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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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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代理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宪政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宪政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著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主权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权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
首先,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与修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着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商讨机制,它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社会根基,又是公众广泛认同、真诚信仰和积极参与的组织平台、制度支撑和实现途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里由公众进行充分自由的公开讨论、协商以达成共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少数官僚或政治精英的专利,而是诉诸经过公众讨论、协商和共同认可而形成的法律(宪法)。因而,这种具有法理型权力合法化形式的政治体系就获得了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的间距,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把国家与公民既隔开又连接起来,这既减少了由于国家直接面对公民而出现政治冲突的概率,又增加了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多元通道,从而使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紧密起来。再者,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舞台,促使社会公众能够走出私人生活的一己空间,积极参与到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之中。这些公共领域的媒介机制提供了公民表达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自主性的舞台,从而为公民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提供了适当的资源、组织便利和合法性保障。第三,以公共领域的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话语民主模式修补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从而丰富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宪政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受宪法调节的协商和决策的基础上,民主过程必须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它主张,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须由公民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这种通过交往网络而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又修补了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欠缺和落实难题,并确立了一个异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新的民主方向,从而为宪政民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公共领域理论所提供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直接选举公职人员,而是通过自由形成的中介组织以公众舆论或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公共权力的取得与行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形成若明若暗的压力来实现的。这与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直接民主有很大不同,并且容易在代议制的宪政框架内得以建制化,从而避免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性。第二,公共领域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约。在公共领域的话语里,人民主权被分散在了民众的自由交往和理性沟通之中,公民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往,以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此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而把话语交往权力转换成制度权力并与其一道形成强大力量发挥其宪政民主作用。第三,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具有强大而切实的监督制约功能。公共领域理论通过肯定并强调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彰显其宪政民主功能,从而对共和主义民主的建制化弱势起到了修补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是防止“民主的暴政”的重要机制。
总之,公共领域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把独立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关系升华为一种普遍关系,形成公共伦理,达至公共理性。因此,它虽然似乎具有某种私人性,但却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的桥梁而把旨趣指向了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了具有政治价值的公共性。一方面,政治国家通过公共领域获得公民的政治见解,也赢得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它也获得发表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的更多途径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约,从而推进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实现。因此,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既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开辟新的视域,同时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宪政民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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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服务功能,关键要提高与外文资源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不仅包括过硬的政治素养、专业技能,还包括端正的工作态度、服务意识以及责任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图书馆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服务功能。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服务功能
随着对外交流的广泛开展、学术研究的继续深入,英语的学习对于高校学生取得学位、继续深造、搞学术研究等方面来说都非常重要。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学历教育形式,远程开放教育凭借其先进的网络、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视听资料等相配合的教学方式成为大众终身学习的较好途径。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过程中,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寻找更为有效的教学方式和途径势在必行。
早在1967年,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Hans Robert Jauss)提出了“接受美学”(Receptional Aesth-
etic),其理论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强调受众,也就是读者,对文本的实际理解与接受。接受美学理论对于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有重要指导意义,即教学要从学生出发,从学生的接受出发。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可以为接受美学理论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提供相关支持和服务,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率,轻松学好英语、灵活应用英语,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1.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可以为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提供和谐的空间与环境
对于教师来说,引导学生使用新的阅读和学习环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求学数载的学生来说,学校的教室、图书馆、自习室等都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学习场所,每天三点一线的学习生活多多少少会给他们带来乏味的感觉。然而,公共图书馆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灵活、设施齐全、资料多样的英语学习空间与环境。
2.开发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应用和交流英语学习的平台
通过开发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服务功能,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应用和交流英语学习的平台。学习了课堂上的英语教程,不妨鼓励学生到公共图书馆翻阅一些经典英文原著,在英语支持的电脑系统下体验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包括在校或不在校的,学习者交流学习心得。这样,不但可以巩固所学知识、拓宽知识面,还可以开阔视野、培养新的兴趣点。
3.有利于图书馆提高服务层次,为读者提供更贴心、更到位的服务
发挥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服务功能,有利于图书馆改变传统服务模式,提高服务层次,为读者提供更贴心、更到位的服务。从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的实际需求出发,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的各种资源为学生创造交流的平台和参与机会,从而提高外文资源的利用效率,为远程开放教育拓展英语教学的第二课堂。
在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下,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没有的得到充分发挥。虽然远程开放教育提供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手段,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习惯了课堂上教师讲授、课后去学校图书馆、资料室找资料、上自习等。高校图书馆对于每一个高校学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并非所有高校图书馆都有非常丰富的外文资源,其往往侧重于该学校的性质和特点。不少选择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生在开始课程学习后发现,自由时间多了,但是学习的压力也大了,专业课、公共课均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英语的学习也频频出现问题。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许多熟悉的词汇、句式等在学生的实践应用中出现卡壳,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似乎缺少了一道激活程序。
相对于高校图书馆和一些专业机构的图书馆而言,公共图书馆可以为大多数高校学生的英语学习提供较为大众化的学习资源,不仅有传统的英文原著、期刊和报纸,还有可点播的视频资料、共享的数据库资源、免费的多媒体学习库资源体系,更有宽松的学习交流与研讨空间、人性化的读者服务。离开了学校,英语教学可以以更灵活的形式进行,学生也可以缓解部分学习压力,更轻松地去抒发情感、张扬个性,更主动地开拓创造性思维,通过实际操作和相互交流来更高效地学习英语,提高实际应用能力、激活其学习的每个知识点。
1.营造宽松、舒适的英语学习环境
长期以来,高校延续了许多年的教学传统使得教师占主导地位、学生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的学习状态,这样往往达不到较好的教学和学习效果。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教师需尽量从学生的接收来考虑教学方法。当然,不少高校已经在努力改变这种情况,但教学楼、教师、实验室等教学设施无不给学生传递着严肃、严谨的信息。无形中给他们造成了压力,同时也影响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影响学习效果。相当数量的学生都出现,自己的英语水平在考试方面完全没问题,但在实际应用上却不如人意。
相比之下,公共图书馆少了中规中矩的讲台和桌椅,多了沙发和多样的阅览设施;少了专业学科的教材,多了受欢迎的外文读物;少了同学间的交流,多了与现实社会的接触。在英语教学过程中, 学生接触的大多是教师和同学,其交流的英语学习方面的话题也大多相似。而在公共图书馆,高校学生则可以跳出原来的生活圈,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的英语学习并思考怎样更明确、更有效地去学习。引导学生利用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搭建起的平台,鼓励他们与其他高校的学生交流学习经验,也可以和准备雅思、托福等考试的读者交流考试经验,还可以与已参加工作人士交流英语的实用价值、使用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等等,从而提升学习兴趣,更主动地去学习。
2.确保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馆藏建设质量
对于读者来说,经典的著作、丰富的种类、及时更新的期刊、报纸等是最有吸引力的。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馆藏建设,可考虑结合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购,为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英语学习者提供基本资料保障。除了传统的英文图书、期刊、报纸等资源外,公共图书馆可以针对网络这一新兴媒体,推出英语的免费在线学习课程、视听资料、英文系统的检索设备等,让基础薄弱者可以打牢基础,让基础扎实者可以融会贯通,让熟练应用者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此外,公共图书馆可与高校图书馆、师生进行沟通,了解其客观需求,并将馆藏外文资源的情况做一个说明,介绍外文图书名称、著者及内容摘要,期刊、报纸的名称,免费在线课程、视听资料等,力争建立科学合理地外文资源馆藏结构,满足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的需求、提高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利用率。
3.鼓励学生利用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举办特色活动
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不难发现,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多数时候都是知道一个词或词组的意义和用法,而真正体会到这个词或词组的实际应用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不少高校学生具备较强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学生的接收出发,采用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法,鼓励该部分学生利用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举办特色活动,以与外文资源相关的文化活动为载体,高效合理地使用公共图书馆的资源。
公共图书馆可适当放宽高校学生利用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区域、报告厅等场地使用的审批,并提供必要的协助,支持相关活动的举行。例如:通过举办英语沙龙、英语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话剧表演等活动,公共图书馆不仅可以为上述活动的举办提供场地支持,还可以为选择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生营造敢于开口讲英语的文化氛围;通过教师指导举行课题研讨、小组交流等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活动参与度,充分调动其英语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英语和国外风土人情的讲座,可以增加高校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引导其主动、深入地学习并使用英语。
特色外文活动的举办不仅可以丰富英语教学形式、锻炼学生的活动组织能力、提高英语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还可以丰富图书馆的文化活动、吸引更多读者前来阅读、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外文资源的利用率,发挥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第二课堂作用。
4.提升外文资源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和对外服务质量
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的服务功能,关键要提高与外文资源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不仅包括过硬的政治素养、专业技能,还包括端正的工作态度、服务意识以及责任感。对于外文资源工作人员来说,首先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具体表现在政治立场、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在工作中对本馆的外文资源严把关。《论语?魏灵公》中讲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专业技能是外文资源工作人员做好本职工作的工具和手段。
相关工作人员要从不停下学习的步伐,提升英语水平;对专业技能要精益求精,了解本馆的藏书结构、排架规律、电子资源的分类,熟练掌握业务流程;同事间互相学习和交流学习技巧和工作经验,共同提高、共同进步,以便为高校学生或其他有需求的读者提供到位的服务。在工作中,外文资源工作人员要端正工作态度、有责任感、有担当,将读者的需求和切身利益放于首要位置,为读者提供主动、热情、周到、人性化的服务,切实将服务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英语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通过将接受美学理论应用到远程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教师可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的相对优势,鼓励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英语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较好的英语教学效果。同时,此举也可以促进公共图书馆外文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为远程开放教育拓展英语教学的第二课堂,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更到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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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主要包括微波通信和卫星通信。微波是一种无线电波,它传送的距离一般只有几十千米。但微波的频带很宽,通信容量很大。微波通信每隔几十千米要建一个微波中继站。卫星通信是利用通信卫星作为中继站在地面上两个或多个地球站之间或移动体之间建立微波通信联系。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宽带电力线通信对无线通信的影响及其频带的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宽带电力线通信对无线通信的影响及其频带的管理全文如下:
本文关键字:监测ETSI电磁干扰测试信息化电力线电信无线通信网络北电电力线上网宽带接入EMI数据通信OFDM布线GSM天线电信网局域网
随着Internet技术和市场应用的快速发展,各种宽带接入方式相继出现,利用电力线进行高速数据传输的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更高速率的宽带电力线设备,例如45 Mbit/s、85 Mbit/s、200 Mbit/s等速率的产品相继问世,利用宽带电力线上网已经成为独特的接入方式,但是电力线通信系统(PLC系统)引起的电磁兼容问题成为PLC推向市场的最大障碍。
电力线高速数据通信技术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崭新学科。电力线一般用来传输220V/50Hz电能,为了提供从数Mbit/s到数十Mbit/s以上的数据传输,就必须采用数MHz以上的频段。但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会引发严重的EMI(电磁干扰)。例如,NOR.WEB公司的PLC系统运行后,发现路灯变成了发射天线,干扰了包括英国广播公司4台在内的多家广播电台的无线电信号接收。本文将就PLC系统的电磁兼容特性进行分析,并对于其频谱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1.1 电磁兼容分析模型
对于一般的电磁兼容问题分析的基本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电磁兼容分析模型
对于宽带PLC系统来说,干扰源要整体考虑,不仅包括PLC设备,而且要考虑当信号加到电力线上时,由于电力线是一种非屏蔽的线路,有可能作为发射天线对无线通信和广播产生的不利影响。此外还要考虑多种PLC设备间的相互影响。PLC的耦合途径是非常复杂的,是不同的途径相互作用的结果,总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空间的辐射,对应的被干扰设备是无线通信和广播信号;另一种是沿电力线的传导骚扰,主要造成对电能质量的影响。因此宽带PLC系统的电磁兼容问题涉及多个PLC系统的共存,以及与无线网络的共存。
1.2 宽带PLC系统电磁干扰产生的机理
电力线最主要是用来传输电能的,其特性和结构也是按照输送电能的损失最小并保证安全可靠地传输低频(50Hz)电流来设计的,不具备电信网的对称性(构成回路的两根绝缘芯线对地是对称的)、均匀性(在线路的全部长度上传输导线横截面形状及大小、使用材料、导体间的间隔和导体周围的介质都保持均匀不变),因而基本上不具备通信网所必须具备的通信线路电气特性。而宽带PLC系统所产生的电磁干扰问题正是由于电力线的这种对地不对称性产生的。
宽带PLC系统产生两种电磁场,传导波和辐射波。它们都是由共模电流引起的。
电磁干扰源的一般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电磁干扰的一般模型
根据这个模型,一般认为EMI是由两种电流注入网络引起的,一种是共模电流(Ic),一种是差模电流(Id)。差模电流信号流入的上行方向(设备到网络)产生了一个磁场,而另一个差模电流以同样的强度和领域与第一个在相反的方向上(网络到设备)上产生第二个电磁场。由于两个电磁场对称且方向相反,彼此产生的电磁干扰相互抵消。与差模方式相反,共模电流在同一个方向上,所以产生的电磁场是不对称的,因此总的电磁辐射是两个电磁场的叠加。所以PLC 网络的干扰主要是由共模电流引起的。
PLC对无线通信的影响
理论证明,在原有的几百kHz频带内是无法实现Mbit/s级的高数据传输速率的,因此高速PLC技术所采用频带远远超过了低速PLC所规定的频带范围。
目前高速PLC技术所采用的频带也没有统一标准。国际上的实际应用一般集中在1 MHz~30 MHz。从高速PLC技术的应用模式来看,国际上主要分为两种不同的应用,欧洲的PLC技术主要应用于Internet接入,欧洲电信标准委员会ETSI(the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在其技术规范“TS101 867”中将1.6 MHz~9.4 MHz规定为接入应用频带,将11 MHz~30 MHz规定为室内应用频带。另一种应用方式主要集中在北美,北美的高速PLC技术主要应用在室内联网。
与低速PLC所占的专用频带不同,高速PLC所采用的l MHz~30 MHz频带已被分配给其他无线电应用了,如固定业务、移动业务(水上移动、陆地移动、航空移动)、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导航、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短波无线电广播、业余无线电业务、卫星业余业务、射电天文和气象辅助等业务。
对PLC而言,首先要考虑是否存在尚没有分配给其他应用的频带:在德国,l MHz~30 MHz频带范围内没有分配的频带大约有7.5 MHz,但频带不连续,因此对信号的调制技术就会有选择性。OFDM 采用多载波技术,因此OFDM可以适应这种频带不连续的情况。对于已经分配的频带,如果PLC系统需要使用,就必须考虑在这些频带范围内的电磁辐射问题,这是因为PLC系统的载波信号能量可能辐射到周围空间,对该频带内的无线电业务造成影响。由于这种干扰来自PLC系统的有用信号,因此PLC干扰源的性质可以定位为有意干扰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考虑在这个频带内对PLC系统的电磁骚扰进行限制,以保护在这个频带内的无线电业务。就电力分布线和发送线产生的磁场而言,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与电流大小成正比。PLC在应用频带内的电磁辐射对无线电业务的潜在影响也是目前对PLC应用的主要争议。
为了评估PLC室内局域网系统以及PLC接入系统的电磁辐射水平,许多组织及研究机构对PLC的辐射场进行了大量测试[3,4,]。
ET.SI PLT工作组的研究小组进行了如下测试:在传导干扰基本满足CISPR 22 B类设备规定的最大限值的情况下,测试不同频率、不同距离时电力线的辐射场强,研究是否存在干扰合法短波无线电用户使用的可能性。测试结果如下:
(1) 辐射场的场强随距离的增加而快速衰减。测试结果表明,衰减的幅度为距离每增加10倍衰减为31 dB~36 dB。
(2) 在城市内,满足CISPR22的PLC系统产生的辐射场强低于典型的大气和宇宙噪声,不会对其他无线业务产生干扰。但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在12 m~14 m的范围内有可能对无线电接收机产生影响。
(3) 12 m~14 m之外,在任何地区,满足CISPR22的PLC系统产生的辐射电平低于典型的大气和宇宙噪声,不会干扰无线电接收机的工作。
也有许多专家对大量PLC系统同时使用时的电磁辐射累积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测试,其目的在于分析大量PLC系统同时使用时对无线GSM 网络,特别是具有高接收灵敏度的GSM中心站的影响。在所测试区域,有一个GSM 中心管理站,1433个基站(每个基站的容量为200个用户),终端用户容量为28600个。在该网络覆盖区域内共安装了19个PLC 网络。测试结果表明多用户同时使用时,如每个PLC终端注入到低压配电网的信号功率谱密度达10 mW/Hz(远高于PLC 系统实际注入的功率谱密度),在离PLC 网络1500 m处,即使是在没有建筑物阻挡的开阔地带,多个PLC系统产生的电磁辐射值也低于大气及宇宙噪声,对环境噪声的增值远小于0.1 dB。
通过对宽带电力线对无线广播通信频率干扰的分析,我们对宽带电力线干扰的机理和防治方法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如何加强对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特别是像宽带电力线通信这类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是无线电管理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信息化社会里,无线电频谱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它的作用日益重要。无线电业务已经普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对无线频谱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电子设备等非无线电通信设备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当中,其产生的电磁辐射是无线电通信业务的潜在干扰源。由于这类干扰日益增多,对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对这类干扰查处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六章和第八章对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的规定,但力度不够。
对于这些问题,建议在制度方面出台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以便处理问题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技术方面应逐步加强对该类设备检测监测技术的研究,在管理方面须加强与不同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实现对这类产品生产、销售使用的有效监管。
宽带电力线通信的载波频段与其他无线电通信业务共用,而且电力线是一种非屏蔽的通信线路,因此宽带电力线通信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电磁干扰的问题。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新的调制方式和组网技术的出现,电磁干扰问题将会不断得到改善。基于这种情况,无线电管理者应该坚持科学的态度,既要保证现有的重要无线电业务不要受到干扰,同时要为新技术的发展留出空间,使新旧技术在同一片天空下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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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影响力就是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有效改变和影响他人心理和行为的一种能力或力量。任何领导活动都是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领导工作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如果不能有效影响或改变被领导者的心理或行为,那他就很难实现领导的功能,组织目标也就无法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本科毕业管理论文范文:论领导者的影响力及其成功的基础。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领导者的影响力及其成功的基础全文如下:
影响力是指一个人用以影响另一个人的能力,这种影响使后者能够根据前者的意愿来做事。领导者的中心工作是通过影响被领导者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其影响力的大小和范围直接决定着领导能力和成效。
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领导学家约翰·科特对15位有关组织的高级领导人进行的深入研究表明,在组织领导者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如何强化对他人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因此,加强对基层领导影响力的研究,提升基层整体工作水平,既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中所指的基层领导者,主要是指县区以及乡镇的领导者群体。
在现代国家中,行政领导者影响力弱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经过初步总结,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点:
(一)思想方面
在思想方面,行政领导者影响力弱化主要表现为缺少民主与法治理念、缺少公共服务理念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导致我国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受官本位、权力本位等封建主义思想以及资本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在我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严重障碍。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运行的主要特点就是管制,服务的行为很少,以至现在管制主导型的行政理念根深蒂固。而且现代公共管理理念、领导理念和意识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加上建国以来,长期忽视行政人员职业化建设,导致许多行政人员缺少公共服务精神,即职业观念淡漠,责任意识淡漠。他们没有把“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等国家行政理念转化为自己的工作理念,导致价值观、权力观失范。
(二)能力方面
在现实工作中,存在着许多由于行政领导者能力差导致的影响力弱化现象。行政领导者能力方面的影响力弱化表现为:行政领导者决策能力不高,识人、用人能力不高、监督能力差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等。
决策与识人、用人是行政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行政领导者决策能力不高,是指其不能进行合理有效的组织决策,在许多方面体现为背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尤其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往往会以己之见,武断拍案,做出不切实际的决定,或者是囿于下属的意见结论,优柔寡断,拖延行政决策的有效施行。行政领导者识人、用人能力不高是指由于行政领导者缺乏人事管理相关理论知识,不遵守相关选人用人制度、程序,使选用人员与职位不匹配。在实践中,必然造成其无法把那些适合组织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优秀人才选用起来,并精心培养和爱护,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组织目标实现提供保证。近一段时间以来有许多行政领导者用人失误的例子,许多人把组织的提拔歪曲为个人的提拔,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只是感谢某个人对自己的赏识。而有些领导者任人唯亲,提拔的也确是“自己的人”.这也为跑官、买官、卖官等不良现象的滋生提供了环境。这里的行政领导者的监督能力是专指其对下属的监督能力。行政领导者需要在完成其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对其下属的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督。若行政领导者监督能力弱,会变相的增强下属的工作随意性,不利于组织绩效的提高和目标的实现。
(三)工作过程方面
行政领导者工作过程的影响力弱化表现为形式主义,追求虚假政绩、片面政绩以及违法、违纪,行为背离管理理念要求等。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公众对政府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但是,个别公职人员仍然习惯“机关工作作风”,尤其是某些行政领导者办事拖拉、疲沓,缺少求真务实的精神,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低下,难以符合“八荣八耻”重要思想以及“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对行政领导者的行为要求。公共服务是公职人员职业行为的重要特征,公职人员通过公共服务体现其职业价值。然而,极少数公职人员忽视公共管理的服务性,习惯管制性管理,发号施令,或者拘泥于程式化的工作方式,工作只管交差,不管百姓是否满意,损坏公众对建设高效政府的信心。他们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乐于发指示而不干具体事。在工作中,不务实事,缺乏公仆意识,未摆正同下属、公众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符合应有的程序,只有界定在一定程序、过程上的结果才合理。一些影响力弱化领导者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经济利益,失职渎职,滥用权力。“有的公然采取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准则的手段,有的则采取隐晦的手段,以能否获取私利为行事准绳,干出有法不依的行为;或者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以言代法,徇情枉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法制不能得到正确有效的贯彻实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政府工作的涉及面越来越广、信息量越来越大,必须借助现代化的手段与方法,才能高效的完成任务。可是,目前许多行政领导者仍旧主要以手工方式处理工作业务,开会、作报告等占去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不仅没有时间与下属进行及时地交流与沟通,而且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时间也极其有限,即使有心改革,为保证组织的安定和自身利益,也容易安于现状,墨守成规。
(四)工作结果方面
行政领导者工作结果方面的影响力弱化表现为工作实绩差,不能有效履行领导基本职责等。
行政领导者工作实绩差是指其履行工作职责取得的现实成效,包括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率及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无法满足该职位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表现为其在完成任期目标和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所提出的工作思路、采取的措施、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所取得的绩效无法达到组织要求。行政领导者不能有效履行其领导职责表现为:一是行政领导者本身在工作过程中基于个人或本团体原因违反相应法律法规,导致其不能满足职位相关要求;二是由于一些行政领导者思想线路不对,工作方法不科学,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与社会的要求,一味的墨守成规、不求创新,这样一来,即使他们循规蹈矩的工作,可工作的结果依然差强人意,所做工作对今后工作所起的基础性和长效性作用的小。
(一)行政领导者自身原因
德才兼备的素质结构进一步具体化就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领导者的素质是由多方面素质组成的集合体,综合目前学术界对行政领导者德才素质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领导者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职业素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等多个方面。
1.行政领导者道德素质相对较低。“道德素质是指一定的群体或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调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内化为心灵内容后形成的整个精神内涵,是充满价值内容和主观取向的领导精神素质。它主要包括伦理知识、伦理造诣、道德规范内化程度、价值维度、慎独程度、情操、气节、风格、境界、作风、责任感、法纪守信等领导素质因素。”
道德素质是行政领导者必不可少的内在素质,它渗透在领导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由于行政领导者负有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履行公共责任的使命,追求的是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道德素质非常重要。
可是,长期以来,由于与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相适应的新道德没有及时确立,物质利益、权力欲望迅速占据了这一空白,使得行政人员道德建设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范现象。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不断分化,行政人员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出现了二元分离。行政人员会受经济人角色的驱动,无视自身岗位所赋予的行政责任要求,所作所为偏离谋求最大化公共利益的行政目标。同时,“现代行政模式下行政人员也会因为在经济人、社会人、行政人角色冲突下,在职务性道德和非职务性道德要求的双重约束下,陷入‘道德困境’。”在具体行政实践中,表现为以效率、服从等为名义,为了自身利益或本集团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比如许多行政领导者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明显背离政绩本质与初衷的现象,一些地方盲目攀比、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短期化行为、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其结果是社会公平问题被忽略、环保问题被忽略、老百姓的利益被忽略,行政价值的丧失。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政领导者的道德素质不符合其领导职务的要求势必会影响行政领导者的行为,产生不称职现象。
2.行政领导者知识结构不合理、工作能力差。我国在行政领导者的选拔方面一直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德才兼备”原则,这里的“才”就是指行政领导者的知识、能力等方面的素质。论文格式行政领导者知识素质是行政领导者做好本职工作所必须的知识,包括本行业的专业知识、社会基础知识和领导与管理知识。行政领导者的能力素质通常包括统观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组织指挥能力、权衡利弊的果断决策能力以及知人善任的选人用人能力。行政领导者的知识占有情况与其工作能力的高低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一)社会原因
1.群众对基层领导者的不信任感加重
由于一些乡镇干部的主要责任是完成量化到自身的财政收入以及本部门的经费开支任务,其他与自身经济利益、政治影响没有直接联系的工作则退居二线。村级干部除了协助上级完成任务之外就是关注自身收益的提高,对其他村民的生活生产情况很少过问。这样就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认为基层干部只会做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路边工程”,并将矛头直接指向基层领导者。农民对乡村于部信任缺失的直接后果是,他们不再把这些领导干部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并表现出一种情绪上的对立。这样一种情绪上的对立会在乡村干部持续和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的一再刺激下得到积累,最后演变为一种暴力对抗或冲突,从而危及农村社会的安定。在另一方面,人们会在认知过程中将对个别干部的认识上升为对“类”的认识,从而将这种不信任扩展到整个基层领导集体,使矛盾由个体向群体转化。
2.群众与基层领导者之间的情感疏离现象增多
当前,干群关系疏离主要表现在村民的政治参与方面。以村民自治为例,一些乡镇不愿意真正“还权与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采用各种手段让自己理想的候选人当选,因而让群众产生“选谁都一样”的错误观念,以致出现10元钱“卖掉”民主权利的现象,“为啥这样干,因为候选人是。上面定的。”还有的基层政府由“后台”走到“前台”,变“指导”为“干预”乃至操纵,从而使农民对选举由怀疑到失望,由失望到冷漠,村民拒选、罢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一些村委会建立不起来,正如有的村民讲:“群众选上去是没用的,我们组的群众干脆弃权不选,大家说不要干部。”由于村民对选举失望,他们对政治参与日益冷漠,一些地方的选举不发补助村民就不参加;还有的村民随意投票。,村民的要求屡屡受挫后,他们对干部的行为表示失望,从而出现了“我们惹不起当官的,只好躲得远远的。干部离我们一尺,我们就离干部一丈”的心理。农民们对某些干部失去信心,普遍存在“种好自家地,你不管我,我也不找你”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直接后果是:农民从干部身上看不到什么希望,于是更顾及自己的既得利益。
(三)法律保障不健全
法律保障是一种强制性保障,在法律强力的保障下,制度才能得以正常运行,免遭人为破坏。完备的法律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同志曾精辟的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但仅有制度而缺立法,或立法不完备,再好的制度也会因种种原因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的一个部门,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中80%都要靠行政机关执行。因此,必须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有效制约。法律保障可以严格防止行政违法侵权事件的发生,并且一旦有违法侵权事件发生,公民、法人等受法律保护的对象能够及时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对违法人员追究责任。《行政程序法》就是制约行政权力的有效屏障,它作为行动主体行使行政权、实施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程序法,以约束与规范行政权行使者的行政行为为主要任务。可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系统、完备的行政村程序法典来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步骤、时限、次序等。有关的法律规定大都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中,而且往往相互冲突,过于笼统和抽象,原则性太强,缺乏必要的实施细则,导致缺乏可操作性和权威性。而且,我国已有的行政法律、法规往往重实体,轻程序;重事后监督,轻事前、事中监督。
从行政立法角度看,现有的政府组织法过于简单,对政府的机构设置、组织结构、职责权限、责任形式等都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行政执法角度看,“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屡见不鲜”;从法律监督角度看,习惯的作法是以部门文件的形式来监督和约束行政权力的运行,但这种形式的监督效果不大。
(一)提高自身素质塑造良好形象
新世纪,领导人才素质的知识化要求越来越高,对我国各级、各类领导人才提出了知识学习和知识补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没有知识的学习和补充,不光难以担当领导岗位的重任,而且即使处在领导岗位上,其权威也要受到挑战和质疑。
特别是在我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各级领导者知识的拥有和补充将成为其能否继续在领导岗位上留任的最主要评价标准。在我国现实国情下,领导人才知识的学习和补充有着特殊的要求:不仅要全面掌握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还要了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现代金融、现代管理、领导科学、历史与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识。领导人才只有在努力学习和补充各方面知识的前提下,突出自身素质的“知识化”特点,才能成为新世纪尤其是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条件下称职的领导者。
(二)以科学的管理团结下属
1.以柔性化决策来提高领导者威信。
领导者决策的柔性化主要表现为吸收广大下属参与到决策中来,变决策的“一言堂”为“群言堂”“一言堂式的决策”属于刚性决策,其最大缺点是很难避免主观、片面、武断的错误,危害极大;“群言堂式的决策”是由有关下级独立自主地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择善而从,由此而形成的决策,可称为柔性决策。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可以尽量避免刚性决策可能造成的失误,而且下级由于参与而受到激励。让下属参与管理、参与决策,可以提高下属的投入程度,可以提高他们工作的自觉性,激发主人翁责任感,易使他们把个人目标同集体目标统一起来。下属参与管理还可以提高他们在集体中的自我价值,感到自己是集体的重要一员,不是可有可无。当其意见被采纳时,便会产生心理上的满足。下属参与管理和决策还可密切领导和职工的关系,增强民主气氛,产生向心力。职工愿意在这样的领导者手下工作,愿意听从这样的领导指挥,领导者的威信自然也就得到提高。
2.注重内在管理来提高领导者威信。
管理工作千头万绪,方法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对人的管理只有两类形式:一类是外在的,诸如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合同公约以及各种监督机构和执法执纪人员。它以明确的形式向人们昭示,以公开的身份严格管理,这种管理形式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拒性。在这种管理面前,下属只有形式地遵守。下属理解要如此,不理解也要如此。这种管理是必要的、有效的。另一类管理是内在管理,诸如说服教育、感情投入、关心体贴、形象影响、传统舆论、激励尊重、心理沟通等,它以潜在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下属心目中形成深刻的、持久的影响,从而把领导者的心愿和组织的目标变为自己自觉的行动。
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人们对于领导者的意志不仅认可、理解,而且以自觉行动去将它变为现实。管理的这两种形式—内在和外在,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引导和强制;必然带来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主动和被动。可以肯定地说,一般单位的外在管理都基本形成,有的甚至很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内在管理,特别是现在随着职工素质的提高,他们对这方面的要求更加强烈。如果领导者能够对职工采取感情投入、关心体贴、激励尊重的内在管理方式,必然提高自己在职工心目中的威信。
(三)多为群众办实事凝聚民心
基层领导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非权力影响力,在和谐社会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在实践工作中充分显示自身的杰出能力。在工作中巩固自身的影响力,必须抓住农村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建设中影响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1.着眼于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提高领富和帮富的能力。近几年,广大群众思富、快富的愿望日益迫切。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集体收入明显减少,弱势群体的帮扶、自然灾害的救助、基础设施的维护兴建、债务矛盾的化解、科技文化活动的开展以及干部待遇的落实等都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农村基层干部必须着力提高领富和帮富能力,满足农民群众的致富需求。
2.着眼于解决农村矛盾纠纷增多的问题,提高处理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近几年,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涉及面广,处理起来难度越来越大,这是农村不和谐的重点。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见微知著,引导干部妥善地协调处理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
3.着眼于解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问题,提高宣传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能力。一是把教育与服务农民很好地结合起来。引导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了解政策、热爱祖国,同时着重在服务上下功夫,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解决思想问题。二是把道德建设与发展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大力提倡基本道德规范,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又要着重在农村信用建设上下功夫,广泛开展文明信用户、文明信用村的推广活动,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三是把农村内部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外部的精神文明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总之,现代社会要做到有效、协调性发展,需要通过行政领导的有效支撑才能得以实现,特别是在制度不完善、稀缺性资源等普遍不足的社会问题下,社会利益的规范与整合更加需要强化行政领导活动的核心地位。领导者的影响力则成为重中之重,政府领导者具有指挥或带领、引导或鼓励被领导者为实现行政目标而努力的组织行为职责,它集掌权者和责任承担者于一体,具有计划、决策、授权、协调和监督等职能。领导者形象在现代政府综合形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领导者是政府形象的塑造者和承受者,是政府形象活的载体。社会公众看政府的形象一是看政府领导者的形象,二是看政府机构中政务操作者的综合形象。如果政府在一个精明强干、作风务实、办事果断的领导班子领导下,行政作风廉洁、办事效率较高,就会形成充满生机、朝气蓬勃的政府形象。
良好业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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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宣传是网络推广的一种形式。就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推广活动。被推广对象可以是政府、政党和企业等组织以及个人或者产品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网络新闻编辑及其网络宣传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自新媒体兴起以来,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层出不穷并不断革新,互联网络凭借着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的技术支撑和全球化的大范围覆盖以及强大的更新换代能力,紧跟时代的步伐,最终一跃成为传播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并引领大众传媒走向一个全新的航标。因而,网络新闻传播学学对于广大的奋斗在新闻事业上的管理者以及媒体相关人士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
关键词: 网络新闻;新闻编辑;网路宣传;宣传管理
网络新闻编辑和网络宣传管理是传播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新闻传播学这一理论体系的一个重大分支,其研究和管理工作不仅关系着网络新闻传播的现实发展,对于网络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同样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立足整个网络新闻传播体系来看,目下的网络新闻编辑的理论还不够成熟,有待进一步的总结和突破;针对于网络新闻传播在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来看,网络新闻的宣传管理工作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亟需理论的指导和严格的管制体系。
1.1 网络新闻编辑
想要了解何谓网络新闻,首先要明确编辑的概念。通常意义上讲,编辑是指为既定目标而从事诸如对各种文化符号、文化作品进行编排、审阅、整合等一系列处理程序的信息处理工作者。编辑的类型多种多样,新闻编辑即是编辑的分支之一。由此,就可以进一步衍生出新闻编辑的概念,即是从事对所采集的新闻信息进行编排处理的媒体工作人员。当然这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编辑,而本文所论述的编辑是一种行为,是媒体工作人员所从事的新闻信息的编排处理工作,而非特定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这往往是读者常见的误区。
网络新闻的编辑工作大概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是采集录入编辑,俗称信息录入员,他们需要把庞杂的网络新闻分门别类的归纳在一起,同时也兼具拓展信息来源、网罗搜集新闻信息的工作任务;其二,是材料加工变,也是大众理解的编辑,他们需要对搜集好材料进行萃取加工,筛选编排;其三,是总编辑,又叫总策划、总指挥,这类编辑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宏观性,需要有较强的全局意识,他们需要根据其所负责网站的新闻传播战略,对其它编辑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度,有效地协调各个编辑间的工作运行关系,保证整个网络新闻编辑工作的高效运行和健康稳定发展。
1.2 网络新闻的宣传管理
网络新闻传播作为网络传媒的一种,无可避免的具有负外部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新闻的影响力逐步增强,虽然得到很大的益处,但是其负外部性越来越明显,网络新闻传播失范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需要相关机构富有强有力的信息管制,需要特定的部门或者相关人员充当好“把关人”的角色,也就是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人员。开展好网络新闻的宣传管理工作,有助于更好的适应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变化形式,创造良好健康的网络传播环境。网络新闻的宣传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的应急预设机制、完善对网络视听节目的服务管理机制、提高互联网络的安全防护设置、保证传播具有严密的法律规范和强大的传播技术支持等。
目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壮大,网络传播随之不断的兴起,众多的网络新闻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的建立,却也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网络新闻的编辑和传播两大环节中存在着众多的失范问题,举三个例子:其一,虚假信息的传播,传播的新闻内容往往欠缺真实性;其二,新闻报道角度的差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网络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受到严重的挑战,公信力降低;其三,色情信息的泛滥,负能量的传播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健康发展。
此外,网络新闻编辑在理论研究上也存在着许多的缺陷,譬如:当今的网络新闻编辑在研究上所切入的视角固然更为多元化,却也因此使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较为零碎,关键信息较为混杂、散乱,没能形成较为科学、成熟的理论体系,片面的侧重于实务性工作的实践操作部分。另外,网络新闻编辑的理论研究还片面的强调对编辑技巧和编辑方式的文字说明,而欠缺具体的实际体例作为具体的理论依据,集所谓的受众缺失,需要大量的实践体例来完成对传播实效的逆向推论。
新闻编辑和宣传管理工作中常见的问题还有许多不再一一赘述,需要在具体工作中积极应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之,网络新闻的编辑者和宣传工作的管理者要始终坚持遵循积极向上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工作基本原则、业务基本流程。
在大众传媒领域,特别是新闻传播媒体的学术圈内,网络新闻的传播历来是
备受瞩目的对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5年2月3日在京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年12月,我国网民数达到了6.49亿,较2013年稳步增长0.05%,并且互联网普及率以47.9%的比例再度超过32%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期,我国的网络新闻传播事业也得到了飞速的提升,网络新闻的被使用率相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乎2.1个百分点。而且刚刚过去的2014年,对于网络新闻而言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无论是山东青岛11月22日发生的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云南昆明3月1日发生的火车站发生暴力恐怖案件,还是2月12日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加强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1月12日上海打捞局圆满完成我国首次300米饱和潜水海底出潜作业,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网络新闻都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作为中国互联网传播精英所应尽的社会责任,客观而公正、真实而迅捷地纪录下了中华民族在过去一年走在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奋斗历程,也证明网络新闻传播的巨大魅力所在。可以说,网络新闻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诸多方面,未来仍具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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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自创办以来,实践教学模式的建构一直被社会各界和高等学校广泛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6公共事业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有效应对农村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和满足农民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特别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本已十分薄弱的农村社会保障雪上加霜,农村社会保障的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我们应未雨绸缪,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防止引发新的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危机,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深入剖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立法、资金筹集等方面的农村社会保障对策,指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农村社会保障“安全网”和“稳定器”的作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期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理论指导。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对策
“三农”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未来一个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政策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指出,“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
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之间在生产水平、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的差别,城乡的“二元结构”和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严重限制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社会保障的滞后也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瓶颈。
而目前我国国内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我国仍有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农村贫困人口有4000多万,农村的贫困问题不容忽视。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提出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当前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形势下,农村社会保障的形势更加严峻。
因此,健全和完善现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和铺垫。切实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显得非常紧迫。
1.1 农村社会保障的概念及内容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农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制度[1]。
实际上,我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着社会保障。家庭保障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亲戚之间的相互帮助,是一种最原始的社会保障。土地保障是指农民把土地不仅作为生产资料,还作为生存保障资料,通过土地耕种的收益来维持生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规模缩小,人均可耕地减少,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功用减弱,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项目包括农村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农村五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少数地方推广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
1.2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
对于中国农村建构什么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学术界进行了很多探索,为中国农村构筑完善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大都建立在解决应急问题上,虽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缺少全盘考虑。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使中国农村公民的社会保障实现公平待遇,而且有利于实现土地流转和增加农业投入,对实现以效率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也大有帮助。学术界对公平与效率的一直处于两难选择。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对接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由“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面对固化的制度(二元结构)和市场失灵,农村公民面对着更多的生产生活风险,传统家庭保障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生产社会化使农村公民的生、老、病、残等事故已不再完全是私人性质的风险,而是一种社会风险,因此国家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适时和必然的选择。切实做好新时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需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公平性,维持农村稳定。要实现党的十七大确立的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因此,当前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农村社会保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目前已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离农村和农民的需要仍有很大差距,许多制度尚未成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性十分突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窄
农村社会保障除传统的社会救助、优抚保障外,其他社会保障基本全无,至今仍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承担天灾人祸的能力难以乐观,有的甚至弱不禁风。目前农民最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障仍十分薄弱。有资料显示,30%的城镇居民享有80%的社会保障,而70%的农村居民只享有20%的社会保障。近年来,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推广实施,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与农民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农村社会保障乏力、形式相对单一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多数农民还无法享受到其他社会保障[2]。且长期在农村实行的“五保户制度”等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应保未保的现象普遍存在。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对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我国约有2亿多农民工,但他们却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可以说,他们没有任何保障可言,他们干的是最险、最苦、最累的活,而人身权利、经济权利、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游离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农民工,成了城市中最脆弱的群体,这与他们为城市所做出的贡献极不相称。当前,
金融危机使农民工大量的失业返乡,农民工的处境更加艰难,亟需为其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2.2 管理体制混乱,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呈现出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城乡分割、条块分割、条块之间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无统一的管理办法。如优抚安置和社会救济归民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医疗保障归卫生部门管理,形成了“多龙治水”的管理格局。管理体制的不顺,造成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虽然不多,但具体制定政策、掌握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机构却不少。由于这些部门所处地位和利益关系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工作中经常发生摩擦和矛盾。有的项目谁都争着管,从中受益;有的项目又谁都不愿意管,相互扯皮[3]。
此外,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水平的低下,还集中体现在保险基金的管理上。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障基金的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以保证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但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在大多数地方是征缴、管理与使用三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控监督,致使基金的使用及保值增值等面临诸多风险。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农民缴来的“养命钱”,从而造成基金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基金的正常运转,并在农民心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亟待对农村社会保障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和监督。
2.3国家责任缺失,不公平性突出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社会。而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在城镇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构建中承担的责任却相去甚远。在国家的立法推动和资金支持下,现阶段城镇已经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在生活着9亿农民的农村,国家却以财力有限、农民有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等为借口,除了提供一些最低水平的具有应急性质的社会救助外,将广大农民拒之于现代社会保障的门槛之外,这充分显现了社会公平机制的扭曲。由于政府责任的缺失,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不同社会群体的差距不断扩大,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仅仅能够解决农村保障对象的生存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和发展问题。
2.4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严重缺乏,筹资渠道不合理
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参保农户自己集资,二是政府的财政拨款,筹资渠道相对单一。由于农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参保的集资数目就十分有限了,主要还是要靠政府财政支持。但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基数过大,政府财力有限,仅仅靠财政拨款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一部分社会投资,主要是来自企业单位投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本身就很困难,再鼓励他们进行当地农村社会保障的投资,这种可能性也较小。对于城市大众型企业,没有政府政策上的支持,自愿投身于这种公益事业的就更少了。资金的严重缺乏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进。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是世界最低的。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的投入绝大部分给了城镇职工。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投入过低,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实际是依靠传统农村的集体补助和投入。但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使集体经济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财政能力和集体经济实力有限,已无力承担当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资金。
2.5 立法进程缓慢,农村社会保障无法可依
我国现阶段社会处在发展变革之中,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原有的农村问题依然存在,新的社会问题如老龄化、看病难看病贵、失地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又日渐突出。但现有的法律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主要依靠行政规定,立法进展缓慢,国家缺少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状况来看,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立法层次低、立法主体混乱、立法层级无序。我国政府自1998年开始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但迄今还没有一部专门涉及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基本法律,在国务院已经制定的条例中,也极少涉及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法规。虽然我国过去在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方面形成了一些法规、条例和规章,但多是单项的,功能单一,缺乏力度,没有形成有机的法规体系,而且地区不同,内容亦有所不同。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尚未立法,更没有形成法律体系,使得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境地
3.1 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各地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不同地区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经济能力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不现实的,只能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形成各地区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完善作为社会保障最后防线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那些因为疾病、灾害或缺乏劳动能力而造成生活困难的贫困人口提供帮助,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在确定最低保障标准时,应根据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及政府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制定制度化的标准。
其次,促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应该和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并实现和经济增长的同步、同比提高。使之明确、规范、制度化,可以长期保持稳定;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不断完善合作医疗方案,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提高农村卫生服务质量,满足农民群众的医疗需求。
第三,率先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就业。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金融危机使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给他们的带来很大的影响。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对完全市民化或城市归属意愿强烈或有正规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直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对回流性强的农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要以较低标准和流动账户来实现回乡后的保险转换。对一般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可设计“便携式”个人账户,降低参保门槛,建立社会统筹部分随个人账户转移的制度,提高参保积极性。这些举措有利于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实现农民工城乡之间的自由流转,促进农民工就业[4]。
3.2 规范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强化监督
农村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民投保的热情不高,与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规范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使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就必须在强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制衡机制上下工夫。首先,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建设,建立全国统一、权威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督体系,这是农村社会保障制衡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管是指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经办部门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结果进行评审、鉴定,以达到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与目标的实现,确保各有关方面的合法权益,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效益。再次,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机构队伍建设。通过内部提高职工素质和外部引进专业人才的途径,努力塑造和培养一支适应专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管理需要的专业队伍。
3.3强化政府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性
政府在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介入社会保障领域的首要和基本的目标是进行收入再分配,追求社会公平,以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收入分配差距[5]。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地位不平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甚至有可能是一系列不平等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只有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才能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同时政府应当利用其强制权明确社会保障的权利义务关系,矫正市场失灵,并将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我国国家与社会并没有完全分立,农村社会保障应当与城市社会保障一样是由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而非由特殊性的农村社会来承担的。尽管国家有时只是“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在普遍认可国家是民主的国家、代表的是全体劳动者利益的基本前提下,就无法放弃国家对维护社会保障的第一主体责任。
3.4 建立多元筹资渠道,完善筹资机制。
是否具备足够的资金,是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也是能否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各种社会保障需求的经济基础。鉴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水平,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必须贯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原则。从国家的角度,必须体现政府的财政责任,因为国家是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鉴于国家财力有限,国家承担的这部分资金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发行国债和社
会保障彩票、征收个人所得税、利息税、遗产税、证券交易税以及部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收益,包括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的部分所得中解决[6]。
由于存在地区差异,各省(市)可自行决定地方各级政府对现行个人账户提供配套资金的比例和数额。从农村集体经济的角度,集体也应承担一部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集体承担的部分主要来自乡(镇)村办各种企业的利润及集体经济的积累等。对于经济发达地区,集体补助是不成问题的;而对于集体经济力量比较薄弱、乡镇企业又少的地区,集体补助还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应克服困难,多方筹资,尽力扶持。最后,针对农户缴费难的问题,可以采取“实物换保障”的办法,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样,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的问题,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步伐。
3.5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使农村社会保障有法可依
要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走向规范化的道路,必须加快制定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但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专门的社会保障基本法,从而使社会保障工作在农村的开展极其缓慢。那些作为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法律依据的行政规章之间缺少必要协调,不能形成配套的法律体系,导致实践中有许多问题无法可依。
当前应尽快就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范围、保障对象、保障待遇和标准、参保者享受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制定完善的法律,使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做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监督和实施机制也是推进农村社会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7]。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法律监督机制薄弱,主要体现在缺乏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筹集和运营的监督,导致保障基金的管理混乱,违规投资和违规使用基金现象在一些地区大量存在。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实现农村稳定的重要保证。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尽快摆脱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型农村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看了“2017公共事业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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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事业管理本身的性质上分析,公共事业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则需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公共管理的能力。公共事业管理能力的提升最重要的是公共事业管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合作方式,即公共事业管理模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7公共事业管理论文的题目,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 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个案分析
2. 论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公共导向
3. 全球化语境中的公共物品概念解释
4. 公共物品中的技术构成分析
5. 论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技术理念
6. 城市环境管理政策的实证研究
7. 电子政务规划设计的实证分析
8. 基层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研究
9. 城市景观环境和谐发展的政策研究
10. 当代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
11. 中国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的特色问题研究
12.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
13.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困境分析
14. 政治理念与行政体制改革
15. 行政伦理的反腐功能析要
16. 再造理论与城市社区再造的基本构想
17. 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商业网络的思考
18.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探究和谐社区的创建
19. 社区组织角色、职能定位与和谐社区建设
20.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
21.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
22.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探
23.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24.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
25.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
26. 社区财务模式的设计及其选择研究
27.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28. 公共事业规制与竞争制度模式
29. 浅谈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体制改革
30. 浅析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
31.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32.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
33. 行业型网络传媒及其经营管理
34. 中小城市文化事业机构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发展
35.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途径研究
36. 公用事业单位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策略研究
37. 人本管理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38. 当前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探讨
39. 互联网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40.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41.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42. 试论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43. 试论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资源管理
44. 中外公益性组织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45. 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研究
46. 公共事业单位的品牌管理研究
47. 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关系探析
48.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49. 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50. 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51. 城市交通管理的民众参与研究
52. 城市居民公共意识调查研究
53. 城市社区经营问题研究
54. 公共管理部门执行力建设研究
55.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56. 文化公共管理与现代文化产业组织运作
57. 事业单位的流程再造及其组织变革
58. 自我管理团队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59.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及对策
60. 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61.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研究
62. 公共政策的多源流框架研究
63.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64. 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
65.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社会工作介入
66. 论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管理
67. 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68. 社会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69.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发展问题研究
70. 论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完善
71. 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
72. 试论行政不作为及其危害
73. 行政补偿概念刍议
74.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75.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76. 浅谈“政府上网”
77. 论选人用人方式的创新
78. 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激励竞争机制的对策研究
79.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
80. 简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其保障
81.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乡机构改革难点及对策探析
82. 西部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83. 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
84. 政府行为失范及其约束机制建立
85. 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信用的关系分析
86.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87. 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市场化改进
88. 非盈利性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89. 论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90. 政府财政教育投入比较分析
91.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
92. 试析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人本原则
93. 试论激励机制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中的确立与作用
94.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思考
95.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96. 当代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研究
97.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98.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99. 浅析企业团体意识的培育
看了“2017公共事业管理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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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是大学本科生进行科学研究即毕业论文写作第一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7公共事业管理论文题目。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网络治理视角下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以主体关系为介
网络舆情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研究
网络舆论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研究
网络舆论危机下政府公共关系研究
网络问政对公共政策影响的研究
网络问责制下的公共话语权研究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的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以校车安全为例
我国初次分配公正的公共政策研究
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公共政策研究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失地农民就业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的性质及其实施中的公民权利保障研究——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
我国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
我国城市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解读研究
我国残联公共服务提供中政府角色转换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公共行政思想研究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中国公共政策制定问题分析
微型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扶持创新研究——以广西河池市为例
微博公共领域视角下的政务微博发展思考
微博传播模式下的公共危机管理挑战
威海市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对策研究
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
网络媒体对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影响研究
网络公共事件中政府回应研究
网络背景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
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应急机制的研究
完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研究
完善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路径探索
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策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土地集约利用视角下的公共交通体系的构建——以天津市为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非政府组织供给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以浙江省H市农民信箱为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
网络民意及其对公共政策影响研究
网络民意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研究
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现象的排解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新模式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企联动”模式——基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案例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决策能力提升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能力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探究
农村风貌改造中乡镇政府公共服务问题研究——以广西凭祥市友谊镇为例
宁夏三县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现状及效果研究
南通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与实施途径研究
南宁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
南宁市公共文化设施供给中政府职能研究
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高校去行政化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以郑州市Z区手足口病处置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政府绩效评估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网络舆论管理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的作用与引导
突发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府应急信息管理机制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3.11日本核危机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政府形象建设
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统筹城乡视野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统筹城乡改革视域下成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研究
天津西站副中心公共设施开发机制研究
天津西站城市副中心公共设施布局优化与投融资模式选择
天津市基层质监局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研究
天津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
天津市公共交通系统发展策略研究
天津市发展低碳经济公共政策研究——基于碳排放LMDI因素分解的实证分析
天津市步行街公共设施的人性化改进研究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交通管理研究
提升新时期大学生公共精神的路径选择
提升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
提升我国公共租赁住房政策效果的对策研究
探析网络舆论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太原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研究
太原市公共租赁住房运行机制研究
太原市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定价研究
苏州市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中政府作用研究
四川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水污染公共安全事件预警信息管理系统构建研究
试论我国政策公共性的实现路径——基于实例分析
石家庄市农村公共投资绩效审计问题研究
省域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设
生活质量导向的公共政策制定研究
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研究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以南辛庄街道为例
社会组织协同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资源配置模式的伦理探究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形象塑造研究
社会舆论与公共政策运行研究
社会利益与公共政策的互动效应研究
社会抗争中的公共危机管理——以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为例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社会保障性公共服务外包实践分析——对南京市鼓楼区公共服务外包实践的思考
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公共文化建设研究--以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NGO参与公共服务研究——以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为例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创新
上海市公共租赁住房供需研究
善治视角下我国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汕头市东方街道公共服务主体运作研究
陕西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问题研究
山东省两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现状与绩效考核研究
山东省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山东公共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日本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研究
区域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山东省区域发展研究
区域公共产品提供中的行政协调机制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建设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区域公共产品的地方政府协同供给研究——以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青年流动人口的公共就业服务问题研究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部门绩效考核体系研究
强互惠 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培育过程中的政府公共政策引导
企业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平衡计分卡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应用研究——以苍南县城管部门为例
平房区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分类与多元治理研究
农民城市化视角下的江苏省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研究
农村重性精神病人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研究-以重庆黔江为例
农村突发公共事件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机制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中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研究——基于山东省L镇家园社区的实践
农村留守儿童成长问题 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思考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为例
农村固体生活垃圾处理的公共服务供给研究——基于河南十村的调查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合作供给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文化内生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管理中主体行为自主理性选择研究——以淮镇丰村为例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以石家庄市为例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及供给策略研究——以安庆市岳西县为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合作问题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农民参与问题研究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高校内部结构重构研究
基于协同管理理论的综合性公立医院公共卫生职能实现策略及路径研究
基于效率评价的大连市乡镇卫生院成本测算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产品定价
基于我国国情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机制研究
基于完善大都市区公共服务提供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基于统筹城乡发展视角下的新余市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基于社区公共安全网络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的公共安全信息沟通机制研究
南昌市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
南京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南昌市支柱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以B乡同乡会为例
美国公共卫生双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探析
论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引导
论新媒体视域下的中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论我国乡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论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公共性的丧失及其对策
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条块协调机制
论区域基本公共教育优质均等化的实现——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为例
论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问题及其改进——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分析
论加强公共经济服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供给
论呼和浩特市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论公共政策的不连续性
论公共危机状态下政府机构的媒介公关策略
论公共服务供给民营化改革的障碍及其突破
论高校突发公共事件的产生原因、预防及处置
加纳地方政府的新公共管理研究
济南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路径建构
济南市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公共政策研究
济南市环卫行业公共服务市场化研究
济南市公共机构节能定额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吉林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准公共物品理论的政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研究
基于制造业需求视角的我国设计产业公共政策制定研究
基于政府知识管理的我国城区政府公共服务方式研究--以对沈阳市城区政府的调查为例
基于政府公共决策的民意调查的功能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企业、社会合作的公共服务提供——PPP模式及其拓展
基于债务危机视角的希腊公共养老金改革研究
基于幸福指数的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
基于行政正义的我国公共行政核心价值取向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以赤峰市水污染事件为例
民族乡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以广西柳城县古砦仫佬族乡为例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由敬业电大论文提供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提升路径研究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预警能力研究——基于风险管理视角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为例
民族地区基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研究
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为例
民主集中制 公共治理共识形成机制研究
民生类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绩效研究——以江西省A市B区为例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完善研究——以苏中地区J镇为例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基于H乡的个案研究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政府职责研究——以河南省项城市为例
善治下的公民参与公共预算之问题研究——基于我国参与式预算试点案例的研究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公共部门全员绩效管理模式研究
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乡村关系研究——以江苏为例
基于民生视角的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机制优化研究
基于公共治理视角下的西藏食品安全监管研究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下我国农村留守问题分析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乡镇债务治理研究——以湖南省宁远县冷水镇为例
基于公共政策的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研究——以解家村为例
论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基于长沙市的个案研究
论城市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机制的构建
论财政困境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及其对策
泸州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两型社会背景下长株潭区域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利益集团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与规制研究
居成参与对公民行为影响机制研究——基于长沙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调查
警察公共关系的危机管理
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交通信息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的研究
姜山镇农村公共卫生项目化管理模式的实施及成效分析
江西国有农垦场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与对策研究
江西公共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江苏省公共租赁住房模式研究
江苏省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及其政策建议
加强地市级财政部门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建设的路径研究——以常州为例
看了“公共事业管理论文题目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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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是处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 ,它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宗旨、公民权利主体成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新阶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公共关系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区域公共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文章就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就当前社会发展形势而言,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加强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更好发展。然而,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受利益的诱惑,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效率低,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区域政府就必须重视区域公共管理工作,在政策以及制度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加强区域公共管理,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保障。
一、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概述
区域经济合作指的就是多个区域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开展合作,使多个区域组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就目前来看,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越来越严重,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有着重大意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有趋势,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然而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不相同,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有着重大作用。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保障,只有做好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各区域的经济利益,进而实现各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制度的缺失
制度作为一切工作执行的标准和依据,就当前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来看,政府制度存在严重的不足。首先,不同区域的管理方式、理念不同,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很容易造成冲突,难以达成利益的平衡性;其次,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行政区行政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民族国家或国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管理出发点的。这种管理观念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现象,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区域管理的主体一直是政府,进而容易造成政府专权的现象,影响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二)缺乏法律保障
区域公共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会加大区域公共管理工作的难度。而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健全的法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区域公共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存在很大的不足,区域之间的不正当经济行为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
(三)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
在区域经济管理中,管理主体由一变多,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很容易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政府作为行政管理的主体,有着的区域政府贡献力度大,有的则稍微不足,当出现利益分配不均衡时,区域经济合作就难以持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的措施
(一)完善政府制度
制度是一切工作执行的标准,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提高工作管理效率和水平。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想确保区域公共管理水平,就必须完善政府管理制度。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政府就必须响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用发展的眼观看待问题,及时的更新观点,加快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其次,政府要拓宽管理视野,适当下放权力,大力发展非官方组织,形成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进而更好地提高区域公共管理效率和质量,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保障。
(二)完善法律建设
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依靠法律来为其提供保障,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法律法规具有法律效率,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可以更好地约束管理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为此,政府就必须加强和完善有关区域公共管理法制建设,利用法律效力来约束行为,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在经济领域中,要完善经济法,对区域产业发展方面的规则进行调整,确保区域产业的稳定发展;在社会领域中,要加强制度改善,加强医疗、社保、教育、就业等制度的改革,进而实现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三)加强区域经济联系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一种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也越来越重要。而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涉及到区域双方或者多方的利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方面的,而要想提高区域公共管理效率和水平,就必须加强区域联系。首先,区域合作双方必须建立统一的平台,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管理网络,实现区域公共管理信息的贡献。其次,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各区域要深入到对方区域中去,全面了解市场信息,进而为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提供保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更好发展。另外,在区域公共管理中,要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就区域合作内容进行明确,当利益分配出现矛盾时,要明确补偿方式,进而确保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
(四)建立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建立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对区域经济行为进行管理,而政府管理活动的效益的好坏需要一定的评价体系来进行评估。就目前来看,政府绩效评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难满足区域公共管理的需求。为了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就必须建立健全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就区域经济发展各项内容进行明确,对各项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在政府绩效评价主题上实现多元化发展。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四、结语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汇总,区域公共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区域经济合作双发的利益,如果不能处理好,就会产生利益冲突,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就必须加强区域公共管理。在区域公共管理中,不断完善公共管理体制,加强公共管理法律建设,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进而推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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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仁春.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06).
[4]陈瑞莲,杨爱平.从区域公共管理到区域治理研究:历史的转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2).
[5]郑红军.“泛珠三角”经济发展与区域公共管理创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6]姚玫玫,陈静华.论多层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基于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分析[J].黑河学刊,2006(05).
[7]彭正波.区域公共管理视角下“泛珠三角”政府合作探析[J].特区经济,2008(02).
[8]鲍丰彬.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8(05).
摘要:新公共管理是新型公共行政理论与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政府等公共部门需要重视公共管理部门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因此,我们要分析当前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并根据产生的原因,制定解决的对策,构建新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更好地适应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新的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进一步改变传统公共管理理念,其中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管理是关键,这一转变标志着政府的职能与角色将进一步转型,政府提供服务,也意味政府即向服务者的方向转变。因此,要想改革与创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要构建新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更好地适应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思路
1.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第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行政,在“服务行政”中,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最大限度地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第二,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因此,公民的需求是政府提供服务的导向与出发点。
2.政府等公共部门具有“掌舵”职责。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公共部门的管理与具体操作分开,认为政府是制定政策,而不是去执行政策,政府的角色是“掌舵”,即政府变革的职责。而不是“划桨”。当前,我国政府完全忙于“划桨”而忽略了“掌舵”的职责。传统政府低效,做了许多做不了的事情,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
3.政府等公共部门应引入竞争机制并追求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公共管理部门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让大量非政府或非公共部门参与,来增加政府部门的压力,进一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规避政治风险。此外,公共管理部门应该追求效率,通过制定的成功管理手段来实现对效率的追求。
二、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滞后。首先,竞争观念不足。当前,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中缺乏竞争观念和竞争机制,在选人用人观念上,组织服从观念很重,组织安排阻碍了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法制观念薄弱。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观念相对薄弱,长期受人治干扰比较严重。在人事管理体制下,任人唯亲难以避免。法制观念薄弱,从事政府的官员腐败,以权谋私,为自己谋取私利,造成腐败。
2.人力资源管理中晋升制度不完善。首先,上升通道较为单一。公共管理部门人资源管理活力缺乏、管理效率低下。“职务本位”是当前公共部门人力晋升的主要障碍。其次,轮换岗位制度执行不到位。采用岗位轮换制可以防止腐败,激励人员工作积极性。当前岗位轮转中制度执行不到位,容易流于形式,在实际操作中主观性与随意性过强。再次,论资排辈现象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潜规则成为晋升中具有影响的因素,没有资历就难以上升。这给年轻有见识的人员影响很大。
3.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制度僵化。首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乱象。我国公共管理部门补贴不均、津贴随意发放、隐形福利仍然存在,不利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健康发展。在一些公共管理部门中,很多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很多人是另寻“体制外”途径来增收。其次,薪酬调整有失规范。公共部门人员的调薪与市场供求等之间存在差距,不利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持续积极性的保持。再次,薪酬分配不公现象存在。当前,我国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薪酬水平普遍较低,不同地域薪酬差别现象也较为严重,进一步拉大了公共部门内部薪酬之间的差别。
4.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培训体系不完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培训教育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第一,对个人需求的忽视。当员工有培训的需求,期望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得到管理者的赞赏,寻求最大限度的自我满足。所以说,公共管理部门要帮助员工满足个人需要,注重培训规划,重视个人对培训需求的考虑。但是,我国公职人员培训大多都流于形式,联系实际不够,直接导致培训针对性差,无法满足多样化需求。第二,缺乏系统性的培训评估。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评估不足,缺乏对培训需求分析科学性的评估,培训评估体系缺乏系统性,使很多培训形式化,致使培训效果不佳。第三,培训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公职人员培训的制度不健全,关于培训的专门法律保障还很少,缺少详细的、具体的配套法规和细则。所以,要尽快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以满足公共部门发展的需要。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提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1.更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要引进市场化的理念,以实现管理理念的创新。首先,市场化的理念。引入市场化的理念,有利于提高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使公务员队伍精干化和高效化。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公共管理的效率,要引入竞争机制。公共部门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合理利用资源,提供既有效率又有责任的公共服务。其次,重塑以人为本的新的管理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在提升管理时,需要改变传统的“管治行政”,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重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公共部门人才创造性和潜能的发掘。再次,法制化的理念。在公共部门管理中树立法制化的理念,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保障其具有法律效力,使其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种关系,才能保证公职人员行使权力有法律的规定,依法进行管理,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在要求。
2.完善激励机制并提升管理手段的科学性。首先,需要完善现有的激励机制。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上,公共部门形成合理的评价机制,改变现有的薪酬机制,提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管理。同时,建立有效的评估手段,完善激励机制,从而使得绩效评估能够具有激励员工向上。其次,还要采用当前较为先进的科学管理机制。随着网络化的普及,我国公共部门管理中,要积极学习与解决外国的先进管理手段,实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效率。最后,还需要增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培训机制。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要重视职业生涯的规划,促进公职人员思考个体与组织要求之间的差距,解决了个人参与培训的动力源问题。
参考文献
[1]袁湘.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分析[J].人力资源管理,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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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向度探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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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管理中,公共利益是比较核心的内容,对于公共利益进行分析,是公共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改革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无主导范式
21世纪的公共管理改革进入了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是没有范式的,理论多样化多元化的繁盛时期。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些要素包括:治理、协作、整体、网络化、多元、开放、伙伴关系、参与、协商、集体偏好、透明、绩效、信任、期望、满意和结果等。狭义上的后新公共管理仅是指整体性政府(Whole-of-Government,Joined-upGovernment),本文使用的后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复合式的概念,不仅包含了整体政府,还包括协作治理(CollaborativeGovernance)、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简称NPG)、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元治理(Meta-governance)、新韦伯主义国家(Neo-WeberianState,缩写成NWS)、公共价值(PublicValue)、新公共服务(NewPublicService)等。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新公共管理(NPM)从一个主导范式变成了一种普通的模式,无范式的多元理论模式竞争共存的局面形成。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没有主导范式,正如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主席鲍科特所言“在1990年代后期至2010年期间没有形成主导型模式,一些主要的概念包括:治理、网络化、全球化、伙伴关系、整体、透明、信任等。”[1](P11)后新公共管理“在时间段上界定为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真正取代新公共管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取百家之长,兼并其它而形成新的范式。”[2](P69)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阶段似乎都处于转型时期,新韦伯主义国家、善治、新公共治理、发展型国家等新式改革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出现。在21世纪,NPM不再是单一的主导范式,无范式的多元理论模式竞争共存的局面形成。
2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出现了三重局面和十五种变化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呈现出三大现状:首先,一些国家仍在推进新公共管理改革,新公共管理不同程度地和部分地被许多政府接受,而且NPM的主要工具仍在被公共部门广泛使用;其次,率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国家进行了加强协作和整合的整体政府改革;再次,同时出现了自称替代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四大模式:新公共治理、数字时代治理、公共价值管理和新韦伯主义国家。以上三种现状构成了后新公共管理改革时代的三重局面。“到了1990年代后期,NPM改革遭受的批判不断增多,即使是在最先进行NPM改革的国家。其实这些现象绝不是意味着NPM突然停止了,在不少国家NPM改革还在不断推进。”“即使是那里有一种新模式被采用了,新模式简单地取代旧模式也是不可能的。”[3](P11)在公共管理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往往是旧的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存在一些不足,新生的理论不断壮大,这些新旧模式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新公共管理与其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一些综合性的模式。NPM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向非英语母语国家扩展,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NPM改革。一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已经终止了,但是更多的学者认同NPM虽然度过了黄金时期,但是许多NPM的工具都仍在被政府部门使用,比如,绩效管理,战略管理,民营化和签约外包,竞争,对审计、监控和结果的重视(NPM更重视短期结果,后NPM更强调中长期期望的结果),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因素的人事制度,推行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分权化和专业化等。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公共部门最突出的现象是破碎。破碎的公共政策和服务导致了人们对于公共结果的不满,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和有价值的结果就需要跨部门的协作,因此率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国家就需要加强以协作和整合的整体政府改革。[4]
整体政府在水平方向上强调跨部门合作,在纵向上则强调控制和中央集权,以解决NPM改革导致的部门碎片化、政治控制弱化和组织增殖现象。ChristensenandL?greid认为以整体政府为特征的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已经取代了新公共管理。[5]“NPM改革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水平的和垂直的专业化导致了公共组织的增殖和破碎。导致了中央政治和行政控制、协作和能力的许多问题。结构性分权破坏控制,同时水平方向的碎片破坏协作,导致了高层能力的许多问题。”[6]整体政府既强调公共部门间跨部门的合作又强调政治控制,通过纵向的权力整合实现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整体政府要实现的结构性变革主要包括:“对改革过程更多控制,目标在于垂直整合和层级控制;强化对下级单位的控制;增加中央政治和行政的资源和能力。更加关注其他的改革和监督措施,例如绩效审计、管制和控制。”[7](P15)Dunleavy宣传NPM已经死亡,他认为在那个改革先锋的国家大部分NPM改革已经停止了或朝向反向发展,数字时代治理来了,重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三大要素将是未来改革的主要驱动力。[8]奥斯本等学者认为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已经形成了新的范式,其价值基础是分散和竞争,强调的是多中心和多元共治的网络式的复杂局面,[9](P377)“治理强调网络、伙伴关系、协商和最终的自愿合作。”[10](P23)一些学者认同“公共价值”将成为新的范式。作为前沿理论的公共价值理论虽然还不成熟,但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创造公共价值需要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和达到公民期望的结果,公共价值的认定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公民参与和公民协商等,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让人民满意,同时也要维持人民的信任。公民满意是生产结果的主要手段,是衡量公共价值的主要标准。公共价值是更加广泛的一套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公共部门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和提炼大众偏好。公共部门应抛弃仅仅关注绩效管理或经济评估的狭隘概念,政府同时要兼顾以“结果”(outcomes)导向的绩效治理、公众参与、责任、信任和社会公平等,才能创造出更多货真价实的人民期待的“公共价值”。还有学者相信“新韦伯主义国家”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新范式。Olsen撰文指出现在是重新发现官僚制的时候了。[11](P1)Drechsler认为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在进行行政现代化改革,推进改进官僚制的新韦伯主义国家改革,NPM仅是辅助性的手段。
新韦伯主义国家中的“新”元素:(1)从官僚规则的内部导向向满足公民需求和愿望的外部导向转变。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不是市场机制(尽管它们可能会偶尔派上用场),而是质量和服务的职业文化创造。(2)通过一系列能够直接代表公民意见的协商工具对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3)在对政府内部资源进行管理时,通过对相关法律进行现代化鼓励更加关注结果达成,而不是仅仅注重对程序的正确遵守,达到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的平衡,并不是放弃事前控制。采取一定形式的绩效管理。(4)公共服务的职业化,官僚不仅仅是他活动领域的法律专家,而且还是专业的管理专家,善于满足公民或用户的需求。[12](P118-119)这样多元化改革模式竞争、混杂和共存的三重局面就形成了。由以上三重局面衍生出了至少十五种变化:(1)从关注专业化的改革到强化跨部门协作和整合;(2)从重视分权和自治到加强政治控制;(3)从重视产出(output)到重视结果(outcomes);从管理主义、短期的产生和狭窄的结果到中、长期的人民期待的结果(NPM对于结果和效益的关注是理论上的或抽象的,并没有在实践中落实,后NPM时期才真正开始关注和运行“outcome”结果);(4)从单纯的关注经济效率到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5)从基于市场的治理到关注网络治理和协作治理,再从网络治理到元治理和混合治理;(6)从摒弃官僚制到重视改进官僚制;(7)从把公民当作消费者到把公民当作合作生产者、合作创新者和共同创造者;(8)从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府建设到电子治理和数字时代治理;(9)从关注经济效率的挑战到关注更加广泛的社会的、跨部门的和全球化的挑战;(10)政府和公共管理者从中立的角色到规范的行动者、协作过程的促进者;(11)从单纯的范式到复杂、混杂和多样化的模式共存的现状;(12)从竞争、效率、质量和外包的管理主义到协作、协商、公众参与、透明与责任等宪政民主;(13)公私之间从顾客和商家的商业关系到伙伴关系;(14)从关注绩效到更广泛的结果取向的绩效;从传统的绩效管理将到民主化的绩效治理;从关注市场和经济到关注体制、制度和规则建设的新官僚制构建,从传统官僚制到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相结合的新韦伯主义国家;(15)另外,NPM改革先锋的国家进行了从私营化到逆私营化,从单纯私营化到公私混合提供方式增长的转变;从放松管制到重新管制;等等。
3理论间边界模糊且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
不同理论之间具有兼容性和一些共性。多种理论都强调公众参与、公众期望的结果和民主价值。新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的影响。协作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石就是直接民主,在协作治理中,公民个人能直接参与协作治理的过程,公共价值更是特别重视公民参与在确认和选择核心价值中的作用,新韦伯主义国家将协商和参与等方式当作是补充性的力量,但是将代议制和官僚制作为主要形式。整体型政府强化的是政治控制力和领导力,可以被理解成中央集权的过程。数字时代治理可以被看作是整体政府、信息技术和治理的结合,电子治理即是利用通信技术强化治理的过程。协作治理是通过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协作而调动更广大的力量创造更多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是一个广义的事物,公共价值可以包含新公共行政理论所强调的社会公平,但是公共价值还包括责任、连续、稳定、透明、法治、协作、友好、伦理、民主、公共价值、公共利益和合法性等非常广的含义。新韦伯主义国家重在改进官僚制,不言而喻提高政府的效率和自身的廉洁也是在创造公共价值,结果取向、协商民主和公民参与是多种理论共同依赖的,由此可见,多种理论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理论之间的兼容性增强。多种理论之间具有互补的特性。新公共服务、新公共行政和公共价值偏重宪政民主和价值理性,新公共管理偏重效率和工具理性,公共治理和协作治理强调包括非政府的力量,社会组织甚至公民个人的作用。“在NPG,NWS和NPM这些大的模式中,有些工具不仅属于其中的一种,例如绩效管理是NPM的特征,但也是NWS的元素。公私伙伴关系是NPM和NPG共有的工具。签约外包在NPM菜单中,但同时也在NPG和NWS的副菜单上。”[13](P24)新韦伯主义国家其实就是经典韦伯式的原则与以公民为中心、协商、结果取向、公共服务的专业化等新元素相结合。
NWS新元素中第一条的“满足公民的需求和愿望”是借鉴了“公共价值”、“新公共服务”和“社会选择”理论。第二条中“通过一系列能够直接代表公民意见的协商工具对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借鉴了协商民主理论和公民参与理论,NWS新元素里的“更加重视结果和事后控制”是借鉴了新公共管理和管理主义的理论。NWS新元素中的最后一个“公共服务的职业化,官僚不仅仅是他活动领域的法律专家,而且还是专业的管理专家,善于满足公民或用户的需求”,这一条是借鉴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对官僚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都认同公共参与和协商民主,满足人民的需求,对人民友好等共同点,但是各种模式还有自有侧重,从而实现模式间的互补性。协作治理强调权力分散化、多中心协作,多元主体参与的共识型决策;公共价值强调人民满意,人民的偏好和公民参与,以及实现公共期望的好结果;新韦伯主义国家强调国家和公共部门为核心,认同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绩效管理和竞争等NPM技术手段,但是将代议制和官僚制当作核心,强调改进官僚制,实现政府现代化,从公共部门内部实现改革突破。NWS需要政府自己革新,实现透明、参与,取得公共期望的结果。治理理论是向政府的外部寻找改革的突破点;公共价值是政府的内外同时突破,既要重视成本效率,又要让公民或顾客满意、重视公民的偏好;新韦伯主义国家则是从政府的内部寻找改革的突破口,重点放在改进韦伯主义官僚制,即是实现政府体系的现代化、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在治理理论中,社会、国家和市场三足鼎立,社会力量强大,国家较弱;在公共价值体系中,不在于国家或社会是否强大,而在与民主行政,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共利益,人民满意和期望的良好结果是检验公共价值的重要标准。在新韦伯主义国家中,尽管强调对人民友好,但国家强大,国家有足够强大的权威调动社会资源应对各种挑战和复杂问题。
协作治理最激进,公共价值次之,整体政府较保守,新韦伯主义最保守。民主、法治还是承认政府的绝对优势,只不过是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而已。而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也不过是多元政治构架中的一元,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进得多。治理意味着强大的公民社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协作治理意味着权力分散、分享,主体多元,跨多组织或部门,还可能包含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公民授权、多元互动、地位平等、信息分享、责任分担和共识建立等等。治理理论自身也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的治理失灵,因此对治理的治理产生了,这也叫做元治理(Metagovernance),因此,元治理的出现是对过于激进治理理论的一种抑制。目前公共部门改革进行更多的是整体政府或协同政府改革,而不是协作治理。协作治理是整体政府的补充形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率先进行NPM改革的国家,在新千年前后都推行了整体政府式的改革。公共价值并不排斥NPM,效率和效益也是重要的公共价值,但是强调公民满意、公民参与,集体偏好的满足。虽然公共价值强调可以被测量,但公共价值具有主观性。公共价值强调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公民期望的、愿望的、满意的。公共价值更强调一项政策的中长期影响和质量,强调公共服务过程中赢取人民的信任等,所以公共价值理论相比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是更加“民主”的和激进的,与协作治理相比,是属于中右派,是中等激进的理论。相比而论,新韦伯主义国家却十分保守。而新韦伯主义国家重点在于推进政府体系的现代化,强调政府或公共部门的中心地位,尽管强调对人民友好,允许公民参与和协商,但是解决问题的主导力量是政府或国家。新韦伯主义国家强调政府与私人部门不同,要保持其自身特有属性,由此可见,新韦伯主义国家最依靠科层制进行层级控制,保持国家的强大,最强调国家和政府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的主导作用,新韦伯主义国家是保守派理论。由此可见,多种模式之间各有侧重从而构成了互补关系。
4改革是多维的、混合和复杂的
“目前的公共改革的特征是结合、复杂、分层、共存和混合的、而不是支配、取代和钟摆。”[14]上文已经提出了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论间边界模糊和具有兼容性,这些特性强化了混合和复杂的多维现象。整体政府和协同政府是NPM的补充或补救措施,所以两者是可以共存的。治理强调的是多中心、多主体的参与,这样如果没有有效的政治控制,治理也会失灵,所以在各种治理理论流行的时候,元治理就相伴产生了。“元治理是为了克服治理失灵而进行的对自我管理的管理或自我组织的组织,追求科层制、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的协调。”[15]元治理是控制权力下放的治理过程,换句话说是“治理的治理”。在公共部门内的许多组织和过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种情况被称之为治理———这里可能就是需要对这些治理元素强加一些控制。治理经常包括公共组织的自治和控制的平衡。元治理的战略选择是尝试在公共部门的决策系统内重新强调一些权力的平衡,同时在治理过程中继续包含非国家的主体,但是要认识到政治的首要性。[16]公共行政面临的是日益复杂的和多功能的组织形式。穆尔曼认为:“虽然科层式治理仍然是治理的主要形式,但是当前的公共部门组织是科层、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公共管理者需要同时应对三种竞争性的势力。”[17](P86)后新公共管理时代需要更加复杂的管理,有效的治理不能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而应该是多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和结合。
5公共行政在发生了增进式或沉积式变化,公共行政走向包容、平衡和健全
公共行政进行了渐进的和缓慢的增进式变化。后新公共管理是补充和发展了新公共管理,而不是取代了新公共管理。后新公共管理并不否定3E(经济、效率和效益)、激励和竞争等,但是强调更加重视协作、价值、美德、道义、民主和合法性等;我们并没有见到经济和效率不被关注,但是看到了透明、责任、信任、满意、公平、参与和协商等宪政民主价值越来越被重视;绩效管理和外包并没有停止,但是发现了以结果取向的绩效治理出现和治理过程通过信息技术得到了强化;专业化虽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见到了为了应对更加复杂的挑战而出现的跨部门协作;我们没有见到私营化和签约外包的消亡(在早进行NPM的国家虽然经历过放缓甚至倒退),但我们发现了对于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生产的兴趣日益浓厚;市场和政府虽然不可或缺,但社会组织在壮大,公民参与的影响力在扩大;我们没有看到官僚制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我们见到了官僚制的复兴和新的官僚制诞生;代议制民主没有被抛弃,但是已经见到了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补充;我们没有看到公共部门不再重要,但是人们可以看到公众的角色会变得更加重要,协作治理更加需要,协商民主得到更多认同;等等。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从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新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治理、协作治理、新韦伯主义国家等,可以观察出公共行政总体上进行了渐进的增量变化;后者不是完全取代了前者,更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发展。公共部门的治理工具经历一个不断增加的增进式的变化。“尽管新旧模式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原则,但新旧机制是共同存在和共同进化的。NPM并不是衰亡了和被后NPM替代了,而是NPM被后NPM改革的一些新的或不同的措施修改和改进了,这个过程增加公共组织的复杂性和混杂状态,也增加了动荡。”[18]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显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行政改革是基于许多不同驱动力量的组合。公共行政面临的是日益复杂的和多功能的组织形式。多元理论模式混杂、竞争和并存的局面基本浮现,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行政,无论是新公共治理还是新公共服务,无论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社会选择理论,无论是整体政府还是解制型政府,无论是民营化还是重新政府化,无论是全球化公共管理还是地方治理,无论是公共价值理论还是新韦伯主义政府理论,等等,都不能一枝独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到来了。就像是健康的人体有许多种元素构成,而且体质要达到酸碱中和平衡,同样的道理,健全的公共管理也需要包容多种理论。既要有重视市场作用的新公共管理,也需要重视国家作用和改进传统官僚制的新韦伯主义政府理论,也需要强调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治理理论,又需要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精神和公共利益,还有新公共行政强调的社会公平,也需要公共伦理道德等等。健全的人格需要多种不同的优点,需要人的生理、心理、道德、社会各要素完美地统一、平衡和协调,既要谨慎又要勇敢,既要稳重又要激情,既要自信又要自谦,既要身体健壮又要心灵健康,既要形貌之美更要内在的美德,既要严于律己又要宽于待人,既要仁慈又要坚决果断,既要知足又要进取,既能独立自主又要有合作精神,既要诚实守信又要有随机应变,既要是好父母又要是好儿子、好妻子好丈夫,等等。完善人格是对个人的最佳管理,同样道理,公共管理是对众人的管理,公共管理若要达到最好的治理,也要走向健全和完善,也需要包容许许多多的公共价值元素。公共行政正在迈进平衡、健全、包容开放的“后新公共行政”新时代,未来完善的公共行政包含着许多对立的元素,并且要兼顾和平衡这些竞争性的价值,例如,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精英与大众、强制与协商合作、多数原则与共识、权威与民主、专业化与整体和协作等。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基础和核心,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为路径的协同模式。在公共治理的非平衡系统中,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掌握决策权,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享有参与权、管理权,双方在各自的子系统中协同所产生的行为效应超越了单独要素所发挥的影响力,从而形成执政党和参政党在功能展现过程中所起到的联合作用与统一作用。通过不断地信息交流、开拓发展思路实现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路径的多元化良性发展。党的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本文运用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模型研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区别于以政治学、历史学为手段的创新思维。亨利•法约尔提出:“统一领导,即为达到同一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应由一位领导根据一项计划开展,这是统一行动、协调配合、集中力量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是一个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要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存在的,要实现统一的目标就必须有具备影响力的领导带领执行者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的制定决定着是否可以动员一切能够调动和利用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执政党为管理核心,以多元化为主体的公共管理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有效应用。
一、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主体性”特征
管理的主体回答由谁来进行管理的问题,管理的主体性则阐释了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地位和特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是执政党,是多党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无从谈起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从这个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者,在管理的主体性中,起主导作用,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政策,在决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主导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主导中国的内政外交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者,在政治上保持相对自由,在机构组织上享有相对独立的设置,但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这方面讲,在管理的主体性中是从属的、服务型的,因而是补充性作用。
1.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
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也可以称为非排斥性,是指执政者在对国家进行政治管理时,不排除其他政党或者政治组织也同时参与其中,享有一定的管理权力,执政者不会排斥不同的意见。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唯一的参与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核心地位的动摇,其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为公共服务提供政策性保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各民主党派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和群众基础逐渐发生本质性变化,政治目标由建立资产阶级政府转变为拥护建立社会主义政府,由以阶级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目标立场更加一致、关系更加牢固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权体系构建和社会管理中具有基础话语权,在政治利益格局的分配中执政党和参政党协商共识,使民主价值得以彰显。
2.管理主体的服务性
在公共管理的范式下,政党的服务在价值体系中由边缘位移至中心,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管理主体的服务理念统摄下,传统政党政治管理中的一切服从“统治秩序”的理念开始动摇,价值实现中的理论与实践、手段与目的冲突和矛盾得到化解,协调意识、合作意识得到提升。中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机制体现了在此种模式下管理主体的服务性,服务作为核心价值通过管理途径、政治途径、法律途径和政策途径来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建立双边合作伙伴关系,统一领导,多党配合协调,达成统一的目标,不仅要在观念、结构、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突破创新,还要在政党互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执政党和参政党与公民所保持的直接、密切的关系,遵循着公开透明、高效便捷和以人为本的原则,为公民参与政治治理提供机会,满足不同群体的高层次要求,“满足社会在转型期对公共权威的需求,避免了由于政治异见相互牵制而造成的内耗,又能扩大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人民民主权利”[1]。
3.监督主体的共治性
现代社会日益朝着一个权利的多中心社会发展,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多元化系统,因此,社会治理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中政党合作也就具有了共治性。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监督主体的共治性集中地表现为执政党、参政党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以相互监督为条件,共同分享权利,共同管理公共事务。但是在权利分享和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是不同的。执政党与参政党互相监督是政党之间高层次的非权力性政治监督,管理学中认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执政情况和社会管理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产生相互协作的关系,是一种高度的社会性交换,打破了片面强调执政党单一责任的态势,转向一种所有参与监督主体的公共责任。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会议、人大会议以及民主恳谈会等多种途径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上提出建议,客观上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监督。从公共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管理主体的服务性、监督主体的共治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主体性”特征的表现,体现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同时表明政权体系中权力运作的多向度,不仅是执政党行使权责,也需要参政党加入和责任的行使,更需要参与主体之间有紧密互动、沟通与协作,一方面通过公民的需求进行合理施政,另一方面通过具体制度的建立来保障公民的权益。
二、中国政党制度蕴涵公共管理学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具有很深刻的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同时,这也是先进公共管理思想的表达,体现了公共管理主体相互的信任,规避了某些社会风险,推动着合理公共政策的产生。
1.公共管理主体相互信任的体现
信任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原始性和历史性的道德规范,是调节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合作和共治为基本方式,相互信任作为必备资源,又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衡量机制,可以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关系。不同于以往单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公共利益和价值认同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建立的信任合作关系,是多党合作的精髓。非排斥性、共治性和服务性作为公共管理领域中多党合作体制的基本属性促成参与、管理主体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了解,相互协商的合作关系取代了官僚化社会中“命令—服从—执行”关系,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不断地被增强和扩展,进而成为推进和谐有序社会的情感保证。
2.有效规避社会风险
全球化不断地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益的失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分化加剧,“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的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的独立性、从利益的稳定性到利益的多变性”[2],累积了一定的社会风险,如果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更大程度和范围的政治冲突。中国参政党可以从多角度向执政党建言献策,“有效地避免了各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所引起的社会风险”[3]。面对社会风险,要求执政党强化多元化公共责任,从宏观角度来考虑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平衡各参政党的利益诉求,相对平稳地实现利益均衡化,规避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于政治构想制定、国家职能显现、政策思维创新等各个领域,将规避社会风险的思想理念贯穿于民主协商和社会治理整个过程。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推进中还要树立社会风险的常态预防和非常态应急意识,构筑社会风险应对机制,可以迅速发现政治治理中潜在的社会风险,从而改变协商策略和方式,达到政治协商效能的最大化。
3.公共政策合理化的动力
公共政策是指一定的社会公权力为实现公共目标所产生的方案,以求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观点出发,公共政策是由政治系统的权力机构制定的,对社会价值输出权威性的分配。政治系统的权力机构的建立和社会价值的分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则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原则性和普遍性。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执政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而采取的政治行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可以弥补制度短缺和思维单一所引发的问题,推动公共政策合理化决策,巩固政权,维持政治稳定。传统政治弊端就在于其趋于神秘性,现代政治突出标志在于透明度,公民享有政策的知情权,我国这样一种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使各政党所代表阶层充分了解公共政策出台的全过程,对在认识上产生的偏差、体制的不完善、法制化的不标准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借助于相互信任的正确价值导向,统一各政党政策理念,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合理有效地抑制了外来干扰,规避社会风险,将执政党和参政党公共政策的思维有机融合,保证了合理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三、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公共管理学理论模型分析
以SWOT模型、创新动力模型分析研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可以充分展示其优势所在,显示了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完善协商机制中的不足之处,积极应对政治变革的挑战,改善治理能力,提升施政品质,提供制度层面的价值思考与启示。
1.SWOT分析模型———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优势的客观认识
在现在的战略规划报告里,SWOT分析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工具,分析群体组织优势(S)、不足(W)、机会(O)和威胁(T)。因此,SWOT分析实际上也可以运用对中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运作方式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进而分析这样的政党制度的优势、不足、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等(见图1)。通过对优势、机会和威胁排列组合分析可以看出:可以避免泛政治化所带来复杂化,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本身运行的优势从战略角度有客观的认识,既描述其现状,又与西方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用简洁化方式说明了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公共管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然而政府还是处于中心地位,行使具体的执行权。对于执政党与参政党进行民主协商或者参政党本身所提议案最终形成的公共政策,由于各部门可能存在的利益不均等、部门协调不畅、领导的政治偏好、执行机构的职能不健全等原因可能使得政策执行无效率,甚至导致公共政策失效。这是一定要避免发生的。同时,也要防止西方“宪政”和多党制对现行合理制度的干扰。
2.创新动力模型———创新政党制度的新典范
制度创新能使政治、经济、文化超越目前边界和能力,是新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也为政党提供了在竞争中领先的条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新带来比以往更突出的优越性,一是政党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变化,由朝野对抗、竞争转为合作、协商;二是执政党、参政党整体竞争优势明显,催生公共管理的合力;三是制度运行的效果超越西方多党制,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创新提供借鉴。但是,政党制度创新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既要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又要超越现行制度优势。如果运行取得了成功,社会公共管理和建设就会有巨大的驱动力。中国政党制度的创新是以理念的进步为动力,以实践为基础,逐步形成社会管理与建设的合力。然而,理念的进步又源于不停地学习,获取不断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均是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党就是不断突破自己能力的上限,掌握社会的动态变化,通过系统思维的方法提升组织的学习能力,以期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推进了执政党和参政党派社会主体意识,使得多党合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体现了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管理主体的服务性和监督主体的共治性特征。在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在建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形成高度的政治信任与认同,促进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了社会内部能量的损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各阶层利益需求,推动了合理化公共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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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是公共管理质的规定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相对于私人管理活动的独特性。只有把握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质,才能保证公共管理实践正确的发展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本科公共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传统高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契约管理比制度管理更加符合高校管理的服务宗旨,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能够更加全面地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意识,并促进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关键词]公共管理;契约管理;高校管理
新公共管理运动最初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由胡德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该理论着重强调了公民为本、结果导向、民户参与、分权协作等理念和指导原则。在高等教育改革转型时期,改进高校管理模式,积极落实高校自主办学主权等策略对当前高校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多样化管理模式中,可以选取契约管理、董事会管理、政府购买管理、中介管理等模式进一步深化我国政校分开的高校管理改革,其中契约管理模式是当前最受公众青睐的管理模式之一。
一、基于高校契约管理模式的探究
(一)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管理
契约在法律上通常是指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但是随着法律不断完善,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差别也逐渐明显。一般来说,民事合同是指处于平等主体之间设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相同,并自愿遵从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义务和权利。而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以行政职能为目标,与公民和法人代表共同协商的权利义务协议。由此可见,为了进一步深化政府对高校管理改革的整体规划、推动高校自主办学权的实现,高校契约管理模式应运而生。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与责任关系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并由政府实施宏观指导和经济支撑,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也就是说,在契约性质上,政府与高校的契约关系属于行政契约关系,包含着行政的公务性和契约的履行性。政府与高校之间制定契约的程序:首先,高校初步制定自身发展规划,包括发展目标、项目建设等,政府根据高校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性质对其办学章程及发展规划进行指标要求;其次,高校与政府双方项目确认各自的责任和权利,并经双方确认后签署;最后,政府对高校的发展规划提供政策、财政支持,高校在契约框架下可以实行自主办学。总之,从政校关系、评估认证、拨款扶持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政府与高校之间实施契约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契约管理模式对双方的互助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心理契约”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契约管理模式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重要方式之一。心理契约最初源自社会心理学,用来描述社会组织中雇佣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互助关系,该契约管理形式代表了一种非正式的隐性契约关系。高校管理中的心理契约在最初形式的时候,受到传统习惯和观念的引导,公众通常将高校视为强势群体,而将学生视为弱势群体,建立在不对等条件下的契约模式是不符合心理契约的构建标准的。但是如果心理契约受到违反,将极大挫伤契约组织成员的认同感和积极性,进而引发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首先,近年来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在无形中也逐渐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同时互联网也为高校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手段,也是传统制度契约管理模式所无法满足的。其次,当前的高校学生中90后占多数,新时代的大学生具有思维独特、主体意识强等特点,他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较强,但是多数学生的成长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的差异性和功利性较强,给高校学生管理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契约管理模式符合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要。
二、“心理契约”管理模式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一)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文化
新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从以往的制度管理逐渐过渡到了文化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中坚持以学生为服务主体,创建以学生为本的校园文化主导理念是心理契约管理模式的改革重点。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能够培养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同时有助于校园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高校应在满足学校与职工之间的良好心理预期下建设以学生为本的校园文化,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宽松的学习氛围。这就需要学校充分考虑当前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学生确定合理规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标准,注重给予学生较大的发挥空间,充分实现学生管理工作与学生价值观念的吻合,提高学生对学校相关管理条例的认同度,为深入巩固学生与高校管理工作之间的心理契约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高校在制定和实施相关规章条例的同时,应充分收集学生的意见,并尊重学生对高校管理建设的相关建议,可见,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是确保契约平等原则的关键环节。为了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消除其心理顾虑,高校必须在管理层面建立全方位的沟通体系,以便学生和教职工能够及时向学校反映其思想动态,良好的沟通机制也有利于学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尽可能减少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心理契约的基点需要契约双方互相了解,并随时保持互动联系,及时有效的沟通交流可以缓解不利因素对现有心理契约产生的消极影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心理契约越明确,它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就越强大,很难被外界环境引起的干扰因素所破环。
(三)契约双方对心理契约的有效维护
心理契约的双方必须积极并认真履行彼此的职责和义务,并在明确各自的心理期望和心理需求以后,以实际的行动对心理契约进行有效维护。制度契约是实施心理契约的基础,心理契约是完善制度契约的关键,如果契约主体中的任何一方出现了不认真履行自身职责的行为,那将无法继续延续心理契约模式的长久发展,心理契约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也就无从谈起。首先,学生和高校双方必须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并彼此对照双方的心理期望。学生的契约职责就是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思想素质和道德意志;高校的契约职责就是为学生创建优美的学习环境,为高校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确保教学设施的完善和充分的后勤保障。其次,契约双方需要对各自的职责履行情况以及履行满意度进行适当评价,特别是作为契约的主要调控者,高校应时常检查自身的管理工作,以学校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客观判断学校的各项管理措施是否符合学生的价值期望和现实能力。只有确保心理契约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构建质量,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以心理契约补充完善制度契约
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对高校现有的制度契约管理模式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完善的同时,应坚持自由、平等、诚信、救济等原则,在心理契约的精神指导下,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契约形式也逐渐规范化,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当前高校学校管理工作的基本需要。学生作为高等院校中最为重要的智力资源,在传统制度契约管理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忽视的位置,学生常被看成主要的管理对象,心理契约式的高校管理模式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一方面,学校应对学生的创造能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在学生管理中投入一定的人文关怀,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在学校中充分发展才能。另一方面,学校应深入观察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增强学生、教师、学校之间的信任程度。当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学校应体现其人文关怀的本质特征,给予学生较多的实际帮助,增强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心理契约性。
参考文献:
[1]王文建.谈契约式管理模式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J].中国成人教育,2013,(17).
[2]周湘林.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的高校管理模式分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3).
[3]解军强,杨飞.论心理契约双向视角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J].价值工程,2010,(29).
[4]靳来.浅谈如何在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中引入契约理念[J].青年时代,2015,(6).
【摘要】
钟摆原本是物理学的一个现象,后被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以描述某些政治现象。然而,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同样存在“效率”与“公平”钟摆效应。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从理论上实现了“效率—公平—效率—公平”的转换。
【关键词】
公共管理;钟摆效应;公平;效率
公共管理,译自英文“PublicAdministration”,因而,有的学者也将其译为公共行政、行政管理等。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文章《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以来,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快速而长远的发展。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1991年在美国举行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是其产生的标志。自此之后,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分析其同组成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三大方向。王乐夫等人认为:公共管理学是研究以政府行政组织为核心的各种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问。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可以互相替代,但公共管理并不能替代公共行政的全部[1]。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关系主要有三对: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其中,公平与效率是政府处理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三对关系的核心。
一、相关概念
(一)钟摆效应钟摆,原指时钟机械的一个部分,通过左右摇摆产生动力以转动齿轮,进而使指针匀速转动以指示时间。后来,学者将这种现象运用到政治学研究领域,用以解释某一阵营在一次选举中获胜后,会因为选民不想一党独大的心理,而使得该阵营在下次选举中容易失败的政治现象,即钟摆效应(PendulumEffect)。在公共管理学中,同样存在以“公平”与“效率”为两端的钟摆效应,“公平至上”还是“效率至上”的问题总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反复讨论,并各占上风。
(二)公平与效率对于公平,较一致的观点是将其视为一种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在这种价值判断及行为规范下,公民基本上能够实现权利、义务、经济、机会等各方面的一个相对均衡。因此,公平不是绝对的平均、平等,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某些方面公平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理感知,很难被量化。效率,属经济学范畴,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效率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方面去理解。宏观的效率是指整个社会的资源是否得到了合理配置、有效利用,社会财富是否因此而得到增加;微观的效率则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效率是可以被量化的。公平与效率,二者相辅相承,既对立又统一。公平需要效率来保障,而效率则需要公平来体现。但同时,公平与效率又难以共存在。就公共管理而言,没有绝对的公平,也没有绝对的效率。因而,公共管理的目标总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徘徊。也因此,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成为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核心关系。
二、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钟摆效应
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文章《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以来,公共管理理论对于公平或效率至上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阶段。这个阶段主张政府工作的科学管理,提倡效率;第二个阶段为新公共行政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主张政府的职能在于社会职能,强调公平;第三个阶段为新公共管理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及政府优化,强调效率;第四个阶段则是新公共服务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张再次回到公平。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理论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大致经历了“效率—公平—效率—公平”的过程,并将公平这一主张延续至今。
(一)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强调行政的独立性,追求行政的有效性。其代表人物为威尔逊、韦伯和泰勒。威尔逊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观点。他将政治与行政割裂开来,认为政治的重点在决策,而行政则是执行,行政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一主张为公共行政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性。韦伯的学说为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框架。他认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的,且其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下级服从上级的合法性。因而,官僚制是实施统治是合理的形式。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则为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三人的理论学说共同推动着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并使得公共行政开始着力于专业化、普遍化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的研究,且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些研究或主张最终都使得公共行政往效率的目标前进。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虽然在推动管理科学化、权力合法化方面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但在老问题还未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的社会局面下,则显得无能为力。在民众对政府的质疑声中,新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政府应承担社会责任,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目标应是公平。
(二)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人物以美国行政学家沃多克、弗雷德里克森等人为主。1968年9月,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的以寻求公共行政发展方向为主题的研讨会,标志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开端。弗雷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及其著作《新公共行政学》,以及新公共行政理论代表著作《公共行政的精神》等,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新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过多地强调权威与效率,没有承担起社会责任,也没有对公民需求加以考虑,于是造成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立。鉴于此,新公共行政理论强调公平与民主,认为政府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对公众负责,应考虑公民的需要,并以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公平为最终目标。基于此,新公共行政理论主张行政机构应进行相应的变革,建立一种有回应性、参与性的民主行政机构。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新公共行政理论更注重“公共”二字,其对社会公平、政府社会责任、民主行政等价值的追求,使得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内容增多,极大地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遗憾的是,新公共行政学并没有在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进程中成为主导范式。一是由于其自身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二是由于其倡导的社会公平、社会责任等,过于理想化。但在后续的研究中,其对“公平”的追求仍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管理至上的“新公共管理”学说是近现代以来指导欧、美地区政府改革的重要思想。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奥斯本、盖布勒等人为代表,在其著作《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一书中,详细的阐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与主张。新公共管理理论,常与“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等词、句紧密相联,可见其主张、学说与市场紧密相联。但与公共选择理论关注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主张以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作用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不同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关注的重点仍是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该理论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善公共组织部门的管理。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是新公共管理蕴涵的两大基本理念。管理的自由化要求公共组织减少烦琐、不必要的规定、约束和制约,让管理者来管理;管理的市场化要求公共组织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并借鉴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优化公共组织的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张,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第一,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第二,社会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第三,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第四,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第五,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第六,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第七,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第八,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第九,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第十,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学者们根据欧、美等地进行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而形成的思想。它将政府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转而担任公共服务促进者、购买者、参与者或监督者等多种角色,在大大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的同时,对缓解政府财政危机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因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欧、美等地的政府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仍遭到较多的争议,尤其是其引入竞争机制的观念使得较多的学者认为这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等带来损伤。而在众多的批评声中,主张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重新定义政府角色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开始占据有利地位。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代表人物以罗伯特•登哈特夫妇等人为主。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及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职责既非划桨也非掌舵,而是建立一些具有整合力、回应力的机构,以向公民提供服务及放权为主要工作职责。其主要观点集中在七个方面:第一,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第二,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第三,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第四,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第五,责任并不简单;第六,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第七,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它虽然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进行了批评,但同时也保留了其优秀的部分。新公共服务理论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方面所存在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它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补充、修正。新公共服务将公民参与、公共利益等纳入公共管理的范围,并对政府的角色给予了重新的定义,将政府定位于战略管理的地位,从而拓宽了公共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并将政府从细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对公共管理进行宏观规划,使公共服务的提供更具合理性、有效性,更贴近公民的需求,更接近“公平”这一最终目标。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考虑公平的同时,对于效率同样给予的重视。
三、结论
关于“效率至上”还是“公平至上”,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个理论,均给出了相应的答案。我们也可以看出,不论是“效率至上”还是“公平至上”,总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义而有所改变,就如同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但与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理论的学者们虽然在公平与效率的重视程度上有所侧重,但如何兼顾两者则是学者们更加热衷的话题。如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不赞成新公共管理理论注重效率的观点,但它在自己的理论观点中,仍肯定了效率的作用,并考虑将效率与公平结合,以实现公共管理的最佳状态。相信在今后的讨论,是“效率至上”还是“公平至上”仍将是公共管理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如何将二者结合、兼顾,想必是公共管理学更加热门的话题。就如同钟摆一样,在来回摆动之后,终会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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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公共管理需求的推动使得城市公共管理理念、运作机制、方式手段得以创新,城市公共管理的实践探索及理论发展也随城市化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城市公共管理理论体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城市公共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提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对城市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必须转变理念,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扩大公民的知情权,调整治理结构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通过建立和完善基本体系建设,实现城市管理方式的突破。
关键词:城市;公共管理;管理模式;管理方式
城市公共管理是指主要由城市政府提供城市公共产品的活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在城市中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从而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带动周围区域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加之地震、洪灾等突发性事件频发,城市公共管理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加强城市公共管理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一、城市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管理职能“越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集公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为一体,否定企业经营自主权,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失去应有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实质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确立过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即政府把经营权还给企业,自己主要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实证明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于我国城市公共管理来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造就了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利益集团,由于利益的原因,总是习惯于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减少甚至丧失,意味着掌握权力时拥有的租金的丧失,意味着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重新学习的痛苦过程。无论哪一方面的变革都会使其既得利益减少,成本增加。因而总是倾向于加强或维持原有的管理模式,使传统的城市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阻力,管理方式的转变显然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政府的“越位”行为还会造成另一种后果:如果政府在经营领域过多地插手,必然引发城市公共管理的“缺位”,在公共管理领域必然会缺乏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管收费不管治理,担心加强治理会影响地方税费收入,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精神文明建设倒退,足以从反面证明城市经营导致政府职能“越位”产生的弊端。
(二)城市建设规模失控 积极推进城市建设是解决城市诸多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资金短缺和建设任务繁重,是政府管理城市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倡城市经营多半是想突破财政收支的约束,利用政府信用负债开发,加快城市建设进程。应当承认,在经营领域完全依靠自身积累扩大规模很难有大的作为,因此,负债经营是经营者抢抓机遇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城市建设以经营方式大举负债,其可行性值得探讨。因为城市公共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城市建设形成的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很难以经营方式回收资金。即使设法回收,周期也很长。其次,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普遍有扩大城市建设规模的偏好。虽然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但银行受其控制,考虑到政府的权力和信用,银行很少会限制政府借贷。由此极易推动城市建设负债经营超出适度范围,引发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债务无法按时归还(不少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就是在城市经营中接连推出的)。表面上看,是银行经营不善导致不良资产增多,实质是政府主导信贷经营,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造成的。如果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企业垫付资金就会被长期套牢。与此同时,上游的建筑材料供应商也难于收回款项,由此产生债务连锁反应,大批企业可能被拖垮。因此,在政府作用较强的条件下必须谨慎对待城市经营,这是防止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预防债务危机,降低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是保护广大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城市管理中政府官员的能力不足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城市政府管理模式未能进行及时和全面地转变。究其原因,除了诸多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还受到政府自身能力不足的制约。城市公共政策过程是社会价值分配的过程,要求综合平衡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这就对城市政府人员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然而,从目前看来,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诸如失业、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等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能力的虚弱。由于自身素质较低,对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知识的掌握不系统、不完全,无法深刻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及其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提出的挑战,仍然因循过去的管理理念、思维方式及管理模式。尽管城市政府有时也会意识到转变公共管理模式的重要性,但对于转变什么、怎样转变及具体的操作都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管理模式的切实转变。
二、转变管理理念,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
(一)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公民知情权 由于我国城市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城市社会网络的普及以及迅速涌起的各种利益群体,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城市社会。在社会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的城市里,城市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必须处处以城市内部居民生活质量的保证,城市公共事务的处理与城市公共问题的解决为重心,推动城市整体福利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必须从城市动态发展的角度,随时关注社会的变迁带给城市的种种改变,顺应潮流,做出适时的调整,以保证城市在未来发展中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需要具备长久的战略眼光,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经营与管理中,适应当前公共管理变革的趋势,不断提供城市公民参与执政的空间,增强城市的民主氛围。目前迫切而又可行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与此直接相关的公民知情权。目前我国行政部门的透明度很低。据估计,有80%的社会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中又有80%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一些地方出现问题尤其是重大事故总是“捂盖子”,对上汇报总是“报喜不报忧”,对下则“私吞”政策和法规的现象,根本在于信息不透明,使得原本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沟通中介,成为欺上瞒下的信息阻塞者。故而城市管理及公共治理的当务之急,在于提高透明度。“非典”危机使中国政府信息公布方式受到严峻挑战,造成极大的社会混乱。不仅严重损害了城市及管理者的形象,而且加大了应对危机的难度和管理的成本。近年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建立了发言人制度,建立电子政府等,具有明显的成效。
(二)转换城市治理结构,转变城市政府职能 从公共管理的职能来看,公共管理不仅包括了对自身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同时还将管理的焦点由传统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政府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到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公共管理的对象“外化”必然要求政府的职能作出新的定位,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再注重对具体过程的管理,而要注重发挥政府宏观决策的作用。使政府对整个经济、文化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起催化作用,政府是城市发展的“掌舵人”而不是“划桨人”。城市政府应集中精力做好决策、监督、协调和指导工作。把公共物品生产的具体职能让渡给企业和半行政的机构去做。
三、完善体系建设,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 ⑶
(一)建立健全城市基础设施管理运营系统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运营系统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这个系统出了故障必然打乱城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北京、武汉等大城市因暴雨多次引起交通大拥堵,表明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紧迫性。这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一定要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更加重视埋在地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需求预测和管理。同时要注重管理体系的理顺和管理办法的健全。上海将供水、排水、河道、桥梁、公共交通和出租车管理等六个行业管理法规一起“打包”修订,从城市发展的整体性、系统化的层面上加以把握,将城市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值得我们借鉴;广州和北京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的建设对我们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全覆盖体系 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全覆盖的核心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要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指政府优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旨在为社会公众生活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条件。
(三)健全社区服务体系 城市公共管理的基础环节是社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也是社区,这就决定了城市公共管理体系构建的落脚点必然在社区。社区在城市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又使社区组织在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维护社会稳定中处于“节点”地位。只有努力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服务主体多元、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才能不断满足居民的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才能承接城市公共服务,造福社区居民。强化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需要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事”和“政社”分开,坚持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把街道本不应该承担的各项带有行政审批和执法的职能,经梳理后归位于政府,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新型“条块”关系,构建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同时,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归位,把原来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有关社会事务归还给社会,逐步交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团组织承担,实现党和政府及群众自治组织对社区的有序和高效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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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吴琳,论新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历史嬗变[J],学习与实践,2009.11
⑶: 申钧 薛凯,“不法行政”十大怪现状[J],半月谈,2005.03.09
⑷: 李晓东, 建立和健全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J],中国政务信息网,2007.5.19 ⑸: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M ],国发〔2006〕14号
摘要:基础设施系统是指维持文明社会生存和繁荣、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所必不可少的各种基本设施、装备和结构物。因此,也被称为城市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一般包括:城市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讯系统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系统。许多现代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系统形成了覆盖全市的、高密度的、层次分明的网络:有些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用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条件、文化与情报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与高度发展,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需求与依赖性也越来越高,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系统供需的一致性。然而,由于过去基础薄弱和历史欠账多,中国基础设施的某些瓶颈制约因素仍未消除。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新跨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显得更加紧迫。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管理;建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无疑成了公共品需求最多的领域。城市公共品是否能妥善提供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市公共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保障民权民生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现今的城市基础设施系统还不完善,存在着很多问题,与发展的节奏不相调。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如何跟上城市发展的脚步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
(一)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
虽然近年来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由于历史欠账多,投资不足和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仍然突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对污水、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十一五”期间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建设资金紧张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由于对环境保护的紧迫性认识不到位,对推进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体制改革及产业化经营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政企不分,权利、义务、责任界定不清,效率低下,加之污水处理费征收不足或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造成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不能正常发挥效益,有的停停开开,有的甚至长时间闲置。这些极度浪费了资源和资金,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的交通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集聚的人口也快速膨胀,一些特大城市的常规公共交通方式难已满足客运需求,市内交通日趋紧张,加之近年来私家车的迅速增加,城区车流不畅、交通堵塞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城市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建设与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一样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初始投资大、投资回收慢、直接经济效益低等特点,所以在规划、建设、管理上一直落后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当前,如何缓解大城市尤其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日趋严重的交通紧张状况,已成为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三)重复性建设问题严重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设计、规划、布局普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基础设施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蓝图,对城市基础建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起步较晚,相当多的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才组建规划管理部门,城市规划水平较低,规划管理体制尚不完善。没有好好地去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建设方案,滞后不前。
由此导致了许多城市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制约了基础设施服务功能的发挥。
(四)有些项目建设周期过长
许多政府由于基金计划和时间计划考虑的不周全,而造成盲目投资。一个项目很可能只进行到一半就没有资金了,这个项目只好停止下来,要么等待新的资金拨入,要么等待下届政府来解决。还有很多项目效率低下,不能够按期完成,或者施工时间太长,对居民的生活产生不便,使居民对建设项目的热情大大减退。所以提高建设的效率是很必要的。
(五)政府机构不合理,效率低下
我国政府垄断经营是城市基础设施运营效率低下、公用产业资不抵债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改革中的顽症。长期垄断经营的结果是,经营单位缺乏生存忧患意识和竞争压力,生产、运营效率低下,技术、管理创新乏力,人员大量冗余,政府财政负担过大,企业经营包袱沉重,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经营企业凭借垄断优势,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此外我国政府机构臃肿,设置众多,机构重叠、业务交叉,而各部门之间权责划分又不够明晰,造成政出多门、管理分散、政令不一的现象。对于政府机构关于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分配还很不完善,已经好好地合理分配,以免出现效率低下,浪费时间,浪费资源的现象。
二﹑国外典型国家做法及借鉴
(一)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资金
美国各级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视。重点主要集中在改善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方面的项目上。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涉及国家全局或需投巨资的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并据此向地方政府提供拨款、贷款和税收补贴。美国州一级政府,尤其是州以下的地方政府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角。其资金来源包括税收、基础设施企业的收入、市政债券、赞助捐赠等。但地方政府财力同样是有限的。为此,美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代理机构均通过组织发行市政债券募集了大量低成本社会资金,不仅对推动美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还解决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代际公平负担问题。美国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较为典型的模式有BOT和TOT两种。
(二)积极吸引社会资本
埃及现有的铁路全部由国家经营,连年出现亏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开罗等大中型城市居民住宅区不断扩大,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还需要兴建连接这些城区的轻轨铁路。这些将大大超出了政府的预算能力。因此,埃及政府制定了新法案引进私人资本的投资。埃及政府向人民议会提交了关于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城市轻轨铁路建设的新法案。由于新法案的通过,埃及出现了新一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热潮。
(三)规划谨慎细致
巴黎启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达73项,小项目预算为几百万欧元,最大的项目高达30亿欧元。作为巴黎市政府的项目,由城市规划局组织专家进行讨论,确定原则与目标,同时听取周围居民的意见,再报市政府批准。如果出现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难分优劣的情况,规划局则将两种不同意见提交政府,并说明各自的理由,由市政府组织公开的听证会,吸引各方代表参加,最终由巴黎城建委员会决定取舍。涉及与巴黎大区有关的项目时,市政府要与有关省政府磋商,达成共识。
三﹑解决我国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城市道路规划与公共交通建设
首先,由经验丰富,素质齐备的城市道路规划师进行细致科学的道路规划,使交通网便于通行。对私人车辆进行严格控制,可以通过增加养路费,或者通过发行"交通高峰通行证"的方法来限制私人车辆。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内部提倡办事少用公车,使用公车必须有相关部门的签字,从而减少公车上路车辆。其次,完善公共交通建设,提倡乘坐公交出行。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公交部门的补贴,加强对公交路网的规划和完善,使公交成为方便实惠的交通工具。开通快速公交,并提高快速公交的效率。根据"公交优先"的原则,构筑现代化的城市公共客运体系。
(二)加强规划,避免重复性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其长期有效的执行有赖于合理的长期总体规划,以最大限度地防范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的产生,提高建设的整体效率。同时,城市总体规划应该实现公共决策从封闭和半封闭向公开透明的状态转变。政府应该广泛听取城市居民的意见,并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规划修编的有关专题研究要在政府组织下,由相关领域的资源专家担任专题负责人。
(三)寻找多元化投资主体,引入竞争机制
首先,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有限,基础设施产业自身又缺乏积累机制。因此,必须以多种融资渠道方式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除了政府出资外,还可以利用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方式来参与基础设施的建立,用多元化投资方略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对一个项目的规划以及建设要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项目的办事效率。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承包单位。推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建立投资责任约束机制,实行全过程负责并承担投资风险。
(四)加强公众监督,抵制腐败现象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加强公众的监督。政府部门应该广泛听取城市居民的意见,建立专门机构收集公众建议,通过投票和听证会制度来解决信息失灵的问题。全面评价政府官员的政绩
随着城市发展脚步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不容忽视,如果处理不好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和发展的关系,那么将大大制约城市发展,甚至出现滞后现象。好好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创造一个美好而理想的城市作出更大的努力。重视城市建设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策略,结合实际运用到我们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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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艳,冉成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效率问题研究。城市话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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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是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由国家、团体或个人向社会单独或混合提供,为全社会成员分享并服务于社会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教育则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教育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的实践价值
1.课程资源开发可以促进教师专业知识的积累与丰富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要求教师必须对课程资源不断地进行探寻、思考、筛选和反思。教师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与背景,才能够筛选出优质的课程资源。同时,“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学生是向教师提取知识,而非教师给予知识,教师要作为知识资源而受到检索”。因此,教师必须重新检视自我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教师取得良好教育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当教师发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不能够满足学生检索的需求时,便要迫使自己不断汲取知识,丰富与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逐渐构建合理、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2.教师进行课程资源开发有利于自身专业能力的发展课程意识是教师专业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教师的专业成长离不开教师课程意识的觉醒。进行课程资源开发,将会不断提高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同时,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际需求、教学的条件、目标、内容、方法、手段以及教学效果等进行统筹考虑,促进教师对自己的教学不断地思考、创造、总结,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3.课程资源开发有助于培养教师的专业情感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情感能激发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作用。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是培养情感的基本途径。教师通过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不仅能提高对教育的理解,而且能够超越课堂甚至学校的局限去思考教育问题和行动,还能增进教师对课程和学校的归属感,可以提高教师的士气、工作满足感和责任感,使教师对教育工作有更多的投入”。逐渐消解自身对教育学的困惑,培养教师的专业情感。
二、地方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
教育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现象,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一门学科。努力挖掘,我们会发现公共教育学的课程资源相当丰富,但课程资源开发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地方师范院校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在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陷入了一些困境。
(一)学校对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建设重视不够
公共教育学虽然是师范院校的标志性学科,是师范生的必修课程,但在地方师范院校的现实教学实践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它应有的地位,学校并没有真正地重视公共教育学的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教育学教学时空资源严重不足教学时间和空间是实施教学的最基本的条件性资源,时空资源的丰富程度严重影响课程实施的效果。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多高校的教室资源、教师资源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地方师范院校更是如此。在教学时空资源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公共教育学的时空资源更是捉襟见肘。公共教育学的教学时间和空间是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好的,教师无权进行选定。学校分配给公共教育学的教学时间是每周2节或3节,每节课40~50分钟,每学期按18个教学周来算,一学期最多54个学时,遇到短的学期还达不到这么多学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教师把宏大的教育理论、庞杂的教育学内容解释清楚,并让学生学懂会用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从空间资源上来看,许多高校的公共课最常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合班教学。由于教师资源、教室资源都不足,公共教育学难以实行小班化教学。为了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增加容量,一般由相同专业的多个班级或不同学科的不同专业班学生结合在一起,组成上百人的特大型教学集体。这种大型秧田式的教学组织形式,使教师和学生从空间上隔离开来,师生之间难以进行对话、交流与合作,这种单向的信息通道使本应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变成了教师个人的“独角戏”。结果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辛苦地讲,学生毫无反应地听(有时根本就没听,而是自行其是),师生之间没有真实地交流、理解与共鸣,也就失去了课堂教学应有的教育价值。
2.公共教育学教师数量有限,教学任务繁重由于地方师范院校的办学条件、薪金待遇等各方面的限制,很难引进优秀的博士、教授等高级人才。由于公共教育学教师数量有限,他们的教学任务相当繁重。他们不仅承担着全校师范生的教育学教学任务,同时每个教师还承担着不同门类的专业课教学。笔者曾经在一学期就承担过3门课程,共19节课的教学工作量,还有的老师出现过一学期承担5门课的教学。承担的门数越多,备课的任务就越繁重,教师每天都处于紧张地备课、上课状态,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3.投入不足,忽视公共教育学教师队伍建设在地方师范院校,学校更愿意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专业课程的建设之中,很少有资金投入到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建设中去。当教育改革出现新的动向时,公共教育学教师理应第一时间从官方获知信息,但现实却是要想获得这些信息,大部分是靠教师个人自觉去网上搜寻,或者是从别处道听途说得来只言片语。学校很少给一线的公共教育学教师提供外出培训与考察的机会。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教育学教师很少有机会到中小学进行实地体验与观察。因此,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然用传统的思想指导自己新时期的教学,用老方法讲着旧内容。教师就像井底之蛙一样沉浸在自己的那片小小的天空。虽然现在实行高师院校与中小学对接,但是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学校还是局限于学科教学法教师。
(二)教师缺乏主动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
教师是课程的实施者,从理论上讲,教师应该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应该有很强的课程资源开发意识。但长期以来,由于受科层制管理思想的影响,地方师范院校“科层模式的学校课程管理强调上层管理者的权力和责任,把学校课程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完全寄托于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和命令,教师仅仅是命令的执行者”。科层管理的标准化导致教师只能完全执行上层的决策和命令。学校对教师实行严格控制,教师只能按部就班。标准作业扼制了教师创造性的发挥,教师对课程的独立判断能力和开发的积极性逐渐消弭。这种“训练出来的消极与惰性”逐渐让教师边缘化,时间久了,教师也就失去了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另外,传统的课程资源观念以及对课程资源开发的误解也是导致教师缺乏课程资源开发意识的重要原因。基于传统的“课程就是教材”的理念,很多教师形成了“教材即课程资源的唯一内容”的观念,对课程资源的理解止于教材。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变成了教材的“忠实执行者”,课程实施变成了机械的技术性行为。一部分教师认为开发课程资源是专家的事,和重点师范大学的教师相比,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认为自己的水平很有限,就把知名教授主编的教材视为金科玉律,过分依赖教材。还有的教师干脆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学生无思,学生资源被荒废
大教育家孔子早就告诉我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道理,但是,在地方师范院校,学生在学习公共教育学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无思倾向。笔者在每次开课之前都要对学生选择师范院校的原因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0%的学生表示从未想过要当老师,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报考师范院校实乃无奈之举。《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可以持毕业证书,向任教学校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申请直接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因此,很多本身没有当教师意愿的学生学习教育学只是为了期末的一个成绩,为了能够拿到教师资格证。学生更多关注的是期末考试考什么,而不是课堂上老师讲什么、怎么讲,他们能够获得什么。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的需要,而非未来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讲,思考已经成为次要的需求。教师提问,吾不言亦不思;教师成了“知识的公报者”,学生成了“在场的缺席者”。教师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学生就开始上网百度。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让人们的大脑变得更加懒惰。笔者曾给学生留了这样的作业:自主选择你所观察到的教育现象,运用自己所学过的教育教学理论进行分析。结果是80%的学生不加思索地从网上复制、粘贴后就交上去。学生不愿意思考,也不会思考。另外,传统的教育观念、长期对学生存在的忽视,也是造成学生无思倾向的重要原因。一些教师认为自己就是知识的占有者,要严格按照自己的教学计划把知识传输给学生,课堂上无暇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学生成了知识接收的容器。这种长期的高压罐装式学习方式把学生训练成了不会思考也不能思考的学习机器。由于学校教育体系的封闭性,以及教师对学生的低估,很少有人意识到学生的课程资源价值,甚至对学生资源持一种拒斥和漠视的态度,导致学生资源一直处于荒废状态,制约了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
三、地方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的解困之策
(一)学校要重视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1.加大对公共教育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整体提升教师质量教师不仅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教师本身还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他们是素材性课程资源的重要载体。因此,开发课程资源,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学校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大力吸引优秀的高级人才充实公共教育学教师队伍,增强教育学教师队伍的软实力,减轻现有教师的教学工作负担。另一方面,提供专项经费,鼓励本校教师到国内外高校进行学习与交流,扩大教师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同时学校还要营造有利于教师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环境与氛围,鼓励教师之间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开展研究与合作。教师之间成为合作者与促进者,在交流经验与共享课程资源的过程中,积累与开发更多的课程资源。
2.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教师自主拓展教学时空从学校现有的教学时空资源来看,短时间内难以增加公共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课时。学校要鼓励教师另辟蹊径,自主增加公共教育学的教学时空,并根据实际情况为拓展教学时空的教师核算工作量。拓展教学时空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公共教育学教师可以定期举办教育沙龙,以开放的形式让学生自主参加。另外,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信息时代的教学活动不能仅局限于教室内与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网络与学生进行实时在线交流,还可以建立QQ交流群、微信交流群等,让学生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教育学,探讨教育问题。学校要有相应的制度、政策,以保障、支持教师自主拓展教学时空。
3.改变课程评价方式,赋予教师课程资源的决策权力课程评价方式影响着课程的实施过程,同时也影响着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地方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实行的是期末全校统一考试。期末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学生考核是否及格主要还是看期末考试成绩。这种只重数量和结果而忽视质量和过程的评价方式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以及记忆的精确程度,造成的结果是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而不是学生学什么就考什么,“学生的目标就是堆积知识,需要时炫耀一番”。学生考前突击复习,考后只留下卷面上的成绩,其余的知识又全部还给了老师。教师为了避免背上不讲教材的骂名,为了学生所谓的学业成绩,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与数量,最终变成了书本知识的复制者、知识的传声筒。因此,要解决地方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之困境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必须改变课程评价的方式,实施数量与质量并重、结果与过程相结合的课程评价,增加教师实施课程评价的弹性空间,赋予教师课程资源的决策权力,允许教师把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其他更多的课程资源融入课堂。而不是把忠实于原有的课程内容、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进行、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认知性知识的传承任务作为对公共教育学课程评价的标准。大学课堂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它应有的学术性。科研成果向课程资源的转化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因为“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到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精神。只有他才是活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通过他的循循善诱,在学生心中引发出同样的动机。只有自己从事研究的人才有东西教别人,而一般教书匠只能传授僵硬的东西”。只有改变课程评价方式,赋予教师课程资源的决策权力,才能激发教师开发课程资源的热情,提升教师开发课程资源的能力,开发出更多优质的课程资源。
(二)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课程资源观,增强课程资源意识
课程资源观就是人们对课程资源的态度和看法,课程资源观对教师开发课程资源起着导向作用。传统的课程资源观认为资源就是现成的和静态的,因此,教师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只是注重文字和实物资源,而淡化了活动资源和信息化资源;只看到显性的资源,却忽视了隐性的资源;过分强调条件性资源,却遮蔽了素材性资源。信息化社会的教学要求教师必须有开放的意识,树立“为课堂教学所用,皆为资源”的课程资源观。开放的课程资源观将会使公共教育学的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给现实的课堂教学带来活力。公共教育学的课程资源可谓丰富,它弥散于学校内外的方方面面。学生的兴趣、经验、问题、困惑,教师的智慧、经历、教学风格,家长的特长与成就,校内、校外活动及校园文化,还有每天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教育问题与教育现象等,都可以成为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是如何挖掘其课程资源的价值。课程资源相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对象性的,它不会自觉地进入课程领域,需要主体发挥意识活动的能动性去认识和开发。意识是人所特有的反映现实的最高形式,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反映。意识影响着人的行动。具有课程资源意识的教师会在不经意间敏锐地觉察到课程资源的存在并积极主动地去开发利用它。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课程资源意识,才会开发出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
(三)充分挖掘学生资源,激发学生的能动性
现代课程资源观认为,学生不仅仅是学习者,是教育的对象,同时他们还是一个个亟待开发的课程资源宝库。学生掌握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每一位学生都可以为集体提供不同的信息,经过教师的挖掘可以转化为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资源。另外,学生教育经历、生活体验、学习困惑与感受等也都是宝贵的课程资源。当然,资源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教师的开发与培育。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与获得,只有当知识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内化为个体经验才是最有价值的,学生才能体会到学习的意义,才会主动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去。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是无效的教学,真正的学习过程是学生主动地对知识进行有意义的建构过程。学生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可待点燃的火把。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个充满活力、具有思维和判断能力、处于不断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鲜活生命。每个学生都有潜在的学习基因与学好的愿望,教师就是要努力激活学生心中想学的意愿,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摆脱原有的功利性学习。“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的是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的是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
(四)注重课程资源的动态生成,不断创生新的课程资源
动态生成课程资源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超出教师预设方案之外的对教育教学具有帮助作用的教学问题或教育事件。课程资源与其他资源不同,它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过程。课程的实施过程并非总是线性的,而是在动态的环境中实现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环境(尤指心理环境)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场域。“当教师面临具有流动性特征的课程情景时,总会在不断生成的课程中进行价值性选择。选择使人具有偶在性,教师个体也因此要承担教育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是因为判断的不可重复性。当我们把课程当作一种教学资源,而不是强制性的负担时,我们就赋予了课程巨大的弹性空间,这一空间也就可以催生一系列精彩的‘细枝末节’并提供课程生成的机会。”动态生成课程资源没有既定的目标,也没有固定的模式。教学过程的偶发事件,教师的教育机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思想的碰撞,学生的提问,学生对问题的不同见解等都可以成为动态生成的课程资源。它具有即时性、偶在性、情境性、创造性以及不可预知性,随着教学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稍瞬即逝。因此,创生新的课程资源需要教师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教师要善于观察和捕捉教学过程中的有用信息。同时教师还应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判断与选择能力,因为并不是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都可以转化为课程资源,需要教师不断思考并加以判断和选择。在动态生成新的课程资源过程中,教师不仅是课程资源的利用者,更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和创造者。教师只有注重课程资源的动态生成,不断创生新的课程资源,公共教育学课程才会呈现出应有的活力,回归原有的意义。
师范教育将进入调整阶段。控制规模,提升人才培养层次将是师范教育的长期发展趋势。地方师范院校由于师范生比重大,生源质量不高,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设施不完善等,在调整过程中将面临严峻考验。只有加强师范生教师素质培养,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因此,改革教育学课程教学,提高教育学教学效果,对教师培养、师范院校生存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学现状
公共教育学是师范生的基础必修课,在学生现代教育理念形成、基本教育教学能力和态度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教学状况却不容乐观。
(一)公共教育学课程设置不合理,没有体现其应有地位
作为专业基础课的公共教育学课程课时偏少,时间缺乏弹性,且教育学和心理学、学科教育学、教育实见习等教育课程之间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缺乏必要的科学分工和协作,课程设置逻辑顺序颠倒,教学内容重复,不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教育科学知识。更为严重的是,公共教育学课程本身的知识技能部分和实践能力培养部分设置不合理,要么脱离,要么仅取其一[1]。
(二)公共教育学教材内容陈旧,无法适应教学实践
现有公共教育学教材体系大多沿用前苏联教育学模式,内容单调、抽象、空泛,缺乏吸引力,很难激发学生的求知兴趣。这些教材过于强调学科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而覆盖面过宽,针对性不强,导致与其他学科交叉重复,给人以庞杂之感。而且教材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感,即脱离中小学教育实际,不能反映当代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成果。
(三)公共教育学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效率低
多数学校开设的教育学采用大班授课教学形式,几个班一起上课,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教师多运用讲授式教学法,课堂上多半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较少运用教学互动、讨论、科学研究、课堂辩论等方法,课堂教学气氛沉闷,导致学生厌学,教学效果差。
二、公共教育学教学困境的原因
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产生上述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学校方面
教育理论知识体现了师范院校的专业特性。然而,长期以来,各师范院校往往更重视学科专业知识,普遍存在对教育理论知识重视不够的现象。教育学课程一直被列在公共必修课程系列中,与体育、哲学等都被视为非专业课程。在“公共课程”的统称下,教育学与其他公共课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被掩盖,这也使师范院校的本质特色被淡化。这种“轻师范性、重学术性”的倾向在师范院校的转型过程中更加严重,导致学校在教育学课程建设中的投入严重不足,学科发展停滞不前,不仅降低了该课程在师范生心中的地位,削弱了师范生对其的重视程度,也影响了教师对该课程的教学积极性。加之师生间的相互影响,这种消极态势日益增强[2](P73)。
(二)学生方面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有知识、高学历就能当教师”的观念,导致高师院校忽视教育类课程建设。许多师范生也对教师职业专业性认知不足,缺乏以专业人员标准要求自己的意识,缺乏学习教育学科的热情与紧迫感[2](P77)。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大学教育是专业对口教育,专业课学好了自然会成为一名好教师,因而,轻视公共教育学等教师教育类课程,导致自身教育类知识不足,就业能力差。
(三)教师方面
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主要有教育学专业教师任教,其知识结构不合理。一方面,对其他系科的知识缺乏了解,教学时无法联系学生的学科专业进行讲解,使学生感到生疏、空洞;另一方面,对有关基础理论学科如哲学、文学等知之甚少,理论修养较差,理论思维层次不高,从而制约其对教育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深入浅出的讲解,导致教学过程中“照本宣科”的现象屡屡发生。更为严重的是,教师欠缺实践经验,大部分公共教育学教师都是从高校到高校,缺乏中小学基层工作经验。加上平时不善于吸收、积累基层的先进工作经验,导致他们授课时无法举出生动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无法结合基础教育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阐述,最终给学生留下“泛泛而谈”“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印象,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三、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一)提高对教师职业专门化的认识
我国教师职业专门化进程缓慢,是影响包括公共教育学在内的高师整个教育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深层原因[3]。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转变高师学生对教育学科的看法,提高教育学科的教学质量。首先,需要国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引导人们认识到教师职业专门化的重要性,切实推行教职专门化。例如,借鉴发达国家教育教育课程的成功经验,把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课程纳入统一管理轨道,建立统一课程标准,在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实行教师教育课程证书制度,力戒形式主义,严格要求;建立师范院校学生的教师教育课程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者由国家教育部统一颁发教育科学证书,作为教师资格认定的依据之一。其次,师范院校应将以公共教育学为核心的教育课程教学效果和师范教育发展相联系,同时,将各院校教师教育课程证书获得率作为衡量师范院校办学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作用,以此推动师范院校包括公共教育学在内的教师教育课程发展。
(二)加强公共教育学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薄弱是导致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学质量不高的直接原因。为改变教育学教材杂、乱、旧的状况,可由国家教育部牵头建立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委员会,集中优秀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教学第一线的优秀中小学教师,共同编写公共教育学课程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多个权威版本的教育学教材供各师范院校选择。各版本的教材应综合相关教育学科精华,充分考虑内容的逻辑顺序、结构和层次合理性,及时反映国内外最新教育教学改革或实验成果,符合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同时,考虑公共课的特点,教材不仅要有理论深度还要有丰富的实际材料及大量生动形象的插图,增加教材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激发学生兴趣[4]。
(三)提高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的素质
“教师素质乃教育之本,任何一门课程的授课效应和教育教学质量在其现实意义上都是由教师的素质决定的”[5]。教师素质不高是影响公共教育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原因。提高公共教育学教学效果,应组织优秀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师范院校可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挑选具有丰富中小学教学实践经验、精通教育理论、懂得教育规律的教师担任教育学的教学工作,对缺乏中小学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采取有针对性的补课措施,提供条件安排他们到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第一线体验教学。同时,设法扭转对待专业课和公共课厚此薄彼的倾向。每个教师既要上专业课,也要承担一定量的公共教育学教学任务,将待遇、职称评定和职务晋级与公共课教学挂钩,并定期评估其教学效果。通过完善制度使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才智,变消极应付为积极进取,不仅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而且努力探索师范学生教育学教学的新方法,开创教育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
(四)加强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
良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生能力与素质。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多数教师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学生能力培养,只注重知识记忆而忽略知识理解、运用。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实行讲、练、用结合的方法。
1.在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
教育学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目的是让学生经历研究过程,掌握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研究态度和研究能力。教师可以围绕基础教育的新一轮改革要求设计一些研究主题,或由学生提出相关问题,利用课外时间或见习机会开展课题研究。通过研究进一步了解中小学的课程改革,接触中小学教师,并学习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和经验。因此,专题研究性学习能够使学生由课内走向课外,由书本走向实践,发展思维,锻炼与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5]。
2.采用问题教学法,注重课堂讨论
问题教学,即“通过引导学生研究实际问题进行教学”。实际问题既可以来自教材,也可以来自教改实践。课堂讨论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以班级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学中的某一中心问题,在独立钻研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相互启发,互相学习。在问题教学中,学生以质疑的批判精神探究问题,审视教材内容和改革实践,可以培养自身的问题意识,勇于突破权威、经验和常规,树立“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
3.运用案例教学法,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需要以案例教学为切入点,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调查、阅读、观看、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使学生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公共教育学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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