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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全文如下:
〔摘要〕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语的阅读之间尽管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要素,但阅读过程却差异很大。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是否存在着两个平行发挥作用的认知过程,或着是否存在着对两种语言的处理都适应的策略。本文将着力探讨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的异同之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语言文化内容或背景知识认知体系,形式上的(或字面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
〔关键词〕文化差异;认知体系;处理策略
阅读能力是第二语言学习中公认的最稳定、最持久的模式。换言之,学习者虽然可以运用刚学得的技能,但更多地是运用现有的能力水平去理解文本。无论是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的语境中,阅读都包含读者、文本和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等内容,尽管母语的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国语阅读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重要基本因素,但是其阅读过程差异很大。引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有没有两个并行发挥作用的认识过程,或着有没有同时适应两种语言的处理策略。尽管人们有这些兴趣点,但是由于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与母语的阅读相关意义不大,前者甚至被一些人简单地视为后者的自然派生,对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经常被排除在外。
例如,第二语言的阅读时常被视为用母语进行同样任务的一个较慢的版本而已。这种理解意味着第二语言任务无非是以一种行为模式取代另一种行为模式。我们不仅要明确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过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还有许多不同因素在起作用,大量复杂的变量使对这两种语言的处理差异很大。因为大量的复杂变量使母语的阅读过程基本上难以观察,所以教师们在课堂上需要努力了解学生的阅读行为并能够帮助他们理解那些行为。
既然这些因素会影响第二语言语境中的阅读,教师就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其读者的文化、语言和教育背景等。本文将探讨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尤其是在文化因素方面:内容(即背景知识)认知体系(schema),形式(即文章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包含大量文学知识,而此处又不可能完全谈到,但本人仍希望本文的讨论能为读者提供了解这一领域的一个视角。
认知体系的类型让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认知体系的概含。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库克认为“大脑在文本中的关键词短语或语境的刺激下会激活一种知识的认知体系”。Widdowson和Cook都对schema的认知特点加以强调,认为认知是使我们把正在吸收的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其中已知信息含有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从日常知识到很专业的知识,以及语言结构知识和文本形式等语言知识。除了使我们能够更节省地组织信息和知识以外,认知体系还能使我们能够预测口语和书面语是否会持续下去。文本的第一部分可激活一个认知体系,即唤醒一个尚未被下面的内容确认或否认的认知体系,对认知体系理论的研究大大地促进了对阅读理解机制的了解和利用。
研究者们已经证实了若干类型的认知体系。其中内容认知体系是读者对文化背景或对世界的了解,它为读者提供了文化比较的基础。形式认知体系,通常被称为文本认知体系,是指书面文本的组织形式和修辞结构,包括各种不同文体类型和体裁的知识,不同文本的组织形式、语言结构、词汇、语法、及正式或非正式文体等。形式认知体系涉及的是语篇层次,而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则包含单词识别所需要的解码特征及其在句子中的组织形式。第一语言读者能通过反复的例句,把本不是他们自身语言结构的词纳入某种语言模式或猜出其含义。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形成基本上遵循同样的模式。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认知体系在理解母语文本及第二语言文本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推定,读者无论以母语还是第二语言阅读,只要熟悉文本的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就能对文本有较多的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第二语言读者不具备这种知识,那他就可能因认知的障碍而理解甚少。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内容认知体系,或者说背景知识方面文化取向也是影响第二语言或外语阅读的重要因素。Johnson(1982)等都曾对此进行过阐述。但许多研究这种认知体系的作用或背景知识的方法都只不过是Carrell1987年试验的变化而已。接受这次实验的有28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24名来自拉美的信奉天主教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英语都处于中上等水平,并参加了中西部某所大学组织的英语强化训练。实验要求每人读两篇文章,一篇关于伊斯兰教,一篇关于天主教。每篇文章的修辞格式或者组织严谨,或者不为人熟悉。读完文章后,每人要做一项选择题,并默写出文章内容。
对他们的回忆方法及理解成绩的分析表明,认知体系明显影响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他们对所阅读的文本越熟悉,文章与其民族的文化特征越相似,阅读内容就越容易得到理解和记忆。进一步研究表明,读者的内容认知体系要比他们的形式认知体系对理解和记忆的影响大得多。如前所述,在Carrel的研究中,当接受试验者对文本的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很熟悉时,记忆的就最多。但若只熟悉两者之一,因内容不熟悉而造成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Steffensen和Joag-Dev在1984年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实验。他们选用两篇用英语写成的描写婚礼的文章,一篇描写美国人的婚礼,另一篇描写印度(次大陆)的婚礼。然后让一些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印度学生和把英语作为母语的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描写的内容。研究发现,对关于本民族文化的那篇文章的理解比另一篇要精确得多。尽管有学生声称语言本身容易理解,但不熟悉异域文化的都是记忆起来比较困难的重要原因。
Johnson(1981)则以英语水平中等的46名伊朗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研究了文章的文化渊源对其阅读理解的影响。每个学生读两篇文章,分别源于伊朗和美国民间传说的英语小故事。一半学生阅读未经改编过的,另一半学生阅读改编过的。测试的方式是选择题,目的是检验其理解程度。同时还让另外19名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文章内容,以作比较。结果显示,故事的文化来源要比文本的句法或语义的复杂性对理解的影响远远大得多。在另一项研究中,Johnson(1982)对学生回忆一篇有关万圣节的文章的情况进行了比较。72名拥有大学水平的学生阅读了关于万圣节主题的一段文章。从受试者近期对习俗的经验来看,其中既有不为他们熟悉的也有熟悉的。
一些受试者琢磨了文本中的一些不熟悉的词。对礼仪的回忆结果显示,此前的文化经验使读者对理解关于万圣节这种熟悉的信息有所准备。然而直接面对不熟悉的词汇却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阅读理解产生多大影响。Kang(1992)也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研究,检查了第二语言读者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从第二语言文本中过滤信息的能力。韩国学过高级英语的大学毕业生阅读了故事并回答了相关问题。一份评价其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口头礼仪试验表明,其文化特定认知体系和推理方法会对文本理解产生影响。尽管对于文化如何构成背景知识从而影响阅读等问题的变量和因素尚未完全明了,但是关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和内容认知体系对阅读理解的整体作用的共识却已经形成。
许多研究已经探讨了与阅读理解相关的文本认知体系的作用,其中大多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先让参与试验者阅读文本,然后让他们主要以书写的方式回忆所得信息。其中包括识别文本固有的结构(如说明文中的比较和对比,问题与答案,普通版本与书内插入空白页的故事等)、研究者对所回忆的信息中如介词的数量和故事各部分的时间顺序等特殊变量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文本结构会对理解和回忆产生影响。一些研究也显示,在对所提供的文本结构的回忆质量方面,不同的语言群体也可能会存在差(Carrell,1984)。比如Carrel的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对含有比较结构的说明文的记忆最好,对描述性和问题答案型的文章的记忆稍差些,最差的是对前因后果型的文章的记忆;亚洲人对问题答案型和前因后果型的文本记忆最好,最差的是比较结构或描述性文本。然而只有经过对语言背景与文本结构的相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后,这些结果才会有参考价值。即使不考虑上述研究结果,了解文本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显著差异对促进文化交流也具有重大意义。
Stone(1985)曾做过研究,旨在探讨在进行英语文本阅读时,与西班牙语不同的英语模式是否会对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的理解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为此一些具有英语普通五级水平的读者被随意地分别安排到最初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小组里。他为此设计了九个故事,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似、中等相似和不同。测试方式包括复述文本内容和做阅读理解题。结果表明,在复述测试中,对那些与学生的最初语言完全不同的故事的阅读成绩最差,随着语言模式相似程度的降低,口头阅读错误也在相应地增多。这些结果支持着这样一个论点,即那些与读者所预期的语言模式相违背的文本可以对阅读理解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过去几年里,对比修辞学开始出现,它的核心研究领域是第一语言的语篇规约和修辞结构对第二语言的使用,以及认知和文化方面的语义转移数量、尤其是与写作相关的转移数量的影响。对比修辞学的目标,在于识别第二语言作者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参照第一语言的修辞策略来解释他们。很明显,文本结构中的修辞差异能够导致阅读障碍。写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比如:美国学生经常批评法国作家的文章太抽象和过于理论化,缺乏美国文章传统中的具体细节和修辞模式;汉语文章经常被描述为冗长罗嗦、修饰过多,在西方人看来缺乏衔接性;而日本人的作品则以文本组织形式多异而著名。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从具体到一般这种谋篇方式,即把一般性结论置于段末。(Connor,1996)此外,在本族语与目的语的写作体系和修辞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成为影响阅读的另一重要因素。
正字法体系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些语言可能有很多象征符号字,而另一些语言却可能数量有限。例如:汉字书法是一个与英语完全不同的书写体系,它由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组成,具有强烈的美学因素。阿拉伯语也有一个书写和阅读都是从右向左独特做法。这些写作体系中的种种差异都可能给第二语言读者造成困难。毫无疑问,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学生将会面对这些第一语言学者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总之,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必须对学生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相关材料的结构予以详细说明,使学生明确其文本和语言的文化框架发展趋势。Connor(1996)在对该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后认为,本族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类型可能会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干扰。
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两种语境下的阅读都需要了解内容、形式以及语言等认知体系。同时阅读也是读者和文本之间通过互动确立意义的过程,即读者运用思维活动从文本中构建文本的意义。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阅读策略或阅读技巧。成功的第一和第二语言读者能够有意或无意地采取特定的行为来提高对文本的理解效果。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从下到上的策略他们都会适时采用。
Goodman(1996)认为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会同时完成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预测即将出现的信息,验证和确认预测,等等。这种阅读过程是一个从不断输入的文本中连续不断地取样的过程。读者不是逐字地进行,而是借助背景知识和预测、确认等各种策略来理解文本。一个人达到这种程度时,一般可能会说;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阅读可以是相似的。尽管如此,正如以上研究所示,第二语言阅读实质上与第一语言阅读差异是很大的.
第二语言是指“语言学习的历时性,任何在本族语之后获得的语言”(Stern,1983,P,12)。该定义所说的本族语的含义是一个已经牢固发展起来了的本族语。而第二语言则意味着该语言很可能并不在本国内说。此外,第二语言可以包含一个在句法、语音、语义和修辞上与目标语明显不同的语言基础。如上所述,认知体系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很大。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如果对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知识内容认知体系不熟悉,或不具备第一语言读者所具备的语言学基础,就会在文本中遇到困难。
这些困难的大小由两种语言间的差异而定。如果一个第二语言学生的本族语与目标语的句法结构差别很大,就需要一个较高层次的认知重建过程。(Segelowitz1986),Grabe(1991)也指出,学生开始第二语言阅读时的知识基础与他们开始第一语言阅读时不同。例如:第一语言读者在进行实际阅读前已经拥有了充足的词汇基础,认识了几千个词汇和本族语的一些语法知识。而第二语言阅读者并没有这些优势。另外,第二语言读者虽然可以拥有语言技巧,但他们时常不具备细致的社会文化技巧。这时常意味着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并不具备以纯正而特定的文化去理解文本的能力,是一种与内容认知体系缺乏相关的观点。阅读的结果理解,就建立在语言数据之上。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就可以得出双语言读者的特征。双语言阅读即一个人能够用两种语言进行阅读,能够并且成功地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理解能力、阅读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和相关语言的语言环境的判定等。
例如:一个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读者就意味着他能够成功地用这两种语言阅读,能够借助以下一些阅读行为增加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效果。该读者习惯于读前先浏览,借助标题、副标题、图表等语境线索,边读边寻找并格外注意重要信息,努力把文本中的要点联系起来以求对理解全文,激活并运用以前学过的关于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的知识来解释文本,重新考虑和修正那些建立在文本内容之上,关于文本意义的假说,尝试者根据文本进一步推出新结论。
确定未明白的词义,检查对文本信息的理解是否正确,进而归纳全文的主要观点。该读者还可以运用一些策略如:释义、重复、做笔记、总结、自问等来记忆文本,搞清楚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识别文本结构;在对文本的理解不能顺利进行下去时,及时改变阅读策略。
最后,该读者还可评估文本的质量,读完一部分后进行反思和信息加工,并对所获得知识使用给以预测和设计。尽管以上所列内容并不一定全面,排序也不一定合理,但却实实在在地对一个成功的双语读者的种种特征提供了一个描述。这类读者进行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时都通常使用这些阅读策略和做法。
此外,不管文本、语言或正字法等情况如何,双语者都能培养起对付不同语系和文本的策略和结构,所以双语读者多灵活而博学,熟悉许多适应每一种语言环境的技巧和策略,因而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都与其他阅读无异。
总之,文本着力探讨了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之处。在思考文化差异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认知结构的作用及其与第一、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关系。当然,还有许多本文未提及的造成两种语言阅读差异的其他因素,但愿本文的讲座能够有助于解释文化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用。
在了解两种过程相似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不同语言的学生对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相似的。读者,尤其是第二语言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相似性,教师们应当经常询问他们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使学生自己也能够从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经历中找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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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作文能力是小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语言表达能力和修改能力两方面来谈谈小学生作文能力的培养。
对于小学生而言,作文水平是衡量学生语文学习质量的重要方面。对于教师而言,作文教学比阅读和口语交际教学更难,付出努力却收效甚微,目前我国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并不理想。我国学者曾做过一些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小学生写作中的观察和理解能力、分析和概括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等都存在不足。因此,了解小学生作文能力的构成因素以及影响作文能力提高的原因,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文章是以语言为表现工具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它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所以,语言是写作的第一要素。老舍先生曾经强调:语言是从事写作的基本工夫,没有运用语言的本事,即无从表达思想、感情,即使敷衍成篇,也不会有多少说服力。所以,语言是文章的表现工具。古今中外的着名作家们都非常重视语言的修养,大凡有经验的语文老师在作文教学中,也强调语言的训练,足见作文语言表达的重要性。
小学作文中语言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不能用准确的语言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第二,词汇贫乏,语言不够生动形象,通篇都是“口水话”,没有“文”的色彩。第三,错别字较多,病句较多。第四,空话、套话多。影响语言表达能力的因素有:第一,不知道怎样锤炼语言;第二,思维不严密,条理不清晰,影响表达;第三,不能准确理解词语的意思,影响表达;第四,现代汉语语法学的不好,常有语病。
首先,培养学习语言的兴趣。曹禺曾说:“要培养自己对语言的兴趣”,“有了强烈的兴趣,才能更好地领略语言的妙境,才能摸索语言的精微”,“语言的进步便如水之就下这样顺当,反之,只有锻炼语言的愿望而无兴趣,语言的进步就如急水上山那样的困难”。所以,产生兴趣是学好语言的一个“极大的窍门”。还说:“一天我们对于语言着了魔,那才算是进了大门,以后才有可能登堂入室,从事语言的创造。由兴趣学习语言,到能称心如意的运用语言,使它成为艺术品,这又是进了一大步,要费更大的苦工夫。”
其次,下苦工夫学习语言。有学习,才有积累。学习语言,有两个途径:一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群众的语言是最能反映生活的语言,它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表现力很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所以,毛泽东号召人们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二是多读名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郭沫若认为,多读多写,摸熟语言的“筋肉组织”和精微之处,唤起灵敏的感觉,熟悉名篇佳作的精妙之笔,获得丰富的词汇,这样,自己写起文章来,优美的笔调慢慢地就会运用自如。
第三,多积累语言——词汇。斯大林曾说:“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词汇越丰富,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掌握大量的词汇,就能将事物间细微精妙之处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
第一,讲清什么是描写及其作用。描是描绘,写是摹写。从写作学角度说,就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事物、景物、环境、事件及其形态或特征等描绘或刻画出来,使人读后有如见其形、闻其声、历其事的感觉。
第二,讲清描写的种类。关于描写的种类,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法。从小学作文要求来看,主要应该掌握语言描写、行动描写、肖像描写等。应该注意无论什么描写,都要做到有明确的目的,或为表现人物服务,或为展开情节服务,或为揭示主题服务等等;此外,要抓住对象的特征,做到寥寥数笔,神形兼备,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第三,讲清描写的方法。关于描写的方法,一般说来,离不开生动形象的词汇、浓烈鲜明的色彩、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等等。人们的写作风格不同,其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老舍强调比喻,他说:“在描写时,不能不设喻。”而鲁迅则强调白描,这种方法没有浓烈的色彩,少有形容词,少有修饰,即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修改作文,是写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人们公认:文章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古今中外的作家都非常重视文章的修改能力。梁章矩说:“百工冶器必几经转换,而后成器。我辈为文,其理一也。”我国当代着名的作家杜彭程在谈《保卫延安》的写作经过时曾说:“在工作之余,一年又一年,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变为17万字,又把17万字变成40万字,又把40万字变成30万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次。”当代美国小说家德威尔也说,我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
小学生修改文章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第一,眼高手低,即识别能力差,因而修改能力差。第二,修改意识不强。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观察,当前的小学生作文,几乎都是一稿“定音”,不修改,应试作文也没有时间修改,这从某个角度上是明智的,但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无奈。第三,对自己的作文,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已写好的作文有一种思维定式,学生往往突破不了这种定式,对作文不能做实质性的改动。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头戏,它是我们培养学生作文修改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教材中的文章,都是作者潜心构思、字斟句酌过的。通过阅读教学,使学生了解作者谋篇布局、遣字造句的方法,让学生把这些方法运用到修改作文中来,提高修改作文能力。
批是改的基础,批为改服务,改是批的目的。只要在实际教学中充分利用此关系,就能有效地提高学生修改作文的能力。
(1)教师批,学生改。“教师批”是指教师在阅读学生作文的过程中,在需要修改之处做上各种符号或加以眉批,发现妙词佳句加以鼓励。“学生改”是指学生细心体会教师所画的符号、眉批,根据教师做的批注认真地加以修改。
(2)互批互改。组成批改小组,选择一个学生的作文互相讨论,共同修改。学生积极评议,同学之间互相影响,促进修改作文能力的提高。
(3)面批面改。面批是作文教学中最典型的因材施教的方式,是学生最愿意接受的一种批改方法,它沟通直接,突出反馈的作用,能帮助学生辨析习作中的正误,为自己修改作文提供依据。对学生作文中存在的个别性问题宜采用面批的方法。通过与学生亲切交谈引导学生自己修改。
本文从语言表达能力和修改能力方面论述了小学生作文能力的培养。小学生作文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为了使其从根本上得以提高,我们应细致地把作文能力进行解剖,把多种能力一一提高,在实践教学中,多种能力应相互为用,协调发展。这样,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必然会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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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发展的产物,代表一种语言研究范式,是多种认知语言理论的统称。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即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把语言认知作为人的整体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来把握。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语义;语法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语言的认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包括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篇章分析等。1989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l990年创刊的《认知语言学》杂志,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此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非常迅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范畴化”(categorization)可以说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种认知活动,是指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对外界事物进行分类或归类,使无序的世界变成有序的、分等级的范畴体系。这个过程(即范畴化的过程)就是认知,或者说是认知的第一个环节。范畴化使人类从千差万别万事万物中看到相似性,并据此将可分辨差异的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类别,从而形成概念。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完成更复杂的认知活动,包括判断和推理。认知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和范畴的过程,它是一种以主客互动为出发点对外界事物进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1]。正如Lakoff所言:“没有范畴化的能力,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外界或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2]
范畴化的现象很早便引起哲学家的注意,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系统论述了自己对范畴的观点,经典范畴观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对传统的经典范畴观提出了大量的反证。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家族相似”[3]的概念。维氏认为, 无法用一种共同的属性来描述一个范畴中的全体成员,只是在成员与成员之间存在部分的相似性,并以这种相似性的交织联结成范畴的整体;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开放的;范畴内的各个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维氏的“家族相似说”否认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本质, 向经典范畴观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起,“家族相似说”被引入语义范畴研究。触发了哲学界、心理学界、语言学界对范畴化问题的重新审核。语言学家Labov和Rosch先后发表了他们对自然范畴的试验研究结果,把具有“家族相似”的这些自然范畴称为“原型范畴”[4-6]。一事物是否属于该范畴, 不是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成员所有的共同特性, 而是看它与其原型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范畴化研究的巨大发展成为认知语言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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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认知生成语言学
论文摘 要:生成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乔姆斯基始终把语法看作是语言的基础,始终遵守句法是独立于语义的,句法研究不应以语义为基础,形式必须独立于意义之外进行描述。认知语言学以语义为中心,将语义等同于概念化,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一个认知结构。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才具有生成性,认为词法、句法不是自主的,是受功能、语义和语用因素支配和制约的。
认知语言学家对意义的研究也是沿着内在论方向进行的,与乔姆斯基一样都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语义必须按照心理现象来描写。认知语言学家的一个重要口号是“Meanings are in the head(意义在人们的头脑里)”,这一观点就明确表明他们对语义的基本态度也是基于内在论的,与乔氏的内指性有某些共识。
认知语言学的最基本观点是:在世界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语言形式是体验、认知、语义、语用等多种外在因素促动的结果;同时还认为意义是基于体验和认知的心理现象,不能脱离人们的身体特征和生理机制、神经系统。对于意义的看法,他们还有一个口号:“Meanings are on the embodied basis(意义基于体验)”。语言的语义是一个从语言表达到某些心理实体的映射。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语言不是自治的而是基于体验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语义虽是存在于头脑之中,但其根源不是天赋的,而是来源于身体经验,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在推理过程中人的生理构造、身体经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知语言学还认为,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的内部,而是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和文本的理解。意义取决于理解,产生于解释者主体与文本之间的辨证关系。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人类这一最重要的认知特点正是他们与乔姆斯基理论在意义内在论上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认知语言学说虽与乔姆斯基理论都研究心智,表面上看同属内在论,但对于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根本性分歧。尽管两者都持语义内在论,但认知语言学家与乔姆斯基所主张的先天的和自治的内在论存在巨大差异。前者的最基本观点是:在世界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语言形式是体验、认知、语义、语用等多种外在因素促动的结果;同时还认为意义是基于体验和认知的心理现象,不能脱离人们的身体特征和生理机制、神经系统。乔姆斯基那种先天的、自治的内在论正是认知语言学批判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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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已全面启动,它对朗诵艺术的普及与提高无疑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现在看到的情形是,朗诵者对于朗诵的基本语言技巧,如停连、重音、节奏、语势、语调、语气等一般能够正确、娴熟地运用,但对朗诵的特殊语言技巧关注得还不够。如果朗诵者能再注意一些特殊技巧,朗诵就会更有立体感、形象感,也就更富有个性化,从而获得绘声绘色、声形毕肖的表达效果,对提高朗诵的层次极有益处。
下面介绍几种朗诵可能涉及的特殊语言技巧。
沙哑是低沉而不圆润的声音,表现凶残、粗野或神秘、怪异的人物语言。例如:
尖声是一种细、高而锐利的声音,用来表现尖酸、刻薄或轻浮、泼悍。例如:
沙哑和尖声都是用来塑造特型人物的,并且一般是塑造反面人物的,有所不同的是,沙哑多表现男人,尖声则多表现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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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语言的认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包括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篇章分析等。1989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l990年创刊的《认知语言学》杂志,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此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非常迅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框架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词义及句法结构意义的一种方法。Fillmore指出:“框架语义学提供观察词语的一种特别方式,同时也努力描写一种语言新词的产生和已有词语里新意义的增加,或将一段文章中各部分的意义组合到一起,从而形成整篇文章的意义所需要遵循的原则”[11]。在框架语义学中,词义是用框架来描写的,框架是一种概念系统或认知结构,要理解词语的意义,就必须先具备概念结构即语义框架的知识。“一个“框架”作为在对语言意义的描写中起作用的一个概念, 是跟一些激活性语境相一致的一个结构化的范畴系统”[11]。以Fillmore着名的“商业交易”框架为例。这一框架涉及的概念包括: 拥有、给予、交易、钱。这样一个场景图式中的元素包括:钱、商品、买方、卖方。其他元素还包括:价格、时间、找钱等。根据这些概念, 我们就可以对一系列词语的意义、用法及语法结构进行对比描写。例如,英语中的buy, sell, spend, cost, charge, price等等。如果我们把商业交易框架与其他框架进一步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描述和解释像tip, bribe, fee, honorarium, taxes, tuition这样的词语。由此可见, 框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结构。语言框架为词义的存在和使用提供了背景和动因。要理解词义必须将其放置于人们的经验与社会文化的习俗框架中,理解人们的经验与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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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能力是指对话双方在语言沟通的时候,可以不受到语言使用错误、注意力转移、记忆限制和外界干扰等因素的影响而进行自由交谈的能力。因此,在非母语的英语教学中,教师需要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社会语言应用的语法规范、心理语言因素、文化因素和环境因素等。但是当前英语教学对学生社会语言能力的培养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所以提高学生的社会语言能力已经成为英语教学的关键所在。
1.语言迁移的问题。不同语言的社会语境也不相同,如社会情境不同、交际规则不同、语言功能不同和语言情境不同等,这些都会出现语言迁移的情况。以表示对别人赞扬时的感激用语为例,汉语可能会用到“哪里”或者“没有”等词语,而英语中的“not at all”虽然也可以在此时应用,但是却没有谦虚的意思。
2.语言控制的问题。学生英语语言的控制能力不足也会给沟通交流带来阻碍,如对方在表示请求的时候,可能会用到“I was wondering if you would…”的委婉说法,如果学生没有准确理解到这层含义,难免在表示相同意思的时候,语言应用过于直接从而有失礼貌,这所体现的即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控制能力不足。
3.表达方式的问题。英语和汉语的表达方式不同,很多学生认为英语的表达方式简单直接,从而忽略了英语表达中的委婉之处,如学生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忽视交谈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社会阶层和地位等因素,在语言表达方面无意中会出现因过于直接而不礼貌的行为,从而造成谈话终止。
1.认识文化差别,充分利用母语。提高学生的社会语言能力首先要培养学生对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关注。大多数学生对外国文化中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会准则了解不够,也就是重视了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中的运用,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交际能力较差。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如从饮食习惯、节日庆祝、宗教信仰等方面。还可以展示有关西方文化的图片,让学生欣赏西方音乐、观赏电影片段等。教师在英语教学中需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依据学生已有的汉语语言体系,掌握英语语言的使用规则,并明确两者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如对于学生容易出现理解偏差或者应用错误的社会语言规则,教师可以进行系统的分析整理,帮助学生准确把握汉语和英语社会语言规则上的差别和相似之处,并通过比较总结汉语和英语两者社会语言规则的差别,将两者的相同之处应用到英语语言交流中,这样学生既可以加深对英语社会语言规则的了解,又可以学以致用。例如:提出问题时的礼貌性方面,需要衡量的因素主要为交谈双方的熟悉程度、地位关系和听者为此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等,在这方面,两种语言的社会语言规则基本相同,学生可以通过仔细体会和琢磨汉语语言的表达方式,保证在用英语语言表达时的准确性。此外,学生对于汉语社会语言规则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利于其发现两种语言在社会语言规则应用方面的差异。例如:西方国家在表达提出请求的礼貌性时,侧重于听者为请求所需要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努力等因素,而中国在表达提出请求的礼貌性时,侧重于与听者的关系、听者的社会地位等因素,这种差异在语言交流时直接体现为:西方国家人们理解交流信息时注重遵循简单直接的原则,语境蕴含信息量比较少,对于语言的依赖性较高;而中国人理解交流信息时注重参考交谈者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背景,语境蕴含信息量较多,对于语言的依赖性相对较少。英语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只有帮助学生认识到这种差异,才能使学生在使用英语交际的时候,准确把握社会语言的应用。
2.强化语言交流和表达方式的练习,做到灵活运用。英语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注意强化语言交流的练习,以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的适应性,尤其是在拒绝对方的邀请或者需要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时,更需要综合考虑双方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做到既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又使对方乐于接受,保证谈话愉快地进行和结束。例如:上级在对待犯错误下级的时候,可以采用“we are all careless…”的交流形式,而避免采用“you are careless…”的交流形式,这样既能表达上级对下级所犯错误的不满之意,又可以维护下级的自尊心,使其虚心接受。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还需要注意强化表达方式的练习,依据不同的交流场合,采用不同的社会语言表达方式,以其差异性帮助学生熟悉真实对话场景中的情况,让学生在交际中做到灵活应用。如在对朋友和老板提建议的时候,学生就需要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对朋友提建议可以采用“I advice you to…”;而对老板提建议可以采用“If I were you,I would…”这样既能准确体现与听者之间的关系,也能容易为听者所接受。同时,学生在用不同语言表达方式进行交流的时候,在注重交谈对象的同时,还需要注意说话的场合、说话的环境和交谈对象的身份,使社会语言的表达在交流过程中恰如其分。如学生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时,应多用比较正式的书面语言,这样既显得对对方尊重,又很好地体现了自己的语言修养;而在较为轻松随意的场合,学生应用稍微偏向于俚俗的口语,这样既可以拉近与交谈者的距离,增强双方的亲近之感,又可以活跃交谈的气氛,使双方的交谈融洽顺畅。
3.注重英语学习时的角色扮演。英语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善于应用角色扮演,以利于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应用。教师可以采取分组练习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先进行练习,然后再为学生创造实际的交流情境让学生进行表演,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又可以让学生在角色扮演时感同身受。教师可以在学生表演的过程中,找出其在语言应用和词汇选择方面的错误,以便于学生改正和应用。如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采访的教学情境,以两人为一组,其中一人扮演采访者,另一人扮演被采访者,拟定各自的身份,针对被采访者的身份和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开展采访活动。通过这样的角色扮演,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此外,教师也可以让学生依据现实生活中可能遇见的场景,选择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进行交谈,这样既贴近生活现实,能让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又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真正投入到英语课堂教学中,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社会语言的应用方法。
总之,培养学生的社会语言能力既需要注重利用母语建立英语社会语言体系,又需要认识到文化之间的差异,教师要强化学生在表达方式和语言交流方面的练习,为学生创设实际交流的情境,从而使学生的社会语言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最终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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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主义认为,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实体和范畴,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获取意义。这样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是客观现实的映射。客观主义这还将人的心理活动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隐喻、借代、主观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应该进入人的概念领域(realm of concepts)。总之,客观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虽然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约,人的思维和推理是大脑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间的关系运算,是绝对抽象的,无形体的(disembodied)。他们错误地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截然分开,认为理性、思维、观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环境的制约,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超验的,不依赖认识主体的身体经验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对“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范畴、意义、思维和推理与以前不同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m)的观点。他们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或简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这里的经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向图式。
经验主义认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embodied),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
(2)思维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为那些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向的结果,这种想象力也不是脱离形体的,因为隐喻、转喻和意向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
(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意义与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
(4)思维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学习和记忆的认知过程依靠完型结构,而不是抽象符号的机械运算。
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里,意义被视为是最关键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词语(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作为生物体的特殊身体构造决定了有些经验是先于概念的产生就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概念之先结构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基本层次结构,一为意向图式结构。认知模式与这两种概念之先结构相映衬,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种映衬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还认为,我们通过理想认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来构建知识,ICMs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向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代投射建立起来。在那些没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结构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们通过隐喻借来此种结构。这样一来,隐喻就为我们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径。经验主义因此特别重视隐喻对人类认知体系和语言形成的作用,因为隐喻将理性(reason)和想象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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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学生而言,作文水平是衡量学生语文学习质量的重要方面。对于教师而言,作文教学比阅读和口语交际教学更难,付出努力却收效甚微,目前我国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并不理想。我国学者曾做过一些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小学生写作中的观察和理解能力、分析和概括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等都存在不足。因此,了解小学生作文能力的构成因素以及影响作文能力提高的原因,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头戏,它是我们培养学生作文修改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教材中的文章,都是作者潜心构思、字斟句酌过的。通过阅读教学,使学生了解作者谋篇布局、遣字造句的方法,让学生把这些方法运用到修改作文中来,提高修改作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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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相对地都会关注语言内容推理过程中的机制牵引功效,但是始终保留不同侧重点介入规则,其中前者主要将一系列和语言推理流程相关的内容视为概念激活支撑单元,比较注重在激活概念架构期间认知机制单元的控制实效。而关联理论会全面解析语用、认知原则背景下情境理解的功效,整体上忽视概念、激活媒介交接细节。系统地讲,尽管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关注点各有偏重,但是始终存在共同点,关联特征为后期语言理解过程和认知深度彰显提供较为坚实的支撑跳板。
笔者主要联合关联理论内部推导规则进行特定语句明确意义和隐藏内涵加以合理区分,其间也会兼顾语言学针对隐喻、转喻之间转交的特殊调试手段。
1.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对于隐喻、转喻处理上保留合理的互补特性,而在关联理论架构内部,两者通常被视为一类夸张修辞方式,尽管此类叙述方式保留一定程度的独特效应,但是有关不足问题表现为:关联理论对于隐喻、转喻心理机制控制功用有所忽视;再就是在内涵揭示和人文情感深度探测期间保留强弱对待原则。总体上来看,对于人类具体思维习惯和修辞现象差异结果产生全面忽视。
2.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在语言格式推理方面保留合理互补特性,实际上关联理论在处理明确、隐藏含义概念区分工作上可以选择将两类要素功用联合,特别是在试验人员语言逻辑形式探析蓝图比较完善前提条件下,可以进一步明确通过指称锁定,借由歧义拆解和内涵丰富获得更为精准的答案。而指称锁定手段主要是建立在初始假设图式综合发展基础上,进行隐喻、转喻异质化概念作用加以拓展而形成的假设图示。其中隐喻、转喻修辞模式在明确义获取上发挥高质量引导功效。
1.结合固定特性分析基础扩展,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之中,隐喻手法会在不同认知结构中加以延展映射,为了进一步确保相关解释条件的完整性,研究人员开始选用推土机行为和做事模式进行罗伯特行为做事规则解析。其实就是经过个体内在心理作用控制下,提供丰富形式的和语境相互适应的不明晰的意义。分析人员会从中挖掘一系列可能认知领域之间映射关系,不是简单的关联原则所能完全覆盖的,而其所能做的便是将我们核心注意力适当引导到建立此类联系的必要性机理结构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员必须清晰认证映射关系下怎样建立和挖掘和预期交际效果相对应的语境关联操作认知模式,有关此类细节长期被关联理论所忽视。
2.透过关联理论审视,一旦说两类命题形式之间保留一定程度的相似特性,分析人员就可从中选取一类命题形式进行另一类具有命题形式的表征描述,话语的解释用法和描写性用法保留较大区别形式,毕竟话语描写用法实际映射出的是真实状态下的命题形式。而转喻则是解释性用法架构的一类舒展途径,经过全新名字引出后,可以针对实际所指物质加以多元化表达,其中充分夹杂现存词语指称的系统设定经验。例如:She is the apple of his eyes.其中“the apple”并没有真正的指向某个具体存在的指称物,而是在解释其含义。换句话说,就是某种特定的语境下指称某种特定的人或物。其中指称词语表现出来的阐释性功能就是说话者概念表征中的“暗示”。我们可以看到,在隐喻的认知机制下,隐喻词语的基本交际功能事先已经被决定了,而在不同语境中也可有其明确意义。通过明确义,在特定语境中又产生了隐含意义。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的一致性程度是由关联原则规约的。实质上我们可以清晰界定,涉及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始终将关注点投射在中心议题语用推理流程细节之上,结合认知语言学角度解析,有关人类核心认知模式的隐喻、转喻模式,在话语内涵解释种始终发挥着重要牵引功效。总而言之,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语言推理活动中保留的互补特性,为后期话语系统化理解研究范围拓展提供合理动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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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认知活动和过程。文化翻译是再创造的过程,是译者对原著的认知活动。从认知过程来看,认知语言学关注创造性以及体验性,这一理论认为,认知过程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结果。同时,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离开文化背景的翻译很难取得成功。因此在翻译教学中要切实加强文化意识培养,充分认识到认知语言学对文化翻译教学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是对大脑中相关语言机制进行研究的学科。认知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80年代到90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变成为当前新兴的主流语言学流派之一。通常情况下,学者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方面,这三派的相关学者也被看成是英语国家在认知语言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1)从转换生成学派中分裂出来的部分生成语义学家,例如Lakoff以及Langacker等人。(2)从功能或认知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相关学者,例如Dirven以及Taylor等,这些学者认为利用较为普遍的认知方法对语言的功能以及形式进行研究,能够使得人们对语言表达中的认知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3)对认知进行研究的相关人类学家、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主要包括了Gibbs、Johnson以及Putnam等学者。国内知名学者王寅对国内外知名的认知语言学家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如下定义: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学科,强调通过自我认知以及身体经验、借助知识结构以及认知方式等,合理地解释隐藏在语言事实中的认知规律。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是在现实体验的形势下,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凭借自身所参与的多种互动,在对原文本进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在译作中将原作者所刻画的现实世界以及认知世界反映出来。认知语言学十分注重体验以及认知所发挥的制约性作用,关注作者、文本、译者以及读者间存在的多重互动关系,期待达到“翻译的和谐性”以及“解释的合理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从事翻译活动的相关认知主体之间互动性的影响。好的翻译虽然存在着译者的积极创作活动,但必须坚持“创而有度”,在创作过程中不能过分发挥,所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应该是“追求平衡”的。可见,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能够为翻译教学带来更好的启迪。
认知语言学的经验主义认知观通常将语言能力看成是人们所具备的认知能力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语言结构而言,它和人类的主体经验以及概念知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使用者在描写或陈述事物的过程中通常不简单地限定于客观陈述,通常会用更加自然、丰富的意义来描述它们。比如,人们在描述早餐的过程中,不仅会说自己在早餐时间吃什么,而且还会描述早餐的样式、味道等,这些内容都是人们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他们能够很好地体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经历多种现象,而且还会在这些方面储备数量巨大的经验以及思维概念,也就是语境。在认知语言学中,通常将属于某种既定领域的所有语境或认知体现叫作认知模型,而且还提出了与大多数认知模型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和人们生活以及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不断整合的模型,这种复杂的完形结构被称为文化模型。文化模型对人们的认知模型(Ungerer F,SchmidH.J.2001)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中国人的早餐(breakfast)为例,它是和馒头、米粥以及咸菜等等这些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我国人民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型。但是,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在“早餐”方面“breakfast”并不会和这些事物联系起来,而是会想到面包、牛奶等食物和饮料,这是英国人在早餐方面的“文化模型”。相似的案例也适应在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可能不会存在丝毫和中国春节相关联的概念,这是因为,庆祝春节不是美国人的文化,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认识,这也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认知模型。然而,在这些美国人和中国人试图通过交流来理解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过程中,他极有可能会套用相似的认知模型,如庆祝圣诞节这种认知模型,试图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庆祝春节的情况, 这也是不同的文化模型之间的碰撞。
在文化翻译教学的问题上,这个课题显得颇为复杂,不但牵涉到诸多理论问题,而且还具有较强实际操作意味。文化模型理论能够科学合理地指导译者站在认知语言层面开展翻译教学。当前很多语言哲学家都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看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假如没有文化承载语言的相关意义,语言将徒具形式。要使使得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和体会词意,就要深入分析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例如,commonplace,它的汉语意思是“平平常常的”,假如运用common-or-arden variety来代替commonplace,就能够看出它承载着英国的相关文化信息;假如运用garden-variety来替代这个词语,它能够体现出美国文化的相关信息。所以,不管是翻译理论教学,还是翻译实务教学,都要高度重视译入语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翻译理论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开设和跨文化以及文化密切相关的课程,教授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翻译技能,而且还要让学生从文化层面认识文化翻译,这样才能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以及体味源语言作品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的翻译水平。
在翻译教学中,要以认知语言学中的文化模型理论为依托,这样能够使教师向学生呈现的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案例更加形象和具体,而不会显得空洞无味,能够让学生通过文化翻译教学,更好地掌握语言知识点,理解翻译实质意义。翻译中存在着“不可译性”以及“可译性”,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其中,难以把握的概念是“不可译性”它们一般都具有较为特殊的异质性,在语音以及文字方面有着自己的结构性特征,内容涵盖音、形、义(意义)、意(意象和意境)等许多方面。从这些文化翻译内容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过程来看,这些“丧失”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如果运用文化模型理论来解释它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翻译现象。运用文化模型理论有助于教师更好地指导学生,从而让学生准确地理解翻译理论,准确地判断翻译内容的文化特征。
学习了文化模型理论后,学生就能够很好地认识到,绝对“忠于原文”仅仅是一种翻译的理想状况,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信”以及“忠”的尺度。从翻译过程来看,“意义对意义”被看成是较为笼统的翻译,就算“等值”转换,也不能完全和原著相吻合。以英语中的语势(force)为例,可以用叠字来获得相应的语势,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声形美,但英语没有叠字,因此不能获得相应的语势。例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这一句中,“风萧萧”是名传千古的绝句,假如将其翻译为“the wind blew and blew”,读者就会觉得笨拙、拗口,不能获得较好的翻译效果;假如将其翻译为“the wind blew desolately”,也只能认为“基本达意”。通常情况下,语势都是在独特的意境及巧妙的遣词造句中形成的,更能体现文化意义以及含蕴,但要想达到“等效”翻译的效果,却比较困难。
把认知语言学引入翻译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好地通过认知过程的变化,掌握翻译技能,成为更出色的翻译家。文化是语言得以持续发展的稳步动力和基础,因此,教师有责任让学生理解、把握以及运用“认知——体验——再现”规律,提高自己的文化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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