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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词义民族性文化特征认知语言学跨文化交际
论文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工具,文化则是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不同民族在人文历史、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在其语言上打下深刻的烙印。论文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在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基础上,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词义民族性表现形式展开分析,研究了语言特别是词义中具有的明显文化特征,认为如果处理不好这种语言上的文化特征对于跨文化交际会造成“交际短路、交际失误、交际障碍”的影响,认真分析、准确运用语言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TheNationalRepresentationofLexicalMeaningand当以母语为基础去接触和学习英语时,不少人会习惯性地在词典中查找与汉语词的意义完全相等的英语对应词,但不是所有的词都像“book=书”那样存在准确的对应关系。以汉英中的“玉”和“jade”为例:二者都指一种温润而有光泽的矿石,汉语中的“玉”还隐含着“美德”之义,如“玉洁冰清”,此外,还可以尊称对方的身体,如:“玉体、玉容”等,然而英语中‘’jade”的联想义则与之大相径庭,有疲惫、衰弱的老马之义,还表示放荡的女人,如:“Yousaucyalittlejade”(你这个糟女人!)。其实,即使是在英汉双解词典中注释词与被注释词的意义也不是完全相等的,在不同的语言中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数量很少,绝大多数的词都在内涵或外延上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呈现出一种空缺状态。这一现象是与词语使用者所属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密切相关的,即不同语言的词义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性特征。本文仅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分析词义民族性的表现形式及其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一、词义民族性的表现形式
(一)词语空缺——词义民族性的突出例证
语言深深地植根于文化现实之中,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始终处于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个民族文化上的“独特性”或“差异性”,往往在其语言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表达、传承和沉淀,往往在其它民族语言中形成“空白”,形成概念、语义、词汇等方面的空缺。语言中有一些表示某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事物、现象、概念的词语,这些事物、现象、概念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因而这些词语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也是不具备的,即呈现出一种空缺状态,这一类的词语最具民族文化特色,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譬如:一些表示我国古代器物、典章、称谓的词语“鼎”、“八仙桌”“轿子”、“科举”、“贵妃”等;一些政治性色彩浓厚的词语“三个代表”、“一国两制”等,这样的词语在英语中是没有的,即使把它们翻译到英语之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作为注释说明也很难被人们所理解。英语中的“hippy(嬉皮士)”,很多人认为是指一群嬉皮笑脸的青年,而实际上他们并非都嬉皮笑脸,其中有不少人对待社会问题很严肃对社会有种不满情绪,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蓄长发、着奇装异服、行为颓废、甚至吸毒等等这些意义如果没有对美国五六十年代文化背景的了解是无法被我们所理解的。同样,英语中的“church”、“priest”、“Christmas”等词语所代表的概念在汉语的本土文化中也是不存在的,今天这些词所指称的意义能够被理解,是由于广泛地接受了这些外来词所传递的文化的结果。
(二)词义错位——词语意义的表同质异
如果说词语空缺是词义民族性的一个特例,是文化汪洋中的沧海一粟,那么,不胜枚举的词语联想意义的差异则更能说明词义的文化个性。人类生活的客观环境的相似性和人类认知心理的趋同性导致不同民族的词语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这是双语词典编撰的基础,也是跨文化交际的先决条件。但“对应”不等于“对等”,即使所表达的概念意义相同,也往往会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形成词义对应上的错位。
“柳(willow)”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所指的客观事物不仅是相同的,而且还都可以产生“忧伤”的联想,但在汉语中,这种忧伤的联想是由于离愁别恨引起的,而在英语中则是由于死亡和失落引起的。周邦彦的《兰陵王·柳》开篇即写“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其中“柳阴直”营造了一个典型的离别环境,全词以“柳”为基调,充满了浓郁的依依惜别之情。而英语则用“wearthewillow”表示“失恋”或“悲悼心爱者的逝去”。
“龙”在汉语中有着极其崇高和庄严的联想意义,华夏民族被称为“龙的民族”,我们自称为“龙的子孙”。此外,“龙”还象征着皇权、神力与威严,如:“真龙天子”、“龙袍”、“龙椅”。含有“龙”的词汇大多为褒义,如“龙飞凤舞”、“龙马精神”等。然而,英语中的“dragon”则常常被用于贬义,《朗文当代英语辞典》对它的释义有两种:①“alargeimaginaryanimalthathaswingsandalongtailandcanbreatheoutfire”(想象中长着翅膀,长尾巴,能吐火焰的大动物),②“awomanwhobehavesinanangry、unfriendlyway”(凶恶的女人,母夜叉),如:“Thewomaninchargeoftheaccountdepartmentisanabsolutedragon.”(会计科那个女科长是个十足的母夜叉。)
(三)对同一语义场的分割不同
文化不仅决定了人的认识结果,还决定了语言的形式。以亲属词语义场中由同胞关系构成的语义场为例,可以发现这样的对应:
应注意,首先,在该语义场中参加比较的是亲属词的基本形式,而英语中的“elderbrother”“youngersister”等并非是该称谓的基本形式其次,正如贾彦德指出的“汉语虽然也有‘兄弟(‘弟’不轻读)、‘姐妹’这样的词,但那是指称哥哥和弟弟、姐姐和妹妹。如果只指某个由一层同胞关系形成的亲属,汉族人一定要讲清楚是哥哥还是弟弟,是姐姐还是妹妹,决不含糊。”可见,对于同胞关系这一语义场,英语是用“brother”“sister”两个词来进行分割,而汉语用的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四个词来分割,称呼时不仅要区分性别,而且要区分长幼。
汉语里的“跳”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在英语中要分别用“jump”、“leap”、“skip”、“spring”来表示“jump”表示通过腿部和双脚肌肉的活动跳离地面或其他基部。如:①“Thecatjumpedtothetable.”“leap”表示从某一平面跳起或弹起,常常落到另一地点。如:②“Thedogleaptoverthfence.”“skip”表示轻快地跳,(尤指每只脚轮流跳两次)。如:③“Thechildrenskippingalongtheroad.”“spring”表示突然地跳起。如:④“Shsprangoutofherchairtogreetherfather.”不同民族的语言对于同一语义场的分割可能存在着迥异的差别,这种差别并不是说分割细致的语言较之分割粗疏的语言更赋有表现力、是更优秀的语言,而是说明不同的民族所选择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英语中也可以用“elderbrother”、“younbrother”来表示出长幼的差别。对于文中的“跳”,汉语也可以通过述补词组、动词重叠或加上适当的介词、介词短语来表达,比如:①那只猫跳到桌子上;②狗跳过栅栏;③孩子们沿路跳来跳去;④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去迎接她的父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是由于不同民族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不同,对于同一语义,有的民族选择了词汇化的方式来表达,有的民族选择了语法化的方式来表达。
二、词义民族性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认为词义是由人的主观心理和客观的真值条件相结合决定的,而人的主观看法和心理因素又要受其所属文化的制约,因此,词义必然带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印记,彰显着不同民族鲜明的文化个性。
“编码一发送一传递一接收一解码”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词义的文化差异主要作用于编码和解码两个环节。当一个信息离开被编码的文化时,这个信息携带着该编码者在自身文化作用下所形成的意义,而当它抵达将被解码的文化时,要发生一个转化的过程:解码文化的影响将变成信息含义的一部分,该信息的原始含义被修改了。这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只注重一种语言的语法和词语的概念意义,而疏忽其词语在各自文化中的民族性差异,忽略了词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那么,交际就会受阻,就可能引起交际冲突或误解,最终导致交际的失败。具体情形有三种:
(一)因词语空缺导致的交际短路
词义民族性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就是词语的空缺,这些在某一民族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定词汇不仅在另一民族的语言上留下空白,同时也在另一民族的心理领悟上造成空白。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没有对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而使用这些处在“空缺”状态的词语就必然会使交际对象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例如,道教所提出的“阴”、“阳”在英语里是没有对应词的,西方人大多不理解这两个概念。在了解美国早期开发西部的历史之前,也很难真正理解“cowboy(牛仔)”这个带有浓厚浪漫主义和传奇色彩的词语。因此,对于这种处于空缺状态的词语,最好的处理方法是详细的释义和丰富的背景介绍。
(二)因词义错位造成的交际失误
因词义错位造成的交际失误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概念意义在两种语言中相同,但联想意义只存在于某一种语言中的。如:如果一位外国朋友对大家说“我喜欢吃醋”,一定会引来哄堂大笑,而他本人却一脸茫然。这是因为,在英语中“vinegar(醋)”只是一种调料,不带有任何联想意义而在汉语中“吃醋”代表的是“为爱而嫉妒”。“鹤”在中国文化中是长寿的象征,因此父母常常给孩子起名字为“鹤年”、“鹤龄”,希望孩子长大成人长命百岁。鹤还常与象征坚定长寿的松联系在一起。如:“松鹤延年”。而英语中“crane(鹤)”并没有这样的联想。
另外一种是不仅概念意义在两种语言中相同,而且都具有联想意义,但联想意义不同。在汉语中,如果有人这样评价一个人的工作“Heworkslikeadog”,我们一定会觉得是贬义,而在英语中它的意思是“他工作十分卖力”,是褒义色彩。这是因为汉语中的“狗”的联想意义是低贱、见利忘义的,如“狗腿子”、“狗仗人势”,而西方人则看重狗的聪明、忠实等优点,对狗喜爱有加,甚至把狗看成是家庭中的一分子,因此“dog(狗)”在英语中通常被用作褒义。
(三)因对语义场的分割不同造成的交际障碍
欧美国家的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每当学到亲属词称谓表达法时都会非常头疼。例如以旁系血亲亲属词语义场为例,可以看到这样的对应:
如此繁多、复杂的表达方式经常使学生们瞠目结舌,十分头痛。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对于亲属关系中的长幼、亲疏、系属等是不需要进行如此细致的划分的,正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对于同一语义场的分割不同,才导致他们在词语的理解和记忆上遇到了困难。
三、小结
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即文化个性,不同文化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反映在语言层面上就突出地表现为词义的民族性。如果我们总是通过母语这块透镜去理解外语中的词汇,就很容易用母语中的概念去代替外语中的概念,而不注意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异,从而造成交际的障碍和困难。所以,我们必须时时注意编码文化和解码文化的差异,关注由于民族文化的个性而导致的词语意义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也才能真正地理解和借鉴外来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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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的交往日益增加,特别是中国加入WTO 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例如,英语中的Blue Room ,如果不了解这是指美国白宫中总统接见至亲好友的那个粉刷成天蓝色的房间, 你就不可能准确地把它翻译成“内客厅”。这种由于不了解对方文化而造成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误解与损失,简直不胜枚举。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中美两国有着迥异的文化特征。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切文化都是独特的、互不相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其间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异,有文化差异就会造成交际障碍。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可改变, 但可以相互了解。中西两种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斗争、融合与发展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要进入西方社会,开拓西方市场就必须熟悉西方文化,了解差异的根源,以求知己知彼。因此,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和美国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我们和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往来。跨文化交际研究帮助我们把本民族文化置于全球大环境中,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比, 这样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在研究中发现本民族文化需要健康发展,不仅可以拓宽视野,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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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着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这大多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避免文化冲突,使交流能顺利进行。本文论述了中美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了导致中美文化差异的渊源。旨在说明:了解中美两种文化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东西方文化,更有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儒家思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的交往日益增加,特别是中国加入WTO 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例如,英语中的Blue Room ,如果不了解这是指美国白宫中总统接见至亲好友的那个粉刷成天蓝色的房间, 你就不可能准确地把它翻译成“内客厅”。这种由于不了解对方文化而造成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误解与损失,简直不胜枚举。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中美两国有着迥异的文化特征。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孕育了悠久灿烂的东方文明,形成了神秘而古朴的东方文化。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深深植根于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中国文化涉及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由善到美,带有浓厚的人化色彩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刚健有为的进取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崇礼重德的伦理观。其特点是相对内敛、温和、沉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认为,个人的价值是通过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体现出来的。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别人和社会负责。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两者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作出必要的牺牲以保全集体利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尤其是在人与人交往时都必然要受到各自的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例如,晚辈见到长辈或下级见到上级时要主动先打招呼,以表示尊重。交谈时,职位高或年长者常是谈话的主导一方,另一方则要表现出洗耳恭听的谦卑举止。
而相对历时较短的美国文化,是一个受到众多文化影响的多元文化,其文化特性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殖民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其他众多移民文化的影响。早期的清教主义思想居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本土宗教萌发并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要素。美国社会是比较开放的社会,其国民热切希望实现个人奋斗目标,亦即“美国梦”的文化特性也非常显著。
此外,美国文化特性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美国人认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父子、师生、不同职位的人并无尊卑之别。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在美国文化中,人与人交往时较少拘礼。熟人相见,不论辈分与地位,一律以平等的 “你好”(hello)表示问候。
任何—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最初时期都深受自然环境如气候、地理位置的影响,是自然环境给文化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框架。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们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滋生于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受到政治、经济、地域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文化具有地域性、超地域性、时代性和继承性。
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其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注重群体主义,而不主张突出个人。其历史文化传统强调群体意识,重视集体的作用,注重互相帮助,相互依靠,注重人际间的和谐。中国又是一个传统导向的社会,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需要用伦理之说来教导人们忠于国君(家长),恪守本分,谨守礼数,平安相处,以利于巩固其政治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传统的思想规则、方法延续至今,为大家所认同,变成了集体的意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占主导地位,受其影响的文化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础。儒家伦理历来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中等级观念较强的根本原因。
美国文化则为地道的滨海商业文化,希腊、罗马是这种文化的发源地,地处海滨及近海各岛屿。众多的岛屿使人际往来不如平原方便,故强调充分发挥个人作用,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包括个人的作用,个人的独立性,自主选择,注重自立和独立;重视突出个人,追求个体差异。美国深受____文化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观念,信奉个人主义,充分享受个人的权力与自由。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欧洲文化(西方文化),而人权观念正是西方思想传统的产物。人权最早见于1628年英国议会向国王提出的权力请愿书,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天赋人权”并使其理论化。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则用政治纲领的形式宣布:“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美国文化强调人权,因而等级观念淡薄。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一切文化都是独特的、互不相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其间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异,有文化差异就会造成交际障碍。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可改变, 但可以相互了解。中西两种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斗争、融合与发展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要进入西方社会,开拓西方市场就必须熟悉西方文化,了解差异的根源,以求知己知彼。因此,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和美国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我们和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往来。跨文化交际研究帮助我们把本民族文化置于全球大环境中,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比, 这样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在研究中发现本民族文化需要健康发展,不仅可以拓宽视野,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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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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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中方与西方都存在着无尽的差异,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语言学习也有一定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主要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研究表明: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词汇理解、阅读理解和表达方式等方面,主要受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和肢体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克服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的不良影响的主要途径和策略如下:第一,熟悉中西文化差异;第二,培养英语交际能力;第三,转变传统思维方式。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语学习;中国文化;西方文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地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而语言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主要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以期为中国学生更好地学习英语提供参考和借鉴。
1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影响的表现
词汇理解上,笔者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总结出:在宗教信仰、神话传说、风俗习惯方面,许多西方国家都有着其本土文化的特色。例如:西方国家将dog视为人类忠实的朋友,用“Love me,love my dog”、“Every dog has his day”等来表达对狗的喜爱。对比看来,中国却用“累成狗”、“看门狗”等来表示贬义。还有Cheesecake汉译为“奶酪蛋糕”,在西方却指女性健美照;beefcake汉译为“牛肉蛋糕”,在西方却指男性健美照;Black tea汉译为黑茶,在西方却指红茶,等等这些,在汉语翻译中都给英语学习者们带来了不少困扰。汉语中雨后春笋在英译中却是“spring up like mushrooms”,多如牛毛在英译中却是“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商业中“in the red”,不是盈利,相反却表示亏损、负债。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看似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词意相反的翻译,却因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不同层次的影响。
阅读理解上,笔者指出:学习词汇是为了习得词组,学习词组是为了连成句子,学习句子是为了练就段落,学习段落是为了组合成一篇完美的文章。文章几乎涉及到了所有英语类知识,英语基础正是体现在每一篇文章的理解之上。实践表明,在英语文章阅读上,掌握词汇量是难点,而中西文化意识更是重难点。文章从头读到尾,却不能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核心观念,找不到文章的中心主题,导致对文章不理解,心情烦躁,题目难做,甚至放弃习题。这一点许多英语学习者深有体会。譬如:在第三版《综合英语教程》中第五单元标题“Is my team ploughing”,见此,大家第一感觉就会翻译成“我的团队努力(耕作)吗”或者其他,但是编者想表达意思的却是“我的马队是否在犁耕”,联系了A.E.Housman的诗歌题目,重点讲述的是“生死”,旨在表达作者告诫世人“Live in the present and cherish what we have”。翻译上的差异,导致我们对本单元的主题产生误导,甚至不理解文章大意。由此可见,对西方文化知识的缺乏会极大影响我们对文章的理解能力。
表达方式上,中国人往往会以“你吃饭了吗”、“你要去哪里”等作为开头语,而译为英语则是“Have you eaten yet”、“Where are you going”,在西方人看来却是被邀请去吃饭、约在某地玩,碰撞在一起便会尴尬。而西方人大多用“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Find day,isn’t it”来作为自己的开场白。送客时汉语中常会用到“一路平安”或“慢走”,翻译成英文却不是字面的“Go slowly”,而是“Take care”或“Watch your step”,旨在出门要小心。在接受礼物方面,中国人较为含蓄,收到礼物后不拆开,为不让他人认为贪心等性质,而西方人却大都会当面拆开礼物,以示自己对礼物的喜爱,更是对送礼人的一种尊重。
2 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影响的原因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主要是指以黄河中、下游流域及长江流域为轴心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或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则主要是指以爱琴海、地中海为中心兴起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黄河、长江流域为大陆提供了农业方便,因此,中国文化更大程度上属于农业文化。北海、大西洋等海洋围绕着西方国家,为其摇篮,为其捎去航海方面的商业福利,因此,西方文化更大程度上属于海洋文化。中国兴种水稻瓜果蔬菜,“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绘出了有声有色的农业文化。西方国家在海洋中成长,“all at sea”、“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等都会用“water”来表现资源丰富的海洋文化。中国地处东、北半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东风是温暖的春风,而西北风才是寒冷的。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感知到春天的消息的却是西风。在不少英文著作翻译中,翻译者尤其要注意的是二者文化的差异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干扰,而文明的起源首先也是要依赖于地理环境。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中西家庭教育的目的上亦有所差别:美国家庭教育目的期望值不太高,旨在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让孩子自己去习得新的知识及能力,父母并不为子女的将来而担忧,只是将其个性中积极成分挖掘出来,指引孩子前进的道路,让孩子独自去旅行。譬如:Bill Gates――微软公司主席和首席软件设计师,他小学时发现了自己在软件方面的兴趣,并于13岁开始了计算机编程,不畏惧未来,勇敢尝试的他,最终取得成功。相比较之下,中国家庭教育目的期望值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正是这样一种体现,父母为孩子铺好未来的道路,让孩子专心致志投入学习,却极大忽视他们潜在的天赋及创造力。因此,孩子们培养成了死记硬背的习惯,却忽视单词之间的相互贯通、联用,极大影响到孩子们的兴趣以及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导致其成绩下降,畏惧英语。笔者指出,大多数英语学习者在翻译时直译了文章,或者轻描淡写译出文章大意,并没有深入去感悟文章的中心思想,没有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只是以偏概全去翻译文章,效果自然不佳。
从肢体语言的角度看,不同领域也有不尽相同的含义。众所周知,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否定,高兴时张嘴呲牙,生气时瞪大眼睛似有火焰,痛苦忧伤时会眉头紧锁、面无表情,因为人类天生的面部表情并不受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对OK手势的理解是数字“0”或“3”,在西方国家却用来征求对方意见或回答对方征求意见的回话;中国对V手势的理解是数字“2”,在西方国家大多表示胜利“Victory”;在中国,竖起大拇指表示夸奖、敬佩对方,在西方国家更多用来表示搭乘车。见面时,西方人较讲究“见面礼仪”,女性间的“亲吻礼”,特别在于久别重逢的母女,而在中国,却是少之又少的情景,较多的是二者间的握手、拥抱。由此表明,中西风俗习惯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抑制了二者间的交流理解。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国际化市场,与西方交流合作也日益增多,汉文化中的肢体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习俗的影响,做到了中西文化完美的契合。但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自卑而尊大,贬己而尊人”则被视为汉文化的传统美德。而西方人却旨在追求个人主义,为实现平等自由、个人隐私以及自我发展的传统原则思想。
3 克服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影响的途径和策略
首先熟悉中西文化差异。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文化,英语学习者要学好英语,不仅仅要深度理解词根、语法、句意,了解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以及风俗习惯更是提高英语水平的一个大的工程。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可以理解西方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感受异国风情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多查阅西方国家历史文化的相关书籍、资料,多观看西方电影,更有甚者,学习英文歌曲,都能在其中习得新的知识,感悟语言的魅力,拉近中英的距离,提高英语学习效率及水平。
其次培养英语交际能力。增强对英语国家的了解、锻炼学生口语,有助于提高英语交际运用能力。学习英语是为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疏通国与国之间的脉络,做到和平共处。口语在国际、生活上都占相当高的地位,学习者学习英语的同时,难点亦是口语的表达。中国学生含蓄,以文字代替语言,西方国家学生开放,以语言与他人交流。由此可见,口语的培养是必不可少了,学生自觉主动锻炼口语语感,老师督促同学口语练习,为学生培养出一定的环境,用配音来展示学生的风采。
最后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在英语的学习中,将中西结合考虑周到就要求一改以往死记硬背,倡导单词联想法,将每一个单词都灵活运用到文章甚至生活中。根据自己的英语学习能力,为自己量身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当中国的传统式碰上西方国家的开放式,要学会判断哪种方法更利于英语学习,选择其一又或者二者相结合,创造出双赢甚至多赢。与此同时,深入了解双方文化的特点,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肢体语言在中西文化中要规范礼仪文明,入乡随俗的信仰也会更多的避免交际失误。
4 结语
英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语言应用能力,体现在英语交际能力以及国际交流能力。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中国不断建立起彼此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文化在国际交流间的重要性了,而交际能力也离不开对其他国家文化的了解。我们不仅要掌握语言的表面形式,还要熟悉语言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内涵及其重要意义。学习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培养交际能力的基础,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性原因进行比较研究,不断探索语言的文化内涵,不断实践国际交流合作,就能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中国要发展、要富强,就要做好国际间的交流,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创造共同的精神文明世界!
参考文献
[1]王爱支.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阅读的影响[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8,26(1):77-80.
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及对各自语言的影响》
摘要: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中西两种文化不同价值观的核心。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又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本文拟探索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渊源及其对各自语言的影响。
关键词:中西文化 价值观差异 语言 影响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任何语言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信息丰富的文化又是蕴涵于语言之中的。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一、中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在中国,“个人主义”作为异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往往能够意识到那些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被想当然的东西,但是它与我们离得太远,我们由于缺少相应的历史和现实境遇而无法获得对个人主义的真切理解。对于个人主义,中国的学术界有多种理解:“个人主义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的思想基础和道德原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以个人为本位和目的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制度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强调自我支配的政治、伦理学说和社会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从个人至上出发,以个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世界观。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会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破坏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因而为共产主义道德所不容”。由此看来,“个人主义”这个词语在中国有着多种贬义理解,这与西方文化价值观是不相符合的。
在西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个人主义首先表现为强调个人自由最大化。这种个人自由表现为他们的个人意志不受任何政府、统治阶级、教会和其他官方的干涉。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一切价值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即价值都是人所经验到的(但不必为人类所创造);二、个人就是目的本身,个人是最高的价值,社会存在仅仅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三、所有个人都是道义上平等的,这种平等的最佳表述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被当作他人谋求利益的手段。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集体利益为基础,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当上述三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个人利益。
二、中西各自文化价值观的渊源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完备的理论形态是伴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直到19世纪才正式确立的一套现代思想体系,而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意识则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便根植在人们心中了。现代个人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莱――____文明。16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以一种狂欢的形式唤醒了沉睡在人们心中的自我意识,从而使个人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宗教改革运动以一种更强大、更深刻、更进入自身内质的方式在个体灵魂的深处真正确立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集体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历史上有关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大集体观念和家族、宗族、家庭意义上的小集体观念历时久远。受两千多年封建宗法“集体观念”的浸染,中国没有产生类似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价值观意义的个人主义,因此,与历史上各种形式和内涵的集体观念不同,社会主义集体价值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特有的新型道德原则。
三、中西文化差异对各自语言的影响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任何语言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信息丰富的文化又是蕴涵于语言之中的。
英语中许多词汇在汉语里是没有对应词的,西方家庭中,父母与孩子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可以直呼姓名,这也是西方文化尊重自我的体现;在中国的封建文化中,家庭中有着严格的辈分制度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强烈的封建等级思想在婚姻和继承遗产上都有体现。“grandson”这一词语在汉语中可以包括六代人:孙、曾孙、玄孙、来孙、仍孙、云孙。众所周知,英美人对人的称呼,名在前、姓在后,人的姓名是以名、姓为序排列组成的。西方人第一名又称教名,是受法律承认的正式名字,例如Benjamin Franklin。中国人是把祖宗的姓放前面,名随其后,例如毛泽东、周恩来。在填写简历时,特别是填写教育背景时,中国人是按照时间先后写,由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的;而西方人是按最近的教育培训往前写,由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的。在英语的信函写地址是从小到大,即门牌号、街区、镇、市、省、国名,而汉语信函中的地址是从大写到小,即国名、省、市、镇、街区、门牌号,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滨海中路191号。
近年来许多美国大学都推行美语“三不”:“不用难字”、“不用长句”、“不写不讲含偏见的词和句”。即尽量使用简短易懂的白话英语,使人一目了然,充分理解。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思索时间,还可以避免对方的误解。中文的许多俗语都大量运用比喻,深含哲理,例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解铃还需系铃人”等。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新型道德原则与强调个人自由最大化的个人主义是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它们的产生与存在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对各自的语言系统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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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文化差异对语言翻译的影响》
摘 要 语言翻译不仅是对原文的重新排列编码,有时要从文化的角度对原文进行诠释,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四个方面进行分类分析,结合实例探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文化差异 语言 翻译
1 思维方式的影响
1.1 顺向与逆向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观察同一现象时,其角度和顺序存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作为翻译的人员需格外注意。最常见的如信笺地址的书写,中文习惯从国家省份到市区街道,由大到小,而英文正好相反。再如表示方位,中文通常以“东西南北”为顺序,而西方人习惯按祷告时划十字的先后顺序来表达,即clear divisions of the earth’s surface are usually called North, South, East, West. 因此中文的“东北”应译为northeast才符合习惯。同样,关于打折,汉语着眼于打折后的实际付款比率,如“九折”,而英语着眼于打掉的折扣,用ten percent discount表示;汉语说“自学”,强调学,而英语说“self-taught”, 强调教;汉语说“寒衣”,而英语却说“warm clothes”。
1.2 求同与求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大一统”的思想,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长径,古今之通义也”奠定了其根本的思想基础,儒家的礼教,科举的八股,经过多年来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时间的沉淀,形成统一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体现到思维方式上,力求“异中求同”、“整齐”、“一刀切”、“随大流”等等。而西方文化在民主、人权、独立的氛围中,多强调个体、创新、忌同和立异,认为批判不是为了废除知识,而是开拓创新,增长知识。纵观西方文明史,不同时期各流派、不同学术团体和思想体系并存。个体主义的影响使之形成不易苟同和挑战权威,更喜各抒己见的个性。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因如此,当外宾看到学校学生一律坐的整整齐齐,手统一放背后,教室鸦雀无声时,甚是不解。再如,“随便”两字在点菜时频频出现,或是说“客随主便”,对应的英语up to you。中国文化强调不要让主人太为难,万一我提的要求他做不到怎么办,考虑甚多。而西方文化则认为这没有个性。例如,在告别晚宴上的讲话一律是“风景很美丽,人们很友好,接待很热情”。深知文化差异的翻译灵机一动,将讲话翻译为“牛排能否煮烂一点;多数人不懂外文,能否将材料译成中文;马桶不习惯,最好是蹲坑”。结果这些建议被如获至宝,过好久还表示感谢。
2 价值取向的影响
首先,对时间的看法不同。中国人崇尚悠久的历史,在时间上采取过去取向。如“老”在中文中往往意味着资历、经验和权威。当表示尊敬时也习惯用“老”字,如王老,您老,老先生,老革命,姜是老的辣等。但对应的英语old 一词在英语中含有失去竞争力和可能被淘汰的危险。所以,在翻译中应注意避免使用。如表示上了年纪,可以说in one’s golden age, in one’s advanced age, the mature, the longer living, a seasoned man, senior citizens. 公汽上老人专座应译为courtesy seats.
其次,谦逊的程度。中国人习惯谦逊内敛,甚至自贬。如招待时常说“家常便饭,没什么菜”等等。西方人费解,也许心里会问,十个凉菜,十个热菜,为什么还说没有菜。既然菜不好,为什么不把好菜端出来呢?换做他们,就会说“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菜”,如果是在家里做客,就说“这是我夫人最拿手的菜”。同时,中文称呼别人家为令尊、高堂,说自己家是鄙人、贱内、犬子,对于英语是一样的,就是your father, your mother, I , my wife, my son 等等。
再次,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差异。中国人习惯将家庭视为内团体,其他人是外团体。在内团体中,自我与他人的距离很近。所以,表示感谢一类的话多用于外团体中。即使是非家庭成员,有时也会认为是“自己人”,做点事是应该的,说谢的话就太“见外”了。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心理距离要大一些,他们区分的是自己和其他人,包括家人在内。他们认为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要说thank you。就是夫妇两人一起出去吃饭,也习惯各自付账。这种潜移默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反映在称谓上。中文中的亲属称谓数目远多于英语,也更细化,还常用来称呼非血缘关系的人。如孩子称呼长辈为叔叔、爷爷等。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很好的沟通,可以拉近双方距离,而西方人不会随便用这些称呼,会引起误会。同样,西方人忌讳谈论年龄、婚姻、收入、小孩等,认为那是个人隐私,他人无权干涉,而中国人习惯谈论上述话题,反而认为是关心和亲密。
另外,如何对待个人安全感的基础也不尽相同。中国人往往习惯从社会关系中寻求安全感,首先在亲属和自己的社会圈子中寻找,再向外逐步扩展,形成互相依赖的特点。如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树底下好乘凉”,“一个兄弟三个帮”,“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西方文化强调独立和靠自己。他们认可的英雄是“自我成功的人”(a self-made man)或“白手起家的人”(going from rages to riches)。英语谚语说“自助者天助”(God helps those that help themselves),“自我是我们的核心”(Self is our center),“生活就是战斗”(Life is a battle)。这些谚语都告诫人们,只有靠自己,才能获得成功和安全感。
3 宗教信仰的影响
宗教在西方历史和思想文化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也反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生活方式都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西方人多信____和天主教,而中国主信佛教、道教等。因此,中文讲“佛光普照”,“佛祖留心中”,“万信向佛”,而大量英语的习语出自圣经或希腊神话,如Helen of Troy(美人祸水),restless like Ulysses(劳顿不休),Achilles’s heel(唯一致命的弱点), Pandora’s box(大祸临头)。看到朋友打喷嚏会连忙说“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因为根据西方人的古老传说,打喷嚏会喷出气息,连魂魄都会一起跑掉,当然需要上帝保佑一命了。又如英国人常常会对拙于言辞的人说“You should have kissed the Blarney Stone”(你早该亲一下布拉芮城的那块石头了)。原来在爱尔兰的Blarney城有快怪石,据说只要在这石头上亲一下,笨嘴笨舌的人就会变得口齿伶俐。再如,当有人说“My ears are burning.”(我的两耳发热了)就表示有人在背后造谣。中文常说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能直接翻译成“dragon, phoenix ”,因为“龙”和“凤”在西方文化中是两种妖怪,而要翻译成“somebody”,即“人物”。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的翻译,多半不能直译,只能根据出处,尽量保留原文特点后,翻译出其潜台词。
4 风俗习惯的影响
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对语言同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人见面习惯以“吃了吗?”“到哪去?”作为打招呼,有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想获取信息,因此不能直译为“Have you had your meal?”“Where are you going?”只需简单地说“hello, hi ”就行了。曾有文章报道说,中方一位领导在与美国的老客户见面时,一时忘记了对方国家的习俗,为了表示热心和亲切,马上迎上去问:“你们去哪里了?可把你们盼来了。”这句话如果照直译,容易引起对方的误解甚至反感,翻译按照西方的习惯译为“It’s a lovely day today, isn’t it? And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see you”,因为谈论天气这个中性话题,是西方人见面时的主要问候习惯,这样就使双方感到既自然又亲切,同时又为谈判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气氛。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的差异普遍存在,民族个性不仅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还会随着文化精华的不断沉淀和社会历史的日益进步而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会让翻译过程中遇到许多复杂的困难和新的问题。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精通两种语言外,还必须通晓两种或多种文化,经过仔细分析,精心推敲,才能有效地处理好各种文化差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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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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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修改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跨文化交际中 影响 交际结果的因素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与不同,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探究其文化底蕴,促成了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互补与兼容。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饮食文化;文化差异
【论文正文】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
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的交流不断增多,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被称之为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内容 。由于地区差异,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有其各自的 社会 规约或习惯,体现在 政治 、 经济 、 教育 、宗教、 法律 、文化 艺术 等各个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影响信息传达效果的那些语言和非语言因素构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文化。外语 学习 者如果对所学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与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功能缺乏了解,就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从而产生交际障碍,就很难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以致造成交际失误。
饮食文化也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的差异和其渊源,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讲,不仅能增加对所学语言文化的理解,更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避免因为不恰当的方式或行为造成误解和交际障碍。这里从关注重点、烹调准则和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阐述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增进了解,促进交流。
一、“营养”和“美味”的关注重点不同
(一)理性的西方人更多关注的是营养与生存
中西饮食文化最大的差异是关注的重点不同,即“营养”和“美味”两者孰轻孰重的 问题 。在西方国家,饮食大多仅仅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和交际方式。西方饮食是一种理性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林语堂先生说,英美人仅以“吃”为对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的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的感染,其他皆在不足道中。即便口味千篇一律,甚至比起 中国 的美味佳肴来,简直单调得如同嚼蜡,但理智告诉他们: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换句话说,西方人特别讲求和关心的是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否搭配合宜,以及这些营养成分能否被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而菜肴的色、香、味,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使是在饮食文化与我们比较相似的法国,涉及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法国烹调虽然也追求美味,但同时还坚持“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舍营养而求美味的做法是他们不赞成的。
不可否认,西方烹调讲究营养而忽视味道,至少他们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冰镇的开胃冷酒还要再加冰块,饮后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而不入“味”;他们拒绝使用味精,认为其是既不营养又有副作用化学产品;生吃的蔬菜,不仅包括西红柿、黄瓜、生菜,甚至是洋白菜、洋葱、西兰花。因而他们的“色拉”有如一盘饲料,使我们难以下咽。虽然现在的中国人也讲究营养保健,也知道蔬菜爆炒加热后会丢失一部分维生素,生吃则避免丢失,可还是宁愿选择前者,因为习惯使然,更是因为味道确实好多了。
(二)感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美味和享受
在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道是烹调的最高准则。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那是根据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但人们内心对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当先的。中国人通常重视味道,不太想到营养,这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如家庭宴客,主菜端上台面时,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就凑合着吃吧。他绝不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热量不够。”在中国人的眼里,“吃”远不单纯是为了饱,也不是为了营养,有时吃饱了,还要吃,这是因为受不了“美味”的诱惑而尽情进行味觉享受。但在西方的理性饮食观看来,这种超负荷的饮食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危害人体。尽管中国人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滋补,但我们的烹调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破坏,因此营养问题也许是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
二、“规范”与“随意”的烹调准则不同
(一)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 科学
中西烹饪中处处显示的“规范”与“随意”也体现了其饮食文化的不同。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因此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谱的使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 计算 ,表面上看,菜谱似乎是科学的,西方人总是拿着菜谱去买菜,制作菜肴,但相比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机械的东西,在复杂的具体情况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一致性导致了西餐的一个弊端——缺乏特色。当人们身处异地想品尝当地美食时,肯定是不会有人会选择肯德基或麦当劳之类食品的。因为肯德基老头的炸鸡不仅需要按照配方配料,就连油的温度,炸鸡的时间,也都要严格依规范行事,所以全世界的肯德基味道都是一样的。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调料的添加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深受卡尔文教派影响的荷兰人连自己都说过“如果说法国人是为吃而活着,我们荷兰人则是为活着而吃”,这也就不难理解 “荷兰人家的厨房备有天平、液体量杯、定时器、刻度锅,调料架上排着整齐大小划一的几十种调味料瓶,就像个化学试验室。”可是当烹饪变成一个精确而艰巨的实验时,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由于西方菜肴制作的规范化,使得烹调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工作,毫无创造性。牛排、炸鸡、色拉,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花样,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他有如自动化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甚至可由一机器人来代行其职。
(二)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
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而且中国烹调中,不仅讲究各大菜系要有各自的风味与特色,即使是同一菜系的同一个菜,所用的配菜与各种调料的匹配,也会依厨师的个人爱好特点有变化。有时候同一厨师做同一个菜,可能也会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口味、要求,加以调整。甚至还会因厨师自己临场情绪的变化即兴的发挥。同样是一道“麻婆豆腐”,为四川客人烹制和为苏州客人烹制,所用的调料肯定是不同的。又比如红烧鱼,冬天的颜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应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可见如果离开了随意性,变化多端的中国菜肴,就会失去其独特魅力。而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都是同一味道,毫无变化。即使是高档的宴席,也不过是餐具更考究,布置更华贵而已,菜仍旧一个样。
同时对食品加工的随意性,无限扩大了 中国 菜谱。原料的多样,刀工的多样,调料的多样,烹调 方法 的多样,交叉组合后使得一种原料便可做成数种以至十数种、数十种菜肴。新疆的“全羊席”,广东的“全鱼席”,北京的“全鸭席”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常用的原料鸡,到了粤菜大厨师手中,便做出数十道以至上百道菜式。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著名菜肴炒“杂烩”,更是把这种随意性发挥到极致,凡是能吃者皆能入菜。也就是这样的随意性创造出了中国烹饪中琳琅满目的菜式。
三、“分别”与“和合”的文化特征不同
(一)崇尚自由的西方人重分别与个性
台湾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 现代 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中西文化的差异也 影响 了各自的饮食文化。在中西饮食文化之中也明显体现出这种“和合”与“分别”的文化特征。西菜中除少数汤菜,如俄式红菜汤(罗宋汤),是把多种荤素原料集中在一锅里熬制而成之外,正菜中各种原料互不相干,鱼就是鱼,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如,“法式羊排”,一边靠着羊排放土豆泥,另一边配煮青豆,加两片番茄、三片生菜即可。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调和,各是各的味,泾渭分明。所谓“土豆烧牛肉”,也不过是烧好的牛肉加煮熟的土豆,绝非把土豆牛肉一锅煮。即使是调味的作料,如番茄酱、芥末糊、柠檬汁、辣酱油,也都是现吃现加。即使有所搭配,也是像“1+1=2”一样简单明了。以上种种都体现了“西方重分别”的 社会 文化。
这种重分别的社会文化同样体现在用餐方式上。自由的西方人奉行的是分餐制。首先是各点各的菜,想吃什么点什么,这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及至上菜后,人各一盘各吃各的,各自随意添加调料,一道菜吃完后再吃第二道菜,前后两道菜绝不混吃。西方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更是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二)向往和谐的中国人重和合与整体
中国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美妙的境界, 音乐 上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上主张“身和”、“气和”,希望国家 政治 实现“政通人和”。而我们称夫妇成婚为“合卺”,称美好的婚姻为“天作之合”;当我们表示崇敬之心时,更以双手“合十”为礼,而当一切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时,我们将其称誉为“珠联璧合”。而这种“和合”的思想体现在烹饪上就反映为“五味调和”。就是说,烹制食物时需要在保留原料 自然 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要用阴阳五行的基本 规律 指导这一调和,调和既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才能达到“美味可口”的烹调目标。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便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丝、菠萝咕噜肉、番茄炒蛋、排骨冬瓜汤……而如果换做西厨烹制,端上桌的恐怕是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菠萝色拉,如此的中菜西做,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人把做菜称之为“烹调”,这意味着我们将烹与调合为一体,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 哲学 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味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以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变化,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国人烹调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应该等于“3”甚至更多。
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论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聚餐,大家团团围坐合吃一桌菜,冷拼热炒沙锅火锅摆满桌面,客人东吃一筷西吃一勺,几道菜同时下肚。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供一桌人欣赏、品尝。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酒劝菜,体现了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同时也借此交流感情。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这些都体现了“分别”与“和合”的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综上,中西饮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异都具有相对性,几千年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促成中西方的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合。全球化态势下的跨文化交际使得多样的饮食文化不断的互补与兼容。今天,享受东西方各具特色的饮食已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法式大餐、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的舶来饮食,而中国菜馆也开遍了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正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充当全球 经济 文化整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带”。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影响力,正发挥着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单一力量大得多的作用,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属于跨文化交际范畴,是一种非语言行为。 研究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的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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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论文正文]
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1.国债销售规模快速扩大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3.国债销售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1.国债销售总量与销售主体手续费收入不相匹配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2.国债销售与个人酬金间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3.国债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存在较大差异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1.建立国债发行手续费浮动匹配机制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2.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4.允许地方国库尝试现金管理操作,吸引国债持有银行竞标国库现金存款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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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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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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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书法家互访也很活跃。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简论中华书法及其对世界文化艺术之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瑰宝,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吸收了江河山川草木、飞禽走兽的形象美,借鉴音乐、舞蹈、戏曲的节奏美、旋律美,使文字的形象与人的艺术表现力化为一体,抽象化为一种“神态”和“意向”,并极大的丰富了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
关键词:书法艺术、历代书法之流变,及其对世界文化艺术之影响;职称论文
论文正文:
简论中华书法及其对世界文化艺术之影响
中国的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产生了灿若群星的书法家和浩若烟海的书法作品,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湛的艺术珍品,为祖国的艺术宝殿增添了光彩,为人类的艺术宝库增加了财富。
我国的书法,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百花争妍的局面,秦代李斯为全国书写了不同于原六国大篆的小篆范本,程邈整理了隶书,他们都是古代杰出的书法家。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北方的魏碑体日臻成熟,而南方东晋时期的王羲之经过刻苦努力,终于登上了当时书法艺术的最高峰,创立并完善了楷书和行书,被人尊称为“书圣”。而陈隋间大书法家“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第七代孙,继承祖法,精勤书艺,成为一代草书大家。
到了唐代,更是书艺发展,书法家辈出的黄金时代。著名杰出书法家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史称“唐代六大家”。而唐代张旭、怀素的草书更是风格独特,潇洒飞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由于这些书法巨匠们的努力,将我国书法艺术推向了历史的顶峰。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端庄浑厚,各臻妙境,成为后世之宗,他们的作品,成为历代青年学子们临摹学书的范本,直到现当代,还对我国的书法艺术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到了宋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在写意方面的又一发展时期。著名“宋代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成就极为辉煌。元代是以复古而开新的文人书风发展时期,其代表人物是赵孟頫。他真、草、隶、篆皆精,独创一种柔和流畅潇洒的艺术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是个性化文人书风时代,文征明、董其昌的书法较为著名,其“淡墨书”在日本书道界颇有影响。清代的邓石如,郑燮、何绍基等人的书法较有影响。现当代书法也是百花齐放群星闪烁。如沈尹默、张大千、启功等人的书法就很著名。
我国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独创的一种艺术形式,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自己的精神风貌。书法作品的创作,书法形象的塑造,更是一种造型活动。先是以文字的点画、线条为主,而后融合进各种江河山川草木,飞禽走兽的形象美,借鉴音乐、戏曲、舞蹈的旋律美、节奏美,在吸取这些美的因素的同时,糅合进人的主观意念,从而使文字的形象与人的表现能力化为一体。自然美在这里被加以改造、变形,抽象化而成为一种“神态”和“意象”。所以,中国书法就是一种似画非画,而又充满哲理性的、动态活泼的“意味”形象。长久以来使世界各国、各民族对它产生了仰慕、神奇的感觉。中国书法对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东北亚国家的影响最大。尽管各国语言各有不同,但却共同以汉字为基础,开拓出世界东方的书法园地。直至今日,书法在日本、新加坡、韩、朝等国,依然是艺术门类中具有高尚情趣的艺术。
在日本,人们以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为基础,创造了日本的片假名,以中国汉字的草书为基础,创造了日本的平假名,加上直接使用中国的汉字,这就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文。日本学者伊东参州就指出:“一部日本的书法史,就是中国书法不断影响日本的历史……我国书法不断发展变迁到今天,是在中国书法的不断影响下造成的。”日本汉字学家、书法史学家中田勇次郎说“中国书法的流变,随着王朝的更替,不断如同一股波浪似的向日本蜂涌而来。”他并按历史的前后,把日本书法史分为八个时期,即“大和时代的百济书法;飞鸟时代的隋唐书法;奈良时代的晋唐书法;平安时代前期的唐朝书法;镰仓时代前半期的宋朝书法;镰仓时代后半期至南北朝时代的元朝书法;室町时代的明朝书法;江户时代的北碑派书法等。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几乎每个时代的日本书道的代表人物多数得到中国书法的直接熏陶,受到中国书法家的影响。不是如此,很难想象日本书道能有今天的巨大发展。例如:我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就随船带去了许多王羲之及其他书法家的墨宝真迹。而同时代的日本遣唐僧海空和尚就将中国孙过庭的《书谱》这一有高度美学价值的书法专著传入日本。在停止派出遣唐使以后,宋、元、明时期的中国书法继续因中日僧人的相互来访而传入日本。如日本荣西和尚在南宋孝宗时两次来华,而他的书法则宗风黄庭坚。中国的名僧隐元和尚应邀去日本定居,在京都宇治建了万福寺,把明代文人书风带到了日本。
江户时代,在日本翻刻过大量字帖,其中的赵子昂、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的墨迹为最多。这一时期给予日本书法的影响十分巨大,以致日本的书法家将之称为“江户时代唐朝体”,或称“中国样式书体”。清朝时期,中国书法界由于碑学派的产生,而导致与“馆阁体”——帖学派的对峙。这一时期在书法上的复古趋向,注重金石气味,也深深地浸染了日本书道界。公元一八八O年,杨守敬作为外交人员和金石家东渡日本,经他带去的书法作品竟达一万三千多件。日本书道界的下部鸣鹤等直接受到他的传授指点。而中林悟竹,北方心泉等人则更进一步到中国拜师,游访了金石名家吴大徵、俞樾、张裕钊、徐三庚等人。如此,就为日本书道界弥补了汉魏书风,丰富了日本书道的表现色彩.
近年来,中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书法家互访也很活跃。象日本方面的饭岛春敬,柳田泰云,渡边寒鸥等代表团体和个人都曾到中国访问。中国书法家和日本书法家还相互举行集体和个人书法交流展,轮流在中国或日本巡回展出。笔者的书法作品就曾在日本展出过。其中一九八五年十月在日本举行中日政治家书法展览,中曾根首相和许多大臣以及众参两院议长等负责人出席参观,盛况空前。
中国书法对朝鲜、韩国的影响也很大。我国唐代一些最有影响的书法家的字迹就很受到朝韩人民的热爱。据史书记载,新罗国来长安的使节就曾专门收集欧阳询的书法名迹,欧书作为楷书的范本在朝韩被学习,吸收和流传。如江原道原州郡就有安民厚书作碑刻,碑文端庄,刚劲险劲,法度森严,完全得力于欧书,其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朝鲜李朝时代的李齐贤曾出使中国,他喜爱金石文字,曾造了一座“万卷楼”。在中国时,经常与赵孟頫交往,书风饶有晋唐风味。朝、韩书法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在研习晋唐书风的传统下,又及时吸取中国书法的最新成果。如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征明、祝允明等都成为对朝韩古典书风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使朝韩书法形成了气象清新,规矩严谨,重在气韵,擅长行草的书风。
中国书法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有巨大影响。如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黄文欢等就十分喜爱中国书法。胡志明对中国书法造诣很深,经常研究和挥毫中国书法。在中国安徽黄山人字瀑前,就留有胡志明亲笔所题“观瀑亭”几个古朴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而在新加坡,中文是法定文字,中国书法更被视为高雅艺术,中新两国书法界人士(包括笔者本人)经常互访和举办书法展,交流书法技艺。
中国书法对欧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到过中国的一些欧美考古学者、汉学家,将书法作品当作考古文物携运回去。一九一三年,美国的艺术史学者费内洛沙就撰写了《东方艺术史》一书,介绍中国书法并注意到东方书法艺术的独特性。而西班牙著名艺术家毕加索就曾经向我国著名书法家张大千讨教过用笔技巧。而后,他成功地运用中国书法的提、按、顿、挫、转、及笔断意连的运笔技巧做艺术创作。
笔者的书作就曾在国外展出,所接触的许多欧美、大洋洲人士和朋友对中国书法的欣赏兴趣就很浓,踊跃参观在所在国举办的中国书画展览,他们希望不断增加书画展出,并要求举办讲座或演讲,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今天,许多不远万里来中国考察的学者、留学生中,亦有来研讨书法的。象法国的柯乃柏写了《卫桓四体书势之研究》。这些都表明中国书法不但在艺术实践上,在艺术理论上近年来也取得了新的长足发展。随着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中相继开办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中华文化及中国书法在世界文化艺术界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广泛。
通过不断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创新发展,我坚信,中华书法艺术将极大地丰富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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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全文如下:
【摘要】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情色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1]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卷第6期,121-123
[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3]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153-154
[4]吴锋针,中西习俗文化“冲突”。《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90-92
[5]程晓莉,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思考。《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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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之父索耶关于内部审计的定义是:对组织中各类业务和控制进行独立评价,以确定是否遵循公认的方针和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和标准,是否有效和经济的使用了资源,是否在实现组织目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会计电算化对内部审计的影响及其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析会计电算化对内部审计的影响及其对策全文如如下:
(一)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定义
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指的是以计算机为主要信息处理手段的会计信息系统,该系统是由人员、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相关的信息资料文件和会计规范等基本要素组成,是一个人机结合的系统。而会计信息系统则是指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专门用于企事业单位处理会计业务,收集、存储、传输和加工各种会计数据,输出会计信息,并将其反馈给各有关部门,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决策活动提供帮助,为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等部门提供财务信息的系统。
(二)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特点
1.数据存储的磁性化、无纸化在会计电算化系统中,会计数据是以文件的形式予以存储,不再象手工阶段那样,记录在帐簿中,而这种存储的介质,又都以磁性材料为主。存储于磁性介质上的会计数据,与其他电子数据一样,都具有存储方便、修改与删除不留痕迹的特点。但恰恰是这一特点,给会计数据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带来了威胁,也使日后审计线索的追踪变得更加困难。
2.内部控制的程序化
企业实现会计电算化之后,内部控制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手工会计方式下,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职能分割、人员的分工形成内部控制体系,与通过凭证、账簿、报表之间的相互牵制制度结合起来,以确保对信息的正确性、安全性的控制。
实现会计电算化后,由于计算机数据处理的集中、连贯性,使得原来在手工会计环境下行之有效的控制制度(如职权分割、手工账簿控制体系等)几乎失去了控制作用,人们就不能不对硬件和软件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可靠性详加考虑,采取其他一些更加严密的措施,确保凭证、账簿、报表等一系列会计资料的真实准确。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有一套严密的控制体系,而且有的控制方法还需要嵌入程序之中,通过程序的运行,核对会计数据的勾稽关系,检查使用权密码,审查数据处理顺序等。
3.数据处理的集中化、自动化
手工会计岗位分工核算的各个工作,在电算化会计中都由计算机集中处理。每一台计算机完成某一个特定的任务,一组数据一经输入,便可以被不同的用户共享。随着会计电算化的发展,系统的复杂性越高,数据的处理就越为集中。这一特点在多用户和联网的工作环境下尤为突出。在数据集中处理过程中,系统的原始数据的采集一般都以代码作为标识,例如,会计科目代码、职工编码、材料编码等。采用这种编码,不仅是计算机数据处理方式的需要,它也是各子系统数据交流的交接点。自动化是指计算机的程序自动控制处理,人工操作和人为干预减少。
4.会计人员业务知识的多面化
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是一个人机系统,计算机在会计人员的设计与操作之下,按照预先规定的处理顺序,获得电子凭证、账簿和报表。而在这样一个人机系统中,会计人员不仅应具备会计业务知识,还应当熟悉计算机的工作环境,掌握计算机有关知识。实践证明,那种仅具备会计单方面知识的会计人员,是很难胜任现代化的会计工作的。然而,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具备会计与计算机两方面知识的会计人员,一旦营私舞弊,便可能给企业造成更大的危害。审计人员要发现其舞弊行为,跟踪、寻找其作案的线索,就必须具备更丰富、更全面的会计、计算机、审计等方面的知识。
5.与管理信息系统中其他子系统的联系密切
会计信息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它与生产管理、仓库管理、劳动人事等信息系统,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共同组成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随着计算机工作平台的不断发展,会计信息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联系有增无减。随着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这种联系密切的特点将更为突出。审计人员要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从中索取有关的审计证据,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将会更大。
《国际审计准则15》—《电子数据处理环境下的审计》中指出:“在电子数据处理的环境下,并不改变审计的总体目标和范围。但是,计算机的使用改变了财务资料的处理和存储,并可能影响这个单位为达到适当的内部控制而采用的组织和程序。”因此,审计人员在对会计制度和有关的内部控制的研究和评价所遵循的程序,以及其他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就可能受到电子数据处理环境的影响。
会计电算化对内部审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审计线索的影响
在手工会计中,审计线索包括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资料。这些资料都反映在书面上,审计人员利用这些资料就能够从原始凭证开始,通过记账凭证、账簿追踪到会计报表,或者对报表之间、报表与账簿之间的会计数据的勾稽关系进行审查,通过这些可见的审计线索检查证、账、表数据所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合法性等。在手工会计中,会计人员对经济业务的详细记录都跃然纸上,审计人员所需的审计线索,都可以通过这些书面记录加以审计。但是,在电算化会计中,计算机的使用改变了会计记录的存储与处理,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会计凭证的存储与处理。原始凭证或记账凭证一经输入机内,便以文件的形式存入机内的数据文件。随着电算化的发展,输入原始凭证再由系统自行填制记账凭证己为期不远,对于各核算子系统中自动生成的转账凭证,其数据的采集来自于机内分配结转后的记录。
2.账簿的存储与处理。总分类账为文件所代替,明细分类账采用满页打印方式,因而导致两类数据之间的日常核对只能在机内进行。账簿登录时,通过计算机登账程序自动执行,使用的是哪一种程序难以判断。
3.报表的编制采用按事先定义的公式到账簿文件、其他报表文件中取数计算,数据来源、公式定义、编制结果、打印格式等均采用机内文件的形式。由于磁性介质修改不留痕迹的特点,使审计人员很难相信打印输出的会计报表,正是根据企业单位提供的公式定义文件加以编制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在歪曲公式定义文件之后编制失真的财务报表,然后再将公式定义文件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便不能根据机内的公式定义文件贸然判断报表编制的正确性。
以上的种种情况表明,由于计算机采用磁性材料作为存储介质,处理过程都在机内文件之间进行,因而使审计人员难以像在手工操作环境下那样对经济业务进行追踪审查。在现阶段,尽管财政部在有关会计电算化制度中,规定所有凭证、账簿、报表仍然应当打印输出,使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中增加审计的线索,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书面记录是否与会计软件正确的处理结果同出一辙,还需进一步验证,传统的手工审计方法已无法适应会计电算化发展的要求。
(二)对审计内容的影响
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固有的风险决定了审计的内容包括对计算机处理和控制功能的审查,因此,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内容,就应当包括系统的开发与设计、会计软件的程序、数据文件以及内部控制的审计等。
审计人员在电算化系统的设计、开发阶段,应当参与系统的设计、调试、检验和验收,除了对系统的合法、合规、安全可靠等方面及时发现问题之外,特别要从审计角度审查系统的可审性、审计线索的设置等。
会计软件的程序审计,是指对组成会计核算软件的各子系统程序的审计,系统程序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系统的处理质量和处理结果的准确性、有效性。这一内容的审计工作繁简,又视被审计单位使用的会计核算软件的来源而定。对于已通过财政部门评审的会计核算软件,评审中己经过严格的审查,因而可靠程度较高,但由于企业的二次开发所涉及的内容较多且直接影响程序执行的正确性,因而仍然有必要对其进行程序审计;而对于企业自行开发或者是委托外单位开发的会计核算软件,程序审计更是必不可少,必须根据《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等法规严格进行审核。
(三)对审计技术的影响
对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如果仍然采用常规的手工系统的那一套审计技术,就不可能达到审计的目的。由于审计的内容扩大到电算化系统程序、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数据文件与内部控制等方面,迫使审计人员在采用传统各种审计技术的同时,采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用日益先进的计算机审计软件去对付单机、网络、多用户等各种工作平台下的会计软件。
(四)对审计标准和准则的影响
由于审计对象、审计线索、审计内容以及审计技术手段等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手工审计中所制定的审计标准与审计准则也就很难适用。在计算机特定的工作环境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和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又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审计标准和准则。在国外,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发布的《计算机处理对检查财务报表的影响》,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公布的《国际审计准则15》—《电子数据处理环境下的审计》、《国际审计准则16》—《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等,都是对电算化会计系统下的审计所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在我国,由于经济立法往往是在经济事项充分发展之后,而计算机审计工作又刚刚起步,因而计算机审计的标准和准则发布不多。
(五)对审计人员的影响
不管计算机审计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也不管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如何先进,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总是人机审计。在这一审计工作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审计人员。从审计计划的制定到审计程序的确定,从审计技术选择到审计方法的采用,都必须由审计人员操作和指挥。审计人员不仅要具有丰富的会计、财务、审计知识和技能,不仅应当熟悉财经法规以及其他的审计依据,而且还应当掌握计算机知识及其应用技术,掌握数据处理和管理技术;不仅要懂得审计软件的操作方法,而且还应当根据审计过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即时编写出各种测试、审查程序模块。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审计人员还应当掌握编写适合各种场合需要的审计软件,建立起自己的电算化审计系统。
(一)审计可视线索消失的趋势
在会计电算化进程中,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水平及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客观上,存在着审计可视线索自然消失的趋势。在应用计算机处理会计资料以后,纸面信息变成了磁性介质上的代码。对于会计界、审计界的许多人来说,过去熟悉的、习惯的、得心应手的东西,变成了陌生的、不习惯的、难以捉摸的东西。而设计会计电算化程序的软件设计人员,并不知道审计人员的需求,即使有关文件规定必须留有审计线索,实际上也是很难做到的。何况,审计工作与主要是处理结构化问题的会计核算工作不同,它主要是处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一些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更多的是依靠人的经验和主观判断能力,如:寻找漏洞、揭尽矛盾、查错防弊、获取证据等。
(二)审计数据的难以取得
由于各行业各单位会计电算化系统应用环境大不相同,应用程序也各具特点。从使用的系统来看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
1.购置商用会计软件
目前,商业化会计电算化软件有几百家之多,不同的电算化系统虽然有着不同的特点,但也有着基本的相同点:输入、处理、统计、查询、输出及维护功能较完整、全面,界面设置较好,然而由于各种会计软件的数据库千差万别,其防范保密措施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就给审计人员开发通用的审计软件带来困难。
2.自行开发会计软件
自行开发会计软件,一般是根据企事业单位自身的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研制而成的,一般具有较强的检测排错功能和统计处理功能,实用性强。但在系统安全方面及内部控制方面需要人工予以辅助来加强系统的管理,这就要求管理者制定规章制度来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
(三)认识上的误区造成对计算机审计的忽视
目前有种看法认为,在会计核算实现电算化后,特别是应用了经财政部门评审通过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以后,会计信息的正确性、可靠性已经解决,可有效地防止做假账和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因此也无须对软件产生的信息进行审计。事实不是这样。因为绝大多数的会计核算软件并没有解决对会计事项,即记账凭证所根据的原始数据是否真实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的许多功夫不是花在保证数据源的正确上,而是对已输入数据的计算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把高级的算盘而已。加上上述的实现会计电算化后内部控制本质上的变化,对会计信息系统事实上存在着人为干预和利润调节,以及所提供原始数据的虚假性,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前的会计电算化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做假账和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但上述的认识,却对计算机审计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一)要重视会计电算化理论的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讲,电算化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突破传统会计观念,对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提出新问题、新课题,以及研究和确立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如电算化会计在系统设计、工作组织、信息处理及账务处理程序等方式和方法上的改变,本身就是对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的突破和完善。电算化会计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透彻了,会计软件的研制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才能更符合会计、审计工作的实际要求。
(二)提高审计软件的质量
为了给电算化审计打开通道,就必须不断研究开发审计软件,在数据采集方面,特别需要有一种专门从事数据采集的软件,要求这种软件能够容易访问被审计单位不同介质、不同编码、不同数据库类型的数据库,从中采集审计所需的原始数据,打通瓶颈。在数据分析方面,在现有审计软件的功能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新的分析工具,这些分析工具将面向特定的领域。在增加面向特定领域的分析同时,还要增加一些基于特定方法的分析工具,如账户分析、比较分析等。通过软件的开发和利用,建立起自己的电算化审计信息系统,同时要注重促进电算化审计软件的集成化、多元化和网络化。电算化审计软件的设计要为审计实际服务,在开发和编制电算化审计软件时,必须从实际出发,软件开发除了要符合审计原理、规程外,也要考虑审计人员的工作方式、习惯,比较好的办法是由审计业务人员和计算机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电算化审计软件的功能需求书。软件的研制还要考虑审计作业发展的网络化趋势,要为规范审计手段和审计行为,提高审计质量、审计深度,扩大审计覆盖面服务。在实现审计部门与审计对象监管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相关部门网络互联的情况下,借助电算化审计软件,提高审计工作效率,节约时间和成本,更好地发挥审计对经济领域的监督职能。
(三)嵌入审计模块
嵌入审计模块技术是指在被审计单位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中加入为完成审计目的而编写的程序。嵌入的审计模块将成为被审计单位的会计信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按照事先设定的要求,以特定的时间间隔,或当系统中的数据达到某种条件时,为审计人员生成或输出有关的检查报告。嵌入审计模块主要以在线监测的方式审查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在线监测是通过网络系统在交易进行的过程当中对企业业务的敏感和重要环节的即时监测,从而发现异常情况,掌握审计证据的技术。
在线监测系统应该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测,迅速提交用户告警的详细信息和进行准确的告警定位,使得审计人员迅速得知异常情况的出现;也可以进行在线查询和实时测试,获得系统的实时运行数据。另外,监测系统还可以统计分析所储存的各项监测数据,随时掌握企业信息系统的运行情况,提示客户进行及时的维护预防。嵌入审计模块技术虽然可以对被审计单位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进行动态的监控,但它必须在系统设计时就应予以考虑,并应建立必要的控制措施,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接触和使用嵌入的审计模块及其生成报告。因为嵌入模块审计技术的使用条件比较苛刻,所以其只适用于选定的范围,在我国还未得到广泛使用。
(四)要提高会计计算机操作水平
会计电算化,给会计工作增添了新内容,从各方面要求会计人员提高自身素质,更新知识结构,一方面为了参与企业理,要更多地学习经营管理知识,另一方面还必须掌握电子计算机的有关知识,好的会计基础工作和规范的业务处理程序,是实现会计电算化的前提条件,所以会计电算化也要求促进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同时还应该积极培养具有复合性知识结构的计算机审计系统开发人员,让计算机技术人员学习会计和审计的基础知识,使他们也加入到审计队伍当中,成为电算化审计的专业人员。
(五)完善电算化审计标准与准则
计算机审计准则是对电算化审计的标准化,是衡量审计工作的标准。在制定标准和准则时要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大力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主管财政部门在评审某会计软件时,应同时规范、指定与之相适应匹配的审计软件,在制定具体准则时应侧重于对计算机系统内部控制的评价。对审计人员应具备的资格,电算化审计过程和相关的审计技术以及证据收集等方面做出规范。
会计电算化的发展,要求电算化审计工作跟上它的发展,要求我们做好会计电算化审计的各种准备。加强我国电算化审计发展,重视并及时解决会计电算化条件下存在的审计问题,将促进我国会计电算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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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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