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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经济学在评价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对药物的成本效果做出综合判断,成为为决策者和医疗支付者提供信息和方法的有力工具。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药物经济学(pharmaceuticaleconomics,PE)是一门应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和评估药物治疗的成本与效果及其关系的边缘学科。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通过成本分析对比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案或药物治疗方案与其他治疗方案的优劣,设计合理的临床药学监护方案,保证有限的社会卫生保健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即应用经济学等相关科学知识,研究医药领域有关物质资源利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研究如何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它可以为临床合理用药、药品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提供决策依据。支原体尿道炎(mycoplasmaurethritis)是最常见的泌尿生殖系炎症之一,定植于人泌尿生殖道的支原体主要为解脲支原体(ureaplasmaurealyticum,UU),国外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性成熟女性子宫颈或阴道解脲支原体携带率可达40%~80%,成年男性的携带率似乎较低。大环内脂类是目前公认的抗解脲支原体首选药物,为了探讨其最佳治疗方案,对红霉素-克拉霉素序贯治疗方案进行临床疗效观察与药物经济学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86例观察对象均为符合支原体尿道炎诊断标准的门诊病例,随机分为两组:序贯组45例和对照组41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临床症状、体征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无差异,具有可比性,药敏试验结果均对红霉素和克拉霉素敏感,院前均未进行治疗。
1.2治疗方案
序贯组:用红霉素注射剂(0.3g/支,大连美罗大药厂,批号H20050117)2支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500ml中进行静脉滴注,每天2次,连用4天,第5天起改为克拉霉素分散片(0.125g/片,秦皇岛海润药业有限公司,批号H20000207)2片口服,每天2次,连服10天。对照组:相同的红霉素注射剂2支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500ml进行静脉滴注,每天2次,连用14天。两组的每日用药间隔时间和对症治疗相同。治疗前后均查血常规、尿常规、尿道分泌物解脲支原体PCR检测(UU-DNA)、药敏试验及肝、肾功能检查。
1.3成本的确定
成本是指在某项生产、服务等过程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价值。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由于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较难测定,本文从医院角度出发,只计算直接成本,因两组患者均来自门诊,检验费相同,故计算直接成本时只计算药品费和给药费。同期当地二级甲等医院的收费标准:红霉素注射剂0.3g为18.18元/支,5%葡萄糖注射液500ml为3.62元/瓶,克拉霉素分散片0.125g为1.50元/片,静脉滴注给药费为8.00元/次。
1.4疗效判断标准
根据卫生部1993年颁布的《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判定,分为痊愈、显效、进步、无效4级,痊愈和显效合计为有效,据此计算有效率(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总例数×100%)。细菌学评价标准按清除、部分清除、未清除、菌替换及再感染5级标准评定,并计算细菌清除率。1.5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疗效比较
两组疗效比较显示,序贯组总有效率为97.7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97.56%,两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χ2=0.42,P>0.05);两组细菌清除率亦无显著性差异(χ2=0.09,P>0.05)。
2.2成本-效益分析
目的在于寻找达到某一治疗效果时,在成本与效果之间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最佳的平衡点。因两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故直接比较两组治疗方案的成本大小,而成本效益比则把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它是采用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表示,比值越小越好,结果表明:序贯组的成本-效益比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2,P<0.01)。
2.3不良反应评估
根据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查综合评估,确定不良反应的发生是否与所用药物有关。序贯组不良反应3例(6.67%),均为胃肠道反应;对照组不良反应10例(24.39%),其中胃肠道反应4例、静脉炎1例、院内感染1例、耐药2例、复发1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25,P<0.05)。
2.4敏感度分析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所用的变量通常较难准确测量,很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分析结果,所以必须用某些假设或估算数据对结果进行分析,敏感度分析就是为了验证假设成本估算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假设药品价格下调15%,而给药费用上调10%,并据此进行敏感度分析,结果:序贯组敏感度(%)=269.64(元)/97.78(%)=2.76(%),对照组敏感度(%)=765.24(元)/97.56(%)=7.84(%),结果无根本性变化,说明此分析的数据结论是可信的。
3讨论
3.1序贯疗法(sequentialtherapy)
是指抗菌药物治疗严重感染性疾病初期采用静脉给药,病情一旦得到改善和控制,迅速改用口服给药的治疗方法,是根据抗生素的药效动力学、药代动力学、药物稳定性以及病人自身疾病因素之间的关系提出的一种科学的给药方法。
3.2红霉素
-克拉霉素序贯疗法与红霉素连续静脉滴注通过比较研究,结果在痊愈率、总有效率、细菌清除率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序贯治疗组的总医疗成本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明显低于连续静脉滴注组,这正是我国实行新医改的主要目标。国内外许多有关肺炎、尿路感染、皮肤和软组织感染、骨髓炎和菌血症患者治疗的临床实践经验也证实,口服给药与胃肠外给药的疗效相当,但序贯治疗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对患者来说,口服比胃肠外给药简便易行,又同样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如静脉炎)及院内感染的机会少,注射痛苦次数少,复发率低,还大大节约了医疗护理费用及误工费等隐性成本;对医师来说,并未承担过多的治疗失败风险,而医疗的顺应性却提高了;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卫生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医难的问题。
3.3抗生素序贯疗法
尽管有许多优势,但也不可乱用、滥用,必须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正确使用。并非所有抗生素都可以作为序贯治疗的药物,这些药物必须具有良好的生物利用度(≥50%),在感染部位能达到有效的药物浓度,并与静脉制剂有相同的抗菌谱、抗菌活性以及相同的临床疗效,且患者具有良好的药物耐受性和依从性,这样序贯疗法才能获得满意疗效。克拉霉素、红霉素及阿奇霉素这三种药物的口服制剂均与红霉素注射剂具有相同的抗菌谱及抗菌活性,但红霉素口服制剂有较大的胃肠道反应,且食物易干扰其吸收,阿奇霉素口服生物利用度低,仅37%,口服后易受食物、抗酸剂、硫糖铝、多价阳离子等因素的影响,而克拉霉素口服生物利用度为55%,食物不影响其吸收,且较少有胃肠道反应。虽然阿奇霉素及克拉霉素均具抗菌谱广、血浆中半衰期长等特点,但通过多年的临床用药观察,克拉霉素对嗜肺军团菌、肺炎衣原体、解脲支原体的作用为大环内酯类中最强。可见,红霉素和克拉霉素作为序贯治疗解脲支原体尿道炎,疗效确切、安全,符合药物经济学原则,值得临床推广。
一、药物经济学的定义及作用
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PE)是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药物治疗备选方案(包括非药物治疗方案)的成本、效益或效果,评价其经济价值的差别。它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控制药品费用的增长,为药品的市场营销提供科学依据,为政府制定药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
(二)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三)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四)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药物经济学的发展和现状
(一)药物经济学在各国的应用
药物经济学在国外也是自上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目前国际上部分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荷兰、葡萄牙等国已开始强制性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应用;丹麦、爱尔兰、新西兰、挪威、美国、瑞士等国已开始自愿性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应用。
(二)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及应用状况
我国对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卫生机构对药物经济学评价认识相当有限,调查显示仅有31%的人员了解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评价应用仅限于学术研究和一些外资药厂用于市场营销。我国政府正在日益重视物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药物经济学应用和药品全过程标准化管理高层论坛”上,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指出,“药物经济学研究应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具有积极意义”。他希望全社会共同创造有利于药物经济学发展的环境,促进社会各界对药物经济学的研究。
四、药物经济学对离退休干部合理用药的指导意义
在临床药物治疗中,应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制定合理的成本效果处方,可为临床合理用药和制定科学的治疗方案提供决策依据。对于临床药物治疗方案的评价,只考虑效果,不顾成本消耗是不可取的;只考虑成本,不考虑效果也是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成本与效果,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点。在多个治疗方案中,一个治疗方案即使成本较高,但临床效果显著,仍不失为较佳的治疗方案。成本效果最佳的治疗方案未必是实现特定治疗目标费用是最低的。但从本质上或从治疗需要及病情转归的结果看,很可能当时认为成本较高的方案事实上是费用最低的。所以我们在选用药物经济学成本效果分析法时,要综合考虑效果与成本在临床治疗方案评价中的作用,使成本效果分析更加科学化[2]。在给离退休干部临床药物治疗中,要注意运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对离退休干部合理用药安全、有效、经济三原则进行实时辨证,力戒偏颇。
五、药物经济学在控制离退休干部药费过快增长中的实际意义
在以往的临床工作中,合理用药比较重视药物的“安全和有效”,而对支付药费等“经济”问题考虑较少。近几年来,我国的药品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离退休干部这一特殊群体的医药费用增长幅度更大。造成药品费用激增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老干部人口增龄、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个人保健意识增强、药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即可控因素),如药品流通环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现行的公费医疗制度存在的弊端;医生不合理的用药处方;患者不合理的用药需求习惯等[3]。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疗保健部门,付费需求方即病人两方面着手,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离退休干部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提高其效果费用比。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可以采取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药物利用评价,药品价格控制,风险共担合同,严格遵从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以及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4]。
六、药物经济学对指导老干部合理用药的前景
社会上对药物经济学关注的群体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例如有药物经济学研究者、制药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医疗保险组织、医院、医生和患者等,且群体不同、目的各异[5]。我们研究药物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能够让离退休干部使用的药物达到高效、安全、经济、适当、以及最佳的治疗效果和最小的毒副反应[6]。相信随着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广泛开展,将来在帮助离退休干部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正确选择使用的药物和药费更加合理支出等方面必定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7]。
药物经济学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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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虽然此项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正在日益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医疗提供单位、医生以及病人均属于其服务范畴。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药物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白内障手术是眼科常见手术,依照眼科手术切口分类方法,该切口属于Ⅰ类(清洁)切口,需要严格控制抗菌药物的使用。同时,手术本身造成的眼内组织细胞损伤,血-房水屏障的破坏,人工晶状体的植入等导致术后炎症反应的发生,需给予药物治疗。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单方制剂)、左氧氟沙星联合氟米龙滴眼液(复方制剂)已成为白内障术后常用抗炎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已有文章评价上述2种药物在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的有效性、安全性,但药物经济学评价较少,故进行此研究,旨在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2月—2013年10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医院临床诊断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133例(133眼)。排除全身疾病和其他眼部疾病;排除术前1周内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非甾体抗炎药和免疫抑制剂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单方组66例(66眼)和复方组67例(67眼)。单方组男性32例,女性34例,年龄19~71岁,平均(32.25±8.35)岁;复方组男性30例,女性37例,年龄21~58岁,平均(26.52±10.23)岁。2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手术全部手术均由同一医师完成,术前常规散瞳,表面麻醉,透明角膜切口,连续环形撕囊,超声乳化吸出,注意吸净皮质,植入折叠式后房型人工晶状体于囊袋内。术毕球结膜下注射庆大霉素20mg和地塞米松2mg。
1.2.2给药单方组滴用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爱尔康公司)2周,第1周6次/d,第2周3次/d。复方组滴用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参天制药)和0.1%氟米龙滴眼液(参天制药)2周,第1周各4次/d,第2周各3次/d。每次1滴,滴入结膜囊内,术后24h开始滴药。
1.2.3临床评价术前1d和术后1、3、7、14d进行视力、裂隙灯显微镜、直接检眼镜、眼压、前房闪光值检查,询问症状,观察体征。全部患者的症状体征评分由同一位医师完成,该医师不知患者术后用药情况。评分项目包括症状(畏光、异物感、流泪、眼痛和眼痒)与体征(球结膜充血、球结膜水肿、睫状充血、纤维素样瞳孔膜和虹膜后粘连)。症状和体征的评分依据其程度以0~4分表示。对每次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为各项症状和体征的评分乘以权数后相加所得出的分数。不同的权数反映不同症状和体征在炎症评价中的重要性。对于白内障术后患者,前房闪辉和细胞反应的权数为2,其他各项症状和体征的权数为1。有效率=(术后3d总评分-术后14d总评分)/术后3d总评分。记录不良事件发生率作为安全性评价方法。
1.2.4药物经济学分析采用成本效果比(C/E,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分析治疗成本和效果,在对不同治疗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时,有的方案可能花费的成本很多而产生的效果也很好,而增加效果需要增加患者支出,这时就要考虑每增加1个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即增长的成本效果比(ΔC/ΔE),它代表了一个方案的成本效果与另一个方案比较而得到的结果。成本(C)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它不仅指药物的成本,还包括检查成本、给药成本、治疗成本、时间成本等。除药费成本外,其他成本几乎相同,故采用药费成本效果分析。每例药品费用(元)=疗程用药量×药品单价(元)。所有费用均按2012年的价格计算,2组疗程均为2周。单方组:前1周每天6滴,需42滴,后1周每天3滴,需21滴,合计需要63滴。复方组:前1周每天各4滴,各需28滴,后1周每天各3滴,各需21滴,合计各需49滴。根据1mL液体大约滴20滴,5mL瓶装滴眼液,完成上述治疗,单方组需要1瓶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复方组需1瓶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和1瓶氟米龙滴眼液。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单价37元,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单价35元,氟米龙滴眼液单价22元,故单方组成本是37元,复方组成本是57元。3种进口药品已在临床应用多年,价格波动较小,可不考虑敏感度分析。1.3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眼部症状和体征综合评分比较
2组术后第3天眼部症状和体征综合评分最高,第7、14天明显降低;单方组下降明显,组间、时点间和组间•时点间交互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2组眼压比较
2组术后第3天眼压较手术前升高,术后第7、14天降低;单方组下降明显,组间、时点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时点间交互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3安全性单方组有4例患者诉轻度眼痒、异物感,2例患者诉轻度眼干,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955%;复方组有6例患者诉滴药时有一过性刺激感,8例诉轻度眼痒、异物感,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896%。单方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复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10,P=0.048)。以上不适症状均较轻,未对症处理,术后14d访视时,不良事件消失。2.4药物经济学以临床总有效率计,单方组、复方组的C/E分别为48.826元和76.139元,复方组治疗成本高,增长的成本效果比(ΔC/ΔE)是27.313元,即单方组每获得1个单位效果比复方组多花27.313元。
3讨论
白内障超声乳化设备、技术的进步使得术后并发症及眼内炎症的反应有所减少,但是物理刺激、超声作用、黏弹剂与灌注液的使用,以及人工晶状体的异物反应,仍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发生,需要控制。上述因素会产生导致炎症反应的前列腺素,从而使房水屏障功能遭到破坏,并诱发眼前房充血,使蛋白及一些炎症细胞进入房水及房水闪辉与房水细胞反应,还可导致眼压升高、角膜水肿及虹膜粘连等,阻断前列腺素的产生是目前白内障术后用药的焦点。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是一种复合型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是眼科的常用抗炎药。妥布霉素属氨基糖苷类,抗菌谱广;地塞米松为肾上腺皮质激素,可抑制磷脂酶A2产生花生四烯酸,从而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的产生而表现较强的抗炎作用,其还能抑制多种炎症因子的产生,诱导细胞凋亡。氟米龙与地塞米松均为皮质类固醇激素,但氟米龙是一合成的氟化皮质类固醇,与其他类固醇激素相比,激素性免疫反应较轻;氟米龙为中效激素,无明显的体内蓄积效果,而地塞米松是长效激素,半衰期长,药效持久,易产生蓄积作用。本研究通过评估术后眼部症状体征评分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了单方、复方制剂在白内障术后的抗炎效果,结果显示,单方组在术后眼部症状和体征总评分方面明显优于复方组,单方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也低于复方组,说明单方组在控制术后炎症反应及不良反应方面明显优于复方组。同时发现,手术前后眼压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眼压低于术前,可能与植入人工晶体镜片的厚度低于正常人晶状体有关,但不能排除测量误差、眼压本身的波动性等因素,具体原因待于进一步研究。临床实际中,通常将用药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三者结合起来评价,以求真正为临床合理治疗和用药的决策科学化提供客观依据。从成本-效果分析寻求的治疗方案看,本研究单方组的成本-效果更具优势,同时患者在用药期间易记、方便,更值得临床推广。
1二次文献研究方法介绍
1.1概念及特点
PE范畴内的二次文献研究,主要是指利用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对不同药物及治疗方案进行系统的药物经济学综述分析。在模型法研究中,可通过二次文献研究方法对临床试验中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Meta分析,其分析结果是模型中假设参数的主要来源。二次文献研究的特点是研究时间快,研究成本小,但必须基于充足的现有文献,以及不同研究文献的可比性等假设条件。
1.2二次文献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我国已有近20年的历史,在国内仍然是一门新兴发展的学科。笔者经文献检索发现,自1999-2000年起,每2年为一跨度,至2009-2010年,国内有关PE研究的文献数量基本呈逐步上升趋势(见图1),文献的主要撰写者为医技人员和药师,选用的评价方法以成本效果分析为主。部分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在PE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方面发展较早(70年代初),同一阶段其对PE评价方法的应用实例更多(主要是药品研发和生产企业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对分析方法的选择和操作也更为成熟。单以成本-效用实例论文为例,其在1998-2001年的数量为305篇,比1976-1997年22年间发行的数量高出77篇;同时在PE评价内容上也更为全面和规范,主要体现在明确了研究角度、成本和效用的贴现分析、成本效用的增量分析等评价内容。这些高质量的外文文献也可作为二次文献研究中的数据和方法来源,服务于我国医疗机构的药事决策和管理。
1.3方法及步骤
1.3.1文献检索提供临床研究论文的国内外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以及PubMed/MEDLINE、EMBASE、CochraneCentralRegisterofControlledTrials等。国外研究者发现,Medline和EMBASE数据库包含10%~87%的RCT研究论文。检索词主要有研究设计的类型、干预措施、评价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等。除此之外,还可向有关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索要已发表或尚未发表的临床信息,供本机构使用。
1.3.2文献筛选文献筛选的主要方法是对检索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质量评估,剔除不符合要求的PE评价报告,以增加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内容上,除了必须包括研究目的、研究角度、评价方法、研究设计、干预措施、成本产出计算、贴现分析、计算结果及敏感性分析等项目外,在文献质量上,以上各项目也应符合PE评价的标准和规范,针对此步骤,SANCHEZ制定了一项PE研究资料评估标准表(表1),供研究人员剔除和筛选PE文献。而后Rijdt等也发明了一种“得分卡”(scorecard)的工具来判断文献的质量,结果以分数高低来决定纳入的PE评价文献。另外,Ofman等则利用名为QualityofHealthEconom-icStudies(QHES)的工具,识别出较高质量的成本-效果分析数据。除了上述对PE评价资料进行系统检查的工具,也有筛选工具是针对PE评价中的某一项内容而设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多数PE评价报告易忽略对其临床和经济数据的外推性的讨论,二次研究时仍须借助其他途径或工具,对文献的外推性进行评价和判断,Heyland(1996)、Welte(2004)、Drummond和Antonanzas(2009)等为得出某PE评价结果外推的可能性,提出了相关的方法,这些方法多是将判断外推性的标准以列表的形式呈现,推断其研究或者系统综述的结果能够外推于本医疗机构的程度。受篇幅影响,具经筛选所得文献水平,直接影响到下一步骤的实施,即利用统计学工具来处理或应用文献中的数据。
2文献分析及利用方法
通过文献研读笔者发现,在PE领域中,共有三种分析方法:即Meta分析、敏感性分析以及经济学模型分析,可用于临床治疗方案筛选、处方集遴选等药事决策。
2.1Meta分析Meta分析是用统计学方法对收
集的多个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和概括,以提供量化的平均效果来回答研究的问题。其优点是通过增大样本含量来增加结论的可信度,解决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Meta分析是对同一课题的多项独立研究的结果进行系统的、定量的综合性分析。通过Meta分析,可避免不同研究资料带来的偏倚,更精确地评估各种健康产出指标,帮助决策者做出合理的判断。通过Meta分析,可综合相同研究设计但样本量较小的系统的PE评价报告。运用Meta分析工具确定治疗方案,Garg和Yusuf运用了此方法,结合几个样本量较小的PE研究资料,重新评估了两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抑制剂在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方面的临床疗效和经济价值,通过Meta分析图表,可以显著反映抑制剂A和B在临床疗效和消耗成本方面的不同,最终遴选出了针对不同患者类型的适用药物。此外,利用Meta分析中的发表偏倚,可以判断所得文献是否过分强调了阳性结果,并隐瞒了部分或所有的阴性结果。目前发表偏倚的结果多以漏斗图来表现,分析方法简单,可视化结果利于观察者做出结论。但也有人认为该方法主观性较强,不同观察者在查看漏斗图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鉴于此,人们提出了更科学的统计学方法来检验发表偏倚。目前应用最多的是Egger's检验,用来判定小样本研究的临床效果是否有更大的效用量,即是否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临床产出。其他检验方法,如Begg's检验和Macaskill's检验也陆续被开发应用于分析发表偏倚,但目前尚未有学术研究阐明各检验方法的适用范围。
2.2敏感性分析
药物经济学评价过程中,某些参数所用的数据并不是实际测量的数据,而是借用过去或现在已经发生的样本数据或建立在合理假设基础之上的数据,也就是对未来进行预测而得出的结果。这个“结果”由于受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预测数据与实际发生的数据之间很可能存在偏差,可能导致评价结论偏倚甚至错误。因此,必须通过变化这些参数来检验结果的敏感性。敏感性分析的方法有:单纯法(根据不确定性因素每次变动数目的多少,可以分为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多因素敏感性分析)、阈度法、极端分析法、排序稳定性分析(ROSA)、概率分析法(如MonteCarlo)。符合要求的PE评价均应对各种不确定参数建立可信区间,然后使参数取其上限和下限来进行敏感性分析。利用文献中的敏感性分析,二次文献研究人员可以将所有研究结果应用到本机构拟解决的问题中。特别是当文献作者改变的变量值为本机构临床中的参数时,其重新评估的结果可为本机构人员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
2.3应用药物经济学模型整合数据药物经济
学模型可以为不同的临床决定提供支持,并预估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一些常用的模型包括决策树(Decisiontree)模型、马尔科夫(Markov)模型以及多属性效用理论。在PE评价中,决策树模型利用药物在治疗阶段的不同治疗效果和成本来构建决策树,进而计算药物的成本-健康产出。SANCHEZ利用该模型,结合成本-效果分析的评价方法,对两种长效糖皮质激素药物进行了筛选。DT模型具有简单直观、易于掌握、计算相对简便等优点,是临床决策分析中最常用的模型。构建DT后,模型所需数据,包括概率、成本和健康产出较容易确定,数据可来源于文献综述、原始数据收集或向专家咨询。二次文献研究人员可以选择性地替换模型中的数据,如本机构的成本费用或临床疗效,直接得出本机构的PE评价结果(如成本-效果),从而筛选出本机构成本-效果最佳的药物或临床治疗方案。但DT模型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分析中有的临床事件可能反复发生或因分析期较长而有较多的临床事件或结局时,整个DT可能非常繁杂而不便于分析。综上所述,利用发表的药物经济学数据,可以帮助药学工作者更好地做出药学及临床治疗方面的决策,药学人员应具备评估PE评价资料或文献的能力,并掌握利用此类文献处理药事决策的方法或途径,从而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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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明确提出,要 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如何按照的部署和要求,加快推进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和领导能力,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加快文山州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和团结农民的坚强堡垒,农村党员是带领农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骨干力量。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关键词:服务型 村级 党组织 建设
党的报告指出,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和团结农民的坚强堡垒,农村党员是带领农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骨干力量。因此,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对富宁、广南、砚山三县的部分乡(镇)调研的基础上,就文山州加快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谈一些想法。
自中央和省、州党委提出开展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以来,各县高度重视、大胆探索,采取积极措施推进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观念得到转变。村级党组织工作重心逐步由“管理”向“服务”转移,工作方式逐步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服务型农村党组织建设理念在党组织班子成员中初步树立。二是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服务载体初步建立。主要是因地制宜带领群众发展蔬菜、草果、蛋鸡、山羊等产业,有的村还成立了产业专业合作社。如砚山县盘龙乡三合村按照州、县委组织部的要求,开展了村级党组织致富型联合体试点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村级党组织正逐步成为带领党员群众增收致富的战斗堡垒。三是借助现代信息手段开展为民服务成效显著。积极推进“农事e网通”建设,“农事e网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凸显。
各县围绕便民、利民主题,采取与金融部门对接,在部分村委会或群众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寨安装了台惠民刷卡pos机,有效降低群众入乡进城取款成本,让“钱在村领”向前推进了一步。四是村级党组织服务党员、群众的工作机制初步建立。各村结合村情,制订了一些服务党员、服务群众的工作办法和措施,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有了新发展。如:砚山县盘龙乡三合村的“三提一议两审一票决” 工作法(党组织、村委会、村民代表提出议题,村“三委”确定议题,乡纪委和有关部门审定议题,村民代表会议投票表决议题),广南县平山村加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推进“透明党务”,富宁县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管理“四要”要求(地要干净、物要整洁、人要精神、服务要周到)等,为建立、完善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工作机制提供了借鉴。
总体来看,文山州各县(市)在开展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方面认识到位、行动积极,开展了有益探索。但工作开展的广度、深度有限,需要各级党组织在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强化服务功能和服务作用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一是服务基础不够完善。集中体现在村干部的综合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村级组织服务设施设备不够完备,村级组织服务网络不够健全,开展服务工作经费不充足。二是服务质量不高。整体看,除“农事e网通”之外,村级党组织服务工作“见子打子”,在深层次解决群众期盼上做得不够到位。同时,阵地管理不规范,主动服务不到位,村级党组织集体经济薄弱,村级党组织服务质量和精细化程度不高。三是资源整合力度有待加大。
从目前的情况看,建设服务型村级党组织的多数工作仍由乡(镇)村两级党组织承担,在整合部门资源、企业资源、社会资源参与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的潜力还有待发掘。四是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目前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考核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的标准还不够明确、系统、规范,导致基层党组织对什么是“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从哪些方面创建“服务型”党组织还存在模糊认识,因而在创建服务型党组织中主动性不强,动力不足,村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保障、监督、考核、评价、培训机制有待建立完善。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任务十分繁重。要坚持统筹协调、积极探索实践,改进方法措施,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工作落实。
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基础。因此,应把村党总支和村党支部的服务用房建设摆在开展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位置,努力建好村、组两级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对两级站点的建设,一要科学规划。根据村、组两级组织的不同特点,合理定位两级服务站点的功能布局、建设标准,合理选址、规模适度。应实行相对集中办公,有条件的地方成立便民服务大厅,提供一站式、多功能的优质服务。二要完善设施。服务用房建成之后,上级党组织应充分发挥工作联系面广、协调能力强的优势,整合各方力量参与两级站点建设,确保每个服务站点均有必要的学习、办公、活动设施设备和器材器具,防止两级站点成为“空壳”摆设。三要强化管理。围绕室外“四要”(设施要完好、绿化要美观、标志要完整、排水要畅通)和室内 “七要”(地板要干净、墙壁要整洁、屋顶要清秀、门窗要明亮、防护要到位、物品要整齐、设备要正常)的基本要求,制定出台两级站点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办法,确保两级服务站点场所有人管理、事情有人办理、活动有人组织,并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随机调研通报等方式,确保文件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基层党组织扎根基层,直面群众,肩负着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直接责任。因此,应把队伍建设作为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关键因素来抓。
首先,重点抓好“四支队伍”建设。一是选好村级党组织班子,重点是选好村党总支书记。以“选能人当干部”为目标,把品德好、能力强、善奉献的人员通过合法程序选进村党总支和党支部班子,发挥村级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领头雁”作用。
二是配齐村、组服务人员,培育服务党员群众骨干力量。区别村、组的不同实际,采取专兼职结合、上级选派、部门选聘等措施,在村党总支配齐“一警七员”,在村支部配齐“五大员”,确保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事有人管、事有人抓、事有人办。
三是抓好群团队伍建设,提高村级党组织整体服务能力。以组工会、青年、妇联、治保、调解为主,建设村党总支、党支部群团组织和配套组织,并努力将这些群团组织建设成为村级党组织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脚”,织好覆盖农村各个角落的这张“服务网”。
四是抓志愿者队伍建设,壮大村级党组织的服务力量。志愿者服务是拓展村级党组织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力量。在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工作中,应通过广泛宣传发动和有计划的组织,结合村情实际组建科技、助老、医疗、治安、文化方面的志愿者队伍,并由各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兼任这些志愿者队伍的负责人,有计划地为村民提供服务,使之成为村党组织服务力量的有力补充。
其次,抓好培训。一是采取上级培训与本级培训、课堂培训与实地参观、请进来培训与外出考察相结合的办法,引导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改变工作理念,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观念,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切实增强党组织服务功能,尽快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上级组织“要我服务”向为党员群众提供“主动服务”转变,努力提高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党员服务群众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二是实施“村党组织干部能力提升计划”,以提高学历和增强综合素质为重点,定期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学习培训,推动村级党组织负责同志知识结构转型升级,破除陈旧观念,筑牢服务意识,不断拓宽视野、创新思路、提升能力。
把抓发展、强产业作为加强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加快发展中体现服务,以服务推动发展。具体来说,应大力发展本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在这方面,村级党组织应主动作为,不能被动跟进。应借鉴文山市开展党组织致富型联合体的经验,以组建农副产品协会、专业合作社等为平台,努力在“一联三化五统一”上下功夫(“一联”即致富型联合体党组织外联企业市场、内联基地群众,“三化”即产业规模化、服务专业化、产品商品化,“五统一”即统一发展项目、统一技术规程、统一管理服务、统一产品标准、统一市场品牌)。应区别不同地区的不同实际,着力调优一产、调强二产、发展三产,合理发展各种产业。因地制宜推行“支部+协会”、“支部+经纪人+农户”等不同类型党组织设置方式,建立产业型、基地型、劳务型、合作型等不同功能的党组织,及时把党组织嵌入到产业链上、嵌入到合作经济组织中、嵌入到经纪人队伍里,增强发展活力,使党组织成为党员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心骨”。同时,应千方百计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采取资产外包、资源开发、收益管理等多种措施,形成稳定的集体经济来源,增强村级组织为民服务的经济实力。
以“一站式”办结为目标,以推进“农事e网通”为契机,着力在整合服务资源、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上实现新突破,实现服务资源科学组合、优化配置。
一是整合建设资源。按照“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多功能”的要求,科学统筹规划,积极整合县属部门和乡镇站所党务和政务资源,大力开展一站式服务,推进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党员群众综合服务站、村民小组便民服务点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构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三级便民服务平台。
二是整合服务资源。推进“一站式”服务,实行相对集中办公,实现部门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服务窗口前移到群众,努力为党员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功能的优质服务。同时,与民政、计生、社保、就业、警务、政策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农技推广等部门,以定点约时服务、政府购买服务、派员上门服务、联网协同服务等方式,把服务职能尽可能向村级党组织和村党支部延伸,尽量减少群众到乡(镇)进城办理事项,降低群众办事成本。
三是整合社会资源。积极与有关部门、企业和团队对接,依托它们的资源优势,大力开展以发展产业为主的新型扶贫服务,以低偿和无偿服务为重点,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公益服务,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搭建为民服务快捷通道。
规范化服务是建设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必经之路。从当前的情况看,不少村级党组织服务内容散乱、服务标准不统一,管理不到位,监督乏力,影响了村级党组织的服务质量。当前,村级党组织抓规范、强管理,应重点抓好“三定七公三评价”几个方面的工作。“三定”,即:人员定岗、服务定责、考核定绩。对村级党组织工作岗位进行分析,合理设岗,防止出现服务盲区和死角。对各岗位职责进行认真梳理,科学设置每个岗位职责,确保责权相适。“七公”,即:公开人员信息、公开工作流程及办理时限、公开服务标准及承诺、公开人员去向、公开监督电话、公开群众满意度、公开年度考核结果。在村党组织建立“两栏两牌”,即人员信息公开栏、党务公开栏、岗位职责牌、服务人员胸牌(卡)。
公开的内容应具体、实在、管用、易评,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三评价”,即:每次服务结果由当事人进行评价,每月服务表现有村党组织集体评价,每年服务质量由上级党组织、本级党组织和群众综合评价。在开展群众评价方面,应力推服务评价制度,在每个服务窗口或办公室安装服务评价器,把群众评价作为评定村级党组织服务人员工作质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并与绩效考核紧密挂钩,实现服务优者受奖、服务劣者挨罚。同时,实行服务质量“一票否决制”,对打骂群众、无故延时、推诿扯皮等行为,实行一票否决、严肃处理。严格值班制度,采取“一会三制”(工作例会、集中办公制、轮流值班制、预约服务制),确保村党组织服务站有人值班,杜绝“锁长当家”。还应针对广大农村群众居住分散、办事不便的特点,采取代理代办、定点约时、上门服务、信息服务、应急服务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及时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尽可能以最优化的程序为群众提供体贴、舒心的服务。
制度是建设服务型村级党组织的最有力的保障。
一是完善党员分类服务机制。结合不同村组党员的生产生活习惯和从业特点,推行支部分类设置、党员分类管理模式,依托产业、协会建立党组织,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提高服务党员的针对性。
二是完善群众分类服务机制。根据年龄、性别、工种、健康状况等人群的不同实际,主动研究各阶段、各层次的服务需求,提高党组织服务的实效性。
三是完善关怀激励机制。建立健全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党员服务群众的关怀激励机制,及时了解掌握党员、群众发展期盼,及时化解他们的发展疑虑,及时关心党员、群众生产生活难题,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甩开膀子发展,调动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创建工作积极性。
四是完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将创建工作经费列入县乡财政预算,减轻村级党组织活动开展、阵地建设、产业发展方面的经费压力。
五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服务型党组织创建工作纳入基层党建考核的重点内容,实行月查季评年考制度,每月由党组织对服务工作进行自查,每季度由村级党组织对党组织成员服务的情况进行评价,年度由上级党组织进行综合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评价服务人员工资业绩的重要依据。健全完善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党员群众服务科学发展四大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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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农业是 三农 工作的重中之重,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具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具有更加完备的物质保障、更加强大的科技支撑、更加发达的产业体系、更加完善的经营形式、更加先进的发展理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加快发展鹤庆县现代农业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就鹤庆县现代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认真调研,认为鹤庆县现代农业发展在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现代农业发展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应着力从6方面积极推进:①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强化支农措施,构筑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撑体系;②依靠科学技术支撑,稳定粮食生产;③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④严格控制农药化肥施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⑤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生产经营。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2015年,农业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1]。新常态下的中国农村经济出现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结合鹤庆县实际,要适应新常态,亟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过去粗放式经营转向集约、高效、环保的生产方式。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文就如何发展鹤庆县现代农业作初浅思考。
鹤庆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西横断山脉南端、云岭山脉以东,大理白族自治州北端,地跨东经100°01′~100°29′、北纬25°57′~26°42′。东有金沙江与永胜县分津,南与宾川县接界,西与剑川、洱源两县接壤,北与丽江市毗连。国土面积2395km2,其中山区、半山区和峡谷区面积占89.7%。县城云鹤镇居鹤庆坝中偏西,距省会昆明市476km,距州府大理市136km,距丽江市39km、丽江机场12km(丽江机场就在鹤庆县境内)。本县是农业大县,但不是农业强县,回顾本县农业发展进程,深深感受到,多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本县农业产业化有了较快发展。
(1)农业生产条件逐年改善。多年来,县委、县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生产设施建设投入,从中低产田地改造、农业综合开发、土地开发整理、农田水利、通村油路、机耕道路、农村能源等方面着手,每年投入几亿元的财政资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本县农业生产条件,提升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全县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粮食产量连续增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确保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施高产创建、粮食间套种、测土配方施肥等科技增粮措施,提高粮食单产,确保粮食总产稳定增长。2013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17269亩,平均单产354kg,总产147765t,人均占有粮食530kg,实现了粮食总产十连增,基本保证了粮食自给、略有外销。
(3)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初见成效。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县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立体气候特点突出的优势,着力引导农民群众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目前已建成优质烟叶基地4万亩、丰产桑园3万亩、无公害蔬菜3.7万亩、干果80万亩、水果5万亩、花卉2600亩、鱼类养殖7774亩、药材8200亩、甘蔗4000多亩,生猪年出栏达52万头。2013年实现了高原特色农业总产值18亿元,其中畜牧业产值已达9.3亿元,烟叶、蚕桑、蔬菜产业销售收入均突破亿元,烟叶、蚕桑、花卉、药材产业还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
鹤庆县是农业大县,但不是农业强县,农业发展的各项指标排位还处于全省、全州后列,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仍处在起步阶段,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该县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但其中的主要农作物水稻种植面积日益减少,2013年仅为11.87万亩,单产493kg,总产58558t,人均占有稻谷210kg,折合大米147kg,只能基本满足全县人民的吃粮供给,稍有大一点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大米自给困难的问题,需要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
(2)农业产业基地小,种养殖品种多,但小、杂、乱,形不成规模,生产中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低,农副产品生产产业链较短,特色产业不特,缺乏市场竞争力。
(3)农业龙头企业少且不强,目前,全县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仅只1家、州级龙头企业仅只2家,且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支撑作用不明显,导致难以实现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化。
(4)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还普遍存在,特别是水、路制约突出,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防御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5)农民群众施用化肥、农药、饲料随意性太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很难保证,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做强农业,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1]。”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和2015年中央1号文件的出台,各级党委政府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作出了新的部署,这对本县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笔者认为应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强化支农措施,构筑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撑体系。
积极争取上级投入,整合资金,改善生产条件。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是发展农业的基础,针对本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实际,紧紧抓住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三农”倾斜的机遇,根据产业布局,切实做好农田排灌、机耕道路、中低产田地改造、基本口粮田建设等项目设计,积极争取中央、省、州农业部门的资金支持,认真组织实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要加强资金的审计管理和项目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堵住漏洞,防止截留,确保经费按时到位。经费的到位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
(2)依靠科学技术支撑,稳定粮食生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问题关乎国运民生。2015年的中央1号文件指出,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间地头、保障措施落实到具体项目。在全国粮食生产“十一连增”的大好形势下,中央再度鸣响粮食安全的警钟,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鹤庆县也和全国一样,粮食多年连续增产,但粮食播种面积相对固定甚至逐年减少,粮食生产方式粗放,自然灾害频发,农资价格居高不下,生产成本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保障粮食持续增产压力增大。
因此,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一方面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加快中低产田地改造,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确保全县粮食总产稳定在14.5万t以上;另一方面面对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要不断注入新的技术力量,充实技术推广队伍,才能满足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和队伍是科学技术转化为农业现实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也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依靠。一是要建立和健全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二是要巩固和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三是要妥善解决农技人员的工资补助等后顾之忧,稳定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四是要落实各项政策法规,健全激励机制,调动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五是要尽快转变观念,把农村信息化建设纳入农业科技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及时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市场信息服务。
(3)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
找准切入点是发展现代农业成败的关键,哪个产业适合发展,哪个不适合发展,要结合实际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生产习惯,选准产业、找准模式,按照“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把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做大做强,不能盲目套别人的模式。发展现代农业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随意发展,今年发展这个,明年又发展另一个。它是一项复杂性、长期性的任务。前几年,鹤庆县扶持发展过好几个产业,最终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年发展这个,明年又发展另一个,到头来一个也上不了规模、一个也发展不起来,而且还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建立一个长效的发展机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本县垂直气候特点突出、空气质量优良、土壤肥沃无污染、水利条件良好,具有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基础。
对此,应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经纪人的扶持,培育一批连接农民的营销、加工企业和经纪人,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引导农民加快土地流转,打造一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种养殖大户、精品农业庄园,促进特色农业规模化生产。积极帮助农业龙头企业、种养殖业大户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知名、著名、驰名商标,加强对农产品的宣传、包装、策划,打造鹤庆特色农产品品牌,发挥品牌效应,促进特色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在产业布局上,热区重点引导发展蔬菜、水果,并逐步发展水电站库区渔业,山半区重点引导发展烤烟、干果、牛羊,坝区重点引导发展蚕桑、生猪、玫瑰、蔬菜、奶牛、淡水渔业,高寒山区重点引导发展药材、马铃薯产业。力争尽快培育5个以上带动作用强的农业龙头企业、3个以上精品农业庄园,打造生猪、烟叶、蚕桑、蔬菜、水果、玫瑰、药材等超亿元农业特色产业。
(4)严格控制农药化肥施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2]。对此,积极发展农村各类教育,加强农民文化知识、使用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为发展现代农业培育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具体地讲,要积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绿肥种植、农家积肥,推广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减少化学肥料施用量,切实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农药残留监测和整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突出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市场准入和产地准出、三品一标认证、农业投入品监管”四项工作,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为方向,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5)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针对当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农村劳动力紧缺的实际,继续开展高产创建,加大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和农民技术培训力度。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创新体系,强化种子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一批高产、优质、抗逆、适应机械化生产的农作物新品种。加快推进大田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主攻机耕、机耙、机插、机防、机收等薄弱环节,实现作物品种、栽培技术和机械装备的集成配套,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6)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生产经营。
继续实施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粮食作物保险保费补贴等政策,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种养殖业积极性。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县内外社会资本投资发展现代农业。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大力发展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社会化服务,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等服务模式,推行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规范运行,支持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坚决查处和纠正涉农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和加重农民负担行为,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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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服网由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承办。按照津科计[2010]197号《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网的说明》文件的要求,科服网于2010年10月启动建设,2011年2月27日正式开通。通过网络信息平台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实现信息即时互通。经过三年的建设发展和数据积累,已发展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在线管理平台、数据统计监测平台和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目前总访问量达到500多万人次,认定企业4.8万余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服网网站系统的研发与建设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0 年起,根据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要求,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成长和发展的特点,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建成了“科服网”,汇集与整合了各类科技服务资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对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科服网系统架构分为数据库层、应用系统层、网站服务层、网络应用环境支撑层四个组成部分。文章重点通过对数据库、业务应用系统、平台服务功能的阐述,揭示科服网各层建设的关系和作用以及实现的功能。
“科服网”数据库建设主要涵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认定信息、统计信息、服务机构信息、政策法规、专家信息、成功案例等六个信息数据库的搭建。
1.1 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信息数据库
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信息数据库旨在形成天津市信息最全、科技型企业数量最大的数据库,以开放的方式,广泛汇集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并实施动态跟踪,从而对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实施统计管理,以便掌握实时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发展对策,是本网站的核心数据库。
该数据库按照企业概况、财务状况、人员情况、科技经费、知识产权、政策优惠六大方面设定了近100 个企业数据项,能够从注册区县(含滨海新区中的各个功能区)、技术领域、产业行业、企业类型、收入规模、企业发展阶段等维度反映企业基本信息、企业资产与收入信息、就业人员与科技人员数量、研发经费投入、知识产权、优惠政策等情况。
1.2 科技型中小企业统计数据库
包含通过系统认定和市科委审核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统计信息,此数据库的访问是按照时限开放的,安全性的要求高。主要的数据来源:(1)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信息数据库;(2)区县科委负责组织填报本地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统计数据。
1.3 服务机构信息数据库
服务机构信息数据库包括创业载体子库和技术平台子库。创业载体子库将收录孵化器、高新区、开发区、保税区、示范工业园、农业园区、科技产业化基地、创意产业园、大学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加速器等为企业创业提供场地与发展环境的服务机构信息。
技术平台子库将收录创新联盟、生产力促进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检测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科学仪器共享等促进企业壮大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信息。
主要字段项包括:服务机构名称、服务机构类别(国家级、部属、市属、地属)、所在区县、所属行业、服务简介、服务场所与基础条件、联系人、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网址、Email、传真、电话、批准建设部门、批复筹建时间、依托单位、是否属于合建基地、合建单位、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等。
1.4 政策法规数据库
政策法规数据库将收录资产管理、科技创新、工商登记、财税管理、金融服务、劳动保障、产业扶持、对外贸易、特许经营、技术监督、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政府规章等信息。
1.5 专家信息数据库
专家信息数据库将收录行业科技专家、中小企业政策、市场中介、促进就业发展、技术产权交易、信息化产业、企业融资、经营管理、法律事务、财税等方面的专家信息,揭示姓名、职称、职务、作单位、咨询专长等信息。
1.6 成功案例数据库
该数据库将按区县、服务、行业分类,收录企业在获得资金支持、融资上市、财税政策、技术创新、法律咨询等服务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创业案例信
“科服网”网站数据与信息的体现需要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系统、科技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系统、网站信息发布管理系统、数据库同步整合系统,并建立可靠、安全的网络安全系统。
2.1 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系统
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系统是平台最主要的业务核心系统,该系统将基于中小企业数据库及子库,通过建立网上自查系统、网上申报认定系统、网络化认定工作管理系统、认定企业发布系统、数据安全传输认证系统等,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的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网内审核认定、网上办结等全过程工作管理功能。
2.2 科技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系统
通过数据同步系统,对已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系统限时在网上开放半年报、年报统计数据的申报入口,并开发查询汇总等统计分析功能。
2.3 网站信息发布管理系统
网站发布管理系统是整个网站内容管理支撑,实现信息从采集、传送、编辑、修改、审阅、签发、发布,到信息的跟踪、登记、统计、资料检索和查询等多项信息流处理操作的采编发自动化。功能包括:站点管理、内容创建管理、发布管理、模版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工作流管理、版本管理、日志管理、撤稿功能、内部协作等。
在硬件及网络方面,系统采用独立的内容管理发布服务器,使得网站本身的安全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将应用程序服务器与WEB 服务器分离开来,有效的减轻了各个服务器的压力,使负载达到均衡。
在软件的架构方面,系统基于Java 技术,采用B/S 结构实现,采用表现层,应用层,数据访问层三层体系结构。
表现层就是人机交互界面,接受用户请求,以及数据返回,为客户端提供应用程序的访问。
应用层也叫业务逻辑层或中间层。这一层主要用于大批量事务处理、事务支持、大型配置、信息传送和网络通信。主要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操作,对数据层进行操作,这一层可部署在网络的任何地方,通常称之为应用服务器。
数据访问层就是传统的数据服务器,主要是对数据的操作,具体为应用层或表现层提供数据服务。
2.4 数据库同步整合系统
数据库同步整合系统将解决来自各个异构数据库的数据来源问题,从而实现数据的同步、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信息管理与查询、海量文本集合的高效全文检索等功能。数据库整合系统将包括基于关系数据库(RDBMS)整合系统和基于Webservice 信息整合系统。
2.4.1 关系数据库整合系统
本系统通过建立数据网关,实现数据同步转换,使各种异构的关系数据库资源同步整合到系统中。整个系统主要由数据网关(DataGateway)、全文检索数据库服务器、数据应用服务器组成。DatabaseServer 搜索关系数据库,实现DatabaseServer 和RDBMS 无缝集成,通过Data-Gateway,实现了RDBMS 与全文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自动迁移和同步更新,利用全文检索数据库解决了RDBMS 的检索和分析效率问题,而上层应用则可以构架在由RDBMS 和全文数据库共同组成的数据库网站之上,使用户在同一个系统中既享有关系数据库优秀的事务处理和结构化数据管理功能,也拥有强大非结构化内容管理和检索功能。
2.4.2 Webservice 信息整合系统
整个系统将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和实际应用,基于WebService 层面进行数据传递、转换、规划、集成等方式的虚拟整合,通过对各个服务机构可操作型系统的现有数据资源和处理流程进行综合分析,以信息资源规划为标准,将数据层面进行整理提炼,有效整合分散在各个“信息孤岛”中的信息资源,构筑在网站提供的数据库系统中,从而形成完善的数据中心系统,全面支持数据共享、统一管理和分析决策。
2.5 网络安全系统
由于网站数据库中将涉及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等至关重要数据,如果人为的操作错误、系统应用软件缺陷、硬件损毁、网络病毒、骇客攻击等诸多因素有可能造成数据的丢失, 直接影响到网站系统的使用,从而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网站将依托天津科技网网络应用环境,建立网络安全系统,通过网络安全防护部署、应用系统安全防护部署、网站信息安全部署,以保证网站的稳定运行。
通过数据库系统建设和网站系统建设,科服网实现了信息发布、查询检索、快速导航、在线咨询、访问统计、权限管理等功能,并建立了认定管理、项目申报、创业载体、科技金融、科技信息、政策法规、中介咨询、动态信息、成功案例等栏目。
(1)在认定管理方面: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的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备案及年检等全过程工作管理和统计监测功能;(2)在为企业服务方面,充分整合与汇集项目、融资、载体、政策、科技信息、中介咨询6 类服务资源,为处在初创型、成长型、壮大型三个阶段的企业提供多项全方位网络化的技术与咨询服务;(3)在动态信息发布方面,通过工作动态、工作简报、通知通告等栏目,第一时间为企业提供技术培训、经理人培训、产品商贸会展、国内外合作交流等信息,并及时报道相关工作动态,使网站真正成为企业与政府及服务机构间的沟通桥梁;(4)在宣传成功经验方面,采集企业获得政府资金支持、融资上市、财税政策优惠、技术创新、法律咨询等服务过程中的经验体会,收集了一批优秀创业故事,按服务类型、行业领域建立成功案例数据库,让更多的企业能够按需检索相关信息,分享成功经验。
综上所述,科服网数据库层的建设奠定了整站管理与服务的信息数据基础,业务应用系统层的建设为整站实现网络化办公与信息化管理提供支撑,平台服务层的建设形成了整站服务核心,实现“一站式”服务。目前,科服网网上认定企业达3.1 万家,年访问量达1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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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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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在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我国将以改革完善评价机制为目标,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步伐,研究制定其他专业系列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的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职称制度的设立,为我国人才的评价与考核提供了标准。同时,它能激励各个领域工作人员努力工作,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素质,有利于我国人力资源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职称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或缺陷,并对我国职称制度改革的策略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职称制度 问题 职称制度改革 策略
职称,是相关部门为了评价人才的技术水平及专业素质而出现的名词。对于职称的含义,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学术方面,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等级;技术方面,它代表了一个人在所从事的行业的技术水平。
职称制度,是目前我国管理人才的一项基本制度,它为衡量人才素质和技术水平提供了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职称主要分为五个级别: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技术员级。职称制度,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必然受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为了使我国的职称评价体系更加的完善,我国建立了相应的职称制度。不同的领域,职称也相应地不同。职称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先后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建国初期到“”期间,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很多制度还不完善、也不健全。另外,在“”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知识分子遭到残酷的迫害,国家进入相当长时间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国家主要以任命的形式,赋予工作人员职称,同时,按照职称等级发放工资。第二,从改革开放到1983年间,我国掀起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知识分子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对人才的评价考核制度也迅速地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我国建立起了完整的专业技术评价制度。第三,从1986年开始,我国各方面有了巨大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交流来往也越来越密切。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职称制度,我国的职称制度建设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实现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自此,我国的职称制度不断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职称制度发展相对完善,教育领域、医学领域、会计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职称评价方式不合理。职称,代表着一个人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的高低。公正的职称评定,显示出对人才和劳动的尊重。这本身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来,很多人的职称等级,主要代表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职称越高,享受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则越高。它并没有真实地反映这个人专业技术水平和岗位素质的高低。另外,部分人职称的获得,并没有通过规范的评价与考核环节,这导致能力与职称出现不搭配现象:一部分高能力的人,职称反而较低,各种待遇相对较差;部分能力较低的人,职称却较高,享受着高待遇。这种现象,显示出目前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具有很大的必然性。
2.职称评价标准不能与时俱进。目前,我国很多领域进行职称评定时,相关评委总是参照几年之前甚至十几年前制定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脱离当代实际,给职称评价考核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例如,在教师职称评定领域,教师要想获得相应职称,必须发表相应等级的文章等。这一方面,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做出了相关要求。另一方面,这给很多能力低的人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很多能力较低的人,花钱找枪手或文章代写机构写论文,然后发表在一些核心杂志上。而评审在进行职称评定时,根据过去的标准,以发表文章等级的高低,来给这些“低能力的人”赋予“较高的职称”。
3.职称制度不完善。在我国,很多领域、很多单位都会对人员进行评定和考核,然后赋予工作人员一定的职称。这是对工作人员专业技术、工作努力的肯定。但就我国目前职称制度来看,有些领域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如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等。然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没有相关制度。进行职称评定时,这些领域的评审只能借用其他领域的制度或者以自身经验作为标准,导致职称评定不准确。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职称制度存在较大漏洞,已经远远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使职称制度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我国必须大力进行职称制度改革,去除一些陋习。2012年2月初,国家就颁布相关文件,明确了职称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和思路。
1.进行职称功能的准确定位。国家政府部门必须对职称制度的功能做好准确定位,而后才能推动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之所以设立职称制度,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劳有所得”的良好氛围,激发工作人员工作的热情,推动我国各方面工作更上一层楼。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必须注意强化职称的评价功能,完善职称制度的具体内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职称的良性竞争。其次,各个企事业单位必须加强良好职称文化建设,促进本单位的职称评价工作。另外,公司员工必须提高对职称体系的认识,明确自己获得职称的目的,推动自身的发展。
2.分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在我国,不同领域,职称评价的方式不同。我们必须分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首先,国家部门必须做好职称体系的分类,然后制定不同的职称制度,制度内容必须详细。其次,相关部门必须做好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于一些重要领域,必须优先推进制度改革。如教育领域,国家可以率先进行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完善教师职称体系,使教师能在付出劳动后获得相应的“报酬”。等这些优先进行制度改革的领域取得较大进展后,相关人员一定要做好改革经验的总结工作,然后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运用到其他方面。
3.完善职称的考核与评价体系。职称的获得,是通过一定的评价和考核机制才能决定的。而近年来,由于国内外不良风气的影响,很多领域在进行职称评定时,都没有严格按照规定来进行职称评定。甚至在有些单位,进行职称评定时,竟然优先考虑“关系户”。因此,在推动职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完善职称评价和考核制度。首先,国家部门必须完善评价机制,制定职称评价的具体标准。其次,各企事业单位必须在遵守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本单位的职称评价制度,并严格执行。再次,职称评定人员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单位的职称评定标准。同时,对于那些不遵守相关规定、在职称评定中“放水“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惩罚。
4.打破职称终身制度。在很多领域,一个人一旦获得某种职称,那除非他犯一些较大错误,不然他会一直拥有这个职称。这种“职称终身制”,具有非常多的消极影响。很多人在获得某种职称以后,便无所事事,高枕无忧。他们对工作不再积极、认真,贪恋于享受高职称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福利”。这种风气,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制度。对于已获得某种职称的人群,要进行不定期的考核:对于那些工作上更加积极的人,要给与褒奖;对于那些不思进取的人,可以随时摘掉其职称。当然,对于那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等来说,职称终身制仍然有其可取之处。
总之,职称的评定与考核,不仅会对一个人的职业技能发展产生影响,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职称制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包括很多门类的小制度。因此,职称制度的改革,实施起来非常麻烦,周期必然很长。但是,无论多么艰辛,我们各方面必须努力,进行职称功能的准确定位,分类进行职称制度改革,完善职称考核评价体系。相信未来我国的职称制度改革,会取得较大进展。这同时有利于我国“人才强国”的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王海燕,1972―,女,汉族,江西九江市人,电子科技大学硕士,九江学院,经济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1]李建钟.论职称制度改革[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9)
[2]刘建宏.解放思想,敢抓善成,平稳推进职称改革工作[J].人事天地,2012(7)
[3]杨莉,丁力洪. 浅议推进职称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J].中国农学通报,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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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约束力的失去或弱化,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具有道德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不遵守本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丢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的行为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道德失范问题的法律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及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却频繁地爆发了一系列刺痛国人良知的道德恶性事件,本文希望从个案切入,探究道德失范问题的形成原因,并从“道法合和”
的古代法律思想中寻求解决建议。
【关键词】法制; 道德失范; 法律道德化。
2011 年 10 月 13 日,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佛山南海一处五金城里被两辆面包车先后4 次碾过,7 分钟有18 人路过,却无一人伸出援手,最后被一拾荒阿婆发现,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永久离开人间。
类似事件频繁见诸报端,从围观跳楼、旁观溺水到冷眼无视凶案等等,洛阳性奴案、李阳家暴案都无不令人扼腕,无情冲击着古老礼仪之邦的文明底线。缘何在政府高层努力推动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教育,大力重构社会主义新时期核心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各种各样的道德嬗变和道德滑坡现象呢?
( 一) 道德权威弱化。
道德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事业、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的总和。道德在中国政治文明和传统法律文明形成中,一直扮演着核心角色,从早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援礼入法”、“礼法结合”再到“礼法合一”,无不突显道德在社会统治中的非凡意义,古代法律制度在“阴阳合和”的辩证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建设,逐渐形成“礼法”传统,因其神化君权、强化王权而深受封建集权统治者的欢迎,道德便成为了国人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以礼为核心,法、术为手段的统治制度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数千年的延续而融化在国人思维里。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新政权的诞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中国的政治结构、文化理念、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正不断而又茫然地走向转型与发展,道德的在社会统治中的核心地位亦逐渐边缘化,具体体现如下:
( 1) 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当前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调整,致使原有的适应那种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由于市场经济在我国确立并发展的时间尚短,与其相适应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规范仍处于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道德空场。
由于市场的开放性,拓宽了人们交往活动的范围,也瓦解了传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熟人言论在个体生活中的监督弱化,人们的道德要求容易因此放松,也正是由于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思潮、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传统秩序内产生激烈碰撞,令人们无所适从,甚至背道而驰;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了解更加理性,“自然报复”论不再成为人们约束自我的内心力量,从而一定程度瓦解了道德自律权威。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使道德的主客观环境更加复杂化,道德滑坡有着更大的可能性。
( 2)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集权的计划经济要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个体自由必须得到凸显,才能增强市场的活力,那么相应的个人利益就应由被压制变为充分尊重和合法保护,形成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实际的价值取向明显多元化。但当道德主体意识增强却又没有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进行合理规范和引导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不可避免地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矛盾。人们往往是见利忘义,只是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道德约束常常被抛之脑后。在法律、体制和道德还不足以很好地约束和引导利益主体的利益行为的情形下,在强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在个人利益在这种转型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行为必然会出现一定时期的震荡,一定程度的道德滑坡成为现实。
( 3) 博弈成本的大小。
道德观的形成是通过博弈的方式产生的。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而违反道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小。就如案例二所呈现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本应在公平基础上的博弈变得严重的不公平,博弈的作用被极大地异化,成为权力者玩弄权术的工具,这样,好的公共道德是难以树立的,只会以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取而代之,难怪人们大呼“做人难,做好人更难! ”
( 二) 法律权威尚未完全建立。
传统道德权威在社会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及博弈格局改变的冲击下已慢慢流于形式,在人们膨胀的认知欲和征服欲的引导下,社会以进步为目标,“崇尚个性”、“追逐自由”的观念甚嚣,人在追求权利的过程中是不愿意受到的约束的,致使思想意识日渐混乱、行为举止更无章法,这就需要有外在的强制性来约束和规范,这种权威就是“法”。但法更倾向于约束行为而不约束思想,即使法作为外在强制权威得以树立。但为何近代以来的中国,价值体系会全面崩溃,观念危机日重一日? 是什么原因致使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却没有使法律成为新的权威呢?
( 1) 法律在社会管理中角色不凸出: 我们现代化进程欲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以保障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和权利的实现,在这种政体之下,“人人是法律的臣仆”,法超越于政治之上,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对社会形成普遍的约束,成为权威,应突出“法律具有最高性”的原则。现阶段,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政治体制也日渐民主,但封建集权思想仍有残留之迹,权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状并未彻底消除,党政一体,三权分立也名不符实,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法律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也就难以超越于政治之上而取得权威性。
( 2) 国家法与习惯法形成冲突: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使中国形成传统综合性法律思维,讲求国家法与习惯法在文化冲突中的融合,形成“诸法和合”的格局。但近代以来,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逐渐习惯用分析的态度对待法律统一性与灵活性原则,往往认为灵活性会破坏统一性,使得广大的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法治进程举步维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这又影响到了法律权利性的树立。
( 3) 法律体系冗杂: 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立法趋细趋多,部门划分愈加分明,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立法过于强调条文的制订、法律程序也异常复杂,不用说平常百姓,就连专业法律工作者都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时候,那法律到底是法官、法学家手中的宝典,还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信条呢? 由于过于专业,令寻常百姓在诉讼面前无所适从,只得求诸相关人士,无形中增加权利保障成本,甚至衍生出腐败、欺诈等现象,令百姓“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所以令人目不暇接的法律、法规,在生活中得不到完全的落实。
( 4) 法律制度落实缺位: 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不断深化,成绩喜人,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似乎对现实的法制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这种矛盾在于,“成绩”是指立法上的,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法律体系,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 “不满”是指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强烈的“术”的意味。所谓“术”,就是对法的“灵活”掌握、“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法律规定的是一套,实践中做的又是另一套。
旧的权威已失,新的权威未生,新旧交替之际,价值观念混乱,人就像汪洋中失去舵手的小船一样失去了前行的方向,随波逐流、盲目乱撞,各种社会问题纷至沓来。现今道德沦陷状况愈演愈烈,为社会统治和社会和谐埋下不利因素,所以在法律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对现行政治体制做彻底的改选,改选成真正的权力多元、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使法律成为不受政治的束缚而成为真正的价值权威。并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重塑“法”的价值。
由于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文化的独特性,我们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的今天,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法律文化中道德的作用。
道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性的,并以阴阳和合的观念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数千年,在其引领之下,法律与道德是和合的、法律内部诸法是和合的,法律对正义的诉求既不愿受形式之限,又不愿受实质之限,形式与实质也是和合的。但在西学东渐后,道德、法律走上分析之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二者则画地为牢,各自为政,道德失范行为,法律不予过问; 法律制裁行为,道德亦不予谴责。所以国人对目前的道德危机应寄予充分的重视,欲“抚大厦于将倾”,就不要将道德、法律分开来对待。也许美丽的花园之国新加坡在应对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脱节问题的道德法律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所谓道德法律化是指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由于道德、法律都共同反映了人们对建立公平、和谐、有序的社会的追求,在调节范围上有一定的重合性,加之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使得道德法律化有了可能性。
道德法律化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我国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中,在道德规范功能弱化的现实中,道德法律化是适应社会情况发生了客观变化的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知道,法律毕竟不同于道德,道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道德法律化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或者说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时期,道德只能借助法律资源作为一种援助,但非长久之计。
理想的状况应该是符合正义和道德的法律内化到个体内心中,就是将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关怀在法律上体现出来,否则法律本身是否“合法”就会受到质疑。同时法律的基本理念必须蕴涵着普遍主义的道德考虑,法律应该接受道德的检视,从而使道德和法律统一起来,使得经济秩序和社会交往都井然有序。总之,从长远眼光看来,我们还是要从底线伦理开始培育道德,而不能放弃道德。
[1]朱长根,谭英 . 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J]。 法制与社会,2007( 5)。
[2]焦国成,王易 . 当前社会道德状况和公民道德建设[J]。 新视野,1996( 3)。
[3]孙立平。 道德滑坡的社会学分析( J)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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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大轩。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M]。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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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职业技术教育城是重庆市“十二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是重庆市“十二五”职业技术教育的核心区。作为重庆市职业技术教育“一核心两基地四中心”战略布局中的“一核心”,是重庆主城“西有大学城,南有职教城”教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总投资495亿元,总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秉着打造“中国一流、西部职教高地、全国最大云计算产业园”信念,规划常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加快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现代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最为密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文章重点分析了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就加快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经济;优惠政策;资金
在现代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最为密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全而小康社会建设步伐,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伟大进程中,发展职业教育己成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
2004年9月,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作出在永川建设重庆职教基地的重要决策之后,重庆职教基地迅速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永川城市名片,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起步早、发展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土地供应和需求之间矛盾突出
由于重庆职教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浓烈的职教氛围,加上对发展职业教育实施了各项优惠政策,宣传到位,社会各界纷纷申请到职教基地办学。现有职教基地总而积规划仍然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学校发展急需用地和土地供应指标不足的矛盾突出。
(二)经费投入不足,建设资金缺口较大
土地征用成本和教育用地出让价格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补贴费用高,建设融资渠道单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不够快,跟不上学校加速发展的要求。部分学校办学规模小,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备简陋。
(三)对职教的管理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一方而,由于受计划经济时代职教管理模式的影响,对国家办的职业学校管得过死,其专业设置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导致一些公办职校尽管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设备完善,但由于运行机制不灵活,在市场竞争中有时反而不如社会力量办的学校。另一方而,对社办学校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许多工作至今还处在“白流”状态,与这会办学蓬勃兴起的趋势很不相适应。
尽管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而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发展中的问题,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创新思路,加大力度,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予以克服和解决。
(一)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解放思想,创新思路,积极探索建立“政府投、学校筹、社会助”,政府投入和市场驱动并重的多渠道职教投入新机制,多方筹措资金。二是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吸引优质院校入驻永川。
(二)提高服务水平,优化职教发展环境
一是认真落实关于发展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根据需要制定更加有利于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更加有利于推动职教基地建设的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配置更丰富的资源,为职业院校提供强有力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强重庆职业教育基地的吸引力、竞争力。二是市级相关部门和相关镇、街严格按照《关于明确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相关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永委办发(2005) 139号)要求,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加大对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力度。
(三)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提升职教发展水平
一是加强指导管理。加大对职业院校的办学资格、招生宣传、招生组织、招生收费、教学管理、实习实训、就业推荐等的指导和管理力度,指导职业院校强化对学生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安全意识、健康心理的教育,提升职教学生的综合素质。二是整合职教资源。积极引导办学规模较小条件较差的学校走规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办学的道路,增强竞争力,推动职业院校做强做大。二是加强师资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强职教师资培训,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四)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激发职教发展活力
一是加强职业教育研究。充分发挥重庆文理学院职教研究所、重庆职教基地研究所作用,组建专(兼)职研究人员队伍,进一步加强力量,积极开展“城校互动职教发展新模式”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深化“城校互动”的内涵。二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大力发展而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半工半读、弹性学制、学分制、选修制等人才培养新模式,力争5个专业进行试点,继续推进“l?l?l”(一年学习、一年顶岗实习、再返校学习一年)的教学模式改革。做好学生实习中的劳动保护、安全等工作。引导职业院校加大以人事分配制度为重点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办学路子。
(五)以市场为导向,抓好职教结构调整
一是要调整专业结构。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要而向市场,而向经济,与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主导产业发展相配套,在农村要与农业产业化、现代人的发展趋势相适应。二是要立足西部,而向全国人才需求市场,调整我市职业教育培养的市场目标。要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建立人才交流中介组织,使我市向沿海地区的人才流动进入有序化的阶段,减少盲目性。二是要实施名校战略,创造名牌效应。加强宣传力度,扩大其影响,造就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职教名校,吸引优质资源,依靠整体优势,打造职教“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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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是研究药物防病治疗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药学学科。它主要内容是研究药物在人体内代谢过程中发挥最高疗效的理论与方法。它侧重于药物和人的关系,直接涉及到药物本身,用药对象和给药方式,因此也直接涉及到医疗质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临床药学在药物调剂中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临床药学是对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研究的一门药学学科,其主要是对药物在人体内代谢时发挥最高疗效的方法。药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学科,临床药学中开展对药学工作的研究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解释。这一学科从出现开始,就走过了不同寻常的道路[1]。即便最近几年医学界不断提升了对临床药学的重视度,临床药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制约,我国临床药学的发展处于失衡状态。更不能说临床药学中对药物调剂的研究,根据这些,本文作者对临床药学在药物调剂中的意义进行分析。
临床药学最早提出是在美国,我国也在这一时期开展了临床药学工作。1964年,全国药剂学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几个主任药师首次建议开展临床药学工作。因而可以看出我国对临床药学的研究相对较早[2]。然而遗憾的是虽然我国对临床药学的研究较早,但是发展却即为缓慢。直至1987年,我国才正式的对12家重点医院批准作为全国临床药学工作的试点单位,试点工作极大程度的加快了医疗机构重视临床药学的研究进展。最近几年,国家中药管理局以及卫生部颁布的规定中明文规定三甲医院必须实施临床药学工作,因而将其列入考核内容中。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加深,步伐逐渐增快,人们越来越重视合理应用药物的情况,合理用药必将引导临床药学发展出一片广阔的空间[3]。
依据我国新华社2008年调查研究得出:全国由于药品不良事件和反应引起人员死亡的数量可达到24万,与每年道路交通引起死亡的人员、工伤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自然灾害引起的死亡数量总人数相当。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临床用药上具有很多安全隐患,临床合理用药情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有关专家指出,我国现今医疗行业中,10%左右的医疗问题是不合理用药引起的。这主要是因医生的医术虽然精湛,但是缺乏临床药学方面的知识,药师虽然了解相关的药学知识,但是因职业分类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干预[4]。加强药物调剂工作以及开展临床药学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医疗行为不断的延伸,也是保证向患者提供合格、合理药物的重要保证,对临床用药安全性来说意义非凡。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药物调剂工作属于药房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一项基础工作。其主要工作是根据医生开具的处方执行的,对相关的药品进行调配。当然,这一工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其要求负责药物调配的人员具备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对其进行药品调配时,要对医生开具的处方认真核对,如发现存在问题,应立即与医生联系,确定没有错误后才可将药物交到患者手中。与此同时,还需要对药物的标签进行认真核对,核对标签是否与医生开具的处方相一致。
为了预防患者将药品拿错,药房的负责人员要分类存放相应的药品,具体说就是将消炎类的药物全部放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如果真的需要对药品进行调剂,可以直接到这个区域进行调剂,经过核对后可以很快的将药物交给患者,缩短了患者等待的时间,同时也降低了再次拿错药品的几率[5]。现今,大多数医院为了有效的降低药品调剂出现错误的几率,在核对药品名称和种类时,固定安排两名药师进行反复核对,这样就能够将药品拿错的几率进一步降低。这是因这种方法临床效果较好,大多数医疗机构效仿了这一方法。
容易出现药物调剂差错的另外一个环节是医嘱转录的过程,绝不可以根据个人经验将已经包装好的药物随意发放给患者,应根据医嘱对药物进行调剂。同时还需要对患者服药的时间进行关注,例如注意是饭前服用还是饭后服用,假如医嘱没有做出特别的叮嘱,应嘱咐患者严格按照说明书服药。另外,药品质量是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药师需要定期对药房内的药品进行检查,查看有效期,如有过期药品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在发放药品时应先发放近效期的药品,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对现今医疗机构进行分析,伴随着人们逐渐重视药品使用安全的问题,临床药学的重要性逐渐的显现出来。医院的药方不在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药房,其需要尽快的与现代医药学发展的需求相吻合,完成医技科室向临床科室转变过程。临床医生也要对药学知识熟练掌握,依据其药物特性为患者选择最安全、最合适的处方。总而言之,积极开展临床药学工作时提升药品药剂业务水平,为患者提供安全、合理的药物,临床意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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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字源来自民主,通常指的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社会的统治阶层成为控制社会的政治实体后,统治阶层进行的制宪和其控制的政党为普选进行的民主参选人的实质差额提名。但是在一般人与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及教训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兴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虽风起云涌,但大多数国家并未实现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预期目标。 相反,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普遍深陷民主化困境。 审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剖析深陷引发问题的原因,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纵观 20 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尽如人意,普遍出现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民生凋敝、腐败丛生、恐怖势力猖獗等问题。
(一)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社会混乱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主要效仿的是西方的多党制、竞争性选举。 为争夺权力,朝野政党展开激烈角逐,导致政局的持续动荡,国家分裂,民族凝聚力散化,社会陷入严重混乱之中。 亚洲的菲律宾、印尼、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危机频发,动荡不止,尤其是泰国,政治纷争不断,自 2006 年至今,已更换多位,2013 年 12 月后,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一度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 中亚的乌克兰,在“橙色革命”后,国内矛盾丛生,武装冲突不止,国家面临分裂,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非洲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发生政变更是司空见惯, 仅 20 世纪 90年代,就先后发生近 10 起政变。 2003 年,非洲的科摩罗、中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几内亚等国,一年内陆续发生 8 起军事政变,有人称之为非洲的“政变年”. 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等国,都曾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过军事政变, 其中厄瓜多尔最为频繁, 仅 1997 至2007 年的十年间,先后更换了七位总统。
(二)经济衰退、民生凋敝、腐败丛生
发展中国家希望引入西方民主模式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但事实并未能如其所愿。 相反,民主转型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甚至停滞不前,民众生活日趋贫困。 如中亚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2003 年起先后爆发了所谓的 “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但“颜色革命”并未能促进其经济发展,使百姓生活因此而好转,却普遍陷入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的漩涡中;爆发“阿拉伯之春” 的西亚北非国家, 同样陷入经济困境,其中利比亚损失尤为惨重,国家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止。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同样深陷经济衰退或停滞的泥沼,人民生活较民主转型前更加贫困。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但使经济陷入困境,而且也未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如菲律宾被称为亚洲“民主的窗口”,但腐败已成为其标签;印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典范,但印度的腐败举世公认;而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几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西亚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被民主化”后更是迅速腐败,在“透明国际”2013 年腐败程度排行榜上,这些国家均排在全球最腐败国家的后十名之列。 从透明国际公布的 2013 全球贿赂地图看,腐败最严重的仍然是非洲、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1].
(三)民族仇恨、暴力冲突、恐怖活动猖獗
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政局持续动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秩序失控,导致部族、教派及利益集团之间暴力流血冲突不断,恐怖势力频繁制造事端。 2008 年 9 月,印度佛教和____发生连续数周的暴力冲突,造成约 20 人丧生。 2009 年 11 月,菲律宾因家族争夺省长引发政治仇杀,57 人殒命。
2010 年 6 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事件,伤亡逾千人。 2010 年尼日利亚不同利益集团及宗教派别流血冲突,致使数千人死亡。 2011 年 6月,埃及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使千余人受伤。 2014年 2 月 18 日,乌克兰政局动荡,引发暴乱,首都基辅冲突区域成为一片火海,官方确认示威者与警方在激烈冲突中造成至少 26 人死亡[2],至今仍处在持续动乱中。 泰国自 2013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2月 23 日,由于政局动荡,发生暴力袭击,据其公共卫生部官方统计, 已造成 17 人死亡、739 人受伤[3].
此外,布隆迪、卢旺达、肯尼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不同宗教信仰派别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暴力冲突事件。 持续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从亚洲到非洲、拉美,恐怖势力活动最为猖獗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恐怖事件频发,犹如家常便饭。
发展中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 但从宏观视角考察,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缓慢,埋下社会动荡的祸根
民主化改革应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虽然穷国也有可能实行民主,但一般来说,民主更有可能在富国获得成功。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 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民主化改革之前,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民众生活窘困,因此,人们期望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生活状况和自己的命运。
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选择了“以民主促发展”的道路,期望通过民主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 结果事与愿违,民主化不但没有带来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 反而使之不断下降,让民众陷入绝望,引发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 这就很容易被政客蛊惑和煽动,成为政党角逐的工具,使社会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此外,由于经济低迷,民众生活困苦,又往往易于导致饥饿的民众以选票换面包,政客则以金钱换取选票,出现严重的政治贿选。 而政客们一旦当选,则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恣意挥霍,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使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二)“激进式”民主化策略,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民主化策略方式的选择不是任意的,需要遵循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本国的现实条件出发,准确把握民主的时机和方式,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选择的是“激进式”民主化道路,这与其客观现实条件并不相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而且社会结构呈现为“哑铃形”,权贵阶层与贫苦农民阶层两极分化,各自利益诉求的巨大差异,往往更易于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爆发冲突。 如东南亚的泰国,农民选举出来的,中产阶级选民并不认同,而中产阶级选出的领导人,农民不承认,由此,政府与反政府之间冲突不断,恶斗不止。
此外, 民主需要公民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充分理解和认识民主的意义,形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 但从发展中国家看,教育普遍落后,各阶层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素养不高,政治认知能力有限,民主意识普遍淡漠,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未形成对民主的统一共识,往往被政客操纵、利用,成为其玩弄政治手段的工具,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 可见,不顾客观现实条件,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的“跨越式”“激进式”民主,最终可能导致民主的挫折或失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
(三)“移植”西方民主模式,脱离本国国情
任何民主都有其适合的条件,西方的选举民主制度不是民主的唯一方式,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及本国国情, 一味简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政党制度,注定难逃失败的厄运。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思想文化条件、历史传统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之上的,是历经几百年的发展逐步形成的。 西方民主制度虽然符合西方国家的国情,但并不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适应。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既无民主的历史传统,也缺乏西方民主所必备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条件,民主的土壤贫瘠。 如果在这样的土壤上,“移植”、推行西式民主模式,其结果或者难以存活,或者导致“劣质民主”. “民主的种子不是任意撒播都可以生长开花的,只有适合于本国的国情,并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的深厚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思想文化条件、 民族价值观等与我国存在巨大差别,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与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过程中,之所以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秩序失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这启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要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展开,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制度、体制创新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因为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真诚拥护,才能筑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群众基础。 如果经济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很难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即使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民主,也难以保证长治久安。 当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反,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尤其是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日渐增强,民主意识彰显,维护自己权益的要求更加强烈。 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民主权益,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概括地说,就是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走以发展促民主的道路,实现二者的科学发展,协调推进。
(二 )社 会主义 民 主 政治 建 设 ,应立 足 现 实 ,循序推进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甚至遭遇‘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权利的急遽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最大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循序推进。
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就是要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价值观等实际出发, 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要从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中吸取营养,又要以人民群众鲜活生动的实践为源泉,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形式,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化道路。 循序推进,就是要在保证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的实行除了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外,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动乱的社会里,无法实施真正的民主”[6]124. 坚持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出发,精心谋划,科学部署,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分期、分阶段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能无所作为,但也必须考虑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急于求成,草率行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 此外,应注重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形成科学的民主价值观,达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并逐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拓宽参与途径,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稳妥、审慎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之所以会落入“民主陷阱”,其直接原因是由于脱离实际,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民主并非一项出口商品;它不能像棵玫瑰一样从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 它需要得到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细心照料和调整”[9].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前提下,遵循民主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中的积极有益的成分, 如西方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体制以及司法制度中的合理做法等。 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通过博采众长,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自信。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民主模式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也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并非具有什么“普世价值”,不应把西方民主作为标准范式,用以衡量、评价本国民主。
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实质是推行新殖民主义,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获得垄断利益。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吸取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过程中的教训,既要坚决抵制任何外部强加的民主,又防止“移植”外来民主。
[1]“透 明 国 际 ”公 布 2013 全 球贿赂地图 :四 分 之一的人曾行贿英美腐败增加[EB/OL].[2013-07-11]
[2]张喆。基辅广场血腥一日:乌克兰骚乱致死 26 人,俄全力助乌维稳[N].东方早报,2014-02-20(4)。
[3]马勇幼。暴力让泰国局势更加恶化[N].光明日报,2014-0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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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永年。反思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民主化[EB/OL]. [2008 -02 -27]
[6]邱 慧 青,郑 曙村。 发 展 中 国家 的 “ 民 主 化 失 灵 ” 表现、原因及教训[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2)。
[7]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 ,1994:168.
[8]房宁。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J].求是,2013(23):36.
[9][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 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
意大利着名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早就指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罗伦萨一样的政体,这是政治体制本身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所决定的。 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皮特也认为,他所主张的竞争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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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主线。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基于马克思文本的实践诠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对理论及实践创新成果的再创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三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由谁最先提出,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四大重要的理论成果,两大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它们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讲话中运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我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党中央领导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探索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1928年开始,为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1930年针对教条主义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初步探索,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思想雏形;长征胜利后发表《实践论》等著作,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发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3]
(二)邓小平理论
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飞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新时期如何建设一个思想上、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阶段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土性特征的具体显现。
在人类社会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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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科学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各种科学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人类从远古走进21世纪的今天,每个成员都或多或少与科学有所交涉,因此,科学与每个普通公众的生存和权利都有关系,并非科学家或其他少数人的专利。科学的民主化不仅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反映,而且也是科学活动日益社会化的体现,几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民主化都已成为发展科学技术、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重要标准与尺度。推进科学的民主化,不仅影响着科学的健康发展和科学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民主理念的启蒙、科学精神的弘扬及公众素养的提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从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民主化的历史语境、历史演进和历史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地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并建立了新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总统,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明确载于宪法。这些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它表明帝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旧的保守势力、风俗习惯、心理积习、思想信仰等远远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就可以根除的。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还未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必须要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来救中国。
新青年派认为,“民主与科学既是新文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一方面,假如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另一方面,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那么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1]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封建专制观念残余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政府不支持、法律和政策不配套、经费不充足等“形而下”的问题,而是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异化的儒家理念的“形而上”问题,即八股式、教条式的被认为是“正统思想”的孔学,以及孔学所渗透的道德、礼教、生活等问题。因此,应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的异化儒家思想,启发人民的民主理念,铲除养成中国人“奴性”的封建礼教,培养广大人民的独立人格,使其从旧观念和旧礼教中解放出来,理解并接受现代民主理念,推进科学的民主化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一,科学民主化的兴起。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知识、文化的熏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掀起了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精神和民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及创立了“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留美知识分子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铨等,对于普及人们的科学知识,引起人们的科学兴趣,训练人们的科学思维,弘扬民主理念和科学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促使中国公众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还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第二,科学民主化的推进。
20世纪30年代后,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即把科学传播给工农大众,科学民主化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创办了《科学通讯》和《中国科学》两种期刊,成为我国科学工作者交流的媒介。1950年8月22日成立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全国科普协会为新中国的科普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50年8月到1958年9月,科普协会以电影、展览、墙报、画廊等形式进行科普活动,参加人次超过10亿。1958年至1966年,中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虽然期间受到“反右”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但整体而言,不论是科普讲座还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科学实践活动,都能紧密配合当时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很受公众欢迎,科学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很好的推进。
第三,科学民主化理念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促使科学民主化理念发生了变革。公众理解科学明确提出,每个人都需要对科学事实、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就以及科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公众理解科学,使公众不再像以往传播中只是被动的接受,现在还有对科学项目中科学原理的询问、对其可行性的置疑、以及请其做出必要的解释等权利。这些在过去科普中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科学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第一,科学民主化唤醒了科学家的人文良知。
随着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人要求自由、公正和尊严。“在唤醒科学家社会责任感方面,爱因斯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地提醒和告诫科学家们仅仅关心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发展才是一切科学和技术上的奋斗目标。”[2]科学在本质上是追求至善的,关注现实、关怀社会,特别聚焦于解决人类福利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食品安全等问题都需要运用科学技术加以解决,这些都时刻提醒科学共同体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绝非口号,而是体现在当下科学家的实践活动中的。
第二,科学民主化保证了科学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违背科学求真务实精神的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李醒民教授在题为“应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科学思潮没有看到科学的深层涵义即科学精神,这为商品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科学精神正是上述各种极端主义的有效解毒剂。”[3]而弘扬科学精神作为推进科学民主化的首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更希望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为公众所理解,并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公众的心灵之中。同时也使公众打破思想中固有的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家是神仙的神话,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第三,科学民主化健全了科学的运行机制。
随着科学民主化的推进,我国先后创办以“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团体、《新青年》和《科学》等期刊、中国科学院和科普协会的创立以及为提高公众科技素质而确立的科教兴国战略,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的科学运行机制不断发生着改变,走向了社会化、法制化。科学民主化意味着普通大众应与科学专家有同样的参与科学事务的权利。使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转化为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科学探讨,促使公众自发、自愿参与科学传播实践制度和文化层面创新,实现全民参与的高效运行模式。
第四,科学民主化使公众理性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其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开始呈现出来,使公众对科技工作者和政府失去了信任。例如,近些年来颇受争议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温室效应、转基因食品问题等,不只是与学术相关的,而是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科学的民主化,既是科学走向社会化的必须,也是要藉由民主的程序来挽回公众对科学丧失掉的信任,为科学的社会合理性提供依据与支持。”[4]因此,科学共同体有义务帮助公众理性的理解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确保大多数公民都应该有充分的、平等的机会来对最理想的结果做出评定。
恰如史蒂芬?耶利所言,“我并不认为草根代表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什么,但是它意味着,这是一种重建信赖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受社会尊敬的科学提供了最好的前景”。[5]科学的民主化不仅推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思想的传播、科学技术加快转化为生产力,还提升了公众的整体素养,不断革新着社会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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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由此也折射出中国当代美学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渐深入,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折射出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在世界美学的大背景下,国人极力凸显中国美学的独特地位与丰富资源,此举也反过来影响美学辞典的编纂风格,并在电子信息时代酝酿着更大发展。
关键词:美学辞典 中国当代美学
从1981年译介苏联学者奥夫相尼柯夫的《简明美学辞典》,到2007年邱明正主编的《美学小辞典》(增订版)出版,美学辞典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这近30年的时间跨度中,各式各样的美学辞典有将近20部之多。
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也由此得到鲜明展现与不断推进。
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可大致作以下概括:
第一,从无到有。1981年,《简明美学辞典》中译本出版,这也是第一本中文版的美学辞典。五年后,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美学辞典》[1]才正式面世,并由此走向兴盛繁荣之路。美学辞典的出版在1986—1995年间最盛,共出版了12部,而这也是当时的辞书热在美学领域的反映。
第二,从简到繁。《简明美学辞典》出版时,收词只有235条,全书不到27万字。十年后,《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出版,收词增加到2200多条,字数近120万。再过十多年,《中华美学大词典》(第二版)的收词达约3400条,全书字数近178万。
第三,从综合到分类。早期美学辞典,多着眼于对基本美学理论的介绍与解释,尚缺乏对具体部类的细致划分。1987年《文艺美学辞典》出版,开始将重点放在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上,试图对研究领域及辞典的适用范围作体系内的进一步限定。此后,遂有《诗歌美学辞典》《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以及《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等划分更为细致、关注重点更为明确的专科辞典。
第四,从借鉴到原创。美学辞典的编纂初期,多是依照西方学术理念来筛选范畴、阐释概念。内容上虽然也中外并收,但中国美学所占比重与其在世界美学界的实际分量并不相称,如《美学辞典》里的中国美学术语只有36条,占全书的1/18强,所以这些辞典也就谈不上有多少中国特色。直到《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出版,才试图将关注中心对准美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力图发掘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该辞典“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各个领域,也突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2]。这项工作也得到后来的逐步推进,如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主要以蔡钟翔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为基础,以精简的形式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字数上超出《中国古典美学辞典》达9万之多;而林同华主编的《中华美学大词典》则着意“以宗白华先生倡导和奠基的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为特色,表达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山川俊美、思想丰富、历史悠久的文化结构”[3],力求全面反映中国美学史。由此,把美学史看成审美文化史、审美理论史、技术美学史以及艺术审美史之四者综合,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美学,极力凸显中华民族丰富的审美文化遗产以及当代的审美文化硕果。范围之广、篇幅之巨,均远超前人。
当代中国的美学辞典,其编排体例一直注重信息检索的速率以及信息利用率。这既表现在条目编排常按学科体系分为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以及具体艺术门类等各个部分,也表现在同时设置部首索引和音序索引,兼顾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的美学爱好者的使用需求。所不同者,是总体信息含量的大小以及辞典编纂背后所隐含的学术理念、学术观点,而这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筛选范围以及对词语、命题的解释。可以说,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浓缩了中国当代美学在这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
译介第一部国外美学辞典时,中国美学处于十年内乱之后的复苏期。那时候的美学研究、审美活动似也负有解放思想的重任,人们亟需一本像样的美学辞典作为明辨美丑、探究美学问题的指南。但《简明美学辞典》只收常用美学词语235条,显然篇幅过小且不能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由此遂有《美学辞典》应运而生。后者只重点收录有重要地位的美学家、流派、专著以及在某个艺术领域对美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些常用美学术语,而忽略在世的学者及其著作,所以全书只有673个词条。
此后十年,进入美学辞典编纂的高峰时期。所出辞典中,—部分是供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和广大美学爱好者参考查用的,另一部分则兼顾学术性与知识性,并积极吸收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美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在此得到更加集中的展示。姑举其中几例:
其一,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学辞典》问世时,国内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还了解不多,诸多条目(如“结构主义”、“信息论美学”、“接受美学”等)都属较早引进的西方学说,且对这些概念的剖析也尚不深入。该辞典对于西方自古希腊至当代的所有美学思潮、艺术流派,仅以38个术语条目和151个人物条目作扼要介绍,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阐释尤显薄弱,甚至对于当时西方美学界正在发生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的转向,竟然只字未提。这些都与西方美学的实际情形不大相称。
蒋孔阳主编的《哲学大辞典•美学卷》中,与西方美学相关的条目有近700个,更别说在“美学原理”部分还有专门介绍。该辞典所涉范围既有时代、思潮、流派,也有学说、术语、人物、著作,此外还有美学会议、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学术刊物,视野已经大大拓展。
出版于1996年的《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虽将筛选范围框定在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而且是当代西方美学领域中业已成熟的22个流派,但各类术语与命题达到480多条,总字数达64万。对于这些学派常用术语的辨析多能厘清其来龙去脉,甚至勾勒其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用法及含义。这为学界同人研习当代西方美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编纂者之所以能掌握这么多材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0年代以来美学界大胆引进、译介了数以百计的当代西方美学名著,且有《美学译文》《世界艺术与美学》等丛书或期刊相继译介了许多当代西方美学资料。
其二,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如前所述,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美学辞典,对于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并未予应有的重视,虽然也涉及一些中国美学术语,但无论是内容的筛选还是概念的辨析,都显得视野狭窄或阐释简略,尤其是对《周易》中的美学思想未能充分开掘。《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收录与中国美学相关的名词、学说条目将近440条,人物、著作、刊物条目300多条,对于“拙”、“自然”、“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才胆识力”等此前人们重视不够的范畴或命题都有论及。
至于《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因为有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作基础,故能集众家之长,对中国美学的诸多概念都能作出沿波讨源的辨析,譬如其中的“妙悟”、“雄浑”、“自然”、“文质彬彬”等。但该书在编排上却将范畴和命题混在一起,以致或多或少消解了范畴的普适性与命题的情境约定性之间的差异。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直非常重视。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就已介绍到中国。60年代,学界曾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十年动乱期间,学术研究空寂,而80年代又恢复既往的讨论,并且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向‘反映’论深化,有的向‘艺术生产’发展,有的向‘主体论’拓展,有的向‘形式论’努力,有的向心理学逼近,有的向‘读者反映和接受理论’靠拢,有的着意在‘批评方法’和‘术
语概念’上翻新。”[4]在众多的讨论中,学界对于“美的规律”、“尺度”等核心概念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情形在美学辞典中也有反映。例如,《美学辞典》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作扼要介绍,但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等核心概念并没涉及;《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人物及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美的规律”等词不光有词源学上的考证,还着重介绍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学界普遍感到美学研究已经进入高原状态,很难再有多少实质上的推进。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成了学界普遍担忧与热议的话题,虽然问题的提出常从“文论”着眼,但谁也不能否认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学领域。
在此大背景下,美学辞典编纂热也逐渐降温,十年间的出版数量只及前一个十年的一半,并且其中对于西方美学部分,除了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以外,在学理上的推进并不让人乐观。对中国美学资源的进一步开掘,则是这段时间的突出成果,而这当以《中华美学大词典》的编写为主要标志。
该词典初版于2000年,两年后再版。不仅在篇幅上远超此前任何一部美学辞典,而且在内容的选择上也有不少新的举措,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民族资源的重视以及对审美文化之边界的拓展。以往的美学辞典,不论是中西合璧的还是专论中国的,一直都着眼于正统的、主流性的作品、概念和思潮,而对民间的和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所呈现的积极因素重视不够,《美学辞典》虽然也涉及民间艺术,但仅有几个词条。90年代中后期关于“失语症”的那场广泛而热烈的争议,使美学界深刻认识到华夏美学资源的宝贵之处。唯有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本民族的美学资源并对它们加以现代的整理与阐释,才能使中国美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族群色彩。这既是剖解中国文论“失语症”这一难题的上佳途径,也可将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落到实处。出于以上考虑,编者在美学辞典中大力搜罗中国古代与现代、庙堂与民间、人文与自然、汉族与少数民族等等各类美学资源,并赋予美学研究以文化研究的品性以致走向“审美泛化”的做法,也就显得很自然了。该辞典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美学人物的选择略嫌宽泛。
美学辞典在中国,可以说曾经经历了一段饶有意味的历程。编纂初期,以译介起家;此后的繁荣,多停留于知识性与学术性的复杂纠葛之中;再后的降温,也是美学研究由热到冷的真实显现。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切入点,来展示甚或回顾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这既非最佳视角,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因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进程,要远比前面所说的复杂。
单就改革开放之后的近三十年来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美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在美学思想的立足点上,加强了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学科的问题空间上,除了引入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外,进一步扩大到审美心理、审美教育、审美范畴、审美文化等问题;在研究范围上,除积极推进美学原理的建设外,大大拓展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辟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文艺美学、心理学美学、接受美学、当代人类学美学等新学科也逐步得到健全和发展,建筑美学、服装美学、企业美学、医学美学、影视美学、都市美学、生态美学、计算机美学等新课题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索;在学术层次上,近年来开始延伸到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乃至于对学科合法性等问题的思考,显示出元美学的某种理论气质,展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5]在新世纪,更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环境美学”以及美学的边界问题等层出不穷的新论争。如此异彩纷呈的学术进程,不一定每次变换都能在美学辞典中留下印记。所以,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视角来展示或回顾,注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
至于美学辞典编纂中的是非成败,也很难有一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是追求大而全,还是追求小而精?是追根溯源杂列众说,还是举其大要点到即止?这中间的“度”实难把握。此外,对于美学术语与范畴的每次解释都是一种新的阐释,这中间也没有标准答案或最佳操作范式。其魅力在此,其教训也恐在此。
但不管怎么说,美学辞典曾在中国美学的当代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普及美学知识,使对于审美活动的思考深入到大众当中,也表现在促使学界对整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学科体系都进行一番深入追问。这中间既有经验也有缺憾,有时候是因为编者所处时代资讯不够通达而导致,有时候则是美学辞典作为工具书囿于自身的学术品性而不能随意追赶热点问题而造成。但更多的是因为辞典编纂背后的理论支撑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美学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只是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之缩影而已。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审美对象的繁复性以及审美意识的不确定性与美学辞典的科学性、明晰性之间,向来有着不大容易协调的难题。尤其是在当今,随着信息传递的日益便捷与媒介多样化,审美风尚时时更新,审美观点与审美趣味也日新月异。审美活动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向更广阔、更深入的范围渗透,但美学研究已经成为越来越少的坚守者所愿意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再去编写一部知识介绍性的美学辞典,似乎意义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重要。今后的美学辞典,似乎应在学术的深刻性上以及更深入地开掘中国民族与民间的美学资源方面下力气,而网络化时代也为新型的美学辞典之编纂提供了不少便利。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美学资源数据库,其信息含量之丰富、检索方式之便捷都超越于以往时代,那应该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美学辞典”。
[1]?本文所说的《美学辞典》,均指王世德主编的《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并非A.A.别利亚耶夫等的《美学辞典》(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
[2]?周来祥,王杰.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评《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学术论坛,1992(3).
[3]?林同华主编.中华美学大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马驰.艰难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郑元者.上海美学研究发展报告(1978-1998)∥郑元者.美学心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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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各行业、社会各阶层在资源拥有、素质高低、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千差万别、纷纭复杂,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日新月异。面对这种不同于小国寡民的复杂、多变现实,效力及于全国和全体国民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只能采取一种高度抽象、原则性强的方式做出规定,才能保证其普遍性和稳定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法治进程中行政规定之功能定位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法治进程中行政规定之功能定位全文如下:
摘要:行政规定不仅不是行政法治的负资产,而且在行政法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在行政法难以兼顾实质公正的情况下,行政规定能够有效地缓和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流变”行政现实的冲击行政法安定性难以自保时,行政规定能够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当自由裁量成为当代行政的无可幸免时,行政规定能够有效地压缩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另一方面,行政规定又具有促进多层级、开放性行政规范体系形成和行政制度创新等促发行政法治演进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行政规定 克服成文法局限 制度创新
行政规定1在我国历来被当作治理的对象看待,很少从正面阐述其功能,特别是其对于行政法治的可能贡献。不仅作为这一词最先来源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就是从将行政规定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加以监控的角度做出规定的,而且行政法学对此的研究更是从这一角度集中了多半的精力2.为什么会这样呢?
分析其原因,主要恐怕有二:其一,行政规定是我国行政领域最为广泛的现象之一,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乱象”。不仅制定主体多、层级繁、制定程序缺损、适用范围不清、表现形式繁杂和法律性质与地位不明,而且行政机关确实常常借此扩张权力、攫取私利和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因此,其二,行政法学者常常对行政规定具有一种深深的警惕与怀疑。
问题是,其一,虽然这些研究是必须的而且也没有否定行政规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若不对其积极作用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定位,难免会导致对其认识和研究的偏颇,甚至过多聚焦弊端强调控制而影响其正常功能的发挥,也使学术研究与行政实务严重脱节。其二,行政规定并不是个新东西,向行政法治转轨之前宪法和组织法就已经规定。《宪法》(1982)第89条和第90条第二款以及《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1979)第59条和第61条规定中的 “决定”、“命令”和“行政措施”等,其中除了具体行政行为和不具有外部效果的抽象行政行为外,基本上可以纳入行政规定范围。显然,当时并非从行政法治角度对此予以规定的,在推行行政法治的今天,对其功能重新认识和定位,就势所必然。
下面我们将分别循行政规定对于行政法治实行的功能和对于行政法治演进的功能两个进路探讨。
(一)成文法的困窘与出路
“很清楚,一个现代国家的‘立法者’不可能制定一套齐全的规定。所能期待于他的,至少在某些领域,只能是宣布一些原则,一些多少带普遍性的规定。为了制订必要的、比较具体规定,他必然要信赖行政当局的活动。” 3 虽然这是勒内·达维德先生对世界各国一般情况的描述,但同样非常适合于中国。
一方面,成文法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法律之所以能够担当限制专断权力的重任,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明确性等优点和典型特征。但这些优点和典型特征中常常潜伏着法——尤其是成文法——的致命不足。
为了达到普遍性要求,不得不舍弃对个性、特殊性的考虑,而塞听个别正义的诉求;为了保持法的稳定性,不得不大量采用抽象、概括、原则性的语词,不得不忍受刻舟求剑式的尴尬;为了追求整体的明确性,而不得不像希腊神话故事中铁床匪达马斯特斯那样,对欲由法律调整的现实进行切削与拉伸。或者干脆使用弹性很大的基本原则或模糊的语言来填塞,而任由执法或司法官吏去解释。这恐怕有违法治的初衷。
如果说法律的这些“硬伤”在司法领域还不明显,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消解, 4那么,在行政领域就严重、复杂得多,仅通过所谓的“行政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立法机关所面临的任务是如此之多和如此复杂”,“在专门的政府管理领域中,有些立法活动要求立法者对存在于该特殊领域中的组织问题和技术问题完全熟悉,因此由一些专家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比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的立法议会来处理这些问题要适当得多。由于诸于此类的缘故,现代立法机关常常把一些立法职能授予政府的行政机构、授予一个局或专业委员会,或授予国家最高行政长官。” 5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国的宪法和组织法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问题是,行政法规与规章虽在某些方面比法律有所具体化,但整体上仍然患有法律的痼疾。6这时候,依赖行政规定将其进一步具体化,甚至补充其不足,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具体情况加剧了这一局限性。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各行业、社会各阶层在资源拥有、素质高低、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千差万别、纷纭复杂,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日新月异。面对这种不同于小国寡民的复杂、多变现实,效力及于全国和全体国民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只能采取一种高度抽象、原则性强的方式做出规定,才能保证其普遍性和稳定性。否则,就可能要么非常臃肿、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以偏概全,或者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要将他们适用到具体对象上,迫切需要行政规定作为媒介。
(二)行政规定:实质公正的兼顾
行政法规范更多注重普遍适用,强调形式上的平等对待,较少往往也无力关注到个案的特殊情况。由此,在适用中难免产生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行政法实践中,出现这种状况的根由同样存在,甚至更烈。
首先,此乃成文法自身局限性的产物,形式法治的代价。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德性是整体的,法律规定是普遍的。惟其为整体和普遍,个别处难免疏漏百出,差错多见。而公民的行为则都是个别的。” 7 对个案的特殊情况,在法律中找不到相应的指引,从而带来作为整体的形式公正与个体的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与对峙。
其次,中国行政法理论和立法有一种将行政法治局限于“合法”的倾向,而将“合法”又作为与“合理”相对应的狭义概念来理解,同时,其中的“法”又多意指法律、法规等高位阶的行政法规范。行政复议法将如此“合法”和合如此之“法”作为审查重点,行政诉讼法更是几乎将其作为唯一重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机关偏爱按照“大法”行政,而不顾及行为是否契合具体情况的要求也就不奇怪了,在个案中牺牲实质公正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何解决?与其将其全部托付给执法者个人,不如更多依赖行政规定。正如小平先生所言:还是制度靠得住些。8制度更具有恒常性,只要是能在制度范围内解决的,哪怕仅是对问题有所缓解,还是尽可能依靠制度。就行政法领域来说,要解决或者缓解高位阶行政规范所追求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对峙,出路就在于充分利用行政规定。因为行政规定并不是法规范的翻版,而是根据一定行政法规范,结合一定领域、地域、事项、主体和时期的比较具体的情况制定的,更能吻合一定时、空、人、事等变项的要求,为当下具体个案提供更能契合具体情况的指引。从而,既贯彻了法规范的要求,又满足了个案公正的要求,最大限度兼顾到行政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
(二)行政规定:法安定性的维护
“行政法规的约束对象十分广泛,而且具有流动性”, 9 这就意味着行政法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的法典,而且受到调整对象“流动性”的影响,不得不时常加以改变。从而影响行政法的确定性、稳定性、权威性与调控能力,最终损及行政法的安定性。而安定性本身是正义的一部分,是法的生命之所在。10 因此,我们必须缓解行政法 “流变” 的现实与法安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两者之间的张力保持在适度范围内。
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一方面,我们应坚持法的安定性,保障法在逻辑上的自恰与连续,不致蜕化为应付一时之变的权宜之计。否则,“人们在为将来安排交易或制定计划的时候,就会无从确定昨天的法律是否会成为明天的法律。” 11 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我们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动无常这些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 12 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就是一方面修改确实过时的法规范,但又不可能实时与时时更新,因此,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要高度重视行政规定的作用。
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法源相比,行政规定并没有太高的安定性要求。因此,行政规定就可以因应行政现实的“流变”,相对快速地变迁;同时,行政规定又是以行政法规范为依据——至少是不违反行政规范——制定的,从而又可以保证其与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和谐,维持行政规定自身的相对统一、连续与有序。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复杂多变行政现实给行政法安定性带来的威胁,而又不会置行政活动于失范状态。
(三)行政规定:自由裁量空间的压缩
“现代国家行政职能的扩大和多样化大大增加了行政机关裁量的机会,它通过行政活动的所有过程,涉及一切行政领域。” 13 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为行政权的全面介入提供了契机,立法机关的“无能”,又使这种全面介入变成现实。为此,立法机关采取了两种应对措施:其一,制定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给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裁决留下充裕的选择余地;其二,干脆委托行政机关制定有关领域的法律规范,只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有时仅仅只是以立法目的作为限制。其结果必然是在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留下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本文重点讨论执法裁量。
我国目前对执法裁量的监督主要有两个途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但两者的监督力度都非常有限。不仅审查标准(明显不合理或不公正)适用面非常狭窄,且因其抽象性强而很难真正落实,而且两种监督都是事后监督。更不用说行政领域还存在大量法律真空地带了。
面对行政自由裁量问题,行政机关必须根据立法目的、结合个案情况,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做出合理选择。然而,个案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哪些是应予考虑的因素、哪些是酌情考虑的因素以及哪些是不应考虑的因素等等,并不容易厘清。即使是对同一个案件,在不同行政执法人员眼里,也会在考虑因素的权衡取舍上有不同倾向,更不用说当今中国行政人员执法水平的悬殊和种种非法因素的影响了。由此,难免会出现同一案件由不同主体处理、同样案件由不同或者同一主体处理时的结果不同,以及同类案件之间在处理结果上存在巨大的反差等等乖谬现象。其后果难免不是执法不公、滋生腐败和影响、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行政法治背道而驰。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日本的芝池义一教授指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裁量,对有关大量且反复进行的行为,事先规定行政厅必须依据的实体的、程序的标准(裁量标准)。这是合乎目的的。” 14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制定“裁量标准”,将行政自由裁量应予考虑的因素事先明确下来,让行政机关在做裁量判断时有可以依据、参照的标准。而在确立这类“标准”上,行政规定是能够大显身手的。
首先,行政机关有权这样做。宪法、组织法赋予了行政机关为实施法规范而制定行政规定的权力,同时法律、法规和规章又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机关就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为保障裁量权公正、合理地行使,以行政规定的形式确立裁量的具体标准。
其次,行政机关也有能力制定这样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特别是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处在行政执法的第一线,经常直接与大量的个案打交道,能够从纷纭复杂、变化万千的行政现象中总结、积累、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通过行政规定的形式将其规定下来,作为下级或本级行政机关行使相关自由裁量权时判断、选择的依据,并对有关相对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如果说处在第一线的行政机关不能做这件事,想象不出还有哪些主体更适合、更胜任这一角色。
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裁量标准,并通过行政规定予以公开,就可以增强公众对行政裁量行为的预见性,牵制行政机关的恣意与任性。行政复议机关、司法审查机关也可以借助这些标准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事后的监控,而不至于无从着手;同时,也给行政机关进行事中的“自律”提供了契机。行政机关有了裁量标准,就可以减轻个案经办人员摸索的负担和素质参差不齐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主观任意在裁量行为中的作用,也有利于行政首长对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裁量行为的公正性和同类行为的前后一贯性,也提高了行政效率。实质上,这是从以往对事后的、外部的监督方式的过分倚重,转变为对行政机关事中的、自律的方式的兼顾,使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更大程度地纳入法治轨道。
(一)制定行政规定的哲学解释学诠释
制定行政规定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是一种具有立法创制性的行为还是仅为一种解释性的行为?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其在行政法治之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就现有宪政框架而言,似乎只能承认其是解释性行为,因为我们不承认规章以下其他行政规范的立法创制地位。然而,即使是法律解释也是一种创制性的行为。
按照哲学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要理解文本并做出正确的解释,解释者并不是仅仅从文本中就能获得。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的无前提的把握。” 15具体而言,解释者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和物质条件,成见,以及理解之前的假设等等共同决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说理解和解释就是这些理解的前结构面向未来的“重复”。16伽达默尔进一步明确指出,理解既是历史的,同时又是现代的,是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基础,结合当前的可能性对未来做出的筹划,是文本作者的历史“视域”与解释者现有“视域”的融合。
为此,才会产生有意义的新的理解。17具体到法律领域,“具体化的任务并不在于单纯地认识法律条文,如果我们想从法律上判断某个具体事例,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还必须了解司法实践以及规定这种实践的各种要素。” 18也就是说,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法官或行政执法官员并不是机械、单纯地适用法律于案件事实,“而是一种唤醒意识,阐释说明,因而更详细确定规范,并且或多或少对内在于普遍规范中的意识内涵加以塑造或继续形成(具体化)之过程”,是“一种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目光往返来回’的‘不断交互’的过程”。19因此,法律的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一个立法者与适法者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对法律文本予以创造性理解与解释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执法与司法乃是一种具有立法创制性的活动。
虽然上段分析的是将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时的情况,但同样适用于依据行政法规范制定行政规定的情形。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规范制定行政规定的过程,就是对行政法规范的理解与解释过程,是以行政机关在相应领域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惯例、拥有的物质和技术以及持有的观念等为前提,结合当下的情景和面对未来达成行政目的的想象,创设规范的过程。决不是对作为依据的行政法规范的简单重复,也不能还原为原有规范,而是一种新的规范——以不与依据规范相抵触为限度。更不用说上位阶规范缺位时行政机关自主制定行政规定了。因此,行政规定乃是行政机关所创制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法源性规范以外的一种行政规范。
(二)多层级开放性规范体系的形成
其实,上文已从哲学解释学角度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多层级开放的规范体系图景(见图):
法律、法规或规章 现实 情 境-1 ←↑
行政规定 现 实 情 境-2
↑
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以法律、法规或规章为依据,结合现实情境-120(包括理解的前结构、当下的情景和未来的想象),制定出行政规定;面对具体案件时,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定,结合现实情境-2(主要包括理解的前结构和具体案件事实),制定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规范与现实情境的“结合”是一个“不断交互”的过程,故图中用方向相反的双箭头表示。如果以规范调整范围的大小和具体化程度不同为标准,可以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称作宏观规范,调整范围覆盖全国或一省等广大领域,多为一般性规范,具体化程度低;行政规定则为中观规范,调整范围主要为特定的地域或具体的行业等较小的领域,具体化程度较高;具体行政行为则为微观规范, 21调整范围最小,具体化程度最高,已特定到具体个案。这样就形成一个从宏观,经中观,到微观的多层级规范体系。
然而,这样一个多层级规范体系,并非自成一统的封闭王国。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范时要结合行政经验、惯例、物质和技术条件、行政观念,以及当下的情景和面对未来达成行政目的的想象等现实情境。这些现实情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仅所面对的客观形势在不断地变化,而且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在不断接触新的具体事实,做出有针对性的行政决定,积累新的经验等。这一切又可能构成修改、发展原来的行政规定或制定新的行政规定的现实情境。也就是说,上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现实情境-2又可以作为新的考虑要素提炼和融入到现实情境-1中。这样,行政规定就可能随着现实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地演进。同时,对于行政规定中成熟的、可以适用于更广泛范围的规范,也可能通过法定程序为法律、法规或规章等所吸收,转化为宏观规范。因此,行政规定是法律、法规和规章等高位阶规范向行政事实开放,以及行政事实向高位阶规范收敛的交汇点,两者通过行政规定相互作用,彼此调适。因此,这是一个因时而化的开放体系。
行政规定,不仅在多层级规范体系的形成和开放过程中起到枢纽和转化装置的作用,而且还为行政法治演进创新相应的制度前提。
(三)行政法治演进之制度创新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前者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包括习惯、个人偏好、礼貌习俗以及共同体自己创制并由第三方以组织方式在其间执行的正式内在规则;22后者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设计出来、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规则。23具体到我国行政领域,内在制度主要为行政惯例、行政经验、行政机关的偏好、行政伦理规则和行政机关的内部章程等,往往是作为制定行政规定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理解和解释相应依据性规范的理解前结构发挥作用的;而外在制度则主要是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成文规范。
内在制度是一种自发自组织的制度,允许以试错方式创新,并以共体内临界多数的自愿接受而成其为规则。因此,它能够比较好地应付社会交往复杂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人们常常对此影响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能够因应外部的挑战而自发地做出调整。24在这种意义上,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而外在制度则不同,因其是“由拥有政治权力的领导机构根据宪法设计出来的,并由他们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因此,变革外在制度需要政治行动。外在规则的变革取决于集体抉择。……它的发生要比自愿性决策更难。” 25面对变化的环境的挑战,尤其是具有“流变性”的行政现实的挑战,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制度常因其刚性、滞后和缺乏预见性而与现实发生“基本的冲突”。同时,固步自封的外在制度还会与因时而化的内在制度发生冲突,影响内在制度功能的发挥。即使能对那些僵硬的外在制度做出改变,往往也会因其强调步调一致而“痉挛性”地发生。也就是说,相对于极具融通性的内在制度而言,面对变化的外界环境的挑战,诸如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行政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
如何消除或缓解外在制度的局限性?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主要是在现有制度限制内最大程度地发挥受调控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等。不过这一药方难以应用于行政领域。我们则谋求从制度本身来克服局限性,以期更具恒常性。
“在许多国家里,司法系统已变成了另一个改变规则的机构,因为法官们创造性地解释着法律。” 26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变革路径的启示:这是一种渐进式变革模式,既能因时而化,又能够避免急剧变革的震荡。但就行政领域来说,其外在制度非常庞杂,能实际进入司法审查领域者不过是冰山一角,且受我国司法判决不能作为先例适用的掣肘,因此司法变革模式在这里效果非常有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通过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释法来舒缓或克服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制度的局限性呢?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无疑具有类似于司法的创造性释法功能,而且基本上可以覆盖面到全部的外在行政制度。然而,在我国具体行政决定同样没有先例功能,姑且不论行政承办人员的释法水平能否胜任,因此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分析至此,该是行政规定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宪法和组织法赋予各级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定这类中观规范的职权,是行政领域独有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恐怕应归功于行政规定的独特功能。根据前文所述,我们知道,行政规定不仅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优点:有较强的具体针对性,其制定是结合一定的现实情境对作为依据的外在行政制度的创新。现实情境发生变化,行政规定也可以作相应的调整。而且克服了具体行政行为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就能够有效地缓解、消除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并可通过其将内在行政制度作为理解前结构,转化为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准外在行政制度, 27从而有效地化解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之间的冲突。
同时,由于行政规定在行政规范体系中处于中观规范位置,在保持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宏观规范稳定的情况下,其与时俱进的渐进变革,并不会危及整个规范体系的稳定。每一次此类变革都只是局部的,人们只需要付出极低的学习成本就能掌握与适应;这是一种在高层次规范和价值框架内的制度变迁,并不会影响人们对主流规则的利用,符合制度经济学的所谓“路径依赖”原理。因此,行政规定实乃我国正式制度所安排的实现行政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契机,是因应行政调整对象的流变性而设置的具有自我反思功能的制度装置,是行政法治演进之制度创新的枢纽。
* 作者:陈骏业,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原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①“行政规定”一词用法最先来源于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本文取该法所用之本意,指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外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② 我们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对标题中使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行政规定”的文章做了检索,从1979年起到笔者检索日(2006-4-23)止,共有60篇,其中以监督控制为重点的占32篇,其余绝大多数基本上是研究行政规定的性质、法律地位、概念等的,从行政法治角度肯定行政规定积极作用的专门研究尚未看到。
③〔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④其实,成文法的不足,通过本来意义上的司法解释也是很难消除的。我国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为名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就是明证。实际上,各地的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也制定了大量的用于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不能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但事实上却起着司法解释同等的作用。
⑤11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第326页,第326页。
⑥一种情况是立法机关在有关的领域没有立法,而由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这种行政法规、规章是用来代替法律的,在弊端上与法律同质;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细化法律,但在实践中,很多细化并不“细”,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内容是对法律的重复、照抄。这恐怕也是缺乏、远离相关实践的一种无奈!
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⑨〔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健民、潘世圣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⑩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314〔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第92页。
1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6页。
1617参见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页以下,第594页。
18〔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19〔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1页。
20笔者将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定时所面临的理解的前结构、当下情景和未来达成行政目的应考虑因素的想象等统称为“现实情境”。不一定准确、恰当,但为叙述和行文方便而已。
21在不少西方人眼里,法官制定法规范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前联邦大法官霍姆斯先生曾言:“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法官必须而且确实立法,但他们只是在间隙中这样做”(转引自〔美〕本杰明·卡多左:《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页)。将其应用行政执法领域当无问题,同笔者在前文中论述的行政机关在面对具体事实时的创造性释法是一致的。在这里,笔者不只是指行政官员在具体案件中创设的规范可能影响今后的有关案件的处理,更是指对当下案件而言已起到的规范性作用。
2223242526参见〔德〕柯武刚等:《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共同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页以下,第130页以下,第473页以下,第480页,第482页。
27考虑到行政规定制定机关为各级行政机关,其“政治权力”性质很淡,姑且将其称为“准外在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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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民族国家起源之标准理论颇受争议。其中之一在于南美洲人的独立奋斗,以及美国独立革命先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有些国家,如荷兰与英国,似于19世纪之前即有清楚之民族认同。而意大利之统一,为基于人种/语言之民族主义运动范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主义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内容。其开始年代大致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考察一下世界现代化进程和民族主义的历程就会发现,二者的产生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想在这方面做初步探索。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世界现代化进程
我们考察现代化的内容时,按社会形态的领域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而每一个方面又包含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其中观念层面是最根本的、最可靠的〔1〕。我们这样认识现代化的话,其开始年代就不应简单地认为是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而应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正是此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和观念基础,如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都源于此。
文艺复兴之后的16世纪,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西欧出现了一批民族君主国家,如英、法等国。这些民族君主国的诞生与文艺复兴有什么关联呢?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它刺激了人们追求现世幸福,打破了基督教对物欲的禁锢,商业活动因此在西欧活跃起来。从事商业的市民阶层由此兴起后,开始反对大封建主对他们的束缚和压榨,于是他们和企图扩大自己权力、削弱封建主的国王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民族君主国。如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在1505年授权组成“贸易商行”及1600年伊利莎白女王授权组成“东印度公司”。国王依靠商人获得财政上的支持,而商人则攀附国王,获得商业特权,攫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君主国建立初期,国王依靠的并不一定是本国商人。英国国王直到贸易商行建立,仍依靠汉撒同盟,汉撒同盟几乎控制着英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而这一点与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民族君主国,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是少数商人垄断贸易,整个社会的本质是官商勾结的“国王家天下”,还不存在“民族主义”。
垄断贸易虽使少数商人暴富,国王财政有所保证,但却并未提高普通人的收入。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依赖外国商人,还是依靠本国商人,垄断贸易总会限制更大规模和更有利可图贸易的展开,而这对国王的收入也是个损失。因此,关注普通人利益的反垄断的自由贸易成为时代的要求,也得到国王的同意。
自由贸易兴起后,国王从本国商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它当然责无旁贷地要保护本国商人们的利益,协调其间的关系。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由来。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是矛盾的,而在民族君主国时期却是一致的:自由贸易是国内政策,在竞争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重商主义则主要是指对外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防止黄金外流,也对增加国民财富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正是率先实行这种双重政策,才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这样,国王和本国普通商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不仅是国王的国家,也是普通商人及其与他们有联系的广大阶层的国家。至此,民族君主国才有“民族主义”的内涵。
民族君主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内涵,即是个政治共同体,而少有种族和文化认同的涵义。福特雷认为,外国人定居于英国并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特权,英国将受益无穷,而外国人很想成为英国人,因为英格兰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比任何共同体更加美好。〔2〕由此可见,外国人无论何种族、何文化,只要加入英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就可成为此民族平等一员。
民族主义最早应该出现在英国,它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可以从英、荷兰一兴一衰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荷兰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大半个世纪执世界贸易牛耳,其后走向衰落,除了战争失败的因素外,我们还要挖掘深层因素。荷兰摆脱西班牙独立后就成立了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是一盘散沙。它是由各个独立的城镇的商人们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其中央会议很少开会,而且争吵不休,难以形成统一、有效和连贯的政策。荷兰共和国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和民众在行动和观念上都没有多少联系。这样的政府难道能在战争中获得彻底的胜利吗?能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吗?它与民众和国家紧密结合的英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一句话,那就是荷兰还没有民族主义,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17世纪和18世纪末的荷兰人没有选择现代化道路。他们没有迷恋于持续的增长,也没有注重定向问题──即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专有的’标记的精神问题。他们却保持着┉┉经纪人的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个民族。”〔3〕
民族君主国诞生后,它们为领土、霸权、经济利益、王位继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此,各国政府都鼓励科技创新、海外探险、发展工业、重商主义等,这些政策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民族君主国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在渊源上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循着人本主义→市民阶层兴起→民族君主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前进。这条路线是一条现代化的路线,即为观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物质现代化的一个体现。
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出现的。但是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有质的差别,为了与其后的民族主义相区别,我就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
在革命中,人们推翻了以前效忠的对象──君主。在欧洲列强的围攻中,法国人产生了新的效忠对象──祖国。这个祖国在人们眼中已不是以前君主的国家,而是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即公民)的国家,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认同。因此我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民族主义只有政治内涵,与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关系不大。国外也有些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跟民族感情或民族原则并无多大关系,甚至是相冲突的。”〔4〕
由上可看出,这种政治认同感实质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主权在民”。它当然是源于卢梭的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有两条路线,一是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它强调的是“贤者政治”,另一条就是源于法国卢梭的“民族主义”,即主权在民思想,它强调的是全民参政。这两种思想体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观念的核心。前者侧重于机会平等,后者侧重于绝对平等。虽有差异,但都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在政治实践中两者往往是互补的。如英国19世纪的几次议会改革,实际上就是“主权在民”对“贤者政治”的补充和修改。1871年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则是“贤者政治”对“主权在民”的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英国的民族主义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有近似的地方,也有所区别。英国民族主义崛起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让自负的法国人感受到英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七年战争的前夕,即1750年前后,在英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开始在法国崛起。“英格兰是法国引进民族观念的源头,即新的──民族的法国意识形态。”〔5〕
英国的商业兴国对法国人影响很大。法国是一个贵族的国家,贵族们一般来说都鄙视商业,崇尚高贵,即保卫国家才是他们的天职,是最高尚的职业。然而面对英国这个商业帝国,问题不是有没有保卫国家的热情,而是怎样保卫国家。英国的经验就是要他们从事商业。商品经济的大潮不可阻挡,国家的财富已经与从事商业的大众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只有国富才能提供保卫国家的必需手段。这样贵族们的传统价值便遇到了挑战,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关于贵族参与商业的争论。
当然,大部分贵族继承了传统的价值观,认为商业和贵族并不相容,商业和贵族的关系只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目的就是尽快离开商业界。他们还认为从事商业虽然可以使国家更富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来保卫国家免遭侵略,商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些贵族们无视商业给英国带来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只是陶醉在贵族们以前的荣耀中,顽守已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阿贝?夸耶则代表了那些识时务者的看法,“商业已经成为国王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商业已成为“政治利益和均势的真谛。商业不再是个私人问题,而是为国家效忠服务”〔6〕受其思想影响的一批贵族投身于商业,成为后来的“新贵族”。
处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虽然在经济上很富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还要承担国家大量的赋税义务;而那些没落的旧贵族却享有特权,虽然没落却居高位,也不用纳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掀起了打倒旧贵族的法国大革命。在革命进程中,虽然一派比一派更激进,但其打倒旧贵族的宗旨没有改变。
可见,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同时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在革命受到列强武装干涉后,其民族主义倾向就爆发了。
这样,英、法在19世纪都建立了近代政治制度,而法国的“民族主义”当然功不可没。先进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英、法正是在此阶段完成了工业革命。
然而,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民族主义”却轻易地被转换成另一种民族主义。正如前文所述,“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7〕。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民族主义被理解为种族认同、语言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8〕。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兴起于法国革命和德国统一这段时间里,其内容为1821年希腊起义,1830年比利时摆脱荷兰统治,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其高潮就是德国统一。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俾斯麦用“铁血”手段统一了德国,这在民族主义的内涵转换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民族主义便彻底转向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德国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几乎主导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而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受法国影响而产生,“一个外部事件,即法国军队的长驱直入,将浪漫主义精神转变为德国民族主义,并最终将其变成了德国精神。”〔9〕
1806年法国入侵德国之前,一批出身下层社会的有才华的青年,希望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来进入上层社会。但是他们被贵族们拒之门外,穷困潦倒。他们将其困境归咎于启蒙的理性,因为理性扼杀了个性即人的个体价值,阻塞了他们通向上层社会的道路。于是他们反其道而鼓吹反理性和个性,形成了一股浪漫主义精神。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所鼓吹的个性只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的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服务的工具。当法国侵入德国时,他们就号召平民支持他们驱逐侵略者,这只不过是利用平民获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即利用民族主义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他们构筑的国家理想里,他们应该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因此也应是位居社会上层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浪漫主义虽然转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正因为从浪漫主义转变而来,德国的民族主义才与极权主义融为一体。
在德国民族主义对经济腾飞的贡献中,费里德里希?李斯特功不可没。他的理论“重新确定了经济向国际竞争和增长的方向发展。”在其理论影响下,德国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兴办现代企业。而经济的发展又使民族主义在各阶层蔓延,“长久以来局限于大学和知识分子之中及官僚政治内外的民族主义,象野火般传播蔓延,把德国资产阶级传统的谦卑燃烧成灰,并以经济抱负点燃了它的精神”,“海洋不再仅仅是我们商业的公路和国民经济的哺乳母亲,而且还是我们同各民族角斗的战场和新自由的摇篮”。〔11〕
当然,狭隘民族主义除了受到法国民族主义和本国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外,它还有其他原因,如“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富有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及生物学上的族群性理论的影响等。〔10〕
这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种族和文化认同及经济腾飞融为一体,使其极具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德国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英、法的民族主义。德国狭隘民族主义在其1870年战胜法国后的大陆霸权和19世纪末咄咄逼人的经济扩张,改变了英法的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他们也开始向德国的民族主义靠拢。而欧洲的民族主义又刺激了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就是日本。
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说18世纪是英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 19世纪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那么20世纪则是德国的狭隘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
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能否认为是现代化的内容呢?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问题。
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应为许多灾难负责,但是不应因此而无视它的积极意义。狭隘民族主义在推动种族平等方面功不可没,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就是极好一例。此种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化的民族主义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各国政府关注与扶持规模庞大的民族企业,以便于与他国竞争,这使垄断成为可能,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狭隘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推动了科技的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看来,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又带来过不幸。从价值理性来说,我们不能苟同,它不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从工具理性来讲,我们又不能否认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1〕尹保云:《经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载《现代化研究》(138─147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3〕同上,第115页。
〔4〕Maurice Block,‘Nationalities, principle of’in J, Lalor(ed.),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Ⅱ, p.939.
〔5〕同〔2〕,第182页。
〔6〕同上,第178页。
〔7〕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
〔9〕同〔2〕,第217页。
〔10〕同〔7〕,第123—125页。
〔11〕同〔2〕,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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