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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水平的进一步加强,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意义深远,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中日问题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写下此文时,2010年即将过去。回想我从2003年来中国的历程,不得不感慨,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混”至关重要。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寻找自我,享受青春,让我觉得万分幸运。而与我有关的成长与挫折,很多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的折腾息息相关。
我走过的7年中,没有一年像2010年让我备感艰难,让我体会到卷入一个环境会如此之痛。在这里,我与读者,一起分享我难忘的九月。
2010年9月7日,在日本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接下来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政治关系恶化,国民感情退步。9日下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后,飞往我的新书《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全国巡讲的首站――重庆。10日上午前往重庆大学演讲。当时原以为很敏感,门口聚集着大量保安以防不测,结果倒是平安。下午接受了几家当地媒体专访,期间我也没回避这次事件。期间我谈到,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两国体制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事情的解决。此次事件与以往东海上巡逻船、调查船之间的对峙不同,毕竟相撞了,日方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了,中方现在通过政治手段或外交压力去要求日方放人,日方肯定会第一考虑国内依法治国的程序的。
当时我想,船长被拘留的10天内,双方能否发挥智慧,寻找出超常规的办法是关键。不过要突破困境,寻找“软着陆”相当困难。
接下来,13日凌晨才回到北京,匆匆收拾后一大早继续赶去新浪网做视频访谈,下午4时多飞往澳大利亚,参加19日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15时整到达北京机场,本打算迅速登记飞往悉尼。后来发现,原来日本人去澳洲也需要签证!一时整个人感到彻底崩溃,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在网上申请,并用信用卡交20澳元即可。最终在起飞的20分钟前勉强登记成功,全速冲过安检,最后大汗淋漓地登机。
次日早上6时多到达悉尼机场,机场内人特别拥挤,入境又不顺利,好不容易到了出口,接待人员记错了时间。一个人徘徊良久,换货币,打的到市内,终于安宁。
到达酒店后,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关注中日撞船事件的后续。撞船事件与其说是外交案件,不如说是内政冲突。两国外交部谈判已一个星期以上,深受着内政的复杂影响。刚上任的营直人能向中方被动妥协的空间不大,还是按部就班。
9月18日,在这个对中国充满纪念性的日子里,北京发生了反日游行。听说中国年轻人将到位于北京日坛路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非常遗憾自己无法到现场去观察那时的情景。我一直觉得,那种民众自发、官方默认的游行,是我们海外中国观察者了解中国大众心情、表情、民情的绝佳机会。记得2005年反日游行发生时,中日民族主义情绪很严重。时隔5年将在北京发生反日游行。我想双方应该把它当作教训,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19日上午,跑完了马拉松,特别疲倦。上网发现许多网友给我发邮件问,“中日关系都这样了,撞船事件发生,你都跑到国外,避开讨论此事,真没胆子,”当时心里多少觉得委屈,于是在微博上回复:一、我的悉尼行是三个月前已经定好的;二,我没有能力三个月以前猜测撞船事件发生;三,我根本没理由回避,即使在准备马拉松,我也适当发表了言论。
19日,日本法院决定再扣留中国船长10多天,中方表示抗议说“采取强烈反制措施”。肯定的是,日方不会因遭到中方压力而否定法治国家的地位。中国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使它在内政上软着陆。因为在此事上政府真正对手不是日本,而是本国民众。
21日,我跟参与澳洲对外决策过程的核心人士们吃饭,聊天。从安全政策角度看,他们最关注中国的不确定性和非透明性,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警惕超出我的意料。他们很担心在反日舆论下我能否平安回北京,会不会被中国人民围堵,我笑着说“没事”。
说实话,回北京不害怕是骗人的,我深知大环境对生存的影响。尤其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的许多活动、讲座等都被取消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不少朋友长辈不断安慰,鼓励我。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观察中日关系,参与世界政治,从而感恩这个时代。
6月12日至13日,新常态下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理工大学开幕。中日两国比较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新常态下的中日文学文化研究问题。
文学文化是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为期2天的研讨会上,中日学者分别就新常态下科幻、动漫、影视研究,战争文学研究,古典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和近代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4个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围绕新常态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的主题,中日学者分别就东北殖民主义与文学、日本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与民族价值观的再构成、马克思与日本文学文化的新常态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开放的心态和多样的方法,是推进文学文化研究深入进行的必要条件。与会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国家发展重要一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新常态的语境之下,中日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有了新的机遇和研究方法。亲诚惠容是新时代中国版东西文化交流的方向盘,是科学史观的体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互融互鉴的文化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面向未来,广大从事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建立新的东西文化观,构建新时代的东方文化学,破除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打造的旧有观念,从整体框架的角度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异与互补,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沟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固本”和“求新”是时代赋予文学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与会者提出,中国学者首先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民族性和继承性,坚持改革开放,学习域外优秀文化,并使之为我所用。惟其如此,才能对中华文化达到固本求新的目的。在文化的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反对“文化部落主义”,要做到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缺乏自信、妄自菲薄。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互联网+”深入发展,将中日比较文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科技的迅猛发展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人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从事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定要科学地适应时代,与时俱进地研究新问题,采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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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全方面发展与进步的继续,中国外交的发展成就是较为显著的,但是目前中日关系是较为紧张的一对关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日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第二个是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第五个问题是赔偿问题。日本曾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六是日本遗弃再华北的化学武器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近来,中日政治氛围刚刚回暖,却又接连传来令人感到丝丝凉意的消息。中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谈余音未消,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回过头来就分别在国内演讲和出访途中一路渲染“中国威胁论”,扬言要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日本对中国采取着“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中日关系虽峰回路转,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还充满着不确定性。日本右翼势力仍期待着安倍首相在200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相互缓解安全疑虑、推动东海问题谈判、加强地区与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有待于进行耐心、细致的对话与磋商。
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无异于是在公然威胁中国,而中国则并没有相应地威胁日本。日本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一堵意识形态围墙。日本对“战略互惠”的态度是否真诚,也将在战略对话中得到彻底验证。
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样式,将是发展共同利益和调整相互矛盾的统筹兼顾。其最低目标是力争维护和发展合作大于竞争、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的局面,理想目标则是构筑战略和解与合作的双边框架。日本决策层能否摒弃对华冷战思维和围堵战略?这将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另外,两国政界的友好意愿、经贸界的双赢合作以及舆论界的正面呼应,也将对此番中日关系上升势头的方向与速度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战略互惠”将成主旋律。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是日本最高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因而是其对华政策宣示上的重大转变。
中日两国应坚持安倍访华时达成的“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2007年是中日复交35周年,又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70周年。这种特点,使中日关系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中日战略对话”有待于超越相互试探阶段而进入名副其实的“战略”对话阶段。这意味着两国围绕双边与多边问题的对话应得到进一步深化,其目标应是推动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框架。目前,“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识。能否巩固这一成果、进一步扩大共识,是下一步中日磋商的关键。而积极开展能源合作,则将是为两国“共同开发”创造良好政治氛围的重要途径。中日能否共同启动重大经济合作项目,将是考验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试金石。我们应充分考虑到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备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局。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正因如此,应当对刚刚出现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和维护。而我们当下大学生,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甚么是威胁,甚么是安全;甚么是可取,甚么是不可取.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我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只要是对自己的国家前进有实际意义的任何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是爱国的表现,爱国既不需要多么豪情壮志,也不需要多么高亢激昂,只要务实,就是爱国;并且谨记随时维护祖国的尊严,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我们热切的希望我们国家的真正的强大,只要强大了,我们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公平地发展,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回顾中日关系历史,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中日处于对立状态,1972年中日建交,恢复友好邦交关系,但在90年代冷战后,中日关系磨檫不断,逐步丛局部矛盾转化为现实的、多方面的磨檫。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历史问题,日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历史问题,对教科书的修改也让人不能接受,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越走越远;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敢正视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起侵略罪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是参拜靖国神社,这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感情;因为那里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作为代表日本政府的首相,他去靖国神社参拜不同于一般日本民众,他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不是一般的内政问题。 三是领土磨檫,主要是钓鱼岛问题,日本右翼不断制造事端,把问题上升到军事、战略层面磨檫;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日本青年社”成员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97年5月7日日本政府规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四是防卫磨檫,90年代初期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是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并为其扩军找借口,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也在暗中采取行动支持“台独”。
中日关系在今天激化?原因在于:一是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日本经济在五十年代得到恢复,六七十年代很发达,到了八九十年代则十分低迷,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倍受瞩目,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存在某种病态心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二是日本自身做法欠考虑,特别是小泉的做法让日本走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可是历史悠久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骂阵叫阵,我们现在对日本是强硬一点好呢,还是继续韬光养晦好一点呢?有人预测,中日矛盾如果继续激化,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其实中日关系在现实中就如邻里关系,我们的邻居并非全是很好的邻居。有关系很密切的,有见面点头就过去的,也有邻居居住着几年也不说一句话的,也有关系不好的。你不能因为关系不好就立刻搬家,也不能因为关系不好就整天盘算着跟他打一仗。即使中日关系不好,我们也要近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应该说世界发展到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如果双方关系搞坏了,只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就象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抵制日货”,作为每个国人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市WTO的缔约国,我们要要兑现自己所做出的承诺。虽然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来越好。不能因为日本做错了,我们也要违反原则的做错。我们虽说抵制日货,可北京的地铁和首都机场的建设费中有一部分日元贷款,你不可能因为有日元贷款,这两处设施就不使用了。北京现在正在建设地铁,所用的开掘机就由日本制造,现在能说不用这个开掘机让工程停下来吗?另外你说抵制
日货,是整体的还是零件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中国品牌的汽车,它的发动机用的是日本的,怎样实现抵制日货?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在的利益,这种经济交往是互利共赢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提出这个口号是不现实的,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理性解决中日问题。一个理想的目标是,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打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表现得很软弱,而是我们要有大国思维,“老子说,善战者不怒。”我觉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面前,需要一种辩证思维。首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评日本方面在中日友好事业上开倒车的种种劣迹,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咱中国老百姓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人说“实力是最有发言权的。”此语不无道理。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血性之外,还应有智慧,有胸怀,有远见。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现在的中日关系中,有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确实需要理性和智慧。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但是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关系三个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并且三次提到日方要采取实际行动。只要日方恪守三个重要文件精神,中日关系就会回到正常轨道,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中日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为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最好去处。
摘要: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 ,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 历史 的认识 问题 , 台湾 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江泽民同志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就谈不上 经济 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 影响 。值此世纪之交,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此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以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尽管也出现过摩擦与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的演进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70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合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当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间出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通过规定有关“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诸原则,为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奠定了 政治 基础。第二件是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该条约中,两国在双边及地区与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内涵得到深化。第三件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决定为中日关系以政府间经济合作为核心全面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进入80年代,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友好与摩擦并存。
友好主要表现在:198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期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议将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增加了“互相信赖”这一条;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此外,迄今为止已轮流在两国举办过11届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也是在这一时期(1984年9月)召开的。80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次是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如: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时,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表示,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并列,是日本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时表示,要把战后50周年作为日中关系的新的出发点,构筑面向未来、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日中关系;同年9月,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 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要使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一要以史为鉴,二要着眼未来。97年11月,李鹏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政府首脑时隔8年后再次访问日本。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认为,要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去年11月25日至30日,江泽民同志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中日间的摩擦有所增多,日方的挑衅行为有逐步升级的趋势。除了极少数议员和阁僚继续歪曲历史、否认侵略外,日本政府还以中国进行核武器试验为由冻结对华日元贷款,并纵容少数右翼分子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挑衅。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日方的这一系列做法,引起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非常明确的。去年江泽民同志访日时在同小渊惠三首相的会谈中再一次阐明了这一立场:坦率讲,在多国列强中,日本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危害最为深重,尽管如此,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他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但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前提必须是正视和承认历史。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如前所述,二十六来年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友好合作。在这一主流的支配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 ,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勿庸讳言,在中日两国二十六年来的交往中,也出现了与“友好、合作”这一主流不协调的支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一)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90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60年前,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竟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1990年11月10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于1994年5月3日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也有类似的言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由此也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历史已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谈到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不能不提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众所周知,靖国神社是供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和1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亡灵的场所。多少年来,日本极少数人总要在每年的8月15日前后去参拜靖国神社,为在侵略战争中死去的战争罪犯们招魂扬幡。他们这种公然为侵略罪行翻案的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在这一问题上由日方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摩擦与冲突,也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1996年7月29日,刚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自1985年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位日本首相。桥本的这一做法,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及亚洲所有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1994年8月12日,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过去那场战争。”他还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这种颠倒黑白的诡辩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试问:既然日本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为何要向国外派遣几百万军队?日本侵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难道这就是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福”吗?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因此而感谢日本吗?
(二)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据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5月5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 秘书长丁懋时于3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70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三)钓鱼岛 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以上三个问题是 影响 中日关系 发展 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 政治 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 总结 这方面的 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 历史 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一)中日两国的 经济 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 中国 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 金融 、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 交通 、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 目前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日关系与中美、日美关系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 台湾 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 研究 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国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将难以改变。就美国而言,它希望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就日本而言,它根本不满足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世界的国际事务、加入安理会等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而日本一旦成为政治大国,接下来会不会向军事大国发展呢?值得深思。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朝着军事大国的方面迈进。如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近日表示,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这一言论显然有悖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 潮流,只会在本地区引发新的紧张气氛,加深周边邻国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另外,近日日本国会将要审议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届时日本将很有可能改变其“专守防卫”的政策,违背其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对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在世纪之交,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 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同志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 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 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 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4.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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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发展的理想模式,是以共同利益和人民意愿为动力,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融、民间互尊四个车轮一起转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如何处理中日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第二个是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第五个问题是赔偿问题。日本曾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近来,中日政治氛围刚刚回暖,却又接连传来令人感到丝丝凉意的消息。中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谈余音未消,安倍首相和麻生外
相回过头来就分别在国内演讲和出访途中一路渲染“中国威胁论”,扬言要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日本对中国采取着“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中日关系虽峰回路转,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还充满着不确定性。日本右翼势力仍期待着安倍首相在200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相互缓解安全疑虑、推动东海问题谈判、加强地区与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有待于进行耐心、细致的对话与磋商。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研究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摘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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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电介质颗粒复合体系的光学性质,因其丰富的物理内涵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而成为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热点,备受学术界的关注。金属/电介质复合体系既能保持各组分材料性能的优点,又具有了单一组分材料所不具备的性能,是一种优良的人工调制功能材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述新型绝缘纳米电介质材料的工程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纳米科技与新型纳米材料在电网建设、精细化工、医药方面的应用总结,综述了纳米技术在不同科技领域带来的创新与技术突破。展望了纳米技术以及高性能复合绝缘材料的工程应用进展。
【关键词】:纳米技术 高性能 特高压电网 工程应用
近年来,建设特高压输电网络能够大幅度提升我国电网的输送能力、降低长距离电力输送损耗,对于国家能源战略实施、电网系统运行及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在直流特高压绝缘材料研发和制造方面与区域联网的格局已初步实现。随着电压等级不断提高,网络规模逐步扩大,各大区域电发展直流特高压对绝缘材料性能要求极高。
目前电网公司推进的“一特四大”电网发展战略是以关键设备的绝缘水平为依托。由于特高压电网中核心设备主要是环氧树脂基材料,建设由1000kV交流和±800kV直流构成的电网绝缘与防护难以满足当前要求。绝缘子伞裙材料与环氧树脂基芯棒界面黏接力差,效率大大提高,而且穿墙套管同样也面临绝缘等级不足的问题。此外,外部环境也会导致普通绝缘材料的开胶破坏并导致芯棒的老化脆断,也即所谓的“薄绝缘”。目前,采用的新型复合材料除了具有普通复合材料的特点外,还具有如下优势:(1)显著的协同效应:可综合发挥各部分绝缘部件的协同效能,这是其中任何一种材料都不具备的; (2)性能可设计性强,可针对纳米复合材料的性能需求进行设计和制造。
根据固体电介质的碰撞理论,在强电场作用下,固体导带中的电子会在运动时与晶格发生碰撞,电子的动能不断增大进而因碰撞电离出更多的自由电子,导致电子定向移动加剧,电阻率下降。纳米颗粒具有库仑阻塞效应,能够构造能垒限制电荷在环氧树脂中的传输。同时,纳米颗粒独有的界面作用会分散自由电子流,增大电荷迁移的途径,电荷的耗散促使环氧树脂电导率下降,相应电阻率得到改善。纳米颗粒与环氧树脂分子链的交联不是分子间键桥,因此能够提高绝缘材料的击穿强度。
精细化工产品具有用途广泛,数量繁多的特点,并且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领域。具有一定优越性的纳米材料为精细化工的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纳米材料在塑料、橡胶、涂料等精细化工领域,都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将纳米SiO2加入橡胶中,可以提高橡胶的红外反射和抗紫外辐射能力;在塑料中添加一定量的新型纳米材料,可以提高塑料的强度、韧性、防水性和致密性。纳米Al2O3和SiO2纳米颗粒加入到橡胶中,可以使橡胶的介电特性和耐磨性有所提高,而其弹性也比用白炭黑作填料的橡胶有明显的提升。国外为使粘合剂和密封胶的粘合性和密封性大幅度提高,已将纳米SiO2作为添加剂加入其中。将A12O3加入到有机玻璃中,不仅还会提高玻璃的高温冲击韧性,而且不影响玻璃的透明度;由于可以使有机玻璃抗紫外线辐射,加入经过表面修饰处理的SiO2,可达到抗老化的目的。一定粒度的锐钛矿型TiO2质地细腻,无毒无臭,而且具有优良的紫外线屏蔽性能,在化妆品中添加TiO2,可以提高化妆品的使用效果。塑料、涂料、人造纤维等行业中也可以应用到超细TiO2。
纳米TiO2具有适用性广泛,除净度高,无二次污染等优点,能够产生很强的光化学活性,大量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用光催化降解工业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环保水处理中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最近又开发了高档汽车面漆用的珠光钛白及用于食品包装的TiO2。在环境科学领域,除了在处理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料中作为催化剂的纳米材料外,还将出现一种具有独特功能的纳米膜。这种纳米膜能够消除污染。其原理是探测到会造成污染的生物制剂和化学制剂后,对这些制剂进行过滤以达到消除污染的目的。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药物的需求越来越高,健康科学将以出入意料的速度向前发展。控制药物释放、发展药物定向治疗、提高药效、减少副作用,已提到研究日程上来。纳米粒子将给药物在人体内的传输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凭借纳米粒子的尺寸小,可在血管中进行自由流动的特点,其可以用来检查和治疗身体各个部位的病变。只需要检测少量血液样品,通过血样中的蛋白质和DNA,新型纳米技术诊断仪器就能诊断出人体的各种疾病;用多层构架的纳米粒子包裹的智能药物,在进入人体后可主动进行搜索“任务”,并攻击癌细胞,同时具有修补人体内的损伤组织的重要功能。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已制备出靶定向药物,该药物是以纳米磁性材料作为药物载体,在磁性纳米微粒包覆蛋白质表面携带药物,注射到人体血管中,通过磁场导航输送到病变部位,然后释放药物,该项技术也被称为“定向导弹”。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对纳米微粒在临床医疗以及放射性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在纳米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上获得了突破性成功。长效广谱抗菌棉,就是南京希科集团利用纳米银技术研制生产出的医用敷料。通过纳米技术将银制成尺寸在纳米级的超细小微粒,然后使之附着在棉织物上这一原理,使得抗菌棉的生产成为了现实。通过纳米技术处理后的银表面结构发生变化,表面急剧增大,加之银具有加速伤口愈合和预防溃烂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外科感染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其杀菌能力可提高200倍左右。
21世纪将是纳米技术的时代。纳米科学主要包括纳米电子学、纳米材料学和纳米生物学等,是一门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集于一体的新兴科学。各个领域均涉及纳米材料的应用,纳米材料在电气工程、机械、光学、磁学、化学和生物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能源、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将有可能由于纳米技术的诞生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在传统产品中应用纳米材料技术的改性,发展纳米结构的新型产品,增加其高科技含量,目前已获得一定的成效,具备了形成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
21世纪初期,科学家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纳米材料各种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设计出各种新型的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可见,纳米材料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材料科学领域一个大放异彩的新星出现在能源与信息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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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甲午战争时期,全盘接受西方国际法的日本就已深谙国际法运用之道,操弄国际法,将对华侵略包装成“合法”与“文明”的战争。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其首先的战略意图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割断中朝的藩属关系,推进征服朝鲜计划,胁迫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利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只是日朝之间的条约,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也不能改变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为了突破对大陆侵略扩张的限制,制造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和时机,与中国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1884 年,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朝鲜“甲申政变”,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共3 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3 款:“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通过这一条约,日本不但改变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进一步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成为九年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借口。因为这一条协议看上去是平等的,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因为,在1882 年《利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利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条约》出兵朝鲜。1894 年,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立即以该条约为借口出兵朝鲜,粗暴干涉朝鲜内政,“擒王劫政”,点燃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所以戚其章先生在其论著中称《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预先约定”。
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发表了一篇演讲以专门阐述本次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霍兰德的结论是:“日本,除了在亚瑟港的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注:旅顺大屠杀),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与此相反,中国则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侵略者晋级“文明”社会,受害者备受指责,这种怪相的形成除了西方社会所谓的“文明”标准的问题,更离不开日本对战争中的“遵纪守法”的宣扬。
一是鼓吹自卫,证明其用兵的“合法”。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突袭“济远”号发动丰岛海战,不宣而战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但是,之后日本政府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一份致各国外交部的声明倒打一耙称:“中国军舰未向日舰致意,反做交战准备,态度极不友好……济远舰接近了浪速舰尾部,在距离约300 米处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浪速号遂向济远号开火,吉野号也一起开火。”日本把挑战者说成是正当防卫者,骗取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二是用国际法包装侵略,标榜自己为“文明之师”。开战之时,明治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提及日本将遵守国际法。战争中,日本刊行了陆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万国战时公法》、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就是当时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如此用国际法进行包装的日军宣扬: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都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日本军队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日本军队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处理了中国军人的尸体(先埋葬后又挖出火葬)……事实证明,这些“文明举动”也只是新闻策划,而这些新闻策划则通过随军的日本国内及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以给西方国家造成日本军队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印象。但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射杀落水人员、虐待战俘等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就是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
对战争中粗暴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本往往一面进行掩饰歪曲,一面进行法律上的狡辩。下面就以“高升号事件”为例,看日本如何进行违法问题的公关。“高升”号是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的英国商船。蓄意已久的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后,其“浪速”号拦下了误入战场的“高升”号,在随其航行的命令遭拒后,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 名中国官兵遇难。日本击沉误入战场的“高升”号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随后,清政府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英国舆论也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然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势,这要得益于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一是日本通过收买英国媒体和国际法权威制造有利于己的舆论。当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贿赂成绩:“《每日电讯报》、友好的《泰晤士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由于审慎地雇佣,均就上述消息改变了腔调。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报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韦斯特莱克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1000 英镑做特工经费。”偏袒日本的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与牛津大学教授霍兰德都是当时英国的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公开站出来表态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二是日本人之所以扭转被动局面,除英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外,日方对国际法作了深入的研究。“高升号”事件发生后,日方就在无中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证据准备工作,并单方面出炉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该报告完全遵照“国际惯例”制作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召开的两次听证会上派上了大用场。该报告抓住“高升”号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号被袭击之前,日本军舰曾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跟随日本军舰航行,而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拒绝投降,诡辩称“高升”号的英籍船长因此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号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了日本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结果,英方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并裁定:“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赔偿改由清政府承担。
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军节节溃退,败局已定,李鸿章赴马关议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条约把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合法化。根据条约,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 亿两白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开矿办厂。根据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中国因履行《马关条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此外,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含糊表态,窃取了钓鱼岛。日本在外交中惯用模糊词语,以此赢得回旋余地,其就是采用此手法,利用《马关条约》暗窃了中国钓鱼岛。《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但在该条约及相关附件中,并未明确台湾附属各岛究竟包括那些岛屿,而在一般的领土问题的谈判中,对割让领土的明确列举及地图标识是不可或缺的文件。但《马关条约》只是一句笼统的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采用如此笼统而含糊的表述,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清政府代表李经方在交接谈判中,曾经提请日方注意:“所谓台湾附属岛屿,其岛屿之名称,有无列举于目录中之必要?”此时,李经方尚未预想到其他问题,主要是担心含糊的表述会使日后中日有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上有发生纠纷的可能。但日方不赞成采取列举法,其代表水野遵则保证,以后日本政府绝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主张为台湾所属岛屿,并称李经方的担心“自属杞忧”。事实是日本利用清军战败之际,在马关条约订立之前悄悄将钓鱼岛编入冲绳;在公开的条约中,又采用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模糊表述,使清政府官员产生台湾所有附属岛屿已尽数割让的理解,使钓鱼岛的主权转移不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政府不明白国际关系中“实力外交”的真谛而迷信国际法导致日本不宣而战后的处处被动。清政府也曾试图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但终因有“理”但无“力”,而使舆论战与武力战一样呈现向日本“一边倒”的态势。反观日本,则清醒意识到“强权即公理”,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工具性”利用国际法的两面性。
当然,今天的国际社会已不是120 年前为少数国家把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其“弱法”性质不能使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解决所有问题。因而,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心态,过分迷信国际法和国际法无用论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强化中国国际法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当前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强硬立场,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和冒险性。为此,我们一方面增强海上执法力量,用与现代国际法一致的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还要认清钓鱼岛和东海复杂的斗争形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辟,在大力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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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胱甘肽是一种含γ-酰胺键和巯基的三肽,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及甘氨酸组成。存在于几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谷胱甘肽能帮助保持正常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并具有抗氧化作用和整合解毒作用,半胱氨酸上的巯基为其活性基团(故常简写为G-SH),易与某些药物(如扑热息痛)、毒素(如自由基、碘乙酸、芥子气,铅、汞、砷等重金属)等结合,而具有整合解毒作用。谷胱甘肽具有广谱解毒作用,不仅可用于药物,更可作为功能性食品的基料,在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抗肿瘤等功能性食品广泛应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述发酵生产谷胱甘肽的研究进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谷胱甘肽(GSH) 是一种由L - 谷氨酸、L - 半胱氨酸和甘氨酸组成的3 肽。在临床上用于保护肝脏、治疗肿瘤、解除氧中毒、抗衰老和治疗内分泌紊乱等疾病,在医疗、食品、保健品生产及体育运动和有关生物研究领域有广泛市场。
能够生产谷胱甘肽的菌株主要是酵母菌、酿酒酵母和热带假丝酵母, 其菌体内GSH 含量较高,且能长时间保持合成GSH 的能力。发酵法生产GSH 的重点在于优良菌种的选育,以常规诱变育种以及遗传工程技术就可以得到优良的生产菌株。
1.1 常规诱变育种
传统诱变育种大致可分为2 类:一是物理诱变方法,如紫外线诱变、放射线诱变、超声波诱变等;二是化学诱变方法,主要是用化学诱变剂处理,如亚硝酸盐、亚硝基胍、叠氮化钠、硫酸二乙酯、甲基磺酸乙酯等。抗性筛选中常用的抗性筛选物有甲硫氨酸、乙硫氨酸、氯化锌、三氮唑等。
克热木江·阿布都热合曼用酿酒酵母作为出发菌株,先用紫外诱变筛选抗氯化锌突变株,再用亚硝基胍诱变筛选三氮唑和叠氮化钠抗性突变株,最后又用紫外和亚硝基胍复合诱变,最终得到的GSH高产突变株产量为162.0 mg/L,比出发菌株产量提高了404.7%。王小娟用一株稳定高产的假丝酵母作为出发菌株,经过紫外诱变,氯化锌、甲硫氨酸抗性物交替筛选得到的突变株,谷胱甘肽产量是出发菌株的150%。
李小娟从自然环境土壤样本中分离筛选出一株谷胱甘肽(GSH) 产量为35.4 mg/L 的酵母菌株Y51;经紫外线诱变、亚硝基胍诱变后,分别用乙硫氨酸、氯化锌和三氮锉3 种抗性平板进行抗性筛选,得到一株GSH 高产菌株Y51- 21- 15;对该菌株摇瓶发酵生产GSH 的工艺条件进行优化后,菌株Y51- 21- 15 产GSH 量达158.4 mg/L,较出发菌株提高3.5 倍。郝淼闻研究半胱氨酸对S. cerevisiaeY08 的GSH 生产性状影响基础上,对菌株进行紫外- 亚硝酸复合诱变,在含有不同质量浓度半胱氨酸的高渗培养基上筛选半胱氨酸抗性菌株,所筛选到的菌株能够在发酵初期较高质量浓度的半胱氨酸环境下正常生长,并可以利用半胱氨酸高产GSH。
1.2 基因工程育种技术
基因工程育种技术可实现超远缘杂交,是一种可预先设计和控制的育种新技术,其筛选标记广泛、机理较明确、高产菌株的筛选率比较高,近20 年来发展较快;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正在致力于研究利用这种技术来提高GSH 产量。目前,能够操作的菌株有大肠杆菌、毕赤酵母、乳酸乳球菌等,通常采取对GSH 合成酶系的改造,进而提高GSH 的含量。郝瑞颖构建酿酒酵母工程菌提高其产谷胱甘肽的能力,通过酶切带有GSHⅠ和铜抗性筛选标记CUP1 基因的载体pICG 获得GI 表达载体盒,并将其同源重组整合至工程菌株RA 的α- 乙酰乳酸合成酶基因ILV2 染色体基因组上。
结果显示,工程菌RIA的GSH 产量较出发菌株显著提高了18.7% (p<0.05)。陈加利等人用PCR 扩增酿酒酵母的GSHⅠ及GSHⅡ基因,以乙醇脱氢酶(ADH1) 启动子进行表达,并以Kanr 基因和Hygr 基因作为筛选标记,构建了2 个重组表达质粒。采用电击法将这2 个质粒分别和同时转入工业酿酒酵母菌株,在含有G418 或(和)Hyg的平板上筛选阳性克隆S.TS013/GSHⅠ,S.TS013/GSHⅡ和S.TS013/GSHⅠ+ GSHⅡ。将重组菌进行摇瓶发酵,结果显示不同转化子重组菌的谷胱甘肽产量相比宿主菌分别提高了44.11%,29.79%和56.47%。
王玮玮[7]综述了谷胱甘肽生物合成及代谢相关酶的研究进展和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构建谷胱甘肽高产菌株,也不仅局限于谷胱甘肽自身的生物合成和代谢,半胱氨酸的合成、蛋氨酸的合成和谷胱甘肽合成过程中基因表达的调控及谷胱甘肽的胞外转运,对于胞内谷胱甘肽水平也有重要影响。方聪明[8]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以高产GSH 酿酒酵母S. cerevisiae CCCG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酿酒酵母GSH 合成中关键酶基因:γ- 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基因(GSH1) 和谷胱甘肽合成酶基因(GSH2) 的大肠杆菌工程菌,再经表达、分离纯化得到GSH1,GSH2 重组蛋白,并研究它们的酶学性质,最后基于GSH1,GSH2 的酶学性质对酿酒酵母发酵产GSH 进行研究。
选育一株高产的菌株之后,对其菌种的培养基以及培养条件进行优化则可以进一步使产量增加,并且一些试验设计和数理统计方法的引入,能有效地设计试验方案。谢丽等人选育菌种,并研究酵母粉与硫酸铵对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影响最大。以硫酸铵为氮源时,GSH 含量可达到25.48 mg/g;补加葡萄糖的时间为接种后10 h,补加量为16 mL 时,最佳条件下得到菌体干质量为8.14 g/L,通过摇瓶发酵GSH 产量为113.45 mg/L,GSH 产量提高了2.89 倍。黎明从果园土壤中筛选到一株产谷胱甘肽的酵母菌YS10,经26S rDNA鉴定为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cerevisiae,正交试验获得该菌株产谷胱甘肽合适的发酵培养基为葡萄糖3.0%,酵母膏0.7%,硫酸铵1.0%,磷酸二氢钾0.3%,硫酸镁0.05%,通过发酵条件的优化,该菌在500 mL 三角瓶装量50 mL,30 ℃摇瓶培养72 h,谷胱甘肽的产量可达183.04 mg/L。杨莉[11]通过单因素及正交试验对酿酒酵母摇瓶发酵产谷胱甘肽的培养条件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影响酿酒酵母摇瓶发酵产谷胱甘肽的主要因素有葡萄糖浓度、接种量、装液量和发酵时间。试验确定的最佳条件为葡萄糖添加量20 g/L,温度30 ℃,装液量50 mL,接种量8%,发酵时间54 h。条件优化后谷胱甘肽的含量比原来增加了4.21%,谷胱甘肽的产量比原来增加了15.81%。朱虹[12]在摇瓶条件下,利用Minitab16 软件中的响应面法对酿酒酵母发酵生产谷胱甘肽的培养基进行了优化,首先通过Plackett-Burman 设计方法对影响发酵各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葡萄糖、酵母粉、半胱氨酸3 个因素对谷胱甘肽产量影响显著,其中葡萄糖、酵母粉呈正效应,半胱氨酸呈负效应,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利用最陡爬坡试验,接近重要因素的最优水平,然后应用中心组合设计结合响应面分析确定了重要因素的最优水平。
优化后的发酵培养基组成为葡萄糖34.9 g/L,酵母粉12.7 g/L,半胱氨酸0.053 g/L,硫酸铵7.5 g/L,磷酸二氢钾9 g/L,硫酸镁1.5 g/L,生物素0.1 mg/L,在此条件下进行摇瓶发酵,谷胱甘肽理论产量达到170.58 mg/L。经3 批平行试验验证,谷胱甘肽的平均产量为168.72 mg/L,与预测产量接近,比优化前产量(113.43 mg/L) 提高了约48.7%。证明用响应面设计方法寻求菌体积累谷胱甘肽的最佳培养基组分是可行的。
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提高GSH 的含量。郑丽雪通过摇瓶发酵培养,研究了Cu2+,Mg2+,K+,Fe2+,Mn2+ 5 种金属离子在不同发酵时间添加对酿酒酵母CS10515- 1 生产谷胱甘肽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在发酵初期(0 h),当K+,Mg2+,Fe2+ 添加量分别为0.15,0.12,0.09 g/L 时,GSH 的产量分别为88.53,52.73,41.42 mg/L,相比空白对照分别提高了63.50% , 36.58% 和44.25%。在15 h 时, 当Mg2+ 添加量为0.09 g/L 时,GSH 产量为61.75 mg/L,比对照组提高82.01%;当发酵至24 h 时,金属离子的添加对GSH 的产量无明显促进作用。
万红贵[14]研究了氧化刺激和高渗刺激对啤酒废酵母发酵产谷胱甘肽的影响,研究表明这2 种刺激都能有效增加谷胱甘肽的产量。在氧化刺激中,发酵后21 h 添加0.012 g/L 的高锰酸钾,谷胱甘肽的产量达512 mg/L,相比对照增产20%;当过氧化氢的添加量和添加时间为30 mmol/L 和12 h,谷胱甘肽产量达482.3 mg/L,相比对照增产13%。在高渗刺激中,发酵后15 h 添加15 g/L 的KCl,谷胱甘肽的产量提升至475.2 mg/L。两类外源刺激物联合使用没有显示出叠加效应,相比单独使用略有下降。
GSH 是胞内产物,需要从细胞内GSH 提取出来,提取的主要方法有细胞破碎法和抽提法。冷非凡研究了高压蒸汽提取废酵母中还原型谷胱甘肽的最佳工艺条件,利用Box- Behnken 的中心组合设计及响应面法(RSM) 探讨了表压、提取时间、液料比和提取次数4 个因素的优化组合,通过建立二次回归模型,确定其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表压1.1 MPa,提取时间15 min,液料比10∶1,提取次数1 次,在此条件下得率最大为4.63 mg/g。张冰等人对酿酒酵母细胞进行微波破碎、固液分离、超滤、浓缩、离子交换层析、纳滤、大孔吸附树脂层析脱盐、结晶的工艺路线,筛选了732 型强酸性离子交换树脂和DM- C18 型大孔吸附树脂为2 步层析分离的介质,并对整个工艺进行优化,对工艺进行放大试验,考察工艺工业化可行性。工艺总收率达到70%,产品纯度98%。
由于谷胱甘肽众多的应用价值,因此工业化生产谷胱甘肽迫在眉睫,因此要在菌种选育方面进行研究,利用常规育种方法以及利用基因工程和代谢工程对优良菌种进行改良与开发,同时在培养基以及培养条件方面,利用现代化的数据处理方法进行优化,建立高效的产品分离纯化回收工艺,进而提高谷胱甘肽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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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已成为金融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哲学角度论述我国特色社区银行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社区银行成为了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开设的机构,它能够改变我国银行体系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有利于缓解我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困境,有利于满足居民和中小型企业对有个性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从科技哲学角度深入探讨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概述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区银行;必要性;挑战
(一)国外对于社区银行的研究成果
1.“社区银行”在国外的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
(1) Michael L Gibson对此问题则主要是从社区银行可以为社区个人和企业用户进行财务交易时提供低价、保密性强的服务这一方而来定义的。
(2)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要是对社区银行的规模进行了划分。它在《美国银行业的未来》中提出“社区银行主要由银行和储蓄控股公司、独立银行和独立储蓄机构组成,它的总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
(3)在《银行术语词典》中,Thomas E Fitch,Irwin L.Kellner,DonaldG Simonson认为,社区银行应当是独立银行。他们认为:“独立银行是指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定义社区银行的概念时绝大多数是从资产规模和社区的角度来分析论述。
2.美国社区银行发展
美国的①社区银行是由地方白主设立和营运、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独立的小型商业银行及其储蓄机构。它通过利用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使得区域内的中小型企业贷款业务、居民的储蓄业务、老年人的养老金规划业务等享受到更便捷的高质量的服务。尽管近年来美国的社区银行而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银行间合并重组、其他金融机构迅速崛起等等),但是它仍然能够经营很好。②据统计,到2011年底,美国一共有超过7,000家社区银行和超过50,000家营业网点,社区银行的数量占全部银行数量的96.4%。
(二)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界定
“社区银行”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对其进行阐述。我国学者在为社区银行进行定义时各持己见。一部分是照搬美国的概念,将我国社区银行定义为③从当地吸收存款并向本地区提供交易服务的资产小于1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其规模与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相近。另一部分是在参照金融发达国家社区银行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④即社区银行是指在某一社区范围内遵循市场化原则白主设立、独立运营、以服务个人客户和众多中小企业为主的商业银行。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在经济金融领域影响巨大。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现象尤为突出,即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比重较大,而其数量却远小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社区银行在中国的设立,会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转折点,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国有银行设立的贷款门槛过高,对中小型企业存在信用上的歧视,而金融体系中又缺乏正规的民间融资机构,融资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不法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借贷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区银行拥有组织结构简单,信息传达效率高,运营机制灵活等特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型企业。最后,在经历了2013年股票市场持续的熊市,“新国五条”等房地产政策相继推出,投资者们对于未来股市和房地产业都极度失望。与此同时,市场上又缺少其它金融创新产品的代替,居民们只能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这不利于资本市场资金流动。
尽管学者们在学术上对社区银行进行了定义,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很片而。本文根据学者们的探讨,我国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银行,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而临的困境,有效的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且满足客户对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工作报告[R].2004.
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网站[DB/OL].2012-3.
③康卫华大变革下的当代美国社区银行[J]国际金融研究,2005(6).
④巴曙松.社区银行在中国的生存情[J].银行家,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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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东亚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争,对中日韩三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有深远的意义。甲午战争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文学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改变东亚的战争中,虽然始终声称奉行“中立”政策,实际上偏袒日本,起到了其他列强不曾起到的作用。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影响力。
关键词:甲午战争 美国 偏袒
朝鲜问题上,朝鲜政府曾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劝告日清两国同时撤兵。据1882年朝美之间签订的《朝美通商修好条约》,美国理应出面对此问题进行调节,然而美国国务卿答复,美国政府不愿和欧洲列强作强迫的或联合的干涉,他将保持“公正的中立”。美国不愿看到日本力量削弱,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美国很难在远东取得利益。长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活动主要跟随英国。但随着美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在远东利益分配上,美国也想获取利益。因此美国的“公正的立场”,实际上是偏袒日本的。
7月9日,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致电美驻日公使埃德温・谭恩(Edwin.Dun)劝告日本政府撤兵。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接到电报后马上致函日本陆奥外务大臣称:“若日本起无名之师以不堪防守之邻国为兵火之战场,大总统痛感失望[1]。”对于美国的劝告,日本人并没有放在心上,陆奥宗光认为,美国丝毫没有联合中国和欧洲列强对抗日本的意思。有了这样的认识,陆奥宗光马上回函称:帝国政府此时无撤兵之理,并确信撤兵非为上策[2]。
此时的美国并不想得罪日本,而是希望事件结束后,美国能够获取更多利益。1894年7月10日,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还致电给日本陆奥外务大臣称:“大总统将立即请求承诺其愿效调停之劳一事[3]。”
随着日美关系的拉近,日本请求美国在中日开战之后保护在华的日本利益,美国政府爽快地答应了。1894年7月19 日,陆奥将美国政府同意在事态最坏之际承诺保护日本在华之权益通报给日本驻中国公使小村,并告知在情况紧急时向美国提出。
可见,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同情、支持日本,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对朝、中的侵略,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美国盼望中国在战争中失败。当时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就说:“唯有使用武力,才能是这个国家(指中国)和世界(指帝国主义列强)融洽共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4]。”美国宣布日本的侵略战争“并不危害美国在亚洲的政策[5]”。从而给予日本充分支持。当奕?因日本侵入辽东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时,田贝公然污蔑说,战争是因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权而引起的,如若美国调停,必须先交出“书面保证书”,承认朝鲜的“绝对独立”[6]。1894年10月31日,奕?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接着又向各国公使提出同样请求。美国坚决拒绝参加任何列强间的联合行动,不愿各国联合对日本施压。美驻东京公使对日本政府传达了美国政府的话:如果日本不遏止日军在陆上和海上的行动,在该地区享有利益的欧洲强国将进行干涉。美国的忠告,让日本看到了干涉的危险。日本告诉美国,在中国向日本求和之前,美国可以发挥作用,使中国迅速求和。美国立即以调停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作说服工作。美驻华公使田贝亦出面诱迫。田贝对奕等主和派说,与日本决裂会使居间人感到不体面,今后将不再居间调停[7]。对战争早已丧失信心的慈禧,决意接受日本割地赔款一切要求。美国以调停人的身份控制了清政府,把战争引向对日本最有利的局面。
1895年4月23日,陆奥在舞子致电东京的外务次官林董,令其会见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委托谭恩作为个人意见,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询问中国政府对批准条约之意向。甚至让林董向谭恩说明:相信清国之批准绝无困难。……但因尚不能与清国政府进行直接往来,故烦该公使予以协助[8]……。为防止中国反批准运动影响中国,日本政府还电训驻英、美等公使,命令他们努力争取驻在国政府“说服中国尽快批准”,美国政府欣然应允。4月29日,日本驻美公使立野慎一郎致电陆奥称:“美国承诺于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之范围内与日协力;而媾和条约批准之件,已电训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从速实行。”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Gresham,W.Q.)电令驻华大使田贝,使其向中国发出警告:“假如中国不能批准条约,日本肯定发动更猛烈的战争。那么,欧洲列强也许要卷入到事件中去。其结果中国将损失比日本要求还多的领土。”“中国应该害怕的是俄国而不是日本。”此时,科士达为了执行美国政府所谓的“劝告”中国从速批准条约的使命,督促李鸿章赴京。
美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田贝催促清政府迅速批准条约,同时由科士达出面极力劝说衙门。4月30日,他在衙门用了恫吓的口吻对总署大臣们说:“如果他(皇帝)拒绝批准条约,他将在文明世界面前丢失体面,而军机大臣对皇帝不体面是要负责的。”5月2日,清帝决定批准合约,这和美国施加的压力是有关系的。
总之,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的是亲日政策,为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提供有力的外交支持,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始终将美国看做最友善的国家而充分加以利用。
[1]《美国政府希望朝鲜国度里并尊重主权意旨之报告》(1894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652),《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08-309页。
[2]《对美国政府通告之答复》(1894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653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09-310页。
[3]《美国政府关于日清间调停意向之报告》(1894年7月10日),《日本外交文书》(656),《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10-311页。
[4]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293页。
[5]【英】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第54页。
[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96页。
[7]《翁恭公日记》,乙未1月8日,《中日战争》第4册,第533页
[8]《有关询问清国政府对合约及其批准意向之训令》,《日本外交书》,卷28,第1093号文件。《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0册,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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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教育是教育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达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的观点突出强调了信息技术作为教育手段的作用,忽视了信息技术本身作为教学内容在教学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信息技术不仅应用于教育领域还广泛应用于军事、商务、咨询、运输等领域,这些应用作为教学内容的讲授是教育技术所没有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论述全文如下:
教学内容是指在不同的科目中具体的事实、观点、原理、问题和处理方法。教学目标的明确表达,在很大限度上给教学内容的设定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中要考虑很多问题,如目标的相关性、内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及其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能不能被接受学生,是不是符合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等等。
(一)明确培养目标,立足全体学生
信息技术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信息技术科学素养。所以,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应该基于所有的学生,尽量避免生僻理论的出现。依据中学生的实际需要,让学生能够熟练应用必要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
(二)注重实践,加强实验
信息技术教学内容应注重实用性,没有实际操作,整个课程教学内容将不能够达到想要的目的和效果。所以,应加强软件和硬件的建设,为学生进行计算机操作创造条件。
(三)培养兴趣,重视应用
信息技术是个新兴的课程。当学生接触新的事物时都会有着很大的兴趣,但后期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将不断深入,有些知识必须去不断被重复练习,不仅无聊,还增加了难度,这会造成他们的学习兴趣逐渐下降。这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让学生自己了解信息技术的实用性,提高信息技术学习的积极性。
(四)注重学科渗透,反映发展动态
信息技术概论的教学内容在论述本科目知识时,也应该涉及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知识。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也能够帮助学生扩大和深化知识结构。
(五)联系社会,开放办学
为了满足学生在未来的工作需求,信息技术教学应该尽量走出学校,以反映社会的需求。比如组织学生访问大的网络公司、更新速度较快的网络通信部门,邀请专家来校授课互动等,尽量把最新的国际信息技术展示给学生。
(六)编制多种内容,适应学生需要
关于信息技术教学的内容,不同的人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人认为应该建立跨学科的课程内容,另一些人则提倡设置综合课程,还有些人认为除了必修课,也能够设立有地方特色的各种各样的选修课程,让学生自己选择。
(一)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务必要有积极的学习兴趣,才能使自己的学习自主性等到应有的发挥。教育工作中,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可以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发展逐步从量变到质变,从而培养出学生的创新能力。中学信息技术课程实用性强,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应注意的相关工作,在结合教学内容、符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创新的设计,使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二)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
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进行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教师在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中面对学生的态度不够好,总是缺乏信任,对学生的创造力并不能给予肯定。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学生学习信息技术新课程的过程中。因此,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实践进行时,当谈到的探索和复杂性的课题时主要是由教师来解决的。教师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避免教学活动与教学目的偏离,教学任务的延迟,学生创新效果不好等,导致其思维习惯受到影响。这种行为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大阻碍,是目前的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错误。所以,在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进行中,教师务必足够信任学生,鼓励学生自助完成教学任务,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潜能,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在实践中培养创新能力
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注重它的实践性,在教室里给予学生某些表现的机会,这样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就会增加很多,可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喜悦,使他们对这门课有浓厚的兴趣。这既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创新思维,也能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其中,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时,务必新旧知识相互穿插,以便于学生在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关于那些启发性的问题讨论,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独立处理,这样可是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训练创新能力。此外,在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假如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教师应该及时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及时搜索和收集相关信息,然后课堂上和学生交流探讨,在交流中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并分析其处理方案。假如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就需要相关的教师来解释和指导了。这种教学方法在实际进行中,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够得到提高,增强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力逐步强化。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了解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是根据中学信息技术教学目标来组织的,是信息技术教学的重要支柱。当前的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在按照教学内容进行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很重要的,即能够培养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为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工作打下结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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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现代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的核心,是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社会要求的重要经济结构。市场营销已经成为决定中国企业命运的重要因素。认真探索和研究中国企业在新世纪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组成,不仅对社会的进步、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还能更好的满足民众的需要。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企业的经营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而市场营销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企业未来的稳定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企业市场营销方向如何发展,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 市场营销 发展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世界性产品过剩及价格滑坡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我国企业经营环境也面临着国际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企业的发展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内容,肩负着社会的进步及社会公众的需求的任务。企业的营销发展方向成了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要面向全球化,在提升环境保护及绿色观念意识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及满足人们的需要。本文针对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提出了逐渐实现产品绿色化的观念,在认真做好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对营销组织与机构进行完善。
产品绿色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品设计的绿色化;二是产品生产的绿色化;三是产品运营的绿色化;四是产品销售的绿色化。依据对产品广义化的解释,绿色产品又包含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及产品本身的绿色化。要实现产品的绿色化,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一)不使用有害化学物质
由于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有毒的化学物质,这些有毒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对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加强企业产品的设计对实现产品的绿色化非常重要。有国外研究表明,通过普通日光的照射代替化学药水的冲洗实现对照片交卷的冲洗,这种研究,不仅能保护环境,还能实现对资源的节约与利用。
(二)节约能源和资源
近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使得许多自然资源匿乏甚至枯竭,因此加强对能源及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对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分配,实现对资源的节约。也可以依据国外的“非木材纸”技术,对实际的能源节约进行设计改造。
(三)开发替代品或新产品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经常出现一些对生态及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产品,这些产品不能被循环利用,进入换进中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例如电池,通常生活中使用的电池大多数是碱性电池,因其内部包含大量的铅、汞等有害化学物质,一旦处理不当,会对人体及生物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开发新的替代品对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对企业及生产科研单位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除了要加强绿色生产技术,还要提升员工的绿色观念,加强对企业绿色化管理。企业绿色化管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绿色观念
企业在实现产品绿色化管理的过程中,应首先确立长期的营销发展方向及策略,在以身作则的情况下,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提升对员工对环境的绿色产品意识。
2.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致力于社会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除了与公 众维持良好的关系外,还要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及广大民众证明其绿色形象,为企业提供有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3.强化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环境管理力度,提出了“清洁生产”的理念。针对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它主要体现在对产品的设计、制作及使用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一是要求企业在生产设计过程中,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尽可能的将材料转化为产品;二是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的提高能源的高效利用,对能量及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进行充分利用,避免对环境的污染;三是要求企业在使用过程中,使用无毒无害的原材及无污染的先进技术设备进行产品的生产。
4.从污染治理转向污染预防
传统的环境保护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这种治理被称为“末端治理”。这种方式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能对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控制,并不能处理污染物的二次污染问题,再加上废物的处理经费较高,使得许多企业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治理。上世纪80年代起,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转变治理观念,提出以预防污染为原则的治理观念,它要求企业从对污染物的控制排放转为对污染物的预防治理,是改变环境保护的观念的重大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及经济化的发展,市场信息成了企业决策的基础和前提,现代化企业经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决策,而企业的经营又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点。因此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保证服务的高品质,企业需要做好市场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在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综合来自竞争者、经销商及市场的其他有效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由于市场调查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因此,企业可以成立自己的调研部门,也可以借助是专门的调研公司,对以下几点进行调查和研究。一是可以从市场入手,包括对市场机会、需求及份额进行了解。二是对顾客进行调查,包括顾客的需求类型、服务的满意度、购买行为及改善意见等进行调查。三是对企业产品的调查,包括产品的价格、销售渠道及各种促销活动等进行分析。依据国外比较有说服力的调研结果来看,成立自己的调研部门不仅可以进行专门的调查与研究,还可以提供正确的信息,为企业的经营与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但由于中国企业经营受自身体制影响,律师费以及相应的相关费用的确定。研究与开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这种治疗方法由于无形资产,比重小,不太影响会计的真实性。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处于领先方面的地位,固定资产占比例越来越小企业成为资产。
3.无形资产摊销方法不合理
目前企业的会计模式,主要采用的是无形资产摊销直线法摊销,在工业经济时代,属于知识经济背景下,无形资产已经成为企业资产主要力量,现代科学以及技术变化,无形资产更快速更新,使用无形资产摊销的直线法,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企业收回该无形资产的成本,不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企业。这显然不适合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1.明确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该范围的确认和无形资产的计量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大量的估计和判断似乎已经准确的测量结果并不能掩盖其核算过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分的强调货币计量以及相关的准确测量情况,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有非常影响的,如果能够及时的确认有价值信息,清晰的多维会计计量,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为测量对象,具有不同的性质。
2.健康发展支出的会计处理
企业研究开发分为两部分进行相应的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研究活动主要是指做为获取新的科学或者是技术知识的努力,努力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的有计划的,同时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研究活动范围一般的情况下是依照,能否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主要分为基础研究以及应用问题的分析。开发活动是指或者是实质性改进的产品,创造方面的材料进行安排,设备以及技术系列商业使用,先前从事研究成果或者是其他知识活动进行研究。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可以创造出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经济资源进行分析,所以,经济资源为企业经济利益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逐步的发展,使企业之间合作不断加强,但竞争日趋激烈。
3.确认自创商誉
有很多方面的特殊方面的无形资产,商誉有很多方面的具体的特点。这些主要的特征是有很多方面的无形资产标记。对商誉相关概念的具体分析,商誉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的价值的具体分析。商誉预期未来贴现收入超过正常总资产除商誉方面的价值。商誉能够反映出企业的总价值,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超过其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商誉可以分为自创商誉以及外购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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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此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在发展中不断被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能够得以借鉴其优势与不足,从而运用到我国的发展之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分析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而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来论述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区分的前提之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持有较为不同的意见。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核心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核心。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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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中小企业举步维艰,失败率较高,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三至五年,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财务管理工作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生存、发展和盈利就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科学地进行资本运营,而这一切都需强化财务管理。本文首先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概念和对企业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理论阐述,随后针对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带来的危害进行分析,最后步步深入提出对策。
(一)政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资金经营的能力差等决定了它通过市场融资资信很低的特点。这从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稳定的融资机制给予适当的扶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及优惠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已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中国出台了《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和《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在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2.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是以服务为宗旨的中介组织,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担保费的收取,不能以增加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代价。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财政部等十部委不久前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中国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化信用体系建设开始启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过程中,要把建立信用担保制度和建立其他社会化服务体系(如中小企业资信评估机构,中小企业投资及融资信息服务机构,中小企业联合会等)结合起来,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
(二)面向市场,采用科学投资策略,解决资金短缺的难题
一方面,为了回避投资风险,中小企业应稳健理财,适时扩大规模。中小企业的成长过程充满风险,中小企业要发展,关键是要稳健理财,科学投资。对风险程度大的项目、决策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方案应主动回避。在实践中,中小企业应尽可能采取中、短期投资模式,加强投资项目的考察和论证,不断优化投资方案。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投资应以对内投资方式为主。一是新产品试制的投资,中小企业的产品,其市场占有份额有限,企业拳头产品也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如果不断有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上市,同时又不断淘汰陈旧的老产品,这样可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二是对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应当重视,应作为企业的一种长期策略。三是人力资源的投资,尤其是管理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拥有,是企业制胜的法宝。可以采用招聘的方式引进人才;也可以通过对内部现有人员的培训来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素质。
(三)改变陈旧的观念,全方位转变企业的财务管理理念
财务管理观念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价值观,是思考财务管理问题的出发点。面对新的理财环境,若企业不能全方位转变财务管理观念,就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1.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重视人的发展和管理,是现代管理的基本趋势。企业的每项财务活动都是由人发起、操作和管理的,其成效如何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智慧和努力程度。因此,在财务管理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扬弃“以物为中心”的观念,要理解人,尊重人,规范财务人员的行为,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强化对人的激励和约束,其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人们科学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树立资本多元化理财观念。加入WTO后,资本市场开放,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大批外资银行和外国企业都将进驻中国,大量的外国资本将涌入中国市场。中小企业应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寻求与外资合作,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3.树立风险理财观念。中小企业防范风险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制定翔实的财务计划,通过计划将不确定因素确定下来,使企业产生应对变化的机制,减少未来风险的影响;二是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有预见地、系统地辨认可能出现的风险,变被动为主动,防患于未然。
(四)强化资金和应收账款的管理,加强财务控制力
1.提高认识,把强化资金管理作为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贯彻落实到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由于资金的使用周转牵涉到企业内部的方方面面,企业经营者应转变观念,认识到管好、用好、控制好资金不单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而是关系到企业的各个部门、各个生产经营环节的大事。所以要层层落实,共同为企业资金的管理作出贡献
2.提高资金的营运效率,形成合理的资金结构,确定合理的负债比例,使资金应用得到最佳的效果。在改善资金结构的同时要维持一定的付现能力,以保证日常资金运用的周转灵活,预防市场波动和贷款困难的制约,确定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3.加强对存货及应收账款的管理。近年来,很多中小型企业陷入经营流动资金紧缺的困境,加强存货及应收账款管理是重要的解困措施。加强存货管理,尽可能压缩过时的库存物资,避免资金呆滞,并以科学的方法来确保存货资金的最佳结构。而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当应收账款发生后,企业要采取各种措施,尽量的按期收回款项,否则会因拖欠时间过长而发生坏账,使企业蒙受损失。对应收账款进行账龄分析,编制账龄分析表,看有多少欠款在信用期内,有多少欠款超过了信用期。对不同时间的欠款,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收账方法,制定出经济、可行的收账政策,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则应提前提取坏账准备,充分估计这一因素对损益的影响。
(五)加强内部控制,改变僵化的管理模式,加强财会队伍的建设
目前,不少中小企业会计账目不清,信息失真,财务管理混乱;企业领导营私舞弊、行贿受贿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设置账外账,弄虚作假,造成虚盈实亏或虚亏实盈的假象等等。究其原因,(1)企业财务基础薄弱,会计人员素质不高,又受制于领导,无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2)企业领导的法制观念淡薄,忽视财务制度、财经纪律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为解决好上述问题,一是中小企业要严格执行从业人员养老、医疗等保障制度,以吸引更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到中小企业发挥作1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理论涵义
大量案例表明,陷入经营危机的企业很多是以出现财务危机为前兆的,对防范财务风险来说,一个较新的概念就是财务风险预警系统。财务风险预警系统是一个风险控制系统,它利用及时的数据化管理方式,以企业的财务报表、经营计划及其他相关会计资料为依据,对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等进行分析预测,以发现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财务风险,并在危机发生之前以财务指标数据的形式向企业经营者发出警告,督促企业管理当局寻找导致财务风险的原因,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p#分页标题#e#
简单地说,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就是充分应用企业现有的信息化系统,设置并观察一些敏感性财务指标的变化,对企业或集团可能或将面临的财务危机实现预测预报,同时通过信息系统的运作、分析、预报信息,做出及时有效处理的一种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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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日本实施物质循环型社会(SMC)基本计划在实现从循环型经济到循环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伴随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垃圾围城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日本的这一富有特色的物质流量指标与努力指数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循环型社会;低碳经济;物质流动指标;努力指数。
论文正文:
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
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理念已经深深的根植于日本个人、企业和社团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之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也曾面临经济高速增长,生态快速恶化的问题。基于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日本传统社会,每年产生4.7亿吨废弃物,碳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居高不下,城市为大量的废弃物所包围,最终使得环境保护成为空谈,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为日本社会发展敲响警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72年的《自然环境保全法》、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到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实现了从公害对策管理向环境负荷管理的转变。《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在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除基本法之外还有两部综合性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再生资源促进法》以及《容器包装品的分类回收及再商品化促进法》、《特定家用电器的再商品化促进法》、《建筑废材再资源化法》等单项法。
在基本法基础上,日本政府先后提出构建循环型社会第一和第二基本计划,明确发展循环型社会操作目标和政策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凝聚了社会共识,并取得一定效果。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建立,第一基本计划中提出了物质流动指标(MaterialFlow Indicators)和努力指数(Effort Indices),并基于指标、指数的监测结果确定了具体实施目标。第二基本计划考虑了资源减少、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吸取了国际组织、产业界的意见,以2015年为目标期,增加了部分反映环境和气候变化新要求的指标,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低碳社会(Low Carbon Society),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Societyin Harmony with Nature)。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城镇化速度保持了较高水平。“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率达到10.5%,1978-200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1.1857%,即每年城镇约增加1574.6万人。200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已达到45.7%。按照2000年以来的速度,采用线性趋势外推法,2029年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70%,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人口将增加3.3亿人。由于城乡资源能源消耗存在差异,仅城镇化一项,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按照2008年数据计算,每年1574.6万人进入城市,全社会生活能耗会增加247.8万tce,全社会生活用水量增加约6.49亿立方米。在CO2排放量方面,按照世界能源署(IEA)测算,1990到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增加了170.6%,2007年CO2排放量60.7亿吨,约占全球CO2排放量的21%,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高达1.47亿吨,由于人多地少,全国范围很多地方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各种社会矛盾也相伴而生。一些地方对循环经济实施方法的理解有偏差,焚烧没有经过正确分类的垃圾,对环境造成损害,引发社会公共事件。
在此背景下,本文简述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特色指标和实施目标,并与中国相关指标、目标进行对比。对于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各地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实现从循环经济向循环型社会的整体跨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一方面要防止原材料成为废弃物,即要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减少产品向废弃物的转化,主要通过尽可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来实现。循环利用包括再使用(reuse),再生利用(reclamation)和热回收(heat recovery)。该基本法明确要求从技术和经济性综合权衡决定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处置,并要求政府制定《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计划》,采取整体和系统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
在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第二基本计划》中,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形成,依据基本法中关于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分别设计了物质流动指标和努力指数,并明确了具体的实施目标。
(一)物质流动指标及目标。
与第一基本计划相同,第二基本计划采用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三个指标分别反映社会实物流动的三个方面,根据日本经济结构变化和环境变化,补充了金属矿物生产率、和CO2减排两个指标,规定了2015年这五个指标的目标值,这些指标值均可以通过构建全社会物流图计算获得。
1、资源的生产率=GDP/自然资源输入。近年来,整体来说,日本资源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也存在新的问题,随着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新应用的需求增长,岩土资源输入显著下降了,原油和金属资源的输入量有所增加,由于这部分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约束,导致工业废弃物数量上升。在第二计划中,设定2015目标值达到42万日元/吨,达到1990年的两倍。
2、循环利用率=循环利用量/(循环利用量+资源输入量)。日本2015年目标为14%~15%,比1990年的8%提高约80%。
3、废弃物最终处理量。2004年就日本全国而言,最终处理场工业废弃物的剩余处理容量仅能维持7.7年,在大城市区仅剩下3.4年。因而,废弃物处理量成为一项关键指标,第二计划设定2015年目标为0.23亿吨,比1990年的1.1亿吨下降了80%。
4、金属矿物资源的资源生产率。即在自然资源输入中除去非金属矿物计算出的资源生产率。
设定的目标为77万日元/吨,比2000年的59万日元增加了30%。
5、CO2减排目标。用以测度循环型社会和低碳社会整合发展的实现情况。废弃物和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可以通过废弃物转换为原料燃料,废弃物发电实现。2010年在废弃物方面,预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780万吨。
除上述指标以外,第二基本计划其他指标未设定实施目标,仅用于监测变化,识别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二)努力指数及目标。
构建循环型社会不仅仅需要科技、制度和策略的更新,更重要的是生产、消费观念的转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努力指数同样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于设定实施目标的部分,二是用于监测变化情况的指数。前者测度包括减少废弃物数量、思想和行动改变、促进循环企业发展、实施个人循环利用法案四个方面。
1、减少废弃物数量。
减少市政固体废弃物数量。城市家庭和商业活动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不同的。因而,该计划有针对性的设定了三个努力指数。首先是,全社会(包括公众和商业机构)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2015年比2000年下降10%;其次,为了评价公众减少垃圾数量和参与分类收集的努力水平,设定2015年家庭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不含回收利用量)比2000年下降20%的目标;第三,对于商业活动排放的废弃物总量,则要比2000年下降20%。减少工业废弃物数量,2015年工业废弃物最终处理量,比2000年的8900万吨减少60%,比1990年减少80%。
2、思想和行动的改变。
通过调查问卷来测度构建SMC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改变。该计划的目标设定为:90%的回答者会选择倾向于减少垃圾排放,重复利用现有产品和购买绿色产品,而且有50%会采取切实的行动。调查问卷的问项充分考虑到生活方式转变,例如增加了互联网使用、自行携带购物袋等方面的内容,在问卷调研中也利用网络等媒介使得整个过程更为便利和有效。
3、促进循环企业发展。
促进绿色采购。设定目标为:50%的地方政府、上市企业(东京、大阪、名古屋证交所一板或二板市场上市企业),30%的非上市企业(非上市,而且雇员数500以上)在组织范围内实施了绿色采购。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鼓励开展ISO14001认证。拓展循环企业的市场规模。2015年循环型企业市场规模达到2000年的两倍,循环企业雇员数也在考虑范围内。
4、持续实施针对个别项目或企业类型的循环利用法案和计划。
其他指数则用来获取变动情况的量化信息,找到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方法。
(一)指标设定的法律依据。
中国没有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明确提法,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实现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实现目标,散布于中国政府各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自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还体现在《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中。
如前所述,日本推动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由一部基本法、两部综合法和六部单项法组成,除此之外由政府定期制定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
(二)物质流动指标。
2007年6月,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利用现有的数据信息基础,针对宏观层面和工业园区分别编制。宏观评价指标由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和废物处置降低指标五大部分构成。其中,资源产出率指标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与一次资源消耗量之比,为了具有可比性,这里的GDP是以不变价计算。一次资源利用效益越高,该项指标比率越高;资源消耗率指标主要描述单位产品或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可反映减量化的实现情况;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城市生活垃圾、农业秸秆等废物的资源化利用程度;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状况,体现了节约使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的要求。废物排放降低指标,主要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
由上可知,中国的循环经济指标关注重点在于循环性“经济”而非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经济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缺少对全社会的统计。在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中,尚未纳入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指标。
(三)评价体系。
基于对循环型经济的侧重,中国重视对循环经济最终成果的事后评价,尚未建立针对循环型社会主要相关群体: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参与循环型社会构建的努力程度的测度指数,缺少进行努力程度的过程控制。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指标包括对结果的评价,也包括对过程中态度、努力程度的评价。
(四)实施目标比较。
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资源产出率提高15%的目标,同时提出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2%的目标。尚未纳入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以及废弃物排放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约束性目标。同时,中国未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努力程度设定实施目标。
三、对中国构建循环型社会的借鉴意义。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属于《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规定的实现立法目标的重要手段,致力于整合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低碳社会和与环境友好三个方面。其基本计划每五年进行一次修订,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计划增加了废弃物处理方面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面临能源、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的严峻压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一发展阶段,从关注“经济”向更加关注“社会”,从发展循环型“经济”向构建循环型“社会”是应有之义。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指标体系对公民、社团、商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均给予重视,采用努力程度指标,反映各相关实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过程中的态度、努力程度。即不仅考虑结果,而且评价其努力过程。对于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具有较大的意义。通过定期修订事后评价和过程评价指标和不断付诸实践,能够形成明确的舆论导向和氛围,提高社会公众对循环型社会的认知度,增强相关群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中的责任感和参与度。
日本过程评价中所采用的一些相对灵活的量化方法值得借鉴。例如,采用调研问卷测度利益相关实体对于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态度。个人对于产品过度包装的拒绝意向,自带购物袋的比例等;对地方政府则用其为发展循环型社会制定的计划数目来测度其积极程度。对企业来说,定量指标包括了购买绿色产品的比例和环境体系认证的数量。
(三)建立完善单项法律法规。
中国虽然在《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一些环境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推进循环经济的内容,但是《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一部总纲性质的法律,条文不够全面,尤其缺乏日本类似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的实施文件和《容器包装回收利用法》、《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建筑材料回收利用法》等专门法律。
精细化管理不仅为日本企业家所擅长,其精髓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循环型社会构建方面,精细化管理既反映在计划条文规定的细致入微,又表现在实际操作中的周到考虑方面。
例如,在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中,对商业机构、个人垃圾的减排量都有明确的量化规定,要求市民把垃圾区分开并放在设计好的位置。实际生活中,日本垃圾分类细致科学,垃圾分为可燃垃圾、金属陶器及玻璃制品、可再利用资源类垃圾(塑料、纸制品等)、大型垃圾(如家电)四大类。垃圾不能擅自随意处理,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作为租房者会收到房东提供的介绍详细垃圾分类回收时间、方法的手册,每个家庭在丢弃生活垃圾前要按照要求对垃圾进行初步处理,例如,可再生的塑料瓶要清洗干净、报刊杂志要用绳子捆扎,干电池等有害垃圾必须装入不同垃圾袋与可再生垃圾分开等等。
中国关于城市居民和商业活动的垃圾排放方面的指标,尚未纳入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规划目标中去。建城2010[63]号文已明确提出:“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促进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应当把具体量化指标和实施指标纳入到规划中去。
日本在构建循环型社会方面的统计比较完善,因而其实施目标中有较多量化指标。在日本统计年鉴第24章,针对可再生容器回收情况就进行了统计,统计项目涉及无色玻璃容器、纸制容器包装、塑料包装和容器等,分别统计了期望收集数量、实际收集数量,涉及的市政当局数和人口比例,年内再商品化量和再商品化率等项目。
由于中国现有统计数据指标、统计调查方式限制,前述一些指标尚未纳入到实施目标中。中国现有的统计系统、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主要是反映经济社会活动方面的,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相对不太健全。从3R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就是资源的循环、高效和减量利用。建议在后续的循环经济统计中考虑加入其他物质流动指标,把废弃物处理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统计调查范畴,并明确物质流动的调查统计组织方法,把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在内的物质流动目标纳入循环经济专项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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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员工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任何一个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良好的形象作保障,在企业形象的塑造中,员工的职业道德是重要因素。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论述企业文化中的伦理道德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伦理道德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从不同层面上有计划有重点地作好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从而建设新型的企业伦理道德:以人为本是根基,企业社会责任是途径,企业形象是目的,形成三位一体化。
关键词:企业文化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企业形象
论文正文:
论述企业文化中的伦理道德
所谓道德,一般是指人的原则或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总的来说,伦理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企业的伦理道德包含于企业文化之中,是企业文化高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企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有把企业文化的伦理道德注入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企业才能充满活力和激情,有着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景的。一个富有深厚伦理道德文化的企业,足以向公众展现它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一个为服务于公众的企业,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总之,企业文化的伦理道德不可或缺!
(一)企业伦理意识缺失。
企业的目的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一般企业在开展经济活动时,都会考虑成本收益问题,其伦理行为的选择必然受成本和效益的约束,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有的企业只注重盈利,常常为了某种短期利益而忽视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这在认识上是一种缺失,即企业是单纯的“经济人”,其实企业除了是“经济人”,还应是“社会人”。企业的利润性与社会性应是互相包含和统一的。它们统一的基础是伦理性,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只注重盈利而忽视企业伦理道德建设的现象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企业经济的收益,但时间一长,就会导致企业的伦理缺失,此时企业为了经济利益就会破坏以伦理性为基础的正当竞争,最终就会破坏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
(二)企业管理者伦理认识漠视。
一些企业管理者受利益的驱使,在加上目前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完善,对企业伦理道德建设不够重视。管理者作为企业中的决策制定者和行为带头人理应重视企业伦理,当前管理者对企业伦理道德建设的漠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者对企业伦理了解不多,并未从根本上意识到企业伦理与企业的未来息息相关;二是企业管理者对部分非道德行为采取容忍的态度;三是企业管理者把不道德的行为归因于社会因素;四是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上并未完全遵循企业伦理。
(三)企业员工伦理观念淡薄。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员工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任何一个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良好的形象作保障,在企业形象的塑造中,员工的职业道德是重要因素。然而目前,缺乏职业道德、损害企业形象的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员工身上的问题。现在许多员工对企业无感情,责任意识淡薄,他们更多的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对企业的发展不感兴趣,他们仅仅满足于干好自己的手头工作,怠于行使民主权利为企业的发展献技献策,甚至有个别员工为谋取私利故意损害企业的整体利益,使企业在竞争中丧失应有的优势。
(一)实例举证。
佩里耶水业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领导性的矿泉水品牌之一。它的产品以纯净、自然和有益健康被无数顾客所喜爱。20世纪90年代初,佩里耶公司在西方国家市场上的销售额以每年的30%以上的速度增长,市场销售总额达到80亿美元,仅在法国就有25亿美元的销售额,而且在美、英等国的矿泉水市场上也处于领先的地位。佩里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完全依赖于顾客对它的信任。1990年2月初,一则“佩里耶的产品含有微量的致癌化学物质—苯”的新闻彻底把它从宝座的地位上拉下来。佩里耶的反应却异常缓慢。四天以后才找到真正的原因,期间还出现里不诚实的解释。佩里耶公司因对质量的控制不严,失去了诚信,直接使其品牌价值大打折扣,导致了顾客对企业诚信价值的怀疑,进而直接影响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
(二)案例分析小结。
通过以上事例足以说明企业文化的伦理道德是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命脉,是企业的无形内在的力量,也可能是导致企业失败的杀手。
从主观上看:(1)企业领导人的不重视;(2)企业管理层推卸责任的消极行为;(3)孤立的看待企业本身缺乏全局观点,整体思想。古语说的好“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从客观上看原因主要有:(1)企业建立文化伦理道德已经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势了;(2)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3)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更有利地促进企业文化伦理道德的建设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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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专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政治行为的理论和考察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以及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大都认为文道与政道通,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上层以文学进行教化,下层以文学干政、“美刺”,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
关键词:先秦汉魏六朝文论 文学 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来梳理一下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古人认为文道与政道通。《荀子?乐论》载:“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认为“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认为文章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通过文章便可反观现实政治的治乱。《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乐可通过心的中介与现实政治建立对应关系,考察乐的不同风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乱兴衰,这便是儒家的审音知政说。
古人还认为文学对政治可产生巨大影响并主张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传说中就有“献诗”活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到了后代,这种制度又被描述为“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献诗”、“采诗”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读书不仅可以给统治者施政以借鉴,还被他们用来教化子弟,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为什么能用文学来进行教化呢?《荀子?乐论》给出了答案:“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统治者利用乐能感人心的特点“教平民好恶”,“善民心”,通过乐对心灵的陶冶来节制人的感情,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点上,乐和礼、刑、政一样,都是进行教化、维护统治的工具。
裴子野《雕虫论》:“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劝美惩恶”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也是政教的内容之一,是王化之所本。在萧统的眼里,连陶渊明的诗都可以有助于教化:“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除了教化之外,统治阶级也需要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王充《论衡?须颂》:“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文学的宣传功能对政治的巨大促进作用,政治对文学有极大的依赖性。帝王德业的彰显,有待于文学之士的“润色鸿业”。
教化主要是从君、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影响臣下甚至普通民众。臣下或普通民众也想通过文学来“干政”,来影响政治。这主要就是“刺”,即以文学(主要是诗)对统治者、对上层进行讽刺,进行劝诫。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家父作诵”是为了述说王身边的小人及王的罪过,以化其心,最终达到“畜万邦”的政治目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怨”,按照《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认为“怨”即“怨刺上政”,即批评不良政治,孔子主张学诗贵在应用,“怨刺上政”即其应用之一。用于干预政治,这也是“事君”的一种形式。
荀子就曾高呼:“天下不治,请陈诡诗”(《荀子?赋》),即主张写讽刺诗。《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这里,诗在上下之间起着微妙的协调作用,一方面,上层以诗风化下民,另一方面,下民以诗刺谏上层,上下之间互动得很自然和谐,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
下层干政还有另一个方面:“美”。“美”即下层为了迎合统治阶级,迎合上层而自觉用文学(主要是诗)来歌功颂德,对统治者进行褒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
当然,在他们看来,“刺”的重要性远远胜过“美”。
古人也有认为文学对政治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法、墨两家。
《墨子?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儒家大力提倡音乐,这助长了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斥责统治阶级欣赏音乐就是“巧夺民衣食之财”,认为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
《商君书?勒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鞅反复申说《诗》《书》之害,礼乐、《诗》《书》被列为六风之首,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去除。先秦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鼓吹加强王权,奖励耕战,因而对儒家经典文献及学说一一加以排斥。虽然这样,但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主张思想文化方面的专政。《商君书?勒令》:“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他强调“以言去言”,即主张用以歌颂耕战政策为内容的文艺去代替儒家的诗书礼乐。
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强烈抨击“儒以文乱法”,“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他主张“言行者,以功用为之得毂”(《韩非子?问辩》)其“功用”当然是有利于其思想的推行,有利于其制度的实施,同样的,他还是主张文艺为现行政治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他们所反对的都只是儒家具体的文艺主张,而对于文艺本身并不反对。他们也主张用文艺来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务,也还是政教功用主义文艺观。
执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 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认为文辞过于夸张、虚美会有害于政教。
《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的出现乃是由于社会变化、政治变迁的原因。
执虞《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论述颂、铭、诔等文体出现的原因,认为那都是随帝王功业的兴起而兴起,随其功业的结束而结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较为系统地论述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古人还注意到政治人物的提倡对文学的直接影响。郑玄《诗谱序》:“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统治阶级重视、提倡文艺,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综上所述,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论都是以政治为本位视文学为其附庸,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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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所有相互关系的现状及其动态。当今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形势与政治论文范文:论述与台、美关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李登辉先生在七月九号提出台、中「国与国关系」的论述,二十日重申「两岸定位在国家与国家」,委婉地昭告世人:台湾从此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羁绊了!美国对于如此巨幅政策变动,到底扮演甚么角色?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走向?
如果就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结构性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 观点来看,任何对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动力来自外部因素,我们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压力辗转来自美国。过去一年来,有关美国「鼓励」台湾与中国恢复对话 (dialogue) 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官员与民间学者近日来一再主张双方签订某种型式的「临时协议」或「中程协议」。
尽管如此,美国要台、中谈谈 (talks) ,并不意味要双方马上正式谈判 (negotiations) 。如果双方能在柯林顿总统任内以创意谈出结果,自是好事一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海协会长汪道涵年底来台,台湾预期恐能避免政治议题,当然要严阵以待。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注一)。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关系法』于同年公布实施,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前,台湾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围堵中共的全球战略考量的一部分;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后,美国一方面在追求与中国和解的过程中,必须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将其对台湾以及中国的政策脱钩,也就是说,「台湾牌」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不过,这种「重中轻台」的倾向,并不等于「亲中敌台」。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早已明订于『台湾关系法』。尽管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政府,均就美国是否将在台湾发生战争时派遣军队的议题刻意保持模糊,美国和平解决台、中紧张关系的决心,充分地在一九九五年与九六年的飞弹危机展现出来。
回顾里根和布什的对台政策,由于不愿得罪中国,自然无意提升美、台之间的关系,但大致是平衡的处理处理美国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尽管柯林顿在总统大选时曾经攻击布什向北京屠夫的姑息,但是他上任后为了在短期内与中国发展为「策略性结盟」的合作关系(注二),往往却忽略了台湾的利益。
大体而言,柯林顿的话中国政策比前几任总统更加积极,尤其是「全面性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的大战略。而他对于「一个中国」的粗枝大叶解释,更打破了美、中的三个公报里对台湾议题的刻意模糊(注三)。众所周知,柯林顿之前的几位总统,只愿意「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样文章,柯林顿却直言不讳地使用「承认」( recognize ),不禁令人觉得他对中国的虚应故事又作得过火,似乎是力道拿捏不准。。
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柯林顿在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期间,提出所谓的「三不政策」(注四)。柯林顿政府一再辩解,「三不政策」早已经存在于三个公报里。然而,熟稔美、台关系的观察家都知道,美国迄今最强烈的措辞,顶多是「无意图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而不是像柯林顿般明确表达「不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注五)。
柯林顿在本质上是属于关注内政的总统,外交政策则缺乏全盘的思维架构,而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也多初步同意,柯林顿政府的外交往往是应付危机的作为,政策上因此较无章法。坦诚而言,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于自己的角色仍无法取得内部的共识。不过,如果从其个人特质方面来看,他在外交上缺乏兴趣及经验,行事风格又往往想两边讨好,政策上就更难免显得左右摇摆。
当然,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垂涎中国市场,自然大力推销扩大交往,利益团体的说词当然会想尽办法,以投合柯林顿对经济优先的考量。此外,学界第二代中国通普遍靠中国吃饭,立场上多先入为主地倒向中国,他们不只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动向懵懵无知、甚至于不屑一顾,甚至于视台湾为美、中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当然不希望台湾人独立自主的意愿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这些人本身或门生子弟侧身白宫、国务院、民间智库,他们疏远台湾的偏见,难免会左右柯林顿的外交思维。
相较之下,美国国防部一向对台湾的安危保持高度的关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来牵制苏联,台湾的防卫问题隐然浮现。从一九九六年派遣航空母舰捍卫台湾、到近日来的海上演习,在在证明五角大厦的国家安全长期考量(注六),远胜于国务院的短线外交考量,也就是说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并吞台湾。
同样地,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立场较为一致。由于美国采总统制,国会对于外交政策有相当的制衡力量,因此早期流亡美国的留学生以台美人的身分,得以草根的方式向各选区的参、众议员游说,成绩斐然。譬如在国会的施压下,柯林顿被迫同意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又如众议院在七月二十一日通过法条,主张美国应该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协防台湾。
柯林顿七月二十一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对台、中关系提出前所未有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对话」、「和平解决」,公开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也一扫台湾政、学界普遍存在悲观的错误认知─「美国向中国倾斜」。
「一个中国」是美国一贯的含混立场。尽管美、中三个公报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多年来各方的解释不一;对美国人而言,完全端赖台湾人自己是否要自我定位为中国人(注七)。
「对话」则强烈表现出柯林顿欲当调人的企图心,这是美国的短期目标。只要美国尊重台湾人的民族自决权,大家共同来确保公平的谈判架构及氛围,我们自当展臂欢迎,没有必要再划地自限、搁置主权、甚或反对台独。
「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底线,再度证明『台湾关系法』的位阶高于三大公报或是衍生而来的所谓「三不政策」。七月十八日的美、中热线通话,江泽民重提「不排除武力犯台」的老调;柯林顿除了以「一个中国」老生常谈敷衍外,更重要的是明确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动武(注八)。
总之,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双边关系时,习惯以「一个中国」来支吾不相关的台湾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面临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关系法』则为最高的准则(注九)。至于美国终不得不要同时面对台、中两国时,不愿意被迫二选一,自然要求双边以和为贵 ( 见图 1) 。
当我们检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时,免不了要以「台湾 - 美国 - 中国」的远东区域三角关系来着手;一直到苏联瓦解为止,此三角关系又与「美国 - 苏联 - 中国」的全球性大三角关系息息相关。
全球性大三角关系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美、苏对峙而大致取得平衡 (T1) (注十),一九七零年代因中、苏龃龉而呈不稳定 (T2) ,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因美、中和解而又趋向平衡 (T3) (注十一)。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也因此随之变动,原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冷战而稳定 (t1) ,一九七零年代因美、中酝酿和解而稳定性下降 (t2) ,导致一九八零年代的不稳 (t3)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 (T4) ,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则大致保持不变 (t4) ( 见图 2) 。台湾与美国从原本紧密的军事同盟到松散的伙伴关系,其稳定性却开始稍有波动,基本上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架构改变所致。
就逻辑上而言,三角关系有八种可能的组合 ( 见图 3) ,并且可以归纳成四种模式(注十二) ( 见图 4) 。我们如果由目前的区域三角为原点 (t4 或 S0) ,可以推演出七种可能的演化 ( 见图 5) : S1 到 S3 为一阶演化, S4 到 S6 为二阶演化, S7 为三阶演化。理论上而言,阶数越低,要获致的动力越低。
由 S0 出发,如果台湾与美国间要保持正向关系,同时又要维持稳定的区域三角关系,即有两种可能性产生:一为 S1 , 即中国与台湾间的关系转趋友善,远东达成某种皆大欢喜的和平安排,在可以想象的空间里,三者至少应同为某种集体安全机制的成员,譬如联合国。
再来是 S2 ,即中国与美国间的关系恶化,甚至于倒退至一九六零、七零年代的敌对状态。从近来美、中两国彼此之间逐渐成长的经济关系判断,两国间的关系似乎只有更趋紧密,因此短期内关系倒退似乎是较不可能;然而,也有人预测美、中终将冲突。此时,台、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甚至于结盟。
另一方面,在平衡的区域三角关系下,台湾与美国间的关系是否将变坏?譬如在 S3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全面拥抱中国,放弃与台湾间的关系。如果在此前提下达到区域的平衡,美国势必牺牲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撕毁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的道德承诺。这时,台湾将被美、中孤立。
在二阶演化的情况下,远东的区域三角将呈焦虑状态。第一种可能是 S4 ,及中国同时与彼此不悦的美、台交好。很难想象实际上可能的演化,譬如由中国主导的某种政治安排─华人国协或邦联。这时,台湾要被迫放弃美国『台湾关系法』的安全保障,以交换中国的友善,代价相当高。
对台湾比较有利的是 S5 ,由台湾与互斥的美、中保持等距离,也就是说台湾保持中立,不卷入两国的龃龉。这里的大前提是美、中交恶,而且愿意让台湾维持中立;如果两国誓不两立,就不可能容忍台湾游走两强之间。可见,这并非长期可行的安排。
再来是 S6 ,即台、美、中互不往来。在经济高度相互倚重的时代,这只是过渡的状态,因为三国之间随时有合纵连横的诱因,除非三者极度相互仇视。
最不可能的情况就是三阶演化下的 S7 ,即中国与台湾关系转趋和,例如被迫统一,同时美、中关系转趋敌对,在加上台、美不睦。此种发展并非美国所愿,除非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此外,美国与台湾对立不只有悖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会伤害到美、台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
台湾的偏好大致是 S1 > S2 > S5 > S0 > S4 > S6 > S3 > S7 。
美国的偏好大致是 S1 > S0 > S2 > S5 > S3 > S4 > S6 > S7 (注十三)。
站在台湾的立场,不管是和平 (S1) 、与美国结盟 (S2) 、甚或与美、中保持等距 (S5) ,都预期能比现状 (S0) 取得较高的边际效用。和平与结盟是稳定状态,自然比不稳定的等距策略更胜一筹。此外,和平与结盟会增进与美国的关系,等距的作法相对上势必要降低与美国的亲密度。
美国的最佳选择 (S1) 以及不乐意见到的发展 (S7 、 S6 、 S4) ,与台湾一致。不过,两者的次佳选项的排序稍有出入,即除了和平外,任何偏离现况的发展 ( 譬如 S2 、 S5) ,预期将给美国带来较低的边际效用。此外,美国在不得已时仍可以威胁孤立台湾 (S3) ,这是台湾不愿期待的。
由上面的初步分析,除了现状外,台、美之间能有互利的发展是远东区域的和平。相较于前几任美国总统刻意保持现状,不愿当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仲裁者,柯林顿倾向于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僵局,积极鼓励台、中对话,而国务院与学界的步调似乎仍跟不上,甚至于作不利台湾的错误诠释,我们却不能不察。
柯林顿本身近年来对外交政策表现超乎寻常的关注,譬如北爱尔兰,如果再加上近日对台、中关系的焦虑,不惜逾越美国信誓不当两边调人的立场,很难不被解释为营造个人历史定位所作的努力,也就是说和前美国总统卡特竞争诺贝尔和平奖。坦白说,柯林顿果真能促成中国接受台湾独立,为东亚带来稳定的和平,他与江泽民、李登辉三人共享和平奖,自是当之无愧。
「两国论」就是台湾要先发制人,在新的架构下,要义无反顾与中国进行国与国的政治谈判了。就学理来看,李登辉经过十年的摸索,抓住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解构的契机,采取「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的途径,要以台湾的主体性来挣脱外力强力制约的结构性暴力,甚而要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新秩序作建构的努力。
回顾一九九四年柯林顿的「台湾政策检讨」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大部分还是维持不变,尤其是台湾的安全是不容挑战的。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中,柯林顿派遣尼米兹号( Nimitz )与独立号( Independence )两艘航空母舰前来巡弋,再次证实『台湾关系法』优于『八一七公报』。美国防御台湾的承诺无条件地载于『台湾关系法』,并于一九九七年所公布的美日安保『新指针』中,再一次由「周边有事」的文字获得确认(注十四)。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之间,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特殊关系」几乎是准同盟的型态(注十五)。
虽然『台湾关系法』中并没有诸如「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然而,中国若因为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而入侵台湾,美国是否会因此派遣军队保护台湾?美国一直避免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因为台湾人的意愿迄今不明。平心而论,美国虽然没有主动帮助台湾独立的强烈意愿,却也不愿意让中国吞掉台湾,除非台湾人自己选择要羊入虎口。
长期来看,美国人到底是因为反中国、痛恨共产党、与﹝老﹞国民党的交情而支持台湾?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因为美国民间对台湾人摆脱中国的奋斗,而惺惺相惜呢?或许皆有。因此,如何整合这些力量、使之不相互抵消,自是国人的当务之急。
不管如何,台湾的终极安全还是要靠主权来保障,台湾人自己必须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行使主权的意愿,毕竟天助自助依然是当前国际政治运作的不贰法则。
注一:自来美国对台政策演变的重要指针,就是对台湾法律地位的思考。在一九五○年代以前,美国坚持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韩战爆发后,美国为了合理化保护台湾的行为,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的法律地位需寻求国际解决。此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二年方转变。
注二:即 strategic partner ,台湾却喜欢译为「战略性伙伴」,未免让人望文生义。
注三:一九七二年美国于『上海公报』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一九七八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的,在一九八二年美中联合公报中重申,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注四: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以及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其它以国家为会员的国际性组织。
注五:当然,也有美国人私下表示,「不支持」并不等于「反对」,只不过是用来应付中国,反而台湾可以放手去做。
注六:当然,也有以「军事工业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来解释者。
注七:但因为「一个中国」未必否定不承认台湾共和国的可能,这种刻意性的模糊,让台湾独立运动者有充足的空间来推动建立台湾共和国。
注八:而稍早 ( 十五日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警告中国「不容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
注九:至于台湾是否要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美国不会支持。但仍然有一句话,是美国不方便公开说出来:「我们并不反对」。
注十:或是准两极关系(美国 vs. 苏联与中国)。
注十一:或是一种未成熟的两极关系(美国与中国 vs. 苏联)。
注十二:见 Lowell Dittmer (1981) 对「战略三角」的讨论。
注十三:中国的偏好大致是 S7 > S1 > S4 > S3 > S0 > S5 > S6 > S2 。
注十四:若非中国在一九九五、九六年以飞弹演习恫吓台湾,让美国李伯大梦惊醒,怎么会有「新指针」?近日来美国再度出动包含航空母舰的海上战斗群,可以说首度对「周边有事」的立即反应。
注十五: TMD 则为不折不扣的军事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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