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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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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封闭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村落生存结构虽然已被打破,但其根植于乡间的社火活动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消融。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评价标准的渗入,笔者认为探讨当下浚县社火与西方当代美学的共通之处,将更有利于建立我们自身的美学评判标准,促进“社火”这一艺术奇葩的保护与利用。浚县社火在其绘画语言方面所体现出的平面意识,以及在美学题材中所体现出的大众意识,都与西方当代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为艺术创作中展现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能性。
论文正文:
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
西方当代美学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艺术媒介的论证,形成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自律性艺术实践美学。其平面意识作为美学意义中最本质的媒介特征之一,越来越得到肯定与重视,当代架上绘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阐释着平面意识的回归,从平面走向简化的视觉意味状态,又从简化走向材料的原始物质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浚县社火本身就沿袭着创作的平面化美学倾向,往往不采用完整的三维视觉效果,主张强调形象的外轮廓,不强调物体的实体感,捕捉物体的典型特征,创造自然简洁的画面语言。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题材的观念化是因为绘画的叙事性与记录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照相机的发明与普及所取代,对绘画是否还应具有社会美学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止,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化追求后,人文精神的回归使艺术家们更趋于关注当下的即时的大众的美学现象,更贴近大众的美学接受层面,如波普艺术与涂鸦艺术就是将绘画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表达对当下社会的直观认识。浚县社火表演作为大众美学的一种,在表演的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大众美学概念的传达,从浚县社火表演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体现出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审美接受的变化。
以西方当代美学为参考系,将三个不同时期较具有美学意义上平面特质的艺术流派与浚县社火做平行比较,以期更深入的认识浚县社火表演的当代语言特征,将认识转化为绘画手段。
其一是印象派塞尚的画作中传达出主题结构的二维平面性。如《圣维克多山》这幅名作中将山的形体进行三维空间压缩,用山本身“形”上的平面特征来组建画面基本结构,产生画面韵律感与节奏感。
对应浚县社火语言也是通过形的重复,将视觉感受指向平面形式,用或明或暗的主线将视觉感受连接起来,形成具有旋律感的静止画面。如挑花篮表演中,将每一个表演者想象为独立的平面元素,先将人物想象成具有块状结构形式,藤条想象成具有线状结构形式,花篮想象成点状结构形式,然后再将这些单独的形象组建为具秩序美感的整体画面语言,按其运动态势结构为统一的画面效果。
其二是立体主义把体积分解成暗示几何形立体的平面。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多面体平面的技法,将物体的局部用平面化的语言构建起整体知觉性的画面形象,通过画面重叠和并列的平面体系,使画面呈现零乱与穿插的视觉效果,有时甚至运用实物拼贴的方法来张显平面与深度的矛盾特质,向平面化演进。画面呈现的是结构的整体,而非生活原型的整体。在画面中将动物头部与身体扭曲,五官在面部作错位排列,体现了一种扭曲的平面美。
对应浚县社火的表演形式,始终伴随着穿插走动,形成的视觉印象本身就是具有真实的片断感和虚拟的整体感共同作用下的意识形象,这种感受吻合立体主义的多面体平面构成语言,可以将人物与背景融会为虚幻的富有童趣的平面语言。在材料的应用上浚县社火本身就是就地取材,显露材料本身特质已成为当代审美趣味追求之一,浚县社火往往就是选择生活中的实物来进行表演和装饰,比如有些舞狮的狮身就是用家里常用的粗布线头等缝合而成,形象塑造也随性而至,有时难免有所失实,但却具有质朴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美学意味。
其三是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认为画面必须完全由纯粹造型要素构成,那就是平面和色彩,认为线形与色都是画面的本质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如杰克逊·波洛克的《秋天的节奏-编号30》中,将颜料随意地泼溅在帆布上,在画面上显现出自然的流淌线条、滴落的色点,线与线、色与色相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画面。绘画品格具有令人动容的大自然品质,产生视觉纯粹的愉悦美,强调人为拼凑的主观性,强调随意性和偶发性趣味。并且在画面中有一种特殊的技法即分形法,所谓分形,就是让画面某些局部与画面整体呈现同样的形状。
对应浚县社火表演的画面形式,处处显露着这种自然的随意性的构成语言,往往用琐碎的凌乱的造型拼接成整个的视觉形象,如在耍狮舞龙中为了渲染热闹喜庆的气氛,将少则三四只,多则十数只狮子集中在一起,上下攒动,熙熙攘攘的舞作一团;在舞龙中,往往又十数人共同舞动一条大龙,表演时龙身下的表演者,随着鼓点迂回游走,形成纷乱的视觉感受,在不经意间却突然发觉巨龙已然盘绕腾空而起,像座山似的矗立在你的
面前,震撼力不言而喻,体现出随意性与偶发性共存的艺术趣味。其分形法则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无论是跑旱船还是秧歌舞或是挑花篮等舞蹈性的表演中,在整体与局部的形体表现上始终都是有所暗合的,扭动的秧歌表演者本身形体姿态往往就与整个舞蹈走动穿插的形态具有相近性。
浚县社火表演与西方当代美学关注的都是人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状态,对大众美学精神内涵的追寻,是伴随着本我意识的崛起,在题材的大众化表现语言中折射出社会大众当下的特殊心理状态。
其一是对乡土的眷恋,中国长久以来就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土地的眷恋是自然而然的生发出来的,即使在都市生活的新的一代年轻人,用浚县当地的一位老百姓的话说,“往上查祖宗三代谁不是农民。”我们的根在土地,虽然久已疏远但一旦再次相遇心里依然能激荡起层层涟漪,这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
其二是对情绪的宣扬,民间艺术延续至今,一直都有饱满的生命力,其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与表达,隐含在喧闹的表演之中。长时间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表演中挥洒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是一年里积蓄的情绪,或是事事如意的高兴之情,或许是流年不利的积郁之情。在当代都市人们的教育程度越高,承受的心理压力就更多,心灵的束缚往往也更大,对情绪的宣扬使得人们心灵得到慰籍,也许这就是都市人往往不远千里来参加浚县社火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对温情的期盼,传统的人伦在当今社会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逃脱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道德枷锁,但又容易走向另一个人伦的陷阱,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对亲情的冷漠成为当代人的普遍心理状态。而在浚县这个乡族村落中联系人们的往往就是血缘关系,通过社火表演将这种亲情关系加强与维系,朋友亲人之间除去生活的重担,在那一天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走在一起,心灵得以贴近。
总之,当代西方在美学演进中呈现出一种内省式的发展,无论绘画语言的平面意识还是美学题材的大众意识与浚县社火中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正是这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带来的人们心理的紧张、生活空间的压缩、交流沟通的需要,在美学鉴赏上就反映出对质朴美与童趣美的追求。相对于都市的冷漠,乡间充满的是热闹,笔者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体验到了这种温暖的人性光辉,发现了隐藏在内心的对乡土的眷恋,对情绪的宣扬,对温情的期盼。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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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建筑的设计都要在设计上在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的情况下,还有突出设计建筑的特点,应该在建筑的外形突出建筑的特色,形成建筑上的亮点。这就要求我们的建筑设计师要从建筑的设计上要把握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通过对周围环境的观察,按照一定的层次把自己所需要设计的元素融合进去,在整个的建筑设计要有良好的层次观,把握建筑和周围环境的主从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既符合美学又实际的建筑,还能拥有鲜明特点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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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代建筑设计的美学审视与实施
现代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物质生活也越来越高,对生活的环境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居家住宅和办公建筑以及公共建筑的审美限光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从事建筑设计的人要设计出令人满意的建筑业越来越难,但是,很多的伟大建筑师总是能够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眼光的,归根结底就是建筑大师在建筑美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们能够在设计建筑之初就将想要的设计在脑海中形成初步的草稿,并通过对建筑美学的设计将之呈现在图纸之上。总的来说就是建筑美学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建筑美学的几个侧重点在实际设计中的实践应用来进行说明,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建筑美学中很关键的一项就是统一协调性,在建筑设计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实用性,更要注重的建筑外在美,其中的统一协调性就是其中的关键,建筑师在设计之前会前往建筑的施工地点,以便自己的设计的建筑和周围的环境要统一协调,不能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要使建筑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在建筑美学中是十分关键的。
1.1建筑外形的统一
在建筑设计的时候,建筑师要思考建筑和周围的环境关系,通过观察一些细节,和对周围环境的实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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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建筑的设计风格,从而达到美学的要求。在查看时这就需要我们的建筑师要有足够的美学知识来进行筛选,把最符合当前环境的因素罗列出来,其中的首要因素就是要保证新建建筑物要符合周围环境,使之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如果没有做到这样,即使设计的建筑物在美,也会显得建筑物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给人以整体的美感上就缺少了统一个美感。因此,在设计建筑时要首先注意建筑和周围的环境要协调统一。
1.2建筑设计的主从关系设计
每一次的建筑的设计都要在设计上在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的情况下,还有突出设计建筑的特点,应该在建筑的外形突出建筑的特色,形成建筑上的亮点。这就要求我们的建筑设计师要从建筑的设计上要把握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通过对周围环境的观察,按照一定的层次把自己所需要设计的元素融合进去,在整个的建筑设计要有良好的层次观,把握建筑和周围环境的主从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既符合美学又实际的建筑,还能拥有鲜明特点的建筑。
1.3通过建筑色彩实现设计统
每一幢建筑物都有它自身的独特气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美学中的色彩设计能够实现,为了保证建筑凸显出这独特的气质,这就需要建筑设计师要能将色彩运用到极致,在不破坏周围环境的情况下,通过对
色彩的运用,将建筑物与周围的环境统一协调起来。因此,在建筑的材质和外观色彩的选择上就要小心谨慎,要在建筑物的设计上通过色彩的变换,形成一种旗帜鲜明的特点,但又不破坏美感,只有通过对色彩的掌控才能做到这一点。
建筑的设计需要注意建筑的均衡稳定性,建筑师在对建筑物的选材上、颜色的运用上、层次感上以及建筑的大小、形状都是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美感的。但是,设计师需要注意的在啊这些元素的运用时,要保持建筑物内部和外部的均衡稳定性。
2.1房屋建筑设计中的均衡设计
建筑师在进行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在设计中注意建筑的层次的设计管理,通过对建筑物的设计使建筑的各个部分均衡,做到层次清晰,在色彩的选择上使之富有变化,使建筑的各个部位的的搭配上均衡,只有得当的均衡设计才能保证建筑的美感。通过建筑的设计中的均衡设计就可以突出建筑的特色和主题,也使建筑本身更加的形象和立体,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因此,建筑师要在建筑的设计过程中掌握好均衡设计,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2.2对称均衡
在对建筑的设计的时候,很多的建筑设计师都会使用对称均衡的设计,这样设计出的建筑,能够带给人一种简洁、合理的感觉。其实在建筑物的设计采用对称均衡是建筑师在技巧应用方面最好的体现,通过对称均衡的设计,很容易给人左右对称平衡的感觉,这样的设计可以显示出建筑的大气和中正,给人一种坚实可靠的感觉。
2.3不对称或不规则房屋建筑的均衡设计
在建筑进行设计的时候,有些时候给建筑师的地方并不是很理想,在此基础上建筑师往往要别出心裁,设计出既符合人们的审美观的建筑,还要有很强的实用性,这就需要建筑师要合理的使用不对称和不规则建筑均衡设计,通过不对称或不规则的建筑设计使用使建筑达到合理均衡。
2.4房屋建筑的稳定性设计
建筑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实用性。因此,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建筑的稳定性,一般的建筑都是下大上小,通过这样的设计就可以很好的给建筑物起到稳定的作用。
例如世界著名的建筑一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正是采用了这一经典的设计,但是最初建成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埃菲尔铁塔有问题。但是。通过后来的证明,埃菲尔铁塔不但没有任何问题,反而是建筑学上的一大壮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筑的稳定设计在建筑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建筑的设计中对建筑的房间的设计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房屋的设计不单单决定了建筑的实用性,也决定了建筑的内在美观。在进行建筑的内部设计的时候要保证设计出的房屋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也要考虑建筑美学。其实建筑内的房屋的设计是考验建筑师对建筑内部空间的一种掌控能力,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带给一种空旷或者压抑的感觉,因此,做一名合格建筑师要在空间的控制上把握精准,在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多方位,全方面的考察,从各个角度都要照顾到,才能使设计出的建筑既坚固又美观。
在对建设设计的时候也要注意建筑的一些细枝末节,例如,房间的采光、房间的温度调节能力等等,很多的地方都是需要建筑师要注意的,在门的开口方向,窗户的通风透气能力都是需要设计师要留意的地方。因此,一个合格的建筑设计师要做到建筑学和建筑美学都要有深厚的功底,只有对所有的建筑元素都熟悉,才能在设计中信手拈来,设计出既符合审美又实用的经典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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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筑审美开始了新一轮的趋同。这个时期整个人类社会表现为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和文化都突破了国界,形成了世界范围空前的大融合,因此现代建筑运动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圈,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国际式建筑迅速统一了全世界的建筑语言。这是一次建筑美学的大趋同,并在发展中完成了其建筑理论框架的建构,从而建筑创作活动以及对建筑的欣赏与评价均以此为参照系统,其作用和影响至今还能够从许多新建的建筑中体现出来。可是很快这种国际式建筑风格在人们眼中就由美变丑了。从接下来的几十年到现在,建筑美学都在努力挣脱现代主义建筑的模式化束缚,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人们也试图透过当前多元化的样态发掘一个正在萌芽状态的、类似于现代主义之初的新事物,这表达了人们对一个确定或可能确定的“普适”法则的期待与追求。然而,普适法则所依赖的“普适情境”却无法当今找到。
作为建筑审美的发展,人类中心论被逐渐打破。在当代人类世界有两种相关的危机:第一种是最直观的危机是环境的危机;第二种更微妙,也同样是致命的,这就是人类自身的危机——人类与自己的联系、与所有包围人类的一切关系的危机,还有和地球上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危机。这两个危机是紧密联系着的。如何恢复人与自然之间正常而和谐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不受污染的绿色生存空间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了当代人的面前。“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的交通、能源、治安、住房等,全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城市的文化风尚、价值体系、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隔膜,迫使人们迫切希望离开城市,回归自然、回归乡野,这或许来自于一种怀旧情感和浪漫情怀,当然,也可以是一种来自于建筑审美的冲动”。
哲学家和生态学家们认为,要切实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必须以一种有机论和生态平衡论取代“人是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这种人类优越论。与其去征服自然,不如学习如何保护自然,如何保持同自然的平衡、协调。如果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自然“可持续”被榨取的限度,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人类的发展同人类以外的自然生物的发展协调起来,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决非只是人的工具的价值,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将成为一种可能。建筑聚落作为自然中的一个有机系统,其中每一个生命体都和自己的种群、其他的种群以及非生物的环境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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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由此也折射出中国当代美学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渐深入,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折射出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在世界美学的大背景下,国人极力凸显中国美学的独特地位与丰富资源,此举也反过来影响美学辞典的编纂风格,并在电子信息时代酝酿着更大发展。
关键词:美学辞典 中国当代美学
从1981年译介苏联学者奥夫相尼柯夫的《简明美学辞典》,到2007年邱明正主编的《美学小辞典》(增订版)出版,美学辞典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这近30年的时间跨度中,各式各样的美学辞典有将近20部之多。
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也由此得到鲜明展现与不断推进。
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可大致作以下概括:
第一,从无到有。1981年,《简明美学辞典》中译本出版,这也是第一本中文版的美学辞典。五年后,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美学辞典》[1]才正式面世,并由此走向兴盛繁荣之路。美学辞典的出版在1986—1995年间最盛,共出版了12部,而这也是当时的辞书热在美学领域的反映。
第二,从简到繁。《简明美学辞典》出版时,收词只有235条,全书不到27万字。十年后,《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出版,收词增加到2200多条,字数近120万。再过十多年,《中华美学大词典》(第二版)的收词达约3400条,全书字数近178万。
第三,从综合到分类。早期美学辞典,多着眼于对基本美学理论的介绍与解释,尚缺乏对具体部类的细致划分。1987年《文艺美学辞典》出版,开始将重点放在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上,试图对研究领域及辞典的适用范围作体系内的进一步限定。此后,遂有《诗歌美学辞典》《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以及《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等划分更为细致、关注重点更为明确的专科辞典。
第四,从借鉴到原创。美学辞典的编纂初期,多是依照西方学术理念来筛选范畴、阐释概念。内容上虽然也中外并收,但中国美学所占比重与其在世界美学界的实际分量并不相称,如《美学辞典》里的中国美学术语只有36条,占全书的1/18强,所以这些辞典也就谈不上有多少中国特色。直到《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出版,才试图将关注中心对准美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力图发掘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该辞典“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各个领域,也突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2]。这项工作也得到后来的逐步推进,如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主要以蔡钟翔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为基础,以精简的形式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字数上超出《中国古典美学辞典》达9万之多;而林同华主编的《中华美学大词典》则着意“以宗白华先生倡导和奠基的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为特色,表达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山川俊美、思想丰富、历史悠久的文化结构”[3],力求全面反映中国美学史。由此,把美学史看成审美文化史、审美理论史、技术美学史以及艺术审美史之四者综合,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美学,极力凸显中华民族丰富的审美文化遗产以及当代的审美文化硕果。范围之广、篇幅之巨,均远超前人。
当代中国的美学辞典,其编排体例一直注重信息检索的速率以及信息利用率。这既表现在条目编排常按学科体系分为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以及具体艺术门类等各个部分,也表现在同时设置部首索引和音序索引,兼顾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的美学爱好者的使用需求。所不同者,是总体信息含量的大小以及辞典编纂背后所隐含的学术理念、学术观点,而这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筛选范围以及对词语、命题的解释。可以说,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浓缩了中国当代美学在这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
译介第一部国外美学辞典时,中国美学处于十年内乱之后的复苏期。那时候的美学研究、审美活动似也负有解放思想的重任,人们亟需一本像样的美学辞典作为明辨美丑、探究美学问题的指南。但《简明美学辞典》只收常用美学词语235条,显然篇幅过小且不能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由此遂有《美学辞典》应运而生。后者只重点收录有重要地位的美学家、流派、专著以及在某个艺术领域对美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些常用美学术语,而忽略在世的学者及其著作,所以全书只有673个词条。
此后十年,进入美学辞典编纂的高峰时期。所出辞典中,—部分是供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和广大美学爱好者参考查用的,另一部分则兼顾学术性与知识性,并积极吸收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美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在此得到更加集中的展示。姑举其中几例:
其一,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学辞典》问世时,国内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还了解不多,诸多条目(如“结构主义”、“信息论美学”、“接受美学”等)都属较早引进的西方学说,且对这些概念的剖析也尚不深入。该辞典对于西方自古希腊至当代的所有美学思潮、艺术流派,仅以38个术语条目和151个人物条目作扼要介绍,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阐释尤显薄弱,甚至对于当时西方美学界正在发生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的转向,竟然只字未提。这些都与西方美学的实际情形不大相称。
蒋孔阳主编的《哲学大辞典•美学卷》中,与西方美学相关的条目有近700个,更别说在“美学原理”部分还有专门介绍。该辞典所涉范围既有时代、思潮、流派,也有学说、术语、人物、著作,此外还有美学会议、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学术刊物,视野已经大大拓展。
出版于1996年的《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虽将筛选范围框定在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而且是当代西方美学领域中业已成熟的22个流派,但各类术语与命题达到480多条,总字数达64万。对于这些学派常用术语的辨析多能厘清其来龙去脉,甚至勾勒其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用法及含义。这为学界同人研习当代西方美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编纂者之所以能掌握这么多材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0年代以来美学界大胆引进、译介了数以百计的当代西方美学名著,且有《美学译文》《世界艺术与美学》等丛书或期刊相继译介了许多当代西方美学资料。
其二,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如前所述,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美学辞典,对于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并未予应有的重视,虽然也涉及一些中国美学术语,但无论是内容的筛选还是概念的辨析,都显得视野狭窄或阐释简略,尤其是对《周易》中的美学思想未能充分开掘。《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收录与中国美学相关的名词、学说条目将近440条,人物、著作、刊物条目300多条,对于“拙”、“自然”、“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才胆识力”等此前人们重视不够的范畴或命题都有论及。
至于《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因为有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作基础,故能集众家之长,对中国美学的诸多概念都能作出沿波讨源的辨析,譬如其中的“妙悟”、“雄浑”、“自然”、“文质彬彬”等。但该书在编排上却将范畴和命题混在一起,以致或多或少消解了范畴的普适性与命题的情境约定性之间的差异。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直非常重视。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就已介绍到中国。60年代,学界曾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十年动乱期间,学术研究空寂,而80年代又恢复既往的讨论,并且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向‘反映’论深化,有的向‘艺术生产’发展,有的向‘主体论’拓展,有的向‘形式论’努力,有的向心理学逼近,有的向‘读者反映和接受理论’靠拢,有的着意在‘批评方法’和‘术
语概念’上翻新。”[4]在众多的讨论中,学界对于“美的规律”、“尺度”等核心概念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情形在美学辞典中也有反映。例如,《美学辞典》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作扼要介绍,但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等核心概念并没涉及;《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人物及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美的规律”等词不光有词源学上的考证,还着重介绍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学界普遍感到美学研究已经进入高原状态,很难再有多少实质上的推进。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成了学界普遍担忧与热议的话题,虽然问题的提出常从“文论”着眼,但谁也不能否认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学领域。
在此大背景下,美学辞典编纂热也逐渐降温,十年间的出版数量只及前一个十年的一半,并且其中对于西方美学部分,除了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以外,在学理上的推进并不让人乐观。对中国美学资源的进一步开掘,则是这段时间的突出成果,而这当以《中华美学大词典》的编写为主要标志。
该词典初版于2000年,两年后再版。不仅在篇幅上远超此前任何一部美学辞典,而且在内容的选择上也有不少新的举措,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民族资源的重视以及对审美文化之边界的拓展。以往的美学辞典,不论是中西合璧的还是专论中国的,一直都着眼于正统的、主流性的作品、概念和思潮,而对民间的和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所呈现的积极因素重视不够,《美学辞典》虽然也涉及民间艺术,但仅有几个词条。90年代中后期关于“失语症”的那场广泛而热烈的争议,使美学界深刻认识到华夏美学资源的宝贵之处。唯有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本民族的美学资源并对它们加以现代的整理与阐释,才能使中国美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族群色彩。这既是剖解中国文论“失语症”这一难题的上佳途径,也可将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落到实处。出于以上考虑,编者在美学辞典中大力搜罗中国古代与现代、庙堂与民间、人文与自然、汉族与少数民族等等各类美学资源,并赋予美学研究以文化研究的品性以致走向“审美泛化”的做法,也就显得很自然了。该辞典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美学人物的选择略嫌宽泛。
美学辞典在中国,可以说曾经经历了一段饶有意味的历程。编纂初期,以译介起家;此后的繁荣,多停留于知识性与学术性的复杂纠葛之中;再后的降温,也是美学研究由热到冷的真实显现。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切入点,来展示甚或回顾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这既非最佳视角,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因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进程,要远比前面所说的复杂。
单就改革开放之后的近三十年来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美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在美学思想的立足点上,加强了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学科的问题空间上,除了引入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外,进一步扩大到审美心理、审美教育、审美范畴、审美文化等问题;在研究范围上,除积极推进美学原理的建设外,大大拓展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辟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文艺美学、心理学美学、接受美学、当代人类学美学等新学科也逐步得到健全和发展,建筑美学、服装美学、企业美学、医学美学、影视美学、都市美学、生态美学、计算机美学等新课题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索;在学术层次上,近年来开始延伸到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乃至于对学科合法性等问题的思考,显示出元美学的某种理论气质,展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5]在新世纪,更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环境美学”以及美学的边界问题等层出不穷的新论争。如此异彩纷呈的学术进程,不一定每次变换都能在美学辞典中留下印记。所以,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视角来展示或回顾,注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
至于美学辞典编纂中的是非成败,也很难有一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是追求大而全,还是追求小而精?是追根溯源杂列众说,还是举其大要点到即止?这中间的“度”实难把握。此外,对于美学术语与范畴的每次解释都是一种新的阐释,这中间也没有标准答案或最佳操作范式。其魅力在此,其教训也恐在此。
但不管怎么说,美学辞典曾在中国美学的当代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普及美学知识,使对于审美活动的思考深入到大众当中,也表现在促使学界对整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学科体系都进行一番深入追问。这中间既有经验也有缺憾,有时候是因为编者所处时代资讯不够通达而导致,有时候则是美学辞典作为工具书囿于自身的学术品性而不能随意追赶热点问题而造成。但更多的是因为辞典编纂背后的理论支撑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美学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只是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之缩影而已。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审美对象的繁复性以及审美意识的不确定性与美学辞典的科学性、明晰性之间,向来有着不大容易协调的难题。尤其是在当今,随着信息传递的日益便捷与媒介多样化,审美风尚时时更新,审美观点与审美趣味也日新月异。审美活动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向更广阔、更深入的范围渗透,但美学研究已经成为越来越少的坚守者所愿意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再去编写一部知识介绍性的美学辞典,似乎意义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重要。今后的美学辞典,似乎应在学术的深刻性上以及更深入地开掘中国民族与民间的美学资源方面下力气,而网络化时代也为新型的美学辞典之编纂提供了不少便利。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美学资源数据库,其信息含量之丰富、检索方式之便捷都超越于以往时代,那应该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美学辞典”。
[1]?本文所说的《美学辞典》,均指王世德主编的《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并非A.A.别利亚耶夫等的《美学辞典》(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
[2]?周来祥,王杰.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评《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学术论坛,1992(3).
[3]?林同华主编.中华美学大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马驰.艰难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郑元者.上海美学研究发展报告(1978-1998)∥郑元者.美学心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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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55于是,喜剧的特征是笑,喜剧艺术的特征是滑稽、幽默、诙谐、讽刺……,这是历来研究喜剧的主要话题。但是,纵观喜剧艺术的发展,喜剧的笑中却始终蕴涵着悲剧的成份。阿里斯托芬的笑是一种愤恨揶揄的笑;塞万提斯的笑是悲怆而充满激情的笑;拉伯雷的笑中具有一种伟大的挑战精神;莎士比亚的笑隐藏着反抗专制,弘扬人性的人文精神;莫里哀的笑是战胜人间“恶习”的锐利武器;博马舍的笑是愤怒爆发之前的笑;果戈里的笑是“含泪的笑”;契可夫的笑是笑不出来的笑;尤金·尤奈斯库、塞缪尔·贝克特、弗兰克林·阿尔比的笑则是泪花飞溅的笑。总之,越是细心体会喜剧的笑,就越发感觉到喜剧中蕴涵着人类的悲剧精神,同样,悲剧的生命意识也蕴藏在喜剧艺术中。
悲剧面对残暴与灾难,超越死亡,充分展示精神的伟大与崇高;喜剧面对丑恶,超越生活,充分显示人类对于卑鄙、丑陋、渺小的批判精神,二者都是在为人类的生存寻找一条从有限到无限、从自然到自由、从现实到理想的精神之路。但是,喜剧的笑与悲剧的泪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悲剧通过主体内在需要的宣泄完成艺术的显现,喜剧则通过主体内在需要的满足完成艺术的显现。人的生命根植在自然与社会中,就必须接受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在悲剧和喜剧的艺术世界里,由于艺术与人生存在着距离,人们便可以在艺术的创造、接受中获得尽情地宣泄和满足。面对喜剧舞台,人们可以愉悦地笑,尽情地笑,无声地笑……喜剧的笑不同于现实的笑,它与现实的丑陋、低俗、恶意等引发的笑完全相反,它是人的精神超越现实之后的欢欣,是人们追求自由与光明,抛弃丑恶与黑暗的表达,也是人的生命缺憾得到补偿后的满足和快慰。
喜剧的笑还是一种混合着快感与痛感、高尚与宽容、蕴含着悲剧意味的笑。尼采谈论悲剧时说:“从酒神的笑声里产生了俄林波斯诸神,从它的眼泪里产生了人。”361事实的确如此,《伊利亚特》是描绘希腊人的伟大悲剧,可是悲剧的后面却是一群极富喜剧性的导演人间悲剧的诸神。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鹁鸪国”里,自由的鸟儿、顽皮的猴子使得人们为自由、幸福远离人间而悲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疯狂痴癫,令人笑得发痴,可是,他的内心却流露着倍受摧残,理想化为泡影的悲哀。莎士比亚嘲笑夏洛克的自私、残忍和冷酷,又流露出对这个犹太人倍受歧视的同情。莫里哀笔下达尔杜弗极富喜剧性的表演里,人们可以看到,诚实蒙上了双眼,愤怒扭曲成莽撞,美丽遭受亵渎,真理忍受愚蠢的漫骂与鞭挞。果戈里《死魂灵》里的五个地主可恨、可笑,然而,他们的表演却构成了一曲俄国旧式地主衰败的挽歌。契可夫笔下的“小人物”,完全处于作者幽默、诙谐笔调的包裹之中,但正是这种喜剧性,加强渲染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悲剧,让人欲哭无泪。甚至有的极富喜剧性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莫里哀的《伪君子》、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契可夫的《套中人》、鲁迅的《肥皂》、《阿Q正传》等等,给·60·予人们的情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笑,那些笑中其实已经蕴含着一触即发的愤怒。所以,美国喜剧大师哈里·朗东说,让喜剧是悲剧的愚态,最有趣的喜剧瞬间充满了悲剧意味。
喜剧的笑通常是形式因素引起的,但是,这些形式引起的笑并不都是喜剧的笑,只有笑声里蕴含着人类生命的喜悦和普遍的美感时,它才是喜剧的笑。如果把事物的可笑性和艺术的喜剧性混为一谈,仅仅是利用形式因素把人们从现实生活拽出来,让大家忘情地笑,无生命意义地笑,笑完了再扔回去,这无疑是在玩弄人的生命,让人永久置身于浑浑噩噩之中,使其无力自拔。当然,人的生命需要笑,但笑的欢快离开了与人的生命存在不可分离的现实、离开了生命特有的意义,便会变得一派虚无。也就说,文学的喜剧性不仅来自人与现实世界个别的偶然的碰撞,而且来自人的生命意识与现实性必然的碰撞,这种艺术力量不仅属于主体的感性世界,而且属于主体理性的、非理性的、无理性的世界,它应该具有感性世界之上更广泛、更深刻的生命存在意义的蕴涵,因此,人类的悲剧意识往往在喜剧形式中得以显现。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喜剧文学中,悲剧意味与喜剧形态总是纠结在一起,把“上帝死了”以后人类的生存境遇表现得淋漓尽致。像卡夫卡的《城堡》、奥尼尔的《毛猿》、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萨特的《禁闭》、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既让人们笑得出来,又让人们在笑声中感到悲哀、震惊、恐惧,而回味不已。
20世纪以来,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加速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人们越来越强的个体生命意识与严密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得人类面临的迷宫一样的生存陷阱也越来越多。在如此窘迫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压力下,人类越发处在悲喜交加的困惑中,更需要喜剧的劝慰和激励。但是,当代人的喜剧并不是无限拓展的寻找快乐和刺激的机体运动,它不能在独立担负起自身命运时突然坠入虚无,毁灭自己。也就是说,当代喜剧依然担负着自身的艺术使命,仍旧要呈现有限生存对于无限境界的追求,呈现人类以超然态度迎接现实的挑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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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美学辞典,其编排体例一直注重信息检索的速率以及信息利用率。这既表现在条目编排常按学科体系分为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以及具体艺术门类等各个部分,也表现在同时设置部首索引和音序索引,兼顾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的美学爱好者的使用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学辞典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 :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由此也折射出中国当代美学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渐深入,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折射出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在世界美学的大背景下,国人极力凸显中国美学的独特地位与丰富资源,此举也反过来影响美学辞典的编纂风格,并在电子信息时代酝酿着更大发展。
关键词 :美学辞典 中国当代美学
论文正文:
美学辞典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
从1981年译介苏联学者奥夫相尼柯夫的《简明美学辞典》,到2007年邱明正主编的《美学小辞典》(增订版)出版,美学辞典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这近30年的时间跨度中,各式各样的美学辞典有将近20部之多。
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也由此得到鲜明展现与不断推进。
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可大致作以下概括:
第一,从无到有。1981年,《简明美学辞典》中译本出版,这也是第一本中文版的美学辞典。五年后,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美学辞典》[1]才正式面世,并由此走向兴盛繁荣之路。美学辞典的出版在1986—1995年间最盛,共出版了12部,而这也是当时的辞书热在美学领域的反映。
第二,从简到繁。《简明美学辞典》出版时,收词只有235条,全书不到27万字。十年后,《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出版,收词增加到2200多条,字数近120万。再过十多年,《中华美学大词典》(第二版)的收词达约3400条,全书字数近178万。
第三,从综合到分类。早期美学辞典,多着眼于对基本美学理论的介绍与解释,尚缺乏对具体部类的细致划分。1987年《文艺美学辞典》出版,开始将重点放在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上,试图对研究领域及辞典的适用范围作体系内的进一步限定。此后,遂有《诗歌美学辞典》《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以及《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等划分更为细致、关注重点更为明确的专科辞典。
第四,从借鉴到原创。美学辞典的编纂初期,多是依照西方学术理念来筛选范畴、阐释概念。内容上虽然也中外并收,但中国美学所占比重与其在世界美学界的实际分量并不相称,如《美学辞典》里的中国美学术语只有36条,占全书的1/18强,所以这些辞典也就谈不上有多少中国特色。直到《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出版,才试图将关注中心对准美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力图发掘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该辞典“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各个领域,也突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2]。这项工作也得到后来的逐步推进,如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主要以蔡钟翔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为基础,以精简的形式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字数上超出《中国古典美学辞典》达9万之多;而林同华主编的《中华美学大词典》则着意“以宗白华先生倡导和奠基的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为特色,表达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山川俊美、思想丰富、历史悠久的文化结构”[3],力求全面反映中国美学史。由此,把美学史看成审美文化史、审美理论史、技术美学史以及艺术审美史之四者综合,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美学,极力凸显中华民族丰富的审美文化遗产以及当代的审美文化硕果。范围之广、篇幅之巨,均远超前人。
当代中国的美学辞典,其编排体例一直注重信息检索的速率以及信息利用率。这既表现在条目编排常按学科体系分为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以及具体艺术门类等各个部分,也表现在同时设置部首索引和音序索引,兼顾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的美学爱好者的使用需求。所不同者,是总体信息含量的大小以及辞典编纂背后所隐含的学术理念、学术观点,而这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筛选范围以及对词语、命题的解释。可以说,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浓缩了中国当代美学在这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
译介第一部国外美学辞典时,中国美学处于十年内乱之后的复苏期。那时候的美学研究、审美活动似也负有解放思想的重任,人们亟需一本像样的美学辞典作为明辨美丑、探究美学问题的指南。但《简明美学辞典》只收常用美学词语235条,显然篇幅过小且不能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由此遂有《美学辞典》应运而生。后者只重点收录有重要地位的美学家、流派、专著以及在某个艺术领域对美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些常用美学术语,而忽略在世的学者及其著作,所以全书只有673个词条。
此后十年,进入美学辞典编纂的高峰时期。所出辞典中,—部分是供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和广大美学爱好者参考查用的,另一部分则兼顾学术性与知识性,并积极吸收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美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在此得到更加集中的展示。姑举其中几例:
其一,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学辞典》问世时,国内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还了解不多,诸多条目(如“结构主义”、“信息论美学”、“接受美学”等)都属较早引进的西方学说,且对这些概念的剖析也尚不深入。该辞典对于西方自古希腊至当代的所有美学思潮、艺术流派,仅以38个术语条目和151个人物条目作扼要介绍,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阐释尤显薄弱,甚至对于当时西方美学界正在发生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的转向,竟然只字未提。这些都与西方美学的实际情形不大相称。
蒋孔阳主编的《哲学大辞典•美学卷》中,与西方美学相关的条目有近700个,更别说在“美学原理”部分还有专门介绍。该辞典所涉范围既有时代、思潮、流派,也有学说、术语、人物、著作,此外还有美学会议、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学术刊物,视野已经大大拓展。
出版于1996年的《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虽将筛选范围框定在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而且是当代西方美学领域中业已成熟的22个流派,但各类术语与命题达到480多条,总字数达64万。对于这些学派常用术语的辨析多能厘清其来龙去脉,甚至勾勒其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用法及含义。这为学界同人研习当代西方美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编纂者之所以能掌握这么多材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0年代以来美学界大胆引进、译介了数以百计的当代西方美学名著,且有《美学译文》《世界艺术与美学》等丛书或期刊相继译介了许多当代西方美学资料。
其二,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如前所述,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美学辞典,对于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并未予应有的重视,虽然也涉及一些中国美学术语,但无论是内容的筛选还是概念的辨析,都显得视野狭窄或阐释简略,尤其是对《周易》中的美学思想未能充分开掘。《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收录与中国美学相关的名词、学说条目将近440条,人物、著作、刊物条目300多条,对于“拙”、“自然”、“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才胆识力”等此前人们重视不够的范畴或命题都有论及。
至于《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因为有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作基础,故能集众家之长,对中国美学的诸多概念都能作出沿波讨源的辨析,譬如其中的“妙悟”、“雄浑”、“自然”、“文质彬彬”等。但该书在编排上却将范畴和命题混在一起,以致或多或少消解了范畴的普适性与命题的情境约定性之间的差异。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直非常重视。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就已介绍到中国。60年代,学界曾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十年动乱期间,学术研究空寂,而80年代又恢复既往的讨论,并且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向‘反映’论深化,有的向‘艺术生产’发展,有的向‘主体论’拓展,有的向‘形式论’努力,有的向心理学逼近,有的向‘读者反映和接受理论’靠拢,有的着意在‘批评方法’和‘术
语概念’上翻新。”[4]在众多的讨论中,学界对于“美的规律”、“尺度”等核心概念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情形在美学辞典中也有反映。例如,《美学辞典》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作扼要介绍,但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等核心概念并没涉及;《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人物及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美的规律”等词不光有词源学上的考证,还着重介绍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学界普遍感到美学研究已经进入高原状态,很难再有多少实质上的推进。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成了学界普遍担忧与热议的话题,虽然问题的提出常从“文论”着眼,但谁也不能否认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学领域。
在此大背景下,美学辞典编纂热也逐渐降温,十年间的出版数量只及前一个十年的一半,并且其中对于西方美学部分,除了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以外,在学理上的推进并不让人乐观。对中国美学资源的进一步开掘,则是这段时间的突出成果,而这当以《中华美学大词典》的编写为主要标志。
该词典初版于2000年,两年后再版。不仅在篇幅上远超此前任何一部美学辞典,而且在内容的选择上也有不少新的举措,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民族资源的重视以及对审美文化之边界的拓展。以往的美学辞典,不论是中西合璧的还是专论中国的,一直都着眼于正统的、主流性的作品、概念和思潮,而对民间的和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所呈现的积极因素重视不够,《美学辞典》虽然也涉及民间艺术,但仅有几个词条。90年代中后期关于“失语症”的那场广泛而热烈的争议,使美学界深刻认识到华夏美学资源的宝贵之处。
唯有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本民族的美学资源并对它们加以现代的整理与阐释,才能使中国美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族群色彩。这既是剖解中国文论“失语症”这一难题的上佳途径,也可将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落到实处。出于以上考虑,编者在美学辞典中大力搜罗中国古代与现代、庙堂与民间、人文与自然、汉族与少数民族等等各类美学资源,并赋予美学研究以文化研究的品性以致走向“审美泛化”的做法,也就显得很自然了。该辞典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美学人物的选择略嫌宽泛。
美学辞典在中国,可以说曾经经历了一段饶有意味的历程。编纂初期,以译介起家;此后的繁荣,多停留于知识性与学术性的复杂纠葛之中;再后的降温,也是美学研究由热到冷的真实显现。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切入点,来展示甚或回顾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这既非最佳视角,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因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进程,要远比前面所说的复杂。
单就改革开放之后的近三十年来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美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在美学思想的立足点上,加强了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学科的问题空间上,除了引入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外,进一步扩大到审美心理、审美教育、审美范畴、审美文化等问题;在研究范围上,除积极推进美学原理的建设外,大大拓展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辟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文艺美学、心理学美学、接受美学、当代人类学美学等新学科也逐步得到健全和发展,建筑美学、服装美学、企业美学、医学美学、影视美学、都市美学、生态美学、计算机美学等新课题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索;在学术层次上,近年来开始延伸到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乃至于对学科合法性等问题的思考,显示出元美学的某种理论气质,展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5]在新世纪,更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环境美学”以及美学的边界问题等层出不穷的新论争。如此异彩纷呈的学术进程,不一定每次变换都能在美学辞典中留下印记。所以,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视角来展示或回顾,注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
至于美学辞典编纂中的是非成败,也很难有一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是追求大而全,还是追求小而精?是追根溯源杂列众说,还是举其大要点到即止?这中间的“度”实难把握。此外,对于美学术语与范畴的每次解释都是一种新的阐释,这中间也没有标准答案或最佳操作范式。其魅力在此,其教训也恐在此。
但不管怎么说,美学辞典曾在中国美学的当代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普及美学知识,使对于审美活动的思考深入到大众当中,也表现在促使学界对整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学科体系都进行一番深入追问。这中间既有经验也有缺憾,有时候是因为编者所处时代资讯不够通达而导致,有时候则是美学辞典作为工具书囿于自身的学术品性而不能随意追赶热点问题而造成。但更多的是因为辞典编纂背后的理论支撑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美学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只是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之缩影而已。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审美对象的繁复性以及审美意识的不确定性与美学辞典的科学性、明晰性之间,向来有着不大容易协调的难题。尤其是在当今,随着信息传递的日益便捷与媒介多样化,审美风尚时时更新,审美观点与审美趣味也日新月异。审美活动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向更广阔、更深入的范围渗透,但美学研究已经成为越来越少的坚守者所愿意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再去编写一部知识介绍性的美学辞典,似乎意义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重要。今后的美学辞典,似乎应在学术的深刻性上以及更深入地开掘中国民族与民间的美学资源方面下力气,而网络化时代也为新型的美学辞典之编纂提供了不少便利。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美学资源数据库,其信息含量之丰富、检索方式之便捷都超越于以往时代,那应该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美学辞典”。
[1]?本文所说的《美学辞典》,均指王世德主编的《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并非A.A.别利亚耶夫等的《美学辞典》(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
[2]?周来祥,王杰.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评《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学术论坛,1992(3).
[3]?林同华主编.中华美学大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马驰.艰难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郑元者.上海美学研究发展报告(1978-1998)∥郑元者.美学心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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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本性的最根本的一点,是思维的审美活动。这一审美活动必须通过叙事结构才能完成。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学论文:钟惦的困惑与当代电影美学的使命。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钟惦的困惑与当代电影美学的使命
(—)
钟老生前最后几年,当代中国影坛上出现了探索片新潮,钟老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从我们手头的一些资料表明:钟老对探索片新潮既陷入了理性上的困惑,又保持了态度上的宽容。由于钟老的困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美学内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审视。
为什么说钟老对探索片陷入理性上的困惑呢?
让我们先来看贯穿钟老影评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早在1965年,钟老在《电影的锣鼓》中就指出:在有关电影艺术还存在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绝不可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钟老在此强调了票房价值的问题,之后,他一直以此为影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如1979年,钟老撰文《电影文学断想》又提出:“人民不爱看、不爱读的东西,创作过程即便是享有无边无际的民主,也是没有意义的。”还说:“至于观众,同样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美学课题,他是付出一定代价坐在银幕前的,决心来受你的影响,而你始终影响不了他。他以不能受你的影响而感到很失望,并且一再失望,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总是给他喝‘政治稀饭’,从来不讲真话吧?或者你确实讲了真话,而经过筛选,已经所余无几了吧?或者你讲的全是真话,但讲的十分平淡,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吧。”
探索片新潮掀起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探索片不卖座失去了大部分观众。照理,按照钟老的一贯美学思想,他会把分析、批评的天平倾向于电影本身,以及寻找导致电影不足的社会原因。然而,钟老却在这一场“电影观念的变革中”表现出明显的困惑,具体反映为:
一、先是在观众与电影的关系上摇摆不定。
1981年,钟老在《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与庸人习气》一文中把追求“票房价值”作为庸人习气来批评。但在1983年,钟老在《在把握自身中把握群众》一文中则表示“还有少量的影片搞得模模糊糊,叫人看不明白,不知道它到底要说什么?这种现象,观众有反映,我们也认为不好,……我们的方针是要群众‘喜闻乐见’”。
1984年,钟老在《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一文中,虽肯定了“票房价值高,……一般是好影片”,但又接着说“也不全是”。
1985年,钟老看了《黄土地》,在《电影策?序》中谈到:“至少在我看过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电影在形式上的一次蜕变,而是电影与观众。即电影是千百万人的艺术和反映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电影与观众的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由宣传员出身的人来说,无疑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仅和思维,甚至和血肉联系在一起的。”但仅隔一年,钟老在《探索电影集.序一》中则认为,探索片的被人不理解,“很可表明当今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观众层一一他们还更多留心‘故事片’的故事。”
以上表明了钟老已开始对观众的欣赏水平表示了怀疑。难怪在1983年,钟老在全国电影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有人递条子请他就“叫好不叫座”问题谈谈看法,钟老坦率地承认“这个正是我在近年想得最多的问题”。
二、后来在自身与电影的关系上犹豫不决。
如果说钟老对探索片的萧条一开始还在观众与电影关系上找原因的话,那么后来,钟老则把寻找的视角盯在自身主体上,怀疑是自己“先验性的审美观”导致了对探索片这一客体的认识不清。如他在《探索电影集.序一》中谈到看《黄土地》、《青春祭》二片后的感想:“在我初读时,都没有读懂。是它们教育了我,读不懂影片可能咎在影片,亦有可能咎在自身。”承认“尽管我的一些审美积习在我和新一代人的交往中有所变化,也往往发现自己的尾巴并不比别人短。”
正因为怀疑了自身,钟老承认在这场“电影观念的变革中,我也有沉默的时候,沉默就表明我还拿不定是我对还是别人对。”与钟老理性上的困惑密切相关的是钟老态度上的宽容。作为当代中国一位颇有成就、颇有影响、颇有权威的电影评论家,钟老的学术思想遵循着二条原则:一是讲科学,一是讲民主。对待探索片,钟老正是这样,他的坦率的困惑,便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另外,钟老又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民主风气一一即宽容的态度,如他表示:“即使不对的是别人,作为探索,也是个必要的过程。只允许对,不允许不对,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极易堵塞通幽之门。”(引自《探索电影集?序一》)
对钟老的宽容,我们认为,当理性的探讨还没有达到真理的时候钟老的宽容度是完全必要的,并为进一步走向真理开放了道路,然而也要看到,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步。因为电影创作的行为无法宽容,他们的行为在实施中只能选择一种方案,而电影效果的好坏也由此产生,无法回避,无法模糊。探索电影近年来的煞车就说明了这一点。长影厂导演周予谈到:“对电影理论的混乱,电影创作人员的感受是尤为深切的。理论上的前后矛盾、不贯通,使得实践者没有办法去遵从这些理论家的意旨。”(《电影艺术》1987年第10期)可见,解决电影的创作问题,不是靠宽容,而是靠科学的电影美学理论的建立和指导。
钟在他的晚年,鉴于对探索片的理性上的困惑,已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研究电影美学理论的重要性,深感“其中缺乏关于电影美学的研究,是使我们往往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见《电影集?‘离婚’后话》)我们认为,钟老想借助于电影美学理论去解决探索片的困惑,方向找对了。但是,就传统的电影美学理论,是无力解决这一困惑的。还必须靠在更深刻细致和更高瞻远瞩的基础上重建的全新的电影美学原则。
当然,新的电影美学原则,不仅在中国电影界尚待建构,即使在世界电影界,也是尚待探索的。然而,它又决不是不可能的。这既是严峻的课题,又是巨大的机会。本文即尝’试着运用一些新的电影美学原则,具体分析钟老在理性困惑上的几个难点,为使电影能在清醒的理性指导下更加健康地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
(二)
综观钟老理性上困惑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么一个特点,即选择上的困惑和根本点上的不困惑。钟老强调从社会生活评电影,强调电影的社会功能是推动社会前进,而观众是社会生活的实践者,所以,如果电影真实、艺术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便不可能不从观众处得到热烈回响。如果电影要推动社会,也不能不凭作用于观众去实现。这正是钟老一直很重视观众对电影反应的原因,也是顺理成章的结论,是钟老始终不动摇、不困惑的基点和初衷。然而,探索电影声称自己是力图、而且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在这一点上,与钟老的初衷是一致的。不过他们的片子却不受“生活实践者”的欣赏和回报,毛病出在何处呢?钟老出现了选择上的困惑:应纠正谁?应选择谁?
我们认为,毛病出在探索片上。探索片试图以意念化的哲理去求真,结果违反了电影创作的一般美学原则,违背了观众审美心理规律以致失去了大部分观众。可以这么说,探索片目的虽可佳,途径却不对,造成“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悲剧。而传统影片,虽然不一定从理性上认清电影的艺术功能,却遵循着“为观众而作”的规律。实践着这种功能,反而常常能形成“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喜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吸取探索片的合理因素,剔除失误之处,同时,挖掘传统片本身固有的规律性,在新的基点上,恢复钟老始终力图坚持的观众(及其审美效应的主要指数——票房价值)在电影中的权威地位,解决钟老理性上的困惑。
那么,钟老在对待探索片上发生的理性困惑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又应该如何去解决呢?
第一,是对电影作为艺术部类之一的这个总归属把握的模糊,而导致的对电影艺术宗旨认识的失度。探索片的失误之一正在于此,他们往往把电影当作社会科学、哲学论文来创作,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哲理功能,而忽视,以至抹杀了电影之所以为电影的根本功能,即艺术功能。如陈凯歌就认为:“电影的功能不仅仅是娱乐,人们到影院,不全都是为了轻松和娱乐。追求哲理启迪和进行理论探索的人也是有的。”但他却忘了,在电影艺术中追求哲理启迪须在艺术的审美过程中才得以完成。钟老虽然早就注意到电影作为艺术的特点,并敏感到“电影宣称自己为艺术,实际上这并不是大家的共同认识。”因而,他提醒道“无论是电影文学家和导演,都要对此心中有数”,然而,如何“有数”,钟老并未具体指出,困惑也就发生在这里。综观西方电影史,这一把握的失误是由来已久的。如巴赞和克拉考尔就因为电影反映生活的逼真性,怀疑、否定电影作为艺术部类之一的艺术美的根本特点。这是一种宏观把握上的失误,导致电影艺术创作中的相当深刻的偏失。探索片的失误,一个深刻根源即在于此。真理跨出一步即为谬误。电影确有反映生活真实的优越性,但一旦跨出艺术的大门,即失去了电影的本性。
我们认为:对于电影,艺术(审美)功能决定其本体的存在,而哲理(理性内涵)功能则决定其质量的高低。艺术的根本宗旨是求美,科学的根本宗旨是求真。这是判然分明的。电影艺术作为艺术部类之一,当然根本宗旨也是求美。这个美当然是有多种层次,从生理的快感,到心理的愉悦、激动、陶醉、共鸣。而且,这个求美,可以并不排斥求真,甚至在最高层次上,恰恰必定包含求真,只是必须以符合审美规律的方式求真。而电影艺术,也恰恰属于这最高层次的部类之一。陈凯歌的《孩子王》不受欢迎,是由于把求真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但他仍坚持他拍的三部片子中最喜欢《孩子王》,可见,不是艺术抛弃了思想,而是思想抛弃了艺术,同时也就抛弃了观众。
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发展史上,以技术主义为代表的倾向,总是以压倒优势君临写实主义及其现代形态现代主义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对电影艺术的内在审美结构把握的朦胧,而导致对于电影艺术各组成元素把握的失误。
钟老对探索片的探索精神是赞成的,并赞成“对电影自身的认识必须发展,必须深入”,同时明确表示“不赞成的是电影这门极富群众性的艺术日趋沙龙化,成为‘沙龙电影’,或者成为意念的七巧板”。在这里,钟老又出现二难心理,既希望电影艺术表现手段的发展,但又怕“成为意念的七巧板”,失去大部份观众(以上引自《电影策》282页)。然而,又如何去适度而不是过度地把握电影艺术的内在审美结构呢?答案没有。
我们认为,探索片在这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过分追求电影的表现手段。致使手段和目的错位。如画面造型、视听效果,虽然是电影的主要特性,但只有它们充分地去表达了影片的思想内涵,才能体现出其作为电影元素的存在价值。一旦脱离了影片的思想内涵,便游离了电影,最终被绘画和音乐所取代。电影《一个和八个》由于过分强调了画面造型上的“雕塑效果”,使观众的注意力过分转移到反面人物形象的丑陋、卑微、粗野、原始上,给人一种沉闷压抑感,而忽视了整部影片的立意。另外,还把电影中的象征、类比隐喻等修辞功能当作思维主体,大加渲染,精心设计,喧宾夺主。二是一反传统电影的叙事结构,偏移了电影的本性。
电影本性的最根本的一点,是思维的审美活动。这一审美活动必须通过叙事结构才能完成。传统电影正是在首先完成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去调动视听、造型手段的,所以他们才具有相当的活力。而探索片迷恋于造型力量,竟把叙事结构给淡化了。其结果便是无“事”生“非”,观众对无叙事的画面莫名其妙,发生种种非议。如《黄土地》反复“特写”一只水桶,强迫观众接受编导的“造型”意念,电影变成了猜谜。北影探索片青年导演田壮壮曾在1988年5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反思道:当初稿探索片的目的就是“以追求电影的形式美为目的!”“由于过分追求形式的精美,使‘探索片’出现了唯美主义倾向,相对忽略、排斥了创作内涵,有的影片在阐述的意念上自相矛盾,反映出导演自身思想上的矛盾和认识的肤浅。”
我们认为,对电影艺术内在审美结构的正确把握应是:造型视听艺术是服务于、服从于叙事结构的,并且,是在叙事结构的运动中才能显示出造型、视听艺术的真正力量。象征、类比、隐喻、暗示等修辞功能确是大有潜能可开掘,但它们毕竟是表达思维主体时的修辞作用,不能舍本逐末。
第三,是对人的思维运动过程的认识模糊,而导致以为能够不分好、坏一概谈化,甚至排斥情节。
1985年,钟老在《“离婚”后话》一文中,就电影中情节的重要性作了如下精彩的概括:“电影家的本事就是要在一百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把观众的注意力紧紧地吸引在银幕上。……真正的艺术家是‘残酷’的,他要控制你的脉搏和呼吸。这种经验,我们都是有过的。《红楼梦》写的林黛玉之死,《复活》写玛丝洛娃终于选择和西蒙松一起去西伯利亚服苦役,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写罗密欧服下真正的毒药而朱丽叶从麻醉中醒来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种折磨人的效果,往往来自戏剧的高潮,而在此之前,即引向高潮的故事情节同样是重要的,如果只有高潮,前面松散拖沓,也决不能收到高潮的效果。”但是,钟老接着又谈到“作为电影,尤其在强调‘非戏剧化’、‘非情节化’的今天,如何收到这种效果,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里,钟老虽然没有肯定探索片的“非情节化”的倾向,但也并没有从理论上批评这种倾向。在电影是否要有情节的问题上,钟老再度出现了困惑。
我们明确地认为,电影作为思维的视听艺术,其思维的主体部分应是以情节发展为中心的思维过程,为什么要把情节提到电影思维的主体部份那么重要的地位呢?这是与人的思维运动过程有关的。
人的思维运动是由悬念、问题启动的。在对悬念、问题进行探索过程中,科学家和电影创作家的思维结构都是一致的,即都要从现象出发,进行择选和比较,然后寻找因果联系。二者的区别是:当他们大致走完了自己具体的认识进程,达到了对认识对象的逻辑关系的一定把握之后,科学家是站在终点用逻辑来表述;电影创作家是回到起点用形象来再现。而情节正是(电影创作家)在思维寻找有因果联系的现象片断中逐步推动,伴随着时空的推进,伴随着正确与错误,伴随着喜怒哀乐构成的。整部电影的剧情或思维过程在情节中才可实现。思维和情节的关系,是情节头尾呼应的统一性,为思维的专题性所规定;情节因果逻辑关系的不可颠倒性,为思维的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不可逆性所规定(时空关系可逆,也可颠倒);情节的阶段性,为思维的层次性所规定。
可以这么说,没有了情节性,也就没有了电影的故事性。而故事性一旦消失,导向观众层层思维的“驱动力”就失灵。探索片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达到“无情节”地步,只不过是“淡化情节”追求散文风格而已,便遭到了观众的冷漠。假如真的“无情节”了,电影也就“无观众”了,而一旦“无观众”,电影就最终失去自身。
观众对情节的兴趣,正是对于思维的兴趣,一旦入了情节,观众的思维自然会活动起来,表现为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当情节出乎意外时,观众思维会兴奋,而情节又合乎情理时,观众思维又会认同。探索片被观众抛弃,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强调所谓的“电影意识”中将电影结构中的极为重要的情节性给扔掉了,如《猎场扎撤》就因为情节淡化,造成交代过分简约,令观众费解;再如《海滩》,银幕上的三位老渔夫与痴呆儿木根,竟九次穿越海滩画面横向来去,其中一两镜头对准落日(或旭日)静止长达一分多钟,令观众生厌。
一般性工作思维是为间接兴趣所推动的。如工程师设计产品,是为产品所带来的好处所推动;而娱乐性思维只指向更有直接兴趣的事物,如消费品,如爱情、娱乐、成就感等。
人所最感兴趣的其实主要是人本身,是人的各种既特殊又共同的属性(包括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所以,电影艺术的反映对象主要是人(象《狐狸的故事》、《鸭子的故事》、《米老鼠与唐老鸭》等也着眼于它们和人性沟通处来描述的)。
而人的各种既特殊又共同的属性,只有在不同环境中,不断行动中才会迅速发展和明显表现出来,所以电影情节所表现的人往往在不断地活动(心理与行为的过程)中。
由于人的活动往往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冲突中最为迅速、变幻剧烈,所以,电影艺术往往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过程,作用过程,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了。有中枢本身娱乐性的思维运动,则按由最佳生理强度与节奏布列起来的情节发展运动促成;深刻、丰富、发现性的思维,则由来自于厚实、多姿、活生生的生活的典型情节促成。
我们的结论是,电影创作中,我们应反对的只是某些悬念,某些情节,某些思维结论,某些病态情感,而不是一切悬念、情节、思维结论、情感。我们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给倒了。
第四,对艺术推动人类,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功能、特殊方式认识的模糊,而导致对艺术娱乐群众作用评价的轻视。
1979年,钟老在《电影文学断想》一文中,不仅认为“电影之为电影,……是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而且还认为:“甚至连教育也没有,就是娱乐,不也是为各式各样的劳动者而娱乐?劳动之余娱乐岂不也是极为正当的权利?”钟老的这一宽容度由于未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作一种美学上的洞察,常常会游移不定,特别是当钟老认为娱乐与社会功能发生冲突时,便会表现出一种困惑。
我们认为,电影的娱乐功能是多层次的,但并不只是为娱乐而娱乐。大自然对自己的精心杰作——人类的关心,远胜过人类自身,它慷慨地赋予人类享受娱乐、快感的构造,其实是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设计:以娱乐、快感、美感作钓饵和奖赏,诱导和驱使人类去完成种种健全完善自身的活动。电影美学凭借着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进化论等的帮助,使我们得以窥视这一微妙的有机联系,并得到如下初步看法:
首先,应为艺术,尤其是强烈直观的电影艺术刺激、激活观众生理功能的娱乐作用正名,从人类学、生命活力的意义上予以确认。我们认为,目前的武功片、动作片、悬念片、惊险片、恐怖片、闹剧片、歌舞片甚至包括含有性爱描写成分较多的影片等等,对于克服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心理运动的平淡性、单调性、片面性,具有宣泄、补偿、丰富的功能,今天的娱乐大潮正包含着这一巨大功能,这就我们的传统理论没有认识到的,如钟老批评《神秘的大佛》多次出现这种惟恐埋没功夫的场面“不能不算是一失”。至于今天电影中愈来愈盛的所谓“脱风”、“裸风”,怕是也很难逃脱钟老的批评的,而其实,是不必过于紧张的。何况,那也大抵不过是今天已风行于世的“静态”人体艺术的“动态化”罢了。
其次,观众也喜欢看超越常规的爱情片,这也不能视为完全消极意义的。
历史证明,人类总是在不断争取,也确实在不断实现着更高程度的幸福、自由、美满。吃、穿、住、行方面如此,爱情方面也如此。所以,非常规与常规,只不过是一个时间流程中的相对概念,它们是会转化的。社会历史中任何一种爱情关系的模式,都只有相对的常规意义。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出现那种超常规的爱情向往时,一种新的常规模式便会被创造出来。这本是一个必然的合乎人性的历史过程。电影的表现,只不过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过程。因此,从主流、从深刻的历史观、从社会进步看,人们的这种爱不仅不消极,而且十分积极。没有《西厢记》里张生“犯规”爬了一爬墙,恐怕今天的许多“张生”还不能从正门进去会有情人哩!
再次,观众不愿在影片中看平时看惯了的平凡生活场景,希望看到一些灯红酒绿、舞榭歌台、宾馆大厦、锦衣华服、俊男美女……,感受悦目赏心之快,这不能简单地视为消极庸俗之趣味。因为在某种因果意义上,更高消费欲望的激发和强化,正是加速社会生产摆脱现状,向更高层次、阶段发展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历史的发展速度说,人欲高涨并不错,比安贫乐道心如枯井好。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将天生的人欲导入有奔头的创造、生产性轨道上去。引导无方,造成“人欲横流”,自然难免多出些乱子。但这总的说来,并不是电影艺术家的“失职”,相反,艺术家激活了人性,为历史的进步,强化了“内驱力”,这已很不错。
上述这几点是目前尤其有争议的艺术功能,有必要予以正名。实际上,它包括的项目远不止这些。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从最根本最长远的意义上来说,无疑具有对人类进化、社会进步的强大而全面的推动力。只是这种推动力未必就能被人类目前所具有的有限的甚至可怜的知识和智慧所充分理解,它带着大自然为抗拒环境对人的异化而安排在人的深层的本性中的全部强大张力;它带着人类为发展和实现自己的生命属性而对已有社会结构、行为规范体系的变革、进步所必须的内在撼动、冲击、甚至颠覆力(如果一定要搞到只有颠覆才能实现进步的话)。
综上所述,为了历史,更为了将来,从电影美学的高度,对当代中国电影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审视是极为重要的。当前探索片浪潮已基本过去了,但这种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过去。实质上,理论上的症结并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看到,取而代之的娱乐片大潮正向娱乐功能转化,方向是对的,从多层意义看(不但经济上,而且也包括社会进步效益)都如此,但是这种转化如果缺乏正确的理性指导便势必会为电影艺术的提高造成隐患、埋下水雷。如探索片《青春祭》导演张暖忻就认为,中国观众水平低下,只能欣赏娱乐片;《猎场扎撒》导演田壮壮索性改换门庭,也搞起娱乐片,结果他认识到,“娱乐片也不好搞”。如娱乐片目前出现的停滞难以提高,片种单一,审美内涵或单薄、或浅表、或纤弱、或缺乏回味和思想力度等等就是其表症。还对追求理性审美效应的片种犹豫不决,缩手缩脚。如改革片、社会片、伦理片以及高层次的喜剧片甚至高质量的推理片等至今无所作为,留下电影创作上的一大空白。最近,以在我国首先提出“观众是上帝”而引人注目的北京电影厂厂长宋崇,又在感叹“观众也是魔鬼”了。这是典型的“钟惦??式的困惑”。证明了我们这一研究课题的当代性实际性迫切性。
(三)
分析出钟老理性上的困惑和探索片失误的原因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从理论上理直气壮地响亮地宣布:电影观众学中的审美效应指数——票房价值,应有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坚持钟老的初衷。钟老在其晚年,以赤诚之心表述过他的复杂的矛盾心理:“57年我以提出电影的‘票房价值’遭谴,如今又以探索片的没有‘票房价值’得罪。同样一个脑壳,却悬在一条绳子的两端!”(引自1986年撰写的《探索电影集?序一》)。从他的肺腑之言,可以看出,一位在电影评论事业上极有建树的老人,由于陷入理性上的困惑而差点动摇其最有成就的基点。足见建立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告慰钟老的是,他57年坚持的“票房价值”论是正确的。我们认为,“票房价值”是观众与电影之间沟通程度的检测器,电影艺术的生存、发展和繁荣,必须要:通过“票房”去满足观众,通过“票房”来滋养自身;通过“票房”去普及观众,通过“票房”去提高艺术;通过“票房”去精选好片,通过“票房”去淘汰劣片。为什么要如此坚定的坚持“票房价值”论呢?
一、这是由电影的基本属性之一大众性决定的。
电影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显地区别于小说、诗歌、绘画等艺术样式:小说、诗歌、绘画等创作出来之后,可以不给他人看,或“孤芳自赏”或“束之高阁”或“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总之,一般是个人的脑力劳动完全可视作者本人意愿处理,不发表或人家不愿看,无关大局,然而拍电影不行,它一开拍便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综合性、客观性,不给观众看是不现实的。因此,这就首先要考虑观众是否愿意看。如果观众不愿看,意味着他们不肯自掏腰包,“票房价值”就实现不了。如果观众花钱蜂拥而至。就可以从中摸索出他们的审美情趣来,逐步总结出电影艺术的一般规律来。电影的大众性正体现在此。
二、是由电影的另一个基本属性——商业性决定的。
现代社会不讲经济效益,那只能坐以待毙。特别是电影生产一开拍投资便以数十万元计,如果不计成本,一相情愿,电影靠谁去养活?!电影的商业属性决定它只能在平等的自由的竞争中才能发展,这就必须靠“票房价值”。钟老在1979年写的《电影进入八十年代》一文中对此作了极为精彩的表述:“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终产品论’推翻了二十多年来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部理论,那么‘票房价值论’也就不必再是羞羞答答的了,羞羞答答盖源于知识分子的清高。‘革命家’、‘艺术家’的桂冠和供给制,使我们羞言电影在经过制作过程之后,是通过卖票和观众见面的;另就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纨绔习气,其中又以江青的‘我给你们交学费’最为典型。江青既以人民的血汗化而为‘我’,又以动辄数十万计的电影生产成本化为‘学费’,经济收益无所计矣。我们在使用‘票房价值’这个词义的时候,总是把它和人民的爱好,即影片受欢迎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电影自然要以人民的好恶为准绳,‘票房价值’只不过是探知其究竟的一种测度计。”
三、是由评价电影质量的严肃性决定的。
每一位电影导演总是在其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开拍电影的。从主观意图来看,大家都想争取更多观众的接受、理解、同化。然而客观效果并不一定如此。这就带来一个如何公允地评价电影质量问题。按导演自我评价,恐怕会出现不少“癞痢头儿子自己好”的滑稽剧。这能有利于电影事业的发展吗?!按少数评论家的不正常的捧场,电影界大概是会一直“阳光明媚”下去的,靠谁?那就是靠全体观众,只有观众是否肯慷慨解囊,才能真正严肃地、公正地评价这部电影的质量高低。一定量的观众必定能反映出一定质的影片。这就是“票房价值论”的严肃性。倘若说探索片一定是有积极功能的话,那这积极功能也只有当它转化为观众所欢迎的形态时,方能证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传统片”也是一视同仁的。
让“无意插柳柳成荫”者知其所以然而益增其荫,让“有心栽花花不发”者知其所以“不发”而求其发,让观众审美要求及票房价值的权威地位无可非议、日趋稳固,让电影艺术从更深刻更全面的意义上实现自己对于现实、社会与人所应具有的,有自身独特个性的巨大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来认真面对钟老的困惑而殷切地期望于电影美学的。
说明:
(1) 钟惦??(1919——1987),中国电影评论家,四川津江人。1956年发表《电影界的锣鼓》,有较大影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著作《陆沉集》(1983)和《起搏书》(1986)。主编过《电影美学》丛刊。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等职。
(2) 本文发表在北京电影制片的《电影创作》杂志,1989年10月号,后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通过对探索电影这一特定对象的具体分析,作者演示了他的美学观对电影这一艺术种类的审美结构的一般性把握。有些专家认为,此文“对电影艺术的研究,比较深入,有相当精辟的见解。”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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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漫长的建筑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的转变,但无论哪一次转变,都不仅仅是因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科技、社会、经济、人文、交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引发的建筑美学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转变。
【关键词】建筑设计形体表达色彩配置价值取向审美思维时空观念文化模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筑审美开始了新一轮的趋同。这个时期整个人类社会表现为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和文化都突破了国界,形成了世界范围空前的大融合,因此现代建筑运动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圈,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国际式建筑迅速统一了全世界的建筑语言。这是一次建筑美学的大趋同,并在发展中完成了其建筑理论框架的建构,从而建筑创作活动以及对建筑的欣赏与评价均以此为参照系统,其作用和影响至今还能够从许多新建的建筑中体现出来。可是很快这种国际式建筑风格在人们眼中就由美变丑了。从接下来的几十年到现在,建筑美学都在努力挣脱现代主义建筑的模式化束缚,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人们也试图透过当前多元化的样态发掘一个正在萌芽状态的、类似于现代主义之初的新事物,这表达了人们对一个确定或可能确定的“普适”法则的期待与追求。然而,普适法则所依赖的“普适情境”却无法当今找到。
“序”指事物或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在时间、空间中的表现;“无序”是指事物或系统要素间无规则的排列、组合、运动或变化”。在建筑审美领域,“规则”对应着理性、同一、总体化;“无序”则对应非理性、异质、非总体化。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何和纯净主义美学基本上是以一种“理性”来调控和引导建筑美学的走向的,为了在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进行沟通和了解,确实需要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情感。理性主义运用到极限以后,就极易流于程式。原来现代建筑大师在建筑创作上的鲜明个性特色,经长期沿用和各地效仿,到后来就变成千篇一律的教条,使人感到枯燥单调。把价值建立在最少变化和最趋稳定的普适类型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简单的形式。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不同学科之间的互渗和交融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频繁和显著,当代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哲学对建筑有着明显的影响。
从现代建筑解脱于学院派的禁锢到现代主义的自我完善、以至20世纪中叶以后多风格、多流派、多种建筑思潮的涌现和并存,都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潮流同出一源。大多数建筑师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建筑师的关注力、知觉和选择的能力,充分发挥建筑师的自主性和表现自我差异性的能力,把非理性的、具体的自我存在放在先于一般理性本质的地位,希望建筑能用自己特殊的语言同总体性抗衡。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设计常以自我表现为目的,往往忘却了建筑与公众的交流,甚至忘却了基本的功能需求,表现出各行其是的芜杂。
“当代建筑审美之所以出现无序的构成而贬损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理性,其根本动机源于一种打破规则、拆解中心,建构充满自由精神、富有个性色彩的美学的冲动”;建筑创作的变革往往都是以审美思维的变革为先导的。从现代.主义以后进发的流派来看,主要有“野性主义、光亮式、新古典主义、隐喻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高技派、新乡土派、新传统派、新自由派、新理性主义、解构主义、奇异建筑、新构成主义等多种倾向,有的是自称、有的是书刊评论”;虽名目繁多,但区分并不严格,更侧重于以各种手法展示自我。近年来派别的名称叫法渐渐平息,但他们的实践大大增强,在我国也进行各种新的尝试。
以“无序”来对抗“规则”,从理论上说的确不失为一种逃离总体化或程式化的美学策略;从实践来说,已经、且还将对建筑创作带来许多影响。但“无序”往往会把建筑师引向一个追求建筑造型“新、奇、特”的极端。如果说建筑是一门艺术,那么它是一门极其昂贵的、实用的、与科技紧密相关的艺术,极端的无序不仅不会给建筑创造美,而且往往会损害建筑本身。“规则”依旧反映在大多数人的建筑审美中,同时伴随着“无序”的萌动,产生了多元化的构成格局。
混沌学所蕴涵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对传统思维的颠覆力,使建筑师以建筑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来构建聚落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混乱与秩序并存,片段性与整体性同在。充分尊重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并依据客观现实重构和模拟这种展示非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空间的精神,也正体现了混沌理论的精神。混沌思维赋予建筑师一种更加自由的创造精神,在静止与运动、确定与变化这样一些对立项之间,建筑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由选择,甚至双极选择,创造出更灵活、更富有有机性和更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建筑聚落。混沌思维给当代建筑聚落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混沌思维作为机械论模式的对立面受到当代建筑师的重视,但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明晰”仍然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从动态的观点来看,“混沌态是一种临界状态,在一个层次上的混沌可产生另一个层次上的明晰”。从自组织系统的角度来讨论建筑聚落,由混沌到明晰、再由明晰到另一个层次的混沌是系统发展的必然。
作为建筑审美的发展,人类中心论被逐渐打破。在当代人类世界有两种相关的危机:第一种是最直观的危机是环境的危机;第二种更微妙,也同样是致命的,这就是人类自身的危机——人类与自己的联系、与所有包围人类的一切关系的危机,还有和地球上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危机。这两个危机是紧密联系着的。如何恢复人与自然之间正常而和谐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不受污染的绿色生存空间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了当代人的面前。“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的交通、能源、治安、住房等,全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城市的文化风尚、价值体系、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隔膜,迫使人们迫切希望离开城市,回归自然、回归乡野,这或许来自于一种怀旧情感和浪漫情怀,当然,也可以是一种来自于建筑审美的冲动”。
哲学家和生态学家们认为,要切实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必须以一种有机论和生态平衡论取代“人是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这种人类优越论。与其去征服自然,不如学习如何保护自然,如何保持同自然的平衡、协调。如果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自然“可持续”被榨取的限度,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人类的发展同人类以外的自然生物的发展协调起来,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决非只是人的工具的价值,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将成为一种可能。建筑聚落作为自然中的一个有机系统,其中每一个生命体都和自己的种群、其他的种群以及非生物的环境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今天的建筑美学与传统的建筑美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其所面临的课题,比如:价值取向、审美思维、时空观念、文化模式等,都显得极为复杂和难解,这与当代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影响和推动是密切相关的。当今的建筑美学在构成上、样态上及追求上都体现出一种兼容性。
[1]齐康.城市建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2]赵巍岩.当代建筑美学意义[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刘维屏.环境科学与人类文明[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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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最初单纯地书写文字到西周金文对装饰美术效果的追求,再到汉末追求传情达意的艺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中国书法的艺术规律。书法的难处在于学书者不能一味在临摹与技法上下功夫,而应重视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与修养,这在物欲横流的功利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文章基于美学探析当代书法创作走向,希望写意性书法能为净化当代人的心灵发挥应有作用。
关键词:书法创作;当代书法;美学;走向;写意性书法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030-01
从笔法、墨法、结构、章法过渡到笔性墨情,再过渡到传达书者的性情及人格,书法的艺术内涵愈加丰富,承载着的历史文化内容也越来越厚重。看似由平淡而简单的纸张、书写工具、线条、表达方式等汇集成的书法承载了中国人太多不平淡、不简单的喜怒哀乐、人生感悟、人格映照,于是书法几乎变成了中国人表现人格的方式,甚至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归宿,至今未变。
首先,思维意象标示着书法艺术呈现出感性特征。通过汉字的线条线构,书法作为呈现艺术的物质载体,虽然在形式上具有绘画物象的抽象性,但依旧是直接诉诸感官的形象。线条的形象是直接的,但其中蕴含的美却是间接呈现的,通过意象表达保持书写者、欣赏者的思维感性。其次,书法艺术功能的各个环节都贯穿着意象性。在创作书法的过程中,书写者必须通过意象方式表达出认识自然、体验自我,将它们转化成书法艺术。实体意象的力,加上形式意象的点画、结体、书体、品评一般意象与特殊意象,通过风格意象具体化哲学精神的艺术美学,从而全面剖析书法透过意象展现的本质。对于书法创作而言,书法的美学意象意义非凡。
虽然有少数书家继承了当代书坛的写实性书法一派,在临摹和继承传统名碑名帖上拥有扎实很厚的功力,前中期作品带有相当的临摹痕迹,后期作品有望将原有的格局打破。但是,书法创作的主流走向很可能是写意性书法,他们反感在书法创作中过度依赖碑帖的临摹和继承,更有甚者把临摹的作品讥为奴书,且他们也反对任意书写而毫无继承。写意性书法具体是指书家在良好的传统继承的基础上能较明显地突出个人的才情和风格,书法作品拥有较强的抒情性和较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其代表有周永健、穆棣、启功等。写意性书法创作的显著特点是在扎实深厚的继承上尽量忘记名碑名帖,依据书法美学及书法创作的规律等进行书法创作。
一是写意性书法创作要对汉字的美学价值进行充分挖掘,仔细探究汉字拥有的美学规律,重视临摹、继承传统的名碑名帖。在临摹方法上,写意性书家结合创造性临摹和复制性临摹,在继承传统方面涉猎广泛、博采众长,而不再局限于少数几家,力图做到名家与个体的融会贯通,从而形成独具个性特色和艺术魅力、艺术表现力的书法风格。二是写意性书家注重体现线条的美,尤其是线条的质感,他们甚至在创作书法的过程中专门对线条进行练习,丰富单独线条的美学意象,提升其艺术表现力和魅力。三是写意性书法创作重视书法的时空特性,在重视线条空间布局上更重视关照书法的时间维度,促使线条在时间维度里的艺术表现力更加高纯。四是写意性书家更注重丰富书法的文化内涵、传达书法的人文精神,通过创作书法努力提升个体的学识、品格与修养等。五是写意性书家更注重在书法创作中传达个人人格与性情、书法个人情感。书法创作致力于在书法个人情感的同时表现自己特有的艺术魅力。
当代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但人们的精神依旧需要寄托,缺乏宁静的沉思和心灵的洗涤,缺乏精神重返自由的空灵境界。对于深谙书法之道的人来说,以书法为寄托精神的媒介,相信可以做到心灵的洗涤,能够获得精神自由。在洗涤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精神、塑造人健全而独立的人格、改变并教化社会风气等方面,书法的任务责无旁贷,且书法也能胜任。
千年书法、千年艺术、千年提炼和升华,促使书法的表现内涵、艺术特质日趋丰富。书法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充分地诠释出书家修养个人性情以及写意性书法创作的当代发展走向。至于少数现代人忽视传统,完全凭借一己想象而涂抹的书法,即所谓的嬉皮士书法,它是艺林的糟粕,势必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遭淘汰。对于学院派书法,也仅仅会以文化现象、许可而在一定的时间里存在,不会取得太大的发展。学院派书法仅仅是中国书法的形式要素跟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少部分重合,这样的艺术的发展空间狭小,也会逐渐被人们抛弃。因此,书法艺术在当代完成其拥有的艺术之外的社会功能,主要的书法艺术形式就应是写意性书法。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它在自身艺术价值的实现及艺术外的社会功能的发挥的基础上将引领中国的其他文化,共同组成能影响并能进一步深化当代社会精神的艺术。
当前,写意性书法在其形式特质的基础上通过写书法艺术来传达精神实质,致力于写人之意境、抒人之性情。对当代中国人而言,书法在重构与表现人格、在陶冶与抒发性情、在净化当今社会风尚与重建当今社会秩序等方面拥有的艺术特质、艺术精神等的作用是惊人的。中国书法也将承载历史赋予它的独特艺术魅力,努力发挥美学视野中书法创作的现实意义。
[1]张志锋.书法艺术的法度、力度和气度[J].当代电力文化,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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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老生前最后几年,当代中国影坛上出现了探索片新潮,钟老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从我们手头的一些资料表明:钟老对探索片新潮既陷入了理性上的困惑,又保持了态度上的宽容。由于钟老的困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美学内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审视。
为什么说钟老对探索片陷入理性上的困惑呢?
让我们先来看贯穿钟老影评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早在1965年,钟老在《电影的锣鼓》中就指出:在有关电影艺术还存在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绝不可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钟老在此强调了票房价值的问题,之后,他一直以此为影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如1979年,钟老撰文《电影文学断想》又提出:“人民不爱看、不爱读的东西,创作过程即便是享有无边无际的民主,也是没有意义的。”还说:“至于观众,同样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美学课题,他是付出一定代价坐在银幕前的,决心来受你的影响,而你始终影响不了他。他以不能受你的影响而感到很失望,并且一再失望,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总是给他喝‘政治稀饭’,从来不讲真话吧?或者你确实讲了真话,而经过筛选,已经所余无几了吧?或者你讲的全是真话,但讲的十分平淡,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吧。”
探索片新潮掀起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探索片不卖座失去了大部分观众。照理,按照钟老的一贯美学思想,他会把分析、批评的天平倾向于电影本身,以及寻找导致电影不足的社会原因。然而,钟老却在这一场“电影观念的变革中”表现出明显的困惑,具体反映为:
分析出钟老理性上的困惑和探索片失误的原因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从理论上理直气壮地响亮地宣布:电影观众学中的审美效应指数——票房价值,应有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坚持钟老的初衷。钟老在其晚年,以赤诚之心表述过他的复杂的矛盾心理:“57年我以提出电影的‘票房价值’遭谴,如今又以探索片的没有‘票房价值’得罪。同样一个脑壳,却悬在一条绳子的两端!”(引自1986年撰写的《探索电影集·序一》)。从他的肺腑之言,可以看出,一位在电影评论事业上极有建树的老人,由于陷入理性上的困惑而差点动摇其最有成就的基点。足见建立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告慰钟老的是,他57年坚持的“票房价值”论是正确的。我们认为,“票房价值”是观众与电影之间沟通程度的检测器,电影艺术的生存、发展和繁荣,必须要:通过“票房”去满足观众,通过“票房”来滋养自身;通过“票房”去普及观众,通过“票房”去提高艺术;通过“票房”去精选好片,通过“票房”去淘汰劣片。为什么要如此坚定的坚持“票房价值”论呢?
一、这是由电影的基本属性之一大众性决定的。电影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显地区别于小说、诗歌、绘画等艺术样式:小说、诗歌、绘画等创作出来之后,可以不给他人看,或“孤芳自赏”或“束之高阁”或“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总之,一般是个人的脑力劳动完全可视作者本人意愿处理,不发表或人家不愿看,无关大局,然而拍电影不行,它一开拍便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综合性、客观性,不给观众看是不现实的。因此,这就首先要考虑观众是否愿意看。如果观众不愿看,意味着他们不肯自掏腰包,“票房价值”就实现不了。如果观众花钱蜂拥而至。就可以从中摸索出他们的审美情趣来,逐步总结出电影艺术的一般规律来。电影的大众性正体现在此。
二、是由电影的另一个基本属性——商业性决定的。现代社会不讲经济效益,那只能坐以待毙。特别是电影生产一开拍投资便以数十万元计,如果不计成本,一相情愿,电影靠谁去养活?!电影的商业属性决定它只能在平等的自由的竞争中才能发展,这就必须靠“票房价值”。钟老在1979年写的《电影进入八十年代》一文中对此作了极为精彩的表述:“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终产品论’推翻了二十多年来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部理论,那么‘票房价值论’也就不必再是羞羞答答的了,羞羞答答盖源于知识分子的清高。‘革命家’、‘艺术家’的桂冠和供给制,使我们羞言电影在经过制作过程之后,是通过卖票和观众见面的;另就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纨绔习气,其中又以江青的‘我给你们交学费’最为典型。江青既以人民的血汗化而为‘我’,又以动辄数十万计的电影生产成本化为‘学费’,经济收益无所计矣。我们在使用‘票房价值’这个词义的时候,总是把它和人民的爱好,即影片受欢迎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电影自然要以人民的好恶为准绳,‘票房价值’只不过是探知其究竟的一种测度计。”
三、是由评价电影质量的严肃性决定的。每一位电影导演总是在其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开拍电影的。从主观意图来看,大家都想争取更多观众的接受、理解、同化。然而客观效果并不一定如此。这就带来一个如何公允地评价电影质量问题。按导演自我评价,恐怕会出现不少“癞痢头儿子自己好”的滑稽剧。这能有利于电影事业的发展吗?!按少数评论家的不正常的捧场,电影界大概是会一直“阳光明媚”下去的,靠谁?那就是靠全体观众,只有观众是否肯慷慨解囊,才能真正严肃地、公正地评价这部电影的质量高低。一定量的观众必定能反映出一定质的影片。这就是“票房价值论”的严肃性。倘若说探索片一定是有积极功能的话,那这积极功能也只有当它转化为观众所欢迎的形态时,方能证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传统片”也是一视同仁的。
让“无意插柳柳成荫”者知其所以然而益增其荫,让“有心栽花花不发”者知其所以“不发”而求其发,让观众审美要求及票房价值的权威地位无可非议、日趋稳固,让电影艺术从更深刻更全面的意义上实现自己对于现实、社会与人所应具有的,有自身独特个性的巨大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来认真面对钟老的困惑而殷切地期望于电影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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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美学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艺术媒介的论证,形成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自律性艺术实践美学。其平面意识作为美学意义中最本质的媒介特征之一,越来越得到肯定与重视,当代架上绘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阐释着平面意识的回归,从平面走向简化的视觉意味状态,又从简化走向材料的原始物质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浚县社火本身就沿袭着创作的平面化美学倾向,往往不采用完整的三维视觉效果,主张强调形象的外轮廓,不强调物体的实体感,捕捉物体的典型特征,创造自然简洁的画面语言。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题材的观念化是因为绘画的叙事性与记录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照相机的发明与普及所取代,对绘画是否还应具有社会美学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止,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化追求后,人文精神的回归使艺术家们更趋于关注当下的即时的大众的美学现象,更贴近大众的美学接受层面,如波普艺术与涂鸦艺术就是将绘画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表达对当下社会的直观认识。浚县社火表演作为大众美学的一种,在表演的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大众美学概念的传达,从浚县社火表演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体现出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审美接受的变化。
总之,当代西方在美学演进中呈现出一种内省式的发展,无论绘画语言的平面意识还是美学题材的大众意识与浚县社火中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正是这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带来的人们心理的紧张、生活空间的压缩、交流沟通的需要,在美学鉴赏上就反映出对质朴美与童趣美的追求。相对于都市的冷漠,乡间充满的是热闹,笔者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体验到了这种温暖的人性光辉,发现了隐藏在内心的对乡土的眷恋,对情绪的宣扬,对温情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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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园林美学史上,《长物志》虽然不如计成的《园冶》那样,把园林营造不仅置于“人的系统之中,也放在天地的系统中” 239,有着比较系统的园林建筑美学思想,但在造园布局、叠山理水、园艺安排等方面仍不乏真知灼见,体现了作者“自然古雅”的审美追求,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品鉴长物的过程中,在物态环境与人格的比照中,物境成为人格的化身。按照文震亨《长物志》的观点,园林是“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城区内的园林,也可以通过巧妙的择地度势,叠山引水,创造出“市隐”的清幽环境;通过“得景随形”,把因地制宜的景观概念强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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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当代景观传统美学现代化景观设计
论文摘要:结合中国景观现代化的发展,对景观发展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进行了探讨,对两者相互碰撞时出现的各种表现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中国当代景观设计中使“传统美学”与“现代化”相融合的方法。
1探讨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大城市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种情况具体表现在:“特别是中国的沿海地区,人均收人和物质福利大幅度增长。就业和教育的机会也相应扩大,人们可以选择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尽管由于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财富不断增长,中产阶级的规模和力量都有所增加,但他依然是一个相对弱小的阶层。”所以说,中产阶级手中掌握的话语权也相对的非常弱小。
作为“中产阶级”这个社会阶层其中一部分的景观设计师,由于其规模和力量仍然很小,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权依然相对薄弱,因此,在土地的开发和市场的建设中,他们的力量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作为有社会责任的部分设计师,他们往往从另外的角度思索问题,例如追随中国的历史传统,关心中国特有的文化特性等。如今,当代哲学家和中国思想史专家李泽厚先生所提倡的“中学为用,西学为体”即“现代内容和中国形式”的思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里的“现代内容”在景观设计领域是指西方的现代化形式,而“中国形式”的含义则是指中国传统美学层面上的传统价值观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景观设计实践。
2综述中国当代景观中的传统美学与现代化
上述这些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构成了当代中国景观发展的促因,影响着景观理论的探索,并为现代景观的发展提供了百年不遇的机遇。从中国过去近30年的景观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必须以冷静的头脑来重新对中国当代景观中传统美学和现代化的平衡—即“体”和“用”的平衡做出反思,以求找到一条明确的发展之道和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从而避免中国的景观建设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遭遇更大的反复和曲折。
然而要对景观的特性进行探讨并不象对景观本身进行评价那么容易。众所周知,景观实体本身是构成景观特性的基础。由于这些景观的特性引发了人们对这个事物的反应—他们或者认同,或者激烈反对,或者持有一种暖昧不清的态度。例如贝幸铭的苏州博物馆的庭院设计,他的八角亭曾被批评为是欧式的形式;片山带有枯山水的韵味;整个庭院带有孤寂、萧索的苦禅感。虽然人们褒贬不一,但是这正是他的景观特性所在。正是因为它处于苏州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通过借助苏州园林的特有符号很快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这是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内容。反之,如果将之生搬硬套到另外的城市环境中,就会因为缺少了苏州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环境氛围,容易让人们产生不认同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景观设计中对“传统美学”与“现代化”的结合产生了相对的和谐。例如很多的传统景观元素语言变得越来越抽象,现代景观元素语言也不再象最初那样那么强势了。但就景观建设本身而言,这种“传统美学”与“现代化”的争辩还会持续进行,特别是在旧景观改造和生活街区改造这类一与人们生活、精神需求密切相关的景观中体现出来。景观中的“传统美学”的应用较突出的表现在文化需求较多的高层次街区(社区)环境中,例如北京的菊儿胡同改造和万科第五园,都是很好的应用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实际案例。另外,现代主义景观表现手法已大量的应用到当代景观设计上。大型的市政广场、景观大道、主题公园、风景带、休闲广场、商业广场、商业住宅小区景观规划等都是最典型的代表。究其原因有两方面:1)在此之前很少甚至没有出现过同类的景观形式和景观需求;2)在中国发展的大环境下,向现代化的发展是必然趋势,“现代‘内容’和现代‘形式’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市政广场、商业广场、商业步行街的景观设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3对中国现代化景观未来的思考
与现代建筑刚开始传人中国时产生的现象相反的是,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景观设计的主导权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部门对这种外来的新事物采取的是一种近乎完全开放的态度。这些政府干预的“亮化工程、政绩工程”等环境改造工程中,部分好大喜功的领导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往往会采用部分设计师的迎合他们口味的设计方案,因此,完全照搬或者部分改良的广场、景观形式在中国的各个地域比比皆是。例如在各个大中城市的最典型代表的政绩工程—人民广场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空而大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宽阔的景观道上只有汽车的身影,不伦不类的罗马柱矗立在城市的广场上。
虽然一部分比较有远见的景观设计师在理论上曾经提出过中西结合之道,但在实践中却没有真正的把这种思想体现出来。通过研究江南园林的历史可知,“大隐隐于市”的城市山林观念是传统中国园林追求的意境。而在制造这种意境中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些拟人化的元素,如:松、竹、梅、菊、兰等意寓人高尚品格的植物,当它们仅仅是被当作造景中的一个单纯元素时,它就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性;而当它被赋予某一特定意义的环境时,它的文化主体性就体现出来了。
对于依赖传统景观元素和传统景观形式无法达到现代环境改造的原因有:1)传统的空间布局形式很难适应现代景观的功能需求以及更_的空间规划;2)人们发现空间布局中的传统元素很难被第一眼发现,除非是某些极端的景观借此来表达一些独特象征意义时;3)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景观文化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已经很难被人们所感受到。人们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想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已经把人们感受传统园林的环境氛围破坏的消失殆尽了。
当作品需要清晰地表达出它是以大家熟悉的传统景观为参照物时,仅仅从空间或某一些特定的元素来考虑就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了,从中国在近几十年模仿传统园林的建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另外,还可以从现代提倡传统为本的景观设计师的景观作品中,分辨出不同的人所掌握的传统景观文化和历史知识是不尽相同的。设计师往往对传统的景观元素和平面布局比较熟悉,而对空间的本质特征了解较少。这样往往就会造成其设计作品的表达与接受的不平衡。
今天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受到了有力的挑战,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传统的符号来表达并且维护一种恰如其分的文化认同感。不可否认,传统景观文化在当代仍有鲜活生命力。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胸襟对现代景观潜在的包容性所致;是传统园林形式能创造出一种令人感到熟悉的亲切感和文化感,特别是当景观设计为某些特定的使用者服务时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当代的中国景观设计不仅仅是风格的问题,更是一种景观空间创造的理念问题。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景观设计师就会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就更接近李泽厚的“现代内容和中国形式”的美学思想了。
4结语
从当代国际景观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的景观设计暂时不会脱离国际化发展的趋势而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民族化、本土化的面貌。在当今国际化交流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当代的景观设计就象国际通行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国际通行语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别人熟悉的、通行的、实用的方式满足现代化交流、交往的目的。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处处效仿别人,如果在盲目跟随时代潮流的步伐中失去自己本民族的特色,那么将会失去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美学思想,这无疑是每个华夏子孙不愿看到的现实。
现代景观设计中,各个国家与民族由于其不同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趋向。在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时,中国的景观设计在实践中出现了本国审美传统与国际现代化的对抗,使人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在学习使用他人现代景观设计理念和方法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诊释和发展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继承中发展,很好地处理好二者的碰撞与融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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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生活环境的美感追求也不断增强,将美学原理完美融合于生活各个领域,能够更好地刻画 生活之美 ,进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追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美学原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园林景观设计的灵感之源,而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园林景观设计更有重要的贡献。园林景观设计要求审美价值、实用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而体现传统的美学意义更是园林景观设计的重要追求。本文从园林景观设计中茶文化元素的应用出发,对茶文化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传承、升华与融合,并进一步分析茶文化元素应用的美学意义,有望在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同时能推动园林景观设计的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园林设计;茶文化元素;美学意义
园林景观设计指的是在特定的环境或区域内,利用设计手段和艺术思维对区域环境的地形、植物、园艺、建筑等开展人工再造活动,以此赋予园林景观新的生命力,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园林景观设计活动在满足人们对园林布局、规划、空间结构等方面要求的同时,致力于增加园林崭新的艺术价值和欣赏性,同时能够保护神态环境的发展,促进生态条件的优化。园林景观设计不仅仅是一项建筑活动,更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人民的价值取向。园林景观设计的目标是实用、美观,在实用、美观的基础上追求深层次的审美价值。茶文化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是茶文化的传承、升华与融合过程,也是彰显美学意义的过程。
1园林景观设计中茶文化元素的应用
1.1茶文化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得到传承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而园林景观的设计也已成为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之一。园林景观设计中茶文化元素的应用,促使人们重视传统文化并进一步理解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要求对茶文化元素获得较为深刻的理解,也就要求将茶文化的精华部分进行展示[1]。此外,园林景观的设计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涉及众多部门,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因此,也就为茶文化元素传承的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使得文化的传承在一个较长时期中进行,更加增加了茶文化元素传承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茶文化元素的影响力。
1.2茶文化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得到升华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不同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政治背景、文化底蕴及社会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城市与城市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其文化底蕴的差异,而文化底蕴的差异又是通过城市一系列的生产、生活活动来体现的。其中,园林景观设计是城市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深刻的反映了一个城市特定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自然环境,也是见证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利用茶文化元素加以设计,在彰显茶文化元素内涵的同时,也能赋予茶文化元素新的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文化元素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一个民族人民生产及生活方式的缩影。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同时也是茶文化元素再生产的过程,通过社会群体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和催化,茶文化元素的内涵得到极大的丰富,并逐渐得到升华,使得茶文化元素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更加鲜明。
1.3茶文化元素与园林景观设计相融合
茶文化元素和园林景观设计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园林景观设计作为一项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现象[2]。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角度看,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也是园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随着园林景观设计的繁盛,社会上已形成一种特殊的园林文化,并对社会成员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园林文化的形成是离不开茶文化元素的熏陶的,可以说,园林文化中包含着一定的茶文化元素,而茶文化元素中也蕴含着园林文化的因素。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生产、制造活动,两者不断融合,在融合中促进园林文化和茶文化的发展。园林文化作为小范围的环境文化逐渐受到大范围茶文化的影响,最终带给社会成员崭新的艺术享受和美的熏陶。
1.4园林景观设计与茶文化元素结合更有艺术感和社会价值
园林景观设计与茶文化元素都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两者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其他元素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社会实践活动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则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体现,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园林景观艺术与茶文化元素的结合,使园林设计成果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而茶文化元素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也大为增强,两者的结合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们价值观念变革的结果,同时也是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其他领域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享用园林景观和茶文化元素的结合物,人们将会感受到巨大的美学意义,并开展更富有效性的社会活动,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2园林景观设计中茶文化应用的美学意义
2.1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本质———“比德”与“悦心”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不仅仅是一项社会性的生产实践活动,也是彰显文化美学意义的重要途径之一。园林景观设计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艺术形式,受到了美学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也是美学思想在建筑领域的生动体现。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本质是美善统一,同时将遵守伦理道德作为美善的行为准则和基础,倡导在艺术创造活动中感悟自然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茶文化元素的社会美学观点是“比德”,即将社会伦理道德、道义转移到自然景观上,自然景观则成为抽象道德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比德”也是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之一[3]。植物配置是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比德”则在植物配置环节得到了生动体现,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挺拔虚心有节”等古代诗词都体现了园林景观中“比德”的设计理念和美学思想。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常有的植物有“四君子”:梅、兰、竹、菊及“岁寒三友”松、竹、梅。“比德”强调的是儒家学派的社会审美观念,主张利用道德伦理对社会成员进行约束,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通过欣赏并运用自然之美,达到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状态。虽然自然中的花鸟植物并没有思想意识,但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即园林景观设计活动,实现了自然物的社会价值,扩大了生命形式。而“悦心”则主要是针对园林景观的空间结构设计而言的,合理的空间划分及设计可以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和愉悦的精神体验,园林的功能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还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也是建立社会联系、优化社会关系的重要支撑。中国园林的最大特色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则是情感、观念及思维方式的综合,通过欣赏园林景观的设计,满足了人们精神和物质的双向需要,产生愉悦的社会体验和身心感受。
2.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形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茶文化元素中所蕴含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涵:第一,人与人之间相互敬重,相互秉承尊重之心,追求人与人之间距离的适当;第二,人对自然、历史、规律怀揣敬畏之心,保持中立的态度;第三,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爱惜,追求本心的真挚和纯洁。园林景观设计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古代,往往以制度作为实行方式,最为典型的是古代的社会制度,即要求各个社会群体严格遵守各项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更是要严格服从宗法制度的约束,而社会阶层低的人士需要掌握系统的社会礼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特性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则体现为景观设计的层次感较为分明、具有规则意识。园林景观设计追求的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价值准则,也就是“中庸”的思想,包含了不偏不倚、无过也无不及、调和折中,十分推崇温而不厉、威而不猛、惠而不费的处世态度,如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追求的恬淡、静美、安逸等效果也是折中思想的体现。“致中和”便是园林景观中常见的处理办法,即世间的万事万物可以通过统一的调配和导向,形成最佳存在的状态。可是社会经济总是向前发展的,人的欲望和要求也随之产生,要想达到“致中和”的状态,必须使得世间万物各得其位,在合适的时机进行社会活动,促使自然、社会、宇宙达到和谐共存。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注重通过对自然景观的协调,使自然景观达到和谐统一。同时,“致中和”的美学思想也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审美情趣。因此,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应讲究寓意于物的表达方式,不断探究园林景观的美学特性,发现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的美学意义,以此带给人们丰富的美学享受和美学熏陶。通过对茶文化元素的不断发掘,逐渐增强园林景观设计活动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提高其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3结语
综上所述,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茶文化元素的应用是茶文化的传承、升华与融合过程,深刻体现了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本质-“比德”与“悦心”、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审美的形态-“乐而不淫”与“哀而不伤”的美学意义。同时,随着我国园林景观设计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茶文化也逐渐得到繁盛,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茶文化元素的应用不仅仅极大推动了园林景观设计工作的开展,也为弘扬我国传统茶文化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美学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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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对于园林中的“窗”这样描述:“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周围粉墙列着许多小窗,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小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景色都不相同。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窗和门不同,门能够进出,而窗则是眼睛的穿越、光线的投射、风景的呈现。透过漏窗,人在墙边走,景在眼前移,虽近在咫尺,却光影迷离,隐隐约约,景致若隐若现,似隔非隔,这种暧昧的距离感是一种诱惑。说到中国园林,自然就会想到江南的园林,当然就离不开苏州园林,俗话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且不说苏州园林整体造物和写意的博大与精深,其中一个小小的漏窗就足以让人为之赞不绝口。据记载,我们见到窗的具体形象最早是在汉代的明器上,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窗的图形。《淮南子•说山训》中就有一段形象的描述:“受光与牗,照北壁”,“十牖毕开,不若一户之明”。可知当时的窗是朝南开并且很小,从窗中射进光,能直接照到背面的墙壁上。汉代出现了直棂窗。直到魏晋时期,文人兴起建造花园,使窗置身于景观与屋墙交界处,赋予窗更多的含义,起到漏窗隔景与引景的双重作用。隋唐至宋,出版了图文并茂的《营造法式》,已对窗的构建作了具体的说明。至明清时代,建筑用窗,工艺成熟,式样繁多,且存世较多。漏窗是一种满格的装饰性透空窗,俗称为“花墙头、花墙洞、花窗”,是窗洞中装饰着各种镂空花纹,用以装饰墙面和点缀园林景色。漏窗内外相通,窗内图案疏密布局匀称。它以多变的造型、精美的纹饰,不仅使平淡的墙面产生变化,而且由于它隔了一层窗花,可使两侧相邻空间似隔非隔,景物若隐若现,富于层次,引游人兴致。而且窗饰题材丰富,熔文学、书画、雕刻、戏曲、民俗等为一炉,折射出华夏窗饰艺术博大精深的文化渊源,体现着漏窗文化的审美精神。
1空间形式自由多样
漏窗空间形式自由多样体现在其花纹图案极为丰富多样,单在苏州园林中就有数百种之多。从形式上来看,大致分为方、横长、直长、圆、六角及其他各种不规则形状。而前面三种除了做成方角以外,又有圆角与海棠纹等形式。几何形体图案多由直线、弧线、圆形等组成。全用直线的有万字、定胜、菱花、六角景、冰裂(冰纹)等,全用弧线的有鱼鳞、球纹、钱纹、如意、波纹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线条构成的有寿字、夔纹、万字海棠、六角穿梅花和各式灯景等。还有四边为几何图案,中间加琴棋书画等物的式样。同样还表现在其内容极其多样上,漏窗的内容多为花卉、鸟兽、山水或单纯几何图形,也有以传奇小说、戏曲及佛、道故事的某些场面为题材。自然形体的图案则取材范围较广,图案题材多取象征吉祥或风雅的动植物。属于花卉题材的有松、柏、牡丹、梅、竹、兰、桃、石榴等。属于鸟兽题材的有狮、虎、云龙、蝙蝠和松鹤图、柏鹿图等。物品题材有花瓶、聚宝盆、文房四宝和博古等,还有表现戏剧人物和故事、象形文字的图案。属于人物题材的多以小说传奇、佛教和戏剧中的某些场景为题材。空间形式自由多样有其独特的优点,在构图上总的来说,以直线组成的图案较为简洁大方,曲线图案较为生动活泼。贝聿铭说过,“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它放进光线和新鲜的空气;但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画框,花园永远在它外头。”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漏窗的运用是一个再设计的过程,间形式自由多样亦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图案的选择上比较简洁、多样,例如万字纹、冰裂纹、梅花图案等,如西安香格里拉的室内设计中把万字漏窗图案基本形与灯具设计的结合,这种手法在苏州古城区景观设计中也有体现。再如一特色中式餐馆,布局上采用传统庭院、中轴递进的营建法式,在空间转换、交接置景的处理上,充分利用“窗”的穿插借景手法,选用典型的漏窗图案点缀装饰,造型上将原构件重新组合出新。把门环、条儿、斗拱、门罩赋予新的用法,色彩上避开了繁杂华丽,融入民居的质朴,再加上古典家具与艺术品的陈设,营造出具有东方神韵的餐饮环境。
2与空间关系和谐
在空间理论上,宗白华说:“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老子曾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室之用是由于室中之空间。而“无”在老子又即是“道”,即是生命的节奏,形象地阐述了空间的实体与虚空,存在与使用之间辩证而统一的关系。“虚”与“实”的概念由来已久,其合理的应用可以使空间关系更加和谐。在苏州新博物馆设计中,首层展厅与天窗、廊道由墙隔断分开,人漫步廊道,展厅的构架、天花和木框使人联想到中国古建筑的语言,而廊窗外的一个个庭院,由窗取景,若隐若现。而这所有的组织,贝聿铭是以非常简明、便捷、出神入化的建筑语言来表达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要求内部空间具有通透的境界,建筑物更是强调虚灵、通达、留白、轩豁。门窗喧豁、廊墙留虚,能有效打破封闭局促的格局。如留园“五峰仙馆”南北两面基本上被轩豁的门窗所包围。“鹤所”的墙壁几乎为四周的门洞、空窗或花窗所占,框景效果极佳,窗外的庭院、天井里的湖石花木都可框景收纳,有种由景入画的效果,让人回味无穷。室内设计艺术借用古代园林美学精神,通过借景、对景、隔景、合景等设计手法将室内空间化为自然和谐的空间。如设计苏州加城国际销售中心的设计师所说:“‘园林’自然地成为室内空间处理的基础。”正是在空间中强调了园林景深的做法,通过半通透的木格、朦胧的纱幔、层层的圆窗,使得各空间自然浸透,在面积不大的室内巧妙地表现出优雅的节奏、韵律强烈的空间景深。达到以小见大、步换景移的空间效果和心幽境醇的意境追求。再如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套房设计,在入口处设置屏障,并将园林元素抽象化,融入室内空间,营造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空间含蓄美,赋予空间既传统又时尚的美感,将意境升华。
3与光的合理应用
“让光线来做设计”是贝氏的名言。贝聿铭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中老虎天窗的做法,将天窗开在屋顶的中间部位,自然光线透过木贴面的金属遮光条交织的光影,进入到博物馆的活动区域,使光线柔和,便于调控,以适宜博物馆列展示。光线经过色调柔和的遮光条的调节和过滤所产生的层次变化,以及不同空间光线的明暗对比,仿佛能让周围的线条流动起來,令人入诗入画,妙不可言。这一设计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建筑的屋面造型样式,而且解决了传统建筑在采光方面的实用型难题。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建筑构造采用玻璃、开放式钢结构,特别是屋顶的立体几何形天窗,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在采光方面的束缚。新馆屋顶之上,立体几何形框体内的金字塔形玻璃天窗的设计,充满了智慧、情趣与匠心。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漏窗本身的花纹图案在各种角度光线照射下会产生各种变化的光影,使光线在空间中产生和谐的虚实关系,营造氛围,使传统情感得以延续。如河南天地粤海酒店的餐厅入口大门以及入口处的隔断的设计,就是体现了漏窗的魅力和韵味,它的图案形式仿照园林中的漏窗,设计很有光线感,镂空的造型使光影隐约、柔和,对空间进行分割,同时又富有浓厚的装饰意味。“山不在高,贵有层次;水不在深,妙手曲折”。园林中漏窗的运用使园林内外、远近不同层次的映衬汇集,使人在信步漫游中不断感受景致的无限丰富和空间的无限广大,看似是窗,却犹如景又犹如画一般,正所谓“瓮牖与窗棂,到眼皆图画”,达到“实中见虚,虚中见实”的审美意境,值得我们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去借鉴和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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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潮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直接推进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当代教育思潮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在于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和变化情况。文章主要分析了当代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育中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
【关键词】教育心理学;高校教育;发展前景
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在于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和变化情况,从而得出一定的教育双方的心理活动、教学开展的规律以及教育的发展趋势。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环境是教学场景,主要关注得是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心理和被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教育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关键在于将心理学相关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从而实现教学活动中教育双方的心理健康。
一、当代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育中的问题
1、内容体系缺乏系统性。
我国当代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到学习心理,还对品德心理、教学心理、教师心理和心理健康等领域涉猎甚广。但对这些领域在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上必须要有一个排序,这样才能做到调理明晰。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的现状中,有的重视学习心理,有的重视品德心理,有的重视心理健康,并没有达到统一。这说明,当前教育心理学的内容冗杂、体系不清晰。导致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庞杂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没有明确、官方、主流的理论指导。其次,研究课题没有限定、主题花样繁杂。最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背景和方法的变化性较大,难以掌控。
2、研究方法缺乏创新性。
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述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强调实证主义,注重自然科学的客观性,采用大量的实证量化分析,利用一系列的数据来说明教育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另一种是强调现象主义。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并不能用自然现象的观测方法,采用大量的非自然的定性方法来说明教育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在整个教育心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大致上只出现了这两种教育方法。
3、理论与实际联系缺失。
在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做到理论和实际的有效结合,主要表现为:首先,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无法接轨。教育心理研究者的成果跨度是从理论到理论,并没有实践的经验成果作为理论的有效支持;另一方面,高校教育工作者是关注到日常的实践,却没有将教育心理学作为教学的理论指导。其次,教育心理学并没有在教育改革中但有一定地位。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了教育心理学的作用,它除了得出一定的教育双方的心理活动、教学开展的规律外,还会对教育体制造成重大影响。最后,学科应用领域不光。目前,教育心理学还仅仅应用于高校中的教学活动和教育双方,制约了教育心理学的应用性。
二、当代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育中的发展前景
1、研究设计质量要求不断提高。
随着教育手段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大量高科技统计分析方法被应用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这虽然为研究开展提供了便利,但是也造成了为研究沦为数字化和科技化的附属品。这种现象虽然源于研究工作者对于统计精确度的严格要求以及数据量的本身限制,但是想要站在该领域的尖端,不仅仅要对方法、技能进行高科技创新,更关键的是要提高研究的质量。
2、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首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双管齐下。定量研究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精确度,但教育心理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不能仅仅使用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方法注重的是观察性和体验性,并能够深入发掘某种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定性研究虽然能够进行思维的发散,但是过高的主观性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双管齐下才是进行心理学现象研究的正确方法。其次,使用高科技的研究手段作为辅助。传统的研究方法不能摒弃,但也要迎合是代变化采用高科技手段,能够大大提高数据处理的速度和精确度,也为定性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支持。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随着现代教育心理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其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人们往往仅仅关注到了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而忽略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但,也就出现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脱轨现象。理论研究者们需要意识到过往的研究大多是站在格式化的情景下开展了,无视了社会现实。因此教育心理学研究应更尊重当下的社会现实,以教学现场为背景,在实际教学中发现教育双发的心理动态的变化以及背后的规律机制,走出理论研究的禁锢,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学科体系具有地方特色。
首先,了解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不能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成果生搬硬套,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而是要在分析和比较中国人的心理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的成果。其次,保证研究对象的典型性。认真了解研究对象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面向社会进行研究对象的招募。此外,也要保留我国教育心理学在发展过历程中的精华,极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最后,打造一支分工明确、特色显著、跨文化的科研团队。由于我国地广人多,不同区域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特征,我开展大范围的研究需要多方位的人才的支持,只有协同共进的通力合作,才能保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对象有着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心理学体系。当代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育中主要存在内容体系缺乏系统性、研究方法缺乏创新性、理论与实际联系缺失的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提高研究设计的质量要求、创新科学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地方特色的学科体系等手段保证教育心理学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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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1世纪,人类社会已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模式已发生了重大变革。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上的“第四次教育革命”时期,这场新科技革命对教育提出的首要课题就是:从知识教育转向能力教育,从结论教育转向方法教育(或称之为“过程教育”)[1]。这场新科技革命对我们一贯奉行的传统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作为教育者,为了迎接挑战,必须尽快转变教育观念,并积极改革教育模式,运用新的教育手段,努力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
二、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
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对教育过程和资源的设计、开发、使用、评价和管理,促进教与学的最优化。现代教育技术能充分开发、组合和利用各种有益而且丰富的学习资源,变教师主体为学生主体,变教师传授知识和技能为引导学生寻找达到学习目标的最佳途径。这是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根本无法达到的教育效果。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传道、授业、解惑是教育的唯一宗旨,而授业即学习过程也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继承性的学习过程,这种以继承前人已知的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已渗透到了教与学的各个方面。国际权威机构调查认为,当前人类科学知识是每3~5年增加一倍,这就意味着大学期间学到的知识在毕业时就已经老化、过时。如果教育还继续履行单纯的继承使命,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必将被时代所抛弃。21世纪国际教育发展有十大发展趋势,分别是教育的终身化、多元化、分权化、远程化和多媒化、个性化、产业化、市场化、大众化,竞争国际化,这10种趋势已经对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学校只有尽快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模式,才是实现继续从事教育使命的必由之路。现代远程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电视(电影)教学、广播教学、幻灯投影教学等已构建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平台,每一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优点。现代远程教学是一种与传统面授教育相对应的一种教育形式,它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卫星资源,搭建实时和非实时的远程教育平台,建立强大的多媒体课件点播系统和教学直播系统,进行全方位的互动教学和音视频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而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全方位、多层次的知识传播。通过现代远程教学,教师教育的全过程,包括“视频+音频+电子教案”都可以通过网络和卫星进行直播。而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入网上虚拟学校,或通过电视在家中有选择性地接受著名学府优秀教师的实时授课。这是传统面授教育模式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教学活动,不可能达到的教学效果。[2]网络教学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势。丰富的网络资源,独特的视听效果,方便的网上交流,给教师的教学活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自我学习、合作探讨、创新发展,构建了广阔的平台。在网络环境下,教师可以将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其他教师进行商讨,将自己的教学心得、教学成果与他人共享,通过互相学习和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教学水平,同时可以将自己的电子教案在网上发布,提供给他人学习。在网络环境下,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水平来学习和提高,学习是学生主动参与完成的,因而这种学习使学生真正获得了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这正是传统的教学所不能比拟的。学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学习内容,通过和教师和同学的不断交流而充实自己,满足自己成长的各个方面的需要,这种建立在共享的、共讨的前提下的学习模式是传统面授教育所不能达到的。多媒体教学是以计算机各项功能和特点,代替(或部分代替)教师面向学习者,促使学习者实现有效学习的教学形态。教师可以充分运用计算机的特点和优势,进行CAI课件设计,将那些抽象的、用言语无法描述的知识通过课件的形式向学生传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自主地选择性地学习,对学习过程中的重难点知识可以实现重复学习而不受时间的限制。多媒体教学避免了传统面授教育中因学生智力因素而带来的弊端。同时,对那些抽象的、操作性强的知识,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如图表、动画、音视频等诸多方式表达,克服了传统面授教育存在的单一性和不易接受性。电视(电影)教学、广播教学、幻灯投影教学都充分利用了这些媒体的特性,要么在图像上,要么在声音上发挥各自的优势,代替(或部分代替)教师面向学习者传授知识,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单调、沉闷的气氛,加强了学生的感观印象,提高了教学效率。
三、当前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院校的发展现状
1.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现状
当前不少高职院校在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投入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对提高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改革教育模式,推动教育现代化,开创教育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在校园网的建设、多媒体教室的建设、现代远程教学的开展、电视教学、幻灯投影教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育教学的手段。从整体看,大部分高职院校已全面实施了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但在有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强,如校园网的建设,不少高职院校已经完成了它的前期工作,光纤铺设到了各教学搂、实验室、办公楼,如果接入到教师的家庭和学生的宿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的网上交流和教学资源的获取,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多媒体教室的建设近几年也得到大部分高职院校的重视,每个系部都建立了自己的多媒体教室,而且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职院校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但是由于不少高职院校学生已近万人规模,而有些系部的多媒体教室数量还不够,还不能满足教学的正常需要。另外在现代远程教学方面,不少高职院校已有了零的突破,如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成人教育学院都已经与相关教育部门建立了远程教育关系,现代远程教学已开绐实施。同时,由于校园网光纤已经接入各系多媒体机房,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全天对学生开放,对于那些想通过网络课堂进行学习的学生,学院为他们提供了又一个远程学习的场所。但由于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限制,目前不少高职院校的电视教学、幻灯投影教学这类常见的现代教育技术媒体还没有在各系得到普及,全面实现信息化教学离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硬件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不少高职院校现代技术教育,但软件的投入却任重道远。不少高职院校在软件方面投入的资金相对显得较少,当然,设备资源的投入不应当看资金数额多少,而应当以实用、够用为目的。
2.现代教育技术实施的人力资源现状
美国有人这样比喻信息技术服务于教育这件事:教育信息化相当于一个三条腿的小板凳,其中一条腿是设备,一条腿是教师,再一条腿便是好的资源。有了三条腿,板凳才可以坐稳,少了一条腿,板凳可能只是木头或材料。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制约教育技术手段运用的诸多因素中,教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现代教育技术的开展需要广大教师的参与。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使用,课件的制作,素材的收集,脚本的编写,不是一两个教师能够完成的。而有的高职院校的教师还迟迟不能从传统教育模式中走出来,教学方式还是教师的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书进行教学信息的传递,同时造成了学院有些现代教育技术资源的长期闲置。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和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江泽民)。本世纪的竞争,是经济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学校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职业技术教育正是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直接作用于经济,影响甚至制约经济的发展。德国前科尔曾说过:“经过很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德国最大的资本,是经济稳定的保障。”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影响着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是培养结论性人才,还是培养创造性人才;是仅“授学生以鱼”,还是更多地“授学生以渔”,这对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如果停滞不前,继续延用传统的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书来传递教育信息,所造就出来的就是单一知识复制型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他们毕业时,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就存在着老化、过时的现象。[3]同时在学校里,由于教学模式的限制,我们所培养的、所注重的是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性,而没有注重他们对知识的自我理解能力、自我创新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在这种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下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本身就缺少竞争力,走入工作岗位想继续向前发展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对那些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迎接教育发展的趋势,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较高的社会竞争力,使高职院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总体来看,当前高职院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存在着以下问题:(1)认识不到位;(2)技能生疏;(3)教学软件缺乏;(4)不同学科、不同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贫富不均”;(5)教师的教学任务重,未能投入很多的精力、时间系统学习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技能。
四、加快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措施与对策
1.转变观念,加强认识,抓好现代教育技术软硬件建设
原教育部陈至立部长曾指出,“发展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领域的一场变革,不仅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软件建设”,没有必要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教师是不能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育教学的。一方面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由于软件环境的建设需要长期的积累,因此,学校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教学软件建设:
(1)可以建立一个教学软件资料库,包括各个学科的各种教学软件,比如计算机软件、幻灯片、投影片、录音带、录像带和多媒体课件等。学校由专人收集和管理,教师需要时就可以去资料库找,这样可以减少教师的劳动量,也能调动教师使用各种教育技术进行教学的积极性。
(2)根据教师的教学需要,购置由教育部门审定的优秀教学软件,一些“教学资源库”式的教学软件,比较适合学科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在课堂上选择使用。
(3)强化教师软件制作能力,克服软件开发困难,提高软件质量。要加强教师的协作精神,把教师收集、整理的各种教学资源整合加工并用于教学,充实教学资源库。鼓励学科教师和信息技术课教师合作,制作教学软件,提高自制教学软件的使用率,减少重复劳动。
(4)调动学生参与,教师把学科教学的资料检索要求告诉学生,让学生在校外帮助收集,在收集的过程中,学生既可丰富知识,又可积累学习资料。
2.加强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提高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要提高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促使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使用各种现代教学媒体,除了通过教师自身的努力学习,还需要通过系统的培训。开展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校本培训。要整体提升教师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主要还得依靠校本培训。校本培训可以利用本校的信息、技术、师资和节假日等空闲时间自行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可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采取自主学习与集中培训相结合、主题辅导与研讨交流相结合、专家指导与外出观摩学习相结合、课题研究与网络培训相结合等多种形式,促进教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能力的提高。在培训内容方面,应加强计算机的基本知识、文稿演示、CAI课件制作、动画制作、电子表格、常见教育设备的使用和维护等方面的学习。在培训对象上,应针对全体教师,特别是对一线教师的培训,一线教师是现代教育技术的直接实践者,对推动现代教育技术起着关键作用。[4]
(2)远程培训。这种培训有教学光盘播放模式、卫星教学收视模式、计算机网络浏览模式三种模式,具有优秀教育资源充足、学习时间灵活、培训成本低,培训效果好等优点,教师可以确定自己最佳的学习进度,根据自己的“消化功能”去选择、去获取知识,远程培训支持受训者按需学习、适时学习、弹性学习、终身学习。这种培训方式既符合高速度进行教学的原则,又符合使全体受训者都能够得到发展的原则。
3.抓好教学的网络化建设
网络化教学是高职院校教学的最新发展形式,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发展高职教育的重要手段。教学的网络化是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教学主要的应用形式之一,通过把理论课、专业课等课程以网络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开发学习网站,学生通过免费注册成为学员,通过互联网学习相关的课程,并通过E-mail、留言板等方式跟教师相互交流。这样不仅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也有利于高职院校的发展,提高其知名度。
五、结束语
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院校教学中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高职教育的发展,对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育思想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推广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实践中,转变观念是根本,建立机构是保障,设施建设是基础,软件开发是重点,师资培训是关键,推广应用是目的。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并共同努力,去迎接新技术革命给高职院校带来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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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是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其他阶段文学形式的继承,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挥了自身的优点向前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报章、广播、影视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在媒介的冲击和推力下,需要对文学的存在加以深度思考。
关键词:媒介;形态;现当代文学;关系
“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影响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建造我们的‘现代文学’”[1]103,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现代传媒(媒介)具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2]73,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本身就带有信息,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其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报章、广播、影视以及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存在的“场”。媒介以其特有的强大冲击和推力促使着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及文学生产/传播方式、作家身份和读者/受众心态等的改变,因此,对现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整体风貌与未来走向等)需要加以关注和探讨。
一、报章印刷与新文学构建
晚清与“五四”前后,民族先觉者们为寻求社会变革而触动文化并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并促成新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在网络和广播、影视缺席的时代,报刊杂志处在最前沿,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媒介形式,它们催生、哺育了新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与意义上决定了新文学后来的发展/走向。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体叙述的创新、写作者文化“身份”特征的改变等都离不开报章、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如文学观念变革的先驱者梁启超的“新文体”成就即与报刊密不可分,“没有大众传媒的发达也就没有梁启超”[3]17;另外,杂志和报纸副刊导致了职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将作家从小作坊式的、自产自销的历史写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他本人和其作品进入到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之中”[4]3;还有,如陈平原先生所说,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涉到传播形式、写作技能、接受者的心态、写作者的趣味等,实是关系重大。传统文人的著述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现代作家的创作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报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亦有着重大影响,如报刊连载小说促使着作家调整笔墨以适应其特征,鲁迅的短篇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小说从“说———听”转为“写———读”模式等等,使得读书人耳目一新的当时,既兴奋,也不无惶惑。“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后来借助《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编纂完成了其自我经典化(总结与定位),而此编辑设想无疑是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从以上论述中可窥见报章媒介对现代中国文学进程的深刻影响:“可以这么说,现代(新)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但归根到底,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1]103,而由此产生的文学活动特征一直被保留着,在当今印刷媒介世界里内涵基本没有变化。
二、冲击与合作:电子媒介与新文学传统
报章印刷媒介带来的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新质文学,是一个文学新纪元的开辟,而以广播、影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兴起对此新文学传统构成了一种挑战,大众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个人化文本阅读,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新的媒体(介)催生新的文学,每一次媒体(介)的革命都会引发文学的革命。同时,现代传媒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文化中心,对社会的文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既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是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媒体(介)的商业化特征和政治化特征……”[2]159-160,广播、影视媒介的出现带来社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使文学开始与时尚/流行文化联系起来,并且逐渐娱乐化、商业化,文学的叙述方式、表现形式、接受观念等也随之调整和改变。声色震撼、感官冲击大有取代传统的阅读习惯之势:广播的直播让人感觉到与现实世界的“有距离的同步”,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带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体验;而影视(尤其是电视,它更多占据日常闲暇时间)则是使文学图像化、商业化意味越来越浓厚,当然也改变了读者的趣味,使文学接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直观画面和身临其境感的喜爱与对快感和轻松娱乐文学的消费追求,取代了曾经的文学文本阅读的美感及愉悦,摒弃了深度思考。对此,很多熟悉或习惯纸质文学形式的文学研究者发出了意义复杂的叹惋———“文学终结论”,电子媒介的兴起引起他们对于纸质读物命运的担忧,对于文学命运转折的悲观,同时也在承认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和改造。但实质应是“每种媒介都既有优点也有缺陷,所以……呈现出多种媒介并存的局面。……因此,说在电子媒介兴起之后,……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真正‘死亡’,而是边缘化”[5]61,即印刷文学的中心地位遭到消解,需要调整文学叙述/艺术传达方式,寻找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最佳结合点来应对紧逼的挑战;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有着崇尚高雅和深刻的需要,不会止于浮光掠影式的感官满足,寻求生的意义和价值源于人的本性,文学恰是对生命/人性的洞察与领悟,即符合了这种需要。文学本身并不拒绝/排斥新的电子媒介,“在纸质书籍阅读已经大量减少、出版业萎缩、电子出版业超过传统出版业的前提下,电子媒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播优秀作品的方式”[5]63,如何更好地借助运用它们并保持文学内在的艺术独立性/深刻性不为新媒介所“奴役”才是必须深思的重大问题。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早在上世纪初就已出现,如作家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张恨水、张爱玲等或参与电影创作,或对电影进行理论上的评论;后来一些经典作品如《伤逝》《林家铺子》《围城》等等被搬上荧幕,由此形成的人气聚集效应带来了纸质图书的再度热销,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被重新欣赏;新近的如《白鹿原》《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影视改编和广播台有声阅读也使得很多受众在表层的视听图像艺术欣赏之后,选择重回文本感思作品的表意丰富性和艺术独特性。另外,有些作品则是通过影视播出后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比如六六的《蜗居》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等;还有如韩寒、郭敬明、明晓溪、饶雪漫等人,更是借助影视使自己的作品“梅开二度”,由此带来印刷图书的畅销大卖,而这些也催生了影视文学。可以说,文学艺术是广播和影视艺术形式的基础,即文字语言绝不可缺席被取代,同时,电子媒介也大大拓展了文学的生存空间。虽然其中存在消极方面的影响,如影视改编与作品原意的大不相符;影视炒作现象使原作品的内涵意义夸大或缩小等等,但这些都不能掩蔽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强大整合作用。
三、契机与危机:网络与现当代文学
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媒介的兴起,让文学走向了大众狂欢,众声喧哗。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智能手机等通讯工具的逐渐普及带来了“网络文学”这一文坛新现象,“这些依附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媒介作品,对文学的嬗变形成了强大的推力,也对文学传统的历史赓续造成了新的变奏”[6]143,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相对于报章印刷、广播影视等来说,网络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媒介,它几乎囊括了前几种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信息,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实时性、交互式、全球性等特点。其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范围之广泛、变革之剧烈、渗透之全方位是前几次媒介革命所不及的。文学的存在方式自然就会大量转向“数字化生存”,几乎全部的原印刷文学作品(国内外)都被数字化复制储存在网络资源库中,网络原创文学更是难以数计,“读/刷屏”多于读书,纸与笔逊位于网络技术,使得文学的创作、阅读和传播方式以至作者身份、读者接受等又一次从媒介本体上发生重大转型与改变。关于网络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现已有很多评论,综合观之,主要集中在网络之于文学转型的“启蒙”和“消解”双重角色上:借助网络的大众化叙事,对既有的文学体制、文学旧观念和传统的作家文化身份等进行了革新颠覆,文学刊物和报纸编辑的权威性被消解,突破了原有的文学惯例/成规,推进了文学写作/阅读自由度的同时,也带来消极和异化的一面,比如网络媒介的技术化对于文学性的消解,“自娱以娱人”的文学观念转变导致非艺术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网络写手大都是隐匿真名的,在虚拟的身份中,消解了作家该有的“责任焦虑”,导致主体承担感的淡化,致使网络文学的作品意义缺失;数字化复制及拼贴技术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易碎的没有重量的存在,带来的是文学经典的隐退与文学信仰的消褪,“……数字媒介写作重发表不重发现、重表达不重原创,它用机械复制与技术拼贴消弭了原创与仿拟的界限”[6]153,带来文学身份危机。另外,网络文学的虚拟真实带来的只是数字化媒介之间的交往,虽然在公共网络上,每个写手都能够恣意用文字尽情狂欢或者与受众互动喧哗,但实质上都是“孤独的人们在排解孤独”而已,离开了网络,一切只是虚空,没有厚实感,所以,大多网络写手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印刷成纸质图书出版,等等,这些显示出网络媒介的缺陷暗弱。但不能因此把网络媒介看成文学的对立物,它是新的文学契机,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好网络的技术优势在数字化语境中提升文学。
四、结语
以上荦荦大端地分析了几种媒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当下是印刷、电子、网络媒介多元并存的格局,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与缺陷,互补共存着,在矛盾中整合,文学的存在状态也由此丰富多彩。当然,其中存在着显在的文学“忧虑”———在媒介技术本身带给文学的挤压冲击之外,还有“任何媒体都不可能是自足的存在,它必然处于多重体制之中,……体制的制约是外来的、强制的,而自己的思想、立场与利益的驱动则是内在的、自发的;……它们都要通过媒体对文学产生影响”[7]137-138,即媒介是由人来决定如何运用它的,“体制”与“市场化”也同时通过媒介规约着文学,尤其是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带来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化,借用程光炜先生的说法,即“媒介焦虑”,“一方面,大众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生产方式,带给人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登场的欲望;另一方面,就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也在谋杀现当代文学的‘诗性’”[4]4,进入“功利化”或“解构”的运作怪圈,这些都是必须正视面对的文学困境。所以,在通过媒介视角更为原生态地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真实存在面貌后,如何理性对待媒介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在媒介语境下保存/增强文学的生命力,坚守文学性,重构/开辟文学新境界等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如果让媒介技术和商业化等外在力量牵着文学走,那么“文学消亡论”就不只是悲观的叹息了,需要来自传媒机构、作家、批评家、读者大众等的共同反思与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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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文学涵养的养成离不开人文知识、专业知识以及实践知识的结合。现当代文学对于培养大学生文学涵养有着明显的优势和作用。在现当代文学的积累过程中,学生能够有针对性的掌握文学知识,奠定文学功底,另一方面,学生能够从、作者的写作手法中洞悉作者的生平和挫折,从而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再者,现当代文学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完善大学生的文学涵养,加快大学生个性的养成。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大学生;文学涵养;作用
一、传授人文方面知识,奠定学生文学素养基础
现当代文学在对学生的塑造中,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传播文化,进而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奠定学生基本的文学素养。人文知识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所表现出的,构成了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方面。现当代文学通过对文、史深入剖析和再现,让生动的历史场景在学生脑中再现画面。每个人只有经过了一定时期的文学积淀才会深化成为文学涵养。现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文学、艺术等丰富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向学生传输基础的知识,另一方面,教师还要能够把这个过程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思潮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能够走在时代的前沿去把握现当代文学知识。在较新的科研中,有许多新兴的文学观点和知识,因此,教师要能够承担得起这一责任和重担,积极向学生介绍新知识,增加学生的求知兴趣,让学生在新的知识中吸取营养,从而能够奠定良好的人文基础。
二、融入挫折教育,提升大学生文学心理素质
现当代文学在积极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也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它能够增强学生面对挫折的信心和毅力,增强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在完善大学生人格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学生文学品质的提升。文学实际上人的学问,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往往是作家经历、人格、精神的再现,这些都能够对学生产生良好的教育,加深学生文学涵养的形成。作家的经历和背景,为学生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能够帮助学生在文学的海洋中自主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学生在文学精神之上得到升华。
(1)现当代文学中朗朗上口、简洁明了的诗句有助于大学生文学涵养的形成。现当代文学往往包含有诗句的内容,诗文通过再现当代事物和表现状况,从而构造成影响人们的诗句,在对诗句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学的魅力,帮助学生建立起文学之墙。
(2)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往往选取英雄典型来塑造人物,从而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面对挫折的思想。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社会,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在文学教学中,有许多的文学人物在历经挫折之后仍旧积极面对挫折,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用当代人物为例,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能够帮助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从而使学生在面对文学创作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积累来积极创作和表达。
三、完善人文个性,提升大学生文学写作能力
人文精神,是文学素养的内在支撑和表现,它包含着学生的内在信念、意志、价值观等个性。文学史人文科学中最重要的精神和品质,对于完善大学生的文学创作个性、塑造学生的文化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优秀的现当代文学,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当代大学生必须深刻继承和发扬的丰富的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利用现当代文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的人文涵养,逐步完善大学生的人文精神素养。
(1)培养学生的文学道德情怀现当代文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文学道德情怀。现当代社会中道德败坏、丑陋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现当代文学通过对当今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写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培养起学生的文学道德情怀,促进学生在文学创作中注意一定的道德准则,关注道德的影响,从而建立起新兴的创作模式。
(2)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创作观现当代文学在对学生的文学涵养方面具有重要的培养作用。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对大学生的创作观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大学生人生创作观的形成同时反映的也是文学涵养的形成和发展,在观念的改变中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创作观对于学生文学涵养的深刻作用,能够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意义。
(3)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现当代文学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善于抓典型,对其进行深入的歌颂和弘扬,通过使人物精神和形象活灵活现的展示出来,于是出现了英雄做表率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现代文学为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和积极的创作观念、增强文学素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表现出学生创作的激情和活力。
(4)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在知识经济占据卓越市场的条件下,我们势必需要进一步创新现当代文学,加快实现现当代文学与当代实际相结合,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注意发挥艺术的独特功能,通过让现当代文学教学来加快提高我国大学生文学涵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进而实现我国现当代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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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莉莉.如何通过现当代文学培养大学生的文气[J].湘潮(下半月),2014,12: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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