校外实训、顶岗实习等一系列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思想道德与法律素质、人文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心理健康素质、职业心理素质)和职业素质(业务素质、创新素质、创业素质),使学生能以技能就业,以素质立业。
二、课程体系改革
根据初、中、高级营业员职业资格标准,以营销工作岗位为框架,通过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构建课程体系,开发突出社会能力、方法能力和专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以企业营销工作岗位活动为载体构建课程内容。
1.课程内容重构
根据营销岗位的特点,企业对营销人才更加强调“多能”而非“一专”的职业特性,根据营销岗位职业标准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将原有学科知识体系打破,运用“鱼骨图”分析学习任务所需技能点、知识点,结合营销职业素养,建立核心课程。
2.教学模式转变
充分利用校企合作优势,根据典型工作任务和学习情境的要求,创设尽量真实的工作环境,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来组织课程内容和教学过程。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做”一体化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认真分析学情,充分考虑学生实际情况,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目标,组织教学。首先,工作任务交予学生组建的团队完成,学生以工作任务为载体,通过具体的工作环节驱动,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自主学习和实践。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实践获取和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完成工作任务并形成工作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是主动的信息加工者,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群体的协助者,学生的学习顾问;教师的作用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组织并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
3.创新教学评价制度
在工学结合一体化实施过程中,校企密切合作,各司其职,发挥学生、企业、社会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督促、评价作用,建立“学生+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人才评价制度,保证专业的职业性和课程的应用性,使学生专业有特长、就业有优势、创业有基础,发展有空间;让企业拥有“用得上、上手快、留得住”的技能人才;获得社会大众对专业人才的培养的认可。“三位一体”评价标准将存在于每个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工作过程,评价的指标从工作态度到工作能力全方位立体评价。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地区特色的经济和文化至关重要。市场营销作为其中一门实战性很强的专业,需要有更为多样灵活的模式去创新和拓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职业教育理念,创建企业全程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加大与市场需求的全面衔接。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建立动态合理的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培养市场和企业真正需求的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一、民族地区高校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1、培养模式方面
在民族地区,传统的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中对于培养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理论脱离实践。市场营销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然而在民族地区,“应试”教育根深蒂固,高校普遍集中加强学生对于理论基础的学习,忽略了培养营销实践的能力。加上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缺乏适宜的实践基地,上述问题显得更为严峻。而且缺乏有效的管理体系,无法对学生具体的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第二,素质培养缺乏。社会对营销人员的素质要求普遍较高,一名出色的营销人员在精通理论和掌握营销规律的基础之上能够在处于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处事不惊,沉着应对,及时采取有效的营销策略。当前,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营销人员由于大都未经过严谨的专业培训,所以应对市场的变幻莫测显得过于被动,这些高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也仍需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锻炼才能达到岗位要求。
2、课程设置方面
专业课过于冗杂,缺乏特色课程。首先,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不仅包括一些基础理论课程,还有大量的专业选修课程,过多的课程使学生整日专注记忆这些课程的理论知识,而没有时间加强相应的实践性训练。其次,营销专业课程内容在各种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选修课和选修课之间过于重复。再次,缺乏特色课程。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市场营销专业,不仅要开设全国通用的专业课程,还要开设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以便为当地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另外,现阶段民族地区市场营销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理论教学而非实践教学。从教学成果来看,学生的实践能力并未得到有效培养,这是由于实践教学过于单调,根本未从实质上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在民族地区规模较大的企业少之又少,导致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及实习基地建设受到一定的影响。
3、教学方式方面
民族地区高校存在着传统的讲授法所占的比重过大、案例教学体系不成熟、教学方式过于单调等问题。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高校市场营销专业采用案例教学法,但由于这些地区案例教学环境不完善,案例教学体系不成熟,还没有形成我国或本地情景下的案例教学模式,教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亟待进行改革。对民族地区而言,由于环境闭塞、信息渠道有限,对新兴的产业和营销方式知之甚少,加上学校条件的限制,导致学生接触前沿动态的机会较少,也造成了这些高校教学方式的僵化。除了教学方法,这一地区高校的教学手段也相对落后,计算机辅助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
4、考核方法方面
依据期末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一般为60-70%)来评定该课程成绩的好坏仍然是本专业课程的主要考核形式。这样容易导致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单纯凭借期末突击考过关的现象频频发生的问题。同时平时成绩所占比重较少,所谓平时成绩也就是作业成绩和课堂表现成绩。这种传统的考核方式无法形成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的氛围,在考查学生综合能力上尚显不足,只能偏重于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再则,目前的考核办法主要是通过平时及期末的考核,其主要部分也是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简单理解,而缺少对知识点运用方面的考核。
5、师资队伍方面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市场营销专业的目标。首先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目前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多数教师,几乎没有社会实际工作经历,而且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也没有到企业挂职锻炼的要求,只注重学历和职称,这就造成了教师缺乏该专业学生所从事相应岗位的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多数高校缺乏双语教学人才,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重。本校也不例外,由于学校地处朝鲜族聚居区,韩国和日本是大部分教师前往留学的国家,导致这里严重缺乏纯英语教学或英汉双语教学的教师。这种现象将会对学生在掌握欧美地区营销前沿问题和最新动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跨文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改革民族地区高校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的对策
1、注重实践,调整培养模式
民族地区高校要明确培养模式定位。地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高校,其经济、文化等水平均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在此境况下,这些高校必须确立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完全参照其他地区高校的模式,首先要和自身实际情况相匹配,其次还要突出地方性特色和民族性。在人才培养上,不仅要使学生有宽广、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注重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还有各高校应该根据本地市场及国内外其他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加快专业结构调整,增强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争实现人才供需匹配以应对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强调校企联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在实践中巩固和深化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并明确定位是民族地区市场营销专业在构建教学体系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2、根据需求,设置课程内容
民族地区高校在课程设计时应该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可以设置更多的实践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目前缺乏的实践操作能力,将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可以增设营销实训、营销策划等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例如,让学生针对本地特色的产品编写营销策划书,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而且将专业课的教授时间合理的向前移,最后一年只安排实训/实习和毕业论文,尽可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其次,科学地、有计划地增设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来自由选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市场营销的兴趣,同时开设特色课程,以便培养地方人才;再次,合理调整课程内容,避免同一课程被反复学习,清晰划分每门课程特有的学习内容;最后,完善知识的前后联系和相互照应,科学安排相关课程,实现专业必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选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衔接。
3、紧跟潮流,更新教学方式
可以适当地减少传统的、灌输式讲课方法的比重,灵活地运用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问题式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等各种类型的教学方法。第一,完善案例教学,尝试问题式教学,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可以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方式,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带领学生们参观相应的企业和工厂,使学生全方位地了解经营现状,参观过后给学生们指派任务,使他们去调查市场,了解市场动态,并进行总结;第三,采取“引进来”的方式,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来到学校开展专题讲座,为学生讲述市场营销领域前沿动态和先进的思想理念。此外,计算机辅助教学(简称CAI)在高校的计算机以及相关学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但其在民族地区市场营销教学领域的应用还是较少。可以利用这种先进的教学手段为学生创造一种新颖、形象、直观、生动的学习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一方面,学生通过视觉和听觉上的认识,亲自动手操作、体验,可以极大程度上提高对营销理论和策略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学生在轻松、有趣的气氛中保持了对学习的热情、积极性和能动性,可以快速掌握市场营销的理论和策略,提高本身的学习效率。
4、结合实际,活用考核方式
采用灵活的考核方式是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根据市场营销专业的特点,合理分配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的比重,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例如平时成绩比重增加到60%或以上,不仅包括出勤、课堂表现、随堂测验,还应增加模拟操作、市场调查、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营销策划等实践考核方式,以便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调动学生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期末考试的比重可减少到40%或以下,主要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考察学生是否进行了系统的复习等等。另外,还要改革传统的教师一人评价的方式,采取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学生间相互评价相结合的、灵活的课程考核机制,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绩进行有效的、人性化的考评。通过这种灵活的考核方式,可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教学效果。
5、强调经验,提升师资队伍
市场营销实践教学最终必须落实到一批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具备且能融会贯通的专业教师身上,而目前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中从事市场营销教学的教师虽然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和学历,但是普遍都缺乏实践经验。因此民族地区高校迫切需要建设一支具有高学历、高职称、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复合型教师队伍,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提供坚强的师资保障。对此主要有两条建设途径:一是鼓励教师走“双师型”道路,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从活动中积累实践经验。学校可以制定计划将部分专业教师下派到企业挂职锻炼,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丰富的理论知识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提高自身的营销技能;二是聘请企业家到学校担任实践课程的特聘讲师,形成校内和校外互补、专职和兼职相组合的师资力量,共同参与到学生的实践教学中来。这样可以使学生不但能够接收来自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同时积极培养或引进优秀的双语教学人才,以便培养跨文化应用型营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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