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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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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然而,政治改革在中国何以发生、其发生的内在依据以及政治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什么?本文采用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政治制度供给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
政治改革的发生,首先要产生一定的政治制度需求,但并不是有一定的政治制度需求,就一定能够产生相应的政治制度供给;或者说,政治制度供给并不一定完全满足政治制度需求,也可以理解为潜在的政治制度供给不一定成为现实的政治制度供给。
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制度需求与政治制度供给存在社会收益与个别收益的差别。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制度需求是制度服务的接受者的需求或社会需求,是在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决定的,而且这里的制度收益通常指制度的运行收益,制度成本也是指制度的运行成本。与制度需求不同,制度供给一般是制度决定者的供给,它是由制度决定者生产和提供的。制度供给虽然也是在制度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决定的,但它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而是制度的个别成本和个别收益。“不仅如此,决定制度供给的个别成本也一般不是指制度的运行成本,而是指制度的变革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变革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运行成本是指维护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运转而必须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是在该制度建立起来并投入运行之后才产生的费用;变革成本则是为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所必须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一种过渡成本。一旦一种制度或制度结构建立起来,变革成本就会终止,运行成本随即发生。
既然制度需求是由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决定的,而制度供给是由制度的个别净收益决定的。由于制度的社会成本、社会收益与个别成本、个别收益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其社会净收益与个别净收益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和矛盾。当新制度的预期社会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制度接受者或社会成员产生新的制度需求时,只有新制度的个别潜在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个别净收益,即制度变革者感到有利可图时,才会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这时政治制度供给才能满足政治制度需求,政治改革才能发生。否则,虽然新制度的预期社会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收益,但新制度的预期个别净收益小于或等于原有制度的个别净收益,这时推行政治变革对制度供给或决定者来说显然是不划算的。在此种情形下,潜在的制度供给不会形成现实的制度供给,虽然社会有政治制度的需求,但政治制度的供给者往往缺乏制度供给的意愿和动力,政治改革当然难以发生。因此,“制度变革与其说取决于制度需求,不如说是取决于制度供给”,政治制度变革是在社会政治制度需求的前提下,政治制度的供给者或决定者主导的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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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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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香港,波澜再起。自2月以来,香港激进团体发起多次“反水货客”行动,后演变成“反对内地游客来港自由行”。3月,一批戴着口罩的激进者响应网上号召,以“反水货客”为名,在新界上水、屯门以及九龙尖沙咀集结,指骂、围攻内地旅客,追着旅客并脚踢他们的行李箱和物品。作为回击,有内地网民高喊取消供港制度,“以惩治高傲的香港人”。供港制度――这一延续了数十年的对港物资供应制度,再次被公众的视线聚焦。
回归18年,中央政府为保障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不遗余力,供港制度便是为一项对香港的“仁政”。
“仁”――儒家的核心精神之一。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即为“仁政”。
先秦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百姓民不聊生。名士们可以自选列国而效力,百姓们自然也追随治下稳定的政权。彼时,人口即意味着生产力,统治者要想取得一方基业的稳固,必然要争取平民百姓的支持与定居,从而增加物质生产,壮大国力。于是,在政治上,“仁政”体现为“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是“重要”的意思,是统治者得以施行统治的基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的基础是”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而“仁术”,即为“施行仁爱之道”,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是孟子在与齐王讨论用牛换下羊以行衅钟之礼时所说。有了“仁政”,还要辅以“仁术”方得以行之。如果说长久以来中央政府对香港地区的各项照顾性政策是“仁政”,那么供港制度便是其“仁术”的具象表现。
1963年春夏,华南地区遭遇大旱,香港亦深受其害,被迫开始限制居民供水。然而此时的香港正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上升阶段,遭遇缺水的瓶颈无疑是一个噩梦。面对香港的困境,周恩来主动伸出援手,批准建立深圳水库,引东江水支援香港。自1965年3月起,广东省每年向港方出售不少于6820万立方米生活用水。1979年,双方达成连年增加供水量的协议,至2000年供水量已达7.8亿立方米。供港制度从此产生,并陆续拓宽了其供应面。
地域狭窄的香港,人口稠密,最便捷的获取日常生活物资的方式就是从大陆取得。从供水开始,供港物资的种类陆续增加,逐渐形成了包括食品、水、煤炭的供应格局。目前,香港市场上90%的蔬菜,95%的活猪,100%的活牛和河鲜产品,都来自于内地,有力地保障了香港居民的日常食品消费需求。仅以食品供应链条为例,“香港近九成的食品来自进口,其中六成来自内地。而广东毗邻港澳,是港澳市场蔬菜的重要来源基地,其90%以上,每年近80万吨的蔬菜来自广东。”与内地食品安全由数个部门分段管理不同,供港食品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监管链条,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所有供港蔬菜都需要有“出生证”,必须出自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香港方面认可的供港蔬菜备案基地。所有供港蔬菜严格实施登记制度,且必须来自注册登记的种植基地和农户。一旦发生食品事故,这种信息追溯机制能够快速地找到生产商,解决问题并消除隐患。这就从源头上增加了食品供应商的的安全压力,降低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风险。
其二,形成独立的食品供应系统。大陆对供港食品实行出口配额管理,由商务部在每年年初制定各项供港物资的出口配额任务,并分配到各省市进行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政府负责食品的生产,而是由市场上的企业来进行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和市场供应。这套系统相对封闭,生产目的性很强,增大了供港食品的安全系数。
其三,实行严厉的监管手段。内地检验检疫部门和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共同负责供港食品的监管,监管机构职能集中,权责统一。以深圳检验检疫局为例,其配合国家质检总局的政策就制定了十项严格制度以确保供港水果卫生安全。在供港食品模式中,在严厉的监管高压线前,供港生产商一旦违规,将面临撤销供港澳资格的严重后果。
然而,供港食品之所以要求严格,并不是内地刻意而为之,而是因为香港的食品检验要求本身就非常严格。“香港按照风险大小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管理,对最低风险的一类至少每12个星期检查一次,对中等风险的一类至少每8个星期检查一次,对高风险的一类至少每4个星期检查一次。”来自内地的食品要获得香港准入的通行证,就必须实行香港方面的严格标准。另外,供港制度并非无偿“供港”,供港物资的提供者是市场企业,这是基于市场环境下的正常买卖行为。如果内地不肯供应,香港并非就活不下去,依然可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物资。
长时期以来,官方一直强调,保障供港食品稳定安全是政治任务,这给内地居民一种供港物资是“特供”的错觉,也使得部分内地居民留下“供港制度是特权制度”的印象。供港制度的背后主导者是中央政府,这也为这项制度蒙上了一层“特供”的面纱。接二连三的“”事件极大地激怒了内地人,对供港制度的误解也使得不少内地网友抱着“恩主”的心态,高喊取消供港制度。时至今日,供港制度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又是什么造成了香港这部分年轻人对殖民地时期的留恋和盲目的排华?
香港经济地位的下降,部分港人殖民心态的残留,以及内地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
首先,经济地位的下降。十九世纪的香港,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自1842年英国割占香港岛开始,香港被港英政府统治经营155年,并在20世纪逐步成长为国际型城市。大陆解放前夕,内地大量资金、设备、人才流入香港,加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陆遭曾到西方国家的禁运与封锁,香港成为大陆与西方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促成了香港在20世纪中叶的繁荣。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中国,沿海城市发展迅速,对香港的地位造成威胁,漫长的海岸线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中最有可能对香港地位造成威胁的是上海。“大上海有着中国10%的生产力,有着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有着先进的技术条件,更有着良好的商业传统和江浙两省的坚强后盾。”从1990年到2007年,上海的GDP从占香港的21.3%一跃而至占香港的77.7%,足见其发展势头与潜力。必须承认,香港的经济地位已大不如从前。
其次,港人的心理不平衡和殖民心态的残留。回归之后的香港立刻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发展遭到重创。加上内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逐渐赶上甚至超过香港,部分香港人开始怀念起港英统治的时代。与此同时,内地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前往香港旅游观光的内地居民也逐年增加。然而在部分香港居民眼中,内地人还是一副“暴发户”的形象,加上部分内地游客确实素质不高,做出有辱形象的事,更增强了这部分港人的优越感。内地游客前往香港大量购物、内地居民前往香港生产被认为侵占了香港人的资源,引起港人不满。
此外,频发的内地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内地居民不满。近年来,珠三角的某些超市开始销售“供港蔬菜”,受到消费者的热捧,原因就在于供港食品的监管力度更严,安全性更有保障。难道仅仅是因为两地的食品监管标准不同?“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中显示,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日本、欧盟的食品安全率也非常高,达99.5%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地食品安全率低下,事故频发!”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何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居民就能够享受到比大陆居民更有保障的食品提供?供港制度引起部分内地居民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更像是一种区别对待的制度体现。
然而,如前文所述,香港人多地少,第一、第二产业早已转移,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由大陆提供。供港制度有必要长期保持下去,这直接关系到香港的社会稳定,高喊取消供港制度的网民并非真正理性的网民。香港的激进者也毕竟只是少数,这些人不能代表香港,更不可能达成目的。但这股反对内地游客、支持的激进潮流已显示出其不良影响:引起陆港两地民众间的误会,激化对立情绪,为香港极端反对派找到了提供了新的利用话题,并给了境外敌对势力制造了实施分裂、分化图谋的机会。对此,中央与特区政府必须重视,并探寻合理的解决途径。
优化陆港两地交往机制,着力解决交往难题。近年内地游客的大量入港确实对香港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反水客”中的“水客”即指来往于陆港两地的走私者,如何应对两地人民的交往给香港带来的压力是两地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只有合理地疏导缓解这些压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内地游客对香港居民生活的冲击,才能从根源上化解不满情绪。
陆港两地都要加大对民众关于港情、陆情的宣传与普及。香港民间对大陆人不满的声音经过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的放大,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境外媒体的大肆渲染,已对香港居民的认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模糊了内地人对于香港乱象真相的认识。对网络上的激进声音与不实消息,两地官方要及时澄清网络谣言,发布事实真相,引导民众理性对待激进事件,防止事件继续发酵扩大。另外,要严惩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共财物的激进分子,震慑这些破坏两地关系稳定者。
逐步提升内地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内地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让不少内地居民对内地的食品安全失去信心。供港制度本不是“特权制度”,但与内地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一对比,难免让内地居民心生不平,造成“我们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你们”的错觉。大陆居民对供港食品的热捧反映了内地不健全的食品监管现状,也是造成部分网民对待激进事件更加激进的推手。
尽管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着激进的声音,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港人是爱港爱国的,绝大多数内地居民也能够理性看待这一系列风波。两地人民交往中存在误解与隔阂是正常现象,加以合理的引导与解释就可以帮助两地人民认清事实与真相,化解矛盾。供港制度是一项“仁政”,它极大地保障了香港居民日常生活的稳定与香港经济的发展;供港制度又不是一项“仁政”,因为其本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供给制度,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评判一项“仁政”是否得当的方式不在于施政者得到了多少回报,而在于它是否切实给民众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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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围绕着资格(如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和权力进行过多次博弈。英国经过多次选举法改革,才逐渐取消了对选举权的限制,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以“普选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对自由资本的规范和对社会的干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效仿了这种制度,形成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通过以宪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基本内容包括:以政治竞争和政权轮替为目标而动员社会的选票政治,在政治组织机构上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以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制度。
1.通过选票政治实现政党竞争和政权轮替。欧洲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从17世纪英国议会中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出现的派别,发展到当今活跃在各国和欧盟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无处不在。政党是组织和动员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形式。政党政治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掌握政权为主要目的,在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和诉求在竞争中得到表达,并借此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防止执政党腐败,并提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不仅可以通过执政地位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且可以获得立法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国家发展方向。因此,政党一般将其工作重点放在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推选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想方设法进行竞选活动,以赢得选民支持。选民也通过对于执政党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由于选票政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金用于拉选票,所以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民的意志而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2.三权分立政治组织结构 。现代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政治权力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当今西方社会,“三权分立”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媒体的独立地位和广泛影响力已经为其赢得了“第四权力”的称号。同时,在所有权力机构中,议会的作用也相对突出。议会又称国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机构。它由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以“表达全体人民意志”自居,一般享有立法权、预算权和行政监督权,因此地位十分凸显。以“议会制”国家英国为例,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负责制定、修改、补充和废除法律;议会是行政权力的来源,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必须辞职;议会还负责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
3.政治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文官是职业公务人员,与通过随执政党更迭而获得任命的“政务官”不同。该制度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入加以改造,以防止“政党分赃制”的弊端。其基本特征包括:公开考试与择优录用、严格考核与论功行赏、无过失终身任职、在政党政治方面保持“中立”等。职业文官是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利时从去年6月13日国会选举无法产生绝对多数后,无政府状态持续超过一年,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政府,但比利时政局仍然稳定,各项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官体系的支撑。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波兰尼对于西方社会的观察是富有深刻洞见的。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波兰尼所描绘的“19 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 波兰尼的分析反映的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时代特征,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已跨越国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统一市场和统一行为规范下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活动在扩大的边界内进行,但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却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对市场的肆意行为无法形成制约。西方社会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的三者相互制约的体制就这样出现了失衡和不对称的状态。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大利益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私人资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权可敌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经济规模、雇员人数、经营地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在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跨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代替传统的民族国家行使各种权力。跨国公司逐渐脱离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者,它们要国家在国际上代表它们的利益,却通过向国外转移资本而摆脱国内的再分配义务。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它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跨国公司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广泛介入,已成为现代民主体制中重要的利益协调者和社会动员者。欧盟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对象不仅包括国家和超国家两个层级的议会,也包括专家小组,还包括欧盟委员会或部长理事会。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了左右政府决策,常常使用内部游说、影响选举、外部游说、提起诉讼等几种主要策略对议会、行政和法院施加影响,参与美国的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司法审判。
2.力量失衡导致的贫富不均日益加剧。强势和全球化的资本与弱势和民族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导致分配领域里权力向资本大幅倾斜,并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西方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几乎100倍。美国0.1%高薪族占据了全国总个人收入逾10%,他们平均每年收入逾170万美元。相反,基层人员的收入数十年来不升反跌,造成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收入差异。在2008—2009年间,法国最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准持续下降;而同期,那些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却继续上升。底层生活水准下降的同时贫困人口也随之增加,共增加了33.7万人,达到817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法国人增加了0.5%。市场机制将劳工和移民带出了世代生存的土地,去追逐工作和富裕,从而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失衡的局面,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情绪,罢工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欧美各国。英国《独立报》评论认为,这些抗议行动预示着自1968年革命狂热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反抗斗争的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已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这场抗议活动受到了“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的启发,目的是反对经济不平等和1%的特权阶层。它的口号“我们都是99%”现在已经为全球各地这类行动团体所采用并有进一步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3.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失衡引发的各种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经济社会和政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格局变成了相互抵消和限制的格局。
首先,欧洲福利社会通过影响政治而获得的经济福利由于资本的外流和全球性的竞争而难以为继。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寅吃卯粮、高筑债台来维系入不敷出的福利财政,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抑制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使本国的产品恢复国际竞争力。这种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不满和抗议,从而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脆弱。
第二,反映社会情绪的媒体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并且通过优化了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使对政府的批评能够快速扩散、加倍放大,有时产生“蝴蝶效应”。在德国,媒体对默克尔政府政策的诠释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执政能力,她领导的政党已经在六次地方选举中失利,基民盟及基社盟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落到32%。英国媒体对政府也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改革的急速转变、利比亚战争等使得局势对联合政府来说十分困难。有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41%,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5%,对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13%。在欧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孕育着各种不满情绪,包括对北约军事力量的过度使用。可以说,由于多重社会失衡的出现,西方社会内部的多重不满也在生成和蔓延。
第三,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当国家化的政治力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时,一种选择就是重新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弹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调,进而制止外来移民的涌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等。还有一些极端势力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伦敦骚乱到挪威袭击爆炸事件,这些都表明整个西方社会矛盾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组建或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走区域一体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联盟成员国希望通过一体化形成一种新的有保护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欧盟大市场的建立,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获得比民族国家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外采取保护措施,对内力促提高竞争力,让欧盟市场内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欧盟的组织结构恰恰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平衡的状态。 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权能。
1.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通过一体化、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边界。特别是关税统一,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同时,在农业、竞争政策、对外贸易等领域建立共同政策,为各国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保障。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单一法令》在共同体的新边界内建立了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通。最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欧元的启动意味着货币层面的一体化最终实现。此外,欧盟还设立了欧洲央行与央行体系,并确立了四项标准,以规范通胀率、财政赤字、汇率与长期利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使成员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逐步向欧盟一级转移和共享主权权利,基本完成了经济力量对传统国家界限的突破,使得经济要素能够在大欧盟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从而创造新的财富。这一经济规律也是欧盟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
2.欧洲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罗马条约》在政治上完成了欧洲一体化目标、内容、机构及其职能的最初设计。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政治一体化在不断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政体创建的过程。但是,政体创建却远不像共同市场建设那样顺利。民族国家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主要权力向欧盟的让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采取了多种妥协形式,设立权能不同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应对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功能领域,如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里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在各种决策中实行一票否决的各成员国政府和部长理事会、名义权力的增长超过实际权力增长的欧洲议会,以及保留了多种权力的各国政府,及正在发挥作用的次国家机构、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与经济力量相比较,欧盟的政治架构显得分散和杂乱,往往很难形成对经济力量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合力。
3. 欧洲社会政策。欧盟的民族福利国家制度与统一大市场体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常常出现相互抵消的势力。市场的扩大本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经济福利的提升。这些积极的现象在欧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特别是早在《罗马条约》中就预先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不断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作为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在此后的发展中,欧盟又不断地提高社会政策目标,强调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的改善,健康与安全,工资平等,同工同酬,事故与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在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致力于“共同欧洲社会模式”的建立,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领域最核心的权力——通过国家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险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依然留在民族国家手中,而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也是通过向本国政治制度施加压力而获得利益,这种游戏规则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体系。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的限制,欧洲一体化则试图建立起新的边界,使失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重新达至平衡。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却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欧洲一体化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而社会对经济来说仅仅处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的战略目标。欧洲的战略家们的意图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平衡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要比“规划”艰难的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功能领域而形成了多层治理的、 “特殊体制”和在许多领域里都没有通过政府进行治理的特殊的“欧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体系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非常软弱。一方面,由于多个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成员国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加之缺少权威的政策制定中心,欧盟以寻求共识为主的决策过程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决策权的多层面和多领域分配使其很难接受民主监督,合法性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
但是,由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欧洲传统的民族国家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行使职权。在本质上,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有与美国相类似之处,各党派可以为了选票,不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在削减赤字、加税和增加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为了选票实行债务财政,寅吃卯粮,将危机尽量拖延给下任政府。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点在于欧盟的存在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和转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统一的欧洲大市场逐渐形成,欧洲联盟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张,而相应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却仍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尽管欧盟所介入的政策领域的范围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拓宽,但总体而言,欧盟介入程度还远未达到主权国家政策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与欧元统一共同货币政策不相称的是,欧盟目前实行的仍是分散化的财政体系安排,区内财政政策的各项功能主要是通过各国分散化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动力要求更加统一的政治支持,而政治动力却必须来自于利益不同且组织分散的成员国。因此法德两大国这对“欧盟的双引擎”总是要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的动力,否则欧洲发展缺乏了政治动力就会陷入更大的失衡。
上面讲到,进一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代价在现阶段是巨大的。这个状况在欧盟发展早期是相反的。在外部经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欧洲的扩大和社会都意味着机遇的增多,资源的配置合理和福利的增长,不仅资本获利,而且民众的福利也可以增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福利支付方式很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寻找平衡,而习惯了传统组织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各国民众并没有产生均贫富的“欧洲认同”,也没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强行执行,法德领导人,以及所有支持财富以某种方式转移的政治领导人都会面临社会反对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难解的“结”。
所以,从结构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欧盟,北美问题虽然简单,但性质雷同)的病根在于市场边界的扩大带来的传统国家边界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失衡,实行西方民主制国家的选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选票向政府施压,但是政府支持、规范、干预大市场的能力都被削弱了,这中间就出现了断裂。有些政府选择支持本国大企业到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将加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出现类似波兰尼描述的世界大战前的态势。我们预测,在世界各种力量找到制度平衡之前,西方社会要面临15-30年的调整动荡期。
欧洲国家试图通过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若干挑战,但是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却非常有限,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面临多重问题。选票政治在民族国家内已困难重重,而欧盟治理体系的局限及其权能的不足则将制约欧盟的未来发展。建立适应大市场的大政府,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重新达到相互平衡的状态还任重道远。欧盟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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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政策学者十分关注对政府可以用来实现其目标的各种基本工具或用具的理解。他们的兴趣从最初的归纳性创建有关通用性工具的广泛列表以供政策分析者使用,转移到对工具的各组成元素的更简洁的、但仍然有用的规范的发掘努力上。从通用性工具到完全规范化政策的转移,需要设计者不仅仅了解基本的组成元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制度优于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哲学的鲜明特色。西方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无启示,中国传统性善论可能是人治的痼疾。法德兼治是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摘 要 题】制度设计
【关 键 词】制度/人性/政治哲学
【 论文正 文】
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家形成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力武器。西方政治哲学中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宪政制度设计,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西方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的思想体系,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分析性等特点。在研究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与实际问题、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遵循规律和制度研究方法,即从一定的原理和原则出发描绘政治发展的趋势,阐明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建立规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61)可见,制度和人性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视野和范畴。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共识就是制度优于人性,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
1.柏拉图由道德“理想国”转向崇尚法律。
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在这之前,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实行绝对的人治。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但“三十寡头”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12)“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21)
休谟精辟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117-118)孟德斯鸠大声疾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54)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264)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22-23)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140)所以,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
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成立,它不仅会导致“民主悖论”,还不符合现实,因为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即使多数人的统治是可能的话,多数人的权力也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国体重要,政体(形式、程序)更重要。他说,不要认为只要有好的统治者或优秀的统治阶级就能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491)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但好的制度则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得做于民有害的事情。他在1963年就能有这样清晰的语言概括,值得深思。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邓小平有一重要视角,就是对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9](288)“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9](34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10]
邓小平用“制度”根源解释了““””,同时也形成他的政治制度哲学。众所周知,““””结束后,当时的局势严峻,千头万绪,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说明:是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制度思维必须代替人性思维、个人崇拜。邓小平这一科学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146)领导人说的话不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不能跟着改变。它隐含着告诉人们,避免““””悲剧,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人性),是制度决定领导人,而不是领导人决定制度和法律。这一思想由于其智慧的光芒而被吸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中。
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十分精辟地指出:““””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他在指导《决议》时指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9](333)“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9](298)他还结合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历史讲到,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客观上,环境紧张,主观上,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显然那时他认识到有比品质更重要的根源。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再一次反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336)“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297)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这样可怕的事情”提问时更是一语中的:“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9](333)是制度的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不是与此相反;更重要的是人的好坏掩盖了制度的好坏。
邓小平认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9](350)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1](311)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制度已成了他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中,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他把它提到制度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11](371)领导人可以改变,但道路、制度、政策(法律)不能变,这同1978年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亲身感受了““””的人治,以不同性恶论的“路径”和分析角度得出与波普同样的结论: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我们知道,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背后隐含的是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警觉和无奈,而且西方宪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预设的人性缺陷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它背离了这种制度设计最原始的意义,即通过对权力的限制达到对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实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有效地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缺乏的,应实事求是地承认。
因为一则西方政治哲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思想凝聚着人类政治文明的科学认识成果;二则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体制,有可能重蹈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人治老路。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以“制度”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而以“人”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把对权力的制约,完全放在了“人”的因素上面,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实行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集权专制。[12]笔者认为,能否充分吸取制度的性恶论角度这一合理内核,当前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预设,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人们、尤其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上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的实现限权与法治,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善良本性的回归;只有正视人性缺陷的同时,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在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基础上,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从而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真正做到合乎人的善良本性与愿望。这应当是现代宪政主义追求的目标。
但是,性善论的弊端在于它无视人性缺陷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认为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防范。它本质上与法治相对立,为人治权力演变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13]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能忘记。如果说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制度设计对法治国家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性善论可能是人治退出历史舞台的顽疾。
依法治国,同时以德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4](135)因为“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物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15]日本学者1998年提出这一“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构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不是说个人的品质、性格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品格里面都有好、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不好的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解释不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其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却没有把那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而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说得好:“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16](12)
制度教育人、塑造人。制度既是人生存的保障和规范,又是影响人发展和实现其才能的重要因素。“制度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或是相反。”[17]这种限制或制约是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罗尔斯也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18](285)就经济制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马克思其实对制度决定人性有精彩的论述:“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说人不成为其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哈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9](411-414)
邓小平反对从人性上挖掘““””、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并不等于他回避、掩盖毛泽东的错误,更不等于他忽略品格重要性的制度思考。他要求《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他提出“四有”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干部四化也是先得“革命化”。这说明邓小平政治哲学包含着道德的前提。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制度问题上,道理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这是东西方的共识。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说:“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20](403-404)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164)政治体制改革是他心中不懈的追求、不熄的圣火。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靠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可见,邓小平这里已经超越了波普:选好制度,也得选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与制度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制度视角不仅解释了历史,说明制度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法治代替人治的历史进程,他是法德兼治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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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客观事实: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主观事实: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现代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治课论文范文: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 全文如下:
作为一门学科,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发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那时在中兴大学和东海大学成立了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紧接着,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系于1960年成立。在70年代,辅仁大学和东吴大学也于1972和1973年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系。1983年,政治大学将其原有的人类学--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系。1993年,世界新闻学院成立了偏重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系。最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95年在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内正式成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院中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内供职。
在上述的社会学系(所)中,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东吴大学可授硕士学位,而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和世界新闻学院只有本科。清华大学在1987年开设了独立的社会学硕士课程。此外,台湾大学农推所的研究生部长期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而“中央研究院”是一个非教学的研究机构,不为学生提供任何学位,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上面提到的各社会学系中担任全职或半职的教学工作。
其他广义上与社会学相关的系(所)如社会工作(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系)、社会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政策、保健、医学社会学等,自80年代起,在许多大学和院校得到发展。这些系(所)虽然按照定义不是社会学系,但也有不少社会学家。
根据1995年的最新估计,在台湾,约有150名社会学家工作在教学或研究机构,而1985年时只有81名,在过去的1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之中80%有博士学位,而1985年时只有约一半人有博士学位,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Chang,1996;瞿,1986;)。在台湾,社会学与其他建设完备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相比,其学术社团仍相对较小,但却比心理学和人类学有更多的师资。社会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也改善了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社会学家心中的地位。1983年时,在上述7门学科中,社会学自我评估居第六位,仅高于人类学(萧,1984)。但到1995年,在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已上升到了第三位,仅次于经济学和心理学(Chang,1996)。
总的说来,在战后的台湾,社会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发展史相对较短。战前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在1895至1945年期间,台湾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因此,战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也无日本时期的遗产可继承。战后台湾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开始经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8年以后的20多年中,社会学一直未被视为合法的现代社会科学。由于国民党的精英们误认社会学是社会主义或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所以在50、60年代的大学中,社会学即便是未遭有意的压制,也得不到发展和鼓励。
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败北时,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学家来到台湾。共产党执政后,大多数社会学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建立于大陆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并未真正地移植到台湾。没有殖民地的遗产,也没有大陆的传统,所以,台湾战后初期社会学发展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认同危机”,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断裂”。回想起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学的建设完全是一种创新的努力,而不是对某种已有的东西的恢复和改革。
新社会学始于60年代初,战后世界体系中美国的核心地位和美国化社会学对其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对台湾大学建立社会学系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并为台湾提供了新一代受过美式训练的台湾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直到70年代才有助于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但同时也使台湾社会学产生“依附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后来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运动在80年代转向了本土化,甚至台湾化。
大陆出生的社会学家属于战后台湾社会学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故去或已退休。在150名在位的社会学家中,多数是台湾出生的,属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三代台湾社会学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主干力量,如今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到55岁之间。第四代社会学家是第三代社会学家从前的学生,80年代后期才进入社会学界,年龄大多不足40岁。从现今社会学家的生活经历和年龄结构来看,台湾社会学事业可以说主要是由台湾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来挑大梁。
萧新煌曾以“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为分析工具,把台湾社会学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描述为“依赖性发展”,它完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学从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义一家独尊,到70年代多元范型兴起这一范型转移的过程。从1960年到1981年,在123篇中文写成的期刊文章中,所引用的1051种英文参考文献大多数是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那时,所有中文的社会学教科书实际上都不过是美国社会学入门教材的翻版。在这些教科书中,没有战前大陆社会学家和战后台湾第一二代社会学家所做出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成果。美国社会学的普适性从未受到怀疑和挑战,文化特性和“国家社会学”等问题也从未被视为合法的问题。到了1980年,台湾社会学的地位仍处于战后美国社会学所发展出来的核心范型的边缘。
然而,从8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在中国化名义下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要求。社会科学社团(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开始进一步反省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急切地想把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因此,根据70年代初期以来台湾所经历的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正确评价这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走向本土化的自觉运动,是十分重要的。
1972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台湾和自己。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政治改革。随着民族主义的危机意识的增长,产生出一种意料之外的集体意识来处理当时台湾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由于外交上受挫,注意力中心便直接转向了内部的改革,台湾的现实开始为许多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关心,乡土文学运动是第一个有意识的努力,不少年轻的台湾作家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身上寻求文学理念,试图用台湾的社会现实主义来取代60年代一直支配台湾文学的西方现代主义。这场运动在70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争论中达到高潮,从此,社会现实主义在台湾文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萧,1996)。这一本土化转向也扩展到其他诸如音乐、表演艺术和电影文化等领域。社会科学家自我发现和自我批评可以看作是这场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知识分子全面的本土化意识的进一步展开。从时间上看,是与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第三代社会学家作为新生力量出现是相符的。
在80年代初期,从美国归来的受过高等训练的社会学家的人数日益增多,随着他们投入到这场运动,台湾的社会学景观大为改变。根据1983年的一项对社会学家的调查,对当时的社会学状况,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社会学家对过去20年的社会学进展十分不满,自我批评的表达包括:缺少临界质量,缺乏特色和没有发展主流等,缺乏理论洞见和经验工作也是对1983年前的社会学的普遍评论。大多数社会学家还非常关注,在国民党统治的数十年中,社会学发展所受的政治影响。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养育出成熟的社会学。如同以后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和批判的理智活动,有助于台湾民主化的形成。更为直接的是,有不少社会学家作为拥护民主的知识分子,参与发动、动员和保护了来自复苏的市民社会的民主力量。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要求,大多数社会学家在80年代赞同这种自觉的努力,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然的。社会学为何要本土化,许多人认为,它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根基是必需的,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并能产生社会学的文化和历史认同。但他们很快强调,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停止学习西方社会学,或鼓吹建立一种国家社会学。本土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集体的觉醒,而不是一种幻觉的产物。如同萧新煌根据调查资料所总结的,本土化社会学应是一个双重概念,既要有社会学的普遍性,也要有相关的文化性和民族性。换言之,社会学本土化不仅要通过把社会学知识深化到台湾现实,以促进台湾社会学的基础发展,而且要通过提供得自于丰富多彩的文化特性的新元素,来充实世界社会学。从本质上讲,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是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萧1984,1987)。
最终,对台湾社会学本土化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步骤。首先,应促进对战后台湾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及其相关问题做有力度的研究。其次,要注意中国独特的社会观念、文化特色和历史现象(萧,1987)。
从发表的文章和专家的评价来看,由于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人数的增多,专业的领域和产出都有重要的增长和扩大。根据瞿海源对台湾社会学家1951-1985年间所发表文章的研究(1986),文章1969年前为1.86,1970-1974年间为1.59,1975--1979年间又上升至2.42,最后,在1980--1986年间一跃为3.65。比较一下1975-1979和1980-1986这两个时间段所发表的文章,有5位以上作者的领域数目,在10年间从5个上升到13个。1986年,最密集的研究领域有:人口统计、社会问题、家庭、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社会理论、复合组织、团体互动、女性研究、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以及文化。
近来,Chang(1996)搜集了952篇台湾社会学家1991--1995年间发表在杂志和论文集上的论文,根据他的估算,可以进一步看出,台湾社会学家在过去20多年中研究专业的延续和变化。诸如社会学理论、人口统计、社会变迁、发展社会学、社会分层和城市社会学这样的密集领域,在1980年后仍然占据中心地位,90年代研究趣旨上升的领域有: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这再次反映了台湾社会学对大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回应,这些问题也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焦点。
目前大部分台湾社会学家仍然用中文在本地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他们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写作在海外期刊上发表的兴趣正日益增长。从1991年到1995年,150名社会学家中有30名把他们的文章给了50多家海外或国际性刊物,这标志着台湾社会学家正缓慢而有长进地加入国际社会科学社团。
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学正逐渐被认为是一门上升的智力事业,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社团中已建立了合法地位。社会学家被视为是一群倾向于自由主义并对当前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的学者。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学家不仅是引起麻烦者,也是解决问题者。人们日益期待社会学家能提供灵活的理论来解释变化的社会现实,对各种出现的社会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式,并乐于扮演拥护和批评者。的确,在今天的台湾,除了教书和研究,各种社会学家还担任着多重社会角色。“政府机构”、大众媒介和市民社会组织在遇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都希望得到社会学家的指点、评论或参与。台湾社会学家现在已是“被需要的”和“有用的”了。在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更是如此,不少社会学家已经在推进各种社会运动和保护民主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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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正在全国轰轰烈烈进行着,这次的新教改重新重视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更加强调学生德智体各方面能力全面的培养。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要以教材为出发点,精心设计课堂问题,有效联系时政热点,努力构建高效课堂。这样才能适应新高考制度,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浅谈新高考制度下高中政治高效课堂的教学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针对未来新高考制度下高中政治课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从智慧魅力、节约科学、点燃绽放三个层面就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打造高中政治高效课堂,阐述了应对策略。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未来高考考生总成绩将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这就意味着政治学科将退出高考科目,考生只参加政治学业水平考试。如何应对高考的这一新的挑战,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打造高效课堂,就成了摆在每一个高中政治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从教师、课堂、学生等方面谈谈新高考制度下高中政治高效课堂的教学策略。
1.教师要有教育智慧
教育智慧是教育科学与艺术高度融合的产物,只有智慧的教师才能打造出高效的课堂。笔者认为,要做智慧教师,就必须善于积累和反思。
作为教师,特别是政治教师,所教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更需要长期的积累。这种积累包括知识的积累、素材的积累、经验的积累等各个方面。
知识的积累要靠不断地学习和课堂实践,可以通过读书、学习、培训等途径完成。
素材的积累主要来源于生活、实践、讲座、读书……
经验的积累主要就是在实践中进行了。亲身的教学实践可以积累经验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笔者还特别主张观摩听课,从中得到经验或者总结教训,不断积累,不断提升。
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讲的就是人需要常常反思。教学反思是教师进步的阶梯,是教师进步的重要途径。教学反思的主要途径就是坚持写教学日记。
在积累和反思中,教师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逐渐提高,课堂的高效也将不断凸显。
2.教师要有人格魅力
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做学生喜欢的、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十分重要。
有人格魅力的教师首先是一个有自我定位,有自我追求的教师。正确自我定位的老师显诚实,不断自我追求的老师有活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喜欢你的学科,喜欢你的课堂,喜欢你的为人。
其次,有人格魅力的教师必须是心态乐观的教师,会赞美,会期待的教师。
积极乐观的心态才会引导学生对人和事有所赞美、有所信任。赞美、信任具有一种能量,它能激发学生变得自信、自尊,从而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
高中政治教师不仅仅承担着传授知识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引领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引领学生良好品质的养成,所以说,学会点头,习惯微笑,用赏识的眼光去看待取得进步的学生,用鼓励的话语激励后进的学生,这样的老师一定是有魅力的老师,这样老师的课堂,一定是高效的课堂。
高效课堂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因而必须是节约的、科学的课堂。
1.高效课堂是节约的课堂
著名学者周有光说过,“教育最应该取消的是无效劳动”。在新高考制度下,实现节约课堂,必须克服灌注式课堂、放羊式课堂和纯表演式课堂,真正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真正实现导学案教学。高中政治教学使用导学案,更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激发学习兴趣,培养政治素养,提升综合能力。
二是注重集体备课的作用。俗话说,想走得快,自己一个人走,想走得远,大家一起走。高中政治涵盖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多方面,很多观点需要政治组全体教师智慧火花的碰撞。
2.高效课堂是科学的课堂
课堂上事例的严谨性、语言的专业性、课堂的逻辑性,这些都是高效的科学的课堂必备的内容,在这里,笔者再强调两点,一是关注比较新的领域──脑科学,二是遵循青少年智力发展节奏。
脑科学是当今世界最活跃和最有突破性的学科之一,脑科学在为教学提供生理学基础的前提下,尝试着对传统的教学研究领域进行整合。作为政治教师,要具备前瞻意识,真正把脑科学的研究与我们的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认为,大体上,青少年的智力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浪漫阶段、精确阶段、综合运用阶段。一般来说,教育的全过程受这三个阶段的支配,浪漫阶段一直延续到13岁或14岁,从14岁到18岁是精确阶段,18岁到22岁是综合运用阶段。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只有遵循学生的智力发展节奏,循序渐进,科学引导,高效课堂才有希望。
高效课堂的灵魂是“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课堂最宝贵的教学资源是“学生”, 必须让学习发生在学生身上。
1.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在每一个年轻的心灵里,都存放着求知好学、渴望知识的火药,教师要做的就是去点燃它,而不是越俎代庖。一句话,把课堂还给学生,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专家经过实验得出学生对所教内容的平均回忆率,教师讲授5%,学生阅读10%,视听并用20%,教师演示30%,学生讨论50%,学生实践75%,学生教别人90%。由此可见,课堂要始终以学生为主体,课堂教学要始终以学生在知识、能力上的发展为目的。新高考制度下,学生学习政治的压力相对减轻了,而高中政治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实际又联系紧密,此时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让学生的思维真正动起来,把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自己主动去思去悟,课堂高效必然显现。
2.绽放学生个性的光辉
新课程的学生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个性,这种个性在一刀切、一勺烩、一锅煮的传统教学中不可能实现,只有在多元互动教学中才有可能实现。高中政治课关注学生生活实践的特点决定了政治教师更要正视学生的差异性,珍视学生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不同的个性选择,对待优生,期待他有所进步,对中间生,期待他更加优秀,对优等生,期待他全方面的发展。这样,在学生的独学期间,他会更加认真,对学时会有所互补,群学中有帮助、有进步。这样的课堂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高效课堂,更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高效课堂!
高效的课堂可以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教师做东,向每一位学子发出思想的邀请;高效的课堂可以是一段旅程,教师来做导游,携天下英才而同游;高效的课堂还可以是一篇美文,教师与学生共同读之、听之、观之、品之,令唇齿生香,多年后回味绵长。
[1]王义堂、田保军、王硕旺《新课程理念与教学策略》中国言实出版社
[2]崔允漷《有效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王策三《教学认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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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从清末变法改制开始。清末效法大陆法系进行法律移植,形成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雏形。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依据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创造了近代民主共和法律模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开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戊戌变法 历史制度主义 制度变迁 制度创新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引起了处于政治学研究困境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传统制度对重大制度替代和宏大政治变革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研究视域,它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了制度对于行为主体如何产生影响,以及由制度、行为和观念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塑造某种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缘由。这一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它避免了行为主义的太过微观琐碎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现存限制性条件的忽视,克服了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单一边界条件的缺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强调社会因果关系中的“路径依赖”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路径依赖”意味着系统具有自我强化或正反馈作用,认为行为者一旦步入某一路径,便会沿着此路径演进,系统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原本可能更加优化的政策也可能失去实现可能性或者改变这种路径而另辟途径将是难度很大的事情。经济学家诺斯从供给需求的角度指出,导致路径依赖的根源是交易市场发展的不充分和报酬的递增形成的交易费用的显著或高昂所决定的。诺斯认为:“制度高昂的初始建构成本、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所产生的组织学习效应、制度的优势所产生的合作效应、制度的盛行所产生的适应性预期、被制度配套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等,都是导致制度自我捍卫和路径依赖的原因。” [1]
对于经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特征,诺斯认为同样可以用来分析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与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特点,表现为“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强化了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和对制度的维持强向、政治制度的高密度限制了制度创新的空间、政治权威和权力的不对称性便于支配方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既存制度、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导致政治生活中缺乏明显的纠错机制、政治产品供给的非竞争性使得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等,这此特性都进一步强化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2]
(二)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夹杂着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临界点”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打破旧制度产生新制度的路径突破和路径替代时期;“关键节点”通常归结为重大的外部冲击,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打破原有政治制度,为制度变迁找到突破口和产生理由,这节点上的制度处于断裂状态,各方利益集团处于博弈争斗状态,新制度可能产生。
(三)制度变迁的利益博弈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剧烈的社会环境变化引发了不同社会集团巨大的利益冲突。旧的政治制度由于其先天的惰性使其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主动改变,它会由于自身的惯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刚性而进入“路径循环”状态,这种封闭循环使得新旧制度难以实现有序对接,当旧制度难以容纳环境剧烈改变而带来的冲突时,往往会导致旧制度的崩溃,新制度的创立。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来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望以及旧制度所引发的政治博弈和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法性的怀疑。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上,制度选择的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进行激烈政治冲突和力量博弈,这种合力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终走向。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以人治、集权、保守、宗法继承、抑商重农为特征,在服务于皇权统治的路径中运行着。伴随这种路径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臣民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封建帝国的运行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君权轨道上难以脱离。这一切注定了因为缺乏政治创新而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际,中国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变局促使封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寻求“应变”之道,在晚清政治中出现了一些人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政治新气象,尽管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早期开明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西方技术层面的先进,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指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反思与醒觉。
甲午战后清王朝为了偿还赔款,向列强大举外债,以海关税收为担保,进而使得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的掀起了势力瓜分狂潮。中国处于瓜分豆剖的局面,财政亏空更使这台陈旧机器的运转雪上加霜,清政府只能“横征暴敛”,导致民变四起,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付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下,各地会党,发作待时”[3],内忧外患的政治危局促使惊醒,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第一次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以后的103天中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在政治上,措施主要是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但一些比较激进的具有资本主义内涵精神的措施却没有被采纳,如康有为在1898年6月对于新政的建议提出“拟定开制度局,立宪法,设议院,建设新京,议开懋勤殿以议制度” [4]。即便维新是以挽救危局为目的且措施多有折衷但变法在后党疯狂的镇压下崩溃瓦解只维持了103天,除了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外,一切回复照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设想的君主立宪还未成形就夭折了,一个没有结出果实的花朵随即凋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失败的制度替换运动,它没有打破中国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的路径依赖,没有成功地实现君主立宪体制的制度创新。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戊戌变法仍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尝试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成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先锋
制度变迁一般可以分为渐进型制度变迁和突变型制度变迁。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是统治集团在在政治体制能够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局部不适合形势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变革。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更替通过剧烈的、暴力的和全局的方式实现。在以渐进式变迁为主的制度替换过程中,也存在突变型制度变迁,在政治活动中矛盾双方不能在现成的制度架构内协商成功达成妥协,在政治资源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凭借掌控的话语权,利用暴力机器胁迫对方,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晚清政府在19世纪末期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只有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才能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路径锁定”状态,实现制度创新。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渐进型的制度变迁,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虽然这种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最终命运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制度创新的尝试,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探索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之路的路径替代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动力。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变革就会到来。清朝末期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旧制度的构建者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不变革将会亡国灭种,于是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任何政治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经,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15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说:“再没有什么比带头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的成败更不确定更没有把握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事施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
因为新制度的倡导者使所有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而所有那些可以从新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们则只是他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 [5]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模仿日本,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来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以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然而,渐进式制度变迁已经无法突破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王朝“路径锁定”状态。这样一群势单力薄又缺乏任何政治资质的改良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发号施令,试图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以来试图仿效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步子迈得不大,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康梁”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探索新政治制度的一大步。
(一)利益集团的“搭便车”行为
戊戌变法的组织依托之一的强学会,其成员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有不少人加入强学会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并不是真心支持变法,甚至有破坏分子混入其中。维新派人士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不加甄别地将一些封建官僚动员进入强学会,不仅使强学会的组成人员复杂而且矛盾也日益突出。
(二)行动资源不足制约着创新主体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凡是在制度创新上取得成功的创新集团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在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却没有足够的创新资源,制度创新主体就很难突破现有的制度路径锁定状态,实现既定的制度替换的目标。制度创新资源主要有军事、经济、政治资质和组织等资源。
首先是军事资源严重不足。在变法之前,光绪皇帝也意识到军队的支持性作用,而自己却无军事调动权,他只有将全部希一望寄托于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身上,通过职务提拔,希望他能支持变法,袁世凯效忠后党集团,在了解光绪皇帝的意图后立即向荣禄报告,于是政变爆发,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能任人宰割,在镇压维新派人士后,一切恢复原状,制度替代宣告破产。
其次是制度创新的经济资源缺乏。改革旧制,修铁路、奖励农耕、建立现代化的海军等都需要大量经费,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为了偿付甲午海战失败的赔款,只能大举外债。这些借款除了偿还对日赔款外,还用到政费、利息、军费、佣金、贪污和折扣等上面去了。列强通过对清政府借款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税收。所以,戊戌变法过程中颁布的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因为无钱支持只能作罢。
再次是政治资质太浅。戊戌变法,其领导者康有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并且维新集团中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所依靠的光绪皇帝也是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变法,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是组织不力。戊戌变法的政治组织强学会无法克服组织内部一些投机分子“搭便车”现象,不能形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而在变法过程中不能形成上下合力协同效应。
(三)制度创新主体意识形态内聚力与整合力不足
政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该集团主流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表现为道德、政治理想、宗教、哲学等形式。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教化、批判、整合、导向和控制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对于制度创新主体来说十分重要,对于解决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集团“搭便车”现象很有帮助。
维新集团因为没有搭建起一个合理、严谨、合乎逻辑的意识形态框架,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目标,更无维持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戊戌变法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推动变法的动力不是源自维新集团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深恶痛绝,而是来自外部,即列强对于国家领土的蚕食和瓜分的阴影。
(四)难以抵制臣民文化对于制度创新的阻滞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皇帝就成为权力的代表,因此,他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君主世袭“君权独尊”成为“积习”。所以在改革前后提出“君民共主”,试图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发号施令是很自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发布“密诏”,实行“勤王”运动,可以看出臣民文化对其影响的深远。臣民文化不仅使现代公民文化在皇权崇拜、愚民的专制主义的土壤上难以自发成长并开花结果,也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因此,若要在中国成功实现制度替代,就必须对中国的臣民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淘汰,培育适合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公民文化。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制度发展历程中若能模仿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是最好不过了,但在模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革者应该立足中国的国情,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嵌入到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之中。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先进理论和科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建立具有强大内聚力与整合力的创新团队来完成制度创新的路径替代,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求实、创新、坚定精神的人才能担此任。面对社会混乱、主权失落、领土残缺的局面“康梁”举起了制度创新的大旗,然而其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混乱,创新资源缺乏等,注定了在这个积淀厚重的专制主义沉渣的国家构建民主宪政政体失败的命运。但戊戌变法作为开启了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先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至今为后学者探索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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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主题和形态。从古雅典到现在,民主理论几经变迁,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古典民主意味着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公民大会等形式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这种参与并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公民只有参与政治,个人的道德才能趋于完善,人性才能充分展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滥觞。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被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它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又是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所以雅典的民主其实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民主,奴隶制度是其民主政治制度实现的根源。
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在伯里克利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因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
其次,虽说雅典的政治是抽签选举,任何人都有机会凭借抽签来当选国家领导人。但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因为当选国家公职人员是没有工资的平民很难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担任公职。财力雄厚的工商业奴隶主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
原则上,任何成年的城邦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每次选举时,由每个部落选出一定的候选人,然后再在这些候选人种抽签选举。抽签的主体成分复杂,既包括一些素质较高的人,也包括一些素质较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令雅典人民引以为豪的“陶片放逐法”也有其弊端。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所创的维护民主政体的制度。指定此法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那些对民主有潜在威胁的人。陶片放逐法作为对民主制度的保护措施,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的背离了初衷,其蕴含的民主精神遭到破坏,沦落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为了流放阿里斯泰德,泰米斯托克利在城中散布流言,激起人民对他的嫉妒,结果阿里斯泰德被放逐。在感情的驱使下,人们有时会陷入不理智状态,这是人的本性。因此在任何政体下,“决策人都有可能陷入感情用事的泥淖”。而集体的感情用事,往往较之个人感情用事的破坏力更大,所以民主制同样应该警惕集体的非理性,避免权力滥用。
雅典自组成海上同盟之后,逐步加强对同盟国的控制,使同盟国降至附庸地位。公元前454年把同盟贡金增加到400塔兰特,并将同盟金库由提洛岛移往雅典,同盟贡金的用途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雅典利用同盟国的贡金和其他捐税收入,供应国家开支。雅典的法律、币制和度量衡制也向各盟国强力推行,雅典还向各同盟国派遣监察官和军事移民。这样,雅典不但是海上同盟的领导者,而且是统治者,海上同盟变成了海上霸国。雅典海上霸国的建立,充分暴露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外扩张、掠夺的本质。
雅典的对外扩张,不仅引起了雅典霸权控制下的各邦的反抗,而且遭到希腊另一霸国――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的反对。雅典和斯巴达都企图称霸全希腊,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雅典和斯巴达终于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从公元前431年爆发,到公元前404年结束,席卷了希腊各国。在这次大规模的互相火并的战争中,希腊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都急剧地尖锐起来。
雅典民主政治有其局限性,亦有其闪光点。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了公民的自由,开拓精神,推动了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所以我们应该批判性的去看待雅典的民主政治。
浅谈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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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许多企业非常重视应用内部控制来加强内部管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内部控制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网络的发展与计算机的普及,企业已广泛应用会计电算化,使其内部控制也面临新的要求,建立健全与实际相符的内部控制显得迫在眉睫。所以企业应从企业基于会计电算化实施内部控制的原则出发,探究提出加强内部控制的策略,以促进企业有序发展。
关键词:企业;会计电算化;内部控制;策略
在实施会计电算化之后,企业的会计核算及管理环境发生巨大改变。而内部控制与企业财产物资的完整与安全息息相关,只有完善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保证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因此,基于会计电算化探究企业的内部控制是一项重要课题。
一、基于会计电算化实施内部控制的原则
在会计实务中应用以计算机为主的电子信息技术,这就是会计电算化,它是由计算机代替人工实现记账、算账、报账、查账以及统计、分析、判断会计数据信息以提供决策的过程。会计电算化具备存储容量大、运算速度快、检索查询快捷、数据高度共享、准确分析数据等特点,不仅能大量节约时间、人力、物力,还冲击着内部控制[1]。基于会计电算化的内部控制是预防、发现并纠正系统错误、故障、舞弊等的重要途径,企业在实施内部控制时务必要严格遵循几项原则:一是遵循分离不兼容权限的基本原则,严格控制电算化会计系统的权限,避免操作人员通过不法操作使企业遭遇损失;二是遵循相互制约的原则,严格控制监督系统操作人员及其输入、处理、输出数据等行为,同时明确企业每一名人员的义务、责任,充分发挥约束与监督作用;三是遵循安全保密的原则,因为企业的会计工作与财务安全联系密切,只有遵循安全保密原则,加强管理、控制软硬件,才能避免企业流失机密性的资料;四是遵循内部防范的原则,加强对电算化会计系统的监管、控制,避免出现个人垄断的现象。
二、企业基于会计电算化加强内部控制的策略
(一)分离会计职能与其他职能,保持部门的独立性
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承担的主要是交易记录职能,它应与企业使用信息、组织业务的部门保持相互的独立性,以便分离其职能。一是由企业的业务部门负责执行所有交易,信息系统、会计部门都不能干涉;二是由业务部门正式书面授权对新的业务应用软件进行开发,或改变企业既有的应用软件;三是指定业务部门行使资产的监管权,信息系统、会计部门只能拥有完成工作所需的资产,而由业务部门负责保存其他业务资产;四是在错误日志中如实记录交易数据中发生的错误,并及时将其反馈到业务部门进行纠正,信息系统、会计部门的人员不能擅自对错误的交易数据进行纠正。
(二)加强和完善程序操作控制,确保信息处理质量
企业应严格制定上机操作规程,对机房内的工作作出一般性规定,并对使用计算机处理业务的过程提出具体的程序操作要求。一是企业无关人员切忌随意出入计算机机房操作;二是录入电算化会计系统的各种数据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且具备真实的、完整的原始凭证;三是录入数据的人员如果对数据产生疑问,需及时进行核对,切忌擅自修改;四是计算机机房工作人员切忌擅自将任何数据或资料提供给他人,不能随意将外来的软盘带入机房;五是一旦发现数据输入有误,应按照系统的提示进行纠正,包括编制补充登记、改正冲正负数的凭证等;六是操作人员在计算机开机之后不得随意离开工作现场,且每一周、每一月都要做好数据备份工作。当然,这一系列程序操作控制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要随着企业经营的改变而不断完善,只有通过详尽、完备的程序操作控制制度,才能从根源上保证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确保信息处理质量。
(三)完善档案管理及控制制度,防范新的系统风险
对传统的手工操作来说,会计信息以账、证、表等形式存储在纸质上,由人工完成收集、处理会计数据的工作,并编制会计报表,查询会计资料也是以纸质档案为基础[2]。但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一些记录大大减少,很多经济业务、会计凭证等都依赖计算机进行输入、查询或阅读,且信息源自数据、程序,存储在各种各样的磁性介质上,一些业务或信息处理职能依靠计算机进行阅读。此时如果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极易出现不经批准就擅自更改数据的情况,且改动数据之后不会有任何痕迹留下,导致电算化会计系统面临新的问题及风险,务必要完善档案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一是严格履行接触控制,只允许负责会计电算化工作的人员接触数据的存储介质,且安排专人保管档案资料,明确规定档案的归档与借阅制度;二是严格控制环境,落实防磁、防潮、防火、防尘等安全措施;三是加强后备控制,打造一支高素质企业财会科技队伍,为企业实施会计电算化提供支持。
(四)加强会计电算化内部审计,保证内部安全控制
一是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基于会计电算化的企业内部控制对信息提出更高的可靠性要求,需要企业严格复查各项经济业务,避免发生舞弊、错误等行为。一方面,审计人员要查实记录的内容及事实,另一方面,审计人员要查实记录的资料,一旦发现失误要及时纠正。通过两方面复核查实,企业管理信息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及记录的真实性等得到保障。同时,企业还应加大对审计人员的监督、评价,真正做到查漏补缺,不断提高企业财务管理质量与水平。二是加强落实内部审计工作。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企业应单独设立内部审计部门,使其在高层决策机构或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严格开展内部审计工作,且内部审计人员应充分关注数据及其处理系统,将安全控制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内部审计人员应明确企业是否制定了与计算机硬件、程序、数据文件及数据的传送等有关的安全规定,不仅要检查企业处理站的计算机设备,还要检查其他的计算机终端、外围设备等,严格检测软件、系统等的可靠性,以保证内部安全控制。
(五)进一步落实病毒防控工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
在网络环境下的电算化会计系统运行与维护中,企业应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对计算机系统病毒进行防控,增强网络安全性[3]。一是尽量在不需要本地软硬盘的工作站中使用无盘工作站;二是应用计算机服务器网络杀毒软件对病毒进行实时监控与追踪;三是在网络服务中使用防病毒芯片等硬件来防治病毒;四是企业财务软件应捆绑或挂接第三方反病毒软件,提高软件的防病毒能力;五是针对外来传输的数据或软件实施病毒检查工作,严禁在业务系统中使用游戏软件;六是企业电算化会计系统的防病毒产品应及时升级。不管是一般环境还是网络环境,基于会计电算化的企业内部控制,都需采取上述措施落实病毒防控工作,并积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坚持提高企业会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水平,包括计算机知识培训、会计知识培训等,从而加强对会计电算化的研究及实施。特别是在对付网络环境下令人恐惧的黑客攻击时,不仅要采取有效的病毒防控措施,还要充分发挥出社会的力量,致力于从道德、法律及技术等方面加强防范,进一步完善与强化会计电算化下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
三、结语
虽然基于会计电算化的企业内部控制出错率较低,但错误依旧会发生,需要企业不断完善和加强内部控制,使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在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会计事业的基础上能够有序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赵霞.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研究[J].中国商贸,2014(29):62-63.
[2]刘秀洁,李敏,李倩.浅析会计电算化内部控制在企业中的实施[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02):76.
[3]陈绍宇.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风险与完善[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65-67.
1我国当前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结构
内部控制框架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一个规范体系,它是企业达成目标的指导框架,该框架规范了内部控制的目标、概念以及实施程序等内容。我国内部控制的第一个行政条例就是在1997年5月颁布的《关于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在这之后,我国又于2000年7月颁布并实施了第一部要求内部控制的法律《会计法》,该法律体现了会计内部监督的理念,从2001年到2004年,我国财政部门相继颁布了10项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主要有《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试行)》以及《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资金(试行)》等,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在2006年的时候发布了《中央企业全民年风险管理指引》,该指引充分体现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CICSC)于2006年7月正式确立,该委员会确立之后的第二年就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第一次提出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整体框架。随后我国在2008年5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在2010年4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这两大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就这样,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结构就由此而生。它简要明了,结构合理、方法科学,正符合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CICSC)所倡导的基本规范体系。
2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与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2.1内部控制整体框架
在1929年美国AAA(会计师协会)和FRB(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会计报表的验证》中,首次提到内部控制这一名词,1992年美国的COSO委员会提出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指出,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一个由经理以上阶层和员工共同实施的过程,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企业达到运营效果,与此同时,要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保证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这就是COSO委员会认为的内部控制。在COSO委员会在1992年9月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明确提出了支撑内部控制的框架五要素,分别是:控制环境、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风险评估以及监督,这五元素共同构建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各元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2.2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是渗透于企业各项活动中的行动,企业风险管理所涉及的人员是整个企业的员工,不分阶层,一个企业要想茁壮成长就必须要将风险管理过程应用在每个部门和每一位员工身上。企业风险管理既可以从企业的总体对其进行分析,也可以从单独的部门对企业有一定认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目标就是实现企业的目标。构成企业风险管理的八要素分别为:内部环境、目标制定、风险反应、风险评估、事项识别、信息和沟通、控制活动和监督。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反应,它主要分为四类:减少风险、共担风险、规避风险与接收风险四类,企业应对每一个重要的风险都要考虑相应的风险反应方案。
3从企业内部控制走向全面风险管理———3C全面风险管理框
在企业中实施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是新时期下的环境所导致的,在我国企业的管理中,风险管理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近年来,由于我国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薄弱而引发的事件不再少数,所以,建立我国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成为了我国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在2004年由COSO委员会颁布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基础,这一框架的发布迎来了全面风险管理时代。2008年5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在这一规范中,能够明显看出,我国由原来的理论框架已经逐渐走向了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在2010年4月,我国又相继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并在2012年进一步完善了该条例,要求实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企业,要对企业本身进行自我评估,并相应地作出自我评价报告,交由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企业正在从内部控制走向全面风险管理。我国企业要想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首先,管理者要树立风险管理理念,提高管理层的风险意识,对企业所涉及的风险要素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措施去应对,同时,还要加强道德与行为准则体系建设,适当地激励或是约束企业员工,建立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除此之外,要明确企业的战略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设定战略目标的时候,要考虑企业自身能够承受的风险数量。在以上的基础上,借鉴国外企业风险管理的经验,将目标—风险—管理这三个体系结合在一起,构建3C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在3C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具体要实现以下五个目标,分别是:保护企业不因灾害事件遭受损失;达到企业整体经营战略目标;保证信息沟通以及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有效率的运营;遵守法律。3C全面风险管理初步分成三层,还可以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进行细分。
制定3C全面风险框架的目的就是将风险整合起来进行管理,有利于推动我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以中国电信湖南公司为例,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主要是为顺应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要求和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要求,提出了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目标和要求,同时,也是为了促进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随着中国电信这个大集团的不断发展,该公司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那么相对应的风险程度也就越来越高,所以,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该公司决定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在整个管理的过程中,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完全按照国家的政策执行,并且不断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改革,切实地推进五项集中管理,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主辅主附分离、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管理体系、加快推进战略转型和建立有效支撑公司战略的内部运营体系,加强内部控制,来满足了国有资本监督管理的要求。此外,中国电信湖南公司还要成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以此来确定整个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同时,还成立了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团队,将整体的风险管理策略传递到各个部门中并予以实施,总之,要将系统论的思想重新进行考量,并且切实地应用到电信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中,以此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保证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水平能够上升,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风险管理包含了企业内部制度,同时,二者之间又形成了新的目标—战略目标,这是企业的最高目标。实际上,企业风险管理具有四个构成要素,分别是:目标设定、风险评估、风险应付和事项识别,它们成为了我国企业风险管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未来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意识。企业为了适应当前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应该将全面风险管理切实地应用到管理活动中,与此同时,企业要根据ISO发布的《风险管理原则与实施指南》加强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带进新的发展阶段。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全面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发展的必然方向,构建3C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是企业的必然选择,这样既能够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控制又能够建设内控制度,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浪费和不必要的重复,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全面风险管理势必在不久的将来应用到各个企业的建设之中。
【摘 要】企业内部控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及企业的重视,在我国,随着2010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成功施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对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防范风险和提升公司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是全面提升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中型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制度安排。内控规范是个系统性工程,应提高对内控体系认识,扎实推进内控规范实施过程,建立健全内控责任机构,将内控规范要求与公司现行经营管理要求相结合,提升内控体系效率。
【关键词】企业;内部控制
一、关于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单位为了保证实现经营管理目标,在分工负责的前提下,组织内部经营活动而建立的各职能部门之间对业务活动进行组织、制约、考核和调节的方法、程序和措施,用以明确单位内部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控制系统的总称。内部控制渗透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也可以说,企业只要存在经济活动和经营管理,就需要有相应的内部控制活动。此外,内部控制活动还出现在企业内的各个阶层与各种职能部门中,它不仅包括企业管理当局授权和指挥购货、销货、生产等经营活动的各种方式方法,也包括核算、审查、分析各种信息资料及报告的程序与步骤,还包括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综合计划、控制、评价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等。企业作为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经济组织离不开内部控制,没有一个完善、科学的内控制度,其经济活动就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而且,近些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不断扩大,企业越来越关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企业应从实际出发,加强内部监督和治理,建立对经营活动、管理活动监管和评价的有效机制,并形成一个健全完整、运行灵活的控制网络系统,以促进企业经营活动更好的进行。
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必要性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内部控制标准和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所有的控制都存在于各个管理人员零星的自主活动中,无法依据系统化的内部控制标准进行内部管理。大量的实践证明: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因而内部控制成为衡量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标志,构建一个完整、科学的内部控制控制体系,既是企业组织管理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生产经营顺利运行的根本保障以及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变得越来越激烈,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也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企业为了减少决策失误,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尽可能避免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应加强企业内控管理。具体来说,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构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可以促进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明确各部门的工作目标,激发各部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使各部门的经济活动协调一致,使企业实现保值、增值。二是遏制腐败的需要,薄弱的内部控制是兹生企业领导人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目前已发现的贪污腐败事件也正证实了这一点。企业的权利过于集中,如果企业的内控不严,就会给贪污、挪用单位资产等非法行为提供机会,一些单位负责人为了经济利益授意、指使甚至强令其手下员工办理一些非法事项,从而损害单位利益。三是保证业务经营信息和财务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国有企业经营者对会计信息的关注主要基于其个人利益目标以及对其政绩、声誉的影响,如果企业内控不严,则企业经营者提供给企业所有者的会计信息就有可能被扭曲。同时,由于企业经营者与债权人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债权人所获取的会计信息也可能是虚假的。四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近几年来,通过改革、改组、兼并、资产重组和加强管理等,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国有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仍然不强,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利润增加不明显,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仍然不注重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严重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加强内部控制的几点做法
1.高度重视,有效推进内部规范工作的实施。
人作为企业的主体,也是企业各项政策的执行者,应该最先从根本上提高自身对内部控制的认识程度。只有企业各级人员认识上得到了提高,企业各个业务部门、人员才能真正贯彻企业的各项制也只有提高认识,才能增强自觉性,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真正落实到位。
2.建立健全企业内控制度。
对于很多民营中小型企业和内部人控制较严重的企业来说,它们或许根本没有内部控制制度,因为他们大多对会计不太熟悉和不太重视,他们更看重的是业务,会计的作用更是被老板所代替。有的企业存在内部控制,但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全面,没有覆盖所有的部门和人员,也没有渗透到企业各个业务领域和各个操作环节。面对这些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必须要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二是必须要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其得到全面实施。制度是确保流程控制法制化的关键,制度是企业内部的法律,只有建立有效的制度,明确控制流程各个环节的控制内容和关键点,才能把内控制度真正落实。构建严密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应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控制层次:首先是在企业一线供产销全过程中融入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制度,建立以“防”为主的监控防线;其次是设立事后监督,即在会计部门常规性会计核算的基础上,对其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性和周期性的核查,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最后是一套相匹配的绩效考核体系,对每个岗位的职责进行明确。
3.优化内控环境。
有了领导的重视,有了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还需要有内部控制的良好环境。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必然受到组织结构、职工胜任能力及忠诚度、分权与责任表达、预算与财务报告、组织牵制与制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控制环境是对控制程序和控制技术的选择及其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大类,我们一般说的都是内部环境。要优化内部控制环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树立先进管理思想,企业管理层必须树立现代管理思想,自觉形成风险管理观念,并通过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确保企业全体员工都明确自己对内部控制的责任。
②要培育遵守制度的企业文化,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现代企业也要成为法治企业,无论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还是最基层的企业员工,都应当对企业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以制度为标准检验经营管理的对错和效果,发挥其保护、监督、制衡的作用。
③优化组织结构,企业的组织结构在设计时,应对每一个部门的责任与利益明确规定,既要防止权力重叠也要避免出现权力真空,使每一项业务处理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机构和具体人员负责。
④要在企业内部形成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氛围,努力建设学习型企业,抛弃个人经验主义的一些东西,以谦虚的态度,从先进同行那里学习管理中的好制度、好方法,还要善于从书本上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的知识和方法,敏于观察、勤于思考,总结和制订适合自身管理和发展的内控制度。
4.强化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内容主要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五大要素。要对企业控制环境总体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确保企业的资产、资金的合理配置;对企业风险管理机制及其运行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保证企业有效地防范财务风险;对企业各生产经营业务实施控制活动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确保企业的资金落实、到位;对企业建立信息系统、获取及传递信息等信息处理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对企业内部监督主体状况、内部监督机制的设置情况、内部监督活动的实施情况等进行审查和评价,确保企业的财务控制落到实处。
5.充实内控人才储备,提高人员工作水平。
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发布,我国大多数的市企业都有加强内部控制的强烈需求,涉及的就业人数也大大增加,但是我国目前的内部控制专业人才储备却严重不足。企业管理要以人为本,人力资源管理是合理配置和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以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活动,在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加强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对于内部控制而言,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主要是保证和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品行。信息化环境对员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员工不但要熟悉业务,还要掌握软件系统的操作。可以建立员工培训机制,企业应结合实际,建立切实可行的员工培训机制,通过培训使员工更具工作责任感,明确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此外,企业还应该通过完善的内控制度来约束企业员工行为,建立良好的绩效评价、激励机制,防止掌握企业重要信息资源的人才流失以及相应的信息资源损失。
参考文献:
[1]孙娜.该如何理解内部控制[J].财会学习,2006年第9期.
[2]于海洁.如何加强企业内控管理[J].经营管理者,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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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对内部控制的建设往往是无意识的或依据的是国外大公司的模式。因此构建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模式有利于企业提高绩效,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房地产企业发展成为我国支柱产业,政府对的调控政策不断出台。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存量房增加,经营、财务风险在不断增加。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房地产行业正式进入了增值税时代。房地产行业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内部外部经营风险。本文从房地产企业内控制概述出发,结合增值税的特点,对内控制一些应对变化进行分析。
关键词:房地产;营改增;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一、房地产企业内控制度概述
内部控制是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措施、程序,是一个严密的、较为完整的控制体系。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度是以专业的管理制度为基础,以监管和防范风险为目标,通过全方位建立过程控制体系、描述关键控制点和以流程形式直观表达生产经营业务过程而形成的管理规范。
二、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性
房地产企业数量多、资质低、竞争激烈。项目开发周期长、投资大,整个过程存在经营风险。营改增后不仅是税种上的变化,同时还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十分重要。第一,建立良好的内控制能对整个项目各阶段实施监督,能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内控制能够监督考核企业各部门的工作是否高效,能保障企业的经营效率,保障企业完成既定的经营目标。
三、房地产内部控制制度的现状
(一)企业对内部控制制度认识不足房地产企业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只注重具体开发的工作,管理上缺乏战略意识、对中长期的发展没有规划。某些地产企业还停留在“抢地”就能赚钱,毫无经营风险意识。适合企业自身的、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不会在短期就能产生经济效益。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如果缺乏长远眼光,不会重视这项工作,甚至它的的建立产生怀疑,不愿意进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或者只是让内部控制流于形式,降低了防范风险的能力与经营水平。
(二)缺乏风险意识,疏于企业的内部控制许多房地产企业是抢到地后,迅速开发建设和销售,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很轻视。房地产企业往往只会重视外部因素,对于因为自身内部控制的缺乏而带来的风险因素考虑的很少。近些年在房地产企业只在盲目扩张,忽视了因缺乏内控制建设而带来的管理缺陷。
四、增值税后内控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营改增将地产企业带入增值税时代,这不仅是简单税种的变化,它要求企业对自身的经营流程重新进行设计,内部管理要由粗犷转向精细。企业管理层必须重视,共同谋划、积极应对,做好风险内控,项目流程的各环节,要求予以规范化。这能使企业平稳过渡达到最终降低税负、促进发展的目的。
(一)完善好内部环境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必须有效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履行相应的责任。营改增后具有一定规模的房地产企业可以在内部设内部审计部门,保证其工作的独立性是很必要的。房地产行业的人员流动性较大,要实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力资源政策。另外,还要加强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重点强化营改增后的内部风险意识。“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企业价值高于员工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高于企业价值”这是万达的核心价值观。
(二)加强工程及合同的控制建安成本是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成本中所占比例最大(约占40%)、跨越时间最长、涉及单位最多的。营改增后房地产的税率为由5%上升至11%,能否取得抵扣的进项税发票成为降低税负关键。关键控制点:首先要在工程招标时,要求必须具备一般纳税人资质。其次,在签订各类工程合同时要增加相应发票条款。最后,营改增过渡阶段后的建筑合同成本是否上涨问题,建筑企业主要项目人工成本费用不能取得进项发票,势必导致成本增加。所以选择的建筑企业必须能对其建筑人工成本目标有效控制。
(三)加强资金营运的控制房地产企业资金营运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资金安全,保持各环节资金的周转和高效,保证资金的的供求达到动态平衡。由于营改增后税率的增加,房地产一般纳税人的销项税税率为11%比较营业税高98%。以成交价100万元的房屋为例,营改增前营业税为5万元,营改增后需缴纳销项税9.91万元,可见必须要取得相应的进项税抵扣才能达到企业资金的动态平衡。项目在房屋竣工决算后,进入销售为主的阶段,增值税大部分为销项税,而企业所得税、土增税继续在地方预交,所以后期对资金需求较大。企业要严格按照预算要求组织协调资金调度,定期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如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既保证税款的交纳又要避免资金冗余。
(四)加强制衡与监督营改增的试点范围涉及到房地产相关诸多行业,能帮助企业达到一体化、多元化的战略目标。同时企业的经营管理会变得更复杂,将会遇到更多的问题。首先房地产企业要加强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其次,部门不相容的岗位要分离,定期内审,对于业务岗位定期(集团内部)轮换。最后,拓宽监督举报渠道。
(五)加强对企业人员的培训营改增后对房地产企业员工要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尤其是财务人员、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专用发票的保管、不能抵扣销项税的费用、项目各阶段税收风险管控。
五、结束语
营改增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它给房地产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房地产企业要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李燕.解析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6(02).
[2]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一、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每一个企业的壮大和有序运营都需要各部门的全力配合,健全的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企业管理中的内部控制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了企业发展中每一个阶段决策的制定和实行,并且需要随着实际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整,它不仅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数据分析,同时它也是实现企业内部的监管工作的重要方法和必然途径。但是,在目前的企业管理中,却没有充分的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仅仅是受内部控制体制的影响,同时也与企业中的员工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需要企业在日常的管理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改进,以便于更好的发挥出内部控制应有的作用,不断地提高企业自身的各项能力,从而更好地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二、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中的不足之处
(一)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单一
在我国的企业管理中,企业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变动都是由管理人员全力控制的,但是个人或者少数人看待问题的角度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此,这种模式要求管理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和公平公正的处事态度,即使部分公司采取设置董事会等类似的机构来实现公平决策,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仍然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对于风险的判断能力和企业发展规划的全局性。
(二)经济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
现在的企业对于风险的管理的重视相较于往年来说有所提高,但是这种风险管理的制度却是不全面的,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中,加强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很少有企业会单独的设置风险管理部门进行专业的风险预测和监管,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对于经济风险的抵抗和控制能力,无法实现企业的效益。
(三)监督管理有漏洞
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主要是通过明确的上下级的职责与权利为基础来进行的,并相应的承担了监督与管理的责任,同时相关的监管制度是不健全的,这种不健全不仅表现在执行的力度不彻底,同时还体现在没有将这种责任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人员身上。因此,这种企业内部的责任监管工作的效率就停留在了表面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自身的管理隐患。
(四)市场风险评估不全面
在信息化发展的影响下,电子商务等多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的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同时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企业需要面对的是世界各地区实体店或电子商务的竞争,这极大地加剧了企业的运营风险。虽然部分企业对于经济风险的管理意识有一些提高,但是大都局限于财务部门的管理和控制,但是应对外来的经济风险能力仍然有待提高。
三、构建经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新机制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控制系统
建立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应以内部环境为重要基础、以风险评估为重要环节、以控制活动为重要手段、以信息与沟通为重要条件、以内部监督为重要保证,构建成以内部管理为重点的内部控制体系。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系统应由制度控制系统、预算控制系统、考评控制系统和激励控制系统组成。这种系统涉及到的内容和作用都是比较大的,不仅可以实现明确的职位分工的作用,也可以很好的进行员工对外经济活动的范围的界定,同时,还能通过公平的考核制度很好的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工作氛围,调动全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建立企业风险管理体系
建立和健全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是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因素之一。充分的发挥它的预见性,实现有目的的进行企业风险的预测。可以通过现阶段的企业各部门的数据汇总和市场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帮助企业制定后续的发展路线,尽可能的降低企业的风险,这个过程必须长期的坚持下去,并适当的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很好的发挥出它的效果。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主要由风险管理机制、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理等内容构成。其中,企业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风险管理能否有效的前提。企业风险管理机制通常包括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和风险预警系统。因而,在实际的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中,必须要按照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来进行相关部门的设置,同时,配套的监督管理工作也要进行明确的分工,并慢慢的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三)建立健全财务危机预警系统
企业应当建立重大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明确风险预警标准,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或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明确责任人员、规范处置程序,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妥善处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影响企业风险的因素是比较多的,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市场需求、管理水平、政策调整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问题一旦出现就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因此,需要客观的进行该系统的建立。必须要本着真实、准确和全面的原则来进行风险预警指标的制定,同时也需要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数据进行企业全方位的分析从而做出判断,为后期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四)建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企业应当运用信息技术加强内部控制,建立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的信息系统,促进内部控制流程与信息系统有机结合,实现对业务和事项的自动控制,减少或消除人为操作因素。信息化程度是反映企业管理水平高低,竞争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建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能保证企业财务预警机制有效运作,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提供及时完整的经营结果数据,企业管理当局可以依据这些数据,与预先设定的财务预警指标进行比较。当有超出或低于预警指标的情形发生时,就表明企业财务状况不良,企业管理当局应及早依据预警指标所代表的经营内涵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判断,以防止财务危机的继续恶化。组建管理信息系统,要重视需求分析。需求分析关系到企业的整体规划,因此,要充分动员企业各个职能部门、还可以聘请专业咨询公司。做好软件与企业实际情况的匹配。在基础工作方面,数据的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包括所有材料、物资、产品的数据编码,现实数据和历史数据的衔接以及数据信息规范化等工作。
(五)重视相关人员的选拔和培养
企业的财务部门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此进行相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必须要非常谨慎。可以通过人力资源部门进行专业的人员招聘工作,重视相关的专业技能的考核和资质的审核,同时正确的价值观和较好的职业素养也是考核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考核之后,需要在上岗之前进行系统性的培训和企业文化的灌输。设置公平的升迁考核制度,通过会计人员实际的工作表现和效率进行综合的评价,为员工之间的良性竞争提供有利的环境,以此来带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相关制度的制定和健全仅仅是为了约束和引导日常工作的有序进行,但是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提升才是实现提高企业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我们的管理人员需要重视和公平对待每一个员工,对待消极怠工和违规操作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是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根本途径。
四、结语
通过对现阶段的企业内部控制中的经济风险管理的全面分析,可以发现和总结一些不足之处,并且可以有针对性的将这些弊端进行改进。不断的加强公司管理阶层对于经济风险的管理意识,同时也需要不断的进行企业文化的营造,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以便于更好的实现和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和效率。建立和健全相关的内部管理、风险管理的相关制度和措施,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设置专门的风险评估部门,有理由相信通过做好上述的几点要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并逐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新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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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各大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上也逐渐趋于完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论文,供大家参考。
1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1.1纽带和润滑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是针对人进行的特殊管理,由于人的的特殊性,在一些问题的决定和刚性的规定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些矛盾。要实现对人的有效管理,就要先向职工进行宣传,要先做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职工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对整体的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职工真正自觉的遵守管理制度,服从组织调配。思想政治工作对职工具有激励和凝聚的作用,使职工对企业具有归属感和使命感,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纽带和润滑作用。
1.2疏导作用
企业为了发展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时刻都面临着认识结构的调整,企业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会产生利益争端。这时就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有效的解决矛盾,疏导职工的消极情绪,从根本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1.3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运用合理的管理手段,有效的配置人力资源,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解决具体管理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源,使职工心身愉悦的投入工作,为企业更好的发展贡献力量。
2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2.1管理层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忽视
随着我国与全球交流的增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渐渐得到管理者的重视。但是企业管理层一些人员不能够正视和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够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和认可。管理层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些刚性管理办法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却效果泛泛,在职工中间存在着一些消极的想法。
2.2企业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中主要有两种人员,一种是年轻人,他们虽有工作热情,但是缺乏工作经验,情绪浮躁,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另一种人员年龄较大,他们虽然有工作经验,想在企业发挥余热,但是工作方法落后,不能够适应现在的形势,导致在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较差。
3人力资源管理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3.1企业管理层高度重视
伴随着我国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现了很多大型企业,报纸也趋于大型化,出现了一些大型的报业集团,在这些集团中职工众多。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要把刚性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柔性的手段相结合,让职工从心里愿意遵守规章制度,服从企业调配,心神愉悦的工作。
3.2切实提高人员综合素质,建立健全“一岗双责”责任制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分属不同的学科,人力资源管理更强调管理,其专业性较强,制定的是一些人员必须遵守的制度;思想政治工作更强调“人本管理”。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不仅要专业的知识过关,同时还要有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切实提高综合能力,将人力资源管理的责任尽到,而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也要尽责。
3.3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
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对象都是企业的员工。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面对这职工的思想问题,这就要求人资资源工作者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考虑到员工的思想变化,只有切实做好这些才能够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某报业集团改制中,人力资源管理者就切实考虑到职工在改制中的思想变化,为企业改制顺利进行和改制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在“事先”对所有相关人员做出解释,消除职工的迷茫让职工有思想准备;在“事中”有一套完善的处理方法,针对一些意外情况有针对性的处理,做好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不使问题遗留下来“;事后”做好思想政治巩固工作,针对在改制中牺牲利益的人及时承认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并做出补偿,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心神愉悦的投入到工作中来。
4结语
总之,企业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有效管理手段的落实,都离不开职工的配合,只有在思想上说服职工,调动每个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使每个职工对企业有归属感和使命感,拥有一支坚定的团队,才能够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就当前的社会环境而言,我国是将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视为政治指导理论。要一直针对我国的核心政治理论、思想,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这样才可以将社会发展需要的“四有”新人很好地培养出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能对自身的价值观念进行很好地改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积极的指向作用。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局势,就很有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持久发展和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已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得以完善,且得到了逐步的深化。我国目前的局势,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便为经济发展打好坚实的思想基础,要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继承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改变了相关的教育环境,我们必须努力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涵继承下来,对教育形式进行灵活的选择,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充分发挥出来,以便更好地为企业的文化建设服务,这样也有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确保社会主义经济的持久活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1.有助于具有企业特色价值体系的确立
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中最根本的内容,要将其确立下来,才能让企业发展壮大、枝繁叶茂,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地指导,这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维持旺盛生命力的不竭动力。然而,建起了企业自己的价值观并不容易,还需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来慢慢地影响。要想使企业员工更好地理解价值观内容,就不得不对其认知教育和政治宣传教育进行强化,这样才能积极采取相应对策,促使企业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体系,那么企业的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也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样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并逐步深入人心,那么企业的价值目标就会更加明确,相关工作的开展也有了明确的方向,这将有助于企业员工更加团结一致,为企业理想、目标的实现共同努力。实际上这就实现了企业的价值到每一位员工的价值的转化。在促使这一价值理想化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尤为关键的影响作用,它对于认识的加深和思想的统一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还能极大地调动起企业员工的进取心,这将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2.有助于企业更好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社会在发展、前进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一定的负面问题,若是措施采取得不到位,就会造成物质损害、道德沦丧等后果的产生。企业的发展过程,也会伴随着一定的正、负向价值,受到原本思维的影响,人们固守着“自私、懒惰、利己”等思想。要想正面地转化这些思想,就不得不使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增强。过去的企业发展,一直过分看中经济效益,乃至于影响到了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如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会缺乏正确的导向。企业切不可因为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必须将二者并重,才会形成正确的社会导向,那么企业的发展也就相应起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我国拥有公平、开发和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在重视创新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诚信,从而做到位社会和法律负责,如此也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但这一目标的达成还需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企业和自己的员工对这个道理真正理解透彻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才会指日可待,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正确的认知,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3.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人际文化占据了企业文化中大部分内容,不论是企业哪方面的交流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企业运行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的市场经济促使企业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更新人际关系观念,过去视人为机器,为工作工具,因而不曾考虑过深入理解人的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是伴随着一定的矛盾和喜恶的,要正视和正确分析这些现象,才能促进人的长远发展。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高新技术企业和服务产业等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营造和谐的企业人际关系,才能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如今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已经较为成熟,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更好完善,必然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促进作用,这样就可以将相应的人际关系适时地解决好,使企业的团结协作能力更强,也有助于促进企业的价值得以实现,如此就能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及其长远发展产生很好地促进作用。
三、结语
本文就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性进行了重点分析,试图进一步强化人们的认知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希望有助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升,从而促使企业的文化建设实现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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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能获取经济效益经的基础,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关系到当前时代下企业的逐步发展的速度和内部职工的工作生活的质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思想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逐渐融合,我国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保持企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保证企业前进的正确方向,对于新时期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作为企业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企业文化建设不仅仅对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改进企业思想工作、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打破目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困境的根本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难度也随着增大。一方面是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播速度非常快,社会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部分企业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被弱化。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增强企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力度。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各项企业制度、活动建立起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对企业职工的思想、道德起健康的导向作用,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企业的运营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有不断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才可以及时对传统的单一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加以改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第二,企业文化建设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管理水平,也影响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又是准确把握企业经营方向、激发企业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如何准确把握这二者的关系,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不断改进和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当今企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同时,企业文化建设应当注意继承与创新,注意时代感。只有在传承企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企业文化的精华,做到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建设企业文化,才能保证企业文化的先进性。而只有保持企业文化的先进性,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去面对现在复杂多样的文化发展局面,打破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僵局,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保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如上文所说,现在社会上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提高职工干部综合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纠正企业不良行为、加强企业自律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可以加强员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增强职工团体的凝聚力,加强职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二、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加大重视力度,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健康的发展得到保障
(一)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需要强调社会主义党建问题
在科学理论武装员工上社会主义企业党组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够培养较为一批专业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在企业的管理中,也在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先锋模范作用,使企业的员工得到一定启发,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使企业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有效提高
一个企业中,若思想以及文化素质都较低,就会对企业的整体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也无法培养出一个较为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需使党团员的模仿带头作用发挥出来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科学理论,高度概括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以及作用,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使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较好的开展。此外,要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中不断保持企业先进性,保证企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确保企业前进的正确方向,就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其中,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这二者的关系,在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同一性
1.指导思想相同
无论是企业思想政治建设还是企业,都必须坚持我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点毋庸置疑,它本身就是国家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任何一种企业文化若要得到长久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与时代的主旋律契合,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应地,企业文化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始终贴合这一标准,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
2.根本目标一致性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使得企业成为有代表性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充分发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企业文化建设也是为了使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展现更好的企业形象和生产水平,就这一点而言,两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也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使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强调经济与政治的融合;企业的直接目的虽是盈利,但也要在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企业形象和社会认同,最终获得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发展。
3.作用方式相似
作用方式也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在其开展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方式方法,二者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强调宣传工作,由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的传播总是以需要一定的载体或程序来呈现,因此二者都必须开展一定的宣传工作使相关理念深入人心;再如工作的实践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都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即在实际中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理论。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发展原则
1.二者不可互相代替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优秀方针,对政治理念的传播和企业的健康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为世界上优秀企业普遍重视的企业管理方式。二者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企业的发展不偏离正确道路,是促进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正常运转的重要层面。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三资”企业取得很大成功,受到外方的欢迎等。企业文化建设属于企业管理的范畴,有着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达到的企业经营管理作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虽然有着众多的同一性,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2.应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是承接上面的同一性而言的,正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才给二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能。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最好的方式是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实践已经表明,企业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可以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与企业内部特点相结合,从而更容易为员工所接受,实现更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强力后盾,其资源优势是企业开展文化建设的有力凭证。
3.应尊重规律,促进二者的独立发展
强调二者的独立发展,是与上面的差异性一脉相承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其本质属性等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实现完全地融合,而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尊重差异,以促进二者的独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般只能通过个别存在,事物的共同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共同性和特殊性其实是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在其开展过程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理论研究工作的不足,目前我国企业普遍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研究,以致不能发挥正确理论的指导作用;再者,二者都需要加强队伍建设,目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队伍都缺乏人才,造成整个队伍素质偏低,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之间有着基本属性不同、实施主体不同以及实践力和约束力不同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也具备了指导思想相同、根本目标一致和作用方式相似三个方面的同一性。在充分认识二者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基础上,才能尊重差异,遵循规律,做到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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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研究与探讨,是企业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企业发展的总体上来看,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多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依然也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1、企业部分领导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不重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中有着不少的领导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还不是十分的重视,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缓慢。同时,不少领导还会认为当前企业的重心是要大力的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才是企业所追求的目标。
2、激励机制不健全。由于企业不能够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造成了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形成了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存在严重的限制了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企业只有建立一个公平、平等和竞争等的激励机制,才能够充分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的发展。
3、教育目标定位过于太高。企业一直把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和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作为企业的一项长远目标来抓紧落实,但是这个目标过于远大。真正的落实到短期目标却不能够对其具体化,特别是不能够很好的结合企业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的工作目标来确定相应的教育任务,也没有相应的具体措施来落实和解决,时间久了,必会造成广大员工的心理反感,这行定位过高的目标不仅起不到其原来的促进作用,还会造成广大员工的逆反心理,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4、思想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不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发展。现代经济形势下,各种信息的接收往往是通过电视、电脑、广播和报刊等渠道来获取,这样的获取方式方便J决捷,也更容易被接受。但是由于企业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和资金等的限制,造成了思想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没有及时的进行更新,同时思想教育的内容往往也没有进行更新,内容陈旧,形式单一造成了思想教育工作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所采取的对策
1、领导带头从思想上进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好坏与否与领导的重视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有领导从思想上高度的重视思想教育工作,才能够大力的发展和建设思想教育部门,为思想教育提供人力、物力和相应的基础设备。同时,企业领导带头重视思想教育工作,还会做出很好的榜样,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着企业的广大员工也重视思想教育。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企业只有不断的吸收和引进各种各样的先进人才,才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合理的定岗定编,补足缺失的政治工作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而是十分有利的。只有不断的更新思想教育工作者队但和知识,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断的丰富和深化相应的内容。要在企业中紧抓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还需要紧跟时代潮流,从实际出发,不断的丰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内容。企业的思想政工工作是服务于企业的经济效益的,企业的思想政工工作的创新和改进都要紧紧的围绕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广大的员工是企业创新的主力,因此要紧贴员工,关注员工,充分的发挥员工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充分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了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4、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引起企业管理者的重视,有效的评价机制可以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可以将相应的先进思想引进到企业中来,如竞争机制,这样可以促进政工人员优点的发挥。同时,有效的评价机制还可以对思想政工工作的功能和效率进行评估,这样可以促进企业思想政工工作的动态管理。
5、不断的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企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断的进行创新,才能够不断的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思想政工工作要与企业本身发展相结合,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创新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经济效益的提高又为思想政工工作提供经济基础。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传统的思想政工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在当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势下,如何更好的解决当前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需要企业管理者不断的进行摸索。企业管理者只有不断的进行实践和创新,才能不断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当前民营企业飞速发展,随着竞争压力的加大,各种社会思潮的入侵,也滋生出缺乏社会责任,偷漏税和劳动关系紧张等矛盾,究其原因是缺乏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更具体地缺乏思想政治机构和教育人员,企业家素质低管理水平差,员工思想意思淡薄,未来必须加强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培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发挥企业文化的积极导向作用。
关键词: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民营企业,是指非国有的独资企业。它具有经营规模小,人员数量少,经营灵活,自负盈亏的特点。民营企业有利于扩大就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社会秩序也得以稳定。民营企业繁荣市场经济,促进国企改革和发展。民营企业促进区域发展,振兴地方经济。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政策导向、关系调节、劳动保障和民主激励的作用,采用优化服务意识、加强引导效应、增强凝聚力和协调员工关系等方法,立志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人才。
一、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
民营企业内部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民营企业家,一个是员工团体。目前民营企业家思想、知识、素质和能力良莠不齐,素质高者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原则,经营得法,积极创新,能用理性思维妥善处理员工关系;素质低者投机钻营,思想落后,金钱至上,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信任,认为根本没必要,尤其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忽视。大部分企业缺乏长期可行的战略发展规划和员工成长计划[1],而民营企业家的素质决定着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和格局,因此民营企业家亟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民营企业员工受教育程度不同,知识、素质和技能差异性更大,个别技术性人才水平较高,但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素质能力差,如农民工理解力和思维力都有限,定式思维比较明显,“赚钱效应”比较突出。民营企业思想教育者迫切需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认识,进一步提高能力和素养,改变精神面貌。
二、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不持续
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专设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党建基层组织,缺乏长效机制,党政教育不能持续开展并且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对于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有非常显著的引领作用,坚持正确的建设方向和建设意义。民营企业如果忽视这个方面,就会误入歧途,唯利是图,当员工为盈利工具,即若有,也是装模作样,改变不了盈利的根本目的。
(二)民营企业家思想认识与管理水平过低
民营企业家多数认识极端狭隘自私,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创立的企业,归个人私有,资本积累才是根本,其他纳税、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跟他们关系不大,因此思想认识偏见很大。同时民营企业家采取粗暴蛮横、不求上进的管理方式,不是本着员工成长培训发展为目的,而是单纯的为完成工作订单和获取经济效益。有的企业根本就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基于对它的忽视与不重视造成的。
(三)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者缺乏,教育形式单调,无突破性
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良好的导师来进行,但是有的企业有但不合格,还有的企业根本就没有,根据实际的运营情况看,一般认为企业设置该岗位属于闲置,没有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引起民营企业足够的重视,经过层层筛选把关,兼具理论和实践知识,有责任心的人担任,争取人岗匹配。工作方法和手段陈旧[2],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采取单一说教或者讲经验的方式,听者不容易实践,而且发展到今天,模式没有大的改变,但人们的思想意识更加活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员工来说没有半点吸引力。民营企业员工差异较大,缺乏培训,缺乏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缺乏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中国梦思想的引导,缺乏诚信教育,普及政策和法律法规。
(四)员工思想落后,服务意识淡薄,不能支持顶层制度设计
员工普遍思想落后,认为政治无用、政商分开,团队服务意识都不强,综合素质低造成生产营销服务等质量低下,客户满意度较低,由于思想的不进步造成民营企业家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基层员工不能正确贯彻实施,对于顶层制度设计甚至进行抵触。
三、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问题原因分析
(一)竞争压力的增大
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许多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这使得企业同行竞争、价格竞争愈演愈烈,生存压力大增,在这个危难时刻,让民营企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更加难,更何谈发展了。但实际上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开展的好,增强企业竞争实力[3],员工信心会加大,企业才得以度过难关,迎来发展的春天。
(二)社会各种思潮的入侵更加严重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上去了,人们的思想开放程度加大了,各种思潮也进入了我们国家,有个别人在背后竟然偷偷议论我们执政党,给她造成不良影响,毁坏了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如果企业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状况只会愈演愈烈。当前民营企业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防止这种趋势的蔓延。
(三)缺乏党政运作机制
民营企业不存在独立的党政管理部门和人员,民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专业导师引导,体制不健全,缺乏社会支撑,这样因为制度不健全造成很严重的思想后果。
四、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路径与对策
(一)加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培养
民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社会责任理念培养。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中关注经济利益,也要关注社会影响。在民营企业的目标设计中实现利润最大化兼顾社会破坏最小化的双重战略目标。民营企业在经营中要平衡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民营企业在绩效评价中要采用平衡计分卡的方法,关注利润、客户满意度以及社会福利贡献。社会责任是企业一项重要的责任,因此无论从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在这个方面都要予以加强。
(二)坚持党的领导
新时期,民营企业更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观点启发民营企业领导者跟着党走正确的道路,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4],企业才能长足发展。
(三)发挥现代企业文化的积极作用
在民营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积极发挥现代企业文化的作用。现代企业文化,是以企业哲学为主导,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以企业精神为灵魂,以企业道德为准则,以企业环境为保证,以企业形象为重点,以企业创新为动力的系统理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现代企业及其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和变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现代企业个性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群体意识、行动方式、行为规范的总和。民营企业就是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因此将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与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5],要形成积极向上,构建和谐企业的稳定的有时代性的价值观。并以各自独特的企业精神为支柱,为凝聚点,形成共同认可的发展目标,指导企业家和员工形成主人翁意识,以人为本,爱护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努力创新,发展循环经济。树立民营企业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张梦.民营企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D].辽宁工业大学,2015,3.
[2]张卫华.当代中国私营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河北师范大学,2014,5.
[3]汤杰.创新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J].南方论刊,2015,6.
[4]吕其栋.初探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J].东方企业文化,2013,16.
[5]宣焕阳.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特点与对策[J].学习月刊,2015,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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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学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全过程中的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进入课堂成为可能、成为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课堂,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二、结论
思想政治学科是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中,既要将之运用在课堂教学环节,还要将之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全过程,使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信息化,而是知识信息的信息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的信息化。
一、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丰富的网络资源给我们的种种科目的学习带来了方便,对于政治的教学,尤其需要大量的历史和影视资料来辅助教学,丰富政治学习的资源。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学图书馆难以提供比较齐全而丰富的资料,而且查阅麻烦,对于学生来说,难以使每一位学生同时分享某一模块需要的史料,这样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探究学习带来困境。网络信息技术给学生老师带来丰富的史料,而且具有共享性,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网络技术的开发,可以给学生和老师提供学习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进行探究性学习,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交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师生的身份趋向平等,学生可以大胆的提出自己问题和想法,供大家共同探讨。老师也能通过网络平台,研究学生的想法和探讨的过程以及结果,从而更好地进行指导,同时老师也可以在这一过程学到学生的新思想,以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血液。政治学科内容的信息量较大,这样就给学生带来学习的困难,以及教材太过简洁和枯燥,使学生产生喜欢政治,但不喜欢政治课的心理。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它既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显示知识背景,又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学生带进网络世界,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创造空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充分展示学生的想象力。现代教育技术能以形象、生动、直观等优点将课本中的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哲理漫画、知识点比较图表、新闻片段、音乐片段等直接展示在学生面前,营造一个有效的学习氛围,能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脑等器官,让他们兴奋起来,兴趣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能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不仅能够捕捉富有时代气息的教学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所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信息网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教学教育方面,它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问题也在显现:首先,网络资源具有复杂性和偏激性,一些对政治思想不负责的学者发表的一些政治见解似乎很吸引学生的视觉,但是却是曲解真正的政治理论,中学学生的心理特征还不够成熟,难以辨别相关思想曲直正误,甚至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理的滋生,更容易收到网络偏激见解的影响,政治的学习没有不仅没有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反而使学生误入了偏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死胡同”。其次,现在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许多影视作品具有夸张性,真实性不够高,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形象思维,通过一些曲解虽然调离了学生的眼球,但是却忽视了作品的真正作用。再次,由于老师难以改变自身的主导观念和学生习惯于服从老师的观念,导致交流平台的学习探究总是顺着老师设计好的套路进行,难以发散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久而久之,学生把网上的政治探究话题当成一种任务,在网上搜索一个观点贴上去就算完成任务。还有,由于政治教学提供的探究目标不明确,导致学生搜索资料的盲目性,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真正的探究时间却很少,而且学生的各科学习时间将会难以控制,在当今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下,这样无效的学习会使学生感到焦虑,家长也会有意见。
二、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及其辅助作用的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的运用给政治教学注入了了新的血液,为了更好地发挥的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应该将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教学更好的整合。
2.1改变老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教师和学生的传统观念。首先教师应该重新定位自己,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的辅助教学的特点,在政治教学的准备过程中,善于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有利于教学的视频资料,研究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课件,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充分有效的做好教学准备过程中;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效地结合,多媒体技术可以使教学活动集文字、声音、图像、影像、动画等信息功能于一体,图像清晰、动态感强、信息量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课堂教学的大容量、多信息、多趣味和高效率。其次,老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多媒体技术只是为教师更好地讲述政治课程服务,并不能主导政治课程,如果盲目地依赖于计算机,只注重人机的对话,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信息反馈,那么就会使教师的教学活动处于一个单向的信息系统,无法摆脱“满堂灌”的模式,教师的讲课艺术在教学过程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将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效的结合。再次,教师应该为了更好的转变教学方式,主动参加各种信息技术的培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从新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学生应该随着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慢慢改变自己传统的学习方式,在老师结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刺激下,发现政治学科的乐趣,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主动地、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转变那种被动地接受老师和同学的观点的思想,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帮助,渐渐形成平等自由式的课堂教学。
2.2正确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转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评价方式,更加适应新课改条件下“三维目标”的实现。但滥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这一手段,将会降低教学目标的效果,有些老师搜索各种形象图片和视频来降低形象思维的难度,导致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下降,甚至抽象思维能力都难以提高,在政治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学生的某些方面的学习能力难以提高,老师的讲课艺术下降,应该适当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提升,教师应该充分发挥的自己的讲课艺术,教师传统的讲课艺术在学生提高自身的形象和抽象思维能力方面起着更多的作用。教师在引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相关资料的搜索时,帮助学生提供正确的资源网站,避免学习时间的浪费,也避免学生被不良史学思想的侵蚀的危险。
三、小结
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政治教学改革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改变了学生讨厌政治课的观念,改变了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解决了政治教师教学难的难题,使政治课变得生动有趣,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探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如何将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有效的整合,还需要对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进行深入思考,真正做到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用得好、用得妙、用得巧、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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