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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言语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为完成特定交际任务时对语言的使用。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区分的理论在现代语言学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分别探讨了“语言”和“言语”的定义、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范畴的划分,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阐释“语言”和“言语”理论对外语教学的重要启示和影响。
关键词:语言言语关系外语教学
早在19世纪初,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特就提出过区分语言和言语是十分必要的。“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现代语言学奠基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开创性地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进行了全面的区分和阐述,并首次提出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等概念。自此,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受到了全世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在我国语言学界开展了多次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大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有无必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学者各抒己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是语言和言语必须区分开来这一事实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且这一理论的运用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启示和影响也成为语言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中,用了不少生动的比喻来描写语言中的现象和问题。在探讨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奇怪的数学公式:
1+1+1……=1(索绪尔,2003:41)
这是索绪尔用来形容语言和言语关系的一个公式。从数学理念上看,我们可以完全推翻这一公式,因为在数学领域,无数个1相加永远不可能再等于1,那么这位语言学大师建立这一公式的理据何在呢?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个数学公式可以被“翻译”成:
言语+言语+言语+……=某种语言
它的含义是:无数言语的总和等于语言。等号前的“1”代表一个个言语作品,等号后的“1”代表一种语言,如汉语、英语、法语,但是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远远不止公式所描写的这么简单,语言并不是言语作品的简单积累,而是在言语中体现着语言。
人们把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比喻成建筑材料、建筑规则与建筑物的关系,其中建筑材料相当于语言的词汇,建筑规则相当于语言的语法构造,建筑物则是具体的言语作品;还可以把语言比喻成下象棋,棋子相当于词汇,象棋规则相当于语法,棋谱相当于言语作品,从中可以理解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可以创造出无限的言语作品,言语作品有好有坏,而语言是没有优劣之分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还像五线谱、音阶符号和乐曲的关系。言语的过程与作曲的过程是有相似之处的,它们都需要材料和规则,都可以创造出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倾向,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因为在语言和言语的相互关系中还存在着质与量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把语言比做阿拉伯数字和这些数字的组合规则,把言语比做这些数字组合成的具体的数字,利用0到9这10个阿拉伯数字,通过一定的组合规则,我们可以表达出无尽的数量来。语言中的词,也像阿拉伯数字一样,在一定时期中是有限的,而语言的语法,也与阿拉伯数字在表达具体数目时一样具有一定的组合规则;最后,还可以把语言比做绘画用的画笔和颜色,雕塑用的刀具和雕塑原料,把言语比做国画与雕像。这个比喻有助于我们了解言语的修辞色彩和语言对于言语修辞的影响(计永佑,1983:56)。
从索绪尔提出的一个公式,和上述人们常做的五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一下语言和言语的相互关系: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可以用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来进行解释。“语言和言语相互依赖,无论是从整体发生学还是个体发生学的角度看,先有言语再有语言,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岑运强、石艳华,2007:12),语言和言语一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是明显的。岑运强教授认为,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标准有四个:意义标准(是否表达完整的意义)、形式标准(有无具体、固定的模式)、功能标准(能否脱离语境)和数量标准(有限还是无限)(卢春霞,2007:181)。
总之,语言和言语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必须从观察言语着手,注意言语中表现出的大量普遍的语言事实。
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二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第二语言教学研究。“语言”和“言语”是外语教学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指的是语言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传授‘语言’的实践活动我们称之为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习者掌握‘语言’的体系知识,从而为言语运用打下基础。‘言语’是指平时的言谈话语,传授‘言语’的实践活动我们称之为言语教学,言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从而运用语言规则进行语言交际”(毕彦华,2007:123)。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分别探讨语言和言语理论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言语—语言—言语”语言学习的模式是每个婴儿学习母语的必经途径,也是学习外语的有效途径。学习母语时,往往是从只言片语入手,模仿外界声音,这就是言语阶段;与此同时,在不断的言语积累中,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掌握该语言的系统,这就到了语言阶段;然而,掌握一种语言的系统,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在习得过程中会运用这个系统去说、去写,这就又回到言语阶段。
当然,这几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在学习和教授外语时,我们应当努力利用这一模式,在三个阶段的教学中让外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语言规律和并且在实践中熟练运用该门语言。当然学习外语不能拥有学习母语的语言环境,所以在外语教学的最初阶段可以有一个非常短暂的纯语言教学阶段,如教英语字母或国际音标。在这一阶段,语言教学活动量大于言语教学活动量,因为学生掌握的语言知识还非常有限,不足以大量展开生成和理解新话语的言语教学。随着时间的增长,语言教学活动量应呈递减趋势,相反,言语教学活动量则呈递增趋势。因为在这一阶段,学生慢慢掌握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规则等,能较自由地生成句子,开展言语教学的自由度增大。进入高年级外语学习阶段,言语活动应大大超过语言活动,以便让学生更灵活地使用语言。
1.语言能力包括语音能力、词汇能力、语义能力和语法能力。语音能力包括音位能力、语音能力、语调能力,以及外语的口语能力等。语音能力的培养,要用语言的方法,如分析语音的声学属性、模仿发音部位和方法、进行语音对比等;更要用言语的方法,如用强化方法大量的听外语话语,在口语实践中发展语音能力等。词汇语义能力包括辨别词性、理解词义的能力,区别同义词、同形词、同音词的能力等;词汇语义能力的培养除依靠外语教学中词汇工作外,更要让词语在不同的话语中重复出现,在话语中领会词语的细微含义和修辞色彩。语法能力包括分析词语词汇特点的能力、分析词类和句子成分的能力、辨认搭配关系及造句的能力等。语法能力的培养除靠分析语法外,更要在言语中把握语法规则的具体化,在话语中活用语法规则。
2.言语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等,它是指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交际,所以言语能力的培养是相当重要的。一般来说,外语教学初阶段的重点在读说,但口语不能脱离书面语而单独发展,听说读写要与言语体系教学密切配合;外语教学的第二阶段着重解决读写,一方面培养读写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读写继续加强听说,把听说能力提到高级阶段;第三个阶段着重解决翻译,在听说读写的基础上解决翻译,从翻译实践中获取更大的发展。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提示我们在教材的编排上,应该以课文和言语练习、活用练习为主,要重视实践运用和语言技能的培养。过去,许多教材以语法翻译为主,偏重书面语,而忽视了口头语言的重要性。虽然有课文和语法的内容,但是单词表、语法语音的理论知识和机械性练习的分量却不可忽视。这种教材是以教授语言体系为主的,言语的教学此时显得微不足道,离开了言语,单词和语法规则等知识不容易被记忆,而且就算被记住,在实际运用中,学生们无法将之与具体语境联系起来,仅有的语言知识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在教材中,正确把握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十分重要。凡出现新的语言现象时,就应当有相应的课文来巩固,而且课文内容应当尽量接近实际的语言情境。此外,语言现象的出现,要注意常用性和复现率,从而使学生加深印象,学以致用。课后练习应该以活用练习为主,机械练习为辅。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更互为前提。
言语总是以语言的共同规则作为活动基础的;而语言总是从言语的运用中概括和丰富规则,是一种不断运动着的社会现象,语言存在于群众之中,存在于不断使用之中,存在于言语之中。区分语言和言语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在语言学研究中,区分语言和言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科学地认识语言;第二,有助于确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三,有助于理解语言和言语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分别发展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第四,区分语言和言语,也有助于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方法的改进。我们应当把语言学的理论与外语教学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展外语教学。
[1]毕彦华,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理论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语言文字修辞,2007,12:122-124.
[2]岑运强,石艳华.二十年来语言和言语问题研究述评.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9:11-16.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计永佑.语言学趣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5]卢春霞.“语言”和“言语”的概念辨析及其对教学的影响.时代经贸,2007,5: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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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语言文学论文: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够保存并流传后世,这主要归功于汉字。汉字与汉文化密不可分,其构形及发展凝聚着汉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积淀和保留着汉民族观察世界及其自身的思维成果和心智,其本身蕴涵和展示着一个丰富多彩的汉民族文化世界和精神世界。
人是群居动物,人类的实践活动都在一定的群体中进行,长期的群体生活形成的共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相沿成习,渐渐形成一种风俗。风俗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源于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
任何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风俗习惯,汉民族的独特风俗文化离现在已有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可以从汉字及用汉字所记载的文献中窥见一斑。例如“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等词,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汉民族先民的居住条件和饮食方式。
汉民族的风俗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春节。春节是众多节日中最盛大的,贴红联、放鞭炮、吃饺子……习惯上又把过春节称为过年,那么“年”究竟是怎样来的呢?相传在远古时代,有一种猛兽叫“年”,逢新旧岁之交,就出来糟蹋庄稼,伤害人畜。一次,它又跑出来为非作歹,被一家门口晾的红衣服吓跑了,到了另一处又被灯光和爆竹声吓得抱头鼠窜。于是人们掌握了“年”的弱点。每至辞旧迎新之际,就贴红联,放鞭炮,拢柴火,把年吓跑。久而久之便成了过年的习俗。但这只是传说,其实“年”字,最初为“农作物生长周期”之意,由于汉字形体的楷化而失去了最初的意义。造字之初,“年”是谷穗沉沉下垂的形象,是收获的象征,所谓“五谷熟曰年”。农作物从播种到成熟是一个生长周期,庄稼成熟之时,人们不免要庆祝一番。从此,每当四季轮回一次之际,就出现这种庆祝丰收和和祭神祀祖的活动。但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活动逐渐从娱神发展到自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节日,即“年”。今天的过年习俗就是由此演变而来,年的习俗反映出一种世俗的快乐。
任何一个汉字,都是一幅构思巧妙的图画,蕴藏着一些汉民族远古的风俗习性,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演变,与时俱进。
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作用,视觉形象鲜明,有助于启发我们形象性的联想,因此用汉字记录的诗歌,就像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读者能够抛开语音语法层面而直接进入诗情画意中。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富于形象性,意境含蓄优美,是汉字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古代诗歌特有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基本都是四言的,而《楚辞》是在四言基础上发展而来,大体上是六言加上兮字,兮字起凑足音节、使音节整齐的作用。例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楚辞?涉江》
古体诗和近体诗大多数是五言和七言,如律诗,绝句,五古,七古等(七古例外,有时在七言句中夹杂一些杂言的句子)。律诗每首八句,有五言和七言的;绝句每首四句,也分五言和七言。“五言诗”每行五个字,如唐代诗人王勃的五律诗《送杜少甫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全诗共八句,每句五个字,长短相同,字数相等,整齐匀称;“七言诗”每行七个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整首诗共四句,形式整齐。字字如诗,句句如画,无限的意蕴孕于其中。
对仗是汉语律诗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仗即对偶,是指说话或写作时,某些文字,在邻近的地方有跟它成双配对的文字出现。平仄相间,抑扬顿挫,形成一种和谐的声律美。如杜甫《春望》:
国破山河在,(仄仄――平平――仄)
城春草木深。(平平――仄仄――平)
上下两句平仄、节奏相对,每句有三个节奏点,平仄相间,抑扬交错,节奏鲜明。
对仗的文字相互衬托,互相照应,使所表达的意义更加丰富、精炼、确切。声音上,对偶的文字彼开此合,彼收此放,声音抑扬,和谐悦耳。利用汉字的特点,也形成了许多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修辞,除对偶之外还有顶真、回文、析字,复叠等,使诗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蕴上都独具特色。
对联又称楹联,采诗词曲赋骈文之精华,是汉字文化和文学的派生物。对联的基础是对偶修辞格,在对仗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在相对位置上要虚实相同,平仄相反。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墙”对“山”,“芦苇”对“竹笋”,“头”对“嘴”,“脚”对“皮”,“根”对“腹”,是名词对名词;“重”对“尖”,“轻”对“厚”,“浅”对“空”,是形容词对形容词;“上”对“间”,“底”对“中”,是方位词对方位词。“墙上”与“山间”是方位词组;“芦苇”与“竹笋”是联合式;“头重”与“嘴尖”、“脚轻”与“皮厚”都是主谓式;“根底”与“腹中”都是方位词,而“根底浅”、“腹中空”又都是主谓结构。不但词类相同,虚实相当,字数相等,而且结构相应。当然,对联中也存在宽对,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的统一,讲究对仗与平仄,声律抑扬和谐,因而具有对称平衡之美。而且对联具有广泛性,公开性,形式灵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联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春节、装饰、婚丧、广告等。虽然对联只是汉字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但却有旺盛的生命力,是汉文化的活细胞。
由汉字的特点而形成的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是形形色色的,汉文化之所以具有如上所述的特色,当归因于汉字。汉字是汉民族之根,本身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我们探究汉文化,研究汉民族的绝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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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辞令指的是在外交活动中谈论较尖锐或较敏感的问题时所使用的经过慎重考虑的措词。一般来讲,外交辞令是一种正式、保守、准确的说服性语言,但出于说话者的立场和语言表达的策略需要,说话人常常故意使用一些含糊其辞的言语,保证发言稳妥、严谨、灵活、礼貌和高效,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外交活动顺利进行。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周恩来,在外交场合中恰当地运用语用模糊,使其话语得体、适当,具有超凡的言语魅力。本文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周恩来的外交话语中的语用模糊进行分析。
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就时间而言,它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间和指称时间。空间指示即地点指示关系,它包括绝对空间关系和参照指称对象的相对空间关系[5]。采用模糊语言这种策略顺应物理世界就是避免第三者的干涉和参与。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对方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在语言策略上对物理世界做出选择顺应,用了两个时间的对比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坚定立场都包容在寥寥数语的含蓄表达之中,充分显示了模糊语言妙不可言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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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专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政治行为的理论和考察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以及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大都认为文道与政道通,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上层以文学进行教化,下层以文学干政、“美刺”,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
关键词:先秦汉魏六朝文论 文学 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来梳理一下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古人认为文道与政道通。《荀子?乐论》载:“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认为“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认为文章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通过文章便可反观现实政治的治乱。《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乐可通过心的中介与现实政治建立对应关系,考察乐的不同风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乱兴衰,这便是儒家的审音知政说。
古人还认为文学对政治可产生巨大影响并主张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传说中就有“献诗”活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到了后代,这种制度又被描述为“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献诗”、“采诗”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读书不仅可以给统治者施政以借鉴,还被他们用来教化子弟,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为什么能用文学来进行教化呢?《荀子?乐论》给出了答案:“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统治者利用乐能感人心的特点“教平民好恶”,“善民心”,通过乐对心灵的陶冶来节制人的感情,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点上,乐和礼、刑、政一样,都是进行教化、维护统治的工具。
裴子野《雕虫论》:“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劝美惩恶”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也是政教的内容之一,是王化之所本。在萧统的眼里,连陶渊明的诗都可以有助于教化:“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除了教化之外,统治阶级也需要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王充《论衡?须颂》:“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文学的宣传功能对政治的巨大促进作用,政治对文学有极大的依赖性。帝王德业的彰显,有待于文学之士的“润色鸿业”。
教化主要是从君、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影响臣下甚至普通民众。臣下或普通民众也想通过文学来“干政”,来影响政治。这主要就是“刺”,即以文学(主要是诗)对统治者、对上层进行讽刺,进行劝诫。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家父作诵”是为了述说王身边的小人及王的罪过,以化其心,最终达到“畜万邦”的政治目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怨”,按照《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认为“怨”即“怨刺上政”,即批评不良政治,孔子主张学诗贵在应用,“怨刺上政”即其应用之一。用于干预政治,这也是“事君”的一种形式。
荀子就曾高呼:“天下不治,请陈诡诗”(《荀子?赋》),即主张写讽刺诗。《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这里,诗在上下之间起着微妙的协调作用,一方面,上层以诗风化下民,另一方面,下民以诗刺谏上层,上下之间互动得很自然和谐,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
下层干政还有另一个方面:“美”。“美”即下层为了迎合统治阶级,迎合上层而自觉用文学(主要是诗)来歌功颂德,对统治者进行褒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
当然,在他们看来,“刺”的重要性远远胜过“美”。
古人也有认为文学对政治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法、墨两家。
《墨子?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儒家大力提倡音乐,这助长了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斥责统治阶级欣赏音乐就是“巧夺民衣食之财”,认为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
《商君书?勒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鞅反复申说《诗》《书》之害,礼乐、《诗》《书》被列为六风之首,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去除。先秦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鼓吹加强王权,奖励耕战,因而对儒家经典文献及学说一一加以排斥。虽然这样,但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主张思想文化方面的专政。《商君书?勒令》:“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他强调“以言去言”,即主张用以歌颂耕战政策为内容的文艺去代替儒家的诗书礼乐。
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强烈抨击“儒以文乱法”,“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他主张“言行者,以功用为之得毂”(《韩非子?问辩》)其“功用”当然是有利于其思想的推行,有利于其制度的实施,同样的,他还是主张文艺为现行政治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他们所反对的都只是儒家具体的文艺主张,而对于文艺本身并不反对。他们也主张用文艺来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务,也还是政教功用主义文艺观。
执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 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认为文辞过于夸张、虚美会有害于政教。
《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的出现乃是由于社会变化、政治变迁的原因。
执虞《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论述颂、铭、诔等文体出现的原因,认为那都是随帝王功业的兴起而兴起,随其功业的结束而结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较为系统地论述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古人还注意到政治人物的提倡对文学的直接影响。郑玄《诗谱序》:“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统治阶级重视、提倡文艺,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综上所述,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论都是以政治为本位视文学为其附庸,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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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所有相互关系的现状及其动态。当今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形势与政治论文范文:论述与台、美关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李登辉先生在七月九号提出台、中「国与国关系」的论述,二十日重申「两岸定位在国家与国家」,委婉地昭告世人:台湾从此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羁绊了!美国对于如此巨幅政策变动,到底扮演甚么角色?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走向?
如果就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结构性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 观点来看,任何对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动力来自外部因素,我们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压力辗转来自美国。过去一年来,有关美国「鼓励」台湾与中国恢复对话 (dialogue) 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官员与民间学者近日来一再主张双方签订某种型式的「临时协议」或「中程协议」。
尽管如此,美国要台、中谈谈 (talks) ,并不意味要双方马上正式谈判 (negotiations) 。如果双方能在柯林顿总统任内以创意谈出结果,自是好事一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海协会长汪道涵年底来台,台湾预期恐能避免政治议题,当然要严阵以待。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注一)。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关系法』于同年公布实施,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前,台湾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围堵中共的全球战略考量的一部分;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后,美国一方面在追求与中国和解的过程中,必须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将其对台湾以及中国的政策脱钩,也就是说,「台湾牌」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不过,这种「重中轻台」的倾向,并不等于「亲中敌台」。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早已明订于『台湾关系法』。尽管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政府,均就美国是否将在台湾发生战争时派遣军队的议题刻意保持模糊,美国和平解决台、中紧张关系的决心,充分地在一九九五年与九六年的飞弹危机展现出来。
回顾里根和布什的对台政策,由于不愿得罪中国,自然无意提升美、台之间的关系,但大致是平衡的处理处理美国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尽管柯林顿在总统大选时曾经攻击布什向北京屠夫的姑息,但是他上任后为了在短期内与中国发展为「策略性结盟」的合作关系(注二),往往却忽略了台湾的利益。
大体而言,柯林顿的话中国政策比前几任总统更加积极,尤其是「全面性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的大战略。而他对于「一个中国」的粗枝大叶解释,更打破了美、中的三个公报里对台湾议题的刻意模糊(注三)。众所周知,柯林顿之前的几位总统,只愿意「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样文章,柯林顿却直言不讳地使用「承认」( recognize ),不禁令人觉得他对中国的虚应故事又作得过火,似乎是力道拿捏不准。。
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柯林顿在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期间,提出所谓的「三不政策」(注四)。柯林顿政府一再辩解,「三不政策」早已经存在于三个公报里。然而,熟稔美、台关系的观察家都知道,美国迄今最强烈的措辞,顶多是「无意图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而不是像柯林顿般明确表达「不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注五)。
柯林顿在本质上是属于关注内政的总统,外交政策则缺乏全盘的思维架构,而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也多初步同意,柯林顿政府的外交往往是应付危机的作为,政策上因此较无章法。坦诚而言,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于自己的角色仍无法取得内部的共识。不过,如果从其个人特质方面来看,他在外交上缺乏兴趣及经验,行事风格又往往想两边讨好,政策上就更难免显得左右摇摆。
当然,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垂涎中国市场,自然大力推销扩大交往,利益团体的说词当然会想尽办法,以投合柯林顿对经济优先的考量。此外,学界第二代中国通普遍靠中国吃饭,立场上多先入为主地倒向中国,他们不只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动向懵懵无知、甚至于不屑一顾,甚至于视台湾为美、中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当然不希望台湾人独立自主的意愿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这些人本身或门生子弟侧身白宫、国务院、民间智库,他们疏远台湾的偏见,难免会左右柯林顿的外交思维。
相较之下,美国国防部一向对台湾的安危保持高度的关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来牵制苏联,台湾的防卫问题隐然浮现。从一九九六年派遣航空母舰捍卫台湾、到近日来的海上演习,在在证明五角大厦的国家安全长期考量(注六),远胜于国务院的短线外交考量,也就是说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并吞台湾。
同样地,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立场较为一致。由于美国采总统制,国会对于外交政策有相当的制衡力量,因此早期流亡美国的留学生以台美人的身分,得以草根的方式向各选区的参、众议员游说,成绩斐然。譬如在国会的施压下,柯林顿被迫同意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又如众议院在七月二十一日通过法条,主张美国应该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协防台湾。
柯林顿七月二十一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对台、中关系提出前所未有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对话」、「和平解决」,公开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也一扫台湾政、学界普遍存在悲观的错误认知─「美国向中国倾斜」。
「一个中国」是美国一贯的含混立场。尽管美、中三个公报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多年来各方的解释不一;对美国人而言,完全端赖台湾人自己是否要自我定位为中国人(注七)。
「对话」则强烈表现出柯林顿欲当调人的企图心,这是美国的短期目标。只要美国尊重台湾人的民族自决权,大家共同来确保公平的谈判架构及氛围,我们自当展臂欢迎,没有必要再划地自限、搁置主权、甚或反对台独。
「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底线,再度证明『台湾关系法』的位阶高于三大公报或是衍生而来的所谓「三不政策」。七月十八日的美、中热线通话,江泽民重提「不排除武力犯台」的老调;柯林顿除了以「一个中国」老生常谈敷衍外,更重要的是明确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动武(注八)。
总之,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双边关系时,习惯以「一个中国」来支吾不相关的台湾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面临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关系法』则为最高的准则(注九)。至于美国终不得不要同时面对台、中两国时,不愿意被迫二选一,自然要求双边以和为贵 ( 见图 1) 。
当我们检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时,免不了要以「台湾 - 美国 - 中国」的远东区域三角关系来着手;一直到苏联瓦解为止,此三角关系又与「美国 - 苏联 - 中国」的全球性大三角关系息息相关。
全球性大三角关系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美、苏对峙而大致取得平衡 (T1) (注十),一九七零年代因中、苏龃龉而呈不稳定 (T2) ,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因美、中和解而又趋向平衡 (T3) (注十一)。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也因此随之变动,原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冷战而稳定 (t1) ,一九七零年代因美、中酝酿和解而稳定性下降 (t2) ,导致一九八零年代的不稳 (t3)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 (T4) ,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则大致保持不变 (t4) ( 见图 2) 。台湾与美国从原本紧密的军事同盟到松散的伙伴关系,其稳定性却开始稍有波动,基本上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架构改变所致。
就逻辑上而言,三角关系有八种可能的组合 ( 见图 3) ,并且可以归纳成四种模式(注十二) ( 见图 4) 。我们如果由目前的区域三角为原点 (t4 或 S0) ,可以推演出七种可能的演化 ( 见图 5) : S1 到 S3 为一阶演化, S4 到 S6 为二阶演化, S7 为三阶演化。理论上而言,阶数越低,要获致的动力越低。
由 S0 出发,如果台湾与美国间要保持正向关系,同时又要维持稳定的区域三角关系,即有两种可能性产生:一为 S1 , 即中国与台湾间的关系转趋友善,远东达成某种皆大欢喜的和平安排,在可以想象的空间里,三者至少应同为某种集体安全机制的成员,譬如联合国。
再来是 S2 ,即中国与美国间的关系恶化,甚至于倒退至一九六零、七零年代的敌对状态。从近来美、中两国彼此之间逐渐成长的经济关系判断,两国间的关系似乎只有更趋紧密,因此短期内关系倒退似乎是较不可能;然而,也有人预测美、中终将冲突。此时,台、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甚至于结盟。
另一方面,在平衡的区域三角关系下,台湾与美国间的关系是否将变坏?譬如在 S3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全面拥抱中国,放弃与台湾间的关系。如果在此前提下达到区域的平衡,美国势必牺牲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撕毁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的道德承诺。这时,台湾将被美、中孤立。
在二阶演化的情况下,远东的区域三角将呈焦虑状态。第一种可能是 S4 ,及中国同时与彼此不悦的美、台交好。很难想象实际上可能的演化,譬如由中国主导的某种政治安排─华人国协或邦联。这时,台湾要被迫放弃美国『台湾关系法』的安全保障,以交换中国的友善,代价相当高。
对台湾比较有利的是 S5 ,由台湾与互斥的美、中保持等距离,也就是说台湾保持中立,不卷入两国的龃龉。这里的大前提是美、中交恶,而且愿意让台湾维持中立;如果两国誓不两立,就不可能容忍台湾游走两强之间。可见,这并非长期可行的安排。
再来是 S6 ,即台、美、中互不往来。在经济高度相互倚重的时代,这只是过渡的状态,因为三国之间随时有合纵连横的诱因,除非三者极度相互仇视。
最不可能的情况就是三阶演化下的 S7 ,即中国与台湾关系转趋和,例如被迫统一,同时美、中关系转趋敌对,在加上台、美不睦。此种发展并非美国所愿,除非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此外,美国与台湾对立不只有悖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会伤害到美、台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
台湾的偏好大致是 S1 > S2 > S5 > S0 > S4 > S6 > S3 > S7 。
美国的偏好大致是 S1 > S0 > S2 > S5 > S3 > S4 > S6 > S7 (注十三)。
站在台湾的立场,不管是和平 (S1) 、与美国结盟 (S2) 、甚或与美、中保持等距 (S5) ,都预期能比现状 (S0) 取得较高的边际效用。和平与结盟是稳定状态,自然比不稳定的等距策略更胜一筹。此外,和平与结盟会增进与美国的关系,等距的作法相对上势必要降低与美国的亲密度。
美国的最佳选择 (S1) 以及不乐意见到的发展 (S7 、 S6 、 S4) ,与台湾一致。不过,两者的次佳选项的排序稍有出入,即除了和平外,任何偏离现况的发展 ( 譬如 S2 、 S5) ,预期将给美国带来较低的边际效用。此外,美国在不得已时仍可以威胁孤立台湾 (S3) ,这是台湾不愿期待的。
由上面的初步分析,除了现状外,台、美之间能有互利的发展是远东区域的和平。相较于前几任美国总统刻意保持现状,不愿当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仲裁者,柯林顿倾向于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僵局,积极鼓励台、中对话,而国务院与学界的步调似乎仍跟不上,甚至于作不利台湾的错误诠释,我们却不能不察。
柯林顿本身近年来对外交政策表现超乎寻常的关注,譬如北爱尔兰,如果再加上近日对台、中关系的焦虑,不惜逾越美国信誓不当两边调人的立场,很难不被解释为营造个人历史定位所作的努力,也就是说和前美国总统卡特竞争诺贝尔和平奖。坦白说,柯林顿果真能促成中国接受台湾独立,为东亚带来稳定的和平,他与江泽民、李登辉三人共享和平奖,自是当之无愧。
「两国论」就是台湾要先发制人,在新的架构下,要义无反顾与中国进行国与国的政治谈判了。就学理来看,李登辉经过十年的摸索,抓住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解构的契机,采取「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的途径,要以台湾的主体性来挣脱外力强力制约的结构性暴力,甚而要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新秩序作建构的努力。
回顾一九九四年柯林顿的「台湾政策检讨」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大部分还是维持不变,尤其是台湾的安全是不容挑战的。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中,柯林顿派遣尼米兹号( Nimitz )与独立号( Independence )两艘航空母舰前来巡弋,再次证实『台湾关系法』优于『八一七公报』。美国防御台湾的承诺无条件地载于『台湾关系法』,并于一九九七年所公布的美日安保『新指针』中,再一次由「周边有事」的文字获得确认(注十四)。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之间,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特殊关系」几乎是准同盟的型态(注十五)。
虽然『台湾关系法』中并没有诸如「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然而,中国若因为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而入侵台湾,美国是否会因此派遣军队保护台湾?美国一直避免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因为台湾人的意愿迄今不明。平心而论,美国虽然没有主动帮助台湾独立的强烈意愿,却也不愿意让中国吞掉台湾,除非台湾人自己选择要羊入虎口。
长期来看,美国人到底是因为反中国、痛恨共产党、与﹝老﹞国民党的交情而支持台湾?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因为美国民间对台湾人摆脱中国的奋斗,而惺惺相惜呢?或许皆有。因此,如何整合这些力量、使之不相互抵消,自是国人的当务之急。
不管如何,台湾的终极安全还是要靠主权来保障,台湾人自己必须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行使主权的意愿,毕竟天助自助依然是当前国际政治运作的不贰法则。
注一:自来美国对台政策演变的重要指针,就是对台湾法律地位的思考。在一九五○年代以前,美国坚持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韩战爆发后,美国为了合理化保护台湾的行为,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的法律地位需寻求国际解决。此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二年方转变。
注二:即 strategic partner ,台湾却喜欢译为「战略性伙伴」,未免让人望文生义。
注三:一九七二年美国于『上海公报』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一九七八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的,在一九八二年美中联合公报中重申,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注四: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以及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其它以国家为会员的国际性组织。
注五:当然,也有美国人私下表示,「不支持」并不等于「反对」,只不过是用来应付中国,反而台湾可以放手去做。
注六:当然,也有以「军事工业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来解释者。
注七:但因为「一个中国」未必否定不承认台湾共和国的可能,这种刻意性的模糊,让台湾独立运动者有充足的空间来推动建立台湾共和国。
注八:而稍早 ( 十五日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警告中国「不容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
注九:至于台湾是否要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美国不会支持。但仍然有一句话,是美国不方便公开说出来:「我们并不反对」。
注十:或是准两极关系(美国 vs. 苏联与中国)。
注十一:或是一种未成熟的两极关系(美国与中国 vs. 苏联)。
注十二:见 Lowell Dittmer (1981) 对「战略三角」的讨论。
注十三:中国的偏好大致是 S7 > S1 > S4 > S3 > S0 > S5 > S6 > S2 。
注十四:若非中国在一九九五、九六年以飞弹演习恫吓台湾,让美国李伯大梦惊醒,怎么会有「新指针」?近日来美国再度出动包含航空母舰的海上战斗群,可以说首度对「周边有事」的立即反应。
注十五: TMD 则为不折不扣的军事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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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作家的言语,它用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那么文学作品,其实也就是作家一个或若干个具体言语行为组成的一个综合体。文学言语行为除了通过言内行为,传达语言表层结构的命题意义,还通过言外行为表达作品言语的深层信息,即作家言语行为的意图和创作的主题,从而可能产生相应的言后行为,即{导到读者的认同或共鸣。如果能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精髓。
作为文学写作常用手法之一的反讽就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它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它通过故意违反诚意原则而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是句子命题内容的反说或否定。19世纪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EdgarAJlanPoe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就是借助于将反讽的艺术手法成功地运用在人物对话中,情节的处理上,乃至整部作品的构思之中,从而大大渲染了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与复仇主题。本文将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对《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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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相对地都会关注语言内容推理过程中的机制牵引功效,但是始终保留不同侧重点介入规则,其中前者主要将一系列和语言推理流程相关的内容视为概念激活支撑单元,比较注重在激活概念架构期间认知机制单元的控制实效。而关联理论会全面解析语用、认知原则背景下情境理解的功效,整体上忽视概念、激活媒介交接细节。系统地讲,尽管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关注点各有偏重,但是始终存在共同点,关联特征为后期语言理解过程和认知深度彰显提供较为坚实的支撑跳板。
笔者主要联合关联理论内部推导规则进行特定语句明确意义和隐藏内涵加以合理区分,其间也会兼顾语言学针对隐喻、转喻之间转交的特殊调试手段。
1.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对于隐喻、转喻处理上保留合理的互补特性,而在关联理论架构内部,两者通常被视为一类夸张修辞方式,尽管此类叙述方式保留一定程度的独特效应,但是有关不足问题表现为:关联理论对于隐喻、转喻心理机制控制功用有所忽视;再就是在内涵揭示和人文情感深度探测期间保留强弱对待原则。总体上来看,对于人类具体思维习惯和修辞现象差异结果产生全面忽视。
2.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在语言格式推理方面保留合理互补特性,实际上关联理论在处理明确、隐藏含义概念区分工作上可以选择将两类要素功用联合,特别是在试验人员语言逻辑形式探析蓝图比较完善前提条件下,可以进一步明确通过指称锁定,借由歧义拆解和内涵丰富获得更为精准的答案。而指称锁定手段主要是建立在初始假设图式综合发展基础上,进行隐喻、转喻异质化概念作用加以拓展而形成的假设图示。其中隐喻、转喻修辞模式在明确义获取上发挥高质量引导功效。
1.结合固定特性分析基础扩展,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之中,隐喻手法会在不同认知结构中加以延展映射,为了进一步确保相关解释条件的完整性,研究人员开始选用推土机行为和做事模式进行罗伯特行为做事规则解析。其实就是经过个体内在心理作用控制下,提供丰富形式的和语境相互适应的不明晰的意义。分析人员会从中挖掘一系列可能认知领域之间映射关系,不是简单的关联原则所能完全覆盖的,而其所能做的便是将我们核心注意力适当引导到建立此类联系的必要性机理结构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员必须清晰认证映射关系下怎样建立和挖掘和预期交际效果相对应的语境关联操作认知模式,有关此类细节长期被关联理论所忽视。
2.透过关联理论审视,一旦说两类命题形式之间保留一定程度的相似特性,分析人员就可从中选取一类命题形式进行另一类具有命题形式的表征描述,话语的解释用法和描写性用法保留较大区别形式,毕竟话语描写用法实际映射出的是真实状态下的命题形式。而转喻则是解释性用法架构的一类舒展途径,经过全新名字引出后,可以针对实际所指物质加以多元化表达,其中充分夹杂现存词语指称的系统设定经验。例如:She is the apple of his eyes.其中“the apple”并没有真正的指向某个具体存在的指称物,而是在解释其含义。换句话说,就是某种特定的语境下指称某种特定的人或物。其中指称词语表现出来的阐释性功能就是说话者概念表征中的“暗示”。我们可以看到,在隐喻的认知机制下,隐喻词语的基本交际功能事先已经被决定了,而在不同语境中也可有其明确意义。通过明确义,在特定语境中又产生了隐含意义。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的一致性程度是由关联原则规约的。实质上我们可以清晰界定,涉及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始终将关注点投射在中心议题语用推理流程细节之上,结合认知语言学角度解析,有关人类核心认知模式的隐喻、转喻模式,在话语内涵解释种始终发挥着重要牵引功效。总而言之,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语言推理活动中保留的互补特性,为后期话语系统化理解研究范围拓展提供合理动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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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型对话是指“说话者从事解决问题与知识建构等方式的对话活动”。l1](Ⅲ该类对话活动可使学习者通过可理解性输出注意到自己现有中介语系统与输入语料之间的差别,促进其语法结构更深层次的加工,从而有利于二语学习者语言系统发展。
然而,在合作型对话中,学习者语言水平差异、社会经济状况、性别、动机、文化背景等等都会对二语学习效果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从学习者语言水平出发,通过定量数据分析在合作型对话中学习者语言水平与二语学习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在合作型对话中,不同组合的学习者语言水平与之产出的相关语言片段、二语学习之问的关系。Swain Lapkin[6](P99118)将相关语言片段定义为“合作型对话中学习者讨论自身语言输出、思考语言使用情况的任何对话片段。”相关语言片段是合作型对话活动中检测二语学习的重要标志(Watanabe&Swain)。¨(n。“所以,本研究对各组受试产出的相关语言片段进行了全面统计,24组受试共产出172个相关语言片段,高一高组为91个,高一低组为7O个,低~低组为11个。也就是说,组合学习者语言水平越高,产出的相关语言片段也就越多,该结果与先前Leeser、WatanabeSwain的研究结果一致。[3](P55-81)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语言水平的受试产出的相关语言片段种类各不相同,其中高一高组、高一低组集中于语法类(比率分别为59.3与54.3),低一低组集中于词汇类(64.3)o[4](P121-142)原因是因为本研究采用的合作型对话活动是写作活动,低一低组受试由于语言水平相对较低,掌握的词汇量不多,因此总是通过协商去回忆、寻找或探讨出更恰当的词汇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然而高一高组、高一低组却不径相同,受试掌握的词汇量较为丰富,因此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对语法问题的讨论。再者,就相关语言片段成功解决的类型而言,受试组合的语言水平越高,成功解决的相关语言片段问题也就越多,笔者进一步仔细研究转换文本后发现在8组高一低组中,32个(60)的相关语言片段是高语言水平学习者提出的。然而低一低组未解决的相关语言片段占63.6,其中一部分是对话讨论后受试发现却不能正确解决的,另一部分属于未能发现解决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合作型对话活动中,低语言水平学习者若与高于自己语言水平的学习者搭档,产出的相关语言片段也就越多。换言之,在合作型对话活动中,由于低语言水平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尚未完善,因此他们受益于高于自己语言水平的学习者。这一结论为Leeser、Watanabe Swain的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o[4](P121-142)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合作型对话活动中学习者语言水平与他们二语学习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各组受试前、后测成绩来看,各组均有了显著进步。由于高一高组受试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最强,因此他们进步最明显,且当低语言水平学习者与高语言水平搭档时的进步程度也高于他们搭档同等水平的学习者。16名低语言水平学习者参与了本次实验的回忆式访谈,14名(87)的低语言水平学习者愿意与比自己语言水平高的人搭档,也承认从中受益。不仅如此,48名参与本实验的受试,45名(94)认为愿意参加类似的合作型对话活动,且16名(100)高语言水平学习者也表示自己非常愿意与搭档合作,无论搭档语言水平如何。另外,本研究采用的合作型对话方式也是解释该现象的原因之一。与“信息沟”等活动不同,高、低水平需要彼此交换信息来完成任务,且在任务中各自合作承担不同的角色,因此在活动中有更多的意义协商与信息交换,而合作写作却与之不同,两种语言水平学习者没有即定的角色任务之分,高水平语言学习者无法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低语言水平学习者也较难解决。因此,该结果再次为低语言水平学习者受益之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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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的联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二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调整规范,有着各自的调整领域。对它们的调整范围界限不清的话,会导致社会评价标准不一,终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产生方式上,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认识;
第二,在调整对象上,道德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整外部行为,而法律则直接指向人的外部行为;
第三,在调整范围上,道德调整的范围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相比较来说,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很有限了,法律调整的主要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产生实在影响的行为和关系;
第四,在表现形式上,道德存在于观念中,缺乏明确的标准,而法律是确定且逻辑严密的规范的集合;
第五,在调整手段上,道德主要依靠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来发挥作用,而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二者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违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违背道德的行为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究其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法律效力,统治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体现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从而维护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反之,若把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变成法律,那么道德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这与制定法律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一方面,法律对道德变化的适应具有滞后性。道德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而法律通常产生于道德之后,加之法律的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不能及时快速地作出相应地调整。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时往往具有前瞻性,可能超越当时的主流社会道德。当道德与法律的步调出现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产生了。
再次,由于道德本身的范围是模糊的,当法律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概念阐述不清时,法律的强制力就容易与道德规则的约束力相冲撞,由此引发冲突。
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的选择
当道德的指向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分离时,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底该如何选择,在社会上曾引发了无数争论。笔者认为,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不容置疑,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应当服从法律;而在法律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无法涵盖的领域,则是道德的用武之地。这是由道德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等限制因素所决定的,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扩大道德的适用范围必然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
结语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亘古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立足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问题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在现实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将尽量多的合理化的道德纳入法律的调节体系,立法时应尽量追求与道德的统一。
浅谈道德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通过善恶规范、准则、义务、良心等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准则。它是关于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等观念、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评价、风俗习惯和内心良知来保证实施并发挥效用。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中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法律,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用以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总和。较之道德,法律具有强制力,它的实施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去遵守,如果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条件,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法律的运行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延续以法律为支撑。道德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指导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又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具体表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中孕育的治国安邦之道,这也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尊崇的座右铭。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素来稳定的伦理道德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的时代道德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评判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道德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苛求转向宽容和谅解,由感性转向了理性,伴随着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不仅使社会个体层面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集体层面规范的作用。这极大的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乱世重典,治世隆礼”,在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整个社会的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体,当我们在满怀喜悦地展示改革以来道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时,又不能不理性的正视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被人们奉为民族血脉的道德文化,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始失重,人们似乎迫不及待的摆脱道德的种种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种非理性价值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理性价值,致使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评价标准和威慑力;当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的义利观中得到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人们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似乎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又席卷而来,有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无视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的谋取自身的利益。
权钱交易、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屡见不鲜,金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党的一些干部被腐蚀,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法商人见利忘义,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部分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岌岌可危,“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尊师重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步的弱化,例如当前社会老人过马路不敢搀扶、公交车上没人愿意给年迈的老人让座,一部分教师缺少师德向学生索要钱物,这些现象都显现了当前道德的缺失和冷漠。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道德的缺失和沦丧,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伤痛,这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德治和法治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过多的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拜金和冷漠;在社会领域,权力监督力度不够、社会和市场缺乏监督,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缺少民主法治、人民的诉求不能得到响应,权益得不到维护,这也直接造成当前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利益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消极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而主流文化却处在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史上尚属首次。道德和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条红线,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发挥作用。道德和法律都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公民法律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甚至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浑然不知,更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通常采用聚众闹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愿;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却不够完善,缺乏体系,这直接造成了法治实施的不彻底,因而导致法律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是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撑,法律将道德中的价值运用到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维护道德风尚也能培养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的关系,法律实施的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道德发挥作用,道德的缺失会影响法治的建设,因此要想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要加快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
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第
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新风尚。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的考虑道德的因素,贴近人民实际生活,把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的实施,最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必须强化法律实施、完善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形成全社会守法、维法的氛围,最后形成全社会讲道德、受法律的文明风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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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道德与法律的融合
道德和法律都可以调整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侧重通过舆论、信念、习惯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人们行为的合法性。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还需要道德的约束力。
一、中国道德和法律融合的必要性
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客观性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路径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二)要实现道德与法律作用的互补。道德和法律虽属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它们在作用上却可以相互补充。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1.建立道德促进法律的机制。第一,要用道德来指引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活动,从参与主体、制定过程到制定内容都要用合乎理性的道德观念作指导。第二,要保证执法者的道德践行能力。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能力。执法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2.寻求法律促进道德的路径。第一,建立刚性约束机制。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演进,通过法律强化公民行为的道德水准;第二,引进法律对道德的监督、评价和保障机制。法律可以惩恶扬善,引入此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谴责不道德行为,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教育犯罪分子、道德不端分子时时事事守法。
试谈中职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的教学对策
当前,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多种多样,很多教师都尝试着用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创新性教育,为国家培养遵纪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但是,在一些中职学校,依然存在着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教学质量不高等现象,导致学生职业道德缺失,法律观念淡薄。那么,如何提高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的时效性,对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中职生职业道德水平
中职德育课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把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利用每周星期一国旗下的讲话活动,让学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动员学生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建立“以生为本”的德育观
创造各种条件和平台,使学生有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互动中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让学生懂得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如针对中职生普遍存在感恩意识浅薄、日常行为失范、法律观念淡薄等问题,可以通过文艺晚会、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板报评比、橱窗专题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感恩”、“爱国主义”、“法律知识讲座”或“法律知识问答”等主题活动,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3 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3.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连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桥梁。采用案例教学,既能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传授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发挥实践教学的形象性,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是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运用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时性很强的学科,应紧跟当今法律形式的发展现状,结合当今立法发展的最新进程,将最新的法律精神和立法成果传达给学生,使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有道德有纪律的高素质毕业生。任课教师可以关注我国立法的新进展,“两会”有关法治建设的新提法,收集新案例,把它融入课堂教学中。如2015年震惊全广西的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原书记余远辉涉嫌受贿和钦州市原副市长陆钦华贪腐为焦点,讨论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另外,学校多参与一些社会开展的大型的法律宣传活动,拓展知识面。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举行法律知识问答竞赛;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参与对犯人进行的社会公开审判,对犯人罪行的判定对学生也起了警示作用,促使学生学法、懂法和守法,激发他们的正义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
3.2 角色扮演课堂的情景活动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职业道德教育课的时效性,在课堂中教师应该合理的进行训练任务情景教学,根据每一个专业的特点,将实际的生活情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境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从这个角色出发,去完成各项虚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知识,掌握规律。角色扮演是实训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组织幼儿园教学活动,自己扮演教师,小组其他成员扮演幼儿,进行幼儿模拟教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今后的顺利入职和职后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汽车专业开展的为本校老师服务的“美容洗车”活动,让学生亲自参加了实践活动,获得成就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最后,我们应该将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教育为法律教育服务的,而法律教育又可以促进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我们应该用正确职业道德观念来帮助学生树立严谨的法律意识,用严谨的法律意识来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深化。
总之,我们要从中职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设计符合他们的教学内容,探讨更多的教学方法,为国家培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守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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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客户变得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握客户的需求趋势,加强与客户的联系,有效管理和发掘客户资源,谁就能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客户关系管理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与日益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手段,企业不得不尝试在产品研发生产领域之外寻找能够建立自身竞争优势的方法与路径。在此过程中,于企业营销管理过程中展开对客户关系的管理开始逐渐被广大企业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企业构建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但是仍有诸多企业在企业营销过程中未能意识到对客户关系展开管理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存在有一些企业,虽然意识到了在企业营销管理过程中需要对客户关系进行管理,但却缺乏实施手段与方式,甚至于实施了错误的方法与策略。
一、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界定与内涵
客户关系管理的实质并非是企业对自身客户进行管理,而是企业对于客户所需服务信息的管理。在概念定义上来讲,我们可以将客户关系管理定义为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通过建立与客户单向或双向的信息交流分享机制,进而了解客户对于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从而在自身产品研发、生产、推广的过程中做出一系列改变,以便满足顾客需求。在现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客户关系管理已经成为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予以构建的商业战略。运用先进的科学信息技术手段,统筹整合企业的市场营销行为,构建以客户为核心的产品研发、生产、营销体系,已经成为了企业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对于现代企业发展而言,客户关系管理对于企业而言已经不再是一道选答题,而是一道关乎企业发展成败的必答题。通过对客户关系管理概念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企业进行客户管理的过程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客户信息交流机制的构建。自由市场状态下,顾客即为上帝。因此,上帝需要什么、上帝不满意什么、上帝的想法是什么,诸如以上关于客户思想与需求的揣摩,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无疑应率先予以解答。企业建立客户信息交流机制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其次,对于客户关系管理而言,企业还需对客户市场反馈的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理。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分辨,企业需明确哪些是有价值信息,哪些是垃圾信息,哪些又是竞争对手散步的恶意干扰信息。再次,企业需要进一步对市场反馈的有用信息进行研究,提炼出有助于改善企业营销管理的关键性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最后,企业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在参与到一段时间的市场竞争之后,还需对自身战略进行一定的分析与评估,研判其与预想效果的差距,从而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关经验。
二、企业营销管理过程中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意义
通过前文对客户管理概念与范畴的界定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企业进行客户管理的过程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始终,同时也是企业市场营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对客户关系进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综合来讲,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企业获得自身核心竞争优势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与环境下,企业开展对自身客户关系的管理已经成为了获得自身核心市场竞争优势与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与市场营销管理模式中,我国企业往往是按照国家相关的经济发展规划或预判一定程度的市场需求来进行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这种模式下,企业的生产模式转变往往相对缓慢,对于市场信息与客户信息的重视程度也十分不足。企业如果想建立在市场条件下的核心竞争优势,往往需要依靠于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但是随着信息爆炸与科技多元化发展时代的到来,企业越来越难以实现自身产品在技术与质量领域的绝对领先。面对克隆技术与山寨模式的双重打击,即便某一企业能够维持自身在产品生产研发领域的科技领先,往往也无法取得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通过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对客户关系的管理,企业无疑能够实现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通过对客户关系进行管理,企业可以实现对市场信息与市场需求的进一步的把握,明确市场需求的方向与内容。对于市场竞争形势的准确把握,相当于为企业指明了前进与发展的方向,必将更加有助于企业获得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
2.有助于企业生产经营策略的科学转变
在企业进行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中,传统发展模式下的企业往往是根据自身产品调整营销策略。而在现代市场竞争环境下,市场已经成为了企业能否得到发展的最关键性因素。脱离市场进行的市场营销管理是毫无意义的,在客户关系管理的范畴之外统筹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是不科学的。企业在对客户关系的管理过程中,其行为往往包含多方面因素,既有对市场信息的收集,也有对客户反馈信息的收集。既有对信息的筛选整理,也有对信息的汇总分析。通过客户关系管理,企业可以更加明确的掌握自身产品的推广销售信息,进而及时对生产经营战略做出调整。通过良好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决策过程当中,必然能够获得极大助力。
三、我国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客户关系管理的现状
1.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混乱的成因分析
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企业目前的市场营销管理存在整体滞后的现象,客户关系管理的水平相对低下,覆盖率水平较低。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在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也缺乏一定的实施步骤与发展规划。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受我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市场化意识并不很强,也未能建立起先进的发展理念。建国以来,受制于我国遭受到的长期战争伤害,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我国在政府的主导下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内,我国企业几乎不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单纯的在国家经济规划的指导之下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因此可以说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当中,其市场化意识并不强。与西方国家自创立就于自由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企业相比较,我国企业的市场化意识层次还十分低下。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相比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而言,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十分匮乏,企业管理也十分不科学。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过于滞后造成的。我国企业的现代企业发展进程大多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距今不过三十余年。对于摸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构建完善合理的客户关系体制而言,时间无疑过为短暂。通过上文对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滞后性的研究论述,我们得以初步总结出我国企业客户关系管理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但是综合而言,当前我国企业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2.客户信息分享管理机制缺失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的现代经营理念也在逐渐建立。我国一些企业率先认识到了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对客户信息进行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率先开始尝试进行客户关系管理。在对客户关系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诸多企业建立了对客户信息的收集机制。例如客户信息意见反馈系统、客户投诉系统。与此同时,在营销过程当中,一些企业也开始有意识的对客户信息予以记录,建立客户信息档案,定时采取问卷调查、上门走访的方式对客户信息进行收集。应该说,当前我国企业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形式多样的客户信息收集体系。但是对于所收集信息的处理与应用而言,我国企业还存在有相当大的问题。一般情况而言,在客户信息收集之后企业往往没有对花费大量资源收集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处理与应用。信息收集的过程往往是企业员工与营销部门向上级领导展示自身工作的过程,更多的情况下,信息收集的过程只是一种走过场式的行为。在信息收集之后,企业中即没有专门人员对信息进行处理,也没有专门人员对信息进行分析。最终,企业因客户信息的处理机制缺失,造成了自身在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的巨大失误。
四、建议与策略
1.建立客户信息专属数据库
对于企业在对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而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企业客户信息数据库的缺失。因此,在企业进行市场营销管理的过程中,必须率先建立客户信息专属数据库。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客户信息收集系统,已经可以较为轻易的对客户信息进行收集。面对收集过程中的信息处理与信息丢失问题,企业应率先构建自身的客户信息专属数据库。通过构建自身的客户信息专属数据库,企业可以对客户信息收集的结果进行汇总与整理。需要对客户信息进行使用时也可以迅速予以调用。更为重要的是,客户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客户个人专属档案的建立过程。通过对客户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企业可以较为轻易的对客户的个人信息予以掌握,对客户在企业提供服务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疑惑、不满予以备案了解。通过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工作,企业也可以在决策过程中依托较为科学合理的统计数据进行决策。有鉴于此,在对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构建客户信息数据库应为一切客户关系管理工作的第一步。
2.构建客户关系管理机构
企业必须构建自身专业的客户关系管理机构。当前一些企业在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一系列混乱现象,主要是由于客户关系管理缺乏专人负责,缺乏专业机构负责所导致。对于市场营销部门而言,客户关系管理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而并非是全部内容。即便市场营销部门认真负起了自身职责,其工作所涵盖的管理范围也仅仅只是信息收集、反馈过程,而非是信息的分析整理过程。即便是信息经过了整理,但是其可靠性与稳定性基础之上,信息的保障、分享、保密等问题也仍需进一步予以解决。因此唯有构建客户信息管理机构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客户关系管理问题。通过客户信息管理机构,企业可以明确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职权划分,实现通过专人专科负责的方式对客户信息进行汇总整理。与此同时,专业的客户关系管理机构也可以从事一定的客户信息处理分析工作。例如在营销部门对客户信息采取问卷调查形式的研究之后,客户关系管理机构就可以对客户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对客户意见进行统计分析。一方面,客户关系管理机构可以将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然后将信息分发至各个单独企业部门,如将客户对产品的改进意见发放给企业产品研发部门,将对产品质量的投诉送达至企业质检部,将对企业客服人员的投诉送达至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针对客户所反应的信息及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形成分析报告与意见,进而递送于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决策层,帮助其进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战略决策,最终促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
五、结语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已具备了一定市场营销管理意识,并将客户关系管理做为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但是基于各种原因,一些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对客户关系的管理还存在有一些问题。面对诸多问题,我国企业唯有克服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惰性与惯性,构建全新的客户关系管理机制与体系,方能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对于我国企业而言,转变自身意识,重视对客户关系的管理与研究已经成为了其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唯有将客户需求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不断满足市场发展需求,构建以市场需要为标准的产品研发生产模式,企业才能真正的实现对客户关系的妥善管理。
摘要:优质的客户服务使财产保险公司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财险公司吸引客户的不仅是企业的产品,同时也是因为财险公司能为客户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优质服务、而非一般竞争性的服务。
关键词:客户关系管理;财产保险公司服务;应用
客户关系管理,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考察,它源于“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营销理论,是一种自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管理机制。从解决方案的角度考察,它是将市场营销的科学管理理念通过信息技术集成在软件上,在网络时代的客户关系管理应该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一种数字的、实时的、互动的交流管理系统。基于此,财产保险公司现阶段怎样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核心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管理体系,实施品牌制胜战略。要想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就要整合内外部资源,使经营模式向以客户服务为中心转移,体现出服务和经营的差异化,客户的满意度逐步提高,才能达到提高财产保险公司核心竞争力问题。
1财产保险客户服务的特别内容
1.1制定方案
防灾防损要以切实可行的防灾防损方案、周密详实的实施计划和具备技术特长的专业人员为保障,并根据时间的推移和现实情况的变化,定期或不定期地调整防灾防损对策。
1.2重点落实
(1)定期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客户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2)对重要客户和大中型保险标的,要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专业化的风险评估活动。
1.3特殊服务
财产保险公司可以主动或应客户要求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例如,收集中长期气象、灾害预报及实时的天气预报信息,协助客户做好灾害防御工作。
2财险提高客户服务的方法
2.1建立完善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财险公司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对现有的客户进行分析,详尽地了解客户的基本情况、经营情况、家庭组成、赔付和投保情况等,清楚地知道每位客户的要求,以便更好的为之服务。根据多方面财险业务的需要,有必要对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建设多方面入手。首先,找一个突破点,自动区别劣质客户名单和优质客户名单,达到细分客户及服务的目的,实现服务和经营的不同化。其次,建立“黑名单”制度,绝不允许“黑名单”客户在系统内游动。对“多次索赔客户”和“高赔付客户”要建立预警系统。再次,对数据分析,同时借助客户管理系统,对已有客户进行分析,并开发新产品,提高财险公司的智能水平。
2.2对已有的车险客户进行分类
从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出发对客户进行分类。第一种是高满意度、低忠诚度的客户,这类客户主要是投保后多次出险,索赔后大多活动赔偿的客户。这类客户满意自己的投保公司,但是在索赔后只是获得部分赔偿,可能会尝试转投其他公司,这类客户对于我公司来说属于无差异客户,和其他保险公司来说没有太大的损失。第二类是高满意度、高忠诚度的客户,主要是驾驶技术好,多次投保,出险风险小,因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客户关怀政策来争取和留住客户。第三类客户是低满意度、低诚度的客户,我公司应该对此类客户从实际出发,进行适当的取舍。第四类是低满意、高忠诚度的客户,这类客户主要是索赔记录良好,续保次数较多的客户。此类客户是质量高、效益好的重要来源。
2.3对质量高、效益好的客户进行奖励,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从我公司的实际出发,建立客户档案,对于那些在保险期间内无赔款、无损失的客户进行奖励。例如召集他们到我公司参观,体验我们的企业文化,或者进行一些优惠活动,建立会员制等等。用以进一步提升客户的忠诚度和企业的品牌影响力。
2.4建立严格、规范、高效的客户投诉管理系统
要建立一套严格、规范、高效的客户投诉管理系统,必须做到:第一,明晰客户投诉的主管部门及其职责、权限。目前,有的保险公司虽然设有客户服务中心,也有客户投诉管理制度,但严格、规范、高效的客户投诉管理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大量对服务态度和业务问题的投诉,在服务专线或基层公司就自我消化、自行处理了,并没有规范的管理渠道,导致投诉处理质量不高、信息流失严重以及管理漏洞不能及时发现等问题。为了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真正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应该建立一套贯穿总公司、省分公司、市分公司三级公司,由客户服务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处理的责、权、利明确的客户投诉管理制度。第二,规范投诉渠道。所有营业单位都必须在营业场所醒目的位置公告投诉电话,告知客户投诉渠道和投诉方式。第三,严格投诉的接受、核实、登记、转交、协调、处理、反馈等受理程序及有关规定,严格《客户投诉登记表》、《客户投诉情况核实表》、《客户投诉转接表》、《客户投诉处理表》的操作规范和时限要求。第四,健全投诉档案管理和分析工作。投诉事件处理完毕后,需要将投诉事件处理的全部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和归档,包括表格、记录等。同时要将客户投诉事件的相关资料录入到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中,以便每月填写《客户投诉分析表》,对客户投诉进行研究、分析,并将《客户投诉分析表》和分析报告呈报公司经营决策层和有关部门。客户服务中心要针对客户的投诉,与有关部门和所属分支公司共同研究制定纠改措施,确保纠改措施有效地执行,以利于客户服务工作的改进和服务质量持续地提高。
3结论
在客户管理工作中,客户服务工作是常与客户来往,直接为客户服务的工作,它起到公司和客户之间缓解矛盾、增进感情、加深了解进而提高服务的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在服务上的功夫做好了,才有可能保证企业的良性运转。客户服务工作的好坏代表着一个企业的文化修养、整体形象和综合素质,于企业利益直接挂钩;能否赢得价值客户,不仅是企业的产品质量,产品标准,产品价格等方面的问题,客户服务也是一个关键环节。做好客户服务工作需要探索和完善的东西还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积累、不断总结和不断提高,从细致的动作到规范的服务语言和整体表现,因为服务永远都没有止境的!综上所述,我公司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就应该更好地做好客户服务工作,正确处理好客户和我公司的关系,把客户放在首要的位置,解决他们的诉求,进行有效的客户管理,就会赢得更多客户的认可,提高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金明,何一.基于客户关系管理提升财产保险公司竞争力[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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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担任着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在体现人文精神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言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的优良传统
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1重视实证和归纳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1.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1.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2文字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对策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2.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2.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
2.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
2.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一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二
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学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三
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
四
中文系本科教学的变革要求主要来自于科技发展带来信息传播手段的变革。中文系本科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一百年前,语言文字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笔墨纸张与口说,今天除了口说之外,更多依靠的是多媒体,同时,多学科融合让写作和文字处理越来越远离笔墨书写,因而中文系本科教学必须进行课程调整和改革。在阅读形式上,已经从纸质载体文献一统天下局面变为多种物质载体文献并存的态势。从发展趋势看,纸质文献载体必然逐渐退出,数字多媒体载体必将成为主流。文献阅读的变化必然带来书写的变化。目前书写工具已经完成从笔墨到电脑键盘的转变;现在仅仅会敲键盘已经难以适应当代书写要求:必须会使用多种软件,会制作博客、开通“微博”,挑选“模块”,插入各种“效果”:声音的、图像的……一句话,你的作品必须首先吸引住眼球,然后才会被点击。点击率高低成为作品影响力的唯一标识;不然,即使你的作品文字内容优秀,写作技巧高超,均会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汪洋中而默默无闻。国内大部分中文系的培养体系依然停留在铅与火的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核心课程的设置都是以纸质文献载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正在消失。这是我国所有中文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中文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需要能说能写、具有相当涵养的“文化人”;因此能说能写是中文系毕业生作为工具人性的首要标志。中文的写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应用文写作;一类是文学写作。前者属于工具职能;后者属于自由天性。前者需要努力,后者需要天分。当然天分不可以制造,但可以开发。前者培养文秘人员,后者培养作家。那么,我们有理由将中文系人才培养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实用写作人员;一类是培养自由写作人才。全国中文系毕业生不可能都当作家,因此前者是中文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后者才是“精英教育”。实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之路,北大中文系中文信息处理专业已经走在前列,各类非综合性大学也做了探索。由于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非综合性大学的各自优势又是明显的,只要把握好学科融合的力度,培养出具有在局部领域“通才”的文秘人员是可能的。根据这方面社会需求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应当着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要加强引入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力度,第二是培养类似于兼通文学与管理学、文学与经济学等方面的师资队伍,我们有必要改革管理思路,根据各大学的专业优势,将优势专业的相关课程融入汉语言文学教学体系。第三,要跟踪当代多媒体制作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相关课程,让学生掌握现代办公系统操作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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