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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政府人口管理是实施各项行政职能的基础。目前我国人口的管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通过区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类人口,依托单位制度和属地制度,对人口登记、人口统计、人口监测、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其他涉及居民公共服务的事项进行管理。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治理现代化浅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治理现代化浅析
治理理论应用于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部门,表明我国政府的管理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迈进。在充分探讨治理理论的前提下,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人口管理问题,治理理论为当前我国人口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对于打破我国人口管理各部门相互孤立状况,实现部门协同工作,统筹全局解决人口管理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我国当前由“小人口”管理向“大人口”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形势不谋而合,有助于精简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地解决“信息孤岛、应用孤岛、资源孤岛”三大问题。
应当来说,人口治理是综合人口管理的升华和深化,其突出表现在多中心、多主体合作共治,倡导其他社会主体和公民社会平等积极参与人口治理过程,是一种统筹和协作的机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格局,再造新时期、符合现代化的人口治理新模式。
因此,人口治理同人口管理的基础地位一样,是国家在新时期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依据。另外,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口治理,同时,治理理论是适合时代特征的理论,它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我国人口管理活动出现的新问题,使传统的人口管理向现代化的人口治理平稳过渡,科学规划和构建人口治理体系,显得迫切而且必要。总的来看,人口治理的基础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础子系统。人口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基础性子系统,人口的行为活动渗透到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文化制度等等各个领域。最基础、最普遍的管理活动是对人口的管理,那么,在新时期,要做好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治理,则首先需要从人口治理角度入手,厘清人口与其他社会系统、制度、文化方面的关系,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事实清晰地表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指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巨大的结构性变迁正在部分甚至全部重塑人口增长、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环境。正因为如此,人口治理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从整体上统筹协调解决人口管理活动中产生的问题。
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政府人口管理是实施各项行政职能的基础。目前我国人口的管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通过区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类人口,依托单位制度和属地制度,对人口登记、人口统计、人口监测、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其他涉及居民公共服务的事项进行管理。
从中央政府层面看,在国务院的各个组成部门中,直接参与人口管理的部门有13个,可以看出,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用工制度、劳保制度、分配制度、扶贫制度等社会经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搭建在人口工作的机制和体制之上。应用现代化的治理理论,做好人口治理工作,有助于合理构建和实施政府的各项行政职能。
人口治理是统筹解决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人口调控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是经济转型时期制定宏观调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人口治理又是国家实现人口调控的基础。人口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是人口管理应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从传统的“管控型”人口管理模式现代化的人口治理转变,统筹把握,制定符合实际的人口发展战略。
在这种局面下,治理理论在人口管理工作中彰显出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治理理论提倡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应通力合作,人口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形成互动关系,通过对相关人口发展事项进行参与、合作、互动,最终实现人口发展目标的人口管理模式。可见,人口治理工作的科学开展是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发展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重要的依据。
总之,人口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做好人口治理,就要从全局出发,顶层设计人口治理体系。
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综合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以科学先进的管理理论为指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人口综合、全面的标准规范化管理,并与其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良性衔接和互联互动、多中心多主体共管共治的“大人口”管理体系;其包含了传统的基本人口内容和职能,使其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升级,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当前人口管理工作;
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人口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应当能够进行人口的宏观调控;应当包含基本人口管理系统、人口战略管理系统、人口监测和决策支持系统、人口管理工作评价系统,是能够进行人口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动态监测和及时预警的智慧化决策支持系统;人口治理体系同时也应当是部门协同的伙伴关系。人口治理体系必须符合市场化、法制化、智慧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能够做到信息共享、部门互动、管理协同、智慧决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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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是中央电视台、国家语委于2013年推出的大型原创文化类电视节目。汉字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不难发现汉字体现出了深刻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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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择“字”的文化价值及教学启示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一种很有意味的表意体系文字。它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根、生命的根,含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传递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直到今天,仍有无穷的魅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1.汉字的概述
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是社会记实和沟通的用具,直接抒发意旨,具备象征功能和审美价值,是用来记录思维认识的书写符号系统。
汉字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奴隶制形成和国家建立以后,需要用规范而准确的文字来发布各种命令、统计各类财产、记载国家各种事情等等,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统治所服务。这样以来,为汉字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2.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概述
在当今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智能拼音、五笔输入法来输入汉字,致使人们的汉字书写能力逐渐下降,提笔忘字、写字不规范等现象越来越普遍。
针对汉字面临的传承和书写危机,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以“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为标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相继在2014年推出了以“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为宗旨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不同于以往某些节目中的作秀,呈现出来的状态非常单纯、简朴。它可以让场外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比赛者一起参加,人人都能够通过节目学习书写中国汉字,领悟中国汉字背后的历史文化。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通过听写汉字词语来进行层层筛选,最终诞生年度总冠军。每场所选取听写的汉字不同,有简单的,也有相对繁琐的。纵观两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所选听写的词语类别很多,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 人物类
如:【光绪】皇帝名,清德宗(爱新觉罗?载??)年号(公元1875-1908)。
【恽代英 yùn】人物名。
【桀纣 jié zhòu】桀和纣,相传都是暴君。泛指暴君。
2.动物类
如:【貔貅 pí xiū】古书里的两种猛兽,现多比喻勇士。
【虫豸zhì】小虫的通称,詈词,喻指下贱者。
3.植物类
如:【颠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形,花暗紫色,结浆果,黑紫色。根
和叶可入药。
【桔梗 jié gěng】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形或卵状披针形,花暗蓝色或
暗紫白色。供观赏。根可入药。
4.天象、地理类
如:【图们江mén】我国一条江的名称。
【日晷guǐ】古代一种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
【沟壑】山沟。
5.器物、建筑类
【舴艋zé měng】小船。
【毕肖】打猎用的一种长柄网。
6.人体类
如:【髋关节 kuān】俗称胯轴子,由髋臼和股骨头组成。
【上颚(上腭)è】是一对位于上唇之后的锥状坚硬构造。
7.医用、化学类
如:【扑尔敏 pǔ】一种药物。
【矽肺病xī】病名。
8.成语类
如:【惴惴不安 zhuì】形容又发愁又害怕的样子。
【分道扬镳 biāo】指分道而行,比喻因目标不同而各奔各的前程或各干
各的事情。
9.其他冷僻词汇
如:【裂璺 wèn】器物上的裂纹。
【九省通衢qú】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泛指武汉通向外界的交通非常便利。
这些词语,一方面能体现出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或记录先民历史生活痕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汉民族拥有的天文地理、历史人物、传奇故事、风土人情、科学成就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后人铭记不忘历史,爱我中华。
汉字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不难发现汉字体现出了深刻的文化价值。
1.彰显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及灿烂的历史文化
汉民族的物产丰富,所走过的历史轨迹、缔造的光辉历史,大都是用汉字记
录下来的。如“鳜鱼”、“蛏子”、“桔梗”、“乌桕”等词语反映出汉民族丰富的物产;“图们江”、“婺源”、“日冕”等词语反映中华民族的幅员辽阔以及拥有渊博的地理文化知识;谱写了“光绪”、“恽代英”、“蚩尤”等汉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人物传奇及创造的历史文化。
2.汉字承载着中国古老风俗文化
古代的风俗文化与我们当代的风俗文化是有差异的,有些古老的风俗文化已经消逝,很多都已被人遗忘。如:“合卺”成婚, 卺是瓢,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饮酒,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及笄”指的是古代女子年满十五岁可以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也指古代女子已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
这些古老的风俗文化有些已经消逝,但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被后世所了解。
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节目,对于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有很大启示。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1.识字与写字教学要做到字音、字形、字义三者相结合
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中,某些参赛学生只知字音,不知字形、字义;只知字义,不知字音、字形;只知字音、字义而不知字形;字音、字形、字义都不知。这种种现象就造成了这类参赛学生往往写错别字,甚至是不会写所听写的字。因此,在教学时切忌将字音、字形、字义孤立开来,应该在识字与写字教学过程中将字音、字形、字义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2.引导学生关注中国历史文化
汉字是基本的交际工具,中学生掌握3500个常用汉字是基础,但是这对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是不够的,还需要突破这种限制,跳出语文课程标准中所规定掌握的汉字词语,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汉字词语的意思,更多地了解一些文化知识。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引导学生关注我们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通过那些消逝的汉字词语以及文化知识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并传承这种历史文化。
3.基础教育不应过分重视生僻字
综上所述,汉字听写大会“选字”,一般偏向字形比较复杂,与现实生活较远,能体现历史文化积淀或记录先民历史生活痕迹汉字或词语,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汉民族拥有的天文地理、人物故事、风土人情、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让后人铭记不忘历史,传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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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语文课改的另一结果是任务式教学法被广泛运用,教学效果的展示更关注学生的听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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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提高技工院校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
2013年暑假,中央电视台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在央视首播。该节目一经推出,关于汉字书写能力的热议迅速占据了各大媒体,普通百姓、学者、媒体纷纷惊呼,在21世纪的今天“提笔忘字”的现象已经不胜枚举了。与“听写大会”的参赛选手相比,技工院校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更令人忧虑。翻看毕业班学生提交的《毕业生推荐表》,错字连篇、字迹潦草、笔画不规范的情况比比皆是。技校生汉字书写能力的缺失,已成为技工院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问题。
职业素养是职业人在从事某种职业时所须具备的综合素质。从“冰山理论”视角看,职业素养可看成是一座冰山,其中有1/8是属于显性职业素养,余下属于隐性职业素养。正是这7/8的隐性职业素养决定、支撑着外在的显性职业素养。
汉字书写能力属于技工院校学生的隐性职业素养范畴。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彰显着技校生良好的职业态度、职业情感和职业道德,是学生通过书面交流直接有效地解决工作问题的基本保证,是他们迈向社会顺利进行生活交往、工作交往、人际交往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终身学习能力和提高就业竞争力的基础。
2013年9月,笔者围绕着“技校生汉字书写状况”在某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进行了2项调研。
第一项为实地调研。统计学生上课带笔的情况。在教学楼随机选取50名学生进行抽查,其中13名学生上课没有带笔,所占比例为26%。
第二项调研――随机抽取5个专业40名学生的书面作业进行“汉字书写能力”的分析。每一份作业文字量约为150~200字左右,来自3门不同的学科,分别是道德法律与经济常识、应用文写作和秘书写作。具体情况详见表1。
此次统计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汉字书写准确率与学生学历高低无明显关系;二是文秘会计专业汉字书写准确率高于其他专业,机械专业汉字书写错误率高于其他专业;三是女生汉字书写准确率高于男生;四是书写错误主要是别字错误,错字错误少;五是语言不规范,书写错误受地方方言(粤语)影响,如使用“泊车”一词。
种种迹象和数据表明,技工院校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现状确实令人堪忧。究竟造成技校生上述状况的原因何在呢?
(一)课程标准与实际执行的严重脱节
《技工院校语文课程标准(2010年版)》第二部分“课程目标”有这样一段叙述:要求学生在初中识记3 500个常用汉字的基础上,理解并掌握文章中生字、生词的音、形、义,重点掌握词语的识记与使用,不断积累词语识记的数量和正确运用词语的经验。 但在技工院校语文类课程的实际教学中,这种对中国汉字掌握的要求未能真正贯彻落实。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语文课时被压缩
技工院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能满足就业市场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因此,更强调专业课程的学习,更关注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引下,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曾发函要求技工院校“确保各公共课课时和教学内容保质、保量完成”,并随函附上语文课设置方案及相应课时,但能真正执行的技工院校很少。更普遍的情况是,弱化公共文化课程,语文课时被大量压缩,见表2。
压缩课时的结果显而易见――承载汉字书写能力培养的课堂无法得到保证,对中国汉字形、声、义的理解、识记及运用更无从谈起。
2.语文课程被整合
随着教改工作的逐步推进,不少技工院校越来越重视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教育与培养。在部分技工院校,语文、数学、德育等独立的公共课程被重新整合为“自我学习”、“与人合作”、“与人交流”、“职业方法能力”、“职业社会能力”等相关课程,汉字书写的阵地日渐萎缩。
3.语文课堂变成“说”的课堂
技工院校语文课改的另一结果是任务式教学法被广泛运用,教学效果的展示更关注学生的听说能力。公开课上,听课者常常会因为学生课堂上的精彩表述报以热烈的掌声,却很少因书写而赞不绝口。与分组讨论、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环节相比,书写汉字甚少出现在技校语文课改的课堂上。即便偶尔需要学生在黑板上展示,教师的关注点也会集中在内容上,而非汉字的正误,甚至允许使用拼音代替汉字。一节课下来,学生真正握笔书写的时间寥寥无几,语文课堂几乎没给汉字留下可以容身的空间。
(二)科技进步的产物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技校学生的就业能力,劳动部门专门规定,要求技校学生须取得计算机办公软件中级证方能毕业。汉字书写方式从笔尖到键盘,这种变化对技校生汉字书写能力无疑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1.汉字输入法正逐步削弱学生的书写能力
目前,汉字输入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走“形”路线的五笔输入法,一类是走“音”路线的拼音输入法。五笔输入法是根据汉字字形结构设计的,虽然保留了汉字的传统文化,但使用时需拆字、背字根,学习难度较大。相比之下,技校学生更愿意选用好学、易记的拼音输入法。但由于拼音输入法要求使用者只需记住字的读音即可,致使使用拼音输入法的技校学生经常提笔忘字。
2.不少技校生认为,人类已经进入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执笔写字一来费时麻烦,二来与时代脱节,沟通交流只要会敲打电脑键盘即可,无需规范书写,甚至觉得提高书写能力是多此一举。 (三)教师贯彻不力
随着技工院校软实力竞争的加剧,不少学校不断拓宽技校教师的来源渠道,从社会上、行业里、企业中广泛吸纳优秀人才。从这些渠道吸纳的这类人才实战经验丰富、实践操作能力强,但也或多或少存在汉字书写能力较弱的短板。同时,技工学校普遍认同这种观点――“书写就是语文老师的事情”。因此,不少非语文学科的教师不注重汉字书写。此外,随着多媒体设备的广泛使用,教学课件大有取代板书之势。越来越多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上课时不习惯板书,在学生作业、测验以及考试批改中不注重培养学生书写的习惯和能力。技工院校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校老师的汉字书写水平。教师应尽到提醒学生规范书写的责任,更应该重视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
(四)评价体系尚未完善
技工院校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评价体系具有鲜明的职教特色,但尚未完善。以广东省为例,不少技工学校已建立了教师、学生、家长、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和以职业资格为标准、以企业需求为目标、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立体式评价机制。但汉字书写能力并未被纳入学生的职业素养、文化素养、个人素质评价标准中。
在考试中,只有在语文试卷上出现错别字才会给予扣分处理。技工院校其他课程考试只要答对要点即可,汉字规范正确与否不在考量范围。这种考核评价标准常常导致其他学科的教学不关注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
国家已颁布《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等法规,对现行汉字确立了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但如何把汉字的规范和标准与技工院校的评价体系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提高技校生的职业素养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五)社会上文字使用不当
现在,错字、别字、不规范用字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招聘”写成“招骋”、“严禁倒垃圾”写成“严禁到拉极”、“刮痧”写成“刮莎”、“摩托车”写成“么托车”等。
打开网络媒体或是使用微信、QQ、飞信等软件聊天,错别字、谐音字、不规范的繁体字混杂在一起的现象愈演愈烈,如“妹子”写成“妹纸”、“非常”写成“灰常”。这些错误的文字表达在网络中广泛传播,无疑给技校学生正确书写汉字带来不良影响。
随着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的推行,全国各地全日制技工院校招收的农村学生比例显著提高。在义务教育阶段,多数农村学校由于资金、教学管理、师资等方面原因并没有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开设书法课,导致部分学生在入学前汉字书写水平不高。而到了技校阶段,语文教学中对汉字的书写要求又无法加以巩固和提高,致使更多学生汉字书写水平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书写汉字教育的断层出现在技校阶段,所以加强技校阶段学生汉字书写规范教育尤为重要。
(一)提高思想认识
培根在《习惯论》中提出“思想决定行为”,毋庸置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有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有积极的思想才有积极的行动。
我们的祖先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开始,就对文字有着深厚的感情。汉字在几千年的演变中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积淀着祖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汉字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它可以展示自我、传递信息、反映事实、解决工作问题。从某个层面上来说,汉字书写体现着个人的素质、职业素养和发展潜力。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个重担,积极提高技校生对正确书写汉字重要性的认识。在课堂上,教师要结合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专业发展、实际工作应用以及个人晋升途径等方面,强化技校生对汉字书写的重视。
(二)唤起学生对汉字的敬畏之情
世界上使用汉字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日本。在百度上输入“日本”、“中文”或“汉字”等字样时,屏幕上会迅速弹出“日本人对中文顶礼膜拜”、“当日本年度汉字书写成为一道风景”等标题。2013年8月18日《法制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寻找键盘上丢失的文字》的文章,该文章介绍了日本人对书写汉字的重视程度。在日本人眼中,短信等现代电子通讯手段只是电话的替代品,表示尊重、祝福的语言仍需要手写。在日本,很多人以会书法而自豪,每年都会选出用毛笔书写的“年度汉字”。此外,日本还组织专门的“汉字能力测试”,该测试分为10个级别,从4岁幼童至94岁老人均可参加。
比较而言,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反思,并努力找回对汉字书写的崇敬之情。只有怀着一颗对汉字的敬畏之心,才能从更深的层面上帮助技校学生重新确立汉字书写的重要位置,更好地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
(三)形成良好的教育环境
让技校生正确地书写汉字是一个系统问题,不应简单地停留在语文教育上,应该成为全体教师的职责。
首先,营造汉字书写氛围的校园文化。在教学楼、实训楼、大师工作室、图书馆、课室等重要位置悬挂用规范字体书写的校风、校训、教风、学风等标语;注重板报文化建设,让每一面板报都带给学生“规范汉字书写”的熏陶和提示;还可以让学生参与校园各类标志牌的书写工作,并定期举行“消灭校园错别字”的活动。良好的校园环境既提升了学生对规范书写汉字的意识,也培养了学生写字的兴趣,又能让学生感受到温馨和谐的校园文化。其次,加强规范书写汉字的宣传力度。在校内设置书法展示专栏,定期开展汉字书写作品展――教师板书展示、优秀教案展示、学生作业展示、师生书法联展等活动,让学生逐步建立以书写汉字为荣的观念。
(四)提高教师的书写水平
能否正确规范地书写汉字,教师须言传身教,做好示范表率作用。在汉字正误方面,语文教师对涉及专业方面的汉字不太确定时,要查阅字典、参考书,对错别字坚决做到“零容忍”。教师认真书写的态度时刻影响着学生,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教师,进而让“正确书写”这一观念深入到学生的心中。
此外,要注意从教学层面上营造正确书写汉字的学习氛围。例如,举办板书比赛,促进和提高教师的汉字书写能力;把规范汉字书写贯穿在教师备课、板书、批改作业的全过程中;在平常作业点评中,教师要及时表扬书写正确的学生同学,并给予分数上的鼓励;还可以组织有书法特长的教师给学生开展个性化艺术活动,让师生共同成长。总之,注意从方方面面给学生指导示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教师的书写魅力。 (五)构建职业准入制
制度的保障力度远远要高于思想觉悟的力度。可以仿效日本的做法,构建汉字书写能力的职业准入制,按照不同的职业要求设置级别不同的职业门槛。例如,对文秘专业或技师层次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要求高一些;对汽车维修中级工的汉字书写能力要求相对低些。
书写能力的职业准入制一旦建立健全起来,将迫使技校生自觉强化学习。同时,技工院校也可以将规范书写汉字作为考核评价教师的一项标准。
中国人历来讲求书品、人品的和谐统一。练字就是练人,学写字就是学做人,提高汉字书写能力,就是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这一过程终将会使技校学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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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记录汉语时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最小自然结构单元。正由于汉字这样的特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根深蒂固,汉字教学也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汉字教学改革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汉字教学改革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汉语热正在世界各地悄然兴起,如何利用这一热潮,进一步加快汉语国际传播的步伐,如何进一步扩大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非汉字文化圈,在这些国家推广汉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阻碍就是汉字教学。在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眼中,汉字优美而古老,但是其结构复杂,犹如天书,汉字的难学难记,导致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学习汉语时浅尝辄止,往往停留在初级水平,很难跨越中级,甚至因为对汉字的畏难情绪而彻底放弃汉语的学习。“汉字难”成为“汉语难”的主因,这严重影响了汉语在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推广。为了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依托汉字认知研究、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改革汉字教学方法和教材,充分展示汉字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汉字成为推动汉语及文化传播的动力,而非阻力。
本文讨论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初级水平学生进行汉字教学时应采用的教学模式以及编写相应教材时应注意的原则和策略。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记录汉语时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最小自然结构单元。正由于汉字这样的特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根深蒂固,汉字教学也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往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收效并不理想,于是他们对汉字产生畏难或排斥情绪,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学生自身认知模式和现行的汉字教学模式。
认知方面,神经语言学研究认为,人脑的语言功能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前脑的“布洛卡区”另一个是位于后脑的“威尼克区”。汉字阅读的主要区域是布洛卡区,而拼音文字阅读的主要区域在威尼克区。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与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不同,威 尼克区的记忆主要靠听说。对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习得汉字需要通过布洛卡区的通道,即“视觉-图形-阅读-语言”,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习惯于利用威尼克区的通道来掌握拼音文字的语言,即“听觉-语音-听说-语言”(张必隐,1992)。因此,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缺乏方块模式概念,往往出现偏误。曲凤荣(2012)将这种偏误概括为四种:部件偏误、笔画偏误、结构混淆、音同或音近造成的偏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其拆字、组字能力较差,对汉字本身的字义理解能力较差,进而影响到以字组词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此外,国内普遍采用的汉字教学模式并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目前,国内的大学一般不开设独立的汉字课,或者即使有汉字课,也是依附于综合课的,也就是张朋朋(2007)所谓的“语文一体”“语文并进”模式。“语文一体”是指在教材编写上语言材料用文字来书写。“语文并进”是指在教学方式上一边教“语言”,一边教“文字”,“语”和“文”同 步进行。这种教学模式不区分“汉语”和“汉字”,认为“汉字”包含在“汉语”之中,因此,只提“汉语教学”(张朋朋,2007)。即“说什么话,教什么字”,也就是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这种模式的缺点是:1.对于初学汉语的学生,识记汉字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限制了听说课的进度,降低了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2.教材中所出现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学生一开始就面对“您”“谢”“起”等复杂的合体字,使学生觉得汉字难写、难记,仿佛“天书”一般, 一开始就对汉字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影响到汉语学习的兴趣;3.由于汉字教学没有把汉字作为一个有规律、有理据的组合系统来教,学生对汉字的部件、结构、理据性了解不足,影响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灵活运用能力,以及自学汉字的能力;4.汉字教学受“词本位”影响,学生在学习时总是以词为整体,缺乏语素概念,不注重对每个汉字意义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制约了“以字构词”的能力,进而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
现有的教学模式完全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我们为了扩大汉语的传播范围,加快汉语的传播步伐,必须针对教学对象,同时结合汉字的特点,改革汉字的教学模式,并编写相应的教材。
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初级阶段可以采用“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关于“语文分开”的模式,前人已有过讨论,如崔永华(1999)、赵金铭(2011)主张“先语后文”,张朋朋(2007)主张“语文分进”等。笔者赞同“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认为汉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就应该开始汉字的认读和书写训练。
佟乐泉(1997)也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习汉字有时可以成为学汉语的重要依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以文带语’……如果能够在学汉语时通过视、听两个通道同时接收到汉字的符号和汉语的声音,就有了互为联想线索的便利”。所谓“语文分进”是指“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分开进行,分别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教授独立的内容。
语言教学是教普通话的听说能力,汉字教学是教中文的汉字读写能力,二者相对独立(张朋朋,2007)。其具体做法就是分别设“汉语课”和“汉字课”,根据汉语教学和汉字教学的特点分别编写独立教材。“汉语课”利用拼音教授基础会话,使学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听说能力,这既提高了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也为今后学习汉字打下了基础。
汉字课不再依附于口语教学,自成体系,根据“由简到难”的原则选取常用的、构字能力和构词性强的汉字进行教授。主要教授汉字的“部件”及其构造规律,介绍字形结构及其理据性,教学时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教学方法。消除学生对于汉字的负面情绪,使学生形成“部件意识”,学会分析汉字结构,并初步了解汉字“音义”的组合规律。教授汉字的同时,给出1~2个由该汉字组成的典型的、常用的词语,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
当学生掌握了基础的日常会话,并且识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回归“语文合流”的模式。在这个阶段,学生对汉字字形已有认识,汉字教学从字形转向字义,立足于“字本位”原则,通过“以字构词”的方式,将被动的因词而记字转变为主动的因字而组词,使字的记忆变成一种在理解基础上的扩展和生成过程。这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这个阶段主要教授汉语课中已经出现的汉字,以精读课词汇表中的汉字为基础,结合字形、字义、构词特点,围绕核心字(有笔画、部件、结构上的典型性和类型性,便于扩展联想出其他的字)适量扩展,以达到核心字反复出现的目的(王汉卫,2007)。这样,汉字不再是汉语学习的“拦路虎”,反而有助于学生对词语的理解,成为汉语学习的助手。
采用新模式进行汉字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原则:
(一)注重认写分流,多认少写。
江新(2007)曾通过实验验证了“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教学方法的成效。通过实验对比,她发现增加认读量、减少书写量,遵循了汉字学习的规律,既减轻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又能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因此对提高识字效率有显著效果。
(二)注重部件教学。传
统的笔画教学过于分散,不利于汉字识记和运用。基于“多认少写”原则,利用汉字的可分析性和部件的音、形、义特征提高识记汉字的速度和质量,通过训练学生拆字能力,培养学生自学新字的能力。费锦昌(1996)认为“部件是现代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字单位,它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崔永华(1997)基于心理学假设“汉字拆分出的记忆单位越少、可称谓性越高、含义越明确,越利于记忆”,论证了利用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教学原则:注重独体字教学、注重对比分析、注重结构教学。
(三)注重提供汉字的使用语境。
徐彩华(2010)通过试验证明,频率是汉字学习中最大的影响因素,贡献量达到15%~31%左右,而其他文本因素(如笔画数、声旁规则等)均在5.5%以下。学习者身处外国,从“零”开始,汉字课堂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汉字时间”,如何增加学生接触汉字的频率?课堂提供的使用汉字的语境至关重要。语境包括所教汉字组成的词语、短语。随着所学汉字量的增加,可以编写句子、短文,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复现率,巩固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记忆,而且“以字构词”的方式,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学生在增大识字量的同时提升了阅读水平。
(四)注重汉字的复现率,避免“前学后忘”:
对外汉语教学界相关研究也表明,汉字的出现频率和复现率与汉字认知有显著正相关,当汉字复现率达到24次左右时,外国留学生对汉字音义识记的正确率为69%。在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中,汉字的复现率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提高汉字的复现频率。(梁焱,2012)
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依赖于相应教材的编写,下面谈谈根据“先语文分进,后语文合流”教学模式,编写初级阶段汉字教材时应采用的策略。
汉字教材的主体是汉字的选取与排序,所教汉字是否实用、排列是否合理,决定着教材的质量和成功与否,目前市场上的汉字教材,虽然选字都是来自汉字大纲、或根据频率统计,但是排序显得比较随意,特别是前后内容之间缺乏关联性,导致学生常常前学后忘,从而丧失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在体例上,虽然有的教材给出了字源解释,或者给出了该字组成的词语,但是词语往往没有注意选择常用的、学生已知的或便于记忆的,这徒增了学生的记忆负担,而且仅给出词语,在汉字的复现率和强化记忆方面作用有限。在练习方面,目前的教材都不注重练习的设计,练习量少,并且题型陈旧,无法起到强化练习的目的。以下就上述方面给出一点建议。
(一)汉字的选取与排序
1.从简到难:基础阶段的汉字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现代汉字系统的基本面貌,为日后的后续性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该阶段的汉字选取应结合汉字的难易度和常用度,可以按照以下类型和顺序进行教学:(1)构字能力强的独体象形字,比如:人、木、水、心等;(2)常用且理据性较强的会意字,比如:好、美、休等;(3)构字能力强、表义度高的常见形旁,比如:亻、氵、艹、讠等;(4)声旁简单、表音比较准确的形声字,比如:妈、们、请等。
2.关联性:每一大类中汉字的组织必须合理,可以根据不同的线索对汉字进行分组和排序。开始的时候可以采用根据“语义”进行分类,比如教授象形字时,可以分为动物类“马、牛、羊、鸟、鱼、虫”,自然现象“日、月、云、山、水、木、目”等;或形似字,如“人、从、众、大、太、天、夫”。随着识字量增加,逐步过渡为由部件、形旁以及结构作为分组线索,如按照形旁组织“江、河、海、湖”,按照声旁组织“青、晴、情、请、睛”。无论采用哪种线索,目的都是保证每次学习的字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使学生不孤立地识记汉字,而且习惯把具有联系的汉字放在一起记忆,如具有相同形旁或声旁地汉字,有助于学生建立其心理字典。
3.以旧带新:进行下一部分汉字教学时,基本上应以上一部分的汉字为基础,循序渐进,以旧带新地教授新的汉字。比如象形字部分我们教授了“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可以教授“本、未、末、林、森”,这样既巩固了以前学习的汉字“木”,又容易使学生掌握新字。
4.理据性:在象形字部分我们学习了“人”和“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学习了“本”,因此在教授“单人旁”的汉字时,可以告诉学生“人倚靠在树旁休息”“人的根本是身体”,这样学生很容易记住汉字“休”和“体”,使汉字学习高效而有趣。实施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选择教授的汉字时,必须是构字能力强的常用字。
(二)
练习的编写
1.认写分流:
在编写练习时,减少传统的抄写或听写练习,增加认读练习的同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后使用拼音输入法用电脑打字,增强学生对于汉字的敏感度及辨析力。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还可适当设置一些写作练习,从句子到短文,如让学生用电脑写作“一天的日程安排”。
2.汉字教学与阅读训练相结合。
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利用所学汉字编写简单的短文,未学过的汉字加注拼音。在教材中定期出现短文阅读,一方面可以复习所学的汉字,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学习汉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阅读和书写。
3.循环性。
学生识记汉字的最大障碍就是因为缺乏环境而导致前学后忘,因此在编写练习时必须注重汉字的循环复现,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汉字复现率,帮助学生巩固、记忆以前学习的汉字。在编写练习时,可以根据已经学习的汉字,定期为学生总结一些汉字规律,或者把散落在各单元中但是具有相关性的汉字组织起来,以不同的线索再次呈现在学生面前,以达到强化记忆的目的。例如,可以定期复习已经学习过的同音字,如“做、作、坐、座”,或者复习含有相同部件的汉字,如“门、问、间、闷、闻”等,同时比较这些汉字的使用区别,帮助学生建立起已学知识点的关联性。知识点间的关联度越高,记忆越清晰、越长久。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以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经验不再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需求,为了进一步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对汉字教学进行改革。近年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优秀的改革建议,但是如何实施这些建议,如何根据改革建议编写新型的汉字教材等工作仍然亟待完成,仍然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努力。
本文曾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届年会暨首届汉语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上海同济大学)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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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语言文学论文: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以及普通文字学的核心课题。现代汉字学诞生伊始,有关研究即被提上议事日程。1908年,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以“象形”与“合音”区分中西文字论析彼此短长[1],实际上已涉及对于汉字性质的考量。上世纪20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形义学》,认为汉字中“象形、指事、会意各字”皆属“意字”即意符文字,汉字中“形声字”皆为“音字”即音符文字[2],则直接表达了对于汉字性质的研判。
以下事例说明,该课题百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其一,自从现代汉字学诞生,我国文字学和语言学著作大多都要论及汉字性质;其二,在中国知网上,1959年以来含有“汉字性质”字眼的期刊文章多达954篇,1989年迄今含有同样字眼的硕博论文多达482篇。汉字性质问题之所以始终保持“相当炽热的状态”[3],全因为它不仅涉及汉字的历史描述和教学设计,涉及汉字的功能评价和政策制定,而且涉及文字类型学理论建设和文字演进规律探讨,涉及文字与语言、文字与文化关系的诠释。经过学界百年来的不懈努力,尽管歧见依然存在,但有关研究不断深化则是应予肯定且令人欣慰的事实。
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学人大多将精力集中于知识性讨论,对于方法论(methodology)则关注不够。唯物辩证法认为方法重于知识:方法错了,即便侥幸获得正确知识,这知识亦缺乏足够的学术含量和应有的社会影响;方法对头,即便暂时与正确知识失之交臂,但终会走向成功,并将充分发挥所获知识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从事学术研究应当重视方法论。本文有关汉字性质的讨论将以此为指导。汉字性质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甚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两点:(1)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2)立论基础单位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本文所谓方法论主要指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方法的审视、阐释和评析。
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来说,以何种文字单位作为立论基础乃是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索绪尔认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4],布龙菲尔德认为汉字属于“表词文字”[5],赵元任认为汉字属于“词素文字”(亦即后文所谓“语素文字”)[6]142,三位学界泰斗虽然看法有别,但都是通过对“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7]的考察而立论。王伯熙明确表示,不同“独立符号”记录不同语言单位,由此显示出不同“符号系统的性质”,汉字性质研究应当以此为基础。
苏培成亦曾就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多次发表意见。他说:“确定一种文字的性质,要根据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8]“文字的基本单位指的是文字体系中能和语言成分相对应的最小的单位”,“根据文字基本单位的理论,汉字里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单字,而用来和它对比的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一个个的字母,而不是一个个单词。”[9]王伯熙和苏培成的说法不尽一致,基本观点则如出一辙。
王伯熙所谓“独立符号”、苏培成所谓“文字基本单位”,其实早已有了相应术语,即“字符”。维基百科指出:“字符(Character)是一个信息单位。……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汉字、日文字、韩文字……或是一个英文、其他西方语言的字母。”[10]笔者以为,既然已经有了相应术语,就不应让它闲置。何况与“独立符号”、“文字基本单位”等表述相比,“字符”说法更便于理解和使用,在汉字性质研究中,学界应充分利用“字符”术语的优长。
有比较才有鉴别,文字性质的研究离不开比较法的运用。一直以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有关比较都是以字符为基础。但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认为将字符作为比较基础有问题,因为中文汉字与西文字母缺乏可比性。他们主张比较应坚持对等原则,鉴于形音义俱全乃一切文字共同特征,他们认为比较应以形音义结合体为基础。据此他们提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英文属于表词文字。[11]对于以上新说,笔者颇为怀疑。
这不仅因为“从来不会错”(Chao can never be wrong)的赵元任明确指出,在目前通行的成熟文字中,就所标记的语言单位尺寸看,语素文字乃为上限[6];以及因为以拉丁字母为构字元素的英文已有上千年历史,其间从无英文使用者认为自己使用的是表词文字;更因为根据“对等原则”,被比较文字除了必须所指层次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语音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义结合体为所指,同时必须所指等级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音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节为所指,或者都是以语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单词为所指;而上述新说是基于标记语素的中文形式与标记单词的英文形式的对照,亦即基于不对等比较而提出;更因为接受新说则须认为中文能够标记语素不能标记单词,英文能够标记单词不能标记语素,这样的新说实在难以让人心悦诚服。
为什么有的学者将“对等原则”视为圭臬而实践中却不能坚持?这一方面因为在汉语中语素是最重要且最显眼的语法结构单位,在英语中单词是最关键且最醒目的语法结构单位;另一方面,因为前述现象不仅为新说提出者所注意而且强烈左右着他们的知和行,于是为考察文字性质而进行不同文字比较时,鬼使神差地将记录汉语语素的中文形式与记录英语单词的英文形式等量齐观,以致偏离了自定的“对等原则”。
前面谈到不少学者认为植根字符的文字比较不合逻辑;而在笔者看来,以上批评缺乏根据。比较确实是有条件的,《墨子》所谓“异类不比”便是就此而言。同类与否如何鉴别?《墨子》云:“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意思是鉴别是否同类主要看有无共同点。这可谓中肯之论。惠施曰:“万物毕同毕异。”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以上说法亦为学界普遍认同。
缘上以观,同类与否并非由客观现实――包括客观上的对等不对等――所决定,而是由主观认知所决定;因为基于特定观察方式可以在任意两个事物之间找到共同点并可据此将其视为同类,从逻辑上讲在语言文字范畴中可以任取两方并将它们作为同类成员看待。我们已经知道,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关于汉字性质的观点是通过对中文汉字、日文假名、英文字母等不同字符的比较而形成,上述字符均属“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既然具有共同点自然可以视为同类,也就自然可以拿来相互比较。所谓前述比较“不对等”(郑振峰语),“存在着严重的层面错位问题”(胡华语)等等,有关质疑失之偏颇。
为什么对于“表意文字”说法具有较大影响的解释并无硬伤而批评者仍不肯放过?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表意文字”说法容易造成误导。我们以为因此将其根本否定似乎过于较真。通过前面的回顾大家已经知道,“表意文字”是个国际通行且使用有年的学术用语。吕叔湘曾就术语问题作过专门论析,指出新旧术语各有利弊,取舍上并无非此不可的道理。
[30]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31]众所周知,语言运用离不开语境,任何语义必须借助语境帮助才能实现。语境乃制约语义传释的各种因素的集合。接受者对于语义的理解需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注意表达者所处语境,领会其意指所在。综上所述,尽管尹斌庸等先生的有关批评未尝无助“表意文字”理论的完善化,但因为担心误导而欲将其打入冷宫实属矫枉过正。(2)
在审视对于字符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时,我们将不赞成“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说法的观点拿来讨论,其实是“言在此意在彼”,因为它主要不是为了维护前述术语的称谓方式,而是旨在说明“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观察角度都不可或缺。
根据语言类型学理论,某些文字类型之间存在着双向“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语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语素-音节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语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其中的“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音文字”,其中的“语素-音节文字”必定同时属于“意音文字”;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意音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表意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文字”,其中的“表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其中的“意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音节文字”。
这是否意味从两种角度说明文字性质并无必要?不是!道理首先在于:我们是通过两种观察角度的研究,方才发现基于对应关系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两种文字类型之间的蕴含共性;而不是根据蕴含共性,由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文字类型推导出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文字类型,或者相反。道理其次在于:前述蕴含关系并非一对一,以致我们有时并不能根据蕴含共性而由此知彼,例如由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均属“表音文字”,在已知某种文字属于“表音文字”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推知它究竟属于“音节文字”还是“音素文字”。
道理还在于:前述蕴含共性高度抽象,管粗不管细。例如它只能告诉你,如果某种文字属于“语素文字”那么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但它并不能进而告诉你,这种“表意文字”的字符是出于何种动因和通过何种方式完成自身构形。弄清字符构造理据乃是认识文字性质的重要途径(详见另文),而蕴含共性并不能在这方面提供具体帮助。总之,对于汉字以及其他文字的性质研究来说,“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角度无法彼此替代,必须同时加以利用。
虽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方法与知识为互动性因果关系,但多数场合是方法决定知识。正确的方法决定正确的知识,错误的方法决定错误的知识。在正确方法与错误方法同在的情况下,所获知识也就自然是鱼龙混杂。对其加以清理不可就知识说知识,而应当从清理方法入手。汉字性质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因为汉字性质研究可以多角度切入因而可以允许多种判断并存,但在角度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两种甚至三种、四种结论,则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根据抓纲带目的原则,本文从方法论入手进行方法上的清理。
在前面的讨论中,对于主张在“对等”基础上进行不同文字比较的做法,对于否定汉字性质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做法,对于追求汉字性质表述天衣无缝的做法,给予了证伪,从而支持了曾为不当方法贬损的正确结论,动摇了建立在不当方法之上的似是而非意见。在以上讨论过程中,笔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于认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判断给予了肯定。但仅仅根据以上论析,要让前述判断稳稳站住,显然不够。在有关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的新稿中,我们拟通过更为全面深入的讨论证明前述判断的合理性。但愿有关尝试对于化解汉字性质研判异说纷呈局面,对于推动汉字学乃至文字学理论建设,多多少少有所贡献。
注释:
(1)显然在吕先生看来,具有“形”和“音”乃“字”或“文字”决定性特征。笔者高度服膺这观点。因为如果确定只有形音义俱全的字符方可称为“字”或“文字”,那么中文用于记录连绵词和音译词的没有独立意义的单字将被连带地排除于“字”或“文字”范围之外。相信任何汉字使用者都不会认可这做法。
(2)当然,还有人不赞成“表意文字”说法乃是看重汉字字形中的表音成分,认为应当将它定位为“意音文字”。因为有关讨论并非三言两语可以打住,更因为有关讨论涉及汉字性质研究的其他方法论,具体地说涉及对于立论基础单位其他观察角度的方法论,笔者拟另文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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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教学大多集中于小学低、中年级,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对周围的事物容易产生好奇心。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师应多从培养兴趣的角度启发学生学习汉字。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汉字听写大会看未来识字写字教学语言文学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从汉字听写大会看未来识字写字教学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输入手段的普及,我们手写汉字的能力在不断地下降。很多人都经常碰到在电脑、手机面前能输入自由,然而一旦拿起笔遇上某个字时却卡壳的现象。
央视2013年8月2日开播《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录制过程尴尬不断。现场竟只有30%的成人将“癞蛤蟆”这个著名动物的名字写对,而“间歇”一词的差错率高达40%。至于“陀螺”、“熨帖”、“郫县豆瓣”等词的差错率也很高。
最亲切的汉字,在听写时竟变得那么惨不忍睹,难怪有人感叹“汉字走远了”,汉字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当然将汉字书写能力下降归结与“键盘时代”是有道理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对汉字的敬畏心少了,对汉字的重视重视程度降低了。过去老师讲解汉字时都会从汉字的起源讲起,从字理结构上进行分析,让学生在书写汉字时能想起与这个字相关的历史,使记忆更深刻。而现在,老师讲解汉字时多把汉字作为符号,竖横撇捺让孩子死记硬背,因此丢笔少划的现象就屡见不鲜了。
针对于这种现状,在未来的识字写字教学中老师和学生都应予以重视,并应采取如下措施改进这类问题;
在过去的识字教学中我们经常听到:“请同学们多读几遍的字音,认真书写,千万别丢笔画。”“今天的作业是每个生字写两行......”这样的识字教学方式抹杀了孩子对汉字学习的兴趣。关于汉字的音、形、义没有任何的解释,这样的识字教学根本看不见文化传承的踪影,有的只是机械地记忆,重复的书写,抹杀了孩子们求知的欲望。
未来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应对着重学生进行汉字历史文化的渗透,一方面学生了解了汉字的来源会为灿烂的中华文化、智慧的先祖而骄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通过对汉字“前世今生”的认识,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在识字过程中把握汉字本质,认识其发展规律。对识字方法进行正确、有效的探索,有利于提高识字教学的课堂效率。
识字教学大多集中于小学低、中年级,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对周围的事物容易产生好奇心。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师应多从培养兴趣的角度启发学生学习汉字。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小学生常用形象、色彩、声音来进行思维。”因而根据这一特点,在识字教学中,教师应多使用卡片,挂图等教具进行教学。学习生字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共同制作生字卡,利用生字卡片进行游戏或比赛调动学生识字的兴趣。在讲解象形字时,教师可利用文字的象形特征将其制成图画,引导学生将图形与文字联系起来,加强对文字的理解。
教师还可以结合结合少年儿童爱玩游戏的特点,组织学生进行游戏和比赛,增强学生的识字欲望,同时可以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当“小医生”“小老师”等,使其学习兴趣增强。
随着电脑技术的普及,未来的识字教学必然是信息化的识字教学。信息化的识字教学的基本要求是:教师用计算机教,学生用计算机学。因而,多媒体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日常的语文教育中,教师往往利用多媒体进行阅读分析和作文教学却忽视了在识字教学上的作用。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学习的重点,这一阶段的儿童更喜欢直观的图画展示。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动画、视频等形式向学生展示所学内容,极大的提高学生的识字兴趣。
在识字教学过程中,要想快速提高学生的识字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大量阅读,以阅读促进识字,在阅读中既可以提高识字量,又可以巩固识字效果。过去,教师为扩大学生的阅读量,不得不在黑板上抄写大段文字,既费时又费力。多媒体的出现,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大量的阅读内容和形近字、同音字的比较,可以通过多媒体快速地展现在学生眼前,方便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识字量。
针对现在学生笔顺乱的问题,多媒体教学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利用多媒体课件制作教学动画,演示笔顺以及笔画在田字格中所占的位置,并将容易写错的笔画用红色指出,让学生重点注意,这样能够提高学生书写的精确性。
当然,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的示范作用对学生的识字写字也有重要的影响。学生往往对其欣赏的老师有一种模仿的心理。因此,教师的一手好字对学生的识字写字也会用重要的激励作用。
总之,识字写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础部分,关系到整个语文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在未来的识字写字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和学生心理特点,选取适当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的兴趣,使其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乃至历史文化产生热爱之情,使识字写字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而真正变为一种学习的乐趣。同时,在未来识字教学中,教师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出更多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识字写字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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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些构件已经不能体现构形理据了,就演变成了记号,有些汉字形体的构形理据只是部分消失,形成了半记号字,有些汉字形体的构形理据全部消失,就成了记号字。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因某方面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形体失去了构形理据,遂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呈现出记号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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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字构形理据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影响
汉字的构形理据,指的是汉字采用某种形体结构的理由和根据,构形“体现了何种造字意图、带来了哪些意义信息”,在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只有形体属于文字本身,汉字的音义来源于汉语。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表意文字,汉字的构形理据探寻的是汉字字形与它所代表的词或语素的联系。
文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的,汉字始于象形,其特点是直接描摹客观事物的形体,字形是词所反映的客观物象的简略轮廓和线条,汉字构形物象性强,个体特征鲜明。建立在物象基础之上的文字符号直接与该事物联系起来,间接表示与该事物关联的某词某义,王贵元先生说:“通过对商代文字构形的分析,可以发现早期汉字是字形直接表示事物、间接表示词的音义。”在这一阶段,汉字的构形理据主要体现在形体本身的象形性和形体之间的组合,汉字构形的理据是物象。
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构形的理据转化为词的音义,通过会意、音义结构体现出来,声符和意符参与整个字的构成,声符和意符的功能在参与整个字的构成中体现出来,形声成为主要的结构方式,汉字构形的系统系增强。形声构形方式的产生,并逐步发展成主要的结构方式,为汉字的进一步抽象和简化提供了条件。
1 物象构形阶段汉字的构形情况
物象构形阶段的汉字采用按物绘形的方法构形,物象性强,个性特征明显,其形体与构形系统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基础构件表形,构件数量多,变体数量也多。象形文字的构件具有浓厚的象物性,依物象之形表意,构件的形体、位置,因物象而异,形体呈现多样性。基础构件规范性差,没有定形、定量,基础构件数量就多。赵诚先生说:“根据汉字发展的大势看,愈古老的系统,形体差别愈丰富,分类愈多,特殊而例外的现象愈复杂。与此相应,规范性就要弱得多。”
(2)构件组合关系的平面性,字形结构的象形性。以物象为基础绘制的字形各组成构件都处在同一平面上,成图形性平面结构,各构件分不出组合的先后层次,同处在同一平面上。构件的组合是根据具体物象的实际位置关系来体现构意的,字形结构的象形性很浓。
以物象为基础的汉字,图画色彩浓,具象性强,构形的随意性强,构形的系统性差。王贵元先生说:“物象的画面性和饱满完整性与字形的线条性和择要性是造成同一物象多种字形的根本原因,所以,是字形表现的对象决定着构形系统的面貌。在字形以物象为表象的时代,其构形系统必然呈现象形和一物多形之态,也就是说,象形和一物多形的构形系统状态就是其成熟的状态。”
2 音义构形阶段汉字的构形情况
(1)基础构件音义符号化,构件形体固定化。音义构形阶段,汉字构形的理据为词的音义,这时构件形体表示的是音和义,就是构件独立成字时,所记录的词的音和义,构件成为词的音义的载体,这些构件就成了意符和声符,构件大多来源于原初的象形字。构件以自己独立成字时的音和义参与构形,而不是物象,构件的直观物象性就逐渐淡化了,在书写便利的驱动下,形体与原来的客观物象越拉越远,汉字形体逐渐演化,形体的符号性逐渐增强,隶变之后,象形性消失了,构件就完全成了音义符号――声符、意符。
到了音义构形阶段,构件是原初独立成字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以它们独立成字时所记录的词的音义来参与构形、体现构意。而在物象为基础的构形阶段,一物多形十分普遍,构件的写法不固定,变体数量多,构件的形体往往随着所构之字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到了音义构形阶段,这些作为音义构件的象形文字的形体逐渐固定下来。构件形体的固定化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王贵元先生称之为定形、定量、定位和定向。定形指的是同物象形体的单一化、固定化,定量指的是单字形体构件及其数量固定化,定位指的是构件在被构字中上下左右等位置的固定,定向指的是构件在被构字中方向的固定。
构件形体固定化的过程,就是构件形体象形性消失的过程,隶变之后,部分构件成了固定的部首。
(2)会义、音义组合的层次性,形声成为主要的构形方式。会义组合指的是意符和意符的组合,音义指的是声符和意符的组合,构件以所记录的词的音义来参与构意,表形构件变成了音义化符号,图形式的平面组合结构方式,逐渐变为层次组合的结构方式。随着基础构件固定化的过程,构件的符号化增强,基础构件相对减少,构件构字的频率逐渐提高,层次组合方式的出现,所需要的构件数量相对减少。
音义结合的形声字,声符与所记录的词的读音联系起来,意符与所记录的词的意义联系起来,既实现了构形的理据性,延续了汉字表意的特点,明确了汉字是汉语的词的符号,增强了汉字记录汉语的明晰性,又简化了汉字的构形方式,实现了造字的便捷,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形声结构产生以后,汉字的孳乳分化,选择了形声化的方向,形声字的数量急剧增加,它在整个汉字系统中的比重也相应加大,形声字逐渐成为汉字主体。据统计,甲骨文中的形声字约占20%,到了金文就增长到了50%以上,到了《说文解字》所收的小篆中,形声字已占到了80%以上,到了《康熙字典》,形声字约占90%,形声逐渐成为主要的构形方式。
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些构件已经不能体现构形理据了,就演变成了记号,有些汉字形体的构形理据只是部分消失,形成了半记号字,有些汉字形体的构形理据全部消失,就成了记号字。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因某方面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形体失去了构形理据,遂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呈现出记号化的趋势。
1 物象构形理据的消失而导致汉字形体的记号化
原初汉字是象形的,构形理据为物象,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尤其是隶变之后,汉字形体由“随体诘诎”的线条变成了“平直方折”的笔画,汉字不再象形,形义联系淡化,这些象形字就成为了记号字。例如:日、月、水、木、刀、弓、车、舟……,这些字现在已看不出物象了,象物性丧失,变成了记号字。
2 音义构形理据的消失而导致汉字形体的记号化
汉字的构形理据转换为词的音义后,汉字以会义、音义结构为主,但随着词的音义的发展,或者汉字形体的简化、讹变等原因,构形理据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形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
(1)字形变化而导致构形理据的消失。随着形体的演变,尤其是隶变,汉字形体在线条化、笔画化过程中,许多形声字、会意字的构件发生变化,而导致构件理据完全消失或部分消失而成为记号字、半记号字。如:《说文》:“更,改也。从攴,丙声。”“更”,原本是一个形声字,隶变之后,构件粘连而失去理据成为记号字。《说文》:“春,从?从日,屯声”。“春”,原本是一个形声字,隶变之后,保留了构件“日”,具有表义功能,构件“?”和“屯”粘连成为记号,“春”成为半记号字。《说文》:“年,谷熟也。从禾,千声。”“年”,原来是一个形声字,隶变之后,构件粘连而成为了记号字。汉字简化也导致了汉字构形理据的消失而形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简化,或直接减省繁体字的某些笔画、构件,或通过简单的符号代替原来的声符、意符等方法,简化了大批的汉字,亦形成了不少的记号字、半记号字。如:“鸡”,原为从鸟奚声的形声字,经过简化,声符“奚”变为记号“又”,“鸟”仍为意符,整个字变成了半记号字。“?”,小篆由“聿”和“者”构成的形声字,“聿”是意符,“者”是音符,隶变之后,“者”简省为“曰”而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半记号字,“?”通过草书楷化而又简化成“书”,“书”就是一个记号字了。
(2)语音变化而导致构形理据的消失。对于形声字来说,字音的理据来源于声符的读音,随着语音的演变,汉字所记录的词的读音和声符的读音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总是同步的,就使得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失去了表音功能而成为记号。如:“辈”,从“非”得声,“辈”和“非”上古都属于帮母,随着语音的演变,“帮”组声母分轻唇、重唇,“辈”为重唇,“非”为轻唇,“非”作为声符就失去表音功能而成为记号;《说文》:“刻,镂也。从刀,亥声。”现在,声符“亥”已失去了表音功能,“刻”成了半记号字;《说文》:“溺,从水,弱声。”声符“弱”已失去了表音功能,“溺”成了半记号字。
在汉字发展和使用过程中,汉字构形理据不可避免地不断弱化甚至丧失,但汉字是据意构形的,追求形义的统一贯穿于汉字发展的全过程,构形理据的弱化、丧失的同时,也就伴随着理据的重构,推动着汉字形体结构的变化,于此产生了大量的古今字、异体字等。
1 词义理据的重构
(1)意符的增加。物象构形理据的消失,导致汉字形体的记号化,而一少部分早期的物象字增加了意符或声符,改造成了形声字,使形义关系得到重新统一,实现了理据重构。“果”,原为象形字,上部为物象之形,随着形体的演变,失去了物象之形,于是新增意符“艹”而成形声字“?”,后又求书写的便利简化为“果”。“云”,原为象形字,后加意符“雨”成为形声字“?”。“止”表脚趾意,原为象形字,后加意符“足”而成为形声字“趾”。
词义的引申,导致字形与所记录的词义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构形理据弱化,增加新的意符,重构理据,后加意符而成的形声字有一部分为亦声字。“取”加意符“女”而成“娶”,“竟”加意符“土”而成“境”,“介”加意符“田”而成“界”,“慈”加意符而成“?”。
文字假借,导致字形与所记录的词义之间的联系丧失,增加意符,重构理据。“吴公”、“仓庚”等,加意符而成“蜈蚣”、“仓庚”;“辟”加意符而成“僻”、“避”、“壁”等。
(2)意符的换用。由于文字的假借或词义的引申,字形与所记录的词义之间关系疏远甚至丧失,更换意符,重构理据。“没”更换意符而成“殁”,“佩”更换意符而成“?”,“振”换意符而成“赈”。
2 词音理据的重构
(1)声符的增加。增加声符,使字与所记录词的读音有联系。“网”加声符而成“罔”;“食”加声符而成“饲”;“?”,甲骨文是象形字,后来加声符“奚”而成“?”;“?”,甲骨文为象形字,后来加声符“凡”而成“?”。
(2)声符的换用。随着语言的演变,声符不再表音,更换声符,重构理据。形声字“?”,声符“?”随着语音的演变,不能表示“?”字实际读音,而换成“乃”以表实际读音。“?”与“?”,“?”与“踪”等都属于声符的换用而重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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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教学法是一种符合汉字系统规律和学习者认知心理,具有较强类推作用的科学汉字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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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韩国教育部指定的1800汉字部件分析及教学法浅析
本论文关于韩国教育部指定的1800汉字就其中易能分析出部首的汉字进行分析并就其教学方法提出一些个人观点,以期能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方面贡献一些力量。其中的汉字分析也可用于汉字游戏设计的参考。 主要依据《说文解字》 《 汉字源流字典》等工具书,并参照其他有关的文献进行整理而成,也有的根据文字学关于形体演变的常识确定。
根据部件的构字数,将部件划分成两类:常用部件(20-30)次常用部件(10-20)因版面限制仅就常用部件进行分析。韩国教育部指定的1800汉字的常用部件分析 常用部件(20-30)。
部首 人(亻), 出现次数30, 象形字,甲骨文像侧立的人形。金文大同。篆文文字化, 隶变后,楷书写作“人”。 《说文 ? 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象臂胫之形。”本义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 也指人类。又指别人。又指民众。又指某人,某种人,某些人。引申也指人的品质,性情。又指体面、面子。 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人《说文》部首。至今仍设“人”部。凡从“人”取义的字皆与人等义有关 。 例字如: 借、体、休、他等。
部首 水(氵?), 出现次数27, 象形字,甲骨文像水流形,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水”。作左旁时写作“氵”,作下旁时,写作“?”。 《说文 ? 水部》:“水,?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本义为河流。 引申泛指江、河、湖、海、洋。引申又指水这种液体。又引申泛指某些液态物。又用于比喻淡薄、不专一。 例字如: 深、泳、游、浅等。
部首 言(讠), 出现次数26, 会意字。言与音同源。甲骨文从口,上像箫管乐器形,会口吹乐器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乐器讹为辛, 隶变后,楷书写作”言”。如今作左旁时简化写作讠, 说文 ? 言部》:“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辛声。”本义为吹奏乐器。《尔雅 ?释乐》:“大箫为之言。” 也指所吹乐器。吹奏乐器与说话皆表现为有意义的声音,故引申指说,陈说,就是说。用作名词,指说出来的话或一句话。也指说出,写出的一个字。也指著作。 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言《说文》部首。至今仍设“言”部。凡从言”取义的字皆与声音、语言等义有关。 例字如: 讲、记、谈、读等。
部首日, 出现次数22, 象形字。甲骨文像太阳形(甲骨文用刀不易刻圆)。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划。隶变后,楷书写作”日”。 说文 ? 日部》:“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本义为太阳。引申指白天,也指一昼夜。用作状语,指每天。又引申泛指时间、光阴、日子。又特指吉凶祭祀时辰。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日《说文》部首。至今仍设“日”部。凡从“日”取义的字皆与太阳、光阴、时日等义有关。 例字如: 晚、明、时、晨等。
部首心, 出现次数22, 象形字,甲骨文像心脏之形。金文更像, 篆文整齐划,隶变后,楷书写作”心”。 《说文 ? 心部》:“心,人心,在身之中,象形。”本义为心脏。 古人以为心是思维的器官,故引申泛指思想、心思、内心、性情、思谋。引申也只心所在的胸部。心在人身之中,故又引申指中心、中央。花蕊是花的心,故又引申之花蕊,也指树木的尖刺。 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心《说文》部首。至今仍设“心”部。 作左旁时写作“忄”,作下旁时,写作“心”。例字如: 心、感、急、念等。
次常用部件(10-20) ?(辶)、 木、 宀、 手(扌)、 糸(丝、纟、?)、口、攴(攵)、又
以上部首均仍在现在使用,其中大部分又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下面就对常用部首的教学方法提出一点自己的建议。
影像法:人,组词能力最强,因此要加强此字的记忆,可以放一段影像,说明人字的各种字体变化,也可用身体姿势摆出人的形状,告知其做偏旁时,会有变化。 凡从“人”取义的字皆与人等义有关 。
水、日、木、口亦可用影像的方法,在此不一一介绍。
联系法:心,可以介绍心字有四划,分别代表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这样不仅心的意思解释清楚而且笔划也比较容易记住。
绘图法:宀,可以会化成房子的样子,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对宀字的图画进行修饰,例如价格烟囱……,使其明白 凡从“宀”取义的字皆与房屋、覆盖等义有关。
辶,直接画一个类似于辶的路,并且可以与问路的课文结合起来,联系所学词语左拐、右拐等。
扌,可以绘图为一个人划船的样子,划船需要靠手而且划船也是一项技能,因此便可将凡从“扌” 取义的字皆与手臂、操作、技能等义解释清楚。
糸、又皆可用此法,也可让学生自己看图绘画。
联想法:攴,与所学的部首“又”相似,只是上面加上类似于拐杖的字形,又解释为右手,右手拿着拐杖击打,即可把攴的意思解释明白。,作偏旁时“攵”也可理解为一把刀把“又”切了一刀。
部件教学法是一种符合汉字系统规律和学习者认知心理,具有较强类推作用的科学汉字教学法。本文针对目前汉字部件分析与部件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分歧,抓住对外汉字教学的客观事实,对韩国教育部规定的1800汉字进行部件分析,并对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方法。为韩国教学工作提出自己的认识。希望对汉字教学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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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教学中,五笔字型除把汉字笔画分为横(包括提)、竖(包括左竖钩)、撇、捺(包括点)、折(包括右竖钩)五种外,把汉字的字形分为左右型、上下型和杂合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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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所任教的柬埔寨禄山市公立华侨学校为例,从学生的课堂笔记、生
词、抄书、试卷、听写、作文以及平时上课时所搜集到的汉字偏误为材料进行分析,将中一中二班的汉字偏误情况对比分析如下:
通过此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中二班学生偏误中错字类减少,别字类增加。在笔画偏误部分,笔形、笔画组合关系、笔画增减三个方面比重都相应减少,学生在汉字细枝末节方面的认知有了进步,特别是笔画增减的问题,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
针对上述情况,很大的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电脑教学中的五笔输入法教学。柬埔寨中学普遍开设的有电脑课程,而从初一下学期开始电脑教学中开始教授五笔输入法,而正是五笔输入法的学习从侧面大大帮助了学生的汉字学习和偏误纠正。
五笔输入法把字拆分成字根的组合,字根多数是汉字的偏旁部首(氵夂 彳灬 廴),同时还有一些是少量的笔画结构(亠、“右”去了口的部分、“反”字去了又的部分)。按照每个字根的起笔,把计算机键盘中的25个英文字母(不包含Z键)分为五个区,即横区、竖区、撇区、捺区、折区。五笔输入法中共有基本字根120多个,掌握了字根的笔形和笔顺,字根的排列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王、土、大、丁”因为首笔都是横,因此在横区;“王”字第二笔仍是横,因此位于G键(11);“土”字第二笔是竖,位于F键(12);“大”第三笔是撇,位于D键(13);“丁”字第二笔是折,位于S键(14)。
字根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分为单、散、连、交四种类型。而五笔字型中字根相连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相连,特指以下两种情况:单笔画与基本字根相连,如:自(“丿”与“目”相连)、且(“月”与“一”相连)、尺(“尸”与“丶”相连)、下(“一”与“卜”相连)等。汉字分解为字根的原则里有能散不连、能连不交的原则,并且拆分时一个笔画不能割断在两个字根里。这些位置关系及拆分原则的学习,相应地纠正了学生笔画组合关系及笔画分割方面的错误。
成字字根的输入规则是报户名+第一单笔画+第二单笔画+最末单笔画。如“雨”字的编码是F(报户名)G(第一笔横)H(第二笔竖)Y(末笔点)。这个规则也相应地纠正了学习者汉字的书写笔顺。单字输入的基本规则是第一字根+第二字根+第三字根+最末字根,这帮助学生从最基本的简单笔画的组合了解汉字的书写规则,并了解了汉字部件的排列顺序,既规范了笔顺,又纠正了汉字部件的位置关系,减免了因部件增减出现的偏误。
五笔字型除把汉字笔画分为横(包括提)、竖(包括左竖钩)、撇、捺(包括点)、折(包括右竖钩)五种外,把汉字的字形分为左右型、上下型和杂合型。为了减少重码,避免因打字选字降低打字速度,如果打完所有拆分字根后,还没有四码就加一个末笔字型识别码。末笔字型识别码是由末笔的笔形和汉字结构两项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码。如“只”和“叭”两个字的编码都是“KW”,为了在打出KW后不要再用数字键选字,就必须再加打一个识别码区别这两个字。末笔字型识别码加大了学习者对汉字结构的认知,帮助了学习者对汉字结构的学习。
五笔输入法的学习,可以说是柬埔寨汉语教学中唯一涉及汉字系统教学的地方,虽然在五笔输入法中字根不能等同于汉字的部件,字根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异于笔画或部件之间的位置关系,汉字结构的划分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在汉字偏误的纠正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积极的作用,五笔输入法的学习及练习,也是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加强过程,它对汉字的笔形、笔画部件的组合关系、结构、甚至笔画部件的增减等多方面偏误的纠正都有帮助。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革,善于利用有利因素帮助教学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地域特色,在东南亚的电脑教学中渗透汉字教学思想,引导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减少偏误,对于对外汉字教学改革将是一个很大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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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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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够保存并流传后世,这主要归功于汉字。汉字与汉文化密不可分,其构形及发展凝聚着汉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积淀和保留着汉民族观察世界及其自身的思维成果和心智,其本身蕴涵和展示着一个丰富多彩的汉民族文化世界和精神世界。
人是群居动物,人类的实践活动都在一定的群体中进行,长期的群体生活形成的共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相沿成习,渐渐形成一种风俗。风俗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源于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
任何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风俗习惯,汉民族的独特风俗文化离现在已有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可以从汉字及用汉字所记载的文献中窥见一斑。例如“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等词,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汉民族先民的居住条件和饮食方式。
汉民族的风俗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春节。春节是众多节日中最盛大的,贴红联、放鞭炮、吃饺子……习惯上又把过春节称为过年,那么“年”究竟是怎样来的呢?相传在远古时代,有一种猛兽叫“年”,逢新旧岁之交,就出来糟蹋庄稼,伤害人畜。一次,它又跑出来为非作歹,被一家门口晾的红衣服吓跑了,到了另一处又被灯光和爆竹声吓得抱头鼠窜。于是人们掌握了“年”的弱点。每至辞旧迎新之际,就贴红联,放鞭炮,拢柴火,把年吓跑。久而久之便成了过年的习俗。但这只是传说,其实“年”字,最初为“农作物生长周期”之意,由于汉字形体的楷化而失去了最初的意义。造字之初,“年”是谷穗沉沉下垂的形象,是收获的象征,所谓“五谷熟曰年”。农作物从播种到成熟是一个生长周期,庄稼成熟之时,人们不免要庆祝一番。从此,每当四季轮回一次之际,就出现这种庆祝丰收和和祭神祀祖的活动。但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活动逐渐从娱神发展到自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节日,即“年”。今天的过年习俗就是由此演变而来,年的习俗反映出一种世俗的快乐。
任何一个汉字,都是一幅构思巧妙的图画,蕴藏着一些汉民族远古的风俗习性,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演变,与时俱进。
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作用,视觉形象鲜明,有助于启发我们形象性的联想,因此用汉字记录的诗歌,就像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读者能够抛开语音语法层面而直接进入诗情画意中。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富于形象性,意境含蓄优美,是汉字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古代诗歌特有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基本都是四言的,而《楚辞》是在四言基础上发展而来,大体上是六言加上兮字,兮字起凑足音节、使音节整齐的作用。例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楚辞?涉江》
古体诗和近体诗大多数是五言和七言,如律诗,绝句,五古,七古等(七古例外,有时在七言句中夹杂一些杂言的句子)。律诗每首八句,有五言和七言的;绝句每首四句,也分五言和七言。“五言诗”每行五个字,如唐代诗人王勃的五律诗《送杜少甫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全诗共八句,每句五个字,长短相同,字数相等,整齐匀称;“七言诗”每行七个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整首诗共四句,形式整齐。字字如诗,句句如画,无限的意蕴孕于其中。
对仗是汉语律诗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仗即对偶,是指说话或写作时,某些文字,在邻近的地方有跟它成双配对的文字出现。平仄相间,抑扬顿挫,形成一种和谐的声律美。如杜甫《春望》:
国破山河在,(仄仄――平平――仄)
城春草木深。(平平――仄仄――平)
上下两句平仄、节奏相对,每句有三个节奏点,平仄相间,抑扬交错,节奏鲜明。
对仗的文字相互衬托,互相照应,使所表达的意义更加丰富、精炼、确切。声音上,对偶的文字彼开此合,彼收此放,声音抑扬,和谐悦耳。利用汉字的特点,也形成了许多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修辞,除对偶之外还有顶真、回文、析字,复叠等,使诗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蕴上都独具特色。
对联又称楹联,采诗词曲赋骈文之精华,是汉字文化和文学的派生物。对联的基础是对偶修辞格,在对仗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在相对位置上要虚实相同,平仄相反。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墙”对“山”,“芦苇”对“竹笋”,“头”对“嘴”,“脚”对“皮”,“根”对“腹”,是名词对名词;“重”对“尖”,“轻”对“厚”,“浅”对“空”,是形容词对形容词;“上”对“间”,“底”对“中”,是方位词对方位词。“墙上”与“山间”是方位词组;“芦苇”与“竹笋”是联合式;“头重”与“嘴尖”、“脚轻”与“皮厚”都是主谓式;“根底”与“腹中”都是方位词,而“根底浅”、“腹中空”又都是主谓结构。不但词类相同,虚实相当,字数相等,而且结构相应。当然,对联中也存在宽对,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的统一,讲究对仗与平仄,声律抑扬和谐,因而具有对称平衡之美。而且对联具有广泛性,公开性,形式灵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联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春节、装饰、婚丧、广告等。虽然对联只是汉字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但却有旺盛的生命力,是汉文化的活细胞。
由汉字的特点而形成的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是形形色色的,汉文化之所以具有如上所述的特色,当归因于汉字。汉字是汉民族之根,本身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我们探究汉文化,研究汉民族的绝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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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宪是一种主权行为,所以制宪主体应该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近代以来的宪法历史表明:人民是制宪主体,但人民并不直接行使制宪权,而是通过或主要通过间接民主的形式制定宪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保证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宪法中的依法治国理念从多个方面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行进,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1]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2]34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7条则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了细化。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中对立法权的设定和规范,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鉴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在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对此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设置和职能作了规定。这些都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行政执法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肯綮所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大量的行政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现形式。宪法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监督等根本性问题都做了规定。宪法中关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体制,行政机关的设立、权限和职责,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都是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规定。
“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2]129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我国宪法不但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理念入宪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权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国家治理”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所以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基本政治权利都属于人权范畴,只有通过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有效实现这些权利。
将人权保障理念引入宪法会促进国家治理的治理主体和对象更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参与各项治理活动,并会让治理的内容更为清晰。从而更好地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与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国家治理必须秉持公共理性,人权的公平正义性是保持治理公共理性的基础。保障人权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和最终追求的价值。“以人权作为社会政治原则,也就意味着采取以法律设立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并促进其有序与和谐。这种治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
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发挥效能的基础性架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国家治理靠的是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尊严,就是维持国家范围内各种利益的总体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低要求。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说明了“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同时,也确立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作为其它法律立法的依据和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中有些可能和旧有的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是偏离社会发展的应有轨道。这两方面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设带来危害。有关旧制度对创新的抵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于法律修改和废除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法定程序,便可以改废旧法,从而将有益国家治理的创新内容确立为法律制度。宪法及其下位法能通过各类预防和救济规定来解决探索过程中出现中的这类问题,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唯此,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所有行为才会具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法律依据。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这一体系将分散化、非系统、无体系、缺制度的传统治理模式改变为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特征的治国理政的总体系,并作为治理指南对国家各方面事务进行具体规制。可以说,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纲领,领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核心内容,摒弃了以前运动式、会议式的治理方式,用完整的体系将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治理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这些治理领域所构筑的“五位一体”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中,宪法从本源角度为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治理道路做了导向性注解,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正确的航道,从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经济层面,宪法第6条到13条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表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善用权力保障经济体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规定表明,我们的生活资料分配原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合理的分配。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宪法确认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度、自然资源及公共财产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调控下的市场配置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影响,宪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恰是保证这种转变处于一种理性的进路,使其在轨道上运行。宪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规定,能确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避免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经济萧条导致部分制度失灵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稳定的基础。
在政治建设层面,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及领导力量,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外部错误思潮难免涌进,出现腐蚀和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萌芽。宪法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地位,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向。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规定体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权的阶级属性,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国家权力属性特点。
在文化建设方面,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缺乏对宪法文化权利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法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公民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缺陷,保障机制及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文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还无法完全实现。但是宪法的宏观规定是充分保障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是促进文化体制建设的根基。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则只是一般社会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尚未规定的社会权利还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不断加深,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全球化、整体化的特点,并演变为生态危机。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生态保护纳入宪法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国家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
为禁止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违反水资源法规,非法猎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6]《宪法》第26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些规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中的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注国家治理各项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制度和方向的保障,以此积极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治理、科学治理和有效治理。这种保障的意义从静态角度而言,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动态方面,宪法为国家治理的细则化规定提供了空间弹性,使得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项具体工作可以稳中求新,达到阶段性的最优状态。
从宏观角度而言,宪法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高屋建瓴且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使得国家治理有规可循、有据可依。从微观角度而言,依据宪法制定的各类下位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为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细节保障。因此,通过宪法的保障必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裨益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当然,现行宪法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宪法中的这些规定或许有失细致,但是毕竟为下位法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规定直接体现了相关事务在宪法中的地位,为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宪法如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体系的开放性与适用性,从而与国家发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宪法规范,使其最大程度地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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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严整的体系:思想现代化是其灵魂,管理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是其双轮和两翼,而政经现代化则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由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众长之和的集成有高低之分,从而使现代化具有多种层次。一般地说,“集大成”可称之为专业现代化。相应地,“集小成”可称之为基础现代化。而介于二者之间的“集中成”,可称之为专业基础现代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全文如下:
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认识的问题。
自从中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无情地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这个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意见纷呈,争论不休,不时掀起波澜。
阵阵喧闹已渐远去,唯有问题兀自留下。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国人若不对这个关系到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交上自己的答卷,将何以向祖先交待、向历史交待、向世界交待!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因此之故,在历次文化讨论(更确切地说是现代化讨论)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最近杜维明教授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已将讨论推进了一步,很有启发性。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这个命题入手,对有关问题略加省察,庶几可为引玉之砖乎?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只是对现代化概念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发生于西方,蔓延于全球,目前仍在进行的现代化。
现代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所属于的那个时代称作现代。所以,在广义上,任何一种文化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化的过程,都是现代化过程。
如果可以把人类文化分为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两个方面的话,那么,不管那一方面的更新,只要发展到足以促成新旧范式的转化,都可看作现代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即知识系统的现代化往往引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同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也往往引起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现代化也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这个过程是由人类的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造成的。由于世界是异常复杂的,加之每个个体和社会的经验、知识构成、环境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个体和社会也不可能揭开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体会世界的不同方面。当它们的认识和体会所得社会化,并足以改变某一文化范式时,现代化就发生了。
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当然不是说用新的因素去完全代替和更换旧的因素,而是用新的因素去补充和更新旧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所谓现代化,就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
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从发生机制看,学者们一般把现代化分为自发型(indigenous)外源型(exogenous)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在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新质,并且新质的发展导致了社会范式的转化。后者指当另一社会将这种新质引入本社会,并导致本社会范式的转化。
就狭义的现代化而言,的确可分为这两种类型。但如果考虑到广义的现代化,我想应该再加上第三种类型,即文化融合型。
有时,虽然从总体上看,文化并没有产生新质,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社会的文化发生融合,从而导致相关社会范式的更新,这也是一种现代化。所谓文化融合,意味着某一社会吸收了其他社会的文化,而所吸收的文化对于本社会来说是新的,足以改变本社会范式的更新。所以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文化融合型现代化。在历史上这种例证不胜枚举,而各种由民族融合造成的民族文化融合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外源型现代化也是一种文化融合,只不过它所引入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文化而已。
从范围和规模看,现代化可分为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
地区性现代化指发生在世界某一地区的现代化,如上文提到的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希腊化文明的形成。中国早期华夏文化对四夷文化的渗透、同化也是一种地区性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始于西周初年的分封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才算大致完成。当时华夏文化较为发达,四夷文化相对落后,因而对于四夷地区来说,这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从文化史的角度,可把这一时期称为华夏化时代。
在历史上,世界性的现代化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第二次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时代。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过去的看法是,它是以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的出现为典范的。不过,最近犹太思想家鄂尔堪纳对这一提法作了修正。他认为,第二序思想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突破。所谓反思能力,即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1]。第三次就是下文将专门讨论的狭义现代化[2]。
从涉及的领域看,现代化可分为全方位的和局部的两种形态。前者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三次世界性现代化就属这种情况。后者只涉及人类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如古代中国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主要是思想领域的事情。
所有广义的现代化都可以为狭义的现代化提供借鉴。这正是我们探讨广义现代化的原因。
最近一个时期,现代性这个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似乎在寻找现代性的确切含义。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文化特征或特性,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形成与实现的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现代性也不断实现、不断变化。而某种典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便呈现为现代化的某个阶段。
就是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内涵是在不断更新的,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因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当新的现代性形成以后,以往的现代性就退居次要地位,甚至逐渐进入传统领域,逐渐转变为新传统,尽管这种新传统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旧传统。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二者固然有所不同。然而,现代性与传统性是完全对立的吗?
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人们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现代性当然不同于传统性,因而二者当然是对立的。
这是一种错觉。
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是血肉相连、难舍难分的。就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而言,一方面,新的知识系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要以传统知识系统为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已有的知识被以不同方式运用到新的知识系统中,在新的知识系统中复活了。因而,在现代性中我们总可发现传统的影子。
就价值系统而言,我以为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基本价值就已经确立。在其后各个时期的价值系统的转型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但是,传统的价值观被运用到新的价值体系中,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不是经常注意到这种现象吗?许多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东西,一查古典,原来早已有之。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总要回过头来从轴心文明中汲收智慧,就是这个缘故。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把人类那个辉煌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统都可以直接运用到现代化中,它们往往要改头换面,采用现代的形式,即所谓新瓶装旧酒。有些传统,还需要加以改造,才能重新被运用到传统中。
就这样,传统性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为现代性。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即化传统为现代的过程。所以,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我们毋宁说,现代性就是传统性。人们之所以将二者对立起来,主要由于这种传统性被遮上了一层现代的面纱。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这种关系,我们从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新质的产生或引进。这些新质好象现代化的酵母,在旧的文化系统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变动、调整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就传统而言,有些方面被摒弃,也有些方面以新的形式凸现出来,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令新质相形见绌。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再生了、复兴了。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现代性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那些因素。准此,那些引起现代化的新质固然是现代性,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因素同样是现代性。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现代性中包含着传统性,而传统性中亦孕含着现代性。这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关系。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在文化各个层面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又导致各个文化层面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知识系统产生了更多的新质,所以它的发展模式是多变的、跳跃的;相反,价值系统,特别是其实质内容,则继承了更多的旧有因素,所以它的发展表现出更明显的恒常性和稳定性。
如果按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文化分类法,也许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精神文化在轴心时代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此后,它的发展虽然时有起伏,但一直没有达到轴心时代的高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繁荣程度是绝后的。相反,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更新的,高潮迭起,且一浪高过一浪,当它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后,又会被另一个高度所取代。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现代的物质文化繁荣的程度是空前的,但不可以说它是绝后的。至于制度文化的发展,则介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
对于外源型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知识本身就具有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知识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系统,它是一种文化的本质,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所以,价值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一件相当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同理,物质文化之间的引进与融合最为容易,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难。
从现代化的结果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如何呢?
自发型现代化,其新旧因素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新质是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面,在新的社会范式中,许多传统的东西以种种方式被保存下来。
在外源型现代化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所铸造的新的社会范式中,新旧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千差万别的。旧文化被完全同化者有之。如先秦鲁国本属东夷故地,后成为周公的封地。周公之子在鲁国推行全盘华夏化的政策,“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世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从而使这一地区全盘华夏化了。新旧因素平分秋色者有之,如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始于亚历山大时代持续到____时代之初的希腊化文明就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混血儿。当时希腊文明是一种较发达的文明,上述地区将希腊文明与当地文明融合起来,改变了其文明范式,形成一种希腊化文明。对于当地来说,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化过程。已有文化对新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同化,然后纳入自己体系者有之,如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吸收。如此等等。
当然,在这千差万别中,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说,越是深厚、强壮、发达的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其在新的文化范式中就占越大的比例,并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至于若干种文化势均力敌,那么它们之间的引进与融合,将立足于本社会的文化去吸收、引进其他文化。也就是说,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本社会的文化,仍为主导性文化。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较为弱小、落后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将被较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同化掉。也就是说,那种弱小、落后的文化将面临失去自我的境地。反之,一种较为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则会吸收和同化其他弱小、落后的或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文化的价值系统。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新旧文化的因素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主导文化对从属文化中与自己秉性发生冲突的部分进行同化。
那么,如何理解狭义现代化即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它是如何演变的?又将往什么方向发展?
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而言,我们仍可以说,现代化就是由新质的产生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调整。
在三次世界性现代化中,前两次是各个文明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性的,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世界意义。但是这第三次不仅具有世界意义,而且是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这场现代化事实上是和世界秩序的变动、调整交织在一起的。
亨廷顿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主要由七个或八个文明构成,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3]。尽管如此划分世界文明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我也不同意将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但是亨廷顿教授把文明作为世界新秩序基本单位的见解,的确是极有眼力的。
我想,文明也正是我们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单位。
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
由于这场现代化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广泛性等原因,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们往往是交叉进行的。
西方是这场现代化的发源地,并且现在仍处在现代化的最前沿(对于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场自发型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最早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些学者主张现代化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持后一种观点学者的头脑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已经进入传统领域。
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则西方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即文艺复兴时代,其现代性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文学艺术领域的风格与精神,而人文主义是其基本特征[4]。第二期为工业化时代,其现代性当然是工业文明。第三期即当代,或可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如何理解其现代性? 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现代性包括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三项内容。我想,工业文明仍应为现代性之一,只是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已。
这三个时期的现代性同西方传统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生”。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使这一古老传统“再生”。工业文明虽然起初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更新与创造,但仍离不开已往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于西方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我们仍可从西方传统中找到其根源。
亨廷顿教授曾把现代化之前的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八条: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5]。看来,在三项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遗产。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等遗产。正如亨氏所说,西方传统文明中的各种代议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6]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马克斯·韦伯早已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作过精彩论述。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市场经济与西方传统中的商业文明恐怕也不无关系。
可见,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的传统性;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传统的现代化。
不过,西方现阶段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有人说,世界(主要指西方)将进入“后现代化”时代。我不赞成这个提法,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
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含若干发展阶段。当这整个变革过程结束以后,即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持续稳定的态式以后,现代化才算完成,才会出现后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现在并没有迹象表明,现代化过程即将结束,或现代化即将完成。因此,所谓“后现代化”,那不过是现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不过是新的现代性实现的过程。
那么,新的现代化阶段和新的现代性将是什么呢?
我以为,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这个问题,只有置之于更广泛的现代化背景中才可以看得清楚。
当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问题要复杂得多。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来说,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属外源型现代化。
当现代化的浪潮无情地冲击着这些古老的土地的时候,人们往往为两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困扰着,一个是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思考着,争辩着,甚至斗争着,由此形成了种种观点。
关于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普遍的看法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但是到晚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二者区分开来。例如亨廷顿教授在阐述了古典遗产、个人主义等八条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后指出:“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至于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他总结出三个模式:“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7]亨氏尽管把西化和现代化毫不含糊地区别开来,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提供出二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我的意见是,把二者完全区分开来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我不赞成西方文明的那些主要特征“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的观点。如上文所述,西方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现代性就是其传统性。换言之,一些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既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也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西方现代化之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全部过滤掉,仅就其现代性中的纯粹新质而言,在发生学上,它仍然是西方的。因此,西方以外社会的现代化,只要是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化过程。
不过,尽管这种西化就是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其他文明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即西化过程,仅仅是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
当这个阶段结束以后,甚至在这个阶段进行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实质上说,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那便将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传统。事实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成立,那就是一些弱小文化完全为西方的现代化所同化,实行全盘西化,从而失去自我。对于一种较为强壮的文化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毫无疑问,世界各大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它们发源于不同的地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以至亨廷顿教授说:“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8]因此,任何一种大的文明都不可能被其他文明完全同化或吞并(我以为在亨氏所列的八个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四个是最基本的,其他四个都可并入这四个文明中)。
由于各个文明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各个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的根据,也是其他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由于各文明都有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或者用亨廷顿的话说,“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所以,各个文明对其他文明文化的吸收,是立足于本文明的。它吸收其他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不是认同其他文明,取消自我。这就是说,各种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价值系统仍然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
然而,既要保持传统,又要吸收其他文化,进行现代化,这是可能的吗?
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吸收西方的知识系统,并不困难,因为那些东西拿来可用,一般不需刻意改造。
价值系统和引进和吸收要复杂得多。价值系统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具有排他性,同样具有互补性。所以,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同样是必要的。
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行。一是对于西方的价值观,相容的部分可直接拿来,不相容而有必要吸收的部分,则需要一番改造功夫。二是,对于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现代相容的部分,可直接继承,虽有冲突但有必要继承的部分,则需加以整理,使之适合现代的形式。由于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故传统价值系统的基本内容会保留下来的。
事实上,这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如上所述,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来说,这一工作早已进行。而其他文明似乎刚从欧风美雨中觉醒,对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
照理说,世界现代化进程由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即西方以外的社会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转入各自传统的现代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一转折被政治因素严重干扰了。一开始西方就是用船坚炮利打开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大门的,后来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这严重阻碍了各文明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次迟到的转折。
对于各文明的现代化来说,第一阶段,即吸收西方现代化阶段或西化阶段,是一种外部引进型现代化过程;而第二阶段,即传统的现代化阶段,则是一种自发型现代化过程。当然,后一过程是由前一过程引起的。
当各大文明的传统充分现代化以后,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引进、相互吸收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望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这种普世的现代性,是由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构成的。这便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四阶段。
尽管西方文明最早进行现代化,其知识系统也明显比其他文明发达,但这不意味着它在总体上是一个比其他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存在吸收其他文明文化的问题。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他文明尤其中华文明正可弥补西方现代化的不足。
向其他文明学习,从中吸取新的智慧,是西方文明健康发展之道。很有可能,这正是西方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的正确方向。这个转折,意味着西方现代化由自发型转向外源型(对于引进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而言)或文化融合型(对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古老文化而言)。
这就是说,在新的时期,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将把目标转向其他文明中那些古老的、尚未经受现代化洗礼的传统。
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不过,当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都进入公共领域并形成普世的现代性以后,各个文明仍会保持各自的地方色彩,其情形类似于儒道之于中国文化。儒道分别产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本属地方文化,但随着文化的融合,它们都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至今仍保持着各自的地方色彩。
以上所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入侵其他文明之前,各个文明之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西方的入侵,标志着各个文明现代化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一体化的开始。在世界化过程中,西方凭借其最早现代化的优势,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当时的现代化,便意味着西化。当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认同自我,回归传统,从而走出西方的阴影,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现象就是亨廷顿教授无可奈何地发出的“西方的衰落”的悲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转折吻合了。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的是,不管是世界现代化,还是世界新秩序,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奈何不得。
可见,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正是世界秩序在一体化中调整的过程。
学者们业已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潮流,这就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进行。实际的情况是,经济的和科技的全球化与价值理念的地方化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是西方的现代化与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综合反映。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了。
如所周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西、体、用四个范畴而展开的,并形成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和全盘西化派等主要观点。
中体西用为洋务派所倡导,认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9]。所以,不必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只需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补己之不足。在中西或新旧关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种现代化是十分有限的和片面的,只适合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其是其非,且留下文分解。
全盘西化是五四时期一批热血青年提出的。此派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主张在全盘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豪言壮语大家耳熟能详,兹不赘述。
西体中用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用以概括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李先生本人力主此说,并为之“新释”[10],成为此派在新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近代,西体中用派是作为中体西用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针对后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拒斥,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其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11]这就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即“立宪法、开国会”、“三权鼎立”是本,其他都是末。
对于中西体用的关系,严复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2]严复进一步指出,如果“西艺”是指科学技术,“则西艺实西政之本。”[13]
李泽厚先生自称,他的中体西用论,“从历史说,则可看作是对康有为改良思想更为明确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更为明确’,是对‘西体中用’中的‘体’,我作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新解释。”
我体会,李先生的“体”大概有三层含义。一是“把‘体’说成社会存在”:“‘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他的一个小标题“‘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对此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确。
第二层含义是导致这个“体”发生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大工业:“现代化首先是这个‘体’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因为由它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整个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和因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规定这个‘体’。所以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们属于‘体’的范畴。”“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化。我提出的‘西体’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层含义是西学:“如果承认根本的‘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如果承认现代大工业和科技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本体’和实质”;那么,生长在这个‘体’上的自我意识或‘本体意识’(或‘心理本体’)的理论形态,即产生、维系、推动这个‘体’的存在的‘学’,它就应该为‘主’,为‘本’,为‘体’。这当然是近代的‘西学’,而非传统的‘中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李先生一方面说包括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学”“不能够作为‘体’”,另一方面又把显然属于“学”的范畴的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似乎有一点逻辑混乱。
李先生对“中用”的解释也是全新的:“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看来,“用”即西学之“用”或中学之被“用”。
在这种西体中用的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占有什么地位呢?严复从体用一如的观点出发,主张从“体”到“用”都学习西方,用西学代替中学。康有为虽然没有从正面否定传统,甚至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但其实质与严氏无异。
在这一点上,李先生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用”是关键。“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
可想而知,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如果“中学”被“西学”所“改换”,那等于说,中国传统只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在新的文化结构中,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完全失去了主体性。
这等于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给消解了。对于这一点,李先生也没有掩饰:“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一个庞然大物,首先必需分析它、解构它,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继承和建设”。然而,依这种西体中用的模式去解构,中国传统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想,不过几块残砖断瓦而已,谈何继承与建设!
因此,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说而提出的,但其实质,与全盘西化派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露骨的方式推翻传统,一个以温和的手段消解传统;一个欲将传统杀得片甲不留,一个欲在被解构的传统废墟中捡得几块残砖断瓦;一个激进,一个渐进。如此而已。因此,所谓西体中用派,确切地说,就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存在一个西化阶段,所以在特定时期,西化主张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确会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象西化派,包括激进的西化派和温和的西化派所坚持的那样,把全盘西化当作现代化的总方针,那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谈语词问题。李先生对“体”、“用”的新解,新则新矣,义则未达。
在汉语语汇中,尽管人们对“体”、“用”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体”、“用”都是名词,前者为事物根源性的、主要的部分,后者为事物派生性的、次要的部分;二者相对而立,相互依存。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而李先生只把“体”当作名词,把“用”释作动词“运用”、“应用”,这就完取消了“体”、“用”的对应性,完全消解了二者作为一对范畴的意义。
所以,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说而提出的,但我实在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针对”性。洋务派的“体”、“用”是从汉语语汇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参见下文),而李先生的“体”、“用”是他自己生硬制造出来的,和汉语语汇中的“体”、“用”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一心想“改换”传统文化“遗传基因”的李先生,连“体”、“用”这对传统范畴的基本意义也“改换”了,其“改换”不可谓不彻底。
除了语词问题外,在思想上李先生的第一个失误是他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
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是衣食住行、经济形式、科学技术,还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前者。在这一点上,李先生更接近于严复而与康有为有异(康氏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本,严氏主张“西艺实西政之本”)。他说:“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
所谓社会存在,说到底,是人的存在。这也正是李先生讨论社会存在问题的出发点。
李先生把社会存在、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把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也就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这也就是‘西体’。”
由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到底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答复。或许这种分界线本来就有若干种,而不是唯一的。我想,如果依此来界定“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那就一定要抓住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这样,问题非得上升到人性论的高度才可以讨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确是由猿过渡到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人性论的范畴,那显然是过于肤浅了;而如果因之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则是危险的,甚至可能导致本末倒置、混淆是非。
我很赞赏根据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来推究人类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思路。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孟子的论述最精彩、最有代表性。李先生说:“我以为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这还是张之洞那一套,我是极不赞成的。······我认为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李先生不赞成此种看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无可厚非;但如说“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作为一种知识,不可不辨。
衣食住行归根结蒂属于生理本能的范畴,李泽厚先生以之为“体”的“根本”。孟子是怎么看生理本能的呢?针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论断,孟子连续反问道:“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如果只把生理本能当作人性,那么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针对告子的“食色性也”之论,孟子也作出了同样的反驳(《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意思是说,生理本能是人和动物的共同特征,不能据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就象不能根据白色把白羽、白雪和白玉三种事物区别开来一样。所以,生理本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不能把它当作人性。
那么,什么是足以判别人禽的人的根本特性即人性呢?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从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指仁义礼智之端绪,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这在孟子看来,就是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性;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即仁义礼智,即人的精神生活。
然而,人毕竟也是一种动物,毕竟也有生理本能。精神生活和生理本能在人这种存在中的地位各是如何呢?孟子提出了其著名的“大体”、“小全”之说。赵岐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孟子章句》)朱子曰:“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孟子章句集注》)综之,“大体”即心,即精神生活;“小体”即感官,即生理本能。
孟子认为,“大体”和“小体”的功能是不同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耳目等感官不会“思”,故为物所蒙蔽,并会被物引向歧途。心是会“思”的。心之“思”的对象是什么?即“思则得之”的“之”字指什么?“思”是孟子的一个特殊的哲学概念,其对象就是仁义礼智,也就是人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应该如何处理“大体”和“小体”的关系呢?既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所以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 (《孟子·告子上》)
孟子进一步认为,对“大体”、“小体”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层次:“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这些见解都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时下那些腰缠万贯而心灵空虚的人们,不就是“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吗?不就是“养小以失大”吗?
因此,“四端”、仁义礼智、精神生活,就是人之为人从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就是“体”。这表明,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正是原始儒学的精髓。
不过,李泽厚先生声称,他对“体”的新解已经在孔孟原典中找到了根据:“孔子很注意发展经济,讲‘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宋明理学所特别推祟的孟子,也讲‘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即第一位的问题是吃饭。孟子说‘盍反其本’,这个‘本’乃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等。”李先生不要忘了,孔孟的这些话都是关于政治的(孔子回答“子贡问政”、孟子回答齐宣王的政策咨询),其“本”为政事之“本”,而非人之为人的“本”,亦非“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孟子的学说,把衣食住行作为“体”、“本”,不但没有抓住人的根本特征,反而泯灭了人禽之别。这大概是以人禽之别为出发点的李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所以,在各种社会存在中,衣食住行只是基本的,而不是根本的,更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
由这种对“体”、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李先生作出的第二个错误判断是:一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长在其上的观念形态、政治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带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我们在引进现代西方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全面实行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并以之“改换”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这也正是所有西化派的基本立场,不管激进的全盘西化派,还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严复体用一如,以西学代替中学的主张不正是如此吗?其他如陈序经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14],“中国事实上是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15]。胡适也说:“一方面学习科学,一方面恢复我国固有文化,……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16]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特别引用了李大钊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根据:“他(指孔丘)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17]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产生的过程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这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开来。
世界本来就孕含着无限的潜在的知识和价值。因其无限,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由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只能发现这个潜在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某个部分,并由此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文化。
诚然,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为什么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经济形式呢?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人们总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自然环境就是一种必然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潜在世界是无限的,人们发现它的哪一侧面或哪一部分又往往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各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形式,而一定的经济形式又决定了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发生过程看,一定的经济形式同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潜在世界也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只是由于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才使某些社会发现了它的某些侧面或某些部分,而另一些社会发现了它的另一些侧面或另一些部分。所以,各个社会所发现的知识与价值,本来就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它们也必然潜在地适用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既是民族的、时代的,又是超民族、超时代的。时下人们常常重复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真理:越是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其奥妙就在这里。
所谓“潜在地”是说各种已被发现的知识与价值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各个社会在采用其他社会的文化时,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各取所需。
因此,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那些已经形成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完全可以分离的;人们在引进某一文化体系的某一部分时,完全不必连同其整个体系一起引进。这就是说,当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不但适应其所由来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可适应其他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我们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地看待。如果可以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若干由浅入深的层面的话,愈往深层,所受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就会愈小。这个道理已在上文强调过了。
其实,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时,也是如此。有人说,由于儒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我们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其不合理因素。诚然,就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看,它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个思想体系的各种因素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例如,仁和礼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也就是说,在孔子思想中,仁学和礼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和荀子就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又是可以分开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尚可分开,何况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
这种论断并非象牙塔里的抽象演绎,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例证!当年我们在引进印度佛教的时候,并没有连同引进它所由生的印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东亚四小龙在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根除反而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的传统;……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亨廷顿教授在经过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论:“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程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8]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接着,李先生自然地得出了第三个错误判断,即存在着“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现代化与传统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尖锐的冲突和不断的交锋,真是千头万绪。”这也是所有西化论者的一个基本立场。
关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相互包容、难舍难分的关系,上文已有所讨论,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先生由“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推导出前现代与所谓“后现代”的对立。李先生说:“例如,对待自然,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或重视人回到自然怀抱,现代化则重点致力于征服自然,改变环境;前者重视精神的自由享受,后者首先着力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对待社会,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重视财富平均,社会福利,而现代则主要是个人竞争、优胜劣败。对待人际关系,前后现代都追求心理温暖,现代则基本是原子式的异化的个人。对待人生,在前后现代,伦理和审美占重要地位,人本身即目的、超功利、轻理性,否认科学能解决人生问题;现代则突出工具理性,关注于目的、功利、前景和合理主义,人自身常常成了手段。在思维方式上,前后现代均重直觉、顿悟和个体经验,现代则重逻辑、理智。在前后现代,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几乎无分轩轾。现代则是明星、天才、领袖、名家、奇理斯玛(Charisma)的世界。”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前现代和“后现代”都强调精神生活,更具有人文色彩;而现代更重视物质生活,更具有功利色彩。李先生是怎样看待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这种相似性的呢?他说:“所有这些描述,是非常粗陋和简单化了的。之所以作这种描述是想指出,尽管前现代与后现代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根本实质上是不相同、不相通的。现代与后现代尽管在表面上有些不同,在实质上却更为相通和接近。”为什么?李先生答道:“因为现代和后现代基本上建筑在同一类型的社会存在的‘本体’之上,即大工业生产之上,与前现代建立在农业小生产自然经济基地的‘本体’上根本不同。”
原来还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在作祟!上文我们已经说明衣食住行之类包括大工业生产和农业小生产不是“本体”,所以李先生在这里的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本文的观点,衣食住行之类固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后,人的精神生活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因素的制约。子不云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贤我,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一个遥远岁月,物质生活极为贫乏,而哲人庄子却在那里“逍遥游”;两千多年以后,美国已“走向后现代化社会”,物质生活异常丰富,而哲人李泽厚也时常在那里享受“后现代”的恩惠。两者有什么“根本不同”呢?至少我绝不认为前者的精神生活质量比后者有丝毫逊色!
如此看来,历史就不需发展、社会就不必现代化吗?非也!非也!李先生说:“我不同意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人们在这不同文化里的生活和幸福也是不能区分高下优劣的。这样,就甚至可以推论根本不必现代化。”对此,我深表赞同。
那么,如何看待社会的发展呢?按照本文的看法,由于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模式不同,所以至少从轴心期以后,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的发展,其次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最后才是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个规律仍然适应于我们时代的现代化。所以,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物质文化,其次在于制度文化,而不在于精神文化。
当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有助于精神生活。但是,由于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物质生活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这正如李先生所说:“除了物质生活,人各有其不同的精神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也推动、影响、制约物质文明的发展,影响着物质文明所采取的具体途径。”这种“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的“精神需要”之实现,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这正是我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分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是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他“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认为“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但是西体中用说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其他西化派的思想根源。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并且一些学者已经不再把它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或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了。
在以上诸说之外,傅伟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解释道:“此辞的真意是,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炉。”[19]
傅先生大概混淆了中西文化的体用和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用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诚然,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是,中西文化融合,并不是两种文化系统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并不是中体与西体相加,中用与西用相加。实际情况是,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体用关系,它必然会打破和取代过去的体用关系。文化融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根本原则的。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体,相对而言,其他东西,不管本来是体还是用,统统都属于用的范畴。
这个根本原则、这个体,就是我们进行文化融合和现代化的立足点。既然是立足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要么立足于中国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要么立足于西方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而不可能既立足于前者,又立足于后者。因而,“中西互为体用论”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所谓“本位”,也就是立足点,也就是体。傅先生一面讲“中本互为体用”,一面又强调“中国本位”,却没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如此看来,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设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误入歧途。
迷途知反。
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实质上是由吸收西方现代化引起的一次文化整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从全球现代化的趋势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一是引进西方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的阶段。二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由一种地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全世界广泛认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吸收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一切优秀成分,以完善自己的现代化。
依此,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远未完成,第二阶段亦未真正开始。所以,目前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现代化,二是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同时进行。
方针是什么?许多人认为,“体”、“用”这对范畴是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连提出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先生也说自己是不得已而用之。他“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理论、主张、看法以及语词,我也就不会提出和使用‘西体中用’。”
但愚见以为,“体”、“用”虽然古老,但不陈旧,更谈不上过时,它们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以之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尤其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允当的。我甚至认为“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针和宗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套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关键在于解释”。所以,我也想尝试着对“中体西用”作一番新解。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体用这对概念“含义模糊,缺乏严格的定义或规范”。严北溟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体用”条下有三条义项,我觉得归纳的很好。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20]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之体用即属体用第三义。严复批评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21]这是以体用的第一义攻第三义,不足为据。
且严氏有所不知。洋务派的体用,非指西学之体用,亦非中学之体用,而是中国现代化之体用、中国新文化之体用。也就是说,其体用实“即一物而言之也”,此“一物”就是中国现代化或中国新文化,因而洋务派本来没有违背体用一如的原则。严复此误,或为一时疏忽,但后世学者不假思索便随声附和,以至谬种流传,不亦悲夫!
我仍然沿用洋务派对体用的用法。
事实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相对的。我以为,根据上文对人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理解,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体用可作三层解释。其一,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文化为体,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社会存在为用;其二,在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为体,知识系统为用;其三,在价值系统中,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质为体,其具体内容或构成为用。
不幸得很,按照这种解释,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所谓社会存在,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也不能当作“体”。看来,是李泽厚先生把事情搞颠倒了。
按照这种解释,洋务派中体西用说之局限性的思维方式根源也显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对体用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二层面,即以价值系统为体,以知识系统为用。体作为根本原则当然是不能变的,故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可变;而知识系统作为具体方法是可变的,故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知识可以吸收。这就是洋务派的逻辑。
应该如何用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呢?由于知识系统的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易于实行的。关键在于价值系统。所以必须超越以上对体用解释的第二层面,超越洋务派,而将问题深入到第三层面,深入到价值系统内部。
就这个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不能变;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具体内容为用,是可变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人文精神。说详本书《绪论》第一部分《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和第×部分《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只有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是不可动摇的,其它都是用,都是可以改造的。
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中国文化最高层面的体仍为体,这是立足点。用包括两类,一是中国文化的其他部分,二是被引进的西方文化。就后一类而言,不管它在西方文化中本来是用的部分,还是体的部分,都转化为中国现代化之用。换言之,中学有体的部分,有用的部分,而西学只能是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正是中学中之用的部分与作为用的西学之间的融合。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现代化中,这种中体西用的模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印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何尝不是印体西用?同样,西方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吸收又何尝不是西体中用(当然不同于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西体印用?
其实,对于文化发展的这个基本规律,古人早有明察。尽管当时还没有运用体用范畴进行分析,但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其核心部分是永恒不变的,其边缘部分是可变的。
先来看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家孔子的意见吧。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已不仅仅指礼仪制度,而是泛指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孔子认为,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因”即不变的部分,也有“损益”即可变的部分。正因为“礼”中有永恒不变的部分,所以,就这部分而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哪是“因”的部分、哪是“损益”的部分呢?《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看来,关键在于内在精神。这就是“礼之本”,这就是人文精神,也就是“因”的部分。自然,那些“玉帛”、“钟鼓”等外在的礼仪制度,是非本质的部分,是可以“损益”的部分。孔子还进一步认为,对于礼仪制度的“损益”也要根据“礼”的内在精神:“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帽由麻改纯,不违背礼的内在精神,且较节省,故孔子接受这种改革;但由“拜下”改为“拜上”,则“泰也”,违背礼的内在精神,故孔子反对这种改造,坚持传统。
对于这种历史观,《礼记·大传》表述得更加清楚:“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亲亲”等是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本,是体,故“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而“立权、度、量”等属制度文化,“异器械”等属物质文化层面,这些都是末、是用,故“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古人常常将人文精神归结为“道”。尽管人们对“道”的理解不同,但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道”是不可以改变的,以至董仲舒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论断。唐代韩愈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其“道统”之“道”,非客观之“道”,而是关于“道”的思想学说。所以他说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不是说孟子死后就不存在道了,而是指关于“道”的思想学说中绝了。
遗憾的是,这些深邃的思想被洋务派的政治家们忽视了,否则他们不会把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排除在改革方案之外的。至于今人一方面把这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东西当作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毒素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一方面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尤其可悲。呜乎哀哉!
所以,我主张不仅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而且也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所谓全方位,并不是说要将传统文化抛弃,全部换上西方文化,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作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个过程,是用西方文化“充实”、“改进”中国文化,而不是象李先生说的那样“改换”中国文化。所谓全方位,也不是说引进全部西方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引进,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西方价值被引进中国以后,会逐渐地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同化,这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会被西方文化所渗透。不过,不同的文化层面所受渗透程度是不同的,愈往深层,所受渗透的程度就越轻。至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本特征,是体中之体。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中国对佛教的引进和吸收,这件事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刻了!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首先归根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具体地讲,就是儒学的缺陷和危机。余敦康教授曾经指出,从汉代开始,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以致在心性之学的研究上毫无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于孔孟儒学中的许多关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也失传了。但是,一旦礼法名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追求外在事功的道路被堵塞,迫使人们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支柱,儒学这才真正显露危机。同佛教的那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之学相比,不仅汉唐经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连孔孟儒学也相开见绌[22]。
佛教之在中国兴起,还要归因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23]
这个中国化过程,意味着民族本位是万万不可丢掉的。陈先生接着说:“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当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包括对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吸收,当以此为鉴。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先生在发出上述精辟见解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提醒世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应该如何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呢?
固然,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趋势而言,目前的主流仍然是西化,而其他各大文明传统的现代化刚刚揭开序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所讨论的现代性仍然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例如,为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即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无一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形成的。然而,按照笔者的看法,西方以外的各大文明传统也必将象西方文明传统那样完成现代化,并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也必象西方的现代性那样,由一种地方知识转化为普世知识。
无疑,基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但我想,首先应该搞清我们的传统是什么,祖先留下来哪些遗产。亨廷顿教授曾经把西方文化的传统(当然是优秀传统)列了一个清单,我们也可以这样作。
我尝试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遗产列了十七条,不一定恰当。它们是:
1,人文精神。说详上文。
2,德性学说。本书绪论指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形成于殷周之际。正是由于殷周之际的宗教批判运动,导致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巨大差异。就道德观念而言,中国人认为道德的根据是人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德性。而西方人却认为,道德的根据是外在的上帝或外在的理念。这也是中西人性论的差别。
3,自由观念。现在人们一谈起自由,便想到西方,殊不知中国早就有别具一格的自由观念。说详第三卷第五篇第一章。
4,哲学人生。西方的人生价值主要寄托于上帝,寄托于宗教。自从周初的宗教批判以后,中国的人生价值,就主要寄托于自性、寄托于哲学。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人生观,即对人生抱着哲学的态度。过去儿童入学,首先要读四书,而四书是儒家哲学的最重要的典籍,它们必对中国人的人生观发生深刻影响。
5,实用理性。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很妙。
6,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极高的审美气质,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
7,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个人主义,主要就人与人之间、就社会立论。与此不同,中国的个人主义就人的内在心性立论。它充分地肯定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心性,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
8,集体主义。
9,伦理情怀。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决定了血缘的稳定性,而这又最导致了传统的价值系统弥漫着伦理气息,使中国文化很有人情味。
10,民族意识。统一的汉民族意识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它不仅促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华帝国最终保持统一。而且也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直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因素。
11,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向自觉而觉人,以自己的良知去唤醒社会的良知。他们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12,学术思想。中国古代学术昌盛,高潮迭起,辉煌灿烂。不管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都可以这样说。其中最突出者有二,即人文领域的哲学和科技领域的中医学。它们必将在现代社会重放光彩。
13,文学艺术。这也是中国古代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毕加索曾经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国艺术是最杰出的,我想这不是溢美之辞。
14,古代汉语。主要指它的书面语。不掌握这种书面语,就休想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真正进入传统。方块汉字不但是汉族各方言共同的书写形式,而且为其他少数民族广泛运用,甚至被引进到其他国家。这种文字与直觉思维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15,德治思想。
16,民本思想。
17,文官政治。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管理系统的先进性和民主性。看来,这个传统目前在逐渐恢复。
凡此种种,都应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应该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它们大抵是中华文明中永恒的、不可革除的部分,大抵是具有普遍意义并可以转化为普世的现代性的部分。
传统的现代化大概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我注六经,即对传统进行现代解释;二是六经注我,即将传统纳入新的思想体系。
按照这种中体西用模式所形成的文化会不会是一种大杂烩、大拼盘呢?这种顾虑是可以消除的。
首先,如果认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的主要遗产,就不难发现,其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它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新的文化范式中和谐共处,并逐渐互相同化。
中西文明固然有很大不同。但是,不同并不仅仅意味着冲突,它还意味着互补。过去的研究者往往片面地夸大冲突而忽视互补,并导致一系列的误解。这种偏差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时候了。马克斯·韦伯说从儒教和道教中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他进一步推论儒道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过于武断了,现有东亚的经济奇迹为证。韦伯的败笔就在于错把互补当冲突。
其次,中体西用不是将两种事物简单地相加,而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师们引进佛学,并发展出理学这种新范式,仍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启发。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已隐隐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一番痛苦的磨难与调整,就要以新的风姿展现它的价值、它的博大与精深!
我在重新解释中体西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我的新释尚可备一说的话,那么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关于中、西、体、用问题讨论的轨迹,正好构成一个马鞍形。
这就是说,一个本来正确的方针,由于提出者的片面理解和时人的情绪化等因素,被一步步地偏离了;而当事情发展到极端,又开始一步一步地回归。真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原路返回,而是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唯其如此,这个轨迹才是马鞍形的。
这个马鞍形的意蕴何止于此!它不正是中国国际地位失落而后提高的过程吗?不正是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而后恢复的经历吗?……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能孤立地看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李泽厚先生奉为“西体中用”派之典范的康有为,最终归于“中体西用”。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推崇:“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24]他甚至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认为“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25]在他看来,“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所以“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26]于是,他对自己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27]这些观念与洋务派并无二致。
如何看待康有为由改良主张向“中体西用”回归呢?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倒退、这是随落。这种评价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化了。君不见,康氏的结论是他在游历欧洲各国达十一年之久,并对中西作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鄙人于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辩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28]所以,这种回归固然不完全正确,但必有其深层的、理性的根据。
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向传统回归的,何止康氏一人、又何止改良派!毋庸讳言,有些鼎鼎大名的激进派人物不是也和康有为一样最终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吗?这个奇妙的现象恰与上述那个马鞍形不谋而合,怎能不令人反省、发人深思呢?
[1]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36页。
[2]由猿到人的进化或许也可看作一次世界性现代化过程,其特征有直立行走、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但这一过程只具有生物学和文化发生学的意义,而不具有文明性质。
[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3页。
[4]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文艺复兴精神”不仅改变了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改变了包括政治、经济、教等各方面。现在多数学者不再认同这一看法。参阅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09—810页。
[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63页。
[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2页。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3页。
[8]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页。
[9] 张之洞:《劝学篇·自序》。
[10] 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原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再说“西体中用”》,原载《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引李说,皆见二文。
[11]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12]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3]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4] 陈序经:《再谈“全盘西化”》。
[15]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
[16]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
[17]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页。
[19]傅伟勋:《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后记》,见刘志琴编《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20] 严北溟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49-350页。
[2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22] 余敦康:《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2页。
[2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24]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25]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26]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27] 康有为:《国会叹》。
[28]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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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法学教育界接连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地位、培养目标、教育内法学教育内容、教育改革、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大讨论。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以改善和提升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现状和质量,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智力和人才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全文如下: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
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
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
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
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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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即苏联共产党,在1922年-1991年8月是苏联的唯一的合法政党,也是苏联唯一的执政党、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之一。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共产党被普遍视为主要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独立后的前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所继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军事理论相关论文:从苏共兴亡看政党现代化问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政党现代化与苏联共产党兴亡的关系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采取二人问答对话的方式来进行递进剥笋式的剖析。▲号代表后者,●号代表前者。
▲俄国比之英、法、美等国,属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俄国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政党和政党活动、政党之间斗争的情况,没有专门学过俄国近现代历史的广大青年是不清楚的。你能否作个简要介绍呢?
●可以。沙皇俄国自1861年自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度后,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形成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俄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很大程度上依附沙皇专制制度,迟迟没有成立自己的政党。倒是无产阶级茁壮成长,捷足先登,紧跟西欧先进国家,于1898年率先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当即遭到沙皇政府取缔。到1903年重新建党后,因政见不同,党内出现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与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两派。1902年成立主要代表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1906年其右翼又从中分出另立人民社会党。1905年形成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十月党。
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各政党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公开亮出自己的政纲,各自开展政治活动,争取群众的支持,初次出现政治竞争的局面。到1907年革命失败后,各政党还继续在沙皇专制政府被迫虚设的国家杜马(意即议会)中进行政治角逐。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1906年4月至7月)的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到第二届国家杜马时(1907年2月至6月),布尔什维克认识到这时革命已转入低潮,于是改变抵制杜马的策略,决定参加到杜马中去揭露沙皇专制政府,用自己的革命纲领努力争取群众。
第一、二届国家杜马都犹如昙花一现,只露头几个月就被沙皇专制政府借故解散了。然而俄国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都存在五年之久,即1907~1912年和1912~1917年。布尔什维克都继续推出代表参加竞选,并在杜马中成立独立的党团,利用公开的合法斗争,坚持不懈地唤起民众。到1917年2月,俄国爆发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民大众终于奋起斗争,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然而却由第四届国家杜马于3月间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时临时政府大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手中。该党宣布准备召开立宪会议,正式成立民主共和国,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立宪民主的道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原本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然而他们都认为俄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因此决定支持立宪民主党的临时政府走资本主义之路。
二月革命后俄国曾经出现过两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由二月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广大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代表组成的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组织(苏维埃意为代表会议)。临时政府是全国性的正式的中央政权,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是全国性的非正式的民间政权。这两个实际存在的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来说本来是完全对立的。可是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了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和领导地位,推行与临时政府妥协的路线,因此这两个政权和平并存,临时政府因得到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而显出暂时的稳固。然而由于临时政府拒不退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不满足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食难果腹的现象日益严重,引起广大人民严重不满,连续不断纷纷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造成临时政府三次危机,逼使它进行三次改组。
5月间第一次改组为第一届联合政府,其成员除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外还吸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入阁。7月间第二次改组为第二届联合政府,9月间第三次改组为第三届联合政府,这两届联合政府都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担任。但是三变不离其宗,临时政府始终推行战争政策,使人民愈益陷入苦难深渊。看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样才能解救人民疾苦。当时最大的难点在于临时政府受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大力支持,甚至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挂帅。为此,布尔什维克党就要善于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那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党究竟是怎样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特性、通过政党现代化之路取得了政权、变成为执政党呢?
●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于4月初从西欧赶回俄国亲自领导党开展政治斗争。4月底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又称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进一步发挥了他先前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所提出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现在俄国的政权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手中,这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下一步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把政权交给在苏维埃中联合起来的工人和贫农。列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四月代表会议在决议中强调:“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进行全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目,加强苏维埃的力量,在苏维埃内部团结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分子。”(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56页。)
会后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报刊、集会等各种渠道向广大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6月上旬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首都彼得格勒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822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人285名,孟什维克248名,布尔什维克只占105名,其余代表属其他小派别。列宁虽然出席发表揭露临时政府本质的演说,但是由于妥协党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被否决。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妥协党正是反映了这个阶级的目前状况。因此只有耐心地继续争取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与觉悟。这只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和耐心的教育。果然7月间临时政府因在前线进攻失败,恼羞成怒,疯狂镇压了举行反战示威游行的人民大众,严厉取缔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活动,封闭党的报刊,逮捕党的活动家。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决定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8月间前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调兵遣将,举行叛乱,妄图彻底消灭苏维埃。结果遭到工人和士兵奋起反击。于是苏维埃又重新复苏。布尔什维克鲜明地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来争取群众,这是当时俄国最广大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于是参加各地苏维埃组织的工、兵、农群众开始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这时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尽管仍然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居多数,终于被迫定于10月下旬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于9月底在《工人之路报》发表的《革命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即是说,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力争在苏维埃内部通过各党之间的竞争,争取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来实现政党的轮换更替执政。这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等。后来尽管布尔什维党抓紧时机于10月25日凌晨在首都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立宪民主党头目,但是在起义胜利的当天晚上立即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全部政权已经归苏维埃。出席大会的代表645名,代表全国各地400多个苏维埃组织。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占60%多,社会革命党人153名,孟什维克72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4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7名,还有一些是更小党派的代表。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26日晚选出了由15个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工农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家最高立法、号令和监督机关。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0名,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统一派6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3名,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到1917年12月初,布尔什维克党进而吸收7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中央工农政府,分别担任司法、农业、城市、邮政、国有资产、城市自治等部人民委员(即部长),实现了两党联合执政,即建立了共产党领导执政、左派社会革命党参与执政的联合政府。1918年1月中旬召开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起初有707名,其中布尔什维克441名,占62%多。大会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是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同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不同意苏俄政府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而退出政府。然而该党一部分左翼革命者于9月间又另建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继续参加政府,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实现俄共(布)领导的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
从上述可见,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遵循政党政治所具有的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的原则,以公开的政纲和政治活动,争取到广大工兵农群众的拥护,在竞争中打倒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击败了并且取代了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而且成为执政党后还注意联合同盟者,实现共产党领导的两党或三党联合执政,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进行了必要的扬弃,实现了政治体制转轨,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雏形。
列宁在1918年1月总结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在苏维埃内部通过公开的争夺群众的竞争而取代妥协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经验时,还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苏维埃在1905年诞生,而在1917年成长起来,建立了新型的共和国,这决不是偶然的。”“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在各个国家取得胜利”。
苏维埃政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注:《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306页。)可见列宁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仍然承认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存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仍然强调苏维埃政权是高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群众性政权组织。可以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正是俄国共产党现代化斗争的政治成果。可惜此后列宁的思想和苏共的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苏共兴亡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它同政党的现代化、同政党政治的特性是紧密相关的。最后能否请你再谈一谈苏共的兴亡给我们提供的最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
●苏共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20世纪的第一个共产党,又是在20世纪第一个执政长达74年之久的最强大的共产党。20世纪有10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能否正确吸取苏共失败和灭亡的经验教训,能否真正改革掉苏共的种种弊端,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这是涉及各国共产党命运和前途的头等重要大事,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认为苏共兴亡的最基本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共产党要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首先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这样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全面成功,逐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从前面所讲可以看出,政党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共产党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你为什么又提出共产党应该站在时代最前列实现自身彻底现代化的问题?
●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一个长达数百年时间的历史进程,其内容是不断创新、更新的;第二,苏联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到组织制度、工作作风,有好多是背离共产主义理论、背离政党现代化轨道的。
▲怎样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产党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实现自身的彻底现代化呢?
●世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从古代以个体分散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改变为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至少包括十个“化”的内容,即劳动社会化、国家工业化、生产机械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文化多元化、乡村城市化、大众知识化和思想自由化。其中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由现代化的民主政党来领导国家政权。现代化起源于英国。英文“现代化”一词作为动词(modernize)出现于1748年,作为名词(modernization)产生于1770年。二百多年来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约三十个,即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余约一百五十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正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世界现代化经历了18世纪末的蒸汽化、19世纪末的电气化和20世纪末的信息化三次大浪潮。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政党形成于蒸汽化的年代,也就是资产阶级刚取得革命胜利不久的年代,如英国保守党建于1833年(其前身为1679年出现的托利党),它代表新贵族阶级;英国自由党建于1839年(其前身的1679年成立的辉格党),代表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党都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和政纲,较长期轮流执政。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及时调整政策,这两党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作出决策建议,供党的领袖参考,党的领袖掌握最高决策权与领导权。
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党来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习来的。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了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明确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规定党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执行机关。吸取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盟章明文规定每年8月举行党代表大会。当然在党尚未夺取政权前很难做到年会制。到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即电气化阶段,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几乎已遍布资本主义各国。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在列宁领导的头六年,每年都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来进行民主决策并民主选举党的领导人。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只有一票表决权,他多次处于孤立少数地位,也无法改变多数人的决定,而只能耐心地反复地说服别人。1922年4月俄共(布)中央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才开始设立一职,选举斯大林为。这是书记处首脑的称呼,中文也可译为秘书处的秘书长。并非党的领袖的职称,苏共中央从未设过主席一职,党的领袖列宁也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共产党设政治局也始于俄共(布)。它成为大国执政党后肩负重担,从1919年起党中央才设立三个机构,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工作。政治局与组织局各设几名委员,书记处设几名书记。这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各国共产党大体上是模仿苏共模式建立的。这些是共产党现代化和现代化共产党的主要体现。
到当代,迎来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化浪潮之后,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现代化已推进到空前未有高水平、新阶段。共产党理应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自觉改革,进一步彻底现代化。信息化使脑力劳动者的比重愈益增多,作用越来越大,传统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愈益减少,白领、灰领、金领、粉领、绿领(环保工作者)等五颜六色衣领的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因此共产党应该转向大量吸收脑力劳动者入党,还要接纳中间阶级和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队伍,主要依靠脑力劳动者为主力军去进行掌握政权的斗争和开展现代化建设。当今现代化社会涌现了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不少国家有好几个共产党,而且除共产党以外还有社会党、绿党、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等等。共产党要善于求同存异,通过多党竞争与合作,形成广泛统一战线,在多党制条件下致力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事业。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难以激化到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同时议会民主、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又有所发展。现代化的共产党要善于探索一条比较和平地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新路。现代化的共产党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由年会制的代表大会来进行民主决策并民主选举党的主要领导人;党的领导人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通过电视与网络定期同党员和群众对话并解答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
▲现代化的新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来临,的确给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那么,从吸取苏共灭亡教训、克服苏共弊病这个角度,共产党应该怎样加快自身的改革呢?
●苏共是深受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实用主义三害而亡党亡国亡制的。因此从党的指导思想到组织结构和思想作风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才能使共产党彻底现代化。共产党,顾名思义应该以共产主义科学为指导,关键是各国共产党要彻底现代化就要善于把共产主义科学同当今信息时代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各国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路,而不要停留在蒸汽时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电气时代出现的列宁主义之上,更不能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是‘公共’的意思。”⑦中文“共产党”、“共产主义”都是从日文移植照搬过来的。这种译法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以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把私人财产共有化。
如果改译为公共党、公共主义,这样就更准确、更符合原意。公共党,以公共主义为指导思想,立党为公,旨在建立公共权力,发展公共生产,增加公共设施,弘扬公共精神,推行公共道德,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成就公共事业,这样必定会受到公众拥戴,共同实现共有共享理想。当然公共与私人并非截然对立,公共要组织私人合作,涵盖私人权益,协调公私关系,化解公私矛盾。既然信息化的浪潮已经使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现代化的共产党就要改变传统苏联模式对待世界资本主义的那种错误路线方针:即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封闭,同资本主义国家对立、对峙、对抗,推动世界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实践证明,资本主义既然还能带头掀起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化浪潮,足见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对外开放中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既交往、合作,又竞争、斗争,善于借鉴、吸收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文明成果,逐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到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荣共赢。各国的革命留待各国的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去探索。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更要着力清除渗透到苏联模式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影响,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首先,要杜绝个人崇拜、个人集权,限制领导人年龄与任期,切实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促进领导人年轻化。其次,自下而上民主选举各级党委领导人,并且随时可以罢免,铲除等级制、特权制,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真正实现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民主的两大原则(选举制与低薪制)。要牢记苏联因采取干部任命制和高薪特权制而培植了一个官僚集团而遭致覆灭的深切教训。再次,要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转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确认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与年会制,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及其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而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把“全党服从中央”的传统提法改变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和部门服从中央”。要由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各级党委平行并且专门监督各级党委成员的监察委员会。
最后,要实现党政分开。党的和各级书记要集中精力管好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抓党员的培训和考察工作,不断大力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使每个党员在各个岗位不仅起螺丝钉作用,而且起发动机作用。这样就会极大地增强党的战斗力、竞争力、领导力和执政力。在政权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独立自主地管好立法、司法和行政工作,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样党政在职务、职权、职责、职能四个方面都分开,岂不是对党和政双方都大有好处吗?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还要在思想作风方面克服苏共长期难改的实用主义痼疾。党的各级领导人不能以保密为借口对党员和人民群众隐瞒真相,或者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
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首先是知情权。不全面知晓真实情况,就难以正确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质询、民主建议等权利。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作风。可是在苏共历史上,时常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庸俗地从苏联一国和俄罗斯狭隘民族利益实际出发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横行,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愚弄群众、欺压群众;以领袖至高无上原则,随意批评下级和群众,从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立场,随意批判别国别党。这些恶劣思想作风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自从1923年斯大林在苏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起,只讲中央的成绩与正确,不讲或者极少讲中央的缺点和错误,这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传统。
共产党中央所犯的错误大多是由下一任中央甚至下一代中央领导人来加以揭发和纠正。这样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造成重大损失,也有损党的声誉。要实现共产党的现代化就应该由党中央带头善于作自我批评。在党代表大会年会上既讲成绩与正确,又讲缺点与错误。如果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未讲到缺点和错误,就应该由代表们畅所欲言。有不同看法就要展开争鸣,这样党代表大会才能开得生动活泼,做到激浊扬清,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循序渐进。现代化的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的尽头使“自由人联合体”遍布全球,像《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你对共产党的现代化看来是费尽心思,颇有研究。不过可能一时很难做到,甚至还有些想法别人未必同意。
●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只是管窥蠡测,难免有偏颇之处。不同看法欢迎展开争鸣。我的某些设想虽然一时很难做到,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唤起民众、唤起青年、唤起党员、唤起领导,我想是能够促进共产党彻底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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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之一,作为一种镂空艺术,它能给人以视觉上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剪纸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运用现代化设计理念完美演绎传统剪纸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剪纸是以纸张、树叶、金银箔纸、树皮、布、革为载体,以剪刀或刻刀为工具而形成的一种镂空艺术。剪纸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是作为民间最普及的艺术形式,其跨越民族跨越区域的广泛流传特性,也成为我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也成为世界的艺术宝库中一种珍藏。同时,也反映出这种简单的艺术形式的良好群众基础,剪纸利用自己特定的表现语言,表现出了美丽和吉祥的寓意,以自己的特殊形式传达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剪纸艺术两千年的发展史,使的它浓缩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世世代代的传递着这个中华古老民族的审美情趣、人文精神和思想感情。随着中西方艺术理念和艺术价值的融合过程中,以现代化的设计理念来诠释我国传统剪纸艺术不仅有利于剪纸艺术的发掘,而且可以使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剪纸艺术作为一种镂空艺术,主要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表现方式,但是无论那种表现方式,任何一个剪纸所呈现出来的画面都必须连续在载体上出现,以纸张为载体来说,所有作者想要借用的事物之间必须相互联系的在一起,整体完整的出现在同一张纸上。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剪纸的过程中,要有充分的构思,借用线条将各个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对作者的版面布置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各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能太过于生硬,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利用点线面将各个事物之间极富艺术感的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以整体性为主要的指导思想,采用其他的表现手法将各事物之间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艺术来源于现实,但是又不拘泥于现实,有着超越自然法则的空间形式,剪纸作为构建特定的层次性方面,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有着更明显的层次性特征。剪纸艺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艺术形式,就是因为剪纸艺术表现的是一种充满空间层次感的世界,剪纸中所表现出的事物之间并没有因为剪纸载体的限制而出现跳跃,各事物之间进行有条不紊的排列组合,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在剪纸艺术中无论是在构图、还是对于具体构图的表达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体现出现代设计理念中秩序重构以及多样性统一的法则。在构图的过程中,或者按照某一具体的逻辑顺序,如由远及近,或者利用构图的对称,或者利用构图事物的具体细节表达,将这一镂空艺术的美感发挥到极致。
浪漫在我国传统剪纸艺术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线,无论是作者在创意构图到具体表现,从具体事物的表现手法,从剪纸的效果还是欣赏着的角度,浪漫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在传统的剪纸艺术中,尤其在北方,剪纸艺术多用来作为出嫁或者是春节等喜庆的节日出现。剪纸的能工巧匠们多利用一些动物的憨态可掬的形象来表现出喜庆吉祥的寓意,他们在表现手法中多用夸张、拟人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这种浪漫主义非纪实手法,作者利用富有想象力的形式来对剪纸内容进行重构,在剪纸的整个画面中,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可以逃脱自然法则,添加作者的想象和升华,是整个画面具有诗情画意和想象的趣味在里面,让整个画面呈现在欣赏者面前时,获得一种愉悦的心情。
“一把剪刀多有用,能剪龙、能剪凤,能剪老鼠会打洞;能剪鸡,能剪鹅,能剪鲤鱼戏天河。”在这句赞美我国剪纸艺术的歌谣中,不仅展现了我国传统剪纸艺术的风采,同时也不难发展,即使现在还看现代剪纸,所借用的事物也无出其右,我国在剪纸艺术中的继承性是非常之强的。在我国传统的剪纸艺术中,不难发现通常借用一些具体的动物或者花卉来代表吉祥的寓意,这与我国古典诗词歌赋的借代手法是相同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方式。例如,牡丹意味着富贵;鲤鱼意味着富足和连连高升;龙凤者主要在婚庆时使用,意味着夫妻二人举案齐眉、幸福美满。在现代剪纸的设计手法上面继承以上各种深入民心的借代事物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增加了很多现代元素,让整个画面在呈现出中国古典特色的同时,也不失现代的美感。
在图5-1中,作者继承了传统的一些表现事物的手法,如剪纸中的龙凤图案、着装古典服饰的男女,当然作为婚庆窗花必不可少的繁体“?”字;同时增加现代元素,最主要的“心形”图案,和 “我们结婚啦”充满现代气息的独白。在画面上,借用传统和现代元素最明显的对比则是繁体“?”字和“心形”图案,繁体“?”字代表中国古典剪纸在用于婚庆时必不可少的表现元素,和现代人在婚庆时必不可少“心形”图案同时出现在同一张剪纸艺术品中,让欣赏着在驻足观看时,既有中国古典的吸收,又有现代元素的借鉴,老少皆宜,美不胜收。
一张张剪纸窗花,贴出的不仅仅是对来年幸福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对一对新人祝福的地久天长,更贴出的是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延续,贴出的是中华儿女的精气神。小小的剪纸,剪刀与纸的艺术,体现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我国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创作智慧。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文艺复兴,他们甚至说不上什么叫做艺术,然而他们却是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着艺术家的作为,他们才是我们看的见、摸得着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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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我国 四个现代化 的内容之一,将各种现代化技术与农业种植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将各种现代化技术与农业种植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本文分别介绍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光技术、生物技术等多种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情况。
关键词:现代化技术;农业种植;应用;光技术;计算机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之一,因此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将现代化技术用于农业种植中可极大提升农业种植的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国外在现代化技术与农业种植结合方面已经非常成熟,我国与国外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使得各种现代化技术不断用于农业种植中,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支持。
随着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国民生产中多个领域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农业种植中,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前景十分可观,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1.1数据库技术
运用计算机技术,建设农业信息系统是实现农业种植信息化的重要举措,而农业信息系统需要数据库的支撑,通过建立农业信息数据库,可以对农业种植过程做到信息化的管理,方便农业信息的查询和共享,并且基于数据库技术可以建立农业专家系统和种植模拟系统等,其中农业专家系统是将本行业众多专家的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等输入到数据库中,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之时即可通过专家系统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必请专家本人到场即可完成,因此更为高效;农业种植模拟系统是通过将农业种植中各项参数输入到系统中,通过系统的分析和模拟可直观地看到按当前参数会出现的各类问题,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因此效率极高。
1.2无线传感器监控技术
农作物的生长对于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时间、土壤pH值等环境条件要求较为苛刻,尤其是在反季采用塑料大棚种植过程中,由于外界环境条件无法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必须通过人为营造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就需要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进行监测。如果是人工监测,不但会耗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还具有精度差的劣势,而采用无线传感器监控技术则可以在整个过程中实现无人值守,并且传感器可将农作物生长环境的实时数据第一时间反馈到处理器,通过预先设定好的条件控制动作器的动作,动作器负责控制灌溉、通风、供暖等系统的运行,使农业种植实现精细化管理。
1.3可视化技术
可视化技术就是应用监控摄像头采集到的实时图像通过传输系统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为工作人员的决策提供参考。通过可视化技术可以有效规范现场工作人员的行为,保证工作人员按规范操作,并且当发现病虫害或其他问题时,可通过调取监控录像来找到发生问题的确切时间,便于对症下药,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性。
农作物的生长需要不断的光合作用,而光合作用效率的高低与光照情况有很大关系,在大棚等设施工业的实际生产中,自然光很难完全满足所有农作物光合作用的需要,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可充分利用人工光来改善农作物生长的光环境。当前常用的人工光源包括白炽灯、钠灯、日光灯以及其他特殊光源等。对于不同的农作物来说,其需要的光源种类和光强度也有很大区别,因此实际工作中在选择光源之前要首先对农作物的喜光性进行充分了解,科学选择光源,通过透光膜等技术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光投射,而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光进行过滤,同时根据农作物生长的需求随时调整光强度,一方面使光合作用的效率达到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节约能源。另外,通过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可利用光源吸引害虫,从而进行捕杀,可有效降低农药的施用量,为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持。
3.1组织培养技术
组织培养技术就是将农作物从种子到幼苗的生长阶段置于无菌环境下通过人工诱导的方式完成,可极大缩短这一阶段的生长周期,由于种子到幼苗阶段植株的抗病能力较差,而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可有效防止细菌、病毒等对幼苗的侵害,对于发展良种经济作物种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生物农药技术
由于传统化学农药的长期施用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的严重的威胁,因此发展绿色环保的杀虫技术成为必然趋势。生物农药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生物农药技术就是通过利用生物的新陈代谢产物作为农药的主要成分,因此不仅可以起到杀虫的作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农作物不受药害,对于人体健康几乎无危害。但由于生物农药技术成本较高,阻碍了其实际应用的大面积推广。
3.3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是近年来讨论最为热烈的生物技术之一,是通过提取某些动植物的优良基因,将其转移到农作物中,完成对基因的重组和再造,因此可使农作物具备植入基因的某些特性,如提高农作物的抗冻性、抗虫性和抗倒伏性等,然而有关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问题还具有较大的争议,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因此这项技术的推广应当以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使其为人类服务的同时,避免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综上,各种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作为农业科研机构应当充分利用政策的引导,鼓励创造性劳动,使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技术不断与世界接轨。
论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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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也是属于艺术范畴,书法作为一种的艺术,除了具有一般视觉艺术的共性之外,还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书法艺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书法,又称“中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找寻和探究书法艺术的文化和内在涵义。
首先让我们一起了解了解书法中所蕴含的丰厚文化。
中国书法“起于用笔,基于结字,成于章法,美于气韵”[8] 。其产生一方面由于特殊的表现对象-—汉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独特的书写工具-—毛笔。但是,作为一种“审美的、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和生产形态”[9 ] ,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条件、典章制度、精神生活发生联系。中华文化是中国书法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书法发展的营养土壤和生存环境,更是中国书法最深层的表现对象。而在文化中最稳定的就是文化思想,所以,钟明善先生就认为:“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8 ] 作为中国书法艺术重要基础的笔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
从应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是独特的。从它的书写对象———汉字的产生,到书法艺术技法的积累,从书法风格的变迁,到民族思维方式的寄托,无不是处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无不是以一个侧面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现实存在,体现着中华文化的艺术精神。
再来我们就说说其文化内涵。中国古代书法中体现书法其自身文化内涵的数量很多,且大部分是语录式的,采取诗话的体例,把古代的材料加以整理,根据材料,个人认为书法学其内涵包括以下几种。
(一)喻物性。最早的书法内涵,用自然之美来说明书法的美,用比喻为主要的论述方式。这种书法内涵包括对人、书体、笔画等的比喻。如对人,描写王羲之的有:“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对书体,“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对笔画,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形容点画的词语有:“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点,如高峰坠石”等等。都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书法学的。
(四)缘情性。我们认为书法学的内涵是可以表现内心感情的。如唐
代的孙过庭谈到王羲之的书法,是完全从抒情的角度去描写:“写《乐毅》则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还有书家要借书法把生活里的各种感情抒发出来,如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或寄以聘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之怀。”还有唐孙过庭《书谱》中说:“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这些书论所表达的感情可谓丰沛。
(五)伦理性。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美学,认为美必须蕴涵善。欣赏书法也是在欣赏人格。汉代的杨雄说“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可见书法所透露的是君子小人之分,所以书法学的美也就是人的品格的美;还有作字应先作人,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项穆在《书法雅言》里关于《中和》就已经指出:“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即是说高尚的人写出的字应该是中和的,而且是最美的,也是最善的。
(六)禅意性。最代表佛家书法理论的当推禅意派。这类的书论例子有很多,典型的书法家有黄庭坚、米芾等。这些宋代的书法家几乎都和禅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黄庭坚最喜欢引用禅家的话语来点评书法,如:“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凡学书,欲先学用笔。”米芾评价唐代诸家的楷书为“一笔书”,并戏称自己的笔法为“八面风”也是禅家语。还有一段关于当时书法名家的著名议论:“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而他自己是“刷字”这明显受到文字禅的影响。这些泼辣的语言也是深受“自性成佛,身外无佛”乃至呵佛骂祖的狂禅文化内涵的影响。
书法学的文化和内涵较为独特,并具备完善的理论依据。这是由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决定的。即书法学是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中国的文化是讲综合的,所以书法艺术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书法艺术自逐渐脱离实用性其艺术性得以强化以来,书法学的学科建立成为书法艺术史发展的必然。书法学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自身发展的历史成就成为文化领域独有的艺术现象。
总之,书法艺术所涵盖的丰富文化内涵,是难以一言而概之的,认真研究其文化内涵对于书法学的学科建设有着现实意义,同时,对传承书法艺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2]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3] 宋民《中国古代书法美学》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
[4] 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5] 陈振濂 《书法学》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6]《书法学论文(三)》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7] 李松朋 《中国书法笔法所蕴藉的文化》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9 年 第23 卷 第3 期
[8] 钟明善. 《书法基础与欣赏(下)》 [M] .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9] 孙美兰. 艺术概论[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1- 4
摘 要: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在书法作品的成就上,它与书法家自由创作密切相联,与字体的间架结构有联系,与书法家的艺术风格相印证,更与书法家的个人性情密切相关。所以从书法家个人性情上抓住了书法艺术,就抓住了书法创作根本。
关键词:书法艺术;书法创作;个人性情;风格。
中国书法艺术,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民间的历史积淀过程中,书法作品也是多而全的。本文谈论书法创作与书法家个人性情的关系,今天我着重谈谈自己对天下第一二三行书的认识。
“天下第一行书”即《兰亭集序》,又题为《临河序》、《禊帖》、《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等。晋穆冯承素摹兰亭序卷帝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聚兰亭,赋诗饮酒。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所赋诗作编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这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全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此序受石崇《金谷诗序》影响很大,其成就又远在《金谷诗序》之上。其文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轼《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书法帖。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天下第二行书”公认为颜真卿所写的《祭侄季明文稿》,《祭侄稿》全称《祭侄季明文稿》,为三大行天下第二行书书书法帖之一,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书于唐乾元元年(公元七百五十八年)。麻纸本,行书 纵28.2厘米 横75.5厘米,二十三行,每行十一二字不等,共二百三十四字。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张晏、鲜于枢、明吴廷、清徐乾学、王鸿绪、清内府等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挤,出为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南)起兵,著名的安史之乱开始。一时河北诸郡迅速瓦解,惟颜真卿的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被推为义军首领。时颜真卿的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派其第三子颜季明与真卿联系,联合反叛。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设计杀死安禄山党羽、镇守土门(今河北井泾)要塞的李钦凑,夺回土门。一时形势好转。颜杲卿派长子颜泉明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群请求救兵。不料路经太原时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王想冒功,拥兵不救。安禄山闻河北有变,派史思明回兵常山。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粮尽矢绝,城破被俘。颜季明等被杀头,颜氏家族死者三十余人。颜杲卿被押解至洛阳,英勇不屈,先被断一足,凌迟处死。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颜杲卿才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溢“忠节”。颜真卿时任蒲州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派杲卿长于颜泉明到常山、洛阳寻找季明、杲卿遗骸。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为了暂时安葬这些尸骨,颜真卿写下了这篇祭侄文草稿。因为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天下第三行书即苏轼所写的《寒食帖》,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四十五岁,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天下第三行书“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此两首寒食诗,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或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以后。元符三年(1100)是卷收藏者蜀州张氏取之邀黄庭坚观赏,并书一则题跋,与原迹可谓互为辉意映。《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书法创作与书法家个人性情密切相关。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是大自然有机体之一。而人的感情、气质、性格是大自然中最具灵性的。所以蔡岂在《笔论》中提出“先散怀抱,任情态性,然后书之”的卞张就充分说明性情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性。南宋词人姜夔也在《续书谱》强调性情是与人的精神相通的,人的性情直接影响着书法艺术的风格。不同的性情,规定着字的不同状态。书法家性情的变化,推动着字体的流动,字体的流动又显示书法家性情的变化,这种人与字的相互映衬、相互补充,不仅使书法艺术别具一格,而且也让书法作品达到一个至高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陈方既.《中国书法精神》.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2]金开诚,王岳川.《书法艺术美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3]陈振濂.《书法美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平面设计理念正式传入到中国以来,经过30几年的变化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现代平面设计发展较晚,至今作品形式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模仿西方倾向,个性特征不明显,与国外发达国家的设计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我国现代平面设计要想获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与国外设计界平等对话,就必须在设计中加入具有本民族特征得到文化元素,而书法艺术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将其应用到现代平面设计中能够对我国平面设计的国际化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书法艺术在标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文字是平面设计构成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一种具有相对普遍性的信息传播媒介。现阶段,我国很多企业都将现代“书艺”作为标志形象的关键设计元素,创作出众多经典的标志设计代表作品。例如我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的会徽,就是将印章作为设计核心内容,并通过篆书将字体构画出来,表现出一种古典的装饰美学特征,既是对我国古典文化的彰显,也是对运动精神的热情弘扬。“京”的汉字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市承办本次奥运会所具备的独特人文精神内涵,而用毛笔书法书写的“BEIJING2008”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竞技体育精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向世界展现了我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精髓。又如在由上海市承办的2010年世博会,也在书法艺术字“世”的基础上设计会徽,构建了三人合抱的平面图形,象征着世界各国中的“你我他”,表现了世博会合作、欢聚、沟通、理解的重要精神理念。二者在设计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是书法艺术在标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也通过这一应用表现出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内涵。
二、书法艺术在商品包装艺术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将我国传统书法艺术正式运用到商品包装艺术设计上不仅能够增加商品的民族文化内涵,还能够增强包装设计的诗性气韵,使包装设计带有浓郁的传统经典文化色彩,从而区别于其他艺术设计形式而具有个性魅力特征。书法艺术应用于商品包装设计主要在商品包装形式中扮演着重要的品牌形象或承担着广告文字宣传任务。例如在很多茶叶的外包装上都会在绿色的茶叶图画上构建一个草书或行书的茶字,飘逸洒脱,起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又如“喜之郎”品牌的包装设计上将“喜之郎”几个字运用自由洒脱的草书进行造型设计,向商品的受众群体传递出一种自由、活泼、欢乐的精神意识导向,深受广大小朋友的喜爱。
三、书法艺术在书籍装帧中的具体应用
书籍作为图形和文字等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原始社会人类为了保存信息开始在陶器、石板上刻写文字时,书籍就已经开始萌芽。书籍的封面设计师书籍装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初的使用是为了对书籍加以保护,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封面的作用和内涵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美化书籍和向受众群体传播书籍主要信息。而当书籍作为一种重要商品进行出售时,消费者首先看到的就是书籍的封面装帧设计,所以具有较强视觉吸引力的封面设计能够增强书籍对读者的吸引力,增强书籍的市场竞争力。书籍封面的装帧设计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代平面设计,以文字为主要表现内容,通过设计彰显书籍的文化内涵。例如对一些文化气息较为浓烈的书籍,在封面装帧设计中常常会邀请一些书法家进行题写,再经过平面设计的加工和美化,使书籍封面变得典雅、诗性,内涵丰富。而对于辞书、字典以及政策法规性等权威性工具书类,则要保证书籍封面的严肃性,在设计中多采用结构较为平整,沉稳端庄的楷书来表现书籍的内涵特征。
四、书法艺术在招贴广告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招贴作为广告的重要形式之一,又称海报或大众宣传画,是人类社会应用最早也最为广泛的传媒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广告行业的现代化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形式新颖,受众广泛,但是招贴广告仍然以其独特的个性发展优势在现代社会的广告行业中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发展势头。然而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建设以及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在全球多元文化的发展建设背景下,招贴广告的发展也受到了外来设计思想和理念的冲击。因此,我国招贴广告设计要想取得阶段性的进步,就应该在借鉴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发展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将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融入到平面设计之中,突显招贴广告设计的民族性。
当今社会,我国招贴广告在设计形式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手法开始具有多样化的发展特征,在发展中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行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设计思想创新。现阶段,我国招贴广告设计中将传统书法文化应用其中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多,深受招贴广告发布人员与社会大众的喜爱。如《夜宴》、《红高粱》等较为成功的书法艺术海报作品,在电影宣传以及电影魅力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五、结语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源远流长。不仅是一种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文字符号,更具备一定的艺术审美和精神内涵,能够带给欣赏者独特的审美享受。书法艺术与平面设计存在诸多的共通之处,将其应用到平面设计中能够极大的增强平面艺术设计的视觉效果,强化作品的民族个性特征,进而逐步提升我国平面设计的整体水平,争取尽早与国际社会平面艺术设计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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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仍旧散发着其强大的生命力,赏析书法艺术对于陶冶情操有重要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书法艺术赏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试谈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
书法,又称“中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找寻和探究书法艺术的文化和内在涵义。
首先让我们一起了解了解书法中所蕴含的丰厚文化。
中国书法“起于用笔,基于结字,成于章法,美于气韵”[8] 。其产生一方面由于特殊的表现对象-—汉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独特的书写工具-—毛笔。但是,作为一种“审美的、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和生产形态”[9 ] ,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条件、典章制度、精神生活发生联系。中华文化是中国书法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书法发展的营养土壤和生存环境,更是中国书法最深层的表现对象。而在文化中最稳定的就是文化思想,所以,钟明善先生就认为:“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8 ] 作为中国书法艺术重要基础的笔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
从应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是独特的。从它的书写对象———汉字的产生,到书法艺术技法的积累,从书法风格的变迁,到民族思维方式的寄托,无不是处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无不是以一个侧面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现实存在,体现着中华文化的艺术精神。
再来我们就说说其文化内涵。中国古代书法中体现书法其自身文化内涵的数量很多,且大部分是语录式的,采取诗话的体例,把古代的材料加以整理,根据材料,个人认为书法学其内涵包括以下几种。
(一)喻物性。最早的书法内涵,用自然之美来说明书法的美,用比喻为主要的论述方式。这种书法内涵包括对人、书体、笔画等的比喻。如对人,描写王羲之的有:“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对书体,“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对笔画,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形容点画的词语有:“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点,如高峰坠石”等等。都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书法学的。
(四)缘情性。我们认为书法学的内涵是可以表现内心感情的。如唐代的孙过庭谈到王羲之的书法,是完全从抒情的角度去描写:“写《乐毅》则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还有书家要借书法把生活里的各种感情抒发出来,如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或寄以聘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之怀。”还有唐孙过庭《书谱》中说:“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这些书论所表达的感情可谓丰沛。
(五)伦理性。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美学,认为美必须蕴涵善。欣赏书法也是在欣赏人格。汉代的杨雄说“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可见书法所透露的是君子小人之分,所以书法学的美也就是人的品格的美;还有作字应先作人,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项穆在《书法雅言》里关于《中和》就已经指出:“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即是说高尚的人写出的字应该是中和的,而且是最美的,也是最善的。
(六)禅意性。最代表佛家书法理论的当推禅意派。这类的书论例子有很多,典型的书法家有黄庭坚、米芾等。这些宋代的书法家几乎都和禅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黄庭坚最喜欢引用禅家的话语来点评书法,如:“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凡学书,欲先学用笔。”米芾评价唐代诸家的楷书为“一笔书”,并戏称自己的笔法为“八面风”也是禅家语。还有一段关于当时书法名家的著名议论:“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而他自己是“刷字”这明显受到文字禅的影响。这些泼辣的语言也是深受“自性成佛,身外无佛”乃至呵佛骂祖的狂禅文化内涵的影响。
书法学的文化和内涵较为独特,并具备完善的理论依据。这是由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决定的。即书法学是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中国的文化是讲综合的,所以书法艺术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书法艺术自逐渐脱离实用性其艺术性得以强化以来,书法学的学科建立成为书法艺术史发展的必然。书法学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自身发展的历史成就成为文化领域独有的艺术现象。
总之,书法艺术所涵盖的丰富文化内涵,是难以一言而概之的,认真研究其文化内涵对于书法学的学科建设有着现实意义,同时,对传承书法艺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浅谈陶瓷书法艺术
1陶瓷书法
书法是传统艺术的表达技法之一,它通过毛笔线条的虚实变化组合来抒发情感意境。而陶瓷作为一种艺术呈现的载体,与书法相结合是必然的。那么,何为陶瓷书法?它是以陶瓷为载体,借助陶瓷工艺的特有技法和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在陶瓷上体现书法韵味和意念,形成陶瓷装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与效果,在陶瓷造型艺术上主要采取书写和锲刻两种方式――书写分为釉下和釉上,锲刻分为刻陶和刻瓷。通过这两种手法完成的作品与其他陶瓷艺术作品一样,最终都需经过烧制而成,方可使作品永久保持、千年不变。陶瓷书法历史源远流长,最初虽然只是出现于陶器上的汉字刻纹,但到了唐代,书法艺术和制瓷水准的大大提高促进了陶瓷书法的兴起。时至今日,陶瓷与书法依然在不断寻求更为完美的结合。书法装饰了素净的陶瓷,为人们带来情感艺术的冲击;陶瓷衬托了隽秀的书法,让书法栩栩如生。陶瓷书法不仅传播了文化、见证了艺术,还推动着陶瓷产业的发展,独具魅力。
2书法艺术与陶瓷艺术
2.1两者的共性
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许多共性和相似。第一,书法主要为文字,然而同样的字在不同的情境中都可以书写得千姿百态、与情感相融,可谓取意造型,而陶瓷的造型也在作者不同的心境下也能创作得形态各异,别有韵味;第二,书法和陶瓷皆追求着“线”的艺术,书法汉字的线条虚实和流动反映的是作者的艺术素养和情感,而陶瓷造型工艺也十分注重线型和体面的变化结合,从中表现艺术的张力;第三,两者都体现着美妙的艺术境界,书法艺术是在字里行间透露着流转、灵动的气息,陶瓷艺术则是在静态造型当中表现着趣味和美感,两者都共同体现出了气韵天成的艺术境界。
2.2两者的融合
书法是通过笔墨变化展现艺术,陶瓷则是通过工艺技术体现特色,两者的融合过程中是刚柔相济的。陶瓷之作为“刚”性的载体在一些地方受到工艺的限制,对书法之“柔”和随性之美的发挥还是造成了一定的阻力。陶瓷书法想要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灵感还是需要在工艺技术和材质探索方面进一步提高,因为它不单是文化的具体形态之一,更是科学与艺术在历史文明中的相辅相成。
3陶瓷书法艺术的特性
3.1艺术特性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从最初的交流工具到现在已经变得极富艺术性。每一个笔画都可以表现出艺术感染力,因为它们作为汉字构成的基本单位,本身就包含了人们的想象力,通过一笔一画组成的汉字是中华民族千年智慧文化的结晶。而以陶瓷为载体的汉字书法,亦陶瓷书法,结合着陶瓷艺术工艺,当然更具艺术特性。在现今的陶瓷书法中,最主要有陶瓷书诗画,也就是给陶瓷美术作品题诗落款;另外就是纯陶瓷书法作品,通常以诗词名句为书写内容,在作品中彰显作者的书法风格和艺术情感,其中的艺术特性更是不言而喻,将行云如水的书法表现在造型独特的陶瓷工艺品上,给人带来的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视觉享受。
3.2工艺特性
随着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丰富的器型和色釉给书法艺术带来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同时也为创作者带来了陶瓷书法工艺上的难度。陶瓷书法通常采用写、堆、刻、雕、磨等创作手法,要想使作品得到理想的效果,不光要在创作手法上下功夫,而且还要充分了解陶瓷采用的原材料性质、色釉,与此同时还要掌握颜料油性以及烧制的窑炉温度。另外,创作者还可以用刀笔直接刻阴文,也可以用浮雕手法刻阳文,但力度的掌控也至关重要。所以,陶瓷书法不光具有艺术特性,也具有很鲜明的工艺特性。
3.3装饰特性
陶瓷书法的装饰性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许多陶器上就已经开始应用文字作为装饰。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陶瓷书法的装饰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在陶瓷器具上书写古代文人墨客的名篇名句,借着“诗句”与陶瓷艺术作品的结合,让书法艺术与陶瓷艺术融为一体,不但增加其艺术魅力、还增加了文化底蕴,使其发挥更好的装饰效果。另外,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化,陶瓷书法作品本身的美观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一些纯陶瓷书法作品往往会结合古典文化象征元素,比如粉彩、洒金、瓦当纹饰、仿古色釉等等,以此来进一步提高陶瓷书法的装饰特性。
4陶瓷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
书法与器型相结合成就了陶瓷书法的艺术美感,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示了作者的情感、思想和艺术境界,其艺术价值也必然高于普通的书法作品。它不但为世人呈现了中国书法的美轮美奂,还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陶瓷书法的艺术审美特征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它的外在来说,无时不刻表现着书法艺术与陶瓷艺术的形式之美,比如将字直接写在某些坯上的效果比直接写于宣纸的效果要好得多,由于坯和宣纸的质地大为不同,宣纸更易吸墨不容易将笔锋表现得非常完整,而坯则可以将笔画的锋芒棱角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陶瓷书法作品具有更强的艺术审美欣赏性;第二,从它的内在来说,陶瓷书法具有意境之美,陶瓷书法的意境美是作者“精气神”的最高表现形式,“形”随“意”动,意境可谓陶瓷书法作品内在的灵魂,通过虚实线条的构造和造型装饰的融合,共同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意境,从艺术的角度来说,陶瓷书法意境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是人们思维审美中的诉求。
5陶瓷书法艺术的创新与普及
陶瓷书法传承着华夏文明的精髓,它将书法和陶瓷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陶瓷书法工艺越来越精益。与此同时,人们对书法的认知和修养也在不断深入,陶瓷书法在陶瓷艺术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攀升,它的艺术性、工艺性、装饰性正在被创作者们深度挖掘。如今,运用陶瓷书法作为装饰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而其中抽象化、符号化的新颖表达手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球,为陶瓷艺术作品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和色彩。而陶瓷书法艺术正是凭借着它源源不断地创新,在内容与风格上齐头并进、突破传统审美意识、贴近时代生活,才得以有着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它是一种立体而直接的艺术形式,也是非常符合大众审美的艺术,平民百姓也能从陶瓷书法中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内涵。所以它拉近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使陶瓷艺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6结语
陶瓷书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它也契合了当今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夙愿。它向我们诉说了泥火铸成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传统技艺的瑰丽,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智慧的伟大。无论从收藏价值,还是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说,它都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也将为陶瓷书法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希望通过本文为陶瓷书法爱好者们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参考,也愿更多的人们愿意参与到其传承与开拓的事业中来,为陶瓷书法开垦出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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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书法艺术传播发展的优势与前景
书法艺术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文化元素的独特代表,区别于其它艺术类型,因其雅俗共赏性具有独特的造型艺术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吸引人们揣摩和欣赏,从中感悟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魅力。随着社会日趋信息化、国际化,数字化网络媒体的迅速兴起与飞速发展,汉字的书写一度陷入尴尬局面,国人对书法艺术越来越生疏,甚至发展到不会写字的地步。文化是什么?文化的前提是文字,而离开文字的学问慢慢变得机械而枯燥,甚至丧失了学习的乐趣。
书法艺术传播正是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利用竞争机制实现书法艺术传播的市场化来保护书法文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以大众传媒引领书法艺术传播发展的主流,净化书法艺术创作环境,让人们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让书法艺术欣赏者能更好地理解创作者的意图,营造良好的书法艺术生存环境,不断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民族书法艺术的发展,要拓展当代书法艺术的社会价值,挖掘艺术与科学合流的价值,实现书法艺术可持续发展。
一 书法艺术传播发展的优势
1 书法艺术传播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科学发展架构
为了弘扬和传承书法艺术,目前中国已形成以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等权威机构为主导,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共同推进发展、构架合理的发展局面。1981年初,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在开展书法教育与书法艺术的推广导向作用,中国书法家协会通过举办大规模的书法展览和“书法名城(之乡)”审批等方式,去推动当代书法艺术的复兴;2004年,国家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旨在进行深层次的书法理论和书法艺术的内涵研究,系统开展书法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探究;
2009年,国家教育部通过开展大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践行了国家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广与普及书法艺术,让各级各类学生感悟传统文化魅力、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决心;2011年,国家教育部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三至九年级必须开设书法课,从政策上进一步明确了书法艺术传播的发展方向,书法教学要从基础抓起、“软硬兼修”,强化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学习,增强学生对书法艺术的鉴赏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价值观。国家这一系列的举措,为书法艺术传播发展打好了科学发展的构架。
2 书法艺术传播媒介实现了多元化
现如今书法艺术传播与发展在学校教育和传统传播方式以外,还出现了诸如“另类书法”、“火星文”、“翻转书法”等崭新的艺术形式。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应当尊重这种新时代下的思维方式,学习新一族的长处,历史自然会保留流行文化中彰显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了适应时代快节奏的发展,书法的学习、传承不再拘泥于书斋案头的“学徒式”,传统书法艺术传播媒介被电视台、网络媒介所代替。随着数字化媒体日趋成熟,让各种书法节目、电教片、专题片、还有影响较大的电视书法大赛相继展现,让人们能够跨越时空,身临其境感受书法艺术的流派纷呈,领略其中的无穷魅力。另外,网络媒体丰富了书法艺术的传播渠道,大众也可以一睹尊容,受其教诲,让人们学习书法实现多元化的学习方式。
再者,诸如《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中国艺报》等平面媒介的壮大与发展,并和《中国书法家论坛网站》联合推出“让古典走进互联网——名家临贴展”,这是书法网络与传统传媒的一次有益的具有积极作用的探索性尝试,是一种传统媒体和书法网络的良性互动。正是现代化科技的冲击使书法艺术传播“去传统化”,实现大众化,让书法艺术学习者回归书法原点,适应文化传播的时代要求,多元化的传播媒介,让书法艺术传播异彩纷呈。中国书协每年推出的“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是一项服务人民的活动,以春联等形式送到军营、哨所、民众等各行各业,发挥书法艺术的作用与优势,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团结,对于推动地方文化建设、繁荣发展书法艺术、构建文化强国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以及深远的意义。
3 书法艺术传播能够提升全民素质
书法是中国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所表现出的中华艺术的潇脱、灵动和飘逸,在笔墨的韵律中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真实的精神轨迹,吸引人们投入书法艺术的研习。正如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潘天寿先生历经千辛万苦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出发去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创办书法专业,孜孜于传统书法艺术倡导与传播,这正体现了他对书法艺术传播的一种高度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书法艺术传播发展的魅力贵在影响学书者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辨是非,逐步理解人的生存、奋斗、成功、智慧之道,有利于使学书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艺术欣赏能力等,从而达到影响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传统艺术——书
法的学习与鉴赏,已成为人们提升素养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书法艺术还具有修身养性的功效。因为传统书法艺术用毛笔书写时要求人们入静、入定、没有杂念,全身放松,这也是中华气功和武术所具备的养身功之要领,是不可多得的活动,是健康养生、延年益寿的功法,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丰富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形式,增强了民众的身体素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书法艺术正是对传统文化审美引导,学习中可以体会到以眼感受美,以心领悟和探究美,以手创造美独特艺术魅力,书法艺术有诗的韵味、画的美感、舞的节奏和歌的旋律,它深深地熏陶着每个热爱中华传统艺术的国人,为了弘扬书法艺术和传播中华文明,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一年一度开展的“送欢乐、下基层”中国书法进万家的活动,是一项惠民工程,提高了群众的书法素养,让人们深切感受古代文化的无穷魅力,激起民众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信心与决心,同时书法家们也从朴实的群众生活中捕捉灵感,汲取营养,锤炼自己的艺术创作,这正是书法艺术传播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提升全民素质的动力所在。 4 书法 艺术传播能够推动 文化外交的进程
国际传播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 是国际交流,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书法艺术传播已成为西方 社会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和纽带,让外国人通过学习书法,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中国,虽然西方国家拥有中国文化资料十分有限,也难以对中国书法有实际感悟,但其分析问题的角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书法却有很好的借鉴意义。2009年,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就证实了中国书法艺术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在信息全球化、国际化的带动下 网络媒介兴起,文化传播实现了跨越国界的覆盖,中国目前正步入 经济大国的行列,对外开放如何拓宽?这取决于传统文化的开放程度,中国书法艺术是独立于美学而存在的,蕴含哲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其视觉上的冲击力可以让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接受,是中华文化传播的最好载体,人们追求美是具有共性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美的资源都是共享的,因此,书法艺术的传播已经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传播中国文化的纽带,这不仅推动着东西方艺术与文明的对话与交流的进程,还推进了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的步伐。正如我们通过建立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系统、全方位地推介中华传统文化、推广汉文化和书法艺术,让世界上4000余万外国人参与了中国书法的学习,让他们会说中国话,学写毛笔字,这为书法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添加了助理剂。因此,书法艺术的传播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外交手段。
二 书法艺术传播 发展的前景
1 时代要求书法艺术传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书法艺术传播发展要从大系统观出发,强调在和谐、平衡中动态演进,持续发展。书法艺术传播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为只有书法本身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自1982年中国已经举办了十届“书法国展”,以此形式唤醒人们对书法的关注,触及民众对书法艺术的兴趣。2007年,十七大将文化建设纳入会议议题,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书法艺术也迎来了复兴的春风,提供了大力发展的契机,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目前已形成义务 教育阶段的书法教育体系以及完善的高等教育书法理论教学梯次,各级各类书法艺术团体、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布华夏大地,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书法艺术理论体系,正潜移默化地贴近大众的生活,无论是“中国书法进万家”,还是国展、省展都用它独有魅力吸引着人们去关注书法艺术,时代要求我们要正确界定书法艺术传播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要想继承传统技法,坚持本源,克服向 美术化,就要合理创新,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人们有责任去勇于超越,要根植于传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去融古汇今,潜心研习,书法艺术发展既要有传统底蕴,又要彰显时代精神,不断推动书法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2 网络技术为书法艺术传播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书法艺术领域的作用也在不断突现,充分发挥网络优势,逐步形成健康秩序,为书法的展示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网络信息平台,书法艺术传播我们要利用现代媒体的公共性、监督性和当下性,逐步加大对书法文化遗产的保护,营造和谐有序的书法艺术发展 环境氛围,全面建立社会书法教育网络系统加强书法艺术传媒资源的整合与梳理,融入到大众传媒当中,发挥书法网络传媒的资源优势,树立自身风格,寻找自我特色,肩负书法传承使命,更多、更好地培养书法艺术研究、创作人才,从根本上打入市场,树立市场形象。
要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和书界的愿望,建立书法网络信息系统和传统媒体的良性互动,让网络聚会使书法网络不再虚拟,网络书法教学使书 法学习的途径进一步拓宽,目前网络书法展览已成为书展的重要形式,具有展览期长、成本低、传播广等优势,所以,要发挥以网络为主的各种现代化媒体的作用,积极探索发展新的书法艺术传播模式,使书法艺术紧随时代,不断走向繁荣,要加大网络的信息容量,整合书界媒体资源,强化对媒体的导向作用,为弘扬书法艺术,引领书法艺术传播发展趋势,建立信息平台拓宽发展空间。
总之,书法艺术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为书法艺术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要把握时机从普及汉语入手,逐步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全面宣传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加强书法艺术国际间的交流与发展,增强世界各国人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认同,吸引他们来学习书法,使书法艺术成为全人类备受关注的文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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