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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现代农业为标志,以农业高科技武装的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主要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求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一体,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谈都市休闲农业的科普功能全文如下:
休闲农业是以农业生产设备及生态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场地、产品、经营活动以及农村人文资源等为载体,经过规划设计,一方面发挥特色农业的休闲旅游功能,满足民众的休闲需求;另一方面增进民众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了解和文化体验,达到科普教育的目的。休闲农业强调的是休闲性和体验性,以观光展示、科普示范、参与体验为主。
本文以光明农场大观园为例,从科普资源、科普对象、科普活动开展以及休闲农业旅游与科普的相互依赖关系等角度,阐述了如何在旅游的过程中发挥农业科普的作用。
光明农场大观园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是一家集农牧业生产、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休闲观光旅游景区,在农业科普和生态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
下面根据该景区的几大主要功能分区逐一阐述都市休闲农业的科普资源及可开展的科普活动。
(一)经济动物养殖区:
饲养经济动物是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本区域主要包括晨光奶牛示范场、光明骑士会和东北梅花鹿场等。其中晨光奶牛示范场建有主雕塑广场、生产区、文化长廊、亲牛园、自动化挤奶大厅,通过展览、示范、讲解、品尝等形式,开展奶牛生产、饲养、挤奶等科普内容,使游客了解奶牛生产概念和技术、奶牛饲养营养搭配知识、奶制品生产产业链控制的概念及重要性、自动化生产的优势等。此外该区域还建设有巴士灭菌装置、品奶厅等场所,通过演示、讲解、品尝等形式,使游客了解巴氏奶、酸奶、常温奶、牛初乳等奶制品的概念、加工、区别等。
光明骑士会是华南地区目前最大的马术俱乐部,饲养良种马150多匹,其中一些是香港或澳门赛马会退役的纯血马,还有温血马及其他优良品种的马,有2匹白马还参加过广州亚运会开幕式表演。马场马匹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香港赛马会训练专业骑师的教练马,一部分就是经过严格挑选及训练,专门面向马主、游客及少年儿童进行休闲运动、锻炼身体及马术培训的马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骑马正悄悄地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时尚。马术运动,不仅仅是流汗锻炼,它其实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人们可通过参与、观摩等形式,了解马及马术运动的文化,在健体、愉悦身心的同时,还能体现高贵身份和儒雅品位。
(二)蚕桑文化科普基地
蚕桑文化是中国文明的起点,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桑蚕文化科普基地的建设为民众更系统地了解我国桑蚕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该基地主要分为养蚕房、丝路文化馆、丝绸产品陈列区及桑基鱼塘生产模式展示等。
养蚕房及桑果园:我国养蚕历史十分悠久,很早就形成了体系完整的蚕桑文化。由于蚕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蚕的价值一开始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我国古代的蚕农们在实践中注重对蚕性的观察,不断总结和探索养蚕技术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养蚕专著,对当时及以后的养蚕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养蚕房和桑果园通过选种、暖室、温度、卫生、喂食、照明、防雨等展示及面向广大中小学生开展送蚕养蚕科普活动,向民众直接、客观地介绍了蚕种的选育、制种、给桑饲养、蚕病防治、养蚕工具、禁忌等养蚕技术及操作方法。
丝路文化馆及桑蚕丝绸产品陈列区:桑蚕文化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分支。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大量与桑、蚕、丝相关的文字符号、诗歌、神话、风俗、礼仪制度、服饰艺术、生产组织形式、贸易等文化元素,形成桑蚕文化的丰富内容,并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礼治国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桑蚕文化的物化表辑。思路文化馆从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符号之一的嫘祖(传说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的元妃,是正史记载中养蚕的发明人)开始,以丝绸之路为桥梁,以有关传统染织绣技艺和蚕丝民俗为基本范围,介绍我国养蚕技术、蚕丝纺织技术及丝织品的发展、流传,展示我国蚕桑织绣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民众更直观地领略我国丰富而又博大精深的蚕桑丝织遗产,在展览中穿越古今,在记忆里寻找历史的辉煌,燃起对传统手工染织绣遗产的传承与守护热情。
展览共分为四部分,即蚕俗遗风、蚕丝记忆、织染奇葩和刺绣绝技,主要通过图版、实物、摄像片等展示方式,真实展现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去与现在,旨在唤起人们对传统蚕丝文化的关注,保护那些即将消逝的蚕桑染织绣非物质文化遗产。
桑基鱼塘生产模式展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展的快速推进,以生态经济系统原理为指导建立起来的资源、环境、效率、效益兼顾的综合性农业生产体系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即通过食物链网络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充分发挥资源潜力和物种多样性优势,建立良性物质循环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地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事实上,尽管目前这一产业规模还是很小,但农民们正积极转回归更加注重生态的生态/有机农业。而桑基鱼塘生产模式展示可帮助普通大众更好地了解生态农业,推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三)奇异瓜果世界
本区域主要分为蔬园巨星馆、奇异瓜果世界、瓜果采摘区及花卉的工厂化生产等区域。其中蔬园巨星馆主要是瓜果蔬菜的树状栽培模式展示。蔬菜树栽培,又称“蔬菜单株高产栽培”,主要是以培养强大的植株个体、多结果和延长生命周期为主要栽培目标,并通过创造蔬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结合生理和营养调控技术来实现,如重200余斤的巨人南瓜,覆盖面可达40平方米、挂果逾万的番茄树。通过该馆的展示,可让人们了解植物新的栽培模式、生产管理技术、基质培养等。奇异瓜果长廊种植了品种繁多、形态和色泽各异的瓜果蔬菜,旨在让民众了解植物品种的多样性、繁殖方式的多样性(除了有性繁殖,还有扦插、嫁接、压条、组织培养等无性繁殖)及现代生物育种(如杂交育种、辐射育种、航天育种等)知识。
此外该区域还设置有农艺新科及农产品的工厂化生产模块,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展示,向民众介绍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技术和相应的传感、机械等自动化技术,如何实现自动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最大程度利用城市空间,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品质等。
(四)农业文化创意园: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它来源于几千年的农耕生产活动,包括与之相关的科技、社会秩序、习俗、信仰、民间技艺和饮食文化等。创意园通过模型、雕塑、实物、展板、场景模拟等多种形式,展现灿烂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本区域主要由节气园、后稷教稼园、手工作坊、乡土文化展示长廊、葡萄园等组成。本区域还可通过精心组织和策划,举办插花艺术、盆景文化、食品雕刻、农副产品加工、创意农业、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活动庆典等科普活动。
要想达到好的科普效果,单单具备丰富的科普资源是不够的,还要细分科普对象,针对不同群体特点,设计和策划针对性强的科普活动和产品。科普活动的开展方式应该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参与性、趣味性、知识性,应该从视觉、听觉、味觉等多角度来打动和感染科普对象。
光明农场大观园地处莞深交界,到此旅游的多数是远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城镇居民和城市市民。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青少年学生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全面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知识基础对培养知识面丰富、发展全面的新一代力量非常重要,他们有着很强的求知欲。农业作为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以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他们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比如景区常年开展的“蚕宝宝领养”科普活动。
(二)城镇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二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家和万事兴”说明了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的重要性。科学的亲子活动和家庭活动对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有一定的帮助。亲近自然,体验劳作和农耕文化,与家人同乐,对培养家长与孩子的感情非常重要,同时培养孩子养成热爱劳动、爱惜粮食等好习惯,比简单的说教效果要好,有利于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
(三)专业技术人员
光明农场大观园集中展示了农业发展的新科技、新技术以及标准化、规范化和具有前瞻性的生产经营模式等,有一定的示范和技术推广作用。
(四)城镇居民
普通市民百姓,有的从小生活在都市,甚至没有见过更没有经历过农业生产,若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场所和科普过程,让市民了解农业的基础作用和重要性,进而进一步关心、关注和支持农业的发展,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由此可见,都市休闲农业旅游与普通游乐场、采摘园等单一功能主题景区不同,它承载着经济、生态、社会、游憩、疗养、科普教育等多种功能。
科普需要普及对象能够以休闲的形式和轻松心态来完成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普及;同时旅游的载体需要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是简单的娱乐,市民在娱乐的过程中能够有所学,知识有所增进,心灵有所升华,这也是旅游的终极目的。因此在科普项目的上马与休闲旅游项目的开发、科普活动开展与景区文化活动策划等领域可将二者有机整合,达到相辅相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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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恰好是中国电视剧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意识的革新,强有力地影响着电视剧的生产。电视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之一。从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诞生以来,九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塑造开始成为提升电视剧收视率的亮点和引人关注、思考的社会热点。此后,女性问题越来越成为电视剧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现了一大批以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电视剧解读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电视剧塑造了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女强人阿春、《杜拉拉升职记》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代化转型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社会性文本之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变迁。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折射,为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性文本 女性形象 社会变迁 文化镜像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各类以中国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备时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作为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象征新时期独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电视剧中女主角形象的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女性从自我意识缺失到角色定位斗争再到回归平衡对话的嬗变,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漫长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三部电视剧做出本文解构梳理出女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方方面面变化的分析了解电视剧形成的宏观语境,进而透析出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丰富文化镜像意义。
著名的女性主义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是生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故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则是在相应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杜拉拉升职记》等三部电视剧播放期间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爱情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热议。以下就针对三部电视剧文本展开解读,解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形象变化。
1.《渴望》――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
1990年出品的电视剧《渴望》开创了我国家庭伦理据的先河,它凭借世情、友情、爱情、人情的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牵挂,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国式传统好女人“刘慧芳”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这(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种被动的、从属的位置,而男性则依据他的视角能动选择“观看”。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这部电视剧高达90.78%收视率的深层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权中心文化的模式制造了一种男性观看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符合“看”的主体心目中女性应当呈现的形象,即刘慧芳是一个集合了所有中国民间传统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无私、勤俭隐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我牺牲……
简而言之,贯穿《渴望》的主线就是一个“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完成自我实现。
2.《北京人在纽约》――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阿春
《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和扎根的故事,与《渴望》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发中美两地热议和追捧的电视女主角阿春则是事业型女强人形象。
一个时代的职业女性,甚至是女强人类型,她们都是女性作为主体能够拥有对客观世界中地位、作用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女性主体意识。[]聪明能干、独立自强的阿春身上就表现除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主体,渴望通过自我奋斗完成价值的创造和认可。一般而言,婚恋、家庭、工作、物质是考量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形象则有意可以摆脱厨房、家庭、琐事、纷争等传统女性相关联的“符号”,并试图通过工作为突破口开展角色斗争,寻求事业上的成功来打破女性作为“弱者”的惯常思维。在男权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设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从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看,社会角色的类型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所谓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过事业活动来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
如果说《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隐忍、忘我的形象将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确立,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则通过“女强人”形象统治荧屏,进而大声宣告公共领域绝非男性的天下,这二者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3.《杜拉拉升职记》――新时期独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播一度引发了女性的“职场热”,电视剧展现了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群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于职场女性白领拥有不薄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解放的呐喊,所以杜拉拉这部分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她不愿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独立个性,深切渴望女性话语权。
然而,杜拉拉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不同,与女强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仅仅是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卸下“女强人”面具后的脆弱也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职场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极端女权主义的泥淖。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归因于男女差异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径诉求妇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选择了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方式来寻求平等。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与男性对立的位置,也并不试图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过不断的碰撞、了解和沟通,化解彼此由于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从而化解矛盾,在事业圆满后也收获了爱情的圆满,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回归了一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二、语境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阈
社会语境是我们解读电视文本的钥匙,只有将文本放入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情境,才能够解码电视文本中隐含的真实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三部电视剧分别出品于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阐释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变迁才能够捕捉到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嬗变的根源。
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社会起步与动荡、改革开放洪流冲刷中国大地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故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政治变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度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引入一条民主化的路径。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在社会学中,依据男性和女性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的主观意识,即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对。中国传统男权统治社会中,女性作为社会主体所该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而民主政治的趋向打破了这种格局,从政治制度上认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创造了男女平等对话的模式。
第二,经济变迁。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加剧向市场经济转型,高度市场化搅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回报的提高也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家庭主妇迈出家庭的门槛进入到职场,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女性职场风景。“女性就业不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女性职业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变迁。一方面,在转型语境中,中国社会主导文化逐渐后退,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更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逼退主导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唤醒了深埋在大众心中的自我个性的声音。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国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一直奉行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传递与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进一步导致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交织与冲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广大女性的知识形象也越来越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经消亡,现代社会中,知识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为了衡量男女的同样指标之一。
第四,社会结构变迁。至2011年,我过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蔚然成风。城市化进程使得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大量农村人口转而成为城市人口,被新兴城市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吸纳,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业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迅速转型,依法治国也从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作为社会性文本的典范,无论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还是《杜拉拉升职记》,这三部电视剧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特定时期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境遇。而通过语境分析,又可以看到社会现实与电视文本间的文化镜像意义,因而,以下将借助三个考察电视剧文本中对应的典型女性,考察分析中国现实环境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照。
首先,《渴望》一剧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而电视剧内容设置的时代背景则跨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对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时期,还未喘息又将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转型之痛,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迅速而决绝的抵抗姿态,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方式成为了捍卫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隐含于该社会性文本之下的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写照。
因而,在此时期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一种强制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凝视”[]之中。扩大而言,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延伸令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依附于男人、孩子或者是家务劳动中,正如刘慧芳所传递出的美好价值一次次体现于照顾弃婴、操持家务、传宗接代、体贴丈夫、孝敬公公等琐碎凡事之中的。刘慧芳的善良、美丽为那个时期的大众树立了一个具象的可衡量的道德标杆,而从这个完美道德标本中流露出的却犹如在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压迫下被彻底磨灭了性情与个性的女人形象,形成了忍让的女性气质以谋求在男权制度下的认同。此外,刘慧芳身上还闪现出另一种主流社会价值观,即女人所蕴含的母性光辉,爱、无私、奉献都是对于母亲刘慧芳的道德“枷锁”,再一次显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需求。
而后,《北京人在纽约》出品时间晚于《渴望》几年,是在90年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背景下诞生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开放的市场观念、转变的经营模式、革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无疑刺激着这一时期国人的神经,新奇、刺激而又恐惧的气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氛围。打开的国门涌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现代化如火如荼开展的文明景观,西方张扬个性、突破常规、力求创新的新思潮也如暴洪般涌入,双重文化的碰撞、光鲜物质的刺激,引发了以“洋插队”的留学生为主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反映当时社会一批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精英分子在面对变革迷茫被被美化的“美国梦”所吸引,走上一条前往美国“淘金”却遭遇生存挣扎之路的社会现象。女主角阿春的人生脉络阐述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表现了该时期社会变迁在中国女性身上烙上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及出国潮的高涨,给长期屈从于男权制度压抑下的女性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深厚的女性主义思潮,西方社会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成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灌输到中国女性的心田,并且推动了一批具备新知的女性开始寻求摆脱“弱者、他者和附庸”的形象。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个体存在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六个层面的需求。中国社会的开放是导致这一时期女性“复归”声潮产生的导火线,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为女性通过就业走入公共领域视野提供了丰厚土壤。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织的矛盾也深刻反映了在那一时期女性形象上,通过艰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后往往陷入一种个体的的孤寂,最终也因为婚姻、家庭生活的落败而又陷入到被社会否认的境地。
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拍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中以一种“中国模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奇迹”,而在中国日益占据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的背后,确实隐含着无数由于片面的、激进的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二产生的隐患,一种“不均衡”、“不持续”的危机正步步逼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主要声音也迫使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向,寻求回归与平衡成为了现下时代主旋律。
一个特定的时代,总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并对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形象产生重要影像。这一时期指引中国女性发展的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如英国的新女性主义者多丽丝・莱辛在其《金色笔记》中提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无论是男性统治女性还是女性统治男性,都是片面的过激的行为。她认为解决女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消极无为的思想,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负起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男性共同面对困境。只有两性间相互支持、和谐共处才是女性乃至男性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杜拉拉升职记》正是一种顺应时代的言说方式,以杜拉拉为典型的中国新女性不仅仅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从家庭、事业这些具象的追求上升到一种心灵层面的追寻和满足。西方的新女性主义倡导者就认识到:“一味追求所谓‘女性话语’的建构有可能诱发新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甚至斗争,两性和谐共处,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是不仅‘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对方的努力’,还更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自己的努力,认识自己社会性别的努力,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以,以主流倡导的女性形象为原型的“杜拉拉”就是以和谐为终极目标,通过对男性个体的认同,实现与其在爱情、婚姻和责任等方面的和解,最终实现彼此的双赢,进入到平衡的发展状态。
早在公元四世纪文学家多纳特斯(Alius Donatus)就曾说“戏剧是人生的模仿”“习俗的镜子”“现实的影像”,而电视剧就是戏剧在现代传媒中的展演。社会性文本以社会现象为描述对象,文本内容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与此同时,文本也对社会产生反向作用,显现出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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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是一部表现力丰富的电视剧。《大宅门》主题歌雅俗共赏、优美动听。它把京剧唱腔揉进剧情,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气氛的作用,京剧唱腔的灵活运用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这些歌曲从创作到旋律,以及歌词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说明作曲家赵季平深刻研究剧情,捕捉到了创作灵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电视剧《大宅门》主题曲的艺术内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电视剧《大宅门》通过将中国传统京剧的元素与现代音乐艺术进行完美融合,为观众们营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精神境界和极具震撼力的视听效果,深受人们的喜爱,并被人们广为传唱。本文主要从主题曲对剧中历史背景的再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电视剧主题的诠释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尝试探索该剧主题曲深层次的音乐特点和艺术价值。
《大宅门》是我国在2000年推出的一部重磅电视剧,该剧由著名导演郭宝昌亲自担任编剧,剧中汇聚了大陆多位著名实力派演员和影视大腕,凭借其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艺术内涵、对当时历史原貌的真实再现和对民族精神的深情赞美,而深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并一举夺得了2001年央视收视率的冠军。可以说,无论在艺术价值上,还是在商业价值上,该剧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也非常与众不同,它通过将中国传统京剧的元素与现代音乐艺术进行完美融合,为观众们营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精神境界和极具震撼力的视听效果,深受人们的喜爱,并被人们广为传唱。本文主要从主题曲对剧中历史背景的再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电视剧主题的诠释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尝试探索该剧主题曲深层次的音乐特点和艺术价值。
《大宅门》这部电视剧,主要是以描写北京中医药世家白府在清末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沧桑变化,通过轮番登场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将作者对国家兴亡的深厚情感,对民族精神的热情讴歌,对英雄人物的美好赞颂都蕴含在这些故事中,体现在这些人物上,以此来赞颂和展现国家和民族百年间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可以说,《大宅门》这部电视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华百年历史,该剧深厚的历史内涵也是它打动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该剧的主题曲却恰恰抓住了历史背景这个重点,创造性地将中国京剧的音乐元素融入了现代音乐之中,起到了烘托历史背景的重要作用,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
首先,《大宅门》故事的起点就是在清末,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政治极为腐败昏庸,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乱世里,《大宅门》的大幕才徐徐拉开,可以说,正是因为生逢乱世,“大宅门”中才有这么多的悲欢离合,才有这么多的兴衰荣辱,如果脱离了历史背景,电视观众就无法深刻地理解和领会其中的深刻内涵了。所以,在主题曲的创作上,就突出了烘托历史背景这个主要特点,选取了传统京剧中的音乐才作为配乐的重要部分。清末,正值中国传统京剧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甚至可以说,京剧是清代艺术的代名词,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文化产物,更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和名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京剧和中药都是我国灿烂宝库中的瑰宝,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与众不同契合点。
其次,主题曲通过对京剧音乐元素的运用方式,也能唤起电视观众对于剧中时代和历史背景的深切感受,对于观众更好地感受电视剧的艺术特色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主题曲的开头是一长串响亮而急促板鼓声,清脆悦耳,让人有为之一振的感觉,紧接着是一声锣响,让观众在精神上有一个震撼。主题音乐旋即出现,主旋律主要是用京胡来伴奏的,刚开始出现的是一个长过门儿,京胡的声音响亮深远,如泣如诉,仿佛是一个说书艺人在声情并茂地讲述这段历史一般,很容易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音乐上来,非常有听觉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听到这个音乐响起,观众仿佛立即置身于清末民初的北京街头,而大宅门的好戏即将开演,各色人物也一一登场,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感觉。再次,虽然整个音乐的主旋律都是由京胡来演奏的,但是背景音乐却是以大提琴的低沉和声作为配乐,大提琴的声音低沉凝重,若隐若现,始终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沧桑感,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增强了音乐的艺术张力和历史凝重气息,通过大提琴低沉凝重的和声,主题曲也在向观众传传达这样的音乐信息,那就是这部剧绝不是一部等闲之作,它一定是一部悲喜交加、兴衰更替、生离死别、爱恨交织的历史剧,也一定会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大宅门》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除了演员阵容强大、情节引人入胜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剧中的人物个性突出,真实鲜明,极富时代特色和人格魅力。而《大宅门》主题曲在人物刻画上,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主题曲开头的几句:“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乱世英雄乱世魂。”这就是对主人公白景琦的一个个性刻画。白景琦作为电视剧的主人公,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他的个性,他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不畏强权、敢于担当,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英雄,也代表了千千万万不畏强权、致力于国家民族独立富强的英雄人物。
白景琦出生时,正值清末,也正是白府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剧中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对白景琦的与众不同进行了描写,他一出生就显得与普通人不同,他是笑着出生的,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赋予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此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在他掌管白府的岁月里,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无论遇到什么坎坷磨难,白景琦都表现出了一个大男子汉的英雄气概,从未胆怯服输,从未后退半步,可以说,勇敢坚韧就是白景琦的代名词。当然,剧中对白景琦这个人物塑造的特别真实,有血有肉,他并不是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他好色、逞强、自私、也爱耍阴谋诡计,但是,清末民初是一个乱世,也正是因为乱世,才塑造和成就了他这个乱世的英雄。
接下来的几句:平生多磨砺,男儿自横行,站住了是个人。白景琦一出生,白府内部的就错综复杂,纷争不断,加之白家老太爷猝然去世,白家大爷因为卷入宫中的争斗也被迫流亡他乡,一个偌大的白府,全靠他的母亲白文氏苦苦支撑,而白家三爷还时不时地想要浑水摸鱼,当时的情境十分艰辛。白景琦从小虽然顽劣,但是他也经历了家族内部的纷争、经历了从顽皮到成熟的成长,尤其在他的母亲身上,他看到作为男人必须要坚韧勇敢,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退缩半步。可以说,这几句歌词虽然非常的简单直白,可是却道出了白景琦性格中的最为耀眼的一点。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日寇侵略的时候,白景琦面对汉奸的无耻行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他都展现出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气概,展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情感和大无畏精神。这几句都是对人物性格的进一步刻画和描写,使白景琦这个电视人物形象更加的有血有肉,更加的丰满形象,更加的栩栩如生,更加真实传神。
主题曲音乐节奏变化也非常具有感染力,开始部分的音乐显得凝重深沉,节奏明显放缓,很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将观众慢慢导入,而渐渐地,随着锣声的不断急促和京胡节奏的不断加快,音乐的氛围也变得激越和跳动,给观众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振奋,也预示了人物和情节的错综复杂,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主题曲中对于锣的运用也较多,本来锣是一个变化较少的打击类乐器,但是在主题曲中由于铿锵有力,婉转变化,反倒对白景琦敢作敢为的大无畏精神起到了很好的刻画作用。
《大宅门》这部作品对于著名导演郭宝昌来讲,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拍出的一部作品,也是自己毕生艺术生命有力延续和的完美展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用生命在拍这部作品”。导演通过这部作品向人们表达他经历兴衰荣辱之后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这部作品他向观众们展示自己对于封建社会人生荣辱的认识,对于神态炎凉的彻骨感受,以及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危亡时刻,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导演想告诉我们的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无论他们是什么职业,无论他们身在何地,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做出自己的牺牲和贡献。
作者所赋予电视剧的深层次意义,通过主题曲也得到深刻的阐释和表达。接下来的几句:有情义有担当,无依无傍我自强,这一身傲骨敲起来铮铮的响;有情义有担当,无依无傍我自强,集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白景琦作为中医药世家的重要传人,无论当时面对的形势多么艰难,他都没有忘记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祖训,始终坚持用自己的医道仁心给世人带去健康。音乐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进入了主题曲的高潮部分,无论是打击乐的板鼓和锣,还是京胡的节奏都达到了最快的节奏,使作者的思想感情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使电视剧的主题得到最大限度的升华。
最后的几句是点睛之笔:无悔一腔血,有意济苍生,百年风雨大宅门。这几句进一步阐述了该剧的主题,那就是无论凡夫俗子,还是达官贵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每个人都有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职责和义务,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自己的兴衰荣辱根本就不值得一提,牺牲自己的一切也毫不可惜。在主题曲的结束部分,节奏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锣声、板鼓声,还是京胡声,节奏重新变得舒缓平静,仿佛是电视观众品穿越了历史风云,置身跌宕激烈的故事情节之中,在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最后又回归平静的感觉。作为一个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大宅门》的主题曲,收束的非常自然,毫不拖泥带水,却也不显得突兀,主题曲结尾处,悠长和舒缓的京胡声给人们留下了一片更加广阔的思考和回味的空间,广大的电视观众如同饮了一杯醇酒,口中留香,久久不散,回味无穷。
综上所述,《大宅门》主题曲将中国传统京剧的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形式紧密结合,进一步起到了烘托历史背景、刻画人物形象、阐释主题思想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一篇难得的音乐佳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大宅门》的主题曲,对于我们更好地深入了解和研究同类电视音乐作品的艺术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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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的概念,是五、六十年代由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来的。都市农业是指地处都市及其延伸地带,紧密依托并服务于都市的农业。它是大都市中、都市郊区和大都市经济圈以内,以适应现代化都市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现代农业。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孝感市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孝感市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全文如下:
“十一五”期间,是湖北省农业发展速度最快、农村变化面貌最大、农民增收提高最多、农业改革发展最为活跃的五年。也是我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腾飞时期。
“十二五”期间,也是湖北省转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统筹深入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黄金五年。为加速推进我省向农业强省的跨域,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完善“两圈一带”建设的可行性战略。都市农业逐渐成为现代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发展中的城市,能有效的防止城市环境污染,保持生态环境、提高生态质量、满足居民生活消费需求的重要环节。
五年来,孝感市生产总值达360.23亿元,农业生产总值达164.20亿元,人均产值也达3284.00元。孝感市农民收入明显提高,人均收入占农民收入的77.7%,农业产业结构不断的完善,使都市农业有了大大的提高,优质的油菜、优质的水稻、优质的茶叶、优质的蔬菜等等,为孝感市都市农业奠定了基础,总产值近90亿元,一批批高质量的产业进入市场使孝感市都市农业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批高品位的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崛起为孝感市增添了新的标志,双峰山、观音湖、汤池等休闲度假区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正在修建中。
都市农业的主要特征:都市农业地处城乡区域,是城市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因而,都市农业总体上是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
1、都市农业功能多样性。都市农业的发展性质决定了都市农业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也就体现了都市农业功能的多样性。①经济功能。都市农业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基本农产品,为城乡和农村增加就业机会,改善都市产业化结构,促使都市经济持续高速发展。②社会功能。都市农业通过发达的科技、会展等多种手段,为城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③生态功能。都市农业通过美化环境、营造景观、增加绿地等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④辐射带动功能。都市农业依靠城市的科学区域等优势,为周边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典范。
2、都市农业城乡融合性。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导致城乡一体化,慢慢的实现工业和农业的有机融合。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农村人都进城,农村大量土地闲置,最后城市越来越拥挤,只有向周围扩充。
3、都市农业高度开放性。
都市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必须以经济市场为主导,依托市场的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产品得到流通。
4、都市农业的规划性。都市农业连接城市圈,其规划布局应与城市规划相连接,服从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其发展必须与城市发展相辉映。
改革开放以来,孝感市农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多数产业化、农村工业化、乡镇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紧紧围绕创特色、创品牌、扩规模、增效益四个环节,运用工业的方式和理念,商业的思维和模式适当调整农业经济结构,以发展农村品加工业为有效途径,着力加强农业的建设,不断推进提高农业的发展。直至2014年,孝感市共有10家龙头企业发展较为快速,它们是它们分别是湖北汉湖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孝南南大市场、孝感麻糖米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午时药业公司、杜邦龙云蛋白有限公司、孝昌太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湖北乔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汉川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经过孝感市全市上下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与建设,都市农业发展呈现出一片良好的势头。孝感市都市农业的发展不仅扩大了农业就业机会,而且大大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壮大了农村经济的实力,给农民提供了最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动了周边村庄农民的致富。
都市农业产业发展速度极为迅速,实力较为强大,孝感市76户产业之中就存在68户与银行有信贷关系。高达89.5%的比例也是远远超出一般企业的发展水平,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1、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生活质量的提高推动着人们的思想改观,导致人们开始对精神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断追求并一次次提高。吃饱穿暖的生活要求已成为过去时了,现在追求的是幽美环境,清新的空气,蓝天白云等等一切在城市中很难见到的自然环境。由于城市的发展脚步过快,忽略了一些客观条件的发展,因而环境发展的恶化成为我们新的问题。
2、产业发展的要求。在长期发展中,以农产品种植和畜牧业为主的传统农业,是依靠固定的收购站交易。这种交易方式具有很多局限性,价格、天气、时令、交通等,最后农村的经济提不上来,导致更多人转向城市谋生,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了,导致种田的少了,农业产量下降。首先要充分的利用农业资源,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都市农业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功能想依靠它来改善农业生产内容、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等,从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3、城市的发展需要农村。都市农业可以带动城乡农业的发展,促进城乡文化和信息的交流,提高农村城市的发展。只有农业经济发展的总水平与整个现代化建设水平一致,农业才可以依托城市的科技、经济、文化设施等优势作用,更好的发展农业,达到城市经济与农业经济共同促进的目的,使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早日实现。
4、农民收入增加的需要。传统的农业一般是指单纯的生产农产品供应市场需求为主。由于资源的缺乏导致经济效益低,从而收入来源比较狭窄,使总体规模难以发展扩大。要加快农业的发展在增强对原有农业的生产同时,还要对其开发和利用,能够有效的发展郊区农业,增大收入额,增加农民收入
5、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需要。想要缓解城市人口压力,就可以采用疏散城市拥挤人口的方式。城市居民每天所需的大量鲜活农产品,城市无法保障完全供应,且质量要求也根本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城市居民在完成消费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排泄物,使其加大了城市环境污染的压力,如果说没有农业循环和资源化的循环代谢的利用,数以万计的车辆和工厂日夜连续排放工业“三废”,会使整个城市系统无法维持正常运转。要想实现城乡一体化科学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选择都市农业。
按照现代都市农业的高标准和严格要求,像上海、深圳、珠海、广州这样城市规模大,经济实力强、都市农业发展相对较早的城市,孝感的发展境况与国际都市农业水平相当。武汉市作为带动孝感及周边经济发展的龙头,目前其都市农业发展的水平也只能处于国际上第三流的水平。对于孝感来说,孝感市的都市农业还只属于最初开始的发展阶段。当前,紧随着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特别是以武汉为龙头的城市圈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孝感紧跟当前新形势发展的步伐,农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不断升级,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型农业发展迅速,农业科技园的快速优越发展,稳定推进孝感农业产业化,整体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快速发展的精神面貌。
总的来说,孝感都市农业的发展,能让我们社会更加和谐,能带动新农村的建设,更快更早的体现孝感市的精神面貌、产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孝感都市农业的快速优越发展验证了其战略选择的正确性。
孝感市的农业原材料进一步加大监督要求,选其优质的原材料为根本。它是孝感市农业发展的根本要求也为其优质精品的农业产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孝感市有七大优越农产品产业,六大特色农产品产业,它们的总产值比例占到六成,占地近500万亩,总产值近90亿元。其中建设的无公害、绿色和有机食品三大特色产品占可食用农产品总量的12.5%,生产基地180万亩,特色产品总量达到75万吨。其中的楚天鹿园、绿丰果园、刁汉湖垂钓休闲园为优秀代表的一大批“农业庄园”发展迅速,已成为都市农业的亮丽珍珠。
单一的农产业发展,导致大多数农产业发展速度快,因此横向比差距还是很大,竞争能力并不十分强,所以它不能实现全民共同发展的步伐,更重要是不能带动孝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的农业规模比较小,机构不完善,很难在行列中有大的作为,不能形成气候,所以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足够大的引力。孝感市农业经济的发展相对薄弱,发展速度缓慢,孝感已经融入了武汉城市经济圈,发展农业只能循序渐进,不能盲目的一哄而上,就现在的农业发展状况来看,农业基础相对还是比较差的,所以必须面对现实,慢慢的着手,由易到难稳步的发展,不能盲目的追求大城市的步伐,要切合实际,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模式,所以发展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农业生产有一些很严重的弊端,管理制度跟不上,员工文化学历偏低素质也不高,导致其没有专业的工作水平,某些中层干部管理能力也不佳,因而造成一些不好的恶性循环,因为高技术高学历高管理的人才缺少,所以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项目,经济财政上的缺失,经济融资的能力很弱。不能自主开发新产品,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农业的经营.
另外,筹资地方少,融资能力低会导致部分农业融资只能局限于民间借款,由于它的信誉不能得到保障,就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从而,生产规模有限不能扩大,更加影响了生产的进步,也减少社会的收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都市农业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即使部分农业工作发展已经与地方农业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经济关系,逐步形成了一种机构,可是由于买与卖的关系不是特别稳定,达不到稳定的供需关系,没有合约等正规的渠道进行交易,违约现象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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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其实早就注意到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如《青春与共》《天天有太阳》《河沿儿》等。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电视电影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又是几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带有明显喜剧色彩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如《翻身》《装修良缘》《十全十美》《从心相恋》《失恋联盟》等,让我不由自主地要拿其中制作精良的电视电影比作优秀的低成本电影。虽然从1999年电影频道在电视节目中电影资源匿乏的情况下开始投资拍摄电视电影到现在,电视电影经历了风风雨雨,逐渐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同,“华表奖”“金鸡奖”中还设立了电视电影的专门奖项,电影频道也专门为电视电影设立了“百合奖”,可谓成绩斐然,但由于电视电影数量多,难免良荞并存。在很多人眼里,稍显粗制滥造的电视电影仍然不算是能与影院电影同日而语的艺术作品。但是,近期的几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影片却让我由衷地感到电视电影在探索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是其中较显成绩的一方面。
关键词:都市题材 电视电影 喜剧化类型
电视电影成本低,平均每部影片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即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拍摄制作,平均成本也不会超过100万元。在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氛围中,都市题材电影的喜剧化是有其现实的土壤的。首先是成本回收容易,创作者不必背负各种沉重的压力。据有关资料表明,电视电影只要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一次,就可以通过广告收回成本,因此,“只要你选择好剧本题材、制作班底,别偷工减料,认真去做,就不用担心回收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制作上面。”①其次,创作人员云集。国产电影的现状使得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加人到电视电影的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率先拍了两部获奖影片《王勃之死》和《阿桃》、最先在电视电影中站稳脚跟的青年导演郑大圣②;还有一些徘徊在电影大门之外的年轻人,可以借助电视电影传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体验,如《从心相恋》的编剧邱怀阳,就是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潜心编写了这个讲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生活的故事。
再者,喜剧容易讨好。电视电影独有的播放形式,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受众来说,喜剧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拍摄过程很轻松、很愉快,跟玩儿似的,……”③而某学院一位讲师在看完影片《翻身》后,兴奋地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能让我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了。”在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对喜剧的需求反映出人姗视电影】们对轻松、释放的需求。轻松、明快的喜剧自有相当的市场。
但既然是低成本,制作就有相应的制约,除了众所周知的不能用35毫米胶片,不可能有高科技,不会有大明星加盟之外,在题材、选景上也受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创作者都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从自己周边比较熟悉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也符合低成本制作的要求。因此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场景通常选择在寓所、街道或城郊等地,很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特点。像《危险时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郭第一的谨小慎微的男人在面临歹徒时还叫嚷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结果被见义勇为的、当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刘蔓所不齿,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郭第一通过具体的机智英勇的表现,化夫妻之间的隔阂为理解。影片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租车、办公室、家、街道、歌厅等公共场所。
鉴于上述原因,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似乎可以成为电影频道自觉不自觉的策略倾向。
下面就2003年初的几部影片,谈谈大体印象。
喜剧电影通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用较夸张的手法,意想不到的风趣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喜剧化,顾名思义,就是用喜剧手法使影片具有喜剧效果。因此出乎意料的喜剧情节是一部好的喜剧化影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翻身》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设置的几个情节看似普通,如三个贼在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替察抓了贼首却又被两小贼给救走了,三个贼抢劫银行等。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当贼挨个抢劫到其中不动声色、见机行事的替察乘客,该替察命令他蹲下的时候,他竟然顺从地蹲下了,同时还传达命令让他的两个同伙也蹲下。这一蹲和这一传达的反常动作,就把整个事件喜剧化了,既把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没有完全适应狱外生活的一面在轻描淡写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刻画了这三个笨贼的本色:他们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棍,因此和警察就有了以后的几场较量。他们抢劫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不堪忍受警察的羞辱“笨手笨脚没出息”,逃跑之后决定抢劫警察所管辖的片区里的那个银行,让警察在他所在的派出所里“永远都翻不了身”。三个笨贼抢银行纯粹为的是争一口气,这使本来紧张有余的犯罪行为在愚笨的策划中得以消解,他们为抢劫银行特意准备了西服,因为“电影里都那样”;傻乎乎的老二绑架电影明星,在银行里却舍不得她死,私下摘了雷管的引信,还恳求她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观众不得不为情节中这些峰回路转的设置暴笑不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悲剧结尾的《当爱情失去记忆》是一出悲喜剧,但其中的喜剧化因素占了相当篇幅,让人自然地以为导演刘仪伟是以一种轻快的方式在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典型的段子就是独在北京的丝丝不堪寂寞,夜里给远在长沙的李不肖打电话,李不肖在电话那头假装留言机:“……如再续留言请按1;如不想留言请按2;如想请我吃饭请按3;如需听我唱歌请按4;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请按5;坚决拥护手机单向收费请按6;如想知道昨天和前天的天气请按7;热烈庆祝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仅输9球,载誉而归请按8;如果你觉得电话机信号不太好,请用力摔打你的电话机;如果是丝丝来电,我在家……”我想,此时荧屏前的观众和电话另一端、握着听筒笑倒在沙发上、原本芳心寂寞的丝丝感觉是一样的。李不肖的性格也就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诙谐语言中跃然纸上,他和丝丝的感情也因此大大增进一步。
人物是影片的魂灵,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一部影片的基调。喜剧化的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表现都市平民的原生状态,它所选取的人物通常为都市生活中的各类小人物。有时候,时尚的大众文化也给创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影像素材,如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工作人员,如电视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如报刊杂志的记者等都在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
《失恋联盟》中的宋美美(宋丹丹扮演),带着上幼稚园的儿子和一个香港商客同居,满心盼望港商此次回来能和自己结婚,却没想到港商把两人合买的住所的一半抵给了公司派来接替他工作的戴思挂(曾志伟扮演),一个长相困难的男。于是一个一心想有家有稳定生活的离婚女人和一个被迫接受“遗留问题”的中年男子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宋美美先是“傍大款”,后是被欺骗,再后来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帅哥产生了“姐弟恋情”,最后终于明白真爱来自自己身边的这个相貌一般、年龄不小的男人。影片具有较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美美上网和人聊天(虽然网恋是一个俗滥了的话题),四十多岁了,还硬撑着陪小情人到酒吧喝酒熬夜,为了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放心依靠的肩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生动的女性形象:眼看着青春已经逝去,却又不甘心步人即将到来的中年。
(装修良缘》中的刘船,是一个外地的打工仔,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文凭,没有在都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除了一双会做木匠活的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这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不了想自己寻找装修工人的大学教授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过天桥时,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上台阶,不是因为刘船本能地走过去帮了一把,他的第一个装修活不知道会在哪里。也正是从刘船那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让庄老师,也让我们看到了被都市生活湮没了的微不足道的打工仔的善良本性。像刘船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物和雪村在《当爱情失去记忆》中客串的那个戴墨镜的街头卖艺人,同属于都市的特有现象。他在自弹自唱崔健的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一个路人拿了他的钱跑了,行人为他打抱不平正要追上前去,他摘下墨镜,拉住行人的衣角,煞有介事地说:“不用追了,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站了一整天了,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给了我钱,只有十四人把我的钱抢跑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而《从心相恋》中的男主角马晓涛(潘粤明扮演)则是一个在父亲的期待中每每失落的独养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有着一份不能令父亲满意的厨师职业,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同是独生子女的李丹丹过早地结了婚,很快又陷人了买房和生育的尴尬矛盾中,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婚。
离婚以后,两人又迅速相互思念,历经波折,总算重归于好,演绎了现代都市青年敢作敢当,勇于直面生活的情感故事。
影片类型化是赢得观众的捷径之一。一个好的喜剧化故事,必定有一个吸引观众往下观看的开头,如《从心相恋》,影片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平行蒙太奇处理方式,用以铺陈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以期达到在“前6秒钟之内”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如《翻身》中贼被警察羞辱,贼逃跑后开始策划抢劫银行报复誓察,而倒霉的警察偏偏只有抓住这三个贼才有可能让自己在年底的工作积分中翻身。另外,强化喜剧效果的细节也必不可少,如《翻身》中三个笨贼对《英雄本色》的模仿:在小马哥出征的背景音乐伴奏下,整齐划一地披上西服,英勇壮烈,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再如《十全十美》,为了把刘家的调味品放到陈师傅的台面上,刘家奶奶亲自出马,腰缠调味品,和陈师傅来了一场周星驰似的“十全十美”大比试……可以说,这些影片已经努力在朝商业类型片的方向靠拢。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影片又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影像和叙事失衡的缺憾,或者说叙事技巧尚欠火候。虽然《从心相恋》的主创人员在反思自己作品的时候,认为影片后半部分之所以较前半部分平淡是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今天,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对故事节奏总体把握的不平衡更多的倒像是强弩之末,阅历本身的增多既融会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
郑大圣说得好:“……我认为电视电影可以变成民族影业最后的防线,可以为国产电影留一个人才和观众的蓄水池,使它不枯竭。……拍的人多了,它就有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从业人员。……”让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从业人员,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叫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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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张欣都市女性写作
论文摘要:张爱和张欣在创作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在情感塞调上都是苍凉的人性写意,但她们的写作却有着不同的意味。这主要缘于张爱玲是以“巫女”的眼光俯视芸芸众生,而张欣则是采取“民众大姐”的姿态抚慰红尘男女。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孤岛”上海的文坛上,横空出世了一位旷世才女—张爱玲。她以其一系列奇诡华丽又纤巧细致的创作征服了上海人,并带给人们以无尽的回味和言说。然其在大陆的创作活动是短暂的、爆发式的、突然而至,又突然而逝,这种行为自然夹杂着非文学的立场,单就对文学,特别是都市女性写作而言,张爱玲的出走,掐断了中国现代都市女性写作的重要一脉,直到八九十年代,一批都市女性作家的崛起,才使张爱玲的意义得以重现文坛。在这一批女性作家的行列中,便有张欣的身影。
张爱玲和张欣两位女性作家虽然横跨数十年,但在创作方面确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文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闭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在情感基调上都是苍凉的人性写意。她们浮出文坛皆与所处都市社会的变动有关,因着变动,都市为她们提供了施展才华为舞台,而她们则抓住机遇化蛹为蝶,成为都市自由之舞者。当然毕竟是根生于不同的土壤,她们的文本之树虽有着相似的枝叶,却也摇曳着不同的姿态,滋生出不同的意味。本文将对二张文本的异同作一番比较研究,并以此勘探她们都市女性写作意义。
众所周知,都市形象自进人文学领域以来,多以人世间一切罪恶渊蔽的面目出现。有着几千年乡土情结的中国作家魂牵梦绕的皆是田园,以至文学一表现都市就是它的藏污纳垢,喧嚣卑俗,张爱玲和张欣,一个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个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的广州,都是中国都市味较浓的大都市,浓郁的都市气息造就了她们对都市有如“家”般的感觉。因此,面对都市,她们不再以都市的闯人者的眼光来打量都市,也不再以农业文明的价值尺度来裁决都市乃至现代文明,她们都把都市纳人自己的审美视野,都市像乡村一样,也是人类的生活场景,具有生命的质感。但不同的人生经历使得她们在观照都市时采取了不同的文学视角。张爱玲是位地地道道地都市作家。身为名门望族后代的家庭背景加之聪慧早熟的心性,张爱玲对于都市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和亲近感。在她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里,她就说她喜欢听“市声”—电车声,没有它的陪伴,她是睡不着觉的。她也喜欢西式糖果的味道和臭豆腐的强烈气味。街上小贩的叫卖声在她听来就像是音乐一样。这种都市趣味很能代表张爱玲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喜好取向。她觉得那生活虽没有多少闪光的东西,却有着普通人生稳定的一面。张爱玲往往能从琐碎的生活流程里,读出诗意和哲理。当然,面对都市繁荣的景观,张爱玲没有将笔触落脚于喧嚣的闹市,而是驻足于都市市民的家庭,从中体察浮世的悲欢。
张爱玲出身名门,一方面使她谙熟古老中国这“圈里”的一切,同时她成长于公共租界,结交有外籍女友,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这些又给她提供了另一个支点,使她能够“跳出圈子”,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好友炎樱为《传奇》(增订本)设计的封面便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张爱玲观照都市的视野及角度。为此张爱玲自己也作过这样一番说明:(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的,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栏杆中那个弄骨牌的女人、奶妈、孩子等意象所构成的便是张爱玲所迷恋并热衷描写的,整个地封闭在旧的生活方式中的古老中国世界。栏杆外那个大半个身子伸进窗户向里张望的现代人正是作家本人。张爱玲就这样,侧身于都市人生场景之外,用其极具穿透力的眼睛,静静冷冷地为我们摄录下一幅具有某种静感的都市景观图,在这幅图里没有充满动和力的都市意象,有的只是静谧深邃的公馆、宅院及其发生于其间的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与张爱玲的文学眼光不同,张欣是站在街道水平面上观照广州这一改革前沿都市的。在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中,身为城中人的她亲眼目睹了物的尖锐叫嚣与急剧扩张,更切身体验了物对都市日常生活的覆盖与支配。因而其小说在表现都市的时候也就特别突出都市的都市性。琳琅满目的超市、名牌荟萃的商厦、奢华气派的酒店、竞争激烈的写字楼,一这些都市形象的外在表征不仅成为其主人公不可或缺的活动场景,而且那真正能体现都市内在精神的—都市空间迅速更迭的时尚以及能够标明都市现代化特征的生活方式,在其小说里也得到速写式呈现。张欣小说里频频点缀着香奈尔、仙奴、金利来等名贵品牌以及催债公司、炒股、推销等社会转型衍生出的流行热潮,折射出都市新兴时尚。不仅如此,张欣还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况味复杂的现代都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会自恋自大,雄心勃勃地为事业、为真情、为自己而奋斗搏杀,人人又会自危自卑,游戏事业、游戏感情、游戏自我,这个世界里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当下的快乐与痛苦,这个世界里没有永远的风光或不幸,只有因人因地而不同的心境与遭遇。总之,都市的审美品格在张欣笔下得以立体呈现。其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不仅秉承了张爱玲的都市情绪,而且将都市女性写作的视胡拓展开来。
作为女性,张爱玲和张欣在打量都市之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体现她们对性别角色的自知。也正是这种都市与女性共有的写作,她们创构出了一幕幕苍凉的文学人生场景,并因此获得广泛的认同。她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对苍凉人生时,张爱玲始终以“巫女”的眼光冷静地审视都市芸芸众生,而张欣则是采取“民众大姐”的姿态热心地救赎红尘男女。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是有着封建背景的现代女性,身处三四十年代,都市对于她们的诱惑固然很多,但给她们开辟新天地的机会却是少之又少。因此这群女性也仿佛与时代隔绝着,时代只是她们生活的底色,她们全力以赴追求的只能是最古老最稳妥的职业—婚姻。《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既没有富裕的家庭供其衣食无优,又没有可在社会生存的知识或技能,为生存计,只能选择为再婚而奋斗的方式:在和“狡猾精刮”的华侨子弟范柳原追逐爱情的戏中,流苏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而柳原只想要一个情妇。最后还是一座城的沦陷成全了她。但是结婚后的.‘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拥有婚姻的流苏还是有点怅惘”。受过些许教育的女性的处境尚不如人意,无业可就无法自立的女性就更是只能依附于男人,宛如“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了还在屏风上”(《茉莉香片》)。于是,一个女子生下来最紧要的就是嫁.‘好”丈夫,而“好”的标准又必是家世好,有钱;最担心失嫁,嫁不出去的女子,便像川嫦(《花凋》)如花之易凋一般很快结束了生命。
张爱玲的笔下的女性,无论何种身份,尽管都曾有过充满七情六欲的情爱故事,但.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留情》,她们的命运都会归于苍凉和破坏。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感觉得到张爱玲从不愿意为残酷的人生寻找温情的遁辞,哪怕是一束幻想中的花朵她也不愿意给予。她所做的,只是站在悲哀苍凉的基石上,用其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也是一双冷得透骨的眼睛,冷峻而略带讥消地注视着笔下人物。有论者形象的将这种眼光称为“巫女”的眼光。这种眼光令张爱玲勘破人生的真相,因而她不仅无意于解救她们,而且还将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层垢积冷静地层层剥露,将生命的底部翻过来给我们看。葛薇龙的自甘堕落不单是外部环境的引诱,更是其自身欲望的驱使。她是眼睁睁看看自己走上了那条将一生悲欢强系于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当然葛薇龙自甘为奴的心理最终伤害的还只是自己,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却用三四个亲人的幸福与生命抵偿了自己的不幸。七巧原本是被摧残者,是值得同情的,但长期的不幸并没有使她推己及人的关爱他人反而对别人甚至自己的儿女、媳妇实施了疯狂的报复。她折磨死媳妇后,又亲手断送女儿长安“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爱情,使之“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读来令人毛骨惊然。
与张爱玲深入古宅探询旧式女性内心不同,张欣是在飞彩的躁乱的外部世界里完成对系列都市职业女性(白领丽人)的抒写。在张欣的小说里,这些形象少了张爱玲主人公的几分苍白而多了一些明朗,即使是多愁善感的女性,也是光彩照人地出现在都市的舞台上。
九十年代的都市随着经济的转型确实给女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文化舞台,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少有传统的依附性,也不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预设,而是要在经济浪潮中与男人们同台竞技,以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绝非偶然》中有何丽英不满足于官办公司的“人浮于事”,愤而辞职转投私人广告公司;《首席》中的飘雪和梦烟,大学毕业后双双投身商海,争当玩具市场的首席。然而,转型期的都市既是展示自我的大舞台,也是危机四伏的陷阱,对于这群背负传统,内心高贵的女性尤其如此。飘雪兢兢业业地在外扶持乡镇企业时,其销售玩具的成果不仅被男同事趁火打劫,取代了她首席的位置,而且其人格还受到了质疑,现实使她不由感慨:“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有爱,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实际上,困扰飘雪们的远不止这些闲言碎语,让她们痛心的还有情的失落。张欣深谙女性的心理,在《如戏》中她就略带调侃地分析道:“女人总是信誓旦旦把事业看作第一生命,其实爱情一破碎,什么都变得残缺不全了。”因此张欣笔下的这群女性,无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刚强也好,柔弱也好,都视情感庄严如生命,但在“全国人民都疯了”、“时代几乎发展到抢钱阶段了”的都市社会里,她们强烈的情感呼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爱的理想在处处可见的失恋、婚变中一次次失落。《此情不再》中的朱婴和《爱情奔袭》中的茵浓,两人都是爱不计得失地付出,可她们的男友在最后时刻都难以抗拒物欲的诱惑,离开了她们。情的失落带给丽人们的伤感尚未远逝,生活中更沉重的一幕便在等待她们,那就是,即便有爱,虽然有爱,在一个充满生的紧张的现实中,“爱又如何?”《绝非偶然》中车晓铜和何丽英曾倾心相爱,但在生存的压力下,丈夫不惜挖走妻子千辛万苦觅来的广告女模特,令妻子陷入事业的困窘中。《爱又如何》中可馨和沈伟如梁祝般美好的爱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压力,也开始猜疑、争吵,最后只能感慨,爱又如何?张欣作品中的苍凉气氛也由此生发开来。
但是张欣笔下的苍凉却不显苍白的面孔。张欣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开一扇小小的天窗”,为疲惫孤独和无奈的都市人“透透气”。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张欣的叙事文本中体现出善良、平等、善解人意和将心比心的话语姿态,也就是一个富有人情味〔而不是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的兽性爆发)的“民众大姐”的话语姿态。从这种姿态出发,张欣极少像张爱玲那样对作品中人物的不幸进行深层的探究和冷漠的嘲讽,她更多的是以一种成熟女性的体贴和宽容去理解红尘男女的言行,去抚慰她们的任何一点不幸,并试图救赎她们。体现在作品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尽管“身陷红尘”,有着凡俗的一面以及性格中的芜杂和行为失当之处,但最终都是“重拾浪漫”,奉献出至情至善的金子般的心:朱樱两任男友的爱情都被金钱买去,但当总经理欲以巨富收买她的爱情时,她毅然拂袖而去;“”《今生有约》作为私生女,受尽贫穷和白眼,她曾一度愤世嫉俗,但当伤害过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寻求她的帮助时,她最终愿意提供骨髓;《岁月无敌》中的方佩隐忍肝癌晚期病痛,为推助女儿成功,用生命实践了她所说的“爱是一种牺牲”……我们在此读出了张欣的“善良心愿”,即把都市变成诗意的“家园”,她要呼唤人性的真诚与美丽。也正因如此,张欣的这种叙事姿态给这个日渐冷漠、无奈、实际的世界带来了一丝温馨,从而也留给了人们一个关于未来都市的希望。
由于叙述姿态的不同,使得张爱玲和张欣都市女性写作的意义存在着差异。张爱玲以“巫女”的眼光俯视凡人悲喜剧时做到了“冷眼旁观”,这使得她与笔下人物具有特定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赋予她穿越生活表象的能力,并令其能直视都市人性的深处,因而其文本达到一种存在主义的深度;而张欣在以“民众大姐”的姿态看取世俗人生时却是倾情投人,这无疑影响了她艺术视野的开阔和思想上的高屋建氛,因而尽管在都市女性写作的视阂及大众化叙事方面有所突破,但其写作的文学史意义仍然是单薄的、勉强的。
张爱玲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恰恰体现在其叙述姿态上,可以说,正是张爱玲那种不进人角色而在台下作解说的观众姿态,使她在观察彼此时众生时,拥有了比沉浸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作家更清醒更深刻的目光,因而其文本的主题意蕴便不仅仅停留与对女性黑幕世界的披露和揭示,更在于把女性人生的不幸上升为人类生存总体背景下的苍凉,并以此达到对都市人性的深层企及。
张爱玲说过:“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也许正因为这“不相干的”静穆的眼光,再加上洋人看京戏”般的惊讶和眩异,张爱玲对庸常人生才写得那么深、那么真,尽管张爱玲的作品也因此不能做到“完美无缺”,但诚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它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视角。”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巫女”的眼光虽然刻薄,但却深邃隽永,我想这或许也是其作品能超越时空再度走红,并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张欣民众大姐的叙事姿态恰好契合了新市民的阅读期待。这种叙事姿态,一方面为新市民提供了他们所吁求的场景经验的补偿。张欣笔下的广州首先是一个时代的窗口,对于充满窥视欲望的外来者而言,只要驻足一观便可抚慰平生,同时其笔下的广州又是另一个广州,一个虚拟化的广州,广州已经成了张欣构撰的意义代码。作为读者,无论是何种身份,都可以在意义化的广州场景中寻看到自己的影子,满足阅读过程中生发的种种“意念”。另一方面,作者那种“民众大姐”式的对现世贴心贴肚的关怀,确实使都市人内心的积虑、疲惫、孤独和无奈得以借这一天窗排遣,并因此调整自己的心态,获得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作为一名感受型作家,张欣确实为我们描摹出了转型期都市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景象,并带给我们新奇的感受,可是随着经济调子的变化,杜会开始接受新的矛盾考验,公众心态和所关注的焦点也将随之发生位移,如果仅满足于对都市女性生活的单纯描写,且一直采取单一的叙事模式,这终会让读者乏味的,女性写作同样要靠理智而不是情感,只有当张欣能够超越“现在”,她才方有希望走出“现象”而进人“意义”之中。也就是说,张欣只有立足于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从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用意象和形象去激发人人心中固有的理性,才能对外界现实有真正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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