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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发展趋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相继建成了以高福利、高税收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制度。这套福利制度秉承为民众构建物质生活“安全网”和“无风险社会”的理念,为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各国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法律责任。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多子女津贴、孕妇津贴、母亲津贴等是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林林总总的各种福利,使民众不必为衣食住行分忧,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体面生活的物质保证。福利国家的建立,对于促进西欧各国社会平稳发展、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连续几十年的高福利也累积了诸多社会问题: 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高福利制度似乎已难以为继。西欧为何会出现福利国家的危机? 福利国家未来走向如何? 对这些问题有必要予以关注和探讨。
福利国家于二战后在西欧各国兴起,有着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要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以缓解社会矛盾。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与工人阶级贫困积累的两级分化,也必然导致生产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购买力持续降低的尖锐矛盾。于是,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便周期性爆发,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命运。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集中,普通劳动者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危害增大。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避免崩溃的命运,资本主义世界选择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其主要的“救世”方案就是实施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通过国家投资推行“反危机”措施。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改善劳动群众的贫困状况,增加有效需求。
其次,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西欧各国构建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剥削制度,因而必然遭到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为谋求解放,各国工人阶级进行了顽强不屈、持续不懈的斗争,罢工和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进入 20 世纪,西欧工人阶级的力量已十分强大。工会成为抗衡资本家的重要力量,左翼政党迅猛发展,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于二战后相继参政或执政,对资本主义统治构成极大的现实威胁。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想失去统治,就必须考虑工人的诉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推行福利制度。正如吉登斯所说,福利政策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和“解毒药”,福利国家是“劳资双方之间阶级力量的一种平衡”.①
再次,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构建社会福利制度既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和社会化阶段。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其一,它要求从事自动化、现代化生产的劳动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经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过去那种陷入赤贫境地的工人已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其二,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对不断开拓商品市场具有不可抑制的渴求,为此,它需要劳动者群体也能够有较高的市场消费能力,助推市场的开拓。其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对社会稳定的依赖性增强。任何一种剧烈的社会动荡都会给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相反,只要工业社会正常运转就会有金钱和财富滚滚流入资产者的腰包。
以上三点,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构建基本生活保障的客观要求。这是全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的直接原因。同时,在工业社会快速发展阶段,西欧资本主义借助国际经济旧秩序,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构建福利国家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所设计的福利制度是“以保障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限”②的。但自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西欧迎来长达 20 年之久的“黄金时代”,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各国具备了“慷慨”地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于是,各国改变“初衷”,扩大了社会福利的规模、项目和收益范围,“保基本”的社会福利演化为“过度”的社会福利。
高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西欧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提高了西欧民众( 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西欧各国民众的人类发展指数一直处于全世界的前列,其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始终十分优越。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升了社会公平指数。目前,西欧各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比较小的。据欧盟统计局对 21 世纪历年的统计,西欧各国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以 2005 年为例: 英国为 0. 346,德国为0. 261,法国为 0. 277,意大利为 0. 328.这说明,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推动收入均等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是有很大作用的。
西欧福利国家的突出特点是对全体民众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这种制度安排要求国家财力雄厚,有足够的财政资金维持社会福利的运转。从二战后的实际情况看,维持高福利的主要财力基础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民众实行高税收政策,使社会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是凭借“黄金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充分就业,大幅度增加政府与民众的收入。这为政府积累雄厚的财政资金提供了可能。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入不敷出。由于社会福利的负担太重,致使各国在财政困境中越陷越深。以法国为例,1974-1982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2. 3%,而社会保障费用增长率为6. 9% ; 1987-1992 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2. 4%,而社会保障支出平均增长 7%.这就致使法国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背负巨额公共债务。
法国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1970 年仅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4. 4%,而 2001 年高达 14. 1%,这一年仅支付公共债务利息就需 365 亿欧元。③其他国家与法国同病相怜。根据 1990 年的统计,欧共体12 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方面的亏空高达 7. 5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 5% .④如此困难的财政局面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
西欧福利国家最初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为何后来却陷入危机? 这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西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颓势动摇了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使资本主义必然遭受经济危机的反复折磨,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遭到不断的阻碍和破坏。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深与激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福利国家的生存基础,使其失去了长期存续的条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福利国家只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长期存在。从“滞胀”危机开始,它已经江河日下、危机四伏。这是因为,固有矛盾的累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意味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活力和生机在日益严重地遭受侵蚀。尤其是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欧资本主义的“疲态”逐步显露,已不具有维持高福利制度的经济能力。有专家估计,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 4. 5% 以上,方能维持福利国家的正常运作。⑤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2% 上下徘徊( 只有个别的两三年在 4%以上) .长期的经济低靡、日渐衰微的发展态势意味着西欧各国已经“老化”,经济活力严重不足,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已被动摇。
其次,经济全球化恶化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环境。高福利模式顺利发展的外部环境是西欧经济的持续高涨和生产制造技术的竞争优势。然而,经济全球化使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其一,经济全球化“给资本以更高的自由度去寻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廉的工资”⑥.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各国资本纷纷流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使西欧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支撑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同时也使国内投资大幅减少,经济减速。
其二,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商品大量涌入西欧各国,不同程度地挤占了各国的商品市场。在全球竞争已成常态的新形势下,西欧各国产品的市场占有优势已不存在,而其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却愈发突出。这无疑会削减西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剧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
其三,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向西欧,不同程度地挤占了西欧各国的就业市场。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资本不断流出的同时,长期享有高工资、高福利的劳动者却很难向国外流动。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必然强化“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恶化福利国家的社会环境,也必然加剧国内就业压力,推高失业率,加剧福利国家的财政困难。
再次,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本身抑制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设计缺陷。虽然它也要求个人和企业实行社会保险缴费,但它突出强调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供给,侧重点是政府为民众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项目。这种制度设计过于乐观地评估了西欧的经济能力,遗忘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对其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忽视了福利供给与效率原则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衔接,“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独立精神”,抑制了劳动积极性。
⑦有证据显示,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安于完全靠救济度日的生活方式。每六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完全依靠津贴生活,其中 4/5 的家庭没有一个人试图找工作。
⑧1985-2000 年间,除1990 年外,法国的失业率始终在 8% 以上。高失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高福利使众多不劳动者缺少积极寻求就业的生活压力。由此看来,造成福利国家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过度福利”的制度本身显然是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福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此外,西欧各国的老龄化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困难。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西欧各国人均预期寿命逐年延长,而由诸多复杂因素所致,各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社会老龄化成为西欧各国的严峻现实。老龄人口的增多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困难。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 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 是建立在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的世代契约基础之上的,是用现今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款项来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却未能明显增多。由此,社会福利制度的世代契约便出现危机,并直接威胁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高福利制度是抑制经济增长、导致财政危机的首要因素,因而西欧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然而,改革却使西欧各国陷入了两难困境之中。
首先,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增加经济活力,各国相继对社会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基本思路是变注重享受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变国家全包的“消极福利”为国家、企业、个人共担的“积极福利”.不幸的是,改革遭到民众激烈的抵制和抗议。高福利制度使西欧民众享受福利实惠几十年,高福利已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旨在削减高福利的改革,民众都难以接受。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在法国面临的阻力巨大。
政府的改革举措,多数都在民众的罢工、示威等抗议中夭折。1995 年,法国提出社会保障改革计划,引发了全国大罢工,朱佩被迫辞职,改革计划夭折。2003 年,拉法兰政府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延长缴纳养老金的年限,从 37. 5 年延长至40 年。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罢工浪潮,迫使改革搁浅。为了解决青年人近 25% 的高失业率问题,2006 年德维尔潘政府推出“首次雇用合同”法案草案。规定 20 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与26 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用合同后的最初两年内,可以将其解雇,无需说明原因。法案的推出引发全国民众的反对,有 30 多万学生罢课,300 万工人罢工。政府被迫放弃劳工改革法案。⑨这样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在英国同样激烈。2011 年底,200 万英国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卡梅伦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⑩其次,为防止因民众的激烈抗议和反对而引发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政府只有放弃或暂缓福利制度改革。而维持高福利制度又使政府无法摆脱财政危机的困境。
从西欧各国的实际情况看,高福利模式的存续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由于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高福利的财政包袱越背越重,各国政府只能依靠赤字财政和大量举债来维持。而连年不断的举债和赤字财政相叠加的结果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些经济状况较差国家甚至面临政府财政“破产”的境地。据统计,2010 年西班牙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例高达 9. 2%,2011 年西班牙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量占 GDP 的 355%,失业率为 21. 29%,而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 40%.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第一季度,意大利 GDP 萎缩近 6%,2010 年意大利公共债务规模为 1. 9 万亿欧元,占 GDP 比重高达120%,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合占 GDP 的 310%,财政赤字与 GDP 之比是4. 6% .据权威人士披露,法国 2009 年财政赤字为 1410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 2%,远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的 3%.其公共债务高达 1. 17 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 ,大大超出欧盟规定的 60% 上限。英国的情况也很严重,政府债务规模 2013 年达到 GDP 的109. 3% ,财政赤字达到 7. 1% .如此之高的债务额和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财政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
四、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走向
尽管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困境,但改革仍是必然的发展趋向。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变政府全包的过度福利模式为国家与个人分担的适度福利模式,变注重民众“无压力”的福利首位模式为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 其改革的基本轨迹,将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渐进过程,是改改停停的曲折过程,也是以“局部调整”为主要形式的漫长过程。
第一,从西欧福利国家面临的局势分析,高福利模式的不可持续已是不争的事实。高福利模式是二战后“黄金时代”的产物,而今,在经济全球化和老龄化叠加的新形势下,高福利模式使西欧各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的困境之中,个别国家甚至濒临绝境,经济社会生活难以正常运转。不改变高福利模式,要摆脱困境已没有可能。对此,西欧主流社会已达成共识。众多经济学家都曾警告: “由于过度的工作保障、高额的最低工资、慷慨的失业津贴、沉重的税赋、泛滥的社会对话和工资谈判,欧洲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远远高出了市场结算水平”,长此下去,难以为继。为摆脱困境,2013 年欧盟出台了“社会和就业国家具体建议”,呼吁各国认清形势,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态度十分鲜明,大多数国家也都按照欧盟要求开始重组社保体系。
至于在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西欧化解危机的办法还是存在的。首先,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内,社会有可能承受住政治危机的压力; 其次,改革是有弹性的。政府完全有可能边改革福利制度,边试探民众的承受程度。一旦接近社会承受边界,政府就可以暂停福利制度改革,而在此过程中,改革必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总之,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进程以及力度是可控的,民众对改革的承受度是可控的。故而,西欧各国必然会在注意控制政治危机风险的过程中,小心谨慎地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第二,从西欧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上分析,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模式至今已持续 70 多年。实践反复证明: 政府全包的福利模式和“只享福利不工作”( welfare without work) 的福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欧陆国家社会保险体制长期以来的顽疾”.真正可持续的福利制度应当是个人与政府分担责任的、有助于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激情的制度,也应当是与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相衔接的制度。因此,改革是维持社会福利制度运转的唯一选择。在福利国家的长期实践中,西欧主流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上述认知。
早在20 世纪 90 年代,西欧关于“社会投资转向”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呼声就不断升高,到 2000 年,欧盟出台“里斯本议程”,强调要“投资于人和发展积极、有活力的福利国家”.2002 年,欧盟又出台了“21 世纪欧洲新福利体系的报告”,并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福利国家”为题公开出版。报告从社会投资的角度全盘规划欧洲 21世纪的新福利体系,呼吁各国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由于福利制度改革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将上述认知和共识转化为现实并非易事。在对待社会福利制度问题上,西欧社会始终处于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各国执政精英均理性地认识到高福利制度的隐忧和“福利重新校准”( welfare recalibration) 的紧迫性,因而积极推动改革; 但另一方面,诸多民众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则不支持改革,甚至反对改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不堪重负。这为改革和政策重新定向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对待改革,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承受力不断增强。各国福利制度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也逐步减小。这种变化趋势决定了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一定会持续下去,尽管改革的过程可能一波三折或改改停停。
第三,从西欧国家的执政轨迹上分析,自“滞胀”危机发生后,西欧各国的执政者就开始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虽时断时续,但一直没有停止。在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自1979年执政就开始福利制度改革,将“用斧子砍( 社会福利) ”视为自己的责任。工党领袖布莱尔自1997 年上台后推行“第三条道路”,强调变国家全包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在德国,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执政后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后是基民盟领袖默克尔执政后继续采取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在法国,从希拉克、萨克齐到奥朗德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在不断遭遇民众抗议的背景下,仍然没有终止。21 世纪以来,各国兴起了又一轮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失业保险方面,“工作第一”成为改革的主基调,刺激劳动力市场的活跃性和提升劳动力参与率是改革的主旨。法国政府于2009 年推出“积极团结收入措施”,确保有工作的人的收入高于不工作的人,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工作。2010 年,英国卡梅伦政府推出“新福利契约”( A New WelfareContract) ,基本理念是实现“促进工作的福利”,对拒绝工作者给予新的惩罚,强调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不能得到失业救济,进而使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 34. 8% ( 1999 年) 降到33. 5% ( 2011 年) .养老保险方面,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提高退休年龄和推动养老保险机制多元化。英国于 2010年推出了取消常规退休年龄( Default DetirementAge) 的计划,2013 年在政府白皮书中继续坚持这一计划。其中规定雇主不得因年龄原因强迫 65岁的员工退休,如果员工愿意,65 岁以后可继续工作。同时把女性的退休年龄由 60 岁提高到 65岁。这实际上等于延长了退休年龄。
与英国类似,法国从 2009 年起规定,如果雇员愿意,可以工作到 70 岁。2010 年 7 月法国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长四个月,从目前的 60 岁到 2018 年延长至62 岁。同时交纳退休金的年限到 2013 年将提高到 41 年。
医疗保险方面,各国改革的着眼点是防止过度医疗,节约医保开支。2004 年法国实施杜斯特-布拉奇改革,核心内容是个人承担少量医疗费用,防止过度医疗。推行 1 欧元自付固定诊疗费用,每盒药加收 0. 5 欧元,明确不予报销的实验检查项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征兆:
其一,无论左翼政党抑或右翼政党已形成“政治共识”: 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正如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所说: “鼓励人们的依赖思想的福利国家体制,无论政治上的左翼或右翼都已不再认可。强调权利也可强调责任,这样的一种公民身份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举世一致的意见的一部分。”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其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西欧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发展轨迹是: 改革-受阻-暂停-再改革-再受阻-再暂停-再改革。尽管改革常常受到民众的抗议和反对,但却没有终止。虽然每次改革都是对福利制度的局部调整,但这种调整是连贯有序、持续不断、具有叠加效应的。
其三,改革不是要颠覆社会福利制度,而是要构建多元参与的福利模式和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以便使社会福利制度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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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环境是传统商业形式化的主要载体,市场形象体现着商品的应用属性和价值属性,是制造购买的重要手段。一个好的商业环境应该是对商品与需求的恰当诠释,是对购买的正确引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品牌危机产生的商业环境因素剖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使得企业的所有策略都要随之而变。对于企业的危机管理更是如此。企业应随时根据其所处商业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策略,与外环境进行积极、及时、有效的沟通,预防并有效处理危机。
关键词:危机 策略 环境系统 “七力” 危机模式
商业环境日新月异,包括顾客、竞争者、供求、政府、法律、文化……国际品牌企业在中国大陆市场对其产品、价格、渠道、营业推广等营销策略上尽其所能地变换手法,力求吸引公众眼球,但在危机管理中却依然固守多年陈旧的做法,致使发生一系列公共关系危机,并大多以惨败收场。但细究其危机发生的前因后果却令人觉得这是必然中的事。
综观国际品牌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共同点:这些著名的跨国企业都缺乏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消费者群体、媒体等所构成的环境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并且缺乏与环境的有效沟通,致使在由于环境因素引发的危机发生时,手足无措,或反应迟钝或反应僵硬,使企业在经济效益和形象等方面都遭受了重挫。这些反映出当今企业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缺失——危机系统建构不完善,在危机管理中注重危机的技术性处理而忽视危机的环境因素尤其是外环境。
危机系统论是系统论在危机管理中的运用,其基本思想是:整个企业的经营系统(内、外环境)是多层次、多面向、不断进行复杂互动的。企业外环境的危机是企业重要的威胁,企业究竟有没有能力处理,完全依赖于内部组织结构的健全,以及综合企业内部情报与资源的决策体系是否能做出正确决定。
外在环境变化多端,是企业危机最主要的来源,所以常被称为企业不可控制的变数。这里的环境主要是指企业的外部环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可•波特(Michael Porter)在其《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到五力模式(Five Forces Models),是许多产业为应对不同外在竞争强度,广泛用来发展其战略的方法。其五力结构为:新竞争者的进入;替代品的威胁;购买者的谈判能力;同业竞争;供应者的谈判能力。笔者认为企业所面临外部环境的危机威胁不仅来自产业环境而是来自各方面。企业外部危机环境系统的构成要素为:政治变化、经济发展、产业竞争、文化转换、公众变化、媒介导向,它们共同构成企业外环境危机结构的七力模式。
政府作为国家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着对国家事务的最高管理权,是危机环境系统中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政府类型和政府稳定性。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政府政策变化。分析政府机构的政策变化对公司十分重要。对外国投资的态度。行政管理程序。与母公司所在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东道国与母公司国家政府的关系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跨国公司。政治模式。每一种政治模式给商业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应及时进行分析。
国家的宏观经济和由产品市场组成的微观环境构成重要的经济因素。一国的经济概况就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经济所有制、人口、收入、资源、消费结构、经济增长及其他。微观环境是指涉及某种特定的产品和市场的环境。经济因素是一切因素的基础,经济发生变化会引发一系列因素包括社会、消费心理、人际关系、文化等的变化。在近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这些危机事件都是发生在城市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社会、政府、个人经济状况、需求、心理意识等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产业因素除麦可•波特教授提出的包括同业竞争的威胁、潜在竞争者的挑战、替代品的压力、购买者的谈判能力、供应者的谈判能力等以外,笔者认为还应加上一个重要的因素:行业景象。同行业企业生产同一产品,各企业间会有连带的互相影响,行业是同行企业共同生存的小环境,行业的景象也是企业发展的风向标,需要密切关注和监视,以确保企业在一个良好的行业环境中发展。古井贡酒厂在山西溯州发生了“1.26”假酒中毒案后立即意识到近邻的不法行为将会殃及池鱼,因此主动出击,在全国大媒体上刊登了《致全国消费者公开信》,对假酒制造厂商进行严厉批评,同时决定无偿向死难家属捐助抚恤金20万元。成功制止了古井贡酒的消费者受到假酒案的困扰;树立了企业良好的形象,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潜在顾客,可谓一石三鸟,防御型危机公关取得很好的效应。
文化是指人类从生活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信仰、价值观、道德、理想和其他有意义的象征的综合体。包括物质生活、教育水平、社会交往、语言、艺术、宗教信仰、荣誉感、伦理道德等。文化影响着公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他们对事件所采取的行动,从而影响公司的决策。对于企业需要对文化进行文化评价、文化分析、从而使自己达到文化适应和文化转变。所谓的文化转变就是在文化背景下某段时期能被接受公众的产品和服务,在经过一段时期后不再被接受的变化。三月发生危机事件的国际品牌企业没有做好文化转变,是造成危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变,中国的文化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很多已告别了生存经济步入小康经济,生活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在消费商品时对商品提出了品质、安全性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国际品牌没有或者无视这些变化,依然高傲地俯视中国公众,因此发生了不协调,发生了危机冲突。
媒介作为“无冕之王”的作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传媒业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改善。危机事件的进展状况通过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快速在全国传播,是造成危机事件影响巨大的原因。另外媒介不仅是危机事件的传播者,还是危机事件的引发者。高露洁事件就是由北京某晚报的记者翻译并转载英国报纸《牙膏癌症警告》而引发的,这里媒体成了“牙膏致癌”的议题设置者。
公众因素是企业外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对于公众的研究不仅要有静态的了解更要有动态的把握。中国的公众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公众的商品知识、法律知识、维权知识都在提高,一旦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将会用知识去辨别、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公众的消费要求随着体验的积累而在提升。公众对国际品牌已从盲目的崇拜回复到应有的理智判断了,一旦发现产品有问题,他们一样“毫不留情”。公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安全性要求大大提高了,而大部分国际品牌的危机都是安全问题危机。公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消费者对商品所给他们带来的精神感受更为关注了,所以商品纠纷发生后他们对“讨说法”的需求超过了对赔偿的需求。公众的群体意识、社会责任感、民族意识也在加强,他们向国际著名企业挑战不仅为自己还为了广大的消费者。在国际品牌的危机中容易引起公众的民族情结也是这次危机愈演愈烈的因素。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要求企业生产合格产品而且要求企业的一切行为符合环保要求。
每一次危机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而习惯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管理的典型特征(诺曼•R•奥古斯丁)。企业外环境危机的应对策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建立企业外环境危机结构“七力”模式,构筑企业危机系统,随时对企业外环境的政府信息、经济信息、产业信息、法律信息、文化信息、公众信息、媒介信息等进行即时监控,一旦有变化应随时告知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信息的处理。变化有两种情形:阶段性的变化信息和即时性的变化信息。如中国经济发展层次和公众的变化,是在近十年、五年等较长时期的变化,称之为阶段性的变化信息。即时性的变化信息,如肯德基、苏丹红的事件信息,是突如其来的信息,属于即时性的变化信息。对于企业,应及时重构企业外环境的危机系统,设置危机环境预警方案及应对方案,告知最高决策部门,有必要的话要进行危机的预演,以便在危机发生时能从容、高效应对。
沟通是解决一切不协调、冲突的有效方法。“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期望越来越高。若一个企业在发生危机时,不能与公众进行沟通,不能很好地告诉公众他的态度、他正在尽力做什么,就无疑会给组织的信誉带来致命的打击,甚至有可能导致组织的消亡”(迈克尔•里杰斯特)。在沟通方式上应充分发挥整合营销沟通的方式方法,与环境进行有效沟通。
与环境进行沟通的基本要则是:沟通的态度要真诚,一切以公众利益为重,要把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有效沟通的首要前提。在危机发生后,如果企业还是死守企业利益,往往不能达到沟通的成功,因而不能很好地解决危机。沟通时间上要及时,时间是解决危机的关键因素,因为在同一时间上媒体在大量地复制信息,公众在焦急地等待企业信息,同时也在传递着各种真实与不真实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在不断地涌出。沟通方式上要新颖,新颖的方式能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
“善战者,求之于势”(《孙子兵法》)。环境既是企业危机发生的原因也是企业可以借助克服危机的力量。政府、媒介、公众、法律等都是企业在危机事件中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
1.[美]迈克尔•波特著.竞争优势.夏忠华译.中国财政出版社,1988
2.刘刚.危机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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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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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议会、政党和选举制度被誉为西方民主制的三大支柱。它们都是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过程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欧美各国普遍设立议会。世界范围内的议会普及完成于20世纪中叶。据统计,在目前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国家议会(不包括地方议会和区域议会)有180个。在这些国家中,都有政党的组织存在。有的国家只有一个政党,多数国家有几个、十几个政党,最多的一个国家就有300多个政党同时存在。
由此可见,议会与政党在西方国家中,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最初起源于西方,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从西方国家议会和政党的产生、发展历史来看,议会与政党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概括起来说,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为政党的活动提供了舞台,同时,政党的出现也为议会运行提供了强大动力,促进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本文尝试着从这两方面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如在英国,在讨论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时,形成被称为“辉格党”的支持派和被称为“托利党”的反对派;在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政治派别众多。它们是西方首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
19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里,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纷纷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组建政党。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这些国家的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
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告别词》时所想到的政党一词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美国的另一位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联邦主义派》一书中写道:“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派别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动而彼此结合和行动起来的若干公民(不论占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他们的感情或利益,是违背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
[2]当然,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后来麦迪逊对政党的看法有修正。那么,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们会对政党持批判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正确理解政党的性质,而把政党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宗派,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朋党。事实上,政党与宗派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小团体。它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其往往把自己的活动凌驾于社会的整体之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宗派成员的一己私利。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诚如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党派是团结一致的人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3]从伯克给政党下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党对宗派的超越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和情感,还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并且它的奋斗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当然,政党与宗派之间的实际区别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团体到底是在为整体利益而行动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政党也很有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性,作为有着对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传统的西方民族来说,并不太难预见。
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因噎废食,相反,他们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
如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应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意大利宪法第四十九条也规定:“为了在确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全体公民有自由地组织政党之权利。”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之于众。”此外,德国专门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
另一方面通过多党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
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政党在性质上应当是以整体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为了保证政党不至于沦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必须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党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进行竞争性选举都离不开议会这个大舞台。
当然,我们说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惟一场所。事实上,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因国家的政体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政体是议会制和总统制,而所谓融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因素的半总统制,“在实际运作中,要么表现为议会制,要么表现为总统制”[4],所以本文仅分析总统制和议会制中的情形。
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如美国,因总统不是在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对议会负责,而且总统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各政党首先为争取总统职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议会或国会选举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毕竟议会也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高级行政官员的批准权及弹劾权等重要权力。
所以,在总统制国家里,议会仍然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如英国,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除了拥有总统制下议会所享有的权力外,还有组阁权、质询权和倒阁权,而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政党如果掌握议会,那么,它就同时也控制了行政部门。所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党的核心场所。
这是政党与议会另一个层面上的关系。近代西方议会的出现和议会制度的确立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以资产阶级人权否定封建等级特权,重构了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以议会民主制取代了封建王权专制,从而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民主基础。一般认为近现代议会具有代议、利益整合、控制和监督政府等基本功能,而议会每一项基本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党的活动。
第一,关于议会的代议功能。
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取代了封建专制下的君主主权原则。那么,作为主权者的广大人民如何实践自己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呢?每一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选举代表自己意志的议员进入议会的方式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当然,议会代议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有广泛代表性的议员选举的问题。这一基础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党活动来完成的。
我们知道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据。西方国家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标志主要表现为通过立法选举或总统选举获取议会多数或占据总统职位,诚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所言,“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表达国家意志即立法人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5]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党一般将其工作中心和重点首先置于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决定并提出本党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利用现代传媒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鼓动,进行民意测验,千方百计吸引广大选民的注意和支持,并力图通过控制和操纵以保证本党候选人进入议会和政府。
第二,关于议会的利益整合功能。
议会作为民意机关,首要的任务是民意的表达、凝聚和整合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人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无论作为个体或某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与保障。但这些利益诉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
而政党作为通过选举来实现控制政府政策的政治组织,必然要对不同的利益进行筛选、协调,整合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将其传达到议会,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采纳和立法,即变成国家的意志,加以贯彻执行。
第三,关于议会的控制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西方国家议会控制和监督政府的最有力的手段是财政,即由议会掌握政府的财政收支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这是议会所拥有的一项非常原始的权力。它几乎伴随着议会的产生而同时产生了,因为据学者考证在标志着议会成形的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中就规定国王在征税前必须召开大会议,以征求全国同意”[6]。
实践表明,议会的这项权力的确比较好地发挥了控制政府的功能。此外,随着议会制度的演进,议会还发展出不信任案、质询、国政调查、弹劾、罢免等监督控制政府的方式。当然,议会的这些监督控制方式之所以能发生作用与政党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反对党更是功不可没。在早期,人们常常把反对党等同于“叛国者”、“里通外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其责任不在于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是反对一切,处处与执政党作对,以把执政党赶下台为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反对党的特殊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如有学者论证道,反对党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7]也有学者从维持民主政治的高度来评价反对党的作用,如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抑制[8]。
有鉴于此,许多国家从法律上认可反对党的地位,这大大加强了反对党监督控制政府的作用。例如,在英国两党制中,反对党与执政党一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还有一个“影子内阁”,即反对党按照内阁的模式建立一套工作班子,对内阁的运作进行监督,在条件成熟时,便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
总之,在西方国家,一方面,议会为政党实现自己的使命提供了大舞台,促使政党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党为议会活动提供原动力,使得议会各项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反过来,促进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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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国债期货交易管理的另一个显着特征就是精心制定有关法规条例,使国债期货交易能依法有序地高效运行,并为美国经济政策总目标的实现发挥作用。美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体系由国家期货交易管理法规和期货交易规则(条例)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互为补充,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国债期货交易,从而保证交易合理高效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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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交易方式由现货交易发展到期货交易,是市场经济发展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历史必然。国债期货交易始于1976年的美国,随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相继推出各自的国债期货交易,并获得巨大成功。重新启动我国国债期货交易,应借鉴其成功经验:注重国债现货市场的培育完善,设计科学合理的国债期货合约,加强风险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注重国债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的建设,等等。
关键词: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国债期货合约;国债期货交易管理体系
论文正文:
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及其启示
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于1992年推出后,由于缺乏对国际成功经验的研究以及其它多种原因,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就夭折了。在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重推国债期货交易已提到了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为此,研究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的成功经验,对于重推我国国债期货交易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概况
(一)美国的国债期货交易
1、国债期货合约。
美国国债现货市场十分发达,交易活跃,国债发行规模大、品种丰富、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合理、流通量大。美国的国债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与此相对应,国债期货合约也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
(1)短期国债期货合约———国库券期货合约。美国的国库券期货合约是一种以91天(13周)期的国库券为标的物的短期国债期货合约,它包括:
1)交易单位。每份合约代表100万美元的91天(13周)期的国库券。
2)报价方式。以指数方式报出,报价指数=(1-年贴现率)×100.
3)最小变动价位。1个百分点的百分之一,即0.01%,或称为一个基本点。
4)交割月份为每年的3、6、9、12月。
5)交割品。虽然合约以90天国库券为标的物,但合约到期并不限于90天期国库券,而是根据国际货币市场(IMM)的规定,既可以是新发行的3个月期、91天或92天国库券,也可以是有90天剩余期限的原来发行的6个月或1年期国库券,以确保交割的完成。
6)交割价的计算。在交割时,空头交割短期国库券,多头支付发票金额,发票金额=面值-年贴现率×面值×到期日数/360天。
(2)长期国债期货合约。它是以一种(虚构的)20年期、息票利率为8%的长期国债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内容包括:1)交易单位。每份长期国债期货合约的数额为10万美元。2)交割月份为每年的3、6、9、12月。3)报价方式。以美元和1/32美元为单位报出,所报价格是面值为100美元的国债价格。4)交割方式。
其交割涉及3天:第一天是期货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一个营业日前的第二天;第二天,清算所从众多的未平仓的多头之中选择买方,一旦选定,卖方就会对某特定的交割债券开出发票,买方准备支付款项;第三天即实际交割和付款日。5)交割制度。其标的物是期限为20年、息票利率为8%的长期公债券。然而,这种标准化的标的债券在现货市场上很少存在,甚至不存在,因此,美国实行混合交割制度,即卖方可用于交割的债券是剩余期限不少于15年的任何美国长期公债券,这就需要引入转换系数对不同票面利率的国债进行价格折算,使每一种国债都保持8%的息票利率。
(3)中期国债期货合约。它是一种以偿还期在1年以上,不超过10年的国债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除了标的物和混合交割制度中交割对象的剩余期限与长期国债期货合约不同外,其它相同。
由于美国国债期货合约设计合理,因此成为其它国家设计本国国债期货合约的借鉴对象。
2.国债期货交易管理体系。
美国国债期货交易的管理体系是政府监管、行业协调组织管理和期货交易所自我监管的三级管理模式。
(1)政府监管。美国政府设立了联邦期货交易委员会作为统一管理全国期货市场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政府部门直接领导下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其基本职能是:负责管理、监督和指导各交易所及期货交易行业组织的管理;负责制定与期货交易有关的各项交易法规;负责管理期货市场的各种商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所进行的全部交易活动;负责各种交易机构的注册、审核和批准;对违反期货交易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2)行业协调组织管理。行业协调组织主要以“联合体”或“协会”的方式出现,并以“行业自治、协调和自我管理”的方式行使职权,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自治性、广泛性和行业性。其职能主要是宣传、传达国家监督机关的有关政策、法规至各交易所,并为国家监管机关提供各交易所的运行和市场交易情况;强化会员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实施客户保护条例;定期审查专业期货人员的会员资格;审计、监督专业期货人员的资金帐户、财务情况和一般交易法规的执行情况;对期货交易中的纠纷进行仲裁;普及客户和会员的期货交易知识等。
(3)期货交易所自我监管。美国期货交易所自我管理的内容主要有:检查会员资格,监督会员的义务活动;监督场内的期货交易种类、数量、品种及价格水平,保证期货交易在透明、公开竞争条件下进行;制定本交易所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惯例以及细则;对经纪行会员的资本是否充足进行检查;对违章违法活动的交易会员进行行政处罚及刑事申诉,通过仲裁方式协调解决交易活动中出现的纠纷;维护交易准则的严肃性,监督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分项管理,控制风险,美国期货交易所还设立了不同职能的30多个部门。
3.国债期货交易的法律体系。
美国对国债期货交易管理的另一个显着特征就是精心制定有关法规条例,使国债期货交易能依法有序地高效运行,并为美国经济政策总目标的实现发挥作用。美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体系由国家期货交易管理法规和期货交易规则(条例)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互为补充,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国债期货交易,从而保证交易合理高效地运转。
英国国债期货于1982年在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问世,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品种不仅限于本国国债期货合约,还包括美、日、德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期货合约。
和美国一样,英国现代期货市场管理也是继承了“三级管理”体系,即政府监管、行业自我监管、交易所自我监管的从上而下、分层次监督管理制度。但两国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更加强调政府干预并且通过加强立法来管理期货市场;而英国却以“自我监管”为主,政府对期货市场的干预较少,除了某些必要的国家立法外,英国期货市场的管理完全由期货交易所及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政府立法领导下制定的一些交易法规、条例来保证期货市场交易的正常运行。英国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只有在市场出现不正常现象时,政府才运用法律手段间接管理市场和调控市场。英国法律体系的健全和稳定为实现期货市场管理的有序性、权威性奠定了基础。
此外,英国的结算公司是独立于期货交易所的,如伦敦结算所同时为伦敦的三家期货交易所进行期货结算,而美国、日本等国期货交易所都设有自己的结算部门。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独立的结算所在履约担保、控制和承担结算风险方面独立于交易所之外;而交易所内设结算机构则将这些业务全部集中在交易所。独立的结算所一般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所共同参股,相对于由交易所独自承担风险而言,其风险比较分散。
日本的国债期货交易始于1985年,交易品种主要有长期、中期和超长期国债期货合约。日本的国债期货同时被国外的交易所如LIFFE、CBOT、SIMEX、CME上市,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最大。
日本国债期货交易管理体系也是“三级监管”,即:
(1)政府监管。日本的国债期货业务受金融厅统一监管,涉及范围包括交易所的设立、上市品种、交易所制度规则、中介机构资格审核等。金融厅授权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对国债期货的违规事件进行调查。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得出检查结果后上报金融厅,同时提出处理建议,由金融厅做出最终处理结果。
(2)行业自我管理。日本的行业组织多为各类民间组织和民间协会,他们协调各交易所之间的利益,维护交易员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归口管理”下各交易所之间的协调困难,发挥着政府和交易所之间“上令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
(3)交易所自我管理。日本的交易所全部采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1988年开发的保证金管理系统即SPAN系统计算保证金以控制风险,其特点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保证金的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交易所对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注重实时监控和事后监控。此外,日本的交易所还十分注重信息披露制度,如东京证券交易所为了实现买卖价格公正、有序及买卖渠道畅通,自1974年开始采用行市导报系统,及时向投资者传递当日成交数量、价格、未平仓合约数量等各方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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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差错是指在会计核算时,由于计量、确认、记录等方面出现的错误。 经济事项或交易进入会计系统后,经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输出对信息使用者有用的会计信息。在确认、计量、记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会产生差错。会计差错特别是重大差错若不及时、正确地更正,不仅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且可能误导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使其作出错误的决策或判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会计差错产生原因及更正技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经济事项或交易进入会计系统后,经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输出对信息使用者有用的会计信息。在确认、计量、记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会产生差错。会计差错特别是重大差错若不及时、正确地更正,不仅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且可能误导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使其作出错误的决策或判断。
会计差错是指在会计核算时,由于计量、确认、记录等方面出现的错误。会计差错的产生有诸多原因,以下是几种常见的原因。
(1)采用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所不允许的会计政策。例如,按照我国会计制度规定,为购建固定资产而发生的借款费用,在固定资产尚未交付使用前发生的,应予资本化,计入所购建固定资产的成本。在固定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计入当期损益。如果企业固定资产已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也计入该项固定资产的价值,予以资本化,则属于此类错误。
(2)账户分类以及计算错误。例如,企业购入的五年期国债,意图长期持有,但在记账时记入了短期投资,导致账户分类上的错误,并导致在资产负债表上流动资产和长期投资的分类也有误,即少计提累计折旧,从而虚增当期利润。
(3)会计估计错误。例如,企业在估计某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时,多估计或少估计了预计使用年限,从而造成会计估计错误。
(4)在期本应计项目与递延项目末予调整。例如,企业应在本期核销的费用在期末时未予摊销。
(5)漏记已完成的交易或事项。例如,企业销售一批商品,商品已经发出,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条件均已满足,但企业在期末时未将已实现的销售收入入账。
(6)对事实的忽视和误用。例如,企业对某项建造合同应按建造合同规定的方法确认营业收入,但该企业按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原则确认收入。
(7)提前确认尚未实现的收入或不确认己实现的收入。例如,在采用委托代销销售方式下,应以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如企业在发出委托代销商品时即确认为收入,则为提前确认尚未实现的收入。
(8)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划分差错。例如,工业企业发生的管理人员的工资一般作为收益性支出,而发生的工程人员工资一般作为资本性支出。如果企业将发生的工程人员工资计入了当期损益,则属于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的划分差错。
(9)滥用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例如,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时,为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采用不当方法,或确定不当比例。滥用此两项变更应当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进行会计处理。
(l0)其他原因导致的差错。例如,错记借贷方向、错记账户等。
会计差错产生的原因尽管很多,但差错的更正即账务处理可以从3个标准来考虑。一是差错的发现时间,可以分为日后期间(年度资产负债日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现的差错和当期(当年年度内日后期间之外的其他时间)发现的差错。二是差错的所属期间,可以分为属于当年的差错和属于以前年度的差错。三是重要性,可以分为重大会计差错和非重大会计差错。重大会计差错即企业发现的使公布的会计报表不再具有可靠性的会计差错,一般是指金额比较大的差错,通常某项交易或事项的金额占该类交易或事项的金额10%以上,则认为金额比较大。非重大会计差错,是指不足以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作出正确判断的会计差错。标准一决定了应遵循及时性原则,发现了会计差错立即进行更正处理。标准二、三则决定了应更正哪一会计期间的相关科目。
依据上述3个标准,可以形成7种具体的会计差错,其更正方法有同有异。
(1)当期发现的当年度的会计差错(无论重大还是非重大),应当立即调整当期相关项目。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当年度的会计报表尚未编制,无论会计差错是否重大,均可直接调整当期有关出错科目。例如,2001年12月,发现一项管理用固定资产漏提折旧10000元,则发现时应做如下分录,并调整相关项目:
借:管理费用10,000
贷:累计折旧 10,000
(2)当期发现的以前年度非重大会计差错,其更正方法也是直接调整当期相关项目。对于该类会计差错尽管与以前年度相关,但根据重要性原则,可直接调整发现当年的相关科目,而不必调整发现当年的期初数,所以处理方法同(l)。
(3)当期发现的以前年度的重大会计差错,涉及损益的,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过渡,调整发现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会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数或上年数也应一并调整。如不影响损益,则调整发现年度会计报表的相关项目的期初数。因为是以前年度的重大差错,涉及损益的与本期利润无关,不涉及损益的也只影响本期期初数,这样处理可及时反映真实的会计信息,符合重要性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同时也不妨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例如,A公司2001年9月发现2000年一项已完工投入使用的在建工程未结转到管理用固定资产,金额为600万元,2000年应提折旧100万元,2001年应提折旧75万元(公司所得税率为33%,按净利润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5%提取法定公益金)。经分析,上述事项属重大会计差错,其中2001年末计提折旧75万元为当期发现的当年度的会计差错。两年的差错要求作出调整,其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6,000,000
贷:在建工程6,000,000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000,000
贷:累计折旧 1,000,000
借:应交税金一应交所得税33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330,000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67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670,000
借:盈余公积一法定盈余公积67,000
盈余公积一法定公益金33,500
贷:利润分配一本分配利润100,500
借:管理费用750,000
贷:累计折旧750,000
(4)日后期间发现的当年度的会计差错(无论重大还是非重大),应当视同当期发现的当年度的会计差错,因此更正方法同(1)。
(5)日后期间发现的报告年度的会计差错(重大或是非重大)。报告年度是指当年的上一年,由于上一年会计报表尚未报出,故称上一年为报告年度。由于该会计差错发生于报告年度,无论是重大差错还是非重大差错,应当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调整事项进行处理。
(6)日后期间发现的报告年度以前的非重大会计差错,其处理方法同(5)。因为根据重要性原则,可以将属于报告年度以前的非重大会计差错调整报告年度会计报表相关项目,这样不影响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比性。
(7)日后期间发现的报告年度以前的重大会计差错。对于该类会计差错,由于不是发生在报告年度,故不能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处理,而是将差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发现年度的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调整相关项目的年初数,因此其处理方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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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全体学生的发展。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和个体的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一些学生成了所谓的 问题学生 。分析问题学生产生的根源,找出问题的症结,选取恰当的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是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问题学生产生的心理原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观看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教育类节目《变形记》。这个节目让我感受颇深,节目中的一些主人公大多是一些不爱学习,喜欢吃喝玩乐,沉迷于网络,甚至欺负同学,打骂父母的学生。我们通常把出现这些问题的学生叫做"问题少年",这些学生如果不进行教育,任由发展,不仅会毁了他们的人生,甚至会给学校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一边看节目,我一边思考和反思,为什么生活富裕了,我们的孩子却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了造成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下面我谈一些浅薄看法。
中国家长的心态就是不能让孩子吃一点苦,受一点罪。所以孩子成了家长的掌上明珠,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长期的生活模式让他们养成了不良习惯,他们对父母产生了依赖,失去了对生活的责任心和独立性,同时在心里也产生了一种不合理思想,他们认为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父母稍微做的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开始埋怨,与父母对立,甚至打骂父母,更不用提什么感恩父母了。
节目中的易×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父母的溺爱让他形成了很多坏习惯,因为妈妈不小心把他的裤子弄湿了,他就对妈妈大吼大叫,甚至还要打妈妈。而生活在偏远山村的李×却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家境贫寒,自己从未穿过新衣服,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只有爸爸,每天爸爸为了生活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去耕田,李×每天照顾自己的起居,正是因为这样,李×知道爸爸为了养活自己的辛苦,所以李×很懂事也知道感恩,知道自己有责任为这个家和爸爸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她和易×互换来到城里,易妈妈要给她买新衣服的时候,她却自己偷偷地跑到男装区,用乡亲们给的、仅有的30元零钱给自己的爸爸买了一件衣服。李×的懂事给了城市爸妈很多感动,我想他们在感动之余也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所在。
中国的家长对孩子都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教育孩子,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孩子自己本身的感受,总是一味地追求大人心中孩子的成长方向。而当孩子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时,很多家长采取粗暴的方式对孩子进行他们所谓的教育。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叛逆期,家长的打骂教育让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同时也通过模仿,从父母身上学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当他们不满意的时候,就会打架或者乱摔东西,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节目中的姚×是一位公子哥,每天除了打游戏就是睡觉,爸爸看到他这副模样很是生气,一天晚上喝酒回家看见姚×正在打游戏,二话不说就打了起来,当然姚×很不服气,最后连电脑也摔碎了。而当姚×来到一个山区住在农村的爸妈家的时候,由于顽皮,弄丢了邻居王奶奶的一件衣服时,农村爸爸安慰他说:"没事,就一件衣服而已。"而农村妈妈却在孩子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地拿走家里仅有的40块钱,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到镇上买了一件和王奶奶一样的衣服,还给了王奶奶。后来姚×知道了非常感动,知道了自己犯错误给妈妈带来了什么。同样是孩子犯错,后者的无声教育却让孩子懂得担当和责任。
需要是人的活动积极性的源泉,也是人生活和学习的动力。马斯洛的层次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这些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富裕的生活让他们衣食无忧,而一些家长又不懂得让孩子接受挫折教育和吃苦教育,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穿的衣服是名牌,用的是苹果手机,带的手表也是好几千元的。他们的物质需要父母都可以满足,那还要自己奋斗干嘛?孩子们失去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当然也就没有了学习动机和向上的动力,厌学也就产生了。
节目中有两个城市"公子哥",他们在山区里看到一个残疾的小女孩,她双脚不能走路,却依然快乐地生活和学习,当他们问道小女孩的梦想的时候,小女孩问答说:"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做一名医生,治好像她一样生病的孩子。"这两位"公子哥"开始反思,作为一名残疾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作为手脚健全的他们却每天碌碌无为。他们的反思说明他们已经成长了,至少他们有了自己的梦想,有了自己学习和奋斗的动机。
归属感是指个人感觉被别人或被团体认可与接纳的一种感受。认同感是指人对自己及自我周围环境有用或有价值的判断。人无论怎样都需要被肯定,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得不到被人承认的境地,就会出现很多我没用、我没价值的判断。青少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尊心的需要,他们渴望得到同伴的接纳。而一部分孩子由于学习成绩不好,加上老师的批评指责、父母的打骂,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和没用的人,在班集体中他们得不到尊重和认同,慢慢地他们就把自己边缘化,开始厌学、逃课、打骂同学、顶撞老师。更有甚者,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流氓在一起,做一些违法行为。
周×是一个一到学校就睡觉的学生,他讨厌老师,讨厌同学,刚来到农村的一个小学校的第一节课就开始了睡觉。正好碰到第二天就考试,可是他一个初一的学生考六年级的数学试卷仍然是不及格。这让老师非常头疼,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师听到他在打饭的时候在哼英语歌曲,而且发音非常标准,于是老师就在音乐课上,让他教同学们唱英文歌。周×从来没有当小老师的机会,他教得非常认真,山区的孩子学得也特别认真,下课后,大家也都围着他身边,一副崇拜的样子。就是这次机会让周×感觉自己还是有价值的,同学们是这么喜欢他,而他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改变,变得爱学习了。其实,孩子的改变就是一瞬间的事。
当我们的家庭或班级中出现问题学生时,我们家长或者老师大多数觉得是孩子的问题,其实我们不知道一个问题孩子背后肯定有一个问题家庭或者老师。希望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多关心一下孩子的心理,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请相信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育的家长和老师。
洋子。走进孩子的心[J].家庭与教育,2003(05)。
浅谈问题学生产生的心理原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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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原因,中西方的教育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及其产生的根源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由于民族、地域差异和历史发展上的差异.两者在教育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中西方教育的差异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现在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认识,并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差异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自古以来就存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运动的兴起和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国人开始瞩目西方教育的另一种景观。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等,对中西方文化、教育上的差异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严复首先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两种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其次在“为学”方面,严复也意识到,“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的确,国人勤学苦读、博闻强记,可谓满腹经纶,但探索新知的勇气和精神却不足。而自由的原则是西方教育中的一条重要准则,但在我国避讳很深,强调的是“顺从”。”将中西方教育内容方面各有倚重的情况看得非常真切。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中西方教育差别的讨论更为深刻。著名美藉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也指出,中国传统的教法是,一步步地教、一步步地学,这与中国的整个社会都强调“守规矩”有关。这种教学方法有好处也有坏处,最大的一点好处是,比较有耐心,比较了解要学好一样东西,需要努力,有个过程,不能一下子学到手。传统 教育方法训练出来的小孩,可以深入地学到许多东西,这对于他进大学、考试有许多帮助。但是,对做研究工作来说则有妨碍。
由于过去的学习方法是由人家指出来的路你去走,做研究所需的方法则要自己去找。这里有个习惯问题,忽然一下于要自己去找路.就有点觉得茫然。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在对比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后总结:西方的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广阔的知识面、创造力、适应性、独立性和实践能力。这种教育模式突出地表现在以培养学生适应性为基础,训练动手(实践)能力为手段,增长创造能力为根本,发展个性为目的。东方的教育模式,则重视培养学生精深的知识、逻辑思维、理解能力、统一规范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教育模式突出地表现在以理解知识是基础,崇尚读书(理论)为手段,发展逻辑思维为根本。追求统一规范为目的。
中国的教育方法,强调上行下效,要求教师以身示范,时时处处为学生做出表率;学生则亦步亦趋,机械摹仿。不能有丝毫的违背。西方的教育概念中的教育方法没有什么限制,这也是西方课堂气氛活跃、师生相处比较随意的原因所在。教育教学方法差异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东西方教育宗旨的不同取向。由于中国看重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便要求中国的教师努力成为道德和行为的“表率”。于是。教师在课堂上、在学生跟前显得一脸严肃.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教师一本正经,学生自然也不敢造次。这样,中国的课堂内外有了许多的规矩,连学生的坐姿、举手的姿势都要“标准”。难怪国外一教育考察团参观了国内一所幼儿园,看到孩子们两手背后、一动不动地端坐着,误以为自己走到了“军营”而不是学校。另一方面,中西方为教育设定的宗旨要在学生身上体现,中国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培养(外铄)过程,西方的教育观念则是把学生内在的潜质发挥出来即可。
为达此目的,中国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是满堂灌.大搞“一言堂”,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做,学生看;教师考,学生背;这已成为为中国学校教育的一道主要风景线。与中国课堂气氛过于严肃相比,西方的课堂则显得融洽和宽松.外在的规范少了.教师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也就是说,省去了形式上的繁文缛节,让学生的思维更专注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中凸现其创造性。
教育活动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教育活动过程中两个基本的人的因素。由于中国的教育观念中对学生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不相信学生具有自觉学习的积极性,要求教师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所谓“师高弟子强”、“教不严,师之惰”等,都反映了中国教育把整个教育活动的重心放在了教师方面。西方把教育定义为“引出”.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师只是一个“助产士”,教育的主体却在学生一边。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常披理解为他动性社会行为,西方的教育则被理解为自动行为。受此影响,中国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习惯于接受而不习惯于思考和怀疑。相反。西方国家的学生喜欢提问,教师也鼓励学生要敢于向权威质疑。热衷于辩论,使自己混乱的知识体系在辩论中剔除糟粕和谬误,从而获得迅速的进步。
“守成”与“创新”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都要面临的任务。相对而言,中国更注重“守成”,西方则更为注重“创新”。教’并非点到为止,而是强迫学生去全盘接受所‘教’的内容。以这样的教育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个性受到压抑,创造性被窒息。西方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使学生个性得到张扬,创造性得以发挥。总之,现在我们谈论的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几乎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难怪有学者说:“中西教育观的差异在其原初性文化那里便已初现端倪了。”
尽管中西方教育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教育自身不断被丰富和完善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中西方教育在上述几方面的差异也不断得到强化。但从本质上看,几千年来中西教育差异的实质在总体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可见,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人造现象”。是按照人类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并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建构教育的。中西方教育在其发展之初是还处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个独立存在,二者对教育的原初性理解作为教育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对教育的操作范式具有很强的规约性,充分反映出人类认识对自身实践的巨大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教育的原初性定义,已在思想上勾勒出了各自教育发展的“蓝图”。并在随后的教育实践中逐步生成了中西方教育各自的特点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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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二历史上学期期末综合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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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求是》第16期发表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周宏文章,该文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笔触论述了国家的信用和债务之间的关系:
国家信用是政府能否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做出补偿。一个国家以其主权做担保进行融资活动,就形成了主权债务。2009年底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这场危机席卷了整个欧元区,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备受质疑。大举借债满足无限制的财政支出,严重透支了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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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超期是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结合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际工作,从读者和图书馆两方面剖析超期现象产生的原因,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改进措施,以期减少超期滞还现象的发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图书馆借阅超期现象的产生原因及改进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借阅超期是目前高校图书馆存在的普遍问题,对图书馆的图书管理造成麻烦,也影响了其他读者的利益。为了有效控制借阅超期的现象,本文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借阅超期的现状进行分析,深入了解了造成超期的原因,为图书馆的图书管理方式提出了一定的改进策略。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借阅超期 原因 改进策略
(一)读者借阅超期的现状
图书馆本身有相关制度敦促读者还书,许多图书馆图书借阅超期一天将被罚款0.1元/册,为了保证部分读者的需要,也制定了续借的相关制度。尽管制度十分完善,但是处罚力度不够大,随着物价上涨,有时书本价格远远超过读者超期一年的罚款。
(二)读者借阅超期所造成的影响
首先,读者借阅超期对图书馆的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借阅超期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对这部分图书进行处理,这使得本就工作量繁重的图书馆加重了负担,图书馆需要耗费更多的运行成本和人力资源。其次,借阅超期对读者的权益造成了损失。一方面,借阅超期的读者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不仅给读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又使读者产生抵触情绪,影响了读者与图书馆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借阅超期使得需要这本书的读者不能及时获取资源,影响了其他读者的阅读权益。
读者借阅超期有可能是故意超期,也可能是过失超期。故意超期是指读者明知归期以至却仍不办理还书手续,造成此种现象的情境有三:其一,书籍对该读者十分重要,借阅时间已到期但图书馆并无复本,又不能续借,只好违章推迟还书;其二,对每天0.1元的罚款并不在乎,未考虑到超期归还对其他读者的影响;其三,有的书在市场上很难买到,读者为了长期占有图书故意谎报丢失。过失超期不同于故意超期,首先读者本身是无意于故意拖欠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记错归还日期,或者因学习工作忙碌忘记归期所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意外情况,如图书被盗或是不慎遗失,无法如期归还图书。
(一)制定有效的超期处罚的规章制度
第一,制定有效的超期罚款制度。超期罚款作为一种手段在广大图书馆中得到普遍的运用,在长期的实践来看,这种方法确实行之有效,因此,科学地制定逾期不还的制度十分重要。由于目前超期借阅的罚款并不高,即使是超期一年,罚款金额也不及文献的价格,由此造成读者为自身学习方便故意长期不归还。可见,适度上调罚款标准十分必要。第二, 限制违规读者的借阅权利。适当限制超期不还的读者的借阅权益可有效减少逾期不还的现象。对于逾期不还情节严重的读者,暂停其外借权力,让读者为了以后的借书权益得以实现不得不及时归还图书。第三,坚决执行借阅超期的处罚制度。制度制定以后不执行就等于一纸空文,认真执行借阅超期的处罚制度,不仅是对工作的认真,也是保证其他按规定还书的读者的公平。严格执行处罚制度不仅可以避免图书的私自占用,也维护了广大读者的权益。
(二)完善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
图书馆是以服务大众为首要任务的,因此图书馆有义务为读者创建良好的借阅环境,完善硬件设施。例如设置双屏,借阅窗口一面面向工作人员,另一面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借阅信息,尤其是还书日期,避免过失超期的现象。现阶段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也给图书管理带来便利,读者只需下载某APP即可收到借书到期提醒,还可以从中阅读新闻、图书馆通告、新书推荐、预约到书通知等,这些服务不仅能够减少超期不还的现象,还极大地给予了读者方便。
(三)做好读者入馆教育的工作
高校图书馆的借阅对象主要是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读者进行教育,如发放读者手册,开学期间对学生进行上机教育,积极宣传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教育读者形成良好的品德,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让读者自觉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当然,这种教育是不能够一劳永逸的,在日常管理的过程中要始终强调制度规定,对于超期不还的读者在履行罚款制度以后还要接受教育,让其真正了解到超期不还给工作人员和其他读者造成的种种影响。教育工作在解决图书超期不还的问题上很有意义,不能只是走过场,形式主义,只有将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减少图书超期不还的现象。
(四)开展友情提示图书应还日期的服务
由于部分读者是因为忘记图书的应还日期而导致过失超期,图书馆本就是以服务为第一要义,应该与读者之间友善沟通,因此为了帮助读者及时还书,在各个服务窗口开通友情提示的服务对读者还书很有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电子公告提醒读者,某些资料借阅紧张,督促其及时还书,以保证图书的利用率。
借阅超期是图书馆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有效控制该现象,管理者不能仅仅通过罚款制度督促读者还书,还要透过现象分析本质,从根源入手,以友好的方式提醒读者还书,鼓励读者配合管理人员的工作,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支持,保证图书馆健康良好地发展,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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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全国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相关代表提出,中国要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个人账户制度由此确立。然而已退休的职工(即所谓的“老人”)和在实施个人账户制度以前较早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即所谓的“中人”),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并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但养老金需要支付。2012年,中国养老金空账达到24859亿元。空账的规模有多大,怎么解决个人账户空账等问题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资源枯竭型城市养老保险“断保”现象产生的原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大,企业中出现了参保职工“断保”问题。本文主要对造成企业参保人员“断保”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制定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此为阜新市养老保险改革提供依据。
【关键词】资源枯竭型城市;养老保险;断保;成因
所谓“断保”,就是指已参保职工在与企业关系发生变动后中断了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断保”人群的主体是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等原因卜岗、失业,并因再就业困难而无法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职工。随着传统的国企职工参保群体受国家开展国企“减员增效”改革的影响,中断缴费群体的规模也呈上升趋势。阜新市作为煤炭资源枯竭的城市,经济转型是其唯一出路,如果无法妥善解决企业职工“断保”问题,无疑会阻碍阜新市的经济转型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收入水平偏低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10、2011、2012年辽宁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35057元/人、38713元/人、42503元/人;沈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41525元/人 、41525元/人、48835元/人;大连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44617元/人、49730元/人、54820元/人,而阜新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5354元/人、33110元/人、33110元/人,(表一)阜新市职工收入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大连、沈阳等较发达地区,在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比中处于较低层次。(图一)阜新市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难以长期供给养老保险费用。
图一:2010-2012辽宁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统计图 来源:辽宁统计年鉴
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28%,其中用人单位缴纳20%,个人缴纳8%,参保人员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为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随着CPI不断上涨,市民实际生活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在有效调查者296人中只有122人认为养老保险缴纳对齐消费支出无影响,而超过55%的人受养老保险缴纳的影响,(图二)。阜新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消费压力相对比较大。此外,对于那些以前是企业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其进行补缴时,需要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他们一方面收入低,另一方面收入不稳定,滞纳金加大了其续保的难度。
图二: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来源(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专题调研)
(二)对政策了解不够
在理想状态下,养老保险理应受到最广大市民的关注。但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所调查的296位企业职工里,超过60%的人对其一般了解,而仅有1%对养老保险非常了解(图三)。此外,部分企业职工在养老保险政策方面存在认识误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只要缴费满15年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即可领取养老金。这条规定使阜新市很多年轻人产生了“自己还年轻,无需着急投保,只要日后缴费满15年就可以拿到养老金”的错误观点。还有很多企业的下岗职工片面的认为“视同缴费年限和缴费年限满15年就可以不用缴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凡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缴费已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但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都应按规定继续参加养老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不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属中断缴费,中断缴费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计算基本养老金时,其基础养老金的计算按“去中间,接两头”的办法去掉中断缴费时间,把前后缴费年限累加,并以此计发养老金。因此,累计缴费年限减少,会降低养老保险待遇,影响到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这些均反映出阜新市企业职工对未来养老保险待遇的忽视,在养老保险政策方面存在认识的误区而“断保”。
图三: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断保、续保的了解程度 来源(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专题调研)
(三)用人单位不履行缴费义务
一是用工单位规避缴费义务和责任不愿为重新就业职工续保,这一现象特别针对流动就业群体。据调查部分中小规模私营企业普遍存在为了降低用工成本,拒绝向员工缴纳保险费用的非法行为。因此,用人单位的规避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养老保险的良性运作。
(四)受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影响
外地参保人员断保后大部分养老关系仍保留在我市。他们中一部分是由于不了解养老保险转移政策,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未办理相应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另一部分人员是少部分省市没有完全执行养老保险转移规定,不接受本地户籍在外地打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使得来我市务工的外来参保人员流动就业或返回原籍后,养老关系无法随同转移。在中断缴费人员且缴费年限不满3年的断保人员中,有l,3是因无法转移和不实行一次性结算,被动将养老保险关系保留在我市的。
(五)阜新市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不到位,续保的手续不够简化
经调查发现,66.8%的调查对象更换过工作,并有59.4%的调查对象因为更换工作对继续投保产生影响。就目前而言,异地缴纳保费这一行为还未能实现,部分职工放弃本地的工作到外地发展,由于缴费时间与地点尚不能因人制宜,迫使他们放弃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继而产生“断保”的现象。
面对阜新市“断保”问题的不断多样化、规模化,政府必须深入分析企业职工“断保”现象的成因,并就阜新市企业职工“断保”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以及法律政策,才能有效遏制“断保”问题带来的危害并提高阜新市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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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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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深度衰退,一些转轨国家甚至同时出现了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面对这些危机及其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状况,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维持金融业稳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的救助以减轻危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国家还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经济援助。这些举措对转轨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在2009年大幅下滑,表4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另有资料显示,到2009年第2季度,克罗地亚、哈萨克斯坦、波兰、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国的工业产出已转为正增长。波兰国内需求相对较强,而且GDP保持了正增长。图1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工业产出增长情况。
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改善,再加上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东欧转轨国家的外贸出口。从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期间,外贸促进了波兰GDP增长3.2%,捷克增长0.5%,斯洛伐克增长1.6%,匈牙利增长7.3%(但其国内需求下降了10.5%)[5]。特别是2009年第4季度,全球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出口的增长。
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破产倒闭,存款者也没有普遍丧失信心。虽然如此,由于经济恢复缓慢,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不得不削减对私有部门的贷款以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图3表明了转轨国家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情况(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转轨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逐步摆脱危机的严重影响,出现经济向好态势,主要得益于转轨国家果断实施了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特别是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并稳定金融业,千方百计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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