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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在发生改变。在当今时代,了解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现状,掌握心理行为问题和家庭环境的关系,对减少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与家庭教养行为关系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目的:了解梅州市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情况,及其与家庭教养行为的关系。方法: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幼儿心理卫生问题筛查问卷》《3~6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和一般情况调查表对梅州市10所幼儿园的924例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
结果:学龄前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5.9%。独生子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总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不同的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5个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上存在差异(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儿童行为问题较为突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随着社会文化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儿童心理精神卫生问题越来越多[1]。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与否,将会对他们的自我认识、情绪情感、个性发展及社会行为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果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及时解决,将会对儿童个体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由于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如果这一阶段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学龄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改善[2-3]。
因此儿童心理行为健康问题近年来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家庭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尤其是在儿童早期,家庭几乎是儿童发展的全部环境,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抚养者,其教养行为在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本研究主要探讨父母教养行为等家庭因素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健康状况的关系,以期为科学有效的培养儿童健康心理行为及父母正确的养育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于2013年10-12月在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随机选取10所幼儿园(每个幼儿园分别选择大、中、小班各1个)的1000名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不限性别;(2)年龄3~6周岁;(3)体格及神经发育正常。排除标准:精神病、智力低下等神经精神疾病家族史或智力发育迟滞的儿童,中重度营养不良者。
1.2 方法 问卷调查由研究者本人、经过统一专门培训的调查员、儿童家长及幼儿教师共同完成。调查工具包括:
(1)《幼儿心理卫生问题筛查问卷》:问卷涵盖学龄前儿童发育问题、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3大维度,共计23个条目;每个条目采取“是”和“否”的两极回答。该量表在深圳市学龄前儿童中应用证明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5]。
(2)《3~6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该量表由53个条目组成,包括6个维度: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忽视/干涉/惩罚、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模式5级评分制,每个因子得分越高,说明家庭养育环境越好。该量表由何守森等[6]于2008年编制完成,是目前国内唯一进行了标准化的6岁以前儿童家庭养育环境测评量表,并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调查儿童基本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将患者全部数据信息录入数据库,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对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满足正态分布);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关系,并计算相对危险度(OR)及其95%CI。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不同基本情况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92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4%。924名学龄前儿童中,发现有心理行为问题者147例,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5.9%。独生子女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而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的关系 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总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不同的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5个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上存在差异(P<0.001),见表2。
2.3 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
现代生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心理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也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是环境、社会、家庭及教养等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儿童心理受地域、经济及文化等综合的影响,因此国内外有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报道及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本研究对梅州市10所幼儿园3~6岁学龄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家庭教养行为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5.9%,独生子女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及不同体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独生子女除了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外,没有兄弟姐妹这层关系,因此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带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存在依赖性强、独立性差,逆反任性及孤僻怯懦等心理问题。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问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受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的结果,只要学校和家庭在这方面形成共识,必定能有效保证和促进独生子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改善[7-9]。
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是指父母在对其子女抚养、教育过程中,为了将子女培养成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在子女行为表现的基础上对子女实施相应的教养策略的过程。家庭教育行为对儿童行为起了示范和强化作用,儿童的行为问题反过来可能影响家庭功能,使父母及亲子间矛盾增加,引起父母的较量、紧张和情绪障碍,从而加重儿童的行为问题,形成恶性循环。父母应保持适当的亲近与距离来教导、养育子女,否则,长期的亲近和过分的溺爱,会阻碍孩子的成熟及独立。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即家庭养育环境越好的儿童越不容易出现心理行为问题。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关研究表明父母经常吵架、家庭婚姻状况不良等与儿童行为异常相关[10-12]。另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越高,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就越低,反之,家庭成员之间越不融洽,相应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就越高[13-15]。
综上所述,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儿童行为问题较为突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要充分发挥父母的积极主动性,应针对家庭教育行为中的危险因素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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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是以伤害另一生命的身体或心理为目的的行为,即对他人的敌视、伤害或破坏性行为。包括身体、心理或言语等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能耳闻目睹一些攻击行为,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什么是攻击行为,可要对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容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攻击行为与人格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攻击行为是指任何形式的有意伤害或损害另一生命的行为,而另一生命是力图避免这种遭遇的就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约翰.多拉德曾提出了著名的挫折/攻击假说,强调受挫经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性。后来贝尔科维茨修正了该假说,认为受挫只是导致攻击行为的预备状态,而内驱力和外部刺激的结合最终导致了攻击行为的发生,强调攻击行为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国内关于攻击行为研究主要集中于学龄前儿童、青少年的欺负行为研究和精神病人攻击行为临床研究等,然而近年来大学生群体攻击行为向校园渗透,打架斗殴现象屡有发生,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本文拟以生活事件为外部影响因素、人格为内在驱力开展大学生攻击行为研究,其中生活事件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等与大学生成长紧密相关的重大事件。人格是认知、情绪与行为反应模式的统一,是先天遗传与后天教养相互作用的产物,行为遗传学家David Rowe认为人格只有中度遗传,后天环境刺激会对人格产生强烈影响,尤其非共享环境对人格影响最大,造成了个体之间的最终差异。研究假设包括生活事件等外部刺激会引起攻击行为的发生,人格在攻击行为与生活事件间起中介作用等。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从青岛市某两所高校抽取学生450名,涵盖大一至大四,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1份,有效率95. 8%。其中男生228人,占52. 9%,女生203人,占47 . 1 %;大一157人,占36.4%,大二141人,占32. 7%,大三86人,占20.0%,大四47人,占10. 9%;文科209人,占48.5%,理科222人,占51. 5%;本科199人,占46.2%,专科 232人,占53.8%。
使用工具主要包括三个量表,采用SPSS13. 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该量表由刘贤成等(1987)编制,适用于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生活事件发生频率和应激强度的评定。共有27个条目,6个构成因子,即人际关系(与家长、老师及同伴的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受到的惩罚及批评)、丧失(亲友生病、去世,或个人丢失大宗财物)、健康适应(健康状况及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和其他因子。量表总分越高,生活事件造成的压力强度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 93。
(2)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 -RSC)。由钱铭怡、武国城、朱荣春和张辜(2000)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基础上进行再修订而成,最终确定48条项目。该量表包括4个分量表,分别为E(内一外向),P(精神质),N(神经质)及L(效度量表或掩饰性量表)。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3。
(3)攻击行为问卷(BPAQ)。该问卷由Buss和Perry于1992年编制,江西师范大学倪林英于2005年参考修订,问卷共23个题目4个维度,即愤怒(攻击行为情绪因素)、身体攻击、敌对(攻击行为认知因素)、言语攻击(包括讥讽、诽谤等)。采用五级评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攻击行为倾向越严重[00。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
二、调查结果
1.攻击行为在性别、类别、年级变量上的差异
表1显示攻击行为得分在性别、年级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女生的攻击行为总分高于男生,攻击行为总分随年级上升,大四学生得分最高;类别变量上,专科学生攻击行为总分显著高于本科生。
2.攻击行为与生活事件、人格的相关性
攻击行为总分与生活事件总分及神经质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攻击行为总分与内外倾、精神质、掩饰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生活事件总分与神经质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与掩饰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
1.不同性别学生攻击行为特征分析
在性别变量上,本研究显示攻击行为无统计学差异,且女生的攻击行为总分高于男生,这与王健等关于高职院校女生攻击行为研究结论吻合,但与聂衍刚、陈洪岩、罗贵明等研究结论不同,这可能与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结构及其区域文化特点有关。通常女孩被鼓励担当善解人意、合作的关系型角色,但随着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加大,家庭在女孩成长教育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倾向于其果断、独立、竞争、冒险、勇敢等人格品质的培养,女生的竞争性、攻击性等较以往大大提高。尼克.克里克和詹妮弗.格罗特皮特也认为,女孩与男孩同样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不可低估女孩的攻击倾向。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与女性在心理上的相似远远多于不同,要避免因角色刻板印象而导致的认知偏差。
2.不同年级学生攻击行为特征分析
年级变量显示攻击行为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攻击行为总分会随年级而升高。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是人的一种本能,每个人身上都会产生攻击性能量,近似水压,当这种能量增长到一定水平时就需要通过某种形式倾泄出来,以社会接受的方式(努力学习、工作)或以不令人愉快的方式(攻击、自杀);习性学家康拉德.洛伦兹也认为,攻击如能量水压系统,需要适时适当释放才会缓解。
以上理论从某种程度上都解释了随年级升高学生攻击行为得分上升的现象,学生自身能量系统增长,若无定期有效地释放途径(如竞技类体能运动项目等),其能量便以攻击行为等形式表现出来。同时,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对校园环境、纪律、规则的熟悉也增长了其懈怠、投机心理,行为约束力下降,攻击行为发生概率提高,因此需要加强攻击行为认知干预,消除攻击行为可能带来的好处等。
3.本、专科学生攻击行为特征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本、专科大学生的生活主题及注意力方向存在不同,专科生主要生活主题是如何不挂科、正常毕业、人际交往等;本科生注意力往往与继续深造有关,如考研、考公务员等,学习动力大。本研究显示对攻击行为有很强预测力的生活事件是“受惩罚及批评”,此事件发生概率总体是专科生多于本科生。
以往研究表明攻击行为多与宿舍日常生活、人际交往[[I9]等有关,而这也正是专科生更关注的方面。本研究对样本中发生过攻击行为的学生进行了后续访谈,发现其大多学业成绩不理想,但极彰显自己的个性。根据埃里克森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青年期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统一性,包括学业自我统一性等,因此学业成绩长期不理想的个体易陷入压抑、消极的情绪状态,也更容易发生攻击行为,以此证明自身的价值,即“我可以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个性。对这部分学生需要加强引导,创造其价值表达的多种平台,同时注重课业辅导,并激励其学业成功,注重学生非攻击性行为表达,提高其情绪能力及社会交往能力,增进利他与亲社会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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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我国留守儿童群体的迅速壮大,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状况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农村留守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应对方式问题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留守中学生的攻击行为与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的关系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了解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的现状以及攻击行为与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的关系,本研究对江西省农村中学留守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显示,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检出率较高;留守中学生的攻击行为存在年级、性别差异;留守中学生高、中、低攻击组在应对方式、心理健康上存在显著差异,高攻击组的应对方式更消极,心理健康水平更低。
〔关键词〕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应对方式;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6)02-0008-04
攻击行为是一种通过语言、肢体动作等行为侵犯他人,对他人的身体、心理产生伤害的不良行为。高攻击行为青少年会产生近期或远期不同程度的认知、行为、情感以及生理障碍。
江西省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出外务工的情况,全省农村中学存在比例极高的留守学生,且留守学生中存在较多的攻击行为。了解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的发生情况,以及他们遭受攻击侵犯后的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发展与变化,有助于我们对留守学生的攻击行为作出比较科学和全面的认识,继而对他们采取更为有效的教育干预措施。
(一)研究对象
对江西省某农村中学初中一、二、三年级学生进行整群抽样调查,共调查了360名学生。调查问卷包括父母是否全部在外打工等背景问题。发放调查问卷360份,回收329份,回收率91.4%。剔除无效问卷13份,得有效问卷316份,有效率87.7%,符合研究要求。经过问卷整理,把父母均在外务工的学生列为留守学生,其中留守学生256人,非留守学生60人。留守学生中,初一77人,初二94人,初三85人;男131人,女125人。
(二)研究工具
采用Buss 和Perry[1]编制的攻击性问卷(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该问卷是测量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经典问卷,国内众多研究者测量青少年攻击行为均采用此问卷。该问卷为李克特5点量表,共29个项目,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计分时以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同时计算,分数越高表示攻击性越强[2]。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3,四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9、0.77、0.80、0.75。
采用由肖计划等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问卷共有62个项目,要求被试对每个项目作出是或否选择。如果选择是,则继续对项目后面的无效、比较有效、有效三个选项作出选择;如果选择否,则要求被试开始下一个项目的回答。问卷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等六个维度[3]。
采用周步成[4]修订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问卷。该问卷是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问卷包括100个项目,分别测量对人焦虑、学习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八个因子,每个项目包括是和否两个选择,“是”记1分,“否”记0分,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三)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1.5 统计软件包进行所有统计分析。
(一)留守与非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的差异
对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攻击行为差异的分析见下页表1。全体留守学生的总攻击行为平均得分M=80.63,标准差SD=12.57,得分较高。在被调查的256名留守学生中,总攻击行为及各维度检出率均较高,总攻击的检出率为35.2%,身体攻击的检出率为37.5%,言语攻击的检出率为55.7%,愤怒的检出率为22.1%,敌意的检出率为38.3%。非留守学生的总攻击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留守学生,在被调查的60名非留守学生中,总攻击的检出率为33.4%,身体攻击的检出率为34.7%,言语攻击的检出率为49.3%,愤怒的检出率为20.8%,敌意的检出率为35.2%,检出率也较高,但总体低于留守学生。无论留守学生还是非留守学生,言语攻击的检出率均较高,表明言语攻击是学生中的主要攻击表现形式。
以总攻击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留守与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总攻击的留守主效应显著(F=18.73,p<0.001),身体攻击的留守效应显著(F=15.48,p<0.001),言语攻击的留守效应显著(F=16.32,p<0.001),敌意的留守效应显著(F=15.79,p<0.001)。
(二)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的年级差异
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的年级差异情况见表2。在留守学生中,年级越高,攻击行为得分也越高,以总攻击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以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总攻击的年级效应显著(F=2.85,p<0.05);身体攻击的年级效应显著(F=2.43,p<0.05);言语攻击的年级效应显著(F=2.58,p<0.05);敌意的年级效应显著(F=2.51,p<0.05)。
(三)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
留守中学生攻击行为性别差异情况见表3。在留守学生中,男生的总攻击、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得分高于女生,女生的愤怒、敌意得分高于男生。以总攻击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以性别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总攻击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7.61,p<0.001);身体攻击的性别效应显著(F=11.73,p<0.001);愤怒的性别效应显著(F=21.67,p<0.001);敌意的性别效应显著(F=7.11,p<0.001)。 (四)留守中学生高、中、低攻击组应对方式的差异
依据留守中学生总攻击行为的得分,把总攻击得分在前三分之一的学生分为高攻击组,得分在中间三分之一的学生分为中攻击组,得分在后三分之一的学生分为低攻击行为组,高、中、低攻击组应对方式差异见表4。不同攻击行为得分的留守学生,其应对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与低、中攻击组学生相比,高攻击组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更消极,喜欢以攻击手段解决问题(F=13.20,p<0.001),容易自责(F=34.01,p<0.001),更少求助他人的帮助(F=4.02,p<0.05),充满幻想(F=10.01,p<0.001),更易退避面临的问题(F=56.68,p<0.001),喜欢为自己的攻击行为找借口,使攻击行为合理化(F=33.50,p<0.001)
(五)留守中学生高、中、低攻击组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
表5可知,高、中、低攻击组心理健康得分差异显著,高攻击组学生在心理健康8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中、低攻击组。高攻击组在对人焦虑、学习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等4个因子得分均超过8分;中、低攻击组在学习焦虑因子超过8分。
(一)留守学生攻击行为的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农村中学生攻击行为处于较高水平。无论留守与否,攻击行为检出率都较高。留守学生总攻击检出率达到35.2%,非留守学生总攻击检出率也高达33.4%。这说明攻击行为是校园高发行为。留守学生总攻击行为及各维度得分和检出率均高于非留守学生。留守学生的总攻击、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敌意与非留守学生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留守与否确实会影响到学生的攻击行为。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5]。与非留守学生相比,留守学生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往往缺乏安全感,更易使用攻击行为来间接地保护自己。教师、学校在处理留守学生的攻击问题时,应注意传授学生解决问题的技巧,要求学生之间互相帮助。此外,家长也要尽可能多与子女联系。
(二)留守学生攻击行为的年级、性别差异
初中阶段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最后阶段,留守学生除了面对父母不在身边的问题,还要面临升学的压力。初三年级留守学生的总攻击、言语攻击以及敌意得分均显著高于初一、二年级。可能是因为进入初三后,学习压力增大,父母不在身边,缺乏交流的对象,故而借助脏话、谩骂他人等言语攻击和敌意行为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初二年级学生的身体攻击得分显著高于初一、三年级,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初二年级学生正处于生理发育期,容易冲动,因而出现更多的肢体冲突等身体攻击行为。
留守学生中,男生的总攻击、身体攻击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女生的愤怒、敌意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表明在攻击形式上,男生与女生存在明显的差异。男生喜欢通过身体攻击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而女生则喜欢通过愤怒、敌意等间接性攻击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男生的言语攻击行为得分较女生高,但差异不显著。
(三)高、中、低攻击组留守中学生的应对方式差异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学生缺乏解决问题的技巧,倾向于采取更消极、退避的方式解决问题。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也表明,留守学生的应对方式更为消极[6]。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解决问题因子上,高攻击组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中、低攻击组。高攻击组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中、低攻击组,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消极,而求助因子得分显著低于中、低攻击组,表明高攻击组学生面对问题时,不是积极去寻求帮助,而是寻找借口,幻想通过逃避来解决问题,并且对自己的这些行为充满自责。
(四)高、中、低攻击组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
本次调查使用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问卷在判断各因子得分时,3分以下为正常,8分以上表示存在较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在本研究中,只有低攻击组在孤独倾向因子上的得分低于3分,高、中、低攻击组在其他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3分,表明留守学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均较低。王树明等[7]也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远低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8个因子中,高、中、低攻击组在学习焦虑因子的得分均超过8分,表明留守学生存在较大的学习压力。调查中也发现,留守学生普遍希望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变留守生活。从高、中、低攻击组整体得分看,攻击行为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高攻击并不能缓解心理紧张情绪,也不能缓解父母不在身边的学习和生活压力,因而高攻击组在对人焦虑、学习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等方面的得分均较高。
第一,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的攻击行为均处于较高水平。除愤怒因子,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在攻击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不同年级留守学生在攻击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愤怒因子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不同性别留守学生的攻击行为表现形式不同,除言语攻击外,其他因子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高、中、低攻击组留守学生在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高、中、低攻击组留守学生在心理健康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注: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农村学校留守儿童攻击行为研究”( 14YB093)、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价值观研究”(14KJY36)的成果。
[1]Buss A H,Perry M.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2,63:452- 459.
[2]刘俊升,周颖,等. Buss-Perry 攻击性量表在青少年中的初步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4):44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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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步成.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 范志光,等. 城市小学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研究[M]. 现代预防医学,2013,13:2426-2428.
[6] 周菲,陈旭. 农村初中留守学生自我意识与应对方式研究[M]. 中国特殊教育,2007,10: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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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交际活动中,言语行为是最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言语行为是指人们为了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关健词:言语行为理论价值缺憾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语言具有了三种功能描:描述世界,创造世界与心智加工,纠正了传统的语言单一功能,进一步明确了语言的重要性。本文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述评,并对该理论的价值与缺憾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建议。
一、引言
Austin与Seade的言语行为理论,和Grice的合作原则与会话含义理论一起促进了语用学的研究,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领域。言语行为理论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如Leech(1981, 1983)T.evinson (1980, 1983 ),顾曰国(1989,1994),陈海庆、张绍杰(2001),张绍杰(1994),辛斌(1995),段开成(1988),束定芳(1989),苗兴伟(1999),扬清(1989)等等。本文作者也 参考了国内外多方面研究成果,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述评,分析指出其应用价值和 哲学意义,并探讨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缺憾与不足。
二、Austin(1911一1960)与Searle(1932一)的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主张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说话就是做事。”‘”说话人只要说出了有意义、可被听话人理解的话,就可以说他实施了某个行为,这个行为叫做言语行为。任何一种语言里话语的数量从理论上讲都是无穷的,但人们运用这无穷的话语所能达到的交际目的的种类则是有限的。言语行为的本质就是交际者借助话语传达交际目的或意图。不论我们是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或者是在向他人道歉,只要所说的话语传达了一定的交际意图,完成了一定的功能,我们就是在实施言语行为。
(二)Austin对表述句与施为句的区分
Austin指出(1962),很久以来,哲学家(或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或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居其一,别无他用,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哲学家历来关心的只限于陈述的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 ),即如何验证某一陈述是真实的或是谬误的,以及如何规定某一个真实的陈述必须满足的条件等。
Austin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不过是假陈述”(pseudo -statement ),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仅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他认为有时没有必要也无从区分语句的“真”或“假”,因为有些句子一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而行为只有适当不适当之分,没有真假之分。Austin主张区分有真假之分的句子和有适当不适当之分的句子。前者为表述句。( constative,其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表述句的话语是可以验证的,即或是真实,或是谬误;后者为施为句(performative )。施为句的话语都是不能验证的,它们无所谓真实或谬误。它们不具有报道、描述和表述的功能,却具有实施某些行为的功能。
区分表述句和施为句的标准之一是看语句中是否含有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s ) 。Austin认为,有多少种施为动词就有多少种施为行为。他把施为动词分为5大类(1962, 150 - 163):裁决类(verdictive );行使类(exercitives);承诺类(permisives);阐述类( expositives);表态类(behabitives ) 。
Auatin区分表述句与施为句,推翻了认为逻辑一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传统认识,这是他的一个巨大贡献。但是,他的分类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系统性而受 到人们的批评。他的学生Searle认为Austin混淆了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应该把行为动词的有无作为划分言语行为的标准。此外,不应该把有些根本不具有施为性的动词也罗列在施为动词的分类中。如承诺类中的计划(to plan),它不具有施为性。Leech (1983: 176)也批评Austin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指出,那些认为施为动词与 言语行为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事实: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研究过语用失误的人都熟悉Thomas。她 (1995)在“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pragmatics”中分析指出, Austin的施为假设存在三方面的不足:1) 自然语言中根本没有可将施为动词与其他动词区分开来的形式或语法手段;2)施为动词的出现不一定能保证某一行为的实施;3)没有施为动词同样可以以言行事。不过Tho~认为,Austin的施为句的研究虽然不严密,不 科学,但是对施为动词的研究却是必不可少的。她(1995:33一41)对以施为动词为依据的施为句进行了重新分类.即:元语言施为句;仪式性施为句;协作性施为句;群体性施为句。
(三)言语行为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
Austin强调.施为句虽然没有真假,但仍有一些条件必须满足,否则就不能起到实施行为的作用。这些合适条件包括合适的程序、人员、场合以及有关人员的思想状态等。(1962,2002:14一15)。现在归纳如下:
1)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此外,必须存在实施这个行为的合适的对象,例如,没有手表,就谈不上遗赠手表。
2)说话人必须具有诚意,缺乏诚意则不能有所为;
3)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
不过Austin在寻求施为句的话语的语言形式方面所做的努力,至少使我们从反面得到启发:对语言功能的判断,不能单以语言形式为依据,而这点后来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四)Austin的“言语行为三分说”
随着研究的深人,Austin意识到某种意义上,每个句子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不是只有施为句才有这种功能。甚至像“state’这样典型的描述性、叙事性动词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当一个人说“I state that I am responsible forit.”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承担了一种责任。
Austin认为,这是因为当一个人在说话时,他实际上‘同时完成了三种行为:
第一种行为是通常意义上的行为:移动发音器官,发出话语,并按规则将它们排列成合格的词、句子。这种发出语 音,说出有意义的语词、语句的行为,Austin称为“说话行为”(“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第二种行为是表明说话人意图的行为,表明说话人为什么要这么说,或者说,它 表达的是说话人的意义。Austin称这种意义叫做 "il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行为,简称语力)。第三种行为Austin称为“perlocutionary act"(以言取效行为)(1962/2002:101)。行事行为跟说话人的意图有关,而取效行为却跟说话人的意图无关。它只指一句话导致的结果,不管这是什么,如:我们说了It is cold in here。听话人有可能马上采取行动,说明他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但听话人也可以无动于衷,假装没有听懂(当然有时可能听话人确实没有听懂或明白说话人的意图。)
Auatin的理论第一次在西方学术界把言外之意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应。许多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其中对说话行为(以言表意行为)与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争论尤其激烈,很多人不同意Austin的分析法。他的学生Searle也对老师的观点进行批评并进行了 发展,将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和规范化。
(五)Searle的经典言语行为理论。
Searle在继承和批判他老师的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严密化”,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言语行为理论。
1965年,Searle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言语行为”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的雏形,并在他1969年出版的《言语行为:语言哲学》一书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阐释,建构了他独特的言语行为理论框架。此书的出版标志着Searle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即我们所称的经典言语行为理论。
1)和Austin一样,Sean。也认为说出某种语言就是在实施言语行为,如做出陈述、发出命令、提出问题、做出承诺等等;说话即在行事,意义等于某种行为,所以它声称语言研究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1969;17).
2) Searle言语行为理论的建构体现在他对语言学哲学与语言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上。(1969:4)他认为:“语言学哲学是试图通过关注个别语言中具体语词或其他成分的日常用法来解决具体的哲学问题,而语言哲学是试图对语言的某些普遍特征,如所指、真理、意义和必然性,从哲学上给以明晰的描写。”在他看来,语言学哲学可以看作某种方法的代名词,而语言哲学可以看作某一学科的代名词。他(1969;4)明确指出,他虽然有时使用语言学哲学,但是他的理论属于语言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哲学。
3 ) Searle认为言语行为理论属于Sauss,所说的“语言”这一范畴。言语行为的实施必须遵行语言的规则,因此必然牵涉到语言的许多形式特征,但Searle认为,任何纯粹研究这些形式特征的理论都是不完整的,还必须说明这些特征如何被用来实施了一定的言语行为。任何一句话,在一定的语境中必定实施了一定的言语行为;反之,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必须通过某一句话语方能实施。 4)在Searle看来,很难说对句子意义的研究和对言语行为的研究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研究,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研究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当然,这种观点有人接受,有人提出异议。
5)在(言语行为)(1969)中,Searle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utterance act),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在他看来,locutionary act只不过是illocu-tionary act的一个类。发话行为是通过说出某些词、词组或语句来完成的行为,命题行为,是通过做出指称或断定来完成的行为。
6) Searle认为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跟以言行事行为的关系,并不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发话行为只是说出词、词组或语句,而命题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则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一定的条件下并怀着一定的意图来说出某些词词组或语句。因此,我们可以完成一种发话行为,而没有完成命题行为或以言行事行为,也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发话行为来完成同一种命题行为或以言行事行为。如:
( I ) W ill John leave the room?
( 2 ) John will leave the room.
( 3 ) John, leave the room.
(4) If Only John would leave the room?
(5) If John leave the room, I will leave the room.
在Searle看来,这五句话语具有相同的命题内容,但在不同的场合,五句话实施了不同的言外之行为。
(六)实施言语行为的规则
既然Searle把使用语言看作是一种受规则支配的社会行为,那么应该遵行哪些规则呢?前面我们提到Searle的老师Austin曾提出过实施言语行为的三个恰当条件。在此基础上,Searle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它们更完善。
在制约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规则中,Searle首先区分出两大类: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调节性规则调节独立地存在于规则之外的行为或活动。构成性规则则不同,遵守构成性规则本身便构成或产生某种形式的行为或活动,违反了构成性规则,这种行为或活动就不存在了。Searle区分这两类规则的目的是要说明使用语言这一种社会活动应遵循的是构成性规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语言来实施某一行为,例如“命令”,我们必须遵守某些规则,如果我们违反了其中的一个规则,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发出命令。
任何两个人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不论说话人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不论他想要实施什么言语行为,交际双方必须具有共同的语言,具有语言交际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说话的一方必须能够按照所使用语言的规则成功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一方也必须能够按照所使用语言的规则正确地领会说话一方的意图。
(七)Searle言语行为理论的 发展
1)对行事行为的5个分类Searle (1979 : 12一20)把行事行为分为以下5类:
(1)断言类(assertives )
(2)指令类(directives )
(3)承诺类(commiasives)
(4)表达类(expressives )
(5)宜告类(declarations
Searle的分类具有一定的 科学性,但这样的分类是相当概括的。要把那么多种言语行为归纳成若干个大类是很难做到的。不过至今没有人突破他,提出更合理的分类。这也是大家至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分类的原因。
2)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常规昨非常规的间接言语行为
1975年Searle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的概念,为认识言外之力的本质,解释言外之力和句子形式或规约用法之间的关系,以及言外之力和说话双方共有知识、会话原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到的解释方法,从而弥补了他早期经典理论的不足。Searle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目的在于想要说明和解释下面两个问题:
(1)从说话人的角度来看,说话人在说出一句话来表示一定意思的同时怎么又表示另外的意思?
(2)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看,听话人在听到这样的话语之后有是如何理解到说话人要表达的另外那层意思的?
Searle认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人之间之所以能传达出多于或有别于话语字面意义的含义,他所依靠的是他和听话人之间的共有知识,这其中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以及听话人所具有的一般的分析和推理能力。
在Searle看来,间接言语行为可分为两类:规约性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表现形式上,前者含有言外之力显示项(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ors)或言外之力显示手段(IFIDs),换言之,这类间接言语行为是通过使用一定的规约手段来实现的,依据施事行为的构成规则即合适条件可给以解释,听话人是根据语句的字面之力,按照使用的规约习惯推断出言外之力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例如使用can you pass me the salt?这类语句;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则没有明显的句法标记,要给以充分解释,听话人必须联系语境依据说话双方共有的知识、言语行为理论和某些会话原则才能推断出言外之力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如:A提出:Let’s go to the movie tonight这样的建议,B回答:I have to study for an exam但靠字面意义和和言语行为的构成规则,人无法从B所说的字面意义中推断出表示“拒绝”的言外之力。
三、官语行为理论的 哲学意义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它使传统哲学家眼里的描述世界、传递信息、辨别真假的语言具有了一种新的功能,即行为功能,从而人们开始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中来理解语言;
其次,对语言本质的看法的改变会直接导致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第三,奥斯汀在意义的真假之外找到意义的另一因素一语用力量,从而使人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对话语意义的理解是语义学中的“意义”与语用力量二者的整和;第四,“语用力量概念的引人,既为语用学与语义学划除了界线,又说明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语用力量”概念在语用学中的重要性可以与语义学中的“意义”概念相称。从这点来说,奥斯汀对语用学研究的推进,甚至比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推进还要深人。这样,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对语义学和语用进行了合理的整合。奥斯汀的学生塞尔曾对这一理论加以进一步的阐释,指出言语行为是一种派生的意向性,这样言语行为理论就在人脑、语言与世界三者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从语言与世界这一外在的关系来说,语言作为一种行为直接参与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之中,从而使人类思想凝固、镶嵌于世界的图景之中。
从人脑与语言这一内在的关系来说,它可以通过人脑的意想状态激发出丰富的思想内容,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语言具有了三种功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它是表达世界的一种途径,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它是创造世界的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派生的意向性它又是心智加工的一种产品。因此,在言语行为视野下,语言就成为协调内、外两个世界的有效方式.成为可以跨越任何边界的一种特殊资源。此外,奥斯汀在传统评价话语的真假标准之外引人了新的评价维度……是否合理.是否合适、是否精确、是否得体,这就使得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中“不可言说”的伦理、价值等领域变得可以言说,奥斯汀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为这一领域如何言说提供了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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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言语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为完成特定交际任务时对语言的使用。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区分的理论在现代语言学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分别探讨了“语言”和“言语”的定义、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范畴的划分,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阐释“语言”和“言语”理论对外语教学的重要启示和影响。
关键词:语言言语关系外语教学
早在19世纪初,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特就提出过区分语言和言语是十分必要的。“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现代语言学奠基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开创性地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进行了全面的区分和阐述,并首次提出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等概念。自此,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受到了全世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在我国语言学界开展了多次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大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有无必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学者各抒己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是语言和言语必须区分开来这一事实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且这一理论的运用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启示和影响也成为语言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中,用了不少生动的比喻来描写语言中的现象和问题。在探讨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奇怪的数学公式:
1+1+1……=1(索绪尔,2003:41)
这是索绪尔用来形容语言和言语关系的一个公式。从数学理念上看,我们可以完全推翻这一公式,因为在数学领域,无数个1相加永远不可能再等于1,那么这位语言学大师建立这一公式的理据何在呢?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个数学公式可以被“翻译”成:
言语+言语+言语+……=某种语言
它的含义是:无数言语的总和等于语言。等号前的“1”代表一个个言语作品,等号后的“1”代表一种语言,如汉语、英语、法语,但是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远远不止公式所描写的这么简单,语言并不是言语作品的简单积累,而是在言语中体现着语言。
人们把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比喻成建筑材料、建筑规则与建筑物的关系,其中建筑材料相当于语言的词汇,建筑规则相当于语言的语法构造,建筑物则是具体的言语作品;还可以把语言比喻成下象棋,棋子相当于词汇,象棋规则相当于语法,棋谱相当于言语作品,从中可以理解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可以创造出无限的言语作品,言语作品有好有坏,而语言是没有优劣之分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还像五线谱、音阶符号和乐曲的关系。言语的过程与作曲的过程是有相似之处的,它们都需要材料和规则,都可以创造出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倾向,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因为在语言和言语的相互关系中还存在着质与量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把语言比做阿拉伯数字和这些数字的组合规则,把言语比做这些数字组合成的具体的数字,利用0到9这10个阿拉伯数字,通过一定的组合规则,我们可以表达出无尽的数量来。语言中的词,也像阿拉伯数字一样,在一定时期中是有限的,而语言的语法,也与阿拉伯数字在表达具体数目时一样具有一定的组合规则;最后,还可以把语言比做绘画用的画笔和颜色,雕塑用的刀具和雕塑原料,把言语比做国画与雕像。这个比喻有助于我们了解言语的修辞色彩和语言对于言语修辞的影响(计永佑,1983:56)。
从索绪尔提出的一个公式,和上述人们常做的五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一下语言和言语的相互关系: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可以用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来进行解释。“语言和言语相互依赖,无论是从整体发生学还是个体发生学的角度看,先有言语再有语言,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岑运强、石艳华,2007:12),语言和言语一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是明显的。岑运强教授认为,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标准有四个:意义标准(是否表达完整的意义)、形式标准(有无具体、固定的模式)、功能标准(能否脱离语境)和数量标准(有限还是无限)(卢春霞,2007:181)。
总之,语言和言语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必须从观察言语着手,注意言语中表现出的大量普遍的语言事实。
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二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第二语言教学研究。“语言”和“言语”是外语教学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指的是语言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传授‘语言’的实践活动我们称之为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习者掌握‘语言’的体系知识,从而为言语运用打下基础。‘言语’是指平时的言谈话语,传授‘言语’的实践活动我们称之为言语教学,言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从而运用语言规则进行语言交际”(毕彦华,2007:123)。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分别探讨语言和言语理论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言语—语言—言语”语言学习的模式是每个婴儿学习母语的必经途径,也是学习外语的有效途径。学习母语时,往往是从只言片语入手,模仿外界声音,这就是言语阶段;与此同时,在不断的言语积累中,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掌握该语言的系统,这就到了语言阶段;然而,掌握一种语言的系统,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在习得过程中会运用这个系统去说、去写,这就又回到言语阶段。
当然,这几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在学习和教授外语时,我们应当努力利用这一模式,在三个阶段的教学中让外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语言规律和并且在实践中熟练运用该门语言。当然学习外语不能拥有学习母语的语言环境,所以在外语教学的最初阶段可以有一个非常短暂的纯语言教学阶段,如教英语字母或国际音标。在这一阶段,语言教学活动量大于言语教学活动量,因为学生掌握的语言知识还非常有限,不足以大量展开生成和理解新话语的言语教学。随着时间的增长,语言教学活动量应呈递减趋势,相反,言语教学活动量则呈递增趋势。因为在这一阶段,学生慢慢掌握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规则等,能较自由地生成句子,开展言语教学的自由度增大。进入高年级外语学习阶段,言语活动应大大超过语言活动,以便让学生更灵活地使用语言。
1.语言能力包括语音能力、词汇能力、语义能力和语法能力。语音能力包括音位能力、语音能力、语调能力,以及外语的口语能力等。语音能力的培养,要用语言的方法,如分析语音的声学属性、模仿发音部位和方法、进行语音对比等;更要用言语的方法,如用强化方法大量的听外语话语,在口语实践中发展语音能力等。词汇语义能力包括辨别词性、理解词义的能力,区别同义词、同形词、同音词的能力等;词汇语义能力的培养除依靠外语教学中词汇工作外,更要让词语在不同的话语中重复出现,在话语中领会词语的细微含义和修辞色彩。语法能力包括分析词语词汇特点的能力、分析词类和句子成分的能力、辨认搭配关系及造句的能力等。语法能力的培养除靠分析语法外,更要在言语中把握语法规则的具体化,在话语中活用语法规则。
2.言语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等,它是指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交际,所以言语能力的培养是相当重要的。一般来说,外语教学初阶段的重点在读说,但口语不能脱离书面语而单独发展,听说读写要与言语体系教学密切配合;外语教学的第二阶段着重解决读写,一方面培养读写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读写继续加强听说,把听说能力提到高级阶段;第三个阶段着重解决翻译,在听说读写的基础上解决翻译,从翻译实践中获取更大的发展。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提示我们在教材的编排上,应该以课文和言语练习、活用练习为主,要重视实践运用和语言技能的培养。过去,许多教材以语法翻译为主,偏重书面语,而忽视了口头语言的重要性。虽然有课文和语法的内容,但是单词表、语法语音的理论知识和机械性练习的分量却不可忽视。这种教材是以教授语言体系为主的,言语的教学此时显得微不足道,离开了言语,单词和语法规则等知识不容易被记忆,而且就算被记住,在实际运用中,学生们无法将之与具体语境联系起来,仅有的语言知识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在教材中,正确把握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十分重要。凡出现新的语言现象时,就应当有相应的课文来巩固,而且课文内容应当尽量接近实际的语言情境。此外,语言现象的出现,要注意常用性和复现率,从而使学生加深印象,学以致用。课后练习应该以活用练习为主,机械练习为辅。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更互为前提。
言语总是以语言的共同规则作为活动基础的;而语言总是从言语的运用中概括和丰富规则,是一种不断运动着的社会现象,语言存在于群众之中,存在于不断使用之中,存在于言语之中。区分语言和言语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在语言学研究中,区分语言和言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科学地认识语言;第二,有助于确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三,有助于理解语言和言语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分别发展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第四,区分语言和言语,也有助于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方法的改进。我们应当把语言学的理论与外语教学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展外语教学。
[1]毕彦华,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理论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语言文字修辞,2007,12:122-124.
[2]岑运强,石艳华.二十年来语言和言语问题研究述评.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9:11-16.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计永佑.语言学趣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5]卢春霞.“语言”和“言语”的概念辨析及其对教学的影响.时代经贸,2007,5: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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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作家的言语,它用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那么文学作品,其实也就是作家一个或若干个具体言语行为组成的一个综合体。文学言语行为除了通过言内行为,传达语言表层结构的命题意义,还通过言外行为表达作品言语的深层信息,即作家言语行为的意图和创作的主题,从而可能产生相应的言后行为,即{导到读者的认同或共鸣。如果能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精髓。
作为文学写作常用手法之一的反讽就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它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它通过故意违反诚意原则而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是句子命题内容的反说或否定。19世纪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EdgarAJlanPoe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就是借助于将反讽的艺术手法成功地运用在人物对话中,情节的处理上,乃至整部作品的构思之中,从而大大渲染了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与复仇主题。本文将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对《一桶白葡萄酒》中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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