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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全文如下: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新思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虽然是以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为客观依据的,但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材料。这种思想材料,既包括马列主义,又包括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P369)本文试图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循着邓小平的这一思路探索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21](P502)离开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直接占有的社会。
(3)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将有计划地进行。
(4)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5)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和货币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6)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国家也随之消亡。
(7)社会主义社会将使人们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P256)这些设想虽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的,反映了较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它们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P373)这一理论概括,不仅是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认识和考察的成果,也是他对马克思上述设想从本质上进行抽象的理论结晶。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观点包括:
(1)东方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2)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一是东方社会“处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P437)二是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尽快地奠定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三是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要想顺利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就必须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即马克思所说:“假如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补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P326)马克思还指出:这一设想“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P431)这一设想不但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P273)邓小平的这一对外开放的思想虽然立足于当今时代特征,但从理论来源看,最早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起初,他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实践表明,这个政策虽然对当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战后引起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使列宁不得不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以迂回曲折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其基本内容是:
(1)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存在着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列宁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
(2)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指出:“没有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3)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
(4)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他为了强调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P520)(5)利用市场和商业建设社会主义。
(6)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适应生产力落后而又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状况。列宁认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P369)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
这一新思路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规律,因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对外开放的理论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都能在列宁的新思路中找到思想源头。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1l(P139)
首先,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孕育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作了详细地阐述。其要点包括:
(1)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3)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力量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具体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P369)(5)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要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们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其次,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探索,虽然走了许多曲折的路,但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他说:“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且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问题。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包含着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要走“他们走过的弯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与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毛泽东在1960年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久,周恩来又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学习外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七,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时指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1959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从上述七个方面,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这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的:“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泽东否定的正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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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1905.06.13-1995.04.10),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陈云决策思想的哲学基础与来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诸多重大决策,并且许多重大决策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陈云创立了系统的科学决策体系,并在具体的决策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陈云决策思想,为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实践典范。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决策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内核的,是以批判继承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是在中国现实国情上形成的。
陈云同志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看问题特别准,特别远。他通过总结、概括领导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极为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强调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事求是就是这种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概括。
陈云决策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字中。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 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1]陈云非常重视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同决策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2]
最能体现陈云坚持唯物认识论的是他在决策中坚持“国力原则”。1957 年,陈云发表了《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一文,认为必须注重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要保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生产之间的平衡,从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来说,要保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平衡。他认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有多大家底就做多大的事,只有从国力出发和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才能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薄一波对当时的情况评价如下:“我认为,周和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计划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生动体现。”
(二)坚持认识运动过程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它把辩证法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坚持从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考察认识活动,它认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要经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陈云决策思想不仅体现了他坚持认识的唯物论,还体现了他始终坚持认识的辩证法。他把这种辩证的认识方法归结为“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对认识的辩证规律的精辟理解。
在决策中,陈云重视认识的两次飞跃及其往复无穷的过程。他认为认识应该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调查开始,在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分析。“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5]他十分重视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处理经济问题时处处都用数据说话,常以定量分析作为剖析经济活动的手段,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他指出,经济工作既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而对于那些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通过定量、定性分析预测仍难准确把握实施效果的重大决策,陈云强调使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通过试验进行验证。
他要求:“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陈云提出决策、检验、再决策、再检验的公式,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识规律在决策工作中的运用。他认为,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因而决策过程中必须做出个可供比较的方案,反复论证,择优选用。“从决策方法上说,他不仅提出八种方案和方法,而且逐一分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最后定出可行政策。从决策程序上说,他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慎之又慎。”
(三)坚持实践真理观。人们的认识过程是探求真理的过程。真理的内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社会实践,因而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坚持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陈云的决策思想坚持了实践真理观,坚持了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观点与陈云的思想不谋而合。对于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陈云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非常赞赏,他三番五次地强调,毛泽东著作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陈云认为,坚持真理必须不计个人得失,不能搀杂个人好恶与私心。“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陈云决策思想的历史来源
陈云决策思想的形成除了具备以上理论来源之外,还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
陈云历来重视哲学的学习,有学者从哲学性格、哲学观、哲学贡献三方面对陈云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认为陈云的哲学性格可以概括为“实践性格”,表现在:从精神特质看,体现为应用哲学;从理论旨趣看,体现为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从思维模式看,体现为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从价值理想看,体现为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这些在陈云同志的一些著作和讲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全面、比较、反复”,作为认识真理和解决问题的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达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陈云的哲学思想是在吸收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及其统一的传统。陈云在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加以批判继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我国有“经世致用”优秀传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强调学问要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陈云在其领导决策中尤其强调务实性。1939年12月,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陈云强调指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可见,陈云心目中的理论或哲学,决不是书斋中的学者出于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构筑出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作用或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有用的理论。
二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中国传统“一分为二”的命题上,陈云的“用人的辩证法”做了很好的诠释。他指出,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云认为了解人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这都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方法,“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包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总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三是对墨子、颜元、魏源等人关于认识来源于“行”并强调“亲知”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在这一点上,陈云的名言是“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情况明了是研究解决问题和制订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而情况明了则是调查研究的直接结果。陈云经常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亲自体验,并反复实践。
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贯穿陈云决策思想的基点。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决策的诸多观点与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键在于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从而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一五”计划期间,陈云根据我国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基本情况,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等提出了系统的正确意见,粉碎“_”以后,当中国人民刚刚迈开“四化”的步伐,个别领导人想靠引进搞“洋冒进”时,陈云又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实践已经证明,对客观存在的基本国情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把方针政策放在可靠的基点上,从而卓有成效地领导经济建设。陈云认为多年来,我们屡吃经济过热的苦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从实际存在的国情出发,单凭主观愿望,企图大干快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陈云主张必须从我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出发确定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早在五十年代,陈云就从经济工作一定要尊重国情的思想出发,针对已经出现过的“小冒”,高瞻远瞩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这一论断,意义极为深刻。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指出了处理建设规模与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论,以及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经济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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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有些形声字的不少偏旁是异常繁复的,书写时多有不便,于是人们便想方设法在不影响字义表达的前提下,用笔画较为简单的形旁或声旁去替换繁复的偏旁,这些字就化繁为简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楷书繁体简化来源再梳理。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文章立足于1986年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中的表一350个简化字、表二132个简化字,将482个简化字与其相对应的503个繁体字,按照简化的方法进行归纳、统计,以期说明楷书繁体简化的来源。
关键词:楷书;繁体字;简化;方法;分类;
论文正文:
楷书繁体简化来源再梳理
“汉字进入楷书阶段以后,字形还在继续简化,字体就没有大的变化了。”[1]汉字发展到楷书,汉字的形体简化似乎已经到了终极阶段。但是文字是交流交际的工具,应该越简便越好。在字体不可简便的情况下,人们便想到形体本身的笔画省减,汉字的笔画简化就成了汉字求简便的最重要方式。虽然楷书之前就出现过笔画的简化,但中国50年代的有组织、成规模的汉字简化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凡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在进行汉字简化时,都必须确立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中国50年代的汉字简化,总原则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就是在过去汉字简化的基础上进行简化。长期在群众中流行的、已经社会化了的简体字,只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简体字的选定以最常用的字为限,不是每一个繁难的字都简化;所需要简化的字分期分批进行,不一次解决,也不一次推行。这样做既符合社会需要,又有群众基础;既便利初学者的学习,又照顾已识字的人的习惯,有利于简化字的顺利推行。
这个时期中国汉字简化的方法,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1.保留原字轮廓。如:“慮”作“虑”,“蓋”作“盖”等。
2.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如:“聲”作“声”,“開”作“开”等。
3.改换形声字较复杂的声符或形符。如:“殲”作“歼”,“劇”作“剧”等。
4.改非形声字为形声字。如:“態”作“态”,“郵”作“邮”等。
5.同音代替。如:“醜”作“丑”,“裏”作“里”等。
6.草书楷化。如:“東”作“东”,“書”作“书”等。
7.改复杂偏旁为简单的象征符号。如:“僅”作“仅”,“興”作“兴”等。
8.新造会意字。如:“塵”作“尘”,“寶”作“宝”等。
9.符号代替。如:“義”作“义”,“頭”作“头”等。
10.借用古字。如:“雲”作“云”,“從”作“从”等。
这些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研究、总结前人简化汉字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些方法可以追溯到原始记事方法,比如“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也可以说是“以部分代全体”)。在原始的记事方法中就有用动物的头或尾代表整个动物的,最早的时候画一头牛表示一头牛、画一头羊表示一头羊,到甲骨文中画一牛头表示牛、画一羊头表示羊。另外,后来的假借字,其实就是“同音替代”的一种。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筹备委员会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客观地分析了简体字的构成,并且提出了简体字的八种产生方式:一是全体删减,粗具轮廓;二是采用草书;三是仅写原字的一部分;四是原字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画替代;五是采用古体;六是音符改少笔画;七是别造简字;八是假借他字。前人简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都被现在所吸收了,只不过现在的原则和方法比过去略为完善一些罢了。
简化字是在历代的“简体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简体字”是和“繁体字”相对应的,它们从有汉字以来就有了。简体字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字简化,主要不是新造简体字,而是尽量采用已经流行的简体字。具体做法是在过去汉字简化的基础上进行简化,首先整理研究和肯定在群众中长期而广泛流行的、已经社会化的简体字。因此《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用字基础的。
本部分将《简化字总表》(1986年版)中的第一表的350个不作简化偏旁使用的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365个)和第二表中的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138个),按照简化的方法进行归纳、统计。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关于简化方法的分类,目前大家颇不一致。分类各异,是因为角度不同。有人着眼于来源(分为采用古体字、新造字等),有人着眼于形体(分为省形、改形、同音代替等),有人兼顾来源和形体两个方面。笔者的分析、归纳、统计是兼顾来源和形体两个方面的。第二,各种简化方法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简化字的归类不能绝对化。例如:“云”可以看作省去原字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采用古体字(“雲”古作“云”)。在文中笔者若将其归入“省去原字的一部分”,将不在“采用古体字”中作重复归纳。同类例子将不多作说明。
现将482个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503个)的来源做一个归纳说明。
1.省去原字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有些字是由好几个部件(偏旁)组成的,从原字中抽取部分形体去代替整体,这些字就化繁为简了,所以也可以说是“以部分代替整体”。
用这种办法简化的汉字有标(標)缠(纏)厂(廠)等共74个,占14.7%。
这种方法古已有之。上文已经说过,早期的文字,具有很强的图画性,不少字都近乎写实,结构便容易造成繁复,极不利于书写的方便快捷。人们便设法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而将重复的或不重要的部分省去,从而达到了简化的目的。这样,对字义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书写起来却方便快捷多了。如:“郭”本义是外城,本象城墙上四亭相对,占地太宽,不利方块结构,省为两亭;“采”字以手摘树上果实会意,省去果实为。可见这种简化的方式在甲骨文时代即已很普遍。金文中如省(易)为,小篆作,是截取原字的一部分而成的;小篆的“灋”,隶书省为“法”,也是截取原字的一部分而成的。到了楷书阶段,文字的符号性更强了,简化已不斤斤计较于形义的关联,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省去其他笔画,以简化形体的做法就更为普遍了,上述74个简化字就是很好的例证。
2.用符号或单字替代偏旁的办法。很显然,这是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或单字去代替原本繁难的部分。有些字的某个部分过于繁杂,把这些繁杂的符号用一个简单的符号去替代,这些字就化繁为简了。这些字只要用一个符号就可以代替很多与这个符号完全无关的偏旁。常用的符号有:“丶、ㄨ、又、刂、文、扌、云、大、舌”等。
用这种办法简化的汉字有:办(辦)报(報)币(幣)等共139个,占27.6%。
这种方法也是古已有之。《玉篇》“關”的俗体为“”,用“关”去代替“”,现又省去“門”。《京本通俗小说》把“權”、“劉”、“壞”、“鳳”,简为“权”、“刘”、“坏”、“凤”,也是符号代替法。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称这类字为“符号字”。符号字的繁体很多原来也是形声字(如“雞”、“鄧”),这些字简化以后,简化字就不再是形声字了(如“鸡”、“邓”),因为这些符号(虽然有的成字如“又、大、云”)既不表声,也不表意,它们在这些简化字里只表一个符号。
因此,有些专家学者就据此认为汉字是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的。提倡“记号化”的其中一员张玉金在《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一文中通过对2500个常用汉字的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如果把记号字、半记号字统计到一块,则占总数的38.32%,数量仅次于意音字(形声字)。”[2](P98)同时又引他人对《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鱼”四部字抽样测查的统计数字说明记号字、半记号字占总数的45.8%。从这两方面论证“现代汉字的结构正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2](P98)他说:“目前,在汉字体系里记号虽然不占优势,但是数量已相当可观。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含有记号的字很可能赶超意音字,成为汉字的主流。……我们的汉字已经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声文字三个发展阶段,如果不被废弃,它将迈进记号文字(在文字体系里记号这种字符占大多数)的大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这观点未得到众人的呼应。在“声”上尚有联系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都只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阶段,而非趋势,更何况“文字所代表的语素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2](P97)的记号文字?倘若将记号化作为汉字发展的方向,同样的,多年以后,也将割断我们与后代之间的联系。
3.变草书的连绵笔形为楷书的点画。“汉兴有草书”。草书以连绵的笔形代替复杂的构字成分,使汉字的结构和写法高度简化。由于它保持着原字的“轮廓”,所以有些草体字是不难辨认的。那些为大家所熟悉的草体字,把它的连绵笔画断开,改用楷书的写法,这样的简化字叫“草书楷化字”。如将“學”、“車”、“樂”、“堯”等简化为“学”、“车”、“乐”、“尧”,就是草书楷化的方法。汉碑中已有楷化的草书,宋元以来,这种方法很盛行,如《京本通俗小说》将“書”写成“书”,《列女传》将“樓”写成“楼”等。
用这种方法简化的汉字有导(導)继(繼)实(實)等共33个,占6.6%。
《简化字总表》表二的“简化偏旁”中,象“言”旁之简化为“讠”,“食”旁之简化为“饣”,“”旁之简化为“”;“糸”旁之简化为“纟”;“臤”旁之简化为“”;“金”旁之简化为“钅”;“”旁之简化为“”等,都可作此类理解。
4.改换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
汉字中有些形声字的不少偏旁是异常繁复的,书写时多有不便,于是人们便想方设法在不影响字义表达的前提下,用笔画较为简单的形旁或声旁去替换繁复的偏旁,这些字就化繁为简了。
改换形旁的有:肮(骯)硷(鹼);
改换声旁的有:袄(襖)坝(壩)毙(斃)等;
同时改换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的有:脏(贜、髒)。
从上面就可知道这种简化方法的特点,这些字简化后还是形声字。用这种方法简化的汉字共81个,占16.1%,其中改换形旁和同时改换声旁形旁的数量都很少,各占2.47%;改换声旁的数量较多,占95.06%。
5.同音(或近音)归并。就是用简易的同音字(或近音字)去代替原来的繁体字,即用笔画少的同音字(近音字)去代替原来的繁体字。用这种方法简化汉字,既精简了字数,又减少了笔画,一举两得。
这类简化字有:板(闆)别(彆)卜(蔔)等共82个,占16.3%。
其实这就是通假字,不过带有简化笔画和形体结构双层意义的通假字。《墨子?尚贤上》:“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史记·刺客列传》:“流涕有顷而后言”,均以“后”为“後”。可见这种简化法也来源甚古。这种简化的方式多数是一代替一,也有少数是一代替二,或者是一代替三,一字而兼两三字之职,确实可以使汉字在字数上得到很大的精简。但是这一类在进行汉字简繁转换时很容易出现问题,这是简化汉字备受责难的一方面,也是目前关于汉字简化讨论较为激烈的一点。“一简对多繁”在某一层面上造成用字的混乱,还会带来词语歧义现象,特别是时常出现在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中简体字文本转换为繁体字文本时字形对应上的错误。即便如此,这些简化字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无论如何比它产生的问题要多得多。
6.用传统的方法另造新字。有些字不好就原字进行改造,也不便借用同音字来代替。对于这类繁体字,常按照传统的造字方法另造一个笔画较少的新字。
有些字是在繁体字的基础上,保留繁体字的轮廓另造简体的,如“龙、鱼、马、鸟、当、卢”等字。这些轮廓字有的是草书楷化来的,有的是减省原字某些笔画的结果。
有些字是通过变更造字方法来创造的。有的是以新造简化会意字代替繁复的形声字,例如“竈”之作“灶”,“淚”之作“泪”;有的是以新造简化会意字代替繁复的会意字,例如:“塵”之作“尘”,“筆”之作“笔”;有的是以简体的形声字代替繁复的会意字,例如:“竄”之作“窜”;有的是以简体的形声字代替繁复的形声字,例如:“護”之作“护”,“驚”之作“惊”;等等。
这类的简化字有:帮(幫)宝(寶)尘(塵)等共26个,占5.2%。
7.恢复古体。现行简化字有的采用古已有之的本字,有的或用其古文,或用其或体,或用其奇字。我们将其统称为“恢复古体”。
现行简化字有的比其繁体字的历史还要久远,与其说它们是繁体字的简化,不如说繁体字是它们的繁化。象“云、气、从、舍、卷、凭、与、启”等字都是古已有之的本字。而那些古文、或体、奇字,它们与相应的繁体字形体虽殊,而音义无别,古代通用,今用其简体。例如,“礼”为“禮”之古文,“达”为“達”之或体,“迩”为“邇”之古文,“无”这“無”之奇字,等等。
这类的简化字有:碍(礙)表(錶)蚕(蠶)等共53个,占10.5%。
8.先简化可作偏旁用的字,然后用简化偏旁或单字适当类推。如:签(簽) 蜡(蠟)联(聯)猎(獵)扑(撲)悬(懸)爱(愛)罢(罷)备(備)贝(貝)见(見)页(頁)鱼(魚)惩(懲)戋(戔)。用这种方法简化的汉字共15个,占3%。
简化偏旁和部分简化字可以类推,类推扩大了简化面。例如门(門)、讠(言)、饣(食)、几(幾)等都是偏旁的简化,相应地类推出“闪闷计订饥饮机矶”等简化字。在整个简化工作中,这项作用最大,因为用类推的办法,简化一个偏旁,就可以简化数十数百个繁体字。1964年5月文字改革委员会编的《简化字总表》共收简化字2238个(因“签”“须”两字重见,实为2236个),它从146个简化偏旁,类推出1754个简化字,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上述的8种办法只是一些简单的概括,有的字还很难包括到这9种办法中去。如“麗”简化为“丽”,除了以部分代替整体外,笔画也稍有变化,头顶上面两短横已连为一长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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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探析王世谊民主集中制是立党的一条根本原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内容极为深刻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其重要观点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理论来源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来源探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制度。邓小平同志在继承前人的学说成果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思想,阐明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新思路。其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论述,内容极其丰富,寓意相当深刻。分析了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的理论和实践来源,为新的历史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提供相关指导。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的领导制度。邓小平曾在多次谈话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仔细研读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和进一步以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相关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1.马、恩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对于如何实行“民主”和“集中”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为无产阶级政党后来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政党学说中的重要原则和制度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组织原则和制度规定的相关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等著作中,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已有了一定的体现。马、恩曾强调要“培养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1]559,“党的各级委员会应由民主选举产生”[2]251,“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3]26,“绝对保持党的纪律”[4]413。
2.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完善了马、恩的相关学说。列宁通过一系列的取证、分析、总结,于1906年3月,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一文中正式使用“民主的集中制”概念,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上将其写入了该党的党章。列宁曾表示,他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制”的集中制,民主是对集中性质的说明和规定,即按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集中制。
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社会建设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武装自己的头脑,汲取了其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精华,更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相关思想。
(二)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相关思想
1.关于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关系”的思想。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民主与集中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5]383。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又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精辟透彻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6]368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在阐述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时说:“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很高的原则高度来讲,讲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7]304,后来他又说:“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8]282由此可见,邓小平是从两者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论述“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的。
2.关于“集体领导原则”的思想。集体领导原则是我党民主集中制原则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防止个人专断,克服官僚主义。
关于集体领导,毛泽东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论述:一是要摆正书记与委员的关系。毛泽东曾把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比作军队中班长与战士的关系,即在集体领导中,书记是班长。同时,他又着重提到“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9]1340。二是健全党委的会议制度。毛泽东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9]1340。三是要切实处理领导班子中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关系。他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9]1341
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邓小平在毛泽东提出构想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更为可贵的是,将这一原则化为可操作的规范。主要体现为:(1)问题有重大和一般之分,应当明确哪些问题应由集体讨论,而哪些问题则应由个人具体负责。(2)重大的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决定,个人说了不算。(3)集体决定好了的事情,个人就要各司其职,依照相关规定执行好,决不能相互推诿。(4)要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做到权责分明。
3.关于“党内自我监督”的思想。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党内监督是战胜腐败的有力武器”,“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而党内监督又可以通过党纪、制度、机构、舆论等监督方式而实现。
而邓小平同志在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是党内的监督还是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1957年4月,他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7]270显而易见,邓小平关于党内监督思想与毛泽东的相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此外,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尤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的思想,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学说,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实践来源
(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实践出真知”。邓小平的民主集中制思想与其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是紧密相连的。
纵观中共党史,党成立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但,“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8]330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尤其在““””期间,林彪、“_”等党内的“蛀虫”别有用心地制造个人崇拜,践踏党纪国法,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破坏殆尽。鉴于此,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没有把过去良好的工作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8]345他还提道:“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8]347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毛泽东,而是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毛泽东个人应负的责任予以说明。他同时还指出,“实行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8]345
在历经““””浩劫之后,邓小平深深地体会到建设社会主义要靠完备的法制和良好的制度运行机制,绝不能搞阶级斗争、搞运动。沿着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轨迹,吸取先人的经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大环境下,邓小平创立了富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使民主集中制思想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指导党自身建设、领导改革开放和引领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新旗帜。
(二)20世纪末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如何从理论上弄清楚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而又未完全解决的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蓬勃发展,加之中国共产党党内自身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在这种复杂的而又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优越性的信念。为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等一系列谈话中,再一次重申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把坚持、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作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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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医借用药物治疗行为的心理效应以治疗心因性疾病的心理疗法 ,归纳为中医意疗法的一种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医心理暗示疗法的来源及医疗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追溯中医心理暗示疗法的来源,结合中医心理暗示疗法在现代医疗中取得的良好疗效,提出将中医心理暗示疗法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意义,从而为更好地了解和发展中国本土心理治疗,为现代“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供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中医心理暗示疗法;来源;医疗应用
从近年来的一系列医疗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心理疗法的运用,如何正确地将心理疗法应用于治疗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国现代心理疗法包括疏导疗法、放松疗法、暗示疗法[1],而暗示疗法作为一个要贯穿治疗全过程的非常细致而又充满技巧的疗法尤为重要。在现代医疗中,心理暗示疗法已经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医疗领域,本文通过介绍中医心理暗示疗法的来源及其在中药命名中的体现,结合心理暗示疗法的典型临床运用及其优点,来凸显中医心理特色治疗――心理暗示在临床上的运用价值。
1.1 我国最早的心理治疗方法――祝由术
想要探索和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祝由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2]。而中医心理暗示疗法的体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祝由术,换言之,心理暗示疗法可以说是来源于古代的祝由术,并伴随着祝由术的发展而更加完善。祝由是古代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常用方法,通过分析疾病产生的原因,进而采取相应的情志疗法。从现存典籍来看,大都认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移精变气论》,“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此外,根据《五十二病方》“尤(疣)方”中有“祝尤”二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祝由”的最早提法[3]。祝由术传说创自于苗父,经夏、商、周、东汉、南北朝之后,祝由术渐渐完成了从“巫”到“医”的转变,而在隋唐时代,流行于民间的祝由术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而且已经成为历代医事制度规定的专科。宋代设有金镞兼咒噤科,元代正式命名为祝由科,而且祝由术在医家的著作中也有体现,如《儒门事亲》在阐述治疗疮肿丹毒、金疮等疾病中都提到了祝由的运用。祝由术作为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成为以“禁、咒法”为主的“祝由”,其原理比较符合现在心理学原理中的心理暗示和心理疗法,故而说祝由术是我国心理暗示的来源是有证可循的。
在今看来充满神秘色彩的“祝由术”,其实主要是运用了暗示、归因替代等方法来治疗疾病。如《五十二病方》疣题:“令疣者抱禾,令人呼曰:‘若胡为是?’应曰:‘吾疣’。置去禾,勿顾。”把禾比作“疣”,令患者把禾扔去,当即走开而头不回顾,患者当然可以设想,他的疾患也像那把禾似的一扔而去了,暗示其将禾丢掉病就会好。还有如诸伤题:“伤者血出,祝曰:‘男子竭,女子敛。’五画地之。”即对出血患者念咒文:“男人出血停止,女子血流截断”,再用手指画地五遍,并唾之,使出血者的情绪安定,防止休克的发生和加重,这些是利用了暗示疗法,古代医家治疗的对象一般都是具有迷信心理、易受暗示并且善于幻想的人,医生抓住了患者对于鬼神的畏惧心理,对其进行暗示,从而来治疗疾病[4]。
祝由术使得人们在一定层次上实现“物我同一”的目的,也使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合理化”,解决了人们的心理冲突,求得了他们对自己心理的抚慰和解脱。祝由术作为我国中医心理暗示的来源,为现代心理暗示治疗奠定了基础,并在现代临床治疗中仍有积极作用。因此在现代应用过程中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从“祝由”中吸取其以患者固执己见的那部分心理内容为突破口、施加积极心理暗示的规律,顺其意、顺其情而导之,而对其中迷信的思想与方式应当予以剔除。 1.2 体现于中药药物命名中的心理暗示
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有很多治疗疾病的方法中都存在运用心理暗示疗法的记载,而古代中医对中药方剂相对于其他疗法更直接地体现出来心理暗示。我国古代的中医在采用“望、闻、问、切”的手法运用中药方剂来治疗疾病的同时,已经运用了心理暗示疗法。充满智慧的古人,凭借形态、气味、颜色、功用、产地、药用部分、采收季节等诸方面的特征对中药进行了命名,而在中药治疗疾病起药理作用时,其实很多的药名和方剂名称本身对于患者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起到了良性的心理暗示作用。
一些中药方剂名称的心理暗示作用体现在直接方面,如复原活血汤,一看其名便知其意,其功用是活血祛瘀、疏肝通络,而复原的意思是恢复原来的健康,对人们产生了积极的心理暗示。还有表示美好祝愿的方剂名如保和丸、逍遥散、返老还童丹等。另外一些则体现在间接方面,即需要我们稍加思考来理解其隐含的意义,如赤芍,赤即红色,红能联想到血,而赤芍正有活血凉血作用[5]。还有一些类似药方如百合、合欢皮、远志、何首乌等。
由于有些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受情绪的影响,而药物的命名恰好在一定程度上使患者产生了心理暗示,由此联想到一些美好的事物,使情绪转好,因而有利于患者恢复健康。再加上人受外界环境或他人行为的刺激易产生暗示作用,患者对医师的信任,能够与医生合理的治疗行为相辅相成,从而在治疗过程中加速药物的作用。这些意义对于中医药治疗疾病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是中医治疗心理疾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相比于西药以冷冰冰的化学成分作为药物名称,中医对中药的命名,既充满形象性又具有人情味儿,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患者的心理起到了积极的暗示作用,促进了疾病向良好的方向转归。
通过了解古代心理暗示的来源,其实心理暗示治疗疾病由来已久,只是一直都没有被我们刻意地去发现或单独提取出来应用。在现代,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在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更多地开始对心理健康逐渐重视起来了。目前心理暗示疗法也被应用于医疗中,起到增进医患之间的信任与沟通、帮助患者减轻由于疾病导致的心理和躯体上痛苦的作用[6]。
心理暗示已经逐渐被应用到现代医疗中,但因为心理暗示疗法治疗的对象是人,而人人均不同,我们要通过凭借“因人而异、循序渐进”的原则去运用心理暗示去治疗和护理患者,并不能简单地用统一的方法去治疗,其具体方法运用在不同疾病、不同人群中均不能简单地表述,所以我们选取单纯运用心理暗示疗法和在治疗中心理暗示起辅助治疗的典型案例,来简述下心理暗示在医疗中的应用:
2.1 单纯运用心理暗示疗法对疾病的治疗及护理
癔症的治疗充分体现了单纯运用心理暗示疗法治疗的方法及效果。癔症是一种心源性疾病,是指人遭受强烈刺激而引起的无器质性病变的躯体症状和某些精神症状。临床多见于心理应激不良[7],即应激源长期超过人的适应、人的应对能力时引起的心理应激反应。而癔症患者大多心理脆弱、情感复杂、情绪不稳定、易受暗示、对周围环境反应敏感、缺乏安全感且遭受过重大的精神刺激,既对自身症状充满恐惧,又不愿意配合治疗,对于癔症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全程中利用心理暗示干预,往往能收效显著。
在治疗开始前,医护人员要耐心倾听患者及其家属对病情的描述,如果患者及其家属有问题要认真解答,目的是要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医患关系。而癔症患者本来就具有敏感的特点,要注意不要流露出怀疑其无病或是装病的态度。对于那些对外界缺乏信任感的癔症患者,医护人员可以通过言语暗示[8]来解决这一问题,如“你的主任医师某某是一流的医生,你的这点问题治疗起来绝对没问题”等,来使患者对医生产生信任感。同时患者的医护环境也要尽量舒适、整洁,为患者营造一种舒适感、放松感。
在治疗过程中,家庭的支持作用很重要,建议在患者家属的参与下进行治疗,这样有利于医患交流,更好地了解病情,更能使患者有种安全感。治疗过程中,要正确运用心理暗示,为了达到更强的暗示效果,我们可以通过医疗仪器、药物载体对患者进行心理诱导和间接的暗示干预,如在对患者进行检查时,尽量由知名专家操作专业设备仪器,借助专家在操作仪器设备过程中的娴熟,让患者产生信服感并对检查结果深信不疑。
在治疗后期的护理中,心理暗示干预主要是通过及时评价肯定治疗效果和出院后利用心理暗示对其效果进行后续支撑等。癔症性失明和癔症性耳聋是癔症的两种表现形式,我国对此类患者采用心理暗示疗法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湖南长沙医学院附属石门医院眼科于2000年1月~2007年11月共收治此类患者6例,在诊断明确的情况下,采用心理暗示干预进行治疗和护理,收到了满意的效果:6例患者中经一次治疗痊愈,其中随访半年的2例,随访7~12个月的3例,随访13~18个月的l例,均无复发[9];2003年3月~2007年3月,浙江省富阳市第三人民医院19例癔症性耳聋的患者,通过心理暗示疗法痊愈出院[7]。心理暗示在癔症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心理暗示疗法不但在治疗癔症方面有良好的效果,而且,合理正确的心理暗示疗法在预防和治疗肥胖症、缓解疼痛、减除老年人牙科畏惧症等医疗方面也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2.2 运用心理暗示配合其他方法治疗疾病
心理暗示疗法不仅仅可以单独治疗一些疾病,还可以配合其他方法如药物、针灸推拿等治疗疾病,而且功效显著。
目前中医在运用针灸和推拿手法配合心理暗示治疗颈椎病方面取得满意的疗效。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慢性退行性疾病。成年累月地长时间伏案工作、开车、玩网络游戏和打麻将等,造成颈椎的慢性损害和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些因素使得颈椎病的发病率大有逐年攀升之势,并且颈椎病出现年轻化倾向。颈椎病是一种慢性退行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国内外研究表明,躯体的不适可以影响人的心理状态,心理的问题也经常会以躯体不适的症状表现出来[10-11]。另一方面,心理暗示疗法的介入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患者对疾病充满紧张、恐惧感等不良心理状况,因而对颈椎病的转归又有着积极的影响[12-16]。 中医疗法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人们一方面对它充满神秘感,一方面对它的许多经典理念既耳熟能详又深信不疑,如“通则不痛,不通则痛”[17]。因此,针灸推拿配合心理暗示,将经络作为载体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在针灸推拿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心理暗示贯穿于它的全过程。在针灸治疗过程中,通过心理暗示增强针刺感的传导,改变患者随意肌或不随意肌的功能,并引导患者体验治疗所产生的效能感觉,使患者的心理、行为及生理机制得到改善。另外,在采用电针治疗时医生亦可通过运用先进仪器(电针仪)对颈椎病患者产生暗示作用,即以电针仪为载体暗示患者电针治疗可以使其紧张的肌肉放松,症状也会随之减轻[18]。而在推拿治疗过程中,对患者揉压弹拨经络路线及穴位的同时,适时给患者介绍一些阴阳五行、脏腑气血和经络穴位等方面的知识,诱导患者认真体会有无痛麻酸热等得气感,使患者想象脏腑精气顺着经络路线向病灶部位传导,而后病痛随之转走。最后,对患者进行经络梳理和穴位按压,令其闭目宁心、调匀呼吸,并随着医生的指令配合鼻吸口呼,调整气机结束此次疗程的治疗,一般配合的推拿治疗以3~5次为佳。
针灸推拿和心理暗示并不是分别进行的,而是二者有机结合同时发挥作用的,做到“手到口到心到”,三者浑然天成。除此之外,心理暗示还可以配合中药方剂来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肠易激综合征,与电针结合治疗失眠等临床常见病症,而且相对于仅采用药物等治疗方法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3.1 心理暗示的医疗意义
综观心理暗示疗法在医疗中的应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全面综合应用,还是作为辅助疗法往往都能收到明显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相较于药物治疗、仪器治疗等方法,心理暗示疗法对于治疗疾病有如下的意义:首先,心理暗示法对机体的作用虽然没有药物、手术等作用对机体那么明显,但心理暗示疗法风险性小、简单易行,并不需要精细复杂的医疗仪器和手术,需要花费的费用也相对低廉。合理积极的心理暗示对患者没有副作用,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痛苦较小,对帮助疾病转归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其次,心理暗示疗法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为原则的治疗方法,可以明显降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恐惧、畏缩等情绪和患者的不良心理应激反应,缓解心理压力,在此基础上减少患者对于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阻抗现象,增强患者治疗信心,使患者感受到安全感,便于医患交流,从而使患者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使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疾病。最后,心理暗示疗法除了能影响患者的心理和行为以外,还能影响到人的生理功能,使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帮助病人的生理功能沿着健康的趋势改变,从而起到增进和改善的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应对社会的能力。
3.2 注意事项
心理暗示疗法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意使用的,不合理、不正确的使用不仅对于治疗疾病没有价值,还会对患者的生理、心理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在治疗疾病时,要选用专业、有丰富经验的医护人员,准确确定出患者的发病机制,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心理变化,并且应用过程中要慎重选择和制订方法,针对其症状进行治疗,不可主观臆想。
心理暗示最早来源于我国的“祝由术”,经过历史的变迁、文化的洗礼,如今得以应用到医疗中,它更符合“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种全新的医学模式,更加重视人的社会生存状态,从生物与社会的角度理解人的健康和疾病[19-23]。然而,心理暗示虽然已应用于医疗中,但目前并没有得到与其他医疗方法等同的应用程度。结合心理暗示在治疗中的意义,将其合理地、正确地并广泛地应用于医疗中具有很大的临床价值。而充分挖掘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的思想内容,无论对于拓展中医学的研究领域,还是对完善本土心理学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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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是全文给读者和编辑和第一印象,文题的好坏对论文能否利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好的题目应尽可能在一完整的的句子中囊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研究对象、处理方法和达到的指标,使读者和编辑对论文研究的内容一目了然。例如:对心肌梗塞病人(研究对象)溶栓治疗(处理方法)监护指标的观察及护理(达到的指标),这三个要素并无先后之分,可根据文章偏重介绍的内容进行调整和取舍,但无论怎样调整,必须直接反映论文所表达的内容。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护理论文题目的来源相关探讨,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护理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和尚待验证的理论很多,研究课题主要来自护理实践。一个研究问题的产生常需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主要从护理实践和日常工作中发现问题,逐步形成新的想法继而提出研究问题。目前护理研究的问题大多数为个人自选。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
许多研究问题就是研究者按照某一理论提出某种假设,推测按照此理论应该解决某一问题而提出的。可以是成熟的理论,也可为尚有争论的学说。
大量的护理实践为护理人员提供了研究问题的丰富来源。无论是临床护士、护理管理人员还是护理教师,都会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遇到使自己困惑或不解的问题。一般来说,护理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困难及服务对象经常发生的问题都可成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任何一个好的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都会在讨论部分提到本研究尚有哪些不足,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也有的研究者还会提出对下一步研究的建议。这些都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护理论文题目的来源探讨
医学图像资料主要包括各种医学图片、疾病分布图、医学人物肖像图等。这类资料的特点是直观、形象,可弥补文字表达的不足。因此,在教学、科研和学习中,往往需要图像资料来补充、印证。关于这类资料的查找,主要利用的是各种医学图谱,此外还可利用含图的医学工具书或专著。
例如美国出版的《外科手术图谱》(Atlas of Surgical Operation)。该图谱介绍的一些高难度而复杂的手术方法图,可供因实践期短、大手术机会少的青年医生参考。
医学地图集主要可用来查找疾病的分布图。例如欲查我国鼻咽癌的分布图,即可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
医学人物肖像集主要可用来查找医学人物的肖像、照片和简历等。例如欲查我国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的肖像,即可利用《中国历代名医图传》。
图像作为表达思想、记录事实和传播知识的手段,通常是出版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的甚至依赖插图表达其内容。如医学百科全书和年鉴,大多文图并茂。这就为我们查找图像资料提供了丰富的图像源。例如欲查混合性骨转移病的X线图片,即可利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X线诊断学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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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堂吉诃德滑稽可笑之中带着崇高的底子,他所有的完美和不完美共同造就了崇高品性的不朽魅力。这种崇高品性并非是堂吉诃德独有和专属,但是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加真实和令人尊重,他的某些表现迄今为止都是令人赞叹,并且愈读愈新的。这种崇高品性形成的不朽艺术魅力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推动共同缔造了他的品格魅力。对堂吉诃德品格分析见仁见智,但是于我而言,用“崇高”概括他是最为合适的。
关键词:崇高;理想主义;悲剧色彩;喜剧色彩;酒神精神;性格复杂性;衬托;现世 艺术魅力
一直以来《堂吉诃德》的喜剧特征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喜剧常是反讽的存在,但是于我而言有二者却是例外――其一是莎士比亚用喜剧“歌颂”,歌颂青春、爱情、友谊等人世间美好之物,让人充满向往;另一个则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运用反讽手法,但却呈现出一种“含泪的笑”①,不同于任何其它反讽的笔调,情感上不是蔑视,而是基于一种同情甚至是赞美。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堂吉诃德,我想只能用“崇高”来形容了,的确他存在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和行为,但人类不正是需要这种理想主义来滋养吗?当下的为利主义正缺少那种对自由和理想主义的神往。
崇高是一个美学范畴,来源于希伯莱文化和____文化,从最初黑格尔为代表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这就是崇高本身最纯粹的表现”②到之后文艺复兴将“崇高”与人本身连接,是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飞越,主体层面的崇高带给人更多的思考和超越空间。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崇高的呈现都具有侧重点。而堂吉诃德的“崇高”体现在:为自由流浪,追求正义,为理想主义献身,敢于颠覆。同时我认为崇高还应该有一种复杂化的人格,反衬出崇高的底子,因为人毕竟不是神,人的崇高不可能是纯粹的和单一的,复杂化和立体的崇高才是最真实的。如此一来社会才有生命力,才会进步,才能狂热。
堂吉诃德是疯子吗?斐尔丁在《堂吉诃德在英国》的剧本中写道,堂吉诃德对随从桑丘?潘沙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③ 堂吉诃德在那个时代是被当成“异端”存在的,他的言行似乎只是成了人们的谈资和笑料,没有力量。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完全相反。
堂吉诃德离开家乡,远走他方,没有万全的准备,只是为了自由的一次说走就走,他要当一次勇士,为现世的人做一点贡献。不顾旁人的眼光,一直坚定前行着。在最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这种困难除了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那个时代恰逢文艺复兴,当时对人性和自由剖析甚多,但实际也只是少部分人成为了先驱和号召者,并坚持一如既往去追求和超越,堂吉诃德恰恰是作为塞万提斯的缩影出现的。虽经历并不完全一样,但绝对是作者倾注的大量感情和观察的结果。堂吉诃德带着理想主义去一路裁判,一路为自由去辨析。他始终坚信意志自由,尽管有很多难以置信的虚妄和梦幻。他一共三次出行,直到最终一病不起。
他感染别人,对自由的追求贯彻始终。当他看到犯罪的人们被虐待押解时,他行动了,主动请求,说出了一番伟大的言论:“他们虽然是犯了罪受罚,却不爱吃那个苦头。”和“我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残酷。”④ 他对自由的信仰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渴望改变他人,感染他人。我认为这种自由恰好是人文主义的终极体现。
所谓悲剧精神,用酒神精神⑤ 可以充分解释,是一种醉酒状态下生命力亢奋丰盈,狂喜而又狂悲的状态。堂吉诃德的生命状态就是一种悲剧形态,一种酒神精神⑥。所以堂吉诃德的形象不是用来惹人发笑的,而是用来思考的。
堂吉诃德在小说中大战风车,将其看作巨人;又自寻烦恼,与羊群大战等等看似滑稽可笑的场面,我认为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我们关注的应该是他战斗时不懈的勇气,一种昂扬。堂吉诃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和人文色彩,他并非是圣人,而是凡人,为人而战,为不公平,为理想主义,为自由癫狂。尽管结局是失败的,但是却值得歌颂。
堂吉诃德的失败在于没有权衡和理性分析,而多数人欣赏他却是因为真正看透了他的本质――固执地坚持理想主义,“含泪的笑”也由此诞生。就连雨果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是“感人至极”。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用“功利主义”去评判堂吉诃德的行为对错,而应该从行为的本质去辨别和思考,他体现的更多是一种悲喜杂糅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正是现代人缺乏的。
堂吉诃德并不完美,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造就出的崇高的艺术魅力。
他疯狂,没有拘束;他荒.唐,让人落泪。他到底是聪明还是愚笨?他为自己荒.唐的举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远行为正义而战,被人嘲笑依旧坚持,初读你会大笑,细读实际就是我们自己的影子,但是我们却很少拿出这么大的勇气来实践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盼望。他也有退缩的一面,也有“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胜利法”,毕竟有困难时,他也脆弱。
他渴望爱,他并不是为了理想主义献身之后,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脸谱化的人物,做英雄就无情欲的人,或者忠奸不能并存的形象。对杜尔西内娅尊重开启了精神恋爱,他最终放弃放弃自己的理想主义,都表现了他崇高却卑微的一面。
所谓崇高,就是这种复杂性和艰难抉择造就的亦正亦偏。
相比于骑士小说中的骑士人物的单调和肤浅,堂吉诃德简直是伟大的存在。众所周知,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骑士小说的繁荣时期,分为两条大的主线,一方是关于爱情,一方是战斗冒险。他们是完美的化身,高智慧、高武艺的非凡能力,伟大的人格无任何缺点,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与现实毫不相符,甚至形成一种落差。而堂吉诃德人物形象的出现却恰恰填补了这种空虚,他的喜剧性格和滑稽的表现让人狂笑,他的悲剧结局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和同情,他不再是完美的骑士,而是一个卑微却又充满勇气的勇士,是“人”的写照。
对比之下凸显出了堂吉诃德伟大,他虽然与骑士一样冒险远行,却不是为了展示自己多么伟大,而仅仅为了自由和理想。失败的结局更是让人产生失落感与宿命感,因为形象的立体复杂性而呈现出崇高,使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影子下有凡人视角,才让这个角色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堂吉诃德》中大约打造了许多人物的非凡特色,但是这都为了反衬堂吉诃德形象和崇高品性的。
杜尔西内娅是爱情悲剧的代表。杜尔西内娅是堂吉诃德自己编造的名字,原型是堂吉诃德邻村的一个姑娘,她粗鄙却纯真,堂吉诃德赐予她一切美好,但事实上她却是“不存在的”,就连堂吉诃德自己也承认“我平生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美貌绝伦的杜尔西内娅”⑦。她是一个幻想和寄托,反衬出堂吉诃德的荒.唐与悲哀。他仅仅是天真地认为骑士就应该有一个公主来陪伴,有人曾说“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就是单相思”,因为超越了肉欲。
公爵夫妇是看客的代表。他们将堂吉诃德一行人看作小丑,其实这种人的旁观所形成的一种鄙视感是会大大削减信心的,即使他们什么也不做。“悲凄”夫人讲诉自己惨痛的经历,激将堂吉诃德的胆气供人发笑,大家都夸“悲凄”夫人演技太好。
“悲凄”夫人抱住堂吉诃德的脚,恳求他为自己主持公道,又赞美桑丘的伟大,能伺候如此伟大的骑士。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公爵夫人和知道这出把戏底细的人都笑破了肚皮,暗暗称赞三尾裙表演精湛和到位,把堂吉诃德骗得团团转。难道堂吉诃德一点也不明白这把戏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觉得他是因为看客而越挫越勇。
参森?卡拉斯科是反派。他与堂吉诃德比武,最终胜利并强迫堂吉诃德许诺“一年之内在家乡不许出来”⑧。卡拉斯科早前第一次计划失败,这一次成功了。他的成功是次要,但是反衬出的堂吉诃德的信守承诺,堂吉诃德并不是行动的矮子,他信守承诺,也敢于迈出步伐。尽管整个过程看起来比较可笑,但是依旧是充满深度的壮举。他想着自己的荣誉还有承诺,虽然有点阿Q式的聊以自慰。
桑丘是表面上的“同道中人”。毫无疑问,堂吉诃德的远行离不开桑丘的陪伴,他一直帮助着堂吉诃德,虽然也闹出过荒.唐事。但本质上二者也是鲜明对比,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二者是不同的,桑丘是一个实利主义者,堂吉诃德却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物质层面堂吉诃德是乡绅,桑丘是牧羊人,堂吉诃德健壮,桑丘矮小,堂吉诃德用理想主义倾注全身,行为荒诞,但却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毕竟任何正常人都是普通人。
当下的环境功利主义盛行,每个人的追求基本朝物质主义靠拢。堂吉诃德崇高的形象如今竟变成了一种精神化的追求,因为当功利主义极致后必定会产生一种虚无感,而理想主义,对心灵自由的需求就愈发需要了。
另外一方面,当困难愈多时,我们也需要“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帮助其支撑,我们并不是外表和物质被填充就满足的动物,我们是一个精神上需要被满足,需要崇高来点亮生活的人。
如今很多人在精神上惨败,正是因为功利主义的愈加泛滥,所以都需要一种崇高来填补。现世条件下,我们需要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帮助我们追寻梦想、自由还有生命力,同时我们也需要堂吉诃德似真似假的疯癫帮助我们度过所有的不幸。
堂吉诃德的影子始终照耀人们前行着。堂吉诃德的形象始终是不完美之下的崇高的精神状态。有人将其评论成一部“闹剧”,但我认为其中呈现出一种不平凡的伟大,稳定注定只能造就平凡,只有颠覆才能凸显崇高。堂吉诃德的双重复杂性让他在凡人之中凸显出崇高,加上一种不完美的残缺造就了真实。
另外一方面,可能有很多人多注重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讽刺化的笔法,认为他的讽刺是骑士时代小说的终结,或者是标志着西方长篇小说的成熟,这些我都不否认。我只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去剖析而已,我们应该仰望、羡慕和超越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当下,我们的社会正是缺少堂吉诃德这样的人物才陷入了腐化糜烂之中,稳定之下是千疮百孔。所以堂吉诃德并不是疯子,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反照自己多么安逸,多么丑陋的一面镜子,值得我们思考。
[1]参考《外国文学史》 郑克鲁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6月
[2]参考《美学原理》 叶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3][5][6]参考《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著 杨绛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2月
[4]参考《西班牙文学 黄金世纪研究》 陈众议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年4月
[7][8]参考《堂吉诃德讲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金绍禹译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4月
①参见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5153.htm fr=aladdin 2014年11月查询
②黑格尔 《美学》第二卷,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79
③杨绛 《堂吉诃德》 译者序,1987年版第4页
④杨绛 译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著,1987年版,第117页
⑤周国平 译 《悲剧的诞生》尼采 著,1986年版,第1页和第2页
⑥同脚注⑤
⑦金绍禹译 《堂吉诃德讲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 2007版99页
⑧金绍禹译 《堂吉诃德讲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 2007版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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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是在历代的“简体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简体字”是和“繁体字”相对应的,它们从有汉字以来就有了。简体字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字简化,主要不是新造简体字,而是尽量采用已经流行的简体字。具体做法是在过去汉字简化的基础上进行简化,首先整理研究和肯定在群众中长期而广泛流行的、已经社会化的简体字。因此《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用字基础的。
本部分将《简化字总表》(1986年版)中的第一表的350个不作简化偏旁使用的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365个)和第二表中的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138个),按照简化的方法进行归纳、统计。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关于简化方法的分类,目前大家颇不一致。分类各异,是因为角度不同。有人着眼于来源(分为采用古体字、新造字等),有人着眼于形体(分为省形、改形、同音代替等),有人兼顾来源和形体两个方面。笔者的分析、归纳、统计是兼顾来源和形体两个方面的。第二,各种简化方法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简化字的归类不能绝对化。例如:“云”可以看作省去原字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采用古体字(“雲”古作“云”)。在文中笔者若将其归入“省去原字的一部分”,将不在“采用古体字”中作重复归纳。同类例子将不多作说明。
现将482个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503个)的来源做一个归纳说明。
1.变草书的连绵笔形为楷书的点画。“汉兴有草书”。草书以连绵的笔形代替复杂的构字成分,使汉字的结构和写法高度简化。由于它保持着原字的“轮廓”,所以有些草体字是不难辨认的。那些为大家所熟悉的草体字,把它的连绵笔画断开,改用楷书的写法,这样的简化字叫“草书楷化字”。如将“學”、“車”、“樂”、“堯”等简化为“学”、“车”、“乐”、“尧”,就是草书楷化的方法。汉碑中已有楷化的草书,宋元以来,这种方法很盛行,如《京本通俗小说》将“書”写成“书”,《列女传》将“樓”写成“楼”等。
用这种方法简化的汉字有导(導)继(繼)实(實)等共33个,占6.6%。
《简化字总表》表二的“简化偏旁”中,象“言”旁之简化为“讠”,“食”旁之简化为“饣”,“”旁之简化为“”;“糸”旁之简化为“纟”;“臤”旁之简化为“”;“金”旁之简化为“钅”;“”旁之简化为“”等,都可作此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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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尖岩体为一多阶段多次侵入的复式岩体,按各侵入阶段的接触穿插关系、矿物组合、结构构造特点及微量元素特征可划分为二个侵入阶段、四次侵入活动。黄梅尖岩体的自变质作用非常普遍,种类有钾长石化、钠长石化、黑云母化,其中钠长石化发育最广泛,钾长石化次之。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安徽省黄梅尖地区铀矿地质特征及成矿物质来源相关分析。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安徽省黄梅尖地区铀矿地质特征及成矿物质来源分析
安徽省第三地质队于1958年在黄梅尖地区发现了铀矿,经过二十多年的勘查揭露,由安徽省核工业勘查技术总院于2001年提交了8411铀矿床。2006年以来,通过对安徽省枞阳县黄梅尖地区铀矿普查项目开展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果。因此,分析探讨成矿物质来源,不仅可以帮助厘清矿床的成因,而且还可借此指导未来的找矿勘探工作,为进一步扩大铀矿的资源储量奠定理论基础。
黄梅尖地区位于下扬子地块沿江褶断带(Ⅲ12)次级构造单元,区域性郯庐深断裂和长江构造断裂带在区内相交,它的北端为近EW向磨子潭断裂的东延周王断裂,西北侧毗邻郯庐深断裂。该区是庐枞火山岩盆地的组成部分,区域地层以印支运动形成的褶皱构造为基底,主要以侏罗系和白垩系地层为盖层。区域构造形迹是以古生代凹陷为基底,以中生代断陷盆地和侵入体为主,由南西段以“S”型帚状构造和北东段网状断裂系联合组成南西窄,向北东开阔的“喇叭”型构造岩浆岩带。区域岩浆活动频繁,有多次岩浆侵入活动,在庐枞火山岩盆地南东部,燕山晚期的大龙山―城山石英正长岩和黄梅尖石英正长岩体组成石英正长岩碱性岩带,每个岩体均由多阶段侵入岩组成复式岩体或超单元。
1.1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较单一,除第四系坡积、残积层外,主要是一套侏罗系下统钟山组和侏罗系中统罗岭组碎屑岩系,其西侧和北西侧出露有侏罗系上统龙门院组、砖桥组火山岩。钟山组主要岩性为灰黄绿色粉砂岩、页岩夹细粒石英砂岩及煤层,地层在区内主要出露钟山组上段的七、八、九三个韵律层,而深部钻孔中见到第六韵律层,产状一般为195°~250°∠5°~20°。
罗岭组地层,按沉积旋回、组合、所含化石等特征共划分为23个韵律层,每个韵律层可细分为A层、B层。A层为含砾中粗粒―中粒―中细粒―细粒长石石英砂岩,B层为泥岩、粉砂岩、细一粉砂岩。
龙门院组不整合覆盖在象山群砂岩之上或砂岩逆掩在火山岩之上,主要岩性为青灰-黄裼色粗安质晶屑凝灰岩、沉凝灰岩、凝灰角砾岩,灰色角闪粗安质角砾熔岩夹凝灰质熔岩及凝灰质粉砂岩。
砖桥组呈喷发不整合覆盖在龙门院组之上,岩性分三段,第一段为灰紫色辉石粗安岩与青灰、灰色凝灰岩、凝灰角砾岩、沉凝灰岩,底部夹沉积铁矿。第二段为紫红-灰紫色粗安质凝灰岩、沉凝灰岩、凝灰质粉砂岩,夹粗面质熔结凝灰岩,发育硅化、次生石英岩化。第三段为灰紫、紫黑色辉石粗安岩、黑云母粗安岩夹紫红色凝灰质粉砂岩。
1.2 构造
区内褶皱构造不发育,钟山组和罗岭组砂岩为单斜岩层,构成庐枞火山岩盆地的基底构造层。
断裂构造:区内断裂构造较发育,按发育程度、构造线方向、力学性质可大致分为近东西向断裂构造、南北向断裂构造、北西向断裂构造、北北西向断裂构造、北东东向断裂构造,其中近东西向断裂构造为主要控矿构造,8411铀矿床就位于近东西向延伸的F5断裂构造与岩体接触带的夹持部位(见图2),北西向断裂构造和北北西向断裂构造赋存有工业铀矿化。
1.3 岩浆岩
区内出露的侵入岩为燕山晚期第二旋回石英正长岩,称黄梅尖岩体。黄梅尖岩体为一多阶段多次侵入的复式岩体,按各侵入阶段的接触穿插关系、矿物组合、结构构造特点及微量元素特征可划分为二个侵入阶段、四次侵入活动。黄梅尖岩体的自变质作用非常普遍,种类有钾长石化、钠长石化、黑云母化,其中钠长石化发育最广泛,钾长石化次之。
2.1 矿体特征
矿体主要产于岩体外接触带0~400 m内的罗岭组砂岩中,仅个别矿体产于内接触带石英正长岩中。按控矿条件及矿体产出形式可分为缓倾角矿体和陡倾角矿体两种。其中缓倾角矿体是矿床主要产出形式,矿体受顺层构造和层间裂隙破碎蚀变带控制,矿体产状与含矿地层基本一致,矿化层次多,连续性好,矿体多呈似层状、透镜状,少量呈扁豆状或囊状、矿结状。以8A层含矿性最好,其次为9A、10A及11A层。
陡倾角矿体产于近地表及浅部,受接触带、陡倾断裂和裂隙所控制,如4360地段及四、六、七号矿带均属此种。铀矿化产于构造带内,工业矿体具有埋藏浅、规模小、尖灭快、形态复杂以及品位变化大等特点。
矿体具有厚度不稳定、品位变化大、规模大小悬殊的特点。一般沿走向、倾向延伸30~60 m,厚1~几 m,平均品位0.118%。主要(大)矿体沿走向长150~180 m,沿倾向195~380 m,厚4~14 m,品位0.065%~0.147%。
2.2 矿石特征
2.2.1 矿物组成及铀的存在形式
矿石中金属矿物有黄铁矿、胶黄铁矿、白铁矿、闪锌矿、方铅矿、辉钼矿、黄铜矿、赤铁矿、磁铁矿、红砷镍矿、针镍矿、硫钴矿等。脉石矿物有微晶石英(玉髓)、石英、钠长石、萤石、铁白云石、方解石、电气石、水云母、绿泥石、重晶石等。
铀矿物有沥青铀矿、铀石、铀黑(残余)、铜铀云母,钙铀云母,硅钙铀矿。沥青铀矿是矿床主要铀矿物,其U-Pb等时线年龄有三个时代:176 Ma,此年龄与罗岭组砂岩Rb-Sr等时线年龄基本一致,属成岩阶段产物;113 Ma,属矿床主成矿期;66.6 Ma,为裂隙充填脉状铀矿化,叠加在早期铀矿化之上。铀石一般在沥青铀矿外围,其反射率,结晶温度较沥青铀矿略低。
矿石中铀的存在形式有二种:一是铀矿物形式;二是铀呈离子状态被吸附,在矿石中普遍存在,铀被赤铁矿、黄铁矿、粘土和绿泥石所吸附。 2.2.2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变余砂状结构、碎裂结构、角砾胶状结构、胶状结构。矿石构造有角砾状构造、脉状、网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块状构造。
2.3 矿化类型
按矿化岩石可分为石英正长岩型矿化和砂岩型矿化。
按成矿阶段矿物共生组合特征主要可分四种矿化类型:铀―红化粘土型,为矿床中主要类型,砂岩、正长岩中均有分布;铀―黄铁矿―微晶石英型(包括含铀红色微晶石英、含铀黑色微晶石英、沥青铀矿―胶黄铁矿微晶石英),为矿床内最主要的工业铀矿化类型;沥青铀矿―黄铁矿―碳酸盐型(包括沥青铀矿―黄铁矿―碳酸盐、沥青铀矿―微晶石英―黄铁矿―碳酸盐);碱交代型,矿石与红化粘土型相似。
2.4 围岩蚀变
与铀矿化有关的围岩蚀变有钠长石化、硅化、赤铁矿化、水云母化、绿泥石化、高岭石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萤石化;蚀变同岩体关系密切,基本都分布在岩体附近,远离岩体蚀变弱。与铀矿化相关的蚀变受接触带、断裂及裂隙控制,尤其成矿期蚀变多沿构造带及其两侧分布。矿前期蚀变钠化、硅化、水云母化等在矿床中多呈面状分布,成矿期蚀变等多呈线状或脉状分布于矿体及两侧。围岩蚀变具明显的侧向分带现象,由矿体向两侧为碳酸盐化、黄铁矿化、硅化、赤铁矿化、水云母化。
3.1 成矿年龄
同位素年龄测试数据显示,铀矿化有三个成矿期:176 Ma、113 Ma、66.6 Ma,其中主成矿期(113 Ma)与补体岩石成岩期(116 Ma)基本相近,铀矿化在时间上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矿岩时差很小,即岩体侵入后尚未完全固结便开始铀矿化。
3.2 成矿温度
在8411矿床的角岩标本中,许多热变质斑点处有新生的绢云母、黄铁矿、闪锌矿矿物集合体,在闪锌矿内见到了乳滴状黄铜矿固溶分离产物,后者的理论形成温度是300 ℃~350 ℃,这说明低级接触变质阶段的介质温度是350 ℃左右。矿物包裹体测温结果(见表2)数据表明矿物生成温度以中低温为主,随矿化阶段Ⅰ-Ⅷ,成矿温度总的趋势降低,结合典型的中低温围岩蚀变和矿物组合,推断矿化期的温度应为300 ℃~100 ℃,沥青铀矿的形成温度在150 ℃以上,主矿化期应为240 ℃~170 ℃,矿前期矿物的形成温度大于300 ℃,矿后期小于150 ℃。
4.1 流体的性质与来源
根据二七○研究1991年的研究报告,黄梅尖石英正长岩内的石英其形成水溶液δ18OH2O平均为8.63‰,说明岩浆水富含重氧,在接触变质角岩中的石英―磁铁矿组合其形成石英水溶液的δ18OH2O平均为7.2‰,在热液成矿阶段,在大龙山和8411两矿床中的水云母、白云石、方解石组合中,其形成白云石、方解石水溶液的δ18OH2O平均为4.55‰,这些情况说明从岩浆期经接触变质到热液成矿阶段,水的氧同位素比值逐渐下降,显然与大气水的影响加大有关。图5是大龙山及8411矿床成矿热液H、O同位素组成对比图,许多样品点落在岩浆水范围的边界上和边界外,同样说明成矿热液不是岩浆水而是混合水,即深源热液上升到接触带内,外有大气水混入。
4.2 硫的来源
二七○研究所通过对8411矿床的黄铁矿、黄铜矿硫同位素组成计算显示:8411矿床的50个黄铁矿的δ34S为-14.4‰~+20.5‰,平均值为+8.6‰,而与大脉型富铀矿有直接联系的6个黄铁矿样品其δ34S为-2.2‰~+13‰,平均为+4.5‰,显示硫更接近深源。
4.3 碳的来源
根据二七○研究1991年的研究报告,在白云石和方解石的包体内CO2浓度平均达到75.4 g/kl水,与中酸性火山岩相比本区晚期石英正长岩浆及其残余热液更富含CO2组分(火山岩浆内的大量CO2喷发到空气中)。8411矿床在远离接触带的侏罗系中下统砂岩中很少见到碳酸盐化,说明在沉积及成岩过程中流经地层的地下水中CO2及碳酸的浓度较低,相反,在构造热液蚀变带中却出现强烈的碳酸盐化,甚至出现大脉型碳酸盐化,这说明CO2主要是深源,它与偏碱岩浆活动有密切的联系。
4.4 铀的来源
根据光谱及电子探针分析,沥青铀矿含Ba、Cd、V较高,个别样品中V达0.5%,且均匀分布。而Ba、Cd、V是砂岩中的特征元素,表明铀继承了围岩中微量元素,铀部分来自砂岩。局部同生沉积的铀提供铀源,如矿床ZK-2孔贫矿段U-Pb法同素秦年龄为176 Ma,为罗岭组上段的同生沉积铀。
沥青铀矿的铅同位素初始值206 Pb/ 204Pb为16.85-17.95,与本区下地壳的17.2接近,属正常铅;矿化砂岩的初始锶比值87Sr/86Sr为0.705-0.7067;矿石和沥青铀矿中Hg、As、F、S、Pb、Zn、Mo等元素含量高,与铀成正相关。这些特征充分显示铀主要来自地壳深部。
(1)纵剖面图显示,矿体向西侧伏,且矿体厚度向西有逐渐加厚现象,因受当时钻探技术及设备的影响,钻孔控制深度未超过600 m,故建议在8411矿床西侧银珠凹一带进行攻深找盲工作。
该区铀源是以深源为主,同时砂岩也有可能提供部分铀源。
(2)具典型的热液矿物共生组合以及中低温近矿围岩蚀变,包裹体测温数据多属中―低温,故矿床成因类型应属中―低温热液充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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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是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它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争夺政权过程中互相妥协的产物。通过一系列逐步限制王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宪法性法律,如《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法》《王位继承法》《国会法》等,这些宪法性法律同政治惯例、司法判例一起构成了英国宪法,确立了英国立宪君主制政体和议会内阁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论宪法权威的来源与实现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刍论宪法权威的来源与实现全文如下: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我国政治活动、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是要尊崇宪法尊严,维护宪法权威。宪法权威是指宪法被人们奉为最高规范,具有使人们自觉遵守,并且在人类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决定性影响力。
宪法的权威在现实层面体现于其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效力。宪法是一切法律制定、运行以及遵守的最高评价标准。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和效力最高,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宪法的权威高于任何部门法的权威,体现出至上性。宪法确立了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宪法是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律化,它不仅规定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而且以规范公权力运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价值取向。任何国家机构、政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框架内活动。我国宪法系统地理顺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明确划清了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以及各企业事业组织权力行使的范围和边界,全面建立了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宪法权威体现在其高于一切权力,并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宪法详细制定了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并始终把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
宪法的权威在价值层面体现于其对立法权价值评判标尺的功能。宪法规范蕴含了人类最基本、最广泛的价值诉求,如自由、民主、人权以及权力制衡等价值。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性价值,由宪法规范构建起整个法律体系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秩序。立法机关所制定的部门法律应遵循宪法的价值体系,不仅不能同宪法规范相矛盾,也不能同宪法所表达的价值秩序相冲突。在国家和社会各领域,宪法价值应当成为人们所共同遵循的价值基础。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不仅仅是写在文本之上的,要实现宪法文本之上的权威向政治生活转变,就要将宪法最高效力写进人们心中。权威的本质是内在的认同,不是基于外在的强制而形成,人们服从某种权威,其内在追求就是一种正当性或者公正价值的追求,即基于内心的信念同意、认可或赞同某种价值。[1]因此,宪法权威的真正树立,有赖于宪法自身的品格,即宪法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具有一种让人们信服的感召力。
(一)现实层面: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共同规则
宪法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结构之上,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衍生出不同社会力量,宪法是这种多元主义模式中各方就权力与利益整合、分配的产物,它是不同利益阶层就国家最根本的问题相互斗争、妥协、让步,最后达成的一份共同规则。作为公共规则的宪法规范应当与社会实际利益阶层的政治力量对比大体一致,多方都能基本接受。如果处于强势的一方利益集团不愿意与其他各方妥协,通过强势制定其不受约束的规则,这种分配权力和利益的规则就不能称之为共同规则,其仅仅是强势权力的附属,社会认可度也较低。具有妥协性质的共同规则,虽然不能让社会利益各方完全满意,但为了维护各自生存的共同秩序,社会各阶层不得不放弃自身部分利益来换取对方的让步,进而达成一份多方都能够基本接受的共同规范。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念集体相互妥协让步,产生共同规则宪法,因而从现实意义上讲,宪法在最大限度获得了社会成员的认可,宪法的权威也来源于此。
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而由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来决定利益分配,进而形成一种公认的根本规则和机制,宪法权威才有可能树立。否则,宪法就可能沦为两种处境:或是装点门面,即新兴政权的政治出生证,或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治奴婢。[2]产生于中世纪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英国《大宪章》就是国王同贵族阶层之间斗争妥协的结果。美国宪法是美国建国初期多元利益集团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宪法所创立的也是一个利益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不同的利益集团(群体)因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利用依宪法衍生的宪政机制,就各自的利益和联邦的“公共”利益的定义和定位,相互进行一种连续不停的谈判和妥协。谈判和妥协使旧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修正,使新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产生,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到更新,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匆忙制定《临时约法》,其借鉴了欧美的宪政制度,采取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就整体而言,《临时约法》的框架还是比较合理的。但《临时约法》主要是革命党人一派势力单方面规划制定的,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国会和内阁制约袁世凯的权力。革命党人试图通过责任内阁制替代总统制,限制代表北洋军阀势力的袁世凯的权力,让其空有尊贵的总统地位,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责任内阁之中。袁世凯担任总统后不甘心权力受限,开始利用自身势力干涉国会,破坏约法,可以说,《临时约法》的宪法权威还没来得及树立,就被袁世凯破坏殆尽。袁最终通过个人势力冲破宪法约束,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确立其独裁地位。《临时约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就是,《临时约法》仅仅是革命党员一派政治势力凭借自身的理想愿景所制定的,代表另一派重要社会力量的北洋势力并没有参与进去,即使约法制定的结构与价值都非常合理,其权威也难以得到保障。因为没有社会多元力量就社会根本规范争论、让步、妥协,它就难以在最大范围内取得社会的共识。北洋势力在制定约法时的缺失,势必导致其对约法的不认可,宪法在一股重要社会力量面前缺乏认可,其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后袁世凯时代的中华民国陷入军阀混战,其所颁布的几部宪法,或通过武力称雄、赢者通吃的方式产生,即武力最强者通过战争手段消灭其他社会力量,从而单方面确定政治社会运行的根本规则;或通过金钱贿选,绕过同其他社会力量就根本规则进行讨价还价的妥协程序,将自身单方面意志篡改为社会共识。总之,宪法成为武力与金钱的产物,而非国家关于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共同规则。所以,宪法权威必须建立在各种社会势力力量对比以及利益冲突、妥协的基础之上,舍此,宪法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与制衡,宪法要么受认可度不高、权威性不够,表现为频发变动或屡遭破坏。要么宪法受某一政治势力的控制,任人摆布。只有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主体的利益斗争妥协在宪法中反映较为充分,宪法的权威才有可能真正受到社会尊崇。
(二)价值层面:个体的权利与自由
宪法权威的树立不仅源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共识,更源自于宪法规范承载着超越实证法之上的终极价值。宪法的权威与其内在所蕴含的正当性与价值性密切关联。作为权利与利益分配的根本规则并不是宪法权威的唯一来源,宪法权威还需要价值层面正当性的支撑。如拉德布鲁赫所言,自然法是建立在特定人类权利之上,先于国家立法而存在,几乎与历史同在,由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及人权。而宪法权利正是将这种先验的自然权利以法的形式加以实证化的结果。[4]宪法文本核心价值必须体现自然法正义以及人类理性,宪法规范应当展现出一种超越世俗的正当化依据,才使宪法体系能够建立在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之上,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人权价值是宪法法律的灵魂。它以此确立人在政治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确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使人产生一种归宿感,它成为人的终极原则和终极力量的载体,正是这些原则和力量构成了文明社会的基础。所以,宪法精神蕴含着人权信仰,而人权信仰中最重要的是观念信仰,它是对抽象的人权精神或思想体系的信仰。因此,宪法精神或人权精神具有整合社会价值的功能,并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从而达成共识。[5]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将人权作为宪法的试金石,其第16条规定:“凡是权利没有保障,分权未确立的国家就没有宪法。”美国《独立宣言》明确表达了人权是现代政府合法性来源,“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所有的人皆被上天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组建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源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何时,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毁坏这一目的,人民就有改变或废除这种政府的权利,同时组建新的政府。”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章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的人权价值诉求建立于自然法基础之上,是先于宪法而存在的超规范价值,将自然法的价值进行实定化就形成了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宪法就国家公权力设立、运行进行规范,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规范权力行使范围、程序,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人权构成宪法价值的核心,宪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来自于人权保障,如果宪法规范缺乏对人权价值诉求,就丧失了其核心价值,自然无法树立起权威。
宪法中人权价值以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和尊严为终极目的。“人权归根结底是由个人享有的,没有个人的存在,人权保护无所依归,没有个人独立人格的保障,人权就是虚无缥缈的。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权意识,若缺乏对人之个体地位的尊重与宣扬,以及对个体人的尊重和保护,人权观念是无法普及并在人们心里落地生根的。”[6]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得到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受到尊重才有可能。否则,今天以某种抽象宏大的价值侵犯某一少数人的利益,明天就会以同样的理由侵犯另一群体的利益,在个体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环境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宪法中的人权价值更是无从谈起。宪法中的人权保障诉求尤其要警惕以抽象整体人权侵犯个体权利。个人或某一利益集团容易借用“公意”的名义来实现个人私利,最终导致公民个人权利为一种抽象虚幻的人权所牺牲,而好处却被另一部分假借“公意”之人所占有。他们往往以抽象人民利益说话,但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在这种条件下都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宪法中人权保障实现的关键是保障个体公民的权利,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宪法中人权保障的价值才不至于流为一种空洞的口号。
(三)现实与价值:一种妥协与共识的结合
宪法权威的树立要求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准则,有一个超越世俗利益的指导理念,这种基本共识让现实中的利益斗争可以在一定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否则,围绕权力而展开的纯粹利益斗争往往是赢者通吃,获胜者追求单方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形势下,妥协很难产生,共识无法形成。即使利益斗争胜利的一方通过宪法,也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可度,其权威大打折扣。因此,宪法权威的来源,仅有现实层面的利益斗争是不够的,不同的利益集团还必须分享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他们就各自利益以及主张争论的同时必须有共同的价值底线,并对彼此存在起码的相互尊重。
不同的社会群体就国家政治运行模式、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可能存在分歧,但宪法中的人权保障价值则可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因为如果公权力无法有效约束,个人尊严和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即使是掌握权力的身居高位者,如果国家的权力没有关进笼子里,其个人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前苏联大清洗时期,其党政军各阶层高官都遭到清肃,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无法得到保障。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的价值诉求可以成为社会各阶层(上至高官,下至百姓)最低限度的共识,因为宪法中人权价值是每个人的护身符。在宪法人权保障这一共识的前提下,不同利益集团在争论中的妥协不是向某某人妥协,而是向一个自己认同的规则妥协,因此他们的妥协如果需要进行一个品格上的评价,那就是美德。斗争的所有各方有共同的信念和原则,有原则的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有收获也有放弃,有坚持,也有妥协。[7]宪法权威以人权保障价值观念为基础,在此之上通过的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共同规则被社会成员所认可,这是保证社会成员对宪法信仰与忠诚的深刻的心理力量。
宪法的权威来源确定宪法正当性,解决了宪法权威的内在性品格,为宪法权威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宪法权威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现还需要观念、制度以及运行的保障。
(一)观念保障:公民意识的萌生
宪法权威的确立及实现必须同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选择相吻合。如果宪法的核心价值违背社会公认价值理念和社会观念,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往往绕开宪法,借用各种潜规则,通过政党或者个人的权威来维持政治生活的运行,宪法所欲建立起的权威就有被摒弃或者名存实亡、置之高阁的危险。宪法所孕育的权威性,不能仅依靠其文本中的金科玉律以及最高性的口头宣言,它还依靠于社会民众的政治文化观念认同来强化。一个国家国民整体观念同宪政模式相要求的政治文化相契合,这个国家宪法的权威度就相对较高,否则,宪法权威度就受到影响。
西方宪政发展到今天,宪法权威在全社会范围得到普遍尊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这一宪法权威来源之核心价值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宪法要反映一定的价值,公民意识反映的价值和利益要求与宪法有契合之处,因而公民意识是可以支撑现代宪政模式运行,维护宪法权威的思想观念保障。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8]宪法内在权威来源于对公民个体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只有公民个人意识觉醒,宪法才有保障的对象,宪法权威才有推动的动力。宪法外在权威需要一种妥协精神,公民需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就多元价值观、多元利益诉求理性争论、相互博弈,才能塑造出一种具有妥协精神的公民文化。这样,公民性品格就赋予宪法权威以有效承认与积极推动的功能,为宪法权威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重要思想观念的保障。
中国传统社会,在国家范畴内强调皇权至上,既不存在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概念,也无法实现社会民间力量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约束,其最终以权力为中心建立起一种尊卑有序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在社会范畴以家族为基本细胞,个人价值被湮没在家族整体利益之中,个体权利意识缺失,取而代之的是家族伦理观念。在这种权力、伦理思维之下,传统社会的中国民众普遍具有浓厚的臣民意识,公权力来源与行使的正当性从来就缺乏监督与质疑,人们习惯匍匐在权力的脚下,仰视、崇拜着权力的运行,安于自己身份地位,甘当顺民。
个人的财产权、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在国家、家族面前更是不值一提。可以说,这种臣民意识同中国传统社会运行模式是相契合的,传统社会中的集权制度同臣民观念相互呼应。但在现代宪政模式之下,臣民意识显然无法承担监督公权力以捍卫私权利的文化观念基础,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发展曲折,宪法权威难以树立,同中国公民意识模糊、臣民文化深厚有一定关系。诚如英格尔斯所言,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认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我国宪法权威的实现,在思想观念上必须实现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现代转型,破除在观念上对权力的崇拜、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保障宪法上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现阶段我国应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加入公民常识课,使学生牢固树立民主主义、法治主义、权利本位以及权力制衡的观念,进而培养形成公民积极监督公权力运行、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能力,推动中国宪法权威的树立。公民意识的培养同时要和公民政治实践相结合,只有公民投身于政治民主参与的实践中才能更加深刻体会公民意识的内涵,实现公民角色的认知。否则,只有公民教育而缺乏公民政治参与,公民教育就会沦为华而不实的空洞说教。只有公民在行使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实践中充分感受个体尊严、权力约束的必要,宪法的最高权威最大限度同社会成员内化意识观念结合起来,宪法最高性才有可能最终建立起来。
(二)制度保障: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权威性体现在其地位和效力上,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但在现实中,如果与宪法相冲突的规范性文件无法通过违宪审查得以纠正,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被放纵或不予追究,那么宪法的权威就会不断受到损失。宪法权威的生成,依赖于违宪审查制度审查并清除一切同它相违背的法律,因此,我国宪法权威的实现必须重视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我国虽然在《宪法》以及《立法法》中涉及构建违宪审查制度,但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会尚未正式启动违宪审查制度。要树立宪法权威,就必须完善我国当前违宪审查制度,开启违宪审查程序,保护公民宪法权利,使宪法权利保障价值真正得以弘扬。
首先,完善公民宪法救济途径。我国当前主要依靠政治程序来审查法律规范及行为是否与宪法相违背,但这种纸面上的审查往往很难真正发现违宪的规范。只有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结合利益相关当事人的宪法诉讼才能使得违宪审查有的放矢地发现问题。宪法内在权威来源于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有权利必须要有救济。我国《立法法》第91条虽然也规定公民提请违宪审查的方式,但由于公民提请条件过于宽泛,缺少相关程序性规定,在现实中,公民个人很难启动违宪审查。完善我国宪法审查制度应效仿德国宪法诉讼模式,以宪法诉讼为切入口。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当事人或者法院发现审判案件相关法律规范可能存在违宪问题,应停止审判,按程序提请全国人大会进行违宪审查。如果当事人认为相关法律规范存在违宪问题,法院认为不存在,利益相关当事人可以在法院判决之后,按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启动违宪审查,全国人大会应当开启违宪审查程序。扩大违宪审查开启入口,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宪法中的基本权利。
其次,扩展违宪审查对象的范围。立法法第90条第1款规定了属于立法范畴的违宪审查对象,在这一规定中没有将法律纳入其中,而只是包含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一些限制公民权利的规定同样存在着违宪的可能性,我国的人大及会之职责是由宪法所赋予的,并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必须遵守宪法所确定的程序以及必须遵守宪法义务,其违宪行为也必须予以追究,因此全国人大及其会的权力是受宪法制约的。由此推知宪法高于全国人大及其会。宪法既是评价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准绳,也是评价全国人大及其会立法行为的标准,那么宪法高于法律和立法机关就是必然的结论。[10]在实践中正视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事实,对于维护宪法权威、保障人权,都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健全违宪审查程序。立法法仅仅在第90条和91条规定了违宪审查程序,但是这种规定过于简单、模糊,缺少一些必要的程序,在实现中没有可操作性。没有程序,违宪审查就无法启动。应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违宪审查的程序,在人大会下设立专门负责违宪审查的常设机构,使得违宪审查成为一种可以通过程序保障来具体实现的监督宪法的活动。如果没有程序制度的保障,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只能停留在制度承诺的层次上,而无法在实际中付诸实施。
(三)运行保障:执政党要在宪法框架内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执政党带头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对于宪法权威的树立具有重要意义。维护党的权威必须尊崇宪法权威。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党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在实质层面上,执政党是政治权威最主要的代表者,维护执政党的权威要通过对宪法权威的推崇来实现。政党不是国家机关,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的领导需要以崇高的宪法权威为保障,只有具备有效的权威能力,党才能领导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因此,要维护党的权威,必须尊崇宪法权威,从宪法权威中寻求党的权威的依据,并通过宪法权威获得对执政行为的认同。在法治国家中,政党属于政治性团体,其执政资格的获得是通过宪法规定的方式实现的,其各项执政行为不得违背宪法的规定,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政治责任,甚至失去执政地位。政党行为是否具有合宪性,是判断该政党是否具有法治理念的基本标准,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法治成熟程度的基本指标。
执政党的权威要通过宪法的权威来实现,并不是说宪法是执政党借以治国理政的工具,如果宪法沦为工具效用,则宪法就失去了其价值性与至上性。换言之,执政党并不是利用宪法来实现政治统治,而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活动,执政党的一切活动不仅必须有宪法依据,而且还要服从于宪法内在价值权威来源,即以基本人权为基础,约束公权力,维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切实落实党在宪法框架内活动的原则就必须提高党运用宪法思维行使权力的能力,尊重个体价值,平衡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推进党内民主,用党内民主来带动社会民主,促使党的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执政党在执政时要加强权力的监督、制衡,避免权力的恶性膨胀,真正将权力关入宪法政治的笼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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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西方审美观念的深层内涵,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审美范畴之中深深地藏着一颗内核——痛苦。美是由痛苦导出的,是痛苦情感的迸发。由痛苦升华为那震撼人心的之美,升华为那数的崇高与力的崇高,升华为那光辉灿烂之最高境界!西方的宗教美学思想,也与此密切相关。耶稣受难,正是一种由痛苦而产生的崇高之美。
痛苦产生美,崇高来源於痛苦,柏克正是这样为崇高下定义的:“任何东西只要以任何一种方式引起痛苦和危险的观念(the idea of pain and danger),那它就是崇高的来源”。正因为柏克首先将崇高确定为痛苦与恐惧的升华,才使得崇高与优美划清了界线,使崇高真正成为一个美学范畴从美之中分离出来,从此开创了崇高理论的新纪元。康德从而和之,认为崇高是一种由痛苦与恐惧引起的“消极的快感”。为什么痛苦与恐惧会变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消极快感呢?康德的解释是:因为崇高的感觉与美的感觉不一样,欣赏优美的花卉图案时,它给人一种直接的愉快,具有一种促进生命力的感觉。而产生崇高情绪时,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直接的愉快,而是恐惧、痛苦,面对危险异常、令人惊心动魄的大自然时,人们在痛苦与恐惧之中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加强烈的喷射!从痛苦恐惧之中发出惊叹与崇敬,心情在自然界的崇高形象中受到激动与震撼,这就是由痛苦之中迸发出来的震撼人心的崇高!叔本华认为,崇高源於那无法摆脱的痛苦,客观世界的可怕现象以战胜一切的优势威胁着意志,痛苦的意志被那无限大的对象压缩至於零。但是,人们以强力挣脱了自己的意志与利欲的关?,对那些可怕的对象作宁静地观赏之时,这痛苦就升华为一种崇高之美。对於由痛苦产生崇高,现代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指出:“如果我们企图了解痛苦的表现为什么有时候能使人愉快的话,这种快感就恰好提供我们所寻找的价值的先验因素。”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什么是这“先验因素”呢?桑塔耶纳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大灾大难的鲜明意象与产生崇高感的心灵的倔强自负,这两者之间的关?是这么自然,所以崇高往往被视为有赖这些想象的不幸所感发的恐怖。当然,那种恐怖必须予以制止和克服。这种克服了的和客观化的恐怖,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崇高的本质。甚至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权威也似乎赞成这样的定义。然而,在这里,崇高的惯常原因和崇高本身却被混为一谈了。桑塔耶纳认为,所谓“先验因素”或崇高的本质应当是:“恐怖提示使我们退而自守,於是随着并发的安全感或不动心,精神为之抖擞,我们便获得超尘脱俗和自我解放的感想,崇高的本质就在於此。”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第163页。
无论西方学者如何解释崇高的本质,无论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但其内核——痛苦——却始终是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西方的崇高理论,似乎有着一种对痛苦的热爱,尤其是在审美和艺术上,强烈偏爱於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美和令人恐惧的崇高感。这种以痛苦为核心的崇高范畴的形成,是与西方文化、宗教与文学艺术传统密切相关的。
桑塔耶纳认为,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权威也认为恐惧是崇高的本质。其实,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谈到过崇高,不过,这种由恐惧、由痛感转化为快感等基本观点,的确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来的。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就发现,悲剧会引起人们的一种乐此不疲的嗜好——“哀怜癖”,这种哀怜癖,喜欢欣赏不幸的、痛苦的事物,例如:“听到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摹仿一个英雄遇到灾祸,说出一大段伤心话,捶着胸膛痛哭,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会感到快感,忘其所以地表同情,并且赞赏诗人有本领,能这样感动我们。”柏拉图:《理想国》卷十,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5页。对这种从别人痛苦中获取快感的哀怜癖,柏拉图极为反感,他由此得出结论:诗人“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因此他主张将诗人赶出理想国。从柏拉图这一相反意见中,我们恰恰可以发现整个古希腊社会当时流行着“哀怜癖”,发现人们对於表现痛苦与恐惧的艺术作品的嗜好。不难想象,古希腊悲剧中那残酷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令人恐惧的神怪,痛苦的煎熬……是怎样地激起了整个剧场观众的怜悯和哀思!亚里士多德正是顺应了这一审美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宣泄说(katharsis)。公开为人们的“哀怜癖”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喜欢欣赏悲剧,并非是“拿别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柏拉图语),更不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欣赏悲剧,乃人的本性的自然要求。对人的本性,不应当压抑,而应当给予满足。这种对人性的满足,非但无害,而且还有益处。因为从痛苦的悲剧之中,能激起人们的哀怜和恐惧之情,并将之宣泄出来,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由此对观众产生心理的健康影响。这就是katharsis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正是建立在由痛苦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并将其导向净化这一理论基石上的。亚氏认为,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不同。现实中给人痛感的事物,恰恰是艺术中给人快感的东西。他说,“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维妙维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1页。基於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一定要描写能引起人们恐惧和怜悯的事物。他指出,“有的诗人借形象使观众只是吃惊,而不发生恐惧之情,这种诗人完全不明白悲剧的目的所在。”那么悲剧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即“由悲剧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亚里士多德:《诗学》,第43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亚氏便规定,悲剧一定要写比一般人好的人,要写他遭到不应遭受的厄运,写好人受苦受难,悲剧的结局应当是悲惨的毁灭,而不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从痛苦之中激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於宣泄情感之中获得快感。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内核,经朗吉弩斯、中世纪神学家以及柏克、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至现当代的桑塔耶纳等人的进一步阐述和深化,终於在“崇高”这一美学范畴之中获得了理论的升华和归宿。实际上,“热爱痛苦”,不仅仅是崇高范畴的内核,也是整个西方文学艺术及美学理论的突出特色。尼采《悲剧的诞生》正是对这一特色的理论性总结。在这部名著之中,尼采用诗一般的语言,道出了由古希腊人奠定的这一传统——将现实的痛苦转变为审美的快乐。他认为:希腊人很敏锐地觉知存在之恐惧,他们对於自然之巨大的力量的不信任,被表现在那些令人痛苦的悲剧之中,贪婪的兀鹰在啄食那伟大的普罗米修斯,聪明的伊底帕斯的悲惨命运,奥得莱斯特变成了谋杀自己母亲的凶手……所有这一切令人恐怖的情节,“使得奥林匹斯从原本的巨大恐怖群,而慢慢地、一点点儿地改变成为快乐群,就如同玫瑰花在多刺的薮聚中扬葩吐艳一般。除此而外,生命还有什么可能会从这如此神经过敏的、如此强烈情绪的、如此乐於受折磨的民族中诞生下来呢?也是由於这同样的驱策力,使得艺术成为可能。”照尼采看来,即便是由痛苦变成了快感,其深沉的痛苦仍掩藏其中,“当痛苦的打击以一种愉快的形式被经验时,当一种绝对的胜利感从心中引起了悲痛的呼号的时候。现在,在每一个丰盛的愉快中,我们听到了恐怖之低吟与一种无可恢复之失落感的悲切之哀叹。”尼采:《悲剧的诞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4页。
总而言之,痛苦是文学艺术审美快感的真正来源,更是崇高范畴的真正来源,由痛苦升华为快乐,由痛苦升华为崇高,这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悲剧精神、西方宗教美学精神,也是西方崇高理论的核心论点。叔本华正是从悲剧的痛苦论证中走向了推崇宗教的涅?。崇拜康德与叔本华学说的王国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文学艺术的。他认为,生活就是痛苦,“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而文学艺术,就是要描写生活中之痛苦,求其解脱,升华为审美静观,“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红楼梦评论》)。这种以痛苦为核心的艺术观,正是叔本华本人观点的翻版。王国维的崇高(壮美)观点亦如此:“若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王国维认为,引起壮美的事物皆为极痛苦恐惧之物,如“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象,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红楼梦评论》)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 。除了王国维这种从西方贩运来的崇高论以外,中国有无与西方相类似的,以痛苦为核心的崇高观念呢?应当说,中国并非没有这种由痛苦而升华为文学艺术作品、升华为崇高境界之论。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即为一例。司马迁认为,文学乃是人们心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痛苦情感的喷发。当人们在逆境之中,在痛苦之际,在不得志之时,往往会发愤著书。他以屈原为例,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传》)这种由痛苦而升华为文学作品之论,其实也正是司马迁自己的深切体会。司马迁在受了宫刑以后,痛苦万分,他认为祸莫大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诟莫大於宫刑。因此,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的确,在中国古代,主张痛苦出诗人之论,代不乏人。钟嵘《诗品》评李陵曰:“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韩愈则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这种歌哭之思与怀,不正是痛苦使然么。陆游则深有感触地说:“盖人之情,悲愤积於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渭南文集》卷十五)
痛苦出诗人,发愤则著书,在这一点上,中西确有相通之处,即由痛苦升华为悲壮崇高之境界。
黄宗羲十分赞同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说法。认为那些传世之作,皆是逐臣、弃妇、孽子、劳人、发言哀断,痛苦之极的产物。而那雄浑之作,正是这极痛惨怛、哀怨激愤之中的迸发。他在《缩斋文集序》中评其弟泽望说,泽望“其以孤愤绝人,彷徨痛哭於山巅水遖之际”。痛苦郁於心中,其作品遂升华为雄浑之境界:如铁壁鬼谷,似瀑布乱礁,如狐鸣鸱啸,似鹳鹤縕笑。黄宗羲认为,这种文章好比天地之阳气,壮美刚劲。“今泽望之文,亦阳气也,无视葭灰,不啻千钧之压也!”《中国历代文论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不仅个人的痛苦如此,整个时代的痛苦也能酿成雄浑之美,“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在平时,昆仑磅礴,和声顺气,无所见奇。而在痛苦的时代,就会喷薄而出,升华为雄浑之阳刚大美:“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同上书,第264页。这段话,也完全适合於动乱的建安时代所产生的建安风骨。主张这种美来自痛怨激愤的观点,并不止黄宗羲一人,中国不少文论家对此都有所认识。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迹遇之於时势也。”(《文心雕龙·才略》)刘琨时逢永嘉丧乱,国破家亡,心怀郁结,欲展其匡世济俗之志而不可得,一种壮志难酬之气,激荡心胸,发为诗歌,则必然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其诗雄浑壮美,雅壮多风。李贽等人所主张的,更是忿愤激昂,欲杀欲割,发狂大叫,流涕痛哭的发泄。#p#分页标题#e#
尽管中西方都有痛苦出诗人之说,痛苦产生崇高美之论,但我们仍然不难感到,中西方对痛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对文学艺术中的痛苦有着特殊的热爱,他们认为,激烈的痛苦,令人惊心动魄的痛感,正是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正是崇高的真正来源。西方的宗教思想正与此一致。中国则与西方不完全一样,尽管中国也有“发愤著书”之说,“穷而后工”之论,“发狂大叫”之言,但这些并非正统理论。平和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论,才是正统的理论,什么激烈的痛苦,惊心动魄,忿愤激讦,这些都是过分的东西,都是“伤”、“淫”之属。因此,大凡哀过於伤,痛楚激讦之作,差不多都是被正统文人攻击的对象。屈原及其作品,即为突出的一例。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可以说是最富於悲剧性的大诗人。其作品充满了精采绝艳的崇高美。因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者,唯屈原一人。鲁迅认为,屈赋虽然终篇缺乏“反抗挑战”之言,但其“抽写哀思,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这位抽写哀思、放言无惮的悲剧性诗人,遭到了后世正统文人的激烈攻击。扬雄认为,屈原内心痛苦。投江自杀是极不明智之举。他认为君子应当听天安命,不应当愤世疾俗,“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班固则更激烈地抨击屈原为过激,而主张安命自守,不应露才扬己,愁神苦思,“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志,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暨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班固认为不应当有痛苦,更不应当表现出来,甚至无论受到什么不公平遭遇也应当安之若命,不痛苦不悲伤。屈原恰恰不符合这种“无闷”、“不伤”的要求,他内心极为痛苦,作品极为放肆敢言,情感极为浓烈怨愤,於是乎班固激烈攻击道:“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若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薭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宓妃冥婚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离骚序》)班固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对待痛苦的态度是,不应当有在过分的痛苦,因为过分的痛苦就会产生激愤怨怒之作,就会过淫、太伤,这不仅对统治不利,对“教化”不利,并且对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乐记》说:“ 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於身体。”中国人推崇的是抑制欲望,反情和志;不是表现极为痛苦悲惨的场面令观众惊心动魄,而是表现乎和中正,不哀不怨的内容让人心平气和,安分守己,“故曰:乐者,乐也”。所谓乐(指一种音乐、舞蹈、诗歌三合一的上古乐舞),就是让人快乐的,而不是让人痛苦的;是节制欲望的,而不是宣泄欲望的。所以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反情”,孔颖达疏:“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己淫欲之情以谐和德义之志也。”即节制情感使其不过淫过伤,就能保持平和安分的状态,这样便国治家宁,身体健康了。“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
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正统观念,数千年来,一直被中国文人奉为金科玉律,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中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也遏制了中国崇高观念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令人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悲剧,还是令人恐惧痛苦的文学作品以及叫噪怒张,发狂大叫,反抗挑战的崇高,都被这抑制情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抹去了棱角,被拘囿於“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无形囹圄之中,而丧失了其生命的活力,最终在“温柔敦厚”的训条之中失去了力量。难怪梁启超说,中国文艺“於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在“温柔敦厚”的正统观念的统治和压抑下,所有反叛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李贽之死就是一大明证。我们甚至还发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不少具有崇高色彩的作家作品,都是与异端密切相关。例如:屈原的放言无惮,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建安诗人的酒笔酣歌,李白不肯摧眉折腰,李贽的发狂大叫,龚自珍的疾声高呼……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家及作品的伟大,但是在正统文人看来,这些人大多是些狂狷景行之士,所以屈原受责骂,司马迁被说成是作“谤书”,曹操为“ 雄”,李白是狂生,李贽等人,更是令正统观念所不容。至於主张痛感的崇高理论,也不被正统所容,如韩愈及其弟子的怪奇奇之论,李贽等人的流涕痛哭,欲杀欲割之说等等。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为什么中国宗教不如西方及印度发达,中国究竟有无悲剧?如有,为什么与西方的悲剧不一样?如没有,那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悲剧?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学术界。近些年来,又引起了中国有无崇高范畴之争。笔者认为,不少人在探讨这些问题时,都忘记了追寻它们的最终根源——中西方对情欲,尤其是对痛苦的不同态度。
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给人以毁灭感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最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形成的这种抑制情感的“温柔敦厚”说在起作用。西方人宁愿在艺术中描写痛苦,欣赏毁灭的痛感,而中国人却尽量避免痛苦,反对哀过於伤,更不愿看到惨不忍睹的毁灭性结局,宁愿在虚幻的美好结局之中获得平和中正的心理平衡,而不愿在激烈痛苦的宣泄之中获得由痛感带来的快感。这种不同的文学艺术传统及不同的审美心态,正是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温柔敦厚诗教产生的不同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艺术传统里具有一种偏爱痛苦的特征,因此,西方宗教特别盛行,西方将悲剧尊为文学类型之冠,将崇高视为美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们都是激烈痛苦的最高升华。与西方相反,中国文学艺术往往具有一种尽量避免激烈的痛苦,尽量逃避悲剧的倾向。因此,即便是悲剧,也要加进插科打诨,即便结局不幸,也要被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冲淡过於哀伤的气氛,以获得平和的心理效果。中国人也尽量讲浩然之气,阳刚之美,而不看重由痛感激起的惊惧恐怖、雄奇伟大。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这种克制情欲、回避痛苦、逃避悲剧的倾向,并非仅仅受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影响,而且还受到道家归真返朴,柔弱处世,乐天安命观念的影响。
当然,如果从哲学意义上讲,道家思想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老、庄都极睿智地认识到:人生即为痛苦,人生便是悲剧。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因为有身就有欲,有欲就有痛苦。有身就有死,有死就有悲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己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庄子·知北游》)这个看法与叔本华等人的观点十分近似,完全具有生命的悲剧意识了。不过面对欲望与死亡的悲剧,老、庄不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想方设法回避它。对於欲望,老子主张克制它,只要克制了欲望,知足安分,即可去悲为乐,“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庄子说:“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只要安时处顺,知足长乐,欲望得不到实现的痛苦,就顿时化解了。对於死亡之悲剧,老子主张“归根复命”,这样便能长久(《老子》十六章)。庄子则主张回到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化(物化),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就可以获得长生,而逃避死亡的悲剧。
老庄之种消极退避的哲学,极大地化解了中国文人的悲剧意识。因为它不像西方悲剧意识那样,积极地与可怕的大自然斗争,与可怕的命运相抗,而是回避、退让。“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这种乐天安命思想,是逃避人生悲剧的最好防空洞。数千年来,多少失意文人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归宿,得到释平矜,逃避痛苦的慰藉。在这里,不需要将血淋淋的痛苦表现出来,而是在安之若命的训条之中淡化人生的痛苦,免去人生的悲剧。中国古代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山水诗、田园诗、水墨画,就有不少属於那些逃避悲剧者的杰作。青山绿水,花香鸟语,苦杀刹清钟,白云闲鹤,在这清幽淡远的意境之中,安时处顺,与天地同乐,消尽了人间的烦恼,化解了生活之痛苦,解除了抗争之意志。这是逃避悲剧的多么美好的一处桃花源!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以悲为美的文学艺术传统,悲秋伤时,愁绪满怀,感时叹逝,在绝大多数文人作品之中都不难找到。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到杜甫的“万里悲秋常做客”,从曹植的“高台多悲风”,到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愁啊悲啊!感哟伤哟!谁说中国没有悲愁痛苦?不过,谁都不难体会出来,这种哀哀怨怨,如春江流水,似梧桐细雨般的悲愁,自然不能与西方文学中那神鹰啄食人的肝脏,儿子亲手杀死母亲那种令人恐惧的悲痛相提并论。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悲秋感怀、伤时叹逝等淡淡的悲愁哀怨,成为了最时髦的情感。因为它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要求,微微的哀,淡淡的愁,既能释躁平矜,获得心理的平衡,从而逃避人生的痛苦,又对社会无害,不会产生“乐而不为道,则乱”的效果。有时,这种淡淡的悲愁,甚至由於时髦而落了俗套,似乎谁不言愁就无诗意,不言愁就不高明。於是不少诗人作诗,往往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这种似悲秋,如流水,如点点滴滴的黄昏雨般的悲愁,并没有成为中国雄浑范畴的内核,相反,这哀哀愁愁的悲愁,恰恰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力量和气势等阳刚之美,使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色彩更加阴柔化,更加细腻,也更加女性化。粗犷的、野蛮的、凶猛的东西,在这里绝无市场。中国的雄浑范畴,根本不能从这种悲悲切切、凄凄惨惨之中,汲取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令人热血沸腾的美。这种哀哀怨怨的悲,决不是西方悲剧的悲 ,也决不是雄浑崇高的来源。而“哀而不伤”的悲,甚至有些还是无病呻吟,为文造情的悲。恰如范成大所嘲讽:“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石湖诗集》卷一《陆务观作〈春愁曲〉甚悲,作此反之》。
我们承认,主张抑制情感,试图逃避悲剧的儒家与道家,都产生了美的观念。但应当看到,这些观念与西方崇高美的来源是不尽相同的。认识到这一差别,才算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强烈浓郁的宗教意识,没有出现西方式的悲剧,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种主体与客体的强烈对抗,由恐惧痛感而产生的崇高(sublime)。更重要的是应当从这种比较之中,认识到中西方宗教与美学范畴的不同特征,承认它们各自的特色,而不是以此律彼,扬此抑彼,或用西方的标准来硬套中国的范畴;或认为中国什么东西皆古已有之,硬要将毫不相干的东西说成与西方理论一模一样。并由此进一步深思中国美学理论的价值与痼疾,探索中国古代文论走向当代审美、迈向世界文坛的广阔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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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思想的重要性在当代理论界是众所周知的。形形色色的现当代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渊源于康德,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这种独立于客体的概念,给道德奠定了基础。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而其他学科都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也成为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
现代西方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两大派系都渊源于近代西方哲学。英国的经验主义直接影响了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生。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则直接转化成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近代西方唯理论与经验论是在反封建反神学旗帜中的近代哲学内部的两个派别。唯理论强调要以理性来批判上帝的权威和宗教的虚妄,倡导一切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予以审判,只有确切无疑、清楚明白的才是真理,反之便是谬误;经验论则高举“经验”大旗,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只有符合经验,为观察与实验所能证实的才是真理,否则即是谬误。唯理论与经验论在反封建神学的战斗中共同起到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它们之间的分歧或者说各自的极端性、片面性也是明显的。
论争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调和。康德通过提出和论证“先人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阐述了科学知识因是先人的,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足综合的所以又具有知识的增长性。康德在知识论上的所谓“哥白尼式革命”就是认为知识足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先人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和知性范畴(普遍性、必然性、因果性等)对经验杂多质料加工整理的结果。可以说,唯理主义(演绎主义)与经验主义(归纳主义)在康德知识论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调和,不过,这种调和带有明显的机械拼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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