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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与我国经济环境一同在飞速发展。当前社会如何能够将工商管理的效率发挥到最大化是工商管理部门必须要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工商管理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选择进城贩卖民族特色商品的原因分析
(一)国家政策对失地农民的影响
退耕还林(包括还草、还湖),是党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大政策,是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这项策略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生态环境的改进,还涉及到人口的产业间、地区间流动,城市化的进程等等多个方面。这些少数民族流动商贩,以前大多是当地的农牧民,原本在家乡的务农放牧生活就不是很好,近几年家乡的耕地被退耕,更造成了当地农民无地可种。而国家的退耕补贴有限,不能够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再加上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较为落后的,因此进城贩卖民族特色商品就成为了他们的必然抉择。
(二)深受教育水平低下的限制
少数民族流动商贩一般受教育的水平都不高,大多数都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凭。受教育水平的低下,文化语言隔膜的影响及特殊的民族观念的影响,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里从事较高收入职业,甚至无法从事一般服务性行业,而只能选择成本风险都较低的贩卖方式来谋生。而且由于他们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意识有很淡薄,有时就难免会出现团伙暴力抗法等过激行为了。在城管的执法过程中少数民族商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这地方又不是你们的,你们没有权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商贩法制观念意识的淡薄。
(三)市场对民族产品强烈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逐渐兴起,以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宣传出版物的传播,其少数民族商品往往都浸染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加之,现在人追求个性,对异文化的充满了新奇,这也是造成民族特色商品有着较大的消费市场的原因之一。而且这个工作劳动强度低,成本也较低,又没有太大的经营风险。因此,进城贩卖民族特色商品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二、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提供良好的再就业渠道及完善社会保障措施。
针对上述情况,建议政府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真落实退耕还林的各项工作部署的同时,也针对当地实际的社会文化情况,为失地农民提供良好的再就业渠道,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措施,把失地农民所承担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二)为外地少数民族商贩建立固定市场
为外地少数民族商贩建立固定市场,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市容问题,也利于集中展示我国丰富多彩的多元民族文化。考虑到还有少数民族商贩无力支付固定市场的摊位租金,所以除固定市场之外,还可以考虑划定一部分满足条件的街区为特许地带或规定某些特定时间段为特许时间来给小本生意的少数民族流动商贩提供一个经营机会。这样不但节省了政府管理的人力物力,照顾到城市市容整洁和交通畅通,也有利于化解民族纠纷,促进民族团结和谐。
(三)加强地方民族干部和城管干部间交流沟通
不断增进地方民族干部和城管干部的交流沟通,并相互协调处理城管工作中一些涉及少数民族人员的社会治安纠纷案件,这样不仅有利于化解民族纠纷,促进民族和谐,也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大城市和民族地区的友好交往及经济协作,从而支援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力度
在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应着重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制观念意识。教育问题是本源问题,只有真正解决了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散杂居少数民族城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才能真正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
一工商管理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
1.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目前中国高校对大学生的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授课为主,学生通过此方式掌握了大量最新的专业知识。但此方法也导致了理论与实践出现脱节。大学生存在“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现状,特别是工商管理这个实践性强的专业,大学生应该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工商管理创新班的开设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目前急需的实践能力。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工商管理创新班的培养方式是学生在校学习两年,到三年级时进行“大实习”,即在企业实习一年,四年级时再回校继续上课。这样的方式能使学生把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然后从实践中回到理论上,使理论和实践接轨,学生对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
2.培养具有就业竞争力的人才
国内的许多高校都有开设工商管理这一专业,但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近年来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提高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迫在眉睫。高等院校开设工商管理创新班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广东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创新班安排学生三年级的“大实习”课程便增加了学生各方面的工作经验积累。如今企业要培养一个完全无工作经验的毕业生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这导致企业对于这类毕业生望而却步,而工商管理的创新人才则解决了这一难题,由于有一年的工作经验,学生毕业后能很快适应工作,减少了企业的成本,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
二工商管理专业现有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方法和手段与社会脱节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也更加迫切,然而目前的培养模式却造成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主动学习能力不足,缺乏提出独到见解、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的能力,以及敢于承担风险的胆识。
2.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
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和应用导向,虽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始终强调理论与实践并用,但受多种因素制约,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模式还未真正转变;专业课教材内容陈旧,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教学内容、课程设计与实际工作脱节的情况十分严重;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不强,也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多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并以教材内容的掌握程度作为评定学生学习成绩好坏的标准,忽视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合作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构建工商管理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地方综合性大学培养的工商管理类人才必须具备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特征,因此,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与手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等,都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本文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究。广东工业大学首次开创工商管理专业创新班培养模式,选拔综合素质较强的80名学生进行培养。进行改革后的综合素质教育,工商管理创新班的课程安排、学分设置和培养模式都有了相应的改变。
1.课程安排合理化,追求知识传授的精益求精
其中,课程分四大模块,包括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高级专业课程模块、实习与实践课程模块、学术与科研模块。
(1)基础课程模块
包含科学与人文课程、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
(2)专业课程模块
包含专业主干课程,结合专业综合改革思路和质量工程要求,结合广东经济转型升级对管理人才的新要求设计本模块。
(3)高级专业课程模块
围绕学生专业实习的问题,结合专业教师学术研究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采用案例教学和研讨的方式,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管理决策的能力。
(4)实验、实习课程模块
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为目标,企业(组织)职能管理实践锻炼为基本特色,校内专业课程实验+第二课堂竞赛+参与导师研究课题,校外实战型专业实习锻炼。这种合理化的课程安排和教学设计可以在学生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初就将专业实验系统导入进来,以教师的讲授演示为主,同时让学生进行一次完整的实践操作,对企业运营管理形成一个全面感性的认识,从而做到即学即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的同时,兼顾学习导向与学习目的的统一。
2.培养模式创新化,追求塑造综合型、应用型人才
第一、二年级在校内完成理论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人文素质教育课等课程的学习,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三年安排为期一年的专业实习,采取边实习、边授课的形式,把与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部分专业课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把课堂教学移到企业现场去,采取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授课的方式,在增强学生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学好专业理论课程,提升学生专业能力。这一阶段由校内导师负责,确定实习单位,如汽车、电子、家电、IT、电子商务、金融、物流等企业进行实习,实习过程强调对学生进行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运营管理、信息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研发管理等职能管理领域的实践能力锻炼,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新思维、管理决策等能力。第四年上半学期,结合学生实习过程经历、收集的数据资料和问题,采用案例教学和专业竞赛等形式,开设高级专业课程,对学生实习、实践的问题进行反馈和“回炉”,有效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管理决策、创新思维的能力,使学生系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具备较强的管理实践技能。第四学年第二学期安排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要求按理论和实践、国际化和本土化、管理学科和理工学科结合,体现复合型、创新型的综合知识和能力。四结束语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机遇的同时又带来了挑战。地方综合性大学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应用型兼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系统研究、整体推进,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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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电介质颗粒复合体系的光学性质,因其丰富的物理内涵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而成为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热点,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金属/电介质复合体系既能保持各组分材料性能的优点,又具有了单一组分材料所不具备的性能,是一种优良的人工调制功能材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述新型绝缘纳米电介质材料的工程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纳米科技与新型纳米材料在电网建设、精细化工、医药方面的应用总结,综述了纳米技术在不同科技领域带来的创新与技术突破。展望了纳米技术以及高性能复合绝缘材料的工程应用进展。
【关键词】:纳米技术 高性能 特高压电网 工程应用
近年来,建设特高压输电网络能够大幅度提升我国电网的输送能力、降低长距离电力输送损耗,对于国家能源战略实施、电网系统运行及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在直流特高压绝缘材料研发和制造方面与区域联网的格局已初步实现。随着电压等级不断提高,网络规模逐步扩大,各大区域电发展直流特高压对绝缘材料性能要求极高。
目前电网公司推进的“一特四大”电网发展战略是以关键设备的绝缘水平为依托。由于特高压电网中核心设备主要是环氧树脂基材料,建设由1000kV交流和±800kV直流构成的电网绝缘与防护难以满足当前要求。绝缘子伞裙材料与环氧树脂基芯棒界面黏接力差,效率大大提高,而且穿墙套管同样也面临绝缘等级不足的问题。此外,外部环境也会导致普通绝缘材料的开胶破坏并导致芯棒的老化脆断,也即所谓的“薄绝缘”。目前,采用的新型复合材料除了具有普通复合材料的特点外,还具有如下优势:(1)显著的协同效应:可综合发挥各部分绝缘部件的协同效能,这是其中任何一种材料都不具备的; (2)性能可设计性强,可针对纳米复合材料的性能需求进行设计和制造。
根据固体电介质的碰撞理论,在强电场作用下,固体导带中的电子会在运动时与晶格发生碰撞,电子的动能不断增大进而因碰撞电离出更多的自由电子,导致电子定向移动加剧,电阻率下降。纳米颗粒具有库仑阻塞效应,能够构造能垒限制电荷在环氧树脂中的传输。同时,纳米颗粒独有的界面作用会分散自由电子流,增大电荷迁移的途径,电荷的耗散促使环氧树脂电导率下降,相应电阻率得到改善。纳米颗粒与环氧树脂分子链的交联不是分子间键桥,因此能够提高绝缘材料的击穿强度。
精细化工产品具有用途广泛,数量繁多的特点,并且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领域。具有一定优越性的纳米材料为精细化工的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纳米材料在塑料、橡胶、涂料等精细化工领域,都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将纳米SiO2加入橡胶中,可以提高橡胶的红外反射和抗紫外辐射能力;在塑料中添加一定量的新型纳米材料,可以提高塑料的强度、韧性、防水性和致密性。纳米Al2O3和SiO2纳米颗粒加入到橡胶中,可以使橡胶的介电特性和耐磨性有所提高,而其弹性也比用白炭黑作填料的橡胶有明显的提升。国外为使粘合剂和密封胶的粘合性和密封性大幅度提高,已将纳米SiO2作为添加剂加入其中。将A12O3加入到有机玻璃中,不仅还会提高玻璃的高温冲击韧性,而且不影响玻璃的透明度;由于可以使有机玻璃抗紫外线辐射,加入经过表面修饰处理的SiO2,可达到抗老化的目的。一定粒度的锐钛矿型TiO2质地细腻,无毒无臭,而且具有优良的紫外线屏蔽性能,在化妆品中添加TiO2,可以提高化妆品的使用效果。塑料、涂料、人造纤维等行业中也可以应用到超细TiO2。
纳米TiO2具有适用性广泛,除净度高,无二次污染等优点,能够产生很强的光化学活性,大量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用光催化降解工业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环保水处理中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最近又开发了高档汽车面漆用的珠光钛白及用于食品包装的TiO2。在环境科学领域,除了在处理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料中作为催化剂的纳米材料外,还将出现一种具有独特功能的纳米膜。这种纳米膜能够消除污染。其原理是探测到会造成污染的生物制剂和化学制剂后,对这些制剂进行过滤以达到消除污染的目的。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药物的需求越来越高,健康科学将以出入意料的速度向前发展。控制药物释放、发展药物定向治疗、提高药效、减少副作用,已提到研究日程上来。纳米粒子将给药物在人体内的传输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凭借纳米粒子的尺寸小,可在血管中进行自由流动的特点,其可以用来检查和治疗身体各个部位的病变。只需要检测少量血液样品,通过血样中的蛋白质和DNA,新型纳米技术诊断仪器就能诊断出人体的各种疾病;用多层构架的纳米粒子包裹的智能药物,在进入人体后可主动进行搜索“任务”,并攻击癌细胞,同时具有修补人体内的损伤组织的重要功能。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已制备出靶定向药物,该药物是以纳米磁性材料作为药物载体,在磁性纳米微粒包覆蛋白质表面携带药物,注射到人体血管中,通过磁场导航输送到病变部位,然后释放药物,该项技术也被称为“定向导弹”。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对纳米微粒在临床医疗以及放射性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在纳米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上获得了突破性成功。长效广谱抗菌棉,就是南京希科集团利用纳米银技术研制生产出的医用敷料。通过纳米技术将银制成尺寸在纳米级的超细小微粒,然后使之附着在棉织物上这一原理,使得抗菌棉的生产成为了现实。通过纳米技术处理后的银表面结构发生变化,表面急剧增大,加之银具有加速伤口愈合和预防溃烂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外科感染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其杀菌能力可提高200倍左右。
21世纪将是纳米技术的时代。纳米科学主要包括纳米电子学、纳米材料学和纳米生物学等,是一门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集于一体的新兴科学。各个领域均涉及纳米材料的应用,纳米材料在电气工程、机械、光学、磁学、化学和生物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能源、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将有可能由于纳米技术的诞生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在传统产品中应用纳米材料技术的改性,发展纳米结构的新型产品,增加其高科技含量,目前已获得一定的成效,具备了形成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
21世纪初期,科学家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纳米材料各种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设计出各种新型的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可见,纳米材料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材料科学领域一个大放异彩的新星出现在能源与信息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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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胱甘肽是一种含γ-酰胺键和巯基的三肽,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及甘氨酸组成。存在于几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谷胱甘肽能帮助保持正常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并具有抗氧化作用和整合解毒作用,半胱氨酸上的巯基为其活性基团(故常简写为G-SH),易与某些药物(如扑热息痛)、毒素(如自由基、碘乙酸、芥子气,铅、汞、砷等重金属)等结合,而具有整合解毒作用。谷胱甘肽具有广谱解毒作用,不仅可用于药物,更可作为功能性食品的基料,在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抗肿瘤等功能性食品广泛应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述发酵生产谷胱甘肽的研究进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谷胱甘肽(GSH) 是一种由L - 谷氨酸、L - 半胱氨酸和甘氨酸组成的3 肽。在临床上用于保护肝脏、治疗肿瘤、解除氧中毒、抗衰老和治疗内分泌紊乱等疾病,在医疗、食品、保健品生产及体育运动和有关生物研究领域有广泛市场。
能够生产谷胱甘肽的菌株主要是酵母菌、酿酒酵母和热带假丝酵母, 其菌体内GSH 含量较高,且能长时间保持合成GSH 的能力。发酵法生产GSH 的重点在于优良菌种的选育,以常规诱变育种以及遗传工程技术就可以得到优良的生产菌株。
1.1 常规诱变育种
传统诱变育种大致可分为2 类:一是物理诱变方法,如紫外线诱变、放射线诱变、超声波诱变等;二是化学诱变方法,主要是用化学诱变剂处理,如亚硝酸盐、亚硝基胍、叠氮化钠、硫酸二乙酯、甲基磺酸乙酯等。抗性筛选中常用的抗性筛选物有甲硫氨酸、乙硫氨酸、氯化锌、三氮唑等。
克热木江·阿布都热合曼用酿酒酵母作为出发菌株,先用紫外诱变筛选抗氯化锌突变株,再用亚硝基胍诱变筛选三氮唑和叠氮化钠抗性突变株,最后又用紫外和亚硝基胍复合诱变,最终得到的GSH高产突变株产量为162.0 mg/L,比出发菌株产量提高了404.7%。王小娟用一株稳定高产的假丝酵母作为出发菌株,经过紫外诱变,氯化锌、甲硫氨酸抗性物交替筛选得到的突变株,谷胱甘肽产量是出发菌株的150%。
李小娟从自然环境土壤样本中分离筛选出一株谷胱甘肽(GSH) 产量为35.4 mg/L 的酵母菌株Y51;经紫外线诱变、亚硝基胍诱变后,分别用乙硫氨酸、氯化锌和三氮锉3 种抗性平板进行抗性筛选,得到一株GSH 高产菌株Y51- 21- 15;对该菌株摇瓶发酵生产GSH 的工艺条件进行优化后,菌株Y51- 21- 15 产GSH 量达158.4 mg/L,较出发菌株提高3.5 倍。郝淼闻研究半胱氨酸对S. cerevisiaeY08 的GSH 生产性状影响基础上,对菌株进行紫外- 亚硝酸复合诱变,在含有不同质量浓度半胱氨酸的高渗培养基上筛选半胱氨酸抗性菌株,所筛选到的菌株能够在发酵初期较高质量浓度的半胱氨酸环境下正常生长,并可以利用半胱氨酸高产GSH。
1.2 基因工程育种技术
基因工程育种技术可实现超远缘杂交,是一种可预先设计和控制的育种新技术,其筛选标记广泛、机理较明确、高产菌株的筛选率比较高,近20 年来发展较快;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正在致力于研究利用这种技术来提高GSH 产量。目前,能够操作的菌株有大肠杆菌、毕赤酵母、乳酸乳球菌等,通常采取对GSH 合成酶系的改造,进而提高GSH 的含量。郝瑞颖构建酿酒酵母工程菌提高其产谷胱甘肽的能力,通过酶切带有GSHⅠ和铜抗性筛选标记CUP1 基因的载体pICG 获得GI 表达载体盒,并将其同源重组整合至工程菌株RA 的α- 乙酰乳酸合成酶基因ILV2 染色体基因组上。
结果显示,工程菌RIA的GSH 产量较出发菌株显著提高了18.7% (p<0.05)。陈加利等人用PCR 扩增酿酒酵母的GSHⅠ及GSHⅡ基因,以乙醇脱氢酶(ADH1) 启动子进行表达,并以Kanr 基因和Hygr 基因作为筛选标记,构建了2 个重组表达质粒。采用电击法将这2 个质粒分别和同时转入工业酿酒酵母菌株,在含有G418 或(和)Hyg的平板上筛选阳性克隆S.TS013/GSHⅠ,S.TS013/GSHⅡ和S.TS013/GSHⅠ+ GSHⅡ。将重组菌进行摇瓶发酵,结果显示不同转化子重组菌的谷胱甘肽产量相比宿主菌分别提高了44.11%,29.79%和56.47%。
王玮玮[7]综述了谷胱甘肽生物合成及代谢相关酶的研究进展和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构建谷胱甘肽高产菌株,也不仅局限于谷胱甘肽自身的生物合成和代谢,半胱氨酸的合成、蛋氨酸的合成和谷胱甘肽合成过程中基因表达的调控及谷胱甘肽的胞外转运,对于胞内谷胱甘肽水平也有重要影响。方聪明[8]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以高产GSH 酿酒酵母S. cerevisiae CCCG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酿酒酵母GSH 合成中关键酶基因:γ- 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基因(GSH1) 和谷胱甘肽合成酶基因(GSH2) 的大肠杆菌工程菌,再经表达、分离纯化得到GSH1,GSH2 重组蛋白,并研究它们的酶学性质,最后基于GSH1,GSH2 的酶学性质对酿酒酵母发酵产GSH 进行研究。
选育一株高产的菌株之后,对其菌种的培养基以及培养条件进行优化则可以进一步使产量增加,并且一些试验设计和数理统计方法的引入,能有效地设计试验方案。谢丽等人选育菌种,并研究酵母粉与硫酸铵对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影响最大。以硫酸铵为氮源时,GSH 含量可达到25.48 mg/g;补加葡萄糖的时间为接种后10 h,补加量为16 mL 时,最佳条件下得到菌体干质量为8.14 g/L,通过摇瓶发酵GSH 产量为113.45 mg/L,GSH 产量提高了2.89 倍。黎明从果园土壤中筛选到一株产谷胱甘肽的酵母菌YS10,经26S rDNA鉴定为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cerevisiae,正交试验获得该菌株产谷胱甘肽合适的发酵培养基为葡萄糖3.0%,酵母膏0.7%,硫酸铵1.0%,磷酸二氢钾0.3%,硫酸镁0.05%,通过发酵条件的优化,该菌在500 mL 三角瓶装量50 mL,30 ℃摇瓶培养72 h,谷胱甘肽的产量可达183.04 mg/L。杨莉[11]通过单因素及正交试验对酿酒酵母摇瓶发酵产谷胱甘肽的培养条件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影响酿酒酵母摇瓶发酵产谷胱甘肽的主要因素有葡萄糖浓度、接种量、装液量和发酵时间。试验确定的最佳条件为葡萄糖添加量20 g/L,温度30 ℃,装液量50 mL,接种量8%,发酵时间54 h。条件优化后谷胱甘肽的含量比原来增加了4.21%,谷胱甘肽的产量比原来增加了15.81%。朱虹[12]在摇瓶条件下,利用Minitab16 软件中的响应面法对酿酒酵母发酵生产谷胱甘肽的培养基进行了优化,首先通过Plackett-Burman 设计方法对影响发酵各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葡萄糖、酵母粉、半胱氨酸3 个因素对谷胱甘肽产量影响显著,其中葡萄糖、酵母粉呈正效应,半胱氨酸呈负效应,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利用最陡爬坡试验,接近重要因素的最优水平,然后应用中心组合设计结合响应面分析确定了重要因素的最优水平。
优化后的发酵培养基组成为葡萄糖34.9 g/L,酵母粉12.7 g/L,半胱氨酸0.053 g/L,硫酸铵7.5 g/L,磷酸二氢钾9 g/L,硫酸镁1.5 g/L,生物素0.1 mg/L,在此条件下进行摇瓶发酵,谷胱甘肽理论产量达到170.58 mg/L。经3 批平行试验验证,谷胱甘肽的平均产量为168.72 mg/L,与预测产量接近,比优化前产量(113.43 mg/L) 提高了约48.7%。证明用响应面设计方法寻求菌体积累谷胱甘肽的最佳培养基组分是可行的。
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提高GSH 的含量。郑丽雪通过摇瓶发酵培养,研究了Cu2+,Mg2+,K+,Fe2+,Mn2+ 5 种金属离子在不同发酵时间添加对酿酒酵母CS10515- 1 生产谷胱甘肽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在发酵初期(0 h),当K+,Mg2+,Fe2+ 添加量分别为0.15,0.12,0.09 g/L 时,GSH 的产量分别为88.53,52.73,41.42 mg/L,相比空白对照分别提高了63.50% , 36.58% 和44.25%。在15 h 时, 当Mg2+ 添加量为0.09 g/L 时,GSH 产量为61.75 mg/L,比对照组提高82.01%;当发酵至24 h 时,金属离子的添加对GSH 的产量无明显促进作用。
万红贵[14]研究了氧化刺激和高渗刺激对啤酒废酵母发酵产谷胱甘肽的影响,研究表明这2 种刺激都能有效增加谷胱甘肽的产量。在氧化刺激中,发酵后21 h 添加0.012 g/L 的高锰酸钾,谷胱甘肽的产量达512 mg/L,相比对照增产20%;当过氧化氢的添加量和添加时间为30 mmol/L 和12 h,谷胱甘肽产量达482.3 mg/L,相比对照增产13%。在高渗刺激中,发酵后15 h 添加15 g/L 的KCl,谷胱甘肽的产量提升至475.2 mg/L。两类外源刺激物联合使用没有显示出叠加效应,相比单独使用略有下降。
GSH 是胞内产物,需要从细胞内GSH 提取出来,提取的主要方法有细胞破碎法和抽提法。冷非凡研究了高压蒸汽提取废酵母中还原型谷胱甘肽的最佳工艺条件,利用Box- Behnken 的中心组合设计及响应面法(RSM) 探讨了表压、提取时间、液料比和提取次数4 个因素的优化组合,通过建立二次回归模型,确定其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表压1.1 MPa,提取时间15 min,液料比10∶1,提取次数1 次,在此条件下得率最大为4.63 mg/g。张冰等人对酿酒酵母细胞进行微波破碎、固液分离、超滤、浓缩、离子交换层析、纳滤、大孔吸附树脂层析脱盐、结晶的工艺路线,筛选了732 型强酸性离子交换树脂和DM- C18 型大孔吸附树脂为2 步层析分离的介质,并对整个工艺进行优化,对工艺进行放大试验,考察工艺工业化可行性。工艺总收率达到70%,产品纯度98%。
由于谷胱甘肽众多的应用价值,因此工业化生产谷胱甘肽迫在眉睫,因此要在菌种选育方面进行研究,利用常规育种方法以及利用基因工程和代谢工程对优良菌种进行改良与开发,同时在培养基以及培养条件方面,利用现代化的数据处理方法进行优化,建立高效的产品分离纯化回收工艺,进而提高谷胱甘肽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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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已成为金融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哲学角度论述我国特色社区银行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社区银行成为了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开设的机构,它能够改变我国银行体系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有利于缓解我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困境,有利于满足居民和中小型企业对有个性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从科技哲学角度深入探讨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概述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区银行;必要性;挑战
(一)国外对于社区银行的研究成果
1.“社区银行”在国外的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
(1) Michael L Gibson对此问题则主要是从社区银行可以为社区个人和企业用户进行财务交易时提供低价、保密性强的服务这一方而来定义的。
(2)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要是对社区银行的规模进行了划分。它在《美国银行业的未来》中提出“社区银行主要由银行和储蓄控股公司、独立银行和独立储蓄机构组成,它的总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
(3)在《银行术语词典》中,Thomas E Fitch,Irwin L.Kellner,DonaldG Simonson认为,社区银行应当是独立银行。他们认为:“独立银行是指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定义社区银行的概念时绝大多数是从资产规模和社区的角度来分析论述。
2.美国社区银行发展
美国的①社区银行是由地方白主设立和营运、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独立的小型商业银行及其储蓄机构。它通过利用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使得区域内的中小型企业贷款业务、居民的储蓄业务、老年人的养老金规划业务等享受到更便捷的高质量的服务。尽管近年来美国的社区银行而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银行间合并重组、其他金融机构迅速崛起等等),但是它仍然能够经营很好。②据统计,到2011年底,美国一共有超过7,000家社区银行和超过50,000家营业网点,社区银行的数量占全部银行数量的96.4%。
(二)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界定
“社区银行”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对其进行阐述。我国学者在为社区银行进行定义时各持己见。一部分是照搬美国的概念,将我国社区银行定义为③从当地吸收存款并向本地区提供交易服务的资产小于1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其规模与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相近。另一部分是在参照金融发达国家社区银行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④即社区银行是指在某一社区范围内遵循市场化原则白主设立、独立运营、以服务个人客户和众多中小企业为主的商业银行。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在经济金融领域影响巨大。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现象尤为突出,即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比重较大,而其数量却远小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社区银行在中国的设立,会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转折点,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国有银行设立的贷款门槛过高,对中小型企业存在信用上的歧视,而金融体系中又缺乏正规的民间融资机构,融资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不法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借贷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区银行拥有组织结构简单,信息传达效率高,运营机制灵活等特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型企业。最后,在经历了2013年股票市场持续的熊市,“新国五条”等房地产政策相继推出,投资者们对于未来股市和房地产业都极度失望。与此同时,市场上又缺少其它金融创新产品的代替,居民们只能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这不利于资本市场资金流动。
尽管学者们在学术上对社区银行进行了定义,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很片而。本文根据学者们的探讨,我国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银行,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而临的困境,有效的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且满足客户对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工作报告[R].2004.
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网站[DB/OL].2012-3.
③康卫华大变革下的当代美国社区银行[J]国际金融研究,2005(6).
④巴曙松.社区银行在中国的生存情[J].银行家,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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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是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是人们进行心灵对话的模式之一,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纽带,是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文本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本真意思,有利于加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利于更加全面正确地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多学科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文本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语言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它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解释学的诸多流派对文本研究的观点一脉相承,认为文本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不仅应当正确理解,避免误读,还应与时俱进,结合当代的实际问题,对文本所承载的理论进行进一步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仍属后起之秀。结合其他人文学科的文本研究方法将更有利于该学科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文本语言学解释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文本,是广泛运用于当代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的一个术语。它在当代人文学科中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将文本看作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如果在文本之外,脱离文本来研究人,那这已不是人文学科。”文本研究是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都在它们不同的视野里给予了文本独特的解读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文本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从最初的“走入马克思”等马克思文本研究,发展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文本解读中来。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模式,有利于扩展对文本的研究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
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在语言学中,文本研究又通常被称作话语分析或篇章语言学。语言学家出于自身研究的目的,使文本研究这一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从无到有,最终使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文本学。自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于1952年在《语言》杂志第28期上发表了题为“话语分析”的论文至今,现代文本研究已经走过了58年的发展历程。哈里斯提出了语篇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将描写语言学延续到单句之外,另一个是将文化与语言联系起来。然而,哈里斯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1967年,德国语言学家魏因里希在德国康斯坦斯大学的一次讲座中第一次提到了“篇章语言学”,他认为,任何语言研究都应以篇章为基础。至此,欧洲大陆开始了现代语篇研究,这便是文本研究的雏形。然而,这一阶段的文本研究是零散的、盲目的,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只是语言学的辅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语言学家们对于文本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篇章的整体分析,而开始注重文本构建的细节。1976年,语篇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语篇衔接的著作《英语的衔接》由朗文集团有限公司出版。这部著作是由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韩礼德和他的妻子哈桑合著的。韩礼德是提出“衔接”概念的第一人,而他的妻子哈桑则在其1962年的博士学文中对“衔接”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最终在《英语的衔接》中创立了衔接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语篇研究的发展。1978年,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弗里德尔召集了由代表各个学科的79名学者成立编委会,在美国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业杂志《话语过程》。这标志着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语篇研究也就是文本研究这一学科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语言学家深入发展文本研究,并创立了相关文本研究理论帮助读者找到语篇理解的理论对策,提高阅读水平。当时欧洲大陆最活跃的语言学家之一范・戴克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他在其专著《宏观结构》中提出了语篇的“宏观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语篇是由多个层次的宏观结构构建的,每一层相对高的宏观结构都是对每一层相对低的宏观结构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在大脑中获得语篇从微观到宏观紧密衔接的整体语义结构。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飞速发展。1980年,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掀起了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的热潮。1981年,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博格兰德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德莱斯勒的合著《篇章语言学入门》。这本书可以说是篇章语言学的第一本教材,为语篇研究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学科框架。这本书第一次完整提出了语篇的7个标准:衔接、连贯、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同年,范・戴克和德国篇章语言学家裴多菲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国诸多学科的学者组建编委会,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二本专业杂志《篇章》。199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教授斯威尔斯的专著《体裁分析:学术与科研英语》提供了阅读学术性语篇的方法,使语篇研究朝专业化的方向又进一步。同年,由范・戴克主编的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三本专业杂志《语篇与社会》创刊。至此,在语言学家们的推动下,文本研究在欧美地区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综上所述,文本研究在语言学家不同时代的解读下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语言学家对文本研究的解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学家对文本的研究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整体意思的理解,往往忽略了对文本的具体解构。用语言学对语篇进行解构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深一步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写作意图,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金量。此外,语言学对篇章的阅读技巧也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提供了方法。
解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是从古老的语言学中演变而来的。和语言学一样,它与文本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释经”、“译经”的传统。中国古代很多学者都是通过解读儒道佛的经典文本而领悟出自己新的理解,从而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片学术天空。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是中国传统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的典型代表。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的看法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文以载道,认为文本的存在是用来说明道理、弘扬精神的。在道家解释学看来,文章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道”是最主要的,决定着文字的表达、符号的使用;而文本则处于次要地位,它只是表意的工具和形式。按照道家解释学的理论,文本上上下下无不渗透着文本作者想表达的意义。这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的时候,要时刻想到文本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经典作家们的思想。经典作家们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分层划段,甚至是符号使用都是为阐述其“道”的目的。
西方解释学专家也对文本有其独到的看法。在认识论解释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有着跟道家解释学类似的看法,认为文本是决定意义解释的唯一标准。但他又更深一步地关注到了文本解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境。他认为,作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主观理解上的客观偏差,由于解释者本身学术水平的限制,将难以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本意义。其次,如果解释者受感情因素、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也难以对文本进行客观评断。再次,由于时代的不同,解释者也很难理解文本作者那个时代的想法。正是因为如此,狄尔泰认为,要正确解读文本,解释者不仅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还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当如此,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不仅要摆脱个人的偏见,还要融入作者当时的处境,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深刻把握产生它的环境,通过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领会文本作者的愿意,进而揭示出其表层意义背后所隐蔽的深层意义。
然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却有不同的看法。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领域颇有造诣,他反对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他认为,对于文本的理解,要有当代理解。在他看来,文本的当代理解才更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对此,伽达默尔并没有进入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这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它帮助我们回答了文本研究的目的问题。文本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手段,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深度挖掘,但不能脱离现实问题研究。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文本研究的成果,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当代解释学认为利用文本解读可以带给我们对文本内涵新的理解。如果我们只是拘泥于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时俱进,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为依据,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挖掘出其新的内涵。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号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塞到马克思主义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改得面目全非,丢掉其科学品质。
各个解释学流派对文本研究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它们看似矛盾,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并不冲突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道家解释学和认识论解释学都十分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因此要求解释者尽力解读出作者最真实的意图,避免误读;哲学解释学则要求解释者结合当时代的实际问题,使文本解读更具现实价值;当代解释学则进一步要求解释者挖掘文本新的内涵,使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在国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为标志,学界认为卢卡奇之所以能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解读,并且它是建立在充分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的,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也得到了认可。之后,无论是在欧美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等国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热潮,尽管各研究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甚至曲解、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但各国研究者都很重视马克思文本研究,特别是原苏联和东德联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对开展文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在研究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和解释》、《保卫马克思》、《马克思的幽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等等。
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走进马克思”等口号。文本研究在我国学界日益受到关注,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热点之趋势。关于国内马克思理论文本的研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
(1)专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走进马克思》(孙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为马克思辩护》(杨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张一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张一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论文。《“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张一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和学派立场》(胡大平,《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聂锦芳,《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论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王东,《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阅读马克思:时代的主题与历史的任务》(张羽佳,《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任重而道远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一份学术基础的清理》(聂锦芳,《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等等。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开创了一个范例,启发了一种思路,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过于宏观和宽泛,没有深入,更没有细化,更多的还只是提出问题。受上述诸多学科关于文本研究的启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也可以学习语言学的技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语言进行解构,从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者写作的真实意图;可以借鉴解释学各流派的观点,不仅要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也要结合当代的现实情况,对理论有所发展,做到与时俱进。
在研究时间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晚,比语言学、解释学应用文本研究的时间要短;在实践应用方面,马克思文本研究也不如语言学那样惹人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这项长期的、难度大、枯燥的工作而言,个人研究或小群体研究是很有局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不仅需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其他学科人才的帮助和配合。组建学术共同体,吸纳其他学科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各种学科文本解读思想所碰撞出的火花,一定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天空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1]周启超.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9,(8).
[2]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3]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4]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5]李建平.大力开展文本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J].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6]王传君.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文本为中心[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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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营销有赖于其在国内外知名度的提升,而旅游资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在吸引游客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当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观光旅游,优质的旅游资料翻译迫在眉睫。研究者会发现旅游文本的翻译中存在着诸多包括语言学、语用学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文本英译中的文化缺省和翻译补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旅游文本是外国游客了解、选择景点的重要参考资料。旅游文本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翻译过程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文化间的交流活动。旅游文本英译中文化缺省现象的存在,更加凸显了翻译补偿策略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江西省几个著名景点的宣传文本进行探讨,分析文化缺省现象,并提出翻译补偿策略,以实现旅游文本的宣传效果。
从广义上讲,旅游文本包括一切与旅游相关的文本资料,它主要具有两项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二是施加影响、诱导行动(朱灿灿,2013:12)。换言之,旅游文本作为宣传类文本,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需要让潜在的游客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基本情况、相关服务和特色文化,以达到信息传递和吸引游客的目的。对于游客来说,他们希望通过阅读文本获得游览目的地的信息。但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对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同的需求,这就决定了英汉旅游文本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语言风格的差异
东西方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截然不同,旅游文本在语言风格上自然要考虑双方读者的感受,采取恰当的表述方式。
汉语旅游材料在表述上注重辞藻、韵律,结合景点的文化历史背景,多采用四字成语以及排比、对偶句式,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对自然景观的介绍,重视优美的写意,或者采用丰富的想象力给景观增添神秘色彩,读起来或诗意盎然或浮想联翩。英文旅游材料重视“人情味儿”,常常会出现诸如“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最佳观赏时间是……”此类贴心的提示,用词和句法偏口语,简洁朴素,避免??嗦重复;其在介绍景点具体情况时,通常采用简单叙述法,三言两语道清楚,对景点介绍追求客观、中肯,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即可。
除此之外,中西方人民对待宣传材料的态度也是决定其内容的因素之一。不难发现,英语旅游文本突出信息的客观性,汉语旅游文本在撰写时加入主观色彩,呼吁性极强。
(二)信息容量的差异
中国经典故事层出不穷,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但是外国游客并不一定了解。我国的旅游景点,不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大多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社会风俗有关,借用古文,引经据典,中国游客固然能轻而易举地理解其中奥妙,但是外国游客可能会因为错综复杂的人名、地名、朝代等因素而感觉晦涩难懂,降低他们旅游的积极性。
所以,英汉旅游文本并不一定包含相同的信息内容。旅游材料在英译的过程中,译者有必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适当修改,对其中特殊的内容进行特殊的翻译。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数不胜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旅游文本和文化紧密相关,在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转换往往会因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背景而忽略了外国游客的认知。这就是文化缺省现象。它是指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中对双方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识的忽略,这种现象是跨语言交际的一大障碍。在翻译旅游文本时,由于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不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对原文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目标语读者就构成了文化缺省成分(王大来,2004:69)。汉英文本之间可能会存在大量的文化缺省因素,可归类为:历史景点和历史人物、传统概念和信仰、社会风俗和文学作品。这些缺省内容可能导致翻译文本缺失民族特点,损害旅游景点的形象,切断文化的关联意义,影响汉语旅游资料信息的传递和潜在游客的兴趣(张富庄,2013:6)。
鉴于目标语读者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性,以及英汉旅游文本本身的差异性,如果译者不针对文化缺省现象进行翻译补偿,游客就不能完全理解原意,将无法达到旅游文本预期的目标。所以,译者在对旅游文本进行翻译时,要充分挖掘文本内文化缺省现象的深层含义,以采取相应的翻译补偿策略。
针对英汉旅游文本的差异性以及东西方文化背景下读者的理解差异,翻译补偿策略是解决文化缺省现象的理想方法。Newmark认为,补偿是翻译的一种手法,补偿主要是用来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修辞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省,而且译文可以在不同于原文的语句中再现这种效果。在英译旅游文本时,译者通过运用多种补偿策略将缺省的背景知识恰当地传递给译语读者,同时又可以保持原文的真实性。通过分析江西省的几处景点和文化人物简介的英译文本,得出具体策略如下:
(一)归化法
文化在输入时,应该倾向于归化,以保护本族文化的纯洁性;但文化的输出应该倾向于异化,以促使本族文化的外介,扩大本族文化的影响(李建军,2012:107)。英译旅游文本,属于文化的输出,在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社会风俗上,应该在简单易懂的基础上积极采取归化法。例如:
(1)江西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加上地处南方,处处山清水秀,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
译文:Jiangxi,the province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e;it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China with picturesque scenery.Thus it has been aptly termed:“the land of rice and fish”.
该例句中的“鱼米之乡”直接将“鱼米”等文化意象移植到了目的语文本中。实际上,在英语表达中,“a land of honey and milk”同样具有“鱼米之乡”的意思。但为了更好地传播源语文化,“the land of rice and fish”更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更有利于外国游客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奇特之处。随着跨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会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 (2)龙虎山,位于江西鹰潭,道教发源地,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
译文:Longhu Mountain,which is located in Yingtan of Jiangxi Province.It is known as one of Four Taoism Mountains because of its position――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Taoism.
龙虎山,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传说“丹成而龙虎现”,此山因此得名。有人建议将“龙虎山”翻译成“Mt.Dragon-Tiger”才能对外展示其深刻含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之一的龙虎山,以道教发源地著名,如此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遗址在翻译时,采用归化翻译方法能更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如:“龙虎山 Longhu Mountain”“道教 Taoism”。
(二)释义法
汉语旅游材料中,文言文出现频率高,在英译过程中,译者要充分考虑外国游客的理解能力和文化背景,进而考虑原文信息翻译之后,读者能否明白并喜闻乐见。释义法针对此类情况,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历史知识、社会风俗、地理位置等因素采用加注法、同位语解释等方式进行说明,以方便外国读者理解。例如:
(3)南昌地处长江中下游,濒临鄱阳湖西南岸,自古就有“粤户闽庭,吴头楚尾”之称。
译文:Nanchang,bordering the Poyang Lake in the northeast,lies south of the lower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It has been enjoying obvious advantages geographically.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it has been known as the favorable place bordering Guangdong and Fujian in the south and Jiangsu, Zhejiang and Hubai in the north.
“粤”和“闽”分别是广东省和福建省的简称,“吴”和“楚”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江浙一带的诸侯国。对于外国游客,这些都不是熟悉的“中国常识”。在英译旅游文本时,应该将它们具体到现在的省份“Guangdong and Fujian in the south and Jiangsu, Zhejiang and Hubai in the north”,外国游客才能真正明白南昌所处的地理位置,从而理解它的重要地位。
(4)素有“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美誉的滕王阁,雄踞南昌抚河北大道,坐落于赣江与抚河故道交汇处。依城临江,瑰伟绝特,因“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一篇雄文――《滕王阁序》,脍炙人口,传诵千秋。
译文:Tengwang Pavilion has long been ranked first among the three famous pavilions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Standing by the North Fuhe Avenue in Nanchang,the magnificent pavilion is located at the convergent point of Ganjiang River and the Old Fu River,taking the city as its background and the river as its mirror.Its splendor and majesty was lauded by Wang Bo,the leader of the four excellenc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in one of his masterpieces,Preface to Tengwang Pavilion,and thus has been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ell as maintained the glory with the years going.
“江南三大名楼”是中国有名的历史文化遗迹,但是外国游客不一定都清楚,正如王佐良所说:“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郭建中,2000:20)。同时,对于“初唐四杰”的概念,译者将王勃的身份加以解释:“The leader of the four excellenc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通过释义法,译者详细而自然地介绍了滕王阁的背景知识和王勃的诗人地位,有利于外国游客更好地了解滕王阁的历史价值。
(三)省略法
省略法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内容,结合目标语的语言特色,并以传递基本信息为目的,对源语做出适当的缩略、删减的一种翻译方法。译者通过对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进行甄别,分出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在翻泽过程中抓住主要信息,对无关紧要的、目的语读者又很难理解的次要信息进行删减。这样做有助于保持目的语读者理解的连贯性,同时也让他们获得了主要信息(吴秀群,2012:162)。例如:
(5)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名潜,号“五柳先生”,东晋时期诗人,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世人敬重他,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流传至今。公元405年秋,他为了养家糊口,来到彭泽当县令……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 说罢,辞官离去。
译文:Tao Yuanming(365~427),a poet in Dongjin Dynasty,also called Mr.Wuliu and Tao Qian,was a native people of Jiujiang City.We all respected has spirit that he wouldn't bend his waist for the salary from the dark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对中国古代称谓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古代,同一个人除他的姓名之外,往往又有字、号,有时还不止一个号,且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称呼。陶渊明号“五柳先生”,这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并非重要的讯息,没有必要赘述“号”这个概念。另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为中国大众所熟知,但是为了略去复杂的因果关系,避免外国游客坠入五里雾中,英译文本时删除了具体故事,用简单的句子“He wouldn't bend his waist for the salary from the dark government at that time”向游客阐述世人敬重陶渊明的原因,达到了信息传递的目的。
(6)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公元940年,唐贞元年间,江州刺史李渤隐居这里读书,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书院几经衰败。到南宋朱熹重建书院,并亲自在此讲学,当时名人正士均乐于在此求学,其成为了“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其他三所为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译文:Bailudong Academy was built in 940 AD. Zhuxi,the great educator of the South Song Dynasty,turned the place into Bailudong Academy, which rivaled the other three famous academies in China.It was a school for some famous people reading there.
如上所述,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和其他三大书院的名称在英译时被译者删除略去,直接提及南宋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为避免信息量过于庞大,有选择性地将重要信息保留、提取,帮助外国游客理解书院的历史。此时,省略法能够给外国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并且有利于景点的宣传。
(四)增译法
增译法和省略法殊途同归,都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源语做出适当的调整。翻译过程中,若能将省略法和增译法处理得当,互为依据,交错使用,就能够使得译文顺畅明了、通俗易懂。例如:
(7)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AAAAA级旅游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东北部。
译文:Mt.Sanqingshan,located in northeast of Shangrao city,is a World Natural Heritage, National Scenic Area,World Geo-park and State AAAAA Tour Zone,which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ese tourist attractions issued by China’s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为五级,最高级别为AAAAA。但是,外国游客对中国5A级旅游景区的定义不一定都了解,所以在英译本中增加了对“AAAAA”的解释,加深了外国游客对三清山旅游景区的印象,使外国游客意识到该景区的游览价值,达到了旅游文本的宣传目的。
针对文化缺省这一现象,译者需合理运用不同的补偿策略,对源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做出补偿,弥补缺省,最大限度地传递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旅游文本的跨文化翻译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既要尊重源语文化,又要顾及目的语文化。
旅游文本英译中的文化缺省和翻译补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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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袁世凯主导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起草与出台。作为近代宪法,《约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它违背《临时约法》的精神,既推翻了内阁制,也弃用了总统制,袁世凯几乎被赋予了终身大总统的特殊地位,遭到舆论激烈的批评。标志着民主宪政的内涵已消失,并被独裁制所取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宪法文本看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变迁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从宪法文本看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变迁全文如下:
宪政是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要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西方宪政思潮不断冲击着正由帝制向共和转变中的近代中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政治人物亦着手在中国构建宪政的尝试。任何国家的宪政体制建构,均有其立宪精神;而在所有的宪定事权中,均离不开“权力分立”(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的设计与安排,欧美先进国家有“三权分立”,晚近有美国联邦政府(或官僚体系)所形成的“第四权”(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而孙中山先生构想之“五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是宪政体制探索中的一个独创。
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考试思想是围绕五权宪法而形成的,其思想主导了文官考试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建国实践中被制度化与规范化。当时之国情,科举制度在对官僚体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本身逐渐走向僵化和停滞,尤其进入近代以后,西学东渐的影响,时势对人才需求的巨变,导致科举式微并最终归于废除。历史走向了交叉路口,选才应归于何途?以何种理论来承继选贤与能的功能?如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以适应中国之国情?难题摆在国人面前,这意味着国家必须另求养才取才之道,这道绝难之题最终由孙中山先生阐发的五权宪法之下的文官考试思想的提出而得以曙光初现,随着后继者如戴季陶等人将其充实,近代文官考试思想渐趋完善,社会舆论也逐步接受这样一种既有别于科举又不同于当时西方各国考试的新思想,而文官考试制度的前 途也随之逐渐明朗起来。当时中国的文官考试立法与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与西方先进国家仅仅将其作为考试选才的普通法律规范不同,中国是当时唯一将考试权及其相关规定写入宪法性文件的国家。将文官考试作为国家宪政实现所依托的基本制度之一,文官考试法律制度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社会治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国以来,各种国会与政府形式层出不穷,各自进行了不同的政制尝试,宪法文本的变动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文官考试的走向。考察不同时期宪法文本中关于考试的规定,不失为厘清近代文官考试发展脉络的有效途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孙中山曾试图让参议院根据五权宪法思想来制定宪法性文件,无奈在位时间仅有数月,五权宪法文本的制定又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加之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所以未能实现[1]。孙中山主导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并非一部真正贯彻其五权宪法思想的宪法文本,文本并不成熟。它一方面通过宪法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的组织形式与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方面在政体的设计上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袁世凯的权力,使权力划分极为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三权分立体制,表现出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并非成熟的五权宪法实践。
即便如此,在《临时约法》的细节中仍不乏五权宪法思想的痕迹,突出表现为考试。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宪法文本上明确赋予人民考试任官的权力,而该文本第2章“人民”第11条就明确规定:“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考试权利与自由权、请愿权、陈诉权与选举权等并列,成为人民的基本权之一,地位显要这里所指的“考试权利”,应包括应公职人员考试权利与应教育考试权利。
。当然《临时约法》的“考试权”主要指人民的“考试权利”,并不完全等同于治权中的“考试权力”,但是人民的“考试权利”是治权的“考试权力”的根本来源,正是由于人民天然具有参加任官考试的权利,国家体制层面的考试权力才有发挥的余地。穷源溯流,《临时约法》解决的是考试权的来源问题,是根子问题。
事实上,这可被视为近代文官考试入宪的开端,其重大意义在于国家根本大法确认了人民参加任官考试的权利,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说明《临时约法》时期的立法活动已经将文官考试作为国家一项根本政制予以考虑。要知道,宪法所赋予的人民的考试权利与中国古代所谓考试权利有根本之区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考试权利的说法,但在“家天下”的传统之下,民众的考试权利是君主赋予的,归根结底是君权的一部分,是人民“无权之权”;而宪法中的考试权利是真正属于人民之权利,在民主共和国家,宪法通过代议制由人民的代表们会商产生,宪法文本就是会商的产物,也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宪法文本中的权利是人民固有的权利并通过宪法文本予以确认与保障,是人民“有权之权”。所以,《临时约法》中考试权利的引入,是巨大的进步。随后的具体法律制定必然考虑如何不妨碍或者促进该权利的实现,其效用可指引未来考试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这也说明,一些基本观念在上层已经渐成共识,即考试是社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手段,亦是维护国家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形式;考试不但应该体现公平、公正原则,而且具有均衡社会职业、协调社会角色之功效。
为配合考试权利入宪,孙中山在任内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主持颁布了几部关涉文官考试法律的单行法律文本,典型的如《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草案)》(1912年3月)与《文官考试令(草案)》(1912年3月)等。这些文本联同《临时约法》,初步构成一个由宪法、考试行政组织法与考试基本法组成的,效力层次区分清晰的考试法律体系。考试机关是考试权的组织载体,相关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考试权的实现。《临时约法》存续期间,涉及考试行政机关组织安排的主要法律文本是《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草案)》。作为一部行政组织法,文本中对考试行政机关的设置、编制、职权、职责、活动程序和方法予以规定,其中职权与组织构架是其核心。就某种程度而言,此时的考试行政组织尚未完全独立。文本显示考试委员会仅仅被作为考试事务办理机关,在这期间,无论是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还是普通文官考试委员会,都是临时机关,直接隶属于,虽然人民的考试权利已经在宪法中提及,但制度安排上仍趋保守,具体制度并未完全按照考试权独立的方案来进行安排。
南京临时政府的考试立法活动因孙中山辞任而停滞,当时许多相关法律草案均未完成立法程序,更难以公布施行。由于制度初创,难以找寻借鉴经验,又要面临与现实的妥协,文本中出现多处创新的犹豫,如未设立独立的考试机关,考试权利并未独立于高等文官考试委员,而是隶属于内阁;普通文官考试委员,在中央举办者,属于内阁设置,在地方举办者,则属于各地方官厅设置。但是,对科举考试文化传统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等的吸收,仍然引领未来公务员考试法律之发展。
1914年,袁世凯主导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起草与出台。作为近代宪法,《约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它违背《临时约法》的精神,既推翻了内阁制,也弃用了总统制,袁世凯几乎被赋予了终身大总统的特殊地位,遭到舆论激烈的批评。标志着民主宪政的内涵已消失,并被独裁制所取代。
1922年恢复后的第一届国会召开第三期常会,以《天坛宪草》为蓝本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正式公布与实施。这是北京政府正式颁布的唯一宪法。但由于在起草期间发生曹锟贿选丑闻,又被称为《贿选宪法》或《曹记宪法》,在宪政史上屡遭非议。通过文本对比可发现北京政府时期考试权逐渐从宪法文本中消逝的过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期赋予人民的考试权利是基本权利,不作任何限制。《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分10章共68条。文本体例为“国家”、“人民”、“大总统”、“立法”、“行政”、“司法”、“参政院”、“会计”、“制定宪法程序”与“附则”。参见张耀曾, 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8-16页。 已经有所变化,第2章“人民”第9条规定:“人民依法令所定有应任官考试及从事公务之权。”此时的考试权利被置于法令范围内,不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考试权利的品格已经下降。《曹记宪法》《曹记宪法》分13章141条。文本体例为“团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及修正解释及效力”。
参见张耀曾, 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5页。 中已经完全不见考试的规定,删除了人民有“应任官考试”的权利,条文被其改为“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从事公职之权”。这样一来,文本只是规定人民有任官权利,但至于采取何种方式任官已经不作限制,考试的宪政意义尽失。究其原因,除了与军阀征战与执政者过分执着于权力争斗有关外,还有最为重要的原因即宪政因素。这是源于北京政府的几个宪法文本均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由于缺乏五权宪法的视野,考试权始终难以脱颖而出。与此相适应,文官考试地位与作用式微,其他录用人才方式在北京政府时期如保举制等大行其道,任用私人成风,直接引发了官场贪腐与行政效率低下,是北京政府治理日益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也反证了当时的文官考试发展与宪政体制确有重要的关联。
与此关联,北京政府时期考试显著的改变就是不再由专门考试机构来统一执掌考试权,而是将其交予人事行政机关进行统一管理,可见考试权已经被融解于行政权之中。北京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国务院铨叙局官制》,在国务院之下设人事行政部门――铨叙局。铨叙局隶属于中央行政机关国务院,是典型的人事行政机关,负责文官、荐任官以上的任免及履历,负责文官考试、恩给及抚恤、荣典授予、外国勋章受领及佩戴等事项。1914年2月对文本进行修订,增加文官升转、勋绩考核两项。同年5月,又增加文官任免和资格审查职权两项。铨叙局依法设局长一人,主管全局事务;参事2人,协助局长审议全局事务;
佥事6人,分管全局具体事务;主事12人,负责具体事务办理。另外可以根据情况酌定设置办事员若干。总数看仅21人,作为主管全国文官大小事务的核心机构,十分精简。由于铨叙局只是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其建制变动频繁历经多次改变,但隶属关系一直没变。1914年5月,铨叙局改设在总统府政事堂之下。1916年,政事堂改为国务院,铨叙局再次直属于国务院。1924年之后,北京政府取消国务院,铨叙局隶属于临时政府。1925年,铨叙局再次重新归于复设的国务院[2]。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在北京政府存续的16年间,铨叙局一直作为全国文官管理机构,其机构一直延续,历任铨叙局长的任职从未断裂,未见化并或撤销,地位非常重要。
1928年,国民党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按照《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与宪政二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定,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施行”。因此,宪法草案理应予以完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国内舆论纷纷要求“结束训政以实行宪政”。在国内各界的压力下,1933年4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33年1月开始讨论起草宪法的事宜,决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宪。
委员长由孙科担任,吴经熊、张知本担任副委员长,立法委员陈肇英、林彬等40人担任立宪委员,戴季陶、伍朝枢、王世杰等人担任顾问,临时列席,陈述意见。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成立后,一面由立法院编译处翻译大量各国宪法的文本以作参考,一面登报征国人意见。经多次会商后,议决起草原则共25点[3]。当时的文本由张知本、吴经熊、傅秉常三人为初稿委员,后追加马寅初、焦易堂、陈肇英等为初稿委员,推定吴经熊依据委员会决定的起草原则担任初稿主持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1934年11月呈报国民政府转送国民党中央进行审核,审核意见反馈至立法院重加修正。当时国民党提出了几项意见,均与其党治政策有关:一是应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训政时期约法之精神作为宪法的根本;二是政府之组织应考虑当时的实际政治运作状况,以实现集中全国力量之根本制度,不宜对行政权作刚性限制;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制度在宪法草案中应在职权上作大致规定,其组织以法律定之等[4]。1936年5月,第三次议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被称为《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中有关考试的规定两处。其一,第2章“人民之权利义务”第20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应考试之权。”纠正了北京政府时期的规定,再度将人民的考试权利写入宪法。其二,第4章“中央政府”之第五节“考试院”中,共4条内容,设置了考试权实现的独立组织载体――考试院。第83条规定“考试院谓中央政府行使考试权之最高机关,掌理考选铨叙”。第84条规定“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任期三年,由总统任命之”。第85条规定“左列资格应经考试院依法考选铨定之。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公职候选人资格;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第86条规定“考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五五宪草》对考试的贡献在于承继了孙中山的权能区分与五权宪法理论,并以此来理顺了考试权与人民的关系、考试权与其他四权的关系。
第一,从根本大法上再度明确了考试权利的宪法依据――人民的考试权利。
第二,明确考试权是独立的治权之一,为此设置了独立考试机关――考试院来执掌考试权,五院以分工合作与制衡的形式进行运转。
第三,设置了制度意义上的制衡机制。从制度设计上看,国民大会对政府有约束力,政府的五院要对国民大会负责,故考试院长要向国民大会负责,但却由总统任命。
总体而言,《五五宪草》中关于考试的规定基本符合孙中山的设想,也参考了训政时期的一些实践经验。当时各界对其评价尚可,“第一合于国父权能区分造成万能政府的遗教;第二合于现行政治的趋势;第三合于中国内忧外患的环境”[5]。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向制宪国大提交由《五五宪草》修订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大会审议修正草案后,于1947年元旦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同年12月施行。考试权不仅要实现,还要被更好地实现,为此《中华民国宪法》除了沿用了《五五宪草》相关规定外,还增加了一些规定。
其一,分区考试入宪,标明考试的公平正义日益受到重视。制宪国大审议《宪法草案》时,有很多提案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正义,分区考试是热点之一。当时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边远地区省份人才考试的变通规定,但是并未入宪。很多制宪议案均提及,国家幅员辽阔,各省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也相距悬殊,考试应该适当变通,使各省应考人员能在公平之前提下参与考试,参酌明清的考试分省定额制度与英国的分省制度,应在宪法中确立分区考试的原则以平衡各地文化上的差距,“历年高考普考,边区各省参加考试及格者为数寥寥,以致中央及内地各省市行政机关之公务员隶属边区者很少。公务员考试如能确定按省定额分区举行,不仅边区省份人才悉可罗致,并可加强边远省份人民之向心力,对于民族政策及开发边疆关系都很大”[6]。为此,《中华民国宪法》增设了一条,即“公务员选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并按照省区分别规定名额,分区举行考试。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这说明考试的公平正义问题已经被提至宪法的高度,在制度构建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其二,考试机关立法权入宪,这是保障考试权独立的一种新的制衡机制。之前的宪法性文件并未明确考试机关的立法权力,只是零散规定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可就其主管事项,向立法院提出议案。这项规定在《中华民国宪法》中被废除,但是独独保留了一点:“考试院关于所掌握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7]因提案权的授予,较之其他几院,考试院之超然独立之形象更是跃然纸上。如当时考试院之代表史尚宽等人即认为“考试院关于主管事项的法律案,可向立法院递送,如需出席立法院说明,应由负责之院长或其所派人员出席即可,不必如惯例一定要秘书长出席”[7]。这体现了考试院在考试事务上享有的较为广阔的权力空间。
尤需提出的是,孙中山持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宪政观。他认为,个人的自由有害于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若要扭转中国衰弱不堪的殖民地的地位,必须要人民牺牲自由得以组成组织严密与号令统一的坚固团体。孙中山所主张的五权宪法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它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而是更倾向限制个人自由,集合国民力量,形成严密健全的现代体制的宪法,强调的是政府组织与体制的重构[8]。引申至考试权,自然考试权实现的核心因素就是独立考试机关“考试院”的成立与运转。遵循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法文本所涉条文的相当部分均与考试院的构建有关。
国民政府设立的考试院是五权宪法的一大象征。南京国民政府考试制度是围绕以考试院机构组织建立为核心构建起来的。1928年10月20日,公布《考试院组织法》;同年12月17日,公布《铨叙部组织法》;1929年8月1日,公布《考选委员会组织法》,考试院的行政组织构架基本形成。1930年1月6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哲生、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邵元冲及铨叙部部长张难先、副部长仇鳌,同时宣誓就职,旋即积极推行公务员考试制度。考试院下设有铨叙部和考选委员会两个机关。考选委员会负责考试管理;铨叙部主管全国文官任免、升调、叙级等事宜。至此,宪法文本中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走向成熟。
任何法律制度的形成,均有其时代背景、历史因素及理论根源,其产生与流变,均非偶然之事;而这三者又往往互为因果,交错会留,互相融合形成制度特征[9]。就某种程度而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被浓缩为封建君主国家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变过程。转型过程中,文官考试可谓一个重要的联结点,它一方面传承封建君主国家中作为根本政制的古代科举考试传统,蕴含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又在共和政体中享有崇高的宪法地位,是宪政实践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文官考试成为沟通新旧社会的制度因素,是帝制中国与共和中国的结点,其宪政意义不言而喻。毋庸置疑,文官考试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思想引发,被载入宪法,得以法律法规的创建而形成民国以来的根本之政制之一。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建设既是统治阶层维护统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接触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文官考试进行的历史评价,需着眼于文官考试与其所依托的五权宪法框架之间互动之关系。
考试是座桥梁,以一种真正公平正义之方式成全了从民到官的身份转换诉求。但它又不仅仅是座桥梁,更不仅仅是考什么与如何考的问题,看似简单机械的考试与录取的流程性事务并不足以表达它的全貌。在中国,它的背后蕴含的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它关切的不仅是个人抱负与前途,更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大命题: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沟通人群阶层的合理流通,践行平等自由的主流价值观,进而成为民主宪政的重要支撑制度之一。而这样的命题,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进行破题的尝试。
传统的封建官僚政治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腐败、专制与低效,但却能维持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统治,科举制就是重要因素之一。科举考试好像是从外部为自成一体的官僚社会作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被当做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一个以专制君主为纲,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古代官僚社会,也许确实需要考试制度来选贤与能,维持政权基本的运转。但是它又怎么可能允许全国的用人大权,都交给旁人去执行?笔者不否认科举制的进步意义,但在大量资料翻阅后,更愿意相信它的终极目的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程式中;
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的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进而自发地成为政权的维护者。清代中叶以后,官僚政治已经逐渐变得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但同时国内外动摇传统官僚政治的社会因素虽在不断增长,而支持那种统治的内外力量也并不示弱。这是旧官僚统治其所以能一直维系到20世纪初清朝覆灭才归于颓败瓦解的关键原因。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清、反专制、反封建官僚统治的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实践中,封建官僚政治必定受到清算。仿效世界潮流,官僚政治由以议会政治为名的宪政来承续。官僚政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去取代,国人已经认识到宪政是可取之道。巧合的是,文官考试同科举考试一样,借助历史机缘,承担了激活宪政的角色。这与其他国家的经历十分不同,中国也许是唯一将文官考试提高到如此高位置的国家,借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及其建立的政府形式,借由五权宪法与考试权的阐发与实践,成为了宪政的启动机制。
文官考试能得到如此崇高之地位,甚至借由五权宪法的实践成为根本政制,依笔者之思考,盖有主观心理与客观现实两个原因。
其一,人治思想的延续,或者说是科举思想的延续。与西方法治不同,中国素来信仰人治传统。与之相适应,社会处于官僚阶层的管理之下,官僚本身成为国家与社会核心,选拔官僚的制度也成为根本制度中的根本制度。这种传统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产物,任你用尽一切民主制度与法治手段,也无法在短时期消失殆尽,更何况是正处于社会变革当口的民国时期。很难说既是革命先行者,又是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多年的孙中山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抽离出来而成的五权宪法,是否也是受了人治思想的影响。将文官考试看得越高,越能证明人才的重要,却也能反证人治的重要。大量资料显示,按照执政者的设想,文官考试至少在地位上被定位为共和时期的“科举制”。
其二,国家危亡的客观情况。国家危亡,官员无能,国家机器需要新血液,社会治理需要新气象。人的教育是漫长的过程,但是考试体制能够迅速转变,求富求强的功利心态也使得文官考试一经出现就被推至相当之高度。
但是,社会现实已然与古代封建社会迥异,科举制确实能够维系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政体的运转,但文官考试却无法独立承担官僚政治革新之重,更何况民主宪政的实现。一方面,宪政是中国从未经历的权力运作形态,其良好运行必有赖于民主、法治、控权与人权保护诸多因素的实现,岂能寄希望于文官考试一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断断续续进行的宪政实践,实施于内忧外患与连年征战的国土之上,频频遭遇各种势力的阻挠,宪法也因为陷于权力斗争与政治角力而成为具文;而作为宪政实践的一个环节,文官考试也难逃宿命。这就很容易解释文官考试所遇到的种种挫折,如旧官僚势力的排挤、及格人员的分发任用相当困难、文官考试成为派系斗争的主战场、及格人员本身品质的堕落、考试施行多年却无法改变旧官僚政治形态、文官考试被烙上政治人物个人色彩等。
很难区分,究竟是文官考试挫折阻碍了宪政的发展,还是宪政推进的困难阻滞了文官考试的发展。但无疑的是,文官考试所遭遇之挫折是一种宪政意义上的挫折,这种挫折来源于宪政的不彰,又最终使宪政受挫。或许,转型期的近代文官考试确实难以独立承受如此深重的意义,良好的宪政运转必是由多方因素合力才能实现。寻求这种启示,对考试氛围浓厚与官治思想至今萦绕的中国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借由王亚南先生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政府无效率、腐败无能、官僚化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体制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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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强调课堂教学应焕发生命的活力,教师必须注重教学的动态生成性,捕捉教育生成点,全面实施教学育人。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学情,发挥教育机智,充分利用课堂生成资源,相机而教。要想课堂上学生生成的资源 为学所用 ,就要努力捕捉课堂教学中的生成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如何在动态生成中拓展文本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课程资源的不断丰富,课堂对话教学中对文本的拓展成了时尚。我听了不少公开课,特别是在诗歌教学中,很多老师都采取了以一篇带多篇的组合方式进行教学。不可否认,这能使课堂上的情感容量、信息容量大大增加,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课堂对话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而我们的拓展几乎都是预设的拓展。教学过程中,文本有的地方似乎还有深入探讨下去的必要,可是为了完成预设的拓展不得不终止而进入下一步。这让我反思:这是否有点舍本逐末?这样的拓展有效吗?究竟怎样才能在动态生成中进行有效的文本拓展?
对于这些问题,于永正老师也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课堂上要“举一”,即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课内尽量不要拓展,因为时间有限;课外一定要拓展,否则不能形成语文能力。这话值得玩味,应该给我们许多启示。
我认为,在课堂对话教学中,教师应分清主次,突出重点,要在动态生成地对话中把握时机,恰到好处进行必要的文本拓展。因为,课堂教学的时间是个常数,而课堂对话是一个动态生成的变数,必须要根据教学目标来动态地确定拓展的内容,把握好拓展的尺度。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拥有一双慧眼并找到切入点而进行恰到好处的拓展呢?
在动态生成的对话过程中,由于学生个体的差异,各种想法层出不穷,因此肯定有不少想法偏离文本。这时,作为导航者的教师应该及时纠偏,引导学生回归文本,凡是与目标不一致的要大胆删除或者延伸至课前或课后。因为离开文本目标的拓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学生只有在亲密地与文本要点进行了接触之后,通过教师的引领展开积极对话,才有超越文本的可能。例如,有一次我上老舍的《我的母亲》一文,设计了三个主要教学环节:
1.问题导入,感受“母亲”。2.深情感悟,体味“母爱”。3.拓展延伸,回报“母亲”。我自以为这三个环节应该是很好把握的,但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感受母亲”这一步,我先谈自己的母亲,讲得很动情,触动了学生,学生也纷纷谈自己的母亲,课堂气氛很好,不知不觉时间竟用去了约8分钟;第三步,回报“母亲”气氛更好,我放了相关的歌曲和影视片断,学生也大谈各种回报的方法,共用去16分钟。这一节课,我确实充分注意到了拓展,并且能贯穿在动态生成的每个步骤,但这是一堂失败的课,是一堂效率不高的课,是一堂未能解决教学任务的课。反思这一切,我深深体会到动态的拓展更需要围绕目标进行选择。因此教此文,第一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宜简,第二个环节宜繁,因为第二个环节正好是本文最重要的目标。
现在的一些一线教师,潜意识里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若就本教本,容易被人诟病为因循守旧,视野狭窄;还有些教师由于对叶圣陶先生的“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这一观点的断章取义,并借新课标的拓展要求之东风,便随心所欲的将文本进行任意分解和拓展。我以为,我们不能为了拓展而拓展,拓展应该是合理而且必要的。“合理”强调拓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实际,数量要精。“必要”强调拓展的内容一定是非要不可的。例如《米洛斯的维纳斯》一文,可拓展的地方相当多,但教师要选择最必要的。
此文是涉及审美的文艺评论,作者的基本观点是:维纳斯双臂残缺,反倒给人广阔的想象空间,因此他认为维纳斯“为了如此秀丽迷人,必须失去双臂”,复原维纳斯那两条已经失去了的胳膊的方案“全是些倒人胃口的方案,全是些奇谈怪论”,而维纳斯失去的只能是两条胳膊而不是其他任何部位。对于这个观点同学们理解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了更深入理解,就必须进行拓展。我以为,教学此文,除了要理解作者观点、写作的逻辑关系和文中难句之外,很有必要从审美理论中的整体美和残缺美或者空白艺术和虚实相生这几个方面加以拓展,而且在课堂上也只能就其中的一点进行拓展,这样,才见深度,也才适度。如此有针对的拓展方起到提高课堂效率的作用,这才是厚实的课。
因为课堂对话是师生双方精神的敞开,本身就是动态生成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对文本中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会产生独特的感受,对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问题会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甚至是“突发奇想”,这就必然要拓展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过程。“自然”讲究水到渠成,师生对话到某个地方,必须要补充相关内容才能让对话进行下去,这时就非拓展不可。只是,这要求教师能在纷繁复杂的对话中独具慧眼,适时拓展。
例如,在教学余秋雨的《道士塔》一文时,我引导学生对王道士、统治阶级、外国文化强盗三类历史罪人的形象进行比较,有学生对王道士这个形象提出了质疑,认为他很无辜,并谈出了不少理由。我觉得这是一个绝佳时机,这对培养学生的多元解读有极好的导向作用。我借机给学生介绍了雒青的《也说王道士》一文,此文的观点与余秋雨的观点截然不同,学生听后很感兴趣,我趁势布置学生课外阅读此文,写一篇读后感。后来,学生感觉在思想上收获很大。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在课堂对话中,拓展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但一定要注意:顺其自然不是说只要能拓展就拓展,而是要做精心选择。
当然这里所说的三方面并非是孤立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作为教师应该学会综合使用。只要我们在课堂上不失时机加以牵引,就能够培养出一群视野开阔、精神丰富的学生,也必能拓展出一方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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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这就对中文旅游文本的翻译产生了巨大需求。因此,对旅游文本翻译中的主要难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其英译现状却不容乐观,问题比比皆是,既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又阻碍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提高旅游资料的英译质量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跨文化视角探析三亚旅游文本的英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三亚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吸引众多国外游客。本文从跨文化角度,对三亚旅游英语文本的文化信息进行探析,以期提高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推动旅游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增强文化沟通和理解以及推动三亚旅游国际化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本;英译;三亚;跨文化视角
国际旅游的发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这一胜地。胡文仲在《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曾说:“国外游客和我们之间的接触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旅游文本的英译是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沟通。其目的除传播基本信息外,更要吸引游客注意力,理解景点丰富内涵,诱发其对目的地文化、民族风情、旅游产品的兴趣,刺激其购买旅游产品的愿望。所以,从跨文化视角探析旅游文本的英译成为一项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三亚旅游景点内容上涵盖了滨海旅游、宗教文化、民族风情、舞台艺术等。若将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传播给世界各国的游客,了解旅游资源中所蕴含的中西文化差异必不可少。
如:“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三亚市都举办盛大的中国(三亚)龙抬头祭祀南海文化民俗庆典。龙抬头被译为“Dragon Raising Head”Ceremony。中国文化背景下,龙是海神的象征,有强大的能力并且庇护人民。而其英译让外国游客费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龙具有贬义色彩,是魔鬼撒旦的象征。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用追加注释的方法则更为妥帖,即 “Dragon Raising Head” Ceremony-a memorial ceremony for sea god-dragon,which is a symbol of power in China,足以体现出译本的跨文化意识。
(一)景点名称的翻译
景点名称的翻译可分为直译、异译、音译或交叉进行。英译的过程中,选择何种译法,传达出丰富的文化信息,取决于译者是否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如:“天涯海角”,直译为Tianya Haijiao或意译为 The End of The Earth 都会让外国游客费解,爱情地久天长的寓意却未能传达。若译为 “Tianya Haijiao-which means remote place and symbolize love o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rever”,相对就能尽量展现出“天涯海角”的丰富人文精神内涵。
(二)民俗节日的翻译
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海南黎苗族同胞隆重庆祝“三月三”这一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节日。很多国外游客穿起民族服饰、跳起竹竿舞,感受黎苗人民的热情。英文简介如下:
On Lunar March 3,Hainan Li & Miao would flock together to wish for double harvest in Shanlan rice plantation and hunting. Nowadays,large-scale ethnic events would be held in Sanya city,mainly launching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port games and other featured activiteis.
没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游客很难理解“三月三”的涵义。因此,在介绍三月三名称时,用副标题更为妥帖,即Lunar March 3―A Traditional Festival for celebrating harvest and expressing love for Li & Miao minority. 内容简介紧贴习俗活动,文化内容,采用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英语行文风格娓娓道来。足以体现译本中跨文化交际意识。
(三)大型文化演出的翻译
三亚海棠湾著名大型文化演出《海棠?秀》将一个流传于三亚海棠湾的古老爱情传说以国际流行的“秀”的形式搬上舞台,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其部分英文简介如下:
“Spiral Show” tells a tale about ancient love in Haitang Bay,Sanya. A’ming,an archaeologist,first discovered nautilus,an ancient sacred weapon. ……here lies 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at is played out every night in Sanya.
这段简介概述了《海棠?秀》的故事梗概及历史来由。采用插入语,解释说明的表达方式,以及“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等英文惯有的行文习惯和相类似英语文化背景的表述,大大提高文本翻译的接受性(acceptability),提高与国外游客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国际旅游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旅游从业人员的高度敏感的跨文化意识对于高效的跨文化交流尤为重要。因此,旅游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充分理解源语言符号,而且要从跨文化的角度破译源语非语言符号―文化的内涵,才能将三亚旅游事业推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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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本是审美沟通中可以激发审美体验的符号形式与意义系统.一首诗.一幅画.一件雕塑等等,都可以称为审美文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
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
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 学时、文学史108 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 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 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1]果鲁伯柯夫. 文学教学法[M]方拯, 等,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2]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J] 文艺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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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教育是教育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的观点突出强调了信息技术作为教育手段的作用,忽视了信息技术本身作为教学内容在教学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信息技术不仅应用于教育领域还广泛应用于军事、商务、咨询、运输等领域,这些应用作为教学内容的讲授是教育技术所没有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论述全文如下:
教学内容是指在不同的科目中具体的事实、观点、原理、问题和处理方法。教学目标的明确表达,在很大限度上给教学内容的设定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中要考虑很多问题,如目标的相关性、内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及其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能不能被接受学生,是不是符合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等等。
(一)明确培养目标,立足全体学生
信息技术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信息技术科学素养。所以,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应该基于所有的学生,尽量避免生僻理论的出现。依据中学生的实际需要,让学生能够熟练应用必要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
(二)注重实践,加强实验
信息技术教学内容应注重实用性,没有实际操作,整个课程教学内容将不能够达到想要的目的和效果。所以,应加强软件和硬件的建设,为学生进行计算机操作创造条件。
(三)培养兴趣,重视应用
信息技术是个新兴的课程。当学生接触新的事物时都会有着很大的兴趣,但后期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将不断深入,有些知识必须去不断被重复练习,不仅无聊,还增加了难度,这会造成他们的学习兴趣逐渐下降。这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让学生自己了解信息技术的实用性,提高信息技术学习的积极性。
(四)注重学科渗透,反映发展动态
信息技术概论的教学内容在论述本科目知识时,也应该涉及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知识。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也能够帮助学生扩大和深化知识结构。
(五)联系社会,开放办学
为了满足学生在未来的工作需求,信息技术教学应该尽量走出学校,以反映社会的需求。比如组织学生访问大的网络公司、更新速度较快的网络通信部门,邀请专家来校授课互动等,尽量把最新的国际信息技术展示给学生。
(六)编制多种内容,适应学生需要
关于信息技术教学的内容,不同的人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人认为应该建立跨学科的课程内容,另一些人则提倡设置综合课程,还有些人认为除了必修课,也能够设立有地方特色的各种各样的选修课程,让学生自己选择。
(一)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务必要有积极的学习兴趣,才能使自己的学习自主性等到应有的发挥。教育工作中,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可以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发展逐步从量变到质变,从而培养出学生的创新能力。中学信息技术课程实用性强,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应注意的相关工作,在结合教学内容、符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创新的设计,使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二)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
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进行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教师在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中面对学生的态度不够好,总是缺乏信任,对学生的创造力并不能给予肯定。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学生学习信息技术新课程的过程中。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实践进行时,当谈到的探索和复杂性的课题时主要是由教师来解决的。教师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避免教学活动与教学目的偏离,教学任务的延迟,学生创新效果不好等,导致其思维习惯受到影响。这种行为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大阻碍,是目前的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错误。所以,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进行中,教师务必足够信任学生,鼓励学生自助完成教学任务,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潜能,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在实践中培养创新能力
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注重它的实践性,在教室里给予学生某些表现的机会,这样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就会增加很多,可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喜悦,使他们对这门课有浓厚的兴趣。这既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创新思维,也能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其中,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时,务必新旧知识相互穿插,以便于学生在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关于那些启发性的问题讨论,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独立处理,这样可是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训练创新能力。此外,在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假如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教师应该及时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及时搜索和收集相关信息,然后课堂上和学生交流探讨,在交流中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并分析其处理方案。假如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就需要相关的教师来解释和指导了。这种教学方法在实际进行中,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够得到提高,增强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力逐步强化。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了解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是根据中学信息技术教学目标来组织的,是信息技术教学的重要支柱。当前的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在按照教学内容进行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很重要的,即能够培养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为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工作打下结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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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语言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它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文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文本研究,亦被广泛运用于语文教学之中。语文教学中的文本解读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有着非常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在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会把文本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解读,而且会尊重文本作者的本意,避免歪曲误读,并注重把握文本完整的意义,避免断章取义。
关键词:语文教学 理论学科 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如何更好地使用文本研究,使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作出贡献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首当其冲的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文本研究亦广泛运用于语文教学之中。研究语文教学中的文本解读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当代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语文教材是语文课程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静态的文本。语文阅读教学就是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意识的指引下,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教师提供的阅读规则,去深刻体悟作者字里行间里流露出的感情或表达的想法,去挖掘作者文本背后所蕴含深刻的思想,并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最终培养出一定的语言文字素养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文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对文本的解读过程。语文教学中文本解读的直接目的是教师向学生传授解读方法。因此,语文学科教师的文本解读方法便显得至关重要。语文学科教师在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摸索出了一套解读文本的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同样值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借鉴。
语文阅读教学是母语教学,具有培养民族认同感、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先天优势。当代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文也多是那些能够唤起民族认同感、反映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文本。教师和学生唯有把文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正确理解文本,才能挖掘出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所表达的丰富的思想感情。例如《赵州桥》这篇课文,如果不把它放置在1300年前隋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就不能理解赵州桥的伟大之处。因为像赵州桥这样的石拱桥在近现代比比皆是。只有考虑到它的时代背景才能感受到赵州桥设计的巧妙,才能体悟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只有结合理论文本的时代背景,才能体悟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瞻远瞩的目光。
解读任一文本,最重要的是解读出作者创作的本意。作家在写作文本的时候,寄托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作者的这种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便是文本的价值所在。在解读文本的时候,曲解或歪解文本不仅达不到解读文本的初衷,而且是对文本作者的一种侮辱。例如,在解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时候,要认识到地坛只是一个载体,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描写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若只是看到“我”与地坛的关系或对地坛的回忆,则明显与作者原有的写作意图不符,便读不出其中所蕴含的真挚感情。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在几百余年来几代人的传播和诠释之下,形成了很多版本的所谓“新解”。有的“新解”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得面目全非。这些“新解”的作者自以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创造性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歪曲,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侮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只会在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的基础上解读文本,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含金量,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尊重。
文本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世界。它不仅包含其文字符号层面,还包含了文字层面背后隐蔽的象征意义。如果只是看到文字符号层面,则并没有把握文本的完整意义。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文本全篇描写的是月下荷塘的美丽景象。但如果只是看到这些,并没有领悟到作者写作该文本的完整意义。
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要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地融入到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充分调动自己的感悟能力,便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荷塘月色》不仅描写了月下荷塘的美丽景象,更抒写了作者在政治形势剧变之后,在严酷现实的重压下的苦闷、彷徨和寂寞的心境,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未来美好自由的向往。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时候,切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在掌握了文本表层的文本符号的同时发现文本背后的意义,这样才算是对文本的完整解读。
受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方法的启发,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文本研究应当学会把文本放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尊重作者本意表达的基础上,完整把握文本内涵。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界就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本身的研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界新的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语文教学中的文本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晚、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只有不断学习语文教育学等人文学科中的文本研究方法,才能撑起一片带有本学科特色的成熟的学术天空。
语文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启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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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现代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的核心,是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社会要求的重要经济结构。市场营销已经成为决定中国企业命运的重要因素。认真探索和研究中国企业在新世纪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组成,不仅对社会的进步、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还能更好的满足民众的需要。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企业的经营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而市场营销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企业未来的稳定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企业市场营销方向如何发展,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 市场营销 发展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世界性产品过剩及价格滑坡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我国企业经营环境也面临着国际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企业的发展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内容,肩负着社会的进步及社会公众的需求的任务。企业的营销发展方向成了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要面向全球化,在提升环境保护及绿色观念意识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及满足人们的需要。本文针对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提出了逐渐实现产品绿色化的观念,在认真做好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对营销组织与机构进行完善。
产品绿色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品设计的绿色化;二是产品生产的绿色化;三是产品运营的绿色化;四是产品销售的绿色化。依据对产品广义化的解释,绿色产品又包含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及产品本身的绿色化。要实现产品的绿色化,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一)不使用有害化学物质
由于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有毒的化学物质,这些有毒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对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加强企业产品的设计对实现产品的绿色化非常重要。有国外研究表明,通过普通日光的照射代替化学药水的冲洗实现对照片交卷的冲洗,这种研究,不仅能保护环境,还能实现对资源的节约与利用。
(二)节约能源和资源
近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使得许多自然资源匿乏甚至枯竭,因此加强对能源及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对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分配,实现对资源的节约。也可以依据国外的“非木材纸”技术,对实际的能源节约进行设计改造。
(三)开发替代品或新产品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经常出现一些对生态及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产品,这些产品不能被循环利用,进入换进中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例如电池,通常生活中使用的电池大多数是碱性电池,因其内部包含大量的铅、汞等有害化学物质,一旦处理不当,会对人体及生物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开发新的替代品对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对企业及生产科研单位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除了要加强绿色生产技术,还要提升员工的绿色观念,加强对企业绿色化管理。企业绿色化管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绿色观念
企业在实现产品绿色化管理的过程中,应首先确立长期的营销发展方向及策略,在以身作则的情况下,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提升对员工对环境的绿色产品意识。
2.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致力于社会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除了与公 众维持良好的关系外,还要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及广大民众证明其绿色形象,为企业提供有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3.强化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环境管理力度,提出了“清洁生产”的理念。针对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它主要体现在对产品的设计、制作及使用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一是要求企业在生产设计过程中,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尽可能的将材料转化为产品;二是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的提高能源的高效利用,对能量及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进行充分利用,避免对环境的污染;三是要求企业在使用过程中,使用无毒无害的原材及无污染的先进技术设备进行产品的生产。
4.从污染治理转向污染预防
传统的环境保护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这种治理被称为“末端治理”。这种方式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能对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控制,并不能处理污染物的二次污染问题,再加上废物的处理经费较高,使得许多企业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治理。上世纪80年代起,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转变治理观念,提出以预防污染为原则的治理观念,它要求企业从对污染物的控制排放转为对污染物的预防治理,是改变环境保护的观念的重大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及经济化的发展,市场信息成了企业决策的基础和前提,现代化企业经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决策,而企业的经营又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点。因此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保证服务的高品质,企业需要做好市场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在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综合来自竞争者、经销商及市场的其他有效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由于市场调查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因此,企业可以成立自己的调研部门,也可以借助是专门的调研公司,对以下几点进行调查和研究。一是可以从市场入手,包括对市场机会、需求及份额进行了解。二是对顾客进行调查,包括顾客的需求类型、服务的满意度、购买行为及改善意见等进行调查。三是对企业产品的调查,包括产品的价格、销售渠道及各种促销活动等进行分析。依据国外比较有说服力的调研结果来看,成立自己的调研部门不仅可以进行专门的调查与研究,还可以提供正确的信息,为企业的经营与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但由于中国企业经营受自身体制影响,律师费以及相应的相关费用的确定。研究与开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这种治疗方法由于无形资产,比重小,不太影响会计的真实性。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处于领先方面的地位,固定资产占比例越来越小企业成为资产。
3.无形资产摊销方法不合理
目前企业的会计模式,主要采用的是无形资产摊销直线法摊销,在工业经济时代,属于知识经济背景下,无形资产已经成为企业资产主要力量,现代科学以及技术变化,无形资产更快速更新,使用无形资产摊销的直线法,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企业收回该无形资产的成本,不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企业。这显然不适合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1.明确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该范围的确认和无形资产的计量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大量的估计和判断似乎已经准确的测量结果并不能掩盖其核算过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分的强调货币计量以及相关的准确测量情况,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有非常影响的,如果能够及时的确认有价值信息,清晰的多维会计计量,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为测量对象,具有不同的性质。
2.健康发展支出的会计处理
企业研究开发分为两部分进行相应的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研究活动主要是指做为获取新的科学或者是技术知识的努力,努力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的有计划的,同时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研究活动范围一般的情况下是依照,能否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主要分为基础研究以及应用问题的分析。开发活动是指或者是实质性改进的产品,创造方面的材料进行安排,设备以及技术系列商业使用,先前从事研究成果或者是其他知识活动进行研究。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可以创造出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经济资源进行分析,所以,经济资源为企业经济利益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逐步的发展,使企业之间合作不断加强,但竞争日趋激烈。
3.确认自创商誉
有很多方面的特殊方面的无形资产,商誉有很多方面的具体的特点。这些主要的特征是有很多方面的无形资产标记。对商誉相关概念的具体分析,商誉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的价值的具体分析。商誉预期未来贴现收入超过正常总资产除商誉方面的价值。商誉能够反映出企业的总价值,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超过其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商誉可以分为自创商誉以及外购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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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应试教育存在,考场就是磁场,考卷就是指挥棒。在语文考试中,作文占了半壁江山,无论学生和教师都不敢对它掉以轻心。笔者在中学任教36年,长期关心考场作文。什么是考场作文?它有哪些特点和规律?怎样才能写好考场作文?为什么年年高考和中考时不少考生因作文不慎而败北?本文试从两方面来谈谈看法。
考场作文题虽然林林总总,但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限制性强。考场作文与平日自行作文不同。前者被动,后者主动。前者是要我写,我得写;后者是我想写,我要写。考场作文的被动是由于考场作文的限制性,考场作文的限制性是由于考题承载着制题人的意图,考生只能按他的意图去写,有人称这样做是戴着镣铐跳舞。即使那些能妙笔生花的作家,由于平日写东西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惯了,如果要他们来写考场作文,未必都能得高分。因此要想写好考场作文,就要熟悉和适应考场作文,只有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戴着镣铐也能跳出漂亮的舞姿来。
二是时效性强。考场作文不能悠着点,是极讲究时效的。以高考为例,要求150分钟完成语文试卷,给作文的时间就是个把小时。60来分钟要写好一篇800字以上的文章是件难事,要把这件难事做得称心就需要有功夫来做铺垫,这功夫就是平日有针对性的作文强化练习。因此平日要通过练审题、练行文、练书写速度,来达到一小时写好一篇文章的要求。只有这样,身临考场时才会心中有数,游刃有余。
三是风向性强。考场作文从内容来看是风向性很强的,而风向标就是时代特征,具体来说是时代风貌、时代气息、时代精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场作文一以贯之的出题宗旨。高考作文就是见证: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诞生,一派新气象,于是有了《记一件新人新事》(1952年题);60年代中抗美援越揪人心,于是有了《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题);70年代末国家在拨乱反正中急需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于是有了《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缩写,1978年题);80年代环境保护已成为问题,于是有了关于环境污染的《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1985年题);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于是有了《尝试》(1994年题)和《转折》(2003年北京题);近几年来高考出题以各省市为主,每年出题多样化,但都遵循了上面的宗旨,于是北京奥运、金融海啸、汶川地震等事情及宽容、诚信、和善等观念,都成了高考作文题的制作材料。因此要写好考场作文,就要关注所处时代发生的事情、存在的问题,就要关注社会、关注民族、关注环境、关注人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写不好考场作文。
考场作文题虽然千变万化,但归纳起来是四类: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半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在我国的考场承传千年了,生命力极强。近30年来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热闹时,它也没销声匿迹,最近几年它的出现又很频繁。其特点是用来做题的语言简单,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个短语,或是一个词。这看似简单的题目往往最让人琢磨,过去每年中考和高考,因看不懂题或看不准题失分的很多。命题作文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审题千万不能马虎,题中的每个词不能轻易放过,而关键词更要吃透。有的题言约意丰,题外有题,不能死扣字面来理解。比如《踮起脚尖》(2009年湖南高考题),“脚尖”在题中有它的比喻义,是藏虚于实。如果看不到这层意思,作文就会拓不开思路。命题作文的另一特点是形式表现的多样性和内容表现的广泛性,这在以一个词为题的作文最突出。比如《难题》(2010年重庆高考题),形式基本上不受文体限制,内容凡与“难题”有关的都可以写。以上谈的是旧命题作文,近几年出现了新命题作文,它制题时比旧命题作文字多,有题目,还附有材料,材料对题目有提示作用,审题降低了难度。
材料作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早的有代表性的是1983年高考题,要求根据漫画《挖井》的材料来写文章。材料作文的出现,打破了命题作文的一统天下,并多年取而代之。它的特点是限制多:限内容,作文不能脱离材料的内容;限立意,不能脱离材料含义的范围;限体裁,一般要写议论文。它的好处是:能最大限度地防止猜题套题,弥补命题作文在这点的不足。它的缺点是:审题难度大,稍有不慎全盘皆输;再者它不利于个性表现,对擅长写记叙文的考生有失公平。因此,最近几年出现了新材料作文。它的特点是:给的材料往往不止一条(旧材料作文一般是一条);材料的含义不难理解(旧材料作文的材料比较难懂);可以写成其他文体。新材料作文是对旧材料作文的修正。由于材料作文的上述特点,制题人对它是青睐的,它一度冷寂后又热闹起来,近几年频现于高考,与命题作文平分秋色。
话题作文的出现是继材料作文之后,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形成高潮,取代了材料作文的位置。2004年高考,全国卷和地方卷共15套,只有北京卷的作文题《包容》是命题作文,其他全是话题作文。它具有限制性和开放性共存的特点。限制性是不能离开规定的话题;开放性是只要能围绕某话题怎么写都可以,写成什么样的文体都行。它的好处是题目确定了话题写什么就明白了,审题无障碍;不受文体限制,有利于个性表现。由于这样,它曾一度极受追捧,但因不利于检测学生对考题的认辨能力,它一度热闹之后又冷寂下来。2010年的高考和中考,在我看到的各地几十套的考卷中都无话题作文。
半命题作文出现的时间与话题作文大致相同,它先出现在中考中,并且一直占重要地位。后来高考也有了它,但次数不太多,到了2010年它基本消失于高考。半命题作文也具有限制性和开放性并存的特点,内容上它对考生既有所限制,又给予了较大施展的空间。审题难度比较小,考生只需要审好已给出的半命题中的信息,结合人生体验和素材积累将题目补齐,一个他熟悉的新题目就出现了,写起来也比较顺手。半命题作文的第二个特点是:补齐后的题目大多只适合写记叙性文章,这大概是中考作文制题人一贯青睐它,而高考作文制题人先亲近后疏远它的原因。
写好考场作文,在技巧上我简单归纳为六个字:准、清、快、紧、亮、当。具体来说是:
这里的“题”取题目的意思。多个题选做其一是一种常见的作文现象,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选准再做。要避免半途而废另取题重写,这会因时间不够难以成篇;或要避免写到一半硬往下写,这会因写不顺手勉强成篇。选题要准应做到:避难择易,避生择熟,避短择长。
这里的“题”取题旨的意思。有的题审题难度大,不能急于开笔,要在咬文嚼字上花点时间,弄清题意再写。比如《品味时尚》(2009年江苏高考作文题),“品味”不能理解为“体验”,它是仔细体会、玩味的意思,“时尚”不能理解为“时髦”,它比时髦的外延要大。时髦是指人的衣着或其他事物入时,仅就物质而言;时尚是指时代的风尚,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有的题看似好写实易犯错,要谨慎对待。比如《老师要来家访》(2006年某校中考模拟题),许多学生写成老师来家访怎样怎样,把个“要”字漏掉了,出现了审题严重失误。有的题立意不受限制,写时不要轻易逆向取意。我主张平日作文要求异,考场作文要求稳。考试不能做没把握的事,要在稳中求赢,不在险中取胜。走险路,出怪招,虽然有成功的可能,但风险也大,过去有太多的教训。求稳的文章虽立意和写法一般化,但翻不了船,如果思路和语言好,同样可以得高分甚至满分。
这里的题也是取题旨的意思。文章下笔后,一开始不要去兜圈子,这是考场时间不允许的。开头不要长,长了主体部分的内容可能就少了,结构就不相称了,就像一个人一样,头大身子也要大。因此,写记叙文最好不要先讲个故事再引出主题,写议论文最好不要先论了一大段再提出观点。开门见山很适合考场作文。
这里的题也是取题旨的意思。落笔后要紧扣题意来写,不要若即若离,更不要观点与材料油水分离。后一种情况虽然少见但考场作文不乏其例,前一种情况则是普遍出现的。议论文中材料与论点结合不紧或写着写着就跑了题;记叙文中题材与题旨亲而不密或貌合神离,在考场作文中都是常见的。我曾看过一篇中考满分作文,题目是《惊喜》,初看觉得不错,多看一遍就发现问题了。因为文中“选择”的词多于“惊喜”的词,题目改为《选择》更好。这使我怀疑考生可能将一篇《选择》的作文套入到考场作文《惊喜》中来。即使避开这一点不谈,仅从扣题来看,它也谈不上紧密。如果阅卷人心细一点,这个考生就会吃大亏。
这里的题既取题目的意思,也取题旨的意思。古人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古今中外选美人,第一是挑眼睛要大要亮。文章的“眼睛”不亮很难感动阅卷人,因为他得在很短的时间看完你的文章并判好分,需要“眼睛”亮。如果他看后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他认为你写的与题目并无关系,这对你是很危险的。要避免这样,就要在文中适当之处用好点题的话。最好在首尾各出现一次,中间也出现几次。
这里的题只取题目的意思。结题就是结尾。我们的古人历来重视文章结尾。有的主张要有力量,像豹子的尾巴;有的主张要有韵味,像绕梁的余音。哪一种好?要视情况而定。大凡而言记叙文可来点余音绕梁,议论文要响鼓落音有力。我以为,考场作文的结尾要防止下列现象:
不要似结非结。2009年湖北高考某考生的作文是《站在自由的门口》。考生在文章前面叙议了对自由的看法和自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行为以及在母亲教育下的思想转变,结尾时他这样写道:“后来我还是向母亲阐明了自己当时的错误想法,并说明了今后的打算。母亲对我大加鼓励,这使我更坚定了自信心。还好,自己从将要踏进自由享受的门口退了回来,我感到万分庆幸,庆幸自己对自由的认识,从此改变了,做了自己该做的,去追求自己力所能及更应当的自由。”这样的结尾,写得拖泥带水,使人感到好像是结尾,好像又不是。
不要画蛇添足。有一年湖南中考,作文题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有位考生写了自己在一个夏天的早晨的所见所闻,本来不错,可以写点感想结尾了。可是他又由此展开联想,写到又一个夏天的早晨在这里发生的另一件事。本想以此形成对比,不料弄巧成拙,不仅没有增加表现力,反而有悖于题旨,被阅卷老师视为严重跑题。
不要草率收场。有一次某县初三联考,题目是《我更需要什么》。有位考生写自己更需要自信。他在文中回顾了一段人生经历,写了自己不成功是由于缺乏自信,总觉得事事不如人是爸妈没给自己生个好脑袋,于是每事都不想去与人竞争,只求一个“混”字。结尾他说:“为了美好的明天,我要拾起自信来。祖国,请相信我吧。‘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个结尾虽然说了自己的观点,但三句话中有一句套话和一句不着题意的话。这样的结尾是不成功的。也许这样改会好一些:“一位名人说:‘自信是成功的秘诀。’从此以后,我要抛弃自卑,战胜胆怯,竖起自信的灯塔来,想必等待我的是明天的成功。”
不要首尾不一。2008年广东佛山市中考的作文题之一是《永远的座右铭》。一位考生开头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这是我国已故数学家华罗庚的名言,自初一起我从语文老师那儿知道了它,并把它当作座右铭。”主体部分,他叙述了自己学习的经历,讲了两个小故事来印证勤能补拙的观点。结尾他却说:“我忘不了这位语文老师,他告诉了我怎样做人的道理,使我有了生活的座右铭。它会永远陪伴我去奋斗。”开头陈述的对象是华罗庚的名言,结尾的陈述的对象是语文老师,虽然有点题的话,但首尾的内容并不一致。
不要字数不合要求。2004年高考,福建作文题要考生从孔子、苏轼、曾国藩、鲁迅、霍金等人物中,选择一个写篇文章。一位考生选了霍金,由于体裁没限制,他写了一首诗《上帝是公平的》。该诗8节,48行,300多字,表现了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主题,有鲜明的形象和蕴藉的哲理,确实是一首好诗,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我不主张考场作文这样写,至少它的字数不合此次作文“800字以上”的要求。仅凭这一点,阅卷老师就有理由判它一个不及格。这位考生虽然得了高分,可走的是险棋。
诚然,写好考场作文,除了按六字诀去做,还要有点文采,一篇文章要有几个吸引眼球的句子,还要卷面整洁,字迹清楚等。但这要靠平日练好功夫和养成良好习惯,这不是考场作文对策中所要说的技巧问题。因此,这里我就不去详谈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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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种用户界面范式,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之间相关的内容。现时超文本普遍以电子文档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链结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档的连结,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连结所指向的位置。超文本的格式有很多,目前最常使用的是超文本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及富文本格式。以下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超阅读:数码时代的文本变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提要:由于计算机和万维网的普及,以电子超文本为对象的阅读(即"超阅读")正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了超阅读的特性,评介了国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并在阐述超阅读的长处与局限的基础上提出了扬长避短的措施。
关键词:超文本超阅读网络文化
电子超文本(electronic hypertext)的勃兴,是20世纪下半叶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60年代中叶,它仅仅是美国学者纳尔逊头脑中的灵想独辟。80年代中叶,随着光记录技术的进步,超文本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单行电子出版物。从90年代初开始,由于超文本标识语言(HTML)的问世、万维网(www)的建立,超文本在赛伯空间中不胫而走,成为在线电子出版物最为流行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超文本是作为线性文本的对立物而出现的。由于超文本势力日盛,与之相适应的超阅读(hyperreading)正深入人们的生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试图剖析超阅读的特性,评介相关研究的成果,并探索超阅读扬长避短的途径。
基于印刷术发展起来的传统文本,以线性文本为其主流。多数出版物通过章节设置、页码标注等方式规定了阅读顺序,读者的任务似乎就是逐章、逐节、逐页、逐段、逐行以至逐字往下读。当然,这不是说传统文本就没有非线性因素,百科全书从总体上说便不是为线性阅读而设计的,人们通常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查阅它。有人因此将百科全书视为超文本的雏形,这是不无道理的。尽管如此,超文本真正成熟是电子时代的事情。电子文本固然也有线性因素,但是,它所看好的其实是以非线性为特征的超文本。如果我们将超阅读的特征界定为非线性的话,那么,它无疑是与超文本相辅相成、在电子时代获得崭露头角的机遇的。如今广为人知的"冲浪"、"巡航"等譬喻,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超阅读而言。它们既说明了超阅读有别于传统阅读的特点,又展现了超阅读特有的魅力。
不过,在将超文本与阅读联系起来时,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相关的概念:一是对于超文本的阅读,二是以超文本的方式来进行阅读。尽管超文本本身可能包含了许多交叉链接、因而提供了非线性阅读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些链接的话,超文本(通常是在一个节点的范围内)用浏览器读起来或许和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并没有什么差别。由此看来,超文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非超文本的方式来阅读。反过来,非超文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用超文本的方式加以阅读。例如,打开印刷在纸面上的散文时,即使其中没有现成的注解,也没有标明引文,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一边跳来跳去地读,一边查找手边的辞典、对照其它散文,试图找到文本之间的联系。有人认为:这一意义上的阅读(即以超文本的方式进行阅读)便是"超阅读",它适用于一切文本(包括成套的文本)。(Burbules,1997)上述两个概念的区分,事实上牵涉到阅读过程中人所固有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由自身信息的结构所规定,每种阅读材料都有与之匹配的阅读方式,这体现了人在阅读时的受动性;从自身的知识储备、阅读能力、阅读目标等条件出发,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阅读方式有所抉择,这体现了人在阅读时的能动性。因为上述矛盾的存在,我们有必要更严格地界定超阅读的外延与内涵,将狭义超阅读理解为针对超文本的非线性阅读,而将针对线性文本的线性阅读称为传统阅读。为简明起见,下文不把针对超文本的线性阅读和针对线性文本的非线性阅读列为研究的重点。
与传统阅读相比,超阅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追随链接以把握文本间性。任何意义上的阅读都涉及材料的节点与链接两方面,用传统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文本单位和文本间性。以线性文本为主流的印刷品使得阅读经常定位于相对孤立的作品或文献(文本单位),文本间性隐而不显(除非加注或作特别说明)。与此相反,超阅读材料以链接的形式突出了文本间性,从而大大便利了读者的视野在文本之间的迁移。印刷文本本质上是选择性与排外的。任何印页、任何卷宗,都只能包容一定数量的词语;它可以参考其它文本,但为此必须翻检藏书、到书店购买或者上图书馆借阅。这类活动本身不是阅读,读者却必须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有时还得耗费金钱。网上的超文本本质上是包容的:文本的大小几乎可以视人们的愿望而定,任何文本都可以被链接到实际上数量无限的其它在线文本,访问这些文本链接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或努力。
实施跳跃以进行网上冲浪。如果说传统阅读以连贯性为特点的话,超阅读的特征则在于跳跃性。连贯性具有两方面的依据: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人类思维的逻辑性,从客观来说在于传统文本相对严密的结构。这两方面的依据互为因果:阅读结构严密的传统文本有助于训练人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训练有素的人易于把握传统文本内在的结构。正因为如此,为了促进儿童的心理发展,有必要引导他们条分缕析地阅读各种以连贯性见长的范文。传统阅读虽然有上述不可抹杀的功效,但亦存在易使思维陷入各种条条框框的缺陷。例如,科举时代讲究"起承转合"的八股文,从破题、承题、起讲,中经入手、起股、中股、后股,而以束股结束,看起来似乎结构紧凑、易学易教,实际上形式死板、束缚性灵。当代以应试为宗旨的新八股,同样不利于发挥人的创造性。与此相比,超阅读比较重视自由联想的作用,相对充分地体现了读者的能动性。如果说自由联想是超阅读的主观依据的话,那么,相对多样的路径设置则是超阅读的客观依据。当这些路径通过网络媒体彼此相通、在不同路径之间实现跳跃成为可能时,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便向网络媒体的"冲浪者"转化。
提供选择以实现阅读的个性化。传统阅读通常面对的是定型的文本。形式上相对稳定的传统文本往往成为存在"终极解释"的客观证据,这种终极解释的主观原因则是对解释者权威性的认可。在不少情况下,原作者因其意图被作为释读文本的参照而享有权威地位,由原作者手定的文本则成为一切传世之作的基准。版本考订也好,文字训诂也好,都服从于上述权威和基准。如果找不到原作者或者原创文本,那么,声望卓著、功力不凡的学者便可能成为权威,由他们所校定的文本相应可能成为基准。超阅读根本否定终极解释的存在,这种否定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其一,超文本是一种开放的作品,鼓励充分发展读者的阅读潜能。因此,不同读者对同一超文本作出不同解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二,超文本赖以安身立命的网络媒体以"平等"作为自己的特色。因此,不同解释之间的关系,并非压制与服从。换言之,话语霸权在超阅读中没有市场。
必须指出:与传统阅读相比,超阅读的历史还相当短暂,而且,目前人们对二者的关系仍存在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超阅读和传统阅读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例如,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的P. W. Foltz曾对传统阅读和超阅读进行比较研究,其成果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发表,题为《线性文本与超文本中的读者理解和策略》(1993)。他在文中报告自己的实验结果时,就持这样的观点。问题在于:这一实验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它的做法是从现成的本科生经济学教科书中选取部分内容,分别制成电子线性文本和电子超文本,然后就理解的速度和精确性等项目对非经济学专业学生进行测试。测试用的超文本仅仅包含6018个单词、26个节点、17个横向链接,而且,这些节点本身又是根据原作的段落标题设计的。这种状态下进行的超阅读,毕竟和网络用户接触在线超文本的体验有不少的差距。当然,这不是说超阅读就与传统阅读不存在共同之处,我们应当比较全面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超阅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布什。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设想了超越印刷文本之局限的新的阅读方式。(Bush, 1945)虽然布什受时代所限、将这种超越的技术基础认定为缩微胶卷,但这篇文章从总体思路上对后人多所启发。纳尔逊、恩格尔巴特等人在60年代中叶所设想的超阅读,便是沿着上述思路加以拓展的,只不过其时的技术基础已经转移到计算机。关于超阅读的研究,到80年代末开始形成高潮,至90年代堪称成果迭出。
在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已对阅读进行了大量研究,某些成果已在实践中获得应用。上述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弄清哪些主客观要素对阅读效果有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读者背景知识、阅读动机、认知能力,文本的结构形式、题材类型,提示的诱导、从众的压力等。这类研究原则也适用于超阅读。除此之外,人们还试图寻找影响超阅读的特殊因素,其中之一是显示器的分辨率。实验表明:同一个文件分别呈现在纸面和屏幕上时,就阅读速度而言,后者高于前者。(Gould, etc., 1984, 1987))但是,若显示器的分辨率提高,则阅读速度加快。这说明:阅读速度事实上并非取决于文本的结构。因此,对阅读和超阅读所作的比较研究,必须以二者拥有相等的分辨率为前提。从理论上说,要想弄清超文本的特性,首先得将其特性和在特定装置上阅读它的体验上加以区分。(Landow, 1994)为电子超文本的特性所决定,在超阅读领域人们更多地探讨人机界面的设计,分析链接、组织与调用信息的方法。为此,人们不仅运用了计算机科学,而且引入了心理学、阐释学、工程学、概率论等原理。例如,Spiro和Jehng等人所作的研究就援引了认知心理学理论。(1990)
以要素研究为基础,人们正在试图建立超阅读模式。这种理论尝试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移用或借鉴传统阅读理论模式,像V. Balasubramanian所著《超文本入门》(1995)就是如此。它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语义学和符号学。另一种是着眼于超阅读所固有的特性,将链接取为中心范畴。例如,Nicholas C. Burbules认为:人们通常关心节点而非链接,链接的价值被低估,原因在于链接的易用使之看起来像是捷径、转移的迅捷使其自身来不及被反映,一切看起来仿佛自然而然。其实,链接很值得研究,理由如次:其一,并非一切链接都浑然无别。超文本的作者设置链接有一定的考虑,读者选择与追随这些链接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出于他们所特有的方式,有时由常规所预示,有时出于对作者设定这些链接的意图的猜想。其二,在读者遭遇超文本之前,链接就已存在。在多数情况下,读者并不了解超文本的作者,对他们的理智、偏见、动机和信用都一无所知。运用与定位超文本中的链接,是使作者的默许假设及价值观豁显的主要方式。其三,链接不仅连接既定的两个文本,而且改变材料被阅读与理解的方式。两个相连的文本的单纯并置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不用说对链接本身加上说明或标题。作者当然可以用链接来表达一定的意图,虽然这种意图并不一定能为读者所把握。
Burbules对链接修辞非常感兴趣,他说自己从修辞的角度来描述不同种类的链接,为的是强调它们的多样性、强调它们非中性的意义,希望人们将链接当成一种有待评价和探询的修辞运动。修辞有意无意地暗示着选择,昭示着假设,带来了效果。因此,超阅读不仅仅是单纯追随摆在我们面前的链接,而且意味着对它们的意义加以阐释、对它们的合适与否进行判断。在网络上,超文本固然为一个个的作者所拥有,但是,这些页面并非孤立存在,因此,作者必须对自己所创造的网页负责任。读者也必须摆脱自己对网络所持的简单消费者的倾向,学会区分简单的信息与链接的信息,抵制页面上那些花花俏俏的东西的诱惑,培养批判性的超阅读能力。有三条值得注意:其一,读者必须掌握与网络设计、制作有关的技巧,迨所谓"能作方能评"。其二,必须认识到不论网络是个多么富于弹性的结构,仍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不可能对于各种文化群体和个人都一视同仁。网络不仅是人的思维方式的外化,而且以其反馈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人们创造工具,工具在为人们服务的同时反转过来改造人。网络与人的关系同样是如此。其三,必须认识到不管网络如何庞大、仍然有些重要的东西未被收入。任何链接都在包容某些联接点的同时排除了另一些联接点,任何路径都在开拓某一通道的同时甩开了其它通道,任何修辞都既是揭示又是隐瞒。因此,我们必须在阅读"存在"的信息的同时阅读"不在"的信息。如果读者拥有批判能力的话,网络可以提供巨大的发现、集成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网络可能是一个操纵人、歪曲人的可怕的媒体。(Burbules, 1997)这些见解是相当精辟的。
如果说一定的理论模式总是和一定的阅读规范相联系、因而大致相当于我国古典文论所说的"规矩"或者"法"的话,那么,阅读策略则与"巧"相通(作为范畴的"规矩"与"巧"最初见于《孟子·离娄》等文献),同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即使在纵览线性文本时,读者也采用了某些策略。循规蹈矩地逐字、逐句、逐段地阅读的情况固然存在,但这种阅读通常只是相对于非常重要、难度又很大的文本而言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境,读者往往试图根据文本提供的标题、强调性字段(在中文出版物中通常以黑体字排印)等提示进行跳跃式阅读。换言之,阅读并不一定是连贯的。一项研究表明:除将文本从头读到尾之外,读者还可能先将一段读完、然后再重读该段各个句子,或者有目的地回到文本中先前读过的任何有关的句子。在阅读时,读者不止利用一种策略,显出种种弹性。(Goldman & Saul, 1990)可见,阅读并非总是按单一顺序进行的静态过程。策略的运用取决于读者在相应领域的知识、目标、技能及文本特性等。
策略亦为超阅读所必需。米歇尔·德索托《日常生活实践》一书说:"简而言之,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地点。由都市规划所定义的几何性街道在行走者(的脚步下)转化为空间。同样,阅读行为也是经由对某一特定地点的实践所生成的空间;一部被书写的文本,亦即一个由符号系统所组成的地点。"(转引自《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下》695页)超文本的路径好比是德索托所说的街道,阅读则像行走一样、由行人的脚步将这些街道转化为空间(即阅读空间)。没有行人,街道便失却了存在的意义或价值,由一条条街道所组成的都市也就成了庞贝式的死城。都市中的街道,除沿用历史自然形成的墟集外,通常是根据一定的规划加以建造的,支配它们是体现一定价值观的程序与规则。要想在街道上行走,就难以抹杀这些程序与规则的影响,行人通常也并不直接向这些规则和程序加以挑战。尽管如此,行人有时仍拒绝墨守成规,在行走时运用一定的策略(如抄近路、等)。人们在从事阅读活动时,也有自己的策略。这些策略并无一定之规,也难以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超阅读的境界,因此可以区分为三种,即"无法"、"有法"、"无法之法"。作为最高境界的"无法之法",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对理论模式的心领神会、对阅读技巧的得心应手。在超阅读策略研究方面,虽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P. W. Foltz,1993),但数量较少,有待深化。
三 超阅读评价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万维网的流行,超阅读正在逐渐走俏,其长处与短处都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如何使之扬长避短,已经成为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写作此文时,笔者曾就超阅读的优点征求了MarleneM、Hologram、Erhnamm、Idiotboy、Pcgirl79等8位在线网友的意见,他们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开拓阅读空间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超阅读将范围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图片、动画以至视频,进而使视觉感知和听觉感知有机结合,这是利用超文本来导引不同符码的材料实现的。其二,超阅读改变了囿于某一中心文本的模式,通过追随链接以获得多样化的说明,特别是利用网络媒体的漫游特性、下载功能、检索服务来扩展信息来源,使读者的眼界大为开阔。其三,超阅读注重动态交互,这种交互具有相互激发、益人神智的作用。
除了开拓阅读空间之外,超阅读的长处主要在于实现建构学习、培养阅读个性两方面。
研究表明:超文本的潜能暗合于建构学习理论。对于那些复杂的、非决定性的知识领域,那些要求高度"认知弹性"及容忍模糊性的知识领域来说,超文本与学习的联系显得特别重要。"学习"和"理解"都是通过制造联系来起作用的。我们对于某一事物达成理解,是在将它置于同我们已知的其它事物的联系之时。人脑与记忆自身是"超环境":我们不是将新的信息作为离散的、孤立的事实来加以学习,或者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不可能长时间地记住它们。我们能够掌握得最好的信息,是那些可以结合入我们已有的知识的材料,经常是通过复杂的、多维的联想连接。正是通过将新的材料结合入原有的认知结构的方式,人们实现了由信息到知识的转化。在建立活跃的、新奇的联想模式的过程中,在首要文本和补充材料之间的线性消失了。不仅如此,平常认为是"单一"的文本也开始消解,分离为一系列独立的节点。(Burbules & Callister, 1996a)由此看来,超阅读事实上就是一种建构学习。
传统教育对学生的训练是以文本为基础进行的。文本代表了相对固定的思路、相对权威的观点、相对强制的要求,不论是教师对于文本的解释,还是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归根结底要以是否合乎文本原意来判定。由此而训练出来的学生或许在思维条理性、收敛性方面有其所长,易于服从权威,接受社会所灌输给自己的仿佛是天经定义的规范。但是,他们在思维的创造性、知识的创新性、开拓进取的勇气等方面可能有所不足。相比之下,以超文本为依托的新型教育具有独特的优点。超文本的价值,在于引导学生摆脱传统文本及连同课堂练习而来的标准答案的束缚,寻找对于材料独一无二的组织方式。经过超文本建构的训练,学生在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精神上可望有较大的提高。
超阅读的上述优点固然已经获得比较广泛的肯定,但它所潜藏的缺陷亦招致了批评。大致而言,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方向感、逻辑感和历史感的丧失上。
方向感是和人类活动的计划性相联系的。传统阅读中已有"精读"与"泛读"的区分,尽管如此,相对受重视的毕竟是前者,"熟读深思"是基本要求。相比之下,超阅读引以为荣的是"漫游"。"游"而至于"漫",不论是漫无边际、漫无目的、还是漫无止归,都比"读"而"泛"更进一步,随机性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随机",事实上可以用心理学所谓"刺激-反应"模型来解释。"漫游",指的就是用户在网络上沿着超文本的链接随机地从一个网页浏览到下一个网页。在这种情况下,页面所提供的刺激是决定用户反应的主要因素,与计划性相联系的方向感由此而弱化。当然,不是说计划性在超阅读过程就完全不起作用。所谓"计划",表现为有目的地按一定的要求或步骤查找信息,当用户开动引擎、根据搜索结果进行阅读时,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检索所得尽管根据匹配程度高低排了序,但为了避免"沧海遗珠",用户往往不得不实施穷尽式阅读。在这种情况下,有时读上数十篇甚至数百篇,却仍然找不到所需要的材料,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丧失方向感。
人们为何需要阅读文本?一种可能是捕捉信息、了解世界,另一种可能是反思自我、训练思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发现别人、进入别人的世界,而且进行反观,观察自己的内心,同时在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进行自我调整的根据。因此,在考察超文本阅读时,必须注意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如何评判超文本,另一方面是超文本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如果教师不再向儿童讲解文本层系,如果基于三段论的预期在阅读过程中不再起引导思路的作用,如果阅读实践无法继续为读者提供逻辑思维的范本,人们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进行严密的思考,值得怀疑。这是超阅读招致非议的原因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在思考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命运时,就指出了原作的"氛围"(aura,又译"灵韵")因复制而丧失的问题。人类复制信息的活动已经由手工复制、机械复制进入数码复制阶段,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艺术原作,而且是广义的精神产品。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历史系教授Graeme Davison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历史与超文本》。在文章中,他引述了Sven Birkerts的《谷腾堡的挽歌:电子时代阅读的命运》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超文本与网络将擦除作为被书写的记忆之积淀的时间感,而这种时间感恰恰是我们的历史感的基础。为了理解上述看法,让我们想象一下进入图书馆的情景。书架上的那一排排书,都在无声地叙说着某种历史。我们从书籍之多可以想象得到人类在过去的岁月中所已积累的知识之丰富,从书籍的尺寸、印张、版式、装订等方面的差异又可以萌发岁月的沧桑感。相比之下,一旦这些书籍都被数字化、以网页或文件的文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那么,不仅书籍"汗牛充栋"的历史感没有了,而且,看不到旧书发黄的书页与新书崭新的书页之间的差别,也闻不出旧书的霉味与新书的油墨香之间的区分。我们对于过去的感觉,不仅仅是由语言建构的,而且由印刷品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堆积加以具体化。在这一意义上,电子超文本所能传达的时间感远不如印刷品。因此,书籍的数字化意味着时间感的消失,或者说历史的深度被消解。
根据辩证法的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传统文本已经过时而加以摒弃,但也不能因为超文本在某些方面尚不成熟而将它弃置一旁。考虑到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笔者认为超阅读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如此,要想使超阅读造福于人类、有益于文明,无疑必须注意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具体地说,可从完善导航机制、实现自动连贯、确立价值标准入手。
传统阅读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最大劣势)是根本不用担心"歧路亡羊"。超阅读在使读者体验到"曲径通幽"之乐趣的同时,可能带来让人无所适从的烦恼。正因此如此,有必要完善导航机制,避免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迷路的危险。对于读者来说,在文本中穿行不像在超文本中航行那样承载巨大的心理负荷。为了简化超文本读者的任务,必须提供附加的导航特性。这类特性在文本中也有,像目录和索引就是如此。但是,超文本的结构比文本复杂得多,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提供地图。读者从地图中不仅可以了解超文本由几部分构成,而且可以把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一项研究表明:在提供地图的条件下,用户能够较迅速地回答主试就超文本所提出的问题。(Monk, Walsh & Dix, 1988)但是,在同样研究中,有人却得出如下结论:不论回答问题的准确性或所耗用的时间来说,有否地图并无差别。他们还发现:在有地图的条件下,被试倾向于访问更多的节点。航行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用户的任务而定的。获得探索信息空间之指示的被试更多地利用导航特性,获得回答既定问题之指示的被试则更多地利用索引特性。(Hammond & Allinson, 1989) 由此看来,读者的目标和背景知识决定了一项特性是否有用,设计导航机制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类型。
超阅读以跳跃为特色,这对于拥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来说是很相宜的。不论跳到超文本的什么部分,这些人总能迅速地将该部分的内容纳入自己的认知框架中。与此相反,缺乏背景知识的读者往往对彼此交叉、四通八达的超文本感到困惑,每一次改换路径都意味着进入陌生的语境,都意味着原有的思路的中断。有鉴于此,某些超文本的实验者尝试性地让计算机自动在每一文本单位的开头加上一段说明性的文字,使得跳跃性的阅读连贯化。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对整个超文本进行命题分析,确定循着不同路径所进行的跳跃有哪些破坏了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为了建立或恢复这些联系需要补充哪些内容。应当说明的是:这样的自动说明并非总有必要,也并非总有可能。
为了判定自动说明是否有可能,必须从理论上区分若干超文本类型,让作者在开发时就清醒地意识到实现自动说明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支持。为了判定自动说明是否有必要,必须从理论上建立若干读者模式,让真正的读者在进行超阅读时根据自己的水平与爱好加以选择。我们不妨对浏览者、用户和合作者加以区分。浏览者是偶然、好奇的读者,没有明确的目的,随意所之。要想为他们提供帮助的话,可以从让他们知道如何返回入手。为此,要有目录或地图显示他们先前所做的选择,使之可以方便地回到所经过的某一节点而不致迷路。用户有明确的目的,上网是为了查找一定的信息,因此,他们最需要的是弄清整个超文本的组织、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定位。合作者希望对超文本施加活跃甚至永久的影响,如加注、修改与补充等。他们对于不允许作任何修饰的"只读"模式最有意见。在设计自动说明时,要注意"量体裁衣"、"对症下药"。
超阅读在否定终极解释的同时,造成了各种解释都具有同样价值的假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后果,必然是思想上的离心主义、行动上的莫衷一是。应当看到:超文本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工具或阅读手段,然而,它自身是惰性的,没有自行作出选择的能力,选择什么样的链接来进行跳跃,归根结底是人的价值判断在起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超阅读中引进历史的维度、确立某种公认的价值标准。 上述过程本质上再造经典。经典性不是文本孤立的特性。任何一种文本被作为"经典",都是相对于其它文本而言的,或者是由于该文本与其它已被视为经典的文本的相似性,或者是由于该文本与其它已被视为非经典的文本的差异性。因此,一种文本被确立为经典的过程,既是亲合化(相对于其它经典而言),又是疏远化(相对于非经典)。在文本演变过程中,存在试图上升为经典的一般趋势,同时也存在试图解构、叛离经典的特殊趋势。
经典通常处于文本世界的中心,非经典则处于文本世界的边缘。大体而论,传统文本世界是以经典为中心的,经典意味着权威性、稳定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超文本就其主导趋势是非经典的。因为它所依赖的网络出版系统给予非经典性的作品以出版的机会、非经典性作家以成名的机会,并且,改变了追求永恒的观念。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相反的趋势存在:一方面,在传统文本世界中,仍存在解构经典的趋势,这就是说,某些经典在一定的条件下丧失了它们的权威地位,原因也许是社会条件、意识形态的变化。经典成了历史的经典,而非现实的经典;另一方面,在超文本世界中,同样存在再造经典的趋势,这就是说,某些超文本精华不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并且作为有价值的文献而被保留、被仿效。网络出版既为非经典性文本的发表提供了便利,同时又为经典性文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前者更多地体现在BBS上,后者更多地体现在专题网站的建设上。在一个非常自由与宽松的出版环境中,经过竞争,仍会形成优胜劣败的局面。对于这个问题,应持辩证的观点。
人们曾经责难电子书,说它限制了读者在选择阅读环境方面的自由。如果说人们可以躺在浴缸中舒舒服服地读印刷品的话,电子书就无法给人们带来这样的乐趣了。就现有的发展水平而论,电子书的确还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如此,膝上电脑、无线调制解调器等应用,已经使电子书的阅读由固定向移动发展。参阅Landow, George P. What’s a Critic to Do? Critical Theory in the Age of Hypertext. Landow, George P. edit..Hyper/Text/The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4。supersed
在实验中,超文本未必胜出。当前的成功之一是作为搜索引擎,如SuperBook,提供了这种功能。另一种潜能在于呈现不易以线性形式呈现的文本信息,任何文本信息都有相关的、相反的观念,可用超文本来加以组织。第三种潜能是提供动态连贯。正如本文所述,提供附加信息。通过将读者的知识、能力、目标模式化,超文本可以开发出对文本加以动态结构的类型。包括附加背景知识。通过可选项,保证各取所需。
个性化文本的听起来不错,但要准确量度读者的背景知识、能力和目标确有困难。有赖于开发出恰当的用户模式。考虑到文本当中有什么信息、读者已掌握了哪些信息,又需要知道什么信息。超文本的成功一方面依赖于对计算机潜能的开发,另一方面得靠作家开发出较好的个性化文本。
如何看待书籍与超文本、印刷术与网络的关系呢?尽管存在关于书籍即将死亡的种种说法,书籍仍将存在于网络时代,就像手写本在印刷术发明仍然存在一样,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或者说书面传播不再占主导地位。这种变化很难说是书籍的死亡或电子文本的僭位,不妨视为一种载体迁移。
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的P. W. Foltz曾对传统阅读和超阅读进行比较研究,其成果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发表,题为《线性文本与超文本中的读者理解和策略》(1993)。
Foltz, P. W. (1993). Readers’ comprehension and strategies in linear text an hypertex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他做了两项实验,集中考察两种因素对于阅读的影响:一是文本的连贯性,二是读者的目标。第一个实验考察读者的理解与策略,运用一个线性文本,或者两个超文本环境之一(从一个本科水平的经济学教材中的两个超文本版本之一)。操纵读者的目标,使一半读者阅读这一段以学习一般知识,另一半阅读这一段以发现特定知识。试图进行以下比较:其一,在阅读超文本与线性文本时,读者的理解与策略是否有别?假设:既然读者缺乏对于文本主题的背景知识,超文本缺乏连贯性可能影响理解。其二,读者的目标是否和文本的程式发生相互作用?读者是否基于其目标运用不同策略?文本程式是否使理解程度有别?假定超文本更宜于信息检索的任务,因此,有特定目标的读者(必须发现相关信息)依托于超文本时表现更好;拥有一般阅读目标的读者利用线性文本更为有利,因为它提供了单一的连贯性信息。
取自本科生水平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段落被转换成为超文本,运用了几部超文本作品的方针;包括利用作者的段落标题以设计节点,利用作者的概要以产生层系。由此产生的层系超文本包含6018个单词,由26个节点组成。在上述层系之外,有17个横向链接,指示作者进行各部分之间的交叉参考。超文本允许读者通过按钮对文本加以纵览,遵循层系结构或者交叉链接。此外,还提供了超文本结构图,允许跳到文本的任何点。假定超文本的跳跃性不能像线性文本那样提供连贯的段落,因此导致理解度降低。为了验证这一点,开发出更为连贯的超文本,这个超文本与前一个超文本几乎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提供了附加的连贯性。为了确定在超文本中进行的非连贯性的跳跃,首先对文本进行宏命题分析,描绘每个句子的要旨,。分析指示何处可能发生非连贯的跳跃,为了使转变更为连贯需要补充什么缺失的信息。因此,不论非相干的跳跃发生的什么地方,计算机自动加入一个附加的首段以补充必须的缺失的宏命题,以句子的形式。
为了对超文本和文本的线性版进行比较,开发了在线的线性版。文本允许人们前后翻页,到达段落的起首或结尾。在段落的首页也提供内容表。内容表等于在超文本地图所提供的层系呈现。
没有经济学背景的本科生阅读三个文本程式之一。半数读者被要求找出文本中跨越若干部分的知识,另一半读者被要求阅读文本以掌握一般知识。在阅读文本之后,被试回答理解问题,写一篇关于这一段落的论文。某些问题要求被试回忆文本中的信息,另一些问题要求被试将所习得的知识运用于新的例子。允许习自文本或记自文本的东西进行评价。
令人吃惊的是:超文本读者与线性文本读者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时间上几乎一样,理解也几乎相同。然而,运用超文本的被试的确得分较高,对于评价它们对于文本的结构的知识的问题是如此。
操纵读者的目标确有效果。搜寻特定信息的被试速度较快,但对于一般知识的理解不足。不过,指示文本程式的不同类型,并未影响拥有不同目标的读者的理解。由此看来,超文本无助于读者寻找信息。
为了说明何以无别,必须看看读者的策略。电脑存下了每个被试的过程以及他们在纵览时的选择。被试花费5秒以上的任何节点或页面都被视为他们已经读了文本。因此,在线性文本中,被试仍可通过迅速前后翻页进行非连贯转变。被试阅读文本的顺序其后与文本的宏命题分析进行比较,以便计算被试所作的连贯性转变的数量。连贯性转变指的是不破坏文本宏命题的转变,亦即他们正在阅读的节点的上下文与他们所跳到节点的上下文本相同。
在该研究的所有组中,80%-90%的转变是以一种与文本的宏命题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的。与文本程式和读者的目标无关。这对于线性文本的读者来说无足怪,可超文本的读者也是如此,首先进行同样背景的转变,很少跳到超文本迥然有别的部分。答题显示:文本越是被连贯阅读,所写的论文就越好。因此,读者对超文本的理解在以一种连贯性的方式阅读时较好。
在上述实验中,所有被试几乎都以相等的连贯的方式阅读同样的文本,因此理解没有大的区别。显示:被试倾向于运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探索来纵览超文本,试图保持连贯。
A. 超文本读者策略的语词报告
上述研究显示:被试运用来自文本的信息以引导自己以连贯的方式纵览文本。在第二个实验中,订立了这么一个协议:阅读文本必须安静,但必须大声报告他们在纵览文本时所想到的东西。如果被试决定在超文本当中决定作出变换时,主试要求他们描述自己其时所想的事情。结果因此提供了对于他们的航行策略加以定量分析的数据。口头报告显示:被试很少想要从层系结构上滑开,通常只是读完了一个文本单位才表现出转移到另一个文本单位的兴趣。这一策略有点像深度第一策略,避免在任何一点上从当前的上下文滑开。进行口头报告的有6个被试。其中,2个被要求寻找特殊信息,4个被要求掌握一般知识。被要求掌握一般知识的被试运用阅读策略以按连贯的方式读完整个文本。他们一旦作出了非连贯的转移,通常表现出混淆,然后试图回到先前的上下文。被要求寻找特殊信息的被试则试图使上下文保持在他们需要发现的特殊信息的周围。而且,他们通常始于所需的信息的上一个节点,以获得适当的背景知识,然后再进入包含所需要的信息的节点。
地图看来对被试帮助很大。在实验中,被试平均查考了地图8次,以便进行定向。节点的标题也有作用。层系结构的地图看来是用来定向的首要资源。标题可区分层系中项目之间的关系,允许被试基于下列的商标进行航行。
两个实验表明:阅读超文本不只是单纯的阅读,而且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口头报告显示:被试力图使自己停留在相同的文本背景中。
B. 超文本与线性文本的含义
阅读策略和超文本中的理解:浏览线性文本时,被试仅仅依靠文本的线性次序,以追随连贯的路径。对超文本来说,主体依靠地图、节点标题等文本中指示结构的附加限制物。这些限制物作为向导,供节点定位之用。
当读者被要求在不熟悉的文本中找到特定信息时,他们仍需要适当的背景知识。阅读不同格式的文本,但使用相同的策略。
加上连贯性补充段落的超文本,对读者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原因可能在于被试在这些段落出现时未格外留心,也可能这些段落未能提供充分的信息。然而,因为被试倾向于以连贯的方式纵览连贯的超文本,因此,这类补充段落很少提供给他们。因此,他们没有足够机会去运用这些补充段落,以产生显著差别。虽然这一实验未能显示自动的连贯有助于阅读,这类探索对于超文本开发来说或许有用。读者可能因为补充段落的帮助而摆脱于对其后连贯路径的依赖,在作出跳跃时得到必须的信息帮助,
一个超文本的读者必须能够猜想追随特定链接能否通达相关信息并与当前的上下文连贯。为了让读者能作出成功的猜想,通过文本的结构和节点的标题所显示的信息必须是明显的。
C. 文本理解理论与超文本
这项研究由缺乏连贯性方面的变化,无法得出超文本阅读中连贯性在什么程度上被破坏、因此影响到理解。
v在开发超文本的过程中,链接的节点之间的连贯性经常未加考虑。超文本方针告诉开发者将相关的项目链接在一起,但很少有方针告诉他们使相互链接的节点彼此连贯。通常假定:两个节点是由某种共同的信息片断链接的,因此,读者可以产生关于链接的正确的参考,并将新信息结合进他或她关于文本的描述。研究结果显示:被试避免"松散"链接的信息(即跨层系的链接),而首先在高度相关的链接之间进行转移。
如果读者熟悉该领域的话,情况会有很大不同。他们可以不考虑连贯性而进行跳跃,因为原有的知识结构保证他们在节点之间通过联想而进行"搭桥"式的交叉参考。因此,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读者可望较好地探索超文本中非连贯性的节点。
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三类:
超阅读将读者的选择置于重要地位。因此,自然要关注读者作出选择的原因。这种选择取决于读者的知识背景、操作目标。反过来,要考察读者向超读者的转化。
一是超阅读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有人认为"超阅读"的出现,印证了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作者之死"的宣言,实现了接受美学关于发挥读者能动作用的要求;也有人认为"超阅读"的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作者对于读者的控制。
二是超阅读过程中手段与内容的关系。有人认为
三是超阅读过程中方式与环境的关系。
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超阅读和传统阅读没有什么两样,另一种认为二者迥然有别。
A. 超阅读与学习理论
对于超文本来说,读者同样可以采用多种策略,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保持连贯性,以发展一种连贯的心理呈现。开发超文本的注意事项之一,是让读者可以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切入相关的段落。这样,读者的阅读策略有赖于超文本所贯彻的机制。主要基于检索的超文本倾向于将读者的策略定位于检索。但是,这些机制必须吻合读者的目标,目标可以影响策略的选择。 超文本提供了不同于阅读标准线性文本的新的阅读在线文本的方式。文本典型地呈现为线性形式,让读者从头至尾读到底。在超文本中,信息可以呈现为语义网络,其中许多文本单位彼此链接。用户可从超文本的一个部分跳到另一个部分,选择与自己的兴趣最为相关的路径进行浏览。比较起来,超文本阅读更有弹性。传统文本也有某种弹性(例如目录、索引等),但不是被广泛应用,更谈不上系统开发。超文本允许读者自动地利用上述特性,而非要求读者根据需要加以运用。在决定文本被阅读的顺序方面,超文本向读者提供了额外的控制。弹性本身便于实现阅读的个性化,并减轻寻找信息的负担。
有可能是成千上万个除了随机阅读与计划阅读外,穷尽式阅读也是一种方式。在超文本世界中,引擎的设计面向这两种需要,按目录编排的引擎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对于信息加以分门别类处理的要求;全文检索则是另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要看到:即使在传统文本世界中,随机性与计划性的矛盾仍是存在的。人们固然有根据塾师的要求有计划地选读作品的经历,同时也有在图书馆或书店中漫游的体验。二者都是不可代替的。有时,漫游能给人以更多的触发与联想。
这种阅读无疑有两种态势:一是仰视,正如儿童那样;另一种是俯视,正如教师对于学生那样。
就主观因素而言,超阅读与人的需要存在密切关系。这一问题可以从多方面来看:其一,超文本是适应人的需要而建立的。人们不仅进行分析,而且进行综合;不仅需要建立单独的文本,而且需要建立联系。不仅需要一气呵成的专著,也需要辞典与百科全书。第二,人作为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需要主体,要寻找信息;另一方面,作为需要主体,要提供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能动性与受动性是对立的统一。有三种可能:提供者将信息按自己的思路塞给接受者,这看起来是处于最主动的地位,其实效果并不一定好;提供者只是提供原汁原味的原始数据,让接受者去自己组装;提供者替接受者着想,为他们发挥主动性提供方便。相比之下,第三种方式也许是最好的。第三,超文本为主是满足人的信息性需要。
关于超文本在教育中的应用,已有一些文章。美国一些学者开发了一个名为Romantics High School的教育项目,利用网络进行关于浪漫主义研究的信息交流。
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特色其实就是寻找不同文本(通常产自于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种寻找对于传统文本来说一般是靠冥思苦索完成的。超文本可以助比较文学一臂之力,而使相应的研究操作化。例如,我们要比较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便可以在两个文本的可比点之间建立对应的链接。让学生自己来寻找链接点,这样,文本的应用不仅非作者始料所及,往往也出乎教师的思考之外。 为电子超文本的特性所决定,在超阅读领域人们更多地是从计算机科学出发,探讨人机界面的设计,分析链接、组织与调用信息的方法。
"航行"或"浏览"仅仅对于小小的超文本系统有效,对于大型超文本数据库来说,通过探询(queries)而进行的信息调用(IR,information retrieval)是至关重要的。信息探询包括内容检索和结构检索两类。
有人因此认为超阅读也与文学格格不入。试想想:如果我们将莎士比亚名作《暴风雨》的原文连同评论、学术研究、演出实况等用超文本技术组合在一起,结果会是如何呢?论者直言不讳地说:"《暴风雨》不再是一部供欣赏的文学作品,而是一堆供记忆的事实,或者是有待破解之谜语、有待解释之奥妙。……当我们以这种方式’阅读’时,剧本倾向于消失在超文本中,就像水消失在海绵中一样。"(Hardison, 1989)但是,想要用这种轻松愉快的口吻来将超文本打发掉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用上述方法对名作进行加工,所得到的仅仅是摇篮期的超文本,而不是成熟期的超文本。并不是所有的超文本都将经典艺术置于这等的不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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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此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在发展中不断被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能够得以借鉴其优势与不足,从而运用到我国的发展之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分析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而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来论述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区分的前提之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持有较为不同的意见。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核心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核心。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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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语文教学的真谛。语文朗读教学是语文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如何有效利用语文朗读教学提高语文朗读的能力,从而提高语文整体素养一直是学术上研究的热点。虽然目前有很多学者对朗读教学进行了研究,而且成果显著。但是,还有一些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教育论文范文:赋文本以生命力,还语文朗读真谛。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训练学生朗读能力是语文学科教学的任务之一,通过朗读可以实现学生与作者间的心灵交流,学生可以更深刻地体会作者的思想与感悟。因此,朗读对于学生语文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格外注重对于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针对当前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适时指导,切实有效提升朗读能力,赋文本以生命力,还语文朗读真谛。
所谓的朗读教学就是学生根据教师在朗读文本中的优秀示范,而产生模仿心理,进而实现朗读能力的提升。为此,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需要教师饱满而真挚的示范朗读。富有感染力的朗读对于学生而言,不仅仅可以实现其与文本的良好互动,更可以充分感染学生,提升整个课堂的活跃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进行朗读指导,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也要一切以教师为主,应善于激发学生自身的感悟,运用自身体会把握朗读的情感基调。
例如,在《童趣》一文中,我会向一些平时不善于发言的学生提问,首先让他们来讲一讲自己童年的乐趣,学生在此过程中,积极性就会明显提升,朗读效果也逐步提升。另外,教师可在指导朗读的过程中,根据不同文本的不同特点进行有目的的指导,引导学生体会文本内涵。例如,在《秋天的情怀》一文的教学中,为了把握教学重点,让学生从秋天的景色中理解“母爱”的伟大,获得思考,我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朗读,如提问方式,分小组朗读,表演式朗读,角色朗读等等,朗读方式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文本的形式来决定,以激发学生对于朗读的兴趣,提升课堂的活跃程度。与此同时,教师也应在必要的时候对学生的朗读给予一定的规范和指导,使学生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进而更好地获得提升。
对于朗读教学实践来说,创设适当的教学情境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语文教师在朗读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为学生创设情境,将学生自然而然地带入到文本中,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唤醒学生对于文本的深刻体验,实现师生间的有效共鸣,进而奠定整个课堂良好的情感基调。在创设教学情境时,教师应有意识地将自身从文本中获得的体验通过朗读的方式向学生传达出来,现实心灵的共鸣与交流。例如,在《春》的朗读教学中,教师应当在充分理解文章结构的基础上,深情地向学生进行示范朗读,并在此过程中以朗读情绪引导学生进入文章中的美丽世界,打动学生内心的情愫,使文章绽放出原本的生命力。另外,在创设情境中,教师也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联想,使学生将自己设定为文章中的人物,与人物的体验与命运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整个文章的脉搏。
例如,在教学《紫藤萝瀑布》时,我在授课前搜集一些紫藤萝花盛开的图片,以便学生可以观赏到紫藤萝的美景,将自己设想为文章的作者,在观赏紫藤萝时所具有的心情和感悟,进而感受作者通过紫藤萝所感悟到的人生真谛。随后,我让学生带着这份情怀去体会文章,带着自身的感觉和理解去朗读原文,进而还原语文朗读的真谛。然而,并不是所有文章都可以通过学生自身获得感悟,有的文章还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引导。例如,在《走一步,再走一步》的教学中,我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我为他们设定的场景。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试着去体会情境中的孩子们的心情,模仿他们的口吻进行朗读,这样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朗读效果。通过这种虚拟情境的设定,学生感受到了文章中孩子们心理的几次变化,这种方式可以更加真实地唤醒学生的真实感悟,进而引发师生之间的良好共鸣,为阅读能力的提升做好铺垫。
从现实来看,技巧的培养是强化学生朗读能力。同时,朗读技巧的应用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增强文本的感染力,从而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该文本的理解,还原真谛。具体来说,朗读技巧的培养主要分为基本的朗读技能与朗读技巧两个方面。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基本朗读技能进行指导,要特别注重从文本的整体结构上把握学生的认知,发挥感性认识的积极作用,并且要遵循“循序渐进”的重要原则。首先,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发音,很多学生会在某些词语上存在发音不标准的情况;其次,要在朗读流畅的基础之上,指导学生善于运用语音、语调、手势、动作等等来丰富对文章情感和内涵的理解;最后,教师要在充分理解文本内涵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特别是要针对不同的阅读文本进行辨别与分析,从而把握各类文本的写作风格,以便学生在今后的朗读中,能够切实有效地把握文本主旨与其深刻的文学内涵。
例如,在对《沁园春》《秋天的美景》《春》这三篇文章进行朗读指导时,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文本,深化文章的内涵,使学生能抓住不同文章的特点,进而实现有效地阅读。另外,在对学生朗读技巧进行指导时,教师应在对文章内涵进行讲解后,注重对学生轻重音、停顿、语调等方面的培训,掌握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在《在别康桥》一文中,教师应首先带领学生了解诗人徐志摩创作的背景,以及想通过这首诗表达的情感。在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后,学生对于诗歌的理解将更为深入,特别是在朗读“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时应表达的伤感之情。这种更深刻的朗读技巧训练,会使学生由内而外理解朗读的精华,也会重新赋予文本应有的生命力,进而帮助学生体会朗读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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