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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务英语是一种为商务活动提供服务的英语变体。随着国际商务交往的频繁,对外劳务合同和承包、国际金融活动等,都需要运用英语。在这所有的活动中运用的英语即商务英语。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商务英语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了解商务英语有利于英语的学习与翻译。笔者从研究商务英语语言特点入手,分析商务英语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商务英语 翻译技巧 语言特点
商务英语是具备行业特点,以国际商务为基础,是在国际合作交流过程中所运用的英语。国际贸易活动的频发,使得商务英语成为了一种职业型语言。而中国高等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课程,为社会培养国际型商业人才,他们不仅要掌握相应的英语修辞手法以及语法特征等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翻译技巧。
商务英语是具备专门功能的一种英语,也是为国际商务活动服务的专业学科。此外,商务英语是在句法结构、基本语法以及词汇等基础上,具备独特表现内容与语言现象的一种英语。
(1)大量使用礼貌语。商务英语中,尤其是商务信函中,大量使用礼貌语。商务社交内容是以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为主,所以在商务英语中要大量使用礼貌语。
(2)时态与修辞的运用有限。在商务英语的使用过程中,因为语篇的主题过于严肃,借喻、夸张、拟人、明喻等修饰手法较少使用。和文学作品不同,商务英语的时态运用有限,通常情况下使用的是过去时态、进行时态、将来时态以及现在时态等。
(3)陈述明确、具体。在利用商务英语陈述事物的过程中,要求做到明确、笼统抽象、具体。例如:在商务英语中禁止使用像“We wish to confirm our telex dispatched yesterday.”这种概念含糊的句子,而应使用“We confirm our telex of May 4th 2014.”这种表达清晰明了的句子。
(1)在商务英语中,一些常见词汇有着特殊的含义。如:“promotion”的本意是“晋升、提升”,但是在商务英语中的意思是“促销”;“clain”的本意为“声称”,但是在商务英语中的意思是“索赔”;“offer”的本意为“提供,提出”,但是在商务英语中的意思是“报价”;“balance”的本意为“平衡、均衡”,但是在商务英语中的意思是“结欠、余额”。
(2)大量的商务术语,专业性强。例如:“accommodation notes”的意思是“通融票据”;“date draft”的意思是“定期汇票”;“balance sheet”的意思是“资产负债表”;“bank draft”的意思是“银行汇票”;“bill of exchange”的意思是“汇票”“bad check”的意思是“空头支票”;“bill of lading”的意思是“提单”等。这些都是商务术语,具备了极强的专业性。
(3)大量使用缩略语。商务活动的频繁开展,商务交往过程中为了节约人力资源与时间资源等,使得在商务活动中大量使用缩略语。如“A/C”即为“Account”,是“账号”的意思;“A/P”即为“Authority to Purchase”,意思是“委托购买”;“B/L”即为“bill oflading”,意思是“提单”;“L/C”即为“letter of credit”,意思是“信用证”。
商务英语的句子较为复杂,文体比较正式,句式较为规范,特别是合同、投标文件以及招标文件更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因为商务英语在语言表述上更重视的是句法的正确性,强调客观事实,因此大量使用长句、难句,句子结构更加复杂,且大量运用被动语态与从句等。
商务英语是一种涵盖文化背景、商务知识、交际技巧、语言等诸多因素的语言,其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深入研究商务英语的语言特征,有利于深化对商务英语的功能以及本质的认识,掌握翻译技巧。
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遵守相应的翻译原则,确保译文的严谨、客观、完整,还要遵循相关的翻译原则。其一,在翻译单词和句子的过程中,保证阅读者能够准确理解译文,确保译文的意思和原文意思相同,保证翻译的专业与严谨,从而防止传递错误的消息。商务英语是在商务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语句,翻译商务英语的过程中要密切结合专业知识与英语语言,深入了解国际贸易的相关术语,掌握商务英语的翻译技巧和基本原则,并充分认识不同行业的文化背景知识。
人们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也并相同。在翻译商务英语的过程中,要求充分注意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差异,还能够运用合理的词汇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实际意思。例如:“peacock”,在中国象征的是鲜艳、美丽的色彩,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在英国,“peacock”被视为“猥亵、污秽之鸟”,象征着给人带来厄运。在英语民族中,“play the peacock”指的是“炫耀自己”;“proud as a peacock”的意思是“非常高傲”;这些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正式场合下,并不能使用这种词语。
此外,在商务英语的翻译过程中,在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同时,还需要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对商务英语的表达方式以及语言特征等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运用专业的英语知识和翻译技巧,完整、正确地表达译文的信息。
因为商务英语涉及到诸多的国际活动。和普通的英语翻译相比,商务英语具有专业性特征,因此,在翻译商务英语的过程中要符合有关行业的要求。商务英语的运用和行业额的环境背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商务英语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要认真了解行业的相关知识,掌握行业的语言特色、表达方式以及文化习俗等,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断出现各种新词。所以我们要彻底掌握专业知识,了解商务的专业知识,明确新词的使用技巧。
在普通英语中常用的词语,在商务英语中有着特殊的含义。所以其具备了单一释义的语言特征,是一种专业术语,该专业术语要和国际通用的汉语译文相对应。因此,在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要符合专业术语的对等要求。例如:作为普通词汇,“enquiry”的意思是“查询、调查、询问”,在商务英语中是“询盘”的意思。这些是商务英语的专业术语,其具有国际通用性特点。如果将这些专业术语作为普通词汇进行翻译,将会违背商务英语的翻译原则。
在翻译商务英语词汇的过程中,要对该词汇的意思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适当减译、增译;然后完整、正确地翻译译文。尤其是在商务术语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要准确掌握术语的意思。汉语结构和英语结构并不相同,因此,将商务英语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要求减少词汇或是增加词汇,以此保障能够准确表述原文的意思,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译文。此外,在翻译商务英语的过程中,要注意表达方式与词的不同,灵活利用翻译技巧,确保表述的完善、准确。
商务英语是为商务活动服务的一种语言,其具有特殊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商务英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掌握商务英语所具有的语言特征,并准确理解句法特征以及词汇特征,根据商务英语的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原则,准确、完整进行翻译,确保译文的标准化,以此达到实用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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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家新.从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谈商务英语阅读课教学法的改革[J].考试周刊,2011,09(10):156-157.
[3]王敏.广告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3(15):200-201.
[4]刘君武.商务英语广告的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15):134-135.
[5]任振涛.谈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8(25):405-406.
[6]许丽红,冯建民.略论科技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2(28):660-661.
[7]王慧剑.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对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12(02):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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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的不同,决定了它们所表达的相同事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然而,由于语言之间的相通性、相融性,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相同事物之间又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必然的共同性。英、汉姓名的异同就是其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其中所蕴涵的深远的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回味与咀嚼的。本文就英汉姓名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方法进行粗浅探讨。
姓名的翻译要遵循两个原则:“名从主人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名从主人原则”是指在翻译姓名时,要以该姓名所在国语言的发音为准,而不管该姓名是直接从原文译出的,还是从其他文字转译的。换言之,就是译哪个国家的姓名就要以哪个国家的音为准。如Skolovski“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而不译作“斯科路夫斯基”(英语发音)。“约定俗成原则”是指有些姓名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已经有了固定的译法,就应该继续使用下去,即使有的不够妥帖,甚至错了,但因多年来已为人们所公认和熟悉,这样的译名也该继续沿用,无须另定译名。如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正确的汉译名应是“乔治·伯纳·萧”,但过去该作家的名字一直被译作“萧伯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汉名,我们也只有错误地沿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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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商务英语翻译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逐渐上升。商务英语主要应用于国际贸易往来当中,属于特殊用语,所以商务英语翻译与其他翻译形式存在较大的差别。商务英语在经济环境中的应用已成为现阶段发展的趋势,由于商务英语在应用当中多以贸易信函的形式出现,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其实用性,切合实际,从整体出发,从而确保其在翻译进行过程中遵循一定的原则与策略。
商务英语翻译的功能性在于根据不同的商务文本采取不同的形式,是依据贸易发送者的不同的贸易往来的目的、采取不同的贸易策略的形式。最常见的形式比如在经济交际过程中的信函、商务合同、贸易双方的会议纪要以及产品的广告信息等等。商务翻译属于应用翻译的范畴,与传统的文学翻译形式具有较大的区别,其翻译的目的在于最终译文在其文化环境中达到的一种或多种形式的交际功能。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应在原文的基础上确保翻译的标准化,通过原文在商务交往中存在的交往目的,以此来作为翻译的基础、核心标准。在翻译时找到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翻译,使其终于原文、不脱离原文,从而实现交往的最终目的。商务英语翻译的功能性打破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并推翻了“对等翻译理论”的制约,将翻译工作呈现在新的文化语境当中,从而进行有效的传播。
针对于商务英语翻译具有的功能性特征,从国内外商务英语翻译现状进行分析,以此将商务英语翻译的重要性呈现出来。商务英语翻译的研究工作以迅猛的发展速度呈现在学术领域当中,其研究角度多、研究领域广而且分布不均匀的特征使得各大专家、学者争相对其进行研究,以力求在商务英语翻译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国外的一些国家对于商务英语翻译重视程度较高,其研究者认为商务英语翻译的有效性可以确保其在实践中的有效运用,比如说美国最大的手机销售商苹果公司,其在全球的授权门店非常多,在从事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多以商务信函的形式出现,有效的商务英语翻译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从而提升经济效益。而在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研究上,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参与研究工作,就研究论文的数量而言是以往的几倍,在研究质量上更加趋于国际化水平。
1.商务英语词汇专业化。商务英语文本的特点最主要的特点是词汇的专业化形式,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往往会使用较多的专业术语、具有商务含义的普通词汇以及复合词汇、缩略语等等。专业术语,是商务英语中独特的词汇,数量庞大,而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种特殊词汇在词义表达上比较专一、没有过多的引申意思。如repeat order,这个词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只能是重复订购,而confirmed irrevocable 这个词汇在商务英语中的翻译为保兑不可撤信用证;具有商务含义的普通词汇以及复合词汇主要指在商务英语中出现的一般性的词汇,以及由一般词汇组合而成的词汇形式,在其运用过程中,比较容易翻译,而且不存在引申意义,可以有效的确保商务英语翻译的可行性;而缩略词汇就是讲具体的词汇以简洁的首字母代替形式,如B/L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译为提货单。这种形式在贸易往来中比较常见,因此,在实施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运用率较多。
2.商务英语句法模式化。商务英语句法模式化也是其特点之一,在实施翻译过程中依据固定句式或套用句式的形式。不仅如此,在商务合同文本中常常使用长句,因此,长句的频繁性显得尤为重要,长句一般以陈述为主,这样的表现形式可以有效的表达合同本身具有的完整性,更具逻辑性。而商务信函中表达的句子往往呈现出短小精悍的形式,在使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语言更加简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翻译的错误率。其句法简洁,体现在口语与书面语的有效运用上,采取一定的手段尽可能的避免拖沓、繁琐的句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商务活动本身讲究时间和效率,而商务文本是其最好的表达形式,简单的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进行有效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在句法上面,多呈现长句形式,是因为其具备长句多的特点,在商务文本中优势会出现整个大段的长句,在长句中多存在定语从句与状语从句的形式。
3.商务英语语篇简短精悍。在商务英语语篇上呈现的特点是简短精悍,并且在文本中存在一定的固定格式,文本展现出简明、紧凑的形式,从整体把握而言其本文正式性是商务英语最鲜明的特征。在商务英语语篇当中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商务信函、会议纪要、广告形式、报告说明书、招投标意向书、商务合同以及其他相关的商务单据等等。特定的语篇在体裁上呈现出不同的要求、在结构上存在特定的形式。如,在商务合同当中,具有篇章结构格式化的特征,其表达条目化、用词规范、内容完整、具有针对性,从而使得篇章更具严密性。而合同协议在贸易往来当中具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因此,在对其进行翻译过程中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以及行文歧义,在文本形成过程中呈现严谨、准确的特征。从而体现出商务英语语篇的简短精悍。
1.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结合遵循的原则。对于商务英语翻译理论来说,西方国家中的尤金·耐达的等值翻译理论是最具权威性的,对指导商务英语翻译具有指导性原则。其认为商务英语翻译的重点不要仅仅体现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应当突出行文特征,突出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言外之意,要求语言功能上与原文对等,这种理论研究对于商务英语翻译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依据商务英语中正式的特征,为达到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功能性,要遵循以下原则:
(1)要遵循文本完整原则。也就是说,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要保持忠于原文的原则,不仅要体现出原文所呈现的思想内容,还应考虑到呈现原文在叙述过程中的语言风格。之所以遵循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在商务文本当中多用于商务信函、商务合同、保险、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在这些应用上面表现出内容的具备一定的严肃性,杜绝翻译者在翻译时随意表现。一旦原文信息出现错漏或造成遗漏的现象,对于经济贸易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2)遵循规范统一原则。遵循规范性原则是指译文的在行文过程中的语言要求以及行文方式必须依照商务文书的规范,言外之意,翻译者所呈现的文章就像经济贸易领域内的专业人员所写的一样。在文章中的应用术语以及句式的表达,都要符合商务文书的规范要求。在翻译过程中一旦遇到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要第一时间进行查阅、理解等。
2.商务英语翻译的策略技巧。商务英语翻译遵循一定原则以外,还应具有一定的策略技巧。首先,准确地翻译专业术语是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准确而规范的翻译商务文本中的专业术语是在翻译过程中需额外注意的问题。商务文本当中多用于商务信函、商务合同、保险、金融等方面的应用,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包括经济、贸易、法律等,而这些领域中所存在专业术语不同,翻译时需更加注意。比如说,confirm这个词在译文中就存在不同的意思,有确认和保兑信用证两种含义。
商务英语翻译的策略技巧不仅是体现在准确的专业术语方面,还包括翻译过程中依据原文的语言风格。在翻译商务文本过程中要把握住商务文本的原文语气风格,通过整体把握,将原文语气风格呈现的过程,从而再现原文的特色特征。如,商务信函,其文本属于正式语体,在本文的应用当中更应该注重严谨的措辞,把握委婉的语气风格,加强礼节的重视程度。因此,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要格外注意体现原文的礼节性语气。如,在我国国内的商务信函信函中,多用贵公司、承蒙、烦请等敬辞。而在商务英语信函中,礼节性用语比较频繁,在信函往来中多注重彼此的有效联系,从而促进贸易往来,因此,恰当、有效的还原原文礼节性用语极为重要。
通过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可以了解,商务英语翻译呈现的必要性,并通过国内外商务英语翻译的现状分析其具体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将商务英语文本的特点一一呈现,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研究,并保证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遵循一定的原则。从而不难发现功能理论是商务英语翻译的理论基础,具有指导意义,可以有效的指导商务英语在翻译时的实践应用,呈现出从功能角度研究商务英语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从而有效的提升商务英语翻译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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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一定程度上,文学翻译工作者不可能完美地处理好两种文学的对应,两种差异下的语句转换尤其显得难以处理。从几方面简单分析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所要考虑的一些“合作原则”,以及在英汉互译下,如何运用“补偿的艺术’’来取得原语与译语的最大对等。
论文关键词:文学翻译;合作原则;对等
一、译者如何遵循翻译中的“合作原则”
提到“合作原则”,很多人会想到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COnversationalmaxims),他在“合作原则”里提出了四项“准则”以供语言使用者参考,其中包括:(1)相关原则(MaximofRelevance);(2)适量原则(MaximofQuantity);(3)质真原则(MaximofQuality);(4)方式原则(MaximofManner)。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在这里所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与语用学里的“合作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应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互通有无。第一是翻译中的“相关原则”大致上是指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译文尽可能不提;原文的“文风时尚”尽量与译文保持一致。泰特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里提出,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与原文相同(thestyleandmannerofwrit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sasthatoftheorigina1),换句话说,也就是译文要与原文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第二是翻译中的“适量原则”大致上是指,译文不过分诠释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要适可而止,不要随意发挥。这里面存在着过量和不足两方面问题。比如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遇到了这么一句话,相信大家都熟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他又是如何翻译的呢?辜氏译文如下:“Itisindeedapleasuretoacquireknowl—edgeand,asyougoonacquiring,toputintopracticewhatyouhaveacquired.Agreaterpleasurestillitiswhenfriendsofcongenialmindscomefromafartoseekyoubecauseofyourattainments.”他的译文本后人指为过度意译,随意添加字词,比如“asyougoonacquiring”还有“greater”、“congenialminds”、“becauseofyourattainments”等等。很显然,译文中加入了很多已经在译文文本中暗含的语言形象,如已出现了动词“acquire”,就没必要在下文出现“attainments”之类的重复语义的词汇了。或许有人会说,辜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使译文更符合欧美人的阅读习惯。可是如此的译文最终只能被当作偏译对待。有时,翻译的“适量原则”也会遭遇信息量不足的情况。比如在《圣经》中《路加福音》(TheGospelac—cordingtoLuke)这一章出现了“Samaritan”这个词,它的本意是“撒玛利亚人”的意思,把它放在一个句子中,并尝试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thispoormanbegged,“yougoodSamaritan,havepityonme!”如果直译过来,就成了,“你这好撒玛利亚人,就可怜可怜我吧!”看到这里,或许那些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到人该提出疑问了,为什是撒玛利亚人呢?根据基督教的解释,撒玛利亚人乐善好施,总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例外一种流传的说法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为基督打水喝,从而受到了基督的指教,信奉了基督。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个词背后隐含的如此复杂的情节都展示出来,所以不如译为“你这乐善好施的人儿,就发发慈悲吧!”这样就避免了歧义,补偿了语义。相关与适量两个原则实际上是检验译者翻译鉴赏能力的初级评判标准,那么翻译的高级评判标准又在哪里呢?
二、翻译“合作原则”的高级评判标准
(-)质真与方式
如上所述,翻译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活动”,是一次耗费脑力与才智的“精神分裂”,因为译者在跨越两种语言的时候,难免不会受到任何一种语言习惯的影响,哪种语言势力比较强,就容易倾向于哪一种语言。拿英汉翻译为例,汉语有着比较发达的语言表达功能,特别在文字形式上,兼具“音美,形美,意美”的优点,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的诗歌与散文上。而英文则是“排序性”的语言,语言的逻辑要靠那些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连接词或是繁复的动词变形行使话语权。所以在处理英汉翻译时,仅仅考虑到翻译的相关与适量还不够,还要更深一层挖掘英汉翻译的核心原则:质真与方式。首先,翻译中的质真原则从字面意思上解释并不是宣扬译者要对译本进行质朴真实的处理,因为译者对译本所应持有的这种质朴真实地态度早已包括在了翻译的相关和适量原则中,而这里“质真”二字所倡导的却是一种先进的翻译理念,即要求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前提下,为符合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译文进行艺术在加工,在“有质”的基础上,在译文情景下对原文来一次“真实模拟”。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不以损害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发生的。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翻译即创造,翻译即叛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客观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解释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各要素之间的互联互动性”,翻译的“质真”原则也显得有其自身的价值了。下面举例说明,许渊仲译的《唐璜》第一章第七十三段的三句原诗:Butpassionmostdissembles,yetbetrays/Evenbyitsdarknessastheblackestsky/Fortellsthheaviesttempest.许渊仲译:有情装作无情/总会露出原形/正如乌云蔽天/预示风暴来临。对比原文发现,许渊仲译完美诠释了翻译的相关和适量原则,原诗的有情有景有故事,译文也分别用适当的字句表达了出来。可是反观译文行文特点,不禁会发现译者未按原文的音韵节奏翻译,而是主动将其改为朗朗上口的压韵体诗。译文充分发挥汉语组句优势,把原文中的“darkness”,“blackest”等较之抽象的词转化为汉语时,没有按原文行文方式逐一将其意象排列,而是灵活地补偿了原句字句暗含的一些深层意义,“darkness”没有译成无边的黑暗”或“阴霾”这些好像在汉语里更具“阴暗”意义的词语,而是只简处理成了“乌云”,把英文原句中的“by”翻译成了“蔽”补偿了“乌云”在汉语译文中的动作形象,而同样的动词在原文中却没有出现,这就说明了所谓的“质真”原则和之前提到的“相关”与“适量”原则存在一些评判标准上的差异,也就是译文在表达原文意思时,首先,也遵守了译文与原文的相关性,即不添加无中生有的成分,如这首诗就是在讲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象,虽然两种文字上做了一些更改,但没有损害从A到B的意义转换。再之,采用“质真”的翻译策略后,发现译文的与原文的对等效应更强了一些,原文中那副描述风暴将临的躁动,那种藏也藏不住的冲破力,经过译者一番点化之后,顺利地在中文的语言环境下扎下了根,与原文遥相辉映。经过了前面三步的铺垫,一篇合格的译文或是一部优秀的译作应该也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可是在译文形成产品之前还有重要的一步要完成。那就是译者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中的最后一项:方式原则。林语堂首次在国内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我们可以把“方式”原则比作通往尽善尽美的译文的“艺术”。在“硬件”方面,译者要对词句的选择慎之又慎,填补某些理解和表达上的空洞,学会使用各种翻译工具和通讯设施等等。在“软件”方面,林语堂先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其实翻译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心理问题,倘使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的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这段话精辟地论证了译者开译伊始,应当先做好应对原文思维、文字、心理和本国读者习惯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抓住了原作者的心理后,剩下的一切随即变得简单了好多,因为翻译中唯“精神要领最难把握。
(二)文学翻译中“合作原则”集大成之译例
文学翻译中包括各种文体样式,其中经常拿来翻译的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还有戏剧等等。关于诗歌的翻译,许渊仲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这样写道:“由于西方文字多少形合文字,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对等,所以西方翻译理论家提出了对等论……,但中文是意合文字,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只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中文可以和西方文字对等……。因此翻译时找不到对等词,译文不是优于原文,就是劣于原文,劣不如优所以应该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可以简称作“优化法。”书中,许渊仲老前辈更是说中国的翻译理论要领先西方翻译理论二十年,他以自己绝美的译笔证明了中国的古诗词照样可以完美的翻译出来。但是还应该看到的是许老作为译者,提出了这么一套赶超欧美翻译理论的方法论,并非空171无凭,妄加推断,而是建立在自己几十年来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优化论”的提出,得益于前人总结的翻译经验,首先继承和发展了严复的“信”,“达”,“雅”论,进一步发展了鲁迅的“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下面列举书中一首中文诗歌的翻译以来说明如何做到译者与原作者合作,如何做到译文与原文“竞赛”:千上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我们都不会陌生,这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一首著名的写景抒情诗,诗中有情有景,有动有静。那么译者该如何把这么一首极具音韵美和意境美的唐诗翻译成英文呢,而且还要保证原文的种种意境和寓意在译文中不会流失。且看许渊仲版的《江雪》英译文:FromhilltOhillnobirdsinflight/Frompathtopathnomaninsight/Alonelyfisherman,behold/Isfishingsnowonrivercold.英文诗采用了AABB抑扬格,保留了原诗的音韵美。译者是在完全吃透原文基础上,对译文进行了艺术性的改写,没有背离原文,相反更加贴近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意图,体现了“相关原则”。同样译文也没有随意增删原文,没有把某些具体意象放大化,比如没有把“千山”翻译成“thousandsandthousandsofmountains”,没有把“万径”翻译成“everyroadtrodbyhumanbeing”,这样就遵守了“适量原则”。再看后两句诗的翻译。“Alonelyfisherman,behold!”,该句与原文出入最大,因为译文中,译者刻意省掉了“舟”这一重要意象不译,而把“蓑笠翁”这一形象借助于一个动词“behold”呈现了出来。但是仔细对比原诗,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看似静止不动,实则静中蕴动,但因英文的句式和文法不能完全补偿中文句式的语境,所以需要在翻译成英文的同时,稍作一些改写,把原文暗含的动作,在转换成英文诗的时候相应地添加进去。改写过后的译文与原文相比,毫不逊色于原文,这可称作“质真原则”“Isfishingsnowonrivercold”一句中fishingsnow带来了整首诗的高潮,译者完全意会到诗人当时的心境:钓而不渔。假若把“fishingsnow”换成“fishingidly”或者“fishingnothingbutmood”,则意境全无,不能为读者营造一种“即观,即感”的感觉。这可称作“方式原则”。
三、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是一场双语间的博弈,译者和原作者是合作互补的关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接近原作作者,另一方面要发挥本族语优势和运用丰富的联想,最大限度地同原作“竞赛”。只有这样.译文质量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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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翻译的原则相关外语翻译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 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 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论文正文:
论翻译的原则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
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
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
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
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
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
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
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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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第二语言教学有其一定的语言学原则,本文从母语的影响、中夼语和变际语言能力等三方面探讨了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学原则厦其实应用,旨在帮助广太第二语言教师更加有效地进行语言教学。
论文关健词:第二语言教学语言学原则母语中介语交语言能力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一些教师能注重运用自己已经了解并掌握了的有关第二语言方面的理论知识,这是很好的。但有些教师只是生搬硬套某些语言学原则,未能充分考虑翩约其在课堂实践中成功运用的因素,结果不能适时适机运用此原则,无法做到正确选择其适合对象,不能灵活运用,不能正确判断其有效性,这样势必大大影响了第二语言教学效果。倘若我们仔细观察和内化课堂语言教学实践与源自实际课堂语言教学的原则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决定选择某一课堂语言教学原则,并且能很自信地应用此原则,而后客观地评价其效用。
当然,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很多,有其认知原则,情感原则,语言学原则等;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只涉及其语言学原则,即第二语言本身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如何处理复杂的语言系统问题,重点从母语的影响、中介语及交际语言能力三方面谈起。
一、母语的影响(theNativeLanguageEffect)
众所周知,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是影响每一个语言学习者成功与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多数情况下,大部分人认为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起着一种干扰作用,大量明显的影响也证实了母语的干扰性。多数第二语言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所犯的错误主要源自他们固有的这种谬想:第二语言的运行机制与母语相同。
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的促进作用同样是非常大的。例如,母语是法语的英语学习者说出这样的句子:“IamheresinceJanuary这里动词时态的错误源自法语,但是,纵观句子的主谓朴语序的安排,位置格词的放置,语法照应关系介词与同词源词的使用规则,这一切完全正确,足见母语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母语无疑是他们赖以预测目的语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语言体系。母语体系对目的语的学习和理解掌握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起着消极的干扰作用,不过后者似乎更加明显。
在实际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母语的干扰作用无疑是我们处理语言反馈信息的焦点。学习者的错误能给我们提供充分的有关的潜在的语言体系方面的信息。事实上,第二语言学习者所犯的错误是他们对第二语言内化程度的体现,这就给教师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学习者的错误是母语积极促进作用的结果,不必随时一一纠正。鉴于以上母语的影响,在第二语言实际课堂教学中,我们不妨尝试以下做法:
(1)把学习者的错误视为他们头脑中潜在的语言体系的具体体现,并作为恰当的反馈信息。通过使学习者通晓所犯的母语错误的根源来纠正因母语干扰而产生的目的语错误。
(2)当然,最为理想的是每一个第二语言学习者都能充分利用母语的促进作用,摆脱其干扰性。教师应使学习者认识到:并不是母语体系的任何部分都能引发目的语学习中的错误。
(3)直接用目的语思维有助于最大跟度地消除因母语干扰所产生的目的语错误。教师应尽量帮助学生用第二语言思维,在他们理解和使用目的语时,不要总是依赖翻译来进行。当然偶尔翻译某个词语或词组,对学习者,尤其是成年语言学习者来说确实大有裨益。但直接运用第二语言将有助于避免由母语干扰造成的目的语使用综合症。
二、中介语(interlanguage)
如同儿童逐渐地、系统地分阶段习得母语一样成年人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对目的语语音、词汇、句子结构及语篇特征等方面的掌握也须经历系统的习得过程。中介语原理启示我们: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具备充分的目的语能力之前,通常须经历系统的或半系统的习得过程。成功的中介语语言的形成与发展,部分是利用他人语言反馈信息的结果。
尽管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介语在系统和半系统的语言形式与根本规则之间差异很多,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介语当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颇具系统性。也就是说,尽管从讲本旗语的人看来.第二语言学习者所说的或理解的是不正确的,但学习者本人却认为他们的大多数语言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例如,有的学习者可能会坚信“DoesJohncansing?”这样的句子从语法上讲是正确的。因为英语语言的内化系统要求一般疑问句的构成须有前置助动词“do”。
第二语言学习者所经历的这种系统的或半系统的习得过程向教师提出了挑战。大多数第二语言教师的经验和第二语言研究所积累起来的成果表明实际课堂指导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介语的形成与发展的速度及其成功性有着很大的影响。(Doughty1991;Long,1983,1988)这足以说明教师在课堂上向学习者提供反馈信息的重要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对EFL来说,实际课堂外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机会不多,医而老师成了“活生生”的,可以与学生进行交流的“唯一”的讲英语的人。课堂上.老师是学生关注的焦点,学生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因为至少在他们看来,老师是英语语言权威。这就是说,老师在课堂上对目的语的运用会对学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第二语言习得中语言信息反馈的作用,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研究。Vigil和Oller(1976)的“启发性研究”告诉我们:教师应该明确情感反馈与认知反馈的差异。前者是指教师珍视或鼓励学生尝试目的语交际的程度,后者是指教师认为学习者对目的语语言信息理解的程度。教师应尽量做到始终向学生提供充分的积极的情感反馈信息,同时适时告知他们,他们的实际语言应用是正确的还是含混不清的。就目前来看,下列常见的实际课堂语言教学中所蕴含的现象启示我们:
(1)教师应尽量区分第二语言学习者系统的中介语错误(源自母语或者目的语)和其他错误。一般来说,学习者所犯的较为系统的中介语错误大多有其逻辑根源,也容易引起学习者的重视。
(2)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学习的逻辑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中介语现象,不必时时纠正,应适时予以认可。
(3)不应由于中介语错误而使学习者感到自己程愚蠢,而应委婉地告诉他错误产生的逻辑根源。
(4)教师向学生提供课堂语言反馈信息时,尽量不要使学生感到错误是可怕的现象,而要使他们意识到,大多数中介语错误是良好的先天语言习得能力的具体体现。课堂上学生的某些中介语错误应予以纠正,但当老师确实准备纠正学生的错误时,务必做到友好善意,委婉而富有启发性.切勿挫伤学生日后尝试语言的积极性。
(5)尽量让学生进行自我纠正错误的练习。
(6)对于学生语言输出所做的言语性的或非言语性的反靖信息必须是充分的情感反馈信息,这样更能鼓励和激发他们大胆地运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积极性。
三、交际语盲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
教师应时刻牢记: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实际语言交际能力。一般来说,交际语言能力是以下几方面能力的综台体现(H.DouglasBrown,1994-:
(1)语法或语篇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competence)
(2)(功能和社交语言的)语用能力(pragmaticcompetence)
(3)策略能力(stratogicoompete.ace),
(4)心理运动技巧(psychomoterskills)
对于语言交际能力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了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原则:既然课堂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学习者的实际语言交际能力,那么我们的语言教学应着’眼于培养交际语言能力的以上诸方面。而交际语言能力的获得只有通过注重语言的具体使用(USe),而不是语言的用法(usage),重视语言运用的流利程度(fleuncy),而不只是准确性(accuracy),关注真实语言(authenticlagnuage)或自然语育及其具体语境,要明确学生课堂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所学的东西应用于现实语言环境中去。
也许有人对于交际语言能力原则会有不同的理解。诸如我们应该重视以语法形式为重点的语言纵聚合体,纠正语言错误,在课堂上采用人工语言(artificiallanguage).注重语言形式的有限语言变体等实践证明,这些理解是不十分正确的。
为了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交际语言能力原则,教师须做出不懈的尝试和努力。比如我们可以运用learner—centeredteaching,cooperativelearning,intetaetivelearning,wholelanguageeducation,contentcenterededucation,task—basedlaerning等方法。但是.在具体运用交际语言能力原则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明白以下几点:
(1)语法解释及练习只是课堂教学计划和实践的一部分,谴适驾重视语法,但不要忽视交际语言能力的其他方面内容,诸如功能方面,社会语用方面,运用策略方面等。
(2)语言实用性韵某些方面,例如功能方面和社会语言面是非常微妙的,也是非常难掌握的。课堂教学应特别注重这些细微之处。
(3)在注重语言功能方面和社会语言方面的同时,也应重视语盲学习者的心理运动技巧,它是语言功能方面和社会语用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仅仅语调就能传达广泛的语用信息。
(4)语言使用者不必始终刻意留心细小的错误也能达刊流利交际柏目的,有时很小的错误并不影响语言的实际应用。
(5)不论采衙何种教学方法或技巧,必须尽可能使用自然语言或真实语言.使用学习者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遇到的具体语言,避免使用人工语言。
(6)课堂教学旨在把学生培养成独立的语言学习者和现实语言的真正操纵者.因为学生有朝一日总要离开课堂走向社会。
四、结语
以上是对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学原则及实际应用的尝试性探索,不免挂一漏万.有失偏颇。总之,第二语言学习受众多因素,诸如学习者认知心理因素,情感因素,以及其他外界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而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影响其成功的因素,而后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有效方法,应用恰当的语言学原则,以改进和提高第二语言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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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字母词的出现丰富了现代汉语语言词汇系统,便于中西跨文化交际,但另一方面字母词的出现也是语言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它破坏了现代汉语文字系统的纯洁性。本文探讨现代汉语字母词现象,并指出现代汉语字母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渡阶段,跨文化与跨语言交际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为了克服在跨文化交际起步阶段用汉字单纯音译外来语词的缺陷,人们用汉字音意兼译外来语词。如把Beatles译成“披头士”会让人联想起乐手们演奏乐曲时长发飘散的潇洒形象;把coca-cola译成“可口可乐”会让人向往这种饮料的美昧,可口可乐之所以行销中国,其原因也在于此;把TOEFL译成“托福”,把意欲留学美国的中国学子的祈福心态描绘得活灵活现。其它经典的音意兼译佳作还有shampoo(香波),Benz(奔驰),Canon(佳能),talking show(脱口秀),Sumicidin(速灭杀丁),Broadway(百老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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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国的大量优秀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同时相当数量的中文图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在图书翻译中,内容的翻译固然重要,但其书名是整本书的灵魂,起着解释作品意蕴和吸引读者眼球的作用,很可能直接决定了读者是否要购买这本书,因此书名的翻译十分重要,好的书名翻译能有效地促进作品的传播。因此,书名的翻译要考虑两种语言的不同习惯和不同文化、社会背景,做到妥善处理,使译出的书名能准确地达意,而避免误解与不确切(丰华瞻,1980)。也就是说,书名的翻译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根据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即翻译方法由翻译目的与译文的预期接受者决定。
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德国,以凯瑟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贾斯塔·曼塔利,克里斯蒂安·诺德为主要代表。1971 年,凯瑟琳娜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她的学生汉斯则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在《翻译理论基础概述》一书中,正式提出目的论这一概念,它也是功能学派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他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所有翻译活动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即“目的决定翻译策略”。[Jeremy Munday,201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诺德对翻译进行了新的诠释,这也是对弗米尔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诺德在其著作中强调: “翻译就是要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源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能使因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从而,我们可以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行为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过程,并且进一步决定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译者应当以让译文达到译入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为目的,这也是指导翻译活动如何开展的主要原则。[胡冬宁,2010]
“书名是一本书的灵魂,使之不朽;是一本书的广告,使人对之趋之若鹜。”好的书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再难忘记。好的书名译名能使名篇佳作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使外国文学经典像本国的文学经典一样广泛流传。外国名著译本的受众即预期读者是喜爱读书、对外国文化兴趣浓厚、希望了解外国文化的中国读者,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而且这些期待和交际需求会不断变化。在国文化不断走出国门的同时,他们更希望读到“原汁原味的”的著作,并在阅读过程中,加深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因此,外国名著书名翻译的目的就是:1)向读者推销外国名著,给译者自己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2)向读者介绍外国文化。
在翻译书名时,除了要以目的原则为最高准则外,还应遵循另外两个原则。一个是连贯性原则,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能够使接受者理解并在译入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语境中有意义。忠实性原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这两大原则的使用取决于目的性原则。
在目的论者看来,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是充分性而非等值性,翻译方法是否恰当就看译文能否在译语语境中充分实现翻译的目的及满足读者的需求。而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都会随时代的发展改变,为了使译名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译者就要相应采取更为灵活的翻译方法。翻译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4.1音译法。音译是用发音近似的汉字将外来语翻译过来的这种用于译音的汉字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语音和书写形式。[李玲、李艳,2012]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以人名或其他专有名词做书名的。如法国作家伏尔泰的Candide(英文为Candid),傅雷先生将其译为《老实人》,但我认为孟祥森的译名《憨第德》更佳,首先音译让读者一望即知此乃外国文学,其次“憨”字发音近似“Can”,可令读者看到一个简单、真实的青年,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这时,译者的目的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4.2直译法。直译能把源语的修辞格、俗语、文化典故等尽量保留下来,让译文读者更直接地感受异域文化。而有些在源语中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给人以形象冲击的书名直译成另一种语言也会有相似的效果。[湖冬宁,2010] 因此,当直译书名既能体现书本内容与主题,也不会造成误解时,直译无疑是极好的。例如Mark Twain的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王子和贫儿》,Michael Blake的 Dances with Wolves《与狼共舞》。Ernest Hemingway的A Farewell to Arms 被广泛译为《永别了,武器》,该书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厌战从书名就可知晓,而旧译名《战地春梦》不够凸显主题。
4.3意译法。当直译难以实现译者的目的时,就需要意译了。意译就是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不保留原文形式,但要求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如Daniel Defoe的Robinson Crusoe《鲁宾逊漂流记》,William Faulkner的The Sound and the Fury《喧嚣与疯狂》,Thomas Henry Huxley的Evolution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天演论》。再如:Emily Bronte的Wuthering HEights 译为《呼啸山庄》。旧的译名如《魂归离恨天》、《咆哮山庄》,前一种不能表达出男女主人公之间第一种译法带有浓厚的宗教宿命论色彩, 不能表达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之间浓烈又悲怆的爱情,而“咆哮”二字与全文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符,因而, 《呼啸山庄》这一译名更为恰当。
4.4改译法。当直译和意译都不能够实现译者的目的时,译者就需要进行改译。这要求译者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改造翻译,使其译名更加吸引读者。[李玲,李艳,2012] 如Margaret Mitchell的Gone with the Wind 被译为《飘》。再如Slack是一本关于如何管理公司的书,可是如果按slack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懈怠的、慵懒的”来翻译似乎难以吸引读者,于是译者把它译成《别让员工瞎忙》,译名似乎完全背离的原文的意思,但这个书却能够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这本书在我国也很畅销。[湖冬宁,2010]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书名的翻译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翻译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不管翻译采用哪种方法,只要能在翻译中充分实现翻译目的并满足读者的需求的都是好方法。所以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更充分地实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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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出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英汉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英汉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极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
不光如此,英汉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 “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了“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
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它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而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句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
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 will meet at the courtyard gate at 7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in order to visit our 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
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的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无论什么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交流的目的。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在中国与国际各领域接轨日益加速的时代,为使翻译学得以更好的发展,在注意到中西语言文化思维差异性的同时,必须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西译论体系间的双向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以达到中西译学的交融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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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认知活动和过程。文化翻译是再创造的过程,是译者对原著的认知活动。从认知过程来看,认知语言学关注创造性以及体验性,这一理论认为,认知过程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结果。同时,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离开文化背景的翻译很难取得成功。因此在翻译教学中要切实加强文化意识培养,充分认识到认知语言学对文化翻译教学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是对大脑中相关语言机制进行研究的学科。认知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80年代到90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变成为当前新兴的主流语言学流派之一。通常情况下,学者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方面,这三派的相关学者也被看成是英语国家在认知语言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1)从转换生成学派中分裂出来的部分生成语义学家,例如Lakoff以及Langacker等人。(2)从功能或认知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相关学者,例如Dirven以及Taylor等,这些学者认为利用较为普遍的认知方法对语言的功能以及形式进行研究,能够使得人们对语言表达中的认知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3)对认知进行研究的相关人类学家、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主要包括了Gibbs、Johnson以及Putnam等学者。国内知名学者王寅对国内外知名的认知语言学家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如下定义: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学科,强调通过自我认知以及身体经验、借助知识结构以及认知方式等,合理地解释隐藏在语言事实中的认知规律。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是在现实体验的形势下,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凭借自身所参与的多种互动,在对原文本进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在译作中将原作者所刻画的现实世界以及认知世界反映出来。认知语言学十分注重体验以及认知所发挥的制约性作用,关注作者、文本、译者以及读者间存在的多重互动关系,期待达到“翻译的和谐性”以及“解释的合理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从事翻译活动的相关认知主体之间互动性的影响。好的翻译虽然存在着译者的积极创作活动,但必须坚持“创而有度”,在创作过程中不能过分发挥,所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应该是“追求平衡”的。可见,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能够为翻译教学带来更好的启迪。
认知语言学的经验主义认知观通常将语言能力看成是人们所具备的认知能力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语言结构而言,它和人类的主体经验以及概念知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使用者在描写或陈述事物的过程中通常不简单地限定于客观陈述,通常会用更加自然、丰富的意义来描述它们。比如,人们在描述早餐的过程中,不仅会说自己在早餐时间吃什么,而且还会描述早餐的样式、味道等,这些内容都是人们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他们能够很好地体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经历多种现象,而且还会在这些方面储备数量巨大的经验以及思维概念,也就是语境。在认知语言学中,通常将属于某种既定领域的所有语境或认知体现叫作认知模型,而且还提出了与大多数认知模型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和人们生活以及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不断整合的模型,这种复杂的完形结构被称为文化模型。文化模型对人们的认知模型(Ungerer F,SchmidH.J.2001)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中国人的早餐(breakfast)为例,它是和馒头、米粥以及咸菜等等这些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我国人民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型。但是,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在“早餐”方面“breakfast”并不会和这些事物联系起来,而是会想到面包、牛奶等食物和饮料,这是英国人在早餐方面的“文化模型”。相似的案例也适应在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可能不会存在丝毫和中国春节相关联的概念,这是因为,庆祝春节不是美国人的文化,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认识,这也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认知模型。然而,在这些美国人和中国人试图通过交流来理解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过程中,他极有可能会套用相似的认知模型,如庆祝圣诞节这种认知模型,试图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庆祝春节的情况, 这也是不同的文化模型之间的碰撞。
在文化翻译教学的问题上,这个课题显得颇为复杂,不但牵涉到诸多理论问题,而且还具有较强实际操作意味。文化模型理论能够科学合理地指导译者站在认知语言层面开展翻译教学。当前很多语言哲学家都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看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假如没有文化承载语言的相关意义,语言将徒具形式。要使使得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和体会词意,就要深入分析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例如,commonplace,它的汉语意思是“平平常常的”,假如运用common-or-arden variety来代替commonplace,就能够看出它承载着英国的相关文化信息;假如运用garden-variety来替代这个词语,它能够体现出美国文化的相关信息。所以,不管是翻译理论教学,还是翻译实务教学,都要高度重视译入语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翻译理论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开设和跨文化以及文化密切相关的课程,教授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翻译技能,而且还要让学生从文化层面认识文化翻译,这样才能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以及体味源语言作品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的翻译水平。
在翻译教学中,要以认知语言学中的文化模型理论为依托,这样能够使教师向学生呈现的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案例更加形象和具体,而不会显得空洞无味,能够让学生通过文化翻译教学,更好地掌握语言知识点,理解翻译实质意义。翻译中存在着“不可译性”以及“可译性”,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其中,难以把握的概念是“不可译性”它们一般都具有较为特殊的异质性,在语音以及文字方面有着自己的结构性特征,内容涵盖音、形、义(意义)、意(意象和意境)等许多方面。从这些文化翻译内容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过程来看,这些“丧失”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如果运用文化模型理论来解释它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翻译现象。运用文化模型理论有助于教师更好地指导学生,从而让学生准确地理解翻译理论,准确地判断翻译内容的文化特征。
学习了文化模型理论后,学生就能够很好地认识到,绝对“忠于原文”仅仅是一种翻译的理想状况,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信”以及“忠”的尺度。从翻译过程来看,“意义对意义”被看成是较为笼统的翻译,就算“等值”转换,也不能完全和原著相吻合。以英语中的语势(force)为例,可以用叠字来获得相应的语势,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声形美,但英语没有叠字,因此不能获得相应的语势。例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这一句中,“风萧萧”是名传千古的绝句,假如将其翻译为“the wind blew and blew”,读者就会觉得笨拙、拗口,不能获得较好的翻译效果;假如将其翻译为“the wind blew desolately”,也只能认为“基本达意”。通常情况下,语势都是在独特的意境及巧妙的遣词造句中形成的,更能体现文化意义以及含蕴,但要想达到“等效”翻译的效果,却比较困难。
把认知语言学引入翻译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好地通过认知过程的变化,掌握翻译技能,成为更出色的翻译家。文化是语言得以持续发展的稳步动力和基础,因此,教师有责任让学生理解、把握以及运用“认知——体验——再现”规律,提高自己的文化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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