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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0年来,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人口问题仍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人口总数仍然偏多,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不平衡等特点。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人口波动对教育的冲击、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与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等方面。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表现在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包括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等;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包括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实施人口教育培养他们对家庭计划生育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以及通过教育促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等。
关键词人口问题;教育影响;教育约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累计少生4亿多人,节约了9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年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70亿,2050年前后将是16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形成了连续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年,大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达到10.4%;2025年达到13.59%;2030年达到16.59%;2035年会20.13%。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⑤5.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但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9,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6,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线。⑥6.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岁以上人口中的成人文盲率达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达到44.84%,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1997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3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⑧另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受累家庭达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3%、44.1%与39.8%,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54%,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13%;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46%,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初中平均为23,2001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31,初中为16.99,农村小学仅为10.19,农村初中仅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为2.89亿人,2004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万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25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5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6%。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1测算,2005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7%,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2%。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1,估计约有50%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年开始持续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年相比,小学(1991年)为2.72倍,中学(1997年)为1.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人。l|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74、3.81、3.08、2.41与1.94。2001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4、3.4、7.0、18.9与36.5。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学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年,我国15岁至19岁人口为1.03亿人l~,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2gkf30n/t20081103_402513671.htm,2008211203/2008211217.
[2]胡鞍钢《:聚焦中国人口国情》《,学习月刊》2007年15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义《:13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201/05/content_2420125.htm,2005201205/2008204217.
[5]王惠诗《: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当代经济》
2008年第5期。
[6]陈俐《: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页,第315页,第61、317、318页,第299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11]沈百福《: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年第2期。
[12]陈钮芬《: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年第2期。
[13]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第48页。
[14]周宗奎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5]梁济民《:论中国人口素质》《,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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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国建国以来,教育与人的发展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人的研究、人的发展内涵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研究、为促进学生发展而设计的各类教育研究四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教育与人的发展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 要】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个体素质的发展必须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必须为现代化社会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无疑给当代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教育要发展,要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是要促进人的发展,因此,了解人的发展以及影响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教育与人的发展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直接作用是影响人的身心发展,教育的价值与功能最终主要是通过受教育者的变化来实现的。人的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就其根本性而言,是人的发展。没有人的解放和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就必须首先关注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及其发展问题。俄国教育家乌申斯曾指出:“如果教育家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就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的本体功能。怎样促进人的发展,首先涉及对人的发展的正确认识。
一、教育学中人的发展的含义
教育学中所讲的人的发展主要是指人的身心发展,是指作为复杂个体的人在从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全部人生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向积极方向发生变化的过程。具体来说,人的发展包括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两大方面。
(一)身体发展。身体发展,即人的生理方面的发展,包括人自身机体各种器官组织系统的正常发育和体制的增强。机体是一切生命个体的统称,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大约有100万亿个结构和功能不同的细胞组成个体不同的组织、器官和系统,并各有其独特的功能。他们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生命活动的整个过程。
(二)心理发展。心理发展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有规律的心理变化过程。一般来说,人从出生到成熟期间,心理的发展总趋势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混沌到分化的上升过程。而从成熟到衰老期间,心理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健全到衰减,从灵活到呆板,从清晰到朦胧的下降过程。
二、人的发展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根据人的身心发展是如何实现的这一问题,形成不同的人的发展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外铄论、内发论。
(一)外铄论。外铄论主张人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诸如环境的刺激和要求,他人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等决定。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都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西方,英国哲学家洛克从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观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即“人的心灵犹如一块白板,理性与知识都是从行动的经验而来”。
(二)内发论。内发论认为人的心理发展完全是由个体内部所固有的自然因素预先决定的。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古代思想家孟子和法国思想家卢梭。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本能是最基本的自然本能,它是推动人发展的潜在的、无意识的、最根本的动因。
三、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
人是人类进行自身研究的永恒的主题。而困惑人类研究自身的关键问题是人的发展不平衡。因为大多数人在同一个环境里接受教育之后,有的人发展得很好,其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都很高;而有的人却发展的很差。于是,人们便从影响人的发展的诸因素上查找原因,并构建了多种促进人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以下介绍影响人发展的因素。
(一)遗传。遗传是指个体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生理和解剖上的生物特征,如机体的结构、形态、感官和神经系统的特点等。这些遗传的特点也叫做遗传素质。
1.遗传素质是人身心发展的生理前提。遗传素质是人发展的自然或生理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人就无法得到发展。例如:一个先天性失明的人就不能发展视觉,成为画家;一个生来就聋哑的人,就不能发展听觉,成为音乐家。
2.遗传素质制约着人身心发展的过程及其年龄阶段。人的生理成熟是指个体受遗传素质制约的生理机能和构造的变化在一般年龄阶段所达到的一般程度。例如:许多超常儿童表现出一般儿童所不具有的早熟或少年早慧,而另一些儿童又可能有许多行为表现得与其年龄不十分相称。
(二)环境。环境是指人生活在其中,围绕在人周围并影响人的发展的一切外部世界,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1.社会物质环境的发展水平制约人的发展程度和范围。人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生活和发展的,人的发展程度与范围直接被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不同的身心发展水平与不同的心理内容和思想面貌。人所处的物质条件制约着人的身心发展。
2.社会精神环境制约着人的心灵世界层次和精神生活面貌。社会精神环境主要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成果,它包括语言文字、生产知识、道德规范以及宗教、艺术、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受到不同精神环境影响的人,形成不同的思想意识,道德风尚,以及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三)教育。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它以明确的目的性、严密的系统性、严谨的组织性,在影响人的发展的诸因素中位居主导地位。在现代社会,个人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学校教育,越来越取决于学校教育。难怪人们说:“知识改变命运。”而对于年轻一代,他们获取知识和文化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学校教育。
但是,尽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但其主导地位的发挥不能超越它所依存的社会条件以及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教育并非是万能的,要注意与社会、家庭等因素影响保持一致。
四、结语
教育与我们息息相关。因此,只有促进人的发展,了解人的发展以及影响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汉语国际教育,指的是在海外把汉语作为汉语的教学。它的目的是对外国人进行训练,培养他们正确地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有助于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加深彼此间友谊。
一、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国际背景
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目光投放到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联合国法定的一种工作语言,汉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对于外国人来说,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成为了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必要条件,而对于国人来说,这正是一个让汉语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绝佳机会。世界上形成了一股“中国热”,得益于良好的时代背景,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
二、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历史悠久,自汉代开始,便有“胡人”来到天朝学习汉语。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现在来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交流而学习语言,更多地学生是为了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
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即实行改革开放前30年的形成时期和改革开放后20年的发展时期,前者又经历了创立、巩固、恢复、发展四个阶段。在整个发展力历程中,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以一种强势的劲头不断向上发展。
三、汉语国际教育的面临机遇与挑战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的日益加深,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加上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全球的汉语教学培训市场也备受瞩目。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全世界学习汉语以及了解中国文化与国情的需求还将快速增长,对外汉语教学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开放,国外各类学校纷纷携手中国,寻找新的商机,以各种方式吸引我国的学生就读。在全球,汉语热不断升温,与中国的强势发展相呼应。汉语正逐步成为一种强势语言。
虽然全球“汉语热”一浪高过一浪,如果冷静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汉语推广之路存在重重障碍。国家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指导,有些教育理念还相对滞后,有些学校重视汉语推广,至今还只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学校专业特色、办学思路不明确,课程设置不甚合理,教材编写不足学科师资队伍不强,这样根本无法保证汉语教学的质量。
四、汉语国际教育未来的畅想以及建议
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到今日,已经发展到一种综合模式,从语言能力培养走向交际能力培养、从以教为主走向教与学结合的过程。纵观结合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对该学科的发展前景进行如下畅想:
第一,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体系将会逐渐变化。由语言预科教育发展到完整的学历教育体系和非学历教育体系,并朝着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
第二,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发生变化。针对于教学对象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授课外,因材施教的需求越来越多。教学方法也从直接法、翻译法发展为沉浸法、交际法、听说法等多样化方式。
第三,教师队伍逐步专业化。国家与学校逐渐重视师资问题,未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水平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多样化复合型教师人才将会不断涌现。
总之,汉语的世界推广是国家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战略,让汉语成为中国打开世界大门的敲门砖。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是一门科学学科,它建立在朴素辩证的客观规律之上,发展有规律可循,因此,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从国际化的大背景来看,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虽然还面对许多挑战与问题,但是在随着我国教学改革和教育国际化的迅猛发展,汉语教育与国际接轨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所面临的困难也将在各方的努力下迎刃而解。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好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学科本身的学术积淀都为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汉语热”。认真研究汉语国际教育现状,从各方面加大推广汉语的工作力度,让汉语真正走向世界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提升国际地位的需要,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未来也将面临一片光明。
一、经济新常态下会计高等教育变革的现状以及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会计行业从业人员规模迅速的膨胀,这促使会计一度成为了高等院校中最大的专业。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传统会计教育的弊端也不断暴露,主要问题有:首先,传统教育过于注重理论型人才的教育,但是忽视了会计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其次,在传统会计教育中,高校普遍较为重视培养会计人才的核算水平,忽视了对其管理水平的培养;最后,在传统会计高等教育中,过度的注重会计的规则性,忽视了对会计学生职业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培养。而且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会计专业的学生严重的脱离了实践,实务水平较为低下。因此,虽然我国从事会计行业人员的规模可观,但是会计人才的需求缺口还十分的巨大,这种情况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尤为明显。此种情况下,如何对会计高等教育进行变革,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人才,成为了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关注的热点之一。
二、新常态经济的会计人才需求解析
一直以来教育和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经济的提高关键在于教育,教育的发展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就是人才的竞争。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培养的会计人员水平和企业的会计人才需求产生了严重的脱节。特别是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因此,要做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教育的协调发展,需要从根本上转变高校教育的模式和观念。
会计是受新常态经济影响最深的行业之一,新常态背景下需要的会计人才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拥有战略性的眼光以及应对复杂经济环境的能力。着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从单一人才向符合性人才转变,从低素质人才向高素质人才转变,从刻板向灵活转变以及从操作性人才向管理型人才转变。此外,新常态经济背景下的会计人员还应该具备互联网思维以及互联网操作技术,能够应对互联网对会计行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三、经济新常态下会计高等教育变革的方向
未来会计高等教育应要首先符合新常态经济的特征,由于新常态的核心特征是创新,因此会计高等教育变革的首先方向是加大对会计人员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为了提高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弥补会计人员供求之间的缺口,会计高等教育需解放思想,摈弃单纯扩大会计从业人员规模的短视行为,努力提高人才质量和创新水平。
四、新常态经济下会计高等教育变革的途径
会计高等教育变革首先要遵守“三个目标”和“三维能力”,所谓“三个目标”是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内容体系及方式,所谓“三维能力”是指储备知识的能力、储备技能的能力以及职业价值观,其他的措施有:
(一)改革学科教育,创新教育教学
在学科教育上要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更新,强化会计实践在会计教学内容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要把管理会计从传统会计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体系。此外,由于建立和谐和生态经济时新常态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未来的会计高等教育体系还应该注重培养环境会计人才。
从教育教学上来说,需仔细的对专业的设置、教学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创新。由于当今经济环境中互联网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对会计人才的培养教学上要注重培养他们的互联网思维以及使用互联网进行会计核算工作的能力。
(二)结合国际化教育,协同与其他学科或专业
无论是从会计发展的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会计学都与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学科息息相关,因此,会计专业的未来设置不应采用传统的分离教学的方式,应该把会计学科放进一个综合而完整的学科平台中,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不断的丰富自身专业水平。另外,我国目前许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缺少和其国际化教育接轨的缺点,这是不符合我国新常态经济现实的,因此,在会计高等教学体系中需加入国际化课程或学科。
(三)注重会计教学的合理进阶
在未来会计高等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要注重对人才的合理进阶的培养,不能拔苗助长、操之过急,要针对各个水平的会计人才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具体来说:首先,要注重在会计专业学位进阶方面的创新,其次,会计专业的教育也需要从从业资格认证上给予恰当的衔接,并进行相应的认证制度,这样可以增强业界与学界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相互促进,提高协同能力。
五、结论
会计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十分重要的改革阶段,建立科学的目标、制定科学的战略、培养全面综合性会计人才已经成为了我国会计高等教育的战略目标,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总的来说,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实现未来会计高等教育的长远战略发展目标,必须整合会计学科和其他学科、融合国际教育以及坚持开放包容的思想。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因此在会计未来高等教育改革中,要不断的坚持自省和反思,积极的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不让会计专业的高等教育改革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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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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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师生关系不是简单的知识信息传递的过程,而是全面的人格震动、心灵对话的过程。因此,教师更应关注自己的学生,给予他们信任与理解,唤醒学生生命的灵智和探求,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与学生沟通交流,创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使他们在良好的育人氛围中,得到终身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运用情感教育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情感教育是整个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情感教育重视的是整个教育环节中学生的情绪情感、态度意志以及信念。具体地说,情感教育是坚持“学生为本”的感他教育教师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关键,文章主要从教师方出发,探讨了运用情感教育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主要策略。
“教育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为前提的人文实践。”教师与学生是教学过程中两个基本的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教学过程中最基本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是灵魂,在大众传播工具迅速发展和信息获取方式不断增多的时代,与各种媒体工具相比,教师仍然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
情感教育是整个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情感教育重视的是整个教育环节中学生的情绪情感、态度意志以及信念。具体地说,情感教育是坚持“学生为本”的感他教育,它的实施有助于学生个体的和谐发展,同时,情感教育的实施也有利于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情感教育的内涵上,学术界观点众多,有学者认为“情感教育是由情感体验教育和情感提升教育组成”。笔者认为,情感教育应从情感的发展的阶段,从情感对个体的影响出发,确立具体的情感教育内容。
教师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关键,笔者主要从教师方面出发,认为运用情感教育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更新观念,树立新型师生观。
在传统师生观下,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传授者,是“教书匠”,学生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吸收者,是“容器”。师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教与学关系,师生间缺乏深入的情感交流和精神等方面的交流,学生只能被动地服从教师的绝对权威。老师拥有绝对权威的老师,很难走进学生心灵。因此,运用情感教育首先要求教师要从传统的师生观中解脱出来,更新观念,树立新型师生观,以必要的情感交往技巧为桥梁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要明确师生各自在教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在教育过程中变“师本位”为“生本位”。在“师本位”的观念中,教师被看作是知识的权威,学生绝对服从教师,忽视学生的感受,师生关系达不到真正的和谐。“生本位”坚持 以学生为本,又要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坚持发挥学生的参与作用、反馈检验作用,又要认识到师生之间角色的相对性,教师要树立“做学生”的观念。
(二)尊重学生人格,创建师生平等的氛围。
情感教育的顺利实施,内在要求教师要在一个平等的氛围下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尊重学生人格,这样才能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创建条件。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应该尊重学生人格。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在互动中教师往往容易以成绩、外貌、家庭背景、性别产生偏心的心理,对一部分学生关心备至,另一部分却视而不见,处理问题时也不能平等对待,这不利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作为教师,承认这种差异要发挥有教无类的精神,尊重关心每个学生,对每个学生付出同样的热情和关爱,不因学生的家庭条件、外貌特征、成绩状况等而不公平地对待学生。教师应该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贯彻教学相长的原则,真诚地与学生分享自己。现代信息丰富且传递迅速,教师不可能涉及全面,教师在某些方面不一定要比学生强。因此,教师要看到自己的长处,虚心接受不如学生的方面,在教育教学中要广泛听取学生建议和要求,正确对待学生提出的质疑,平等地讨论问题。
(三)加强沟通与交流,走进学生心灵。
我们应该认识到师生之间的交流不应仅仅局限在课堂上、在知识的交流上,在教室和办公室里,局限在指导和管理学生上。教师更应重视在课堂外的与学生交流,在一个轻松自由的环境下交流,注重情感和心理的沟通。师生沟通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可以适时采取几种方式进行沟通。面对面谈话式沟通是最常用的最直接的沟通方式,效果明显;通过周记和作业沟通,教师可以利用这种方式了解学生近期的动态,学习状况。此外,可以通过电、上网等渠道沟通。情感教育需要教师积极主动丰富自己与学生之间的情感生活、增强对学生的了解,使师生之间真正架起友谊之桥。不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就很难有文明的教育,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重要前提。
(四)以爱为本,树立亲情意识。
情感教育的核心是“爱”。因此,运用情感教育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要重视将“爱”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始终。只有热爱学生,才会发自内心地关心学生,带着满腔热情投入教育事业,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和谐的师生关系才有可能形成。爱是情感教育的核心,没有爱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前提和动力。在此基础上,教师对待学生要坚持树立起亲情意识,视学生为自己的家人。只有树立起这种意识,教师才能发自内心的为学生着想,投入等多的心思促进学生的发展。
(五)塑造人格魅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情感教育要求教师积极、主动塑造人格魅力,以增进学生对教师的崇敬之感,使学生欣赏、爱戴老师,使其受到教师的感染。教师通过提升人格魅力,可以提高教育教学吸引力,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因为,教师要成为学生倾慕、崇拜的对象,需要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这样才能深深地吸引学生,为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这就要求教师要在知识更新速度急剧加快的挑战下,不断汲取新知,塑造人格魅力。教师首先要注重自身形象的塑造,在服装上整洁得体、妆容典雅大方等等,这些外在美,也是影响人际关系的微妙因素。其次要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提高文化涵养,教师较高的文化涵养是吸引学生的永恒魅力。
运用情感教育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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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程教育具体的学习过程中,面对一个问题,积极的学习者不会只接受一个答案,或是等待老师告诉你该持什么样观点或立场;也不会只局限于到某本书或教材的某章某节上去寻找答案。积极的学习者会主动尝试多种解决方法,建立自己的想法,经过主动探索后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该怎么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学远程教育相关论文:现代远程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的关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现代远程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的关系全文如下: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 信息技术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
**县位于**省宁夏回族自治州南部,是国列高寒阴湿贫困县,办学条件落后,教育资源匮乏。近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关怀和国家项目的支持下,我县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下面是我县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几点做法和体会。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我们认为,教育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更新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必须实现现代化。传统的黑板加粉笔的班级授课模式已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步伐。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新时代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素质教育的宗旨、重点和目标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致意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教育战线正在积极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基于以上理念,我们认识到,必须把现代教育技术有效的运用到现代教学中,我们才能跟上现代教育发展的步伐,才会不至于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为此在全县教育系统开展了一场“更新教育观念,运用参与式教学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研讨活动,组织教师参观现代教育技术设备,学习现代教育理念。通过参观和学习,广大教师充分认识到,现代教育技术是推进素质教育进程,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
正是由于广大教师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教育技术在现代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所以大家都积极努力尝试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学。
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前提,没有现代教育技术设备,就无法开展信息技术教育。为此,我们采用依托项目和自筹资金两种渠道来解决设备问题。
1、1998年, 国家“一期义务教育工程”项目为全县54所小学配备了投影器;2000年“儿基会”项目为10所小学配备了投影器;2004年“中英**基础教育”项目为15所中学和105所小学配备了投影器。以上设备总价值约为7.5万元。
2、2004年,国家“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示范”项目为116所中小学配备了价值约为35万元的远程教育光盘播放设备(含一台34英寸彩色电视机和一台DVD播放机)。
3、2004年,**省“二期义务教育工程”项目为30所中小学配备了价值约45万元的“卫星小站”设备,这套设备含一台多媒体电脑、一台29英寸彩色电视机、一台DVD播放机和一套卫星地面接收设备,能接收、播放由鑫诺卫星传送的教育视频节目和IP节目。
4、2004年,“中欧**基础教育”项目为我县建立了9个教师学习资源中心,为每个中心配置了2台多媒体电脑、一台34英寸数字彩色电视机、一台DVD播放机和一套卫星地接收设备,总价值约为18万元。
5、鼓励学校积极采取贷款、集资、捐助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再加上县财政补贴,为7所中学和16所乡(镇)中心小学装备了24个微机教室,共有微机610多台,价值210 多万元。
6、2007年11月,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在我县开始实施。该项目为我县配备模式一学校20个,模式二学校141个,模式三学校11个。
通过以上途径,我县已建成一个“上有天网,下有地网(互联网),县城及周边学校有微机教室,山区教学点有光盘播放设备”的全方位立体式信息技术教育系统,为全县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设备保障。
加强远程教育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建立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制度,是保证现代教育技术设备正常运转的必要措施。为此,县教育局成立了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制作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学校工作职责》、《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卫星教学收视点管理制度》等10多种管理制度,印制《设备使用登记册》、《资源目录登记册》等记录表册,与各学校签订了《远程教育工程试点学校工作协议书》。制度中明确规定有卫星小站的学校要征订1份以上《中国教育广播电视报》,便于下载录制教育电视台的视频节目和IP节目,并规定各校于每学期开学写出工作计划,学期末写出工作总结报送教育局电教馆。并且确定了32名电教专干,制定了电教专干的工作职责,并要求每个项目校确定一名专职或兼职电教管理人员。电教专干由教育局和学区(校)共同管理,一经聘任,其工作岗位一般不得变动。每学年对电教专干考核一次,对常规工作任务完成出色,教学应用与研究卓有成效的电教专干,县教育局将给予通报表彰;对于工作不力、敷衍了事、不能按时完成各项任务的电教专干,县教育局将严肃追究其工作责任。各学区、各中学都成立了校长任组长的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学区(校)远程教育工作。同时,各学校也相应制定了切合自身实际的工作制度。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使远程教育工作有章可循,管理规范,做到了天天有人抓,时时有人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开展远程教育,运用信息技术教育整合各学科的教学,以信息技术教育促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师的信息技术教育观念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是关键。因此我门更加重视对教师的现代信息技术培训工作,力求达到校长懂,教师会,专干精。
县上先后举办了六期培训班,对所有校长和管理人员进行了专业和管理方面的培训。各学校的培训活动有计划、有课表、有检查、有落实,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教师3000多人次。通过培训学习,校领导和广大教师的观念有了重大转变,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由过去的陌生、为难、困惑转变为积极的认识、学习、运用。各学校根据各自实际,由设备管理员和技术人员负责,把项目培训和新课改结合起来,在不同模式的应用上下功夫,广泛开展远教资源应用和设备维护等方面的校本培训。具体做法是:第一,积极选派既爱好电教工作,并有一定专业基础的教师参加省、州举办的各类信息技术、远程教育培训班,成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带头人。第二,经常收看播放优质课光盘让广大教师观摩,感悟现代信息技术的美妙、舒心和魅力,激发老师对信息技术教育的向往和兴趣。第三,依托项目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软件包,以周为单位,采用“一带多”、“一帮一”、“合作学习”等形式,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校本培训。对教师有计划的进行计算机培训,抓好从最简单的汉字输入、Windows操作系统、电脑画图到能用Word 、Excel编写教案,用Powerpoint制幻灯片,制作简单多媒体课件等阶段性、螺旋式的提高培训。第四,与老师签订达标责任书,给部分教师给压力,指定内行教师帮扶,规定达标时间。目前我县运用课件讲课,搜集网上信息,下载资料,撰写论文的教师人数越来越多,有部分教师能自己制作课件。公务员之家
没有研究,就没有新的成果,没有竞争,就不会产生动力。为了深化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课堂教学,每个学区、每所中学每学期都举办两次利用多媒体课件观摩教学。在送教下乡活动中,鼓励教师尽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育局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有多人在省、州级大赛中获奖。新治街小学要求每位教师每周至少上一堂多媒体课,并将此作为年终考核、评先选优、职称评定、福利发放的依据,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上课的热情和积极性。
我县在现代远程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这是上级部门大力关怀的结果,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这刚刚是迈出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促进我县现代远程教育工作迈上新的台阶,推动我县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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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教育是教育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的观点突出强调了信息技术作为教育手段的作用,忽视了信息技术本身作为教学内容在教学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信息技术不仅应用于教育领域还广泛应用于军事、商务、咨询、运输等领域,这些应用作为教学内容的讲授是教育技术所没有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论述全文如下:
教学内容是指在不同的科目中具体的事实、观点、原理、问题和处理方法。教学目标的明确表达,在很大限度上给教学内容的设定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中要考虑很多问题,如目标的相关性、内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及其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能不能被接受学生,是不是符合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等等。
(一)明确培养目标,立足全体学生
信息技术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信息技术科学素养。所以,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应该基于所有的学生,尽量避免生僻理论的出现。依据中学生的实际需要,让学生能够熟练应用必要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
(二)注重实践,加强实验
信息技术教学内容应注重实用性,没有实际操作,整个课程教学内容将不能够达到想要的目的和效果。所以,应加强软件和硬件的建设,为学生进行计算机操作创造条件。
(三)培养兴趣,重视应用
信息技术是个新兴的课程。当学生接触新的事物时都会有着很大的兴趣,但后期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将不断深入,有些知识必须去不断被重复练习,不仅无聊,还增加了难度,这会造成他们的学习兴趣逐渐下降。这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让学生自己了解信息技术的实用性,提高信息技术学习的积极性。
(四)注重学科渗透,反映发展动态
信息技术概论的教学内容在论述本科目知识时,也应该涉及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知识。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也能够帮助学生扩大和深化知识结构。
(五)联系社会,开放办学
为了满足学生在未来的工作需求,信息技术教学应该尽量走出学校,以反映社会的需求。比如组织学生访问大的网络公司、更新速度较快的网络通信部门,邀请专家来校授课互动等,尽量把最新的国际信息技术展示给学生。
(六)编制多种内容,适应学生需要
关于信息技术教学的内容,不同的人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人认为应该建立跨学科的课程内容,另一些人则提倡设置综合课程,还有些人认为除了必修课,也能够设立有地方特色的各种各样的选修课程,让学生自己选择。
(一)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务必要有积极的学习兴趣,才能使自己的学习自主性等到应有的发挥。教育工作中,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可以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发展逐步从量变到质变,从而培养出学生的创新能力。中学信息技术课程实用性强,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应注意的相关工作,在结合教学内容、符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创新的设计,使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二)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
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进行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教师在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中面对学生的态度不够好,总是缺乏信任,对学生的创造力并不能给予肯定。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学生学习信息技术新课程的过程中。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实践进行时,当谈到的探索和复杂性的课题时主要是由教师来解决的。教师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避免教学活动与教学目的偏离,教学任务的延迟,学生创新效果不好等,导致其思维习惯受到影响。这种行为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大阻碍,是目前的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错误。所以,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进行中,教师务必足够信任学生,鼓励学生自助完成教学任务,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潜能,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在实践中培养创新能力
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注重它的实践性,在教室里给予学生某些表现的机会,这样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就会增加很多,可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喜悦,使他们对这门课有浓厚的兴趣。这既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创新思维,也能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其中,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时,务必新旧知识相互穿插,以便于学生在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关于那些启发性的问题讨论,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独立处理,这样可是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训练创新能力。此外,在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假如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教师应该及时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及时搜索和收集相关信息,然后课堂上和学生交流探讨,在交流中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并分析其处理方案。假如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就需要相关的教师来解释和指导了。这种教学方法在实际进行中,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够得到提高,增强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力逐步强化。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了解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是根据中学信息技术教学目标来组织的,是信息技术教学的重要支柱。当前的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在按照教学内容进行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很重要的,即能够培养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为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工作打下结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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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一个词,叫作“中国音乐元素”。我们经常可以在作品分析中看到“这部作品吸收了中国音乐元素”,可以在音乐赏析中听到“这首歌曲采用了中国音乐元素”,甚至在K歌时都能遇到“加入中国音乐元素”的歌。很多人认为,在作品中加入中国音乐元素,就是复兴了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标志着坚持了民族性,这种观点混淆了音乐教育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把西方音乐结构加上一点中国音乐元素当成中国音乐的主体,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中国音乐元素”。“元素”一词,在哲学中,是一种构成世界上所有物质的最基本实体,或是能量。在音乐中,音乐元素是构成作品本身的各个基本要素。人们通常认为,一部作品有了某种元素,就具备了某种风格。这种认识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元素即风格。其实,决定一部音乐作品风格的关键性要素是音乐的旋律和结构。决定一部作品是“中”是“洋”,不能只看它有没有某种元素,而要从作品的整体来看,看它的主体到底是什么。
举例来说,陈其刚创作的钢琴作品《京剧瞬间》,其中的右手部分是作品的第一主题,来源于京剧的行弦。左手部分为第二主题,虽没有明显的出处,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它的开头与京剧《二黄过门》的开头部分非常接近。但是,从听觉上来说,我们并不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京剧的韵味,反而感受到了西方二十世纪音乐的风格特征。从结构上来讲,这部作品被分析为变奏曲式;从技法上来说,这部作品多处采用了典型的梅西安式手法。虽然标题与京剧有关,主题动机能找到戏曲音乐的影子,即中国元素,但这些都不能改变这是一首以西方音乐作曲技术为主体的作品这一事实。
中国近现代创作的音乐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西方音乐结构,加上一点中国音乐元素。采用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组成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构成西方音乐和声体系,所谓的“中国音乐元素”可能只是某一节奏型或旋律动机而已。真正的民族音乐,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主体是中国传统音乐,在此基础上,可以加入西方的、现代的、流行的元素。创新是在以我为主、肯定民族音乐的同时吸收外来的音乐元素,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为民族音乐。比如说京剧新编剧目《赤壁》选段中吸取了西方合唱的元素,利用小生、老生、花脸的不同音域,形成了一个三声部和声效果。
所以说,“中国音乐元素”这个概念,其本质就是站在西方音乐的角度来看中国音乐,这依旧是“欧洲音乐中心论”的观点。就像一幅油画,它画了一个中国人,我们能说它是一幅中国画吗?我们就能说它是一幅创新了的中国画吗?不能。“中国音乐元素”构建的是一种中国音乐依附于西方音乐的概念,是把西方音乐,尤其是西方作曲技法当作了主体,而中国音乐是被吸收的、边缘的、少数的。作品中的“中国音乐元素”并不等于作品的中国音乐风格。
在中国的音乐教育中,以元素定风格情况也是非常明显的。自“学堂乐歌”产生以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就受到西方音乐,尤其是欧洲音乐的极大冲击。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也是根据欧洲的音乐教育体系建立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的民族音乐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音乐教育的从属地位。管建华教授在《世纪之交——中国音乐教育与世界音乐教育》一书中提到:“根据音乐教育研究提出四种课程模式。第一,主流中心模式,课程的设计及教学都是从西方主流音乐观念出发的。第二,民族附加模式,以西方主流音乐为主,附加了经选择的民族群体的某些音乐材料和观念。第三,多民族模式,从多国家、民族的观点来审视和教学。第四,民族国家模式,以自身传统观念为主的课程模式。在这四种课程模式中,中国的音乐教育主要是以第一、第二种模式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音乐教育目前还没有自己的体系。而西方主流音乐才是教育的主体,民族音乐只是附加的,只是在西方主流音乐教育中加入的“中国音乐元素”而已。
就拿专业音乐教育来说,在进入专业院校的入门考试中,不管考什么专业,有两项是必考的,一个是乐理,另一个是视唱练耳,而这两项都不是以中国音乐本体为基础的。我们唱的视唱,是要求几升几降的五线谱,练耳练的是以la为标准音的固定音高。如果是学习西洋乐器的,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就连民乐专业的考生也要按照同样的考试标准来衡量,这就可能造成真正懂得中国音乐、民间音乐的人考不进专业院校进行学习。管建华教授就经常戏称:“阿炳是考不上民乐系的。”入校后依然如此,按照交响乐团的配置,组建民乐团;按十二平均律来定弦;用钢琴来伴奏;用笛子吹半音阶,用二胡拉《流浪者之歌》等等。把这些认为是民乐的创新、民乐的进步,认为只有这样,民乐才能与国际接轨。这与我们前面说的在作品中加入“中国音乐元素”没什么区别。律制、编配,甚至是演奏法都已经是西方的了,也就只剩下乐器这个“中国音乐元素”了。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学习民乐的同学就会不服气了,说“我们也拉了《二泉映月》,也知道瞎子阿炳”。而这正是不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错把几首经典当作传统,这是一个“源与流”的问题,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不仅民乐如此,声乐也是如此,美声唱法大行其道,被认为是科学的、高端的、专业的,很多唱民歌的是因为自身声音条件不允许才去唱民歌;而民歌的唱法,也不断地向美声方向发展;使用统一的、科学的方法来演唱,就连语言都被统一为普通话;没有个人特色,没有地域风格,放耳听去都是一种声音。而中国的音乐是与语言同源的,如果丢掉了方言,就等于彻底丢掉了风格。
音乐的教育,是整个国家音乐事业的根基。自上世纪末以来,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工作者意识到中国音乐教育要有“中国芯”的问题,并且在1995年12月召开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会议上提出了“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这一口号。在这十几年间,不少音乐教育工作者为之努力,从2000年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到2011年新版国家音乐教育课程标准中“音乐与相关文化”板块的确立及其重要性的提升,不难看出,中国音乐教育在逐步确立“中国芯”。
不仅教授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部分专业院校也开始了自己的民族音乐教育探索。如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掘与教学。岭南音乐是广东的特色音乐,星海就从岭南音乐文化的教育与传承入手,打造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研考察方面都有所体现。2009年根据民族声乐唱法单独建立民族声乐系,并专门为其开设戏曲曲艺表演课程,让学生综合学习,感受中国戏曲曲艺音乐、语言、动作等魅力,并且在全院范围内,开设广东名曲音乐欣赏,中国说唱戏曲、音乐风格模唱,中国民歌音乐风格模唱等全院公共选修课,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了解并学习中国不同地域音乐风格的差异,体味文化内部多样性。在研究生培养方面,除了招收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研究生,还招收广东音乐研究、客家音乐研究、潮州音乐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岭南音乐的传承及发展培养、积累人才。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除了要学习世界著名的教学法,还要了解广东地区音乐文化传习、教学方式。学院还尊重地域差异,支持学生探索自己家乡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及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在教学实践环节,多设计有关家乡音乐文化的课例、教案,多应用家乡文化素材,比如河南、山西、湖南等,兼顾南北,在根植于岭南音乐文化的同时,包容不同地区的音乐文化。在科研考察方面,对区域性民族、民间、民俗音乐文化组织采风,并进行学术研讨交流。2014年在蔡乔中教授主持的“海南音乐文化活态传习”项目中,聘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学院客座教授,并且将采风成果、非遗传承人捐赠成果收录在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让原汁原味的民族民间音乐走进校园,与学生零距离接触。
当然,我们提倡“中国芯”,并不是排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音乐教育理念与方法。我们所说的“中国芯”,指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中国音乐教育的风格必须立足于中国的音乐传承和中国的音乐文化。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说过:“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段话很精辟地阐明了学习借鉴与发扬传承的关系,指明了我们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
虽然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在未来前进的道路上也还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和阻碍,但我们不管从全国总体的方针政策来看,还是从地方专业院校的教学方式来看,对中国自身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日益被重视起来。文化自觉意识以及自身音乐文化的价值也逐步得到了肯定。我们应当相信,以西方音乐为主流的音乐教育模式,终会被中国音乐风格加世界音乐元素的教育模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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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中,高等职业教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服务、管理、建设以及生产等所需的技术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特别是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地方经济发展更加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这就需要地方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能够形成双向共赢的局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对于劳动者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现阶段,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地调整,需要能够高度匹配产业结构,以及大量高素质职业人才。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发展中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应用科学技术,这更加需要高技术人才的参与。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为社会发展培养出大量的职业技术人才,这迎合了社会发展的真正需要。地方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保证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亟需大量的技术人才参与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分割的局面,加快城镇化进程,保证城市与农村、工业和农业的良性互动,可以推动社会健康的发展。城市化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些人缺乏专业技术,受教育水平有限,因此需要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
近些年来,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种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现代管理制度以及新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传统工业技术也在不断地改造发展中,这就使得现有的企业员工需要进行再教育,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工作水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其接受再教育提供了场所和机会,从而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进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撑,教育设施,教学设备以及师资力量的壮大,教学环境的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单纯依靠学校自身的投入,投入资金有限,难以真正的改善办学环境,甚至容易造成负债现象的发生,不利于学校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经济条件,这样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撑,使得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改善办学条件,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提高办学能力,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不同的高等职业学校之间,既存在着合作,也存在着竞争。如果没有政策的有效引导,将造成恶劣的竞争影响,不利于教育发展。因此,地方经济发展,能够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之间进行有效地合作和竞争,形成良性循环。
教育的发展,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出所需的人才。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出所需的各种类型职业技术人才,这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得需求,也是教育发展的方向。因此,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兴产业,这就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培养出新型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必须坚持以社会发展为导向,培养出大量的掌握了高新技术知识,具备良好实用能力的新型人才。
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所需人才,从而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提供大量的人才支撑,提高地方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营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促进良性竞争,为其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各个地方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都是大力支持的,这不仅与地方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能够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快小康社会的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是密切相连的,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大量高素质创新性的职业技术人才,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其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改善其外部发展环境。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做好二者的有机结合,能够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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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探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我国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情况还很严重,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是否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消费者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是我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尔茨(2005)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52-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很微弱的。
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实现的,但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认为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以及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上述结论。
(一)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很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了该地区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建立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有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括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以及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理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地区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因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建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区域,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际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值,对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际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实际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构造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利用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相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减少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高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此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受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首先,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减少,老人们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较节俭,这会减少他们对自身的消费支出。
第二,城镇地区生活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送动机。在我国,老人们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消费比较克制,但是对后代则比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老年人们会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
第三,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子化成为我国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对于城镇地区的老年来说,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为预防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这是由于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有体验和享受到的事物,他们希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地区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再劳动,收入减少,消费也会随之减少。
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同的赡养方式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尤其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再次,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量的减少,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些都会减少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及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我国,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养老支出。而目前,我国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行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
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老人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长远的打算。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计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老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无显著关联性。
第二,城乡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并且城乡居民都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要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乡养老金的并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
第二,应该促进城乡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包括基础医疗保健、社区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活动等方面,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第三,促进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大力发展银发产业。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基础,发展包括医疗卫生、老年食品衣着、交通通讯、老年文化娱乐、养老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的老年产业,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多方努力,转变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促进形成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以及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模式,这不仅可以减少家庭负担,也可以有效减少“少子化”所带来的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促进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老龄化正在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本文在实证分析时,并未考虑城乡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之后可以改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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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们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新时期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重要的人文关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本文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核的解读、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反思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论述新时期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时期促进人的发展提供绵薄之力。
关键词新时期教育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最高价值,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中进行,有赖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现代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同时,在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现代化也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如人的片面发展也即人的异化。基于此,文章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大力发展整体的现代教育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途径和重要举措。
一、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核
(一)精典作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解读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即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马克思等精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的论述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184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提出了人的发展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历史之迷解答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唯一使人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②在《184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认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的基础。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作为人的发展学说的基础,以实践的观点为基本出发点,从而第一次把人的发展学说从空想变为科学。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第二,满足人的需要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条件;第三,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结合;第四,解放发展生产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第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解读
在当代,人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人的现代化。什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综合素质的现代化,是指人的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各种素质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时期,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能力的现代化,即人的能力由“专”向“通”的转变;第二,认知结构的现代化,即从单一结构向复合结构转变;第三,需要的现代化,即由单一物质生活的需要向全面需要的转变;第四,行为能力的现代化,即由盲从行为向文明行为的转变;第五,思维模式的现代化,即由片面思想方式向辩证思维方式的转变。③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反思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快速、科技进步巨大和文化交流频繁。这为人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稳步增长、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民主政治权利日趋完善,这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机遇。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机遇的背后意味着挑战,成绩的产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生产生活问题。经济的迅速增长并不能完全消除经济生产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一些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第一,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普遍摆脱了贫困,但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第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地理条件和国家政策倾斜度等的不同,我国的中、东、西等三大区域的发展呈现了明显不平衡的态势。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教育发展还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地区间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第三,就业问题突出。高校在扩招的同时,也带来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世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就业形势愈发严峻。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而也影响了作为其主体的人的发展。
二是文化生产的反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不可避免地打上商品经济的痕迹,文化生产单纯追求“卖点”和“流行”,从而违背文化生产力的核心价值,出现反文化的结果,人仍然在物欲的统治之下,导致人的发展的新异化。在中国,大众文化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不断占领文化市场并导致精英文化边缘化。而精英文化所倡导的重视审美、人文价值等文化特质恰恰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④大众文化通过影视、网络等将其理念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使文化的价值意义日益削减,从而导致人的发展平面化。
三是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而人的发展状况影响着生态文明的状况。现代社会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水质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频发等无不是生态系统破坏的真实写照。这也充分表明,人与自然的冲突不断加剧,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对此的强烈回应。
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说明了“我国现代人的总体素质、生活行为、思想观念等方面具有不发达、不成熟、不平衡、不完全的过渡性特征”⑤。基于此,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下的问题,从整体上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
论文摘要: 教育理想是指人们对未来教育状态的完美设想,表现为教育目的和教育行为的应然状态。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教育目的的应然状态,其实质是教育的理想追求;而教育平等与社会平等作为教育理想实现的两个基本条件,则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论文关键词:教育理想 教育目的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理想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观念,是指人们对未来教育状态的完美设想,它通常表现为教育目的和教育行为的应然状态,并和教育的实然状态相区分。
尽管客观现实对教育理想的产生和实现有着一定的制约,但教育主体对理想的教育形态的追求却是从没中止过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种素质和能力的充分发展以及个人能力和社会全体成员能力的统一发展,其最终目的在于解放全人类,使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充分、统一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教育组织对受教育者的价值期望,也是受教育者自我的价值追求,因而是教育目的的应然状态。而且,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教育理想的实现过程。因此,教育理想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
一、实现教育理想的两个基本条件:教育平等与社会平等
作为人们的理想追求,教育平等与社会平等也是实现教育理想的两个基本条件
教育平等是实现教育理想的内在条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必须遵循的 规律,教育也不例外。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揭示的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来认识教育功能、教育过程、教育管理的相互关系。托尔斯顿·胡森(Husen·T)把教育平等分为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教育起点的平等体现为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教育过程的平等是指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以及其他教育影响因素(教材、教法等)在教育活动中所享受的平等,而教育结果的平等则是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主体的最终体现。综合教育平等这三方面的内涵,教育平等就是指受教育者作为主体在教育内部关系规律中的平等权利的实现。教育理想的实现,不能不以教育平等这一内在条件作为前提。
社会平等是实现教育理想的外在条件。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必须适应 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处理好与 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以及人口、资源、民族、地理、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并对这些方面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这涉及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应当说,社会平等体现为在同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阶级和经济能力不平衡的存在,人要享受平等的社会权利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当教育理想适应社会关系发展规律时,它就会相应得到实现;可一旦教育理想与社会关系发展规律不相适应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就会成为教育理想实现的障碍。可以说,教育理想的方向性和可行性掌握在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所能实现的社会平等程度上。
教育理想是一个 历史范畴的概念,随着主体认识的改变与社会背景的变化,人们对教育理想的设想也会发生转变。但无论这种主观期望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教育理想的实现都不能超出其内部关系规律和外部关系规律。教育理想主要体现在教育目的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的应然形态,与教育平等、社会平等有着重要的联系。
二、教育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自由的,因此被称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或“自由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是指“社会全体成员”中的“每一个单个人”的发展。然而,没有教育平等,就不可能实现个体的整个身心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的发展只能是全社会的每个人的发展,而不应是一部分人得到发展,另一部分人却得不到发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教育就要通过智育、德育、美育和 体育来促使个体整体素质的发展,而教育平等则是确保教育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人即目的,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只有尊重每一个体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发展,做到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才能促进教育目标的达成。
教育起点的平等,是指教育组织为全社会的各个人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应遵循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和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进行,以促进受教育者身心自由、和谐、全面、充分地发展。各个受教育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接受教育的起点也应有不同。教育起点的平等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起点,个体如果享受不到受教育权利的平等,连最基本的发展机会都不存在,那么其全面的发展则无从谈起。
真正的教育平等不仅仅是教育起点的平等,而且是教育过程中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所应享受的受教育的平等,是指每个受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都享受到的平等且适合个人特点的教育。马克思关于全面发展思想的本质并不在“全面”二字,而是表现在个性发展、自由发展以及自由个性(即独立个性)的发展。在每一个受教育者学习动机、兴趣爱好、“未特定化”都不同的情况下,却采用相同的教学规则、教学方式及教材等进行教育,是无法培养个体真、善、美统一和谐的理想个性的。在我国教育传统中,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学记》中提出的“豫时逊摩”的教育原则,都闪烁着“教育要尊重人的个性”之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是否具有平等的理念,与能否实现教育过程的平等有最直接的关系。教师面对在智力、个性、相貌等方面各不相同的学生,都应给予尊重。“人格的尊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不管地位、才智、经济的差别多大,人本身作为应该被尊重的主体,而具有绝对的价值,尊重是对人格的承认,也是人格实现的基本条件”。根据教育平等的差异性对待原则,教育应使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最大的利益,为有所差异的个体人的发展提供合理的、有所不同的机会。另外,应重视对从教人员平等意识的培养,要求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注意对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养程度不同的学生给予平等的对待;尤其是对于天赋较低的、个性素质不好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以创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受教育的环境,使他们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体验到机会的平等,从而得到全面的发展。
只有在教育的起点和过程实现平等,教育结果平等才会实现。个体在诸如禀赋、能力等生理心理条件方面以及生活环境、机遇等社会条件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也就导致个体在以后各自发展的结果产生差异。对于众多不一样的个体,却用统一的结果来规范,这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教育结果平等的具体体现,主要是对受教育者评价的标准是否符合客观性和科学性,能否引导每一个体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结果,获得自由的发展。
三、社会平等与人的全面 发展
马克思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著名论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无不是一个 历史范畴,受到他所在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制约,是 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人的发展也现实地体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是人在自身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发展,是人在各种素质综合作用基础上的个性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从缔结社会的意义上说,每个个体人的基本贡献均是不可缺少的,是平等的。也正是由于得益于每个个体人的“前提性贡献”,人类社会才具有自身特有的种属尊严,个体人也才因之具有相应的作为人的尊严。因此,作为社会中的人,都应是平等的。
对于 教育来说,社会平等是指:不论人在种族、民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 政治、社会出身、家庭背景等存在任何差别,都不能限制、取消或减弱教育中的平等对待。它体现在:①某个体或某团体进入各级各类教育的机会的平等;②不使某个体或某团体限于接受低标准的教育;③不为某些人及团体的利益,坚持分流教育制度;④不使某些人及团体处于与人的尊严不相容的境地。体现社会平等的教育,才“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社会平等是保障教育平等的外在条件、导致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很大程度是源于社会的制度性和体制性障碍,如精英教育政策、重点学校制度、择校高价生规则、教育特权和教育腐败等等政府的教育公平政策是调节教育活动.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的根本。提高教育政策的平等程度,不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教育活动本身的内在要求。政府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通过完善政策、健全制度、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确保教育活动公平运行,使社会各阶层的受教育群体和个体所享受的教育利益相对平等。
社会平等也是人的发展最为基本的外在条件,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社会平等的发展:《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6款宣称:“不论礼会阶层,不论 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最早主张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他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广收门徒。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则最早提出通过 法律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一夸美纽斯也在《大教学沦》中明确指出:“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而且一切城镇乡村的男女儿童,不分富贵贫贱,同样都应该进学校。”社会平等足一个相对存在的范畴,社会平等的程度越高,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没有社会平等这一外在条件,人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人的身心就不能获得健全的发展,自然也不能做到与社会和谐发展了。
四、教育理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应然互动
英文版《大不列颤百科全书》“教育 哲学”条目称马克思是教育哲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人,因为他关心的是中心问题,是医治人类的异化和非人化一在他看来,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段,作为解放手段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自由、和喈的发展.规定一个教育目的,就要从理想本身和对教育者的应然要求这两个方面去考虑,教育目的的双重特征在于,它不仅必须被理解为各种“理想”.而且至少在机构化的教育中还必须被理解为各种规章据此,教育目的就是一种对教育者的应然要求“,教育理想也自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完美实现。
教育理想具有无穷性,要达到真正的理想状态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教育理想以理念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是非现实存在的。这表明,教育理想只能是一种应然性。同时,从实现教育理想的两个基本条件——教育平等与社会平等来看,真正的平等也同样是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中的,它们仅是人类对社会的一种价值期望,是社会形态的应然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理想都是以其应然性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教育理想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上。人的全面发展越充分,就越接近教育理想;教育理想实现程度越高,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由此可见,教育理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是无止境的,它们之间的互动永远不可能有完结的一天。不过,尽管应然的教育目的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人追求其理想的状态仍是必需的。这是因为,教育理想对教育产生思想与行为上的导向,使教育行为者不会处于无所适从或无所作为的状态。人是未完成的存在,教育没有理想作为发展的动力,也就必然会束缚人的全面发展。
论文关键词:职业 教育 自由 发展 全面发展
论文摘要: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诉求中,职业教育不仅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途径,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方法。职业教育要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把握好,职业教育与人的自由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科学发展观。
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承担着为 现代化建设培养和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重任。职业教育是把人力资源转化为智力优势,把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因此,职业教育就是着眼于人的发展的事业,既是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满足人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诉求中,职业教育不仅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途径,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方法。
一、职业教育与人的自由发展的辩证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就是要解放人,要让人独立出来,不要成为物或者是制度、更不是他人的附属物,而是完全的独立个体。“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显然只有经过担负着把可能的劳动者转化为能够满足各种社会职业需要的现实职业者的任务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人才能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才能“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换的活动方式”。也就是说职业教育能使人按照自身的内在要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与客观条件相结合来实现职业的发展,并通过职业活动来唤醒人自身内的各种潜在的本质力量,使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能力获得最充分的表现,从而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因此职业教育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源泉和重要手段,也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途径。
职业教育可以充分挖掘个体的潜能,实现个体的个性自由发展。正如《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中所言,职业教育“不仅仅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而是要“使每个人的潜在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一般而言,个体在进入某个职业领域之前,都必然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性格、特长、能力等因素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由于其特点所决定,恰能按个体的兴趣、爱好、性格、特长来设置被选专业,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需要。职业技术教育可以通过不同的专业或工种、不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来充分挖掘人的个体潜能。所以,职业教育为个体进行个性化的职业选择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个体进入个性化选择的专业之后,能更好地发挥积极主动性,投入到专业学习当中去,最大程度地挖掘个人相关方面的潜能,实现自己的个性化发展。
一方面人的自由发展需要通过受过职业教育的人的劳动来实现。现在,职业活动仍是现时代人类活动和交往的基本方式,社会分工乃是职业活动得以维系的基础。人们必须从属于一定职业,在特定职业岗位之内实现其发展。每一种职业和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知识,每一种行业和岗位都有一定的专业需要和技能需求。而职业技术教育正担负着把可能的劳动者转化为能够满足社会各种职业需要的现实职业者的任务,尤其是那些尚未找到自身社会角色的新增劳动者,职业技术教育是责无旁贷的职业引门人。
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发展也对人的职业教育方向和方式提出了要求。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是指人的生活、人的能力、人的社会关系等在每个人身上的个性化表现,主要包括人的独特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独立才能自主,只有自主才能自由。而自主性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活动能力的控制上,“使这种能力的活动受他自己的控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们逐步摆脱了以往的依附性和服从性;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不断增强。因此,每个个体都会根据自己的个性差异来选择个人发展的方向,使个体向自己可能成功的方向发展。人在兴趣、爱好、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差异,产生了智力结构的差异,由此又造成个体的人在专业领域或技能领域的分野,进而使人走向不同的职业分野。这是人的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需。职业技术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不同类型学生的关注和探求,在于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只有珍视人的个性和需要、强调人道化和个性化,只有适应社会,适应个人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才能使人的潜能才能得到更大地、自由地发挥。 二、职业 教育与人的全面 发展的辩证关系
根据我国教育方针的规定,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全面平衡发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把全面发展的人定义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马克思则认为,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应该是“精通本行血”、“具有广泛的普通知识”的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从事真正的自由劳动”“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人”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了的“完整的人”。“完整的人”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直接统一,人对 自然 规律的能动掌握和自觉运用,以及人有能力自觉地控制这些力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然“要求教育同生产相结合”,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重要桥梁的职业教育,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职业技术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具体的发展形式。人的全面发展以人在不同经验方式中的发展为前提。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高技能专门人才为己任的职业技术教育通过精心组织各种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个具体的经验方式使之掌握社会 经济活动的所必需的各种职业劳动技能,进而实现人的发展。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职业能力服务”,要“高度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教学”,“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以“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职业教育这种经验式的培养特性,无疑会使学生快速地完成由自然人向职业人和社会人的转变,并使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而获得全面的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也符合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来实现人的发展的原则。人的全面发展涉及许多条件,但教育是其中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因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种教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而是 现代意义上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职业技术教育既传授生产知识发展学生智力,又注重生产技能训练增强学生的体力,并有效地将两者在实践环节中融合起来,形成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决定》在职教改革方面要求“促进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使职业教育“与 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通过这样的准职业活动使学生与社会的接触更为广泛,不断加深对社会各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并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来树立并实现自己对职业理想的追求。
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知识、新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周期变短、更新频率加快,社会、职业(群)向个体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职业教育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在加强学生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的同时,着眼于学生的整个职业生涯,把终结教育演变为终身教育,将职业技能拓展到综合素质,由单一满足上岗需求走向适应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人的发展又是社会不断发展的条件。人是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和改造人自身的,而实践活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与条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职业教育使得教育成为生活的工具,成为使人成功地履行其社会责任和生活职责的工具。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人类永远追求而又永远没有止境的目标,实现主体在智能、体能、活动能力、道德品质、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不断自我完善,只有着眼于贯穿人的一生的、追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职业教育才能担此重任。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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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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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改革目标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改革目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近几年我国劳动力短缺现象变得十分突出。据初步预测,一线工人工资在三四年内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而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的时代,只是流向发生了变化。2005年,70.3%的劳动力分布在沿海地区,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2009年以来,随着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我国劳动力总数的17.0%至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劳动力占比则减少至62.5%。
据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加上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将于2014年左右出现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动力需求将达到8.37亿人,可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将达到1760万人。
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劳工市场由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构成。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很多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往往是所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 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短缺一方面造成了薪酬水平的提高,而薪酬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要求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并且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劳动力因为和企业实际脱节而无法获得理想工作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旧的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低廉(技能低、综合素质低)的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劳动力时代的到来――依靠技术进步和高素质人力资本。同样,将目前如此多的初级劳动力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中高级劳动力,使其拥有真正的谋生和发展的技能,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更是责无旁贷。
在此意义上,刘易斯拐点对于职业教育是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是政府和企业必然会增加投入去发展地方的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职业教育需要扩大规模,新时代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每个从业者要不断的接受职业教育。三是经济的转型对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的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提高人才质量需要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四是高科技时代,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涌现,职业教育需要和产业实际相结合,这种密切跟踪全球新技术新趋势的培训需要由职业教育来完成。
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与父兄相比,他们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们仍然是低端市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使其从提供简单劳动为主向具备技能高、素质好的现代产业大军转变,尽快成为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合格的生力军,简单的技能培训难担重任,中职教育也难以胜任,本科教育偏重理论,惟有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并重的高职教育方能担此大任。新生代农民工的必然归宿是市民化,这也是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全面转型,最有效途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培训教育应该是高职教育的“重头戏”,但这种培训与企业、社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培训不同:除适岗性的、短期的生存式培训之外,更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式培训,即注重素质能力提高和培训效果运用的“能力本位”的现代培训。为此,应通过科学、合理的培训流程设计,构建全方位、动态性、个性化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式,并由此制定分类、分层实施方案。要通过问卷调查、定期到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企业和社区调研,遴选具有代表性的班次和培训学员展开个案调查等方式,重点了解和关注他们在认知能力、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及时了解他们所在企业和行业的培训需求状况,进行过程性的培训需求信息的调控和前瞻性的培训需求信息的预判,从而建立“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的有效衔接机制和动态监控机制;要充分考虑他们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和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性,分别实施外出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转移培训。
学历教育是既区别于各类培训组织,又不同于本科高校的具有特色或优势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已从初中学历升级为高中学历,但这远未与其职业期望和价值追求相匹配――而本是“草根”的高职教育所提供的大专学历正是他们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现实的门槛或目标。
引导教育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因为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更低。新生代农民工被称之为是“无根的一代”――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很淡薄,有更多的改变现状的渴望、定居城市的渴求和维护正当权益的诉求。而当正常的、应有的渠道被阻塞,这些渴望、渴求和诉求就会造成心理失衡。对此,高职教育绝不能漠然以对,必须把引导教育置于与培训教育和学历教育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作为独立的任务而付诸行动。要根据农民工自身特点和市场、社会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心理引导和调适;要加强他们对“新市民”角色适应的引导,引导他们通过“角色的期望―角色的领悟―角色的选择与归属―角色的实践―角色的确认”的渐次演化,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一新市民”的角色转换;要创设各种活动,增进他们与城市原住民(老市民)的接触与交流,促进彼此的心理交合;要帮助他们搞好自我调适,舒缓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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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民族不断打破封闭,由相互闭塞到逐渐交流,由彼此隔离到密切联系,各民族人口空前流动,民族散居化越来越广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主要交汇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使得城市民族工作复杂化,对城市民族关系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文章通过对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的调研,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并对如何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民族关系;民族工作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生活于边远闭塞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向较发达地区与城市流动,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城市里民族成分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开放的发展观念与发达的经济水平,对各地域、各民族人民都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广东成为一个典型的外来少数民族接收大省是必然的。据统计,到2012年底,广东56个民族成分齐全,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250万,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和各大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必然对城市社会产生影响,如民族关系主体多元化、需求和诉求多元化,民族间交流交往频繁化等,最终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内涵与挑战。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探讨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有效机制。
取百度百科的定义,民族关系,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是受时代发展和社会性质制约的,也是与当时要解决的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及解决的方式途径联系着的。[1]城市民族关系,即发生在城市区域范围内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必将改变城市民族关系的内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新增主体甚至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逐渐成为引发民族关系的重要主体。有研究者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在引发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最活跃、最敏感的位置上。”[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
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使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各族文化带入城市,极大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加深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与消费者进入城市,亦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并扩大了城市消费市场。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加快了城市发展,有益于推动与巩固团结友好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导致引发民族问题的触点增多、燃点变低,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乡、异地、跨民族三重流动的主体,迅速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导致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有可能造就民族间关系的不和谐以致紧张。城市多民族化趋势和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增多,使城市民族关系在我国整个民族关系中具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3]
据统计,至2012年底,广东省有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比2000年增加190万,12年间增长了3倍,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310万少数民族人口中,80%是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80%分布在城市,80%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各大中城市。三个80%对广东省的城市民族关系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广东省城市民族关系日益繁杂化,主要特点呈现如下: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了广东城市与民族地区的双向发展与改善
各族人民进入广东各大城市,使得广东城市文化多样性得以加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城市里汇集,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服饰、饮食、娱乐等方面进行着有形无形的交流与碰撞,极大丰富了广东城市文化面貌,为广东城市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据调查,广东省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各民族特色的食品、农牧产品、工艺品等,一些以少数民族特色风味为主的餐饮业在广东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广州,就有 “清真拉面店” 约1500家,过去回族同胞在城里找不到饭馆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穿着民族服装,摆卖制作精美的民族饰品,深受市民喜爱。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更有一些城市大力开发民族文化旅游项目,把灿烂的民族文化搬进城市,进行表演与展示。如深圳市的民族村、锦绣中华等旅游景点,便是典型的民族文化荟萃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城市劳动、生活,与广东世居人民一起,共同建设幸福广东,促进了广东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通过学习与交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从广东城市学到了先进技术与科学理念,改善了自身生活,开阔了眼界,反过来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形成城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的“双向不适应”,使其迅速成为广东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
“双向不适应”,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化生活与管理,城市管理部门和汉族群众不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地区文化与广东城市文化直接而又频繁的接触、摩擦、碰撞,难免造成矛盾与问题,终至于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来自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又存在文化与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在适应城市问题上比一般流动人口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而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原本由粤地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广东又未做好迎接大规模民族文化冲击的充分准备,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期内骤然增加,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与生活习惯未必能得到广东城市居民的理解与尊重。在广东,因为汉族居民把猪肉带入清真食店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另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家乡比较随意的生活习惯带入城市,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聚谈喧哗等。这些背离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活、处事方式很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以至于发生摩擦纠纷。而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抵触,反过来又伤害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感,由此造成城市民族关系的紧张。
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管理规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大多没有固定门面,以流动摊贩为主。为了增加销售,他们多选择繁华路段进行摆卖,乱设摊点,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另外,由于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多是小本生意,没有长期目标,也就不愿办理经营执照,给城市管理增加了难度。更有甚者,在交易过程中实行强买强卖,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破坏了民族之间的团结。据统计,2012以来,广东发生的二百多起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中,因流动商贩引起的,超过总数的30%,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发生冲突的几率居高不下。
三是一些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并以此寻求特殊待遇。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与城市存在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距,再加上自身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一般从事较为辛苦低薪的工作,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落差越发明显,从而产生失衡心理。而与城市居民在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又影响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与交往,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刚来到广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认同”成为他们在他乡找到依靠最佳的途径,族群分界与认同意识由此得到极度强化。加上对法制法规与民族政策的一知半解,遇事则往往以民族认同为纽带,抱成一团,相互声援与支持,甚至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部分民族成员为个体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如在城市拆迁、商业竞争、私人恩怨这些问题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
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谋取利益、利用民族冲突为个人寻求好处。”[4]在广东,遇事“情绪激动――聚众声援――上升为民族问题”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解决矛盾纠纷的固有程序。加上城市具有信息传播快,辐射性强等特点,当某一城市发生涉少数民族问题时,会很快传播到其它城市和地区,使问题更加敏感和复杂。2011年12月,佛山市发生一起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纠纷。起因是约10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佛山市区违规摆卖烧烤,不满当地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的管理而产生对抗,他们拟采取的对抗方式是:联合珠海、东莞等地的同籍同族人员到佛山进行谈判,并故意违规摆卖,促使城管动手,进而以此作为导火索闹事,引发冲突后再组织游行与上访。此事经佛山市各有关部门的稳控措施得以调解平息,但由此可见,“民族身份”确实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寻求特殊待遇的“招牌”。
(三)城市民族关系渐趋和谐,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应对方式未尽完善
广东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城市民族工作更是成为广东民族工作的重点。粤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有效调控。比如颁布相关条例和法规,以规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开展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以树立民族团结的意识;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体系,以切实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忧解难等。在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城市强大的融合作用,广东日渐形成并不断巩固以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为主流的城市民族关系。但是,民族关系本身并非一个永恒稳定的系统,尤其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大、增长快,时刻影响着城市民族关系的动向。广东的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上的未尽完善也逐渐显现:
其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遭不公平待遇,其正当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我国正经历着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这同时也是城市民族多元化的过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少量到极大规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构成复杂、居住分散、随时流动,必然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城市管理人员,都会关注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认为他们破坏了城市的和谐有序。部分执法人员为保障城市的正常秩序,常常忽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导致管理过程中存在简单粗暴、侵害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现象。这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之间矛盾的高发几率可见一斑。“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与歧视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常遇到的问题。
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固有的偏见以及来自城市的制度性歧视与非制度性歧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群体性摩擦甚至冲突,将会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互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对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势必会产生民族关系问题。”[5]事实上,城市并不仅属于城市居民,它是开放与公平的,进入城市的人,就应该得到城市管理机制的保障。而且,矛盾的引发是双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引发城市问题的同时,必然也处于被动引发的位置。城乡平等、各民族人民平等,是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前提。唯有妥善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遇到的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才会达到真正和谐。
其二,在处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时,为避免引发“民族问题”而不能坚持原则。前文提到,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面对矛盾纠纷时,往往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把民事事件演化为民族问题,以此取得特殊待遇。与此相对,部分执法人员由于对国家民族政策缺乏了解,一旦遇到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便不能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往往采取无原则退让、“花钱买平安”的处理方式息事宁人。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城市多次上演的“切糕”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广东也常常发生以高额赔偿为最终解决方式的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事实上,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纵容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损坏了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少数民族人员的形象,最终只会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任何事案件时,法律都应该是基本原则。准确定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能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都看作民族问题。有了法制法规的约束,各民族人民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的背景下,分析有利于城市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消除阻碍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建立良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探讨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真诚合作,共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城市民族工作涉及面广,涉及人员构成复杂分散,若依靠政府单方面努力,很难使团结和睦的民族意识渗入每一个角落,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若缺乏政府所搭建的良好平台,单纯的民间行为也难以形成榜样,得到推广。因此,促进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的真诚合作,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民族氛围。一是通过政府引导,建立少数民族自我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急切寻找认同感,归属感,少数民族团体比单纯的城市管理部门能更好地为之排忧解难。因此,引导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协会,能充分发挥这些社团桥梁纽带的作用,促进民族互助,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城市并参与到社团中来,推动自我管理机制的健全。
广东省近年来建立的异地务工少数民族服务协会、少数民族商会、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等,对协调城市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散居住于城市各个区域,且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常被认为是引发城市民族问题的主体,因此,城市管理一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侧重采用防范机制。事实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是城市的一员,也应在城市得到应有的服务,并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若能通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进行管理,为其提供服务与保障,并或吸纳为社区管理者的一份子,通过培养社区意识来培养归属感,能在心理上与实际行为上增强其安稳性,以此增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
2012年,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出台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积极推进各社区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搭建和谐民族关系桥梁。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他们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且少数民族干部多为各个民族的优秀代表,在其民族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与亲和力,可以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中起到很好的引导、教育作用。在广东,少数民族干部经常参与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的处置,往往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处作用。
(二)建立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的联络协调机制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主体之后,城市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一个城市的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不再限于本城市,还与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紧密相关。”[3](P57)很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地的管理部门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对民族工作也缺乏经验,因而在处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时常常陷入困境。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政府则对本地区民族文化与社会风俗比较熟悉,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广东省民族宗教委与新疆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输出大省区驻粤机构举行定期座谈,共同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式方法。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也与少数民族输出地政府之间建立协作机制,通过两地的有效合作与探索,妥善解决了不少疑难事件,提升了城市民族工作水平,有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总之,在城市民族工作内容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努力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广东省在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城市民族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扎实做好协调民族关系工作,努力营造城市各族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的环境,虽仍有未尽完善之处,但和谐稳定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树立了广东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收大省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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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如何在学校教育目标中摆正体育和德育、智育、美育及劳动技术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从目前我国大学体育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迫切需要从时代的高度对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和劳动技术的相互关系作一个教育哲学层次的深入研究。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制订学校体育方针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确定课程改革目标体系和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教育教学实践中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此,如何理解与处理好体育与其他 “四育”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着社会、学校对体育工作的具体态度,而且还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与改革。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谈谈应该如何理解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位置与关系问题。
这里的教育构成通常是指教育目标中所包含的德、智、体、美、劳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在现代,随着社会生活和人生需求复杂化及教育技术的进步,教育领域日趋拓宽,过去的那种过分倾斜“一育”或“二育”的现象早已不合时宜了,现代的教育即使涵盖德、智、体、美、劳仍然不意味着把应实施的教育包容在内。此外还有各项教育交叉衍生的,如心理卫生、青春期咨询与指导,以及作为各项教育共同基础的劳动教育等。因此,当前我们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教育目标中德、智、体、美、劳五项教育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对“五育”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十分模糊,基本上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其一是把教育目标中的理论分类与课程设置的学科分类混淆起来,并由此将“五育”与科学教育等同起来,认为数学、物理、语言等是智育,思想品德、党团员活动是德育,音美课是美育,体育课是体育,劳动课是劳动教育。这种把“五育”分割开来的错误根源在于把理论思维中的抽象范畴实体化了;二是把“五育”并列起来,同时也就是割裂开来。“五育”是对教育目标进行理论研究时的科学抽象,因而不能并列地阐述“五育”的关系。那么我们怎样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告诉我们,只有在从抽象到思维中的具体综合过程中,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五育”的关系。尤其是需要指出“五育”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分别属于心理发展、身心发展和实践能力发展三个不同的抽象层次。后一层次内包含了前一层次的内容,又综合了本层次的新内容。
遵循从抽象到思维中具体的理论方法论,可以看到,教育目标的第一层是促进受教育者心理发展的抽象层次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智育、德育和美育。当把心理发展的目标同其生理基础联系在一起考察时,就进入了教育目标的第二层次,这就是体育。与前两个层次的教育目标相比较,更具体、更现实,不仅是前四育的综合,而且是将前四育中培养、获得各种知识和能力在个体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的最基本的劳动技术教育就是第三层次。本文在此主要是要简单阐述一下教育目标的第二层次,剖析一下体育与智育、德育、美育的相互关系。
从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的层次上提出的第二目标和任务,比前一层次具体化了。在心理发展的抽象层次上,生理发展暂时被排除在研究之外,因此从理论研究的逻辑要求来看,把体育与前三育并列起来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理论研究从抽象走向思维中的具体,从对心理发展的抽象分析进入对身心发展的综合研究时,体育的位置便出现了,体育与前三育的关系也就清楚了。生理发展是心理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脱离生理发展谈心理发展,这是理论研究中的一种科学抽象;而在现实教育中,必须把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忽视甚至损害生理健康的知识传授和训练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反之,不注重心理素质而孤立发展体质、体力和身体技能的体育也同样是片面的。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看,对体育的传统理解和解释必须扩展。现代学校体育的内涵是指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因此,体育不仅内在地包含着德、智、美三育,而且从体育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来看,应该是营养、保健、身体技能、技巧和身心健康发育这四方面的有机统一。
身体活动对大脑和心理发展的影响,这是当代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揭示了身心发展的内在统一与不可分割性,并提出一系列通过身体活动来开发智力的新途径。这些阐述发展体育与智育的新见解和新成果应该成为体育教师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的研究课题。
体育与德育的关系是当前学校体育必须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体育是培养个体意志极为有效的手段,体育不仅能培养竞争意识,而且能培养合作意识,并能求得二者内在的统一;体育不仅能培养竞争胜利者的良好心态,而且能锻炼对竞争失败后果的承受力;体育能培养学生严密的组织纪律性、集体责任感、荣誉感,培养对规范的服从并在客观规范的制约下发辉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品质。这一切不仅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且是现代人和未来人所不可缺少的身心素质。
体育与美育同样密切相关,人体健美是现代人审美追求的主要内容,而体育显然是塑造内在的心灵美。勇敢、坚韧、礼貌、克制、协作等高尚情操和良好心态,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所有这一切心理品质的培养和塑造,在学校体育中不应属于副产品,而应作为与身体素质,体育技能技巧同样重要的主产品。
从以上对体育与德育、智育和美育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他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又分属不同层次,体育还担负着前“三育”所没有的特殊使命。因此,在制订当前与未来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目标分类时,必须确立身心和谐发展的现代体育观。从对体育与德、智、美“三育”内在联系的剖析中不难看出,体育是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之基础和重要途径。用这样的观念和眼光来反思当前的大学体育模式,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前大学体育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明确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有助于我们树立未来的体育价值观,并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认识理解体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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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专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政治行为的理论和考察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以及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大都认为文道与政道通,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上层以文学进行教化,下层以文学干政、“美刺”,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
关键词:先秦汉魏六朝文论 文学 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来梳理一下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古人认为文道与政道通。《荀子?乐论》载:“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认为“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认为文章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通过文章便可反观现实政治的治乱。《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乐可通过心的中介与现实政治建立对应关系,考察乐的不同风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乱兴衰,这便是儒家的审音知政说。
古人还认为文学对政治可产生巨大影响并主张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传说中就有“献诗”活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到了后代,这种制度又被描述为“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献诗”、“采诗”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读书不仅可以给统治者施政以借鉴,还被他们用来教化子弟,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为什么能用文学来进行教化呢?《荀子?乐论》给出了答案:“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统治者利用乐能感人心的特点“教平民好恶”,“善民心”,通过乐对心灵的陶冶来节制人的感情,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点上,乐和礼、刑、政一样,都是进行教化、维护统治的工具。
裴子野《雕虫论》:“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劝美惩恶”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也是政教的内容之一,是王化之所本。在萧统的眼里,连陶渊明的诗都可以有助于教化:“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除了教化之外,统治阶级也需要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王充《论衡?须颂》:“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文学的宣传功能对政治的巨大促进作用,政治对文学有极大的依赖性。帝王德业的彰显,有待于文学之士的“润色鸿业”。
教化主要是从君、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影响臣下甚至普通民众。臣下或普通民众也想通过文学来“干政”,来影响政治。这主要就是“刺”,即以文学(主要是诗)对统治者、对上层进行讽刺,进行劝诫。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家父作诵”是为了述说王身边的小人及王的罪过,以化其心,最终达到“畜万邦”的政治目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怨”,按照《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认为“怨”即“怨刺上政”,即批评不良政治,孔子主张学诗贵在应用,“怨刺上政”即其应用之一。用于干预政治,这也是“事君”的一种形式。
荀子就曾高呼:“天下不治,请陈诡诗”(《荀子?赋》),即主张写讽刺诗。《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这里,诗在上下之间起着微妙的协调作用,一方面,上层以诗风化下民,另一方面,下民以诗刺谏上层,上下之间互动得很自然和谐,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
下层干政还有另一个方面:“美”。“美”即下层为了迎合统治阶级,迎合上层而自觉用文学(主要是诗)来歌功颂德,对统治者进行褒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
当然,在他们看来,“刺”的重要性远远胜过“美”。
古人也有认为文学对政治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法、墨两家。
《墨子?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儒家大力提倡音乐,这助长了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斥责统治阶级欣赏音乐就是“巧夺民衣食之财”,认为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
《商君书?勒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鞅反复申说《诗》《书》之害,礼乐、《诗》《书》被列为六风之首,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去除。先秦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鼓吹加强王权,奖励耕战,因而对儒家经典文献及学说一一加以排斥。虽然这样,但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主张思想文化方面的专政。《商君书?勒令》:“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他强调“以言去言”,即主张用以歌颂耕战政策为内容的文艺去代替儒家的诗书礼乐。
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强烈抨击“儒以文乱法”,“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他主张“言行者,以功用为之得毂”(《韩非子?问辩》)其“功用”当然是有利于其思想的推行,有利于其制度的实施,同样的,他还是主张文艺为现行政治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他们所反对的都只是儒家具体的文艺主张,而对于文艺本身并不反对。他们也主张用文艺来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务,也还是政教功用主义文艺观。
执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 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认为文辞过于夸张、虚美会有害于政教。
《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的出现乃是由于社会变化、政治变迁的原因。
执虞《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论述颂、铭、诔等文体出现的原因,认为那都是随帝王功业的兴起而兴起,随其功业的结束而结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较为系统地论述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古人还注意到政治人物的提倡对文学的直接影响。郑玄《诗谱序》:“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统治阶级重视、提倡文艺,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综上所述,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论都是以政治为本位视文学为其附庸,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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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所有相互关系的现状及其动态。当今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形势与政治论文范文:论述与台、美关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李登辉先生在七月九号提出台、中「国与国关系」的论述,二十日重申「两岸定位在国家与国家」,委婉地昭告世人:台湾从此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羁绊了!美国对于如此巨幅政策变动,到底扮演甚么角色?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走向?
如果就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结构性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 观点来看,任何对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动力来自外部因素,我们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压力辗转来自美国。过去一年来,有关美国「鼓励」台湾与中国恢复对话 (dialogue) 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官员与民间学者近日来一再主张双方签订某种型式的「临时协议」或「中程协议」。
尽管如此,美国要台、中谈谈 (talks) ,并不意味要双方马上正式谈判 (negotiations) 。如果双方能在柯林顿总统任内以创意谈出结果,自是好事一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海协会长汪道涵年底来台,台湾预期恐能避免政治议题,当然要严阵以待。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注一)。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关系法』于同年公布实施,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前,台湾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围堵中共的全球战略考量的一部分;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后,美国一方面在追求与中国和解的过程中,必须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将其对台湾以及中国的政策脱钩,也就是说,「台湾牌」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不过,这种「重中轻台」的倾向,并不等于「亲中敌台」。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早已明订于『台湾关系法』。尽管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政府,均就美国是否将在台湾发生战争时派遣军队的议题刻意保持模糊,美国和平解决台、中紧张关系的决心,充分地在一九九五年与九六年的飞弹危机展现出来。
回顾里根和布什的对台政策,由于不愿得罪中国,自然无意提升美、台之间的关系,但大致是平衡的处理处理美国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尽管柯林顿在总统大选时曾经攻击布什向北京屠夫的姑息,但是他上任后为了在短期内与中国发展为「策略性结盟」的合作关系(注二),往往却忽略了台湾的利益。
大体而言,柯林顿的话中国政策比前几任总统更加积极,尤其是「全面性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的大战略。而他对于「一个中国」的粗枝大叶解释,更打破了美、中的三个公报里对台湾议题的刻意模糊(注三)。众所周知,柯林顿之前的几位总统,只愿意「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样文章,柯林顿却直言不讳地使用「承认」( recognize ),不禁令人觉得他对中国的虚应故事又作得过火,似乎是力道拿捏不准。。
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柯林顿在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期间,提出所谓的「三不政策」(注四)。柯林顿政府一再辩解,「三不政策」早已经存在于三个公报里。然而,熟稔美、台关系的观察家都知道,美国迄今最强烈的措辞,顶多是「无意图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而不是像柯林顿般明确表达「不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注五)。
柯林顿在本质上是属于关注内政的总统,外交政策则缺乏全盘的思维架构,而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也多初步同意,柯林顿政府的外交往往是应付危机的作为,政策上因此较无章法。坦诚而言,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于自己的角色仍无法取得内部的共识。不过,如果从其个人特质方面来看,他在外交上缺乏兴趣及经验,行事风格又往往想两边讨好,政策上就更难免显得左右摇摆。
当然,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垂涎中国市场,自然大力推销扩大交往,利益团体的说词当然会想尽办法,以投合柯林顿对经济优先的考量。此外,学界第二代中国通普遍靠中国吃饭,立场上多先入为主地倒向中国,他们不只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动向懵懵无知、甚至于不屑一顾,甚至于视台湾为美、中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当然不希望台湾人独立自主的意愿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这些人本身或门生子弟侧身白宫、国务院、民间智库,他们疏远台湾的偏见,难免会左右柯林顿的外交思维。
相较之下,美国国防部一向对台湾的安危保持高度的关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来牵制苏联,台湾的防卫问题隐然浮现。从一九九六年派遣航空母舰捍卫台湾、到近日来的海上演习,在在证明五角大厦的国家安全长期考量(注六),远胜于国务院的短线外交考量,也就是说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并吞台湾。
同样地,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立场较为一致。由于美国采总统制,国会对于外交政策有相当的制衡力量,因此早期流亡美国的留学生以台美人的身分,得以草根的方式向各选区的参、众议员游说,成绩斐然。譬如在国会的施压下,柯林顿被迫同意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又如众议院在七月二十一日通过法条,主张美国应该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协防台湾。
柯林顿七月二十一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对台、中关系提出前所未有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对话」、「和平解决」,公开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也一扫台湾政、学界普遍存在悲观的错误认知─「美国向中国倾斜」。
「一个中国」是美国一贯的含混立场。尽管美、中三个公报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多年来各方的解释不一;对美国人而言,完全端赖台湾人自己是否要自我定位为中国人(注七)。
「对话」则强烈表现出柯林顿欲当调人的企图心,这是美国的短期目标。只要美国尊重台湾人的民族自决权,大家共同来确保公平的谈判架构及氛围,我们自当展臂欢迎,没有必要再划地自限、搁置主权、甚或反对台独。
「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底线,再度证明『台湾关系法』的位阶高于三大公报或是衍生而来的所谓「三不政策」。七月十八日的美、中热线通话,江泽民重提「不排除武力犯台」的老调;柯林顿除了以「一个中国」老生常谈敷衍外,更重要的是明确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动武(注八)。
总之,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双边关系时,习惯以「一个中国」来支吾不相关的台湾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面临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关系法』则为最高的准则(注九)。至于美国终不得不要同时面对台、中两国时,不愿意被迫二选一,自然要求双边以和为贵 ( 见图 1) 。
当我们检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时,免不了要以「台湾 - 美国 - 中国」的远东区域三角关系来着手;一直到苏联瓦解为止,此三角关系又与「美国 - 苏联 - 中国」的全球性大三角关系息息相关。
全球性大三角关系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美、苏对峙而大致取得平衡 (T1) (注十),一九七零年代因中、苏龃龉而呈不稳定 (T2) ,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因美、中和解而又趋向平衡 (T3) (注十一)。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也因此随之变动,原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冷战而稳定 (t1) ,一九七零年代因美、中酝酿和解而稳定性下降 (t2) ,导致一九八零年代的不稳 (t3)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 (T4) ,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则大致保持不变 (t4) ( 见图 2) 。台湾与美国从原本紧密的军事同盟到松散的伙伴关系,其稳定性却开始稍有波动,基本上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架构改变所致。
就逻辑上而言,三角关系有八种可能的组合 ( 见图 3) ,并且可以归纳成四种模式(注十二) ( 见图 4) 。我们如果由目前的区域三角为原点 (t4 或 S0) ,可以推演出七种可能的演化 ( 见图 5) : S1 到 S3 为一阶演化, S4 到 S6 为二阶演化, S7 为三阶演化。理论上而言,阶数越低,要获致的动力越低。
由 S0 出发,如果台湾与美国间要保持正向关系,同时又要维持稳定的区域三角关系,即有两种可能性产生:一为 S1 , 即中国与台湾间的关系转趋友善,远东达成某种皆大欢喜的和平安排,在可以想象的空间里,三者至少应同为某种集体安全机制的成员,譬如联合国。
再来是 S2 ,即中国与美国间的关系恶化,甚至于倒退至一九六零、七零年代的敌对状态。从近来美、中两国彼此之间逐渐成长的经济关系判断,两国间的关系似乎只有更趋紧密,因此短期内关系倒退似乎是较不可能;然而,也有人预测美、中终将冲突。此时,台、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甚至于结盟。
另一方面,在平衡的区域三角关系下,台湾与美国间的关系是否将变坏?譬如在 S3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全面拥抱中国,放弃与台湾间的关系。如果在此前提下达到区域的平衡,美国势必牺牲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撕毁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的道德承诺。这时,台湾将被美、中孤立。
在二阶演化的情况下,远东的区域三角将呈焦虑状态。第一种可能是 S4 ,及中国同时与彼此不悦的美、台交好。很难想象实际上可能的演化,譬如由中国主导的某种政治安排─华人国协或邦联。这时,台湾要被迫放弃美国『台湾关系法』的安全保障,以交换中国的友善,代价相当高。
对台湾比较有利的是 S5 ,由台湾与互斥的美、中保持等距离,也就是说台湾保持中立,不卷入两国的龃龉。这里的大前提是美、中交恶,而且愿意让台湾维持中立;如果两国誓不两立,就不可能容忍台湾游走两强之间。可见,这并非长期可行的安排。
再来是 S6 ,即台、美、中互不往来。在经济高度相互倚重的时代,这只是过渡的状态,因为三国之间随时有合纵连横的诱因,除非三者极度相互仇视。
最不可能的情况就是三阶演化下的 S7 ,即中国与台湾关系转趋和,例如被迫统一,同时美、中关系转趋敌对,在加上台、美不睦。此种发展并非美国所愿,除非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此外,美国与台湾对立不只有悖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会伤害到美、台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
台湾的偏好大致是 S1 > S2 > S5 > S0 > S4 > S6 > S3 > S7 。
美国的偏好大致是 S1 > S0 > S2 > S5 > S3 > S4 > S6 > S7 (注十三)。
站在台湾的立场,不管是和平 (S1) 、与美国结盟 (S2) 、甚或与美、中保持等距 (S5) ,都预期能比现状 (S0) 取得较高的边际效用。和平与结盟是稳定状态,自然比不稳定的等距策略更胜一筹。此外,和平与结盟会增进与美国的关系,等距的作法相对上势必要降低与美国的亲密度。
美国的最佳选择 (S1) 以及不乐意见到的发展 (S7 、 S6 、 S4) ,与台湾一致。不过,两者的次佳选项的排序稍有出入,即除了和平外,任何偏离现况的发展 ( 譬如 S2 、 S5) ,预期将给美国带来较低的边际效用。此外,美国在不得已时仍可以威胁孤立台湾 (S3) ,这是台湾不愿期待的。
由上面的初步分析,除了现状外,台、美之间能有互利的发展是远东区域的和平。相较于前几任美国总统刻意保持现状,不愿当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仲裁者,柯林顿倾向于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僵局,积极鼓励台、中对话,而国务院与学界的步调似乎仍跟不上,甚至于作不利台湾的错误诠释,我们却不能不察。
柯林顿本身近年来对外交政策表现超乎寻常的关注,譬如北爱尔兰,如果再加上近日对台、中关系的焦虑,不惜逾越美国信誓不当两边调人的立场,很难不被解释为营造个人历史定位所作的努力,也就是说和前美国总统卡特竞争诺贝尔和平奖。坦白说,柯林顿果真能促成中国接受台湾独立,为东亚带来稳定的和平,他与江泽民、李登辉三人共享和平奖,自是当之无愧。
「两国论」就是台湾要先发制人,在新的架构下,要义无反顾与中国进行国与国的政治谈判了。就学理来看,李登辉经过十年的摸索,抓住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解构的契机,采取「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的途径,要以台湾的主体性来挣脱外力强力制约的结构性暴力,甚而要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新秩序作建构的努力。
回顾一九九四年柯林顿的「台湾政策检讨」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大部分还是维持不变,尤其是台湾的安全是不容挑战的。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中,柯林顿派遣尼米兹号( Nimitz )与独立号( Independence )两艘航空母舰前来巡弋,再次证实『台湾关系法』优于『八一七公报』。美国防御台湾的承诺无条件地载于『台湾关系法』,并于一九九七年所公布的美日安保『新指针』中,再一次由「周边有事」的文字获得确认(注十四)。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之间,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特殊关系」几乎是准同盟的型态(注十五)。
虽然『台湾关系法』中并没有诸如「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然而,中国若因为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而入侵台湾,美国是否会因此派遣军队保护台湾?美国一直避免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因为台湾人的意愿迄今不明。平心而论,美国虽然没有主动帮助台湾独立的强烈意愿,却也不愿意让中国吞掉台湾,除非台湾人自己选择要羊入虎口。
长期来看,美国人到底是因为反中国、痛恨共产党、与﹝老﹞国民党的交情而支持台湾?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因为美国民间对台湾人摆脱中国的奋斗,而惺惺相惜呢?或许皆有。因此,如何整合这些力量、使之不相互抵消,自是国人的当务之急。
不管如何,台湾的终极安全还是要靠主权来保障,台湾人自己必须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行使主权的意愿,毕竟天助自助依然是当前国际政治运作的不贰法则。
注一:自来美国对台政策演变的重要指针,就是对台湾法律地位的思考。在一九五○年代以前,美国坚持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韩战爆发后,美国为了合理化保护台湾的行为,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的法律地位需寻求国际解决。此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二年方转变。
注二:即 strategic partner ,台湾却喜欢译为「战略性伙伴」,未免让人望文生义。
注三:一九七二年美国于『上海公报』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一九七八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的,在一九八二年美中联合公报中重申,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注四: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以及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其它以国家为会员的国际性组织。
注五:当然,也有美国人私下表示,「不支持」并不等于「反对」,只不过是用来应付中国,反而台湾可以放手去做。
注六:当然,也有以「军事工业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来解释者。
注七:但因为「一个中国」未必否定不承认台湾共和国的可能,这种刻意性的模糊,让台湾独立运动者有充足的空间来推动建立台湾共和国。
注八:而稍早 ( 十五日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警告中国「不容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
注九:至于台湾是否要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美国不会支持。但仍然有一句话,是美国不方便公开说出来:「我们并不反对」。
注十:或是准两极关系(美国 vs. 苏联与中国)。
注十一:或是一种未成熟的两极关系(美国与中国 vs. 苏联)。
注十二:见 Lowell Dittmer (1981) 对「战略三角」的讨论。
注十三:中国的偏好大致是 S7 > S1 > S4 > S3 > S0 > S5 > S6 > S2 。
注十四:若非中国在一九九五、九六年以飞弹演习恫吓台湾,让美国李伯大梦惊醒,怎么会有「新指针」?近日来美国再度出动包含航空母舰的海上战斗群,可以说首度对「周边有事」的立即反应。
注十五: TMD 则为不折不扣的军事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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