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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各民族混杂居住的重要地区。所以,要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能否得到发展。西部大开发目标是否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这一切都和西部少数民族人口问题有密切关系。
西部不少少数民族在传统上有早婚、早育的风俗习惯,由于少数民族实施计划生育的时间较晚、政策上较汉族宽松,所以,妇女生育率仍较高。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到1989 年,世居西部的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只有俄罗斯族和裕固族。而有10 个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4 以上,他们是哈萨克、维吾尔、景颇、布朗、撒拉、怒、柯尔克孜、塔吉克、独龙、保安族。像柯尔克孜、塔吉克族,总和生育率还在6 以上,基本上处于自然生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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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除广西壮族自治区外,都位于我国内陆地区,西南地区主要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横断山脉所占据,土地资源缺乏,水资源匹配欠佳;西北地区水资源稀缺,多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和半荒漠。除成都平原和陕西关中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阻碍了经济发展。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外贸依存度有所提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主要指陕、甘、青、宁、新、藏等)的对外贸易一直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偏低。本文从对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发展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促进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西部地区 对外贸易依存度 对策研究。
试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从2000年出口、进口、外贸依存度分别为4.81%、3.51%、8.32%到2008年分别达到7.66%、4.85%、12.51%,呈现出上升状态,说明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加强,同时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增强。然而,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水平与我国东、中地区相比仍然很低。从表2可以看出,2000~2008年,每年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只占全国外贸依存度的17%~21%,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的11%~14%,最高年份只占了全国外贸依存度的21.49%,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的14.71%。同时,在2007~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全国平均外贸依存度和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而下降时,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不降反升,从侧面反映了西部地区受外界环境影响不大,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2 制约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提高的主要因素。
2.1 经济基础薄弱。
2000~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在逐年增加,地区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9.60%上升到2008年21.71%,相比东部地区从2001年的10.57%到2008年的17.10%和全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从2001年的10.52%到2008年的16.85%,上升速度要快很多,这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从绝对数来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从2000年到2008年,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一直不超过东部地区生产总值的30%,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即使是最高年份,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也只占东部地区的28.31%,全国平均水平的19.38%。
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生产总值少,根据加速数原理,会导致该地区投资不足,企业没有足够资金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政府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削弱了本地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影响本地区产品出口,导致出口依存度低。同时,地区生产总值少,人们收入水平低,又会引起西部地区对国外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不足,从而影响地区进口,导致进口依存度低。
2.2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
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商品结构分析,西部地区这种在贸易结构上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为辅的方式,说明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还比较落后,还存在加工产品初级化、附加值低以及高科技产品规模小等诸多不利因素。以青海为例,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下降,从1985年的71.6%下降到2009年的6.2%。相反,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自1985年的28.4%上升到2009年的93.8%,从根本上扭转了青海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被动局面。青海出口的初级产品主要是食品及食用活动物和非食用原料。食品及食用活动物所占比重逐年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2.4%下降到2006年的0.5%,2007年后有所回升;非食用原料基本表现为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1.4%上升到2009年的4.5%。工业制成品在青海出口贸易中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比重平均在95%以上。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所占的比重最大并保持主导地位,一直是青海最大的出口商品;化学品及制品所占出口比重逐年下降,从2001年的12.7%下降到2009年的7.0%;而杂项制品则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2.9%增长到2009年的25.1%,目前是第二大出口商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所占份额最低,基本保持在2.4%左右。就进出口商品结构来说,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
2.3 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差。
西部地区除广西壮族自治区外,都位于我国内陆地区,西南地区主要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横断山脉所占据,土地资源缺乏,水资源匹配欠佳;西北地区水资源稀缺,多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和半荒漠。除成都平原和陕西关中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阻碍了经济发展。从区位优势上分析,西部地区没有有利的海洋运输条件,没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所需配套的基础设施不健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产品若要出口则必须穿过中部地区到达东部地区港口,使对外贸易成本大幅度增加,贸易量下降,从而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
2.4 周边环境辐射和带动作用弱。
西部地区位于我国内陆,同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阿富汗、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越南、老挝、缅甸等周边十三个国家接壤,这本应成为西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因素,然而,我们发现,同我国接壤的国家除俄罗斯外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收入水平低,对西部地区产品需求量少,导致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低。 5 苛刻的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一直是西方国家采取的实现本国贸易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数量或是价格采取的贸易保护已经被绿色壁垒、技术壁垒所代替,而技术落后正是西部地区的发展的“瓶颈”。各种技术标准,绿色标准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农产品和制成品出口的重要因素。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范围之内,对外贸易依存度越大,表明该地区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大,经济外向程度越深,也就是该地区能够充分利用区内和区外资源,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但当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这个范围时,它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即增大了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别国经济环境波动而波动的可能性,一旦国际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必然使地区经济出现一些困难。权威观点之一,外贸依存度的合理值为地区GDP的1/3,按此观点,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显然还很低,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国内外资源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还很弱,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尚未达到这个值之前,外贸依存度应越高越好。
3 西部地区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对策建议。
3.1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信息、智能等“软件贸易”占的比重必将不断上升,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跳跃性发展的支撑点,将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充分用够用好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条件下给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鼓励技术创新,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扶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3.2 调整贸易进出口结构,改善贸易条件。
在出口贸易中,改变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大力发展深加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贸易。坚持以质取胜,从优化产业结构入手调整出口结构,加快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附加值,努力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出口。在进口贸易中,要结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本,进口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大型高精尖设备,做好技术引进工作。这样,通过改善贸易进出口结构,也可大大减少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过程中因为不能达到所要求的技术和绿色标准等贸易壁垒而造成的损失。
3. 3 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地区经济发展。
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和经营公共设施建设,可采用BOT模式;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规和制度保障,并在市场准入和土地政策、法制建设、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行政效率提高等方面,鼓励西部地区进行创造性的探索。通过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国外投资者,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人才,改善本地区产业结构、贸易进出口结构调整与优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4 加强周边国家贸易合作,发挥比较优势。
目前,西部地区面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较低,对我国产品需求量不大,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发展,市场多元化战略成为各地区发展对外贸易,降低经济风险的战略之一。同时,发展边境贸易,比起经由中部地区到达东部地区出海绕行,有靠近市场减少运费的优势。另外,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一些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的居民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甚至语言文化等方面具有共同点,容易沟通,更易发现市场需求和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减少市场进入障碍。 5 提高会展经济档次,促进对外贸易水平。
会展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存在形式,它对城市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受到了来自政府、企业的高度重视。正成为西部各省市区实现大开发、进行大开放的有效载体和手段。不仅能够带动人才流、信息流、资金流、商品流流向西部,最重要的是,会展经济产生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拉动内需、展示形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给国内外进出口商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相互贸易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提高对外贸易水平。譬如2011中国·青海绿色经济投资贸易洽谈会,300多家大型企业参会,12个省市区组团参加,签约124个项目,签约金额高达1200多亿元。
总之,在当前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通过提高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促进西部地区外贸发展,进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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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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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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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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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
有关部门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进而掌握未来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然后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来寻找或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力求解决人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寻找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部门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存在着统计不准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依据错误的统计结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就缺乏适应性,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还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
甚至会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寻找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此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
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
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
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
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
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
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
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能够对城镇制定的方针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进行正确的人口规模预测,提高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进而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科学管理本地区域的依据,从而解决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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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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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多解释变量研究法,不只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实际汇率的解释变量,还加入了经济增长率。主要因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实际汇率两者之间的并没有直接传导的关系,因此引进一个对两者联系都比较紧密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递进的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利用中美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
REER=ER*CPIf/CPI
其中ER是中美名义汇率指数,CPI是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f是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本文选取2000年第三季度--201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数据区间,共54个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统计局。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率。用CHILDREN表示0-14 岁人口占比,LABOR为15-64岁人口占比,OLD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经济增长率的选取是由我国的GDP决定的,记为RGDP。
由于CHILDREN+LABOR +OLD=1,三个变量完全共线性,所以仅选取劳动力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结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将REER、LABOR、OLD和RGDP分别取对数,再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季节性调整,记为如下模型:
LNREER_SA=c+β1LNLABOR_SA+β2LNOLD_SA+β3LNRGDP_SA+ε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以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由表1可以看出,LNREER_SA、LNLABOR_SA、LNOLD_SA、LNRGDP
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即时间序列不平稳,存在单位根。进行一阶差分后DLNREER_SA、DLNLABOR_SA、DLNOLD_SA、DLNRGDP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即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是一阶单整,因此可进行协整检验。
表1 各序列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的P值 结论
LNREER_SA 0.7436 非平稳
DLNREER_SA 0.0000 平稳
LNLABOR_SA 0.7917 非平稳
DLNLABOR_SA 0.0043 平稳
LNOLD_SA 0.9921 非平稳
DLNOLD_SA 0.0002 平稳
LNRGDP_SA 0.2674 非平稳
DLNRGDP_SA 0.0000 平稳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 检验所得
(二)协整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采用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如表2所示,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法均表明在0.05水平下,变量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Hypothesized No. of CE(s) Trace test Prob.** Max-eigenvalue test Prob.**
None * 0.611900 0.0000 0.0001
At most 1 * 0.471721 0.0001 0.0014
At most 2 * 0.266550 0.0102 0.0356
At most 3 * 0.091447 0.0302 0.0302
Trac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检验所得。
确定了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则可以利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的原理推算出具体的协整方程。
表3 标准化协整系数
DLNREER_SA DLNRGDP_SA DLNOLD_SA DLNLABOR_SA
1.000000 -0.503240 -2.277929 1.386025
由表 3可以得出协整方程:
LNREER_SA=0.503LNGDP_SA+2.278LNOLD_SA-1.386LNLABOR_SA。
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都会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而老年人口的上升则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影响,其中,人口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和贬值的影响更大。劳动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4%;老年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2.28%。
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注重劳动力人口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我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人口限制的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人口出生率,以保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加快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迫在眉睫,这样才能使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得到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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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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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数据预测采用ARIMA模型进行预测。从预测的图1中可以看到2022年65岁以上的老龄化比重将要上升到12%,并有稳定上升的趋势。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四川人口老龄化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四川人口老龄化研究
自20世纪中期起,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性趋势,进入21世纪,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是“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当前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四川省是老年人口大省,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在未来10~20年,四川省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人口老龄化对我省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区发展的影响是系统性、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如何应对这一长期性、综合性的战略工程,采取有效措施,防患和解决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促进我省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老龄化社会包含以下几个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2003年,四川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上升到685. 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 86%。少儿人口比例在30%以下,1988年少儿系数为29.98825%。年龄中位数达到或超过30岁,2000年已经上升为30.14岁。老少比高于30%,2002年则达到30.99 %。根据上述四项指标的动态变化,可以看2003年,四川省的各项指标都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的指标数。
人口老龄化数据预测采用ARIMA模型进行预测。从预测的图1中可以看到2022年65岁以上的老龄化比重将要上升到12%,并有稳定上升的趋势。
1.老龄化的趋势将继续,原有的老龄化人口问题更加突出和明显
未来十年内四川省的老年人口比例依旧不断提高。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老年人口问题将会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医疗保健、生活的照料等需求将会在社会的各种角落里出现,呈现出一种大范围的比较普遍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在较大范围内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和动荡。
2.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逐步高龄化
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省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人口素质也得到极大提高;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逐步下降,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即将改变。同时劳动力年龄日趋高龄化。
3.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随着四川人口转变的推进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口抚养系数上升,宏观经济高储蓄、高投资的现象逐步消失,这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
4.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迎来新的改革
我省老龄化社会到来,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进一步加大。需要寻求更好的保险保障模式,使得老龄人更好的得到社会的尊重,同时减轻青年人的压力,促进四川经济稳步发展,使得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及社会保障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根据四川的老龄化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参与和共享――人口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原则
1999年联合国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人年”的主题,其实质是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使老年人真正作为平等的一员融入社会;其核心是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和平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认同,消除视老年人为社会发展消极因素的认识误区,树立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
2.适当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前提
国际经验证明,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结果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社会保障危机”,主要原因并不是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而是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因此,政府应该及早调整积累和投资结构,改变目前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格局,形成以企业和个人投资为主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同时,继续吸引国外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积累的不足。
3.建立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进一步明确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形成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在子女克尽赡养义务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提倡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有效结合。同时,建立老年服务督察制度,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强化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作用
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单一的老年社会保障模式在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面前,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因而人们都在探讨一种多支柱的保障模式,这种多元保障模式一般包括:由政府管理的、以税收方式筹资的公共养老金,由政府或私营机构管理的强制性个人储蓄积累,还有自愿参加的各种补充养老保险等。
5.发展银色产业,满足老年人口社会需求
鼓励在老龄事业的发展中,引入市场机制,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以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老龄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既满足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还可以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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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的权力理论始终强调对权力这一概念的去概念化。也就是说,不是从权力作为一种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实体出发,而是将权力视作在特定历史场域中产生,受到不同合理性条件支撑,并具有复杂谱系的机制。所以,这种权力机制并非基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策略、目标和技术的动态的机制。而权力机制之所以形成,福柯认为根本在于权力与真理的互动模式,“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
权力以真理作为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条件,而真理产生又同时依赖权力机制的运作和支撑。所以,与其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在追问权力是什么,不如说他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自现代以来形成的权力机制,以及这些权力机制得以合法存在的深层理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18世纪西方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并且他强调,有关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从未得到彻底的反思。
生命权力即为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机制,但是所谓的生命并未包含人类生命的所有面向,而仅仅指人类作为生物的物理生命,“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
同时,生命权力并不以个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福柯特别强调,对于生命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即其以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可以说,人口概念是我们进入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关键,它不但决定了生命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和运行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概念以科学性和自然性面目出现的历史姿态,使生命权力得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掩盖它不易为人觉察的政治暴力。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口概念在18世纪发生的重要转变,并以此为基础,阐释生命权力的运行理性和合法性来源,最后,揭示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只是新的权力理性的产物,其背后依然具有深层的政治暴力。
人口概念古已有之,从词源学来说,人口(population)来自拉丁文populus ,意指人民,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含义。福柯认为,人口概念的含义在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闪亮登场”了,(54)这意味着人口概念获得了理论独立性和实践影响力。人口概念的这种变化发生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过渡之中。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其经济理念为:以君主利益为核心,以获得金银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主张国家对内积极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对外进行贸易垄断,防止金银外流。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以僵化、限制、甚至强制的方式对待国家的各种重要组成元素,比如人口、土地等。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人口仅仅是国家力量发展的工具,人口数量越多越好,他们仅具有劳动力和军队储备的工具性作用。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中的人口概念还只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的附庸性工具,那么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人口概念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依据。重农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他们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实质是,在人类共同存在的社会中,各个组成要素,比如人口、粮食、住所之间发生的自然的动态的关联,“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
(312)与此相对,重商主义将所有经济选择与政治方针都置于君主利益扩张的框架就显得过于单薄,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了。因此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农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国家采取放任自由、尊重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主张限制王权,以某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政策。那么人口问题何以成为重农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命题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动态的自发的关联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活动。福柯认为人口概念得以“登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农主义把人口活动看作一个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客体场域”,把人口看作一个具有“自然性”的实体概念。
福柯着重分析了这种“自然性”的表现方式:
首先,人口总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2](57)这些可变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它们决定了人口的迁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人口不再是松散的“臣民的集合”,(56)而是被一系列要素决定的整体。其次,人口受欲望的支配。欲望作为人口行为的动机使人口具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利益,进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可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主体;最后,在人口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比如各种疾病的发病,各地区的死亡和自杀。通过调查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福柯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口活动的“自然性”或人类社会各要素的自发关联体现了重农主义在一种生物学的层面上思考人类问题,人口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一的物质的关系,“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
根据福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的人口概念所作的对比分析,可作如下概括:重商主义从法律意义上看待人口问题,他们视人口为松散的可任意对之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臣民的集合”,而重农主义将之看作具有自然性的实体,他们主张人口的行为活动处于单一的生物学模式中,并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看到,人口的“自然性”将逐渐取代君主利益,成为权力干预人们的生命、生活的新的依据。实际上,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就是生命权力。
1.“自然性”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为:以承认自然性的存在为前提,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等等现象进行研究,掌握制约人口的可变要素,人口的欲望,以及人口事件的规律,最后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管理人口。我们看到,人口概念在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中发展出的“自然性”成为生命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权力对待人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强制关系,转为基于人口的自然性来管理人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生命权力以一种合理性。
从深层意义来看,福柯认为,权力在18世纪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自然进入了权力技术领域”。[2](60)而在此前,权力问题是在一种人为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可以说,这种“自然性”的进入彻底扭转了权力问题的方向。权力的着力点不再围绕王的意志,也不再围绕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发展目标,而是基于一个看似外在于权力的领域,一个不受人为意志支配的领域――自然。福柯辨识出18世纪权力思维的性质,“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2](17)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权力获得合法性就是权力思维转变的结果。
2.在“治理术”框架中的“自然”
权力思维中出现“自然”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权力致力于在自身的范围中划出一个看似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人类的自然性”或人口的“自然性”真的处于权力无法渗透的领域吗?
福柯提出的由16世纪到18世纪的“治理”问题的生发和转变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治理(government)是福柯为了阐释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的脉络以及理清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而探寻到的突破性概念。首先,从其诞生背景看,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社会正处于对外殖民扩张,对内宗教改革的两大运动之中,在这个时代交汇点上,国家(以统治者之名)之间的战争、王权与神权的对峙等等冲突就凸显出来,这一系列矛盾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75)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使“治理的问题域”被建构出来。
(75)继而,重商主义出现并开始了整合这些矛盾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出口,聚敛金银,同时增大人口数量以保证低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军队储备,福柯指出,重商主义已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政治合理性而非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意志,调节和安排国家内部可利用的资源要素,“重商主义第一次把权力的运用作为治理的实践加以理性化”。
(86)但是,重商主义的尝试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危机,福柯列举了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农村和城市的动荡,以及财政危机。这完全是由于重商主义依然在传统的权力思维框架中发展治理术,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改革与实践仍然主观地以“增强统治者的实力”为目标,以固定的“法律、法令、规章”为手段,(86)因而导致治理术调度国家要素以及整合国家资源的功能无法彻底发挥。
随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开始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操作空间,并以承认人口、市场、物资等国家基本要素的自然本质为前提,主张充分保障这些要素的自由流通,比如,他们通过主张保障粮食的自由流通,取消由重商主义者颁布的禁止囤积、禁止出口等禁令。可以说,重农主义者为18世纪面临治理危机的国家究竟以何种理性来治理和操控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了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
通过一种全新的经济哲学,重农主义者彻底实现了治理术的解放:治理的问题不再受到统治者利益的束缚,而开始全面围绕一种统治的内在合理性展开。这种内在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人口,人口问题的出现与治理术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治理术的不断发展界定了人口问题的领域,比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人口的财富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科学关注的问题;而人口的特有现象(或规律)又为治理术从统治者的利益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福柯认为,人口与治理(也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的这种关系对西方权力思想的历史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人口而发生的……”。90)
但是,治理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权力的终结?福柯特别强调,治理术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权力以一种更为有效与隐秘的形式对人口活动进行观察、监视、操纵与控制,“一种新的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超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统治权。统治权问题不但没有消除,恰恰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2](90)也可以说,治理术在本质上与王权统治术相同,都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转模式,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亦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应以何种理性来治理的问题。由是观之,人口的“自然性”并非处于外在于权力领域的真空中,它是西方权力理性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是治理术为了突破统治王权框架限制被建构的“自然”现实。人口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普遍利益开始取代单一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西方人思考权力问题的新主题。
如果说治理术是福柯为我们理解西方权力思想发展历程给出的基本框架,那么生命权力就是福柯为西方权力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给出的具体名称。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与治理术,人口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应的。生命权力合法性的秘密正在于治理术在试图挣脱传统王权统治模式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统治原则――围绕人口的“自然性”的原则。人口的“自然性”是支撑生命权力的真理性条件,这种关于人口的“自然性”的真理知识愈具有科学理论的纯粹性,治理术的合理性就愈稳固,而生命权力也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与扩张,以一种更合理、更严密的方式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口统计与调查获得了进入个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而由此产生的分析数据与模型又能够确立人口活动(比如生育、饮食、财产、居住方式等)的规范。可以说,福柯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空间:真理究竟用来反思权力理性,还是用来无限制地支撑权力的运作?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几乎都绝对地通过人口的范式来计算”,我们又是否应该绝对地“不假思索地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物质化” “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 。
既然人口“自然性”使生命权力合理合法地渗透进入人口的生命,那么同时,这种“自然性”也确立了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权力”的依据。[1](194)当然,死亡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死刑,它也包括间接不平等地、不公正地压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甚至使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危险中。而这种能够兼具合法性和不平等性的“死亡的权力”就是被生命权力隐藏的政治暴力。
在生命权力之前的传统统治权中,“死亡的权力”,或死刑的合法性均来自于君主的利益特权,也就是说,当臣民违反君主的命令,或侵犯君主的利益时,君主有权力直接对其执行死刑。实际上,在王权统治的框架中,权力(君主的权力)可以占有臣民的一切所有物,包括生命,“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5]那么,如前文所示,在18世纪西方传统王权统治被新的治理术逐渐取代或覆盖之后,死亡的特权将会被移至何处呢?福柯认为,正是在此,生命权力将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引入权力机制中,它使生命权力重新获得了“死亡的权力”。
首先,何为现代种族主义?所谓现代种族主义,就是自18世纪出现的现代生物学对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群体差异的理解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在19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现代种族主义已发展成熟。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其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某种表面的差异,其根本差异应在于他们各自处于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 [6]可以看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即具有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199)
正是由于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它才得以进入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和运作逻辑中,使生命权力在“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89)的同时,拥有使生命死亡,或间接地“增加死亡的风险,或简单地,政治死亡、驱逐、抛弃,等等”的权力。(195)福柯具体呈现了生命权力引入种族主义的过程:首先,在人口内部建立生物学区分。也就是说,在人口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丰富多样的差异(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等等)都被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并且,与其它具有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差异(语言、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是单一的等级差异,即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差异。其次,人口内部政治冲突的生物化。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不但在人口内部建立了生物学区分,同时也建立了某种生物学的联系,在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
(195)所以,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模型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
(195)最后,福柯强调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所涵盖的范围。在生命权力中,种族主义并非仅限于人种意义的种族主义。如果说人种的种族主义在国家之间的范围存在,那么生命权力同时采取了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以上两点的种族主义的思维图示将延伸至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等等领域。简言之,种族主义思维图示将建立一种人口内部关于正常的人与不正常的人的区分,“内部的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人进行审查”。生命权力的死亡权力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作为人口内部劣等种族的不正常群体。
我们看到,传统王权的对臣民的死亡权力是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死亡权力,由于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之中群体差异的生物化、群体区分的生物化,以及群体冲突的生物化。但是,差异与冲突的生物化的实质是去差异化、去冲突化,因为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差异与冲突,而只有以种族进化,或人口健康为单一名义的优等对劣等的淘汰。至此,18世纪出现的生命权力的政治暴力: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做法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福柯通过对现代国家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剖析确立了一种反思视角,从而揭示出生命权力理性背后的悖论,即“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
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真理的过滤甚至获得了被操纵者的内在认同,“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确立所有人口政策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重心由君主的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不是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的改变。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活、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又得以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甚至威胁某些群体的生存。 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真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来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的问题;而对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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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在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但目前尚无明确、准确和统一的定义。国际上,类似的群体被称为“国内移民”,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1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不仅事关流动人口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速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
关键词: 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 创新思路; 经验启示。
流动人口是指在大陆地区不变更常住户口的前提下进入非常住户口所在地,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当中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流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1]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在 2010 年 6 月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报告》表明,2009 年流动人口已达到2. 11 亿,其中 78. 7% 为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在流入地停留时间为 5. 3 年。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达 2. 61 亿,同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1. 03% 。在这些人户不一致的人口群体中,大部分由流动人口变为事实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和“纳税人”,已成为流入地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而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成为不流动的 “流动人口”。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几乎成为除市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2]。
流动人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因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滞后而 “裂变”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流动人口管理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作风等都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提法,是近年来的成果[3],与传统单纯强调对流动人口管理不同,它更加突出了以服务为导向和人文关怀的理念。
凡是涉及流动人口利益与生存状况的活动,如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生育、教育、社会治安、技能培训等,都纳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范畴。当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如何适应社会大市场、大流动、大开放的动态环境,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公安创新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处理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要科学把握流动人口变动与发展规律,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认识,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一) 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理念上存在着误区,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盗窃、抢劫等犯罪现象比户籍人口普遍,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相对突出,于是流动人口在某些人的眼里俨然成了 “问题人口”。比如,有管理者认为,中国社会当前最容易引发动荡的三个方面中的一个就是流动人口[4]。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管理者从排斥流动人口的思维定式出发,简单地把流动人口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 “城市病”的根源,将社会治理中出现的种种压力简单归结于流动人口过多,使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遭到排斥,被边缘化。这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适应。这种社会管理理念的局限性,是影响现阶段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及其效果的关键因素,其后果使许多基础性工作无法开展,许多源头上的问题无力研究解决,使工作缺乏协调,管理手段难以配套。
( 二) 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滞后,与服务管理脱节。
1958 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在人口管理上进入城乡分割的管理时期,拉开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率先启动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大量被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形成了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潜在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5]。1984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居住落户。1985 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流动人口问题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开始,对人户不一致的流动人口管理起到了规范的作用。1995 年公安部颁布的 《暂住证申领办法》,对流动人口管理主要是针对治安防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居住时间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流动人口管理内容已由单一的治安管控逐步扩展到权利保障方面。但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管理法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现有的一些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涉及流动人口管理的内容存在明显的欠缺和疏漏。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与现有的户籍属地管理体制之间产生制度性冲突,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壁垒,人为地在城市内部划分出本地人和外地人两大社会群体,由此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流动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和发展成果的分享。
第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协调性不够,许多地方和部门仍迫于各种压力,还在设置各种或明或暗的门槛限制流动人口的进入,在制度上形成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排斥,使流动人口在就业、居住、职业培训、计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在矛盾纠纷调和行使民主政治权利方面还面临很多障碍。
第三,公安机关时常面临执法难。经过多年的实践,公安机关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也积极探索出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即,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 与一些出租房东和企业主签订安全责任状,推行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分级分层管理的新举措。但这些措施都受制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公安执法时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比如,社区民警要求房屋出租人必须配备技防门、监控探头等技防措施,但现行法律对社区民警的职责、入户调查的权限,房东、流动人口违反相关要求行为又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流动人口管理中违规难处理的境况[6]。即便是 2007年中央政法委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内容也是粗疏的。因此,改进、完善、提升与流动人口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迫在眉睫。
( 三) 综合治理机制缺乏协作整合,资源难以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在流动人口管理上,虽然对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人口流动与传统户籍属地管辖体制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上,对流入地要求多于流出地。在流入地,登记不犯罪,犯罪不登记,办证不违法,违法不办证的现象十分突出,公安机关能够掌握、管控的大多数是守法人员,而真正需要管理掌控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反而长期游离在公安管理的视线之外。流出地与流入地信息管理脱节。如,1998 年涉及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吉思光 ( 黑龙江籍) 为逃避打击,逃至深圳等地,化名 “张国锋” ( 山东籍)在浙江金华市 “潜伏”下来,直到 2011 年 12月 7 日才抓捕归案。
13 年里,曾在 《潜伏》等30 部电视剧中扮演多个角色[7]而未被及时发现,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部门、职能部门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权限方面存在着矛盾和不一致,导致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从各自工作内容考虑,逐步建立了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但这些信息反映的只是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数据,运用上基本处在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严重削弱了管理部门的综合研判能力。1997 年,在各级综治委之下成立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很多部门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只属公安机关,所以流动人口管理的日常工作,绝大多数地方由公安机关承担,使公安机关陷入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尴尬局面。
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现状看,现有的组织结构及工作职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职能部门职责分离,相互脱节,缺乏内在协调配合机制,部门联动和信息整合、资源共享十分有限,实有人口管理要求难以落实。
第二,部门职能交汇、缺乏合力。教育、人事、民政、劳动保障、公安、计划等部门的日常工作都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容密切相关,但目前各部门间仍处于 “块”、“条”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现有规定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定性及处理意见不统一,不具体、不明确,各职能管理部门出台的措施都局限于各自的业务内容,导致部门间要么互相抵触,或互不相关,无法整合力量进行流动人口社会管理,造成协调上的困难和管理漏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目前仍是公共秩序、社会状况最复杂的区域,并衍生出相对封闭的亚健康的社会生态系统,成为各类犯罪的温床。
[8]( 四) 管理与服务严重失衡,落后于社会需求流动人口管理是国家人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环节。其管理内容涉及商、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房产、计生、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重点仍放在治安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因此,流动人口管理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人口管理方式、手段及单一性,即主要依赖强制性治安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的管理职能。1980 年代以来,许多流入地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突出,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占的比例一直在 50% 以上,个别地方高达 80%[9]的执法现实。使得以公安机关为管理主体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其重点则放在以治安管理为主的控制和防范措施,并经常伴有清理整顿行动。这样一来,严重忽略了流动人口群体不仅是经济、能力的弱势,更表现在权利和社会资源弱势的事实。所以,当这个群体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如被强迫劳动、被强迫卖淫、妇女儿童被拐卖。当财产权益被侵害,如被敲诈勒索、被抢夺时,往往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救助。
由于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制度性缺失,对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维护的忽略,及某种程度普遍存在的某些公共部门的不作为情形,导致流动人口从政府管理部门获取的社会支持不够充分、全面,远远不适应其对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加之基层公安机关由于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判断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作风存在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普遍存在以专政机关自居,将管理目的与手段混淆,为管而管。厦门市在 2008 年建立了 150 个 “一站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在实际运行中更多只是停留在 “管理”的层级,而很难给流动人口提供更为实在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一站式”服务管理表现为 “一站式”管理[11]。对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和现实需求重视不够,服务为先的意识不强,认为服务只是发证,与公安部 “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12]不相符。“多管理,少服务”的管理取向客观上淡化了管理的实际效果,造成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关之间的紧张对立,不断滋生出因 “权利的贫困受损”而导致社会对抗事件。
随着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镇或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的发展形势,户籍人口、流动人口 “分立并行”、地区和部门之间缺乏协作整合的管理体制机制,及日益显现出 “条”、 “块”分割、多头管理、权责分散的弊端,很难适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需求,以公安机关为主的防范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已无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 一) 创新思路。
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转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思路。目前,中国的人口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往东部沿海地区流迁,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其根本原因是城乡和中、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大规模流动人口的产生、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强,基于现行户籍制度框架的流动人口管理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日渐捉襟见肘,仅靠政府部门单一提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因此,应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第三条道路”
理论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导致管理效益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仍然强调依靠政府的管理力量和行政控制,使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针对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他倡导政府要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13]。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也强调政府和非政府部门 ( 社会组织、公民个人) 的共同合作,是搞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有效手段。为此,可以社区为载体来推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改革,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建立由政府、社会、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科学合理的长效服务管理机制,逐步建立起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管理有效运行相衔接,融服务与管理为一体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人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模式,即最终形成一种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
( 二) 经验启示。
1.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200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别增设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农民工工作司,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统筹协调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得到加强。
第一,“底数清,情况明”是切实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难的关键。2009 年 7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监测网络的前期研究,目的在于全面了解流动人口生产生活的基本状况,及时发现目前流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求流动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二,全国 29 个省 ( 市、自治区) 建立了省级集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库,完善了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为 “六普”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开展了 106 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为各地“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党委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支持。
第三,2010 年 6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在北京第一次举办 “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城镇化道路的尝试。[14]。
2. 设立新居民事务局,践行统筹理念。
根据 2006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浙江提出将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的精神,嘉兴市委、市政府在 2007 年出台的《关于嘉兴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 试行) 》,就充分体现了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统筹理念。表现在: 第一,将来嘉兴务工、经商、创业的非本市户籍,并有固定住所的人口统一称为嘉兴新居民。第二,新居民政策包括以下内容。逐步实行新居民与嘉兴本地居民统一的就业政策; 逐步拓宽新居民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建设小型经济适用房,定向出售给符合相关条件的新居民。第三,设立独立的机构———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具体负责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管理。第四,嘉兴市委、市政府统筹协调全市的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并将其纳入各县( 市、区) 年终考核内容。
乡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时期。人口流迁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域的迁移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 2012 社会蓝皮书《201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已居住在城镇,城镇化过程对农业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15]。流动人口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公共管理能力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研讨,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而且将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尤其在欧洲,社会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贫困、剥削的关注。按照欧盟2003 年在社会融合联合报告中的精神,社会融合就是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全部公民都有基本的社会福利[16]。因此,要树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理念,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通过提供绿色通道、法律宣传、维权援助三项服务,让流动人口和流入地居民一样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避免社会排斥的恶化,这才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1] 顾宝昌。 2011,中国人口: 从现在走向未来 [J]。国际经济评论,2010,( 6) .
[2] 翟振武。 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流动人口[J]。 甘肃社会科学,2007,( 6) .
[3] 刘谦,赵华鑫。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践的基本模式和特征 [J]。 人口学,2010,( 4) .
[4] 朝格图。 撞向越狱者: 效果是绝顶的 [J]。 南方周末,2009. 1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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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德全。 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简论 [J]。 公安研究,2011,( 2) .
[7]《潜伏》一名演员被发现是袭警抢枪逃犯 [N]。 2011 年12 月14 日07:22.
[8][10] [11]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课题组,流动人口犯罪及其防治对策探析 [J]。 公安研究,201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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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人员,即政治思想工作人员,在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具备条件的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专职从事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少数民族企业政工管理现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少数民族企业政工管理现状全文如下: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势。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实践写入史册。本文拟就当前如何重视少数民族政工千部的作用、培养选出大批少数民族政工干部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思想 少数民族 企业政工
企业政工管理主要内容是以维护企业经济利益为前提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整个企业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让企业内部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第一,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中,政工干部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大批少数民族政工干部的成长壮大,如果没有大批少数民族政工干部的辛勤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开展。尤其在当前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突破口放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颠覆、渗透活动,千方百计地破坏民族团结、分裂我国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少数民族政工干部,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增进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自觉地抵制和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种种阴谋。
第二,保证了企业的高效运行。企业政工管理旨在培养员工统一的思想政治观念,企业员工形成统一的思想理念,有助于增强企业整体员工的凝聚力及向心力,提升企业员工的集体荣誉感,帮助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其次,企业员工上下形成统一的思想理念, 有利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使企业员工在各司其职的同时又同心协力去工作, 提高其工作效率,促进企业发展运营的脚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有利于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企业政工管理就如员工之间的交流纽带一般,将思想注入每个员工心中,使其有共同的话题,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使员工可以吸取他人的优点,从而提升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从而使整个企业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提升企业的形象及社会认可度。少数民族政工人员和本民族群众朝夕相处,语言通、他们往往易于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因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的政工干部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对他们说出的话易于接受,乐于认同。如果是有威望的少数民族政工干部,那他说出的话,讲出的道理,号召力和影响力就更大。因而在开展工作中,由于情况摸得准,方法措施得当,效果自然要好一些。有些理论,有些问题,其他人讲出来,作用效果不一定明显,而少数民族政工干部出面工作,效果往往要好得多。
第四,兼顾员工发展,实现双赢局面。企业政工管理实则就是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管理,它的主要内容及目标不仅需要满足企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更要对企业所有员工统一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员工之间有统一的核心理念,从而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种新景象,员工上下齐心协力,为实现自身价值及企业发展而努力拼搏。企业政工管理的提出,在确保企业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了员工思想的形成及自身发展, 两者兼得, 实现了企业与员工的双赢局面。
2.1政工队伍专业素质水平参差不齐
对于企业而言,其经营和生产的规模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在企业的壮大过程中,就会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工人员做企业内部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企业的管理人员大多重经营、轻管理,对于企业内部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这就直接导致管理人员对于企业政工队伍的重视程度也不足,政工人员的工资和待遇偏低,因此,政工人员也缺乏工作激情,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大多是敷衍了事,很多政工人员选择离开政工队伍从事其它的工作。此外,企业在改革和调整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对政工队伍进行精简,并未考虑到人员的储备问题,导致企业内部政工队伍难以与企业的发展相适应。
实际上,政工干部的业务素质、工作水平直接关乎着企业内部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质量,企业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对于政工干部的专业素质水平的要求也很高,但是纵观我国的企业,其内部政工人员的整体素质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对政治工作条例不熟悉、对我党相关政策的掌握度不足,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很难站在全局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遇到问题时难以灵活的处理,书面写作的水平不高,也缺乏进取心,难以适应企业内部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这就导致企业内部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
2.2政工队伍缺乏继续教育的思想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革,人们的思想也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为了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企业内部政工队伍的建设工作也必须要与社会保持同步。因此,必须要加强企业内部政工队伍的教育工作,提高政工队伍的专业技能水平。但是纵观现阶段下,由于少数民族企业的内部管理较为落后,管理人员对于政工工作不重视,对于政工队伍也很少开展继续教育,这就导致现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也无法发挥出其应用的价值。
2.3政工队伍结构不合理
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会受到经济、政治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也会导致企业内部的政工队伍出现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就现阶段来看,少数民族企业政工人员大多是企业的老者,虽然这些老同志对于企业的发展都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大多数老同志都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就给企业内部政工队伍的完善带来诸多困难,导致企业政工队伍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为企业内部注入新鲜的血液。
2.4政工管理制度不完善
企业管理者对于政工管理的重视程度偏低,自然就会减少对于政工管理的投入力度,由此也必然会引发企业政工管理制度和程序的不完善,此外,由于我国企业的政工管理制度和程序依存于我国的政治党政,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核心思想必须符合我国的国家价值观念和民族特色,这也就必然会致使我国企业在政工管理方面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现成经验和教训,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去摸索,在整个摸索过程中,企业政工管理制度和程序必然会经理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而我国企业的意识的缺乏也导致我国企业的政工管理制度和程序处于不完善的阶段,这种不完善表现在政工管理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不明确,有的企业甚至没有固定的专职的政工人员,而只是由部分职工担任兼职,还表现在企业的政工管理相关人员的工资福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更表现在企业并没有政工管理职责、程序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明文制度规定。
3.1企业管理者要能够从自身做起,做好自身的完善
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的引导者和决策者,不仅仅从思想上对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甚至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整体方向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而且从日常生活工作行为上也会对企业的员工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企业管理者对于政工管理的重视问题就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政工管理能否从现状中脱离出来的问题,所以,企业管理者一定要能够从自身做起,做好自身在政工管理方面的完善工作。首先,企业管理者要从自身做起,做好自身的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不断在日常的工作中引进新的思想和新的政工管理理念,积极通过新闻传媒等方式,关注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认真学习相应的先进指导思想,能共从思想认识上与国家和党的价值理念融为一体,能够讲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能够顺应适当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增加对企业政工管理的重视。
3.2积极完善企业政工管理的制度和程序
完善制度和程序,是企业着手政工管理工作的必然措施,因为只有制度完善了,企业政工管理才能够得到规范,才能够有章可循,也只有程序完善了,企业政工管理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获得成效。具体来说,要完善企业政工管理制度,就要完善企业政工权责制度,明确企业政工岗位,明确企业政工岗位的工作职责,明确企业政工岗位人员对应的权利;更要完善企业政工薪酬福利制度,明确企业政工人员的工资结构,明确企业政工人员的福利待遇,明确企业政工人员的薪酬待遇;还有完善企业绩效考核制度,制度对应岗位行为标准,明确岗位职责KPI,确定考核的方法;最后要完善企业奖惩制度,明确对应的奖励方法,规定明确的奖罚力度等等。
3.3提高政工干部的素质
为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政工干部队伍,企业管理人员必须定期对政工人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其专业技能水平,在条件许可时,应该尽量为政工人员多提供一些学习机会,让其可以专心致志的学习,实现整体技能水平和综合实践能力的全方位提高。为了提高学习的水平,政工人员必须要改变传统的消极学习观念,在内心深处建立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坚持自学,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员工的思想动态,努力的学习关于经济、政治、管理、科技、法律等相关的知识,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实际企业情况的变化进行不同工作方法的灵活应用。
企业政工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企业管理人员在重视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重视企业政工队伍的建设。少数民族企业更应该加强内部政工队伍的建设,提高政工队伍的专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养,以便全面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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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是指精神、活动正常、心理素质好。大多与遗传(基因)相关。既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也能经受各种事件的发生。心理健康突出在社交、生产、生活上能与其他人保持较好的沟通或配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心理健康状况及教育对策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家为了促进民族的团结统一,使少数民族得到繁荣和发展,为少数民族的学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而作为特殊群体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更关系到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因此,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受到学校和教师的高度重视。
1.1 自卑感强
少数民族预科生普遍存在明显的自卑心理,这是因为以下原因:首先,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布在偏远的山区,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生活环境也比较艰苦,在进入大学之后,少数民族学生看到大城市的繁华,看到周围同学的富裕,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其次,在预科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受到的基础教育不太正规,越来越发现自己成绩落后,能力和素质也较低,感觉自己不如别人;最后,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家庭条件不是很富裕,生活空间狭窄,养成了他们适应能力强、吃苦耐劳的优点,但也存在个人缺点,比如相对不讲文明和不讲卫生等,自制力比较差,在受到教师批评或者同学指责时,容易自卑。
1.2 逆反心理严重
国家为了促进民族繁荣与发展,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促进民族团结,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例如降分录取,享受助学金等,这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照顾,由于少数民族学生一直处于被照顾中,使得有些学生不但没有感恩的心态,还认为是应该的,甚至认为是自己民族的优秀所致,夜郎自大,不能接受教师的批评,也不重视和学生处理好关系,人际交往能力差,顶撞老师,与同学打架的事件经常发生,这样的学生就辜负了党和国家寄予的厚望,应该加强对这类学生的教育。
1.3 急于求成的心理
少数民族预科生大多数都来源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偏远地区,那里的经济文化不够发达,教育也比较落后,师资力量也比较薄弱,很多少数民族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够重视,这一系列原因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的基础水平较差,文化课的综合素质比较低,在进入大学之后,发现同学都是高中学习的尖子,基础打得好,可谓是人才济济,面临这种差距,少数民族预科生在认识到差距之后,好胜心理促进他们认真学习,但是基础不稳固又使他们在学习上比较吃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勤劳和汗水,对成绩的急于求成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事倍功半的结果。
2.1 给予少数民族预科生更多的爱心
针对少数民族预科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教师应该以关爱学生为重要原则,多给予学生爱心,帮助学生克服心理上的障碍。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很多家庭条件并不富裕,在于同学的交往中会存在自卑心理,如果教师再对他们不闻不问,很可能会使心理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教师应该采取爱心教育的方法,和少数民族学生做好沟通,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教师在了解到学生的具体情况之后,可以向学校申请对部分学生进行经济帮助,帮助学生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同学之间也要相互关爱,让少数民族学生感觉自己处于被关爱中,感受到集体环境的温暖。
2.2 在引导教育中帮助学生克服自卑心理
由于少数民族的学生存在一定的叛逆心理,教师如果强制管理只会适得其反,使学生的叛逆心里更加严重,因此应该重视积极的引导和正面的激励,帮助学生克服叛逆心理和自卑心理。教师应该教育学生认识到国家对他们的帮助,使他们存在感恩心理,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坚持正面评价为主,多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肯定,少数民族的学生具有很多明显的优点,如勤劳、朴素、适应能力强等,教师可以多肯定他们的优点,树立学生学习和与人相处的自信心。
2.3 在课外活动中增强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少数民族学生由于从小接受的教育、生活环境、民族习惯等不同,与汉族学生之间存在代沟,有些少数民族的学生恃宠生娇,脾气暴躁,不重视与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学校可以多组织课外活动,让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课外活动包括校内的活动,例如文艺节目、书法比赛等,还包括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深入社会中锻炼,课外活动应该多以合作性活动为主,例如足球、篮球比赛,组织春游、野炊等活动,不但能够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还能够让学生在竞争中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处理好人际关系,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2.4 严格的管理规定作为保障
国家虽然对少数民族学生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少数民族学生也应该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约束自己的行为。首先,学校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规章制度作为依据,在规定中人人平等;其次,要保证规定的严格执行,学生犯了错误就要受到处罚,这样才能改掉学生的不良行为,无规矩不以成方圆,规章制度的约束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注意的是,规章制度应该坚持以学生为本,让学生心服口服,这样学生才会接受管理。
由于民族特征、国家政策和成长环境的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对未来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着民族团结与稳定。因此,学校应该关注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及时发现他们存在的心理问题,并做好教育工作,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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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实践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个方面。本文主要以德宏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实践为例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新思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德宏州的实践 新思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1]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注重联系边疆的实际,要适应少数民族的思维特点,真正从当地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转化为群众的认识,提高他们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的自觉性。
1.1 培养民族干部成为理论宣传带头人
民族干部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语言风格,在少数民族中说道理、讲政策、做工作,群众往往愿意听、愿意学、愿意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就是要充分发挥民族干部的独特作用,组织挑选部分理论水平高,了解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熟悉民族文化、语言、风俗的民族干部,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理论, 使他们成为“本乡本土型”的理论宣传带头人。
对民族干部的教育培训,德宏州采用了“大教育、大培训、大锻炼”的方式。一是实施民族干部培训工程。依托省委党校和国内高等院校,举办不同层次的民族干部专题培训班,不断提升民族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二是实施民族干部培训百千万工程。把少数民族干部列为重点调训的干部。三是实施党员素质提升工程。四是实施农村带头人培养工程。着力抓好民族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等各类带头人的培养。
1.2 利用少数民族民族语言、地方方言俗语增强宣传教育实效性
要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大众表达方式进行宣传。寓事于理,以理服人,才能做到情理交融。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被大众掌握,一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变得通俗易懂,适应大众的认知结构、理论水平和语言习惯。民族宣讲队就是要运用民族语言和方言“翻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如德宏州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队队员就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翻译为傣语的“入里金万”或方言的“好吃好在”,把“理想”翻译为“默着”,“幸福”翻译为“好在”。这些生动而贴近生活的用语,群众很容易理解、掌握。二是要考虑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和思维习惯。少数民族群众有自己的思维习惯、语言特点,他们不一定听得懂学术语言。如:傣语语音的声母、韵母、声调,语法结构中的构词、语序排列与汉语有较大差别,傣语有可置后的副词,定语与中心词组合的倒置语序,状语与中心词的倒置语序的特点。宣讲队员要掌握更多的民族语言、地方方言,运用民族语言、方言宣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群众的行动指南。
1.3 发挥民族节庆活动、广播、报刊等宣传优势,形成多样式、多层次宣传格局
德宏州通过举办“泼水节”“目瑙纵歌节”等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让少数民族在活动中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感受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帮助。另一方面,促进了村寨间、民族间的团结;举办各种晚会,精选优秀节目参演。陇川县的“景颇大妈赞共产党”,盈江县的群口快板“赞美新盈江”,芒市的小品“毒品害死人”等节目,表演时都是用方言和当地发生的真实故事。由于形式新颖,内容贴近群众生活,表达方式幽默风趣,效果出奇的好;利用榜样示范效应,抓典型人物、事件进行宣传。截至2013年,德宏州共举办了三届“德宏州道德模范人物评选”活动。
德宏州的电视台、电台都开办了民语节目。用少数民族的母语讲解党的理论、政策,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维习惯,又能让他们更好地领会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在收看德宏电视台民语台的《新闻联播》时,听到用民族语配音的、的讲话,感到很温暖、很亲切;《德宏团结报》以汉文、傣文、景颇文、载瓦文、傈僳文等五种文字出版发行。它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德宏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展示德宏发展变化的主阵地。
此外,一些基层组织利用赶街天,用当地发生的故事,用群众易看懂的图片进行宣传,也提高了宣传教育的实效性。
2.1 培养高素质的宣传思想工作者
理论宣传内容要考虑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考虑群众的需要,语言表达既不能学术化、精英化,也不能简单化、低俗化。理论宣传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开会作报告等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须与受众的兴趣、利益需要以及信息接收习惯相契合,这需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宣讲队。首先,对宣讲队员定期定时培训。培训不能流于形式,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和定期检查制度。其次,吸收理论水平高,讲课有吸引力的专家学者加入宣讲队。再次,定向招收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培养对象,建立人才培养库,不断扩大宣讲队伍。
2.2 创新工作方法,真正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运用互联网管理的优势,建立网络举报与监督,网络评议制度,创新工作方法,认真处理群众投诉;要有阵地意识,面对困难与问题,不能绕,不能怕,不能缩,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权。
少数干部以命令强制的工作作风对待群众,导致群众对政治宣传产生抵触情绪,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所以,要克服简单粗暴工作作风,增强宗旨意识、服务意识,不弄虚作假,个不搞人主义,消除官僚主义,增进党群关系;坚持科学决策、依法办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脱离群众需要的、孤立封闭的理论都将被大众所抛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要被群众接受,关键是党员干部要真正关心群众的需要,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困难问题。只有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 2.3 理论宣传要克服思维定势、工作惰性,制定相关制度
理论要转换成群众掌握的语言有一定难度,群众接受新事物、新理论需要一个过程,理论宣传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宣传思想工作要有爱心、耐心和恒心,要克服惰性;思维定势是推进理论大众化的心理障碍。从众、安于现状、固守不良习惯,是群众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要突破心理障碍,扭转惯性思维,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守法意识;完善相关制度,制定配套措施,是做好宣传工作的保障。好的制度可以使人成为好人,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学坏。传播正能量,惩治社会不良习气,才能弘扬正气。
2.4 提高理论素质,增强判断能力,做好社会情绪、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
思想政治素质是对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根本的素质。思想政治素质过硬,舆论引导就能坚持正确方向;思想观念出错,舆论引导就会出偏差。应对突发事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提高理论素养,坚定信念,才不会因思想上的偏差造成导向上、行动上的偏差,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
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才能透过复杂的现象看清本质,把握主流,提高判断能力,做到审时度势,因时而谋。当今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通过网络的传播,个体情绪经由快速便捷的信息渠道传播,极易蔓延、扩大,变成社会群体情绪。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引起了群众的恐慌,这对政府的处置能力是一个考验。对社会热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需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说理,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声音,为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赢得时间;需要大局意识、坚持原则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持高度一致;需要弘扬主旋律,倡导主流思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持之以恒,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会被群众理解与掌握,并成为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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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本文梳理出老年人理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规划不合理、理财不专业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理财;安度晚年
【Abstract】In an ageing society, without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e aged can’t enjoy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the aged may have when making a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as poor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irrational planning, un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3.6 尝试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是近年最热的金融话题,老年人对互联网理财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尝试。老年人理财对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余额宝这种互联网理财产品就能很好的满足。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余额宝本质是天弘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本金安全、风险很小,门槛低、流动性又好,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十几倍,老年人可以适当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理财将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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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民族不断打破封闭,由相互闭塞到逐渐交流,由彼此隔离到密切联系,各民族人口空前流动,民族散居化越来越广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主要交汇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使得城市民族工作复杂化,对城市民族关系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文章通过对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的调研,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并对如何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民族关系;民族工作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生活于边远闭塞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向较发达地区与城市流动,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城市里民族成分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开放的发展观念与发达的经济水平,对各地域、各民族人民都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广东成为一个典型的外来少数民族接收大省是必然的。据统计,到2012年底,广东56个民族成分齐全,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250万,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和各大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必然对城市社会产生影响,如民族关系主体多元化、需求和诉求多元化,民族间交流交往频繁化等,最终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内涵与挑战。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探讨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有效机制。
取百度百科的定义,民族关系,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是受时代发展和社会性质制约的,也是与当时要解决的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及解决的方式途径联系着的。[1]城市民族关系,即发生在城市区域范围内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必将改变城市民族关系的内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新增主体甚至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逐渐成为引发民族关系的重要主体。有研究者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在引发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最活跃、最敏感的位置上。”[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
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使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各族文化带入城市,极大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加深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与消费者进入城市,亦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并扩大了城市消费市场。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加快了城市发展,有益于推动与巩固团结友好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导致引发民族问题的触点增多、燃点变低,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乡、异地、跨民族三重流动的主体,迅速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导致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有可能造就民族间关系的不和谐以致紧张。城市多民族化趋势和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增多,使城市民族关系在我国整个民族关系中具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3]
据统计,至2012年底,广东省有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比2000年增加190万,12年间增长了3倍,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310万少数民族人口中,80%是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80%分布在城市,80%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各大中城市。三个80%对广东省的城市民族关系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广东省城市民族关系日益繁杂化,主要特点呈现如下: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了广东城市与民族地区的双向发展与改善
各族人民进入广东各大城市,使得广东城市文化多样性得以加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城市里汇集,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服饰、饮食、娱乐等方面进行着有形无形的交流与碰撞,极大丰富了广东城市文化面貌,为广东城市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据调查,广东省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各民族特色的食品、农牧产品、工艺品等,一些以少数民族特色风味为主的餐饮业在广东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广州,就有 “清真拉面店” 约1500家,过去回族同胞在城里找不到饭馆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穿着民族服装,摆卖制作精美的民族饰品,深受市民喜爱。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更有一些城市大力开发民族文化旅游项目,把灿烂的民族文化搬进城市,进行表演与展示。如深圳市的民族村、锦绣中华等旅游景点,便是典型的民族文化荟萃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城市劳动、生活,与广东世居人民一起,共同建设幸福广东,促进了广东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通过学习与交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从广东城市学到了先进技术与科学理念,改善了自身生活,开阔了眼界,反过来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形成城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的“双向不适应”,使其迅速成为广东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
“双向不适应”,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化生活与管理,城市管理部门和汉族群众不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地区文化与广东城市文化直接而又频繁的接触、摩擦、碰撞,难免造成矛盾与问题,终至于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来自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又存在文化与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在适应城市问题上比一般流动人口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而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原本由粤地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广东又未做好迎接大规模民族文化冲击的充分准备,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期内骤然增加,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与生活习惯未必能得到广东城市居民的理解与尊重。在广东,因为汉族居民把猪肉带入清真食店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另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家乡比较随意的生活习惯带入城市,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聚谈喧哗等。这些背离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活、处事方式很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以至于发生摩擦纠纷。而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抵触,反过来又伤害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感,由此造成城市民族关系的紧张。
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管理规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大多没有固定门面,以流动摊贩为主。为了增加销售,他们多选择繁华路段进行摆卖,乱设摊点,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另外,由于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多是小本生意,没有长期目标,也就不愿办理经营执照,给城市管理增加了难度。更有甚者,在交易过程中实行强买强卖,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破坏了民族之间的团结。据统计,2012以来,广东发生的二百多起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中,因流动商贩引起的,超过总数的30%,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发生冲突的几率居高不下。
三是一些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并以此寻求特殊待遇。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与城市存在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距,再加上自身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一般从事较为辛苦低薪的工作,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落差越发明显,从而产生失衡心理。而与城市居民在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又影响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与交往,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刚来到广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认同”成为他们在他乡找到依靠最佳的途径,族群分界与认同意识由此得到极度强化。加上对法制法规与民族政策的一知半解,遇事则往往以民族认同为纽带,抱成一团,相互声援与支持,甚至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部分民族成员为个体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如在城市拆迁、商业竞争、私人恩怨这些问题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
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谋取利益、利用民族冲突为个人寻求好处。”[4]在广东,遇事“情绪激动――聚众声援――上升为民族问题”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解决矛盾纠纷的固有程序。加上城市具有信息传播快,辐射性强等特点,当某一城市发生涉少数民族问题时,会很快传播到其它城市和地区,使问题更加敏感和复杂。2011年12月,佛山市发生一起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纠纷。起因是约10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佛山市区违规摆卖烧烤,不满当地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的管理而产生对抗,他们拟采取的对抗方式是:联合珠海、东莞等地的同籍同族人员到佛山进行谈判,并故意违规摆卖,促使城管动手,进而以此作为导火索闹事,引发冲突后再组织游行与上访。此事经佛山市各有关部门的稳控措施得以调解平息,但由此可见,“民族身份”确实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寻求特殊待遇的“招牌”。
(三)城市民族关系渐趋和谐,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应对方式未尽完善
广东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城市民族工作更是成为广东民族工作的重点。粤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有效调控。比如颁布相关条例和法规,以规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开展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以树立民族团结的意识;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体系,以切实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忧解难等。在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城市强大的融合作用,广东日渐形成并不断巩固以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为主流的城市民族关系。但是,民族关系本身并非一个永恒稳定的系统,尤其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大、增长快,时刻影响着城市民族关系的动向。广东的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上的未尽完善也逐渐显现:
其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遭不公平待遇,其正当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我国正经历着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这同时也是城市民族多元化的过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少量到极大规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构成复杂、居住分散、随时流动,必然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城市管理人员,都会关注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认为他们破坏了城市的和谐有序。部分执法人员为保障城市的正常秩序,常常忽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导致管理过程中存在简单粗暴、侵害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现象。这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之间矛盾的高发几率可见一斑。“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与歧视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常遇到的问题。
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固有的偏见以及来自城市的制度性歧视与非制度性歧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群体性摩擦甚至冲突,将会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互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对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势必会产生民族关系问题。”[5]事实上,城市并不仅属于城市居民,它是开放与公平的,进入城市的人,就应该得到城市管理机制的保障。而且,矛盾的引发是双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引发城市问题的同时,必然也处于被动引发的位置。城乡平等、各民族人民平等,是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前提。唯有妥善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遇到的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才会达到真正和谐。
其二,在处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时,为避免引发“民族问题”而不能坚持原则。前文提到,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面对矛盾纠纷时,往往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把民事事件演化为民族问题,以此取得特殊待遇。与此相对,部分执法人员由于对国家民族政策缺乏了解,一旦遇到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便不能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往往采取无原则退让、“花钱买平安”的处理方式息事宁人。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城市多次上演的“切糕”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广东也常常发生以高额赔偿为最终解决方式的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事实上,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纵容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损坏了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少数民族人员的形象,最终只会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任何事案件时,法律都应该是基本原则。准确定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能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都看作民族问题。有了法制法规的约束,各民族人民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的背景下,分析有利于城市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消除阻碍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建立良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探讨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真诚合作,共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城市民族工作涉及面广,涉及人员构成复杂分散,若依靠政府单方面努力,很难使团结和睦的民族意识渗入每一个角落,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若缺乏政府所搭建的良好平台,单纯的民间行为也难以形成榜样,得到推广。因此,促进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的真诚合作,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民族氛围。一是通过政府引导,建立少数民族自我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急切寻找认同感,归属感,少数民族团体比单纯的城市管理部门能更好地为之排忧解难。因此,引导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协会,能充分发挥这些社团桥梁纽带的作用,促进民族互助,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城市并参与到社团中来,推动自我管理机制的健全。
广东省近年来建立的异地务工少数民族服务协会、少数民族商会、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等,对协调城市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散居住于城市各个区域,且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常被认为是引发城市民族问题的主体,因此,城市管理一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侧重采用防范机制。事实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是城市的一员,也应在城市得到应有的服务,并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若能通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进行管理,为其提供服务与保障,并或吸纳为社区管理者的一份子,通过培养社区意识来培养归属感,能在心理上与实际行为上增强其安稳性,以此增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
2012年,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出台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积极推进各社区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搭建和谐民族关系桥梁。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他们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且少数民族干部多为各个民族的优秀代表,在其民族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与亲和力,可以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中起到很好的引导、教育作用。在广东,少数民族干部经常参与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的处置,往往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处作用。
(二)建立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的联络协调机制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主体之后,城市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一个城市的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不再限于本城市,还与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紧密相关。”[3](P57)很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地的管理部门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对民族工作也缺乏经验,因而在处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时常常陷入困境。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政府则对本地区民族文化与社会风俗比较熟悉,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广东省民族宗教委与新疆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输出大省区驻粤机构举行定期座谈,共同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式方法。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也与少数民族输出地政府之间建立协作机制,通过两地的有效合作与探索,妥善解决了不少疑难事件,提升了城市民族工作水平,有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总之,在城市民族工作内容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努力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广东省在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城市民族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扎实做好协调民族关系工作,努力营造城市各族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的环境,虽仍有未尽完善之处,但和谐稳定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树立了广东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收大省的良好形象。
[2] 郑信哲.浅谈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3):10.
[3] 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54.
[4] 郝亚明.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8(3):18.
[5] 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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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同时,我国的民族文化也走出国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浙中西部民间乐队现状及其发展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下民间乐队在农村乡镇迅速兴起,顺应了民众多元文化的需求,提供了民众参与的文艺渠道。浙中西部民间乐队基本上存在着自娱自乐型、艺术修养型、盈利创收型几种类型,它们对传统音乐既有传承又有变化发展,同时面临着青黄不接、资金匮乏、活动单一等问题,应当采取政府企业共同关注、财力才力共同扶持、多种途径搭建平台等发展策略,扶持浙中西部民间乐队良性发展,真正发挥民间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
【关键词】:浙中西部 民间乐队 现状 发展策略
浙中西部地区指的是浙江省金华、衢州、丽水三个地级市所辖的24个县(市区),区域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区域总人口1000多万。境内多山地及丘陵,与闽浙赣皖四省接壤,以“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金华市为中心。浙中西山水秀美,民风淳朴,文化昌盛,文化积淀厚重,素有“江南邹鲁”、“文物之邦”之称。当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民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多。对文化参与的需求日趋强烈,政府部门如何在文化建设中对文化服务主体提供多样性、及时性和多元性的文化产品7.如何给文化服务主体提供更多的文化参与权利、最大限度创造文化服务主体参与文化活动的条件与环境?笔者将来自基层民众自发、自娱、自乐形式的民间乐队作为调研内容。以期通过研究对浙江省文化软实力提升有所裨益。
民间乐队,是音乐群体活动的单位,“指一个民族支系或民族社区内部被某一特定传统音乐实践活动维系在一起的共同协作操纵某类音乐品种的、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最小群体”【1】。民间乐队不仅活动于民间音乐生活最基层的社会氛围中,亦是具体音乐品种的直接操纵群,对他们的关注早已成为民族音乐学工作者的关注点和研究课题。而活跃在浙江中西部农村社区的民间乐队,在富裕了的人们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通过不同的演出形式丰富着自己和大众的精神生活。对民间音乐氛围的形成。民间音乐的传播和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关键的影响。
(一)民间乐队分布概况。
课题组选取金华市的金东区、婺城区、浦江县。衢州市的江山市,丽水市的松阳县三市五县区作为调研重点。对民间乐队分布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访谈调查,如图1所示。
(二)民间乐队分类状况。
1.什锦班。又称坐唱班,流行于浙江省浦江、金华等地区,是一种土生土长、充满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演奏曲目以浦江乱弹为主。阵容整齐的什锦班,锣鼓管弦乐器和生旦净末丑角色齐全,可以演唱整本大戏;小型什锦班演奏者演奏时,一张方桌几条凳。自拉自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演奏。这种把戏剧从舞台真正移到群众之中、不受时间空间场地影响的听觉艺术。贴近大众,愉悦心情,十分受观众追捧。什锦班乐器大多由唢呐先锋、二胡板胡、鼓板锣钹等组成,浦江县和金华婺城区的民间乐队以及金东区的大部分民间乐队统称什锦班。什锦班影响之广可见一斑。以浦江城北什锦班为例:二胡4人、先锋唢呐2人、扬琴1人、大提琴1人、贝司1人、琵琶1人、司鼓及打击乐5人、演唱2人。这是较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班社乐器组成情况,在什锦班中较有代表性。
2.锣鼓班。“一副箩担装十响,吹拉弹唱喜洋洋”。说的就是锣鼓班。锣鼓班与什锦班相类似,以打乐为主丝竹为辅。更热闹更响亮。主要流行于金华、义乌一带,由当地农民自发组成。演奏曲目以婺剧为主,农闲和节庆婚丧时。请锣鼓班吹打热闹一番,在当地很流行。锣鼓班成员大多是多面手,除了自己主奏乐器外,都能使用几种民族乐器,也能充当生旦净末丑各种文武演员角色。与剧团演出不同的是。他们不用舞台和道具。更方便更简便地将舞台戏剧表演带到了广大农民身边。锣鼓班常用乐器是锣鼓等打击乐器,外加二胡类拉弦乐器,有的乐队也有唢呐演奏。更多的乐队是以锣鼓为主。如金华金东区的江东镇雅湖村胡胜儿的锣鼓班。是由22个锣、钹、鼓组成班社,是当地较有影响的锣鼓班。
3.民乐队。又称“民族管弦乐队”,由十几人至几十人组成,通常有拉、拨、击弦以及吹打等几组乐器组成。各地民乐队有时会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增加中胡、中阮、大阮等,也会增加电子琴、大提琴、定音鼓等西洋乐器,用于丰富音色,满足演奏需要。浙中西部地区的民乐队分为二种情况:一是原本乐队名称叫民乐队。松阳县的民间乐队基本上统称为民乐队,如斋坦乡民乐队、古市镇民乐队等等;另一种情况是,从什锦班和锣鼓班升级变迁而来。当地政府和文化馆重视文化服务主体的文化服务品种。即在什锦班或者锣鼓班的基础上,将乐队中技术成熟、经验丰富、操守好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民乐队,文化馆牵头组织排练演出。配备专任老师辅导加强技艺,民乐队演奏水平不断提高,演奏曲目不断扩大,能参与政府机关组织的大型活动,一般规模在30-40人左右,是属于有组织、有场地、有规划的群众音乐班社。
(一)运行方式。
“乡村社区无论是庙会或各种俗神祭祀还是春节、元宵等岁时节日或婚、丧、寿等人生仪礼都要聚众演戏,构成了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表征。”【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区居民的收人大幅提高,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日益紧迫。各地的民族节日和民俗活动恢复很快。这就为民间乐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1.自娱自乐型。此类乐队在浙中西部民间乐队中占大多数。富裕起来的人们不满足在家看电视和在舞台下看别人演出,在条件许可范围内。由本村镇、本宗族志趣相投的人自发组织了各种民间乐队,白天各自务农、经商、教书、打工,晚上聚集在一起吹拉弹唱、自娱自乐参与群众文化活动,没有报酬,不计辛劳,节假日到广场、公园演出,为广大市民带来美的享受。如松阳县的30余支民乐队。浦江县的70余支什锦班。江山市、金东区和婺城区的大多数锣鼓班和什锦班均属于此。
2.艺术修养型。此类乐队由热爱喜欢音乐的人组成,并由专业教师帮助训练。如松阳县“月宫神韵古乐团”,浦江县的城北什锦班,组成人员均是民乐爱好者,平时他们各自在工作岗位上,或教书育人,或机关上班,或退休在家和经营商铺。到排练时间齐聚一堂,吹拉弹唱鼓乐齐鸣。在文化馆干部和艺术老师的指导下,刮风下雨照常排练。一张白纸从头开始,凭着毅力恒心坚持训练。艺术技艺提高很快,演奏水平越来越好,经常参与政府和部门的各种文化活动,走出去参与文化走亲,给群众带来美的享受和艺术熏陶,社会效益不可估量:金东区农民民乐团,抽调各乡镇乐队尖子,由文化馆组织老师指导排练,在老师精心组织和指导下,演奏能力大幅提高,演奏水平得到专家认可,在金东区文化馆的各种大型活动中屡获佳绩。同时也使乐队成员不断成长。
3.盈利创收型。当下浙中西部地区,都有各种喜庆信仰民俗活动,如:正月迎龙灯、迎会、寺庙开光、佛事道场、婚葬嫁娶等,许多民众愿意花钱请班社前来助兴,以示“讨吉利”、“祈福祉”。使民间乐队有了社会需求和生存空间。如金东区曹宅镇曹亦明的“亦明礼仪民乐队”、澧浦镇上宅村朱国裕的“什锦班”、江山市的莲塘镇坐唱班等均属于此类型。莲塘镇坐唱班组织者毛卓海介绍,乐队成立于80年代初,属于专业坐唱班,以此为谋生手段,至今一直坚持活动。虽然人员有所流动变化。但活动和演出从不间断,目前班社一年要出工(乐队演出)近300工(一工等于一天),活动范围辐射到周边衢州、开化、常山等县市,过年最多休息3天。其余都要演出或者排练,收入逐年增高,在当地影响越来越大。
(二)传承发展。
“地方戏的声腔总是在一个地方的文化整体背景下,本地民众同时作为这种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共同创造,并久经磨砺、锤炼、淘洗而成。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它带着深深的地域文化的烙印,既对本地人潜意识中群体精神的契合而形成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也给外地人带来一种作为独特文化积淀的新鲜感。”131地方音乐和戏曲随着民间乐队传播。得到当地群众喜欢热爱,同时由于民间乐队的更替交接。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成为一种流动状态的传统音乐文化。
1.演奏曲目。文化在传承中会发生适应当地风俗习惯的变化,这也是文化传播中的正常现象。浙中西部民间乐队常用乐器有:鼓板、锣鼓、梨花(大唢呐)、吉子(小唢呐)、笛子、二胡、板胡等,为迎合青年人的欣赏习惯,逐渐加了大提琴、电子琴等现代乐器。使演奏更贴近时代;民间乐队演奏乐曲有大致的分类,如浦江什锦班,演奏的曲目是流传久远的浦江乱弹,《花头台》、《大开门》、《三五七》、《对花八仙》、《大鼓头台》、《三请梨花》等,随着时代变迁和文化发展,现在也演奏新编曲目《爱亲孝老歌》、《拆迁风波》等宣传新风尚的曲目;江山市坐唱班和金东区和婺城区的坐唱班、锣鼓班,演奏演唱的是婺剧曲目:《踏八仙》、《小桃红》、《僧尼会》、《满江红》、《大过场》、《小过场》等,还有很多乐队从浙江婺剧团索要曲谱。演奏新编婺剧以适合不同受众,培养新听众,有时穿插演奏演唱越剧、黄梅戏乐曲,迎合观众欣赏要求;松阳县民间乐队演奏的,则是当地流传近千年的古老宫廷及道教音乐:《月宫调》、《正凡》、《八仙》、《望仙山》、《三情调》、《香供养》、《皈依》等,近年来,随着文化多元化和现代音乐影响,逐渐加上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和小调。《孟姜女》、《四季歌》、《四季歌》、《花好月圆》、《今天是个好日子》等等,使得传统的音乐既有传承又有变化发展。
2.传承方式。一是口传心授延续承接。据了解这类民间乐队更多的是家族邻里相传,父传子、师传徒而传承,学习方式大多是师徒相授、口传心授。如:浦江什锦班、松阳民乐队、江山坐唱班等。基本属于此类;二是演艺培训增添新人。中央以及各地政府、文化馆院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浙中西部地区的文化馆经常举办各种器乐培训班。帮助乐手们提高演奏水平,使各地的民间乐队演奏技巧日渐提高,政府秉持“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理念开展各种活动,让民间乐队有演出锻炼平台:三是专业人员提升水平。当地政府部门和文化馆。在各民间乐队中挑选乐手组成大型民乐队。请浙江婺剧团演奏员、艺校专业老师定期上课排练节目。吸引了有兴趣青年人加入锣鼓班、什锦班,使得乐队呈现新的学习方式,还有的是在学校学习民族乐器。到什锦班来发挥作用,也有的是参与乐队边学边练。这类民间乐队演奏水平较高。演奏的曲目也较为丰富。
(三)存在问题。
虽然浙江中西部地区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态势下。民间乐队呈发展趋势。为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间接的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娱乐产品。但也要看到在民间乐队成长和发展道路上,还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惑,需要政府及社会企业予以关注加以解决。
1.青黄不接。纵观五县市区民间乐队调查,乐队成员年纪偏大。60岁以上老年人占80%,40—59岁中年人占15%。30岁左右的青年人5%左右,随着老年人的逐步离去。民间乐队的后续发展后劲不足,缺少发展动力源的问题亟待解决。
2.资金匮乏。没有任何活动经费,虽然各县市区的文化局从省厅争取了购置乐器经费用于乐队创建,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资金支持,因此演出用的服装道具和乐器各乐队均由成员自掏腰包购置,有的乐队成员为坐唱剧目需要。购置了近万元全套行头用于演出。随着演出剧目的不断丰富,经费缺口大,难以为继。
3.活动单一。民间乐队大多是民间草根艺术,如何让民间草根艺术活动走上适合于当代文化需要的舞台艺术活动之道,政府和文化部门缺少对策,缺少活动引领,使民间乐队始终处在自生自灭、游离于政府视野外的窘境。
有人说:“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样式,只要懂得美和欣赏美,这个民族就有希望。”阿富汗喀布尔市国家博物馆的墙上写着:“只要文化在,这个民族就不会消亡。”音乐艺术作为独特的文化形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人们的生活中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民间乐队通过演奏有组织的乐音塑造音乐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现实生活。并以其特有的美感和富有感染力的声响,唤起听众的共鸣,激发听众的情绪,陶冶听众的情操,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一)陶冶性情。
音乐文化是导航灯,具有重大的指向作用。纵观当下浙中西部民间乐队。演奏的音乐都是最大众化、最富于感染力的传统戏曲音乐和经典作品。常常看到各乡镇和社区上演这样的场景:乐队成员投入地演唱演奏,听众如痴如醉地随音乐应和。民间乐队通过演奏。传播优秀文化。服务大众多元文化需求。既娱人又娱己,增加群众对美的感受,逐渐使人更好地朝着意识美和人格美的健康方向发展。进而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行为。产生改变社会风气的力量,对大众的道德、意志、品格、情操产生间接影响。这种直接而自由的心灵活动,会在音乐美的陶冶中得到净化与升华,使生活中那些不良的欲念、不善的行为朝美的、善的方向转变。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以美为荣的社会。
(二)凝聚人心。
音乐文化是粘合剂,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的、邻里的、村庄的、社区的凝聚力是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而这些凝聚力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淡漠。民间乐队组成人员大多是乡邻和亲朋,通过如婚礼、丧礼、祭祖等礼俗活动,演奏传统音乐和当地的婺剧或者乱弹等。使参加活动的家族成员、血亲与姻亲紧紧连在一起,人心在仪式中得以凝聚:逢年过节、庙会、民间信仰等礼俗活动中,村镇社区内的成员共同祭祖拜神,民间乐队演奏音乐烘托气氛,使得参与的人们产生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整体意识,向心力得以形成;在上梁、庆祝开张等活动中,更多的参与者是乡里乡亲,在民间乐队的音乐声中,邻里关系更加密切,乡情更加浓郁??。凝聚人心,这是民间乐队的一个突出作用。
(三)减压宣泄。
音乐文化是减压阀,具有强大的稀释功能。社会需要减压的渠道和出气口。当今社会压力山大,人们为工作为谋生为生活更上一层楼。四处奔波日日操劳,亚健康、心理疾病层出不穷,如何减压?音乐能使人的情绪得到宣泄或缓解,具有很强的舒缓神经的作用。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面对生活艰辛、劳作辛苦、家境贫寒、亲人去世等不如意时,需要以各种形式来释放情感。参加礼俗活动、聆听音乐是达到“心灵安慰的需要、表达自我的需要、制造气氛的需要和寄托希望与情感的需要”[41的最佳形式与途径。正是顺应这样的需求,农村和社区均组织有音乐爱好的人办起民间乐队,闲暇时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排练乐曲切磋技艺,乡镇社区有活动时则接受邀请参加各种活动,不讲报酬多少,图的是娱人娱己,开心快活;没有活动时,每周定期组织乐队训练,提高技艺,扩大演奏曲目,邻里乡亲参与听乐,减压宣泄,增进友谊,增进社会弹性,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效提高。如我们调研的江山王江修组织的东门社区民间乐队。活动地点就在自家小院内,他收整院落,为队员免费提供开水、桌椅板凳,约30余个乐队成员自带乐器,无论刮风下雨按时参与,他们围成半圆而坐。笛子唢呐二胡鼓板信手拈来,全神贯注演奏音乐,时不时有演唱者自告奋勇演唱婺剧、越剧、民歌等,听者里三层外三层,或坐或站,或品茗,或倚靠树干闭目倾听,需要帮腔时齐声和唱,唱者听者合二为一。每唱完一个唱段。喝彩声欢笑声汇成一片,自娱自乐的演唱演奏形式让参与者的感情得到宣泄。每每心情舒畅心满意足地回家。
全国艺术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艺术科学的研究面临着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创新等战略任务的新要求。当下农村文化硬件建设已经基本达标。但存在文化服务的主体——民间力量参与度不高、文化服务的介质——民间乐队生存堪忧现象。民间乐队在文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积极作用还未得到发挥。如何引导将民间乐队的非主流音乐文化形态参与到主流文化建设中来?笔者以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一)政府企业共同关注。
坚持政府主导与全民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认识民间乐队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为民间乐队的发展与建设做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扶持民间乐队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一是村镇社区的支持。民间乐队土生土长在村镇社区里,参与的人员都是本村镇社区常住公民,村镇社区需积极引导辖区成员参与健康向上、富有情趣的文艺体育活动。鼓励民间乐队成员组织训练、排演剧目等活动,力所能及给予场地、设备、生活、交通等方便,解决在活动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以及困难,为民间乐队参与文化建设、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
二是文化馆站的关注。文化馆站是基层文化艺术工作的堡垒,因此重视和发挥民间乐队在基础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责无旁贷。应利用文化馆站的艺术师资优势,下到基层给民间乐队提供艺术指导,定期开办培训班,定期下乐队帮助辅导,帮助民间乐手提高演奏水平,提升民间乐手音乐素养,使得民间乐队整体水平优化和提升。为民间乐队弘扬优秀音乐文化、传承民族优秀传统的后续发展做好技术支撑。
三是企事业单位的参与。企业虽以经营创收为目的。但也有社会责任,事业单位的职责则是做好公共服务,企业界和事业单位共同参与文化建设、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是对地方文化事业的有力促进。浙中的永康已开了好的先例:著名企业中月集团。2012年与五星社区联合出资200万组建“中月一五星”民乐团,团员来自艺术院校毕业生、剧团尖子、社区公务员和教师等,每周训练,参与比赛演出。参与各种行业和政府活动,在浙江省和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友好演出比赛,广受好评,屡获佳绩,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金华电业局每年出资30—40万资助社会艺术团体。挂牌为金华电力艺术团。在电业局需要搞活动时创排节目,内容有对内宣传安全生产、对外宣传国网公司优质服务理念。他们的“三下”活动下乡镇、下工地、下基层演出。与用户之间架起一座彩虹桥。
(二)财力才力共同扶持。
一是财力扶持。首先,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实行专款专用。切实用于民间乐队经费不足的问题,除了乐器购买外,还应适时增添音响设备,用于演出和比赛,使民间乐队展示平台更加拓展;其次,政府还需拿出专项资金。邀请专业人员对民间乐手进行定期必要的专业培训,提高乐队成员素质。便于更好地传承传统音乐,使民间乐队可持续发展。
二是才力支持。首先,可以让专业剧团与民间乐队结对帮扶,切磋技艺传授经验,将新剧目和曲谱跟民间乐队共享,使得乐队演奏曲目更加宽泛,更加跟随时代步伐,产生更广泛影响;其次,由文化馆牵线搭桥,组织高校和文艺院团专业老师定期下乐队辅导,帮助乐队配置简单和声增加色彩。使演奏更加丰富更加动听;再次培养新生力量加入队伍;最后,政府部门可以对文艺院团和文化部门扶持帮助民间乐队的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奖励,鼓励共同参与民间乐队建设。使非主流音乐文化融入主流音乐文化。
(三)多种途径搭建平台。
一是建立民间乐队数据库。首先。由当地文化馆站牵头,组织人员调查研究,摸清当地的民间乐队基本情况。将民间乐队班社名称、班社负责人、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使用乐器、活动情况等等,登记在案。建立数据库,随时动态管理,可以了解变化发展。及时实施指导扶持,择优参与政府各种文化活动;其次,深入到各民间乐队,调查研究,参与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民间乐队演奏曲目和演奏特色进行拍照录音,建立音频数据库,为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留资料。也为展示当地特色音乐文化做积极工作。
二是建立以赛代奖激励机制。首先,制定计划,将定期举办民间乐队大赛列入文化馆站年度工作,全方位了解民间乐队发展情况,以赛代奖,奖励成绩优异、水平高超的乐队,鼓励其他乐队更好开展活动,使民间乐队后继发展得以持续;其次,开展民间乐队展演活动。政府给民间乐队搭台唱戏,交流经验切磋技艺。同时也为百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会,为丰富群众音乐文化构建长效机制。
三是搭建参与主流活动平台。首先,改变观念。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参与政府活动,为民间乐队参与主流活动搭建平台。在各地的文化艺术节、新年晚会、招商引资活动和重大节庆活动中,给民间乐队留一个空间。用以展示百姓风貌和民间音乐文化:其次,积极为民间乐队搭建互动交流平台,政府和文化馆站开展的文化走亲、异地文化交流等。让民间乐队参与,弘扬特色音乐文化艺术,提升百姓的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参与文化强省建设。
综上所述,民间乐队是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自信的一支生力军,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文化凝聚力的积极力量,是传承传统音乐、发展音乐文化的传承介质。通过政府、企业、民间多管齐下,加大力度共同支持扶助,充分发挥民间乐队在传承优秀地方音乐文化、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增强百姓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真正在当下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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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区域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和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效实现并提升区域物流能力成为普遍的共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产业转移背景下中西部物流产业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首先以河南省为例利用物流需求系数,分析得出中西部地区的物流业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其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剖析了中西部地区当前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业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几点解决对策。
【关键词】:产业转移 中西部地区 物流需求系数 物流产业
物流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在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有些学者将其称作“产业明珠”,其发展水平也深刻的影响着制造业的转移和发展。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都表明全球经济的波动性日益加剧,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和能源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迫使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寻求产业转移[1]。在东部地区的企业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尽管在当地所支付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大大降低,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东部企业却认为产业转移之后综合成本反而上升了,其中成本上升最多的就是物流成本,这也成为了制约产业转移的突出问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入分析了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对物流的需求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经济增长的物流需求系数主要用来表示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通常用GDP 的物流需求系数来表示,具体含义为每一单位的GDP 需要多少单位的物流总额来支撑。河南省作为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的中西部省份,承接了大量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因此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利用物流需求系数来分析河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对物流的需求程度。
2.1 物流需求系数变动情况。
在计算GDP 的物流需求系数时,本文以河南省历年的全省货运周转总量来表示物流总量,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图1。
从图1 可以看出,河南省作为中西部地区的代表性省份,自2000 年以来物流需求系数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7 年之后上升幅度更加明显,说明自2007 年之后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巧合的是,我国正是在2007 年左右开始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制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能够侧面说明河南省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物流业的发展作为支撑。
2.2 物流需求分析。
上一小节对河南省物流需求系数的简单描述,并不能从统计学意义上明确河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河南省历年利用外资额作为因变量,以同期的物流需求系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 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说明河南省物流需求系数的增加能够有效提升其利用外资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讲,即物流需求的增加能够明显提升河南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
尽管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加发达,物流业也经历了多年发展,但是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业的协同转移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中西部地区要想更好、更快的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但目前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发展远不能满足产业转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行业规模偏小且管理不规范。
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相对前几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从全国物流业的总规模来看,中西部所占比例较低,无论是对外贸易交易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还是全社会的货物周转量,都难以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此外,从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管理来看,管理上相对混乱,各项国家政策法规执行不到位,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职责交叉,部门间的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2]。
3.2 物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中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地区,生态环境相比东部沿海恶劣的多,有些地区深处戈壁荒滩,交通网络根本无法覆盖,大量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运输受阻。即使是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上仍然较少,物流业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快速发展。
3.3 物流业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所从事的物流活动仍处于较初级的货物运输阶段,而对于先进的物流理念或是物流技术关注不多,尤其是在物流管理技术以及信息技术上与东部地区差距最大。而技术水平的落后就会直接导致服务水平的低劣和低效,因此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大型商贸、制造企业都将业务外包给东部沿海地区的物流企业。
3.4 物流行业小而分散。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多数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或是资源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较早的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过程中,分工形式也由产业内分工过渡为产品内分工,企业往往希望在一个细分行业中追求更高的市场占有率。而目前中西部地区能够满足企业物流需求的大型物流集团较少,多数企业都是靠内部组织的自我实现满足,这种小而分散的物流业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将会给转移至中西部的企业带来不便[3]。
3.5 高端物流人才匮乏。
中西部地区由于在物流人才培养教育上投入较少,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就造成了目前高端人才匮乏的局面,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快速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因素。
4.1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区域物流。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区域物流,前提就是能够全面准确的评价区域内的市场需求,在分析市场需求时兼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尽管从整体上看中西部地区的物流业并不发达,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区域,制约物流业发展的因素又有较大差异。在分析市场需求时要结合区域内未来整体的产业定位,综合考虑区域的产业现状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方向,有针对性的鼓励扶持不同类型的物流企业发展,优化配置现有的物流设施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才能更好的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4.2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物流企业实现良好发展的环境基础,良好市场环境的营造,需要物流企业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协调。为了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企业的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针对物流业的产业扶持政策。不可否认,这些产业政策的出台对于优化区域内的物流设施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存在过度干预的情况,反而使市场失去活力[4]。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采取适度的干预措施,以市场机制为杠杆,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具体的日常工作应当由物流企业或是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来完成,政府只需在宏观层面进行引导,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即可,切不可过度参与到物流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
4.3 加强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技术设施投入。
首先,中西部地区交通信息网络的完善和优化要充分结合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和现有基础设施,实现不同交通运输网络之间的共存互补,在一些中心城市重点发展高速公路、航空等快速运输网,而在相对偏远地区则主要发展干线公路、铁路甚至是水运。此外,要加大农村交通网络的覆盖范围,通过实施村村通等工程,提升广大农村地区公路的实际运行质量,不仅可以满足产业转移过程中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也可以激活农村地区的市场需求。其次,要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大对区域内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在调研基础上结合本区域的产业以及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合理高效的运作模式,优化区域内的物流资源配置,全面提升物流管理水平。
4.4 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和大型物流企业集团。
综合的大型物流企业集团以及物流龙头企业对区域内的物流业整体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适当向这类型的物流企业倾斜政府资源,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首先,积极对企业进行宣传,鼓励商贸、制造类企业将原材料的采购、运输以及仓储等环节交由专门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完成,财政资金给予适当补贴,以提升企业的积极性;其次,不断优化区域内物流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废除区域内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是精神的有关规定,尤其是那些涉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的规定,要及时废除,同时要为物流企业发展营造宽松、有力的政策环境。此外,地方政府要鼓励资金实力雄厚、技术管理水平先进的物流企业对区域内的中小型物流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积极培育大型物流企业集团。
4.5 加强物流人才尤其是高端物流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物流人才尤其是高端物流人才在行业智能化趋势下的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区位优势不明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单纯依靠外部的人才引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加强区域内的人才培养,提升物流业发展的软实力势在必行。首先,为了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物流企业输送更多的专业型人才,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组建专门的人才培训机构,或是采取以区域内行业协会为主、高等院校为辅的培养体系,接受物流企业的人才委托培训,培养一批既有实践经验、理论又扎实的本地高端物流人才。其次,为了鼓励高端人才在本地就业,政府要出台相应的人才计划,拨付专门的财政资金用于人才补贴,既能提升区域内物流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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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农牧村资源承载力普遍低于半农半牧区,同时,牧区人地压力高于半农半牧区;从中心城镇人口容量和人口城镇化来看,牧区中心城镇人口容量可以满足未来城镇化的要求,而半农半牧中心城镇人口容量与未来全县的城镇总人口量差距较大.依据各县(市)资源承载力和人口分布特点,确定以中心城镇为核心的合理的城镇化策略,提高中心城镇的综合发展能力,加强城镇特色化建设,提高农牧区人口素质是甘南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析西部半农半牧区新型城镇化的有效路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西部半农半牧地区的多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区,具有生态地位特殊、民族关系复杂性、民族文化多样、人稀地广等特点, 城镇化道路不同于其他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具有投入大、困难多、情况复杂等特点,城镇化效益相对其他地区不明显。如何科学实现西部半农半牧地区城镇化,切实提高整个西部半农半牧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数和牧民的国民幸福指数,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为研究对象,总结西部半农半牧地区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为其他地区城镇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西部民族牧区 现代化 可持续 牧区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提出了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为我国今后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城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具体来说,新型城镇化能够有力吸引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是解决就业难题、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实现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依托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城镇化既能增加投资,又能拉动消费,充分释放内需动力。据专家统计分析,在目前消费水平下,城镇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总需求将增长1.2个百分点,并直接带动GDP增加0.44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每增加1人将带动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市人口和生产活动集聚,将持续激发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二)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城镇化能够实现“企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有效推动服务业发展,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一方面可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有组织、分层次地梯度引导农民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城镇人口,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城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空间结构,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纽带和桥梁。
(三)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党的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快推进中西部半农半牧地区城镇化,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地区发展动力,对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使人民享受大体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意义重大。
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全市总面积6.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66.99万人。在地理位置方面,巴彦淖尔北依阴山,南临黄河,东连草原钢城包头市,西邻阿拉善盟及塞外煤都乌海市,处于华北与西北的连接带上。北部为广阔的天然牧场,俗称乌拉特草原,南部是著名的河套平原,耕地面积40万公顷,是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引水灌区,国家和自治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
(一)城镇化基本情况
近年来,该市按照“拓展中心城区、打造特色县城、构筑中心集镇、建设美丽新村”的思路,在城乡建设中巧妙地植入水、绿、文化“基因”,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建设用地不断增长。土地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2012年3年间,全市城镇化水平从45%提高到50%,城镇建设用地增加22.6平方公里,年增加7.5平方公里。根据2012年度土地变更调查统计,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210.3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达到了250.9平方米。“一城三区一组团”城市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尤其是该市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不断创新思路,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导、部门参与配合、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引进农村合作信用社,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建设了以“九庄”为代表的一批新农村项目,走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集约型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对照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和内涵,巴彦淖尔市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存在土地节约集约水平低等问题,主要表现为:
1.城镇化理念落后,土地节约集约意识淡薄。由于投资支撑的粗放增长模式可以在短期内表现出拉动GDP增长的成效,唯GDP式的思维模式将“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城镇建设现代化”、“房地产化”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拉动可以带动相关产业,使得各级政府领导未能跳出旧有的粗放型投资增长模式,着重眼前轻长远、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挖潜,盲目扩张城镇外延。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稀缺的意识十分淡薄,节约集约用地的观念没有牢固树立,传统的扩张用地冲动仍然存在。
2.土地利用方式粗放,节约集约化程度不高。从经济运行模式和水平看,巴彦淖尔市仍处于高增长、低效率发展阶段,欠发达的基本市情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是用地缺口大,指标紧张,另一方面却是土地低效利用。城镇土地利用率不高,内部布局松散,建筑密度和容积率较低,土地资源浪费较重。加之部分地区城镇规划不尽合理,城市建设中,大广场、宽马路、大公园浪费土地现象存在,城镇建设浪费的资源多,城镇化代价高 3.存量建设用地低效利用,城镇用地结构不尽合理。许多产业项目随着经济结构转型逐渐淘汰,长期低效占有土地,加之当前土地保有成本过低,对多占少用、浪费土地的现象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和措施,同时,由于历史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闲置土地的处理措施不够有力,土地流转退出机制还不完善,尚有大量空闲与低效利用土地亟待盘活利用。
4.特殊发展阶段制约,体制机制存在着缺陷。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期,事权划分、税收体制、干部考核等制度设计,与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还不相适应,土地利用效率难以提高。土地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尚未全面建立,现行城市土地供应模式严重存在着市场配置范围小,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社会事业用地主要以划拨方式供应,市场机制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领域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一)科学论证,按照新型城镇化要求编制规划
规划是指导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节约集约用地控制用地规模的刚性框架,只有规划明确了,城镇建设才有规可依、集约节约用地才有章可循。城镇规划是城市建设的蓝图,在新型城镇化思路明确后,现行规划不可避免会存在同新型城镇化要求不相符的内容,要对现行城镇规划重新研究评估,科学预测城镇用地需求,合理划定城市和城镇边界,有序调整城镇内部用地结构。同时还要注意规划的连续性、前瞻性和权威性,编制各类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把过去“物”的城镇化转变为“人”的城镇化,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优化城市布局和形态,彰显水、绿、文化特色,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统筹抓好城乡建设。
(二)推进农村地区土地规模化经营,推高农区土地利用率和城镇化水平
实现农业规模化是建设现代农业和实现新型的重要前提。以巴彦淖尔市为例,该市已有的土地流转形式,还停留在经营权的简单受让和经营面叠加,并不能从根本上产生规模经营效应。因此,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中,必须要以建设现代农业为目标,积极探索规模化经营的新模式,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
1.倡导探索科学的土地规模经营模式。积极支持种养大户和经营能手通过转包、转让或租赁等方式,集中、连片开发利用土地,逐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同时,倡导农户之间互换土地,鼓励农民联户经营。引导农户通过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在亲戚或邻里之间自愿联合经营耕地,变分散经营为联户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土地的集约利用率。
2.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股份)合作组织。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要求,鼓励有能力的个人或组织以特色产业为纽带,吸收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合作组织,承担生产管理和对外融资的责任,进行土地开发整理,发展特色产业的规模化经营。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可改组为公司。
3.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进行土地规模经营。选择有实力、有信誉、有经营土地积极性的龙头企业,以租赁、受让、接受农户入股等方式经营农民的土地,流转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归龙头企业所有,农民在获得流转收益的同时,可自愿转为农工或外出打工挣取工资,并享有国家规定的各种农村社会保障待遇。
(二)加快草场流转,推进牧区城镇化进程
1.加快草场流转,打破牧民对草场的依赖和束缚。在草场流转过程中,要确保草场流转不侵犯农牧民的利益,同时,加强对牧民的再就业和创业培训,使草场流转后的富余劳动力,有条件、有能力从事二三产业。另外,通过草原奖补和各个资源开发者为牧民提供相应的补偿,作为牧民再就业和创业的启动资金。
2.制定优惠政策,保障牧民切身利益。通过合理制定政策,通过财政资金安排,为接受操场流转的牧民提供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再就业和创业的起步资金。
3.创新牧场管理模式,实行现代化的科学放牧。集合有资金有管理能力的牧民,联合设立畜牧业股份公司,选出优秀的管理人员进行经营管理。建设一批有特色、有优势、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畜产品生产基地和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户)。按照“抓大放小、增经、扩草”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在保护草场的同时,发展牧业经济,全面提升草场的投入产出效益,加快促进牧民增收。
(三)统筹发展,优化协调配置城镇土地资源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过渡期,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按照新型城镇化目标,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短期内会更加突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建立以提高综合效益为核心的土地利用价值体系,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一是严控“增量”,合理控制城市用地规模。要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科学确定城市定位、功能目标和发展规模,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合理确定各项建设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严格按国家标准进行各项市政基础设施和生态绿化建设。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土地使用标准配置土地资源。二是盘活“存量”,优化城镇空间结构,提高存量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挖潜城市内涵,优先开发利用空闲、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土地,努力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鼓励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加强基础设施用地集约化利用,强化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开发土地复合式功能,大力推广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有效地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四)完善机制,建立健集约节约用地评价体系
充分发挥集约节约用地评价考核机制的导向作用,制定城镇和地区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目标考核标准和考核制度,并将目标考核结果作为年度用地指标分解以及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依据;从建设用地利用特征、结构、效率及影响因素入手,在土地利用强度、经济增长用地弹性、经济增长耗地量和土地利用管理绩效等方面筛选指标,构建区域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实行节约集约用地目标责任制;将节约集约用地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计划指标分配和地方政府终极考核的重要依据,鼓励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建立节约集约用地专项奖励基金。
总体来说,推进西部半农半牧地区城镇化建设,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推进西部半农半牧地区城镇化的进程中,要统筹考虑好土地、人口、资源和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的科学的实现城镇化,才能满足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切实解决好“三农三牧”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1]于光军,李莹.新起点上的内蒙古城市化发展[J],实践,2011(07).
[2]杜虞.我国的城镇化战略及相关政策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1(09).
[3]田青.对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J].理论参考,2019(07).
[4]邬海军.关于内蒙古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思考和建议[J].延边党校学报,2015(02).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N].人民日报,2014-03-07(9).
[6]统一思想 明确任务 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N].内蒙古日报,2014-04-25(1).
[7]内蒙古城镇化研究课题组.内蒙古城镇化进程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之一[R].内蒙古统计,2013(3).
[8]高晓霞,侯智惠等.内蒙古城镇化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R].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4(7).
基金项目:河套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巴彦淖尔市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编号:HTXYSQ1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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