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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的充足的能源供应。当今,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供应暂时中断、严重不足或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主要取决于: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价格,国际能源市场,以及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能源效率、技术力量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探析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而被中外学者和政策观察者所广泛接受。中国外交政策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型,以适应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外政策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来,以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庞大的海外利益现状出发,呼吁变革中国现行的“韬光养晦”“、不干涉”等外交政策原则,以更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去,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1-2].
不过,在涉及到具体事务,譬如近年来越发突出的能源安全问题之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为此,笔者将能源安全与外交转型相结合,回顾中国外交最新的实例,以尝试分析中国相应领域外交转型的可能动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中国综合国力显着提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随之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为6亿9千万吨标准煤,相比于2000年的3亿2千万吨标准煤,增幅超过了1倍(图1)。
石油消费总量攀升意味着中国对于原油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到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9.4%(图2),紧逼中央“十二五”规划所划定的61%红线。而根据BP石油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35》预测,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扩大。按照该报告估计,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并在202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到2035年,中国每天将进口1 400万桶原油,是2013年的2倍,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惊人的75%[3]。不容乐观的石油对外依存情况凸显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目前,国际上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较为宽泛,不同的定义其内容各有不同,但核心内涵较为相近。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能够以可承担的价格保障能源的不间断供应。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能源供应是否持续、稳定,能源价格是否合理、可负担,是否具有能源战略储备以应对突发性短缺而带来的冲击等[4].
对中国而言,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油企“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视角逐渐集中于两大议题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资安全,关注中国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设施的保护,从而保障海外份额油的正常获取;二是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即维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西北、西南、东北3条陆上油气运输管道的安全,确保海外进口原油安全抵达中国本土。无论是海外能源投资还是能源运输通道,二者均同中国与相关国家(产油国或者运输途经国)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息息相关。这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多的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存在着既有的或者潜在的动荡风险。
苏丹、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等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相关的国家,以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等与中国能源运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都面临着包括内战、种族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国内政局不稳等在内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胁,其中有少数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在内的传统外交思维将内战、国内冲突等状况界定为当事国“内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中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直接介入,使得中国无法动用必要的手段保护相关的能源安全利益。这一矛盾反映出中国外交运作范畴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安全之间所存在的脱节现象。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求,有必要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中国外交进行相应的转型,以弥合这一问题。
在中国油企走出国门,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前)苏丹是最为成功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中国石油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和苏丹签署了6区穆格莱德盆地的《产品分成协议》,由中国石油出资70%,苏丹出资30%进行石油区块开发[6-7].1996年11月,中国石油中标苏丹1/2/4区块项目,组建新的投资集团--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OPC),并控股40%.该公司运行2 a即收回总投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石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8].
1999年8月30日,第1艘苏丹油轮离开苏丹港前往新加坡,标志着苏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国的行列。此后的数年中,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苏丹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为苏丹带来了巨额的财富。2003年,苏丹被世界银行列为非洲经济发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国家之一,2005年,苏丹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从苏丹的海外石油项目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超过了1千万吨,位居中国海外份额油来源第1位,占当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1%.2005年,苏丹出口石油的50%运往中国,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5%.
在中苏两国石油合作蒸蒸日上的同时,苏丹国内局势却出现了持续动荡的态势。由于历史原因,苏丹的人口分布呈现出北部穆斯林和南部非穆斯林分野的状态,南北部发展严重不均,北方占有了大部分经济发展果实,从而引发了南北方长期的政治对立与武装冲突。2003年初,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新兴叛乱组织宣称对于“阿拉伯化、政治和经济边缘化”的反抗,在西达尔富尔州袭击了多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9].其时,由于中央政府正忙于同苏丹南部武装的内战而无暇顾及西部地区的防卫,导致达尔富尔的政府军准备不足,在叛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匆忙之中,总统巴希尔动员并武装了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武装“金戈威德”,以镇压叛乱,解救政府军。
达尔富尔地区的战斗因而演化为民兵组织(叛军与“金戈威德”)之间的冲突。这使得军事行动中的平民和武装人员变得难以区分,而“金戈威德”的残暴行径更导致了战事趋于野蛮和失控。“金戈威德”每袭击一个村庄,便会杀害村子里的男性并砍掉其四肢,强奸女性,绑架、杀害儿童[10].而政府军的弱势使得中央政府对于暴行完全无法控制,只能听之任之。战乱持续到2004年,已有至少3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万人跨过苏丹-乍得边境,成为乍得难民营中的难民。
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4年7月和9月,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1556号决议与1564号决议,强烈谴责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行为,敦促苏丹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制止暴力。2004年7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将达尔富尔危机界定为“种族灭绝”,呼吁美国对苏丹采取多边或者单边军事干涉[11].这一决议迅速地将达尔富尔危机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媒体开始广泛地关注和报道这一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苏丹政府的不作为受到广泛批评,而与苏丹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中国也成为了西方媒体集中讨伐的对象。他们认为,鉴于中国与苏丹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中国必须承担起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责任,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彻底停止“金戈威德”民兵的暴力行为。
在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中国政府秉承传统外交思维,将危机解读为苏丹内政,从而沿用不干涉内政的行为模式,对于苏丹国内局势及苏丹政府持暧昧态度,先后在涉及苏丹问题的联合国1556号决议和1564号决议中投出了弃权票。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求在联合国决议案文中增加有关尊重苏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措辞,肯定苏丹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并且坚决反对联合国通过对苏丹实施制裁的动议。此后,中国在诸多场合均表达了对于禁运和制裁的否定:“禁运和制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武装入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样。”这表明中国对于主权、领土完整等传统外交思维的坚持,也显示出中国在立场上对于苏丹政府的维护,将危机解决的全部筹码放在苏丹政府自身的努力之上。中国的这一立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强烈不满,西方精英阶层开始广泛地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全权归罪于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一部分西方知名人士和人权团体以达尔富尔之名号召抵制奥运会,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的着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因此宣布辞去顾问职务。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令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遗憾的是,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中国的传统外交行为模式被证明并没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随着苏丹境内局势的持续恶化,中国油企遭袭、发生人员伤亡的案例时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两起事件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2007年10月,达尔富尔叛军武装攻击了科尔多凡州的一处中方石油设施,并发出了要求中国企业撤出苏丹的“最后通牒”.2008年10月18日,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和6名工人在内的9名中国石油员工被正义与平等运动绑架,5人惨遭杀害,4人最终获救[12-13].在能源安全利益持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变原有的消极应对策略,更加积极地参与苏丹和平进程。2007年,对于联合国有关维和部队派遣的1769号决议,中国投下了赞成票,中国的维和部队成为联合国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先遣兵,首先进入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作业。同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向苏丹总统传达了“促进地区局势稳定,加速政治谈判进程”的信息,首次直接向苏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国外的一些观察者就此认为,中国是苏丹接受联合国维和决议的关键推手,逐渐成为了后期协助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活跃力量。
达尔富尔危机后期,中国的外交行为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中国开始尝试在苏丹政治和平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尝试为苏丹局势的缓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并没有真正地保护中国在当地的能源利益。2005年,苏丹政府同南部武装签署《全面和平协定》,确立了南部苏丹的自治性。2011年1月,根据《协定》的要求,南苏丹举行了独立公投,并在同年的7月9日正式脱离苏丹宣布独立,成为联合国第193个成员国。南苏丹独立后,新划定的国境线将中国石油在原苏丹所建立的石油设施分割成2部分--南苏丹获得了大部分的石油开采设施,与之相配套的运输及炼化设施则主要被北方苏丹所继承,企业的正常生产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这在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原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重新洗牌,中国能源安全利益受到了实质上的损害。独立之后的南苏丹继承了原苏丹超过85%的石油产值,其中,中国石油主导的1/2/4区中,1区、2区的部分和4区的全部划分入南苏丹,3/7区中的大部分也落在南苏丹境内[14].南苏丹独立初期,国家极为贫困,财政收入的98%来自于石油,对于能源出口的需求十分迫切[15].这一需求与中国对于继续经营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意愿一拍即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迅速升温。进入2013年,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原苏丹地区的石油出口有86%运往中国,中国继续成为南苏丹和苏丹最大、份量最重的石油买家[16].
南苏丹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南苏丹局势的缓和,南苏丹和苏丹关于石油利益、边界问题上的争端还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南苏丹内部派系的不和,这个年轻国家内部很快爆发了内战危机,并延续至今。2013年12月15日,南苏丹政府军内部的2个对立派别在首都朱巴发生了枪战,次日,总统基尔发表讲话,谴责前副总统马沙尔企图发动政变。而马沙尔则随后指责基尔实行独裁统治,在国内进行武装清洗。双方依托各自控制的南苏丹政府军在全国 10 个州中的 6 个州展开了军事对抗[17].截至2015年3月,内战已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此次南苏丹内战危机中,与达尔富尔危机相比,中国外交的反应更为迅速、果断,体现出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外媒报道,2014年底,中国首次向国外派遣成建制的维和部队,其维和目的地正是南苏丹。这支部队的规模达到了700人,配备装甲装备和无人机,能够“极大增强联合国驻当地维和部队的实力”[18].在2015年初,外交部长王毅赶赴苏丹,就“支持伊加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听取意见,并协调立场[19].
此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了4点调解计划,并被收录于2015年3月通过的安理会第2206号决议中,成为下一步南苏丹媾和的参考意见。在2206号决议的文字中,还特别表示了对中国媾和努力的感谢,体现出国际社会在南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赞许[20].
此外,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的外交行为表现出了更高的灵活性,开始正式突破传统外交思维中的一些禁忌,以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据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消息,在本次调停的过程中,中国不但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还首次与非洲冲突中的反对派进行了会面[21].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表示,在以往的国内冲突中,中国避免同反对派的直接接触,因为“与反叛力量的接触意味着介入别国内政”.
在与反对派的接触中,中国表达了对于油田安全的严重关切:“这是政府也是南苏丹人民最重要的资产,无论谁攻击油田都将很难向本国人民交待”[22].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中国同南苏丹在石油领域“有着很好的合作”,如果因为战火战乱波及石油产业,“首先受影响的是南苏丹的人民”,“当然也是中国不愿看到的”[23].对于2206号决议中有关定向制裁南苏丹的部分,中国不再坚持达尔富尔危机中对于制裁的反对立场,而是投下了赞成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认为,这一决议“向谈判双方发出一致信号”,以“敦促南苏丹有关各方立即停止火暴”[24].
中国在南苏丹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正在发生变革,中国传统外交思维中对于不干涉内政、维护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修正。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传统外交行为的彻底放弃,而是在坚持原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放宽对于外交实践行为的限制,以更好地满足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要。从苏丹到南苏丹,中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对于能源安全利益的关注与维护,并且不再将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相关的事件视为他国“内政”.这为中国提供了动用非军事性手段进行斡旋与施压的空间,促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相关危机,以保护自身能源安全。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显着增长,海外能源利益不断扩大,体现出中国对于保障能源安全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如何进行必要的转型,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如何进行修正与创新,从而满足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求,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南苏丹内战危机中的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体现出中国在保护海外能源安全利益中所做出的努力,释放出中国传统外交思维发生转变的信号。目前,相关地区的紧张局势尚未彻底平息,中国外交依旧任重道远,但可以预见,今后的中国将以更加进取的态度面对热点地区的热点事件,运用更为积极的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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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的载体。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学界有共识,中国继续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亦即实行转型发展,但是,学界讨论的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很少讨论转型发展路径即如何从原有模式达到目标模式。文章运用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来探讨有关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的几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栽体。
[关键词]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突破口;成本化解载体;农民工市民化;小城镇建设;土地;家
[论文正文]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人民币),按全国人口13.3亿计算,人均国民收入接近37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051美元,由此推测,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许多学者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我国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并对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笔者认为,学者们上述探讨很有见地,给人以启示,但讨论也有不足。其一,提出的政策建议限于一般化。根据资料分析,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本和韩国,“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而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的国家,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其根源就在于“收入差距过大”和不能实现“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而由此可见,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一般化的,即对任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适用。笔者以为,如果已经实现的中国发展奇迹有奇因(特殊原因),那么中国继续发展必有奇题(特殊问题),然而,学者们的对策建议并没有抓住中国继续发展的特殊问题。
其二,提出的政策建议不完整。显然,所谓转型是相对原有发展模式而言的,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原有发展模式进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过程。因此,探讨转型发展必须弄清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与原有发展模式相区别的目标发展模式,从而知道转型发展的方向;第二,弄清从原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路径,从而知道如何实现转型发展。但是,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即“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和“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并不涉及转型发展的路径。诚然,知道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是重要的,正因为此,我们认为学者们的讨论是有意义的;但是,要实现转型发展,更重要的是应当知道从现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者们的讨论不完整。
从大的方面说,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转型发展的路径,亦即中国如何从原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不过,本文不能提出清晰明确的转型发展路径(本文后面将谈到,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转型发展之初就预见到清晰明确的转型发展路径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讨论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此前,笔者写了一篇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以下简称《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其中获得了一些认识。本文以《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为指导,分析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形势,由此探讨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载体。
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中国转型发展路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诚然,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不等于知道了中国转型发展路径,但是,以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依据来谋划转型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中实现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要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我们的依据有如下两点:第一,中国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然而,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为工人,而实施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成市民。显然,这两个变化就是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内涵。就此来说,农民工问题体现着中国发展的社会性质。第二,农民工与中国发展过程相始终。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就是农民工诞生之日,且中国前30年发展是农民工化解了发展成本,因此农民工是中国前期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发展的完成(即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重要标志是农民工消亡(农民工市民化)。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农民工问题是贯穿中国发展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其基本问题也略有区别。笔者认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我们的论据有如下几点:
第一,到今天,农民工本身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制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80后‘农民工’……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验,对农业生产本能地不喜欢”;与“老一辈农民工中80%~90%将工资送回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65%~70%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新生代农民工舍得光顾和享用‘城里人’的消费场所、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将不再愿意做兼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的“两栖人”,他们希望市民化。
第二,中国转型发展必须使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
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农民工分配不公,农民工在中国前期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工资低,生活条件差,没有进城做市民的资格;在住房改革中,城市居民大多低价获得了一套住房产权,而农民工及其家人却分文未得。因此,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最重要的是对农民工进行补偿,而对农民工进行补偿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农民工市民化。提升自主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升级,需要高技术水平和高组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队伍,这需要作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农民工市民化,“没有他们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总之,农民工市民化,既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第三,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据资料显示,中等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一般在70%左右;我国目前人口约13亿,如果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镇人口应达到10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5.94亿,其中包括1.5~1.6亿的流动人口;显然,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口就是农民工,减去1.5~1.6亿的流动人口,真正的城镇人口只有4亿左右。由此,我们得出
10亿-4亿=6亿(人)
这6亿人口,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然而,我国的农民工约有2亿人,据资料1986-1990年,全国农户平均人口为4.8~4.7人,考虑到部分农户可能不止一个农民工,因此,农民工与其全家人口的比例平均按1:3。由此,我们得出:
2亿×3=6亿(人)
这就是说,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家人也是6亿——这刚好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第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区分了几种发展成本,其中发展成本Y是社会为实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所发生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当时被延期支付了——这是我们对农民工的欠账。欠账是必须还的,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了。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 代写论文
应当指出,明确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了中国发展成本化解的信息机制问题,获得如下认识:第一,发展成本化解机制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路径问题,实现了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等价于实现了最优的发展路径;第二,发展成本说到底是信息成本,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因此并不存在信息成本的逻辑(巧妙的认识方法)化解机制——也就是说,人们要在发展之初就清楚地知道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模式亦即最优的发展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存在另一种(即非逻辑的)信息成本化解机制:执政者只要真心实意为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有可能获得在逻辑上不可能获得的信息。作为社会过程来说,所谓基本问题,说到底就是要确立哪些人群是“人民”的主体,从而确立社会过程的主角。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过程是人民自我运动的过程。尽管在过程之初,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我们不可能了解过程的所有奥秘,但是,只要明确某一历史阶段“人民”的主体,找到社会过程的主角,以此为根据谋划社会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上创造最优的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由此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最优路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革命政权。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不可能预先提出获取发展农民工群体信息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与中国农民的血肉联系,依靠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农民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从而也就为后来的农民工准备了制度基础。由此推论,明确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此为根据来谋划中国转型发展,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创造出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最优模式亦即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本文所称小城镇,指县城城关镇和县辖建制镇,它上与城市相接,下与乡村相连,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节点。顾名思义,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也就是转型发展的第一步,因此,转型发展的突破口问题是转型发展路径问题的题中应有内容。关于此,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要说明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必须深入讨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内涵。显然,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即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即农村分散人口向城镇迁徙的城镇化过程。关于我国城镇化道路学界存在着许多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不同主张:一是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二是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三是主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笔者赞同第三种亦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主张。关于这种主张的理由,学界已有系统阐述,恕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偏重于发展大城市,忽略小城镇建设。这样做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主要表现是农民工没有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转型发展应当包括从偏重于发展大城市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型。如果上述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我们说小城镇建设是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并不是说小城镇建设等于转型发展,而是说只有启动小城镇建设才能推进和更好地实现转型发展。
首先,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是解决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的重要举措。如上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农民工收入偏低,很难负担其在城市居住的成本。据资料显示,只有约10%的农民工具有转为城市市民最起码的经济能力。而小城镇建设成本较低,可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此外,小城镇与农村连接,启动小城镇建设可先发展产业后解决住房(农民工可先住农村原来的家),由此农民工可先务工赚钱尔后购房,顺次完成市民化的任务。总之,仅仅发展城市,不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只有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其次,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转型发展目标模式的关键环节。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启动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投入,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此外,启动小城镇建设,将极大地拓展发展空间,从而为我国城市和沿海现有产业转移提供场所,也为城市和沿海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市场。由此可见,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对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有利于打破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锁定”,从而加速转型发展。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运用自然科学的能量概念和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概念,探讨了发展成本化解的能量原理,获得如下认识:社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总存在着差异,而社会差异就是社会发展的能量;社会发展原本并不存在发展成本,或者说所谓发展成本都是人为的(人为锁定造成的),因此,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说到底是要打破人为锁定。那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锁定”是什么?回答是:城乡锁定。造成这一锁定的原因,是我们偏重大城市的发展,忽视小城镇发展。也许这在发展初期是必须的,但是在今天已造成了诸多严重后果。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可形成多种能量流动,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前面说到,小城镇建设将为我国城市和沿海现有产业的转移提供场所以及为城市和沿海产业升级提供市场,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此外,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可吸引一部分大学生到小城镇就业或创业,从而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这部分人将会在小城镇购房,从而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缓解,这同样是能量(人才和资金)的流动。总之,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打破中国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锁定”,促进能量流动,推动和实现转型发展。
本文所说的“土地”,指农村其所有权属于集体的耕地、宅基地。本文所说的“家”,不是人类学概念,而是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人的生存方式。就还没有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就即将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获得进入城镇的生活基础,既包括在城镇购买住房,更包括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从而具有获得生活来源的手段。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过程实质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就此来说,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即从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转型为进入城镇以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由此可见,“土地”和“家”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加以讨论。
土地提供了城镇发展的空间,因而是城镇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在城镇化过程中,农地变成非农建设用地存在土地级差。此前,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走的都是国家征用的路子,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再走市场化的途径高价出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成为土地级差收入最大的获益者。据资料显示,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应当指出,这种做法是有违法制的。因为农用地原本就是没有市民化的农民“家”的基础,因此理所当然应当是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政府凭什么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这种做法也是有害的。
如前所述,中国城镇化实质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可以理解为农民32"家”的转型,如果我们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势必造成进入城镇的农民无“家”可归,从而危害社会稳定。这种做法还是不合逻辑的。显然,土地农转非原本是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然而,政府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农民也就不能市民化——这等价于阻滞城镇化。这种做法甚至不符合政治道义。诚然,发展城镇需要建设供水、供电、医院、道路、学校等公共设施,就此来说,用土地农转非级差收入作为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似乎是天公地义的。但是,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发展城镇所需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属于发展成本Y,这部分成本当年的农民工已经创造但却被延期支付了,因此,发展小城镇所需要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理应由对债务的偿还(偿还被延期支付的款项)来完成,而不能用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来完成。
当然,土地作为农民进城安“家”的资本,也需要有限制条件。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然而,城镇化是土地的集约化,因而在理论上是节约耕地的。根据规划法,城镇用地标准为100m2/人(包括住宅、工业用地和其他公共用地),而农村仅宅基地就可达150m2/人(现实中一般超过这个-数)。就此来说,我国缺的不是土地,而是有效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制度。因此,只要坚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原则,在此条件下,应当允许农民以宅基地为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所带来的级差收入,以此为资本在城镇安“家”。
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曾对中国前30年发展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存在于中国近30年发展实践中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是发展成本化解机制Bb,这是一种实效性的、“免费午餐”式的化解机制,这种化解机制的载体就是“土地”和“家”。本文探讨表明,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而“土地”则是实现这种转型的资本。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和“家”也是中国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载体。中国农民工的创造力是巨大的,在前30年发展中,中国农民工以“土地”和“家”为载体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在中国以后的转型发展中,只要我们把“土地”和“家”仍然赋予农民工,他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转型发展的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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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文研一体。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
【摘要】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
在古代中国,有关“命运”的思考和论争从未停止过。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清代儒者,历朝历代的读书人无不留下思索和实践的记录,并以各种面貌呈现出来,进入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中。
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形成甚早,应是在雅斯贝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之际,而对此系统予以分类或分科亦应是同步进行的事情,至少在汉代已趋完善,具体体现在作为知识之总括的典籍分类上。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之《七略》,已然是颇为专门的典籍分类目录。《七略》由《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组成,其中与广义“命学”相关的思想和知识分布在《六艺略》所包含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等典籍里和《诸子略》所包含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说中,甚至在《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等诗赋中也有鲜明体现。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知识集中在《术数略》的五行、蓍龟、杂占等类别中,这几类是《术数略》的核心内容。所以,研究中国“命学”的流变,术数类知识的变化和走向是考察的关键。应该说,秦汉时期中国的知识系统已大致区分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这体现在《七略》的六部分科中⑤,六艺(即六经)和诸子的地位最高,显示作为中国学术之源的六经和六经之支流的诸子,构成了知识系统中的“道”,而术数、方技等类则为“器”,地位相对低下⑥。不过尽管如此,《术数略》毕竟为《七略》之一,相较后世,这已是术数类知识地位最高的时期了。相应地,也可视作是“命学”地位最高的时期。
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晚清时期知识界关于引入西学改良中学甚至改造中学的各种言说始终不绝,但真正落实到制度层面则是到了清末新政之时,体现在新学制的制定与实施上。1901年,清廷决定推行新政,并将废科举、兴学堂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制定和实施新式学堂章程,提到日程上来。经张之洞等人的努力,在1903年终于制定出一系列新式学堂章程,并奏请清廷,以《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等为名公布实施,建构了一套新式学制。这套学制规定大学堂分八科设学,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从这八科下所分的具体学科门类来看,中国固有学术中的经学、史学、文学等在经学科和文学科中得到保存,引进的各类西学在政法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中确定下来。于是,“中国以经、史、子、集为骨架的‘四部之学’知识系统,被包容到以西方学科分类为主干之‘八科之学’的新知识系统之中”⑧。在这一新知识系统中,与“命学”相关的形而上层面的知识,因分散在固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中,故仍能在经学科和文学科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子学遭到排斥,未作为一科列入,子学下的术数类知识也就无法进入这一系统,从而导致狭义“命学”与新知识系统无缘。
张之洞的“八科分学”方案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被修正。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决定大学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农科、工科、医科等七科。从此,中国学术开始摆脱经学束缚,创建起类似近代西方的学科门类和知识系统。在这七科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中国固有学术体系中的经学、史学、子学和集部之学大体被“文科”消融进去,表明“四部之学”已被纳入到“七科之学”知识系统,即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转向西方近代知识系统的轨道。就“命学”而言,形而上层面的知识和思想继续存在于包容了经、史、子、集的哲学、文学、历史学之中,特别是对“命运”、“命理”问题思考最多的儒、释、道,基本被纳入哲学范畴。在哲学思维笼罩下,形而上的“命学”开始进入一片新天地。至于以术数类知识和实践为代表的狭义“命学”,仍无法实现近代转换,未能进入新知识系统。在被主流知识系统完全排斥的境况下,这样的“命学”彻底边缘化了。
西方近代知识系统真正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发挥实际效用,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北京大学,在民国之初的几年里,仍为一“官僚养成所”,直到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本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宗旨改造北大,才使北大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在这里,教育部所公布的分科原则得到真正贯彻,各类西式学科基本固化,教学、科研一本于此,现代大学体制建立起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氛围下,以北大为代表的西式学科分类和研究取向在中国愈益稳固。与此相对,作为旧文化的代表之一,传统“命学”只能越发式微了,不仅狭义“命学”难有空间,就是形而上的“命运”、“命理”思考,也因与西方哲学重本体、重认识、重方法的根本取向不符,是所谓“人生哲学”,而在哲学讲堂上难以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边缘化是“命学”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完结之际不可避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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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个体的心性觉解、人格提升是道德修养所要推崇的某种境界,而达此境界的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及其过程在本质上则既受制于人们生活所依的微观生存处境,更受制于人类发展所处的宏观社会形态。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谈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之传统方式的道德修养置于一个恰当的社会语境进行讨论,以给予其道德社会学的重新关注,而不是褊狭地将其嵌套在某种既定话语下进行传统式的个体道德解读。由此看来,道德修养与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尚不为学界关注但却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伦理学问题。任何企图脱离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道德修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伴随人类生活公共化与异质化的演进,原本植根于同质性社会形态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体系已欠活力,顺应现代社会异质化与公共化的转型之势,从封闭走向开放,以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中的道德修养理论,乃是笔者想要言说的重要理论旨趣。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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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有共识,中国继续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亦即实行转型发展,但是,学界讨论的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很少讨论转型发展路径即如何从原有模式达到目标模式。文章运用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来探讨有关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的几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栽体。
[关键词]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突破口;成本化解载体;农民工市民化;小城镇建设;土地;家
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中国转型发展路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诚然,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不等于知道了中国转型发展路径,但是,以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依据来谋划转型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中实现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要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我们的依据有如下两点:第一,中国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然而,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为工人,而实施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成市民。显然,这两个变化就是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内涵。就此来说,农民工问题体现着中国发展的社会性质。第二,农民工与中国发展过程相始终。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就是农民工诞生之日,且中国前30年发展是农民工化解了发展成本,因此农民工是中国前期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发展的完成(即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重要标志是农民工消亡(农民工市民化)。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农民工问题是贯穿中国发展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其基本问题也略有区别。笔者认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我们的论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到今天,农民工本身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制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80后‘农民工’……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验,对农业生产本能地不喜欢”;与“老一辈农民工中80%~90%将工资送回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65%~70%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新生代农民工舍得光顾和享用‘城里人’的消费场所、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将不再愿意做兼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的“两栖人”,他们希望市民化。第二,中国转型发展必须使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农民工分配不公,农民工在中国前期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工资低,生活条件差,没有进城做市民的资格;在住房改革中,城市居民大多低价获得了一套住房产权,而农民工及其家人却分文未得。因此,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最重要的是对农民工进行补偿,而对农民工进行补偿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农民工市民化。提升自主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升级,需要高技术水平和高组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队伍,这需要作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农民工市民化,“没有他们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总之,农民工市民化,既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第三,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据资料显示,中等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一般在70%左右;我国目前人口约13亿,如果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镇人口应达到10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5.94亿,其中包括1.5~1.6亿的流动人口;显然,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口就是农民工,减去1.5~1.6亿的流动人口,真正的城镇人口只有4亿左右。由此,我们得出:#p#分页标题#e#
10亿-4亿=6亿(人)
这6亿人口,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然而,我国的农民工约有2亿人,据资料1986-1990年,全国农户平均人口为4.8~4.7人,考虑到部分农户可能不止一个农民工,因此,农民工与其全家人口的比例平均按1:3。由此,我们得出:
2亿×3=6亿(人)
这就是说,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家人也是6亿——这刚好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第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区分了几种发展成本,其中发展成本Y是社会为实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所发生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当时被延期支付了——这是我们对农民工的欠账。欠账是必须还的,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了。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 代写论文
应当指出,明确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了中国发展成本化解的信息机制问题,获得如下认识:第一,发展成本化解机制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路径问题,实现了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等价于实现了最优的发展路径;第二,发展成本说到底是信息成本,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因此并不存在信息成本的逻辑(巧妙的认识方法)化解机制——也就是说,人们要在发展之初就清楚地知道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模式亦即最优的发展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存在另一种(即非逻辑的)信息成本化解机制:执政者只要真心实意为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有可能获得在逻辑上不可能获得的信息。作为社会过程来说,所谓基本问题,说到底就是要确立哪些人群是“人民”的主体,从而确立社会过程的主角。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过程是人民自我运动的过程。尽管在过程之初,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我们不可能了解过程的所有奥秘,但是,只要明确某一历史阶段“人民”的主体,找到社会过程的主角,以此为根据谋划社会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上创造最优的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由此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最优路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革命政权。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不可能预先提出获取发展农民工群体信息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与中国农民的血肉联系,依靠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农民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从而也就为后来的农民工准备了制度基础。由此推论,明确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此为根据来谋划中国转型发展,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创造出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最优模式亦即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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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其规模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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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改革方向已经被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上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经过发生、发展,形成了一个与环境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统一整体。高等教育系统也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其各级各类子系统都分别具备特定的功能、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任何网络环节的缺失,都会降低系统的能力和稳定性。按照生态学观点,任一生态因子总要与周围环境经常不断地处于相互交换之中,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环境之间也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与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的关系[2]。因此,高度教育系统是多种教育形式的统一体,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种教育形式相互依存存在必然性。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达到动态平衡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生态系统成分越复杂,生物种类越多,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越复杂,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环境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高等教育要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努力适应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是相对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达到了平衡,一旦周围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社会因素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必然要随之变化而变化。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具有遗传性与变异性严格来讲,生物更加注重周围小环境的变化,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适应与平衡。生物自身的调整通常是通过基因的改变来实现的,也即基因的遗传与变异。遗传保持了物种的基本特性,而变异则是对物种的“异化”。高等教育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自身已形成的结构与体系,各生态要素在时间流程上承先启后、在结构功能上的彼此一致;另一方面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判断、识别,通过对体系结构的改进、变化和“基因”重组,达到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异”,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大众化教育与多样化人才培养
根据美国社会学者马丁•特罗提出的“精英”、“大众”、“普及”三段教育阶段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属于精英教育阶段,界于15%和50%之间为大众化阶段,大于50%为普及化阶段[3]。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15%,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了26.9%,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其中北京、上海的入学率超过50%,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但是高等院校的教育发展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却仍然与“精英教育”相适应,大学教育定位趋同和培养理念类似造成了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和模式化。按照“循环再生、协调共生、持续稳生”的生态调控原则[4],我们应该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进行调节与控制,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以保持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平衡和实现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一)构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体系教育系统是多种教育形式的统一体,教育系统必须构建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5]。现代大学涵盖了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个功能领域,但并非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必须履行这些职能,大学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在多样化分类形成的网络交叉体系中选择自己的定位和侧重点,形成办学思想的独创性和学校定位的前瞻性,进而在国际教育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
(二)动态地调整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体系古人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实际上,高等教育系统应在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达到平衡、协调与统一的“和”之境界,才能实现持续地发展。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1.教育系统要与社会环境等外部关系保持协调。高等教育系统要随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内部结构[6];同时,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教育产品类型、层次、学科和专业、入学方式、培养方式等,从而维持其内在生态平衡。例如,随着产业分工的细化和岗位的细分,社会急需大批具备职业素质的专业人士,高等教育系统适时调整了专业设置。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企业对外交流的增多,社会对小语种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高校新增专业的列表中增加了不少小语种专业。另外由于政府下决心大力扶持动漫游戏民族原创产品的发展,扩大对动漫游戏方面人才的培养,近年来相关产业发展迅速。但是,这种平衡只能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平衡不断地被打破,新的动态平衡又将重新建立。2.教育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要实现协调。高等教育系统应合理调配同类高等学校的地理分布及不同类教育形式在数量上的比例,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地域性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发展,而且能够使各种教育形式的作用和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种教育形式蓬勃发展,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有重点地适度发展,各种教育形式之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发挥才能达到极致。3.各高等院校不同教育层次之间保持协调。我国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教育的起步阶段,入学人数多,生源跨度大,多种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并存[7]。这种情况下,再用精英教育阶段的单一的学术性质量标准来要求高等教育,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必须树立多样化的质量观和质量标准。对于一些基础较好、水平较高的大学,在大众教育背景下可以考虑分层次办学问题:既要推进大众教育,又要顺应部分优秀学生高层次的教育需求,适度保持部分精英教育的特色。同时,根据人才成长的特点,部分符合条件的高等院校可以实施在纵向上专-本-硕或本-硕-博的一体化培养模式以及成教-普通间的有机互换与结合;在横向上则可以打破专业间的壁垒,实现人才的交叉复合培养。
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提高教育质量是各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面临的共同问题[8]。当前,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兴起,正逐渐把高等学校从社会的外围和边缘推向社会的中心。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将高等院校不断推向综合化、大跨度的发展趋势;再加上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新技术、新工种、新行业的不断涌现,改变着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促成传统产业和行业的解体,也促成新的产业和行业的诞生,社会的人才观以及对人才的能力要素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应针对社会的多元价值期待,通过分层、分割将自身分化为与各类价值期待相对应的“多”种功能单元,应和、满足各类价值期待之“多”。分类管理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一)构建高等院校的创新教育体系创新教育系统的构建与发展应融合内外资源,在继承传统教育和自身历史沉淀的精华基础上,不断吸取外界养分,实现系统内、外的动态平衡。因此,创新的教育体系不仅包括教学过程各环节的创新,还包括观念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方法创新和校园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强调尽可能将各种教育要素、教育资源、教学和教育环节整合成一个大的创新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既培养出优秀的创新型学生,又能够打造出一支优秀的创新型师资队伍;既要增强学校的整体创新能力,促进学校的快速持续发展的内部功能;又要辐射社会,促进社会创新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外部功能,充分展示当代高校的科研、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共存共进。
(二)制度创新高等教育体系的创新离不开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对具体的一所高校而言,在构建多样化的人才教育体系时,可以实施弹性学制,拓宽学习时间与空间,通过提高学生自主管理的意识,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和自主培养;将学习自由的思想转化为可操作的学分制,通过院系间或院校间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打破高校在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间的壁垒,实现学生的畅通流动。在培养模式方面采用“刚柔相济,方圆无碍”的方式,即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基础性、适应性、创造性”等基本能力方面实施“刚性”的教学要求;同时,根据学生的个性、兴趣和爱好等诸多需求,设计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软性”发展空间,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现多种专业知识交叉复合,让各型各类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通道。
(三)创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的土壤、创新的文化氛围[9]。高等院校应该努力营造与个性化发展、多样化教育相适应的,以激发师生创新潜能和创新热情的、民主的、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鼓励学生提出新思想、新问题和新方法;同时,高等院校应该将教育思想观念由封闭型、趋同型向开放型、个性化转变,积极开展以各种创新活动为本质的新型教育活动;教学方式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主题的教学方式转变,努力创造宽松、愉快的教学情境。
(四)技术方法创新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突出淡化专业、通才培养等教育理念。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上,要打破原有的学科、系科的壁垒,开设有利于学生综合发展的课程,形成通识教育、学科基础和专业课三个层次课程组合,减少必修课程的数量,对于学科门类相同或相近的各专业,统一设置公共基础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允许学生调换专业或辅修、兼修第二专业。为求学欲强、有特殊能力或特殊发展要求的学生提供一些科学研究训练、素质拓展教育、专业深化教育、工程实践教育或职业培训教育,将其参加上述活动取得的成果纳入教学管理,允许学生暂时停止学业教育参加实践。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强调探讨性教学、研究性教学、指导性教学、讨论式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核检测上把创新素质、创新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在质量评估上,把创新素质、创新能力作为评价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加强国内外合作与交流,让学生在交流中提高创新能力水平。
(五)创新师资队伍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既是决定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所在[10]。在人才培养方面,教师应树立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以发现、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己任的观念。在科研方面,建立二元性学术组织模式,即从事传统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的稳定型组织和从事科技创新的开拓型学术组织的协同。采取跨学科的松散联合,组成开拓型学术组织,专门从事探索性、突破性创新活动。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外,教师还应在推动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应该鼓励教师与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创办高科技企业,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结论
教育是立国之本,民族兴旺的标记。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潜力看的是教育,这个国家富不富强看的也是教育。而教育的多样化则体现了人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高曾说过:“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未来繁荣与安全的关键”。高等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创新是近代大学与生俱来的职能。大学是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结合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肩负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因此,高等学校必须采取多样化的发展方向,结合自身的条件和优势选择定位,最终构成全社会多样化网络交叉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创新型的杰出人才。
高等教育是综合性教育,基于其教育资源与教学方式手段的特殊性,与以往小学或者中学那种单一式的教育已经大不相同。因此,由于大学生参加考试种类相当繁多,因此考生作弊的场合或者机会也随之增多。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既包括了传统的考试场合,比如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平时测验、补考、重修考试等,还包括各种证书和资格考试,比如四六级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医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等等。考试种类多了,因而在这些考试中,难以预料地会出现一些考试失信现象。从这些考试中,我们不难发现,比起以往单一涉及学期考试和学业结业的考试场合,高等教育考试本身的多样化导致了作弊场合的增多,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严重缺失。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主体上的特殊性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与其他考试作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主体的特殊性上,即高等教育作弊的主体或者参与者必不可少地会有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就个人的能力来说,能够顺利进入高等院校进行学习,其智力与学习能力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却是,正是这群人他们却成为了高等考试作弊中的积极参与者。就笔者了解到的信息来看,重庆市某高校的学生不仅自己四六级英语考试寻求他人替考,而且还从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和获得灵感,通过欺骗方式考上研究生之后,积极组织本班和外班同学帮助他人替考英语四六级,按照三七分成,规模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利不少,但是最终因举报而被监考组查觉,自己和同学也被学校强令退学。细析其原因,我们会发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接触较为紧密,在一种相当开放的教育过程中,社会上的不良因素总是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不少学生。另外,由于这段时间的需求比较多,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不少学生经济比较拮据,而自身又缺乏收入来源,易受他人的诱导而步入歧途,成为“枪手”也就较为自然了。
高等教育考试作弊手段的多样化如今考场上的作弊手段可以统分为两种,传统作弊手段和现代化作弊手段。传统的作弊手段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式,最常见的包括携带小抄、夹带书本、偷瞄别人的试卷、交头接耳或者通过传递小纸条给对方提供答案,另外,还有在考试过程中打手势或者替考的等等。传统的作弊手段,都是通常能够想到的一些方式,利用的是考试过程中某些监考疏漏环节而实施的作弊行为,它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仅仅依赖于外在的人或者物作为载体就能实施并达到目的。而现代化的作弊手段则是最近几年来才出现的,它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涌现出的新兴作弊手段。比如,携带通信工具进行短信或者电话传递答案,或者夹带微型耳塞通过语音远程系统传递答案,还有在网上通过交易买卖答案。较之于传统的考试作弊方式,其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难以枚举。现代化的作弊方式,性质更加恶劣,对考试制度的挑战性更大。从实际情形观之,这种情况已经相当普遍,稍微留神一下就会发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厕所门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提供答案”或者“助考”之类的电话与联系方式。(四)高等教育考试作弊呈现重大的危害性可以说,高等教育考试中的作弊简直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是,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教育考试失范现象,我们也同时感受到了由考试作弊而带来的重大危害后果。由于高等教育的考试往往带有一定的竞争性与选拔性,但是由于作弊现象的客观存在,这些通过考试而取得的最终成绩却已经难以分辨出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人才素质的高低。比如,就笔者所在的政法性院校来看,司法考试被认为是“天下第一考”,但是,在考试前夕,有不少学生就告诉我,他们收到了可以花一定费用获得真题及答案的短信,而且不少学生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些内容的真实性;而且,在司法考试考完之后,他们又同样地收到了可以改分或者提分的短信,并且有无效退款的承诺。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旨在建立法律共同体的司法考试必将失去其存在的真正意义,由此而进入司法队伍中的毕业生,必将对司法的公正性心存疑虑,既不能胜任自身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同样也会因为品德修为的惯性而在司法实践中步入泥淖之中而难以自拔,对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的树立都将是极其不利的。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缺失的原因
“诚信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但现实生活中诚信现状之‘实然’和人们对诚信的期待即诚信状况之‘应然’存在着极大的反差。”〔2〕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对于高等教育中出现的考试作弊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并且有日益严重之趋势主要有以下这些原因:
(一)考生自身方面的原因
1.通过考试作弊来弥补学习上的不足是普遍心理。考生作弊的主要原因是“平时没有学好,想通过作弊来弥补其不足”,这是笔者在学生中间走访时得到的信息反馈。与以往的中学应试教育模式不同的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是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大学课堂宽松了很多,许多大学生逃课、旷课,迟到、早退甚至有些学生对于自己不喜欢的课直接不去,或者一学期或者一学年都在外打工、兼职,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学业。就算是去上课的学生,在课堂上不听老师讲课,玩手机、打瞌睡的现象也随处可见,不难想见,由于缺乏对课堂知识的汲取以及平常对知识的巩固和积累,一到考试的紧要关头,能够想到的方式只能是采取各种作弊方式来蒙混过关。
2.对待考试作弊的态度有了较之以往的很大不同。众多考生认为,“作弊并不丢人,作弊能成功也是个人能力的展现”。从最开始的只有少部分人愿意作弊,发展到后来越来越多的考生选择作弊,这里明显体现了考生对作弊一事心理态度的转变。就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来说,其自身的智力都没有什么问题,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通过考试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那些通过作弊就能取得高分的同学,努力学习的考生总是难以接受,认为自己辛苦学习取得的成绩还不如作弊的来得轻松,导致了“辛苦学习一辈子,不如作弊一阵子”,继而产生了一种不公平感,于是在此心理的引导下也会慢慢选择作弊。正如学者所言,“考生作弊的心理态度也从以前的侥幸心理转变到预谋心理”〔3〕。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考试时通过作弊来完成求学任务的情形下,可想而知,整个学校的教学与学习风气就会急骤下降,作弊会成为一种常态而被不知不觉地加以接受,对考试和学习的态度会变得更为随意化和轻率化,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至于采用何种手段都将不是他们考虑之列的事项。
(二)社会环境方面对诚信失守的不良引导与感染
1.社会诚信失守是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不佳的重要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考试诚信度低,与社会环境诚信不无关系。“任何个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对历史上沿袭下去的社会道德的不断内化。”〔4〕就当前来看,我们已经很难保证社会生活中什么是能够得以诚信保证的,什么东西是能够让人放心接受的。毫不讳言,我们生活中相当多的物品,都是造假与售假的一条龙服务,时不时出现的伪劣食品药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在道德防线不断退却,诚信机制不断受到质疑的当下,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也就自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另外,受此影响,在公务员考试中,时不时地会出现“萝卜考试”(事先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进行了人员预设)之类的质疑之声,还有在笔试之前就有通过关系拿到试题和答案的,也有在面试中通过关系直接内定的,还有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事后递补与顶替的。我们常常感叹,在这样的各种选拔性考试的场合,面试中的“潜规则”似乎也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任何人听到这些内容时也并不感到有太多的惊讶与诧异。市场经济的大门打开之后,追逐经济利益成为了中国人的共识,“以经济为中心”的口号充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数人都认为老实者会吃亏,在这个社会讲诚信无用。依此进行下去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的诚信度不断下降就可想而知,这样的社会氛围也必然会潜移默化影响到高等教育诚信的遵守与否。
2.家庭因素是导致高等教育考试诚信失守的重要原因。考生作弊,学生的父母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一方面,父母的言行举止都会映射到学生身上,对学生从事行为选择时具有极强的参照作用。有些父母在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时,鼓励自己的孩子去给老师送礼,或者提前打点以获得一个好的成绩。这样的举动必然会给学生起到一个极强的心理暗示,即单纯的努力学习是无用的,关键还在于人际关系的疏通。另一方面,中国父母都关心孩子的成绩,认为成绩代表了一切,既是孩子能力的显示,也是自己的光荣与骄傲,更是自己在其他家长和朋友面前炫耀的资本。在“唯成绩论”的观念引导下,父母只关心结果,而不太看成绩取得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考试诚信与否,父母根本缺乏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对有些孩子对自己诚信考试的辩解,父母不仅不加以正面的表扬与鼓励,反而以“他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加以反刺激。在此情形下,父母的言行无疑会促使孩子走上考试不诚信的道路上来。
3.监督工作未落实到高等教育考试的实质环节中去。从总体上来说,考试监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考试之前的监督;其二是在考试之中的监督;其三是考试完成之后的监督。从现有的考试环节来看,整体的考试监督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致使监督机制没有体现其自身价值。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老师的监督不力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本校考试主要是本校老师监考,对于本校学生的作弊行为,老师对于那些细微的作弊动作更多采取包容的态度,或者仅仅提示一下,有时老师甚至会“同情”那些参加补考的同学,放任作弊不管。在其他的社会考试之中对于作弊行为也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再者,对考试之后的监督没有坚持到底,致使有些学生可以在考试之后通过寻求关系来进行改分或者提分。实际上,无论是考试前、考试中还是考试后,都是存在作弊空间的,既然有这些空间或者漏洞存在,我们的监督工作就要有对应性的措施予以应对,遗憾的是,现有的监督与处罚机制还没有真正辐射到整个环节,致使高等教育考试作弊之风仍有屡禁不止之势。
(三)教育体制自身方面的原因
1.教育评价体制存在弊端。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教育体制的改革,但是收效甚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即便是在大学校园,我们的教育体现的仍然是应试教育的评估方法,老师和学生都把分数看作一切,分数成为评选优秀与多种资格的基本依据。比如多种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等称号都离不开成绩这一重要参考系数,甚至是贫困生补助的给予,也同样附加有学业成绩方面的硬性要求,达不到这一条件,贫困性补助的申请是不可能通过的。尽管现有的学校评价学生的标准融入了其他的因素,但是考试成绩总是占据首要位置和绝对高的比例。不难想见,这必然导致学生的注意力会放在考试成绩的取得之中,为了获取高分,往往会铤而走险去选择作弊。
2.考试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就大多数学校和大多数的科目考试来看,笔试和闭卷考试仍然是主流模式。基于此方式,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接受能力及上课教学的要求,考试内容仍然是以教材作为基本参照物的,很多答案仍然出自于教材及其上课讲授的内容。这样一来,因为答案是固定的,单纯凭借自己的想象与创新根本不可能完成此次考试,也根本不可能获得相应的分数。因此,有些考生必然就要在考试过程中做文章,通过不诚信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来通过考试。另外,很多学校都有试题库,试题来源于这些试题库存,这些题目僵硬死板,加大了考生作弊的欲望,通过事先抄写好这些试题的答案,以备考场上的急时之需。
3.学校的道德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诚然,每个高校都开设有关德育与基本素质方面的课程,“但是当代大学校园的德育课程越来越趋于简单化,形式大于内容”〔5〕。长期以来,大学德育教育课程的内容总是过于空洞,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缺乏因人施教的方式与手段。学校只重视书本层面的德育教育,完成上级单位交代的任务,而对于学生的具体人格品质的完善和提高往往轻描淡写,难以深入和触及实质,缺乏具体可行的办法来塑造和提高学生的人格品质。由于高等院校与社会接触的面与点较多,深受多元因素的影响,学生的诚信品质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会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慢慢缺失。很显然,在缺乏自我道德约束与内心自律的前提下,高等教育诚信失范也就不是一件稀奇之事了。
4.与学校教学管理存在密切关系。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在考场上之所以不会做题,其与高等学校管理工作不够严格有相当的关系。比如,很多学生上课逃课,要么在寝室里睡觉,要么出去打游戏,要么在外打工谋生,有些去上课的学生也往往是在课堂上讲话、玩手机、看视频等,而上课老师与辅导员往往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基于“高等教育重在自学”的这一理念,教学成为了学生自由听课的场所,愿者即来,不愿者不强迫。这样下去,学生对自己所学的课程不能有深入的体会,缺乏系统的理解与掌握,难以得到老师的提点与正确指导,致使成绩不理想,到了考试时自然就会选择作弊。反过来,因为有些同学上课讲话,玩手机,甚至课堂中逃课,这些也都会影响到老师上课的积极性,影响教学质量与效果,而且也间接影响到其他同学的听课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人的学习,间接导致课堂教学的形式化,促使考试作弊的加剧。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机制的现实对策及其确立
高等教育考试作为检验考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看到高等教育考试存在诸多弊端,仍然需要在正视它的同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完善建议。
(一)完善考试考核模式,从源头上杜绝考试诚信不佳的现状
1.改变传统的依赖卷面书写内容评定学生成绩的方式。“考生愿意冒险作弊,主要是学校和考生都把分数看得太重,几乎分数就是一切。”〔6〕而这些分数的取得,往往与卷面成绩的好坏是直接挂钩的,即卷面内容会决定学生成绩的多少。显然,这种方式具有不合理性,因为可能存在多种原因致使学生所学的内容难以通过卷面反映出来,这大大抹杀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因而,我们应当改变传统的“一卷定终身”的成绩评定方式。对其综合能力的测试,理当加入其他方面的评定因素与方式,比如,学生在课堂上的问答表现,随堂进行的小测试,课外参加的学校实践活动,以及各种课题参与、论文发表和竞赛获奖等方面,都应当纳入到成绩的最终评定之中。我们需要探究和完善的是,如何把这些内容转化为最终的量化分数,以激励学生主动性学习。只有把学生的注意力从书本转移到个人能力的培养上来,减少学生对卷面分数测评的依赖,考试作弊的动机也会随之降低。
2.通过加强上课来反助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改革。学生之所以会作弊,仍然与平常知识所学的充分性与理解度不够存在较大关系,因而加强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授与课堂纪律是自然要求。对于此,老师应当保证上课的质量与水准,在了解学生所需的基础上,认真扎实地完善课件设计与知识亮点,通过学生能够接受并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知识的传授。另外,对学生而言需要加强课堂上纪律的约束,对于那些不认真听课而在课堂上随便玩手机、讲话、看小说、睡觉的学生,老师应当严厉制止,对情节严重者或者勒令不改者要做好记录,以通过最终成绩予以反映。对于逃课、旷课的学生,更应该从严打击,达到一定次数,可以通告家长或者要求退学,以强硬的内部政策重振课堂氛围。如果学生能在课堂上的有效时间内充分汲取知识,考前进行一定程度的复习与准备,所谓的考试作弊也必将随之烟消云散。
3.改善单纯依赖书本知识的封闭和僵化的出题模式。从高等教育考试作弊的实际情形观之,绝大多数作弊仍然是带小抄、带书翻答案等,其原因在于,他们都知道考试题几乎都能在书上找到答案,或者在学校的复印店就能买到往年试题的答案,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些试题都是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复度的,只要考前几个小时的时间“花点功夫”,一切都能“搞定”。基于此情形,试卷的制作者应当改变一成不变的出题套路,把死板僵化的题型作为活题予以呈现,给学生以灵活的选择与裁量权。我们考虑,有些试题必须需要通过转化与吸收,而不是简单通过书本就可以复制过来的现成答案,以让学生省却作弊的任何想法。另外,学校也不能一直使用试题库的现成试题,应该更多地融入一些社会事件与更新案例让学生分析,这样既能提高学生关心时事的态度,也能减少高等教育考试作弊的不规范行为。
(二)通过加强高等教育考试监督手段来保障诚信机制
就现有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来说,缺乏有效的监督是考试诚信度不高的因素之一。首先体现在没有明确和可执行性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可以说,作弊现象在考场上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考生和老师都无所忌惮。因此,应当明确法律法规中关于高等教育考试作弊惩罚的规定,使得各高校拥有统一的处罚依据。笔者认为,通过法律武器来加强考试作弊的惩罚力度,可以使考生知难而退,更加自律,这样考试的诚信度就会有所提高。另外,我们还必须加强考试监督机制。加强考试监督机制是指,既要对考生的监督力度加强,同时也要监督老师的规范行为。监考老师对于考生的作弊行为不管不顾,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同情考生、帮助考生作弊、事前漏题、事后改分等行为,都是严重偏离当前高等教育考试的应有轨道的。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毫无疑问只会助长考试作弊的歪风邪气,也不利于考生自身能力的提高,无法营造公平竞争与人才选拔的诚信氛围。因此,加强考试监督机制,并不仅仅只是对学生的单向行为,而是要辐射到考试过程的方方面面,保障高等教育考试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实施。
(三)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制度诚信应当是有记录的,并且是能够对个人的日后生活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的。基于此考虑,诚信档案制度的建立就有其可行性,而且能够辅助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顺利开展,以督导在校大学生对自己诚信的尊重与重视。所谓诚信档案制度是指,根据个人在校期间的各方面诚信表现而建立的独立数据库,并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或者非诚信行为记录其中,从而可以备案可查的制度。“诚信档案的好处在于该档案是跟随本人一生的,不仅是学校,包括用人单位和其他单位都可以查看该考生的诚信记录。”〔7〕建立诚信档案,就是要引导学生对个人诚信的重视,加强他们对品德方面的修为。这样一来,在工作岗位或者奖学金等的竞争之中,诚信记录较好的学生就会处于优势;反之,有违反诚信行为的学生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为自己先前的不诚信行为付出代价。诚信档案不仅仅是要建立,而且重点是要落实,在进校之初就要进行宣讲,通过个案方式或者讨论方式事先让学生了解,并在教学过程中贯穿进去,督导学生树立诚信氛围。
(四)校园诚信教育应当作为高等院校的必修科目
加强高等院校诚信教育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学生加强诚信教育和完善师德师风的诚信教育。就传统的高等教育而言,过于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而疏于对个人品性方面的引导与要求。因此,正如学者所言,“要改变传统的重智轻德的现象,把对学生的诚信教育贯彻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8〕。尽管有些高等院校也会强调大学生的德育工作,但是这些教育仍然显得太过表面化,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在形式大于内容的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是敷衍了事,致使诚信教育被人为地遮掩了。鉴于此,必须改变当前说教式的诚信教育方式,在诚信教育中加入更多的实质性内容,相关内容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围绕身边的事例进行循循善诱,多举办一些诚信课堂与诚信公益活动。而且,笔者认为,我们不仅仅是在德育课上,而且在专业课和平常生活中都可以融入诚信教育,把师生的诚信信息反馈到业绩考核中去。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和老师多参加有关诚信的社会实践活动,促使诚信理念真正能够深入人心。随着诚信必修课的有效开展,笔者相信,学校的诚信氛围一定能够得以逐渐建立,高等教育考试的不诚信行为也就会逐渐消失。
(五)营造社会诚信是确立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重要社会因素
高等教育考试诚信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社会诚信的有力引导,可以说,当前社会诚信疲软是高等教育考试诚信不佳的重要诱发因素。具体来说,首当其冲的应当是政府公务人员诚信力的提高。作为社会权力支配者与社会活动的管理者,公务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广大民众,如果他们都不能以身作则地自觉树立诚信,则很难要求下层民众对诚信的遵守与信赖。就当前来看,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不可谓不严重,其根本原因仍然与个人诚信失守关系莫大,加强权力监督的关键仍然在于探究良好的诚信运行机制,通过对政府行为加强诚信监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减少腐败和各种不诚信行为的发生。“政府信用是最大的信用。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切实恪守诚信原则并率先垂范,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从心底里信任党和政府,积极追随效仿。”〔9〕另外,我们必须依靠法治力量来引导社会民众的诚信确立,对严重非诚信行为,比如制假售假者,应当一追到底,严惩不贷;对那些诚信记录不良者,应当彻底杜绝他们加入该行业的机会,防范非诚信行为的再度发生。对诚信模范与道德楷模,我们要大力宣扬,让诚信文化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以引导整个社会进入“诚信至上”的氛围之中。高等教育考试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从大环境上解决了诚信失守的问题,那么受此影响与感染,高等教育考试诚信问题也必将不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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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科技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高等教育国际化正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现状
在经历了“”十年后,从1977年到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30多个念头,教育制度的不断变革和教育模式的转变,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最初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如今的普及,我国成为世界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教育事业在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就,其所培育出的无数人才,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学生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社会和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极其巨大,而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则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情况,造成严重的人才过剩。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分析,其始终是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相关理论知识的教育十分重视,其理论学习的成果也通过考试成绩或者论文的形式来进行评价和表现,属于学术型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与社会要求的技术型人才存在严重的不符,也是导致以上怪现象的根本原因,按照市场规律而言,就是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需要对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高等教育的招生机制和培养机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对所有高等院校进行改造,使所有大学都成为研究型大学,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无法进行统一的安排和干预,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高校管理人员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引进和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经验,对自身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首先,要树立创新观念,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高等教育中,管理人员和教育人员必须坚持创新理念,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确立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质量衡量标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知识和信息成为左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促使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才的基本观念及认识发生了改变。新时代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必须拥有广博的基础学科知识,同时还要具有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具备较强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确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其次,要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考核和选拔制度。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我国对于免试入学的学生的招收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对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考试分数仍然是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校可以逐渐进行改变,可以首先改变以总分作为录取标准的做法,将平时成绩或单科成绩也计入统计范围,提高对单一专业专精学生的录取率;同时,从长远看,要改变过分强调考试分数的一票否决制,建立以考察学生的学习经历和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学术和实践潜能为主的选拔机制,在学生中挑选理解能力强、潜力巨大的可塑之才进行定向培训。最后,优化课程体系,突出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教师要对课程内容进行细心选择,通过重新整合和改革,构建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使得课程的设置具有专业性、全面性和连贯性,可以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量减少知识结构的断层,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发展,帮助学生自主设计符合自身知识结构和特点的学习方式和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既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增加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可以解决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相矛盾的问题,可以说对于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当前高等教育的主要缺陷在于高校毕业生掌握的专业技能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这也是导致人才严重过剩而企业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高校管理人员和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重视起来,对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学生就业提供有利支持。高等教育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随时对市场需求进行了解和关注,以应对市场对于人才种类的需求,从而保证高等教育可以真正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定义与相关理论
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教育技术分为有形技术和无形技术两大类,教育技术就是应用高科技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人类学习问题的过程,教育技术依靠开发、利用所有学习资源来达到教育目的。现代教育技术目的是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和系统思维方法,使教育技术更具有时代特色,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系统科学是指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论,它们从总体上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的特性和规律。系统论具有整体性、全面性、结构层次性、相关性、动态平衡性和综合与分析统一的特点,对教学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有着方法性的指导作用;信息是指人们在适应外部环境时与外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容的总称。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信息论的催化剂;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并对信息的再输出产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
教学理论是研究如何组织教学过程中的各中要素,使教学达到最优化的理论,学习理论是探究人类学习本质及其形成机智的心理学理论,建构主义产生的心理学基础是认识主义心理学内部的反思,提出了“意义建构”,学习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利用感觉吸收并建构意义的活动过程,学习是在一定情景中发生的,是学习者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视听教育理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指导作用概括为是最直接最具体的经验,越往上层,教育应从具体经验入手,逐步过渡到抽象。位于经验之塔中层的视听教具更能为学生提供较为具体,易于理解的经验,使各种视听教育媒体在学习中起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必要性与作用
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目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高等教育是形势需要,通过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的推动培养出更多高、精、尖人才,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要想不断地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学生学习的情况为评价标准的方式是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是终身教育的需要,学习者可以利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手段随时随地地学习知识,与同行业专家进行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近年来光缆和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整个地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大学,探索现代高等教育的模式,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先进的教学手段,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可以得到相应的信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为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首先要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学生感官的刺激,加速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三、现代教育技术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应用的方法及对策
教学的多媒体课件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并与软件开发技术相结合,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包含大量多媒体信息、教学内容、生动形象的教学系统。运用多媒体课件的优点是使教学内容与形式变的多样化,信息量大、速度快、课堂效率提高,有利于实现个别化教育,有利于开展研究性学习。
网上多媒体教材。它具有多媒体化、资源全球化、学习自主化、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等特点,网络教育的应用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应用重要的方面。网络教育是远程教育的现代化表现,远程教育是一种同时异地或异时异地进行教育的形式。计算机辅助测试,它有许多优点:计算机具有强大的数据保存系统,为计算机系统能支持在线测试,通过计算机辅助测试可以更快速地给出标准答案,日常的计算机测试练习可以有效地避免考试的紧张感。网络信息资源的应用。信息就是当今世界最宝贵的财富,主要包括文字、声像、电子信息、数据库等,高校需要利用这些网络信息资源,为学生提供互动的空间,加速学生知识化的进程。
当然,这其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在应用观念上存在差距,资金不足影响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缺乏对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效果评价,教师应用教育技术的观念、能力方面存在差距,详细的说,就是缺乏计算机应用能力、缺乏现代教育技术理念应用能力、缺乏课件开发的能力造成低水平上的大量重复。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原则必须遵循目的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反馈性原则,加强教学互动与交流,根据现代教育技术的要求转变教师传统观念,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担负起引导监督学生的责任,先进的教学手段只被应用于辅助教师的教,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
加强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加强对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组织的改革,努力探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模式,突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到课堂的优势,大力倡导多媒体课件开雀使用和网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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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高等教育区的建设与发展,大大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网络工程专业及发展
网络工程专业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工程的蓬勃发展而迅速成长壮大起来,2001年被正式列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目录外专业(080913W),2011年首次被列入目录内的专业(080903),与计算机(080901)等专业同属工学计算机类。专业的建设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发展迅猛,其专业知识体系及内涵也逐渐成熟和完善。自2008年起,全国高校网络工程专业研讨会每年召开一次,对课程体系、知识结构、实验教学、教材建设、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201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高等学校网络工程专业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计算机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高等学校网络工程专业规范(试行)》(目前网络工程专业由计算机教指委兼管)。至今,全国开办网络工程专业的高校已多达400所,对人才的培养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网络工程专业起源于计算机专业且大多数教师也毕业于计算机专业,因此网络工程专业的基础理论课与计算机专业重叠较多,主要偏重于网络系统的开发、管理与应用,工程性、系统性与实践性较强,许多重点高校尤其是985研究型重点高校仍然将网络技术或工程作为计算机专业的一个方向在加强建设,而将更深的网络理论及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放到硕、博阶段。因此,计算机早已是我国第一批试点认证专业,但网络工程现在还不是教育部公布的可认证专业。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网络工程专业更适合也更需要用工程教育认证的理念及标准加以规范和建设,尤其是与网络工程密切相关的网络空间安全已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可以确信,在加入《华盛顿协议》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职业化改革的推动下,全面推广我国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必是大势所趋。今年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申请并已接受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专家的审核,通过参加该过程中对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相关培训活动,笔者就如何以工程教育认证的标准加强网络工程专业的建设谈几点体会。
2依托认证标准的专业建设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由专业性认证机构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工程专业实施的专门性认证,是认证机构颁发给高校专业的一种标志,证明其现在和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达到办学宗旨和认证机构规定的办学标准[3]。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是认证标准,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试行)》包括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通用标准规定各工程教育专业应该达到的基本认证要求,共包含七大指标(19小项),分别是学生、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撑条件、持续改进。补充标准是针对各专业不同特点提出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认证要求。笔者认为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应从3方面强化专业建设:一是指标的量化、相互支撑及确信达成,这是关键;二是工程性、实践性,这是根本;三是闭环反馈、持续改进,这是活的灵魂。
2.1指标、相互关系及达成
工程教育认证不是质量水平评估,而是合格性认证,通用标准的七大指标都是围绕这个目的求证,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学生是中心,高等教育专业开展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学生。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是衡量合格与否的标杆和准则。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支持条件是实现目标、达成要求的手段和保障,而且必须有可量化的数据予以佐证。持续改进是提高质量、不断完善、持续发展的必需措施。通用标准对培养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应公开、符合学校定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并建立必要的制度定期评价达成度。据此,各专业在制订培养目标时,向上应面向社会和市场,向下应考虑自身实力以确保达成。以网络工程专业为例,由于社会对网络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各高校首先应客观认识和评价自身的办学历史、行业背景、学校层次、资源条件、毕业生深造及就业等要素,合理进行专业定位,然后再确定培养目标。部队院校通常应培养学生具有在军事领域从事网络系统开发、维护、安全保障、组织管理等的初步能力。研究型重点大学应强调科技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养成,不但培养学生具有在网络工程领域胜任实际工作的能力,还要培养其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目标通过达到毕业要求实现,毕业要求是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通用标准给出人文素养、职业道德、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及应用、工程设计和实验、创新精神、文献检索、组织管理、国际合作交流与竞争等方面的素质、知识或能力基本要求,各高校可根据自身实力和特色制订更高目标,但必须提供相关机制及证据以保证达成,尤其是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支持条件这3方面都需有所贡献并有据可查。例如,国防科技大学网络工程专业为达到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除了在课程体系建设中采取研讨式小班授课、增加设计和创新型实验比例、从部队实战需求中提炼毕业设计课题等措施以外,还在一定机制上鼓励学生参加校或院举办的“银河之光”文化节、“新星杯”大学计算机基础竞赛、程序设计竞赛、信息安全竞赛、校Android手机软件设计大赛等活动。在师资队伍建设中,除了定期邀请国内外名师来校授课、作学术报告外,还积极选派教师出国留学访问或培训;新进教师则都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和博士学历。在支持条件建设中,我们具有军队重点实验室及“十二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并自行开发NetMagic网络实验平台和Net-Demo网络辅助教学系统,可进行路由器、交换机及相关协议的设计、开发、测试、功能验证和演示。图书馆除了存有大量的纸质书刊和论文外,还建成包括80多个大型综合数据库和140多个专题数据库的数字图书馆,实现SCI、EI、ISTP三大系统及其他各类外文文献数据库的国际同步检索等。这些措施和平台都为创新意识和能力要求的达成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证。
2.2工程性和实践性
培养学生具有相当的工程实践能力是工程教育认证的根本,也是出发点,是毕业学生能否具有国际水准的关键。通用标准的7项指标中都重点突出对工程实践性的要求,主要包括:
①必须具有“工程”职业道德,能正确认识“工程”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②具有从事“工程”工作所需的数学等基础理论、工程基础和专业理论知识;
③应设置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学分至少应占总学分的20%;
④具有系统的“工程”时间学习经历,应与用人单位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及建立实习基地;
⑤教师应有“工程”背景和经验,并应聘请用人单位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可见,要达到对学生的工程实践性培养要求,一是高校应具有培养学生良好工程素质、知识以及能力的课程体系、实验环境及教师队伍;二是高校应与企业相结合,设立实习基地并根据企业需求设置课程体系及实践环节。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是产学研一体化教学科研单位。为了加强网络工程专业的工程实践教学,我们从多方面开展教学实践改革。
(1)积极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的实施。
(2)设置多种实验教学环节,包括课内实验环节、见习环节、综合性课程项目设计环节、创新设计环节以及毕业设计环节等。其中,见习环节由任课教师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校园网和办公专网,并请网络中心技术人员讲解网络规划与部署情况;综合性课程项目设计环节针对典型的应用需求完成网络的规划、设计、组网与测试;毕业设计环节根据网络工程系和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所导师所从事的网络相关科研项目,指导学生开展毕业设计和科研训练;创新实验与设计环节依托学院在计算机网络领域的优势科研项目,积极将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实验项目,引导学生深入学习高水平的技能,自主开发网络应用系统。
(3)我们与部队有关基地、技术局、自动化站等密切合作,共建本科专业实习基地,使部队用人单位需求和网络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实现无缝对接,既可以锻炼学员的工程实践能力,又有助于解决部队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4)许多教师来自于学院其他研究所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部队相关科研项目。为提高科研与教学水平并与国际接轨,学院有计划地派遣所有教师到国外知名大学访学或培训,也邀请国外名师全程英文上本科生实验课和新生研讨课,同时也安排教师到一线部队代职实习锻炼,了解部队现状和需求,形成教学、科研、部队反馈相长的良性循环。
2.3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是保证专业建设持续发展的关键。标准要求:从招生、毕业生反馈到其他各项指标都必须有必要的制度或措施保证定期评价。评价结果和反馈信息必须用于持续改进,并且整个过程必须要有用人单位专家参与。例如,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必须定期评价达成度;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制订与修订、授课与考核、教材选定、评教、专业与社会实践实习、创新能力训练、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都必须有明确的机制进行监督、评价和质量控制;教师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学术及教改活动;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源必须定期更新与维护等。为了保证持续改进的达成,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建立教学督导组,对教学全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并定期发布监督结果和改进意见;建立学员评教机制,每门课程授课结束后,由学生根据调查表进行网上评教,只有参与评教,才能查看考试成绩;教室和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安装摄像设备,可实时监视全程授课过程;定期走访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专家及毕业生进行座谈,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并通过网上调查获取反馈信息;根据反馈信息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和修订培养方案;对教师参与教改活动及发表相关论文制订具体要求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有明确的机制及数据予以保证。
3结语
高等工程教育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渠道,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保障工程教育专业质量的重要手段。作为工程实践性较强的专业,网络工程应当以加入《华盛顿协议》为契机,对照认证标准,深化教学改革,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建设,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1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内容探讨
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是为了有效调配高校人力、物力、财力,整合学校资源、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的专业化管理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将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培养目标的实现、关系到高校的发展。按照现代高校组成可以将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分为校级行政管理以及院系级行政管理两部分。校级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是统筹高校的各项行政工作,指导院系级行政管理的开展。其中还包括高校的基础建设以及后勤管理等工作。院系级的行政管理主要工作集中在对院校教学工作的开展以及相关科研工作的管理。了解各部分刑侦管理的内容能够使我们更好的对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论述。
2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分析
2.1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总务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后勤管理是对高校整体后勤工作的规划、实施、指导以及监督的过程。其对后勤工作的开展、校园基础设施的运营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代高校的经营与发展中,后勤工作对高等教育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工作在现代高校扩招的今天显得极为重要。这一工作将影响高校学生的住宿与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到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扩招后造成的学生人数快速增加使得现代高校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教学、住宿的需求。这就凸显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后勤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采购监督职能对高等教育实践课程的开展、科研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高校的院系实验课程、科研项目的开展中,相关器材与试剂等材料的采购权多划归为院系采购。而在进行院系采购中更多的是依据实验室教师或科研项目负责人所提出的采购清单以及供应单位进行采购。由于科研项目负责人或实验室教师虽然能够按照具体需求进行采购质量与需求的控制,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员缺乏足够的市场经验,常会造成预算资金的超支,影响到后续工作的开展。针对这样的情况,现代高校所采用的采购管理与监督方式能够有效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开展。通过负责人提出品牌、型号、数量、详细要求等清单后,由高校行政采购部门进行统一谈判、采购,极大的降低了采购成本,为教学与科研活动经费的有效使用、教学活动的科学开展奠定基础。
2.2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安全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的安全管理工作是保障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工作,对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代高校扩招扩建的过程中,高校的开放向进一步增加。这也造成了高校校园内外部人员的增多。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强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安全管理职能将直接影响了校园的安定与学生的人身安全。因此,在现代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中,应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的建设,以此促进高校教学工作的开展,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安定的校园环境,为实现高等教育目标奠定基础。
2.3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人事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人事管理职能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开展、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事管理工作不仅关系到师资力量的构建与调配更关系到高校师资力量的合理理论、关系到高校教学工作的开展。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学开展能够促进高等教育工作人力资源的整合优化、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实现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
3新时期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开展的重点
新时期下的高校行政管理工作重要性体现了高校发展的重要需求。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应针对学校的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体系建设,为实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学开展、促进高校的发展奠定基础。积极借鉴企业管理模式进行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以此有效避免传统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机构膨胀、人员臃肿的现象;避免高校各部门间缺乏密切配合影响教学工作的开展;避免由于缺乏体系内竞争造成的工作惰性。通过借鉴企业行政管理方式,实现高效的行政管理效率、实现高校行政管理的目标。
4结论
综上所述,在现代经济环境下,传统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也应针对新时期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通过完善高校行政管理体系、加快行政管理体系的调整、加快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与时俱进。通过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学开展保障校园的安定、保障各项教学工作的开展,通过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促进高等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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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科学技术、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见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成人高等教育开展教学督导的意义
目前,在普通高等教育中开展教学督导已成为一个普通现象,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成人高等教育中也开展教学督导,行使监督、检查、评估、反馈、指导的职能,以保障、提升教学质量为目的,进一步促进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使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考试形式均符合成人业余学习的特点,进而提升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2成人高等教育中教学督导的职能
(1)监督
在教学过程中,督导人员要对成人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监督,即使用各种方式(如随堂听课、随机抽查等),对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学实施、教学保障等进行监督,以减少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随意性。
(2)检查
检查教师的授课计划、教案讲稿,以及课堂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教学设备使用等情况。通过定期与不定期检查,了解情况,发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评估
教学督导人员要能够对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教学水平进行科学的评估,能够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有益的教学经验等等,为成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4)反馈
教学督导人员要能够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反馈给相关教师与管理部门,从而不断提升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5)指导
教学督导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要能够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教师提供相应的指导,帮助教师了解学生、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3加强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督导
3.1成立专门的督导机构
(1)成立专门的机构
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很多高等院校开展的成人教育中,还未开展教学督导,教师的教学工作只是根据任课老师的个人经验开展,要开展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督导工作,就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专门负责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督导。
(2)配备专职的督导人员
成立专门的督导机构,还需要配备专职的督导工作人员,督导队伍应该按照合理的专业结构、经验水平来组建,一般情况下督导队伍在专业水平、经验水平、年龄、职称等方面都要有一定的优势,能够发现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能提出改进意见,以便能够充分发挥督导的监督、检查、评估、反馈、指导等职能。
3.2督导的工作内容
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大多数为成年人,他们大都有自己的工作,主要以自学为主,集中课堂学习为辅,并且集中教学也多在业余时间进行,因此,督导工作人员除了日常的听课、评课,还要根据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的特点和学习方式,不照搬普通高等教育中督导的工作内容。
3.2.1对教学的督导
督导人员一方面对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进行监督和指导,具体的形式则通过听课、评课,检查教师教学计划、教案、讲稿、教学总结等来开展。另一方面,还要了解课程的教学目标,对学生的作业完成、老师的任务指导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以保证学生在业余时间的学习效果。
3.2.2对考试的督导
(1)考试的形式
对考试的形式进行督导,改变以往成人高等教育考试中考试形式单一的情况——即无法对学生学习过程、操作能力、职业素养进行考核,更多的是考查成人学生的记忆力,通过督导,促进成人高等教育考试形式的多样化,使考试内容、方式更加符合课程标准、成人学生的特点等。
(2)考试的内容
对考试的内容进行督导,改变以往成人高等教育考试中考试内容片面的情况——即无法对学生操作能力、综合应用能力进行考核,更多的是考察理论的知识点,死记硬背的知识性内容偏多,通过督导,促进成人高等教育考试内容的丰富化,如依据不同课程对人才培养所起的不同作用、目标不同,有的放矢地选取恰当的考试内容。
3.3制订督导制度
制订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督导制度,在制度中明确督导的组织机构、职责、分工等,明确督导工作的主要方式、工作内容,并制订详细工作实施步骤,还要明确督导工作的激励与责任追究等,使教学督导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反馈有章可循。
近几年来,毕业生人数急剧增长,但就业岗位有限,两者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高校毕业生供大于求,造成了结构性矛盾,例如:从专业结构上看,有些急缺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许多高校专业设置比较落后,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专业较少,尤其是适应我省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稀缺,影响了地方经济建设。例如,甘肃境内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丰富,依托这些资源因运而生的农业、中草药、水能、电能、冶金、石油、机械、地质、外语等学科在我省高校依旧发展迟缓滞后;从发展速度与质量方面来看,我省高等教育与东部地区差距日益拉大;从教育条件来看,我省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差,教学设备、实验室的数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结构和布局方面来看,我省大部分高校设在省会城市兰州,高校过于集中,不利于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从人才留用方面来看,高校毕业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大大减缓了甘肃省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速度。我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成因如下。
从客观方面看:一方面,我省近现代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例如我省最早的国立大学兰州大学在1909年建立,比国内其他省份同等高校建校时间晚10-20年;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经济无力支持高等教育发展。
从主观方面看:一方面,我们的观念和行动迟缓,没有积极顺应宏观经济政策增设以石油、化工、机械、冶金、地质为特色的高等院校;另一方面,国家对中东部高校的投资支持力度大于西部高校,因此在资源配置方面,我省高校均低于国内其他同等院校。
加快甘肃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我省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受当地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的调控和引导。我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目前对人力资源类型的要求也相应地有所调整。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制约,长期以来,我省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也是自上而下受到政策性影响的。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相对自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日益突出。美国高等教育界学者伯顿•克拉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角协调模式”[1],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政府、市场力量的影响。例如:在市场体制下,随着“市场的主导作用愈发凸显”[2],政府不再起主导作用,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这是由其经济属性所决定的。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在加大。因此,高校的发展应该是注重市场形式,激发具备专业知识的教师的能动性,拓宽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多样化的一种表现就是高校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意味着入学机会的增多,而且高等教育的内容也应当尽可能适合人们的需要。然而,学生在选择高校时往往会衡量其历史声望、地理位置、教师素质、学科建设等要素。在更加理性化的教育思想引导下,我省高校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高校在很长时期内并不是仅仅将传授知识作为其主要责任,而是将技能培养置于中心地位,研究和开发工作也格外受到重视。例如:高等院校都积极投入研发创新活动。身处知识经济时代,甘肃省高等教育系统如何改变传统观念,发挥自身在知识应用方面的轴心作用,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甘肃高等教育发展的动态平衡分析
首先,通过调查以往的教育资源分配情况,我们发现,我省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现状日益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往往流动性很大,而且人才流动性与人力资源的层次成正比,这是由人才自身对更优质的生活工作环境的向往所引起的。我省高素质人才流入发达经济区域的不是少数,令一些企事业单位陷入人才短缺的尴尬境地。多年来,我省高校都面对着人才流失这一难题。曾有数据表明我省人才的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因此,用动态的眼光来看,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经济变化会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变化,而教育资源又反过来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故应调整我省高等教育资源结构,优化高等教育层次,在办学模式上注重地方特色,针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以实现我省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
其次,高等教育类型应与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学术型高等教育与技术型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定位、目标上有很大的差异。高校的专业设置应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明确自己的教育目标。高等教育应首先确定是培养学术型、理论型、研究型人才,还是科技型人才。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可以为我省经济进步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支持。例如,兰州大学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主要是“内涵提升,创新驱动,质量优先,结构调整”,增强高等教育领域“国家队”意识,走“有特色,高水平”的发展道路,注重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结构优化、总体协调等;甘肃政法学院秉承“崇德明法、弘毅致公”的校训,坚持“稳定规模,提升内涵,突出特色,提高质量”的办学思路和“法学创品牌,公安学办特色,法商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建设思路,努力向高水平教学研究型政法公安大学迈进。从这两所高校的办学目标来看,我省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向以当地需求为导向,注重高校教育资源结构优化的方向平衡发展。因此,为了提高我省在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实力,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各个高校应当秉持先进教育理念,不断提高我省高等教育事业综合竞争力,逐渐步入“高等教育国际化”[3]的道路。发展特色办学,积极调整自身结构。
再次,我省地方高校要适度调整专业设置。总体来看,我省各个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但是,为了满足我省经济创新型发展的需求,作为人才培养和输送的基地,高校应提前储备高、精、尖的人才。目前,我省各高校所培养的大部分学生在刚就业时还不能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还不能完全应用。因此,推进我省高等教育改革,就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岗位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教育部关于公布2011年度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提出新增43个专业,例如:风能与动力工程、材料物理、采矿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能源工程及自动化、土木工程、安全防范工程、景观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交通运输、国际商务、资产评估、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等。此通知还提到撤销32个本科专业,保证教学质量的相关事宜。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还要充分考虑我省教学质量、资源占有及资金投入等方面的现状,如果盲目设置专业、建设学科,那么教学质量、设备仪器、图书资源等都很难得到保障,最终只能导致我省高等教育生态发展承载力达到极限,甚至破坏教育生态环境。
结束语
布洛芬布伦纳提出的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分析当中。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质量与教育环境和教育系统是相互适应、相互调整的[4]。生态学的平衡观、系统观与动态观加深了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解,使我们将诸如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纳入了分析范畴。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我省高等教育发展应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发展方向偏重于社会,也应更关注教育产品,即毕业生能否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依据我省经济结构现状,要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其一,高校应当走上高等教育地方化,为当地经济服务的道路;其二,改善高校基础设施条件,例如多媒体、网络教学平台、数字图书馆以及实验室的建设与应用;其三,依赖我们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调整结构,培养我省以及西部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人才,制定优惠政策,最终实现促进我省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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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它才能真正成为民心工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新农村建设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其中经济管理工作变得更为重要。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不适应。信息化技术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元素,其是现代化的代表,其实现了农村经济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借助信息化技术来支持经济管理工作,为此,本文就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管理;创新
农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化新时期的农业建设变得越发重要。2015年2月,由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重视发展“三农”,强调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探究具有现代化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财务管理软件来对农业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是首要工作。
一、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分析
(一)经济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通过对农业经济管理现状的分析,了解到由于受到环境与管理水平的影响,农村在经济管理上的规范度与严谨度不够,管理制度的设定相对落后,与现代化城市经济管理制度存在着脱轨的现象,经济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制度的威严被无视。例如,农业经济管理中,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部分财务管理人员未能严格履行制度纲要,只是将相关的财务数据进行记录,并未进行有效的审核与核对,导致经济管理质量下降。
(二)经济管理模式相对之后
由于受到农村发展水平的限制,其经济管理模式大都以人工、手工的方式进行,存在传统的纸笔时代,当然现代化信息技术在不断传入农村,经济管理模式得到创新,但是普及力度却不够,不能满足地大物博的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此外,部分农村引进财务信息化设备却不予以使用,只是闲置一边,还保持着传统的经济管理形式,在财务数据的收集、处理与整合等方面的效率不高,且精确度堪忧,制约着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缺乏专业的经济管理人员
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需要专业经济管理人员来参与,但在农村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相对匮乏,再加之原有的财务人员对计算机不够熟悉,财务信息化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进而影响经济管理的效率。
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一)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旨在缩小城乡差距,保证城乡经济的收支平衡,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十分关键。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应从不同层面予以完善与创新,强化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与保护力度。首先,应针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对徇私舞弊、私自敛财等现象予以严惩;其次,做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农业市场运行体系进行有效的完善,强化科技管理服务体系的构建;再者,要打造专业化的经济管理人员,严格规范其经济管理行为,将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向现代化。
(二)构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新时期,为了强化新农村建设,应构建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保证财务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对原有的财务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除了基本的财务管理课程外,还应建立计算机培训班,具备财务知识与计算机操作能力,提升经济管理专业团队的整体水平。新时期,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全面带动了现代社会的电子购物潮,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购物。因此,为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应积极培养电子商务人才,能够数量掌握电子商务的运行流程,邀请专业的电商专家进行专业化培训,模拟生活中逛淘宝、天猫、京东的方式,及时将农产品上传至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形式,使得农业经济管理变得更便捷、简单。
(三)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代名词,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可将信息化平台与农业经济管理相结合[3],实现经济管理的电子化,能够利用电子平台及时收集、获取、处理、整合和传播电子信息,将原本的纸质财务账单转化为电子数据,数据在传输与分享上更具优势性,借助电子平台的加密技术,能够保证信息不被窥探,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在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中,记录着农村的总收入、支出,各类农产品的收入情况、收支均衡度、农业经济增长幅度等等各类财务数据,借助Excel表格等数据处理软件,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即可实现对数据的筛选、计算与整合,针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以做出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同时,为了保证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应及时对系统进行升级与维护,做好系统安全与保护措施,保证财务信息的安全性与完整性,提升财务信息的机密程度,进而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水平。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加强农业经济的管理,应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强化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完善,构建专业化、高素质的经济管理团队,创新农业经济管理新平台,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与现代化,强化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打造地区专属的特色农业经济运作模式等等,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高效性与实效性,顺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肯四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措施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4,23:143
[2]陈德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J].福建农业,2015,05:21
[3]王丽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之我见[J].现代经济信息,2013,02:5
1农业机械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1农机化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决条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结构调整需要农机化的支撑才能完成。在农业发达,农机实现现代化的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50个人;而在中国,8亿农民才能养活5亿人。如何将一个泱泱大国转变为产业现代化的农业大国,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的扶持自然首当其冲,而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农机作业一方面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商品化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可以节种、节水、节肥、节药和节省人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如玉米残膜回收起茬机与人工作业相比,提高工效32倍左右,节约人工57个/hm2,机具工作效率0.133hm2/h,残膜回收率97%,根茬起净率95%,新增经济效益819元/hm2。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2农机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靠科技,而农业机械是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如在临夏州的粮食生产方而,小麦膜侧沟播,小麦机收,玉米双垄覆膜种植机械化;围绕支柱产业、特色农产品发展的马铃薯机械化生产,膜侧‘‘双低”油菜、中药材、豌豆机械化;以保护性耕作为重点的生态农业和机械化旱作农机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只有以农业机械化为载体,通过机械动力,才能达到生产要求。农业机械高效率替代人力完成农业生产,实现了人工所不能达到的现代农艺技术要求,进一步提高土地产出率,逐步改变了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促进了现代农业文明和社会进步。
1.3农机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
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方略。自2004年以来,国家设立了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既扶持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又有效拉动了农机市场需求,加快了农机工业振兴。10年来,临夏州共投入补贴资金17723万元(其中,国家补贴15333万元,甘肃省补贴资金1710万元,州级累加68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878万元),带动农民投入39018万元,投入总量达5.76亿元,全州125个乡镇73442户农民收益,广大农民群众购机积极热情,对发展农业机械化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农机化的快速发展既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稳定转移,又富裕了农民。实践证明,要加快城乡化一体化进程,就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民离土离乡,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
1.4农机化是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机化发展的主体也是农民。农民生活要富裕,就要有宽裕的收入。发展农机化,将直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一是通过提高农机化作业水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转移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发展。二是农机化发展给农民开辟了与农机化相关的就业新门路,如农机维修、农机燃油供应站及农机交易市场等。三是通过开展农机技术培训,组织农机科技进村进户,使农民掌握新技术,增强致富技能。四是发展农机大户,创办农业合作钼织,引导农机户走向市场,创业致富。
1.5农机化是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保护农村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实践创新是农机化科技发展的前提。近年来,在农机化发展中推进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化技术,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保护农村资源和生态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技术与装备支撑。如通过机械化秸秆综合利用不仅使秸秆变废为宝,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从源头上清除了污染源,不仅避免了秸秆乱堆乱放,而且消除了秸秆焚烧引起的火灾隐患。通过机械化灌溉,可减少干旱给农民带来的损失,确保稳粮增收。通过大型农业机械进行土壤改良,坡改梯,深松深耕及水利工程建设,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水土流失;通过膜侧沟播、全膜覆盖技术,可增加干旱地区小麦、玉米等作物的产量。这些农机新技术、新机具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节能减排,增收增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2新农村建设如何大力发展农机化
2.1建立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农机化长效工作机制和农机服务体系
公益性农机推广体系和多元化、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是加快科技入户和农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新农村建设和科技技术普及的新型服务体系。各级农机管理、鉴定、推广、监理、维修及教育培训等部门和单位,要适应新的期、新阶段要求,健全职能,完善手段,加强建设,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体系建设,引导发展农机协会,农机合作社等,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程度和机械化水平。
2.2抓住机遇,努力推进农机化跨越式发展
目前,农机化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发展农机化的社会氛围、经济基础、法律法规、技术条件、市场环境和体制机制等条件已经具备。要把握机遇,积极利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化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对农机作业服务实行减免税,免征拖拉机养路费和农机跨区作业免费通行等措施。
2.3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发展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建立科技示范园区
根据不同区域,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宜的农机化技术和机具。重点探索和示范推广经过试验、示范,不仅符合农艺要求,安全可靠,而且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农机化新技术,创建农机科技示范园区及农机化种植基地。如在临夏州以东乡、永靖县为重点,抓好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以康乐、和政和积石山县为重点加大膜侧中药材、油菜等经济作物的全程机械化;以永靖县为重点,切实做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示范推广等。
2.4建立国家投入为引导,农民投入为主体的资金扶持保障体系
一是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农机化的引导性投入和公益性投入;二是加大对农机推广、培训机构等提供公益性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并纳入财政预算;三是加大对农机执法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四是对农机合作组织绐予优惠信贷支持;五是对农机作业用油给予补贴政策。
2.5加大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加强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要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兴农”的原则,加大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示范、宣传和培训力度。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和行业商报,召开现场演示会等,多层次、多角度和全方位开展农机宣传工作;二是利用“科普之冬(春)”、送"农机科技下乡”等活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技术咨询、机具调试和维修服务;三是依托"阳光工程”项目,对农机操作手、农机服务钼织和农机大户开展技能操作培训。
2.6加强安全监管,提高农机安全生产水平
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农机驾驶操作员的守法意识和操作技能,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农业机械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建立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h,农业机械化作为现代农业的主要标志,将起着基础性、关键性和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摘要】媒介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各省级农村报在促进农村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而后者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村报 农民话语权 农村传媒生态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韩国人朴振焕在其《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一书中统计:在1974年―1980年参加过新村运动培训的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分子中,按职业来分的话,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有602人(总数为10513人),是继教授(2272人)、牧师和僧侣(782人)之后的第三大类人群。作为公益性的报纸,省级农村报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传通信息,搭建城乡沟通的桥梁,让农民成为“传播者”
农村报的存在要打破长期以来大众媒介在城乡之间造成的信息流通不平衡:一是量的不平衡,二是流动方向的不平衡。
信息的获知是农民能做出决策的基础,随着农村经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农村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表现在:一是信息的量,二是信息的种类。在及时信息的提供上,农村报所起到的作用不及电视和广播,但是面对种类繁多量又大的信息时,报纸内容的持久性则为农民更好地了解各类信息提供了便利。当前,农民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农村也不再只是信息的收集器,农村报在当前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改变城市――农村单一的传播方向,在城乡之间搭建起信息沟通的平台。
因此,农村报要弥补电视和广播在这方面的不足,在农村受众和农村报之间建立有效的反馈制度以及传播效果评价制度,并且在平时的内容安排中加强与受众的互动。
二、服务“三农”,服务农村社会发展
农村报要在农村站稳脚跟,服务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服务主要体现在各类信息、技术和知识等的提供上,比如市场信息的提供,种养信息的提供以及各种健康信息的提供,对卫生知识、法律知识的普及等等。同时还要注重信息的筛选和加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一定要注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要看这种新技术是否适合当地的农民,是否易于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成本和利润怎么样,怎样让农民更好地学习这种新技术,等等。
三、发挥号召力,做“集体的组织者”
由于把握丰富的媒介资源,媒体在号召力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媒体不仅仅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更应该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发挥媒介的号召力,参与到社会中去。作为“三农”类媒体,农村报在组织作用上必然不能缺席,这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三农”的特殊性使然,围绕农民的迫切需要和利益,将语言上的表达转化为行动,将为“三农”服务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沿海沿江地区的一些企业逐渐恢复了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用工荒,而此时安徽的一些农民则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犯愁,从5月份开始《安徽日报农村版》牵头联手苏浙一带的部分媒体,组织了大型公益活动“为农民工找岗位”,此次活动还特别关注了年轻一代的外出务工者(也就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在岗位信息的收集过程中除一般用工信息外还特别注意这类群体的用工信息。作为一家媒体,农村报在发挥了组织作用的同时,还能通过自己的组织活动提供一些对社会有思考、借鉴价值的信息,比如说:通过对用工荒和就业难的分析,可以为各类职业学校以及培训机构提供参考信息。其次,民工对于工作条件的要求(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和权益的保障等不仅为企业招工提供了参考价值,也为相关政府部门就如何做好农民工工作提供了参考意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报纸的沟通协调功能得到了发挥。
四、维护农民权益,还农民主体地位
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农民的血缘和家族观念非常重,在这种传统关系网络下,他们的一个弱点是不善于进行自我组织和协商,遇到一些涉及到他们普遍利益的问题时,总是希望能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村报应该主动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者,这一作用在当前的社会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对农民权益进行维护,媒体常用的做法就是进行舆论监督,用一种守望的态度来监测社会环境。以《安徽日报农村版》为例,其“民情热线”专版主要是做农民权益维护的,并有专门的记者负责舆论监督。比如说对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对各种坑农害农现象的调查、对农民卖粮“白条”现象调查以及对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的调查等等,尽力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对农村的社会环境进行监测,为相关部门了解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依据。当前,在农民维权上,农村报除了关注单个的农民权益受损案例,还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权益受损案等重大案例,为决策层提供了参考资料和意见。近些年来,对于外出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及民工形象的构建也逐渐成为农村报关心的重点,当然“要解决农民工问题,最首要也是最关键的,是要给农民以最基本的公民权利”①,改变“农民”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失语”“边缘化”的状况,维护农民的“话语权”,这也是众多“三农”学者和农村工作者所关心的,农村报应主动承担这份责任。
五、变革农民观念,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助力
常言道: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刘建明教授讲过,“在西部发开发中,媒体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媒体应成为改变西部落后观念的理性力量。”②这一说法不仅仅是针对西部农村,对整个农村社会来说都是这样的。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关键的力量还在于处于建设主体中的“人”,在农村社会的发展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居于主体地位的,许多学者也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农民主体地位的确认,而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最关键的是其观念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外部物质条件的改善。
观念的变革主要通过“教育”,农村报作为纸媒具备这样的条件。首先,与电视和广播相比,报纸内容具有持久性、可保留性,农民读者拿到报纸后,可以自己安排恰当的阅读时间,农村报可以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尤其是政策解读、舆论监督以及各类知识的普及。其次,电视和广播的节目内容往往不需要受众进行太多的思考,而且偏都市化的节目安排也导致了农村受众在对其选择时的“娱乐消遣功能倾向”,长期下去对提高农村受众的文化素质和变革农民观念是不利的。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曾经指出,大众媒介具有麻醉人精神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人沉醉在虚幻满足之中,二是由此剥夺了人的行动能力”③,而且“电视这种媒介由于信息的清晰度太高而恰好缺乏对受众理解需求的满足,更能满足这一需求的反而是报纸”④,电视注重的往往是情感话语,而报纸的话语呈现则更理性一点。
以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来看,“作为其建设的主体,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更为简单具体,并且集中在住房的规划和改造、生活水平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村庄环境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进等几个方面。”⑤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但不是全部,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还只是局限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而对“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理解则显得很缺乏,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当前对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急切愿望,同时也是受到传统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在休闲生活的安排上缺乏有意义的文娱活动。《安徽日报农村版》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开设“新农村专版”,涉及到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在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舆论造势的同时,让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有个具体、完整的认识,通过对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的揭示,为相关部门更好地规划和实施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六、平衡农村传媒生态
平衡农村传媒生态,首要的是保证农民能充分接触各类媒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作为三大传统媒体,在面对农村受众和农村市场时,或许“共建共赢”会比“争”更好,通过共同努力去建设农村传媒生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三大传统媒体的优势。比如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电视可以充分利用声画并茂以及直播优势满足农村受众的娱乐需求和对新闻的需求,广播则可以利用其传播的便捷性满足受众对即时信息的需求,而电视和广播有个共同的劣势是“一过性”,且内容的安排是有时间顺序性的,对于农村受众尤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来说在收看或收听上不方便。时效性对于电视和广播来说是优势。对于农村报来说则是个瓶颈,但是作为纸媒,农村报可以充分发挥报纸易保存性、内容的持久性和阅读时间的可选择性,丰富传播内容,在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
参考文献
①陈永:《南中国“三农”问题调查――<南方农村报>记者与农民全接触》[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177
②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 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02.12:67
③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8
④顾炜程,朱娇娇,《社会转型中农村的传播媒介与观念变迁:交往格局的关系研究――以青浦农村家庭调查为例》 [J].《新闻大学》,2007(02)
⑤李小云等主编:《2006-2007中国农村情况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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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明显,不是危机更不是崩溃。目前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已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当前经济下滑现象是实现转型必然产生和面临的,关键在于正确解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有效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要从重视教育开始。本文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其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从教育的角度,对利用人力资本投资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展开探讨。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经济增长 有效措施
近年来,经济、科技、信息都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形势下,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仅是国家财富总量的多少,还包括人才和科技的发展状况,归根结底,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本投资注重人的综合素质,能够为我国创造众多优秀的人才,储备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资源,对于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一、人力资本理论概述
(一)人力资本的内涵
人力资本是指在教育、培训、保健等方面的花费所形成的资本,能够作为一种指标来反映人的综合素质。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是对人体的健康、素质、技能、经验、知识、精神的总和进行投资,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得到收益。总而言之,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的形体上的“人力”,同时又是获取利润和利益的“资本”。人力资本具有3个主要特性:
(1)能动性,是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能够支配人力资本以外的其他资本。例如,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等不具有生命力的资本;
(2)增值性,也是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之一,是指人力资本能够不断增值,且会不断地追求利益最大化;
(3)运动性,是人力资本的社会属性,是指人力资本能够经过资本形成、资本使用、资本退出的这样一个循环过程。
(二)人力资本的价值和属性
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即价值增值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力资本对自身的增值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产生自身增值的主要途径是接受教育。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过程中,劳动力价值不断得到提高,具体表现为工资的提高,或者是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身的劳动产品。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认为“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的作用”就是教育的作用,如果人类在社会中不接受教育和培训,只通过自身的经验和判断来生活,那么各国的发展必定是落后的,接受教育和参加培训是提高自身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快、最经济的途径。
2.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杠杆系数为了方便计算人力资本投资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科学家们对投资收益的计量方式展开研究,通过杠杆系数来表现人力资源的收益情况。其中,DHL为人力资本杠杆系数,P1、P2分别是报告期收益和基期收益,而I1、I2分别为报告期投资额和基期投资额。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的质量来实现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劳动者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专业素养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使其达到更高的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的质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促进科技发展
科学发展过程需要经过发明阶段、创新阶段和扩散阶段,前两个阶段要求科学技术者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熟练掌握科学基本技术,并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扩散阶段需要科技的传播者具备先进的观念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因此,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培养大众先进的思想意识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1]。
(三)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由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质量和价值决定的,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质量和价值,使得劳动者创造比投入量更多的价值,增加收入。
三、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
(一)加大教育投资,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
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技术和经济发展落后,其主要原因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为粗放式增长,对财富收入的重视程度较高,但是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却不够。近几年,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改革,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只有继续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才能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首先,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总额,将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5%的国际水平,向教育发达的国家学习具体的投资策略[2]。其次,加大科教兴国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动员社会各界的资源,鼓励教育投资,促进教育模式多元化发展,提高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
(一)加大培训力度,改善人力资本素质偏低的情况
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但是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较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较少,人才储备不足。我国经济结构过程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城市的失业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需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完整培训方针。一般情况下,培训的形式包含很多种,主要有企业的入职培训、在职培训、辅导班培训等培训形式。此措施不仅能够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改革中出现的失业、劳动力过剩等情况,还能够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建立健全人力资本配置的市场机制
科学的人力资本配置机制是有效利用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保障。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经济环境复杂,要想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人力资本配置的市场机制。首先,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资的法律体系,为投资提供参考和规范[3]。虽然《教育法》中对我国教育的投资有相关规定,但是近年来的投资总额在不断下降,此外,除了义务教育,对于其他培训和教育机构的投资没有法律保障,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相关联的法律机制,其中涉及到《教育经费预算法》、《就业保障法》等法律。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并保障人力资源投资的有效利用,避免资源浪费的情况出现。
(三)特别关注农村的教育投资
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大半,因此,要想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具体的措施如下:第一,将教育投资向农村教育倾斜,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解决农村孩子没有学上、学习条件过差等问题。第二,加大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提高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职业教育具有应用性强等特点,教学目标为培养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能够在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拉动农村的就业。此外,职业教育还能够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4]。
结语:
总而言之,在市场化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效解决失业、劳动率低、贫富差距等问题。要想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必须从教育和培训入手,加大人力资本特别是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大开.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7):21-22.
[2]任玉金.浅析人力资本投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J].商,2015,(16):46-47.
[3]杨娟.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D].湖南大学,2011.
[4]陶小龙.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结构问题研究[D].云南大学,2011.
一、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界定
2013年3月17日,在中外记者会上首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概念。之后,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提出后不久,不少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地方经济升级版。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目前从中央决策层看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内涵界定。有的专家将“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认识层面的升级、由大到强的升级、生态文明的升级以及体制的升级。也有专家将“中国经济升级版”概括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版,等等。我们观察一下以来中央文件的表述可以发现,在“新常态”下,中央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如,201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不懈依靠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是对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诠释。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及的系列讲话,结合专家观点,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一个效益和速度、质量与数量的紧密结合体,其重心是质量、效益、可持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对现有经济发展版本的继承与发展,是经济量变逐渐发展到经济质变的过程。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升级版最重要的标志。由此可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出发点是实现中国经济由大到强的质变;落脚点是提升人民的福祉,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客观必然性
(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国际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产业竞争异常激烈。为了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各国都在积极促进经济转型。如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等新理念,并推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法案和计划,以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为目的。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出了《欧洲2020战略》《德国高技术战略2020》以及英国的《以增长为目标的创新与研究战略》等战略举措,日本也正在推进《创新2025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推出“工业4.0”,即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新工业革命。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加速调整,新的产业格局也正在形成。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转型升级就没有出路。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体现就是“新常态”。2014年5月到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但当时并没有解释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各界对“新常态”的解读和认识也各不相同。基于此,2014年11月9日选择在APEC会议国际场合,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强调: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4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个亮点是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的具体内涵。以往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只有二三千字,这次五千多字,就是为了说清“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是一个“中高速”这么简单,关键是在“中高速”的环境中实现另一个“中高”,即整体经济结构达到中高端水平。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新常态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任务是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升级,加快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水平攀升。所以,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升级版不是应该不应该打造的问题,而是如何打造的问题。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夯实基础
转方式和调结构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转方式,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经济发展要在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公平、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等在内的经济发展总体方式的转型。调结构,即调整经济结构,是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使其更加合理化、高级化,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强调:“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充分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转方式是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战略和要求,调结构是转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攻方向。调结构虽然只有三个字,但真正落实起来却千头万绪。这里最基础的是产业的转型升级。目前,“中国制造”总体上附加值、竞争力低下。同时,中国制造面临着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夹击,面对空前的困境。全球金融危机后,一场抢占制造业产业链制高点的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这个制高点是什么?尽管各国对制高点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大家共同指向的都是智能制造。为此,经签批,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而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是人的升级,即人的升级如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这方面德国做得很好,“德国制造”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并在全球化时代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主要得益于其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展开职业教育。学校负责传授理论知识,企业为学生安排到一线实习和培训。德国机械制造业的真正核心是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千军万马考公务员,人人都愿意走公务员这个独木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要夯实微观基础,首先要通过改革,构建制度机制,形成一种氛围,引导各类人才向企业集中,这才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的真正希望。
(二)全面深化改革,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转方式、调结构的提出已有20年了,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效,进程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这里有认识原因、技术原因,但根源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因此,中央给出了解决方案,即从制度安排入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空话一句。所以,打造经济升级版,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必须创造制度红利。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这里关键是通过政府改革,促进政府管理方式的升级。着力点是要通过三个“清单”规范政府行为:一是“权力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二是“责任清单”,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三是“负面清单”,确保企业法无禁止皆可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打造经济升级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对外开放来发展自己。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尤其开放初期,开放的重点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技术、人才、资金。而经过30多年发展,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一,2014年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为此,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创造新的开放红利期。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大战略来推动,而这个大战略就是“一带一路”。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紧构建全球价值链,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由被动到主动、主导、引导。届时,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会大大提升,这将会为打造经济升级版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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