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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共各路军队刚进入东北时,就认识到东北匪患的严重性。中共东北局及各省委都发出关于部队剿匪的指示。但因与国民党军队战事紧迫,使绝大多数部队投入正面战场,剿匪工作没有达到效果。到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国共双方出现短期的和平局面,使部队能够投入到剿匪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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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这一过程中东北民主联军经历了其塔木、“三下临江、四保江南”等战役。本文从史料和具体战例分析入手对转变原因进行了论述,详细阐明了组织领导、根据地建设、战略战术三个方面的具体做法。
【关键词】东北解放战争 防御转变进攻 原因分析
【论文正文】
一、正确的形势分析与组织领导为部队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1946年6月1日,中共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保卫战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分析了严重的形势,指出,敌占四平、长春一线并向两侧伸展后,由于各地群众尚未普遍深入发动起来、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加之土匪、民团乘机蜂起,群众中特别是战区和近战区群众存在严重的观望态度,部分党员干部中的和平观念未彻底克服。因而,“形势是异常严重的”。《指示》还对作战方针、兵力部署、军工生产提出了明确意见,对各地区的党政军工作适应新形势起了指导性作用。
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15天协议。后因国民党军队新的进攻未能准备好及受到中原战场的牵制,实际停战延续了4个月。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技高一筹的表现。6月16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指示,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这一指示体现了一切工作以确保战斗胜利为中心的原则。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文件于7月7日正式公布,题为《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也称《七七决议》。决议指出:必须克服和战问题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的苦斗争取和平。一切游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以后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七七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对敌斗争,起到了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这次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是东北全党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保障
1.清剿土匪。早在中共各路军队刚进入东北时,就认识到东北匪患的严重性。中共东北局及各省委都发出关于部队剿匪的指示。但因与国民党军队战事紧迫,使绝大多数部队投入正面战场,剿匪工作没有达到效果。到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国共双方出现短期的和平局面,使部队能够投入到剿匪工作中。1946年6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地方武装进行彻底整顿,对反革命分子和杀害我之干部的叛变分子要采取坚决镇压政策。6月11日,黑龙江军区发布《关于剿匪命令》,提出:各县要联合进行剿匪,剿匪除奸与发动群众配合起来。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又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要求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工作,并于16日划分了各主力部队和各军区的剿匪区域和后方根据地工作区域。中共东北局决定将主力部队以师或旅为单位划分工作区,又确定了各军区后方根据地区域。自此,标志着中共中央东北局全面开展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2.建设农村根据地。中共东北局广泛发动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予奖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予批评。到1947年底,共有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在此期间,194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各分局及省委发出了《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了使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汉奸、恶霸、豪绅、大地主、土匪头子的政策。
这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充实到农村根据地建设,按照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十二万民兵。工作中,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了极大地作用。1946年7月3日《东北日报》以《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为题发表社论,介绍了马斌在松江县做群众工作的典型经验,总结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1946年7月11日,中共东北局党刊创刊,林彪亲自定刊名为《群众》。下乡干部利用二人转等东北群众喜欢的宣传方式,宣传保卫土地、当兵光荣。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地方兵团源源不断补充兵力,每个主力师充实到一万人左右。
三、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运用灵活的战术使部队在实战中得到充分的锻炼
1.围点打援战术。国民党军队为了摆脱南北受敌的不利局面,于1946年12月中旬,发起了对南满以临江为中心的解放区的进攻。为了配合南满保卫临江,北满民主联军决定南下松花江,这就是东北民主联军一下江南作战。北满民主联军集中主力3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于1947年1月5日向松花江以南出击,6日,三师出其不意地包围其塔木要点的国民党军新一军113团一个营。6日拂晓,一师经过急行军,到达其塔木和沐林河之间的张麻子够一带,准备打击从九台增援其塔木的国民党军113团。东北民主联军用三个团和一个师部警卫营,共十个营围歼国民党新一军113团,歼敌200余人,俘虏800多人,团长赵迪被击毙。这场战斗运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围点打援战术在解放战争后被评为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
2.步炮协同战法。1947年2月18日,北满民主联军二下江南作战,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在炮火支援下,对德惠守敌发起进攻。德惠战斗是东北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步炮协同作战。德惠之战打了3天,以东北民主联军未能攻破结束。虽然,德惠之战东北民主联军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战后总结了丰富的步炮协同作战经验。在此后的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战斗一次,总结一次,使每名指战员掌握步炮协同作战方法。
参考文献:
[1]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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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败降,史称“东北沦陷时期”,亦可称作“伪满时期”。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国难痛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中极为残暴的篇章。在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均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在东北社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小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常用的教育机制,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深刻的启迪作用。因此,研究东北沦陷时期小学校的教育,是对东北社会事业的一种发掘和再认识,以求达到新的共识。
关键词: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发展
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内蒙东部及原热河地区,即日本侵略者所说的“满蒙地区”,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长达14年的沦陷统治阶段,日本制定了一整套的殖民教育体系,这个时期在这殖民教育体系中,小学校教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既具有全国一般性的特点,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
沦陷时期的东北小学校教育,顾名思义是研究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的、小学校的教育。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先具体介绍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意义,再详细论述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最后归纳总结。在研究方法上,将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这样不仅研究的内容可以更丰富和深入,而且观点的得出也能够更准确和深刻。
教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任何社会和国家,如果忽略了教育的存在便不可能进步和富强。沦陷时期的东北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沦陷时期的东北小学校教育史又是东北教育史的不可忽略的部分。因此,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将会丰富和深化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揭示东北教育史的发展规律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中的地位。
沦陷时期是中国教育事业饱受苍伤和打击的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小学校教育皆呈现出满目疮痍的现象。这一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既作为全国小学校教育体系整体中的一部分,又作为东北独立的教育体系而存在。因此,既呈现出全国性的一般特点,又带有很强的特殊性。
小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不管哪个国家都在积极致力于小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处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以王道立国,注重道德教育,并且,国民素质的基础始于小学校的教育。小学校的教育可以为我们传授爱国情操,培养高尚人格提供平台。所以,小学校的教育势必要求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地区的很多小学校都被迫停办了,加之日本的入侵,使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东北地区自大同二年起开始大力兴办新式基础教育。
(一)沦陷时期满洲帝国文教部的小学校教育
小学校修业以六年为限,分为初、高两级,前者为四年,后者为两年。要求按照当时民国时期的法规规定要满六岁才能进入小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最终都没能实现,二更多的情况是年满七、八岁或年满十一、十二岁才有机会获得进入小学校学习的机会。还有专门设立的管理小学校的相应级别的机关,有省立、市立、县立、区立和私立的区别。省立、市立、县立大多办学选址会在省城或县城,所以它们的各项设施都还比较完备,规模也还比较可观、宏大。然而,区立或是村立的设备不完备的不计其数。在这时的私立小学校是发展得最好,师资和设备都是最好的,但是能上学的儿童家庭少之又少。在这个时间段内,满洲政府制定了二十年施教的计划,力图循序渐进的普及小学校教育,已达成我国没有文盲的长久愿望。
(二)官办小学校教育的发展
按照发展后的中国东北沦陷地区对的形势来看,旧时政府制定的教育体系难以满足后来小学校教育发张的需要,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办学途径和办学理念。由此借鉴后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二日,清政府下诏:“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材,端在修明学术……着各省书院……县均改设小学堂。”初步决定在各省设定小学堂。接着又先后颁布了张百熙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张之洞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各等小学堂的办学章程和办学宗旨,形成了较完整的小学教育体系。1905年“奉天将军赵尔巽设立学务处,通饬各属一体兴学,以小学为教育之本也”将各州县的书院、私塾、庙宇改设为小学堂。吉林省将军达桂上奏,“兹将旧有崇文书院改为学务处,并于东西南北四处,各设初级小学堂一所,每堂共招学生二十名,计共学生八十名,教以初级浅近之学。”这是吉林省兴办新式小学堂的开始。同年,黑龙江省将军程德全颁行《为奉上谕停止科举创办学堂通行各属遵照由》,要求:“各副都统衙门及地方长官,均宜体察地方情形,将应办学堂切实开办。”第二年,黑龙江各府县开始创设小学堂。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2040所,学生80938人;吉林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160所,学生7364人;黑龙江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131所,学生5605。
(三)学制改革过程中不断成熟的小学校教育
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无论在任何国家,以何种形式存在,归根结底都是为其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同时,它也可以成为辅助对他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一柄利刃。这把利刃甚至比其他的侵略方式更为锋利,因为它所泯灭的是一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沦陷时期我国的教育一般没有约定俗成的用来规定其程度和模式的相关法律条例,沦陷时期,我国初等国民教育制度,分为初级小学校及高级小学校两个阶段,初高两级合校的称为两级小学校。
进入初级小学校的儿童年龄必须在七岁以上,修业年限为四年。高级小学校入学则要在初级小学校毕业之后才有资格,其修业年限为两年,我国在小学校教育制度制定之处就明确了这六年期间是完成初等国民教育的阶段。正因为这项制度最开始是由我国制定的,中途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所以它的体系沿袭了旧政权时代教育制度的一些特点。因此,在中国建国之初,这些制度都有待于创新,然而在教育方面仅仅注重教育内容的变革和恢复因事变而停办的学校,不可避免的又走了原来的老路。于是到了大同二年便设立了国立教员讲习所,用来以培养建国精神为其就基本要义。并且给在职教员以再教育和训练,用以努力促进我国教育至上,提高教员素质至上。同年七月,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期望通过此条例来统治约束任意创设的私立学校。又在康德三年一月制定小学校之教科规程为初等国民教育为依据之方针。所用的这些举措都是以革新教育和促进教育向上为目的。尤其实在康德二年到康德三年期间,在各省或一些特别市各指定一所学校为实验小学校。给予补助,配置日常主管事务的人员和优秀的教员。依照新教科规程整顿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以期和国策相符,使我国这种独特的教育方针能在这些努力的促进下早日实现。
总之,诸多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一时期的小学校教育不论是在学制还是配套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弊端,不断深入地去探讨和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小学校教育这条路还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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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道德状况一直都是社会各阶层关注的要点,教师的道德情况也是不容忽视的。当前小学教师是否已经认识到信息伦理道德的重要地位;如何唤起小学教师的信息伦理道德意识;如何提高小学教师的信息伦理道德水平,这些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学教师伦理调查现状及原因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该文通过对江苏省内南通、苏州等城市小学学生及学生家长的问卷调差,分析当今小学教师伦理发展现状,比如目前的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整体状况良好,教师们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较好,教师们跟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较好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等等,但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教师们对学生的校外情况关注度还不够,“家长”型教师还普遍存在,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还不够等。最终为探讨小学教师伦理发展受限制的原因,从而寻求发展,促进教师伦理发展和推动视角伦理建设提供重要的依据。
伦理一般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而教师伦理,社会普遍认同它是“专门研究教师、学生、社会成员之间各种关系及如何正确处理这种关系的学问”。中国教育的先祖孔子开了教师伦理道德研究的先河,总结和概括出了以“仁”为最高准则的教师伦理道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教师伦理已发生改变。就目前形势看来,教师伦理道德的高低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学生德智体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基于此,我们做了关于小学教师伦理调查。
该项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运用自编问卷调查来自南通、苏州等地的小学学生及学生家长,调查结果用spss等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共计发放并回收学生问卷135份,家长问卷78份。
2.1.1 教师职业道德整体状况良好
该项调查,发现我们调查的城市小学教师伦理的发展状况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绝大多数家长对当今教师职业道德状况表示满意,而且也重点关心孩子的品德修养;90%以上的家长坦言与老师平时并无礼尚往来的情况,除却平时逢年过节的短信问候。
2.1.2 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较好
从我们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老师能够对学生做到不偏不袒、一视同仁;老师们基本上能够做到经常关心学生的睡眠、闲暇等情况,87%的家长反映孩子的老师经常关心学生的性格、脾气等心理健康状况;老师基本能够做到很少公开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排名,教师们做到尊重学生,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
2.1.3 教师与学生家长沟通良好
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家长表示自己愿意帮助老师做一些事情;同时,老师也重视学生家长的意见,经常向家长了解学生在家时的表现状况;对于教学课堂上的伦理状况,超过70%的学生表示满意;78%的学生表示老师在策划班级集体活动时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为主,适当参考学生积极有效的意见;67%的学生表示老师们较少拖堂。
2.1.4 师生关系融洽
超过70%的同学表示自己所在班级的同学关系是比较融洽的;89%的学生认为老师还是很喜欢自己。我们对学生成绩的好坏、学生担任班干部以及不担任班干部老师是否能够做到对学生一视同仁以及觉得老师对自己喜爱与否进行spss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并无太大差异。60%以上的学生在学校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师,其次是班级同学。
2.2.1 对学生在校外的情况关注不够
在调查中,当问及“孩子的老师主动与自己沟通主要是因为哪种情况”时,89%的家长均表示老师是为了告知学生在学校的情况,仅有11%的老师是为了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而家长的教育方式是否恰当,几乎没有老师告知。
2.2.2 “家长”型教师大量存在
66%的学生觉得自己的老师像家长,只有17%左右的学生把老师当成自己的朋友和兄弟姐妹;甚至还有10%学生认为自己的老师像领导。
2.2.3 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不够
超过50%的同学表示在学校遇到困难时会向老师以及班级好友同学求助,但是还有比部分同学选择谁都不说,体现出对教师的信任度还不够。
2.2.4 不能稳妥帮处理业余爱好与学习的关系
在分析担任班干部学生与普通学生对“老师是否支持你的业余爱好”这一问题的结果时发现:成绩一般或者不好的学生基本上是“不确定”,而担任班干部的同学对此回答则是“完全支持”或者是“比较支持”。
2.3.1 缺乏合理的教师伦理规范
中国传统的教师伦理规范由于受到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推崇的一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教育伦理规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他要求学生对教师有一种说一不二的服从,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缺乏一定的教师伦理规范。
2.3.2 缺乏清晰的教师伦理知识
很多老师认为“为了学生的发展”是自己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之一,但显然,老师仅仅用这样的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教学活动是不够的。这些老师仅仅是关注到功利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动机是好的,那么一切都是有道德,都是符合教师伦理的。显然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教育学生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经常听到某某学校的学生被教师打伤了,某某学校学生自杀了之类的负面教育新闻,在这些事例中均体现了教师伦理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2.3.3 “功利主义”社会期望的深远影响
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评价以及人们对教师教育的期望,关注的大多是教师指导学生的应试能力以及教师教学能力,分数第一,智育第一的功利主义评价标准日益成为主流,严重影响教师伦理道德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教师很难不得不考虑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到学生的文化素质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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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生来说,学术论文写作是一个不断学习和不断积累的过程,只要敢于尝试,通过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就能逐步提高学术论文写作水平,写出令人满意的好文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学术论文的写作现状及原因剖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通过对大学生学术论文写作现状的审视,发现其在选题、材料运用、学术规范、创新意识、方法运用等方面存在着较多问题,其原因是学术训练不足、学术道德不强、主体意识不强、个体惰性膨胀等。对此,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应当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通过针对性的课程设置等措施以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
关键词:学术写作能力;现状;原因;剖析
大学的教学目的主要在于培养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其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型人才。而对于大学生而言,所谓综合素质,其核心乃是学术研究能力,无论是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还是直接进入社会就业,拓宽其学术研究视野、增强学术研究能力并转化为各种适应能力都是必由之路。而学术研究能力最集中的表现乃是学术论文的写作,学校和教师必须通过有计划的训练课程,让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1.选题方面的问题。
就笔者数年来对学生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辅导情况来看,学生进行学术论文选题大多是通过模仿相关研究刊物进行的,但是,在模仿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偏差。一是选题过大,比如有学生将“论沈从文的语言艺术”作为论文选题,教师认为,这是要用许多本专著才能研究得过来的课题,只能选取其中某一个特色进行研究与写作。二是选题过偏,有的学生有些特殊爱好,在选题时明显偏离了主体价值观,虽然学术无禁区,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投入地去写作一篇论文对其知识和道德观塑造都会有较深入的影响,比如有的学生选择“鬼神意识”、“同性恋”作为其论文题目,教师会指出,学术论文的写作是一项要投入时间、精力甚至毕生奉献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大学阶段,还处在学术塑形阶段,要选择有利于学术观点和学术能力形成的题材。
2.材料选择方面的问题。
学术论文的灵魂当然是学术观点,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往往是通过阅读、选取材料来渐渐形成观点的,对于他们来说,在写作前要阅读大量由教师提供的参考文献,写作中要引用相关文句、运用相关论点及论据甚至论证方式,而体现在文本中的材料则需要与文本总体一致,材料“写作前是形成科研论文观点的基础,写作中材料又是表现观点的支柱。作者要反映自己对某一项研究的认识、看法,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只能通过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其特殊性,发现其自身的规律,或者是相互间的联系,从而形成科研论文所要表达的观点。而且,作者的这种认识、看法、观点,又必须通过材料来表现。如果没有充分的材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那么,轻则单调呆板,缺乏说服力;重则词不达意,引起误解”[1]。但是,在大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中,于材料运用方面普遍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是为间接引述多,直接引述少。亦即将所阅读文献的文句稍加改动即写入自己的论文,在该直接引用的地方没有直接引用。其二是为引用而引用,不顾原文的整体观点与自己论文在观点、构架上的差别。其三是所用材料驳杂,没有观点和学术理路上的一致性。
3.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
学术规范是一个历久而常新的话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论文写作的技术性规范,二是学术道德。前一方面关乎学术能力,只有遵循既定的学术写作规范,才可能写成一篇论点清晰、论据明确、论证有理的文章。在笔者所辅导的大学生中,曾经出现一种论调,即强调所谓“思想”,认为有观点有想法的文章,怎么写都行,结果写出来的文章东拉西扯,根本不成篇章。而实际上一篇论文的各个部分都有其规范,比如摘要,要讲明研究的目的、方法、过程及结论等[2],但学生往往要经过多次重写才能基本达标。就学术道德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有许多学者学术论文造假被披露出来,其中甚至不乏知名学者,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学术道德的现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也给年轻学生以极坏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许多学生阅读文献时不认真去体会其精神内核与学术脉络,而热衷于将其中的文句录入电脑,在写作论文的适当时机直接运用,有的是不加引用直接照抄,有的是略加改写照用,有的则是使用了别人的观点和论证方法而不注明,总之,各种各样的剽窃行为层出不穷。现在开发了网上识别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论文的重合度进行辨别,但也只是文句基本相同的才能区分出来,而对于观点和论证方法则难以进行区分。
4.创新意识不足的问题。
笔者执教的学科为中国语言文学,所辅导的论文也大多集中在文学、文秘、理论等领域,就这些内容而言,无论是历史的研究还是逻辑的研究,学术论文的生命都在于创新点的存在。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新的研究方法之运用、新材料的发掘、新观点的提炼,无一不贯穿一个“新”字,在对文学进行逻辑性研究中,新的观点体系、创新的文学体系等,也以“新”字为其核心。“学术论文是对某种发现或研究成果的表述,应是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之后,所发表的有创见性的论说,而不只是对某种理论的复述或随想,也不只是将问题和现象陈述出来完事”[3]。但是,大学生学术论文里最缺乏、最难训练与提高的部分也就是创新意识,它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没有太多的操作性规范可以遵循,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所涉及的是整体学校教育的设置、长期学术训练的熏陶。从最低的层面来讲,创新意识的培养也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教育体系如何配置是关键因素,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就是接受知识,从来没有过创造知识的教育,因此,到大学要进行创新、创造的时候,学生们的知识、能力、意识储备就远远不能达到这一要求了。笔者给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设Seminar课程,希望用这种方式引导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并养成批判意识与能力,学生们普遍反映不错。
5.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学术方法是通向学术观点、学术成果的必由之路,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面对特定的题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是所有的学术方法都可以通用的,或者说,不同的学术研究方法会通向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就方法论体系而言,有唯物辩证方法、社会学方法、实证主义方法、朴学方法、考证方法、文献研究方法、义理阐释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怀疑方法、观测方法、调查研究、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心理学方法等,虽然新的研究方法在不断地出现,但以上方法仍然是日常研究中常用的方法。笔者发现,在日常教学中,许多教师除了比较原本地呈现教学材料中的内容外,并没有对学生进行研究方法方面的特别点明。
以文学史为例,在讲授《诗经》时,有《蒹葭》一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所谓伊人,在水之湄(méi)。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一般在教学中,教师都着重于将文句进行翻译,最多进行一番文义的引申。我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前人对这一章的研究特别多,包括有气候学、植物学等内容,不同作家对其亦有各种发挥,于是我把这些内容取其有特色者引入课堂,并且告诉学生:对于一个课题内容,其实有许多角度可以研究。比如《蒹葭》一章,甚至可以从医理等方面研究,在英文的文献里也有类似材料。但是,学术方法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在论文写作期间进行指导虽然也有效果,但效果差一些,而且,要根据学生不同的学术兴趣、个性气质来鼓励其选择相应的学术方法,则对其研究有更多的助益。
大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中之所以存在以上这些问题,有些问题还表现得特别严重,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学校教育造成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都是围绕着知识的传授与传承进行的,对于学生的创造能力重视、培养不足,但具体说来,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术训练不足。从大学生写作学术论文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问题看,最基础的原因是学术训练严重不足,从小学开始的“作文”课,参照的是文学体系进行教学,引导学生进行描写、抒情、感叹,而没有循说理路径对学生进行教学,从而导致学生既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有效的说理,也无法进行说理性的文章写作。在大学教学中,笔者所在学院要求学生进行一百篇文章的写作,所写体裁不限,学生则把许多日记抄录上来,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准备和研究。事实上,学生只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每年进行至少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通过四年的训练,在研究水平上就能符合基本要求。但是,现在大学教育里普遍对于学术能力的培养缺乏重视。
2.学术道德不强。一般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从社会实践看,道德失范突破了社会行为底线,人们的自私本能和欲望发挥的空间扩大,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多种道德恶行与新的道德败坏,发生诸如官员腐败、学术造假、地沟油泛滥、毒奶粉蔓延等性质恶劣的事件,让人们对道德生活产生极大失望,并深陷一种‘道德无力’中”[4],这些失范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处于思想、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大学生造成了影响,从而使得其在生活中投机取巧、学习中心不在焉、研究中进行各种学术剽窃。道德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教师在指导过程中反复提醒,但屡教不改的现象普遍存在。
3.主体意识不强。在现行的教育安排下,大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一般只有一次机会,那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在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布置与准备,但往往这个时候是学生全心全意准备考研的时段,学生们基本没有花多少精力在论文的文献阅读上。等到考研结束,许多学生又要准备找工作了。因此,在时间安排上很不妥当。也正因为这样,学生在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严重依赖指导教师,没有自己主动工作的积极性,草草成文就交给了老师。另外一方面也严重依赖各种文献,有许多人是将已有的研究成果东拼西凑而成文。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发挥其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故而文章质量一般不高。
4.个体惰性膨胀。与主体意识不强相应的是学生的个体惰性膨胀,在大学四年级,许多学生心思无法集中在学习上,有的学生甚至跟我说:“老师,我已经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了,你就随便给我一个能毕业的分数就行。”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非学习事务上。个体惰性的另外一种表现是浮躁情绪,许多学生根本无法坐下来思考学术问题,甚至有人在网上找人代写毕业论文。
针对大学生在学术论文写作中表现出来的以上问题,教育界应当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在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资源配备、教师培训等方面应当进行改革,朝着能加强学生基础学术训练的方向努力,应当开设有针对性的学术训练课程并提供配套的其他指导,以期使学生的学术能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1]刘洁民.论学术论文写作中材料的鉴别取舍[J].江汉大学学报,2008(12):128.
[2]曹进克.科技期刊学术论文写作与规范化[J].河南大学学报,1999(3):85.
[3]郭杏芳.简析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几个共性问题[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2):85.
[4]周宁远.关于道德失范的思考[EB/OL].(2013-12-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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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群众中普遍存在“问题向上反映更容易获得解决”的心理,基层反贪部门要加大案件管辖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工作。可以定期组织专门的宣传队伍,深入社区、关企业、机、学校等场所,开展案件管辖法律知识宣传,让群众了解案件管辖的有关规定,从而使群众在举报时选择正确部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层反贪线索匮乏的原因及对策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基层反贪线索匮乏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案件线索是开展反贪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的基层反贪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线索少,发现难,成案率低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解析当前基层反贪线索匮乏的原因,并立足基层反贪工作的实际,从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角度提出对策,从而为解决基层反贪线索匮乏这一突出问题建言献策。
【关键词】基层反贪;线索匮乏;原因;对策。
找出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结合基层反贪工作实践,笔者认为造成当前基层反贪线索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贪污贿赂案件本身具有隐蔽性特点。
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为谋取一己私利而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其本身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主要体现以下在两个方面:
一是犯罪手段的隐蔽性。贪污贿赂犯罪的实施者大多是具有一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本身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职责,这就为其实施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他们在实施犯罪前都会经过精心的预谋和策划,通常会对犯罪手法进行精心设计,对犯罪后果进行伪装、掩盖,以逃避侦查打击。
二是侵害对象的隐蔽性。贪污贿赂犯罪侵害的对象是国家或单位而不是具体的个人,这是其与一般刑事犯罪以个体为侵害对象的显著不同。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很少人能意识到贪污贿赂犯罪侵害的是自身权益。因此也就很难积极主动的来检举、揭发这类犯罪。上述这些无疑都增加了贪污贿赂犯罪被发现的难度,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了基层反贪线索的获取。
(二)案件线索来源、渠道较为单一。
在当前的基层反贪工作中,群众来信举报仍然是反贪部门获取线索的主要来源和渠道。反贪部门缺少和公安、信访、银行、税务、审计等部门的信息联动,造成案件线索移送渠道不畅,反贪线索流失的情况。
此外,在当前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反贪线索还是主要依靠群众来信举报的方式,没有充分运用网络信息化中如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在反腐宣传和线索收集中的作用,导致线索获取渠道较为单一。
(三)就案办案,缺乏深挖窝、串案意识。
反贪实践中,很多办案人员在获得一个案件线索后,便急迫地启动案件的初查工作。待初查结束后,为尽快突破嫌疑对象,办案人员往往仅针已经获得的线索和嫌疑对象本身问题而采取审问和相应侦查措施。这样的一种办案思维和办案方式完全停留在就案办案的层面,缺乏对案件线索系统性、整体性、长远性的经营。殊不知当前腐败案件的发生具有群体性、行业性等特点。在案件查办中缺乏深挖窝、串案意识,已经与当前的反贪工作形势不相适应了。其结果必然导致案件线索匮乏,办案效率低下。
(四)办案人员“等、靠、要”思想严重。
在基层反贪工作中,“等、靠、要”的情况非常普遍。案件线索很少是由办案人员去主动收集、获得的。其原因一方面是主观上我们的办案人员缺乏从日常工作、生活中收集案件线索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客观上我们的基层办案人员缺少必要的、系统有效的业务培训,收集、整理、分析线索的能力较为欠缺,因此也就难以从日常生活、新闻媒体、其他部门等的海量信息中获取对反贪办案有用的案件线索。这一“等、靠、要”的被动收集线索的模式是造成基层反贪线索匮乏的重要原因。
(五)举报人更倾向于向上级反映问题。
举报人在反映问题时,往往考虑更多的是向哪个部门反映更容易解决问题,而很少从违法犯罪管辖的角度考虑。受传统的“越往上,越重视,问题越容易解决”认识的影响,举报人在掌握到一些贪污贿赂犯罪线索后,更倾向于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每年基层反贪部门办理的相当数量的案件,都是上级纪检检察机关移送交办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反贪部门线索的获取。
线索是案件的生命线。如何解决当前基层反贪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线索少,发现难,成案率低这一突出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提高办案成效,推动反贪工作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加大反腐宣传力度,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人民群众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因此,人民群众是我们反贪工作的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群众,打一场反腐的人民战争是我们开展反贪工作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反贪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对此,基层反贪部门要加大反腐宣传力度,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腐败不仅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同时也是对每个个体自身权益的侵犯,从而增强群众在反腐倡廉运动中的主人翁意识,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检举、同时办案人员要对群众的检举、揭发做出积极回应,用实际工作取得群众对反贪工作的信任和支持。
(二)加强部门联动,发挥网络作用,多来源、多渠道收集线索。
当前,腐败案件已经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更好的揭露和打击腐败,基层反贪部门需要加强同公安、信访、税务、工商、银行、审计等部门之间的信息联动,搭建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可以通过设立专线、派专人走访、举办座谈会等方式,定期与其他部门就案件信息进行联系、沟通,畅通案件信息移送渠道,确保有关部门发现案件线索后能够及时、有效地移送反贪部门。同时,网络监督已经成为当前发现和打击腐败的新利器。近些年,不少腐败分子都是首先被网络曝光,然后纪检、检察机关介入而被查处的。因此,作为基层反贪部门要充分发挥网络在收集案件线索中的作用,畅通网络举报渠道,如设立专门的举报网站,利用QQ、微博、微信等现代交流通信技术,多渠道收集案件线索。
(三)转变办案思路,深挖窝案串案。
当前,腐败案件已经向纵深发展。对腐败案件的查处,也已经由过去的对个案的查办发展到深挖窝案串案。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解决当前基层反贪线索匮乏的问题,办案人员必须摒弃以往就案办案的思路。要坚持“系统抓,抓系统”的工作方法,掌握不同行业系统腐败案件发生的规律,对每一线索深挖细查,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由个案向类案扩展,力争查办一案、挖出一窝、带出一串。这样不仅能够扩大办案成效,而且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基层反贪工作中突出存在的线索匮乏问题。
以我院查处的一起国企老总受贿案为例,在该案件基本事实查清以后,办案人员并未鸣金收兵,而是深入分析案件线索,同时结合以往办理过的同类型案件,认为有关行贿人必然存在向该企业其他人员行贿的犯罪事实。为抓住战机,扩大战果,办案人员加大办案力量,乘胜追击,最终牵出了其他八人共七件的行受贿窝案串案。实践证明,深挖窝案串案是扩大案件线索,开辟反贪办案新战场的有效途径。
(四)提升业务素质,增强自行发现线索能力。
过去那种“等、靠、要”是一种被动的线索收集方式。它过分依赖外部,在外部线索不充足的情况下,往往使我们的反贪工作陷入被动。基层反贪部门应从提升办案人员业务素质出发,使他们树立起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发现案件线索的意识,增强反贪部门自行发现线索的能力,使反贪部门牢牢把握住反贪工作的主动权。为此,基层反贪部门要定期对有关办案人员进行法律知识、搜查取证技巧、财务会计知识、审计知识等业务知识的培训,增强办案人员自行发现线索的职业敏感性和业务能力。作为办案人员,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也要做一个有心人,能够积极主动的同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进行接触,多关注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从人们的街谈巷议中,从新闻媒体海量的信息中发现案件线索。
(五)普及举报知识,加大办案力度,以实际成绩取信于群众。
针对群众中普遍存在“问题向上反映更容易获得解决”的心理,基层反贪部门要加大案件管辖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工作。可以定期组织专门的宣传队伍,深入社区、关企业、机、学校等场所,开展案件管辖法律知识宣传,让群众了解案件管辖的有关规定,从而使群众在举报时选择正确部门。此外,基层反贪部门要加大反贪力度,集中力量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同时要加大向群众宣传我们的反贪成果,扩大基层反贪部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以实际成绩取信于群众,获得群众对基层反贪的信任和支持。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工程。基层反贪部门一直处于反贪的前线,是反贪工作的排头兵,其地位举足轻重。实践证明,基层反贪工作开展的好,我国反贪工作就能取得较大的成绩。反之就会影响到我国反贪工作的成效。
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基层反贪工作在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所探讨的反贪线索匮乏问题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和棘手的问题。它已经影响到基层反贪工作的持续开展。作为办案人员要高度重视,从基层反贪工作实际出发,采取相应的对策,解决当前存在的这一问题,从而开创基层反贪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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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政权理论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原因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青年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乃至社会发展的积蓄力。信仰是人们心中的信念,当人都信仰时,人会根据自身的信仰而不断的努力,向着信仰的要求不断的前进,当人缺少信仰时,人的意志容易消沉,这时的人的心理是非常容易动摇的,也是极易受到不法思想迷惑的。信仰对于青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青年时期拥有良好的信仰能够使人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走的更远,更易实现自身的理想。
人的信念是指导人的行动的关键,正确的、坚定的信念能够指导人们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错误的信念则也会催生出恶性的事件,并且容易受到不法分子与国外分离反叛势力的利用,所以人们必须要拥有并且坚守自己的信仰。青年人作为我国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接班人与中坚力量,这代人的信仰则显得尤为重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的指导性理论,同时,实现共产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而每一个愿意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国的青年人应当拥有的信仰。我国的青年人拥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也是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需要,青年一代的人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接班人,必须拥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才能够自觉的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才能够自觉的抵制西方的不良思想的蛊惑。拥有信仰的青年人也能狗自觉的抵制西方的不良思潮,这也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切实需要。
(一)国家主导信仰淡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生产资料与生活、生产等人的相关活动都是通过特定程序的。人的思想信念也是由国家主导的民主信仰,人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之想。这种条件下,不论男女老少,都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深的信念与信仰,人们会自发性的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也会自发的抵制西方的侵蚀。但是在改革开放时候,我国逐步实行了市场化机制,人们的生活生产项目大幅度丰富,生产生活多样化、多元化给人们的思想信念也带来了冲击,多样化的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步扩大,人们的信仰也不在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由于缺少了国家主导并且缺少教育中的渗透的信仰是难以自然的被所有国民所接受的。而突然其来的经济增长也使得人们放弃了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人们更愿意去接受更多的财富。
(二)道德信仰日益弱化。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开放程度逐步增大,而对于我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了解不深的青年一代过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形成了近似于西方观念的崇尚自由,崇尚自我的思维模式,这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观念有所冲入,而西方主导的思维更加突出的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充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殊不知,西方的这些思潮是与其超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高福利相联系的。我国的青年人由于出生于信仰的真空期并且受到西方的以上思潮的影响,导致了道德滑坡,缺乏道德的基本准则。
(三)信仰呈现多元化态势。人的信仰是根据人的所见与所闻所改变的,青年人的一代所经历的是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大量信息涌入到网络之中,新的观念、新的事物都不断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手机、无线网络的普及则使得青年人的信仰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着。信息渠道的充分丰富也使得大众的信仰更加多元化与分散化,而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与的困难一西方势力所传达的享乐、个人崇拜的思潮都影响着青年一代人,由于从心理、物质与精神上更能够符合青年人的胃口,这些驳杂的思潮能够慰藉青年一代的人,许多人选择了无所事事的自由,许多人选择了消极,许多人都走向网络,这都充分反映出了信仰多元化后,青年人自身信仰的混乱与矛盾。
(一)腐败现象的影响。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青年对于党和国家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任,作为国家建设的执行者的内部腐败将会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于党的信任,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减弱甚至消失。在中国,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腐败则会严重影响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多元文化冲击马克思主义信仰。文化的多元化必然会对青年产生深刻的影响,青年是学习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同时也是接受能力最强的时期。国家的开放与网络的发达带来了丰富的思想,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文化却深深吸引着青年人,向往追捧,向往明星向往奢靡的生活,这些文化思潮都会逐步淡化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三)苏联解体影响马克思主义信仰理念。但是随着1991年末,苏联突然宣布解体,对社会主义阵营影响巨大,它的解体导致东欧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采用资本主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阵营势力大大缩小,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挫折。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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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养老,许多地区没有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已建立的地区也存在很多缺陷,运行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体现出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存在不足的原因剖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对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别从传统思想经济发展、政策扶持和管理体制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原因分析
一、传统思想的原因
自建国以来,由于历史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国家一直在围绕着城市在考虑和发展社会保障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够发现和听到一些关于重工轻农的不好思想和言行。笔者这次在查询相关资料和收集信息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对于研究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的专家学者和政府职能部门绝大多数选择的是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注视度非常低,在1998年以前甚至根据就没有探讨,2005年以后才有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但是还是缺少专业、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养老方式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自古就把土地看作安身立命之本,从内心深处认为土地就是自己生存生活的唯一依赖物。然而,耕田种地需要劳动力,为了能够更好的把土地经营好,增加田地的收成,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就必须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可是,怎么才能够让家庭增加劳动力呢?他们认为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通过增添人口。由此看来,我省广大农村地区的“养儿防老”的观念特别深厚,深入思想、深入骨子。而且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一直在延续和发展着,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的吹拂,我国进行了系列政策的改革。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全国范围,都开始大张旗鼓的实行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实行以各个家庭为基本元素的、对农田地进行生产的制度,农民不再以集体的名义去劳动生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执行计生国策,有效的降低了我国人口猛增的趋势。这些政策的实行和执行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一方面,由于土地现在不再是我省农村居民唯一的生存的生产资料,于是出现了大批的剩余劳动力,他们纷纷进城去打工创收。另一方面是我省的农村家庭规模已经呈现出逐步缩小趋势。但是,这两个方面的形势虽然改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可是对他们传统的养老观念并没在本质方面产生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湖北的经济情况取得了较好的进步和成效,城乡老百姓的收入状况也在逐年增加和好转。但是由于还是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多,而且革命老区、山区、林区、丘陵地带较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在部分落后地区还是很缓慢。尽管湖北省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最近时期表现出了增长态势,可是增长速度则还是比较很缓慢。2012年湖北省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是7851.71元,要远低于全国的7917元,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表面上的纯增长幅度为13.8%,但是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10.5%。
由此看来,我省农民的生活状况大体上还是很比较低的,幸福指数不高。他们必须优先保证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子女和本人的教育培训费、医疗卫生费用的开支,再让农民从自己不多的结余款项中拿出部分来缴纳保险费感觉还是很难的。我们可以再来仔细分析下我省的经济情况,从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来看,2012年完成财政总收入为3115.63亿元,增长速度为18%,而同年财政支出为2711.64亿元,增长速度为31%,结余资金为403.99亿元。我省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可见我省财政面临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也不可能有很充足的资金来促进和发展我省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现阶段,湖北省如果真的决定更好更快的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来促进我省经济的发展。
湖北省属于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在全国处于在中下游,财政收支情况只能够基本平衡,还有大悟、麻城等革命老区、山区、库区等地的经济情况就更加落后了。我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虽然起步有10多年,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曾经还受到上级表彰。但是由于受到国家大的方针、政策方面的影响和约束,加上省级财政承担能力有限,导致我省在推进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明显表现为后劲不足,发展比较缓慢,效果不理想,远远不及我国东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
而且,湖北省和各级地方政府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足够的财力和实力,无法来实现当初对农村养老保险进行财政兜底的承诺。我省的农村集体制早已基本瓦解,已经没有能力筹集经费来支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国家现在也基本上没有预备资金来补贴给农保工作。那么,农村养老保险主要是由农村居民自己筹钱来参保,这样就使我省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并且直接影响着我省农保工作的发展和推进,导致其覆盖面过小过窄,无法圆满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的农保制度。而且,有些地方的相关社保工作暂时被迫停滞,甚至停止了收取和缴纳农村养老保险费的反面现象。这些都对我省农村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让广大农村居民不愿意相信和再参加任何农村养老保险。
为了更好的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我省根据上级有关精神,于1995年 l0月在省民政厅内专门成立了农村社会保险管理处,承担着支持、协调和处理全省农保具体工作的职能。2005年上半年,湖北省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决定将省民政厅的农村社会保险处的机构编制和相关职责转交到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6年,根据省委省政府有关精神,经省编委的同意,我省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内专门增设了农村社会保险管理处,全面负责、指导、协调和管理全省的农村社保事务性的工作。可是下面的县市区的机构情况就五花八门了,有的农保机构合并了,有的被撤销了,还有的原地未变归属也没有作具体规定,有的也把它归到了劳动和社保部门。
湖北省截止到2010年底,农保机构划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有12 个市州63个县市。到2013年10月,我省76个县市区的农保机构均已经转交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了。但是,有些虽然划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但是下设机构又各有不同,例如孝感市孝南区等成立的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安陆市、孝昌等则成立的是农村社会养老管理局,还有的地方是直接由劳动保险管理局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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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虚假会计信息的制度原因包括:会计制度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使会计信息难以做到客观反映会计要素本身的特性;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缺陷导致虚假会计信息;宏观调控与政府官员个人收益最大化扭曲了会计信息;相关法律制度缺失未能对会计信息起到保障作用。为此,应从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改善会计工作的客观环境,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企业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原因及治理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会计已成为企业经济管理的手段,会计信息的披露也成为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现今虚假会计信息充斥市场,使会计信息使用者难分真假,损害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甚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国家虽采取相关手段来禁止企业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但依旧屡禁不止。为此,通过分析企业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的原因,试图提出治理虚假会计信息的对策。
关键词: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原因;对策
会计信息是会计工作的最终产品,是一个企业运营状况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的一大特征就是真实性,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地反映企业经济业务事项的实际发生情况和结果,从而能够让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时且准确地了解企业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虚假会计信息越来越多,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越来越严重,使得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且还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若任由企业虚假会计信息的存在,将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减少企业虚假会计信息刻不容缓。
2.1 企业制度不完善,内部监督不力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很多企业在转型为现代企业的过程中,相应的企业资本结构缺陷为会计造假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公司制的不断发展,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已成为企业的发展方向。这一制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优秀的经营人才,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内部监督不力的现象。由于企业产权分离,这就导致投资者实际上只享有权益,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者无法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这就给管理者造假提供了可能性。很多企业内部监督体系不完善,缺乏独立性,企业的控制权在管理者手上,若管理者想要造假,内部监督体系也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也为管理者造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2 利益驱动
企业虚假会计信息的出现和屡禁不止的一大原因就是由于利益的驱动。由于人性的贪婪,再加上造假被发现的几率很小,就造成了企业经营者或个人为了企业利益或个人利益而进行会计造假,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自身利益帮企业造假而与企业达成双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很多企业存在财务状况恶化、经营困难等问题时,企业通过虚增资产、虚计利润等造假方式来维持企业的生存。上市公司为了融资或者扩大企业规模,粉饰会计报表也常发生。有的企业为了达到偷税、漏税等违法目的,也会通过隐藏经济活动、减少利润等方式来达到这些违法的目的。有的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指示会计人员造假的现象也很常见,会计人员为了得到管理者的信任或得到奖励升迁,就会罔顾法律而对管理者听之任之。正是由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才导致企业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
2.3 外部监督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外部监督指的是审计、财政、税务等部门的监督。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外部监督体系也不完善,各监督部门没有很好地合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各自为政,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外部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其监督作用,虚假会计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杜绝。
2.4 法律制度的缺陷,法律惩处力度小
在我国,虽然《会计法》、《证券法》、《刑法》等法规都对提供虚假会计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但由于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存在执法不严等情况,导致对会计造假行为实施严格的法律制裁的案例很少,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相关会计人员的处罚力度较小。我国对检查出来的会计造假的企业大多都是采取“重经济处罚,轻行政处罚;重对单位的处罚,轻对个人的处罚;重内部处理,轻外部公开处理”的形式。由于经济处罚是由造假企业的权益来承担,也就是投资者为企业的造假行为承担责任,而对个人的处罚力度小,这样就使得经营者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虚假会计信息。由于企业会计造假的成本低,但收益大,而且被发现的概率小,处罚的力度小,这就会出现企业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的现象。
3.1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监督
由于现代企业大多都是实行两权分离制度,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这种制度削弱了企业的内部监督机制。为了杜绝企业虚假会计信息,首先就应该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监督的力度。企业所有者可以向企业委派主要会计人员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经营者不可以干涉委派会计人员的工作,这一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督,减少会计造假行为。企业还应该加强内部管理,应该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原始记录等,以确保会计确认和计量、记录以及报告有真实的依据,还应该逐步将财务和会计报表制度透明化,这样有助于企业遏制虚假会计信息。由于大多数企业都处于“人治”,这种治理方式方便了会计造假,企业应该向“法治”转变,在发现造假行为就应该严厉惩处。
3.2 改进和完善企业的利益分配和激励机制
企业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的一大原因就是由于利益驱动,要防止企业管理者或个人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会计造假,就应该改进和完善企业的利益分配和激励机制。企业应该建立利益分配均衡机制,兼顾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利益,做到公平公正分配利益。企业还应该改进和完善激励机制,防止经营者做出违背投资者愿景的行为,对员工的考评和奖励,都应该做到公平公正,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员工的满意度增加,从而可以防止会计信息造假。
3.3 加大外部监督力度
企业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的一个原因就是外部监督不力。我国应该完善外部监督体系,工商、税务、审计等执法机关不仅要做到各司其职还要密切配合,以达到应有的监督检查效果。一经发现企业会计信息造假,外部监督部门应该对企业采取处罚措施并将其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开曝光,以达到对造假者的威慑效果,从而减少虚假会计信息。对于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国家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来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相勾结造假的违法行为的惩处,使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如实对企业进行外部审计,以达到外部审计的作用,从而减少企业披露虚计会计信息。
3.4 完善法律制度,加大对会计信息造假者的惩处力度
企业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的一大原因在于我国对于会计造假行为的惩处力度小,达不到威慑的力度,造假成本远低于能够获得的利益。由于我国对于会计造假一般都是经济处罚比较多,而且很少有对外公开的惩处,这就导致了企业造假被发现后依旧进行造假行为。对于此,我国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加大对会计信息造假者的惩处力度。对于造假行为,不仅要对企业进行经济处罚,还要进行行政处罚,造假行为一旦被发现,一定要向社会公开处理,让造假企业暴露在阳光下,这样才能够使企业感受到造假带来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才会真正做到遵守法律法规,才能够从减少虚假会计信息。
[1]张开颜.虚假会计信息产生原因及对策再思考[J].财会通讯,2010,(12).
[2]李世慧.虚假会计信息的成因及治理[J].企业管理,2013,(02).
[3]赵鑫.试论虚假会计信息的成因及其防范[J].改革与开放,2009,(12).
[4]王霞.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机理与治理分析[J].魅力中国,2010,(03).
[5]陈祥荣.浅议虚假会计信息的成因及治理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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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人新的世纪后,我国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并在全社会开展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学习活动。对于统计数据的造假问题,已不单单是法制就可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强全社会的道德、诚信教育,提高全党、全民的道德诚信意识水平,仍应作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来抓。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统计数据失真原因及对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数据失真原因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对统计数据失真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根治统计数据失真的可行对策。
试论统计数据失真原因及对策
从本世纪开始,我国进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情报的统计数据,其真实性直接影响到中央和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进行决策和调控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因此统计数据是否真实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然而当全国上下都关注经济发展时,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评。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制定的政策其效果都不得不大打折扣,甚至由于虚假信息的误导,造成许多决策的重大失误,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很大损失和浪费。对这一严重后果,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了,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我认为统计数据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彻底根治,我们必须标本兼治,从基础抓起,从源头抓起。
1、社会道德失衡,诚信严重失范,是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深刻变革,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但无庸讳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社会诚信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这种道德失衡、诚信失范的现象不仅成为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成为统计数据造假的一大社会根源。它影响到了作为调查者的统计部门及统计工作者,也影响到了向社会提供各种统计资料的社会各界的每一个人,同时更影响到了我国各级领导干部。
2、干部管理机制不完善是导致和助长统计数字造假的一个重要源头和关键所在。近年来我们国家对干部的考核任免,开始对其业绩进行量化考核,这应该是干部管理迈向规范化、科学化的重要一步,但是对于定量考核的某些指标我们没有进行严格、科学、规范的审计和评价,正是由于这一管理机制中的重要缺陷,使某些领导出于地方、部门、个人利益的考虑,对统计部门授意和间接施加影响,使之按其意志编造或瞒报、虚报统计数据,从而导致和助长了整个社会数字做假的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重要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3、统计法制意识淡薄,执法力度不够是造成统计数据造假日趋蔓延的关键因素。首先是整个社会的统计法制意识淡薄,从领导到群众,从上级主管部门到基层单位,从调查者到被调查者,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对统计数据造假与其它触犯刑律的行为一样,也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一部分人出于对部门、个人利益的考虑,对数字造假心知肚明,且彼此心照不宣,甚至协助造假、做假。其次,统计执法乏力,缺乏应有的打击力度,使统计法律、法规失去了应有的震慑作用,使本已非常淡薄的统计法制观念更加淡薄,直接助长了社会上统计数据造假的现象。
4、统计部门自律制度不完善是造成统计部门对统计数据失真、失守的关键因素。由于现在我国统计部门还没有财务部门那样严格的自律制度,所以统计人员和统计部门没有会计人员那样高的责任感和纪律约束感,因此也弱化了为保证统计数字质量而应该坚持的原则和立场,降低了自己对假数据的责任意识、敏感性和抗干扰能力、放弃了捍卫统计数据真实的神圣职责,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失去了最后的保障。
5、统计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和领导的自身素质水平低下是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又一主要原因。首先现阶段我国统计队伍业务素质水平较低,造成统计各工作阶段科学性差,对统计工作各环节控制不严谨、不合理,造成了统计数据不同程度的失真。其次,作为被调查的社会各界,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及素质水平,导致记忆、记录、估计不准,也会使所提供数据失真。最后,由于部分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业务能力较低,向统计部门所提供的一些数据不是经过科学调查得到的,而且仅凭个人臆断、拍脑袋拍出来的,当然会使统计数据失真。
1、加强社会道德诚信教育。在进人新的世纪后,我国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并在全社会开展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学习活动。对于统计数据的造假问题,已不单单是法制就可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强全社会的道德、诚信教育,提高全党、全民的道德诚信意识水平,仍应作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来抓。
2、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体制。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体制,对各级干部的考核、评价与相应的升迁与任免,要建立严格、科学、规范的业绩评估制度,如授权专门评估机构评估、评估前不可先通报以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办法等,严格防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腐败现象。
3、加强统计法制宣传和执法力度。由于长期以来对《统计法》宣传力度不够,对于统计数字造假这一违法现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也很少有人去举报或抵制,因此很少有数字造假者得到法律制裁,致使《统计法》根本起不到其应有的震撼作用,助长了数字造假的不正之风,使统计数据治理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统计法制,并全方位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处理一批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树立统计部门的权威。
4、完善统计部门的自律、监督机制。要象会计部门的财经纪律一样,在统计部门,建立起一套责、权、利相协调的管理机制,完善统计部门的自律、监督制度,以严格约束、监督统计工作。
5、努力提高统计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全民文化素质,提高全社会统计意识。通过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统计岗前、在岗教育培训工作,对不同岗位的业务人员进行定期轮岗,扩大统计人员的业务面,提高统计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供根本保证。同时积极在全社大力宣传统计的重要性,提高全社会对统计的认同意识,特别是提高政府、企业领导于部对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源头上杜绝数字失真的问题。
总之,提高统计数字质量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工程。统计数据不实,甚至在统计数据上造假,会误国误民。统计数字打假求实,大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势在必行,我们应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共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以确保我国改革在一个更加良好的环境中顺利进行,使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加速实现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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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严重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全球金融发展史上的多次金融危机便是例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的发展异常活跃,各种金融风险也日益显现出来。为此,作为金融安全网重要制度之一的最后贷款人制度越来越受到金融界和理论界的关注,深入分析研究我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便显得更加迫切,构建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最终贷款人制度所潜含的道德风险原因及治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现实中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会带来道德风险,其中存在以偏概全的误导。新旧古典主义在理论结构上还存在着形式性缺陷,而大而不倒主义是新旧古典主义逻辑的必然发展,这使道德风险从可能性发展为必然性。解决的方法是制度回归,从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上进行根治。
关键词:最终贷款人 道德风险 大而不倒主义
最终贷款人是指在危机时刻中央银行应尽的融通责任,它应满足对高能货币的需求,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收缩。该理论是为应对市场恐慌即系统性风险而产生,但现实是最终贷款人不当实施可能引致道德风险。所谓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是指某些最终贷款人行为可能使商业银行产生隐形担保预期,导致从事高风险行为,为整个金融系统带来风险。但理论界存在一种危险倾向,即认为所有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可以化约为救助某特定金融机构。将最终贷款人理论化约为向“单个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救助”,这存在着严重的以偏概全问题,会导致所有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会带来道德风险的错误认识。
最终贷款人的理论分为四类:古典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应直接慷慨地对缺乏流动性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但需要使用惩罚性利率,这一派的代表包括巴林爵士、桑顿以及巴杰特。之后的货币主义否定这种直接干预的方式,因为干预成本高且不公平,认为即使是在危机时期,也只能通过公开操作方式对市场而不是向特定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这一派的代表人包括古德弗兰德、保度、考夫曼以及斯瓦茨等,主要是美国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认为不仅要救助缺乏流动性的而且要救助没有清偿力的银行,代表人物包括汉弗莱、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则认为任何政府机构都不能成为最终贷款人,将支持公共最终贷款人的理论都推倒,认为银行恐慌产生的唯一理由是对银行系统存在的法律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限制自由竞争的市场就会自动产生一个防恐慌的银行体系,代表人物如塞尔金,属于最终贷款人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提醒学者尽量减少市场干预,采取对市场影响最小的方式。四种理论派别和道德风险之间的联系不尽相同。货币主义只支持以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提供高能货币,为整个市场提供流动性,反对直接干预特定金融机构,不直接资助或干预某个金融机构,不可能使商业银行产生隐性担保预期,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道德风险存在的机会。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反对公共机构提供最终贷款,所以该学派支持的政策不可能产生道德风险。新旧古典主义两种理论都赞成救助特定金融机构,区别在于:古典主义认为要救助缺乏流动性但有清偿力的银行,新古典主义认为对无清偿力的银行也要救助。
所以笼统谈论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存在理论误导,可能是这种原因造成了“最终贷款人必然导致道德风险的”概念误导。
(一)新旧古典主义的理论缺陷――手段劫持目标
在澄清了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概念误导后,检讨新旧古典主义理论本身并同货币主义理论比较以寻找道德风险原因。
新旧古典主义学者支持救助特定银行,危机期间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导致救助几乎成为政府甚至是社会唯一选择,而救助前后,关于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的讨论就不绝于耳。学者们早就对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提出警告。桑顿指出,中央银行救助将鼓励这些机构管理的“闲散”和“懒惰”行为。巴杰特则认为,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对坏银行的救助都将阻止将来好银行建立。索洛认为,救助会带来一定的道德风险,银行会因为最终贷款人的隐性担保而热衷从事高风险投资,公众也丧失监管银行的动力。金德伯格则指出,如果一家银行或公司知道自己会从自己所干的蠢事中得到解救,会促使它沉迷于蠢行。
但理论界对于最终贷款人为什么会为商业银行提供潜在担保并没有提供很令人满意的分析,而道德风险如不能妥善解决,最终会影响最终贷款人功能的合法性(杜金岷、危勇,2007)。
最终贷款人的目标是宏观的,应对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桑顿认为最终贷款人的功能是对整个市场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个银行,只救助那些有清偿力的银行,而不救助那些大而不倒银行。巴杰特则论证最终贷款人是在危机时干预并拯救整个货币体系。汉弗莱总结前人理论,认为最终贷款人的责任不是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而是为了缓解金融冲击的影响;防止恐慌的蔓延,而不是去拯救破产银行。尽管学者有不同争论,但在最终贷款人目标的宏观性这一判断上还是比较统一的。
在最终贷款人实现手段上,新旧古典主义理论出现较大分歧。巴林认为一切有清偿能力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向中央银行借款。桑顿则认为最终贷款人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任何情况下不得维护无清偿能力的银行。巴杰特则表明,最终贷款人只能向陷入流动性危机而不能向破产的银行提供贷款。费舍则认为最后贷款人可以向市场也可以向机构提供贷款。最终贷款人实现手段的争论,也体现在实践中。针对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干预宏观市场,减少恐慌蔓延;也可向银行提供贷款,来干预银行。从理论上看,如果最终贷款人采用非直接干预特定银行的方式,应可消除商业银行的救助预期,避免道德风险。现实是,理论上的不统一和实践的实用主义使央行面对货币紧缩时用尽各种手段。因此,索洛提出银行只要出现危机,最终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古德哈特认为在危机期间最终贷款人很难有足够时间来评价资产状况和偿债能力,无法判断是流动性不足还是偿债能力缺乏,而倒闭比救助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因此都需要进行援助。
货币主义和古典主义最终贷款人的理论结构如下。货币主义最终贷款人理论结构为:目标(宏观,系统性风险)――手段(宏观,公开市场操作),即宏观-宏观结构;古典主义为:目标(宏观,系统性风险)――手段(微观,救助特定银行),即宏观-微观结构,两流派界限明确。但现实是实用主义的,央行在同一时期往往混合使用两种理论,比如三十年代大萧条、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期间的救市行为,趋向于后者,救助特定银行,提高了商业银行对最终贷款人的预期。危机时最终贷款人选择的现实主义和唯一性、公众对救助特定金融机构的关注,完全掩盖了货币主义和新旧古典主义之间的斗争,市场参与者包括金融机构、存款人、投资者以及评级机构都对救助的产生必然预期,可以将这种理论斗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商业银行的救助预期称之为最终贷款人理论的形式性误导。因此重新梳理最终贷款人有关理论会发现其一直存在的形式性误导,即最终贷款人目标的宏观设定和手段的微观体现之间存在的某种结构性紧张或者冲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种紧张进一步将其放大,很多时候存在手段劫持目标的嫌疑和结果,这种误导是最终贷款人制度为商业银行提供潜在保险的原因。 只要理论上存在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大型金融机构就会运用自己的巨大经济影响,扩大这种紧张或者误导,支持公共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实践,实际上最终贷款人的手段劫持其目标。
(二)大而不倒主义与道德风险―手段目标化
从1984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大陆银行案开始,大而不倒主义开始成为金融监管中的重要议题。大而不倒主义,是指银行如此巨大以致于其倒闭可能引起银行市场系统性风险,因此在银行将要倒闭时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救助(Carrington.U.S,1984)。该主张和新古典主义最为相近,两者都认为应该救助将倒闭银行。区别在于,新古典主义认为,在危机时期区分将倒闭金融机构是缺乏流动性还是没有清偿力,时间上是来不及的;而大而不倒主义则几乎不存在流动性与清偿力之争,只要银行规模足够大且可能倒闭就应该救助,将其判断标准集中在银行自身特征上。
从最终贷款人到大而不倒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最终贷款人理论开始就注意到大而不倒问题并持反对意见。桑顿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最终贷款人不能救助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古德弗兰德和金、保度、舒瓦茨认为最终贷款人的支持对象应该是市场,这些资金支持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但后来出现变化,古德哈特认为在危机期间最终贷款人没有足够时间来来判断银行是流动性不足还是偿债能力缺乏,再加上倒闭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因此都需要进行援助。保度认为,最终贷款人救助银行危机的趋势是,无论危机银行是否资不抵债,最终贷款人都要提供无限的援助。因此,大而不倒主义是新旧古典主义形式性缺陷在逻辑上的逐步发展。
20世纪后危机频现,为挽救银行体系,欧美各国放宽提供最终贷款的条件,不仅为出现流动性问题的银行提供贷款支持,也为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援助。各国金融监管纷纷引入大而不倒主义,扩大了最终贷款人功能中的形式性缺陷。大而不倒主义表现为当某银行出现危机,没有人讨论公开市场操作还是窗口贴现,及缺乏流动性还是清偿力的问题;直接转为,该银行规模是否足够大,其倒闭是否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即在符合大而不倒概念的情况下,不考虑是否救助,而是讨论如何救助。意思就是,如果一个银行规模足够大,其倒闭影响到银行系统的稳定性,那么该银行就可以挟“系统稳定性”以令“国家”,确立了必然导致道德风险的大而不倒主义。由此大而不倒成为商业银行奋斗的目标,因为整个银行市场参与者,商业银行、存款人、评级机构等都充分认识到,“国家必然要救助大而不倒银行”,这是新旧古典主义最终贷款人理论演化的必然结果。
(一)从“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到“某些最终贷款人的道德风险”
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这种说法,将本来只是其中部分理论派别的问题强加到所有最终贷款人理论派别之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概念误导。使得很多人误认为所有理论派别设计的的最终贷款人行为都会导致道德风险。这种概念误导有两个致命缺陷,首先在没有检讨最终贷款人理论本身缺陷情况下就开始设计治理措施;其次导致治理道德风险的设计关注于特定最终贷款人措施实施的程序。应回归最终贷款人理论本身,寻找道德风险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治理措施。
(二)从“银行的银行”到“银行市场的银行”
由于最终贷款人功能,中央银行长期以来被称之为“银行的银行”。但这种说法只是表明了最终贷款人新旧古典主义的主张,表述以偏概全,不能涵盖所有的理论主张,除了自由主义这种太过特立独行的主张,最终贷款人功能更确切的称谓应该是“银行市场的银行”。减少最终贷款人的道德风险,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公平方式,减少对特定银行的直接资助。
(三)从大而不倒救助人到最终贷款人
大而不倒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它将最终贷款人新旧古典主义理论的缺陷发展到顶峰,将最终贷款人的道德风险从可能性升级到必然性,将新旧古典主义最终贷款人的手段变为了目标。许多研究者认为应该取消大而不倒主义,使其从常态化的病态转为真正的例外。通过最终贷款人道德风险概念的回归,最终贷款人理论自身的回归和大而不倒主义的消除,可以解决前面分析的最终贷款人制度所存在的概念误导、形式性误导以及手段目标化的缺陷,从根本上消除救助预期,以求解决某些最终贷款人理论潜含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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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它是中美天津条约的修订,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它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由于有了《蒲安臣条约》,美国而不是当时世界最强国英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1872年,第一批中国幼童乘船前往美国,从此掀开了中国公派留美学习历史的第一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历史原因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历史原因探讨全文如下:
1868 年,蒲安臣作为清政府外交代表,与代表美国政府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蒲安臣是已经离任的美国驻清朝公使,清朝政府大胆启用这位外国人担任清政府对外使团的领袖,是史无前例之举。另外,《蒲安臣条约》也成为在清政府晚期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条约。
《蒲安臣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两国公民可以自由移民,自由进行贸易往来。可以到彼此的政府公立学校留学,享受优惠待遇。中国政府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享有类似英俄两国驻美领事的特权。两国可以到对方国家设立学校。两国政府尊重各自侨民的宗教信仰,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不能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甚至迫害。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国内事务,中国政府有权建设自己的铁路和电报设施,并且可以寻求来自美国的工程指导,聘用美国工程师进行建设。
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是两国交往的基本原则,而宏观的经济、政治背景以及与之联系的国家利益促成了该条约的签成。加之蒲安臣本人遵从的政治思想与条约的精神有相同之处,条约更是得以顺利签成。该条约对于移民、留学交流和宗教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美国独立之后,利用自身的资源发展经济,到了 19 世纪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引发了着名的南北战争,北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保障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来自本国国土的白人和南方解放了的黑人奴隶,除此之外,还包括不断涌入美国的国外移民。美国大陆地广人稀,工业化和机械化进程中,各个工业部门如果进一步扩张规模,必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美国在 19 世纪上半期对国外自由移民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国土广袤,地形复杂,河流众多,运输原材料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随着工业和农业发展,从工业革命直到 19 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致力于修建运河、铁路和公路,连接各州,方便贸易往来和人力流动。
一旦新的积累财富的地区,比如修建铁路的地区和开采金矿的地区被发现,铁路修建商和土地投机者就会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劳动力除了来自本国外,还有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1864 年,国会通过《契约劳工法》,使外国的契约工人入境有了法律依据,推动了移民浪潮[1](P40).美国通过《蒲安臣条约》获得的好处之一是劳动力得到了补充。美国接受华工到美国工作,华工的输入填补了诸如开矿、修铁路等艰苦危险建设的劳动力空缺,满足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资本主义工业在上升过程中缺乏法律约束之时,华工在美国的工作环境艰苦恶劣,他们自然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而且作为少数外来群体,更会受到美国白色人种排挤。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府刚刚经历了南北战争,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并发展国内经济,将国内政治和经济调整好,这种主观需要正好和当时美国工业发展势不可挡的客观趋势符合。与此同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美国联邦政府既要保证利益,避免冲突,互惠互利,争取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战后重建创造良好的国外环境和平稳的国内关系,又要为打开国外贸易市场、攫取更多利润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卡斯说:“真正的明智要求我们在努力使中国向世界贸易和交往的开放中,注意节制和谨慎。为了稳妥和成功,这种努力必须靠时间和伴随时间而逐渐发生的变化的作用,我们与该国的关系并没有正当理由去诉诸战争。 ”
美国政府给它的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的训令中,虽然要求他在修约问题上“应以向中国建议为限,应切记,美国政府并没有和中国作战”,但却示明其“可与英、法在中国的行动作公平合作”[2](P124).当蒲安臣在中国任驻华公使时,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在给他的训令中指出:“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出现的不仅是他们的外交代表,而且还有支持这些外交代表的陆海军力量。不幸的是,你并没有。就我的理解,我国在华利益和上述两国一致。”美国对各国发出照会,声称每个国家不能干涉其他国家在中国利益范围内或者租借地的任何口岸或者任何既得利益,在利益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其他国家的船舶不得收比本国高的港口税[3].
实质上美国承认了各国的在华势力范围,作为交换,各国也要投桃报李地尊重“其他国家的船舶”其实也意味着美国的船舶。美国正集中注意力在南美洲扩张利益,毕竟南美洲是美国的门户,美国需要调整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而美国暂时未对中国进行更多干涉。根据《蒲安臣条约》,两国公民可以到双方境内留学和传教。条约使美国政府的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同时也便于美国输出文化和本国的意识形态。在两种或者多种文化碰撞相交时,经济强大的一方往往占主导地位,影响着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其他文化。
美国经济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当属列强的地位,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试图把本国所信仰和尊崇的文化传播给相对弱势的国家。这种传播基于对本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路线的肯定和扩大,其意图是多方面的,不但有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宗教传播的使命感,即让别的民族和国家了解接受跟从自己所认定的优越文化,还包含着一国政府主观切入别国思想文化系统的政治意图---在文化浸润中树立威望,从侧面间接形成政治利益的认同感和外交突破口。根据学者葛兰西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其强大的政治统治基础和军事力量作为依托,建立附属于它的教育机构、宗教团体来传播自身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确保其优越的统治地位[4].
美国人的先辈是清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而到荒凉的北美大陆定居和开拓,之后历代美国人传承了清教徒的信念---信守教义,独立奋斗。他们认为自身应该传播____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以这种文明和精神为荣,将其视为自身物质发展和精神层次提高的动因,这种使命意识---把美国的宗教和文明积极推广到其他民族和文明的体系里---一直植根于美国政治和文化思想之中[1](P53).《蒲安臣条约》要求清政府要保护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传教的人身安全,从实质上分析是要求清政府镇压当时愈演愈烈的民间反洋教运动。总之,美国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和美国人个人的生活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其上的思想文化所影响,美国政府当然会重视宗教信仰的深远影响并力图将自己的主观信条发扬光大,服务于内政和外交,求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同。
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经济科技落后,在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下不得不采取“和戎”的政策,同西方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经济赔偿和开放港口等损害利益的手段换取暂时安全[2](P76).软弱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清政府在外交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敌强我弱难以抵抗的情况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委屈退让,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条约外交是统治者在艰难的环境中对中国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争取[3](P8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续增条约》,满足西方各国的不合理要求,从此要展开不同以往的外交政策,抵御外来侵略势力的蚕食。清政府设立各国事务衙门,在开放口岸设立通商大臣,处理对西方各国的通商事务。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洋务派在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之后,积极发展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装备中国防务,提高中国的经济水平。西方各国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精良的武器装备扩大势力威胁到中国传统保守的封建农业经济和清政府的统治,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促使清政府反思国际惯例和国内的政治局面。清政府专门设立北京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同时翻译《万国公法》,以研究当时国外的外交政策,之后衙门曾经派斌椿作为政府使团考察欧洲各国的国情,意识到西方国家技术先进、装备精良,需要清政府学习[4].清政府从《蒲安臣条约》中牺牲的某些自身利益换取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有利于清政府统治和发展技术的承诺。与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比较起来《蒲安臣条约》相对公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承诺中国可以在美国派驻领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平等。
清政府以对美条约为契机,尽量不丧失国家权益。鸦片战争后,根据清政府同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不得不对外开放多个河岸海港,这意味着中国面临任人宰割、丧失国家自主权的命运。《蒲安臣条约》中,中国得以在美国的港口派驻领事,获得了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等的外交地位,这是清政府在外交关系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平等待遇。美国还允诺指派工程师协助清政府建设铁路。这些有助于清政府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也算是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从形式上尊重清政府。
《蒲安臣条约》中,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国家留学,清政府据此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目的是利用所学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家实力。清政府试图以《万国公法》为依据,以条约文字为约束,遏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侵略行径,保护中国的主权,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利益,并且走出国门,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变国内危机。清政府不得不遵守国际间惯例,派遣外交使团奔赴欧洲和美洲进行协商,《蒲安臣条约》应运而生。蒲安臣是美国人,卸任驻华公使之后,清政府委派这位洋人为代表出使各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明举措。选用蒲安臣的原因之一在于,蒲安臣当过驻华公使,了解中西文化,可以帮助清政府更通畅无阻地对外交流,更明确地向另外一种有着不同经济基础的强大政权表达意愿。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需要探索一种自己能够承受的外交方式,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保留实力。
它具体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无奈、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了解。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于 1868 年相继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典)、丹麦、荷兰以及俄国等西方国家。这次出使,是清政府为将开始的修约谈判作准备,希望西方各国在修约谈判时要求不要太苛刻。赫德在给美国驻华公使劳文罗斯的信中说,“不只是通过驻北京的外国使臣相联络,更希望能通过常驻的中国使臣为媒介,在每个国家的首都向其政府陈述意见。”可见,蒲安臣出使是清政府想进入国际社会的一次尝试,也是清政府遣使驻外的一个前奏[1](P18).
在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各种条约中,《蒲安臣条约》有外交对等性,体现了清政府挽救摇摇欲坠的外交权利的希望。不过,当时双方经济实力相差较大,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让西方各国有强大的谈判条件,通过条约来实现扩张势力攫取最大商业利润和政治利益的企图,而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抵制外来势力的行动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武装力量强大,才能过有足够的势力在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中扞卫自己的国家主权,求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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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咨询局定义迁移为:所谓迁移,就是人们以半永久性或永久性居住为目的,并进行距离较长的地理迁移。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主要存在两种人口统计数据来源途径。其中一种为统计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可靠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对人口形势与科学决策进行正确判断的前提与基础;另一种则是日常统计工作报表,像计划生育部门的节育与生育统计、公安部门人口户籍变动统计等。由于统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极大的提高了我国人口统计数据质量与统计水平,然而,也存在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与不可靠现象,本文主要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1模糊的人口迁移概念
所谓人口迁移,其实就是人口在一定时间、空间内所发生的大规模移动现象,基于人口迁移有着较为复杂的界定,时期与职能部门的不同,对迁移人口界定也存在一定差异性,期称谓也较为杂乱。
多样的称谓。现阶段,我国很多关于人口迁移的文献与研究文案中都有关于迁移的文学术语,常见的人口迁移包括:暂时性迁移、非户籍迁移、流动人口、永久性迁移、户籍迁移以及暂住人口等,这些称谓都可以从一定角度对人口迁移进行定义,而且各定义间具有相互融合现象,像户籍迁移与永久性迁移其实就有着某种交集,而两者又具有一定差异性,根据人口学定义,移居迁入地一年以上为永久性迁移。
不统一的人口迁移时间限定。根据全国性人口普查,我国在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并未对迁移实施时间限定,而全国人口普查在1990年限定迁移时间为迁移原住地超过1年,之后的中国人口普查中,更改一年的迁移时间至半年。此外,在某一地区的公安部门明文规定,离开原居住地超过3日就被定位迁移性人口,出发于自身工作需求,计生部门紧紧统计到达现住地或离开原住地超过30日的外迁人口。
分散的人口迁移空间限定。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中,对我国迁移人口来源地进行全面调查,1990年全国性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人口来源地进行细化调查,使其细化到县、区、市,近年来,我国人口普查进一步细化,开始对乡镇街道一级进行普查,跨县迁移是对县市区一级进行统计,而在调查现住地方面仍然比较混乱。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与1990年人口普查,调查现住地是细化至县市区一级,近年来,我国人口普查调查中,也对乡镇街道一节进行了细化调查。全国户籍管理中,相关公安机关只要有户口变动,那么就会有登记。
因此,对于户籍人口迁移来源地和现住地,都可以进行基层户籍登记地的细化。针对暂住人口的等级,可细化其来源至市级、县级,不存在现住地统计信息。计划生育部门流动人口管理系统中,并没有涉及到区、县内的迁移,对于跨县迁移需要达到乡镇街道一级的细化,对于现住地的调查也可达到乡镇街道一级的细化。
1.2人口迁移不统一数据采集内容
通常全国人口普查与人口抽样调查均为专门组织的调查活动,由于该调查本身极具特殊特性,且对人口资料的搜集相对也比较全面,所?项目比较多。自我国展开1%人口抽样调查之时,对人口迁移资料进行搜集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选取调查项目中,同时还在调查内容方面体现出来。虽然人口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从其工作职责出发,他们所调查的人口迁移信息要比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信息小很多,然而,相对来说,在涉及我国人口迁移统计内容及项目方面,公安部门要比计生部门少,这种不统一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采集内容,最终会导致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差。
2.1对人口迁移概念予以明确
因为不断完善的国外覆盖全国社保体系,也未受限于户籍制度,因此,国外在定义人口迁移时较为纯粹,比如,美国人口咨询局定义迁移为:所谓迁移,就是人们以半永久性或永久性居住为目的,并进行距离较长的地理迁移。要求对人口迁移予以界定时,要尽可能的与国际相接轨,另一方面,要尽量从人口学角度对迁移目的属性、空间属性与时间属性进行考虑,而且还要考虑到迁移后的户籍制度。根据现阶段我国人口有着多样的迁移称谓,必须进一步规范于统计实践中,因为各人口迁移称谓使用频率,可以定义为:在不同地区间的人口移动或者流转,都被叫做人口迁移。
根据我国户籍制度,对我国几次较大规模人口迁移普查与调查进行借鉴,有效结合目前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人口迁移调查,主要参照系为流入地或者迁入地居住时间,对有迁移行为的人口进行具体分类,见表1。
2.2对采集人口迁移数据进行进一步规范
1%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最终目的表明这类调查中有着极为丰富的人口迁移调查内容,而且所设置的调查项目也比较合理科学,可以满足研究与管理人口迁移工作之需。然而,很多必要人口迁移资料仍然不足,像人口迁移过程中迂回迁移与回迁的信息资料、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基本信息等。所以,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在采集人口迁移数据时,除了对自身工作之需予以考虑外,还要尽量接轨于统计部门所收集的资料,实现数据共享。
2.3形成数据采集“一张网”,实现数据共享机制
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作为可以实施采集人口迁移数据的重要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予以充分利用的前提下,一方面相关部门采集数据一盘棋,另一方面还要实现部门“一张网”模式。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空间与时间内搜集人口迁移的数据资料,将其制作为全国人口迁移强度与规模的面板数据,又能够保证人口数据采集质量。这样方便了对我国人口迁移因果关系的探讨和对内在机制的理解。根据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相关数据库予以补充与完善。此外,通过数据库资料也能对抽样调查与人口普查中数据资料进行检验和修正。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依照管理之需与工作职责,做好明确分工。
总之,只有对人口迁移概念予以明确,同时进一步规范采集人口迁移数据,通过此类提高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解决对策,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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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算术”阶段出现的统计与数学的结合趋势逐渐发展形成了“统计分析科学”。十九世纪末,欧洲大学开设的“国情纪要”或“政治算数”等课程名称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统计分析科学”课程。当时的“统计分析科学”课程的内容仍然是分析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统计工作中的“数据误差”的原因及对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统计工作的精准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准确、全面、及时、系统的统计数据,是各级党委政府在进行科学决策和管理,制定宏观调控措施,做出科学、合理、正确决策的必要依据。要确保统计信息的质量,必需重视基层,夯实基层,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协调、稳定、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实际的统计工作中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文中分析了我国统计工作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统计工作 数据误差原因 策略
【论文正文】
统计工作中的“数据误差”的原因及对策
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说,一些领导干部在如何正确看待统计工作的问题上存在有一定的误区,从而出现了“拍脑袋、凑数字、瞎估计”的现象,统计工作,由于统计方法、手段等的不合理、不完善,造成了统计性误差的存在;统计数据的真伪,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为地虚报或瞒报的成份。
第一,行政部门领导干部的干预,领导干预对统计信息的准确性的影响非常大,多年以来,由于受到领导干部业绩考核指标的影响,许多基层干部出于无奈,不得不故意虚报统计数据,来为自己的“政绩”增光添彩。同时,其主管部门对此也处于无奈的窘境。
第二,统计数据采集不准确。数据采集是统计数据的源头,力求统计信息准确就必须保证所采集的数据是真实的。现在的现状是:(1)报表人责任心不强,报表随意性大。(2)报表人员素质不高,对报表不理解。
第三,很多的企业不重视统计,有的则是会计人员兼职。(4)某些地区、部门、行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故意瞒报统计数据,以达到少缴、甚至不缴国家规定必须缴的一些规费、税金,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相关规费、税费的大量流失。而这些地区、部门、行业,却因此而得到了大量的不当收益。第三,虽然我国的统计工作已经与国际接轨,但由于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阶段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统计工作中的统计方法、手段,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因此在数据采用及事理分析中,就容易产生错误,造成统计数据质量下降,影响统计工作。
1.加大对统计工作的宣传力度。力争使每一位统计参与者,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都要了解统计工作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起的巨大作用,努力提高他们对统计工作的正确认识,得到他们对统计工作的支持。开展统计法制教育,以法治统。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普及《统计法》的教育,从思想上提高他们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认识,促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原则,敢于同影响统计数字真实性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真正做到以法治统。其次,还可对统计人员进行《统计法》的理论考试,让法深入人心,以便他们理直气壮地按法办事。再次,对大中专学校经济类专业应加设一门《统计法》基本知识课,以便学生将来走上统计工作岗位后能够依法办事,知法工作,把保证统计数据质量放在首要地位,为党政领导及企业管理和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2.对目前干部考核中一些片面强调GDP增长的业绩考核制度进行改革。长期以来,统计工作中存在着“以数字论英雄”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现象。淡化统计数字的政绩观,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制度。这是走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怪圈,让统计数据不受个人意志左右的治本之策。首先应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目标,防止因考核目标不切实际而引发的虚报浮夸的歪风蔓延。其次,应完善干部实绩考核统计制度,将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有机结合起来,改进目标考核实绩的统计方法,确保目标考核实绩数据的准确性;最后,应建立干部政绩公议制度,扩大干部政绩考核的民主。实施领导干部政绩公议制度可改变过去那种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弊端,提高干部工作的公开化、民主化程度,不断增强干部政绩考核准确性。增强他们工作的责任感和为民服务意识。
3.完善统计工作中的统计考核指标体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统计方法,从而在源头上来遏制问题产生的基本动因。必须对我国统计工作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出统计工作中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现实工作中,政府已经相应成立了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其隶属关系不在当地,因而可以免受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为我国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4.努力提高我们统计从业工作者的自身素质。统计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做好统计工作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试想,如果一个统计工作者对统计工作不太了解,统计手段落后,基层统计队伍不稳定,我国统计工作的质量的提高又从何谈起?
5.综合使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提高统计违法成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对违法的统计工作人员除依法处理外,一律清除出统计队伍。二是对参与违法的领导,一经查实,必须依照有关法规从重从快处罚,决不手软,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三是将处罚费用与统计违法行为责任人挂钩,从经济上处罚责任人。这样,就可以把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处罚,让违法者得不偿失。
统计工作必须还要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来带动统计工作的正确发展;并通过统计工作的正确发展,反过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充分运用现有的科技成果,使政府各职能部门数据共享,使得虚报、瞒报者无处藏身。与此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在查出虚报、瞒报的同时,去引起、带动职能部门对其进行专项调查,从而使统计工作能真正地服务于国家建设,同时服务于党风廉政建设,服务于人民的需要。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努力。我相信统计工作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下,在广大统计工作者的努力下,其可靠性、真实性和权威性会逐步提高,统计数据失真的现象会得到有效的控制。统计工作会随着大家的共同努力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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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独立公投是指2013年3月21日,英国苏格兰政府首席部长萨蒙德宣布,苏格兰将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以决定苏格兰是否脱离英国独立。萨蒙德当天在苏格兰议会宣布这一公投日期。根据苏格兰选举委员会的建议,公投的问题设计为“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独立的国家”,答案选项为“是/否”。萨蒙德说,“苏格兰的未来将由苏格兰人民来决定。”苏格兰政府当天向苏格兰议会提交独立公投法案,内容涉及公投的具体安排,包括公投日期和开支等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及原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自中世纪早期(传统上认为是公元 843 年)至 1707 年,苏格兰曾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而从 1603 年起,随着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去世, 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王位成为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 逐渐形成了共主邦联。
国王乔治四世于 1822 年对苏格兰的访问以及随后格子呢的兴起加强了苏格兰人特殊的民族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被许多人认为是割裂了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统治的高地与长老会统治的低地, 从 1688 年的光荣革命一直持续到18 世纪, 其间经历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叛乱 ,《禁止法案 》(包括历史上着名的“禁裙令”)的颁布以及随后由地主领导的“高地大清洗”运动。
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关于苏格兰事务的权力下放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但对恢复完全独立的支持仍然极为有限。 1853 年,一个亲近保守党的为维护苏格兰权力的全国性联合会首次发起要求成立苏格兰议会的地方自治运动。
此次运动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与爱尔兰进行比较, 因为爱尔兰从英国政府得到了比苏格兰更多的支持。 起初的运动逐渐扩大了它的政治诉求并且很快开始得到自由党的支持。 为了增进苏格兰的利益, 表达对英国议会的诉求,在1885 年苏格兰事务大臣的职位和苏格兰事务部被重新设立。 然而到了 1886 年,时任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准备推行《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许多苏格兰人比较了地方自治给予爱尔兰人的优惠,认为已不适合继续维持现状。 不过当时并没有立即制定的急迫性,尤其是当《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在下议院遭到否决之后。
当《苏格兰地方自治法案》于 1913 年被首次提交议会时,它的进程与《1914 年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一起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 随后则进一步地被复活节起义和爱尔兰独立战争蒙上了阴影。 然而,苏格兰事务部在 20 世纪 30年代被迁移到了位于爱丁堡的圣安德鲁大厦。
1921 年 ,在新芬党的影响下 ,苏格兰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团体最早在伦敦成立, 以谋求苏格兰独立。 该联盟于1926 年创办了 《苏格兰独立报 》并于 1928 年帮助格拉斯哥大学民族主义联盟发展形成了苏格兰的民族党 (英文名称为 National Party of Scotland), 其目标就是使苏格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休·麦克迪尔米德是苏格兰的民族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位倡导苏格兰文学的诗人。 其他的文学支持者包括埃里克·林克莱特和尼尔·冈恩,尽管其他人像约翰·麦考密克和罗伯特·格雷厄姆与工党也有联系。 该党与前保守党成员于 1932 年组成的地方自治组织苏格兰党(英文名称为 Scottish Party)进行合作,在 1934 年合并形成苏格兰民族党(英文名称为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起初, 苏格兰民族党支持在联合王国的框架内建立一个分权的苏格兰议会来进行地方自治, 而不是追求完全的苏格兰独立。 这实际上是采取了折中政策,既不像苏格兰的民族党那样支持完全独立, 也不像苏格兰党那样成为分权主义者。 然而该党迅速向苏格兰的民族党初始的立场转变,即支持谋求完全独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对苏格兰民族党来说可谓处境艰难, 这是由于随着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形, 非民主的民族主义势力在欧洲逐渐兴起。 苏格兰民族党与国外民族主义者充满嫌疑的相似性使其很少被主流媒体所关注, 这让它更难得到人们的支持。 但与欧洲大陆的伪民族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不同, 苏格兰民族党并不是仇外民族主义者。
《苏格兰协约》是向联合王国政府寻求地方自治的请愿书。 它由约翰·麦考密克于 1930 年首先提议,1949 年正式成文。 这份请愿书最终由两百万人共同签署(根据 1951 年的人口普查,苏格兰的人口是 510 万人),但它却被主要政党所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 1950 年,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盗走了命运之石(在 1296 年,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入侵苏格兰夺走了它, 同时还掠夺了苏格兰南部其它重要的国宝, 并将其存放于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之后的 700 年里,它作为爱华德宝座的一部分供每位新君在加冕仪式上端坐)。
完全独立或是争议性更少的地方自治的设想在 1960年以前再没有进入过主流政治, 直到那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南非开普敦发表了着名的 “变迁之风”演讲。 这次演讲标志着去殖民化运动在非洲的开始和大英帝国的结束。 英国遭受了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国际性耻辱,显现出它已不再是二战之前的那个超级大国。 对于许多苏格兰民众来说, 这排除了一个继续留在联合王国的首要理由也象征着曾盛行的帝国主义以及曾辉煌的苏格兰统一党的式微。 自此以后, 苏格兰统一党的支持率逐步下滑。
在 1967 年汉密尔顿补选中意外胜出的维尼·尤因使苏格兰民族党获得了一个议会席位。 这给苏格兰民族党带来了全国性声望,导致了爱德华·希斯 1968 年《珀斯宣言》的发表和吉尔布兰顿委员会的设立。
1970 年苏格兰东海岸北海油气田的发现进一步刺激了关于独立的讨论。 苏格兰民族党成功地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名为“这是苏格兰的石油”的运动,旨在强调石油的发现会使苏格兰艰苦挣扎中的非工业化经济和它的民众受益。 在 1974 年 2 月举行的大选中,7 名苏格兰民族党议员重返议会。 工党确保绝对优势的失利促使他们重新认真对待投票。 而在随后的 10 月份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甚至比早先的那次表现地更为出色,赢得 11 个议席并获得了苏格兰地区超过 30%的票数。
同年 1 月,保守党政府委托其首席经济学家加文·麦克科隆起草《麦克科隆报告》分析苏格兰独立的可行性。 他得出结论, 石油将给独立的苏格兰提供一种欧洲最强大的通货。 报告接着指出官员建议政府大臣们如何使苏格兰民族党陷入不利境地。 该报告后被移交给即将就任的工党并被作为秘密封存起来, 因为工党政府害怕苏格兰民族党的声望急剧上升。 当苏格兰民族党根据《2000 年信息自由法案》得到这份文件时,它才于 2005 年为世人所知。
由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以仅领先 3 个席位的微弱多数赢得大选之后, 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向其施压要求成立苏格兰地方议会, 这在吉尔布兰顿委员会的结论公布后增加了可信性。然而反对者要求针对这一议题举行公投。尽管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双方都支持权力下放, 但在两党各自内部支持则是分裂的。 工党被分裂为赞成分权的一方和保持完全的威斯敏斯特中央政府的一方。 在苏格兰民族党这边, 则分裂为只是视分权为取得独立的垫脚石的一方和害怕分权可能真的有损于最终目标的一方。
哈罗德·威尔逊的辞职使詹姆斯·卡拉汉接过了领导权, 但他的微弱多数优势逐渐被一些补选中的议席丢失所侵蚀,并且政府变得不那么受支持。 1977 年工党与自由党达成了约定, 并与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民族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允许举行关于权力下放的公投, 作为交换它们应支持政府以帮助延长政府的任期。
在苏格兰, 公投的结果是微弱多数支持分权 (52%比48%),但该公投的一个条件是为了有效全体选民的 40%应该投赞成票。因此,在 63.6%的投票率情况下,仅有 32.9%投了“是”. 从而《1978 年苏格兰法案》在议会 301 票赞成 206票反对的情况下于 1979 年 3 月被废除。 随着公投的结束,法案的支持者打着“苏格兰说是”的旗号举行了抗议活动。
他们争辩 40%规则是不民主的, 公投的结果证明建立议会合法。 支持“否”的活动家们则回击说选民在公投之前就已被告知公投本身的失败与选 “否” 是一样的。 因此得出36.4%没投票的选民是完全态度冷淡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苏格兰民族党在抗议中取消了对工党政府的支持。 随后保守党提出了对工党的不信任动议,苏格兰民族党、自由党和北爱尔兰统一党纷纷表示支持。 该动议于 1979 年 3 月28 日投票通过,强行进行 1979 年 5 月大选。 撒切尔夫人最终赢得了选举,事实上结束了“战后共识”. 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曾将苏格兰民族党的这一决定描述为“投票给圣诞节的火鸡”. 苏格兰民族党在 1979 年大选中只赢回了 2个议席,导致了其党内富有争议的“79 集团”的形成。
1979 年以后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 ,“苏格兰议会运动”组织建立,最终出版了《1989 年权力声明》。 该组织随后演变为苏格兰宪法大会。 大会形成了跨党派的权力下放共识, 尽管保守党拒绝合作并且苏格兰民族党在认为大会不希望把独立作为一个选项的情形下退出了讨论。 反对分权和建立苏格兰地方议会的观点主要为保守党所坚持, 他们认为会造成向苏格兰独立的“灾难性的急剧下滑 ”,并会给支持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提供组建政府的途径。 1997 年 5月前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梅杰在 1997 年大选期间发起了口号为“72 小时挽救联盟”的运动。
工党赢得了 1997 年大选, 苏格兰事务大臣唐纳德·杜瓦赞同建立苏格兰议会的提议。 公投于同年 9 月举行,74.3%的投票者支持分权计划(占选民总数的 44.87%)。 英国议会随后通过了《1998 年苏格兰法案》,允许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制定大部分地区内部政策的苏格兰议会。 1999 年5 月, 苏格兰举行了其地方议会的第一次选举,7 月苏格兰议会召开了自 1707 年先前议会被废除以来的首次大会。
苏格兰议会是一院制的立法机构, 所有苏格兰议会议员在议会中享有平等地位。 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每位投票人可投两票。第一票在代表他们的选区的候选人中推选。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将获得席位,这称为“最多票数当选”制。 选区议会议员总共有 73 人。 第二票在称为苏格兰议会地区的更大选区投给一个政党或一名个人候选人。 一共有八个苏格兰议会地区。每个地区在议会中有七个席位。在每个地区, 政党根据他们赢得的选区席位数目以及他们在第二次投票中获得的票数获分配席位。 获选就任这其他 56 个席位的议员称为区域议员。 这个投票制度称为“单一选区两票制”. 女王任命由议会提名的一位苏格兰议会议员为首席部长,他是议会占多数席位党派的领导人。 所有其他的大臣都由首席部长任命或免职并一起组成苏格兰地方政府。
工党的唐纳德·杜瓦成为苏格兰的首席部长,同时苏格兰民族党成为主要的反对党。 在各党派的支持下,由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创作的主张平等的《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作为苏格兰议会开幕式的演奏曲。
苏格兰议会对一切与苏格兰相关的非英国议会保留事务享有立法权,并有有限的权力调整所得税。 如果某些议题被认为更适合英国中央立法机构处理, 苏格兰议会可以通过立法许可动议将事务交回威斯敏斯特处理。 自 1999 年起,苏格兰议会制定的法律方案与英国其他构成部分(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相比违背了公共服务的规定。 例如,享受大学教育和养老服务对苏格兰本地民众是免费的,但对于来自英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却收取费用。 另外,苏格兰还是英国首个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地区。
苏格兰民族党在为 2007 年苏格兰议会选举发表的宣言中许诺要在 2010 年之前举行独立公投。 获胜后苏格兰民族党控制的苏格兰地方政府出版了一本名为 《选择苏格兰的未来》的白皮书,概述了苏格兰未来的可能选项,当然其中包括独立。
面对这一情况,苏格兰工党、苏格兰保守党以及苏格兰自由民主党联合抵制将独立作为一个选项的公投。 首相戈登·布朗也公开反对这一独立选项。 三大政党形成了反对独立的卡尔曼委员会。 该委员会对权利下放进行了复审,考虑了所有阻止独立的宪法条文。
2009 年 8 月 ,苏格兰民族党宣布 《2010 年苏格兰公投法案》将会成为其 2009 至 2010 年度立法方案的一部分,详述这一可能进行的独立公投的问题和实施办法。 根据计划,该法案将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彭斯之夜”公布,而公投则建议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圣安德鲁日”举行。 不过法案没有希望通过, 由于苏格兰民族党作为少数政府的地位以及所有主要政党的反对。 2010 年 9 月, 苏格兰政府宣布在2011 年选举之前不会举行公投。
随着苏格兰民族党在 2011 年选举中的胜利,他们获得了苏格兰议会绝对多数的席位。 首席部长亚历克斯·萨蒙德陈述了他打算于 2014 或 2015 年举行公投的愿望。 同年 11月 10 日, 现任首相戴维·卡梅伦考虑由联合王国主导公投的计划,以“阻止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设置符合他们自己的期限、问题和时间”.2012 年 1 月 ,政治家们激烈讨论了苏格兰议会是否有权力举行独立公投。 寻求改变苏格兰宪法地位的公投将不会在法律上约束英国议会,因为在英国公投只是咨询性的。
中央政府指出根据《1707 年联合法案》被威斯敏斯特授予的权力没有被下放到苏格兰议会,因为按照《1998 年苏格兰法案》的规定,宪法是联合王国议会保留的权力。 任何时候,威斯敏斯特都可以修改《苏格兰法案》,更改苏格兰议会的权力; 之前威斯敏斯特就修改了法案以维持苏格兰议会议员的人数,否则它就会随着 2005 年英国大选苏格兰议员的减少而减少。 苏格兰事务大臣麦克·摩尔和首相卡梅伦暗示他们希望英国议会下放权力举行公投, 但不同意苏格兰民族党的时间表和相关安排。 亚历克斯·萨蒙德和他的苏格兰民族党坚称苏格兰议会已经有权力实施公投, 不再接受来自威斯敏斯特的威权。
2012 年 5 月 25 日 , 苏格兰民族党发起了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运动,同时建立了一个组织来代表赞成在 2014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中选择独立的党派、团体和个人。 萨蒙德在爱丁堡举行的“是的,苏格兰”运动启动当天,呼吁苏格兰民众签署支持独立的宣言。
同年 10 月 15 日, 来自英国中央政府和苏格兰地方政府的官员就独立公投达成了一项协议。 双方政府解决了最后的一些议题, 由首相戴维·卡梅伦与首席部长亚历克斯·萨蒙德共同签署了历史性的《爱丁堡协议》。 该协议为将于2014 年秋季举行的投票铺平了道路。 此次公投关于苏格兰是否离开英国只提供“是/否”选项,并且允许 16 和 17 岁的民众参与投票。 英国中央政府授予苏格兰议会有限的权力在被称为“第 30 款”的机制下举行这次合法公投。
2013 年 11 月 14 日苏格兰议会通过了 《苏格兰独立公投法案》,允许苏格兰人投票决定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独立的国家。 26 日,苏格兰政府发布了长达 670 页的名为“苏格兰的未来”的白皮书。 萨蒙德将其描述为“已发布过的为争取独立国家的最全面蓝图”,并认为它展示了政府“不是把寻求独立本身作为终结, 而是作为一种将苏格兰变得更好的方法”. 而“在一起更好”运动的领导人阿利斯泰尔·达林将其描述为“充满了虚假的承诺和无意义的断言。 我们得到了一张不知亚历克斯·萨蒙德将如何支付的政治承诺的愿望清单,而不是一个可信可行的计划”.
对于其原因的分析可从文化研究的方法入手, 以下列出苏格兰寻求独立的 11 点主要原因:
(一)英国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是发展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 其经济增长过分集中在伦敦以及英格兰东南部的狭小区域。
(二)尽管有分权,英国仍是西欧最集权的国家之一。 曾有一种戏谑的批评说威斯敏斯特是苏格兰权力下放背后的实际驱动者。 自苏格兰议会出现后,威斯敏斯特更是变本加厉。
(三)英国公共服务的本质和方向。 当前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向那些企图贪占公共医疗资源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私人公司打开了大门, 引起了苏格兰当地民众的不满。
(四)英国政治的特点。 自 1945 年以来工党的四次执政时期中只有艾德礼一届政府成功缩小了不平等差距, 其他三届---威尔逊/卡拉曼、布莱尔、布朗领导的政府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
(五)苏格兰的贫困规模 、医疗状况的紊乱需要根本性改变: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个生活困苦,以及西欧地区最低的平均寿命等。 因此许多苏格兰民众不免会追问难道联合王国政府不应为此负责吗, 有没有独立后将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呢。
(六)人们或许不会仅基于北海石油税收就支持独立 ,但将苏格兰与挪威进行一下对比也是有益的。 北海蕴藏有可供今后 30 到 40 年的石油储备, 让它直接使苏格兰民众受益岂不是更好。
(七)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 近几十年来,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问题儿童”,欧洲的“麻烦制造者”,美国的“跟班”,外交冒险的“主战分子”.
(八)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 在苏格兰存在着核武化和军事化的争议,未经当地民众同意强行实施。
(九)对欧态度。 英国的欧洲怀疑主义使其对欧盟的影响减弱。 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会被法国和德国视作欧元的热衷者,允许苏格兰人直接代表苏格兰的重要利益:农业、渔业、石油工业以及更多其他产业。
(十)苏格兰的舆论场最近今年遭受了其主流媒体萎缩的影响。 部分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部分是由于媒体的监管制度。 而独立的苏格兰将会给其民众创造一个能反映和表现他们文化的舆论环境。
(十一)保守党执政。 由于苏格兰人很少投保守党的票,所以在其看来只要保守党当政,都会有合法性危机。 分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也不可能解决,因为这不是法律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原因。不过也伤害了苏格兰工党。当年工党给吉尔布兰顿委员会作证时,工党代表团被问,如果不得不从中左派的苏格兰和保守党的英国两者择其一, 会选择哪一个。 他们毫无保留的回答选择后者。 现在仍囿于此。
不得不承认联合与独立的争论是精深而微妙的。 就民族主义者而言, 独立会让苏格兰得到一些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在联合王国的管理下,有集中的资源优势也存在着风险和劣势。 而在联合主义者中则存在有国家分裂的悲观情绪,认为独立不可避免。 相信广大的苏格兰民众能权衡利弊,用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态度,做出对苏格兰未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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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是与学生为主体的、具有一定的诉求的群体性活动,发源于南宋时期,在近代达到高潮。提及学生运动史,一般都从“五四”说起。其实,学生运动的历史可前溯到古代社会,而且不乏先例,至有规模、势超过“五四”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是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为先锋和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 - 1947 年,也就是从争取和平民主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两年间,国统区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三次全国性的斗争高潮,即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前两次斗争的最初发生,分别在昆明、北平,第三次则以南京、上海和北平、天津为主要的发生和高潮地区。随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进步学生运动遍及全国,而以南京、上海为主的华东城市,以北平、天津为主的华北城市,以重庆、昆明为主的西南城市,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聚集区和斗争的主要战场。
作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构成,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和历史影响,无论华北、华东、西南以及其他地区,具有相同的内在联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斗争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不同的过程,甚至出现不同的结果。以毛泽东关于第二条战线的阐述为基础,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战后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主流。然而对于学生运动主体自身的研究,对于学生运动发生时空的探查,对于学生运动客观区域的比较,已有成果尚未显现出足够的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 P731)通过对同一性内部差异的分析,比较三大区域学生运动中的异同,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共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的形成。而区域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即所谓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668)如果仅就前一个历史时期而论,重庆 ( 西南区) 、南京 ( 华东区) 、北平 ( 华北区) 在抗日战争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三座城市中,一座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一座是汪伪中央政权所在地,一座是地方伪政府的治所。战后学生运动在这三个区域迅猛爆发,并且先后成为运动的中心,必然有其相同的内涵。
1. 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2]( P626)毛泽东所言,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城乡间、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予以了深刻的揭示。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增长为主要动因。外国资本入侵的巨大影响,沿海、沿江、沿边地带首当其冲。辛亥革命之前,上海及周边的南京、宁波、杭州,天津及邻近的秦皇岛,西南诸省的昆明、重庆,已被开为通商口岸和商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倚重于轻工业,尤以纺织、面粉加工等业地位显着。这些不需要大量矿产原料的产业,在交通运输发达的中心城市形成规模,促进东南、华北、西南地区的城市形成群落。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人口 100 万以上的行政院直辖市有 5 个,依次为上 海 ( 430 万 ) 、 天 津 ( 170. 7 万 ) 、 北 平( 167. 2 万) 、南 京 ( 103 万) 、重 庆 ( 100. 2万) .[3]( P215 -216)北平、南京、重庆曾先后被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上海、天津则是这一时段中国工商业城市之伯仲。这些城市是“五四”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倚借现代交通、工商贸易、文化传播的影响,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日益显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区域化格局。
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着本土文化,也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从地域上讲,平津、沪宁、成渝分属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近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颠覆的初期过程,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大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使地方文化内涵的体现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增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使现代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更快传播。接受现代文化的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尤为明显。文化交流的结果,是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进步,区域文化的现代性增强,而区域内的文化个性日渐消弱。作为地域与观念的结合体,文化区域在社会生活和近代思潮的变迁中继续显现。
2. 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显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与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接触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破天荒的大变,教育不得不随着大变”.[4]( P2)一方面,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出现和形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培基; 另一方面,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学校教育制度推进缓慢,加剧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不平衡。
20 世纪初叶,中国开始大学教育的规模发展,形成以大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专门学堂为主的大学类别。 “高等学堂及预备科,定各省城设置一所”,后发展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治城市。据 1909 年清政府统计,直隶以19 所、四川以 10 所、江宁以 9 所的大学数量,居全国前三位。[4]( P117 -125)私立大学始于上海中国公学,而后有复旦公学等; 教会大学较多分布在口岸城市,以及外国势力进入较早的华北、东南、西南地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大学的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中的大迁徙,保存和发展了 “流亡大学”,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教育。1945 年与 1937 年相比,高等学校由 108 所增加到 141 所,在校学生由 41922 人增加到 83498 人。1946 年大学复员时,国民政府虽对西北、西南高等教育有所扶持,但全国的教育分布格局并未改变。教育部长朱家骅坦言,“我国大学集中京沪平津之不合理,尽人皆知”.[5]
1948 年,国统区有高等学校 218 所。在59 所 国立、私 立大学中,上海 10 所,北平 8所,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各 3 所,超过半数; 在全部专科以上学校中,上海 36 所,广东17 所,四川 16 所,北平 14 所,重庆 12 所,南京、江苏各 11 所,分列前六位。[6]( P582 -587)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是学生运动区域形成的自然环境。
教育发展不平衡性也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上。城际联系是斗争联盟的载体,也是形成区域性斗争规模的重要因素。1948 年的省会以上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依序为上海、北平、广州、重庆、南京、天津、武汉、成都、福州、南昌、西安等。不仅这些城市大中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国内前列,而且平津、沪宁、成渝分别与其周边城市的大中学校形成群落,成为城际斗争结盟的优厚条件。武汉、广州、福州、南昌和西安的进步学生,亦曾踊跃投身第二条战线,武汉大学六一惨案震惊全国。但其所处的中南、西北等地区,城市规模或城市群落的发展有限,文化信息的传播相对滞后,城际间的力量聚合也相对薄弱,因而难于同比。
3. 中心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重点区域
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斗争资源的积累雄厚。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把火在北平点燃,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这些城市设立代表机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尚未系统形成科学的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中心城市的工作几经挫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宁沪相继失守,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沦陷区的斗争。194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 ( 第一号) ,决定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中央强调,“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7]( P492 -493)中央提出的 “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的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逐渐完善的城市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8]( P319)为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斗争准备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中央在 “第一号通知”中明确,以上海、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及有关根据地为据点,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中央、中央( 分) 局和各根据地都成立了相关部门和机构,开展城市工作。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秘密工作取得显着成效。一是领导和组织机构逐步系统建立,发挥了城市斗争的核心作用; 二是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思想日臻完善,成为指导秘密斗争的科学的工作方针; 三是对于党员的思想、气节和斗争策略教育的不断开展,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和科学性; 四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适度的斗争运动,推进了城市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中心城市 “以适当的方法建立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适当的进行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得到社会掩护真正的埋藏于广大群众中”,[9]( P72)为第二条战线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城市工作中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与策略。中共南方中央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南方局在中心城市的工作,对爱国民主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推动和持续民主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其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日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了基础。再次,学校工作的持续开展,促成了爱国民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格局形成。最后,形成了一套适合白区环境和特点的斗争策略与斗争形式,为第二条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但就三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高潮而言,则有着不同的背景环境、发生过程、主体目标、斗争方式,以及特点和意义。列宁认为,“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10]( P710)从这个角度考察 1945 -1947 年间的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形成及其对三次斗争高潮的影响更加清晰。
1. 西南区域
西南区域泛指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重庆、昆明、成都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以一二·一运动为标志,西南区域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以 “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题的一二·一运动发生在大后方,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处于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爱国与卖国的矛盾焦点。持续八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的办事机关合法存在。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群众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进一步加重了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位置,更增进了社会对共产党关于战后和平建设主张的了解。因此,西南地区既是国民党在体制上统治最为严密的地方,又是国统区民众对共产党了解最多的地方。
举国上下正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奔走呼号之际,在全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区域,各种政治力量聚集的地方,矛盾爆发自然首当其冲。1945 年 11 月19 日,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集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国统区发出民主运动的先声。
悠久的中国历史,把西南造就成一个民族与文化特色鲜明的区域。而鲜明的特色又对近代社会,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30 年代,工农红军转战川、黔、滇,以疲惫之师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除去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权,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和西南军阀的复杂关系,乃至地域、民族、风俗的种种差异,都成为影响国共角逐力量对比的因素。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前线,与太平洋战场的结合部和唯一的国际通道,更加形成独特的历史环境。抗战胜利前夕, “由于地方政权之没有和中央政府清一色,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机会在云南和四川西部都 发 行 报 纸,相 当 进 步 的 批 评 中 央 政策”.[11]( P19)战后龙云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处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汉民与边民、党团与军队、政府与学校等多重矛盾之中,成为民主运动发生的客观条件。
一二·一运动肇始于 “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抗日战争时期,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南方局关于 “勤学、勤业、勤交友”[12]( P58)的方针指导下,进步力量从思想到队伍形成强大的阵营。自八一五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当日,西南联大举行 “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起,昆明的民主和平活动接连不断。而此时的重庆位于国共谈判的中心,国民党对大中学校的控制甚为严密。
蒋介石尚处在内战的准备之中,对学生的欺骗与利用仍在发挥作用。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在谈判桌内外努力避免矛盾激化。民主同盟和各进步团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一致策略。成都、贵阳等城市,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进步力量相对薄弱,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和响应者。“以昆明罢课为标志”[13]( P1177)的民主运动爆发后,重庆各界率先行动起来,抗议反动派暴行,声援爱国学生。成都、乐山、贵阳、遵义进步力量纷纷响应,形成了西南地区民主运动的区域规模。
2. 华北区域
华北区域指北平、天津及其周边保定、唐山等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平津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华北区域的初步形成,以抗暴运动为标志,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 世纪末,北平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最后营垒; 20 世纪初,北平又是先进文化的聚合地。
新旧势力的针锋相对,爱国与卖国的矛盾尖锐激化,使这座文化古城成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地。20 世纪中期,这里又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华东地区相比,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津地区与大后方的距离更远,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的影响也更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及与蒋介石出于制衡苏联、抢占东北的格局考虑,使华北地区成为美军最先进入也是驻兵最多的地方。从 1945 年 9 月30 日第一支美军部队登陆塘沽时起,3 个月内华北地区美军已超过 5 万,接近同期也是驻华美军总数最多时的 11. 3 万的一半。[14]( P330)美军控制北宁铁路山海关内沿线之后,不断侵入解放区,其挑衅滋事行径一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揭露。
虽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北平作为政治中心已然不复存在,文化中心却未被取代,继续着主流和上层文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这里既能够形成引导民众的思想潮流,掀起社会变革的风暴,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家和意见领袖,推进民主运动的开展。由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贡献,中国社会曾经普遍给予好感。知识层面高度评价美国的民主,甚至以之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楷模。于是在 1946 年 2 月英美苏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时,国统区发生了只针对苏联的抗议游行,北平亦在其中。但从抗战胜利时起的短短一年间,这个阶层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与民主并不矛盾,气节比自由更加重要。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每一个在华 的 美 国 士 兵 都 应 该 是 一 个 民 主 的 活 广告。[15]( P224 -228)美国士兵没有做好这个广告,而是 “把坦克、装甲车开过王府井”. [16]( P7)美国式的民主与其所扮演的和平角色,开始在中国内战的危机中被否定。
北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城市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着名高校成为学生运动的堡垒,北大、清华、燕京甚至被称作 “小解放区”,统治当局则叹其 “形同租界”.[17]( P168)北平解放前夕,全市3300 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中,“学委所属党员约为其半”;[18]而 “小解放区”的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已 “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9]( P140)由于学校多、学生多,报纸 “都特别注重学校的消息,往往专辟一栏刊载”.[20]( P14)1946 年大中学校的陆续复原,更增加了文化与教育界对社会的影响力。
12 月 24 日美军暴行发生后,北平市警察局即告知中央社机构,要求各报不得报道这一事件。首获消息的亚光通讯社和一些报社,还被要求到警察局具结承诺执行。26日,消息仍在北平见报,中央社阻挠刊登的电令甚至被编成新闻,迅即激起抗议浪潮。北京大学48 位教授联名致函美驻华大事司徒雷登抗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游行学生不加阻止,并请求有关机关保护。抗暴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运高潮。
3. 东南区域
东南区域泛指宁沪与江苏、浙江等东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南京、上海、杭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东南区域的学生运动,自 1946 年高校复员后形成规模,在五·二〇运动中,构成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对于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南京成为五·二〇运动的中心战场,连同沪、杭、苏构成斗争的主要区域,都与此直接相关。首先,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的政令、法规出自南京。反饥饿、反内战成为这次运动的主题,斗争的目标直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5 月 20 日,宁、沪、杭、苏学生联合在南京游行的目的,就是向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以及教育部、国民参政会请愿。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当日开幕,部分参政员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提案。南京政府为“确保首都秩序”,冲突必不可免。其次,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体制的腐败,成为教育发展的极大障碍。行政院长张群在答国民参政员问时承认: “此次学潮,最先发生于二三大学学生关于学校行政、学制与待遇诸问题的请求”.[21]
所指既包括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 “待遇”,也包括个性问题 “行政”“学制”.南京报界称,“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如一个垂危的病人”; “教育极度混乱”的原因,除去内战、物价者外,即为 “党派斗争白热化”和 “学生无书可读”.[22]( P115 -116)五·二〇运动中,各地学生冲破 “不得越级请愿”的禁令,聚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要求。上海 51 所中学应届毕业生反对 “会考”,举行盛大游行送代表到南京请愿。
江浙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发达地区,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工业中心。毗邻南京,上海起着双重作用。其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方便于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帝国主义。其二,上海拥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五四”以来的历史表明,进步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即先锋与主力的结合,是城市斗争运动推进的重要模式。裴宜理在描述“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时说, “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 “20 年后,即 1946 -1948 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的统治”.[23]( P2 -3)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发生 5 万余人反战游行,2 万余名工人成为游行队伍的主力。到五·二〇之前,上海的工会已发展到 400 多个,有组织的职工近 40 万人。
就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发出了 “向伟大的学生运动致敬”的口号。[24]( P462 -472)六·二三运动显示了沪宁地区开始成为民主运动的重心,但青年学生在斗争队伍中的构成有限。1946 年暑期大学复员后,爱国民主阵营的结构出现了变化,青年学生成为斗争的主要力量。抗暴运动后期,领导学生斗争的部分骨干分别由华北等地聚集上海,筹建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以普遍性群众团体的名义公开组织斗争成为有效形式。它能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加大了对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号召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治者的赤裸镇压。五·二〇运动中,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学生团体和华北学联在上海筹建中国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以 “京、沪、平、浙四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全国学联第一次理事会的出席者,为“南京区、平津区、浙江区、武汉区、上海区”,主席为南京区,秘书处设上海区。[25]( P362 -366)由此可见宁、沪、杭、苏学生斗争在全国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形成的巨大声势。
三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斗争的三个集中区域,或者说三个核心区域形成了三次斗争运动的高潮。实际上,这是学生运动本身和发生时空的主客观互为作用。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时说,要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6]( P400)对国统区学生运动进行区位研究,就是考察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内在联系,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发起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过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过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成功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
十六字方针是中共指导白区工作的唯一的科学方针。无论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时段、哪一次斗争运动,贯彻和执行十六字方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而在领导不同时期、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对象,争取不同目标的具体斗争中,同一方针下可能策略不同,同一策略下可能运用不同。三大斗争区域的形成和三次运动高潮的兴起,正是在不同的时空,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实施灵活的斗争策略的成功实践。
1. 紧紧抓住斗争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确定不同的斗争目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目标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实现。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斗争的任务不同,提出的口号不同,实施的策略也不同。形成于不同时段的国统区学生运动三大区域,其间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一二·一运动缘于国民党在签订 “双十协定”的同时大举进攻解放区,始于国民党施暴昆明大学校园,“反对内战,争取自由”遂成为学生斗争的基本口号。[27]( P123)抗暴运动缘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始于驻华美军在北平的暴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 “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斗争要求。[28]( P3)五·二〇运动缘于国民党内战政策导致的国统区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始于宁沪平津等地学生请愿游行被蒋介石斥为 “恣肆暴戾”的 “越轨行动”,[22]( P236 -237)斗争的中心口号便由最初的 “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发展成为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围绕不同时段的中心工作和斗争目标,中共各级组织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区运用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一二·一时期利用蒋介石尚未摘下“和谈”面具,以及西南地方势力的反蒋情绪,争取更多的民主力量加入阵营。抗暴运动则是以青年学生为现身说法,把美军暴行与美国对华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动员起平津地区全部大中学校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国统区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五·二〇时期的斗争策略,是 “从生活斗争的不断发展中来突破”, “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面的政治斗争”.学生们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三个要求,也就成为斗争不断深入、目标不断提高的三步过程。五·二〇运动之后,随着军事战场的不断受挫,蒋介石“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30]( P310)针对这种形势,学生运动主要与自身的直接利益相关,如浙江于子三运动、上海一·二九运动、北平助学运动,到反美扶日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各地在斗争策略上都做了调整。一是不与反动当局做碰硬的较量; 二是斗争要求较多的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 三是群众运动组织性更加严密。
2. 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不同的斗争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北平、昆明均是国统区中心城市,但所处区位不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对南京的接收策略是,必须在解除日军武装的同时 “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构成受降及恢复治安之有利态势”.国民政府还都后,更进一步强化对南京的政治控制。北平为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却临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后国民党依靠美军帮助进入北平,“因受共军之牵制,故进行较为迟滞”.[31]( P3 -7)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名义上管辖 2 个战区、3 个直辖市和 5个省,实则政令不出,故而自嘲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32]( P601)昆明是战时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又是大后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战后西南成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争控的焦点,云南首当其冲。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为阻止蒋介石势力,一定程度上开放和支持云南民主运动。如闻一多所言,“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33]( P355)昆明事变后,云南当局压制民主的措施,无疑成为一把双刃剑。
战后初期,成规模的学生运动最先出现于收复区南京、北平,而不是民主力量最强、国共交锋最直接的后方重庆、昆明。1945 年 9 月萌起的反甄审运动,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群体引发,直接涉及收复区以公立大中学校师生为主的利益。反甄审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既是受争取和平重建大势的影响,也在于利益群体的相对有限,加之国民党调整了相关的政策。尽管如此,这场斗争由沦陷时期建立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行动,斗争从东南、华北兴起,波及到整个收复区,区域间的不平衡依然可见。
与反甄审运动并行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在昆明出现高潮,是种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种势力、两个命运和前途的较量无处不在。其次,更多的社会问题聚焦昆明。蒋介石集团强势解决地方势力,以枪炮迫使主政 18 年的云南王龙云就范,新的当局崇信武力的心理一再膨胀。而中央军势力的大举进驻,一蹴而就的集权控制与久已形成的民主氛围,形成了表面与深层的矛盾,也就是之后的 “开会”与 “开枪”的尖锐对立。进步师生抵制当局的禁令,成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不熟悉环境的特务们,由于自己割断电线而无法行动,使关麟征 “因为这些人的愚蠢而大发脾气”.[27]( P463)即令在时事晚会上讲演的教授一半为国民党员,即令美国领事也认为教授们的讲话只不过 “温和地批评了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即令学生所提关于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还看不出有反美情绪”,当局仍对学生 “采取如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手段”.
以至于西南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负责人、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李宗黄、关麟征 “热情有余,见识太差”.此前力主在收复区实行甄审的傅斯年,受蒋介石之命调停昆明学潮,也认为 “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27]( P409 -410)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占了很大比例,教授中的党员甚至可能接近半数。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被关麟征称作 “共产主义的温床”,有的教授被指为“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27]( P479)然而,在对云南当局的谴责上,无论是坚持民主正义,还是出于义愤激情,或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西南联大乃至云南知识界的公开态度都是一致的。
从抗暴斗争到五·二〇大游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中央与地方处置民主运动的差异,以及北平当局与知识界的联系,都在影响着北平学生运动的外部环境。李宗仁说 “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32]( P606)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蒋介石 “整饬学风”的文告 “不很公道”,学生干预政治起因是政治不上轨道。[34]( P350)由于李宗仁、胡适以及北平市长何思源的立场,加之民主人士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北平的政治氛围与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控制下的昆明,与蒋介石的 “首善之区”、汤恩伯任职卫戍司令的南京,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二·一事件被比作1926 年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使国民党在和平特使马歇尔面前十分被动。蒋介石表白 “不打算重蹈 ‘段祺瑞’的覆辙”,并曾一天5 次与关麟征通电话, “明确下令不能再在学校发生流血事件”.[27]( P484)国民党策略的调整,对之后由北平发起的抗暴运动迅速推向全国,产生了一定客观影响。
与一二·一运动和抗暴运动不同,五·二〇运动在南京形成高潮,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五·二〇运动主题的形成,显示了斗争规模由小到大、斗争目标由低向高的发展。1947 年 4 月 28日,中共上海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5 月将是新的高潮开始, “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有突然性”, “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29]( P365)五·二〇运动的源头,一说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 “五六宣言”,一说为学生抗议副食费降低的 “吃光运动”.有此二说,恰恰体现了五·二〇运动酝酿过程中,斗争阵营的不断壮大。五·二〇前夕的口号是反对饥饿,斗争目标局限于经济和教育方面。
五四纪念活动之后,北平学生较早把 “反内战”与 “反饥饿”的口号直接联系起来,5 月 18 日即已向社会广泛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而同一天,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方研究决定,在斗争中增加 “反内战”的口号。19 日,中央大学第八次系科代表大会以 102 票对 10 票,通过在宣 言 和 标 语 中 加 入 “反 对 内 战 ” 的 原则。[35]( P95 -96)在斗争口号中增加新的内容,显示了运动在向更深层面发展。5 月 18 日 《中央日报》刊登三青团骨干的 《复课宣言》中说,“我们尤其反对请愿的目的中途变质”.南京提出“反内战”较晚,有利于更加广泛的争取社会群众,也避免出现时机不成熟的交锋,不失为成功的斗争策略。1945 - 1947 年,是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段,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均形成于此。
自 1947 年下半年起,国共对于城市民主潮流的方针策略都作了较大调整,使得学生运动的区位特点开始淡化。国民党在中心城市加大镇压力度,全面实施白色恐怖,边远地区的氛围相对宽松。共产党则不再强调反对内战的口号,这与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同步,也表明进步学生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学生运动开辟了新的斗争模式与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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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
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 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 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 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
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 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 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 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
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 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
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 。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 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①对王安石变法作用持否定态度的有当代学者顾全芳、王曾瑜、季平等,他们都有论文或专著讨论王安石变法。
⑤⑧ 《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
②沈鲤《张太岳集序》
③高以俭《太师张文忠公集跋》,载《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
④ 《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⑥⑦⑨ 《张太岳集》卷16、卷37、卷38、卷41、卷41、卷25、卷34、卷25、卷28
⑩ 《明经世文编》卷100、卷84 《韩非子·杨榷》 《长编纪事本末》卷68,《青苗法上》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一》 《长编》卷262 吕本忠《紫薇杂说》 萧少秋《张居正改革》,求实出版社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 《王临川全集》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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