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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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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景象的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文学出版机制运行状况的反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国家提出高校应用型建设的教育方向以来,以就业而非学术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成为转型高校的培养目标。中国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和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必修课程,在教学上要与时俱进,开展有意义的探索,不仅需重塑教学体系,更要落脚于教学模式的具体创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并将其内化为人文素养,以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现实语境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不仅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支撑,也使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即既有专业素养、技术实力,又有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目标的必然选择。现今很多高校都在适时向应用型院校转型,这使得应用技术人才成为高校的培养目标,毕竟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高校应用型转型以及应用型专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坚定不移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全面创新的重要举措,也为针对不同学习条件、学习风格、学习能力及水平的学子,实施不同进度、广度、深度的教育模式,使他们未来走上社会能够找到更为契合自身能力水平的职业发展之路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中文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之一,历来备受重视。20世纪80年代,众多博士点、硕士点的建立,不断强化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作为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在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中都有开设。随着应用型专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在教学上也出现了一些阻遏学科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性。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主持艺术等,和专业技术课相比,部分学生严重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他们认为那些文人墨客和风花雪月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因此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由于不重视,导致课上不专心听讲,课后的文学品鉴时间也被挤压殆尽。作为文科专业基础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教学核心是让学生了解文学史,感受文学的精神,体验文化的魅力。阅读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习的作用巨大,学生若缺乏阅读量,就难以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也无法掌握品鉴文学作品的法门,更不能感受文学作品无限生动、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诚然,出现如此现状不排除学生在就业压力下产生的急功近利心理的消极影响,但更为复杂的原因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本身的定位不够精准。只有正视和认真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才能够夯实课程改革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已开设多年,无论是相关教材的出版,还是各高校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学设备的改进以及教学方法的完善等,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高校应用型转型背景下,在专业导向的指引下,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已不适应文科应用型专业转型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成效直接作用于文科应用型专业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培养质量。当前,社会对人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新的专业特色,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是发展的题中之意。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有效路径
(一)确定注重基础、突出能力、追求创新、发展个性的培养目标
当前,应用型转型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一定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专业技术,能完成管理工作,更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此,各高校纷纷提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教育理念。同样,中国现代文学除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弱化学术探讨。这里说的能力涵盖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专业能力,在工作中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人际交往、协调关系、适应工作环境等能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要打通学科专业知识与当下社会人生的联系通道,因材施教,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感悟,以宽广的人文情怀去感知与体验,以较强的审美感悟力及探究和判断力,展开对社会的审美与思辨。第一,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多注重学术,人文关怀不够。这是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没有热情、缺乏激情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不只是一门“学科知识”,而是与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人生追求有着强烈关联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研究经典作品,透析其中蕴含的审美意象和精神传承,也就是说,要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核心。第二,将创新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文学是人学。“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千姿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为学生呈现出一个宏大的信息源,反映着创作者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关注,对自然的关怀。其中既有本体层面的终极关怀,又有现实人生层面的人间情怀。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自觉主动地去研究、解读,创造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内化、升华。第三,将阅读感受积极转化为审美感悟能力。文学以对美的寻求、揭示、建构和表现,满足了人类的审美需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因此确立了自身存在的根据和价值。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经典作品包含的文化、艺术品格和思想价值的解读,积极培养学生的审美性情感,使其具备正确感知世界的能力。第四,在对作品的梳理中加强语言表达及写作能力的培养。对于文科应用型专业学生而言,能说、会写是他们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深厚的专业基础、高水平的写作能力、高水准的交流沟通能力,是应用型专业毕业生将来立足社会的本领,其功夫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未来职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表达和写作能力都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梳理作品思路的过程中,分析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教学内容既以文学为本位,追求文学的生命力,又不拘泥于课本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都较注重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追求的是学科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学模式呆板、僵化,不能深刻地解读作品,仅停留在对文学知识的讲解层面。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缺乏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修炼。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其作品中体现的个性特点,正是这些差异性的特质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而中国现代文学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恰恰扼杀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应用型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以文学为本位,突出作品的审美属性,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情感体验力。首先,在教学中要“精选”作品,开拓学生的思维。“精选”的作品既要突出文学审美的标准,尽量选收艺术成就高的作品,也要使学生思考当下的生存状况,积极地寻求答案。其次,在教学中要“精讲”作品,引导学生进入广阔世界。即要求教师摒弃对“深厚”理论素养的炫耀,为学生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思想、艺术特征,打开通往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文学作品世界之窗,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效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和激情。最后,在教学中要“精练”作品,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几乎没有“精练”作品的概念。这是一种“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的教学理念,目的是进一步强化课程的文学品性,把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作为重要的目标,使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提高。在“精练”作品的过程中,深度考量其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感,将其渗透到学生的思维中,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创新教学方式,增强教学吸引力,不断提高教学实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由此可见,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应改变以教师为主的授课模式,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要创新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帮助他们从简单的知识接收变为深入的认知建构。第一,合作探究,促使学生进行主动的认知建构。首先要求学生课前对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形成自己的阅读体验;然后,在课堂上请同学做体验报告;再后,其他同学可以对报告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拓展观点;最后,教师进行引导性的总结。引导学生在实际的讨论中学会感受、思考、判断,而不是从教师那里直接获取知识。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课堂的组织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建构着自己的认知体系。第二,创设情境,促进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导入新课,能激发学生探索研究的热情。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设计一些有创意的、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环节。如针对重点问题,让学生用一个新颖的表演形式来“表演”问题,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的“表演”查缺补漏,因势利导。在这样的情境中,没有枯燥乏味,有的是学习的乐趣,学生进行的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学习,大大提升了课程教学的实效性。第三,注重课外拓展,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课外学习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在教学计划之外,开展与课堂教学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成立话剧社,把经典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学生充分感受着艺术的魅力,思考着作品的思想精髓,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拓展自己的文学体验,获取文学知识,感知文学精神,形成个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高校应用型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积极应对挑战,致力于学科的改革转型,是应对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必然之路。综观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已不利于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因此,需要重新定位课程的教学内核,精选教学内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设计全新的课程教学安排,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作为发展的题中之意。
要想确保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必须要不断促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效规划培养人才的目标,课堂是教学的关键场所,教师必须实施科学、可行的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在具体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人性化、开放化的教学策略,促使教育实践的有效实现。
一、教学重点的转变
教师在对文学课程的内容以及知识进行讲授的过程中,必须对文学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对客观事物的学习重要性给予讲解,使学生对文学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自我探索与分析,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加强对文化实践价值的重视。教师还需要将文学派系以及文学运动进行有效的联合教学,使各个学生对文学的动力给予充分的了解,过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对学生的拓展性学习给予充分的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都较模式化,阻碍了学生的正确文化思想的有效形成。在中国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中,不仅要对学生讲解课程的具体内容,还需要对有效学习的方式给予重视,教师可以根据一些辩论赛、文学活动等,使文学在学生心中塑造成良师益友的形象,培养学生洞察力,使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能够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使语文素养的不断提高。
二、教学方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需要转变教学方式,建立开放性的一种学习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文化课程提供动力,将创痛的教学逐渐向现代化教学的方式转变,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师生交流,一同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的有效发展路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进行改变,采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充分的实现,设计合理的学习任务,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的发挥出来,师生通过建造社会化与互助化的学习社群,一同享受文化的学习过程,营造开放性的学习课程,将自我知识的构建以及能力的培养有效的实现。
三、考核方式的转变
首先,单纯对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给予重视,没有将整体目标与实际教学与阶段性学习考核充分的联系。传统的章节教学中,其要求较不具体与明确,这对学生自我评价造成了困难,对学生阶段性的成果的考量也不够强,不能进行自我调控。只在期末进行一次考试,没有对学生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进行充分的评价,盲目追求学生考试分数,并没有真正关心在考试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对学生其他方面发展中的不足给予重视。其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考核方式还不够开放,绝大部分的信息与文化、生活的关系脱离,考核程度没有使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意识得到拓展,课程的综合性内容也没有很好的实现,学生学习的知识不能将自身的真正水平充分的反应出来,社会实践也没有纳入到考核中,致使学习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特别是在考核中,只重视知识的检测,没有设计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
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创新的有效方法
(一)明确评价的内容与标准,实现自我测评
自我测评能够促使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也是促使学生后设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关键方法。在进行评估时,必须使学生对专业培养的目标有所明确,同时使其内化为课程学习时的主动追求,另外,还需要对此课程的学习整体目标以及具体章节要求给予充分的了解,促使学生在具体章节学习过程中,能够对自身的学习有所反思,将存在的距离充分明确,能够及早的改正,获取与课程目标要求统一的学习成果,促使学生在自我测评以及反思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
(二)对学习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学生群体中开展课程全新的学习方式,可以开设一些小论文的比赛,采用口试制度,教师进行点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有所改变,除了加入鄙视内容以外,还需尽可能的提供合理、有效的学习体制,文学教学内容必须教学要求、标准充分的结合,加设口试以及自主发挥的部分,促使各个文学学生能够综合评价。中国现代文化课程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促使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所以,在文学课程的各个学习阶段,学习的内容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小论文的撰写能够促使学生的学习思路不断的提高,口试制度的剑客能够将学生只会读写,不会说评的不足有所改善,学生可以根据口试内容进行答辩,促使学生的知识学习以及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考核方式的开放性
走出考场,实现研究课题的开放性考核方式。学生能够将课程目标有效的完成,主要是在是不是将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全面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在对课程的整体评价考核时,给学生一个全面的命题,在较充裕的时间范围内,走出考场,根据资料的有效查阅,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对学生的知识体系以及能力体系充分的调动起来,并对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充分的考查。
五、总结
综上所述,要想使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不断提高,促使学生自身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就必须要将中国现代文化课程教学重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进行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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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199-202.
[2]黄晓艳.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7):103-104.
[3]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J].文学评论,2013(1):62-68.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对于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人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两者融合的有机途径,以及两者结合产生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高职;人文教育
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高职语文教学实施人文教育势在必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所占的比例较大,然而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缺乏兴趣,难以对其进行阐释,导致其教学流于形式,为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增加了障碍,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内涵,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以及两者结合的途径展开阐述,期望能够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一、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人文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及尊重,而且人文教育凸显了人的精神追求(包括情感、审美、道德、认知、创新与创造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总的来说,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根。人文教育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主旨在于: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自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独具特色的学习联系,形成良好的学习体系,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质量。人文精神着重强调人的兴趣爱好,尊重人的自由追求与发展,强调人的创造力、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自我完善,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人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途径
(一)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且赞美的文质兼美精品,承载了人类高尚的思想情感、高贵的理想判断,是对丰富人生的记载,囊括了知识、能力、意志、观念等等,涵盖了多种人文素养,是优秀精神文化的集成品。但是,由于经典诞生的时间较为久远,空间、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均与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具有较大的距离,大部分学生对于这种“距离”难以理解,同时也缺乏学习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及其深刻内涵,做到立足于“传统”,着眼于“现实”,积极寻找切合点,消除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且保留经典特色。如在讲解《家》时,教师可以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家族中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对家的理解与思考,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与学生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融合学生的就业,对经典进行解读,帮助学生更加深刻掌握经典的内涵。再如《狂人日记》讲解时,传统的阐释往往重在揭示异化现象,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且该小说的人物、时空、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距离”,若单纯进行说教,学生难以吃透,难以转化为自己的认知,而且该小说中的四种异化现象在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将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影子”与《狂人日记》对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生活或者工作压力、亲情的淡化、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格扭曲等,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文化批判能力。
(二)优化教学内容,制定科学教学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藏着深厚的教育资源,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高职语文的教育对象全是中文专业学生,其语文水平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太多的急功近利案例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判断,使得学生忽视经典学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文学经典教学具有明确的认识,制定科学而操作性比较强的教学目标,即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性专业人才,并且不奢望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掌握文化经典的学习技巧,可以量化文言文知识,鼓励支持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多涉猎经典,让学生自主学习。另外,要有专业与非专业的明确划分,对待专业的学生,经典阐释需要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社会思潮等多个领域入手,并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比较,引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思考;针对非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阅读的内心感受。总之,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不能停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系统进行剖析解读。除此之外,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内在发展需求,需要因材施教,不得将教学目标设置过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要尽可能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内容设置要适宜,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
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涉及领域的不同,将经典进行分类归纳,形成良好的文学经典作品阐述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其教学的有序性。如处世待人,可以将《荷塘月色》《阿长与〈山海经〉》分为一类。在《荷塘月色》的讲解中,可以将其观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如其中包含的品德修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根据学生的学习情绪,专门设置一个学习专题或者话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从而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再如在《阿长与〈山海经〉》的讲解中,可以将令人讨厌却富有爱心、人情味的保姆——阿长的形象与学生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人相联系,如环卫工人等,让学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宽容、欣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督促学生自主能动性的提升。
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所产生的教学价值
(一)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重点任务,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在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即: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进行调整),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并且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多实践,学生可以自主创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课堂教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魅力,而且学生还要不断强化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强化科学认知,自主涉猎不同性质的经典,开阔自己的眼界,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将兴趣、感悟等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在全面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条件下,及时纠正学生三观的认知偏差,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可以通过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视频、音效、动漫等功能),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真切地感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其魅力,从而有效的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经典,激发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将兴趣转化为学习的行动,从而对学生起到情操陶冶的作用,同时有效、全面、深刻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另外,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学习实践活动,鼓励支持学生自主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学生在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彼此交流沟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全身心投入到经典作品的赏析之中,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便会潜移默化将从经典作品中感悟出来的思想情感与自身经历结合起来,将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素养,教师起到辅助的作用,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利于人文教育的顺利开展。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也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好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是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两大内容,两者的结合,对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整合两者的优势,取长补短,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具备高素质复合型、创新性中文专业人才,同时,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白春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以《嬗变》、《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为例[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6).
[2]刘洋.现代曲剧对文学经典的立体阐释——试论曲剧《阿Q与孔乙己》的艺术创新[J].南腔北调•河南戏剧,2012,(2).
[3]赵黎明.阐释•想象•创造——从《雷雨》的苏州评弹改编看现代文学经典教学[J].群文天地,2011,(12).
[4]WangHaitao.RenjianCihuacanonizationprocedureofreflection,theformationmechanismofthediscussiononliteraryclassicsandlivingcircumstances[J].NanyangNormalUniversityJournal,2013,(1).
[5]李晓璐.被文学史书写的经典——论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学经典变迁[D].天津师范大学,2009.
[6]张立群.后现代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从文本到权力[J].社会科学研究,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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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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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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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艺术在技术上是一直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的。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新兴版画在现代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兴版画是绘画的一种体裁、样式,是画种之一。有人说版画只不过是一个小画种。孰不知正是这个小画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称版画为新兴版画,当然是指它与古代版画不同,古代版画基本上是复制版画,画的作者与刻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新兴版画则是创作版画,从作画到制作都是作者亲自完成的。另外从内容上看,新兴版画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表现劳苦大众。我们不妨略为了解点有关情况。
新兴版画是鲁迅先生提倡的。鲁迅最初介绍欧洲版画是从1928年12月初与柔石等合组“朝华社”时开始的。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1〕。1929年编《艺苑朝华》计划出版12辑,结果只出版了5辑。在第5辑《新俄画选》的小引里,鲁迅介绍了多取版画的原因有二:“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2〕从19 世纪末西学大兴之后,我国一直在热衷于介绍西方艺术。西方绘画传入很早,三百多年前已经开始,其主要渠道有:一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绘画的复制品;二是西方画家到中国传授西方绘画技法;三是随商品广告而传入我国的香烟牌子、布牌子、糕点盒子上面的洋画片、照相布景的景片;四是新兴办的美术教育;五是数量有限的留学生。除少数留学生能到国外去见到西方绘画真迹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接触到的多是复制品或印刷品。不少复制品就是印刷品。西方绘画一向重视色彩,而印刷的复制品,经常是色调失真,根本看不清色彩关系的油画、水彩,拿来作为临摹的范本,使人的视觉产生许多误差,所以鲁迅才说“与其变相,不如且缓”。 鲁迅“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3〕,但他认为老看那些制版未精的艺术品,对我国艺术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又考虑中国处于革命年代,版画制作起来容易得多,有顷刻能办的优点。
中国新兴版画真正兴起来确实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开始介绍欧洲版画是1929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标志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左翼文艺是以文艺大众化作为中心思想开展的。左翼文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艺术家从同情他们的遭遇到歌颂他们的觉醒。这在美术创作来说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历朝历代的画家有接触到劳动题材的作品,但和现代画家从根本上关心劳动者的命运,寻找摆脱贫困之路,寻找彻底解放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新观念是绝对不同的。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这是过去从未明确过,甚至是过去从未触及到的课题。
因此鲁迅才写出:“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zhǒng@①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4〕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中国近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列强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饱经侵略压迫之苦,而不得不奋起反抗。30年代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民族危机又一次加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之日,也就是新兴版画发展壮大之时。构成现代社会的魂魄,应该是救亡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新兴版画正是在艺术品当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否则“新兴”二字就没有意义;仅只从复制木刻发展为创作木刻,还不能概括中国现代版画的全貌。所以有时候争论起现代木刻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确,李叔同、丰子恺都刻过木刻,而大家公认现代版画还是由鲁迅提倡、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是从画作的内容来认识新兴版画。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出现的胡一川的《流离》、《饥民》和汪占非的《五死者》为最有代表性。在他们之后,则有江丰的《要求抗战者!杀》、《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野夫的《黎明》、陈普之的《黄包车夫》、夏朋的《清道夫》、力群的《病》、张望的《负伤的头》等。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上考察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们面对人民的苦难,怀抱深切的同情;对于社会黑暗,他们愤懑痛恨;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深感忧患。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激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去反抗和战斗。因此新兴版画是时代的写照、社会的魂魄,是以清醒的意识,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中国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由新兴版画开拓的,它是以崭新姿态出现在艺坛上,发挥了它特殊的战斗作用。它虽然是艺术品,但是它是有倾向性的艺术品,在社会生活当中它就带有政治性。从事新兴版画的人就要被捕,蹲监狱,就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作出很大的牺牲。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也就脱离不开政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明显的。当然艺术并不等于政治,鲁迅早就告诫:“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5 〕把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实践的,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着理论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更加高涨。美术家到战地写生,选择与抗日有关题材作画,如徐悲鸿、司徒乔以当时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作画,唐一禾画《七七的号角》,吴作人画《不死的城》,张善zī@②以自己擅长画虎来表现《怒吼吧!中国》,王式廓也画过《台儿庄大战》,但和当时非常活跃的木刻、漫画相比较,则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像漫宣队的宣传画以及像李桦木刻《怒吼吧!中国》、马达木刻《保卫大西北》,那样直接宣传抗日、表现抗日,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如“小画种”那样激动人心。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国美术活动中心,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转移,由城市生活转移到深入农村和部队生活。过去在城市中想要解决而实行起来非常困难的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艺术家更多地接触社会,接近生活,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表现人民大众也就有了现实依据。特别是不少过去在上海从事普罗文艺运动的美术家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生活在人民政权之下,体验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光景。他们实际参加了抗日斗争生活,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艺术家。他们是战士又是艺术家,这在美术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八路军新四军多数是拿枪的战士,又增加了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文艺战士。
把艺术作为战斗武器比起30年代初期更加明确,艺术作为武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版画家们到了40年代,更多地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发挥艺术的政治作用。在这一点上又较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延安木刻是这种进步的突出代表。古元的《减租会》、《哥哥的假期》、《离婚诉》、《区政府》;彦涵的《抢粮斗争》、《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快把她们隐藏起来》;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争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翻身作主人的劳动人民成了画面的主人。这一点也是与过去表现劳动人民题材的美术作品的不同之处。谁是美术作品的主人公,这不是小事,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过去时代的美术品表现的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士大夫、仕女形象,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地位的。
新兴版画在画面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劳动人民,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新兴版画首先迎来了人民美术的诞生。这种质的飞跃首先由新兴版画来实现,是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条件从事大幅的油画和国画制作有一定的关系的。新兴版画的作者过去也多有油画和国画的基础,从后来的发展看,一旦条件变化了,版画家也有不少转入其他画种,因此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不是什么大画种和小画种的问题,而是五四以来新美术所一贯追求的新的绘画所取得成绩的集中代表。新美术到了延安时期有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新兴版画来完成的。
新兴版画所起的政治作用也在周恩来同志把它们带到国统区举行的木刻展和新开辟的解放区举行的展览中看出来。起码它帮助新解放区人民认识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活,看到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对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性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说新兴版画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今天看起来也仍然是优秀的历史画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不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作者的关注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作者的自我是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融合在一起的。
另外,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考察,新兴版画也是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提到这个问题,应该感谢从前“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功绩。“鲁艺”木刻工作团曾将全国木刻第三次流动展征集到的作品带到敌后,在晋西双池镇、沁县、长治等地开过多次展览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观众很多,当然是农民和八路军战士。
当新兴版画真的和观众见面的时候,群众并不满意,根据“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归纳集中,意见主要是两条:“第一,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第二,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6〕艺术到群众中去了, 艺术家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意见了,双边关系大大改善了,于是,如何作到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光有为群众服务的愿望和感情还不够,还需要从作品内容到形式作多方努力,于是“鲁艺”木刻工作团率先向民间美术学习,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作法仍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内容与形式不统一。一件艺术品,如果不能做到新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当然还谈不上是好作品。直到古元、彦涵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之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才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得以突破。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深入生活的重要。
在他们投身于火热斗争生活之后,从观察、体验当中认识生活,了解生活,捕捉形象,确定题材,形成主题鲜明的好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更加明确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条真理,延安木刻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这条原则应是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脱离了这条原则,艺术创作的思想感情问题、群众欣赏者的关系问题、艺术形式问题,都不好解决。有了这个第一位的原则,其他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源泉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借鉴中外古今优秀作品经验,特别是向我国丰富的民间美术传统(其中如年画、剪纸等是在民间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学习,以实现让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这都是些历史经验,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企盼新的艺术能和时代同步,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从而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是开拓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所创造的经验,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必经之路。
建国以后,从战争年代逐渐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新兴版画又在解放区美术成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出现了四川版画、北大荒版画、江苏版画以及各地的新成绩。新兴版画在题材、体裁的多样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个性化以及风格的多样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个性风格正从群体地域特征当中突出出来,四川的牛文、江苏的黄丕漠、北大荒的晁楣、云南的李忠翔、李秀、浙江的赵宗藻、赵延年、上海的盛增祥、广东的肖映川,都为新兴版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的工业版画、农民版画、儿童版画所取得的成绩,都一再向我们揭示版画不仅不是一个小画种,而且是新中国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尽管当今版画展览看的人少,卖不出高价钱,在艺术商品化过程中不占优势,但是它所体现出的艺术规律,仍然值得重视和发挥,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自己的艺术,需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1〕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载《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4卷36页。
〔2〕鲁迅:《新俄画选》小引,见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3〕鲁迅:“连环图画”辩护,载《南腔北调集》。
〔4〕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5〕鲁迅致李桦信,1935年6月16日,载《鲁迅书信集》。
〔6〕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原载1960年第23 期《版画》,收《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
@①原字为土右加冢
@②原字为孑右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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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范式,扫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障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实践论》是毛泽东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本文通过分析《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进而论述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一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方法论基础,二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三是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做出了贡献。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开始了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我们变革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因为它一刻也不能离开客观现实,毛泽东同志首次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简单来说《实践论》论述了知、行统一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中国化;合理地整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化;剖析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标准中国化。《实践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以它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把握下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党内首先提出,而一年前毛泽东所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哲学奠基。《实践论》与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毛泽东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点已经实现了转移,由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毛泽东认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不在于证明物质性的世界,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种转向的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式,并能为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掌握,以应对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早期重要成果,从认识论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上提供了理论支持。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由于受到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的领导,中国革命遭受了挫折,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情国事,写成的《实践论》用的是中国民族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实践论》还揭示了实践基础上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新的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的“实践论”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认识论的错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提供了钥匙。
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哲学不可能一成不变,真正有价值的适合我们的哲学,一定是源自生活实际,具有民族形式,反映时代内容,指向具体问题的哲学。《实践论》正是这样一种“真正的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应用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毛泽东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实践论》就是应那时中国革命的需要,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说明当时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重新恢复和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所作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实践论》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这与毛泽东实践观的实事求是原则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综合国力是否增强,这些论述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都是对毛泽东实践观的重大发展,党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就蕴含这样的寓意: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综上所述,《实践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又融入了毛泽东在把握时势后的个人见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今时代风云变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局势,我们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沿着毛泽东等历史伟人为我们开辟的正确发展道路,借鉴和吸收最新社会发展成果,勇于实现自我突破,扬弃与超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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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和理论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和邓小平助手。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联。本文以有关胡乔木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究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些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时期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胡乔木是我党党史研究、新闻宣传等方面的重要领导人,曾进行了大量重要文献、会议报告以及领导人著作的起草和管理工作。他尽其一生所能,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及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全面地了解我党的历史发展情况,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关涉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胡乔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盐城。1930年,胡乔木18岁进入清华大学,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办《海霞》等进步刊物。1941年至“”前期,胡乔木一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等重要历史文献,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和助手,全心投入到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恢复和整顿工作中,在党的思想文化、理论宣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胡乔木的一生为党代言,写了大量的社论,并且为领导人起草了大量文件,具有“党内第一支笔”、“中共第一文胆”等美誉。本文试探寻胡乔木同志在毛泽东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及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1939年,胡乔木任《中国青年》主编,并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一文,由此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开启了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做贡献的20年。
(一)起草重要文献
自1941年正式担任毛泽东秘书开始,胡乔木就开始负责党内重要文献的写作和起草工作,1945年,胡乔木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决议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获得广泛好评,这也让不少人知悉了胡乔木同志的才能。 1951年,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系统论述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是胡乔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分析中国党史的经典著作。1956年,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讨论了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斯大林的功与过、反教条主义等问题,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和问题。此外,胡乔木还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参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献,科学的总结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
(二)撰写大量社论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常常以写社论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鼓舞广大青年。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中写作《救救大后方的青年》社论,鼓励先进青年在迎接最后胜利的阶段,振作精神,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整风运动期间,胡乔木连续撰写《教条和裤子》、《宣传唯物论》等社论,对于我们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启示。
(三)编辑《毛泽东选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要指导思想,胡乔木自小学习马克思主义,又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把握得比较准确,自然被选为编委会成员之一,从此,他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尽心尽力,字斟句酌,为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四)积极参加调研
1961年,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胡乔木响应了毛泽东“各级干部要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号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浙江等地,深入农村的最基层,坚持实事求是,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农民的心声,通过调研写出了《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调查》等材料,为中共中央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重要的参考。
除此之外,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并进行笔录和重要发言,胡乔木还参加了庐山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乔木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他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语言特点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使人民群众能够更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加顺利、科学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一)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乔木具有良好的哲学基础,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胡乔木在仔细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本本,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要认识这一关系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物质和精神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的问题,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唯心论则相反。为了便于人们理解,胡乔木用通俗的话语解释到:“唯物论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唯心论则是醉汉或梦游病者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的疯狂”。胡乔木的比喻使人们认识到,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的理论,而唯心论则是冲动的任凭主观臆想的,脱离了实际的幻想。包括神在内的各种观念的东西都是人脑中的产物,他们也是以客观实际为原型的,唯有物质是世界的本源。
(二)党史编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原则。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中国要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在评价党史人物时,也要实事求是,切不可因个人主观感情因素而有失偏颇。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评价,胡乔木认为:“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事实求是的分析,做出客观的评价。唯有如此,我们的党史才会真实、生动,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胡乔木从党史的文献注释、分期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党史写作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为我国党史的编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闻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乔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北平宣传部长,新华总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具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也有较高水平的宣传见解。胡乔木将新闻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相结合,认为新闻是一种实时更新的重要事实,“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其他的性质都是由事实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新闻一定要坚持客观性,坚持唯物论。新闻宣传和报道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此外,胡乔木将我国的新闻宣传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结合,提出新闻宣传要注重群众性,要能够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表达群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并且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群众看的懂也喜欢看,才真正是做到新闻宣传为人民群众服务。
(四)艺术创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同志在文艺创作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素有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思想,胡乔木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中国艺术,在艺术领域大力赞扬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对错误方向的文艺创作进行严厉的批判,从而坚定了艺术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此外,胡乔木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文艺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而政治从属于人民,从属于社会主义,所以追根究底,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是共产党和文艺工作者都需把握的重要原则。
胡乔木的一生是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孜孜不倦的一生,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胡乔木从起草文献、撰写社论、参加会议、深入调研、编辑《毛泽东选集》等各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史编撰、新闻宣传、文艺创作等多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术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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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政治委员)、张云逸、韦拔群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邓小平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始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到1929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平江、黄麻、百色等100多次武装起义。但受“中心城市论”的影响,有不少起义未能成功。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胜利,对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所取得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成功发动闻名全国的百色、龙州起义,实践和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1929年9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不接受中共的劝告,仓促反蒋(介石);当时的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为此,邓小平经过深入分析后,力排众议,强调指出,在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闹革命,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应考虑我们党在左右江山区的群众革命基础优势。10月,俞、李反蒋失败后,邓小平果断地摆脱“城市中心论”框框的影响,把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左右江山区。邓小平等把第四、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等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后,坚持把加强党掌握的正规武装改造同左右江工农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极大地调动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细致准备工作,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先后举行了闻名全国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西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局面,与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遥相呼应。邓小平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不仅与毛泽东1927年进军井冈山的伟大创举是同曲之作,而且还体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对邓小平领导左右江革命斗争实践的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不但可从1930年1月中央的肯定评价中得到佐证,“七军是仿朱毛编制,这是对的”[1]197,而且还可从邓小平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邓小平曾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听了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经验,“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2]87。
第二,邓小平创建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朱(德)、毛(泽东)路线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把广西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同湘粤边界的朱毛红军相结合,并取得当时中共中央的同意。邓小平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既体现在革命斗争区域和发展方向上的选择,又表现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工作上。如把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民族工作以及土地革命等结合起来,特别是他灵活运用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把广西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新型人民军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由于把各项斗争和建设都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拥有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正规红军近万人的为全国所瞩目的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并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百色起义“在全国政治上同样具有极伟大的意义”[3]。199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又曾称赞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4]。由此可说,邓小平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三,邓小平成功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1927年9月毛泽东等领导秋收起义,在“中心城市论”的影响下,起义部队连连受挫。对此,他果断地把起义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开辟了我们党和红军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由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更由于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强大势力,同时还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致使他的全新思想未能在当时的党内起决定作用,直到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城市中心论。
1929年9月(过去长期以来对此存在多种误说:1929年初、夏、6月、7月、8月6日,笔者近来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考证应是1929年9月)邓小平从中央到广西领导武装斗争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都指示他和广西党的组织应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1]69,即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1929年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要求:“全省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甚至批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邓小平在斗争实践中,不盲从上级指示,而是将党中央指示同广西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并借鉴毛泽东的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创造性地将广西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我们党有群众基础的左右江山区,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第一,邓小平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邓小平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既不同于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也不同于先举行武装起义受挫后向农村转移的秋收起义,还有别于依靠农民武装逐步发展成立红军的横弋起义。它是邓小平等有组织有计划地率领革命军队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同当地工农运动相结合,在分兵围歼地方豪绅团局和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后,发动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因而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壮大,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且还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内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改变旧军队成份、加强部队整训等举措,开辟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途径;二是通过必要准备、选择时机以及把正规军队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措施,创造了武装起义的新形式;三是通过统战、计划组织以及把反帝斗争与建立革命政权、土地革命与民族工作结合起来等措施,开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四是初步总结了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规则和定向、内线外线、避实击虚、发动群众等新思想。
第二,邓小平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在反对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建发展起来的,在实践斗争中又善于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各项建设有机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
一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抵制党内“左”的干扰,开展上层统战,同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重建革命统一战线后建立起来的,这一实践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正确对待中间阶级策略问题,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二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邓小平勇于探索突破党内“城市中心论”框框,果断实现革命立足点转移,将正规武装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胜利革命成果,有力地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革命动力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三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在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等族杂居地区进行的,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实践,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三,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斗争坚持反帝反封斗争相结合,为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祖国西南边疆,西南面与法属安南(越南)毗连,当年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曾给予安南人民极大鼓舞与影响。所以当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遭到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不但多次派出飞机入侵龙州领空而且还不断配合新桂系军阀军事封锁左江革命根据地。对法帝国的挑衅和侵略行径,邓小平等及时制定了反帝斗争策略。
l930年2月7日,他从上海回到龙州后,就立即加强了对反帝斗争的领导,并于当月10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2月19日,笔者经考证认定为2月10日),领导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没收了海关、领事馆和教堂的非法财产,并将法领事驱逐出境;同时还在会上宣读了《告全国民众书》,并用英、法两种文字通电全世界。龙州军民的英勇反法帝斗争,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高度关注。这样,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根据地军民把阶级性与民族性融合起来,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掀起了反帝斗争高潮,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反帝运动谱写了新篇章。
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依据根据地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杂居的特点,因地制定并实施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少数民族人民登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舞台,成功地解决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复杂民族问题,既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又为中国特色民主革命民族理论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90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并适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和措施,为做好各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1922年7月,党的二大明确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要求中央临时政府重视民族工作。各地方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实践了党的民族团结工作。
诚然,客观地说,在长征之前,由于我们党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接触不多,加之党又处在幼年时期,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都缺乏详细的了解,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尽管在党的民族纲领、政策的指引下,南方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加第一次大革命斗争,推动了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引起了我们党的关注。对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派遣了一大批干部到民族地区发动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如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军政干部到湘西组建工农革命军和创建苏区;1929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为中央代表,以及贺昌、陈豪人、张云逸等40多位干部先后来到广西成功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边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然而,由于深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致使许多民族地区的起义没有成功。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在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同时,还实施挑拨离间的分化政策,所以左右江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前夕,亟待采取民族团结政策措施,促进左右江各民族空前大团结,为壮大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和巩固革命政权贡献力量。为此,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始终坚持党为各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采取一系列体现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措施,成功地解决了根据地中的复杂民族问题,为胜利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巩固发展左右江根据地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各民族团结奋斗是百色龙州起义取得胜利之基。
还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境内聚居有少数民族的主要有左右江、琼崖、闽东、湘鄂川黔、西北等革命根据地。但除琼崖革命根据地外,其余几个聚居有少数民族的革命根据地,都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建立,且这些革命根据地内聚居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主体民族,其中人口数量较多的黎族在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畲族在闽东革命根据地中,也仅占10%和5%,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的壮族人口占85%,汉族仅占10%[2]51。显然,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谱写了一曲壮、汉、瑶、苗等各族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凯歌。
在百色起义前的1929年10月,邓小平指示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派出钟鼎、严敏、李朴等到东兰县协助韦拔群制定和颁布《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强调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对瑶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身等方面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1]94-95。尽管这一政策中仅提到瑶民,但在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是左右江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依据。在发动百色起义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在认真总结韦拔群领导的东(兰)风(山)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斗争经验,积极贯彻中央关于苏区民族工作的指示原则的基础上,又相继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如《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红七军政治部:土地革命》、《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苏区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律平等的主张,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当家作主的作用。
以上草案、政纲和条例的制定出台以及贯彻落实,使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和民族团结政策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付诸实践。应当指出的是,如前所述,在长征之前,从总的来讲,我们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因此,尽管从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民族自治”问题以来,我们党也曾在一些地方对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针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1926年1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解放苗、瑶决议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得到贯彻执行。由于江西是我国少数民族成份较少的省份,所以,红四军在1929年1月颁布的布告中,也仅提到了我们党早已提出来的“满蒙回藏,章程自定”的纲领性口号,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尽管在实践中也解决了一些民族关系问题,但真正地将其提到民族政策的执政高度并付诸实践的还极为少见。
与此同时,1928年党的六大也曾做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陈述了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各地准备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今后召开党的七大列入议事日程并写入党章中。但由于缺乏实践的经验,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党的六大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也没有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规定。在左右江特别是右江根据地中,邓小平把民族工作提高到局部执政的高度,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的规定,把过去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内容,又使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操作层面。左右江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有益探索,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在1930年3月2日的中共中央指示信中,就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对于瑶族,“我们去同化他们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的生活苦痛,宣传汉瑶平等待遇,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1]239。以上历史史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实践和丰富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理论
邓小平在组织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政策与民族政策结合起来,正确解决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土地问题。总起来讲,主要采取了以下五大措施:
第一,把开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教育与民族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结合起来。邓小平在领导红七军前委和地方党组织,通过会议决议、布告以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同时,又指派民族党员干部把左右江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工会、农会建立起来,通过这些组织中的民族党员干部把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到广大群众当中去,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促进各族人民与党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第二,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一方面及时总结了韦拔群在领导东兰农运中所提出的“严禁虐待瑶民”的主张,以及“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1]93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依据右江地区的民族特点,同韦拔群、雷经天等相继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有机地把民族政策的实施与土地革命的开展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了右江地区的各族群众为创建、保卫根据地而浴血奋战的巨大热情。
第三,教育培训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推动革命斗争的开展。在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通过办班短期培训、选送正规院校培训、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实践锻炼等途径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使一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右江地区的革命中坚力量。据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10000名红军战士。其中,在右江特委的11名委员中,有9名委是壮族;右江苏维埃第一届执委的11名执委中,有6名壮、瑶族执委,第二届执委中全部为民族干部;在团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机构领导干部中,有壮族干部108名[5]。
第四,废除民族歧视,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不仅给予少数民族人民有居住、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切实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给予少数民族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还禁止买卖婚姻,反对包办婚姻和虐待、拐卖妇女儿童,解救丫头,以保障婚姻自由权利和保护各族妇女儿童的权益,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风土人情,遵守少数民族公约,以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社会地位。 第五,在邓小平、左江特委和红八军的领导下,左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法帝斗争,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左江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民族解放斗志。
由此可说,邓小平成功地在民族地区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灵活地把民族团结与阶级性、民族性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社会动员,首次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沿边革命红色政权中,有效实施社会基层改造,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建立起新型的民族团结革命红色政权,从局部执政层面对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实践与探索,创造了一个既属于全国工农民主专政的一部分,又“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区域革命政权模式的雏形”[2]258,是我们党深入了解、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
这一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既为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后来实现民族团结理论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有益的实践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6]。这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理论的实践与探索的理论价值,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富现实价值。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不唯书、不唯上,尊重客观实际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既为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成功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资源”[7]。
1929年夏,新桂系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了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由于广西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深厚的工农运动基础,尤其是右江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仍有余少杰、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农军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所以俞、李想借助中共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多次要求中共干部到广西军政机关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于当年6月,先后派出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工作。9月又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为中共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领导广西革命全盘工作。邓小平通过成功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一方面邓小平审时度势,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制定了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的正确策略:既把俞、李与国民党右派加以区别,对之实行团结、争取、教育方针,亲自做俞、李等国民党左派要员的统战工作,与他们共同筹划反蒋、反新桂系的大事;又坚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相机发展革命进步力量。在对新桂系中的顽固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等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的同时,还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进行统战,促使俞、李等新桂系左派要员积极与中共合作。其中,李明瑞毅然与旧营垒决裂,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参加了龙州起义的领导发动工作,后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高级指挥员。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依据形势革命发展积极开展“兵运”和发动工农兵工作。在俞、李旧军队中,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等组织;加紧发动工农兵的工作,经过活动,俞作柏拨出一个营的装备武装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凤农军,大大地增强了右江农军的实力。同时,还通过训练教育,委派思想进步、接近中共的人担任教导总队的教官或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高中层军官(如徐开先、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广西教导总队主任、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大队长,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连排干部[8]47、48、50),撤换反动的旧军官等措施改造旧军队,对教导总队和第四、第五大队的改造初步成功,为后来相继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及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工农兵群众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盛行“关门主义”、“孤立主义”之风,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最不可信认的阶层。1928年党的六大不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而且还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策略。对此,当时的党中央指示邓小平要加紧与俞、李斗争,“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决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1]182。因此,邓小平在当时对俞、李进行统战工作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但却是以非凡革命胆略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之时,全国的局势及广西的政局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一边在湖北策动张发奎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一边又派特使到南宁游说俞、李共同反蒋。俞、李不听邓小平等人的劝阻,仓促同意出兵攻粤反蒋,但仅仅10天,反蒋活动便宣告失败,南宁政局一时大变,极为混乱。
在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主张打到广州去求发展;有的主张同俞、李到贵县、梧州方向发展;还有的主张在南宁直接发动武装起义。邓小平力排众议,认为以上三种主张的指导思想都是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不可取;应当考虑我们党多年来在左右江地区所建立的革命群众基础:在左右江地区,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有组织的农民16万,可号召的有20万,有武装的农军1100人[1]82,这里既有革命斗争经验,又是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是我之优势敌之劣势,应当是革命的发展方向。为此,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在俞、李攻粤反蒋失败之际,果断地把我们党所掌握的革命力量带到左右江山区,同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筹备武装起义并建立根据地,实现了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在当时把武装起义的地点放在左右江山区的决定,当时也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因为不仅1928年党的六大强调“城市中心论”,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也仍然把城市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并明确要求邓小平和广西党的组织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同时,1929年9月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因此,在当时的“城市中心论”背景下,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斗争的立足点,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以非凡革命胆略突破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框框,再一次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革命斗争中贯穿始终,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于1929年9月来到广西后,在客观分析中共广西党组织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亲共和中共广西党组织隶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政治背景,以及广西经济不发达,现代产业工人极少和民族成份多,特别左右江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情况,制定了符合广西实际情况的发展党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利用对俞、李的统战合作有利条件,迅速恢复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二是在不忽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还注意在农运、兵运中的农民和士兵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三是派雷经天、陈洪涛、严敏等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地区采取边建立、边调整、边发展、边巩固的做法,建立一支较大的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四是健全了在前委之下的各级党组织机构,纵队设纵队委,营设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等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根据地各县建立县委,或临时县委,个别县建立特别支部或总支。以上措施开创了广西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取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武装起义和创建苏区的准备工作。邓小平等率领革命队伍到达左右江地区后,鉴于农村存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甚至影响到武装起义的顺利举行。为此,邓小平与当地党组织讨论决定,不急于打出红军的旗帜,先积极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整顿自己的队伍,发动群众、扩大农军、开展工农运动,消灭左右江地区各县、乡、村的反动武装。在做好准备工作后,才相继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建立革命政权中,不搞统一模式,依据革命群众基础确定革命政权形式。在革命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普遍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革命群众基础相对较弱的左江地区则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三,实事求是地开展根据地中的其他各项建设工作。在民族工作上,将贯彻落实党的六大正确方针同广西民族特征结合起来,灵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具体的民族团结政策: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把各民族平等放在第一位,在平等对待各族人民的同时,还照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比如,基于瑶族人民受阶级压迫最深、政治地位低下且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实际,在1929年10月颁布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当然,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在实践中,又给瑶民分土地山林、免费招收瑶民子弟入学。以上符合广西实际的民族政策,为争取最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红七军是植根于右江各族人民之中的革命武装”[9]。
在给养问题上,鉴于右江革命根据地不巩固、是游击区的实际,采取特殊的禁烟政策(重税限制发展)和税款政策(实行累进税新税制)[8]174、180,既为我们党筹措了发动百色起义经费,又解决了红七军的给养问题,还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积累了经验。在土地改革中的土地分配方式上,不搞同一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地采取“共耕”、“平分”、和“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多种形式;在管理上又采取“分耕分管”、“分耕共耕”和“共耕共管”[8]164三种形式。在群众工作上,不搞强迫命令和简单化,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说服工作。
第四,依据战争实况相机转变战略方向。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攻打大城市。在北上之初,为避免内部分裂,邓小平决定暂接受中央攻打大城市指令。在征战途中,邓小平基于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力量异常强大,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多次提出放弃“攻坚”,避敌就虚,争取时间北上。在红七军主力攻坚湖南武冈县城失利后,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经过讨论放弃了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赣边。这就使得红七军经过七千里转战,保存了基本骨干,终于汇入了中央红军的序列。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实践中,把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广西特别是左右江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不少艰难复杂的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这些经验在当时还没有达到理论高度,但作为他开始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来说,他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创造性的工作作风,并非始于改革开放时期,早在左右江革命时期,就已闪耀了这一思想的光辉:实事求是地区分国民党广西阵营中的革命左派和反动派,卓有成效地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重建统一战线;实事求是地确定广西革命斗争方向,果断地把党掌握的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并把加强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当地工农武装运动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和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在党的革命旗帜下,形成了军民和壮汉瑶各族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
因此,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进一步揭示了革命力量在农村得以存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印证了红军、游击队以及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在实践上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同时,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事实事求的工作模式和思维特征,还显示出一种高扬革命主体精神的理论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对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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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实现以自由、平等、宪政民主和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主义;政治现代化;民主共和国
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也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主权在民是其合法性依据,民主共和是其最高形式。这与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有天壤之别。
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君主集政治、经济、军事诸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断发展和强化,皇权专制越演越烈,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君主专制的恶性发展。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根源,进而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政治变革的主张或方案:龚自珍倡导“更法”[1];魏源力主“变古今官家之局”[2];王韬强调“变法自强”必须首先改革政治,认为“君主立宪制最合于中国”[3];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都主张“开议院”[4];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全面方案。然而,他们又都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可立即实行。
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明确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鲜明提出:“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5]68-691906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是“政治革命的结果”。[5]74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5]82-8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勾勒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完整轮廓。
针对中国人“缺乏共和知识程度”的谬论,孙中山通过比喻予以批驳:“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曰:‘此童子不识字,不要使之入塾读书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今日中国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6]155-156民主政治并非上天先赋,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创造,在共同创造的过程中学习、使用和共享。他明确指出:“君主立宪制不合用于中国。”[7]282
他在分析民国以来军阀暴政原因时指出:“八年来之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6]423什么是“地底陈土”?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方能使“国基巩固”。[6]157在论及苏俄政体时,孙中山指出:“近来苏俄新发明了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6]722
孙中山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民主政体,他敏锐发现西方政体并不完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行,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6]707。“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6]764,以防“少数人所得而私”。为了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提出,人民不但要有选举权,而且要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了弥补西方“三权分立”的不足,他发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创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政体。对此,孙中山颇为自豪地说过:“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5]81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693。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君主专制国家的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换言之,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一个官吏主宰的社会,官吏掌握的行政权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此即孙中山所说“官治”。如何“移官治为民治”[9]924?孙中山主张实行普选制、政党政治和权能区分,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人人平等和自由。他说:“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9]319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10]124一方面,平等、自由有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平等、自由又巩固了民主制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他不仅描绘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蓝图,而且身体力行,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呕心沥血,终生奋斗,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呼吁改革遭到拒绝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首先,在组织上先后成立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以领导革命。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这一革命组织。1905年,他又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确立了同盟会的纲领,创立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其次,在政治思想上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推翻清政府,“兴民权,改民主”,中国才有出路。他认为改良派维护君主政体,反对共和,实为“中国之罪人”。通过论战,革命派取得了思想上的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最后,在军事上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1906年发动了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的农民和矿工起义,起义队伍发展至3万人。1907-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1907年,还在安徽、浙江发动了起义。1911年4月,孙中山又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流血奋斗的精神,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改元建历、剪辫易服、保障人权、解放贱民、废除刑讯等37项法令,并在各地得到程度不同的推行。黄炎培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中回忆说:“辛亥以后,(1)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2)‘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都没有了;(3)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4)鸦片一时没有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11]68
孙中山在南京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政治成果。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颁布了具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从此,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伐。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5]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20年代初,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发动了旨在“扫除”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障碍”的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耕者有其田”成为国民革命的最强音。这是一场空前的社会运动,自由、平等、民权已经深入到农民心中,成为一种“最时髦”、运用“最广泛”的学说,甚至路上碰见不肯让路的地主,农民都会愤然喝道:“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12]172正如有专家所说:“新三民主义的普及促发了大革命,在几千年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中普及与宣传了现代化理想与具体目标,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基础。”[13]
孙中山当选总统后,从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大人物,始终以“人民的公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总统府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庄严宣誓:“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就职典礼结束后,孙中山不顾冬夜寒风凛冽,亲自送各省代表至大堂外,大家几次劝他留步,他盛情地对各省代表们说:“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我应送至阶下。”在封建专制制度刚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第一天,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破天荒地提出了“总统是人民的公仆”这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壮举,它开创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纪元。
孙中山还身体力行“人民的公仆”。一次,孙中山身穿便服到临时参议院参加会议,被门卫拦住了。门卫不认识他,对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大总统要来!”孙中山和蔼地对门卫说:“大总统不过是众百姓的一个公仆,他是人,我也是人,进去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门卫仍然不让进去,孙中山先生在无奈之下拿出自己的名片。门卫看后,慌忙赔罪。孙中山先生和蔼地说道:“你不要怕,我不会责备你,只要你晓得,总统和百姓都是一律平等的道理就行了。”当时,有很多人都想亲眼见一下这位“公仆”。扬州有一位肖姓老人,专程来南京探望总统。当他见到孙中山先生时,急忙行三跪九叩之礼。见此情形,孙中山立刻上前将老人扶起,请老人落座,并对老人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扬州老人点头称赞,并问:“如总统去职呢?”孙中山先生朗然答道:“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队伍,和老百姓一样。”[14]
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深刻影响中,以下两点尤为突出:
第一,批判和废除封建专制主义,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孙中山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他尖锐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5]82,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不是爱国,而是“祸国”。他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论证民主取代专制,乃时代之大势,不可逆转之大潮。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政治制度的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第五条)自此之后,虽然有袁世凯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假共和、真专制,但由于民主观念的普及,全国人民集合在孙中山张扬的民主旗帜下,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之流展开坚决的斗争,一切倒行逆施无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组织“护国军”,全国人民反袁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内外交困之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绝望中死去。张勋复辟丑行上演了仅仅12天,就在一片唾骂声中草草收场,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政治上,这个“大势”就是民主化的历史必然趋势。
第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开启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影响极为深厚的国家。从夏朝始,中国就走上了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道路。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宗法等级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梁启超在论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曾有愤青之语:中国万事不进,而惟有专制政治进焉!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比,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显然落后了,并且导致了宋元明清时期发展的迟滞与近代的落后挨打。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成为救亡图存的首要前提。为此,孙中山远涉重洋,系统考察欧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主张将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要从最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7]282。在通过反复比较后,他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制约体制引入中国政治架构。但是,西方的三院制毕竟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为此,孙中山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适合中国国情、并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科举考试、监察言谏等制度精华,并加以现代性改造,从而开创了考试院、监察院与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相辅相承、有机统一、中西合璧的五院体制。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态度是一贯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的旗帜,将自己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民主革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的原则和目标,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国”,就是同君主相对立的国家,即民主的国家。还制定了体现共和精神的《共同纲领》。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等著名论断。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将孙中山开创的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是一条不断发展的长河。今天的历史是昨天历史的发展,也是未来历史的起点。在这一连续发展的长河中,后人总是在不断地超越前人,这种超越当然是建立在对前人历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522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总结孙中山政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其政治现代化方案与实践的成败得失,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可以更好、更快地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七[Z].
[2]魏源.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序[Z].
[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Z].
[4]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Z].
[5]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9]胡汉民.全集:第1集[M].上海:民智书局,1930.
[1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3]忻平.论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J].学术月刊(沪),1997(7).
[14]张学恕.孙中山——近代中国勤政廉政楷模[N].扬子晚报,199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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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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