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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发展到服务经济,再到体验经济。它以服务为舞台,商品为道具,围绕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活动。作为中国影视主题公园的佼佼者,横店影视城的传统静态观赏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若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必须针对不同层次的游客提供个性化的旅游体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横店影视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横店影视城,位于中国浙江省金华市东阳横店镇,为国家AAAAA级旅游区。自1996年以来,横店集团累计投入30个亿资金兴建横店影视城,现已建成广州街、香港街、明清宫苑、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梦幻谷、屏岩洞府、大智禅寺、明清民居博览城等13个跨越几千年历史时空,汇聚南北地域特色的影视拍摄基地和两座超大型的现代化摄影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
(一)横店影视城发展模式探索 产业集群模式
1、勇占潮头,力推朝阳产业,徐文荣的眼光准确解决国家政策
说到横店影视城起源和发展,不得不提到它的创始人徐文荣。虽然徐文荣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市场的却有着极其的敏感度。1996年,为支持著名导演谢晋拍摄电影《鸦片战争》,徐文荣力排众议,投入巨资,在短短的数月内,兴建了广州街香港街影视拍摄基地。随着电影《鸦片战争》的成功,横店首次进入中国观众的视线中。之后,横店影视发展大踏步往前走,兴建了明清宫苑、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梦幻谷、屏岩洞府、大智禅寺、明清民居博览城等12个影视拍摄基地。横店集团的影视旅游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市场运作,建成高效化的产业链,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创业之初,横店与国内的著名影视拍摄基地相比,既无景观的优势,又无文化上的优势,完全依靠横店集团的财力优势,无中生有,大力兴建跨越几千年历史时空,汇聚南北地域特色的影视拍摄基地,并采用灵活的经营方式,打造了较完善的影视产业链条,实现共赢,让影视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和个人和横店影视城共享发展成果。
从创业之初的几年,横店影视城惨淡经营。面对影视市场化的潮流,2000年,横店影视城果断放弃靠场租获利的模式,实行免收租金模式,之后,入驻的影视企业和影视剧组数量逐年增长,参与性、体验性强的旅游产品推出之后,游客数量出现了井喷式地增长,为游客服务的旅游企业逐渐形成了规模效应,进一步拓展了影视产业链条。2008年10月,横店的摄影棚免费提供给剧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剧组的拍摄成本,增强了横店影城的竞争力。目前,横店影视城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旅游影视产业,从编剧、演员、拍摄、后期影片制作、到审片等,提供一条龙服务。
3、推出文化产品,
观看静态的建筑群并不能有效地吸引游客。为了提升横店影视城的品牌效应,横店影视城适时推出了参与性强、体验性强的文化旅游产品,如秦王宫推出的《梦回秦汉》、《龙帝惊临》,清明上河图推出的《汴梁一梦》,梦幻谷推出的《梦幻太极》,并经过多次改进,受到游客们的好评。每周日在明清宫苑举行的明星见面会,注重明星和游客之间的交流。
(二)现状分析
1、文化内涵的缺乏
目前横店提供的旅游产品主要以影视拍摄基地及在基地举办的事件性旅游产品为主,对于游客来说,影视拍摄基地以观光游览为主,并无多大新意;在影视拍摄基地上举办的事件旅游项目,游客的参与性不高;对于“梦幻太极”,其情景设置、科技的运用,能较好地吸引游客,烘托旅游氛围,但游客的参与性、体验性很难体现出来。这些项目普遍缺乏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导致横店影视城旅游产品设置比较单调,内容枯燥,档次不高。其文化内涵、产品品质无法与国际知名的影视主题公园(如迪士尼乐园)相提并论。
2、影视服务以一供多,无特色化服务
从目前来看,横店影视城举得了有目共睹的规模效益。对于剧组来说,横店提供的是各种不同类型建筑物,对于拍摄各种不同题材的影视剧组,横店影视城以一供多的方式,不能很好地提供拍摄所需的特色化影视服务,因此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剧组的各种要求。
此外,横店影视城还不发提供高质量的剧本。剧组的剧本质量不高,有很多是仓促完成,漏洞很多。为追求剧本的审批通过率,剧组的剧本以军旅(比如抗战)、都市(比如婆媳、爱情等)题材为主,内容大同小异,创新性不足。
3、环境质量下降,游客体验性下降
2012年,横店影视城接待游客923万人次;2013年其接待游客达1200人次。横店旅游热持续升温。大量客流涌入横店,给景区的设施设备、生态环境、管理能力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对客流进行分流和管理的话,游客的旅游体验将大打则扣,景区的生态环境将遭受巨大的破坏,这将减少横店影视城的旅游吸引力。
4、周边影视旅游基地强有力的竞争
随着影视市场化的潮流,浙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影视拍摄基地如宁波象山影视城、诸暨长城影视城。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加入到影视文化产业中,加剧了各影视城之间的竞争,这给横店影视城提出新的挑战,是在原地踏步还是继续做大做强。2013年10月1日,诸暨长城影视城开园首日就吸引了10部电视剧来取景。如何应对周边影视基地的竞争,成为横店影视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新的市场形势下,横店影视城要再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需要重新进行定位。
(一)横店影城城的重新定位 ――高端影视城,聚集高端影视产业
利用价值链的理论,横店影视城应进一步完成影视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链条的品质,增加附加值。结合文化旅游市场及影视城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该讲横店影视城定位为高端影视城,聚集高端影视产业,提高产业各链条的附加值。
(二)横店影视产业链布局及措施
1、进一步完善影视旅游产业链条
进一步完善影视产业链条,以影视城的品牌效应、灵活的经营机制、较高的管理水平吸引、引进有实力编剧人员、著名导演,注重影视衍生品的制作。
好的剧本是电影成功的一半。剧本写得不好,剧情不具有吸引力,那么这部电影很难获得成功。因此,能够吸引一批有实力、创新能力强的编剧就显得很重要。接下来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编剧人才。
在实际运作中加强影视城的品牌效应,吸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到横店执导,使他们热于将自己的才华和激情奉献给横店。吸引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导演人才,在电影中展示风格迥异的多元文化。在这个方面,横店影视城应该向美国好莱坞学习,注重影视人才的管理,使得他们能够安心留下,为影视城的发展作出贡献。
注重影视衍生品的制作和生产。与电影相关的玩具、服饰、饰品、音像、图书、日用品,都是影视衍生品的范畴。电影衍生品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在美国发展的比较成熟。从美国的经验看,电影衍生品销量大,收入能够高达电影收入的70%。在国内,衍生品才刚刚开始,其中蕴含巨大的市场。笔者认为,如何做好影视衍生品的制作,增加影视产业链条的附加值,应成为影视城重点考虑的问题。
2、加强与各影视城的合作 成为领头羊
2007年,浙江34家影视基地和和旅游景点组成了浙江影视拍摄基地联合会,加强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发挥产业集群效益,减少影视拍摄成本,为剧组提供方便,避免多次转场。在联合会中,横店影视城应利用领头羊的位置,引导各影视基地、景区加强信息化管理,共享旅游信息,为减少剧组拍摄成本。
3、信息化管理,分流游客
对于不断增长的客流量,影视城应建立游客信息化管理系统,加强对各景区游客数量的监控,做好预案,对每天进入景区的游客数量进行预测、监控、引导,使得各景区不至于出现过于拥堵的现象,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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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遍布美国的小集镇、超市、小商品购物中心、学校、地方产业中心、新兴开发区,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带来了融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社区银行自身赢得了发展空间。这或许就是地方经济战略很好的一个成功体现!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社区银行为中小企业、农业、个人提供了高比例的融资服务,对拉动欠发达地区和欠发达部门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在实施以和谐为重点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的时期,为解决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金融结构的二元性,应把社区银行作为县域发展极和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撑,求得社区银行与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社区银行;二元结构;市场定位
论文正文:
论地方经济发展战略
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是指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产权明晰、独立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
由于大型企业及跨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这些大型跨国企业不会依赖社区银行进行融资。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支柱则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农业,这些企业主要依赖社区银行进行融资。所以,美国社区银行对于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社区银行对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拉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社区银行在欠发达地区有大量分布
根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CBA)的数据统计,美国社区银行10%分布在东北部、10%分布在西部、16%分布在西南部、20%分布在东南部、20%分布在中西部、24%分布在中北部,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社区银行区域分布图
社区银行按人口比例在全美国基本上是均衡分布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社区银行。这对于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二)美国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和农业的支持
在欠发达地区,主要的经济支柱一般是中小企业、农业、私营业主等。而社区银行由于自己的经营性质,其主要客户群体也正好是中小企业、农业和私营业主。美国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的贷款支持,对消除美国二元经济现象、推动区域间相对均衡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表1可以看到,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占其自身资产的比重都超过了17%,最高的达到了20%,而大银行的该比重都在12%以下,资产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该比例甚至仅为6%。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占整个商业贷款的比重也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大而逐渐减少;资产规模在1亿美元以下的达到了93.44%?,资产规模在1~5亿美元的也达到了77.65%?。这两个层次的社区银行达7 204家,占社区银行的绝大多数。而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仅占商业贷款的33%。反映资产规模小的银行更愿意将资金贷款给中小企业。
由表1还可以看出,社区银行小额贷款的单笔平均数额比大银行要高,但是贷款总数额却不如大银行。例如,资产规模小于1亿美元的社区银行单笔10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平均单笔数额为54.593万美元,而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小于100亿美元的大银行单笔10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平均单笔数额仅为13.523万美元。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社区银行投放于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用的启动资金,而大银行主要用于临时性的周转资金。
从表2可看出,无论是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农业经营费用,社区银行对于单笔数额越小的贷款,其在所有银行对该类贷款中所占比重越大,对于单笔小于10万美元的贷款,两者的比例都达到了82%以上。这充分体现出社区银行对于普通农户家庭和小规模农业产业化企业的资金支持。社区银行对农业固定资产的贷款占比达64.6%,对农业经营费用的贷款占比达60.6%,这两个数据也充分体现了社区银行对美国农业发展的贡献。
二、美国社区银行发展的成功经验
(一)政府的支持
从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社区银行成立的初期,政府的保护性政策使得尚未成熟的社区银行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1863年美国颁布的《国民银行法》,规定开办银行的最低资本金只需2.5万美元。这极大地繁荣了社区银行的数量[1]。当然,这也与美国当时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关系。
美联储一直没有专门针对社区银行的限制性政策。只要社区银行有能力,大银行能做的业务社区银行也能够做。当然,对大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同样对社区银行成立。比如风险投资比例,虽然在绝对数上社区银行允许的投资数要小得多,是由于其自身的资产规模造成的,允许的风险投资比例与大银行是一样的。
(二)独立社区银行协会的扶助
美国成立了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CBA,The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其宗旨是为社区银行服务。一方面,可以向美联储或者国会传达社区银行的意见,维护社区银行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加强社区银行间的联系,促进合作。同时还对社区银行的经营行为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在社区银行发生危机的时候,该联盟可以集中其它社区银行的力量来对有问题的社区银行实施紧急援助。这样,社区银行虽然在经营上相对独立,但是由于有了独立社区银行协会作为后盾,它们可以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一股较为强大的合力,在美国的金融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
(三)社区银行注重自身的市场定位
美国的社区银行都有准确的市场定位。社区银行有自己特定的客户群体——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等。社区银行之所以将他们锁定为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一方面,社区银行的贷款很大程度是依赖于关系型贷款。大银行拥有很大的资产规模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它们评价一家企业往往是依赖财务报表等硬信息。对于大银行来说中小企业与其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想要了解一家中小企业的真实情况必须花费大量的信息收集成本。所以大银行更愿意将贷款投向财务状况良好、信誉佳、风险低的大型企业。同时根据它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给予其优惠贷款利率。如果社区银行也要去争夺这些大客户的话,相对于社区银行自身的资金实力来说,很低的优惠利率社区银行是承受不了的。
相反的,社区银行基于自己的软信息优势,对于当地的经济情况、借款人道德品行和经济实力的真实情况等都比较了解,所以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的贷款对于社区银行来说不一定是高风险贷款。社区银行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就能了解当地一家中小企业、一个农场主或者个人借贷者的真实状况。这些客户由于无法或者很难从大银行取得资金支持,他们常常只能依赖社区银行作为自己的融资渠道,因此,社区银行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向他们收取较高的利率。根据自身的特点,社区银行将目标客户锁定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可以为自己赢来低风险高收益的利息收入,与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取得双赢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中小企业和农场主的经营用款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大银行冗长的决策链条使得他们的经营用款时常不能得到及时的批复,社区银行则恰好能够满足他们的时效性贷款需求。社区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将目标客户锁定在社区内的某一特殊群体,更加专业、周到地为其服务。以南加州的国泰银行为例[2],作为南加州第一家华人社区银行,它在处理个人贷款业务上效率非常高,在申请当日便可完成对汽车贷款的回复,在一个工作日内可通过对房屋贷款的申请。即使是面对小企业的银行服务也往往是量身订做的。
(四)与所在社区协同发展
社区银行遍布美国的小集镇、超市、小商品购物中心、学校、地方产业中心、新兴开发区,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带来了融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社区银行自身赢得了发展空间。社区银行与所在社区协同发展有一生动的例子得到说明,这就是财产抵押贷款(Mortgage),即以住房、土地等物产作抵押发放的贷款,这一贷款用于购置住房、土地或其它物产[3]。美国居民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别墅),但上世纪初还远不是这样的情况,其生活条件的改善与银行提供Mortgage有极大的关系。美国居民通过取得银行的抵押贷款提前住进高档别墅,快速提高了生活水准,高消费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银行也从中获得了无尽的商机。美国居民获得的财产抵押贷款,大都是由当地的社区银行提供的。当一居民到某社区购新房时,当地社区银行就为其办理期限可达20~30年的住房抵押贷款。可以说,社区银行在美国各地的均衡分布,为缩小以至消除经济的城乡差别及区域差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24.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99 047亿元。但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并没有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弱,而是经历了一个先弱化后加剧的变化。以二元对比系数(即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来反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状态。二元对比系数曾经从1978年的0.16弱化为1984年的0.26,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差别缩小了。但到了2004年,二元对比系数又下降到了0.18,这说明现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差距与1978年的状况相差无几。
与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相对应,金融的二元结构问题也相当突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公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04年末东、中、西部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3.9%、18.1%和15.3%,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这与该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依次为58.4%、24.7%和16.9%大致相吻合。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为了有效地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认为应积极推行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在于:在国家战略发展的初期阶段实行非均衡发展模式,有重点地开发和投入,但这种“重点”不是永久性的,一开始就应建立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维基础之上[4]。“协”是指较发达地区要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和落后产业发展,“同”是指全国各区域各产业共同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例如人均GDP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应适时实行战略转移,更多地关注落后产业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 000美元左右,处于社会矛盾高发的过渡时期,应适时实行战略转移,以和谐为重,更多地关注落后产业和落后地区的发展。社区银行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金融支撑,应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近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水平高度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在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仍应继续推行“发展极”模式,但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重视国家级的“发展极”和大区级的“发展极”建设,而是要重视多层次发展极的建设。具体说来,今后应特别重视县域发展极的培育,包括县城、乡镇、县域内开发区甚至村的发展极建设。通过这些分布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星星点点的发展极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在这些县域发展极的形成、发育和作用过程中,离不开地方金融机构的资源聚集和配置的整合功能。社区银行能够成为这些县域发展极最合适的金融支撑。
对于社区银行如何界定,国内学术界和实业界并非一致,但绝大多数认同如下特点:(1)规模小;(2)服务对象是社区范围内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居民;(3)不跨区经营;(4)资本金以民营资本为主;(5)产权清晰;(6)分支机构少,管理高度扁平化。符合以上特点的社区银行,才有比较充足的条件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居民提供有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才有可能与当地的中小型民营经济血肉相连、协同发展。我们赞成社区银行以民营资本为主,是因为上面所论述的社区银行是商业性经营的。在大银行国有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社区银行为保证服务对象的需要,以民营资本为主是重要的产权基础。既然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为适应建设县域发展极和县域经济的需要,我国的社区银行经营的区域应以县域范围(或城市中的区)为宜。在县域内经营应成为我国社区银行的重要特点。在县域范围内经营,社区银行将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获得空前的发展,取得县域经济与地方银行机构的双赢。
目前,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以上社区银行的特点,但都存在不符合之处。例如,按以上社区银行标准衡量,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普遍偏大、政府或国有企业股份普遍偏高、经营区域普遍过大。所以,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不是典型的社区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在许多方面更接近社区银行,但仍存在定位不当、产权不够清晰、政府作用过大等诸多问题。例如,农村合作银行大多存在跨县域经营的动机,国内还有动议把各省范围内的农村信用社统一整合成省级农村合作银行。至今,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的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所以,我国的上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多只能称为“准社区银行”。
基于以上战略思考,为加快社区银行的建设,一方面应把部分准社区银行改造成真正的社区银行,另一方面须花大力气在县域范围内(也可在乡镇范围内)组建符合上述特点的社区银行。
(一)社区银行应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充分挖掘软信息
除了少数当地十分有名的大型企业之外,我国相当多的地方中小银行对于当地众多中小企业、农业从业者和个人贷款者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当这些贷款申请者到准社区银行申请贷款时,地方中小银行常常像大银行一样主要依据财务数据、信用记录等硬信息来判断该笔贷款是否能够执行。
因此,社区银行具有的软信息优势在我国准社区银行还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根据前文的论述,社区银行的主要优势之一在于软信息,而在资产规模、跨区服务方面不能与大银行相抗衡。因此,我国的准社区银行在未来必须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真正融入到当地社区中去,以充分挖掘软信息。
(二)社区银行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目前,我国的地方中小银行尽管有一定比例的贷款投向了中小企业和农业部门,但是指导思想还是和大银行一样争夺大客户,限制了产品的创新和业务的开展。大银行比起地方中小银行来说有更加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品牌优势,他们可以用更加优惠的利率和附加条件去争夺这些优质客户资源。而地方中小银行去与大银行争夺这些优质客户很多情况下是低利润甚至是负利润经营。这样,社区银行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中小企业和农业部门,与大银行差别化经营。
(三)社区银行应该开发具有当地社区特色的金融产品
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很不一样的,各个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大银行的运作往往由总行统一调控,分支机构很少有自主权。而社区银行因为立足当地社区,在金融产品开发自主权上就有很大的优势。社区银行应该针对地方各个不同的企业量身定做适合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还要利用银行信息广泛和拥有相关专业人才的优势,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提出建议或者帮助其拿出开发的具体方案。
(四)我国准社区银行产权结构有待理顺
由于历史的问题,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大多由以前的城市信用社发展而来,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由以前的农村信用社发展而来。农村信用社又分别经历过由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管理的阶段。产权结构比较混乱,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准社区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是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改革模式。对于产权形式的选择,农村信用社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社员之间关系较为松散,资金交易规模较大,施行商业化的股份制改造会使经营的交易成本减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继续施行合作制或者股份合作制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
(五)社区银行应该加大中间业务发展力度
我国的准社区银行大多业务比较单一,缺乏中间业务,必须抓住自身发展特点与经营优势,增强业务竞争能力,创新金融工具,开展多元化服务。
比如帮助企业代发工资,帮助通讯、邮电、水电等公共设施企业代收代缴相关费用。社区银行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贷款,还可以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社区银行可以将自己的“软信息"优势利用到存贷款业务以外的其它领域。比如社区银行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征信业务,充当信用信息搜集、组合、存储与供应的中介机构,协助政府机构为当地社区居民和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并在有特定需要的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将这些信用信息有偿提供给信息需求者。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软信息"的存在,社区银行在征信上将比大型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优势,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准确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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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计划、出口倍增计划、就业刺激计划……就职三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旨在引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重振其国际竞争力。然而,这些政策或是尚未实现其预定目标,或是在执行中面临重重挑战,美国经济仍深陷无就业复苏状态,失业率徘徊在9%以上的高位。
“休克疗法”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这使得其国内投资不足、出口疲软、就业低迷,经济长期依赖消费驱动。而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思路仍是借助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消费,以重振经济,无力解决前述结构性问题。
《财经》:你提出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对面临选战的政治家而言,多少有些缓不济急。选战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执政者的勇气和魄力?
萨克斯:我认为,美国应当反对那些层出不穷的、以选举年为指向的短期经济魔术(gimmick),应当以十年为单位,从长时段视角出发,去重新平衡各经济领域的发展, 调整自身经济结构。
奥巴马没有将美国领出危机。他最让我失望的一点是,在拥有足够政治支持的时候,不愿意或没能力提出一个长期性的经济政策。2009年,民主党牢牢掌握了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奥巴马在美国民众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却选择了一个只强调短期经济政策,而忽视长期战略的经济团队。因此,奥巴马也失去了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经济结构的机会,我为此深感挫折。要知道在美国政治中,多数政治力量能够站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
2012年大选将至。我认为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的经济政策能将美国引向正途。无节制地减税、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限制政府功能,这些措施将加速美国经济缺陷的发展。就奥巴马而言,虽然在过去三年里,他在演讲中不断谈及重振美国长期竞争力的前提——增加对基础设施、新能源、职业培训、高质量教育的投资,但政府实际的预算支出却仍然将短期政策作为重点,我认为他也没有能力提出任何长远的经济战略。
美国政府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本人的领导力。1933年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的一大幸事。他有一个无畏的灵魂,他知道如何使政府各部门协调合作,以达成较为长远的目标。我们一度认为奥巴马也是这样一个人,但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像过去一样幸运地获得一个能力出众的领导者,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这对全世界也将是一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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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世纪之交,为缩小东西差距,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西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拉开了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序幕。在统筹解决其他“问题”区域的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完善的区域战略不能够仅仅追求缩小东西经济差距,而是要各区域协调发展,共同驱动,由此,形成了四大区域板块共同驱动的总体发展战略。在贯彻落实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中,又进一步认识到要增强各区域发展活力,而必须结合各自特点进行细化、实化、差异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区域和增长极。随着对新时期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定位,我们又拓展和完善了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内涵———实施陆海统筹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至此,我们形成了覆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陆地到海洋,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到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各区域优势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区域间的协调性必将进一步增强,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空间基础。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有力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再是东部地区“一马当先”,而是“万马奔腾”、“协同并进”,不仅传统先行地区进一步焕发青春与活力,尤其是一批地处中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陆续涌现,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有效地化解了国际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保持了中国经济活力。如中部地区通过构建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圈等形成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充满活力的六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了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西部地区通过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了西部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同时,国家还鼓励一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出符合各地实际的新模式。如在上海浦东、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基础上,增设了天津滨海、沈阳和山西综改试验区,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试验区。
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演变进程中,“区域发展的状况逐渐发生积极变化。特别是东中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的差距开始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主要发展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均在13%以上,比东部地区快0.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自2007年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连续6年超过东部地区。2013年经济增速继续呈“东慢西快”的格局。东、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了17.8%,25.8%和24.2%。就各区域占全国GDP的比重来看,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由2002年的18.8%、17.2%提高到2012年的20.2%、19.8%,提高了1.4~2.6个百分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自2005年起扭转了下滑的趋势,并逐年提高,东北地区呈稳中有升态势。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扶持,极大地惠及了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各民族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
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因素里其中就包括区域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本文所指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一般投资回收期较长,短期内很难见到收益,社会资金投入热情不高,需要依靠政府行为,通过政府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投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逐步使落后地区的市场主体同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趋于相同,才能使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成为可能。另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落后地区开发成功的根本,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要求看,我国生产力布局机制的塑造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宏观调控层的塑造。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全国生产力布局总体规划的制定,确定生产力布局的总体目标和总体框架与战略,制定并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政策,强化并完善生产力布局的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调控全国生产力布局。地方政府主要任务是在执行全国生产力布局规划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本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规划、目标、战略与框架,调控本区域生产力布局。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和统一市场的发育与完善。面对较为落后的经济状态,其主要任务是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加快发育和完善各要素市场,促进区域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育,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制定国内区际贸易法规,如《竞争法》、《反垄断法》、《市场法》等,为市场机制在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技术联系和生产要素流动中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总之,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降低区域经济差异,就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平衡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水平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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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是在物质的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其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石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石油企业是大型国际化企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与国际石油大公司竞争的物质、技术财富,以大庆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代表的企业文化为中国石油企业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中国石油提出的“创造能源与环境和谐”的企业理念,充分体现了重视社会、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崇高理想。
目前来看,我国石油企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生产技术比较成熟,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实行了先进的、安全的、健康的环境管理体系,它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比一般中小企业的立足点展望都高。在国家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石油在大力发展油气资源,保障国家石油安全的同时着力向能源公司转变,不断增长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从企业自身而言,中国石油企业在石油开采、炼制、储运和销售过程中改进传统能源利用技术,推行清洁生产,并通过各种措施推行节能降耗,把安全生产、保护环境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很多企业管理者的思想中,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的观念还不强,因此工作中急功近利,忽视了企业对社会、生态环境的责任,从长远看也削弱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我国石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石油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和血液,石油工业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它的发展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石油企业作为资源型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环境、资源的矛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石油企业发展主要有三种可选择的模式:一是西方国家走过的“高消费、高投入、高污染”之路;二是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为“保护地球”而限制发展的道路;三是在“地球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从我国国情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不能效仿西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不能因噎废食停滞发展。石油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改造传统石油工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
1.石油企业生产与环境污染的矛盾解决要求发展循环经济。
石油工业企业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废气、废水、危险废物和地表破坏。例如:原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组织泄漏烃类气体和加热炉、锅炉、火炬燃烧产生的烟气,论文格式主要为烃类、烟尘和氮的氧化物;项目生产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是原油脱出水、井下作业污水和锅炉排污等;主要固废是废弃泥浆、岩屑及建设、运营中的废水污染、油砂、落地原油、建设期与闭井期产生的地面建筑废弃垃圾等。[1]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石油企业,尤其是上游勘探开发和下游炼化,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和废气、废渣循环使用,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将企业生产与环境污染的矛盾降到最低,实现“生产持续提升,环境污染持续降低”的目标。
2.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石油企业必须加快循环经济的发展。
资源型城市,即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与资源开发有密切关系,城市因资源而生,因资源而兴,如大庆、克拉玛依、东营等城市,这些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石油及石化产品。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的丰富性而导致人们容易忽视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看不到进行技术和科技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然而,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必须进行未雨绸缪,保证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创新,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循环经济的发展让资源型城市永葆青春,持续发展。
3.石油企业现代化发展要求我国石油企业必须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总体而言,与西方发达国际相比,我国石油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水平仍较低,技术含量低、科技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不高、产品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的三大石油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占据资源优势,成为资源垄断型企业。然而随着对外合作的不断发展,国际石油企业进入中国进行竞争,同样,三大石油企业也需要走出去,走向国际市场去拿资源。企业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就必须以国际企业进行对标,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石油企业的现代化水平,才能够确保我国的石油能源安全,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4.石油资源不可再生性要求我国石油企业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众所周知,石油、天然气是不可再生资源,其不可再生性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循环经济充分利用石油资源。我国是石油能源极其缺乏的大国,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和4.3%,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逐年增加,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石油、天然气资源供给的压力,避免出现由于资源短缺或枯竭而影响经济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使用。
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的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必然途径。石油企业作为我国的基础工业企业及国家经济发展的血液和命脉,其发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也更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的进步,石油企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十分必要的。
6.2014广东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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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元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中国可能重现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
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判断美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先行指标是总统经济顾问团队的人事变动。根据多家媒体报道,2011年元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调整白宫经济顾问班子的名单,启用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班子的大部分人马,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为2003年的总统竞选连任争取选民支持。当日美国股市小有回升,中国股市则应声而落。在1993年到2001年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经济不仅克服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还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盈余,这些成绩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充分认可,也帮助总统得到了公众对其性丑闻的原谅。根据克林顿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和当前美国经济的政策资源储备,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在今后几年里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更大冲击,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需要如何积极应对,应该是现在就需要马上进入议事日程的工作。
新年元月奥巴马总统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的名单中,有四位克林顿总统经济决策班底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是:1、曾经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的亚伯拉罕,他是解决汇率问题的老手,现在再次被提名为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2、吉恩·斯佩林,在克林顿时期曾经二届连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作为克林顿的重要幕僚,曾经成功协助克林顿与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人达成了《1997年的预算平衡协议》,现在再次被提名担任该委员会主任,任前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的经济顾问。3、现年80岁的沃尔克,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曾经采取大幅加息的措施,领导了美国与日本的利率大战,迫使日本签署了日元升值和降低利率的广场协议,现在被提名担任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4、摩根大通高管戴利被提名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在克林顿任期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与企业界有广泛的交往和联系。这些人都在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具备很深的专业背景,在过往的任职经历中都有过非常突出的业绩表现。
在克林顿的任期内,美国以平衡政府预算、削减财政赤字和刺激企业投资作为首要的经济政策纲领,具体措施有降低企业税负鼓励私人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鼓励金融创新,促进民用科技创新的发展,提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放宽移民政策和高科技人才的准入门槛,广纳全球优秀科技人才的移民流入,同时加快房地产建设满足移民需要等等。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实现了比较长久的繁荣,1998年还实现了历史上十分少见的财政盈余,但是全球经济因此受到的影响就很不乐观了。80年代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早在1991年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就开始了现在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失去的10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开始进入了严重短缺的时期,伴随每年5%到10%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一直延续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欧洲国家和亚洲泰国的货币制度,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都先后受到了背靠美国的国际金融炒家的严重攻击。中国经济在1993到1998年间,也经受了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崛起、银行流动性严重短缺、地方中小银行陷于破产的考验。
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有接近10%的失业率,消费严重不足,财政赤字严重,地方财政尤其困难,破产的地方中小银行仍然很多,接近零水平的利率,加上国内投资不足,央行采取量化货币政策增加的大量商业银行流动性,除了增加购买和持有国债以外,就是大量流向国外。而在世界市场上,一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互相贬值,二是世界石油、黄金、铁矿石和农产品等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暴涨,三是日本经济仍然少有恢复的迹象,欧洲国家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困境,很可能还会继续恶化,亚洲国家的货币制度仍然十分脆弱,目前只有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跑在快车道上。但是印度和中国的货币制度存在严重依赖外汇储备的问题,而美国外债又是他们储备的主要构成,2009年和2010年国际货币组织已经先后帮助这两个国家增持黄金储备和国际货币基金份额,以减轻对增持美国债务的依赖。但是这样的调整与这两国的巨大经济规模相比,只够象征性地解决问题。过度的外汇储备依赖和过高的美国债务构成,会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很容易遭受债券抛售的市场投机打压,引发市场恐慌和金融危机,也会使得美国削减财赤给这些国家造成严重的货币紧缩,引发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
国外媒体和中国学者历来喜欢唱衰美国经济,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政策的能量储备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美国现在是政策储备能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历史上政策储备能量比较充分的时期。如果新上台的奥巴马经济智囊团队,再次推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压缩政府债务规模的经济战略,美国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除了已经推出的减税和刺激企业投资的措施以外,至少还有:1、出售国有资产,它们是前段危机时期为了挽救破产大企业和大银行而动用联邦政府财力购入的私人股份资产和部分企业债务。2、逐渐提高市场利率,活跃金融市场,减少资本外流和吸引外资内流。3、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挽救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4、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各类高技术优秀专业人才的移民,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军用和民用科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美国从2011年起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奥巴马能够再次赢得2013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些政策则至少还将持续到2017年。
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成功削减财赤和压缩对外债务,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增长趋势就可能很快逆转,资本和高端技术人才外流将逐渐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经济出现持续的货币紧缩和持续的物价上涨,金融业爆发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企业投资下降利润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负担增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等,重现1993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此外,美国还有可能再次运用对付日本的广场协议手段,利用油价迫使中国方面作出人民币汇率上的牺牲,加速中国资本的外流。中国现在能够应对外部挑战的政策储备能量极为有限,首先是货币政策工具只能发挥短暂的功效,无法抵挡持续单向的外部冲击,其次是进口输入和成本推动的混合型通货膨胀已经抬头,限制政府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此外,从1998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建设的高潮期即将过去,政府得自土地拍卖和地价高涨的财政收入即将逐渐减少,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因此重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财政困境。
中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矛盾高发期,要想应对美国调整经济战略的巨大影响,避免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样需要尽快作出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但是中国的调整十分困难。首先是只要人事部门进行年龄一刀切,就足以把所有资深经济专家排斥在外了。其次是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发中心,虽然他们都是地位类似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复兴委员会的政府经济决策咨询机构,但是发改委的内部,其实只是一个长期积累起来的庞大行政烂摊子,承袭计划经济的思想衣钵,时刻想的都是如何扩大或者恢复已经丧失的行政审批权。他们下设的众多科研机构,除了为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服务以外,就是热衷于为领导起草各种文件,已经无法为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提出可以解决重大问题的经济战略来了。最近他们宣布新晋级的20位二级研究员,其中甚至没有一位具备财政金融的专业背景,依靠他们来应对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连起码的对话都很困难。社科院则向高校看齐,以真理标准为原则,长期从事脱离政府决策实际的各种基础研究和问题研究,不了解政府决策急迫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而国研中心则基本没有自己的专业科研团队,只有信息收集、传递和宣传的功能。第三,如果选择设立新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根据中编办、中组部和人事部的干部用人标准,也绝不可能把编制和岗位资源分配给只有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没有取得高级行政级别的优秀专业人士。
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专业岗位的职责分工和部门预算分配,都是高度透明的,长期没有业绩贡献的政府行政机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低效的机构,没有明确分工、责任无法考核的机构,总统说话不诚实或者用人不当,法官判决违宪等等,都是只要公众举报基本属实,联邦检察院就可以直接介入立案调查的,国会也可以直接授权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取证,确保错误得到及时纠正,腐败得到有效预防。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机构编制管理和人事管理,以及部门预算分配,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公众无法监督,检察机关也不敢介入调查,机构编制、岗位资格标准和干部选拔聘任标准,都变成了组织人事部门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他们的用人标准,是只看重领导亲疏关系和行政等级,而不是政府机构履行专业化社会分工职责的要求,高级专家的晋升资格标准,可以专为行政领导量身定做,很难依靠他们的推荐解决中央高层政府决策咨询的顾问人选问题。但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国家经济战略调整,没有货真价实的高级优秀专业队伍,恐怕就只有自欺欺人的空洞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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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即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全局性、决定性、长远性的有关农业发展重大问题的筹划与决策。通常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战略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实际应用中农业发展战略就是农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黔中经济区农业发展战略重点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黔中经济区农业发展战略重点浅析全文如下:
黔中经济区要想成为拉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就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基于贵州省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黔中经济区农业发展应该是追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这种可持续的现代农业不仅是资源上的可持续,还是经济上的可持续。资源上的可持续性指的是要合理利用各种农业资源特别是各种农业自然资源,保证各种自然资源能够永续利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指的是农业生产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为实现资源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黔中经济区农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①积极开展生态农业建设;②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③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
中国在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农药平均用量远远超过世界上农产品高产的国家,但粮食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却比不上这些高产国家。农业化学品的普遍使用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加剧了我国的赤潮问题、水污染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使用生态农业的方法。
生态农业是一种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
贵州省位于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上游,其生态较脆弱,水土流失较严重,全省有明显侵蚀的土壤面积为7.329万km2,占全省总面积的41.6%。因此在农业生产上必须注重环境保护,这样发展生态农业就成为必然选择。另外,贵州省的省情也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便利。首先,贵州省仍处于工业发展的初期,三废的排放量少,工业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小,这位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其次,贵州省保存了较好的自然和生态文化,全省森林覆盖率为39.9%,比全国高出1.2倍,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与此同时,贵州省明显的立体气候特征和复杂多样的噶斯特地貌,同时具有气候、生物的多样性、低纬度、高海拔的农业生态特点,也为生态农业的建设提供了便利[1]。
近年来,贵州省的生态农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过分依赖传统技术、封闭经营、规模狭小等方面,仍然没有摆脱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特征。黔中经济区作为贵州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技术条件和较大的市场需求,是发展生态农业最适宜的区域,而且黔中经济区通过积极开展生态农业的建设来实现生产发展、能源再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效益等相统一的综合性效果,有助于为全省农业发展树立榜样,有助于黔中经济区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特色农业就是将区域内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成特有的名优产品,转化为特色商品的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发展是以追求最佳效益--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优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为目的,因此发展特色农业应该依据区域内整体资源优势及特点,大力突出地域特色,围绕市场需求,坚持以科技为先导,高效率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以某一特定生产对象或生产目的为目标,形成规模适度、特色突出、效益良好和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非均衡农业生产体系。特色农业的发展是适应当前社会消费需求、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农业市场细分需要的必然结果。
贵州省生物资源丰富,是多种植物区地理成分汇聚地,北方植物、南亚热带植物、中亚热带植物、北亚热带植物,暖温带植物等在贵州省内均有生长。贵州南部接广西,东部接湖南,北部接四川,西部接云南,因而多种植被交叉汇集于贵州。贵州所拥有的植物种类仅次于云南、四川、广东三省,在国内居前列。除热带作物外,全国的农作物、果树、蔬菜、畜禽的种类在贵州均适宜种植和养殖。这一切均说明了贵州气候对农畜生物具有多宜性,农业结构调整的回旋余地大,生物资源的深层次开发极具潜力。在各类生物资源中贵州中草药资源尤其丰富,贵州拥有4294种中草药资源,仅次于云南的5050种和四川的4354种,但如果按平均国土面积上药用植物种类的数量来排队,贵州省则居全国第一位[2]。
贵州省除了生物资源丰富外,其农村生态旅游资源也极其丰富。贵州省岩溶地貌区占73%,造就了贵州省优美的喀斯特风光和茂密的森林,使贵州省有山皆绿,有水皆清,有丰富的民族风情和古朴的农耕文化,宜人的气候是南方炎热夏季中的凉岛,因而被誉为全国的“公园省”。
尽管贵州省这些丰富的植物资源和风景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但是却给贵州省发展特色农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黔中经济区凭借其良好的交通条件以及较好的工业基础条件,通过农业科技园区和农业生态旅游区的建设,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完全可以成为拉动贵州省和黔中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它的实质上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农村复合生态系统,涉及到农业生产与二、二产业的联合,由此在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时要考虑与本地的特色动植物资源和旅游资源结合,使本地区的三次产业能够实现有机融合,通过产业化链条的延伸来拉动农业本身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农业必须是可持续的,而这种可持续不仅是资源上的可持续,还包含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能够有助于资源可持续性的实现,但经济上的可持续就要依靠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业产业化来实现。实际上,黔中经济区农业发展的思路应该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前提,以特色农业为基础,通过农业产业化来实现产业链条的延伸,从而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者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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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产业化在体制上不够完善。在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还存在于凤阳县体制上,忽视了第一产业的重要性,因此凤阳县要将对农民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放在第一位,而在对于这方面,体制上还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所以要有针对性对第一产业加强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经济上的扶持。
第二,农业经济领域优势不够突出。作为农业大县,根据农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必然存在农业经济区域优势不突出的问题。区域的发展模式就直接影响农业产的发展。如何实现农业产业化,如何改善农业产业结构,这将是具有特色农业经济发展途径上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制约农业的发展,影响普通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路线。直接导致整个销售领域无法扩展,特色农产品不明显。
第三,农民的农业市场意识薄弱。从思想上加强培养农民的农业市场意识,才能稳定农业的长期发展,把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创新意识提升到一个层次,加强他们的实践经验。目前农民具备实践经验,在行动和创新意识上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指导,这也是农产品无法提升层次,制约农民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加大对农民农业市场意识的培养,加强他们的知识教育、主动能力、技术培养,促进他们创新意识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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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第二个发展和转型的五年计划中,有中国企业参与到互惠互利的战略投资领域将对埃塞俄比亚日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预测,未来5年内,埃塞俄比亚将持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将名列世界前十。
“在社会经济转型方面,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埃塞俄比亚是五个最有希望的,并能在2015年很好地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非洲国家之一。”6月27日,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塞尤姆·梅斯芬首次访粤,并在“埃塞俄比亚一广州投资推介会”上如是说道。
就在去年年底,作为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正式出台了《埃塞俄比亚新五年(2010/ll一2014/15)增长与转型计划》(GTP)。这是埃塞俄比亚第二个“五年增长和转型计划”,该计划对埃塞俄比亚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在宏观经济发展、农业、工业以及电力、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妇女、青年、良政等社会领域的发展目标和实施策略进行了较为全面详细的阐述。
新增长与转型计划将以发展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埃塞梅莱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实施新的GTP期间,埃塞俄比亚政府将在上述两个领域与中国公司进行更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此,埃塞俄比亚各级官员也加快了在中国招商引资的步伐,塞尤姆·梅斯芬便是其中之-。
2011年1月,塞尤姆·梅斯芬正式成为新一任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此前,他曾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部长一职,长达15年的任期使其成为该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外交部部长。同时,他还是提格雷解放基金会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董事长。
在“埃塞俄比亚一广州投资推介会”上,本刊记者就埃塞俄比亚经济和社会改革现状及埃中两国未来合作的可能性等热点问题专访了梅斯芬大使。
大经贸:您如何评价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关系现状?接下来,两国间可以如何进行合作?
塞尤姆·梅斯芬:埃塞政府十分满意埃中两国的关系现状,埃中友谊已达到了两国建交以来的最好水平。秉着双赢、相互信任和理解的精神,双方政府正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和加强这一重要合作。我们认为,在我国第二个发展和转型的五年计划中,有中国企业参与到互惠互利的战略投资领域将对埃塞俄比亚日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已经制定必要的法律框架,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友谊及其在多方面的合作。双方确立了加强合作的机制部长级联合委员会,并签署了多项双边协议,包括促进投资和相互保护以及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而在中非合作论坛方案的框架下,双方开展了基础设施发展的重大合作,即公路,铁路,能源,电信,包括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部门的建设。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也并不局限在某个单一的领域,一些中资公司已经参与了制造业、采矿业和酒店等行业的投资。目前,大约有316个中国的投资项目已经进入完全或者半生产状态,超过900个项目正处于前期实施阶段。
埃塞俄比亚期待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国内投资,如建设水电站大坝、公路、铁路、电信和IT基础设施发展领域;以及在制造业,纺织服装,皮革和鞋类,农业和食品加工,金属、工程、采矿业。这些都是赋有战略利益并推动埃塞俄比亚从落后走向现代的转变的关键领域。丰富、安全的资源以及廉价且易训练的劳动力,这是埃塞俄比亚一个较大的比较优势,能吸引并提供在上述领域更好的投资机会。我们鼓励中国国企和民营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建立自己的工业园区和投资集群产业,这里将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激励方案和方便的服务。
大经贸:埃塞俄比亚正在进行经济的改革和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埃塞尔比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刚才您也提到,贵国的这种改革和转型受到了亚洲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的启发,那埃塞俄比亚主要借鉴了“中国模式”的哪些经验?
塞尤姆·梅斯芬:你提的问题,我们可能花几个小时来讨论都不够。首先,我们在经济转型、在制定和实施这个计划时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实施能力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我们比较缺乏受过训练的、有技能的劳动力,也比较缺乏资本,这个方面主要是我们能力的缺陷。但埃塞目前也很好地去平衡了他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所有新兴的发展中的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谈到借鉴中国这一方面,我们确实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对于中国的经验,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学习,一个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操作。在意识形态这个层面,我们借鉴的是中国在解放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方面一些宏观的理念,在操作层面则是借鉴其具体的手段和方式。我们确实认为,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埃塞俄比亚也致力于学习中国、印度和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的经验,并将这种经验运用到埃塞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
中国在它的经济发展中有很多的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一些问题和挑战,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正在探讨发展的本质,那埃塞俄比亚面临的则是不发展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两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交流经验,分享一些发展的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也正在从中国的经验中不断地受惠。粤埃或可设经济贸易区
大经贸:去年广东与埃塞俄比亚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12亿美元,约占两国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您如何看待广东这个市场?对于埃塞俄比亚和广东接下来的合作,是否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或者计划?
塞尤姆·梅斯芬:广东在过去30几年里一直是中国发展和转型的前沿,我们相信广东这个市场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机会。而由于非盟的总部设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是联系广东与非洲各国友好往来的桥梁与纽带。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和广东省的官员会面时,向他们提出建议,希望广东的企业能到埃塞设立粤埃或粤非经济贸易区,以方便增进广东与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非洲各国的经贸联系。来自广东的企业,像中兴和华为已经成为了引领埃塞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而我认为这种经济贸易区的设立对广东和埃塞俄比亚今后的合作是非常有利的。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怎样通过这一类的合作来推动广东企业和埃塞双边的发展。我要讲的这个领域就是棉花和纺织。在非洲,包括中东和北美等地,都是中国棉花制品的消费地,一个来自广东的公司,他可以向上述的市场出口大量的棉花制品、纺织品和成衣,假设这个公司,他到埃塞投资,种植棉花,他将有非常丰厚的回报,因为埃塞的气候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我们的棉花产量很高,土地租赁的成本非常低,在农业灌溉方面使用的水也是免费的,而且相比起中国,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也是非常非常低廉。假设这个企业在埃塞投资种植棉花,棉花收成之后将它加工成纺织品,那么把这些纺织品或成衣通过埃塞出口到欧洲和美国,它便可以享受到欧美国家提供的“零关税、无配额”的纺织品优惠政策,这是因为埃塞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欧洲和美国对这个国家纺织品的出口实施的是“零关税、无配额”的政策,而且没有任何进口限制。
这是我举的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都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很多的商机。这也是为什么我邀请由广东省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去埃塞访问,去探讨在埃塞建立粤埃或粤非经济贸易区的可能性。这个贸易区的建立,不仅能帮助埃塞俄比亚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会为广东的企业带来非常好的商机。对于广东企业来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医疗和工业用的陶瓷,这个领域的企业去埃塞投资设厂也将有丰厚的回报。另外,埃塞在皮革和鞋类这个领域的资源也相当丰富,这也是埃塞驻广州总领事馆和广东省政府正在加大合作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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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对外开放的国策。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已经正式提出要发展开放型经济。此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融入国际经贸网络程度的加深,构建开放型经济在历届政府中普遍受到高度重视。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对我国构建开放型新体制做出了重要部署。所谓开放型经济,是指建立与国际经济一般规则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全球市场,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的自由跨境流动,推动经济体内、外紧密联系。开放型经济集中体现为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而制定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1]。
广州素有“千年商都”美誉,是我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南海造船中心,在此启航经西沙、南沙群岛到波斯湾、红海的对外贸易航线异常繁盛。正是凭借发达的海内外贸易,广州曾在19世纪中叶跻身世界第四大贸易中心,商贸业影响遍及东亚、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全球各地。如今,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和第三大经济城市,广州已经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将对广州增强国际辐射影响能力起到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在全国引领改革开放步伐,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成效显著。
近年来,广州外向型企业数量以年均1000家的速度增长,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230.4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1306.0亿美元,增长4.67倍。外贸出口、进口额保持较快增长,分别从2001年的116.2亿美元、114.1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727.15亿美元、578.84亿美元。即便如此,广州外贸进出口额仍然低于深圳、上海、北京与天津等国内一线城市。
就进出口商品结构而言,2013年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重分别为46.1%和21.0%;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06年的68.9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596.2亿美元,年均增长36.1%。服务外包合同额60.5亿美元,连续三年居广东省首位。虽然进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但是广州外贸整体上仍停留在“以量取胜”上,结构层次仍然较低。2013年,全市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6.1%,出口商品仍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渠道的出口产品占比较低。另外,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比重高达52.52%,依旧是对外贸易的绝对主力,本土企业国际化程度还较低,参与国际合作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近十年来,广州合同外资和实际外资年均分别增长9.9%和8.4%,2013年达71.14亿美元和48.04亿美元。截至2013年9月底,累计引进外资企业2.4万家,投资总额达1873.7亿美元。即便如此,广州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期仍然远远低于北京(80.4亿美元)、上海(151.85亿美元)、深圳(52.29亿美元)和天津(150.16亿美元)。从结构上看,广州利用外资仍然以制造业为主,但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增长较快,2013年服务业(不包括房地产业)实际外资额占全市实际外资总额的46.7%;234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设立了628家企业。利用外资结构虽然有所优化,但是跨国企业对广州投资仍以资源导向和成本导向型为主,偏好广州的劳动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土地政策及较低的环境规制成本,其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产业,即便是高端产业,从事的也主要是低端生产环节。
近年来,广州企业对外投资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13年12月,全市续存备案登记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共17820家,其中国有企业645家,占3.62%;外商投资企业1001家,占5.62%;私营企业15983家,占89.69 %;集体企业118家,占0.66%;个体户73家,占0.41%。对外投资总额从2002年的924万美元增至2013年的20.02亿美元,年均增长63%;投资领域主要涉及能源资源、农林牧渔业、房地产、批发展贸、物流仓储以及金融、租赁、投资等商务服务业。2013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3.67亿美元,同比增长27.2%;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在外人员共1.66万人。尤其是“十二五”以来,企业“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近3年对外投资总额超过历年累计的50%。总体而言,广州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大型企业偏少。事实上,广州市比较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跨国公司。由于龙头型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导致广州“走出去”企业仍然主要停留在建立传统贸易窗口或开展海外工程承包上,绿地投资、国际、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等层次较高的对外投资形式较少。
广州正全方位与世界各国(地区)建立经贸合作,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进程。与香港合作不断深化,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合作不断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不断拓展。美国、欧盟、东盟和香港已经成为广州位列前四位的贸易伙伴,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正成为对外合作新热点。另外,随着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推进,广州与国内主要城市合作交流的频率也进一步提高。然而,目前广州在区域开放合作中主要集中在商品和货物往来,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和投资互惠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多年努力和探索,广州从行政审批、商事制度、通关模式、商务环境、对外服务与合作等领域持续推动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企业“引进来”服务机制基本建立,先后设立外商投资政务服务直通车机制和重点外资企业(项目)服务工作机制,从项目审批、要素保障到经营困难协调解决等各方面为外商投资提供全方位服务,目前,在广州投资的外经贸企业超过万家,每年新增的外经贸企业近1000家;二是企业“走出去”服务机制逐步形成,继出台《广州市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若干意见的主要内容》后,广州又对全市重点企业和预计境外投资超1000万美元的重点项目实行“一企一策”服务。同时,推动减少对外投资审批环节,实现事前审批转向改善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转变;三是通过启动外商投资登记制度改革和率先在全国开发使用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审批服务系统,广州相继对外商投资登记和审批制度进行大幅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企业可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四是不断优化国际营商环境,2013年广州第三度荣获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并分别被《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能力评估报告》评为第一名。据华南美国商会2014年对351家企业的调查显示,55.8%的企业将华南地区运营总部设在广州,92.2%的会员企业已实现盈利或将在短期内实现盈利。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经验,一国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比例关系。基于此,Dunning(1980)对世界67个国家在1967—1978年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国或地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能力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2]。Dunning(1998)在投资周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把经济发展阶段对应的开放型发展水平划分为六个阶段[3],如表1所示:
2013年,广州人均GDP约为1.9万美元,人均国民收入约1.6万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5:33.9:64.6,已达到发达经济状态。根据表1,广州经济发展阶段与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关系应该处于第六阶段,即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其对外和内流投资主要由本地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GNP增长方式和结构决定。然而,2013年广州对外投资规模依然远远小于利用外资规模,但前者增速远远高于后者,根据表1对外直接投资应处于第三阶段。由此看来,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事实上,虽然目前广州市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歧视性市场经济准入壁垒仍然存在,外商投资进入的深度不足;外商引进统筹规划机制不健全,引进方式(以绿地投资为主)比较单一,引进行业(以一般制造业为主)和区域(以开发区为主)过于集中;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不大、实力不强,融资支持机制不完善;对外投资企业国际市场信息交流机制不健全,对外投资企业的引导和服务力度有待加强;内资、外资分头管理,资源分散等问题依然存在;与港澳台合作深度不够,缺乏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规范化、稳定化和长效化的区域合作机制等。这些因素均对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制约作用。
为提升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当务之急是立足自身、把握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寻找并选择适宜的对外贸易战略,并以此为依据不断优化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优越基础和条件。
所谓贸易战略,是指根据开放型经济发展要求,通过选择主导或者参与国际贸易投资分工的程度进而影响自身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能力的经贸政策体制。贸易战略可分为多种,如克鲁格(1983)分为出口促进型、进口替代型和温和进口替代型[4];钱纳里(1986)分为出口促进型、进口替代型和平衡战略型[5];巴拉萨(1987)分为坚定外向型、一般外向型、一般内向型和坚定内向型等[6]。虽然贸易战略有多重,但是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分别使用不同的贸易战略和政策(见表2)。
广州经济发展虽然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并未进入知识和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尚未形成,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东京、新加坡、香港、台北、首尔、上海等世界创新型城市还有较大差距[7]。显然,广州经济发展并未完全进入自主创新阶段。根据表2,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内在决定了广州在构建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应采取以整体开放为主导、以适当保护为补充的政策,以实现既能收获开放收益又能规避开放风险的目标。
当前,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和贸易“南升北降”和“东升西降”新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区域竞合展现的新时代以及我国全面改革和打造经济“升级版”蕴含的新动力为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和新空间[8]。同时,全球经济和国际投资步伐放缓将使外部需求减弱,给广州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以美国为主导的TPP、TTIP、PTP等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既有的WTO体系,使广州现行的开放型经济体制面临新的不适;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回潮尤其是对中国外贸的“偏见”增多,也将不断考验广州企业“走出去”方式。因此,推进“以整体开放为主导、以适当保护为补充”的开放型贸易战略,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制定并实施更加适宜的对外规则和管理体制,建立和优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发展经验,广州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的要义是坚持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战略思想,建立完善外经贸公共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系和涉外经济运行体制,营造国际化、开放化、包容化、规范化、高效化的体制环境,健全开放的市场运行机制,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其终极目标是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其重点是六大机制:一是对外开放深化体制,构建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制造业实现全面开放,服务业开放取得突破性成效,建立完善的境外投资管理、审批和服务机制。二是合作交流提速机制,健全城市公共外交体制机制,建立与周边区域、港澳、珠江—西江经济带、高铁经济带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区域的合作交流机制。三是开放平台发展机制,建立一批定位清晰、优势突出、特色明显和分工互补的开放型经济平台。四是开放产业促进机制,完善对外招商引资机制,建立开放型产业和产业集群培育机制。五是投资贸易环境优化机制,建设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的城市发展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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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本质有准确的把握,才能纵览全局,掌控国家经济发展命脉。全球化的本质可以分为“现实”和“未来”两个阶段。“现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未来”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在国际分工中,全球化的现实本质表现在西方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往来愈发频繁和紧密,中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应该说全球化浪潮的来临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是有利的,它为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成果供我们借鉴,方便了我们引进国际上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为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提供了极大帮助。包括“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形成,也同中国持续的对外开放政策打下的坚实外联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势必会面临各种风险和压力,我们要面对实力严重不平衡的国际竞争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适应以西方资本主义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秩序,这其中将包括各种不利于我国经济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成功运行的苛刻条件和限制,并将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未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成为全球化继续深入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全球化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融合,并加以提炼、萃取,产出最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步入社会主义提供前提条件。
对待全球化,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应该追溯到中国申请加入WTO。如果说,之前的中国经济是“铁板一块”,那么从入世申请书递上的那一天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开始被全球化进程左右。WTO的规则是“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稳定、公平、可信”。例如,在WTO的众多西方成员国看来,中国必须废纸党的红头文件超越法律地位的这种经济规则。在今天,中国在经济立法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每项经济政策的出台,都有法可依。在经济战略上,中国也明白如何通过法律来维护国家的权益。
再比如,信息网络化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纤通讯的运用,催生出信息革命,世界提前迈入信息时代。中国顺应潮流,于1994年正式接入互联网。今天,中国是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信息量分享最大的国家。虽然存在网络谣言、黑客攻击等问题,但新鲜热点资讯的积累,国家信息化为先的战略步伐,必将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上述两例启示我们,要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一带一路”大战略继续牢固基础,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决不可消极退缩,反而要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通过全球化完善自身体系制度,增强竞争力、说服力。
长时间以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简言之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中国摆脱经济自我封闭之状况,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转变。
举例说明,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最显著的国情——庞大的人口基数,经历了由“劣势——优势——劣势”这一跌宕起伏的过程。始自全球化,原本严重过剩的劳动力一夜间成为了最大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低工资、低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得以长期维持。因此,始自上世纪90年代,劳动力指向型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吸引着发达国家公司在华投资建厂。与此同时,一大批民族企业也成功“走出去”,依靠廉价的产品迅速占据国外市场,“made in China”从此遍布全球。中国的经济也因此在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历经腾飞。
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迈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的比较优势显得愈发困难。人们惊奇地发现,像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诸国,其劳动力成本较中国更加低廉,并且原料丰富。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依旧广受欢迎,但优势不再。这逼迫中国政府开始调整经济增长战略,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加快了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鼓励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推动技术指向型增长模式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相较而言,庞大的人口基数,则再次沦为掣肘中国经济发展的劣势。
上述事例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如何成为全球化中的“弄潮儿”而不被浪打翻,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即使是“一带一路”战略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地区性主导地位,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全球化不可逆转、席卷世界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积极创造竞争优势,顺应潮流,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实际的发展战略,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如是,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为“中国梦”的美梦成真撑起坚强的物质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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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的紧密程度,真正形成了全球化分工、全球生产布局、全球消费的高度全球化时代。在后危机时代,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深化,外事工作将贯穿于这一过程对外交流的始终,在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国际交流、民间交往中都有“外事”的影子。这就要求外事干部要转变观念,立足全局,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化等待服务为上门服务、改单一服务为多种服务,在服务中拓展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的空间,在服务中发挥外事管理、协调、参谋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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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国务院公布《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2010年5月,国务院公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这是我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的区域发展规划。2011年3月,国务院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这是我国“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三个国家级规划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思路,进行了新布局,我们必须把握在国家区域经济战略背景中的皖江城市带的发展趋势、发展走向,追求并实现皖江城市带的崛起,顺利完成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笔者依据上述三个国家级规划,对皖江城市带的发展趋向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长三角本义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如今人们更关注它的经济社会含义,通常有小长三角、大长三角、泛长三角等提法。小长三角包括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泰州、台州等16个城市。大长三角即通常意义上的长三角,以国务院2008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30号)为依据,正式明确了长三角区域范围为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两省,为长三角经济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泛长三角经济区的范围界定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1+3”模式,即以上海为龙头,把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全部纳入泛长三角经济区;二是“3+2”模式,即在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基础上,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徽、江西也纳入泛长三角经济区。2008年初,胡锦涛在视察安徽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泛长三角”的概念和“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问题,并且对安徽进一步融合长三角经济区提出了期望。
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趋势。改革开放,我国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战略,必然从“区域以城市为中心的极化发展”向“以城市群为重心的泛化发展”。近年来,我国区域合作与发展进程加快。珠三角从原来的广东省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到大珠三角,再演变为“9+2”的泛珠态势;京津冀经济协作区,目前已发展成为环渤海湾区域的合作;北部湾区域合作已走到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在国内几大区域的泛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长三角泛化发展就成了必然趋势,必然选择。从小长三角到大长三角到泛长三角,这不仅仅是地理概念的变化,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当前,长三角(沪苏浙)经济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而泛长三角(沪苏浙皖)的经济一体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趋势。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非常明确地突出了产业转移这一主题思想,《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核心内容也在于强调实现区域整体产业升级转移,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因此,产业转移升级需要加强泛长三角洲区域的合作。长三角产业升级必须过好一个关口,就是从区域内的“块状经济”向“网状经济”的转型。一方面,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的实施将大力促进安徽经济发展,也为长三角经济扩展版图,增大经济生长空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规划将加快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也推动长三角向安徽的产业转移。长三角区域规划强调了与区外的联系和辐射,向北拓展到苏北,向南拓展到浙西南,向西拓展到安徽,都属于第一个层次,这也描绘了泛长三角经济区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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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地作为最基本的公共资源、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品,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城市最大、最具活力、最有增值潜力的重要资产。当前,国家对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紧紧把握发展机遇,创新土地储备机制,加快土地储备工作步伐,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小编结合工作实践,从以下六个方面来与业内同仁共同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科学的土地储备运作机制。一是要强化土地储备的主体地位,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政府垄断城市经营性用地供应,提供体制和机制的保障,做到统一规划、统一征购、统一储备、统一出让和统一管理,形成“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局面。同时规范土地二、三级市场,清理整顿隐形土地市场,彻底根治私下交易土地、随意更改规划用途及相关指标等问题,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二是要全力打造公平竞争平台。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决定土地使用者、决定地价,形成平等竞争的土地市场。三是合理运用土地市场的配置作用。运用地价杠杆,体现土地的真实价值,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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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在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更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与时共进的特征。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
[6]李奇泽、敖明山,对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考,中国商界,2008年。
[7]单于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时代潮,2003年6月。
[8]Rostow,W.W.(1960).ThestageofEconomicGrowth.London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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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可以提高城市的软实力,彰显城市的特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安徽省顺势而上,积极把文化产业做强做大。近年来,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增加值连续5年保持30%以上的增幅,领先全省经济,可是这并不能掩盖一些存在的事实,与迅猛发展的城市文化产业相比,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还稍显稚嫩和落后,无论从受关注的程度还是社会各界给予的支持都是微弱的,因此加强农村文化产业研究,探索出一条适合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模式是有必要的。本文主要从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滞后的原因分析以及对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的途径作尝试性思索等方面并以安徽省芜湖市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为研究视角,集中阐述了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农村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勤劳的农民将它们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然而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滞后性,这其中原因有政府的重视不够,有投资的不足,还有农村基础文化设施薄弱等,在偏远的农村,农民想看看电视,文艺节目,图书都比较难,有些民间艺术节目质量高却无法传播出去,只能孤芳自赏,而有些民俗文化因管理不当或无人问津,最终消失于人们的视线,实乃悲剧。
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原因,落后的农村经济造就了落后的农村经济体制,落后的农村经济体制又制约了农村的文化产业发展,这其中包含了农村的经济水平和用于文化产业方面投资的资金水平等。我国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经营大多是自给自足,产供销一体化及实现规模效应在农村其实并未普及,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并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这种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生产活动并没有形成优势互补、资源整合以及人财物得到合理配置的经济运作模式,从而致使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处于滞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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