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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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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一定程度上,文学翻译工作者不可能完美地处理好两种文学的对应,两种差异下的语句转换尤其显得难以处理。从几方面简单分析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所要考虑的一些“合作原则”,以及在英汉互译下,如何运用“补偿的艺术’’来取得原语与译语的最大对等。
论文关键词:文学翻译;合作原则;对等
一、译者如何遵循翻译中的“合作原则”
提到“合作原则”,很多人会想到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COnversationalmaxims),他在“合作原则”里提出了四项“准则”以供语言使用者参考,其中包括:(1)相关原则(MaximofRelevance);(2)适量原则(MaximofQuantity);(3)质真原则(MaximofQuality);(4)方式原则(MaximofManner)。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在这里所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与语用学里的“合作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应认为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互通有无。第一是翻译中的“相关原则”大致上是指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译文尽可能不提;原文的“文风时尚”尽量与译文保持一致。泰特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里提出,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与原文相同(thestyleandmannerofwrit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sasthatoftheorigina1),换句话说,也就是译文要与原文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第二是翻译中的“适量原则”大致上是指,译文不过分诠释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要适可而止,不要随意发挥。这里面存在着过量和不足两方面问题。比如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遇到了这么一句话,相信大家都熟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他又是如何翻译的呢?辜氏译文如下:“Itisindeedapleasuretoacquireknowl—edgeand,asyougoonacquiring,toputintopracticewhatyouhaveacquired.Agreaterpleasurestillitiswhenfriendsofcongenialmindscomefromafartoseekyoubecauseofyourattainments.”他的译文本后人指为过度意译,随意添加字词,比如“asyougoonacquiring”还有“greater”、“congenialminds”、“becauseofyourattainments”等等。很显然,译文中加入了很多已经在译文文本中暗含的语言形象,如已出现了动词“acquire”,就没必要在下文出现“attainments”之类的重复语义的词汇了。或许有人会说,辜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使译文更符合欧美人的阅读习惯。可是如此的译文最终只能被当作偏译对待。有时,翻译的“适量原则”也会遭遇信息量不足的情况。比如在《圣经》中《路加福音》(TheGospelac—cordingtoLuke)这一章出现了“Samaritan”这个词,它的本意是“撒玛利亚人”的意思,把它放在一个句子中,并尝试翻译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thispoormanbegged,“yougoodSamaritan,havepityonme!”如果直译过来,就成了,“你这好撒玛利亚人,就可怜可怜我吧!”看到这里,或许那些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到人该提出疑问了,为什是撒玛利亚人呢?根据基督教的解释,撒玛利亚人乐善好施,总是救人于危难之中。例外一种流传的说法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为基督打水喝,从而受到了基督的指教,信奉了基督。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个词背后隐含的如此复杂的情节都展示出来,所以不如译为“你这乐善好施的人儿,就发发慈悲吧!”这样就避免了歧义,补偿了语义。相关与适量两个原则实际上是检验译者翻译鉴赏能力的初级评判标准,那么翻译的高级评判标准又在哪里呢?
二、翻译“合作原则”的高级评判标准
(-)质真与方式
如上所述,翻译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活动”,是一次耗费脑力与才智的“精神分裂”,因为译者在跨越两种语言的时候,难免不会受到任何一种语言习惯的影响,哪种语言势力比较强,就容易倾向于哪一种语言。拿英汉翻译为例,汉语有着比较发达的语言表达功能,特别在文字形式上,兼具“音美,形美,意美”的优点,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的诗歌与散文上。而英文则是“排序性”的语言,语言的逻辑要靠那些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连接词或是繁复的动词变形行使话语权。所以在处理英汉翻译时,仅仅考虑到翻译的相关与适量还不够,还要更深一层挖掘英汉翻译的核心原则:质真与方式。首先,翻译中的质真原则从字面意思上解释并不是宣扬译者要对译本进行质朴真实的处理,因为译者对译本所应持有的这种质朴真实地态度早已包括在了翻译的相关和适量原则中,而这里“质真”二字所倡导的却是一种先进的翻译理念,即要求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前提下,为符合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译文进行艺术在加工,在“有质”的基础上,在译文情景下对原文来一次“真实模拟”。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不以损害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发生的。董明在《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书中指出,翻译即创造,翻译即叛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客观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解释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各要素之间的互联互动性”,翻译的“质真”原则也显得有其自身的价值了。下面举例说明,许渊仲译的《唐璜》第一章第七十三段的三句原诗:Butpassionmostdissembles,yetbetrays/Evenbyitsdarknessastheblackestsky/Fortellsthheaviesttempest.许渊仲译:有情装作无情/总会露出原形/正如乌云蔽天/预示风暴来临。对比原文发现,许渊仲译完美诠释了翻译的相关和适量原则,原诗的有情有景有故事,译文也分别用适当的字句表达了出来。可是反观译文行文特点,不禁会发现译者未按原文的音韵节奏翻译,而是主动将其改为朗朗上口的压韵体诗。译文充分发挥汉语组句优势,把原文中的“darkness”,“blackest”等较之抽象的词转化为汉语时,没有按原文行文方式逐一将其意象排列,而是灵活地补偿了原句字句暗含的一些深层意义,“darkness”没有译成无边的黑暗”或“阴霾”这些好像在汉语里更具“阴暗”意义的词语,而是只简处理成了“乌云”,把英文原句中的“by”翻译成了“蔽”补偿了“乌云”在汉语译文中的动作形象,而同样的动词在原文中却没有出现,这就说明了所谓的“质真”原则和之前提到的“相关”与“适量”原则存在一些评判标准上的差异,也就是译文在表达原文意思时,首先,也遵守了译文与原文的相关性,即不添加无中生有的成分,如这首诗就是在讲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象,虽然两种文字上做了一些更改,但没有损害从A到B的意义转换。再之,采用“质真”的翻译策略后,发现译文的与原文的对等效应更强了一些,原文中那副描述风暴将临的躁动,那种藏也藏不住的冲破力,经过译者一番点化之后,顺利地在中文的语言环境下扎下了根,与原文遥相辉映。经过了前面三步的铺垫,一篇合格的译文或是一部优秀的译作应该也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可是在译文形成产品之前还有重要的一步要完成。那就是译者要遵守的“合作原则”中的最后一项:方式原则。林语堂首次在国内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我们可以把“方式”原则比作通往尽善尽美的译文的“艺术”。在“硬件”方面,译者要对词句的选择慎之又慎,填补某些理解和表达上的空洞,学会使用各种翻译工具和通讯设施等等。在“软件”方面,林语堂先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其实翻译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心理问题,倘使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的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这段话精辟地论证了译者开译伊始,应当先做好应对原文思维、文字、心理和本国读者习惯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抓住了原作者的心理后,剩下的一切随即变得简单了好多,因为翻译中唯“精神要领最难把握。
(二)文学翻译中“合作原则”集大成之译例
文学翻译中包括各种文体样式,其中经常拿来翻译的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还有戏剧等等。关于诗歌的翻译,许渊仲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这样写道:“由于西方文字多少形合文字,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对等,所以西方翻译理论家提出了对等论……,但中文是意合文字,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只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中文可以和西方文字对等……。因此翻译时找不到对等词,译文不是优于原文,就是劣于原文,劣不如优所以应该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可以简称作“优化法。”书中,许渊仲老前辈更是说中国的翻译理论要领先西方翻译理论二十年,他以自己绝美的译笔证明了中国的古诗词照样可以完美的翻译出来。但是还应该看到的是许老作为译者,提出了这么一套赶超欧美翻译理论的方法论,并非空171无凭,妄加推断,而是建立在自己几十年来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优化论”的提出,得益于前人总结的翻译经验,首先继承和发展了严复的“信”,“达”,“雅”论,进一步发展了鲁迅的“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下面列举书中一首中文诗歌的翻译以来说明如何做到译者与原作者合作,如何做到译文与原文“竞赛”:千上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我们都不会陌生,这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一首著名的写景抒情诗,诗中有情有景,有动有静。那么译者该如何把这么一首极具音韵美和意境美的唐诗翻译成英文呢,而且还要保证原文的种种意境和寓意在译文中不会流失。且看许渊仲版的《江雪》英译文:FromhilltOhillnobirdsinflight/Frompathtopathnomaninsight/Alonelyfisherman,behold/Isfishingsnowonrivercold.英文诗采用了AABB抑扬格,保留了原诗的音韵美。译者是在完全吃透原文基础上,对译文进行了艺术性的改写,没有背离原文,相反更加贴近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意图,体现了“相关原则”。同样译文也没有随意增删原文,没有把某些具体意象放大化,比如没有把“千山”翻译成“thousandsandthousandsofmountains”,没有把“万径”翻译成“everyroadtrodbyhumanbeing”,这样就遵守了“适量原则”。再看后两句诗的翻译。“Alonelyfisherman,behold!”,该句与原文出入最大,因为译文中,译者刻意省掉了“舟”这一重要意象不译,而把“蓑笠翁”这一形象借助于一个动词“behold”呈现了出来。但是仔细对比原诗,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看似静止不动,实则静中蕴动,但因英文的句式和文法不能完全补偿中文句式的语境,所以需要在翻译成英文的同时,稍作一些改写,把原文暗含的动作,在转换成英文诗的时候相应地添加进去。改写过后的译文与原文相比,毫不逊色于原文,这可称作“质真原则”“Isfishingsnowonrivercold”一句中fishingsnow带来了整首诗的高潮,译者完全意会到诗人当时的心境:钓而不渔。假若把“fishingsnow”换成“fishingidly”或者“fishingnothingbutmood”,则意境全无,不能为读者营造一种“即观,即感”的感觉。这可称作“方式原则”。
三、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是一场双语间的博弈,译者和原作者是合作互补的关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接近原作作者,另一方面要发挥本族语优势和运用丰富的联想,最大限度地同原作“竞赛”。只有这样.译文质量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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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文学则是这一联系的中介,即外国文学通过翻译文学实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翻译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翻译文学批评中的价值主体
就某一特定译作而言,与之发生价值联系的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会与译作形成价值关系。因此,译作除了与其译者形成价值关系外,还与其读者形成了价值关系。就后一类价值关系而言,有多少读者就理应有多少种价值关系。在围绕译作所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中,译者与译作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种,因为译作主要是为读者而不是为译者准备的。译作与其读者尤其是与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译作与上述个体和群体所形成的众多价值关系,翻译文学批评都有关注的必要和责任,从而也形成了翻译批评的不同方面。但就一般情况而言,翻译文学批评所关注的价值关系,往往不是译作与个体读者的关系,因为每个读者的修养、阅读目的、情趣等不尽相同,批评者很难对他与译作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关系进行评判,即使能够进行这样的评判,评判的结果往往也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然而,一部译作与其庞大的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常常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也自然成为翻译文学批评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翻译文学批评所要评价的价值关系,主要应该是译作与其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而非译作与个体读者或译者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文学批评中的价值主体主要是读者群。翻译批评要评价的价值关系,应该是译作与其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即看译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群的需要,尤其是译作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显然,翻译文学批评主要不是评价译作与译者的价值关系,也不是评价译作与某位特定读者所形成的价值关系,而往往是评价译作与广大读者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既然如此,译作与众多的价值主体所形成的多种价值关系中,广大读者所构成的价值主体才是翻译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价值主体。《引论》没有专门论述翻译文学的价值主体,但在论及评价的结构时指出:“价值关系是评价的客体,而价值关系又是由价值主体(译者)和价值客体(译作)组成。”(吕俊,2009:56)在论及严复的《天演论》时,《引论》明确指出:“严复的这些翻译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他作为译者是该项活动的价值主体,他的诸多译作就是价值客体。它们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吕俊,2009:57)尽管《引论》认为译者是价值主体并没有错,但将译者作为翻译文学唯一或最主要的价值主体却是不尽合理的。价值哲学认为,价值主体是价值关系中客体属性满足其需要的那个(类)人。译者能阅读原文,从包括阅读在内的许多角度讲,译者并不需要译本。译者从事翻译,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读者是译本价值的重要主体。关于这一点,《引论》其实是不否认的,因为作者对严复《天演论》译本影响巨大的结论就是建立在译本读者的反应上:“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对社会进步和后来的百日维新等变革活动有理论的指导意义,我国学者曹聚仁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说他在20年中所读五百多种回忆录中,很少不受严译《天演论》一书影响的。可见其影响之巨。”(吕俊,2009:57)尽管《引论》随后指出,“评价者可以根据译文的内容与译法,文本选择与增益削删的情况同原文进行比对,并阐明译者这样做的目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他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即满足了他的需要,达到了他的目的”,(吕俊,2009:57)以此来说明《天演论》译本对译者严复的价值虽然不无道理,但将严复《天演论》译本的价值仅仅局限在证明译者无论是“拟译原文选择”,还是“故意没有采用近世利俗的文字,而采用秦汉文辞句法”,“达到他启蒙的目的”,(吕俊,2009:57)显然是偏离了翻译文学批评的要害。不仅“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说明,《引论》作者在评价《天演论》“影响之巨”时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社会”,而且其他学者在评论严复的这部译作时也是将当时的广大读者视为价值主体。例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作者认为:“……‘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特别是他的《天演论》,像平地一声春雷,震惊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郭延礼,1997:10)可见,深刻认识价值主体,准确判断特定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这对翻译批评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同的价值主体有着不同的需求,从而为评价活动提供不同的价值尺度。评价过程中价值主体的易位或改变必然带来评价的错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结论及其有效性。
2.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对于同一价值关系,不同的评价主体往往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翻译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定的评价活动也不例外。因此,深刻认识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及其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翻译文学批评,也能使我们在进行翻译文学批评时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评价主体是价值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我国学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观点。冯平(1995:36)认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逻辑上是不同的,价值主体属于评价客体中的一部分。在事实上,两者既可能是合二为一完全重合的,也可能是部分重合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不重合的。”阮青(2004:88-89)也持相同的观点。马俊峰(1994:125)则持不同的观点:“评价的对象是价值,价值就是一定事物(价值客体)对人(价值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关系,评价主体往往同时又是价值主体,二者往往相重合(或部分重合,或完全重合)。”他也在新近的著作中重申了这一观点。(马俊峰,2012:246)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论述评价时并没有明确阐释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李连科,1991;邱均平、文庭孝,2010;李德顺,2013)马俊峰(1994:137)认为,评价主体从数量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众所周知,个人作为评价主体所做的评价,既包括群体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也包括个人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就后者而言,评价可以是针对自己的,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重合;评价也可以是针对另一个体,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不重合。因此本文认为,在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冯平的观点无疑是更为深刻的。与其他评价活动相似,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可能完全或部分重合,也可能相互分离。在评价活动中,“评价的标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评价主体所把握的、所理解的价值主体的需要。”(冯平,1995:35)这就是说,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不同,评价结论也会随之不同。由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完全重复、部分重合和相互分离的三种情况下,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评价活动中区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学翻译及其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引论》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多重价值关系,认为作者与其作品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译者与译作“构成了第二层的价值关系,即译者成了翻译活动的价值主体,译作是他的价值客体。
最后,当我们再对这部译作进行评价时,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价值关系,即以我们作为评价主体而译作作为价值客体的第三层的评价活动,其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吕俊,2009:29)既然译作“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那“我们”自然就是译作与“我们”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与此同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的论述又说明,作为价值主体的“我们”同时也是评价主体。由于“我们”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因此上述论述中“我们”同时作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这种关系应该属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三种关系中的前两种,即二者完全或部分重合。由于这是《引论》所提到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之间唯一的关系,因此无意中就排除了两者之间相互分离的情况。忽视或轻视翻译文学批评中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往往会导致评价过程中评价标准的变换,从而使得评价结论难免不失偏颇,也难以完全服人,这一点在前些年对严复《天演论》译本的评论中比较明显。“他翻译的是当时西方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周笃宝,2000:29)“严复以‘汉以前字法句法’迻译《天演论》和译文应求‘雅’的译论,向来受到后人批评……”(王克非,1992:9)试设想,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如果不“刻意摹仿先秦文体”,他的译本能为当时的读者欣然接受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天演论》在民族危亡关头受到重视与好评,既有其内在的思想因素,也不能忽视其“先秦文体”的作用。如果我们一方面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同时却认为帮助译本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体“显然不妥”,这不仅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而且也让读者感到困惑和茫然。之所以对同一译作的评价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评价主体对译作所构成的两种价值关系同时进行评价。当我们谈到这部译著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指译作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当时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而非译作在当代的影响,因为《天演论》早已退出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它与现代的广大普通读者并没有构成价值关系。在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评价主体,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当时的读者。如果我们诟病严复所采用的“先秦文体”,我们评价的是《天演论》与当代普通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而非它与当时的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蔡元培说:“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罗新璋,1984:151)在评论《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即当时的读者分离的;在诟病《天演论》的“先秦文体”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部分重合的。忽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既包括实体上的分离,也包括逻辑上的分离),也表现在我国翻译界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评价中。
柳宗元的《江雪》是我国古诗中的名篇,中外都不止一位译者将其译成英语。我国译者中尤以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受到高度评价。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译者,其译文各有千秋,但从“格式塔意象再造”模式下传递出的意境美角度来审视,笔者认为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更胜一筹。从整体译文来看,WitterBynner的译文几乎完全遵从原诗的语言成分,在译文中进行复制式的形式对应,却未充分考虑原诗语言之外的美感因素,结果未有效再现原诗的意境美。(辛红娟、覃远洲,2012:95)朱小美和陈倩倩(2010:106)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此外,本文作者于2006初做过一个小型讲座,对象是三名美国西肯塔基大学交换生。讲座中提到《江雪》的三种译文,即许渊冲、WitterBynner和GarySnyder的译文。在准备讲座时,笔者仔细比较了三种译文,形成与辛红娟和覃远洲基本一致的观点。讲座中问及最喜欢哪个译文时,三个美国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WitterBynner的译文。虽然这三名交换生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英语读者对这三种译文的看法,但他们的观点无疑折射了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第一反应。毫无疑问,我国翻译界《江雪》英译文的评价者虽然也是该译文的读者,构成其价值主体的一部分,但中国古诗的英译首先和主要是为满足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因此我国的评价者或评价主体并不构成该诗译文的主要价值主体。由于评价尺度来自价值主体的需要,因此价值主体主要成员的需要自然成了评价尺度的主要来源。然而,《江雪》英译文的我国读者与外国读者由于文化背景、阅读动机等差异,其作为价值主体的需要也不同,因此以只占价值主体小部分的我国读者的需要作为评价尺度,评价结果难免与中国古诗英译在英语国家的接受情况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江雪》的英译,我国学界对《红楼梦》两个完整译本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所以,评价者只有明确区分译文的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评价结论才有可能更接近译本接受实际。
3.结语
翻译文学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是翻译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中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对它们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翻译文学批评的直接对象不是译文,而是译文与其价值主体之间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因此就翻译批评所涵盖的主要因素看,既包含作为价值客体的译文,包含作为价值主体的译文关联人,也包含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关系。由于译文关联人往往不止一个或一种,因此与译文这一价值客体相联系的价值主体也就不止一个,从而就形成了多个可进行评价的价值关系。翻译文学是不同民族之间的重要交流形式,一般而言,在译文与众多关联人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译文与广大读者之间的价值关系理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因此广大读者自然也就成了译文最重要的价值主体。译者与译文也形成一种价值关系,自然也是翻译批评所关注的对象,但相比较而言却不是最重要的评价对象。如果以译者作为价值主体评价译文的社会价值,即译文与社会群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显然是评价活动中价值主体的错位,其结论不可能是完全客观和有效的。此外,翻译批评由评价主体做出,因此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把握就至关重要。但是,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完全重合、部分重合和相互分离的三种不同情况下,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把握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势必影响评价结论。因此,深刻认识翻译批评中的评价主体及其与价值主体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也严重影响翻译批评的成败。学界在以往翻译评价中出现的前后矛盾和不尽合理的现象,往往与研究者忽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有关。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两个重要概念的探讨,引发学界对翻译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持续关注,进而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使翻译文学批评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在实践上更加有效。
摘 要:形合( hypotaxis ) 和意合(parataxis)是英语和汉语篇章组织的常用手段,也是英汉两种语言的重要区别所在。本文提出应当运用哲学中的辩证法原理看待语言中的形合与意合,真正做到学术研究全面、客观、严谨以及科学。一方面,要重视句子及其以下层面的语言特点:英语侧重形合,汉语侧重意合;另一方面,更要研究英汉语的意合与形合在句子层面以上(段落、篇章)所具备的不同作用:英语篇章使用词汇手段等意合组织方式,而汉语篇章中则采用重复和骈偶等形合手段【1】。本文利用对《枫桥夜泊》这首古诗的英译研究分析,强调辩证地、动态地看待英汉语中的形意合问题,改进汉语古诗翻译策略,使译作体现并契合原诗作者的思想与内容,使译作读者明白并理解原诗的内涵与文化。
关键词: 形合 意合 辩证法 古诗翻译
Abstract: The very common mean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discourse are hypotactic and paratactic,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ypotaxis and parataxis in a language should be researched in a dialectic way. Only in this way, can academic research become more complete and objective. On the one hand, ou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entences and structures below the sentences level–English is more hypotactic while Chinese is more paratactic.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study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hypotactic and paratactic structures at the level of paragraphs in the two languages. Lexically paratactic structures are often found in English paragraphs, and hypotactic structures in the form of repetition and parallelism are frequently employed in Chinese. The author attaches the high importance to research languages in a dialectic way by the analysis of Mooring at night by Maple Bridge. So that we can find some strategies about the poem translation and make the successful exchange of two kinds of people with various background.
Key words: hypotaxis, parataxis, dialectic way, poem translation
1. 引文
形合与意合是英汉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英汉语篇组织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形合就是依仗形式(包括词的变化形态,词汇的衔接等)将语言符号由“散”(个体的词)到“集”(组织乃至语篇)的语言组织手段,具有外显性和刚性;而意合则是依仗意义,即内在的逻辑关系组织语言的手段,具有内隐性和柔性。
形合是组词造句的外在逻辑形式,意合则是遣词造句的内在认知事理
著名学者奈达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 (1983年)一书中指出,就汉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即形意合之对比。我国许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其中刘宓庆先生认为:形合和意合两种手段通常存在于一种语言当中,但是二者的作用绝不是等量奇观的。许多语言都表现出各自的侧重点:英语以形合见长,结构紧密,注重显性连接(overt cohesion),以形显义,注重句子形式;汉语以意合见长,行文散漫,注重隐性连贯(covert coherence),以神统形,注重逻辑事理顺序,注重功能、意义【3】。从英汉语的短语和句子结构来分析,“英语侧重形合,汉语侧重意合”这样的结论高度概括了两种语言的特点,具有普遍意义。
2.动态、辩证化的翻译策略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研究视界的扩展,有不少学者发现,如果在语言研究与应用的过程中,有的人直接将这句话片面理解为“英语是形合语言,汉语是意合语言”,因此在翻译实践中直接套用这样的规律:英译汉即是形合变意合,汉译英则是一个逆过程。这样的理解过于片面化,绝对化,是极为不科学的。只有运用哲学中的辩证法来辩证地动态地看待这一问题,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不会犯片面化、绝对化的错误。
由此可见,英汉语种形合与意合的应用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在一般情况下,形合与意合是对立地存在于英汉语当中的,只是在一定语境中,其功能又会发生变化【1】。具体来说,形合与意合的研究须包括两个层面:句子及句子以下(词组、单词)与句子以上(段落、篇章)。
结语
根据对《枫桥夜泊》英译诗的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和句子以上层面辩证的分析,动态地看待这两个层面上的形合与意合存在程度,从而打开古诗英译的新思路。具体层面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一把抓。什么时候要运用减译增译技巧,什么时候不需要,这个度的把握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优秀的译者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从而将整个语篇完整地成功地将其内容、内涵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 郭富强.形合与意合的辩证法及翻译策略【J】.中国科技翻译,2004,(2)
【2】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
【3】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53
【4】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336
【5】 催永禄.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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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翻译活动的发展,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日显其重要性。翻译批评理论在翻译理论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翻译活动的发展起着监督和推动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文学翻译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审美特征
首先,儿童文学相较成人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独有的稚拙性。为适应儿童的口味,儿童文学作品往往稚嫩、淳朴、清新自然,具有成人文学所没有的原初本真的“傻里傻气”。这种稚拙之美通过的作家的笔深入作品中,折射出儿童内心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其次,提及儿童文学,人们就会联想到浪漫与想象、梦幻与诗意、神秘与瑰丽的意境。儿童文学的审美创造往往与幻想联系起来。没有幻想就没有儿童文学。儿童的理性思维偏弱、现实感不强,分不清现实与想象,也不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为接近儿童的心灵世界,儿童文学主张要张扬幻想。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为儿童打开通往幻想世界的大门。再次,寓言这种文学形式被儿童常态化适用。在童趣审美意象组成的单纯简约的外层结构下,儿童文学浓缩着创作主体的复杂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单纯想象的审美符号体系下,寓言形态的儿童文学容易被儿童接受,引发共鸣。蕴含于作品中关于社会、人类、自然等复杂的深层内涵可以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释放能量,帮助儿童对社会、世界的认知,健康人格的建立。
二、语言特征
首先,儿童文学的语言浅显易懂。儿童年龄小,生活经验少,思维能力弱,语言能力在逐步完善,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浅显、简洁、准确、流畅,能够被儿童读者理解接受,并未儿童的语言习得提供范本。其次,儿童文学的语言具象化。由于儿童抽象思维差,以形象思维为主,儿童文学的语言是形象、生动、具体、动态的。运用儿童熟悉、常见的具体形象进行描述,把人物和事物的声音、色彩、形状、神态等具体、直接的表现出来,与儿童闹钟的形象相吻合。再次,儿童喜游戏玩乐的特点决定了儿童文学语言的幽默性。幽默有趣的东西符合儿童的心理要求,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启发他们快乐的情趣。有经验的儿童文学作者往往把“引起兴趣和引人发笑”作为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也是文学研究领域中兴起的一种新的方法论。由于它主要探讨读者能动的接受活动在文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也被称为“接受理论”、“接受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HansRobert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Iser)。这一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文学作品要以读者为中心,读者为导向,相应的,儿童文学的翻译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儿童的审美要求、视野期待是译者翻译活动的重要指导指标。
四、接受美学理论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1.以儿童读者为中心
不同于以往的“作者中心论”和“作品中心论”,现代西方文论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绝不是被动地作出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收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2]在接受理论下,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创造性理解是文学意义、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础。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读者接受,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作品。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积极主动地“创造加工”。这个理论不但有效地拓展了文学作品的研究空间,同时也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翻译应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地位和作用为基础。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要深入理解儿童独有的特点,对他们的期待视野进行分析与预测,解析其与成人接受能力的不同,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保证译作能够为儿童读者所理解接受。
2.满足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文化修养、心理素质、知识水平、审美情趣、鉴赏水平等综合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接受美学理论下,只有儿童的阅读才使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尊重原作
接受美学视阀下,原文作品不但有一定的开放性,也有一定的封闭性。其开放或封闭的程度受到作品图式化结构的影响。因此,“面对众多的翻译文本,除了从历史环境以及译者人文素养等方面进行合理解释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和判断,寻找各个译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原作是翻译活动的根本基础,也是评价翻译作品的根本基准。由于历史、环境、个体的差异,翻译文本的接受与理解度可能与原文本有所差异,但翻译活动必须以原文为基础。
五、结语
接受美学理论强调读者的主体地位,重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个体理解与再加工过程。在此理论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译者需在完整真实地再现原文的同时,要肯定儿童的主体地位,儿童在阅读中的主动参与性;充分考虑儿童读者特殊的年龄、心理、个性和阅读能力,满足儿童的视野期待,呈现出易于儿童理解接受的翻译文本。
翻译是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转换成为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的一种活动。简言之,就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化)表现出来。异化翻译是以源语中的语言文化为导向,尽可能的保留源语中的“异质成分”。异化翻译能够做到在保留源语文化色彩的同时,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不受译入语的的语法习惯和文化特征的干扰。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的不断加强同时也带动并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因而,有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也日益增多,异化翻译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
一、文学翻译中异化策略的陌生化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总是司空见惯,漠然的感知。艺术的功能就是要打破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人们追新求异的这种心理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从根本上讲,人类改革自新、了解世界的普遍要求促进了文学翻译的产生和发展。此外,读者的阅读动机、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是译者进行翻译时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在文学领域,读者同样也希望摆脱常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得到一些新颖、陌生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文化思想、文学本身和语言本身,从而感受新鲜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翻译文学阅读的“陌生化”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所翻译的文学内容有“异于我”的东西。异化策略是满足这种“陌生化”诉求的有效手段。
二、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以《京华烟云》为例
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时曾写了一部关于旧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名为《京华烟云》。它不仅描写了时代大变迁的动荡时期几个大家庭的命运起伏,而且介绍了旧中国民风、民俗等文化特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比如:赋诗作对、求道成仙、婚丧嫁娶等。《京华烟云》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汉译英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多采用异化法处理中国特色的文化习俗,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为西方读者解读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使其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受到一种猛烈的冲击,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1.物质文化:中国特有的器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的建筑风景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所造就的中国器物和建筑风景必然和外国有极大的不同之处。作者在小说中对富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和建筑风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把这些器物和建筑风景的性质状态展现给读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Therewasalsoajadejuyi(如意),apurelyornamentalbutimportantformalweddinggift,usuallyplacedonthetablefordisplayasasymbolofgoodluck.在旧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如意是一种饰物,象征着吉祥如意。作者在小说里不但对如意进行了音译,同时又向读者详细描述了这种中国文化特有的器物,使读者感受到了异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传统的姓名、称谓以及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文化名词,民间俗语和格言在旧中国根据人们不同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会给与其不同的称谓。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这些称谓进行翻译。比如奶奶、老爷、丫头,作者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还有一些称谓,作者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必要时加注。比如汉语中的“大姐”“二小姐”“三小姐”作者分别分别把它们音译成了:Tachieh、ErhHsiaochieh和SanHsiaochiech,还在括号中加上注释,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中国的风俗习惯对外国读者而言是很难理解的,作者在翻译此类文化术语时,不仅表达了每个风俗习惯字面上的意义,而且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例如:Shetookoutofherjacketapackageofsilverandturneditovertothebride’smotherandsaidthiswasthemenpao,orpresentsofsilverfortheservantsofthebride’sfamilywhichinthiscasemeanttheservantsoftheYaos.在旧时代的中国,赏门包给下人是一种旧习俗,它能为主人面子上增光,同时显示了主人的仁慈和大方。在小说中作者先是把门包音译给读者,然后对其实质和含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正是对异化翻译策略成功运用。它不仅使读者对旧中国“赏门包儿”的民间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让读者对中国习俗产生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感。民间的俗语和俚语浓缩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它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精华所在。作者在翻译此类语言时也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比如Thiswaswhatisknownas“killingalandscape.”它要表达的是中国民间俗语“大煞风景”,在英文中是没有类似的比喻的。作者把原句中的生动、形象比喻翻译到英文中,加深了读者对原句含义的理解。
3.精神文化作者在《京华烟云》每部分开头都摘选了一部分庄子著作的内容。比如出自《庄子•大宗师》的“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作者把他们翻译成了“Totao,thezenithisnothigh,northenadirlow:norpointintimeislongago,norbylapseofageshasitgrownold”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哲学思想,作者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使用英语语法结构的同时保留了原文的哲学内涵,让读者在接收英语表达习惯的同时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从而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与启示
异化翻译是缓和不同国家和地域间文化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具体来看,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持原语风姿、了解异国文化、丰富语言内涵、促进文化交流、缓和文化冲突五个方面,以下内容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异化翻译对源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异域文化的描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把原文中有别于自身的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特色在译文中进行还原式再现,使译语读者对原文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异域文化有了深刻的感受,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
2.任何民族均有其独特的、灿烂的文化。翻译工作者的使命不仅是把一种语言机械式的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也包括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以异化手段对其进行翻译,能够让西方读者领略到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风采;
3.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同时它具有很大的包容能力和吸收能力。成功的异化翻译有利于吸收外语中的新元素。比如“因特网”“沙发”“啤酒”这些我们常见的生活词汇,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汉语词汇中,也属于英语的语言内容。翻译者通过异化翻译使这些词逐渐被社会接受,并得到人们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
4.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必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形式。文化形式间的差异从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异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异化翻译可以使读者了解有别于自身的文化,促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进而吸收和借鉴异国语言;
5.由于历史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也就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人们在阅读译语文化的作品时产生了障碍。异语翻译可以让读者直接接触异国语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缓和文化冲突。综上所述,异化翻译策略在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翻译策略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一方面,伴随着“地球村”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接触也日益频繁,各国、各民族之间迫切希望互相了解,并都想让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同时,国际人口快速、频繁流动,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相了解提供了先天优越的条件。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广大读者获取不同的信息资源提供了便利。读者可以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及其它电子媒介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为不同国家、民族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异语翻译对于跨文化交际产生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不仅能保留原文特色,反映异国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还能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领略异域风情,同时还能将源语言和文化移植到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丰富目的语。但是,异化翻译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它不可能完全代替归化翻译。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两者只有主辅之别,没有高低之分。译者应该在了解原文作者意图和译文读者需求的基础上,确定文本翻译目的,然后综合考虑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势和劣势,选用最合适的翻译策略。必要的时候可以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结合使用,以达到最理想、最完美的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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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篇章语言学兴起,语篇连贯性被逐步引入翻译研究中。德国语言学、翻译学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将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理解阶段和重构阶段。文学翻译当然也不例外。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文学翻译不同于科技和法律翻译,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在文学翻译重构阶段遵循一套特有的原则。 目前,中国德语译者和翻译学学生都急需掌握一套实用的翻译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杨必译著《名利场》看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名利场》是英国19世纪小说家威·梅·萨克雷的成名之作,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充分发挥了他那极富幽默的天赋和善于讽刺的才能,“用逼真而动人的文笔,揭露出政治和社会上的真相—马克思”,反映了英国19世纪中上层社会各色人等的丑恶嘴脸。小说妙趣横生,发人深省。文章立足于解读杨必译著《名利场》,提出文学翻译在不能脱离科学性的基础上,更应重视它的艺术性的观点。
翻译包括文学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由来已久。本文并不想对引起这一论争的原因及内容再做赘述,笔者赞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提出的观点“翻译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而以科学性为基本属性,而这个基本属性又必须伴随翻译的艺术性,因为翻译的艺术性是它独具特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能。”文学翻译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涉及到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可以容许到多大程度这一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名利场》是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威?梅?萨克雷的成名之作,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充分发挥了他那极富幽默的天赋和善于讽刺的才能,“用逼真而动人的文笔,揭露出政治和社会上的真相―马克思”,反映了英国19世纪中上层社会各色人等的丑恶嘴脸。小说妙趣横生,发人深省。而杨必翻译的《名利场》所以能获得翻译界的一致好评,原因也正在于杨译用地道、流畅的汉语,忠实地传达了原作幽默、讽刺的意味,再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立足于解读杨必译著《名利场》,我们认为文学翻译在不能脱离科学性的基础上,更应重视它的艺术性。
1.1 文学翻译科学性原则之一:译者要重视原作
文学翻译要想实现科学性,译者首先要重视原作,不能主观臆造,他在语际转换中所使用的词、句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原作者在词、句所代表的概念相对一致,即双语对同一概念的命名虽然各异,但这个概念所指的外部世界中的实体(例如:物体、现象、状态、性质、过程等)却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翻译过程中是有许多规律性、精确性即所谓科学原则可循的。虽然一篇文章可能会有上千万种正确的译文,但是只要这些译文是准确且充分地反映了原作风格,那么这些译文之间就会有很多相通之处,即所谓不变的“共核”。而为了得到这些相通相似的译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必然经过了类似的思维过程。翻译思维的科学性之一表现在:概念、推论要明晰严谨,译文的意义、形式与功能的处理要科学。以下摘自Vanity Fair中这封平克顿小姐的信,以及杨必在《名利场》中的译文如下。
MADAM,―After her six years’residence at the Mall,I have the honor and happiness of presenting Miss Amelia Sedley to her parents,as a young lady not unworthy to occupy a fitting position in their polished and refined circle.Those virtue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young English gentlewoman,those accomplishments which become her birth and station,will not be found wanting in the amiable Miss Sedley,whose industry and obedience have endeared her to her instructors,and whose delightful sweetness of temper has charmed her aged and her youthful companions.
夫人―爱米丽亚?赛特笠小姐在林荫道已经修毕六年,此后尽堪在府上风雅高尚的环境中占一个与她身份相称的地位,我因此感到万分的荣幸和欣喜。英国大家闺秀所特有的品德,在她家世和地位上所应有的才学,温良的赛特笠小姐已经具备。她学习勤勉,性情和顺,博得师长们的赞扬,而且她为人温柔可亲,因此,校内无论长幼,一致喜爱她。
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翻译这样一封信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译者能紧紧抓住原文的语体特征并在翻译过程中尽力再现这种特征,他就成功一半了。因此,杨译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她的译文也使用了非常正式的语言来与原文风格相符,译文中的“修毕、尽堪、府上”等词都是中文里非常正式的用法,而译文中的句式基本上以完全句为主,没有省略句、跳脱句等,所用关联词多,且具书卷化、完备化特征,整个译文彬彬有礼中有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读者在阅读时几乎可以想见平克顿小姐装腔作势、假模假样的神态,得到了与阅读原文几乎同样的感受。翻译实践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了。
1.2 文学翻译科学性原则之二:语言表达必须灵活切意
文学翻译要想实现科学性,语言表达必须灵活切意。语言表现上的灵活性并没有违反翻译的科学性,因为翻译科学认为,语言和思维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的,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借助于语言来实现。可见,文学翻译中的语言表现,也应以科学性为前提,以正确的认知为基础。如:“She had to make and receive at least fourteen presents,―to make fourteen solemn promises of writing every week”,(她至少收到了14份礼物,当然也得照样回14份,还得郑重其事的答应14个朋友每星期写信给她们)一句翻译时所使用的拆译技巧确实令人叹服,是译者在对原作语言仔细充分的咀嚼之后的灵活表达,充分展示了中文词语在形式上和功能上的灵活性,是中文灵活风格的表现,对译文的自然、流畅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此之外,文学翻译的科学性还表现在译者要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原文的语音、语义、语法和逻辑配例,目的是为了圆满完成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例如原文:“who is 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 child,wife or husband”中“good”的一词多译,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当“good”这个词单独出现时,它的“概念意义”具有模糊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消除它的模糊性,而确定它在目的语中的措词呢?一切都取决于要科学地分析“语境意义”和“功能意义”。杨必的这句翻译为无数人津津乐道,其原因就在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规律谙熟于心,加上具备扎实的外语和汉语言功底,并掌握语用学、文体学、语义学等相关知识,为译文生色不少。
一般性翻译,只要译文准确、通顺,大抵就说得过去了,而文学翻译要求却高得多,译文除了准确、通顺外,还必须传达出原文语言上的文学“味”。文学翻译毫无疑问是一种艺术活动,一个英语句子可能有好几种正确的汉语译文,几个英文句子组合在一起,译文可以有多种形式,而一部文学作品,其正确的译文就可以达到无数种了。这是文学翻译的艺术性一面。请看这里的译句如下。
A quick brain and a better education elsewhere showed the boy very soon that his grandsire was a dullard; and he began accordingly to command him and to look down upon him.
那孩子脑子快,在别处受过好教育,过了不久就发现爷爷是个蠢东西,因此看不起他,把他呼来喝去。
这是一个已臻“化境”的译例。结构上的精妙调整,显示了译者翻译技巧运用之纯熟,原句带有淡淡的幽默,译句选词也致力于传达这种淡淡的幽默,所选“呼来喝去、蠢东西”词语准确、形象,富有调侃意味,与整句乃至句子所在的整个篇章的风格相吻合。
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质,文学翻译不只是语言形式的转换,除了语言形式本身与承载的语义信息,还有语言形式生成的美感以及整合在形式之外的艺术意象。译本不能是原作的简单的替代品,而应是与原作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原作的艺术品。以下是又一例翻译艺术性的有力证据如下。
“No,”said she,“I know you wouldn’t;”and then she gave him ever so gentle a pressure with her little hand,and drew it back quite frightened,and looked first for one instant in his face,and then down at the carpet-rods;and I am not prepared to say that Joe’s heart did not thump at this little involuntary,timid,gentle motion of regard on the part of the simple girl.
她答道:“我知道你是好人。”她说到这里,小手就把他的胳膊轻轻的捏了一把。刚一捏,她又惊慌失措的往后一缩,先对他瞅了一眼,然后低头望着楼梯上压地毯的小铜棍子。乔看见天真的女孩儿对自己这么温柔腼腆,仿佛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心里的真情,一颗心别别的跳将起来,这事我并不否认。
为了勾上好同学爱米丽亚的哥哥乔,利蓓加费尽了心机。利蓓加明明想勾引乔,好嫁给他,成为富豪之家的媳妇,却装出一副天真女孩情不自禁而又羞怯难当的样子,害得乔“一颗心别别的跳将起来”,杨必的译文非常生动传神,像“轻轻的捏了一把”(gave him ever so gentle a pressure)、 “惊慌失措的往后一缩”(drew it back quite frightened),将利蓓加的装模作样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一颗心别别的跳将起来”中的“别别的”一词更是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让人看了忍俊不禁。译者在准确把握原文思想、意义、语调、语气、风格等基础上,通过艺术再创造,贴切、传神地再现了原文包孕的一切,再现了原文幽默、调侃的语言特色。
由于人们对语言和对与翻译有关的思维过程的了解还非常肤浅,人们对翻译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翻译的科学性)还知之甚少。笔者认为文学翻译离开了对翻译的科学性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对翻译的实质性特征(双语间对意义的择善从优的对应转换)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翻译艺术性的基本特征。我们应在重视文学翻译艺术性的同时,加强对翻译科学性的研究,充分利用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探索并揭示出翻译过程中诸多规律性的东西,让翻译学成为一门独具风华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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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学论文:从翻译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翻译。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从翻译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翻译
翻译美学是一个翻译与美学联姻的新学科。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自不待言。翻译美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的赏析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ldqu;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
“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
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1] 方梦之.译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 江华,戴炜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美学思考[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1).
[3]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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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是指将一种语言的文学类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与翻译文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事实相比,人们对文学翻译的重视程度却与日俱减。文学翻译工作被视为一项任何人都可以为之的技术性工作,只要文通字顺地按字面意义转译完成即可,却不管字里行间蕴含的精神旨归。这种技术性的翻译工作,其辛苦程度与重要程度,远不能与原创性的文学创作相等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语科技论文范文:谈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外国文学翻译和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翻译,何来评论?翻译是评论的依据。没有评论,翻译便难于健康地发展,可能会长期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不良局面,因此,评论对外国文学翻译起着一种净化和进步的功能。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由于他先容了这很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回于虚耗,由于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回咎于林先生,由于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和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和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很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很多叙事,删减了很多对话,简直变成和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和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和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未几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和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文体,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熟悉。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选: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周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严冷的北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假如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假如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往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美丽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和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严冷的北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冷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由于伍译要避往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兴奋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由于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往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往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实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实了直译方法假如太拘泥于"字对字",便轻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间隔。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和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尽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有关翻译新题目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仲春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探究和外国文学翻译先容和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重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炸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真个《通报》他就随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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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的传统市场需求呈现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钢琴消费量不断增加。全球钢琴制造和消费正从欧美日向新兴市场转移,其中,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钢琴生产国和消费国。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舒曼钢琴音乐作品的文学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舒曼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的音乐家,欧洲早期浪漫派钢琴作曲的杰出人物之一。舒曼的音乐作品充满着浪漫的诗意,对艺术和生活敏锐的感受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展现了深邃的生命激情。特别是在音乐作品创作方面,舒曼表现出非凡的音乐与文学天赋,将钢琴音乐与文学融为一体。
1832年4月,舒曼从尚保罗的小说《少不更事的岁月》最后一章中《假面舞会》获得了灵感,出版了钢琴套曲《蝴蝶》。1832年4月17日,舒曼在给家里的信件中写道“恳请务必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尽快地去阅读尚保罗的《年少气盛》最终章,因为《蝴蝶》实际上就是将这段假面舞会诉诸音符。”显而易见,舒曼希望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尚保罗的小说《少不更事的岁月》,这正是《蝴蝶》的创作动机。《蝴蝶》始终和《少不更事的岁月》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舒曼在写给朋友的信件中提到,“我恳求你去阅读《年少气盛》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你会发现每一件事都清楚地呈现在白纸黑字上,甚至包含升f小调的七里格靴”。
据说《蝴蝶》被加上了一个前言,舒曼借鉴了《年少气盛》的结束语,作为解释性的箴言:“听,沃尔特从远处以狂喜的心情听到遁去的音符,因为他不知道其兄弟也与他们一起逃走了。”1838年4月,舒曼创作了《克莱斯勒偶记》。在音乐的表现手法与构思方面,运用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霍夫曼的小说元素,克莱斯勒是一位与周围生活的人群格格不入的怪人,但又是一位极有天赋的音乐家。他对音乐的热爱和独特见解,引起了舒曼的共鸣。在音乐中,主要是作曲家本人的内心感受,并没有具体的情节性描绘。
舒曼认为音乐是感情的表现,情感在音乐艺术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体现情感的重要媒介,舒曼的旋律通常是以方整的乐句组成,往往出现灵活多变的音调和以复调思维的织体,融热情和内敛于一体,极富美感。所有这些语言化的旋律都受到了浪漫诗学的影响。在《童年情景》中,浪漫又充满幻想的《梦幻曲》,可怜而又充满祈求的《孩子的请求》,流动的声部和交错的线条,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在《孩子入睡》的中间段落中,E大调的明朗而愉快,仿佛令人亲眼见到孩子进入了甜美的梦乡,脸颊上露出了幸福的笑意。音乐的后部舒缓而宁静,就像孩子酣然入睡的状态。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话》是唯一以成人为中心的乐曲,表现作者的忧伤心情和怀念童年时代的感触。该乐曲是由《陌生的国家和人民》的曲调演化而来,蕴含着深邃的惆怅、彷徨与迷惘,内容深刻,充满灵感,表达了对克拉拉的无比思念之情。
作曲家根据某文学作品、历史传说、民间诗歌、戏剧或者作曲家自己预先设定的文学情节而创作的音乐作品,称为标题音乐。作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音乐文化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舒曼创作了大量有标题的音乐,其中绝大部分是钢琴音乐。舒曼经常把几首小曲组成套曲,然后以一个性格鲜明的标题来命名,最后在文学诗意的意境中把它们统一起来。有时他给整部钢琴作品起一个笼统的标题,如《蝴蝶》《克莱斯勒利安娜》等。有时还为套曲中每首乐曲取一个描述性的标题,在心理画像方面这一系列乐曲有合理的连续性,如《林中情景》《童年情景》《幻想曲集》等。
由此可见,标题性最能体现出舒曼钢琴作品的文学性特点。舒曼的大部分钢琴作品都有文学性的标题。他认为音乐能够与诗歌平等地描绘文学性的形象。舒曼钢琴作品的标题偏重抒情的意味,往往置于梦幻的情境之中,并不一定明确设定故事发生的细节。他创作了许许多多精彩有特色的独立小曲。舒曼非常注重套曲的形式,演奏上也应更加细腻。舒曼这样理解自己作品的标题:“据说好的作品不用这样的标题,但是好的音乐绝不会因为有了标题而失去自己的好处。对于作曲家来说,这是预防曲解作品性质的最可靠的方法。”1838年4月13日,舒曼给爱人克拉拉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作为一位著名作曲家的深情的自白,以及他对于音乐的标题重要而独到的见解。信中提到了他长久以来反复考虑与思索的结果,即他为即将出版的幻想曲命名为“诗”。
舒曼一度被自己内心的矛盾所困惑,他的钢琴音乐风格中常含有隐喻性的特点。他希望将内容用标题提示给听众,但又在作品中加以隐喻与暗示。比如舒曼的首部钢琴曲《阿贝格变奏曲》,尽管这首乐曲曾被指有失成熟,然而也是它首次将舒曼创作上的隐喻性字谜能力展现出来。这部作品在1830年创作完成。“阿贝格”是一位生于曼海姆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的名字。当时舒曼的一位好友非常爱慕阿贝格,舒曼用ABEGG的音拼出她的姓,而且作为主题完成了这部作品,人们称其为“阿贝格”动机。又如“Arch”原本是舒曼前女友所在的小镇的名字,却构成了《狂欢节》的主题。这四个音在德国的音名体系中,依次代表了“降A、C、B”,而且可代表“A、降E、C、B”,而舒曼的姓中(Schmann)富有“音乐性”的字母可代表“降E、C、B、A”。贯穿于整部作品的正是这三种音名组合形式,这形成了套曲《狂欢节》的发展动机与核心主题。
舒曼在音乐作品中加入隐喻的创作方式,是受他最喜爱的作家让・保罗的影响,让・保罗就常常在文学作品中使用隐喻。舒曼热衷于运用这样的创作手法,在力图将内容通过标题透露给听众的同时,又在音乐中运用了许多隐喻。例如“克拉拉”常常用C大调和五度音程表示。舒曼的想象力异常丰富,在创作中展示了他如焰火般喷射的灵感,他用被人们弃用很久的二全音符在第8首《回答》与第9首《蝴蝶》之间,玩了一个音乐文字游戏――“司芬克斯”三个谜。这一段其实是Asch的三种排列,一般不演奏然而却绝对不可以忽略它的存在,作曲家故意在乐曲中设置了一个谜题,增加了人们解读乐谱的难度。
在同时代的音乐家中,舒曼是唯一一位在作品中使用这种特殊记谱方式的作曲家。他在1834年9月13日曾给一位朋友写过这样一封“幽默附言”:“我刚意识到Asch对一座城市来说是一个颇具音乐性的名字,二者同样的字母也存于我的姓名之中。”在这封信里,舒曼用一个音乐引句和下面的文字来作为结尾:“这乐句听上去非常痛苦。请原谅我吧,我正处于创作激情的烈焰中!”此外,对贝多芬、舒伯特、克拉拉和作曲家本人创作的片段隐喻与公开引用在舒曼的音乐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如《狂欢节》中的第7首《弗洛列斯坦》中所展现的“蝴蝶”主题,是源于他本人的另一部钢琴组曲《蝴蝶》;第51首《大卫同盟盟友进攻庸夫俗子的进行曲》中的“19世纪的主题”也出自《蝴蝶》“终曲”的《祖父的舞蹈》,等等。这些创作手法的使用也体现了舒曼创作过程中音乐风格的统一性。
舒曼的钢琴音乐有着深刻的内涵,在钢琴作品中蕴含的热情使得无数听众为之震撼。舒曼的钢琴音乐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无论岁月如何流逝,依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将钢琴音乐与文学的融会贯通,也值得后人学习与发展。
[1]马晓鹃.舒曼钢琴音乐风格特征探究[J].齐鲁艺苑,2009,(1).
[2]李蕾.舒曼钢琴艺术的探索[J].长春大学学报,2006,(11).
[3]魏瑛珞.用音乐抒发浪漫主义情怀――浅谈舒曼的钢琴作品[J].音乐生活,2010,(6).
(作者简介:吴琛,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讲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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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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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作品的鉴赏在语文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进行分析与探讨。
阅读文学作品包含理解和鉴赏两个层次,理解是指搞懂文学作品的词义、句义、全文大义,鉴赏是指鉴别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写作手法、篇章结构,还要鉴别和欣赏它的思想感情和主题的意义,并能对文章作恰当的评价。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仅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还需要学生的配合。本文就要从下面几方面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文学语言有感受力。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字、词、句、段落组成的,能将文章中的字、词、句读懂是鉴赏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要求。而在课本中选编了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对于作品理解上难免会有困难。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还需要老师对一些困难的词句进行指导。特别是对于文言文,很多的字和现在的汉语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有的词还有多种词义和用法。在这方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要对词句分析透彻,找出一些规律,或者是增加一些趣味性的教学,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学生只有将文章中的字、词、句的意思掌握精确,才能运用的熟练,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解。
除了读懂文章之外,朗读训练也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所阅读的文章所描述的情景,这样,就会使得文学作品变得鲜活、立体。多次对文章进行朗读就能更多的去感受作者文章中所描述的意境,从而也能加深对作品思想感情的体会。这样,反复的进行阅读训练,不仅能提高语言感受力,还会因为更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从而慢慢的提高鉴赏能力。
然而,读文章也不能马马虎虎的去阅读,在朗读文章的时候,不仅要语音准确、语句清晰,还要做到声情并茂。只有在朗读时读出文章的情感,才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因为,在朗读出文章中的情感时必定是对文中的词句进行了揣摩。而在揣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文章的理解更进一层。
朗读与理解文章是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最基本得一步,而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还需要对文学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的拓宽。
文学作品的鉴赏除了需要对文章进行阅读之外,还需要掌握文学作品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因为在鉴赏文学作品时还包括对主题、材料、语言、等进行鉴赏。在这方面老师可以开展一些活动,将课本上的知识深入生活中,让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性。另外,还可以计划一些系统的学习计划和训练,通过学习与训练让学生对文学知识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将那些知识记住并进行运用。
学生除了要掌握老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文学知识外,还要自己在课后积累其他的知识。只有多积累知识和材料,才能提高感悟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一些其他的能力。要做到这些可以再课后去扩展阅读量,阅读量增大也能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加强。
对文学作品的作者的了解应该算是积累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因为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必须要掌握一些着名作者的基本情况,那样在要对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章进行鉴赏时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的文章。但是,在对一篇文章进行鉴赏之前,除了要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之外,还要对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心境进行了解,那样才能更容易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者用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见态度。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风貌;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思想与情调;而同一个作者也会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文学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情。所以,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是必备的功课。
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是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完整地作品。作品的某一个局部既有它独特的感情,又和其他局部相联系,共同表达主题。因此,在鉴赏局部时不能将其分开来理解,而应该结合文章的主题思想对局部进行理解,再融入到整体的文章中。这样能更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
文章有很多不同的体裁,而不同体裁的文章在鉴赏时也要抓住不同的重点进行鉴赏。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表达主题的方式不同,但是运用的表达手法却大多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只要根据不同的体裁抓住表达主题的方式,然后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与鉴赏。下面以小说为例,根据其体裁特征进行鉴赏。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的描写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鉴赏小说之前,要先对小说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解,然后对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进行分析,结合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文章中所描述的环境在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环境的关系。在了解了文章中的环境描述后,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文中的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更加了解文章中心思想的目的。对文学作品的环境了解和分析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清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特点。在小说的鉴赏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文章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能更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而造成的,所以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能更好地去理解文章。在分析了任务的性格以后,要对文中每一篇文章中的人物的关系进行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能体现故事的曲折与生动,还能更好的塑造人物的形象,体现小说中尖锐的矛盾斗争。总之,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应该要根据不同的文章体裁,抓住文章的要点与中心思想,深刻的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老师必须对文学作品的知识进行讲解并让学生对那些文学知识掌握到位;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多积累一点课外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与积累文学知识;还要多鼓励学生朗读文章,帮助学生增强语感与对文章的感受力。鉴赏文学作品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很好的文学鉴赏力。在对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能有通顺的语言表达能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的多种体裁,只有对各种体裁都了解了才能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当一切都需要积累的知识都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需要将文章的体裁与作者的相关信息、文章的背景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对文章进行鉴赏。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这一方面的能力提高后在语文的学习时也能更加轻松,还能提高学生的感受力与领悟能力。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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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是高校中文系及相近专业(新闻、秘书等)重要的基础课和辅修课。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选本众多,为各高校自订自用。但或因选本陈旧,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或因选题思路偏狭,不能充分反映现当代文学整体面貌;或因选目过少,不能充分适应教学需要;或因篇幅太大,给学生造成的经济负担过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析应用型专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现当代文学课程是中文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也是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是该专业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不但承担着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日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针对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要以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为导向,在教学过程中突出经典选读,不断革新教学方法,促进专业技能和文学学习之间的良性互动。
主持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代,“部落的酋长和巫术祭祀中的巫师,是我们先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主持人’。”1从远古的巫师演变到现代的主持人,其中贯穿的基本精神是对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引导。尤其是在当下传媒时代,节目主持人在大众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是社会形象和公众利益的代表,是连接媒体和观众的桥梁,因此,主持人的文学素养,语言表达,形象气质是能否得到观众和社会认可的主要条件,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它对塑造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和节目的文化品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不但要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同时还要具有深厚的文学知识。丰富的文学知识储备,可以使主持人在面对镜头时从容冷静,挥洒自如,增强语言表达的文采性,更好的引导和吸引观众,而一个不具有文学素养的主持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传声筒,无法形成自身的风格魅力。其次文学素养指的是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理解的综合能力,它可以提高主持人对语言的感受和表达能力,更加准确深入的把握和传达节目内容的核心精神。同时,文学素养还有利于塑造主持人的形象和独特的主持风格,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揭示了文学知识和个人风度气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学不但可以让人增长学识,扩大视野,还能提升个体的人格修养。一个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学修养的主持人,通过自身的思想语言魅力会赢得观众的信服和认可,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介传播的作用。总之,文学素养是一个主持人形成自身风格并能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播音专业所采用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大都篇目较多,无法在有限的学时全部讲完,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就要有所选择,根据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目标选讲篇目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作品选讲首先要选择文学经典。所谓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纵向的)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是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2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淘选代表了汉语言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蕴涵着民族的智慧和精华,其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对不同时代的读者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经典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建立、承传和维护人文主义传统,因此,经典教育的意义首先在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比如鲁迅的小说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立人”作为文学创作的要义。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阅读有利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其次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了解文学发展的脉络,把握时代精神演进的历史轨迹,比如郭沫若的《女神》集中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郁达夫的《沉沦》则代表了弱国子民的复杂心理,不读作品我们无法了解那个时代文学的风采与精神,也无法深刻体验历史文化的核心。总之,选择现当代文学经典进行重点教学不仅可以使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和弘扬,而且播音主持人是社会形象的一个代表,他们的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对民众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化的良性发展。
播音专业现当代作品的选择同时要兼顾文学性。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一种语言组织,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艺术上必然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准确优美的语言能够更好的描绘事物表达情感。唐朝贾岛“僧敲月下门”诗句中对“推敲”二字的反复斟酌成为千古佳话,说明了语言在表达中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选择文学性强的文学作品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这对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文学著名诗人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起伏有致的音节,轻快鲜明的节奏,形象生动的语言,形成了语言而和音乐上的双重审美效果,表现了徐志摩轻盈飘逸、潇洒灵动的精神追求。通过对这首诗的学习,不仅可以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可以从文学鉴赏的角度领悟到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方法,增强播音专业学生的业务实践能力。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信息和多媒体技术,给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带来的新的活力和机遇,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之外,我们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开展多样性的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结合播音专业的培养目标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的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播音专业要求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诵读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提升语言表达的综合能力。诵读法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一种传统方法,它通过口诵心惟,熟读静思,从而达到对文本全面深入的理解,古人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强调的就是反复朗读对领悟文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诗歌教学中,诵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提升学生语感和理解力的教学手段。
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积淀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这些诗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层次,通过对经典诗歌的诵读学习,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素材,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有一个强大的文学仓库才能在言谈中的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另一方面诵读也训练了学生的语感,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训练语感”。3语感是一种语言直觉,没有语感的人说的话就不动听,而语感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获得,课堂教学对经典的诵读就是强化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和把握能力,更好的驾驭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只有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感知文学语言的魅力,才能拓展和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和语言表达能力。
针对一些具有多义性的文学篇目开展讨论式教学,在观点的交锋中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茹志鹃的《百合花》的主题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军民情,这是茅盾对其主题的概括,另一种是茹志鹃本人的阐释,认为小说表达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结合文本分析形成自己的认识,展开辩论,充分发挥学生在分析文学现象的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语言组织清晰准确的表述自己的观点,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播音专业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处在不断地探索阶段,对于我校的播音专业而言,可以以中文专业为学科依托,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重点培养文学语言类节目的主持人, 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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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钢琴作为重要的文化娱乐消费品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今世界钢琴生产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欧洲地区为全球高端钢琴生产地,而中国钢琴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超过九成是中低端钢琴2010年世界钢琴总产量约为45万架,其中亚洲钢琴总产量约42.7万架,占世界产量的94.89%,中国钢琴产量约占世界钢琴产量的73.33%。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舒曼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文学特征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世纪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钢琴艺术领域的成就极为突出。他的作品要么热情奔放,要么沉思幻想,展现着作者内心深处的想象。这些都源于舒曼深厚的文学功底,在音乐作品创作的过程中舒曼把文学与音乐相融合,借助于文学创作的手法和表达方式更完美地表达作者本人的创作动机。舒曼钢琴音乐作品的文学特征突出表现在:以文学作品为钢琴音乐作品的创作素材;创作过程中融入文学创作手法;以音乐来表达文不可言语的思想和意境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探析 罗伯特・舒曼 音乐作品 文学特征
生活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著名音乐家罗伯特・舒曼是德国音乐文化史上著名的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也是文学家和思想家。舒曼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46岁,但却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舒曼创作的音乐作品众多,涉及歌剧、钢琴曲、艺术歌曲、交响曲、管弦组曲等多个领域。其中成就最大的领域就是钢琴曲领域。在音乐世界里,钢琴被誉为乐器之王。因为钢琴的音域非常宽广,音乐力度变化多样,拥有极其强大的表现力,不管是音色丰富的和声,还是线条纷繁的复调或是气势宏伟的交响,钢琴都能予以淋漓尽致的表现,展现出如诗如画的意境。也因为如此,大多数作曲家都创作过各种形式和体裁的钢琴曲,这些音乐作品中也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学因素,舒曼的钢琴曲也是如此。舒曼是欧洲早期浪漫派钢琴作曲的杰出人物之一,有钢琴小品大师的美誉。
在舒曼的音乐创作生涯中,1830年至1840年期间是专门创作他那些最杰出的钢琴独奏曲的,特别是由表达内心情感的小品组成的钢琴套曲,是其一生创作的精华。舒曼创作的音乐作品风格独特,个性鲜明,不仅富有生命的激情,也充满着浪漫的诗意,揭示了舒曼对艺术和生活的深刻认知和敏锐感受,体现了舒曼对艺术和生活的热切追求。纵观舒曼的艺术人生,对德国音乐乃至世界音乐贡献巨大。在19世纪,舒曼是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大潮中的代表人物,他把音乐与当时兴盛的浪漫主义文学、艺术批评相结合,改造了当时音乐界盛行的浮夸庸俗的风气,树立了新的美学观,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写下了隆重的一笔。
一 影响舒曼将音乐创作与文学相结合的因素
文学被称为固的音乐,音乐被称为流动的文学,这表明音乐和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类的音乐史中,无论是中国的音乐作品,还是西方的音乐作品,都蕴含和活跃着文学因素。今天,我们纵览舒曼的音乐作品,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浓烈的文学气息,体验到文学与音乐的深度融合。这得益于父母对其成长的影响和文学大家及其作品对其音乐创作的启发。
1 父母对舒曼的影响
舒曼出生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书商家庭,从小就阅览群书,在父母那里受到了文学和音乐的启蒙,并喜欢上了文学和音乐。舒曼的父亲曾有一个文学梦,虽因家境贫穷未能实现,但也一直没有放弃。舒曼的父亲先在书店工作,后又与他人共同开办出版社。他们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德国古典文学和世界古典文学的小册子,在当时非常畅销。同时,舒曼的父亲也参与写作,先后出版了几本小说和故事集,还翻译出版了作家拜伦的《培柏》和《哈洛德》的两部作品。舒曼从小就从父亲那里领会到了书籍的魅力,接触到拜伦、歌德等文学大家的作品,培养了对文学的热情。舒曼的母亲是舒曼踏上音乐之路的先行启蒙者,舒曼的母亲喜欢唱小曲给孩子们,舒曼在聆听的过程中就把母亲唱的曲子完整地记下来,慢慢喜欢上了音乐。这让母亲看到了小舒曼的不同之处,并让舒曼先师从茨维考管风琴演奏家约翰・戈特弗里德・昆奇学习了七年钢琴,后又师从莱比锡的著名音乐教师维克,真正走上了音乐之路。从此,音乐和文学就成为了舒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
2 文学家对舒曼的影响
19世纪初期,自由主义在欧洲盛行,这对文学和艺术领域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文学领域,作家们开始力求寻找新的写作方法,并借助哲理和美学,思考人们对个体存在的意义。文学家这些新的思想和理论,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进入到舒曼的头脑中,引发舒曼在音乐的创作中不断思考,寻求变革。因此,谈论舒曼钢琴音乐作品的文学特点,就很有必要了解他所接触的文学家,以及这些文学家带给舒曼在创作上的灵感与启发。在舒曼的音乐创作道路上对其产生影响的文学家有多位,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位:拜伦、霍夫曼和让・保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是舒曼年少时就崇拜的偶像。拜伦的作品往往刻画出一个因社会不公而具有强烈反抗意识、冷峻又孤傲,但又时而忧郁、时而激情的英雄形象。拜伦作品刻画的英雄形象让舒曼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并把这种认同融入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之中,例如,根据拜伦的戏剧诗《曼弗雷德》创作了交响曲《曼弗雷德序曲》,展现了一个怀疑和鄙视一切,在高傲孤寂的痛苦中走向灭亡的悲怆历程。
除此之外,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突出代表人物让・保罗和霍夫曼也对舒曼影响巨大。让・保罗的作品中所描述的隐蔽性的冲动和人性的分裂,在舒曼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霍夫曼是一个文学怪才,也偏爱音乐,他认为音乐代表着和谐和永恒,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浪漫的。在舒曼面对走文学道路还是走音乐道路的选择时,霍夫曼的这种观点直接左右了舒曼的选择,使其从容地走上了音乐道路。当然,走上音乐道路的舒曼也并没有与文学决裂,而是在音乐创作中深深地融入了文学的因素。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曾这样评价舒曼:“他(舒曼)用两种语言(文学的语言和音响的语言)说话的能力都同样纯熟,虽然可能不同样有说服力,也可能他是把伟大而美好的诗艺与伟大而美好的音乐结合起来所需要的条件集于一身的。”
舒曼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广泛阅读拜伦、歌德、席勒、让・保
罗等作家的作品,积累了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这些积累深深地影响着舒曼的钢琴音乐创作,使其钢琴音乐作品带有鲜明的文学特征。具体说来,舒曼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文学特征综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曲家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在创作音乐作品的过程中将音乐美与诗意美相融合,舒曼不是第一人,但舒曼却是把文学与音乐结合得最完美的人物之一。舒曼经常借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进行创作。例如,舒曼的钢琴套曲《蝴蝶》,其创作灵感主要来自让・保罗的小说《少不更事的岁月》最后一章中的假面舞会。全套钢琴曲由一个序和十二段小曲构成,每个小曲都各成风格。舒曼借音乐再现了舞会场景中,性格迥异的兄弟二人同时追求一个美丽姑娘的故事,刻画了兄弟两人鲜明的性格特征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舒曼在家信中提到:“恳请家人尽快阅读让・保罗的《少不更事的岁月》最终章,因为《蝴蝶》实际上就是将这段假面舞会诉诸音符。”
舒曼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写到:“我恳请你去阅读《少不更事的岁月》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你会发现每一件事都清晰地呈现在白纸黑字上,甚至包含升f小调的七里格靴。”这都直接表明了舒曼创作《蝴蝶》的动机,就是试图以音乐的方式表现小说《少不更事的岁月》中的故事情节。再如,舒曼创作的《克莱斯勒偶记》中,我们可以阅读到文学家霍夫曼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克莱斯勒的影子。在霍夫曼的小说中,克莱斯勒是一位性格粗暴、怪癖但又极具天赋的音乐家和幻想家。克莱斯勒传奇而又坎坷的经历和对音乐的独特理解激起了舒曼的共鸣。联系舒曼自身,生活中也历经打击和挫折,但对音乐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也可以说,《克莱斯勒偶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舒曼本人的内心世界。此外,《夜曲》的创作灵感也来源于霍夫曼同名小说的启发。
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时代。音乐广泛地与哲学、文学和艺术融合,互相引进其思想,借鉴其方法。由于舒曼从小博览群书,打造了极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经常有意识地使用了隐喻、象征等文学创作的手法,附加文字说明,并且广泛使用了文学标题。使用这样的创作手法创作的作品不是几首,舒曼的大多数音乐作品都用到了文学的创作手法。舒曼钢琴音乐作品在创作中最常用的文学创作手法是隐喻。这跟他的个性和所崇拜的文学家有关。
让・保罗是舒曼最为崇拜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之一,他的作品广泛应用隐喻的手法,以暗含作者创作的动机。生活和音乐创作中的坎坷经历,造就了舒曼沉思、幻想与热情、冲动汇集一身的独特个性,结合文学家让・保罗文学作品的影响,舒曼特别喜欢和善于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隐藏一些关于自身生活经历的小秘密。他人只有经过缜密的研究才可能发现这些隐喻。一般舒曼作品中的隐喻都是由字母对应的音符组成。要准确地把握舒曼作品的深意,发现这些隐藏的秘密是前提条件。例如,舒曼的作品《阿贝格变奏曲》(ABEGG Variations)op.l,其中的阿贝格也即字母ABEGG为舒曼在一次舞会上遇到的一个出身于曼海姆富裕人家的姑娘的姓氏字母大写。舒曼的朋友喜欢上了这位姑娘,并最终喜结良缘。
舒曼为了表达这个故事,用富商女儿名字的大写字母设计成这首钢琴曲的主题,以此主题拼成带有双关涵义的变奏曲。再如,舒曼的另一首代表曲《狂欢节》,它的主题是Asch。但是Asch隐藏着一层涵义,特指舒曼早年爱恋的一位姑娘居住的小镇的名字。舒曼用德语Asch这四个字母代表德国音名体系中相对应的“降A、C、B”,并用这些字母隐晦地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故事,既保证了乐曲的旋律也表达了心中的情感,使二者完美统一。舒曼也常用文学中幻想的创作方式。由于性格的特点和文学作品(特别是霍夫曼的作品),舒曼富于幻想。音乐创作过程中,舒曼也就自然地把这种幻想带入到了作品中,在音乐中幻想着理想的实现。如在《大卫同盟曲》中,幻想着“大卫同盟”同现实社会中音乐界中的庸俗者进行战斗并获取胜利,在《童年情景》中幻想着对童年的情感体验,在《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中幻想着与自己的心上人克拉拉的纯真爱情等。
舒曼持有一种观点,即音乐是反映作曲家文学想象的语言。这在舒曼给母亲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舒曼写到:“我仍然相信音乐是灵魂的最佳语言。”在舒曼看来,音乐比文字更能触及人的内心。基于这种认识,舒曼在音乐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借助音乐的手段来表现文学中那些不可言语的精神内容和思想。舒曼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特意创作了代表自身性格的两个侧面人物:总是忧心忡忡、沉思凝想的尤西比乌斯和冲动直率、热情奔放的弗洛列斯坦。这两个人物形象性格差异巨大,但都是舒曼内心中的斗士,他们都是舒曼“大卫同盟”(舒曼假想中的团体)中与庸俗分子进行斗争的勇士,在舒曼的《狂欢节》、《大卫同盟之舞》、《第一奏鸣曲》以及《克莱斯勒偶记》等作品中多次出现,成为舒曼音乐思想的诠释者。
[1] 李斯特:《李斯特论柏辽兹与舒曼》,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
[2] 方之文:《舒曼》,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
[3] 马晓鹃:《舒曼钢琴音乐风格特征探究》,《齐鲁艺苑》,2009年第1期。
[4] 魏瑛珞:《用音乐抒发浪漫主义情怀――浅谈舒曼的钢琴作品》,《音乐生活》,2010年第6期。
(吴喜,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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